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拉斯詩選

作者 ： 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库斯

賀拉斯詩選

賀拉斯 星期一詩社 2019-06-18

昆圖斯·賀拉斯·弗拉庫斯（拉丁語：QuintusHoratiusFlaccus、希臘語：Οράτιος，前65年12月8日意大利韋諾薩-前8年11月27日意大利羅馬），羅馬帝國奧古斯都統治時期著名的詩人、批評傢、翻譯傢，代表作有《詩藝》等。他是古羅馬文學“黃金時代”的代表人之一。與維吉爾奧維德並稱為古羅馬三大詩人。作為翻譯傢，受西塞羅的文學批評和理論的影響，用相當的篇幅談了創作中語言的使用和翻譯問題。綜合起來，主要有以下兩點：翻譯必須堅持活譯，摒棄直譯；本族語可通過譯藉外來詞加以豐富。他在《詩藝》中說過：“忠實原作的譯者不會逐詞死譯”。

 

 

船呵，波濤又把你推嚮海上


 

船呵，波濤又把你推嚮海上，

怎麽辦？毅然停住吧，進港！

難道你沒有看見，

舷邊已沒有劃槳，

 

桅柱已被強勁的西南風折斷，

帆桿在嗟怨悲鳴，沒有纜繩，

船體怎經受得住

風浪的猛烈衝擊？

 

風帆已經破碎，神像也已失去，

——不幸時本可籲請他的庇佑，

即使是黑海邊的

鬆柏，遐邇馳名，

 

也是徒然稱道它們的種族和姓氏，

水手們已不信賴你那斑駁的船舷，

你要千萬當心呵，

不要作風暴的玩具。

 

不久前你使我憂煩和厭惡，

如今又令我思念和焦慮不安，

光燦燦的基剋拉得斯群島①，

但願你能安全避過。①


 

（《詩集》第一捲第14首）

①這是一首寓意詩，以船比喻羅馬國傢，可能寫於內戰

結束之前。基剋拉得斯群島位於愛琴海南部，盛産大理石，

此處比喻羅馬當時激烈的黨派紛爭。

王煥生譯

 

 

我立了一座紀念碑


 

我立了一座紀念碑，它比青銅

更堅牢，比國王的金字塔更巍然，

無論是風雨的侵蝕，北風的肆虐，

都不能把它摧毀，或是歲月的

 

不盡輪回和光陰的不停息的流逝。

我不會完全死亡，我的大部分

將躲過死神，雖死而猶有生機，

死後的榮譽將會使我繼續生存，

 

衹要卡皮托利烏姆山崗大祭司和貞尼

仍去獻祭：人們將會永遠提起我，

在我那狂暴的奧吉杜斯河①喧鬧的故鄉，

在缺水的道努斯王②統治過的牧人中間。

 

我來自底層，首先把愛奧尼亞詩歌③

引進意大利，請接受我費盡心血

得來的這一榮譽，墨爾帕墨那詩神，

慷慨地給我戴上德爾斐的桂冠。


 

（《詩集》第三捲第31首）

①在阿普利亞。

②傳說中的阿普利亞王。

③指希臘詩歌，賀拉斯崇敬的古希臘詩人莎福和阿爾開俄斯

都是愛奧尼亞人。

王煥生譯

──《外國文學欣賞》(1985.3.)

 

 

賀拉斯《頌詩集》第2部第1首

◎靈石
 


 

（緻波裏歐）
 

 

梅泰盧任執政以來國內連綿的騷動，

戰爭的誘因與根源，製造的罪惡與苦痛，

展開的方式，時運女神的遊戲，

政治強人的致命聯盟，

 

沾滿血污、至今尚未淨化的武器——

在一部風險四伏的著作中，你要處理

所有這些主題，像踩着灰燼，

下面卻暗藏未滅的火勢。

 

讓掌管肅穆悲劇的繆斯暫且退出

熟悉的劇場，待到你完成公共事務，

你再穿着雅典的高底靴回去，

重新履行高貴的義務。

 

波裏歐，你總能出色地保護悲傷的被告，

在議政的元老院裏也能輓狂瀾於既倒，

更因為你在代馬提亞的大捷，

月桂帶給你永恆的榮耀。

 

此時此刻，你書中喇叭的威脅之音

已震動我們的耳朵，號角已在轟鳴，

刀劍的寒光已經嚇走戰馬，

也令騎手目眩神驚。

 

我好像已經聽聞，諸位傑出的將軍

身上落滿給他們增添光榮的泥塵，

所有的土地都已經俯首認輸，

除了加圖傲岸的心靈。

 

朱諾和每一位青睞北非的神都無力

為這片土地復仇，衹能選擇離棄，

如今卻用徵服者後裔的屍身

嚮國王尤古達的亡魂獻祭。

 

哪片原野不因為羅馬人的血而變得

肥沃，不以纍纍墳丘見證不虔敬的

戰爭和意大利崩潰的喧響，聲音

甚至傳到美地亞的耳朵？

 

哪片深淵，哪些河流，不曾知曉

慘痛的戰爭？哪片海不曾涌動紅潮，

因為亞平寧的屠戮？哪片水岸

沒有我們的血在漂？

 

可是戲謔的繆斯啊，別拋棄幽默的主題，

重新創作起西蒙尼德斯式的哀詩，

不如與我一起尋覓更輕柔的

旋律，在愛情幽靜的洞室裏。


 


 

賀拉斯《頌詩集》第4部第4首

◎靈石
 

 

猶如一隻鷹，閃電的使者，（衆神之王

賜予他統治所有翺翔禽鳥的權杖，

因為它劫走金發的蓋尼米得時，

忠誠頗受朱庇特欣賞，）

 

當初，青春和遺傳的活力將它逐出

鳥巢，它尚不知曉捕獵的艱辛，淫雨

已經遠去，春風傳授它陌生的

技藝，而它仍未脫驚懼，

 

心有所怯。很快，充滿活力的攻擊

帶着它俯衝，成為羊群震恐的勁敵，

如今，它對美食和戰鬥的渴求

已驅使它與兇蛇對峙；

 

或者猶如一頭幼獅，雖然棕黃的母親

剛禁止它啜飲充沛的乳汁，但是豐盛

牧草間饕餮的雌鹿一瞥見，便將

淪為它新生牙齒的祭品：

 

溫德利西人眼中的德魯蘇便是這般

在雷蒂人的阿爾卑斯山下徵戰

（這個部族一直用亞馬遜的戰斧

武裝右手，此風俗的淵源

 

是什麽，我暫且不予探究，凡人也不能

知道一切答案），可是他們的大軍

曾經所嚮披靡，令各族畏服，

卻敗於這位青年纔俊，

 

於是領悟到，心靈經過恰當的培養，

天賦在神聖的家庭受到滋育，力量

多麽驚人，奧古斯都對尼祿

兄弟的父愛有多大影響。

 

勇者是勇敢正直之人的作品，即使

牛馬這樣的牲畜也體現父親的特質，

剽悍尚武的雄鷹也絶對不會

繁衍出不善戰鬥的鴿子。

 

然而教育能夠促進內在的活力，

正確的耕耘可使心靈更加堅毅，

無論何時道德出現缺陷，

天生的良色都蒙上污跡。

 

羅馬，你欠尼祿傢族多大的恩情，

有麥陶魯河與戰敗的哈斯德魯巴為證，

有那個著名的日子為證，當黑暗

從拉提烏姆潰逃殆盡，

 

勝利的振奮讓天空第一次露出笑容，

自從那位可怕的北非人縱馬逞兇，

踏遍意大利的城市，如鬆木間的火，

如穿越西西裏波浪的東風。

 

從此以後，羅馬青年便一再奏凱，

人數不斷增長，被布匿人邪惡的兵災

摧毀的各處祠廟也重新立起

諸神的雕像。萬般無奈，

 

狡詐的漢尼拔最後表達了如此的感悟：

“我們就像一群鹿，本是猛狼的獵物，

如今主動追趕，其實能欺騙

和逃脫他們已算勝局。

 

這個民族，勇敢地忍受塔斯坎海浪的

顛簸，從焚毀的故國伊利昂一路帶着

聖物、兒女和年老的父親，來到

奧索尼亞的這些城郭，

 

就像櫟樹，在林木茂盛的埃吉杜山上

生長，雖然它被殘忍的雙刃斧砍傷，

卻通過損失，通過血泊，從這柄

利劍汲取了勇氣和力量。

 

絶不肯認輸的海格力斯，從未遭遇

如此的九頭蛇，身體越殘缺，反擊越勇武，

科爾基斯人或厄喀翁的忒拜也從未

養育更難對付的怪物。

 

將它浸在深淵裏，出來時更光芒四射；

和它爭鬥，此前毫發無傷的徵服者

將被它榮耀地製伏，這些戰鬥

將成為主婦長久的傳說。

 

我再也不能嚮迦太基派出炫耀的使者，

如今哈斯德魯巴被殺，我的一切

希望都已沉淪，沉淪，我的

名聲也衹能在厄運中寂滅。”

 

剋勞迪亞的氏族沒有什麽不能

實現，朱庇特會用佑護的法力來保證，

謹慎睿智的謀劃也會通過

戰爭的嚴峻考驗來促成。

 

 

賀拉斯詩歌與奧古斯都時期的文學秩序

李永毅

 

　　屋大維統治下的奧古斯都時期是古羅馬詩歌的鼎盛期。在這個歷史階段，詩歌創作變得空前復雜，詩人不僅需要忍受傳統的重負——延續千年的古希臘和泛希臘詩歌，而且還要適應新的文學秩序——由皇帝(國傢)、權臣(恩主)、友人和公衆(敵對詩人與普通讀者)構成的龐大體係。該秩序的兩大核心要素則是贊助體製和流通機製，前者迫使詩人在藝術與權力之間周旋，後者以文學趣味和審美風尚的形式嚮詩人施加影響。這個體係之所以可稱為一種“秩序”，是因為羅馬國傢這個决定性因素的加入，並且它有讓文學為皇權服務的強烈意圖。在古希臘和羅馬的共和國時期雖然也存在貴族對作傢的贊助，但它主要體現的是個人影響力，並不代表官方的立場，因而也不實質性地控製作品的流通。僅僅一代人之前，古羅馬詩人還有相當大的自由空間，以卡圖盧斯為例，他既可以置身贊助體製之外，毫無顧忌地奚落甚至辱駡愷撒等權貴，也可以斷然摒棄普通讀者，以驚世駭俗的方式挑釁流行的閱讀期待。奧古斯都時期的賀拉斯則不得不以現實的態度對待文學秩序中的各個環節，通過精心設計的寫作策略來保護作品的藝術性，避免淪為這個秩序的犧牲品。

 

　　一、終極恩主與國傢的遙控

 

　　當賀拉斯在創作生涯晚期决定放棄抒情詩、改寫書信體詩的時候，他將自己比作一位退休的角鬥士，並稱繼續寫抒情詩是將自己“睏於原來的遊戲中”(Horace：Satires and Epistles 1.1-3)。“遊戲”(ludi)在拉丁語中常指以角鬥士對决、人獸搏鬥、集體處决為內容的競技慶典。有論者認為賀拉斯這裏不過是自嘲(Macleod 286)，鮑迪奇卻敏銳地讀出了其中的深意。雖然競技慶典最初衹是葬禮上的一種獻祭儀式，但到羅馬共和國晚期，它已經成為政客籠絡底層民衆的重要手段(Veyne 222)。當他們花費巨資舉辦這樣的慶典，邀請羅馬貧民無償觀賞時，扮演的是用禮物換取忠心的恩主角色。鮑迪奇指出，賀拉斯在創作政治抒情詩的時候，也是以對羅馬民族的忠心換取羅馬國傢的賞賜。在此過程中，屋大維——羅馬國傢的代表——就成了賀拉斯的終極恩主。於是，一個恩主經濟的鏈條浮現出來：羅馬皇帝(直接或通過臣屬)賜給詩人土地和財物，詩人則以作品相回報，而在更大的文化流通機製中，詩人的作品又成了羅馬皇帝贈予公民群體的禮物，如同角鬥士表演一樣(Bowditch 2-3)。或許正因如此，與禮物相關的詞彙在這首詩中反復出現。這表明，賀拉斯對自己的文化角色有深切的認識，他後來轉嚮書信體詩也是擺脫束縛的一種嘗試。事實上，羅馬國傢並不衹是賀拉斯一人的終極恩主，奧古斯都時期幾乎所有的重要詩人都受製於屋大維的恩惠：史詩作傢維吉爾和瓦裏烏斯，愛情詩作傢提布盧斯和普洛佩提烏斯，悲劇作傢弗斯庫，喜劇作傢方達紐，都是如此。拒絶順從屋大維的奧維德，則被流放黑海地區，逐出贊助制度的保護網。賀拉斯詩集中頌君之作(比如《頌詩集》第4部第5首、第15首)和奉命之作(《頌詩集》第4部第4首、第14首、《書信集》第2部第1首)都直接體現了羅馬國傢對詩人的政治壓力。

 

　　根據吉拉爾(Girard 41)和鮑迪奇的分析，賀拉斯與角鬥士的聯繫尤其體現在他的羅馬頌詩(《頌詩集》第3部第1-6首)中。如果說角鬥士的獻祭是為了平息地府諸神的怒氣，那麽賀拉斯的這些政治抒情詩則融合了悲劇的因素，是一種象徵性的公共祭祀，代表繆斯為羅馬內戰的屠戮贖罪，以恢復被內戰摧毀的和平以及等級秩序(Bowditch 27)。在這個意義上，它們是獻給羅馬國傢、回報羅馬贊助的禮物。

 

　　贊助體製確保了賀拉斯在經濟上衣食無憂，在政治上受到保護，但它始終對他的創作自由構成了潛在的威脅。澤特澤爾等學者傾嚮於認為，賀拉斯沒有屈從於贊助體製的壓力(Zetzel 87-102)，最終保持了創作的獨立。懷特等人則相信，賀拉斯是由衷認同屋大維的政治文化立場的(White 161)。戈爾德(Gold 66)和普特納姆(Putnam 147-53)等人雖然承認贊助體製是奧古斯都時期的普遍文學現象，但相信恩主對詩人沒有實質性的影響。

 

　　賀拉斯認可了屋大維羅馬救星的角色，但這種認可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一方是有遠大文學抱負和獨立創作軌道的詩人，一方是睥睨天下、决意將文學納入帝國秩序的君主，兩人之間的關係註定是緊張而復雜的。總體而言，賀拉斯對屋大維的態度經歷了從警惕、懷疑到接受、崇拜的過程，但他自始至終都不肯做一位馴順的宮廷詩人。

 

　　《世紀之歌》標志着賀拉斯正式成為羅馬的桂冠詩人。這首詩作於公元前17年，是一首宗教頌歌，在世紀慶典(ludi saeculares)上由27名少男和27名少女演唱。世紀慶典的原型是瓦雷利婭傢族嚮冥界諸神獻祭的儀式。公元前17年，屋大維已經作為國傢元首統治十年，羅馬享受着和平與繁榮，屋大維有意把這個贖罪消災的儀式改造為祈福感恩的儀式，並將他認可的個人保護神阿波羅確立為羅馬的國傢神，於是策劃了這個慶典，並命令賀拉斯創作一首頌歌。

 

　　這是一首典型的應製詩，又需在儀式上演唱，賀拉斯沒有多少自由發揮的餘地，更重要的是，他不可避免地要對屋大維治下的羅馬做出評價。賀拉斯的應對策略一是藉道維吉爾來稱頌屋大維，避免給人以阿諛的印象，二是刻意避免意識形態之爭，突出羅馬民族利益的彙聚點。直接涉及屋大維的內容主要是以下三節(49-60行)：

 

願安基塞斯和維納斯的傑出後裔

實現他用白牛嚮你們獻祭時祈求的
 

一切，用武力摧垮頑抗的強敵，
 

卻寬宥臣服者。
 

海上和陸上，我們強大的兵力
 

和羅馬的戰斧已讓美地亞震恐，
 

斯基泰和傲慢的印度也急於獲知
 

我們的命令。①
 

忠誠、和平、榮譽、古時的純潔
 

和久遭冷落的勇武已經敢回返，
 

吉祥的豐饒神也重新出現，她的
 

羊角已盛滿。
 

 

　　“安基塞斯和維納斯的傑出後裔”指屋大維，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將屋大維和他所在的尤利婭傢族塑造為埃涅阿斯之子尤盧斯(Iulus)的後代，而埃涅阿斯據說又是安基塞斯和維納斯的兒子。“用武力摧垮頑抗的強敵，/卻寬宥臣服者”顯然呼應着維吉爾《埃涅阿斯紀》中的一個著名段落，父親安基塞斯的鬼魂在地府嚮埃涅阿斯展示羅馬偉大的未來，強調羅馬統治世界乃是神的諭旨：“羅馬人，記住，用你的權威統治萬國，/這將是你的專長：確立和平的秩序，/寬宥溫馴之民，用戰爭降伏桀驁者”(Virgil 6.851-53)。維吉爾於公元前19年去世時，《埃涅阿斯紀》在古羅馬文學中的經典地位已經確立，成為古羅馬史詩的代表。賀拉斯的措辭無疑會喚起聽衆對維吉爾作品的記憶，在羅馬人看來，賀拉斯是以一種謙遜的姿態嚮這位已逝的同行致敬，從而衝淡了這首詩歌功頌德的味道。後面兩節直接描繪屋大維成就，突出了三個方面：羅馬強盛的軍力、奧古斯都時期整肅道德的努力以及和平局面帶來的經濟繁榮。即使反對屋大維的人也無法否認這些成就，在此框架下，共和與帝製的分歧至少在表面上彌合了，這首《世紀之歌》因而也具備了代表整個羅馬民族發聲的超越性。

 

　　一方面，賀拉斯以民族先知自命，因而無法真正避開政治話題，而他的政治見解與屋大維的官方立場存在相當距離，這使得他在表達自己的觀點時必須慎之又慎。另一方面，他在詩學觀念上深受泛希臘時代詩人卡利馬科斯及其羅馬傳人——以卡圖盧斯為代表的新詩派——影響，極力強調技藝的重要，並試圖保持作品的私人化色彩，這進一步加大了創作政治詩歌的難度。然而，賀拉斯卻憑藉精巧的構思和高超的文字駕馭能力，在政治意圖和詩學追求之間達到了艱難的平衡。《頌詩集》第1部第8首就是很好的例子：

 

呂底婭，天上地下，

諸神作證，為何急於用你的愛摧垮
 

敘巴裏?他為何憎惡
 

明亮的原野，不再忍受曝曬與塵土?
 

他為何遠離了同伴，
 

不再一起馳騁，緊勒狼牙的鐵銜，
 

决意讓高盧馬馴服?
 

他為何害怕棕黃的臺伯河?為何畏懼
 

橄欖油甚於蝰蛇血，
 

那雙因練習投擲而瘀青的手臂為何
 

不再示人?輕鬆
 

越界的鐵餅、標槍曾給他怎樣的聲名!
 

他為何躲藏，就如
 

傳說中忒提斯的兒子，在特洛伊悲劇
 

揭幕前，擔心男裝
 

會將他推嚮敵人的戰陣，推嚮屠宰場?
 

 

　　這首詩寫給一位名叫呂底婭的女子。莫爾指出，就主題而言，這首詩或許衹是希臘式的仿作或練筆，至少普勞圖斯就曾在戲劇中以相似的文字處理過這個陳舊的希臘主題——愛情讓青年人變得萎靡(Plautus 149ff)。然而，這種理解忽略了作品的羅馬政治語境和詩末阿喀琉斯典故的意義。第4行的戰神廣場(“明亮的原野”)、第7行的高盧馬和第8行的臺伯河共同構成了這首詩的羅馬背景，體育鍛煉和軍事訓練不可避免地糾纏在一起。軍事訓練是為從軍做準備，而在羅馬，從軍是從政的必備步驟。如果這樣，敘巴裏不僅為了愛情而荒廢了身體，甚至也放棄了政治前途(Dyson 164)。

 

　　詩的13-16行引用了後荷馬時代流傳的一個關於阿喀琉斯的故事。該故事的情節記錄在阿波羅多洛斯(Apollodorus)的《希臘神話》中(Apollodorus 3.13.8)。阿喀琉斯的母親忒提斯在特洛伊戰爭爆發前得知了兒子會戰死的命運，於是將他裝扮成女人，藏在斯庫羅斯國王呂科梅迪斯的女兒中間。在此過程中，他和其中一位公主代達米亞産生了愛情。後來奧德修斯化裝成小販前來，在貨物裏混了一些武器，阿喀琉斯因為表現出對武器的興趣而暴露了身份(Ovid 13.162ff)。詩中的“悲劇”和“屠宰場”等措辭突出了特洛伊戰爭的負面形象。奎因評論道，由於後文特洛伊典故的存在，4—7行的意象所表達的敘巴裏對體育鍛煉的憎惡態度是可以理解的，如果體育鍛煉是軍事訓練的一部分，其終點是毀滅性的戰爭，那麽避之不及就是正常的反應(Quinn 137-41)。不僅如此，正如阿喀琉斯躲避戰爭並非出於本意，而是由於母親擔心他會戰死，敘巴裏躲避體育鍛煉(其實也是軍事訓練)也並不一定代表他的立場，而是反映了呂底婭的擔憂。如果這樣，她就並非用情欲消磨戀人陽剛氣質的壞女人，而是真心關懷他的好女人。和傳統的解讀相反，詩歌的中心不是敘巴裏，而是呂底婭。

 

　　賀拉斯以這種獨特的方式，既利用了希臘傳統又顛覆了希臘傳統，並隱晦地提供了一種不同於屋大維軍國主義宣傳的視角。由於反戰的情緒是由不直接捲入戰爭、而且在文學傳統中一嚮反戰的女人表達出來的，賀拉斯就避免了給讀者直接反對屋大維的印象。

 

　　從上面這些作品可以看出，在不觸怒屋大維的前提下，賀拉斯始終堅定地維護自己的人格獨立和創作自由，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絶不甘心做一位御用詩人。在藝術上，他追求的是無可挑剔的技巧和完美的風格；在精神上，他矢志成為整個羅馬民族(而不是屋大維)的代言人。他永遠不願為了政治而犧牲詩歌本身的價值。

 

　　二、直接恩主與贊助體製下的友誼

 

　　研究奧古斯都時期的文學贊助體製面臨一個難題，就是它與政治領域的贊助體製有很大不同，後者的恩主與門客之間的關係較為直接明顯，因而容易判定。詩人大多出身騎士階層，學識上的優越感讓他們恥於將他們與恩主的關係視為一種贊助體製。按照西塞羅在《論義務》中的說法，對於社會地位較高的羅馬人來說，“被人稱為門客，或者承認受惠於贊助體製，和死一樣難以忍受”(Cicero 2.69)。因此，文學贊助體製的雙方更願意使用“友誼”(amicitia)和“朋友”(amici)這類軟性詞彙來掩飾二者在社會地位上的差異。不僅如此，從許多作品可以看出，在賀拉斯與麥凱納斯的關係中，彼此的尊重甚至敬愛是顯然存在的。懷特據此認定，“文學贊助體製”的說法並不準確，他經過仔細考證得出結論：無論羅馬政府還是權貴都沒有對詩人進行制度化的資助，也沒有刻意塑造其文學産品(White 155)。

 

　　然而，正如鮑迪奇所說，懷特的觀點衹考慮了贊助體製的物理形態，未考慮其心理形態。作為一種禮物經濟，贊助體製更強大的驅動力在於負債的心理和感恩的心態(Bowditch 21)。高明的贊助人會竭力保持無償贈予的姿態，避免産生對等交換的印象，既為自己贏得慷慨開明的名聲，也防止詩人在強烈負債心理的驅使下表現得過分急功近利，從而降低他們的身價。贊助人甚至希望看到詩人保持獨立的人格，從而讓外人看來，這種關係不是基於利益交換，而是一種自願自發的行為。這種態度為真實友誼的生長提供了空間，但仍不能消弭兩人關係的贊助性質。

 

　　薩勒看到了贊助體製的復雜性，指出它必須包含三重關係：“第一，它涉及物品和服務的交換；第二，為了與市場上的商業交換相區分，它必須是具備持續性的私人關係；第三，它必須是不對稱的，也即是說，雙方的社會地位不平等，他們交換的物品和服務也不對等——正是這點有別於平等者之間的友誼”(Saller 1)。賀拉斯與麥凱納斯的關係無疑具備上述三個要素。鮑迪奇提醒我們，麥凱納斯贈予賀拉斯的不僅有最重要的物質財産——土地，更賜給了他一種身份和地位，擁有土地本身就是獨立經濟地位的保證和獨立人格的象徵，更不用說麥凱納斯的庇護促進了賀拉斯文學聲名的傳播。正因如此，賀拉斯在詩中不僅經常感謝麥凱納斯的慷慨，更稱他為自己的“堅盾”和“甜美榮譽的源頭”(Odes 1.1.2)。

 

　　對比前輩詩人卡圖盧斯，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贊助體製在賀拉斯文學創作中的重要性。在愷撒內戰前，詩人在古羅馬社會中的地位遠更邊緣化，並未與權貴結成穩固的交換關係，至少還有選擇放棄贊助體製庇護的自由。卡圖盧斯毫不留情地鞭撻了愷撒集團通過戰爭聚斂財富、壟斷政府高層職位、縱容手下搜刮行省等行為。愷撒、庇索、瑪穆拉、龐培、瓦提尼烏斯都是卡圖盧斯攻擊的靶子。

 

　　賀拉斯與麥凱納斯的交往則綿延近三十年，幾乎貫穿了他的文學生涯。在他的全部162首詩裏，直接寫給麥凱納斯的詩就多達16首，而且從早期的《諷刺詩集》到中期的《頌詩集》再到晚期的《書信集》裏都有。麥凱納斯不僅是賀拉斯詩歌題獻的對象，也是欣賞其作品的知音，進行詩學探討的良伴。但賀拉斯始終清醒地意識到橫亙在兩人之間的社會鴻溝。在《書信集》第1部第7首裏，他對麥凱納斯說，“你經常誇我謙恭，總稱你‘主公’‘前輩’，即使不在你身邊，我也不吝於贊美”(Horace：Satires and Epistles 1.7.37-8)。“謙恭”(verecundum)一詞極少用來形容同等地位的人，如果說“前輩”(pater)還衹是對長輩的一般尊稱，“主公”(rex)則明白無誤地表明了二者的尊卑位次。②在外人眼裏，賀拉斯與麥凱納斯之間也是不折不扣的門客與恩主的關係。

 

　　但是另一方面，在《諷刺詩集》第1部第6首裏，賀拉斯竭力說服讀者，這段關係並非一種利益聯盟，而是以人格吸引為基礎的友誼(49-64行)。他首先為麥凱納斯的動機做了申辯，指出他“不屑收買人心”，詩人這裏顯然批判了古羅馬政客盛行的做法，即通過禮物和賞賜來網羅門客，從而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力。他特別強調麥凱納斯擇友的嚴格而睿智的標準——不看財産和門第，而看“心地是否純潔”。然而，正因為兩人的私交甚密，要在這樣的關係中堅定地維護創作自由和人格獨立，而又不實質性地傷害到情誼，是非常睏難的。總體來說，賀拉斯深諳拒絶的藝術，對作品的拿捏極其到位。

 

　　《書信集》第1部第7首的情境就直接威脅到了贊助體製的外在形式。賀拉斯在這年六七月間離開羅馬到山間度假，答應很快就回到麥凱納斯身邊，但後來卻改變了主意，於是麥凱納斯可能去信責備，催促他回城，賀拉斯便寫了這封信作答，稱自己要等第二年春天才回去。無論兩人的情誼多深，就地位而言，麥凱納斯畢竟是恩主，賀拉斯是門客，古羅馬門客對恩主最重要的義務便是在恩主需要時陪伴左右，這種行為幾乎是贊助體製的一個標志。賀拉斯在這裏不僅拒絶履行這一義務，他還違背了羅馬人極為看重的另一義務——信守承諾。因此，賀拉斯在此詩裏需要解釋的是對恩主的雙重冒犯。賀拉斯不想傷害恩主的感情，更不願冒犯他的尊嚴，但同時也不肯犧牲自己的獨立。為了將自己的立場和理由闡述得更清楚，賀拉斯藉助了史詩情節、寓言、故事和類比，委婉而堅决地表達了自己的想法。從效果看，麥凱納斯顯然接受了賀拉斯的解釋，他允許後者公開發表這首詩，表明他認可其中的觀點，也容忍賀拉斯的獨立。賀拉斯敢於拒絶麥凱納斯的要求，並相信對方能夠原諒自己的拒絶，既表明了自己的真誠直率，也表明了對麥凱納斯人品的高度信任。如彼得森所說，這首詩在題材、主題、心理和意象的處理方面都實現了高度的統一，堪稱佳作(Peterson 309-14)。基帕特裏認為，獨立衹是作品的抽象主題，更具體的主題是恩主制度下的合適行為(decorum)問題，尤其是贈予與接受，西塞羅《論義務》中關於禮物的討論可以作為這首詩隱含的倫理框架。賀拉斯突出了自己的謙卑與感激，體現了作為禮物接受方的理想品質，他也稱贊了麥凱納斯的寬容與審慎，而這正是禮物贈予方的理想品質(Kilpatrick 47-53)。

 

　　按照西塞羅的說法，贈送禮物時，贈予者、禮物和受贈者三個元素都應恰當、恭敬。第一，禮物本身應當是受贈者願意接受、並且對他有用的；第二，贈予者的態度必須審慎恭敬，不能草率傲慢(Cicero 1.14.49)；第三，受贈者也應謹慎選擇，必須以品行為標準，具備各種美德，這樣禮物纔得其所(Cicero 1.14.45-6)。如果麥凱納斯邀請賀拉斯在羅馬停留可以看作一種禮物，那麽這個禮物本身雖然美好，對於此時的賀拉斯卻已經不恰當了，人過中年的他已經不喜歡繁華喧囂的羅馬城，“更愛空曠的提布爾、閑逸的塔倫頓”，他還給了一個謙卑的理由：“小地方適合小人物。”

 

　　賀拉斯的潛臺詞似乎是，如果自己在表面上遵守門客的義務，按期返回羅馬城，反倒會因為自己不再適應大城市而失去自己真心追求的生活，那樣就違背了麥凱納斯支持賀拉斯的初衷。所以，賀拉斯委婉的規勸後面也隱含了對恩主人格和智慧的贊揚。事實證明，他對恩主的判斷是準確的，這封拒絶的信其實也是巧妙的肯定，不僅沒有破壞兩人的關係，反而在更高層次上確認了一種基於友誼倫理的贊助體製。

 

昆圖斯·賀拉斯·弗拉庫斯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意大利 Italy   儒略·剋勞狄王朝   (前65年十二月8日～前8年十一月27日)

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库斯

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库斯

作者簡介

昆圖斯·賀拉斯·弗拉庫斯（拉丁語：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希臘語：Οράτιος，前65年12月8日意大利韋諾薩 - 前8年11月27日意大利羅馬），奧古斯都時期的著名詩人、批評傢、翻譯傢，代表作有《詩藝》等。 他是古羅馬文學“黃金時代”的代表人之一。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8 December 65 – 27 November 8 BC), known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as Horace (/ˈhɒrɪs/), was the leading Roman lyric poet during the time of Augustus (also known as Octavian). The rhetorician Quintilian regarded his Odes as just about the only Latin lyrics worth reading: "He can be lofty sometimes, yet he is also full of charm and grace, versatile in his figures, and felicitously daring in his choice of words."[n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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