巴九公的博客

对联二则

2015-08-27 05:14:27

纪念中国远征军忠烈联
节钺出滇西度孟拱雄关攀野人荒麓犹芳草木英雄血；旌旄征缅北克密支那市复曼德勒城还祀陵园华夏魂。

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祭
三家结轴心灭族屠城侵略凶焰嚣世界；四国同盟友扶倾抗暴和平福煦布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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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黄怀信教授清华简《金縢》样读（一）

2015-08-27 04:07:40

評黃懷信教授清華簡《金縢》校讀（一）

黃懷信教授《清華簡金縢校讀》一文，是下愚讀到此類文章中最為客觀者，但亦有未及。
以下每段起始引號内，為清華簡文，緊接黃教授校讀。何按則為下愚學習心得。
　　
　　“武王既克殷三年，王弗豫有遲”，今本作“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按：克殷者即“王弗豫”之王，“既克殷”前不必有“武王”，今本長，簡書“武王”二字，當是後人所增。
“有遲”不可通，“遲”，當借爲“疾”，二字古皆舌上音（“疾”從“矢”得聲可知），“遲”在脂母、“疾”在質母，陰、入對轉。總之是指武王有病。《史記•周本記》 “武王病”亦在“武王已克殷，後二年”下，與今本同。《逸周書•作洛》載：“武王克殷……既歸，乃（仍）歲十二月崩鎬。”“乃”讀爲“仍”，二也。所以不可能有既克殷三年病，簡書作“三”當誤。

何按：黄说是。但遲声为定母，韵在脂部，疾声为从母，韵在质部，质韵为以t收声之入声，二字读音差别较大，查楚辞绝无以疾、遲合韵者。清華簡之釋讀引廣韻訓遲為久，說文無此義，廣韻乃宋人所輯，此用後起義釋經典。且有久，無久成何語言？弗豫，或不豫，至少至戰國時期，非有病之專稱，《孟子•梁惠王下》：“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孟子•公孫丑下》：“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則是不愉悅。其句意可為“王不高興很久”，非王病很久。故此乃清華簡炮製者故弄玄虚。
關于武王在位時間及其崩年，文獻多歧，有必要多說兩句。
《逸周書•作洛解四十八》：“武王克殷……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彙校集注》：“孔晁云：‘乃，謂乃後之歲’。”《黃校》乃訓仍，義為二。
乃為接續詞，不必旁訓，《爾雅•序疏》：“若乃者，因上起下語。”乃歲卽下歲，次年；卽克殷之第二年。但此與《逸周書•明堂解五十五》：“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帝王世紀》“六年庚寅崩”相左。故丁宗洛稱“乃歲（孔）注言乃後之歲，承上句‘旣歸’而下，似次年便崩，故《史記》言克殷二年武王崩。然《明堂解》克紂六年崩,兩悖也。”
《史記•周本紀》：“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緊接下來，《史記》又稱：“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
《史記》所言，的是克殷後二年武王崩。《史記》所錄時間與《書•金縢》合。武王喪乃周大事，《金縢》未另起年，故是旣克商之二年。
《集解》引徐廣曰：“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
《作洛解》學界歷認其為西周之作，而《明堂解》為後人追述。故《作洛解》所言，可信度更高。但《明堂解》所說六年，亦自有由，誤在此六年不是武克殷後六年，而是武王在位之六年。卽是武王在位六年而崩。此說似與一些陳說相冲突，實則絶可采信。
《史記》：“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
此九年為文王九年？武王九年？《逸周書•文傳解》：“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故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史記》稱“（受命）後十年而崩”乃指其所歷年份，所謂舉其成數，當是文王九年。武王旣稱太子發，奉文王以伐，自然未改正朔，仍用文王紀年。《書•武成》亦有：“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懐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畢說有二：①《集解》引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②《索隱》按：“‘上祭于畢’，則畢，天星之名。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星也。”
九年文王崩，當書葬於畢而非祭於畢。然其時並未葬文王。《史記•伯夷叔齊列傳》：“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可見至武王伐紂，未葬文王。葬文王，乃國大事，其時正在圖商緊要關頭，暫厝文王靈柩，一可集中精力圖商，再則，正好以文王名號伐商。
上祭於畢，則畢為天星。此處祭畢，非卽於當年興兵，而是祈神庇佑。九年文王新喪，武王當守制。
東觀兵之年，《史記》作九年；伐紂之年，《史記》作十一年，皆誤。《史記》之誤，容有别因，此不贅。《集解》引徐廣曰：“譙周云：‘《史記》武王十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則譙周所見《史記》與今通行《史記》有兩年之差。九年武王守制，至十一年，守制兩年（守制本當二十七個月，此舉成數，或處于非常時期，略作變通）東觀兵，十三年伐紂，時間正合，且與《書•泰誓》“惟十有三年”，《逸周書》之《大匡解第三十七》“惟是（十）有三祀”，《文政解第三十八》“惟十有三祀”，《大聚解第三十九》“維武王勝殷”，《世俘解第四十》“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皆敍述武王伐商事為十三祀，與《泰誓》合，與譙周說亦合。
《逸周書》之《柔武解第二十六》起，稱其年為“維（武）王元祀”，《大開武解第二十七》“維王一祀二月”，《小開武解第二十八》“維王二祀一月”，《寶典解第二十九》“維王三祀二月丙辰朔”，《酆謀解第三十》：“維王三祀，王在酆”，《寤儆解第三十一》“維四月朔，王告儆”。此四月當是三祀之四月。《武順解第三十二》、《武穆解第三十三》皆不記年月。至《和寤解第三十四》“王乃出圖周，至于鮮原”，若此十三祀為武王紀年，豈有從三祀至十三祀，十年之間，不記一年一事之理。
晉黃甫謐《帝王世紀》：“四年，起師於鰖水，甲子，至於牧野，乃作牧誓。”此四年，乃以武王系年，加文王九年，恰為十三年，與《書》、《逸周書》合。與《史記》之說差二年。但與譙周所見合。
《逸周書•度邑解四十四》：“維王克殷，國君、諸侯、乃厥獻民、征主，九牧之師見王于殷郊。”，卽武王克商之年事。同篇有“惟二神授朕靈期，予未致于休，予近懷子、朕室，汝維幼子，大有知。”，卽克商之年，武王身體已有不適之感，並與叔旦謀傳位之事。《逸周書•武儆解第四十五》“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是年為武王崩年，克商已為十三祀，不可能武王崩年為十二祀，南宋高似孫《史略》二作一，卽十一祀，顯用武王系年。武王十一祀，距克商之年已八九年，卽《度邑解》與《武儆解》所述之事，已相距七八年，此不可能。極可能是仍用文王紀年，誤將二、四對調，卽“惟十有四祀二月”，卽克商後之年二月，王告夢。則與《書》、《史記》、《帝王世紀》合。
又文王崩於九年之暮春，武王九年繼位，及十四年春，在位六年。
又《竹書》以武王十二年克商，與《書》、《逸周書》、《史記》並違。武王崩年則作十七。《史略》為南宋人作，《竹書》，則為南宋後人所輯，皆不如前引諸作可信度高，故伐紂之年當為文王系年之十三祀。
武王崩年，《帝王世紀》作“十年冬，王崩於鎬，殯於岐，時年九十三歲矣。太子誦立，為成王。”《帝王世紀》接下來又有：“武王定位元年，崴在乙酉，六年庚寅崩。”兩說不同，意定位者，伐商成功也。然此說與《書》、《史記》之說不侔。且與前說《度邑解》、《武儆解》所說之事，時間相差亦有六年，於情理亦不合。徵之《紀年》，十二年伐紂，十七年崩，亦不合。故定位當是武王嗣位。如此則與《書》、《史記》、《逸周書》之說合。
武王崩時已九十三，照《竹書》之說，成王時方十二歲，豈有八十一歲始生子者，周之制系父子相承，昔人壽短，若四十五十尙無子嗣，則被視作無後，以其繼統似不可能。周之傳承，如太王傳季歷而不傳太伯，因季歷有子昌，故周之傳位不必傳嫡長子有例在先。故發繼統時當有子嗣，卽使武王嗣位之年生成王，武王十三年克商，後六年崩，成王已十九歲，或按《竹書》武王嗣位十七年崩，成王亦十七歲，何須周公攝政？《竹書》以武王崩時，成王十二歲，至成王七年，周公復政於王，卽成王十八或十九歲卽親政，足以說明此點。
下愚曾引《楚辭•天問》句“載屍集戰，何所急！”“載屍集戰”與伯夷、叔齊諫詞“父死不葬”義同，豈有父死十三年不葬之理？“何所急”一問正說明父死不久卽興兵伐紂。
若武王在位十九年或十七年方崩，對於政令，應早有修齊，對於人事，當早有料理，對於管、蔡之徒，亦有所訓誨，其在克商之年，身体已有不適之感，對於頋命托孤，亦早已安排停當，姬旦亦當早預政事，大權已經在握，廣植人手。管、蔡流言，豈能左右朝堂？
由此觀之，《書》及《逸周書》所載武王伐商之年，皆用文王紀年，武王在位僅六年，克商後二年卽崩。

“二公告周公曰：‘我其爲王穆卜’”，今本無“告周公”三字。按：下文有“周公曰：‘未可以戚吾先王’”（今本同），則此“告周公”三字不必有，且二公亦未必專告周公，今本長，簡書三字當是後人據意而增。
何按：黄说是
　　
“周公乃爲三壇同墠，爲一壇于南方”，今本無“周”字，“公”下有“自以爲功”四字，無“一”字。按：今本下文云“以旦代某之身”，則有“自以爲功”四字長，謂以自身爲抵押以求成功。簡書後文云“周公乃納其所爲功自以代王之說于金縢之匱”，明顯是以“自以爲功”四字移用于後，可見是對原作有改寫。唯“爲一壇”之“一”字以意當有，謂三壇之外另爲一壇，今本蓋脫。
何按：黄说未尽善：“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此間不加一為是，下文“周公立焉”，説明周公一人立，一人祝禱，一壇足矣，加一則贅。如今人入廟燒香叩拜三世佛，須一佛前設一蒲團而叩三處乎？

“周公立焉，秉璧植珪”，今本“周公”上有“北面”二字，“秉璧植珪”作“植璧秉圭”。按：既言爲一壇于南方，則有“北面”長。秉，動詞，謂把于手中。璧爲圓物，不得言秉，今本作“植”當是。植，孔傳訓“置”，放置。然觀下文云“爾之許我，我則晉璧與珪；爾不我許，我乃以璧與珪歸”，則此時璧當在手，故疑“植”借為“執”。《禮記•雜記上》：“含者執璧。”可見璧可言執。
何按：孔傳訓“植”为“置”是，置璧于三王之壇，三壇分别用以放置三王神主及祭祀祈禱之物，古人朝會，祭祀，秉珪為常例。三國魏嵇康《難＜宅無吉兇攝生論＞》：“湯禱桑林，周公秉圭，不知是譴祟非也？”“周公秉圭”其出處自是《書•金縢》，可見漢末魏初，《金縢》文仍作“秉珪”，其時今、古文《書》俱在，這才是貨真價實的《古文尙書》之原貌，而劉國忠見到的《古文尙書》之“原貌”，則是貨真價實的偽作。
　　
“史乃册祝告先王曰”，今本作“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按：册祝告，謂以册書祝告。簡書以大王、王季、文王合稱先王，明顯屬于縮寫，而不會相反。
何按：黄說是。
　　
“爾元孫發也”，元孫，長孫。發，武王名。今本“爾”前有“惟”字，“發”作“某”，無“也”字。按：告先王，稱名當是，今本作“某”當是後人所改。唯“爾”前有“惟”字，較合古例，無“也”字亦是。
何按：告先王，若王自告，或王之父母告，稱發是，此乃周公告，當避王諱，以守人臣之禮。元孫某為誰，人盡皆知，先王在天之靈亦盡知，何須呼其名？若周公告先王時可直呼王名，作策者告先王亦可直書王名，成何禮數？“惟”為發語詞，更有强調之義，加惟合於慣例，不加惟，則是今人行文之規。
　　
“遘害虐疾”，今本“害”作“厲”。按：“遘”，遇也、遭也。“害”，猶患，今人患病猶曰害病。然則二字義復，不如作“厲”。 “厲”字孔傳訓“危也”，謂危險、嚴重。“虐”，孔傳訓暴。虐疾，即暴病。然《說文》訓“殘也”，似無暴發、突發之義，故疑借為“瘧”。《說文》：“瘧，熱寒休作。”即今瘧疾病。所以，“遘厲虐疾”，就是患上嚴重瘧疾。今本後文云“王翼日乃瘳”，而“就後”武王又陟，說明武王所患可能就是瘧疾。
何按：殘卽有暴義，如殘暴，殘賊。《詩•小雅》：“廢爲殘賊”，此處二羲兼取，不必釋虐為瘧，如今人稱“危重”病人。
　　
“爾毋乃有備子之責在上”，毋乃，猶莫非，問辭。“備”，借爲“丕”，音沛。丕子，即太子。責，讀爲債。上，即天。今本作“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多“以旦代某之身”，意較明。可見簡書有省略。
何按：丕有大義。《書•大禹謨》：“嘉乃丕績。”《書•大誥》：“弼我丕丕基。”此處丕為動詞，所謂大子卽光大元孫某之業之責於天之義。《簡》：“爾毋乃有備子之責在上。”備雖有成、福、助等義，與丕之義略同，但不如光大其業中肯。備若借為丕，丕子即太子，則“毋乃有太子之責在上”成何言語？清華簡釋讀引《公羊傳•桓十六年》東漢末何休注“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兹”之“負兹”唐徐彦疏疏為“諸侯言負兹者，谓負事繁多，故致疾”。真乃不知所云。若說武王負兹，武王已成辟，已為天子，何得以稱諸侯之語稱之？若責三王，則三王在天，何疾之可罹？負兹與此節何干？故作艱深，以炫淵博，實滕文公耳！
　　
“惟爾元孫發也，不若旦也，是佞若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元孫發，即武王。旦，周公名。“旦”下“也”字當衍。是，如此。言爾元孫發不如旦如此佞且巧能。佞，《說文》：“巧諂高才也。”若，猶又。今本作“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據簡書，“仁”借爲“佞”，“考”借爲“巧”。簡書明顯有縮寫之迹，唯“佞”、“巧”用本字而已。
何按：簡為縮寫，顯而易見；從何知“佞”、“巧”為本字？“是佞若巧能”，誰是？佞卽有巧義，《廣雅》：“佞,巧也。”巧卽是能，佞，巧能，太過重復。佞字古人多用貶義。《書•舜典》：“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孔傳：“任，佞；難，拒也。”蔡沈集傳：“任，古文作壬，包藏兇惡之人也。”宋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辟邪説，難任人，不為拒諫。”故以“佞”、“巧”為“仁”、“考”本字，旣無根據，更不當。
斷句當若孔穎逹及蔡沈注疏，“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仁者仁柔順從。若：此處有爾、汝義。《史記•項羽本紀》：“吾翁卽若翁”，《漢書》：“吾翁卽汝翁”，卽其證。考：《禮記•曲禮》：“生曰父，死曰考。”此處亦用為祖考，卽祖先。能多才多藝：如此多才多藝。孔穎逹疏：“我仁能順父，又且多材力，多技藝，又能善事鬼神。”今本為佳。簡乃妄撰。

“命于帝庭，尃又(溥有)四方,以定爾子孫于下地”，今本同，唯“命”前有“乃”字，“溥有”作“敷佑”。按：“佑”，當是借字。乃，却，表示轉折。此無“乃”字，義不明。命，謂受命。“溥有”，即廣有、遍有。溥有四方，謂擁有全天下。下地，即下土，與“上”相對。今本下更有“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義較完。可見簡書于此亦有節略。
何按：黃以今本義較完，是。但釋“敷佑”為“溥有”則誤。
敷有溥義，亦有布與施義，《書•湯誥》：“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爾萬方百姓。”《書•盤庚下》：“其敷心、腹、腎、膓”。“式敷民德。”《微子》：“往敷乃訓。”《大誥》：“敷前人受命。”皆用施，布之義。佑之義為庇佑，護佑。《書•湯誥》：“上天孚佑下民”，《書•泰誓上》：“天佑下民”，《泰誓中》：“天乃佑命成漡”，皆用庇佑義。且佑無有義，有無佑義，《書》文無一以佑作有，以有作佑者。
是時周最急切問題，不是“溥有四方”。是時周已定鼎，奄有天下，已經“溥有四方”，但天下初定，四方未寧，殷之遺民，心懷首鼠，殷之武庚與周之管、蔡等正謀作亂，其最急迫者是請三王之靈，陳情上帝之庭，请命施佑四方，布佑四方，使禍亂不作，人民得安。使能定爾子孫於下地，此子孫自然包括庇佑姬發康泰，使管、蔡不作亂，使四方之民，無不順從新王新朝，先王之靈亦永有歸所，長享祭祀。可謂敘之以理，感之以誠，情詞切切。
《簡》文作“溥有四方”，亦非作簡者向壁虛構，而有自來。
近人周秉鈞《尚書易解》（周作有1984年岳麓書社版）：“敷，徧也。佑，讀為有。王國維曰：“盂鼎云：‘訇有四方，知佑為有之假借，非佑助之謂矣。’罔，無也。祇，敬也，此言武王新見命於上帝，徧有四方。”周之釋語焉未詳，盂鼎銘此段為“盂，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載武王嗣文（王）作邦，闢厥慝，匍有四方。”
須知大盂鼎製作時已是康王二十三年，其語境與《金縢》成册時完全不同。周用數十年後製作盂鼎銘以釋《金縢》之敷佑，必乖剌。
“受天有大命”本來文從字順，義理曉暢。受於天，有大命。《書•康誥》亦有“天乃大命文王”，與之同義。近人釋“有”為“佑”，句遂成“受天佑大命”，文、義俱乖。既受天大命，不佑何受？加佑則贅則隔；若天佑大命，不受何佑？加受則贅則隔。
“受天有大命”不僅為加強語勢，且為既成時式。即受於天有了大命。這種時態表述，近人亦有，南洋一帶老華僑，常以“有”作語助，以表示過去完成式。如問：“你去開會沒有？”答：“我有去開會！”卽“我去開了會“。有古人亦常作語詞，如有熊，有娀，有唐，等等。
“有”無“佑”義，“佑”無“有”義。如《書•西伯戡黎》：“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書為“我生不佑命在天”，成何話語？又如《書•泰誓上》：“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能寫作“天有下民”？
《廣韻》：“徧，周也”。又《廣韻》：“徧，俗作遍。《魏誌•賈逵傳註》：“逵最好春秋左傳，自課誦之，月常一遍。”故徧者遍也，溥也。清華簡之作者將《書》之原文，“敷佑”按周秉鈞之釋“敷佑”為“徧有”，又唯恐人識破機關，改徧為溥，故“敷佑四方”遂成“溥有四方”，剽掠之蹟已無所遁形矣！
“匍有四方”即“溥有四方”，此借溥為匍。故清華簡“溥有四方”亦從盂鼎得，“溥有“與”敷佑“絕非同義詞，已如前述。盂鼎至遲當於犬戎攻破鎬京時入土，於清嘉道始重見天日，戰國楚人，不可能見盂鼎銘，故清華簡炮制者乃從今人對盂鼎铭之誤釋改寫“敷佑”為“溥有”，清華簡為上世紀80年代後之人所炮製已原形畢露矣！

　　“爾之許我，我則晉璧與珪”，之，猶若。許，答應。晉，進也。言“晉”，正與前“植（執）璧秉圭”相應。今本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俟爾命”。歸，猶送。俟，待也。
　　何按：《書》文優。爾之許我，許我何事？武王病瘳，病愈非於祝禱之地可立見之事，故須以璧與珪歸以俟爾命。歸卽歸於宫室，豈有在祝禱之壇，立等武王病愈之理？《書》：“王翼日乃瘳”，正為此注腳。《簡》文乃妄加。

“爾不我許，我乃以璧與珪歸”，“歸”謂回。今本作“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下有“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幷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義較完。可見簡書確有節略。
何按：《簡》文乃肢解《書》文而成。《書》文“屏璧與珪”，卽藏璧與珪。神不許我，武王不起，則璧與珪神不受享，故只能藏而儲之。
卜乃謀國大事，此文前卽稱“為王穆卜”，而“公乃自以為功”，焉有不卜之理？古人重卜，雖訴之鬼神，亦有神道設教，奉天明命之意，以安定人心，動員羣衆。《書•泰誓中》有“朕夢恊朕卜”，《書•大誥》有“朕卜幷吉”、“予得吉卜”、“矧今卜幷吉”等。簡文連自己設定的問題也不交割，荒疏至如此乃爾！

　　“周公乃納其所爲功自以代王之說于金縢之匱”，今本作“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自以爲功”在前文。按：“册”，即前文“史乃册祝告先王”之册，爲實物，故可納于匱中。而說，則不可以納。可見簡書有語病。又簡書無“王翼日乃瘳”句文意雖順，但如此則前事無結果，所以原作當如今本。
　　何按：黄說是。

“乃命執事人曰：勿敢言”，今本無此句，而後文有“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按：簡書後文亦有“王問執事人。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可見有重復，所以此處原作亦當如今本。
何按：黄說是。

　　“就後武王陟，成王猶幼在位”，今本作“武王既喪”，無“成王猶幼在位”句。按：就後，猶乃後、其後。今本與簡書下文于成王皆稱“王”，證明是當時人所記。簡書于此稱“成王”幷言“猶幼在位”，明是後人所增。
何按：黄說是。
《尚書》諸篇，皆為周之史官目擊之錄，成王其時尚幼人所共知。後文之孺子、沖人已說明成王年幼，何須饒舌？在位二字尤為蛇足，既稱成王猶糼，他不在位誰在位？“成王”之稱尤不當。史家即錄，王尚在，何得稱謚？這就是所謂祖本之西周文獻？
此句誰添加？楚史官？楚為大邦，史官至少具起碼資質，须知他不是創作，也不是引述，而是照書錄史，所謂批朱貼黃，抄錯了也會改正，不按要求寫，抄錯而不改，是會被問責，甚至會被殺頭的，記得齊太史的故事？《郭店簡》中卽有改錯之標識。
須知《尙書》、《逸周書》皆是歷史檔案輯錄，不同於後人隔代修史。歷史檔案乃當時史官卽時之錄，有類於後之實錄，今之會議記錄。清華簡炮製者總是忘記其所扮演之角色乃西周史官，連楚史官角色也未扮演好。須知楚史官不是修周史，不是引周史，而是抄周史。
能寫出這種不成名器的東西？只能是今人給小朋友說故事。

“管叔及其群兄弟乃流言于邦曰：‘公將不利于孺子’”，今本無“兄”字，“邦”作“國”。按：與作流言之蔡叔、霍叔等皆管叔之弟，簡書稱“群兄弟”，不如今本作“群弟”確切，“兄”字或是衍文。今本“國”字，自是漢人避諱所改。管叔及其群兄弟乃流言于邦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幷隨即叛亂，幷非只造流言而已，所以下文周公曰“辟”。《史記•管蔡世家》載“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于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當是事實。
何按：“今本‘國’字，自是漢人避諱所改。”黃說未諦。
“國”與“邦”，一字之差，不僅優劣立見，且真偽立見。國亦有國都之義，《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此正指國都。《孟子•離婁下•齊人有一妻一妾》章之：“遍國中無與立談者。”《楚辭》：“國中屬而和之者數千人”豈有楚國一邦之人，盡和其歌！故此間之國，皆指國都。
1、管叔及其羣弟，至少在其始，無力在全邦散布流言。2、其散布流言之主要目的，在於使當政者知道，從而挑撥其與周公之關係，其最佳地點自然是“國”中。而不必在全邦造輿論。
同篇（《金縢》）文字，緊接下來，卽有：“邦人大恐”四字，篇末亦有“二公命邦人”字様。惜乎黃教授讀書未熟。
此邦亦彼邦，此處不諱，前何須諱！且先秦文獻，由漢及今，邦字所在多有，別書別篇不改，此書此篇漢儒何必改？
不僅先秦文獻，即如漢人著述，亦常用邦字，如《史記•樂書第二》：子夏答曰中引詩有“王此大邦，克順克俾。”《律書第三》有：“兼列邦土”，《天官書第五》有：“亦領州列邦”。等等。或有諱者，如《仲尼弟子列傳》有“鄭國字子徒”，而《家語》則稱鄭邦。《索隱》謂“（《史記》）蓋避高祖諱而改。”但《弟子列傳》中亦有“邦巽字子歛”而不諱者。古本《家語》魏晉間已逸，今本乃魏王肅輯錄而成，未必沒有王肅誤書或擅改之處。司馬遷處漢武嗜殺之世，以刑余之身，數書“邦”字於《史記》之中，此無忌彼亦無忌，遷既不諱，其他漢儒何須諱？《漢書》用邦字凡二十餘處。《六經》中邦字多有，從漢及今，歷歷在目，何曾改邦為國？
漢人不僅不諱邦，西漢諸帝之名亦不諱，以《史記》為例，盈、恒、啟、徹皆不諱。“清華簡”改國為邦，才是後人妄度漢人心事，以證其高古，結果弄巧成拙，偽作醜行，不打自招。
是否《簡•金縢》行文偶誤，黃教授亦偶失詮？答曰：非也！
下愚讀清華簡《皇門》、《祭公》，本想學而後寫心得，豈料讀其《說明》，《皇門》有：“簡本為戰國寫本，但所用語詞多與《尚書》中的《周書》諸篇及周初金文相似，如謙稱周為‘小邦’（今本避漢高祖諱作‘小國’）等皆為周初慣用語，知其所本當為西周文獻。”
《簡•祭公》說明亦有：“本篇是今傳世《逸周書》所收《祭公》的祖本”。“至於今本中將邦字除去，或改寫為國字，顯然是避高祖諱的結果”。下愚讀其《說明》至此，興味索然，不知此仍否黃教授大手筆。其乖剌則與黃教授同！由是知此非書簡者偶誤，而是漢後人著意而為。
卽逸周《書》亦“邦”字數見，如：
《商誓解第四十三》：
“爾邦冢君，無敢其有不告見於我有周。其比冢邦君，我無攸愛，上帝曰：‘必伐之’！”“肆予明命汝百姓，其斯弗用朕命，其斯爾邦冢君，商庶百姓，予則◻劉滅之。”
“今紂棄成湯之典，肆上帝命我小國曰：‘革商命’！”
“斯小國於有命不易！”
“其有何國。”
《職方解第六十二》：
“職方掌天下之圖，辯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
“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按：黃校作拜國，盧文弨校作邦。“拜國”義不可曉，從盧）。
《（逸）周書序》：
“文王唯庶邦之多難，論典以匡謬，作劉法。”
“武王命商王之諸侯綏定厥邦。申義告之，作《商誓》。”
“民非后罔乂，后非民罔與為邦，慎政在微，作《周祝》。
此節所錄，皆出自黃懷信教授等所著之《逸周書彙校集註》。
從上所列，見今本《逸周書》中，邦字多有。《皇門》、《祭公》之“邦”，亦他篇之邦？
他篇漢儒不諱，《皇門》、《祭公》何須諱？《商誓解第四十三》“邦”、“國”同篇，《職方解第六十二》“邦”、“國”同句，漢儒何諱之有？何改之有？故知其所本非“西周文獻”，實乃“當代文獻”者！豈非黃教授之《逸周書彙校集註》摑了“清華簡”《皇門》、《祭公》篇說明者一記耳光！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亡以復見于先王’”，按：缺處今本作“弗辟，我”三字。簡書作四字，疑“我”下有“則”或“乃”字。其上文“爾之許我，我則晉璧與珪”、“爾不我許，我乃以璧與珪歸”是其例。之，猶若。辟，舊或訓法，或讀“避”。今按《說文》：“法也。從卩從辛，節制其罪也。”正是其義，謂節制管叔等人之罪。武王陟，成王即位之時天下初定，若任管叔等人反亂，文、武所創之業必將不保。周公作爲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自將無顔見之于地下。且武王生前，曾有傳位于周公之意。如《逸周書•度邑》載：“王□□傳于後。王曰：‘旦，汝維朕達弟，予有使汝……汝幼子庚厥心，庶乃來班朕大環……乃今我兄弟相後，我筮龜其何所即？’叔旦恐，泣涕共（拱）手。”可見兄弟之情至篤，所以說亡以復見于先王。若讀爲“避”，則不論是避居東、居楚、居豳、居蓋、居奄，皆是任群叔作亂，坐觀先王之業被毀，又何以復見于先王？可見讀“避”不合情理，而且也與史有東征不合。“奔楚”也是一樣，沒有“作案時間”。
　　何按：如前述“晉璧與珪”等皆妄，《書》文是。至于“辟”字，下段再議。他非本文所當及。

“周公宅東三年，禍人乃斯得”，今本作“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按：“宅”即居，處。禍人，即罪人，指管叔、蔡叔、霍叔及武庚等作亂爲禍之人。觀一“乃”字、“則”字，可知得禍人與周公宅東有關。所以，此“宅東”、“居東”必非閑居，而應指東征。因爲東征數年皆居東方不在西方，故曰居東、宅東。如此，則上“辟”字亦必不能讀爲“避”。關于周公東征得罪人，《逸周書•作洛》載：“（成王）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群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其時間，世有三年之說。如《詩經•東山》：“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詩序》曰：“《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是周公東征確是三年。所以此當以簡書爲是，今本“二”字當誤。當然，得禍人與完成東征可能幷不同時。所以，如果純從得禍人說，則作二年或當不誤。
何按：今本為“周公居東二年”，居顯非征，簡亦作“宅東三年”，宅亦非征，焉能以居東臆作征東？罪人（流言於國者）未得（未得知為誰，非必擒獲），周公處嫌疑之中，何能興兵東征？何能誅管蔡？如此作，豈非授人以柄？更啟成王及羣僚疑竇，周廷必將大亂。周公往東趨避於雒，旣有震攝武庚及管、蔡之勢，更有遠離宗周，示其絶無覬覦天位之心，以安成王及羣僚之心，以熄流言之蠱，武庚、管、蔡欲叛而準備未及，出師無名，有周公在東震攝，故隠忍而未敢發，此乃兩安之策，周公固善謀略者。卽使如此，從本篇看，成王之疑猶未釋，得周公存入金縢祝册後，始知周公忠公體國之心，誤會方釋，流言之蠱方銷，方有成王郊迎周公之舉。周公還鎬京，管、蔡知其陰謀敗露，遂鋌而走險，糾合武庚起兵叛，方有周公東征事。周公東征與宅東二年是兩回事，與《鴟鴞》及《大誥》連讀卽知。此不贅。

　　“于後，周公乃貽王詩曰雕鴞，王亦未逆公”，今本作“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未敢誚公”。按：“周公乃貽王詩曰《雕鴞》”，明顯是脫胎于“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鴟鴞》詩在今《詩經•豳風》。雕、鴟异名，故又作“雕鴞”。逆，迎也。未逆公，謂未從東方迎回周公。誚，責備。今本後文云“惟朕小子，其新（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簡書後文亦云“惟余沖人，其親逆公，我邦家禮亦宜之”，“王乃出逆公”，則“逆”本爲後事，此不當言，所以今本作“誚”當是，簡書乃合後文而言之。又觀《鴟鴞》詩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則成王當時已有拒絕周公西歸之心。
　　何按：黃說是。
“是歲也，秋大熟，未獲。天疾風以雷，禾斯偃，大木斯拔，邦人□□”，今本無“是歲也”，“天疾風以雷”作“天大雷電以風”，缺文作“大恐”。按：無“是歲也”三字不影響文意，簡書明是增出。“疾風以雷”作爲氣象，較爲平常，不如作“大雷電以風”更加符合“禾斯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之後果，所以今本當是。
何按：黃說是。

　　“□□弁，大夫 [糹乘]，以啓金縢之匱”，今本作“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按：以今本意，缺文當是“成王”。弁，常服所配。成王弁，謂不著禮服、不戴冠冕。疑當是服飾名。簡書是將王與大夫分書，顯然不本于今本。
何按：稱“成王”不當，簡文自不本於今本《書》。字乃簡文炮製者仿“纁”字而偽造。纁為淺絳色裳。《禮記•禮器》：“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乃一般士人着裝。《詩•周頌•絲衣》“絲衣其紑”孔穎達疏：“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
《孔傳》：“皮弁質服以應天”。《正義》：“皮弁象古，故為‘質服‘。祭天尚質，故服以應天也。”王與大夫盡弁，卽皆以質服以應天。何須說王如何著裝，大夫如何出行，在些須小事如此大費筆墨。清华簡注文“大夫疑卽《左傳》之‘乘縵’，杜注‘車無文’”。如此，則須述王乘何車，大夫著何服。且置金縢之地，當在王宫大内之中或距王宫不遠處，步行可逹，何須車輅伺候！清華簡炮製者於此篇行文，不當簡處簡，當簡處則大費周章，其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王得周公之所自以爲功，以代武王之說”，今本作“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按：作“王得”，顯然不如作“乃得”語順；“周公所自以爲功”義可通，簡書“之”字亦當是後之所增。
何按：黃說是。

　　“王問執事人。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今本作“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按：作“乃問諸史與百執事”，似較符合情事，因爲王當時可能還不知道當年之執事者是誰，所以需要遍問。至于二公是否同問，似可疑問，因爲當初之事二公盡知。可見今本亦有不妥處，說明非是原作。
何按：黃說差强人意。二公之所以問，或二公乃掩其知此事於王前。因二公本可將此事先告於王，但罪人未得，若二公告此事于王，王或將疑二公為周公說項，甚而疑二公與周公串通，于初興之周，將造成更大危害。故二公或受周公之托，不先告王，以避嫌。王問百執事，若二公先言，有誘導百執事，為其說定調之嫌。
從當時語境看，周公答二公語為：“未可以慼我先王。”周公“乃自以為功”事，未必告之二公，從情理推，周公當避開二公，以免二公尷尬：二公若知周公自以為功事，告或不告其事於王，皆不是。“（周）公命”，百執事“勿敢言”，才有保障。否則，百執事雖不敢言，二公並未承諾不言，何能保密！
　　
“王布書以泣，曰”，今本“布”作“執”，“曰”下有“其勿穆卜”。按：布，展也。布書以泣雖可通，但容易使人理解爲展開書就泣。所以，原作宜如今本，謂閱畢以後執書而泣。簡書于占卜事皆無，當是删除，原本“其勿穆卜”四字亦當有之。
何按：黃說是。王啟金縢之書，意在從書查知“大雷電以風”所主吉兇，其書必卜筮之類，故須卜而後從卦象判知。“其勿穆卜”，乃見册書，悟風雷所由起乃天示周公之寃，何須待卜而後定？故“其無穆卜”是必下之命。

　　“昔公勤勞王家，惟余沖人亦弗及知。今皇天動威，以彰公德”，今本無“亦”字、“皇”字，“以彰公德”作“以彰周公之德”。按：無“亦”字勝，有“皇”字則勝，“周”、“之”二字亦不必有。可見簡書雖增“亦”字，而今本亦有脫有增。
何按：“無‘亦’字勝”，的是。“有‘皇’字勝”則未諦。是篇凡五用天字，其前皆不加皇。且整本《書》，用“天”遠比用“皇天”處多。雖漢許慎《五經異義•天號》引《古尚書說》：“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天與皇天，實為一體，《書》稱“惟天惟大，惟堯則之”，稱天不尊乎？卽以“周書”論，稱天有數十百處，稱皇天不过三五處。如《康诰》：“天乃大命文王”，此是何等重要之事？但不書“皇天乃大命文王”，其對天能不尊乎？惟天惟大，何時不君臨萬有？“以彰周公之德”為加重語氣之詞，有之，尤見動情。

　　“王乃出逆公，至郊。是夕，天反風，禾斯起”，今本作“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按：以簡書，是成王出迎周公，一直走到郊外，當晚乃有風雨；以今本，則王出迎至郊即風雨起。未知孰是。
何按：神道設教，心誠則靈，王出郊，天卽雨，反風，禾則盡起，天報立見，更堅王迎周公之心，何須待到晚間，天始回報？“盡起”尤優于“斯起”。

　　“凡大木之所拔，二公命邦人盡復築之”，今本作“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似簡書文出今本文之可能性大。
何按：黃說是。

　　“歲大有年，秋則大獲”，今本作“歲則大熟”。按：“歲大有年”與“秋則大獲”重復，不如今本簡潔。
何按：黃說是。

總上可知，簡書《金縢》較今本晚出，可能是在其流傳或抄寫之時對原作進行了節略、壓縮與改寫。如略去了今本所有的“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幷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等；改“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爲“史乃册祝告先王曰”，改“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爲“王問執事人”，將本在前文之“公乃自以爲功”移于後文作“周公乃納其所爲功自以代王之說于金縢之匱”等等，又增“既克殷”前增“武王”，增“成王猶幼在位”、“歲大有年”等句。另外還有個別訛誤，如“秉璧植珪”之類。但也保留了部分較爲原始的真相，如“爲一壇于南方”、“周公宅東三年”之類。而今本則更多地保留了原始面貌，如于成王稱“王”而不作“成王”，叙事較完整細緻之類。但也有個別誤字或改動，甚至增字，如“溥有”作“敷佑”，“邦”作“國”，改“以彰公德”爲“以彰周公之德”， “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之前增“二公及”之類。而簡書也不全本于未改前之今本，如簡書之“□□（成王）弁，大夫 ”，必不能出于今本“王與大夫盡弁”。說明未改以前之今本，也不是原始之作。可見古書流傳，傳抄者多可改易增删文字，乃至移動句子，改變句式。這種現象，對于重新認識《古文尚書》當有幫助。

何按：黃教授囿於先入之見，以“清華簡”為戰國物事，得出結論云：“而簡書也不全本于未改前之今本（何按：今本就是今本，何謂未改前之今本？改後之今本又是什么本？不知所云），‘王與大夫盡弁’。說明未改以前之今本，也不是原始之作（何按：‘王與大夫盡弁’前已作說明，所謂原始之作，不知何指，至于成《書》經過，《孔傳》及孔穎逹《正義》已有說明）。”
清華簡如此寫，不單是“簡書也不全本于未改前之今本”的問題，它反映了作偽者的李四心態。
黃教授結語又說：“可見古書流傳，傳抄者多可改易增删文字，乃至移動句子，改變句式。對于重新認識《古文尚書》當有幫助。”這是極其有害的說法，這已經不是一般疑古，說得嚴重一點，是古文獻虚無主義。
關乎此，另文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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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簡《程寤》之誤

2015-08-25 16:59:26

清華簡程寤之誤
（“清華簡”）程寤
惟王元祀正月旣生魄，太姒梦見商廷惟棘，廼小子發取周廷梓樹于厥間，化為松柏棫柞，寤驚，告王。王弗敢占，詔太子發，俾靈名凶，祓。祝忻祓王，巫率祓太姒。宗丁祓太子發。幣告宗枋社稷，祈于六末山川。攻于商神，望，烝，占于明堂，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命于上帝。興，曰：“發，女敬聽吉夢，朋棘????梓松，梓松柏副，棫覆柞柞。化為雘。呜呼，何警非朋，何戒非商，何用非樹，樹因欲，不違材。如天降疾，旨味旣用，不可藥，時不遠。惟商慼在周，周慼在商，欲為柏夢，徒庶言[此字不識]，矧又勿亡秋明武威，如棫柞亡根。呜呼，敬哉，朕聞周長不贰，務擇用商，果拜不忍，綏用多福，惟梓敝不義，芃于商，俾行量亡乏，明明在向。惟容納棘，億亡勿用，不惎[????]，使卑柔和順，生民不災，懷允。呜呼，何監非時，何務非和，何褢非文，何保非道。何爱非身，何力非人，人謀彊，不可以藏。後戒後戒。人用汝謀，愛日不足。”
原說明摘要：
全篇原無篇題，亦無次序編號。按《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傳世文獻曾有引用《逸周書•程寤》篇的若干文句，將其與本篇簡文的内容相对照，可知本篇簡文卽久已失傳的《程寤》篇。

下愚曾說，“清華簡”是“學術原子彈”，看了看清華簡《程寤》，竟覺得“清華簡”簡直是“氫彈”，不僅要改寫國史，也要改寫中國的文學作品。如《詩經•毛傳》必改。經過這“氫彈”一番雷擊，中國學界百礙皆消，從此功德圓滿。
一、清華簡《程寤•說明》稱：“全篇原無標題，亦無次序編號。”按傳世文獻，“曾有引用《逸周書•程寤》篇的若干文句，將其與本篇簡文的内容相對照，可知本篇簡文卽久已失傳的《程寤》篇”。
天佑“清華簡”！若非傳世文獻中還有若干斷文殘句，豈不枉煞前2300±30年埋“清華簡”於X地之X人（埋地埋人至今不明，故以X代）？豈不枉煞趙校友獻世之寶？不過盗墓諸賊卻實打實地挣得銀子，說不定在什麽莫愁地快活林銷金窟中過着揮金如土，逍遥自在日子，甚或正在窺測方向，準備再做一票大買賣。
釋讀《程寤》者所按“傳世文獻”，此不臚列，黃懐信先生等所著之《逸周書彙校集注》所涉及到《程寤》文獻，卽釋讀者所按文獻之一類。《彙校》按語稱：“此篇亡。篇名祇二字，元刊本、趙本、吴本同，程本、鍾本、王本下有‘解第十三缺’字様，盧從，缺改亡，諸家從。”“盧文弨據《藝文類聚》七十九、八十九及《太平御覽》三九七，五三三補正文：”
下卽盧補正文：

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旣生魄，太姒夢見商之庭産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闕間，化為松柏棫柞，寤驚，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發占之于明堂。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

《御覧》三九七所引《帝王世紀》相關内容為：“文王命六州之諸侯以朝紂，紂以崇侯之讒而怒，諸侯請送文王棄于程。十年正月，文王自商至程。太姒夢見商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於闕間，梓化為松柏柞棫。覺而驚，以告文王。文王不敢占，召太子發，命祝以幣告於宗廟群神，然後占之於明堂，及發並拜吉夢，遂作《程寤》。”
《太平御覽•明堂》：“《程寤》曰：‘文王在翟，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闕間，化為松柏棫柞，驚以告文王。文王召發於明堂，拜，告夢，受商之大命。’”
陳逢衡評盧補謂：“盧補割裂抄撮，究不知原文何若，考此事所載，莫古於《潛夫論》，其《夢列篇》云：‘太姒有吉夢，文王不敢康吉，祀於群神，然後占於明堂，並拜吉夢。修發戒懼，聞喜若憂，故能成吉，以有天下。’又《博物志》云：‘太姒夢見商之庭産棘，乃小子發取周庭梓樹，樹之於闕間，化為松伯棫柞，覺驚以告文王’。”觀陳之意，盧文弨補《逸周書》之《程寤》，未必為《程寤》原文，其所引《夢列》篇及《博物志》均未指其出自《逸周書》。《潛夫論》為東漢王符作，《帝王世紀》為東漢建安間黃甫謐作，《博物志》為西晉張華作，此三書皆未提及太姒做夢之年卽為文王受命之年。可見由漢晉至于唐，均無太姒做夢為文王受命之說。
二、清華簡改“文王去商在陳”為“惟王元祀”，實在是一大敗筆。如此一改，清華簡此文與程毫不沾邉，無論今人古人，尤其古人，不像“清華簡”21世紀方出世，有諸多“傳世文獻”為其保駕，單獨看到此篇，誰知其為何處之寤？
如按《太平御覽•明堂》：“《程寤》曰：‘文王在翟，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闕間，化為松柏棫柞，驚以告文王。文王召發於明堂，拜，告夢，受商之大命。”可謂《翟寤》，稱《程寤》則非。
如按《册府元龜•徵應》：“（周文王）及為西伯，作邑于豐，文王之妃曰太姒，夢商庭生棘，太子發植梓樹于闕間，化為松栢柞棫。”則是“酆寤”，亦可以是“鎬寤”、“岐寤”，或别的什麽地方之寤。如何能確定其必是程寤？
卽使楚人於2300±30年時抄錄此文，其距太姒做夢，已700餘年，對此簡亦必茫然不知為何處之寤。
或人以《帝王世紀》之記述“文王命六州之諸侯以朝紂，紂以崇侯之讒而震怒，諸侯請送文王棄于程。”相詰。按此段文字，實出于《逸周書•程典解第十二》：“維三月旣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崇）讒，震怒無疆。諸侯不娱，逆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與《程寤》無涉。乃《帝王世紀》作者黃甫謐誤記，而將作《程典》之語移至此間。
《程典》之作在三月，而《程寤》之事在正月，卽使當年之編簡者，看到“清華簡”之文，亦當不知如何題其篇名。
三、“清華簡”乃“出土文物”，是上方劍，有全塲通吃之威；是姜太公，有諸神迴避之權。如黃懷信先生因清華簡《金縢》釋文有“邦人大恐”與同為傳世文獻之《尙書•金縢》之“國人大恐”有“邦”、“國”之差，而認為傳世文獻《尙書•金縢》之“國”字，為漢儒避劉邦諱改。由此可見“清華簡”太上之威。
據此，《太平御覽》有“文王去商在程”六字而無“惟王元祀”四字，則《太平御覽》此段之錄卽偽，至少“文王去商在程”六字為後世好事者所改。故凡有“文王去商在程”六字叙及程寤者皆偽，至少為後世所加，不足為信。
《逸周書•程寤》之下原無一字，盧文弨以此段補之自然亦偽。《帝王世紀》之錄當然出自《逸周書•程寤》篇，現在無人指證其出於他書；但清華簡之《徎寤》小序無類似《程典》“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之述，而書“遂作《程寤》”之語。故“遂作程寤”乃晉人黃甫謐所妄加。其他“傳世文獻，”凡因《程寤》而涉程者，均為後人所妄加。卽如清華簡《程寤》附錄所引“傳世文獻”，概莫如此。如其所引《詩•皇矣》孔穎逹《正義》：“《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其“文王在程”四字，不過是“文王去商在程”之略。以“清華簡”《程寤》觀之，其書“王弗敢占”，“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焉有姬昌作策，自稱為王之理？顯為後人追述。又查傳世《逸周書》與《程典》有關者，如前所引，無“文王在程”之語。而“真正”之《程寤》卽清華簡之《程寤》，更無一字涉程，故孔穎逹之說不足采信。
這就成了用A否定B，然後用B中被否定的内容來證明A之正確。真乃入得無雙譜的妙不可言的論證法。
四、“惟王元祀正月旣生魄”：惟王何王？元祀何時？按“清華簡”《保訓》篇有“惟王五十年”之述，則惟王元祀卽文王元年，卽姬昌從其先公公季承襲西伯公爵位之年，其時姬昌長子伯邑考猶在，姬發何得為太子？太子姬發與昌於是年同拜吉夢，必定為十多二十來歲之青年，至其父做完五十年西伯，魂歸離恨天之時，已是七十餘歲之老翁，至其伐商成功，追隨乃文考於九天之上時，已届耄耋之年，與近人推算的武王不過四五十歲而逝世的說法，豈不大相徑庭？若為“文王去商在程”之年，按《逸周書•文傳觧》：“文王受命九年，時維暮春，在鄗，召太子發”。文王卽于此年薨，豈不與“惟王五十年”互摑耳光？

五、清華簡《程寤•說明》又稱：“本篇簡文叙及周文王之妻太姒夢見商庭生棘，太子發（卽後來的周武王）取周庭之梓樹於其間，以象徵周卽將代商。這一事件可能與周人所豔稱的‘文王受命有關’。”
“清華簡”《程寤》說夢，其實，說夢者豈止太姒一人，國史上說夢者多多，黃帝說夢，武丁說夢，太姒之先生西伯姬昌就說過若干夢，先夢日月之光著身，後是飛熊入夢。後“維文王告夢，懼後嗣之無保。”劉邦之老娘親劉媪說夢，劉桓之娘親薄姬說夢，這些夢與太姒之夢同一類型，吉夢。魏武帝曹操字孟德做了一個三馬同槽的夢，這個夢的預候就不那麽好，這個夢阿瞞做到把自己辛苦一世經營的半壁江山，被三馬中一馬囊括以去。故清華簡程寤說夢，不過是說爛了的舊套子，卽使放在商周交替之期，也算不得新創。說穿了，這些夢不過是時人臆造，後人附會，用以證明其登龍接位乃是天命攸歸。至于做夢也未，只有天曉得。
周室自太王始，卽在打殷商江山的主意，有《周頌•閟宫》：“后稷之孫，實維大（太）王。居岐之陽，實始剪商。”至姬昌父子，已到極積實施階段，早已謀劃停當，成竹在胸，配合默契，何須做夢，以啟釁端？且太姒說夢，如何告訴邦人，以收動員邦人之效？如何告訴與國，以樹同仇敵愾之心？
從《尙書》、《詩經》到《史記》，看不到周人以清華簡《程寤》太姒做夢之年為文王受命之年，更别說豔稱。
《尙書•周書》連太姒做夢的影子都沒有，當然也不會有文王以此年為受命之年。
《大雅•文王之什•綿》之第九章：“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毛傳》：“‘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間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箋》云：“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綿綿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
《史記•周本紀》：“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
《史記•齊太公世家》：“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
《史記•周本紀》：“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
這才是實打實地聚人才，造輿論，收人心，策善謀，才是登龍接位之帝王家術。
某稱做一千個夢，稱自己要做玉皇大帝，有人信嗎？在别人眼裏，不過癡人說夢。“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這才是人心所向，才是天命攸歸，才是“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哩！才是打天下的本錢。故《史記》稱：“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而非太姒做所謂的夢，
不僅《詩》、《書》、《史記》不言太姒之夢，《左傳》、《國語》、《國策》、《列女傳》等皆不言太姒之夢，當然不會以其做夢之年為姬昌受命稱王之年，卽無是年為“惟王元祀”之說。據劉知幾稱，唐時《逸周書》尙稱完璧，《程寤》猶在，《史記三家注》之三家，劉宋裴駰，唐司馬貞，唐張守節當能看到。三家注《史記》，引《逸周書》不下二十餘處，但于文王受命稱王事，無一涉及《程寤》之詞，無一以作《程寤》之年為“惟王元祀”。
《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為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亦無以作《程寤》之年為“惟王元祀”。
衆多學者以為，《逸周書》除《克殷解第三十六》、《世俘解第四十》、《商誓解第四十三》、《度邑解第四十四》、《作雒解第四十八》、《皇門解第四十九》、《祭公解第六十》、《芮良夫解第六十三》等少數篇章是西周之作，餘皆為春秋戰國時作，少數有漢人手蹟。故清華簡《程寤》絶非西周人之作，更遑論其為商末姬昌居程之作？旣非當時之作，而定當年為“惟王元祀”，豈非滑天下之大稽？
其實《程寤》篇為後人附會之作至為明顯，為什麽是“小子發取周庭梓樹於闕間”？而非老子昌取周庭梓樹於闕間？那是因為老子昌來不及，或老子昌有阿瞞心結，昌賓天後，小子發牧野一戰，伐商成功，周之梓遂化為商庭之松伯棫柞。此卽武王後人造太姒夢之明證。
縱上所說，“惟王元祀”乃作清華簡者所加。清華簡作者不惜把判斷《程寤》為程寤之關鍵述語“文王去商在程”删去，而改成“惟王元祀”，與其於《保訓》書“惟王五十年”，於《耆夜》書“武王八年”，目的至為明顯，為“斷代”作舖墊。
六、《逸周書》何時編成？從其述周事至周景王（前544—前521在位）而止，其成書年代當不晚於戰國早、中期。
悉知古之典籍，多是成編成冊傳入一國一地，絶少單篇傳入。如吳公子季札入魯所觀之周樂，《周南》、《召南》至於《雅》、《頌》，皆成編成冊。孔子興私家之學，整理故典，提網標目，串列條貫，旣著其書名，亦標其篇名，如《詩》、《書》等。其後百家後學，皆校其規，摩其模，或著述，或整理故籍，文事勃興，大量文獻出如春筍，廣為流布。若有《逸周書》傳入楚地，亦會成編傳入，《程寤解第十三》為《逸周書》之一篇，如其傳入楚地，必載於《逸周書》。楚人絶不會對《程寤》篇情有獨好，單購入楚。
中国典籍，自《詩》、《書》題篇以來，諸子百家之著作，皆題篇名，《逸周書》自不例外。清陳逢衡在《逸周書補註敘略》中稱，“是書命名，俱以‘解’名其篇。案《說文》：‘解，判也。’《博雅》：‘解，說也。’《玉篇》：‘釋也。’《文心雕龍》曰：‘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諜，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也。又《古今樂錄•傖歌》以一句為一解，中國以一章為一解。王僧虔啟曰：‘古曰章。今曰解。’據斯二說，古人原有以一篇為一解者。”考陳逢衡之意，則逸周書每篇名末尾之解字卽‘篇’之義，如《皇門解》卽《皇門篇》，等等。朱右曾不然其說，其言曰：“（逸周書）註之者，晉五經博士孔晁。每篇題為‘某某解第幾’，此晁所目也。舊但云‘某某第幾’。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弟五十三’。可證也。”朱右曾所舉為孤證，可能為書寫時疏漏。如《大開武第二十七》亦無解字，或非其原無解字，而是後書寫者疏漏所致。以解為篇名，《管子》卽有，非晉世後創。其中《程寤》、《秦（泰）陰》、《九征》《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皆亡。此十一篇中僅《秦陰解第十四》、《月令解第五十三》有解字。所有無解字作篇名者，非當時卽缺，而是在長期流傳中，後世輯錄者，傳抄者逐漸缺損，以致以訛傳訛。據黃懷信等《逸周書彙校集註》稱程本、鍾本、王本，程寤二字下有“解第十三缺”字様，可見明萬曆間程榮、明鍾惺、清康熙間王謨所據資料皆有“程寤解第十三”字様。
須知《逸周書》之第幾，不僅涉及排序，而且涉及篇題，如《大匡解第十一》，與《大匡解第三十七》，雖同有“大匡解”三字，卻是兩篇不同的文章。
春秋戰國間，作者多有以“某某第幾”為其篇名者，如《論語》之篇目卽有《學而第一》、《為政第二》••••，他如《管子》、《商君書》、《莊子》、《荀子》、《韓非子》等，皆其例。其中《論語》、《莊子》等，皆早於《逸周書》成冊，亦早於清華簡所稱的入土時間。
退一步，卽令如朱右曾所說，‘解’皆為後世註者所加，但蔡邕說“某某弟幾”。合於春秋戰國間著書之例，當是原著所有。然而，清華簡之《程寤》，連篇名也沒有，遑論第幾？
“清華簡”《程寤》何以連篇名也不標，有違春秋戰國間常例？此舉可謂用心良苦，其目的在表示其古老，《逸周書》成編前楚地卽有，因其是在文王元祀時所作哩！然則“惟王元祀”之錄，“王弗敢占”之叙，顯係後人追述。簡主能證明其為文王元祀時傳入楚地者？或楚之老祖宗熊繹朝周成王被封為子爵時携回楚地者？
七、清華簡《程寤》是否真那麽古老，答曰否！且看其文：
“何警非朋，何戒非商，何用非樹，樹因欲，不違材。”
“何監非時，何務非和，何褢非文，何保非道。何爱非身，何力非人，人謀彊，不可以藏。後戒後戒。人用汝謀，愛日不足。”
这一串以何字起首之排句，實摩《逸周書•小開解》諸篇之句式，如：
《小開解第二十三》有“汝夜何修非躬，何慎非言，何擇非德，嗚呼，敬之哉。”“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汝何異非義，何畏非世，何勸非樂？謀獲三極無疆，動獲九因無限。” “汝何監非時，何務非德，何興非因，何用非極。維周於民，人謀競，不可以（藏），後戒後戒，宿不悉，日不足。”與清華簡《程寤》之句比較，何其相似乃爾！得無清華簡作手剽掠其句而來乎？
其他尙有《文儆解第二十四》之“何嚮非利”，“何嚮非私”，“何慎非遂”，“何葆非監”，
《大開武解第二十七》之何畏非道，何惡非是（或言此“是”當讀入下句）。
《寶典解第二十九》之“何修非躬”，“何擇非人”，“何有非謀”，“何慎非言”
《太子晉解第六十四》之“何以為尊，何以為上？”
且不說與周書八誥相比，直與前所列今人以為西周所作《逸周書》諸篇相比，其文風亦大不類，故其絶非西周人之作，更遑論其為殷末之作！
近人以為，《逸周書》包含戰國人作品，則其成書之年，亦必為戰國間人輯錄而成，必由輯錄者大致統一體例，標其篇目。現在無人能指證《逸周書》在楚地編成，如清華簡《程寤》單篇入楚，且早於《逸周書》輯成之日存於楚地，為人抄錄，“入土為安”，則其與《小開解第二十三》之造句何以如此相似？
《逸周書》有十一篇之亡，“清華簡”作手何以相中《程寤》篇？那是因為《程寤》有盧文弨之補，本篇之網領已具，其次有諸多“傳世文獻”為其“作證”，其他諸篇，片語不存，向壁虚構，如何措手？且與文王受命無關，何能寫出至關重要的“惟王元祀”四字？故造作《程寤》，成其首選。
清華簡《程寤》偽作之蹟昭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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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簡耆夜晚出书證五

2015-08-25 16:32:07

清華簡《耆夜》晚出疏證五
五、耆夜詩不合周初詩風

一個時代有一个時代的文體，文風，尤其是詩，尤其是漢語詩，它旣是韻語，又有一定格式，甚至有固定句式，從其用韻、用詞與句式等，推定其生成時代，是悉用方法之一。
《耆夜》諸詩，據其所擬年代，應當是商末之詩。商代，直至商末，有無“詩” 這種文體？竊以爲沒有，至少典籍無錄，《詩》無《宋風》，卽見一斑。至於《詩經》錄有《商頌》五首，則爲商亡後其後人追述先人功業之作，學界已有定論，兹不贅。
《耆夜》諸詩，可不可能作於商末？答曰否！爲此，先考查一下周初詩歌之特徵。
周初諸詩，可以《周頌》作代表，《周頌》為廟堂文學，為祭祀、慶典樂歌，久經吟唱，已經定型，且地位神聖，後人不敢妄改，多呈其固有面貌，保持其“原生態”。亦因其爲廟堂樂歌，固可認爲其周初詩歌之通用形式及最高水凖
㈠周頌粗檢（據王力先生《詩經韻讀》說）
全無韻：共八首。
《清廟》：八句，四言，第六、八句爲五言。
《毛傳》：“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正義》：“《清廟》詩者，祀文王之樂歌也。序又申說祀之時節，周公攝王之政，營邑於洛，既已成此洛邑，於是大朝諸侯。既受其朝，又率之而至於清廟，以祀此文王焉。以其祀之得禮，詩人歌詠其事，而作此《清廟》之詩，後乃用之於樂，以為常歌也。”《清廟》為《周頌》之首。
《昊天有成命》：七句，第一句、第三句五言，第五、六句三言，二、七句四言。《序》：“郊祀天地也。”《正義》：“《昊天有成命》詩者，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謂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也。天地神祇佑助周室，文、武受其靈命，王有天下。詩人見其郊祀，思此二王能受天之命，勤行道德，故述之而為此歌焉。”從歌詞看，當是成王郊祀天地之樂歌。
《時邁》：十五句，二、三兩句五言，餘四言。《序》：“巡守告祭柴望也。”《正義》：“《時邁》詩者，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於方嶽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為柴望之禮。”《正義》引《左傳•宣十二年》：“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曰：“明此篇武王事也。”又引《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曰：“明此詩周公作也。”《正義》：“治天下而使之太平者，乃是周公為之。得自作頌者，於時和樂既興，頌聲咸作，周公采民之意，以追述先王，非是自頌其身，故得親為之。序不言周公作者，頌見天下同心歌詠，例皆不言姓名。”
《噫嘻》：八句，句四字。《序》：“春夏祈穀於上帝也。”《正義》：“《噫嘻》詩者，春夏祈穀於上帝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春郊夏雩，以禱求膏雨而成其穀實，為此祭於上帝。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或曰耕籍田之宴會樂歌。
《武》：七句，句四字。《序》：“奏《大武》也。《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正義》：“《武》詩者，奏《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詩人睹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或曰：頌武王伐紂。或以為與《有瞽》、《酌》為一時之事。
《酌》：八句，雜言。《序》：“告成《大武》也。”《正義》：“《酌》詩者，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象武王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告於廟。作者睹其樂成，而思其武功，述之而作此歌焉。”或曰：頌周公、召公領周兵伐殷。
《桓》：九句，首二句三言，余句四言。《序》：“講武類禡也。”《正義》：“《桓》詩者，講武類禡之樂歌也。謂武王將欲伐殷，陳列六軍，講習武事，又為類祭於上帝，為禡祭於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後克紂。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頌武王平殷平南。
《般》：七句，句四字。《序》：“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正義》：“《般》詩者，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嶽河海之神，神皆饗其祭祀，降之福助。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頌武王平南後大一統之景象。
部分無韻：共十一首。
《維天之命》：八句，前四句無韻，後四句幽覺通韻，第四句六字。《毛傳》：“太平告文王也。”《正義》：“《維天之命》詩者，大平告文王之樂歌也。”毛與孔皆斷為周公居攝五年，天下大平，作以告文王，將欲制禮作樂。《正義》斷為詩人作。此詩人不排除為周公本人，而以成王之名頌之。
《烈文》：十三句，雜言，前東陽、真文元合韻，末句無韻。《序》：“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正義》：“《烈文》詩者，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
《天作》：七句，雜言，前陽部韻，末句無韻。《序》：“祀先王先公也。”《正義》：“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祭祀先王先公。”或以為祀岐山之歌，祀岐山亦祀先人功德。
《我將》：九句，雜言，前之部、陽部韻，末二句無韻。《序》：“祀文王於明堂也。”《正義》：“《我將》詩者，祀文王於明堂之樂歌也。謂祭五帝之神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以今之大平，由此明堂所配之文王，故詩人因其配祭，述其事而為此歌焉。”毛傳以為周公、成王時祭於明堂。或以為武王起兵伐殷時祭天與文王之歌。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之地。凡朝會、祭祀、慶賞、選士、養老、教學等大典，均在此舉行。《孟子•梁惠王下》：“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玉臺新詠•木蘭辭》：“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唐杜甫《石鼓歌》：“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佩劍鳴相磨。”
《思文》：八句，句四字，前四句入韻，真部、職部錯押，後四句無韻。《序》：“後稷配天也。”《正義》：“《思文》詩者，後稷配天之樂歌也。”《正義》引《國語》云：“周文公之為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故詩為周公作。
《臣工》：十五句，句四字，前二句東部韻，後十三句無韻。《序》：“諸侯助祭遣於廟也。”《正義》：“《臣工》詩者，諸侯助祭遣於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敕而遣之於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或曰：王耕籍田與臣工宴會所唱之樂歌。
《有客》：十二句，句四字，五、六句無韻、余押魚部、及微、脂合韻。《序》：“微子來見祖廟也。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也。”《正義》：“《有客》詩者，微子來見於祖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二年，殺武庚，命微子代為殷後，乃來朝而見於周之祖廟。詩人因其來見，述其美德而為此歌焉。”或曰：為來朝諸侯餞行之樂歌。
《訪落》：十二句，雜言，之、幽合韻、月、元通韻、魚部韻，末二句無韻。《序》：“嗣王謀於廟也。”《正義》：“《訪落》詩者，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既朝廟，而與群臣謀事。詩人述之而為此歌焉。”即成王告廟詩。
《小毖》：七句，雜言，前三句無韻，後四句幽部韻。《序》：“嗣王求助也。”《正義》：“《小毖》詩者，嗣王求助之樂歌也。謂周公歸政之後，成王初始嗣位，因祭在廟，而求群臣助己。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成王告廟詩。
《載芟》：三十一句，句四字，鐸部、文部、鐸魚通韻，及分押之部、月部、宵部、脂部、陽部、耕部韻，後三句無韻。《序》：“春籍田而祈社稷也。”《正義》：“《載芟》詩者，春籍田而祈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王者於春時親耕籍田，以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獲其年豐歲稔。詩人述其豐熟之事，而為此歌焉。”秋收後以新谷祭祀宗廟之樂歌。
《良耜》：二十三句，句四字，之部、魚部、幽、宵合韻、質部、耕部、屋部分韻，末句無韻。《序》：“秋報社稷也。”《正義》：“《良耜》詩者，秋報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為由社稷之所祐，故於秋物既成，王者乃祭社稷之神。以報生長之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以新谷祭祀社神、稷神樂歌。
全有韻：共十二首。
《維清》：五句，第三句二字，余四字；分押真部、耕部。《序》：“奏《象舞》也。”《正義》：“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於廟。詩人以今太平由彼五伐，睹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為此歌焉。《時邁》、《般》、《桓》等，皆武王時事，成王之世乃頌之。”則此為祀文王而述武王功之樂歌。
《執競》：十四句，句四字，分押陽部、元部韻。《序》：“祀武王也。”《正義》：“《執競》詩者，祀武王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既致太平，祀於武王之廟。時人以今得太平，由武王所致，故因其祀，述其功，而為此歌焉。”今人高亨以為為“合祭武王、成王、康王之樂歌。”從詩看，高說是。
《振鷺》：八句，句四字，東部、鐸與魚部通韻。《序》：“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正義》：“《振鷺》詩者，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已致大平，諸侯助祭，二王之後亦在其中，能盡禮備儀，尊崇王室，故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天子之祭，諸侯皆助，獨美二王之後來助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聖德服之，則彼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服時王，故能盡禮。客主之美，光益王室，所以特歌頌之。”或曰：宴來朝諸侯樂歌。
《豐年》：七句，雜言，分押魚部、脂部韻。《序》：“秋冬報也。報者，謂嘗也，烝也。”《正義》：“《豐年》詩者，秋冬報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致太平而大豐熟，秋冬嘗、烝，報祭宗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言年豐而多獲黍稻，為酒醴以進與祖妣，是報之事也。”烝祭宗廟樂歌。
《有瞽》：十三句，句四字，魚部、耕部韻間押。《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正義》：“《有瞽》詩者，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一代之樂功成，而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奏之，告神以知和否。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大合樂於宗廟之樂歌。

《潛》：六句，句四字，魚部、之、職部通韻。《序》：“季冬薦魚，春獻鮪也。”《正義》：“《潛》詩者，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季冬薦魚於宗廟，至春又獻鮪。澤及潛逃，魚皆肥美，獻之先祖，神明降福。作者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專以魚祭宗廟之樂歌。
《雝》：十六句，句四字，東部、覺部、幽部、之部、真部、侯部韻混叶。《序》：“禘大祖也。”《正義》：“《雝》者，禘大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禘祭大祖之廟。詩人以今之太平，由此大祖，故因其祭，述其事，而為此歌焉。”或曰：徹時樂歌。
《載見》：十四句，末句六字，分押陽部、幽部、魚部韻。《序》：“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正義》：“《載見》詩者，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諸侯來朝，祭祀武王樂歌。
《閔予小子》：十一句，末句五字，幽、之合韻，及分押耕部、陽部韻。《序》：“嗣王朝於廟也。”《箋》：“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正義》：“《閔予小子》詩者，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嗣父為王，朝於宗廟，自言當嗣之意。詩人述其事而作此詩歌焉。”“此及《小毖》四篇，俱言嗣王，文勢相類，則毛意俱為攝政之後，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詩人當即歌之也。”或曰：成王悔過告廟之詩。
《敬之》：十二句，雜言，分押之部、陽部韻。《序》：“群臣進戒嗣王也。”《正義》：“《敬之》詩者，群臣進戒嗣王之樂歌也。謂成王朝廟，與群臣謀事，群臣因在廟而進戒嗣王。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成王告廟詩。
《絲衣》：九句，句四字，之幽合韻。《序》：“繹賓屍也。”《正義》：“《絲衣》詩者，繹賓屍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事，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為繹。以賓事所祭之屍，行之得禮。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或曰：行養老禮時之樂歌。
《詩•周頌•絲衣序》：“《絲衣》，繹、賓屍也。” 鄭玄箋：“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屍，與祭同日。”孔穎達疏：“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事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為繹，以賓事所祭之屍，行之得禮。”
《賚》：六句，句四字，押之部韻。《序》：“大封於廟也。”《正義》：“《賚》詩者，大封於廟之樂歌也。謂武王既伐紂，於廟中大封有功之臣以為諸侯。周公、成王大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述武王南征之詩。
㈡觀周頌諸詩雖爲廟堂樂歌，地位神聖，但其處於成、康之期，周樂草創之初，故其詞多簡拙古樸，句式不定，用韻可有可無，錯雜不居，就其形式而言，尙不及十五國風之體式成熟。至少十五國風首首有韵。
還須注意一點，周頌諸詩，均成于成、康之期，卽周公製禮作樂之後。根本沒有文王、武王時期之作。非文王、武王無宗廟之祭，而是文、武時期，祭時無樂歌之奏。一則文王、武王一心謀殷商天下，無心無力於文治，於禮樂。也說明武王享國不永，

反觀《耆夜》諸詩，與之截然不類。

㈡《耆夜》詩
⑴武王詩：
①王夜爵酬畢公，作歌一終曰《樂樂旨酒》：“樂樂旨酒，宴以二公。紝[尸下二]兄弟，庶民和同。方壯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飲，後爵乃從。”
詩八句，句皆四字，偶句押韻，一韻到底，古韻在東部。《詩•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為韻例。
②王夜爵酬周公，作歌一終曰《輶乘》：“輶乘既飭，人服余不胄。徂士奮刃，殹民之秀。方壯方武，克燮仇讎。嘉爵速飲，後爵乃復。”
句式基本同上，偶句押韻，前六句三韻，古韻在幽部。第八句“復”古韻在覺部，入聲，其韻腹為u，與幽部同，幽、覺通押。《唐風•揚之水》：“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於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為其韻例。
⑵周公詩
①周公夜爵酬畢公，作歌一終曰《贔贔》：“贔贔戎服，壯武赳赳。謐精謀猷，欲德乃救。王有旨酒，我憂以[風孚]。既醉有侑，明日勿慆。”
詩四言八句，一韻到底，古韻在幽部，《邶風•谷風》：“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遊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為其韻例。
②周公又夜爵酬王，作祝誦一終曰《明明上帝》：“明明上帝，臨下之光。丕顯來格，歆厥禋盟。於飲月有盈缺，歲有歇行。作茲祝誦，萬壽無疆。”
詩八句，唯第五句為六言，餘皆四言，一韻到底，古韻在陽部，《齊風•鷄鳴》之“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為韻例。真應了民間對古詩歌之稱謂：“四言八句”！
⑶周公《蟋蟀》詩。這是耆夜詩中，唯一一首一章之中有幾韻混押者，
㈢周頌諸詩，雖在伐商成功之後，大勛已集，叛亂平定，社會安和，文事漸興之成、康時期寫成，為廟堂樂歌，地位神聖，但在草創之初，大多篇幅短小，句式錯雜，多韻混押，其中全無韻者八首，部份有韻者十一首。全有韻者十二首，僅占全部周頌三分之一强，卽使全有韻者，也為多韻混押，無一篇一韻到底。卽以《國語•周語上》指稱為周公所作之《周頌•時邁》，全詩十五句，全篇無韻。《思文》：八句，句四字，前四句入韻，真部、職部錯押，後四句無韻。後人亦指《周頌•思文》為周公作。《時邁》為周公頌武王伐紂成功後巡守、告祭之樂歌，《思文》為郊祀后稷以配天地之樂歌，較之《耆夜》之會，意義更為重大，創作時間更為充裕，而所作之歌詩，與戎馬倥傯之際，觥籌交錯之間，卽席急就之《耆夜》諸篇，無論句式之整齊，用韻之完整和諧，簡直不堪比擬，可能嗎？
所謂周公《蟋蟀》詩，不要說三千餘年前周公卽興創作，一邉看蟋蟀，一邉“夜”爵酬，一邉觀舞聽歌，一邉書或刻竹簡，寫三十行押韻古詩，要多少晨光？就請釋讀諸先生隨便用什麽書寫工具。同様寫一首三十行四言為基本句式之有韻詩，可押今韻，看看要多少時間，諸先生有意一試否？
有網友稱：《周頌》諸篇與《耆夜》諸詩，只有繁簡之分，而無真假之别。
此論差矣！周頌諸詩，正當樂歌草創，句式、用韻等尙在探索，改進之中，故《周頌》諸篇，就其形式，篇幅而論，不僅與《魯頌》、《商頌》不侔，也不及大、小《雅》乃至十五《國風》。
鑒定一篇文字之真偽，有兩大通用凖則：時代特徵，作者風格。如一篇駢賦，題名司馬相如作；一篇七律，題名唐太宗作，必為偽作。一篇題名杜甫夔州作七律，真文韻與庚青韻通押，偽作無疑。
如所引，《周頌》中定為周公旦所作者，《時邁》十五句，全不押韻；《思文》前四句，職部韻與真部韻混押，后四句無韻，廟堂祭祀之樂歌，其作如此，而在文太室中即興之作，卻布局嚴整，章章有韻，且大多一韻到底，從中能得出什麽結論？
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蟋蟀》一詩，明明是剽竊《唐風•蟋蟀》之作，所謂照葫蘆畫瓢，旣不畫得太像，太像則一看卽知其剿襲之蹟，但又不能畫得完全不像，全不像，則與《唐風•蟋蟀》毫無關係，何以稱“祖本”？無如剿襲者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三十句韻文，卻無力卒篇，竟出現十八個框框，令人有江郎才盡之感。其剿襲之蹟卻總是“青山遮不住”！
“飮至”之會，本來是一塲慶功宴，武王詩一上塲就定了調，詩云：“樂樂旨酒，宴以二公。”羊羔旨酒，美人侑座，笙歌曼舞，慶功作樂，理應快快活活，開懷痛飮。故武王酬畢公詩有“嘉爵速飲，後爵乃從。”酬周公詩有“嘉爵速飲，後爵乃復。”無不有一醉方休意。周公酬畢公詩亦有“旣醉有侑，明日勿慆。”說明周公與畢公都盡興了，都喝醉了。慆有疑意，。《左傳•昭二十七年》：“天命不慆久矣。”《註》：“慆，疑也。”故此句亦可解爲明日無疑還要飮酒歡會。有大餔三日之槪。周公酬王詩：“作兹祝誦，萬壽無疆！”那也是在一片歡樂聲中進行之祝禱。
然則，轉眼之間，周公在《蟋蟀》詩中，卻形容大變，詩有云“今夫君子，不喜不樂。”今天哪個君子不喜不樂？客畢公高？嫌官封小了，爵賜低了，男女玉帛分少了？主周公？王姬發？或都不樂？都不樂，行飮至之禮幹什麽？王詩“樂樂旨酒”豈非自欺欺人？
周公何以突然變臉，將慶功會開成了警世會，哭喪會？無他，因爲其詩剿襲《唐風•蟋蟀》而成，《唐風•蟋蟀》就是一首自警之詩，總不好將其改造成一首歡樂頌，祝酒歌吧！那様又如何能將此《蟋蟀》封爲彼《蟋蟀》之祖本？所以只好讓周公在歌舞交作的歡樂塲中賣勸世文。
六字考語：“作僞之技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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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簡耆夜晚出疏證四

2015-08-25 05:25:01

耆夜晚出疏證四
四、《耆夜》諸詩證耆夜晚出

爲討論方便，今將《耆夜》諸詩專貼于下：
正式出版之詩

王夜爵酬畢公，作歌一終曰《樂樂旨酒》：“樂樂旨酒，宴以二公，紝仁兄弟，庶民和同。方臧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飮，後爵乃從。”王夜爵酬周公，作歌一終曰《輶乘》：“輶乘旣飾，人服余不冑。[虘下又]士奮甲，繄民之秀；方臧方武，克[炏下又]（釋作燮）仇讎。嘉爵速飮，後爵乃復。”周公夜爵酬畢公，作歌一終曰：《[目下賏][目下賏]》：“[目下賏][目下賏戎服，臧武赳赳。毖精謀猷，裕德乃救；王有旨酒，我憂以[風乎]。旣醉又侑，明日勿稻。”周公或夜爵酬王，作祝誦一終曰《明明上帝》：“明明上帝，臨下之光，丕顯來格，歆厥禋盟。於……月有盈缺，歲有歇行。作兹祝誦，萬壽亡疆。”周公秉爵未飮，蟋蟀躍降于堂。周公作歌一終曰《蟋蟀》：“蟋蟀在堂，役車其行；今夫君子，不喜不樂。夫日◻◻，◻◻◻荒。毋已大樂，則終以康。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方方。蟋蟀在席，歲矞云莫；今夫君子，不喜不樂；日月其邁，從朝及夕，毋已大康，则終以祚。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懼懼。蟋蟀在舒，歲矞云◻，◻◻◻◻，◻◻◻◻，◻◻◻◻◻◻，◻◻◻◻。毋已大康，則終以懼。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十之懼懼。”

下爲網上三釋之詩

王夜爵酬縪（畢）公，作歌一終曰《樂樂旨酒》：“樂樂旨酒，宴以二公。紝夷（何按：夷今引原文為[尸下二]，訓為仁）兄弟，庶民和同。方壯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飲，後爵乃從。”王夜爵酬周公，作歌一終曰《輶乘》：“輶乘既飭，人服余不胄。徂士奮刃，殹民之秀。方壯方武，克燮仇雠。嘉爵速飲，後爵乃復。”周公夜爵酬畢公，作歌一終曰《贔贔》：“贔贔戎服，壯武赳赳。謐精謀猷，欲德乃救。王有旨酒，我憂以[风孚]。既醉有侑，明日勿慆。”周公（或）又夜爵酬王，作祝誦一終曰《明明上帝》：“明明上帝，臨下之光。丕顯來格，歆厥禋盟。於飲月有盈缺，歲有歇行。作茲祝誦，萬壽無疆。”周公秉爵未飲，蟋蟀躍降于堂，【周】公作歌一終曰《蟋蟀》：“蟋蟀在堂，役車其行。今夫君子，不喜不樂。夫日□□，□□□忘。毋已大樂，則終以康。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方方。蟋蟀在席，歲聿云莫。今夫君子，不喜不樂。日月其邁，從朝及夕。毋已大康，則終以祚。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懼懼。蟋蟀在舍（舒），歲聿云□。□□□□，□□□□，□□□□，【從冬】及夏。毋已大康，則終以懼懼。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懼懼。”

㈠古人作歌，尤其臨塲作歌，皆無題目，而直接歌之，如《書•益稷》：“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史記•伯夷列傳》：“武王既平殷，夷、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爰采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再如項羽《垓下歌》，劉邦《大風歌》，皆有歌詞無標題，歌名皆後人添加。不僅臨時作歌，即如《詩經》，其篇名亦多為後人撮歌詩中文字或其命意添加。此文為作策者席間記錄，直擊歌者，當記為武王作歌一終曰：“樂樂旨酒••••”偏每歌加名於首，不合古人慣例。尤其周旦所作之《蟋蟀》，見蟋蟀躍降於堂始作歌，必是卽席之作，不可能預設题目。
“清華簡”釋讀以《呂氏春秋•音初》：“有娀氏有二佚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飛’。”為例，《呂氏春秋》為戰國末年書，其時詩三百篇已有篇題，諸子之作亦多有篇題，《呂氏》仿之，豈可爰為八百年前殷末行文之例？若然，漢可引唐文為例，好事者可造出一首七律稱其為李陵作，宋可爰民國例，造出一首白話詩《再别汴梁》，書其名曰司馬光作。
㈡武王致畢公歌原釋讀為：“樂樂旨酒，宴以二公，任仁兄弟，庶民和同。方壯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飲，後爵乃從。”周公致畢公詩原釋讀為：“英英戎服，壯武赳赳，毖精謀猷，裕德乃究。王有旨酒，我弗憂以浮，既醉有侑，明日勿修。”
正式出版之《耆夜》，武王歌與周公歌與前此公布者有許多不同，下愚拙文《清華簡之再？》曾說到仁字是春秋前文獻中出現最少的字之一，僅《詩》中出現二次。武王原詩“任仁兄弟”更有觧讀為“佞人兄弟”之嫌；周公詩“王有旨酒，我無憂以浮；既醉又侑，明日無修。”有將周公寫成酒徒之嫌，今詩此等處皆作了180度之大轉變，經此另一番釋讀，周公即由高陽酒徒華麗轉身為柳下聖人！心有靈犀一點通，得無下愚拙文無意間影響了釋讀此詩之方向？果如此，則對“清華簡”之譯讀與有勞焉，下愚不勝榮幸之至。
改則改也，然“紝夷”二字亦未諦。《禮•內則》：“織紝組紃。”《疏》：“紝爲繒帛。”
夷有儕輩，等輩義，《禮記•曲禮上》：“在醜夷不爭。”鄭玄註:“夷，猶倚也。”《史記•留侯世家》：“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往好裏說，我等皆穿同樣衣裳，共同樣禍福，用《詩•秦風•無衣》義。往不好裏說，我等皆紈褲子弟。而且怎麽就把“任仁”讀成“紝夷”了，此四字，無論今文古文，差別還是蠻大的呀！今又將紝讀為恁，《集韻》有是讀，恁訓為信，《廣韻》有是訓，夷還原為[尸下二]，繞了一圈，任仁變為纴[尸下二]，義為信仁。但《集韻》較《廣韻》為晚出，《廣韻》更接近周秦古音，《廣韻，》無紝讀尼心切者。且前已論定，[尸下二]同夷唯見於《集韻》，仍為宋代晚出。故紝[尸下二]釋讀之音義皆晚出於宋。若按今之釋讀版本，訓為信仁。仁不见於春秋前，故此詩亦為春秋後妄人之作。
㈢周公致畢公詩，原釋“我弗憂以浮”，怎麽就把弗字釋讀掉？“明日勿修”之“修”也讀成“慆”？
經年多光陰，同一詩章，竟釋讀得面目全非，令人有“江山不可復識”之慨。其中之關鍵字詞句“任仁”已改為“紝夷”，“我弗憂以浮”改為“我憂以[風孚]”，“修”改為“慆”。此一改，天地倒置，尤其周公詩命意全變。真乃燕許大手筆。
“[風孚]”字，原來從水，釋作“浮”，現在從風，釋作[風孚]，風與水，無論今文、古文，差別大大地有，不知釋讀諸先生當時怎麽一下就把風認成水了。風水從人意，兩年輪流轉。反正除了釋讀者，誰也無緣廬山面目。
不過造簡者似自有道理，不是“漂浮”一作“飄浮”耶？水上可以漂，“走起來好像水上漂”；風中亦可以飄，“山河破碎風飄絮”。水上可以浮，氣上也可以浮，“蒸之浮浮”，“氣之輕輕，上浮者為天”。故釋讀作[風孚]，此字極之古老，古老到計算機輸入不了，天下人認不得，更證明了“清華簡”之古。
然而，此一[風孚]，或許正是造簡者之敗筆。浮者在水上，水停物仍然浮於水面，飄浮於風中者，物在風中，風停則物墜（氫氣球等除外）。故倉頡只造從水之浮，造簡者造一從風之[風孚]，實在有些蛇足味。且浮有罸酒義，周公詩原釋“我無憂以浮”，有我不怕浮一大白義，改成從風之浮，有何命意？“我憂以[風乎]”，我怕在風中飃起來？
有人說偽造地下文物不易，其實未必。韓非說了一個故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最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地下出土文物，前此誰也未見過，似乎還立有一條規矩，文獻說東，出土文物說西，一定是西，文獻隨之成偽；隨便鬼畫桃符，造一個字出來，只有你認不得，不能說他錯，大有姜太公在此，諸神回避之勢，釋讀出土文物想來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㈣周公詩：“王有旨酒，我憂以 [風孚]。既醉有侑，明日勿慆。”及其《蟋蟀》詩，若為自警，又當別論，自席間作而誦之，其鋒芒直指實際主人之姬發及戡黎得勝而歸，立有大功之姬高。大有憂於宴樂，諷王不要荒於酒色，戒畢公惜福，“毋已大樂，則終以康。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方方。”當然拔高了周公形象，但姬旦會如此不識趣？姬發、姬高聽到這一番諷喻將作何感想？能不大掃其興！
周公致畢公詩之最後兩句，前釋作“既醉有侑，明日勿修”。今改修為稻，訓慆，末句即為“明日勿慆”。此慆字亦自《詩•唐風•蟋蟀》剝來，其第三章有“今我不樂，日月其慆”。《正義》訓慆為過，即日月流逝。《康熙字典》慆字叶他侯切，音偷，與赳、猷等叶韻。但“明日無過”成何言語？明天不過了？見上帝去了？明天日月停止運行了？
《說文》釋慆為說也。从心舀聲。《玉篇》喜也；又慢也。《書•湯誥》無卽慆淫。《詩•大雅》天降慆德。又久也。《詩•豳風》慆慆不歸。故慆可引伸為貪。“明日勿喜”，方喪考妣？“明日勿貪”，今日可貪？“明日勿久”？又疑也。《左傳•昭二十七年》：“天命不慆久矣。”《註》：“慆，疑也。”“明日勿疑”？《左傳•昭三年》以樂慆憂。《註》：“慆，藏也。”“明日勿藏”？釋讀者亦“勞心慅兮”。
㈤塲景設置不倫
“周公秉爵未飲，蟋蟀躍降於堂”，分明為寫蟋蟀詩而造景，有仿《三國演義》橫槊賦詩之嫌。武王、周公等正觥籌交錯，弦歌互答，“贔贔戎服，壯武赳赳”之際，怎麽能一下扯到《蟋蟀詩》上去？當然只好由蟋蟀出來打圓塲。然則造作者忘記了這是在宴飲之所，古之王侯宴飲，必是樂聲大作，樂舞蹁躚。《論語•微子》：“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魯哀公小邦之主，平時一飯即如此排場，周王室慶功宴樂，其盛況可以想見。不論其在日間、夜間，笙歌聒耳，曼舞盈目，僕役雜沓之際，區區一只蟋蟀躍降於堂，周公能看見聽見？躍降到酒爵上倒差不多。編故事編到這個份兒上，造作者之水平真不怎麽樣。就編故事而言，大學者真該向小說家學習。
《蟋蟀》一篇，見於《詩•唐風》，《耆夜》詩剝其而成，全詩命意則在宣揚天命不常，警戒畢公“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毋大康，樂毋荒，分明在賣勸世文，哪有一點慶功宴席之歡樂氣氛？真是大煞風景！
周以商因酒而亡為鑑，大力提倡以酒為戒，武王以殷之舊都妹邦封其弟康叔，卽作《酒誥》，中有句曰：“（文王）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飮惟祀，德將無醉。’”康王時之大盂鼎銘文，亦以殷紂嗜酒亡國以誡其臣盂；至西周晚期，周宣王時之毛公鼎亦有“無敢湛於酒”之戒，等等。故姬發、姬旦等直接惟犯了姬昌“飮惟祀，德將無醉”之誡，姬昌一抔之土未亁，實則尙未下葬，姬發等即在其太室内：“王有旨酒”，“嘉爵速飮，後爵乃從”，“嘉爵速飮，後爵乃復”周公詩之“既醉有侑”豈非直接違背了姬昌“德將無醉”的訓示？
又《豳風•七月》於蟋蟀之活動有句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則此飮至之期，在豳曆十月，亦夏曆十月，此為周改正朔前用之曆。
㈥飮至成賽詩會探源
①前已說過，清華簡炮製者不具備描述飮至塲景之能力，因爲史無所據。若只書“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還，乃飮至于文太室。”，何以成篇？故以飮酒作歌搪塞。然則詩中雖有“方臧方武，克燮仇讎。”“臧武赳赳，毖精謀猷”等句，卻無一字及“耆”或“黎”，大而無當，空話連篇。用在什麽地方都可以。看看大雅《蕩》，《蕩》凡八章，自二章始，章章皆有“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歷數殷商之惡。虚構與實指，判然也。
②爲斷代工程提供依据，《明明上帝》一章，有句曰“於飲月有盈缺，歲有歇行。”這裏包含所擬之重要天象，有學者特别提醒曰：詩中之歲指“歲星”，而非歲月之歲。歲星者，木星也，大约十二年行一周天。歲星这一運行規律，用在曆法上自有其作用，故有學者專門出面提醒。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科學發展，比人的想像更快，時過境遷。這一天象，於清華簡正式出版時，已经了無意義，故正式出版之清華将此節釋文改成：“於……月有盈缺，歲有歇行。”以删節號不了了之。耗卻許多心力，留下不少話柄，结果成了一堆廢料。其咎在求功之心太切，改寫中國歷史之情太急，不僅數改其釋，奇文屢見，而且妙語連珠，創學界紀錄。
③剿襲《詩•唐風•蟋蟀》而作《蟋蟀》，不僅要把清華簡包裝成《書》、《逸周書》之祖本，還要包裝成《詩》之祖本，其改寫中國歷史，改寫中詩史之雄心何其大哉！無如志大才疏！照葫蘆畫瓢也畫不成形，只留下一串框框。
④古代詩、史有别，儘管詩亦可述史，史亦可錄詩。但《耆夜》式文字結構，歷代所無，爲詩乎？爲史乎？不可歸類，更不可能是殷商末期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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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九公
2012-02-27 04:32:51

“清华简”之造作者大约有两个目的，一、用“出土文物”证明《古文尚书》为伪作，取信于学界。二、在此基础上，构建其中国历史断代工程。

蘭臺出版社
2012-01-12 12:58:14

袅袅婷婷豈淡妆，容华本該自然香，丽质用來矜权贵，风雅多半事孔方。。。。。。。。

　　　哈哈哈哈哈，到此一遊。。。

胡礼忠
2010-11-15 05:18:52

拜访老师、颂冬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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