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气之下读完沈从文这篇《元霄》的，好久没读到这么好的小说，很过隐，看完时已是凌晨，却无半点睡意．
一开始以为沈从文会象所有的文人一样先介绍元宵佳节的来历，然后是介绍他家乡的舞龙灯耍龙灯是怎样的民乡民俗充满传统的热闹，再然后就是介绍元宵小吃什么的比他乡更具特色．
好作家的思绪都是不由凡人的思想牵引。浅看这篇文章似乎跟元霄并没有特别的冲突，也就是说跟元霄没什么很要紧的牵涉，我顺至有把这篇文章的名字改为《周末》或改成其它什么节日的念头，深悟才知这篇文章写得真是妙不可言，这些故事真真确确发生在元宵这一天，也只有元宵这一天，沈从文笔下的雷士先生才会放弃每天四小时的写作时间，也只有元宵这个节日那个写小传的雷士先生才不是什么作家，而只是一个孤单寂寞的中年男子．文章取名《元宵》再贴切不过。
＂一个中年人，独身，身体永远是不甚健康到使人担忧，他的工作是用笔来捕捉这个世界的时代人类的姿态到纸上＂这是雷士先生曾经所写，雷士先生只是个写小传的人，看这篇文章时我不免把雷士先生定义为大作家沈从文，他的文字绝对要影响几代人．包括我。
元宵的这一天雷士先生原想去看望一个朋友，可突然想起了这一天是元宵，他要去看的朋友有主妇有孩子，不免起身又坐下把帽子掷到房角书架上，放弃看友．一个孤单男子不想去打扰朋友三口之家的幸福宁静，他也害怕触景伤悲，读到这儿我想起了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仿友戴安道，等到了戴家门口不敲门却又转身打道回符，人问其故，他回答说：乘兴而来，尽兴而返，我又何必见安道呢？只是雷士先生这一刻起身又坐下还没走出家门的仿友却没有王徽之那般洒脱．
一个作家的孤单是一触碰就脆弱，更是易燃且易碎的，元宵这一天雷士先生心无所是从，他空虚寂寞，他想找草啊枝的来寄托，沈从文把节日里的一个写小传的中年人的寂寞，思想，言行，抒写得淋漓尽致，微妙微肖，让我忍俊不禁。
舞文弄墨之人是最寂寞的，也是最惧怕寂寞的，也只有舞文弄墨之人最能利用寂寞并把寂寞二字演译为忧伤的美丽．演译为痴痴傻傻让自己都不能理解的举动，他痴傻的望着墙上那一堆如牛屎的蜂窝出神，把那小小的蜂窝泥孔想象成通往许多地方的小门，想象蜂子在做什么，思想着什么，顺至想知道蜂子的更多，平常没留意的粉剌竟也成了元宵这天不大不小的烦恼．
＂一个思想粗糙的人，他的行为将近荒唐，一个思想细致的人他可以深入生活，然而一个倦于思想的人，他是只有幻灭的悲恸咬他那颗心＂无凝沈从文是位深入思想文笔极其细微的作家，我读懂了他的这篇文字，我想。
＂一个中年人，独身，身体永远是不甚健康到使人担忧，他的工作是用笔来捕捉这个世界的时代人类的姿态到纸上＂当沈从文再次重复这一句时，我也不由继续雷士先生的寂寞之行。
元宵这一天他想到了不被引人注目的蜂窝，想到了脸上的粉剌，并无聊的用脚拍打地板，由此他想到了脚下的皮鞋，从皮鞋想到了买鞋，想到买皮鞋时的那个女人的苗条身体，想着那情不自禁的一路跟着苗条身体到舞场门口，想着自己要是能跳舞他就穿着这新买的皮鞋陪苗条身体舞一夜。
他顺至把他的钱夹也从口袋里拿出，并数着里面的钞票，没事的整理归类，然后由钱想到钱可以让女人坠落，乞丐因得钱欢喜而死，人有了钱可以在人前增加若干勇气，想到了他善于用钱的那些事情，如今他是钱在手上却不能把这个钱照他所想的去做，从前想的这样那样是可以得到的幸福，这时仍然不够了．当一个人明白钱不能帮助他获得他所要的东西时也是一种寂寞吧．由此我想，这个世界上跟钱有关的寂寞也是分若干种类的．
＂当智力骤然失去心情就会与年龄不相称起来，难免把固定的秩序破坏，变成世俗所说的***人了＂人可寂寞不可***，我想。
他把脚拍打地板发出蓬蓬的声音，他又想起他的买鞋，他又想起了那个苗条身体，想着人的生存总是为女子之外，却又想不出为女子以外的什么，这时他的寂寞已从无聊到了无所排遣，他顺至想不明白人究竟为什么生存。。。当他的心快要变得麻木时发现日影在墙上移动才突然醒悟他必须出门，或许只有出去才可不比在家里更为寂寞得恐慌。
他是个写书的人他当然首先想到的是去书铺，在书铺他看到很多青年在买他写的书，那场面让他很是感动，想着那些年轻人用爸妈给的一点零用钱买他的书时他真的很想自己是个有钱人，这样他就可以印上一万册书免费送给他们。
他在自己的书这么畅销时还能把自己视为一个来买书的人，真是可贵，在书铺伙计的大力推荐和热情服务下他买了几本自已写的书，他很善良想他人所想，为他人所想，不失一个作家的爱心和谦卑，后来他把二本书送给二个为买书而跟书铺伙计争吵的青年，一个身为名作家的雷士先生此刻没有半点作家的那种清高与张扬让人十分敬佩。这时我想起不久前朗诵房间发生的一件事，一女写手因麦序上的室主下面要读她的文章竟然不愿多等几分钟没收了麦上一正准备朗诵的女孩的麦，我很气愤，后，点击房间公示于众的博客网址走进她的博客，并给她发了张字条：出没朗诵房间的朋友不是文人就是墨客哪一个都不能小瞧，怠慢，你还是先学做人然后再学写文章吧。这位女写手从此再不敢在朗诵房间招摇了。
雷士先生走出书铺，走上大街，心中的寂寞渐渐加浓，正想返家，他突然看到前面黄包车上有一美女向他略示风情，他来不及思想就跳上人力车，车夫问他去哪，他手指前方，车夫会意，这时的雷士先生让我想到了***才子唐伯虎，自古才子多***，不知沈从文笔下的雷士先生可否有唐伯虎那样的花痴技俩弄出一幕幕闹剧后以意中人终成眷属？
雷士先生心不由自主让车夫载着一路追赶象是街头色狼，直到女人在花店下车他也紧跟下车，这时的雷士先生似乎觉察到了自己的行为实在荒唐，不过他很快就为自己找了个理由：进去买一束花也没什么要紧，进去看看也不算是坏事。
总算好事多么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被他追赶的女人竟是曾经与他同船共渡的女子，因为船舱失火他还救过她和她母亲的性命。千年修得同船渡，又是英雄救美，我想他与她应该是有缘人吧。一年不见雷士先生成了名作家而这女子也成了光明剧院的台柱子，惊喜之余雷士先生应这位名叫秋君女子邀请，提着秋君陪他买给送秋君母亲的礼物，坐在去看望秋君的母亲的车上，我想，他心里一定在想，秋君的母亲或许就是他未来的丈母娘吧。就这样他与她心照不宣，车中当秋君无意告诉他她已是有夫之人时，他人仿佛骤然下沉如跌深渊，半天才泛过神来，当她告诉他他刚才的神情象他小说中的中年男人时，他的脆弱已是不能自持了，他跳下车有些踉跄连书也忘在车上。
秋君不解，无奈看他被人群淹没在大世界。他喝着茶想着刚才下车时的匆忙有失礼貌，又忘记问秋君住址不免有些懊脑。其实他下车是对的，他不该去破坏这个女人的幸福，这个女人不是他的梦，可他茫然甚至为再见不到她而伤感落泪，他甚至想返回下车的地方等她到夜等她到天明，等这个女子出现突然叫他上车。
还是回家吧说不定家中另有惊喜在等着你呢。回到家中家中并没有什么事情在等着他，他就想着这一天的巧遇——卖书的小伙子，二个为买书而争吵的青年，想到这个让他二见倾心的秋君，他想把这一天的事情写一部小说，想为秋君写首诗，最后他真的给秋群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信没到秋君面前，他人先读着信就落泪不止。诗是朦胧的美，伤心不需要正当的理由，这就是一个作家的心态吧。
＂雷士先生象在狱中望到天堂的光明，觉得幸福忧患皆属于世界所有人类，人与人在爱憎与其它上面原都是那么贴紧黏固成整个，但自己仍然只是独自一人渺不相涉＂是的他挡不住女子对他的透惑，还是去了有秋君的光明剧院，戏子是多情的就象才子天生的***，戏子秋君爱她丈夫也喜欢眼前的雷士先生，她不顾她母亲的多次提醒，她是有夫之人，还依然撩拨雷士先生那一颗中年男人的寂寞，让这个中年男人对女人的青春身体想入非非。
又是坐在车中，跟昨天是不一样的，昨天他有些意乱，有些茫然，有些失落，为情所困．今天他却是真真实实的捏着秋君的纤纤素手为情所迷．车上，他已想好后天去杭州，跟秋君一起去杭州，那个时候秋君就是他怀中的小鸟依人，可他却说：他是去杭州换换思想。也许他不会去的吧？
《元霄》叙述到此，我想该为自己写点什么．今天是元宵，今年的元宵因加进了沈从文的《元霄》比往年的元宵多了一分节日的概念，算是祝福自己元宵节快乐吧，要知道我已是多年没怎么过元宵这个节日的。感谢沈从文的《元霄》让我渡过一个丰盈的元宵．
一开始以为沈从文会象所有的文人一样先介绍元宵佳节的来历，然后是介绍他家乡的舞龙灯耍龙灯是怎样的民乡民俗充满传统的热闹，再然后就是介绍元宵小吃什么的比他乡更具特色．
好作家的思绪都是不由凡人的思想牵引。浅看这篇文章似乎跟元霄并没有特别的冲突，也就是说跟元霄没什么很要紧的牵涉，我顺至有把这篇文章的名字改为《周末》或改成其它什么节日的念头，深悟才知这篇文章写得真是妙不可言，这些故事真真确确发生在元宵这一天，也只有元宵这一天，沈从文笔下的雷士先生才会放弃每天四小时的写作时间，也只有元宵这个节日那个写小传的雷士先生才不是什么作家，而只是一个孤单寂寞的中年男子．文章取名《元宵》再贴切不过。
＂一个中年人，独身，身体永远是不甚健康到使人担忧，他的工作是用笔来捕捉这个世界的时代人类的姿态到纸上＂这是雷士先生曾经所写，雷士先生只是个写小传的人，看这篇文章时我不免把雷士先生定义为大作家沈从文，他的文字绝对要影响几代人．包括我。
元宵的这一天雷士先生原想去看望一个朋友，可突然想起了这一天是元宵，他要去看的朋友有主妇有孩子，不免起身又坐下把帽子掷到房角书架上，放弃看友．一个孤单男子不想去打扰朋友三口之家的幸福宁静，他也害怕触景伤悲，读到这儿我想起了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仿友戴安道，等到了戴家门口不敲门却又转身打道回符，人问其故，他回答说：乘兴而来，尽兴而返，我又何必见安道呢？只是雷士先生这一刻起身又坐下还没走出家门的仿友却没有王徽之那般洒脱．
一个作家的孤单是一触碰就脆弱，更是易燃且易碎的，元宵这一天雷士先生心无所是从，他空虚寂寞，他想找草啊枝的来寄托，沈从文把节日里的一个写小传的中年人的寂寞，思想，言行，抒写得淋漓尽致，微妙微肖，让我忍俊不禁。
舞文弄墨之人是最寂寞的，也是最惧怕寂寞的，也只有舞文弄墨之人最能利用寂寞并把寂寞二字演译为忧伤的美丽．演译为痴痴傻傻让自己都不能理解的举动，他痴傻的望着墙上那一堆如牛屎的蜂窝出神，把那小小的蜂窝泥孔想象成通往许多地方的小门，想象蜂子在做什么，思想着什么，顺至想知道蜂子的更多，平常没留意的粉剌竟也成了元宵这天不大不小的烦恼．
＂一个思想粗糙的人，他的行为将近荒唐，一个思想细致的人他可以深入生活，然而一个倦于思想的人，他是只有幻灭的悲恸咬他那颗心＂无凝沈从文是位深入思想文笔极其细微的作家，我读懂了他的这篇文字，我想。
＂一个中年人，独身，身体永远是不甚健康到使人担忧，他的工作是用笔来捕捉这个世界的时代人类的姿态到纸上＂当沈从文再次重复这一句时，我也不由继续雷士先生的寂寞之行。
元宵这一天他想到了不被引人注目的蜂窝，想到了脸上的粉剌，并无聊的用脚拍打地板，由此他想到了脚下的皮鞋，从皮鞋想到了买鞋，想到买皮鞋时的那个女人的苗条身体，想着那情不自禁的一路跟着苗条身体到舞场门口，想着自己要是能跳舞他就穿着这新买的皮鞋陪苗条身体舞一夜。
他顺至把他的钱夹也从口袋里拿出，并数着里面的钞票，没事的整理归类，然后由钱想到钱可以让女人坠落，乞丐因得钱欢喜而死，人有了钱可以在人前增加若干勇气，想到了他善于用钱的那些事情，如今他是钱在手上却不能把这个钱照他所想的去做，从前想的这样那样是可以得到的幸福，这时仍然不够了．当一个人明白钱不能帮助他获得他所要的东西时也是一种寂寞吧．由此我想，这个世界上跟钱有关的寂寞也是分若干种类的．
＂当智力骤然失去心情就会与年龄不相称起来，难免把固定的秩序破坏，变成世俗所说的***人了＂人可寂寞不可***，我想。
他把脚拍打地板发出蓬蓬的声音，他又想起他的买鞋，他又想起了那个苗条身体，想着人的生存总是为女子之外，却又想不出为女子以外的什么，这时他的寂寞已从无聊到了无所排遣，他顺至想不明白人究竟为什么生存。。。当他的心快要变得麻木时发现日影在墙上移动才突然醒悟他必须出门，或许只有出去才可不比在家里更为寂寞得恐慌。
他是个写书的人他当然首先想到的是去书铺，在书铺他看到很多青年在买他写的书，那场面让他很是感动，想着那些年轻人用爸妈给的一点零用钱买他的书时他真的很想自己是个有钱人，这样他就可以印上一万册书免费送给他们。
他在自己的书这么畅销时还能把自己视为一个来买书的人，真是可贵，在书铺伙计的大力推荐和热情服务下他买了几本自已写的书，他很善良想他人所想，为他人所想，不失一个作家的爱心和谦卑，后来他把二本书送给二个为买书而跟书铺伙计争吵的青年，一个身为名作家的雷士先生此刻没有半点作家的那种清高与张扬让人十分敬佩。这时我想起不久前朗诵房间发生的一件事，一女写手因麦序上的室主下面要读她的文章竟然不愿多等几分钟没收了麦上一正准备朗诵的女孩的麦，我很气愤，后，点击房间公示于众的博客网址走进她的博客，并给她发了张字条：出没朗诵房间的朋友不是文人就是墨客哪一个都不能小瞧，怠慢，你还是先学做人然后再学写文章吧。这位女写手从此再不敢在朗诵房间招摇了。
雷士先生走出书铺，走上大街，心中的寂寞渐渐加浓，正想返家，他突然看到前面黄包车上有一美女向他略示风情，他来不及思想就跳上人力车，车夫问他去哪，他手指前方，车夫会意，这时的雷士先生让我想到了***才子唐伯虎，自古才子多***，不知沈从文笔下的雷士先生可否有唐伯虎那样的花痴技俩弄出一幕幕闹剧后以意中人终成眷属？
雷士先生心不由自主让车夫载着一路追赶象是街头色狼，直到女人在花店下车他也紧跟下车，这时的雷士先生似乎觉察到了自己的行为实在荒唐，不过他很快就为自己找了个理由：进去买一束花也没什么要紧，进去看看也不算是坏事。
总算好事多么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被他追赶的女人竟是曾经与他同船共渡的女子，因为船舱失火他还救过她和她母亲的性命。千年修得同船渡，又是英雄救美，我想他与她应该是有缘人吧。一年不见雷士先生成了名作家而这女子也成了光明剧院的台柱子，惊喜之余雷士先生应这位名叫秋君女子邀请，提着秋君陪他买给送秋君母亲的礼物，坐在去看望秋君的母亲的车上，我想，他心里一定在想，秋君的母亲或许就是他未来的丈母娘吧。就这样他与她心照不宣，车中当秋君无意告诉他她已是有夫之人时，他人仿佛骤然下沉如跌深渊，半天才泛过神来，当她告诉他他刚才的神情象他小说中的中年男人时，他的脆弱已是不能自持了，他跳下车有些踉跄连书也忘在车上。
秋君不解，无奈看他被人群淹没在大世界。他喝着茶想着刚才下车时的匆忙有失礼貌，又忘记问秋君住址不免有些懊脑。其实他下车是对的，他不该去破坏这个女人的幸福，这个女人不是他的梦，可他茫然甚至为再见不到她而伤感落泪，他甚至想返回下车的地方等她到夜等她到天明，等这个女子出现突然叫他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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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士先生象在狱中望到天堂的光明，觉得幸福忧患皆属于世界所有人类，人与人在爱憎与其它上面原都是那么贴紧黏固成整个，但自己仍然只是独自一人渺不相涉＂是的他挡不住女子对他的透惑，还是去了有秋君的光明剧院，戏子是多情的就象才子天生的***，戏子秋君爱她丈夫也喜欢眼前的雷士先生，她不顾她母亲的多次提醒，她是有夫之人，还依然撩拨雷士先生那一颗中年男人的寂寞，让这个中年男人对女人的青春身体想入非非。
又是坐在车中，跟昨天是不一样的，昨天他有些意乱，有些茫然，有些失落，为情所困．今天他却是真真实实的捏着秋君的纤纤素手为情所迷．车上，他已想好后天去杭州，跟秋君一起去杭州，那个时候秋君就是他怀中的小鸟依人，可他却说：他是去杭州换换思想。也许他不会去的吧？
《元霄》叙述到此，我想该为自己写点什么．今天是元宵，今年的元宵因加进了沈从文的《元霄》比往年的元宵多了一分节日的概念，算是祝福自己元宵节快乐吧，要知道我已是多年没怎么过元宵这个节日的。感谢沈从文的《元霄》让我渡过一个丰盈的元宵．
梦断边城——沈从文《边城》分析
网易社区 向刚
美国著名文化评论家ＦｒｅｄｒｉｃＪａｍｅｓｏｎ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内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可以发现沈从文先生对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和他对苗／汉、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与隐忧。
（一）
翠翠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幕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
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黄狗与苗族盘犬崇拜和犬始祖神话有关，也与二老傩送有关。《边城》第十节，二老划龙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黄狗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划船，谁要你落水呢？”又《凤子》第三章，绅士将他的狗取名为“傩送”——“那绅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较大的狗：‘傩送，开门去罢’。”白塔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渡船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时间观翠翠“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请神的歌玩”，请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洪秀全、李鸿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来坐席又何妨！”——这是一种原始的时间意识，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段落：过去、现在、未来都共时性地展现。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归为基础的时间描述，通过节日期间的神话和礼仪庆祝活动，不断地获得再生。
边城的人们用端午、中秋、过年等周期循环的节日记录时间，汉族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西历（公元纪年）还没有进入边城，以西方的眼光看来，“边城”在世界历史之外。
在不舍昼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歌声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小姐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翠翠通过与其他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
船总顺顺家向翠翠提亲，翠翠想到许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浆……”“老虎咬人的故事”与团总王小姐有关。王小姐以碾房陪嫁与二老攀亲的事重重地压在翠翠心上，“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这是翠翠对 “碾房陪嫁”这件事的虚幻的超越。
“四句头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猪草的小孩子随口乱唱的”——翠翠其实仍未脱离童雏状态。
“方坑”与性有关（凹形物），也与死亡有关（爷爷的坟是“方阱”）。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铁浆”是少女发育成熟，性的觉醒——翠翠处于少女和少妇的边缘。
翠翠的年龄——十五六岁的少女——很关键。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少女），是沈从文用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或者说，在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用（日本）竹内好的话来说：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是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ｓｐｅｃｔａｃｌｅ）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汉族、西方）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德语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ｒｏｍａｎ）的模式，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们对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 “说法”，应该按照“国家话语密码”来解读。
（三）
大老象父亲——船总顺顺。
沈从文说顺顺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长子四叔”。
《往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沈从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被长子四叔从城里担到乡下。《往事》中的人物关系是：长子四叔—大哥—二哥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顺顺—大老天保—二老傩送。《边城》里大老二老的隐喻已经呼之欲出了。不过，在我看来，顺顺这个形象是“湘西王”陈渠珍的隐喻。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
“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凤凰人，1906年任陆军四十九标队官，1920年代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领湘西军政时38岁。在当时湘西军政人员心目中，是个“父亲”的形象。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湘西》等许多作品里，对陈渠珍表示过钦佩之情。《长河题记》里的一段话，对陈渠珍和顺顺都适用：“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陈渠珍的湘西军人政权里，与沈从文大致同龄的湘西同乡军人的隐喻。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表兄黄玉书、堂兄沈万林、好友陆以及湘西青年军官顾家齐、戴季韬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为人处事象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对于娶了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923年陈渠珍的“湘西自治”。1920年陈渠珍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了湘西。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在湘西这个独立王国里关起门来建设湘西。陈渠珍兴办教育，设立了师范讲习所，联合模范中学，中级女校，职业女校等，兴办各种工厂、实业、林场等，成立了湘西农村银行和湘西农村研究所等。陈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页。当然，陈也有保守的一面。他根据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点，效法古代部族制进行统治：以同一家族组成大保或联保；其下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编为“十户一联”的所谓小家庭；若干部族联合组成行政乡，乡长由陈渠珍直接任免。这样层层设网，最后由陈总揽。因此有人比喻陈是“湘西土酋长”。湘西人也被人称为“中国式哥萨克”。
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后来二老说：“老家伙（按，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这句话值得深思。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 ‘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翠翠、大老、二老三个形象分别表达出来。
《边城》题记里说：“我的祖父、父亲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由于这么一种离奇的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禀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接田（按，指田应诏）手的陈渠珍，头脑较新，野心却并不大，事实上心理上还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风。……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任何改进设计。……他本人自律甚严而且好学，新旧书都读得有一定水平，却并不鼓励部下也读书。因此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必然无从应付时变。对外则保持一贯孤立状态，多误会，多忌讳，实力越来越增加，和各方面组织关系隔绝，本身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难。……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老”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如沈的堂兄沈万林和满叔远的哥哥等），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如“爱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 “老伴”赵开明等）。悲剧是宿命的。
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大老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老得到翠翠。在沈从文看来，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体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老在急流中死去。这是沈从文以西方的眼光，对以陈渠珍为代表的湘西同乡大老们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
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传奇不奇》、《顾问官》、《张大相》、《贵生》、《一个传奇的本事》、《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对此，当另有专文讨论。
（四）
二老的形象是沈从文自己的隐喻。
沈从文在他的许多自传性的作品中都以“二哥”的名字出现。沈从文和二老的性格在许多方面相似：“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似较多”。“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而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两人都有诗人气质，擅唱情歌（写情书）。《边城》中二老提出代替大老唱歌，沈从文在常德时曾代替表兄黄玉书写情书。
沈从文这样分析自己与“大老们”的区别：“……由于一种偶然机会，少数游离于这个共同趋势以外恶性循环以外（按，‘共同趋势’和‘恶性循环’ 指陈渠珍等湘西军人们的悲剧性命运）……我和这一位年纪青青的木刻艺术家（按，指黄永玉），恰可代表一个小地方的另一种情形：相同处是处理生命的方式，和地方积习已完全游离，而出于地方性的热情和幻念，却正犹十分旺盛，因之结合成种种少安定性的发展。”那么，二老的命运是否比大老好呢？二老能使翠翠长大成人吗？二老与翠翠相互爱悦，然而，有碾房陪嫁的王团总家的小姐档在二老与翠翠之间。在苗族文化—汉族文化—西方文化这一多重权力关系中，“碾房陪嫁”这个意象有多层文化含义，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翠翠—碾房—王小姐“碾房陪嫁”这件事，对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传统而言，是一种异质。“翠翠心想；‘碾房陪嫁，稀奇事情咧’。” 在一些人看来，“一座崭新碾房陪嫁，比十个长年还好一些。”“一座碾房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
这种异质的，与边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淳朴民风截然相反的，唯实唯利的价值观念悄然地进入了边城，不可抗拒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现代’ 二字已到了湘西”，这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将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摧毁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湘西古老的传统世界行将崩溃。
正如马克思说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翠翠心中乱乱的，……‘爷爷今年七十岁，……三年六个月的歌——谁送那只白鸭子呢？……得碾子的好运气，碾子得着更是好运气？……’”“翠翠觉得好象缺少了什么。好象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象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于是，翠翠想象出走——
“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是非常“现代”的。因为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在家”的感觉（同质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园成了废墟。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
那爷爷怎么办？“怎么办吗？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翠翠吓怕了，叫道：“爷爷，爷爷，你把船划回来呀！”“我要你！”翠翠需要爷爷，需要传统，她不能割断历史。
翠翠“坐在悬崖上，很觉得悲伤。”“悬崖”这个意象，准确地揭示了翠翠濒临深渊、进退两难的困境：梦醒了却无路可走——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共同命运。
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么，翠翠走后怎样？——
“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语）。沈从文以湘西少女或少妇为主角的小说，如《一个女人》、《萧萧》、《三三》、《巧秀与冬生》、《丈夫》、《小砦》等可以看作是“翠翠系列”。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翠翠的“出走”，以及她们在“堕落”与“回来”之间绝望挣扎的心路历程。
2）二老—碾房—王小姐碾房是个封闭、循环的意象，它将水的线性流动转换成石碾的周期循环，可以看作是汉族文化（沈从文的父系文化）的象征。
王团总家以“碾房陪嫁”与船总顺顺家联姻，很容易让人想起近代湘西的田（兴恕）家、沈（宏富）家、和熊（希龄）家非常复杂的姻亲关系。据《从文自传·女难》，1921年沈从文在沅州时，有四个乡绅的女儿供他挑选，其中一个是沈的姨表妹，熊捷三（熊希龄七弟）的女儿。“四个女孩子生得皆很体面，比另外那一个（按，指沈苦恋的马姑娘）强得多，全是平时不敢希望得到的女孩子”。“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学会了吸鸦片烟。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一份离奇的命运，行将把我从这种庸俗生活中攫去，再安置到此后各种变故里，因此我当时同我那亲戚说：‘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我有计划，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计划作去’。”“碾房陪嫁”预示的生活方式就是在“一个公式里发展”的“庸俗生活”，这与沈从文来自苗族古老文化的十分旺盛的热情与幻念和少安定性发展的性格是十分不相容的。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二老对“碾房陪嫁”的反抗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对汉族文化霸权的反抗。
3）二老—碾房—渡船“我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房，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在这里，“渡船”是苗族文化特殊性的象征， “碾房”是“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的象征。
选择渡船意味着捍卫苗族文化的传统和特殊性。但是，二老“记忆着哥哥的死亡”。或许，在二老看来，翠翠就象那个象征着爱情的虎耳草一样，“美丽的常常是有毒的”？
选择碾房意味着认同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放弃自身的特殊性。这样，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将永远被历史遗弃，沈从文本人也将失去他安身立命之处。
二老沈从文陷入了两难的困境：“我是留在这里享受荒唐的热情，听这神之子支配一生，还是把她带走，带到那个被财富、权势，和都市的礼貌、道德、成衣人、理发匠，所扭曲的人间去，虐待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与灵魂？”在二老看来，翠翠、白塔、渡船是密不可分的，得到翠翠就必须继承爷爷传下来的古老的渡船，换句话说，爱上翠翠的唯一方法和结果就是继承渡船。离开了白塔、渡船，翠翠将不成其为翠翠；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完全异质的都市文明将吞噬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和灵魂”。
沈从文的困境是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造成的。西方在使自己的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通过“寻找他性”来获得自我认识的。西方总是通过将非西方文化描述为特殊性的东西，从而确立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寻找他性”的方法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已变成所有非西方民族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方法。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本质）的认识，也只能用“寻找他性”的方法，以他者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文化，以他者——实际上是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所在来看出自己的特殊性。如果没有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承载者，就不可能在自己的领域中找到自己的特殊性（本质）。在黑格尔的普遍性—特殊性二元对立关系中，越是强调非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就越是加强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以特殊性反抗普遍性只能使问题加剧（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ｅ）。
沈从文对自己有中肯的分析：“我依然不免受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束缚，和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俨若格格不入。即因此，将不免如其他乡人似异实同的命运，或早或迟必僵仆于另外一种战场上，接受同一悲剧性结局”。
“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可以理解为沈从文强调苗族文化自身的价值和特殊性，反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霸权的文化相对主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ｍ）立场。“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是指在急于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各种互相超越、互相攻讦的文化普遍主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ａｌｉｓｍ）思潮。
在现存的权力秩序中，用文化相对主义（苗族文化本位）反抗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或许注定不能成功，这就是沈从文“于另外一种战场上”的“同一悲剧性结局”。
二老“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房，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出走了。大老则是自知唱歌不是二老对手，自弃离开茶峒的。
《湘西·题记》里说：“湘西到今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在比较之下，事事都显得落后，一般议论认为是‘地瘠民贫’，这实在是一句错误的老话。老一辈可以借从解嘲，年轻人决不宜用之卸责，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必须认识清楚：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负气与自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二老和大老似乎分别具有“负气与自弃”的性格。在这里，“负气”就是捍卫传统，反抗汉族和西方的霸权；“自弃”是因为缺少知识（当然是“西方的知识”）。“负气和自弃使湘西地方被人称为苗蛮匪区”这句话，类似于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其实救亡与启蒙是统一的，与西方的权力有关。由于西方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进入现代，迫使非西方民族不得不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对非西方民族而言，启蒙本身就是一种救亡活动，而救亡的目的正是启蒙，它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点在沈从文身上体现出来：沈从文在他的所有关于湘西的作品里，都采用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话语，不论是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的浪漫的寻找，还是对湘西同乡大老的冷峻的国民性批判，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湘西不再“被称为苗蛮匪区”。
（五）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古老的渡船被大水冲走了，事关边城风水的白塔坍倒了，满怀忧惧的爷爷死了，苗族的古老历史中断了。爷爷葬在倾圮的白塔后面。
年轻时曾为翠翠母亲唱歌的杨马兵接替了爷爷，安排翠翠的一切。“我要一个爷爷喜欢，你也喜欢的人来接收这渡船！不能如我们的意，我老虽老，还能拿柴刀同他们拼命”。
“我们”、“他们”两个词耐人寻味。边城的人们用“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和对立来认识自己，并试图维护自身文化的同一性，反抗异质文化的冲击。这是一种典型的“寻找他性”的方法，是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由于西方的权力，也成了非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我们看到非西方对西方的反抗，也不得不使用西方的逻辑（黑格尔的二元对立），这种反抗只能意味着认同并加强了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而问题在于非用它不可！这就“宿命”的含义。
翠翠清楚自己的对手是谁吗？边城的人们了解这悲剧的含义吗？
白塔重新修好了（这是沈从文的梦想——强烈要求复原曾经丢失的存在的整体性）。翠翠依然弄渡船，等待二老的归来。翠翠还是少女。
翠翠只有等待。
二老还不曾回茶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但是，这个上川东下桃源的二老沈从文能找到返回边城的路吗？
（六）
关于《边城》的主旨，沈从文自己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所说的“人性”这个概念与沈从文心目中的苗族文化传统（本质）是同一个范畴。沈从文用“调节异质分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的方法，首先在话语中构造了湘西苗族文化的同一性本质——这种完全同质（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的领域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语言状态——然后把生活中找到的异质排除到西方那里去，让西方变成自己的“他者”，用“他者”的眼光看出自己的本质（传统）。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本质（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用以反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这就是沈从文的文化相对主义（苗族文化本位）立场，和沈从文全部作品的哲学基础。
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你害怕明天的事实，或者说你厌恶一切事实，因之极力想法贴近过去，有时并且不能不贴近那个抽象的过去，使之成为你稳定生命的碇石”。“那个抽象的过去”指苗族文化的同一性本质，即黑格尔说的“普遍同质的范畴”。“稳定生命的碇石”就是沈从文毕生拱卫的“人性”。（沈从文是如何在湘西发现“人性”的？这“人性”的内核是什么？这些问题当另有专文讨论。）
关于《边城》，沈从文说：“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排泄与弥补”。这是沈从文通过《边城》寄托他的文化恋母情结的真实的说明，也点出了《边城》故事的悲剧性。金介甫（ＫｉｎｋｌｅｙＪｅｆｆｒｅｙｃ）说：“《边城》总的来说是写人类灵魂的相互孤立”。金的看法似乎有点“隔”。
我们可以借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理解《边城》：“……事实上却等于把我那小小地方近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发展和悲剧结局加以概括性的记录。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可形诸笔墨的沉痛的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的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到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马克思的《鸦片贸易史》以西方人的眼光，用一元历史观来看东方世界，下面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第三世界的文本《边城》作为湘西苗族文化受到冲击的“民族寓言”的反现代性，而这个“民族寓言”的“反现代性”正是它的“现代性”之所在。
“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依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准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边城》正是“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玉（奚谷）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陈寅恪句）。
网易社区 向刚
美国著名文化评论家ＦｒｅｄｒｉｃＪａｍｅｓｏｎ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内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可以发现沈从文先生对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和他对苗／汉、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与隐忧。
（一）
翠翠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幕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
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黄狗与苗族盘犬崇拜和犬始祖神话有关，也与二老傩送有关。《边城》第十节，二老划龙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黄狗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划船，谁要你落水呢？”又《凤子》第三章，绅士将他的狗取名为“傩送”——“那绅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较大的狗：‘傩送，开门去罢’。”白塔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渡船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时间观翠翠“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请神的歌玩”，请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洪秀全、李鸿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来坐席又何妨！”——这是一种原始的时间意识，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段落：过去、现在、未来都共时性地展现。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归为基础的时间描述，通过节日期间的神话和礼仪庆祝活动，不断地获得再生。
边城的人们用端午、中秋、过年等周期循环的节日记录时间，汉族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西历（公元纪年）还没有进入边城，以西方的眼光看来，“边城”在世界历史之外。
在不舍昼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歌声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小姐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翠翠通过与其他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
船总顺顺家向翠翠提亲，翠翠想到许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浆……”“老虎咬人的故事”与团总王小姐有关。王小姐以碾房陪嫁与二老攀亲的事重重地压在翠翠心上，“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这是翠翠对 “碾房陪嫁”这件事的虚幻的超越。
“四句头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猪草的小孩子随口乱唱的”——翠翠其实仍未脱离童雏状态。
“方坑”与性有关（凹形物），也与死亡有关（爷爷的坟是“方阱”）。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铁浆”是少女发育成熟，性的觉醒——翠翠处于少女和少妇的边缘。
翠翠的年龄——十五六岁的少女——很关键。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少女），是沈从文用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或者说，在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用（日本）竹内好的话来说：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是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ｓｐｅｃｔａｃｌｅ）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汉族、西方）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德语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ｒｏｍａｎ）的模式，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们对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 “说法”，应该按照“国家话语密码”来解读。
（三）
大老象父亲——船总顺顺。
沈从文说顺顺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长子四叔”。
《往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沈从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被长子四叔从城里担到乡下。《往事》中的人物关系是：长子四叔—大哥—二哥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顺顺—大老天保—二老傩送。《边城》里大老二老的隐喻已经呼之欲出了。不过，在我看来，顺顺这个形象是“湘西王”陈渠珍的隐喻。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
“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凤凰人，1906年任陆军四十九标队官，1920年代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领湘西军政时38岁。在当时湘西军政人员心目中，是个“父亲”的形象。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湘西》等许多作品里，对陈渠珍表示过钦佩之情。《长河题记》里的一段话，对陈渠珍和顺顺都适用：“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陈渠珍的湘西军人政权里，与沈从文大致同龄的湘西同乡军人的隐喻。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表兄黄玉书、堂兄沈万林、好友陆以及湘西青年军官顾家齐、戴季韬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为人处事象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对于娶了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923年陈渠珍的“湘西自治”。1920年陈渠珍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了湘西。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在湘西这个独立王国里关起门来建设湘西。陈渠珍兴办教育，设立了师范讲习所，联合模范中学，中级女校，职业女校等，兴办各种工厂、实业、林场等，成立了湘西农村银行和湘西农村研究所等。陈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页。当然，陈也有保守的一面。他根据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点，效法古代部族制进行统治：以同一家族组成大保或联保；其下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编为“十户一联”的所谓小家庭；若干部族联合组成行政乡，乡长由陈渠珍直接任免。这样层层设网，最后由陈总揽。因此有人比喻陈是“湘西土酋长”。湘西人也被人称为“中国式哥萨克”。
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后来二老说：“老家伙（按，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这句话值得深思。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 ‘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翠翠、大老、二老三个形象分别表达出来。
《边城》题记里说：“我的祖父、父亲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由于这么一种离奇的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禀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接田（按，指田应诏）手的陈渠珍，头脑较新，野心却并不大，事实上心理上还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风。……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任何改进设计。……他本人自律甚严而且好学，新旧书都读得有一定水平，却并不鼓励部下也读书。因此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必然无从应付时变。对外则保持一贯孤立状态，多误会，多忌讳，实力越来越增加，和各方面组织关系隔绝，本身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难。……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老”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如沈的堂兄沈万林和满叔远的哥哥等），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如“爱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 “老伴”赵开明等）。悲剧是宿命的。
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大老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老得到翠翠。在沈从文看来，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体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老在急流中死去。这是沈从文以西方的眼光，对以陈渠珍为代表的湘西同乡大老们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
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传奇不奇》、《顾问官》、《张大相》、《贵生》、《一个传奇的本事》、《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对此，当另有专文讨论。
（四）
二老的形象是沈从文自己的隐喻。
沈从文在他的许多自传性的作品中都以“二哥”的名字出现。沈从文和二老的性格在许多方面相似：“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似较多”。“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而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两人都有诗人气质，擅唱情歌（写情书）。《边城》中二老提出代替大老唱歌，沈从文在常德时曾代替表兄黄玉书写情书。
沈从文这样分析自己与“大老们”的区别：“……由于一种偶然机会，少数游离于这个共同趋势以外恶性循环以外（按，‘共同趋势’和‘恶性循环’ 指陈渠珍等湘西军人们的悲剧性命运）……我和这一位年纪青青的木刻艺术家（按，指黄永玉），恰可代表一个小地方的另一种情形：相同处是处理生命的方式，和地方积习已完全游离，而出于地方性的热情和幻念，却正犹十分旺盛，因之结合成种种少安定性的发展。”那么，二老的命运是否比大老好呢？二老能使翠翠长大成人吗？二老与翠翠相互爱悦，然而，有碾房陪嫁的王团总家的小姐档在二老与翠翠之间。在苗族文化—汉族文化—西方文化这一多重权力关系中，“碾房陪嫁”这个意象有多层文化含义，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翠翠—碾房—王小姐“碾房陪嫁”这件事，对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传统而言，是一种异质。“翠翠心想；‘碾房陪嫁，稀奇事情咧’。” 在一些人看来，“一座崭新碾房陪嫁，比十个长年还好一些。”“一座碾房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
这种异质的，与边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淳朴民风截然相反的，唯实唯利的价值观念悄然地进入了边城，不可抗拒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现代’ 二字已到了湘西”，这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将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摧毁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湘西古老的传统世界行将崩溃。
正如马克思说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翠翠心中乱乱的，……‘爷爷今年七十岁，……三年六个月的歌——谁送那只白鸭子呢？……得碾子的好运气，碾子得着更是好运气？……’”“翠翠觉得好象缺少了什么。好象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象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于是，翠翠想象出走——
“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是非常“现代”的。因为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在家”的感觉（同质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园成了废墟。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
那爷爷怎么办？“怎么办吗？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翠翠吓怕了，叫道：“爷爷，爷爷，你把船划回来呀！”“我要你！”翠翠需要爷爷，需要传统，她不能割断历史。
翠翠“坐在悬崖上，很觉得悲伤。”“悬崖”这个意象，准确地揭示了翠翠濒临深渊、进退两难的困境：梦醒了却无路可走——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共同命运。
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么，翠翠走后怎样？——
“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语）。沈从文以湘西少女或少妇为主角的小说，如《一个女人》、《萧萧》、《三三》、《巧秀与冬生》、《丈夫》、《小砦》等可以看作是“翠翠系列”。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翠翠的“出走”，以及她们在“堕落”与“回来”之间绝望挣扎的心路历程。
2）二老—碾房—王小姐碾房是个封闭、循环的意象，它将水的线性流动转换成石碾的周期循环，可以看作是汉族文化（沈从文的父系文化）的象征。
王团总家以“碾房陪嫁”与船总顺顺家联姻，很容易让人想起近代湘西的田（兴恕）家、沈（宏富）家、和熊（希龄）家非常复杂的姻亲关系。据《从文自传·女难》，1921年沈从文在沅州时，有四个乡绅的女儿供他挑选，其中一个是沈的姨表妹，熊捷三（熊希龄七弟）的女儿。“四个女孩子生得皆很体面，比另外那一个（按，指沈苦恋的马姑娘）强得多，全是平时不敢希望得到的女孩子”。“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学会了吸鸦片烟。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一份离奇的命运，行将把我从这种庸俗生活中攫去，再安置到此后各种变故里，因此我当时同我那亲戚说：‘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我有计划，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计划作去’。”“碾房陪嫁”预示的生活方式就是在“一个公式里发展”的“庸俗生活”，这与沈从文来自苗族古老文化的十分旺盛的热情与幻念和少安定性发展的性格是十分不相容的。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二老对“碾房陪嫁”的反抗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对汉族文化霸权的反抗。
3）二老—碾房—渡船“我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房，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在这里，“渡船”是苗族文化特殊性的象征， “碾房”是“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的象征。
选择渡船意味着捍卫苗族文化的传统和特殊性。但是，二老“记忆着哥哥的死亡”。或许，在二老看来，翠翠就象那个象征着爱情的虎耳草一样，“美丽的常常是有毒的”？
选择碾房意味着认同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放弃自身的特殊性。这样，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将永远被历史遗弃，沈从文本人也将失去他安身立命之处。
二老沈从文陷入了两难的困境：“我是留在这里享受荒唐的热情，听这神之子支配一生，还是把她带走，带到那个被财富、权势，和都市的礼貌、道德、成衣人、理发匠，所扭曲的人间去，虐待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与灵魂？”在二老看来，翠翠、白塔、渡船是密不可分的，得到翠翠就必须继承爷爷传下来的古老的渡船，换句话说，爱上翠翠的唯一方法和结果就是继承渡船。离开了白塔、渡船，翠翠将不成其为翠翠；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完全异质的都市文明将吞噬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和灵魂”。
沈从文的困境是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造成的。西方在使自己的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通过“寻找他性”来获得自我认识的。西方总是通过将非西方文化描述为特殊性的东西，从而确立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寻找他性”的方法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已变成所有非西方民族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方法。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本质）的认识，也只能用“寻找他性”的方法，以他者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文化，以他者——实际上是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所在来看出自己的特殊性。如果没有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承载者，就不可能在自己的领域中找到自己的特殊性（本质）。在黑格尔的普遍性—特殊性二元对立关系中，越是强调非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就越是加强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以特殊性反抗普遍性只能使问题加剧（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ｅ）。
沈从文对自己有中肯的分析：“我依然不免受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束缚，和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俨若格格不入。即因此，将不免如其他乡人似异实同的命运，或早或迟必僵仆于另外一种战场上，接受同一悲剧性结局”。
“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可以理解为沈从文强调苗族文化自身的价值和特殊性，反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霸权的文化相对主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ｍ）立场。“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是指在急于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各种互相超越、互相攻讦的文化普遍主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ａｌｉｓｍ）思潮。
在现存的权力秩序中，用文化相对主义（苗族文化本位）反抗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或许注定不能成功，这就是沈从文“于另外一种战场上”的“同一悲剧性结局”。
二老“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房，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出走了。大老则是自知唱歌不是二老对手，自弃离开茶峒的。
《湘西·题记》里说：“湘西到今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在比较之下，事事都显得落后，一般议论认为是‘地瘠民贫’，这实在是一句错误的老话。老一辈可以借从解嘲，年轻人决不宜用之卸责，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必须认识清楚：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负气与自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二老和大老似乎分别具有“负气与自弃”的性格。在这里，“负气”就是捍卫传统，反抗汉族和西方的霸权；“自弃”是因为缺少知识（当然是“西方的知识”）。“负气和自弃使湘西地方被人称为苗蛮匪区”这句话，类似于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其实救亡与启蒙是统一的，与西方的权力有关。由于西方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进入现代，迫使非西方民族不得不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对非西方民族而言，启蒙本身就是一种救亡活动，而救亡的目的正是启蒙，它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点在沈从文身上体现出来：沈从文在他的所有关于湘西的作品里，都采用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话语，不论是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的浪漫的寻找，还是对湘西同乡大老的冷峻的国民性批判，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湘西不再“被称为苗蛮匪区”。
（五）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古老的渡船被大水冲走了，事关边城风水的白塔坍倒了，满怀忧惧的爷爷死了，苗族的古老历史中断了。爷爷葬在倾圮的白塔后面。
年轻时曾为翠翠母亲唱歌的杨马兵接替了爷爷，安排翠翠的一切。“我要一个爷爷喜欢，你也喜欢的人来接收这渡船！不能如我们的意，我老虽老，还能拿柴刀同他们拼命”。
“我们”、“他们”两个词耐人寻味。边城的人们用“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和对立来认识自己，并试图维护自身文化的同一性，反抗异质文化的冲击。这是一种典型的“寻找他性”的方法，是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由于西方的权力，也成了非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我们看到非西方对西方的反抗，也不得不使用西方的逻辑（黑格尔的二元对立），这种反抗只能意味着认同并加强了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而问题在于非用它不可！这就“宿命”的含义。
翠翠清楚自己的对手是谁吗？边城的人们了解这悲剧的含义吗？
白塔重新修好了（这是沈从文的梦想——强烈要求复原曾经丢失的存在的整体性）。翠翠依然弄渡船，等待二老的归来。翠翠还是少女。
翠翠只有等待。
二老还不曾回茶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但是，这个上川东下桃源的二老沈从文能找到返回边城的路吗？
（六）
关于《边城》的主旨，沈从文自己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所说的“人性”这个概念与沈从文心目中的苗族文化传统（本质）是同一个范畴。沈从文用“调节异质分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的方法，首先在话语中构造了湘西苗族文化的同一性本质——这种完全同质（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的领域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语言状态——然后把生活中找到的异质排除到西方那里去，让西方变成自己的“他者”，用“他者”的眼光看出自己的本质（传统）。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本质（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用以反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这就是沈从文的文化相对主义（苗族文化本位）立场，和沈从文全部作品的哲学基础。
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你害怕明天的事实，或者说你厌恶一切事实，因之极力想法贴近过去，有时并且不能不贴近那个抽象的过去，使之成为你稳定生命的碇石”。“那个抽象的过去”指苗族文化的同一性本质，即黑格尔说的“普遍同质的范畴”。“稳定生命的碇石”就是沈从文毕生拱卫的“人性”。（沈从文是如何在湘西发现“人性”的？这“人性”的内核是什么？这些问题当另有专文讨论。）
关于《边城》，沈从文说：“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排泄与弥补”。这是沈从文通过《边城》寄托他的文化恋母情结的真实的说明，也点出了《边城》故事的悲剧性。金介甫（ＫｉｎｋｌｅｙＪｅｆｆｒｅｙｃ）说：“《边城》总的来说是写人类灵魂的相互孤立”。金的看法似乎有点“隔”。
我们可以借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理解《边城》：“……事实上却等于把我那小小地方近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发展和悲剧结局加以概括性的记录。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可形诸笔墨的沉痛的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的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到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马克思的《鸦片贸易史》以西方人的眼光，用一元历史观来看东方世界，下面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第三世界的文本《边城》作为湘西苗族文化受到冲击的“民族寓言”的反现代性，而这个“民族寓言”的“反现代性”正是它的“现代性”之所在。
“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依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准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边城》正是“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玉（奚谷）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陈寅恪句）。
沈从文小说创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描绘社会人生苦难，展示湘西健全的生命形态的小说。这些作品展开了一幅幅生气流溢的湘西生活画面，在这里，秀丽的山水与惊人的贫困相伴，勇敢纯朴的民性与野蛮愚昧并存，歌与哭、善与恶，美与丑相缠难分。这是一个奇异的世界，沈从文经由这一题材的开掘，为现代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从未有人描绘过的、多彩多姿的湘西世界，极大地丰富了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开创的乡土文学创作，并把现代抒情小说创作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神巫之爱(一) 神巫之爱(二) 神巫之爱(三) 神巫之爱(四) 神巫之爱(五) 神巫之爱(六)
神巫之爱(一) 神巫之爱(二) 神巫之爱(三) 神巫之爱(四) 神巫之爱(五) 神巫之爱(六)
作者：沈从文
题记
人与地
秋（动中有静）
橘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
吕家坪的人事
摘橘子——黑中俏和枣子脸
买橘子
一有事总不免麻烦
枫木坳
巧而不巧
社戏
制作
题记
人与地
秋（动中有静）
橘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
吕家坪的人事
摘橘子——黑中俏和枣子脸
买橘子
一有事总不免麻烦
枫木坳
巧而不巧
社戏
制作
作者：沈从文
第一卷
后序
第01章
第02章
第03章
第04章
第05章
第06章
第07章
第08章
第09章
第10章
第二卷
序
第01章
第02章
第03章
第04章
第05章
第06章
第07章
第08章
第09章
第10章
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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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章
第04章
第05章
第06章
第07章
第08章
第09章
第10章
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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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章
第03章
第04章
第05章
第06章
第07章
第08章
第09章
第10章
沈从文小说创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描绘社会人生苦难，展示湘西健全的生命形态的小说。这些作品展开了一幅幅生气流溢的湘西生活画面，在这里，秀丽的山水与惊人的贫困相伴，勇敢纯朴的民性与野蛮愚昧并存，歌与哭、善与恶，美与丑相缠难分。这是一个奇异的世界，沈从文经由这一题材的开掘，为现代中国文学提供了一个从未有人描绘过的、多彩多姿的湘西世界，极大地丰富了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开创的乡土文学创作，并把现代抒情小说创作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一个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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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通讯 街 三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 时间
沉默 致唯刚先生 水云 从现实学习
二十年代新文学 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 常德的船 沅陵的人
白河流域几个码头 芦溪，浦市，箱子岩 辰溪的煤 沅水上游的几个县份
凤凰 苗民问题
本卷所收，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从文自传》及一组有关沈从文生平经历的自叙；二、沈从文为自己的创作集所写的序、跋、题记、艺文题识以及《废邮存底》等谈论文学艺术的文字。
1932年暑假，沈从文在青岛完成了《从文自传》。这部作品出版后曾被周作人和老舍认为是“一九三四年我爱读的书”。《从文自传》讲述的是1902-1922年沈从文进入都市前的人生经历，即沈从文的湘西经历，他曾这样谈及《从文自传》的创作：
就个人记忆到的写下去，既可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也可让读者明白我是在怎样环境下活过来的一个人。特别是在生活陷于完全绝望中，还能充满勇气和信心始终坚持工作，他的动力来源何在。
通过写自传来“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其目的并不仅仅是追忆，更重要的是在对自我生命的反思中，展开自身与自身的对话，为当下自我寻根，并以此敞开通向未来的路。《从文自传》中对过去的追忆始终联系着目前生命情状。在追溯过去的人生经历时，其时间指向始终是现时的“我”。他曾这样回忆这段时期： “民廿过了青岛，海边的天与水，云物和草木，重新教育我，洗炼我，启发我。又因为空暇较多，不在图书馆即到野外，我的笔有了更多方面的试探。且起始认识了自己。”《从文自传》的写作，正是沈从文“认识自己”的一个重要事件。而完成这一自我认同，对于沈从文的创作无疑是极具意义的。在《从文自传》中，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的湘西经历是如何影响到他的创作，他的创作与这段经历有着怎样不可分割的关系。而在《从文自传》后不久，沈从文也就迎来了他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
《略传》、《从现实学习》、《我的学习》、《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均属于生平的自叙。这些文字，虽然议论多于叙事，却更为显在地展示出沈从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心路历程及不同现实处境中对自我的不同认知。《往来书信·1949》是沈从文1949年书信的集成。对了解沈从文精神历程而言，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沈从文染上了类似“迫害狂”的精神疾病。这组书信，真实而集中地记录了沈从文从发病到痊愈的所思所想、所疑所惧，勾画出他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心理及精神轨迹。就个人经历而言，这虽然只是沈从文的“个案”，却典型地再现了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知识分子宿命式的悲剧存在。
“序跋”中所收文章，均为沈从文为自己创作集所写序、跋、题记。这些小文不仅体现了沈从文独特的文学观和艺术观，同时也呈现出沈从文极具个人特色的序跋风格。本卷还收录了沈从文曾结集出版过的《废邮存底》以及后来在《云南看云集》中收入的《新废邮存底》中的部分文章，以及沈从文论文学艺术创作的文字，包括《论技巧》、《谈进步》、《短篇小说》、《论特写》等。从这些文论中，不难窥见沈从文独特的文学艺术观。
1932年暑假，沈从文在青岛完成了《从文自传》。这部作品出版后曾被周作人和老舍认为是“一九三四年我爱读的书”。《从文自传》讲述的是1902-1922年沈从文进入都市前的人生经历，即沈从文的湘西经历，他曾这样谈及《从文自传》的创作：
就个人记忆到的写下去，既可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也可让读者明白我是在怎样环境下活过来的一个人。特别是在生活陷于完全绝望中，还能充满勇气和信心始终坚持工作，他的动力来源何在。
通过写自传来“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其目的并不仅仅是追忆，更重要的是在对自我生命的反思中，展开自身与自身的对话，为当下自我寻根，并以此敞开通向未来的路。《从文自传》中对过去的追忆始终联系着目前生命情状。在追溯过去的人生经历时，其时间指向始终是现时的“我”。他曾这样回忆这段时期： “民廿过了青岛，海边的天与水，云物和草木，重新教育我，洗炼我，启发我。又因为空暇较多，不在图书馆即到野外，我的笔有了更多方面的试探。且起始认识了自己。”《从文自传》的写作，正是沈从文“认识自己”的一个重要事件。而完成这一自我认同，对于沈从文的创作无疑是极具意义的。在《从文自传》中，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的湘西经历是如何影响到他的创作，他的创作与这段经历有着怎样不可分割的关系。而在《从文自传》后不久，沈从文也就迎来了他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
《略传》、《从现实学习》、《我的学习》、《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均属于生平的自叙。这些文字，虽然议论多于叙事，却更为显在地展示出沈从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心路历程及不同现实处境中对自我的不同认知。《往来书信·1949》是沈从文1949年书信的集成。对了解沈从文精神历程而言，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沈从文染上了类似“迫害狂”的精神疾病。这组书信，真实而集中地记录了沈从文从发病到痊愈的所思所想、所疑所惧，勾画出他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心理及精神轨迹。就个人经历而言，这虽然只是沈从文的“个案”，却典型地再现了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知识分子宿命式的悲剧存在。
“序跋”中所收文章，均为沈从文为自己创作集所写序、跋、题记。这些小文不仅体现了沈从文独特的文学观和艺术观，同时也呈现出沈从文极具个人特色的序跋风格。本卷还收录了沈从文曾结集出版过的《废邮存底》以及后来在《云南看云集》中收入的《新废邮存底》中的部分文章，以及沈从文论文学艺术创作的文字，包括《论技巧》、《谈进步》、《短篇小说》、《论特写》等。从这些文论中，不难窥见沈从文独特的文学艺术观。
序
《凤子》题记
一、寄居青岛的生活
二、一个黄昏
三、隐者朋友
四、某一个晚上绅士的客厅里
五、一个被地图所遗忘的地方
六、矿场
七、去矿山的路上
八、在栗林中
九、日与夜
十、神之再现
《凤子》题记
一、寄居青岛的生活
二、一个黄昏
三、隐者朋友
四、某一个晚上绅士的客厅里
五、一个被地图所遗忘的地方
六、矿场
七、去矿山的路上
八、在栗林中
九、日与夜
十、神之再现
谈不上非常的喜欢，但是却有些特别。如果说想看看沈从文是怎样写言情小说的，不妨看看这个中篇的故事。
文前的序和所谓的自序，点出了本文是描写主人公如何决心抛却工作，离开北平北上为兵/匪的过程。不过且住，不要以为这是一部主旋律描写正面主人公怎样立志，成长，最终决心要弃笔从戎的热血青春小说。这其实是一部描写纠结在婚外不伦恋爱的主人公那复杂，自怨自艾，很有些私小说的意味在内的‘言情小说’。
更让人有些意外的是，文中用的是‘我’第一人称，加上描写感情时的炽热逼真，当我读到主人公在身边女子之间左右逢迎，情感牵绊愈加复杂的时候，实在是有点小小的震动，这简直就是一部晚间八点档的狗血连续剧，还是特长的那种。
老实说，我读得有点艰难，可是当我读到文末的最后一篇日记时，却被这对序中所提的变故毫无解释的嘎然而止给感动了，特别是这么一篇日记中的用词用句，显然已经和前面那冗长而黏糊的篇幅迥然两样，仿佛是振翅的凤凰，从庸碌的鸟群中苏醒，随随便便的一跃，便有了要翱翔于九天的气势。
我忍不住要大段摘抄如下，这些恍惚间看到那《龙朱》时期的风采的文字：“ ……
我不能说明这惊讶神气。
她把眉略蹙。
我走过床边去。我静了，不怕了。不促了。举眼望一切。
房中没有灯，白的月，正从大的窗上映进一大方白光，姨的头，姨的肩，姨的夹被
的半截，以及地板上面姨的白鞋袜，全都浴在月光里。
这是一种梦的景致与梦的行为。
人是站在床边了，她把身略移向里边，让我坐。坐下了，没有话。我并不望这维纳
丝神，我却望着月。
一种诗人的呆性子在我灵魂里潜伏，我是每每遇到月就痴痴呆呆忘了人我的。
姨的无袖的手臂，从被里伸出，把这臂引我向她望月光下的脸，更白了。我轻轻叹
息。
姨的眉展开，微笑了。
……
在一种沉默的长期拥抱里，我认识了人间的美了。
那长长的发，披散到肩后，象用黑夜所搓成。那肩，是软玉。那乳，照所罗门歌说
法，是一对小白鹿。
“你去了吧，我很害怕！”
“我们是，分担着惊怕也分担着欢娱，我才大胆来！”
“我不是不爱你，我怕她们会听到。”
“我因了爱你，才冒这种险来这里！”
用那柔软象五根嫩葱的手引我的手到她胸边去，心是卜卜跳得如一面敲着的小鼓。
但我把手移动了地方，没有畏缩。
我的手，从此镀上一层永生柔腻感觉的金了。
姨慢慢的睡下去。
“我的妹子，你身如百合花，在你身上我可以嗅出百合花的香气……”我轻轻唱着一首所罗门的歌，颂我对神的虔敬。
我从此可以放心了。倘若照僧侣所传，人死将受那最后的审判，到上帝面前去秤量我善恶，或者游十殿，谒见那各式各样脸相的阎王，我将有话说。凡是我应做的，我已经做了。一个没有得到她分内应得到的爱情的人，我服从了神的意旨，已给了这个人了。神所造的这个女人的灵魂，被恶男子在那上面玷污过有痕迹的，我用我的爱为洗刷过一道了。我为使这女人了解你大神在青年男子身上赋予的气力与热情，我所以去爱她。我让她在我身上觉悟她是配做一个年青人妻子和一个年青人的情人，……我还愿意给她爱的认识以外再给她以对现世不满的指示，因为你大神既把她雕琢成得如此美丽，却赋予一个如此驯良安分乐生的性格，更处置她永远到一个顶肮脏的人身边，这最苛刻最不公平的待遇，我要她知道你司命运之神的可诅！”
读到末了一段，我才终于有点省悟，沈从文写这文字的意义。从那时起，这个来自湘西的年轻人，就只相信爱可以，也只必须给配得上且应得的人，无所谓礼教和身份——正如他后来一直相信文字只应当献给美，而不是政治和主义一样。
或许不赞同小说里主人公的做法，但是我依然尊敬沈从文这样的理念
(『丰城 』 【转】读沈从文-《篁君日记》笔记 )
文前的序和所谓的自序，点出了本文是描写主人公如何决心抛却工作，离开北平北上为兵/匪的过程。不过且住，不要以为这是一部主旋律描写正面主人公怎样立志，成长，最终决心要弃笔从戎的热血青春小说。这其实是一部描写纠结在婚外不伦恋爱的主人公那复杂，自怨自艾，很有些私小说的意味在内的‘言情小说’。
更让人有些意外的是，文中用的是‘我’第一人称，加上描写感情时的炽热逼真，当我读到主人公在身边女子之间左右逢迎，情感牵绊愈加复杂的时候，实在是有点小小的震动，这简直就是一部晚间八点档的狗血连续剧，还是特长的那种。
老实说，我读得有点艰难，可是当我读到文末的最后一篇日记时，却被这对序中所提的变故毫无解释的嘎然而止给感动了，特别是这么一篇日记中的用词用句，显然已经和前面那冗长而黏糊的篇幅迥然两样，仿佛是振翅的凤凰，从庸碌的鸟群中苏醒，随随便便的一跃，便有了要翱翔于九天的气势。
我忍不住要大段摘抄如下，这些恍惚间看到那《龙朱》时期的风采的文字：“ ……
我不能说明这惊讶神气。
她把眉略蹙。
我走过床边去。我静了，不怕了。不促了。举眼望一切。
房中没有灯，白的月，正从大的窗上映进一大方白光，姨的头，姨的肩，姨的夹被
的半截，以及地板上面姨的白鞋袜，全都浴在月光里。
这是一种梦的景致与梦的行为。
人是站在床边了，她把身略移向里边，让我坐。坐下了，没有话。我并不望这维纳
丝神，我却望着月。
一种诗人的呆性子在我灵魂里潜伏，我是每每遇到月就痴痴呆呆忘了人我的。
姨的无袖的手臂，从被里伸出，把这臂引我向她望月光下的脸，更白了。我轻轻叹
息。
姨的眉展开，微笑了。
……
在一种沉默的长期拥抱里，我认识了人间的美了。
那长长的发，披散到肩后，象用黑夜所搓成。那肩，是软玉。那乳，照所罗门歌说
法，是一对小白鹿。
“你去了吧，我很害怕！”
“我们是，分担着惊怕也分担着欢娱，我才大胆来！”
“我不是不爱你，我怕她们会听到。”
“我因了爱你，才冒这种险来这里！”
用那柔软象五根嫩葱的手引我的手到她胸边去，心是卜卜跳得如一面敲着的小鼓。
但我把手移动了地方，没有畏缩。
我的手，从此镀上一层永生柔腻感觉的金了。
姨慢慢的睡下去。
“我的妹子，你身如百合花，在你身上我可以嗅出百合花的香气……”我轻轻唱着一首所罗门的歌，颂我对神的虔敬。
我从此可以放心了。倘若照僧侣所传，人死将受那最后的审判，到上帝面前去秤量我善恶，或者游十殿，谒见那各式各样脸相的阎王，我将有话说。凡是我应做的，我已经做了。一个没有得到她分内应得到的爱情的人，我服从了神的意旨，已给了这个人了。神所造的这个女人的灵魂，被恶男子在那上面玷污过有痕迹的，我用我的爱为洗刷过一道了。我为使这女人了解你大神在青年男子身上赋予的气力与热情，我所以去爱她。我让她在我身上觉悟她是配做一个年青人妻子和一个年青人的情人，……我还愿意给她爱的认识以外再给她以对现世不满的指示，因为你大神既把她雕琢成得如此美丽，却赋予一个如此驯良安分乐生的性格，更处置她永远到一个顶肮脏的人身边，这最苛刻最不公平的待遇，我要她知道你司命运之神的可诅！”
读到末了一段，我才终于有点省悟，沈从文写这文字的意义。从那时起，这个来自湘西的年轻人，就只相信爱可以，也只必须给配得上且应得的人，无所谓礼教和身份——正如他后来一直相信文字只应当献给美，而不是政治和主义一样。
或许不赞同小说里主人公的做法，但是我依然尊敬沈从文这样的理念
(『丰城 』 【转】读沈从文-《篁君日记》笔记 )
“看虹摘星复论政”
——沈从文集外诗文四篇校读札记
【作 者】裴春芳
【作者简介】裴春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北京 100084
【内容提要】本文将沈从文的四篇散佚诗文与相关文本进行“文本互证”式的对读，发现抗战及40年代的沈从文的作品具有两种倾向：一类是深微精雅的纯文学作品，一类是视野广阔的政论性作品。其中“看虹摘星”类作品表现了一种在万物和情愫的溶解和变迁中，以“爱欲”为救赎的迷离情致；“见微论政”类作品则呈现了从细微之处看政治的独特视角，在玄黄未定时局中的种种忧虑，及其以“美术重造人性”、以“美育重造政治”的应对策略。
【摘 要 题】文学史研究
【关 键 词】沈从文/《一种境界》/《饭桶》/《逛厂甸》/《巴鲁爵士北平通讯（第七号）》
《一种境界》、《饭桶——见微斋笔谈》、《逛厂甸》、《巴鲁爵士北平通讯（第七号）》这几篇诗文，是我在阅读杂志的时候偶然发现的。因为过去对沈从文略有所知，从它们的作者署名“雍羽”、“上官碧”和“巴鲁爵士”及其行文风格上，初步判断这几篇诗文是沈从文的作品。经查阅《沈从文全集》和沈从文的年谱，发现它们并未收入现在通行的沈从文作品集中，可以大体认定是沈从文的集外佚文。
倘若把沈从文的这几篇散佚诗文与他在抗战及40年代的相关文本联系起来，进行“文本互证”式的对读，则不难发现，《一种境界》颇为扼要地表达了沈从文创作《看虹录》、《摘星录》和《七色魇》等作品时那种在万物和情愫的溶解和变迁中，以“爱欲”为救赎的迷离情致。《饭桶——见微斋笔谈》呈现了作者从细微之处看政治的独特视角，以及对借政治而混吃饭之人的深切反感，笔下有对抗战中某些积极为官之人行为的尖锐讽刺。《逛厂甸》以一种类似于《东京梦华录》般的缅怀笔调，来描绘作者近三十年逛厂甸的感触，有一种历史转折关头对文人士大夫精致文化即将消逝的殷忧，以及对北京小市民文化的抵触。《巴鲁爵士北平通讯（第7号）》，延续前六篇“北平通信”，为沈从文对玄黄未定的时局的判断和展望，有柏拉图《理想国》般的光彩。企图将人性中“迷信”情绪与科学结合，与政治剥离，有一种社会解体、大厦将倾前极力挽救的救世热忱。
一
刊发于1940年6月16日昆明《今日评论》上的诗《一种境界》，是迄今发现的沈从文以笔名“雍羽”刊发的第二首诗，在时间上仅次于《一个人的自述》，先于《莲花》和《看虹》，上述作品，均署名“雍羽”。①《沈从文笔名和曾用名》云：“雍羽，1940年1月26日发表新诗《一个人的自述》时的署名，1940-1941年间多用于发表诗或散文诗作品”。②查阅《沈从文全集》、《沈从文文集》和《沈从文别集》，并未发现它们收录《一种境界》，现存的几种沈从文年谱，也未见记载此诗。因此，判断《一种境界》为沈从文的一首佚诗，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一种境界》虽然未曾收入现存沈从文作品集中，可是却被引入《新摘星录》和《摘星录》中，成为这两篇内容大略相同的小说文本的一部分，构成小说内在情绪的核心，甚至敷衍出部分情节。反过来看，《一种境界》的意义，恰在于它为沈从文的小说集《看虹摘星录》提供了一个情绪上的起点。虽然沈从文在《一个人的自述》中已经提及自己喜爱“一种希奇的旅行”，在“攀援登临”追逐“一夥”星子，“走进天堂”，表达一种对爱欲的抽象沉迷，不过这种对异性身体“转弯抹角，小阜平冈”的旅行兴趣，上承早期诗歌《颂》，③下启后来的小说《看虹录》，成为沈从文笔下一种爱欲事件隐喻化的惯常策略。可是，《一种境界》中却呈现了明确的时间“去年”，和具体的对象“你”，与一种名字古雅的花“剪春罗”，并且雨后“虹霓”和天上“万千颗星”同时并存。宋代翁广元在《剪春罗》中云：“谁把风刀剪薄罗，极知造化著功多。飘零易逐春光老，公子樽前奈若何。”传达的是一种春光易逝，珍惜哀婉的情致；沈从文使用这个意象，同样表达了一种脆弱难久的美好情愫。或许《一种境界》所述的是沈从文一次具体的爱欲体验，它发生于抗战初期的昆明，有一个不同于“主妇”的特定对象 “你”，并且引发了作者关于世界正在变动不居，人格和灵魂需要在“爱”中多次溶解的感触。在沈从文的同期诗歌中，与《一种境界》相近，虹和星同时作为主要意象出现的诗，此外仅有1941年底的诗《看虹》，诗中在沉迷于爱欲中时看见“有长虹挂在天上”，即将别离时祈求“摘一颗星子把我”。不过，《一种境界》表达的是对爱欲本身的体味和思索，《看虹》表达的是一场爱欲正在进行和即将结束的感觉。在沈从文的小说《看虹录》和《摘星录》中，沈从文把这次特定的爱欲体验，分别从“我”和“她”的角度，着力进行了抽象集中的或散漫隐晦的叙述。《摘星录》和《新摘星录》写的是一个二十六岁青春将逝的美丽温雅女子，处身于一个老在变化的古怪世界中，在一个“良辰美景奈何天”的时节，在古典爱中的诗与火和现代爱中的具体而庸俗之间，在有地位有身份的老朋友和年青的又穷又无用的大学生之间徘徊瞻顾、游移不定的心态。这个“老朋友”说：“其实生命何尝无用处，一切纯诗即由此产生，反映生命光影神奇与美丽。任何肉体生来虽不可免受自然限制，有新陈代谢，到某一时必完全失去意义，诗中生命却百年长青！”④这段话在沈从文作品中反复出现，可以看出这个“老朋友”身上清晰的留有沈从文自己的印记。下文在叙述这个“老朋友”三个月前离开她时留下了一首有点古怪的小诗，即是这首《一种境界》。不过，在《新摘星录》和《摘星录》中隐去了诗的标题，除了标点符号和划分章节稍有不同外，文字则完全相同。⑤在《一种境界》中，隐含作者“我”和作为爱欲对象的“你”，处于一种对偶关系中，尽管叙述视点聚焦于“我”，言说者是“我”，“你”是被凝视的和被询问的，二者共处于一个碧草连天、夕阳微明有着小窗的房间，一种惆怅欢欣兼有的悒郁沉迷气氛在房间中流淌。在《摘星录》和《新摘星录》中，则是从“她”的视点来叙述对《一种境界》所呈现爱欲氛围的追念和怀想。从即将萎悴的蓝色的抱春花，转向萎悴多日的红色的剪春罗。“小瓶中的剪春罗已萎悴多日。池塘边青草这时节虽未见，却知道它照例是在繁芜中向高处延展，迷目一望绿。小窗口长庚星还未到露面时。……这一切都像完全是别人事情，与她渺不相涉。自己房中仿佛什么都没有，心上也虚廓无边，填满了黄昏前的寂静。”⑥下文“她”阅读不同时期不同情人的编号清晰的情书时，名称尽管情人的身份不同，均留下了这个“老朋友”的影子，甚至可以说，他们都是作者沈从文的不同化身。
刘洪涛在《沈从文与张兆和》⑦一文中认同金介甫的观点，《看虹录》是沈从文与高青子的恋情产物；他在《沈从文与九妹》中认为《摘星录》是九妹爱欲体验的产物。《一种境界》的发现，可以证实《摘星录》同样是沈从文爱欲体验的记录。至于故事中的“她”，究竟是高青子还是其他未知的女性，现在还难以确定。
《新摘星录》写于1940年7月18日，距离《一种境界》的发表时间不到一个月。1943年6月30日，沈从文特别看好的、并且在昆明常与之同住的诗人卞之琳，写了一篇似小说而又似散文的作品《巧笑记：说礼》，记述了爱慕者“神经病”和一位“温柔朋友”在一场轻颦浅笑的谈话中，和对男女交际礼仪不经意的展演中，在昆明的匆匆相遇及转瞬分离。这里的神经病有卞之琳自身的影子，温柔朋友则以张兆和的妹妹张充和为原型。但是表示“神经病”的白日梦的一段话似乎别有用意。“即使做了丈夫也无有丈夫的义务，责任，丈夫把太太的好处享受够了，还可以向外发展，在当今这个开通时代，大家都知道女子的青春比男子的易逝，大家会原谅一个丈夫到一个时候会感到寂寞的苦衷，如果他是一匹种马式的天之骄子。于是他可以虽然偷偷摸摸，也实在堂堂正正的另外找一个年轻的女子。……因为天生是情种啊：也就因为天生是情种，在社会上的责任就是讲恋爱，……整个心机就都可以化在诱引女子。而且太太总该讲礼，爱的表现，认为应该使丈夫快乐，就可以代为勾引。……另一方面自己也可以告诉最善感的生物说，他过去实在没有经验过真正的爱，人家就更不由的同情。不错，既如此，再加以随年龄俱进的老练手腕，准可以打倒一切那怕是漂亮小伙子的敌手。……然而，天，他自己也会有小妹妹的，他自己也会有小女儿的！”⑧“神经病”的身上又似乎投射了卞之琳对某类情场老手的深切怨怼的情绪。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最后温柔朋友坐汽车回昆明乡下朋友家里（指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家里）去了，留下了“神经病”死心塌地长久守望的身影。接着，沈从文在1943年底1944年初发表了《绿黑灰》，⑨该篇后来又衍化为《绿魇》，⑩成为沈从文以魇字开头的第一篇作品。在《绿黑灰》中，涉及到卞之琳的失恋和沈从文的偶然，二者很可能交织于一个善于唱歌吹笛的聪敏女孩子——即张充和身上。“一些人的生命，虽若受一种来自时代的大力所转动，无从自主，然而这个院子中，却又牵来一个寄居者，一个失恋中产生伟大感和伟大自觉的诗人，住在那个善于唱歌吹笛的聪敏女孩子原来所住的小房中，想从窗口间一霎微光，或书本中一点偶然留下的花朵微香，以及一个消失在时间后业已多日的微笑影子，返回过去稳定目前，创造未来。或在绝对孤寂中，用少量精美文字，来排比个人梦的形式与联想的微妙发展。”诗人两年来，完成了一部五十万字的小说（指卞之琳的小说《山山水水》），并希望藉此获取女孩子的爱情。不过叙述者说，这是无关紧要的。“就因为他还完全不明白他所爱慕的女孩子几年来正如何生存在另外一个风雨飘摇事实巨浪中。怨爱交缚之际，生命的新生复消失，人我间情感与负气做成的无奈环境，所受的压力更如何沉重。一切变故都若完全在一种离奇宿命中，对于她加以种种试验。这个试验到最近，且更加离奇，使之对于生命的存在发展，幸或不幸，都若不是个人能有所取舍。为希望从这个梦魇似的人生中逃出，得到稍稍休息，过不久或且居然又回到这个梦魇初起的旧居来。”(11)“梦魇似的人生”看来就是沈从文《七色魇》集的本义，因此这段文字是相当重要的。更何况，这里的“女孩子”，与《新摘星录》中的“她”，有着非常明晰的相似性。在《绿黑灰》和《新摘星录》之间，似乎有着不易觉察的一座桥梁，指向沈从文在《水云》中反复叙说的“偶然”，在三年前，1940年的春夏间。
——沈从文集外诗文四篇校读札记
【作 者】裴春芳
【作者简介】裴春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北京 100084
【内容提要】本文将沈从文的四篇散佚诗文与相关文本进行“文本互证”式的对读，发现抗战及40年代的沈从文的作品具有两种倾向：一类是深微精雅的纯文学作品，一类是视野广阔的政论性作品。其中“看虹摘星”类作品表现了一种在万物和情愫的溶解和变迁中，以“爱欲”为救赎的迷离情致；“见微论政”类作品则呈现了从细微之处看政治的独特视角，在玄黄未定时局中的种种忧虑，及其以“美术重造人性”、以“美育重造政治”的应对策略。
【摘 要 题】文学史研究
【关 键 词】沈从文/《一种境界》/《饭桶》/《逛厂甸》/《巴鲁爵士北平通讯（第七号）》
《一种境界》、《饭桶——见微斋笔谈》、《逛厂甸》、《巴鲁爵士北平通讯（第七号）》这几篇诗文，是我在阅读杂志的时候偶然发现的。因为过去对沈从文略有所知，从它们的作者署名“雍羽”、“上官碧”和“巴鲁爵士”及其行文风格上，初步判断这几篇诗文是沈从文的作品。经查阅《沈从文全集》和沈从文的年谱，发现它们并未收入现在通行的沈从文作品集中，可以大体认定是沈从文的集外佚文。
倘若把沈从文的这几篇散佚诗文与他在抗战及40年代的相关文本联系起来，进行“文本互证”式的对读，则不难发现，《一种境界》颇为扼要地表达了沈从文创作《看虹录》、《摘星录》和《七色魇》等作品时那种在万物和情愫的溶解和变迁中，以“爱欲”为救赎的迷离情致。《饭桶——见微斋笔谈》呈现了作者从细微之处看政治的独特视角，以及对借政治而混吃饭之人的深切反感，笔下有对抗战中某些积极为官之人行为的尖锐讽刺。《逛厂甸》以一种类似于《东京梦华录》般的缅怀笔调，来描绘作者近三十年逛厂甸的感触，有一种历史转折关头对文人士大夫精致文化即将消逝的殷忧，以及对北京小市民文化的抵触。《巴鲁爵士北平通讯（第7号）》，延续前六篇“北平通信”，为沈从文对玄黄未定的时局的判断和展望，有柏拉图《理想国》般的光彩。企图将人性中“迷信”情绪与科学结合，与政治剥离，有一种社会解体、大厦将倾前极力挽救的救世热忱。
一
刊发于1940年6月16日昆明《今日评论》上的诗《一种境界》，是迄今发现的沈从文以笔名“雍羽”刊发的第二首诗，在时间上仅次于《一个人的自述》，先于《莲花》和《看虹》，上述作品，均署名“雍羽”。①《沈从文笔名和曾用名》云：“雍羽，1940年1月26日发表新诗《一个人的自述》时的署名，1940-1941年间多用于发表诗或散文诗作品”。②查阅《沈从文全集》、《沈从文文集》和《沈从文别集》，并未发现它们收录《一种境界》，现存的几种沈从文年谱，也未见记载此诗。因此，判断《一种境界》为沈从文的一首佚诗，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一种境界》虽然未曾收入现存沈从文作品集中，可是却被引入《新摘星录》和《摘星录》中，成为这两篇内容大略相同的小说文本的一部分，构成小说内在情绪的核心，甚至敷衍出部分情节。反过来看，《一种境界》的意义，恰在于它为沈从文的小说集《看虹摘星录》提供了一个情绪上的起点。虽然沈从文在《一个人的自述》中已经提及自己喜爱“一种希奇的旅行”，在“攀援登临”追逐“一夥”星子，“走进天堂”，表达一种对爱欲的抽象沉迷，不过这种对异性身体“转弯抹角，小阜平冈”的旅行兴趣，上承早期诗歌《颂》，③下启后来的小说《看虹录》，成为沈从文笔下一种爱欲事件隐喻化的惯常策略。可是，《一种境界》中却呈现了明确的时间“去年”，和具体的对象“你”，与一种名字古雅的花“剪春罗”，并且雨后“虹霓”和天上“万千颗星”同时并存。宋代翁广元在《剪春罗》中云：“谁把风刀剪薄罗，极知造化著功多。飘零易逐春光老，公子樽前奈若何。”传达的是一种春光易逝，珍惜哀婉的情致；沈从文使用这个意象，同样表达了一种脆弱难久的美好情愫。或许《一种境界》所述的是沈从文一次具体的爱欲体验，它发生于抗战初期的昆明，有一个不同于“主妇”的特定对象 “你”，并且引发了作者关于世界正在变动不居，人格和灵魂需要在“爱”中多次溶解的感触。在沈从文的同期诗歌中，与《一种境界》相近，虹和星同时作为主要意象出现的诗，此外仅有1941年底的诗《看虹》，诗中在沉迷于爱欲中时看见“有长虹挂在天上”，即将别离时祈求“摘一颗星子把我”。不过，《一种境界》表达的是对爱欲本身的体味和思索，《看虹》表达的是一场爱欲正在进行和即将结束的感觉。在沈从文的小说《看虹录》和《摘星录》中，沈从文把这次特定的爱欲体验，分别从“我”和“她”的角度，着力进行了抽象集中的或散漫隐晦的叙述。《摘星录》和《新摘星录》写的是一个二十六岁青春将逝的美丽温雅女子，处身于一个老在变化的古怪世界中，在一个“良辰美景奈何天”的时节，在古典爱中的诗与火和现代爱中的具体而庸俗之间，在有地位有身份的老朋友和年青的又穷又无用的大学生之间徘徊瞻顾、游移不定的心态。这个“老朋友”说：“其实生命何尝无用处，一切纯诗即由此产生，反映生命光影神奇与美丽。任何肉体生来虽不可免受自然限制，有新陈代谢，到某一时必完全失去意义，诗中生命却百年长青！”④这段话在沈从文作品中反复出现，可以看出这个“老朋友”身上清晰的留有沈从文自己的印记。下文在叙述这个“老朋友”三个月前离开她时留下了一首有点古怪的小诗，即是这首《一种境界》。不过，在《新摘星录》和《摘星录》中隐去了诗的标题，除了标点符号和划分章节稍有不同外，文字则完全相同。⑤在《一种境界》中，隐含作者“我”和作为爱欲对象的“你”，处于一种对偶关系中，尽管叙述视点聚焦于“我”，言说者是“我”，“你”是被凝视的和被询问的，二者共处于一个碧草连天、夕阳微明有着小窗的房间，一种惆怅欢欣兼有的悒郁沉迷气氛在房间中流淌。在《摘星录》和《新摘星录》中，则是从“她”的视点来叙述对《一种境界》所呈现爱欲氛围的追念和怀想。从即将萎悴的蓝色的抱春花，转向萎悴多日的红色的剪春罗。“小瓶中的剪春罗已萎悴多日。池塘边青草这时节虽未见，却知道它照例是在繁芜中向高处延展，迷目一望绿。小窗口长庚星还未到露面时。……这一切都像完全是别人事情，与她渺不相涉。自己房中仿佛什么都没有，心上也虚廓无边，填满了黄昏前的寂静。”⑥下文“她”阅读不同时期不同情人的编号清晰的情书时，名称尽管情人的身份不同，均留下了这个“老朋友”的影子，甚至可以说，他们都是作者沈从文的不同化身。
刘洪涛在《沈从文与张兆和》⑦一文中认同金介甫的观点，《看虹录》是沈从文与高青子的恋情产物；他在《沈从文与九妹》中认为《摘星录》是九妹爱欲体验的产物。《一种境界》的发现，可以证实《摘星录》同样是沈从文爱欲体验的记录。至于故事中的“她”，究竟是高青子还是其他未知的女性，现在还难以确定。
《新摘星录》写于1940年7月18日，距离《一种境界》的发表时间不到一个月。1943年6月30日，沈从文特别看好的、并且在昆明常与之同住的诗人卞之琳，写了一篇似小说而又似散文的作品《巧笑记：说礼》，记述了爱慕者“神经病”和一位“温柔朋友”在一场轻颦浅笑的谈话中，和对男女交际礼仪不经意的展演中，在昆明的匆匆相遇及转瞬分离。这里的神经病有卞之琳自身的影子，温柔朋友则以张兆和的妹妹张充和为原型。但是表示“神经病”的白日梦的一段话似乎别有用意。“即使做了丈夫也无有丈夫的义务，责任，丈夫把太太的好处享受够了，还可以向外发展，在当今这个开通时代，大家都知道女子的青春比男子的易逝，大家会原谅一个丈夫到一个时候会感到寂寞的苦衷，如果他是一匹种马式的天之骄子。于是他可以虽然偷偷摸摸，也实在堂堂正正的另外找一个年轻的女子。……因为天生是情种啊：也就因为天生是情种，在社会上的责任就是讲恋爱，……整个心机就都可以化在诱引女子。而且太太总该讲礼，爱的表现，认为应该使丈夫快乐，就可以代为勾引。……另一方面自己也可以告诉最善感的生物说，他过去实在没有经验过真正的爱，人家就更不由的同情。不错，既如此，再加以随年龄俱进的老练手腕，准可以打倒一切那怕是漂亮小伙子的敌手。……然而，天，他自己也会有小妹妹的，他自己也会有小女儿的！”⑧“神经病”的身上又似乎投射了卞之琳对某类情场老手的深切怨怼的情绪。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最后温柔朋友坐汽车回昆明乡下朋友家里（指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家里）去了，留下了“神经病”死心塌地长久守望的身影。接着，沈从文在1943年底1944年初发表了《绿黑灰》，⑨该篇后来又衍化为《绿魇》，⑩成为沈从文以魇字开头的第一篇作品。在《绿黑灰》中，涉及到卞之琳的失恋和沈从文的偶然，二者很可能交织于一个善于唱歌吹笛的聪敏女孩子——即张充和身上。“一些人的生命，虽若受一种来自时代的大力所转动，无从自主，然而这个院子中，却又牵来一个寄居者，一个失恋中产生伟大感和伟大自觉的诗人，住在那个善于唱歌吹笛的聪敏女孩子原来所住的小房中，想从窗口间一霎微光，或书本中一点偶然留下的花朵微香，以及一个消失在时间后业已多日的微笑影子，返回过去稳定目前，创造未来。或在绝对孤寂中，用少量精美文字，来排比个人梦的形式与联想的微妙发展。”诗人两年来，完成了一部五十万字的小说（指卞之琳的小说《山山水水》），并希望藉此获取女孩子的爱情。不过叙述者说，这是无关紧要的。“就因为他还完全不明白他所爱慕的女孩子几年来正如何生存在另外一个风雨飘摇事实巨浪中。怨爱交缚之际，生命的新生复消失，人我间情感与负气做成的无奈环境，所受的压力更如何沉重。一切变故都若完全在一种离奇宿命中，对于她加以种种试验。这个试验到最近，且更加离奇，使之对于生命的存在发展，幸或不幸，都若不是个人能有所取舍。为希望从这个梦魇似的人生中逃出，得到稍稍休息，过不久或且居然又回到这个梦魇初起的旧居来。”(11)“梦魇似的人生”看来就是沈从文《七色魇》集的本义，因此这段文字是相当重要的。更何况，这里的“女孩子”，与《新摘星录》中的“她”，有着非常明晰的相似性。在《绿黑灰》和《新摘星录》之间，似乎有着不易觉察的一座桥梁，指向沈从文在《水云》中反复叙说的“偶然”，在三年前，1940年的春夏间。
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是我们探寻他追寻美好人性的一把钥匙,也是解读他追求雄强人性的一个切入点.通过<一个女剧员的生活>中萝的情感演绎,我们感受到复杂的租界体验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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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柑》为沈从文一九二七年四月于北京东城创作。想来的确可悲，一贯标榜追求真理、向往知识的莘莘学子，为学校谏言献策的热情竟远不如馄饨、红茶和蜜柑有诱惑力，至于那些所谓道德定义、价值衡量、信念标度，较之爱情与口腹之欲而言，又算得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