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自觉的诗人

施世潮 外国诗歌精选 6/28

唐李思训《江帆楼阁图》

杜甫：自觉的诗人 

施世潮/文

一、诗人命运的嘲弄

 多数时候，写诗不是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抱负，士农工商、巫医百工，诗人不是一种职业的位置。但以科举为依据的人才选拨制度，让写诗成为通往仕途的必备技能。 陆游一生写了九千余首诗，但他的志向是从戎，以夺回被金人占据的中原土地，那些忧国诗篇，由于缺乏杜甫情感的凝聚力和濒于绝望的尖锐忧愁，并不算突出。反而，他晚年的田园诗构成了其成就的最高部分。日本前野直彬在《中国文学史》中说：“（陆游）晚岁二十年中，在其歌咏农村自然与人事的许多许多作品中，能听到诗人如同呼吸于这一环境的宁静气息。” 陆游的转变发生在1172年，他在返回成都的途中写下了《剑门道中遇微雨》：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在寂寞的细雨中，四十八岁的陆游在驴背上意识到自己到底还是个诗人，命运的绳索将他和诗歌紧紧捆绑在一起，陆游由此迎来了一生中的写作高峰。十四年后，在他六十二岁任严州知事时，连孝宗皇帝也把他看成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这不得不说是命运的嘲弄。 四十八岁之前的陆游，作为有着数十年诗歌写作经验的作者，诗歌不是他的志业，最多只是一个道出志向和感慨的工具。但四十八岁之后的陆游，不得不接受这支配一生的命运——成为诗人。 如卡夫卡所说，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笼罩着你的绝望命运，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这是写作者的命运，也是诗人的命运，杜甫的命运也是如此。 

二、安史之乱中的“社会派诗人”

 杜甫一直把“致君尧舜上”作为毕生理想，他的《旅夜书怀》写道：“名岂文章著，官应病老休”，怎么能够靠自己的诗文为世人所知呢？他一直“窃比稷与契”，却屡试不中。直到四十一岁时，才以献礼赋被特考录取，等待四年之后分被配到河西县做县尉——一个供县令差遣的小吏，他没有接受这个令人折腰的职位，后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相当于首都卫队掌管钥匙的仓库管理员。一年之后，安史之乱开始了。 在这个阶段，他留下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対雪》、《哀江头》、“三吏三别”等著名诗篇，无论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还是“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无论是“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还是“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其诗歌总体上是宏大叙述的、外向的，也即具有“史诗”特征，因此有人称杜甫为“社会派诗人”。 但简单以“外向性”概括安史之乱后的杜甫，显然忽略了杜甫作的复杂性。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中，除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严厉谴责外，还有“杜陵有布衣”这样貌似散漫的独白，也有“霜严衣带断”这样惊心动魄的白描，个人心迹和民众体验相互交织，其诗歌达到的深度和矛盾，少有人能与之匹敌。 当代诗人西川曾用“当代性”来评价杜甫，认为他的写作成就于安史之乱，没有安史之乱，他可能只是个二流诗人……在杜甫面前，王维所代表的前安史之乱的长安诗歌趣味，就可以作废了……（杜甫）发展出一种王维身上没有的东西——当代性，杜甫的诗歌很多在处理当下，他创造性地以诗歌书写介入了“唐宋之变”。 但杜甫如果到此为止的话，就只会是一位流连于朝廷的帝国秩序的颂扬者，一位宏大叙述的“社会派诗人”。杜甫对五言律诗演变的贡献、晚年沉郁风格的形成、幽默智者形象和虚幻诗人的特性，则会成为一片空白。从这个角度看，西川只说对了一半，甚至误读了杜甫诗歌写作的核心。 况且，当代性并非杜甫的专利。比如更早以前，就有蔡琰的《悲愤诗》：马前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就有王粲的《七哀诗》：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这些都是当代性的书写，杜甫只不过是继承了建安风骨。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著名长诗，恰恰是安史之乱前夕所写的。所有同代诗人都经历或目睹了安史之乱。杜甫却成长为集大成者，关键的时间节点是759年：他日益将志向投向诗歌，深入写作，让写作成为“意识、思维和对世界的感受的巨大加速器”（布罗茨基语）。

三、秦州之后的自觉诗人

公元759年，四十八岁的杜甫放弃了华州的官职，奔赴秦州。在茫茫西北，诗人写下《天末怀李白》：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怀友人，也是叹自己，能够与之对话的，除了友人李白之外，就只有一位冤沉江湖的屈子了！这就是杜甫的标尺。 日本著名汉学家小川环树注意到“文章憎命达”的特殊意味：杜甫已开始觉悟到，支配李白一生的无情的命运之手，也渐渐伸到自己身上来了。他们相互倾听，意识到诗人的身份，也把自己加入到伟大诗人的行列，这便是诗人的自觉。 杜甫五十五岁又写下：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小川环树还注意到，“诗家”一说在杜甫五十岁后屡次出现，而在秦州之前，则是从来没有的。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也关注到秦州之后杜甫诗歌的变化：不再在朝中求官后，杜甫将全部精力都用在诗歌上……在杜甫生活的最后十一年中，政治事件和“外部传记”少了重要性，诗人的“内部传记”却占了主导地位。从766年至768年，诗人写了近乎现存作品四分之一的诗，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作品。 施蜇存在《唐诗百话》中也注意晚年杜甫的高产：大概杜甫无聊至极，只有天天吟诗……这时他的诗律愈细，艺术上达到的高度精妙，真可以说是“穷而后工”。无所寄托，把自身交给诗歌，终不能选择诗人之外的道路。诗人在失宠、从中心撤退后，被放逐于荒野，内心变得无比警觉、敏锐、活跃，他将目光投向身边细微的事物，从内心出发，安放万物。 秦州之后，漂泊期的杜甫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写作迎来爆发期，二是诗歌风格的变化。 这些著名作品，包括《归燕》、《促织》、《苦竹》、《倦夜》，也包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还包括《秦州杂诗》二十首、《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  

四、置身于荒凉之秋

 先看《秦州杂诗》第十七首，一首荒凉的诗。 

边秋阴易久，不复辨晨光。檐雨乱淋幔，山云低度墙。鸬鹚窥浅井，蚯蚓上深堂。车马何萧索，门前百草长。 

地处边缘的秦州晦暗、潮湿，阴暗覆盖了秋天萧瑟的山野。觅食的鸬鹚、避湿的蚯蚓、门前蔓延的野草一一来到诗人的内心，诗人停歇于这些词语中，让哀音成为灵魂的短暂避难所。如诗人奥登所言，诗人就是语言赖以生存的人。 关注周边细小事物，这种现象在《秦州杂诗》里处处可见。 

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杂诗之一）苔藓山门古，丹青野殿空。（杂诗之二）抱叶寒蝉静，归山独鸟迟。（杂诗之四）浮云连连没，秋草遍山长。（杂诗之五）所居秋草静，正闭小蓬门。（杂诗之十）黄鹄翅垂雨，苍鹰饥啄泥。（杂诗之十一）秋花危石底，晚景卧钟边。（杂诗之十二）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杂诗之十三）何当一茅屋，送老白云边。（杂诗之十四）塞门风落木，客舍雨连山。（杂诗之二十） 

如果单独看这些诗句，会觉得它和王维后期作品相似。杜甫从来就不是以描绘自然见长的诗人，他的自然总被黑暗笼罩，总按诗人内心的秩序一一显现，这是他一生中最荒凉的作品。 美国诗人丹尼丝·莱维尔托芙，曾将大自然视为与人类世界平行的另一个世界，她的《缠绕的常春藤》笔下的自然，与杜甫的有些相同，都是荒凉内心世界的对应物。 

在公路与人行道之间，一丛阔叶的常春藤，不被爱的，落灰的，乱七八糟的，老鼠的避难所，在那里独自活着。新生的叶子在顽强的早已暗淡的腊叶间闪着快乐的光泽。它并不要求赞赏的目光。枝蔓藏起一团缠绕的棕褐色藤茎粗大如红树林的沼泽地；藤根坚硬地伸展。没有雨水在整个旱季，它只能像掐住脖颈一样抓住干涸的大地。 

美国诗人、评论家简•赫斯菲尔德曾说：“只有足够深入地凝视存在，你才能最终觉醒于万物之中。”美国诗人凝视着卑微的常春藤、老鼠，中国诗人凝视着盖住瓦片的藤蔓、蚯蚓。诗人的内心与事物相遇，诗意就发生在这一刻。 再看杜甫寓居成都西郊浣花草堂时期的作品《倦夜》，作于764年。

 竹凉侵卧内，野月满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

 竹叶萧萧，凉气阵阵侵袭卧室，月光洒满庭院的每个角落。凝结在竹叶上的露珠，随着时光流逝成水滴，悬在竹叶尖上。这不是每个人都能观察到的，却是乡村日常生活的场景。在彻夜不眠中，诗人的感官全部打开，集中在渐渐凝重的滴露、时隐时现的星光，孤独的萤火，破晓里醒来的水鸟......战事还在继续，诗人徒劳地悲叹，一个清秋夜就这样白白逝去。 个体生命的苏醒，诗人将自我投向世间万物，安排自然的秩序，秋夜的暗与野月的明相互呈现。与田园诗人不同，“万事干戈里”一句，奏响了心怀天下的儒生内心的轰鸣，细小事物由此获得自身的重量，所谓杜甫晚年诗风之沉郁，则与此有关。 独过秋夜的诗人很多，王维是读者熟悉的一位。 

独坐悲霜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在黑暗的秋天里，成熟的果子落下，必死之物在单调的声响中走完一生。王维可以退回到禅宗，获得宁静和安慰——他以“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收尾，生老病死皆是虚幻，这是一首表达空性的诗歌，但是，杜甫至死都拒绝从轮回中得到安慰。 深受王维影响的深度意象派诗人詹姆斯·赖特曾写下《我曾害怕死去》： 

我整天都在潮湿的田野上漫步，努力保持平静，聆听那些耐心移动的昆虫。也许它们此刻正吸食，缓慢地汇聚在蜗牛空壳里的和飘落在地的麻雀羽毛形成的隐秘避难所里的新鲜露水。

 赖特一整天在田野漫步，聆听昆虫吸食新鲜的露水，和杜甫一整夜倾听露水的声响，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赋予自然万物以深层的自我意识。 

五、沉重的肉身

 从外部世界回转目光来观照自身，杜甫晚年诗歌出现大量与身体有关的词汇，疾病和肉体的痛感入诗，直接承担苦痛，“残忍”地记录了肉体的败坏和精神的受难。 美国诗人佩恩·沃伦曾说：诗歌的意义在于肉体的感受，诗歌的语言不应仅仅是书写在纸上的符号，而应是听的，作为肉体能够理解的可以听的声音——而且是可以看的。如果一首诗不是脚趾都有感受的话，那就不是一首好诗。 759年十月，杜甫从秦州迁往更加南边的同谷县，仍没有南方的暖意。在短短一个多月里，创作了《同谷七歌》等大量作品。 其一：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白头乱发，长垂过耳，诗人在天寒地冻的穷山裂谷间，在暮色的雪地里寻找猴子吃的橡栗子，手脚的皮肉都冻死了。毫不掩饰的贫苦，弱小、卑微、饥饿的个体，悲愤如“大风刮过山岗，上面是无边的天空”。 其二：

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邻里为我色惆怅。 

长长的铲子有白色木柄，作为一个曾雄心勃勃自比稷、契的诗人，现在，他的生命居然寄托在一把铲子上，用这把铲子来挖黄独——它的根可以充饥，但漫山的飞雪覆盖了山野，雪地里的诗人，衣服遮不住小腿，只能与铲子一起两手空空回来，这时他听到儿女因为饥饿发出的痛苦呻吟。这是一个没有色彩的世界，没有比喻，也不优美，只有叙述和白描，白色的木柄、白色的雪，痛苦的声音从壁板里透出。同谷七歌，可谓是一歌一垂泪。 疟疾、耳聋、病脚、中风、糖尿、肺咳，杜甫的诗歌充满了器官的痛感。有人统计了杜甫诗歌的长长清单，疾病诗有167首之多（如下），集中在去往秦州之后。

（《太原大学学报》2010年12月：程校花《论杜甫疾病诗及文学史意义》）。

   华州到秦州（四首）  秦州到同谷（一首）  同谷到成都（二十首）  成都到绵州、梓州、阗州等地（十一首）  返回成都（八首）  滞留云安（七首）  寓居夔州（八十首）  漂泊荆湘（三十六首） 

三年犹疟疾，一鬼不销亡。（《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眼复几时暗，耳从前月聋。（《耳聋》）衰年肺病惟高枕，绝塞愁时早闭门。（《返照》）疟病餐巴水，疮痍老蜀都。（《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清明二首》）

 逐渐败坏的诗人身体长出敏锐的触须，这些触须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和内部的双重伤害，可是诗人除了诗歌，没有什么可以抵挡伤害。 疾病会出现在每一个人身上，只有自觉的诗人才能将疾病——缓慢的死亡——一一表达出来，如蚌接纳沙粒、寄生虫，分泌汁液，吐出珍珠。可以说，杜甫对肉身的书写，影响到后面的白居易、孟郊、贾岛、范成大等一大批诗人。 但是，当你关注杜甫的哀伤时，会发现他的幽默和自嘲；当你关注他的沉郁时，会发现他的虚幻。这些风格，都使后来者受益。 我们尝到了杜甫捧出的成熟的果，却没有看到果实背后的脱水过程。当一个诗人用全部的激情与意志写作，并自觉承担诗人的命运之时，我宁愿相信——沉浸在内心的精神生活之中——他是幸福的，而他所失去的，都会在作品里得到偿还。 阿米亥诗曰：

 人将在秋日死去，犹如一颗无花果，萎缩，甘甜，充满自身。树叶在地面干枯，光秃秃的枝干直指某个地方只有在那里，万物才各有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