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懶真子》五捲，《宋史·藝文志》著錄於子類小說類，《四庫全書》收於子部雜傢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出：“其書末稱紹興六年，蓋成於南渡後。中間頗及雜事，而考證之文為多。”書中記北宋以來之聞見及讀書所得，內容較雜，既有軼文遺事，亦有小說故事，捲三以後又多考證藝文，詮釋詩賦，雖能發前人所未發，然未免有揚纔露己之嫌。於作傢作品之本事亦有記載。
《懶真子》稱：“古人吟詩，絶不草草；至於命題，各有深意。”謂杜甫《獨酌》、《徐步》，韓愈《遊青竜寺》諸詩體察入微，均屬嚴謹之作，杜甫《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空字》、白居易《遊玉泉寺》、杜牧《樂遊原》諸詩凝煉含蓄，寄意深廣，憤世憂時之意，見於言外。又謂作詩當發揮個人“所長”，切戒迎合仿效。書中“神仙脫骨法”雲雲，似出自江西詩派。
哈哈兒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點校錄入製作。非詩話部分亦全部保留，以窺本書全貌。個別錯謬之處，據它本校改。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臣等謹案：《懶真子》五捲，宋馬永卿撰。是編乃其雜記之書，然亦多述劉安世語。又開捲冠以司馬光事，書中亦多稱光，蓋其淵源所自出也。《宋史·藝文志》著錄，晁、陳二傢書目乃皆不載。然袁文為建炎、紹興間人，王楙為慶元、嘉泰間人，費袞為紹熙、開禧間人。文《甕牖閑評》駁其中印文五字一條，楙《野客叢書》駁其中承露囊一條，袞《梁溪漫志》駁其漢太公無名、母媼無姓一條，是其書未嘗不行於世，特二傢偶遺之耳。其書末稱紹興六年，蓋成於南渡以後。中間頗及雜事，而考證之文為多。如據《漢書》王嘉封事，謂“書無教逸欲有邦”，“教”當作“敖”。謂陶潛《遊斜川》詩“開歲倏五十”當作“五日”，與殷晉安別詩本十韻，傳本誤脫一韻，東坡亦誤和九韻。謂杜甫詩虯須十八九字出《漢書·丙吉傳》。謂韓愈《感二鳥賦序》，貞元十一年誤作十五年。又考正曹成王碑衍文訛字及《箋釋句讀》，謂前漢百官表少府之遵官，據《唐·百官志》當作導官。謂成元英《莊子疏》不知其時已有縣令，誤讀縣為懸，解為高名令聞。謂古者席面之賓乃稱客，列座之賓皆稱旅，引《左傳》為證。謂二十八宿中亢、氐、觜三星《韻略》皆誤音。謂賜酺始趙武靈王。謂河鼓之河當作何。謂唐中興頌復復指期，復復字本《漢書·匡衡傳》。皆引據確鑿，不同臆說。其謂《離騷》正則靈均乃小名小字，雖無所考，亦足以備一解。惟頗參雜以二氏，至謂韓愈亦深明佛理，是亦安世之學，喜談禪悅之餘派，存而不論可矣。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懶真子》稱：“古人吟詩，絶不草草；至於命題，各有深意。”謂杜甫《獨酌》、《徐步》，韓愈《遊青竜寺》諸詩體察入微，均屬嚴謹之作，杜甫《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空字》、白居易《遊玉泉寺》、杜牧《樂遊原》諸詩凝煉含蓄，寄意深廣，憤世憂時之意，見於言外。又謂作詩當發揮個人“所長”，切戒迎合仿效。書中“神仙脫骨法”雲雲，似出自江西詩派。
哈哈兒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點校錄入製作。非詩話部分亦全部保留，以窺本書全貌。個別錯謬之處，據它本校改。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臣等謹案：《懶真子》五捲，宋馬永卿撰。是編乃其雜記之書，然亦多述劉安世語。又開捲冠以司馬光事，書中亦多稱光，蓋其淵源所自出也。《宋史·藝文志》著錄，晁、陳二傢書目乃皆不載。然袁文為建炎、紹興間人，王楙為慶元、嘉泰間人，費袞為紹熙、開禧間人。文《甕牖閑評》駁其中印文五字一條，楙《野客叢書》駁其中承露囊一條，袞《梁溪漫志》駁其漢太公無名、母媼無姓一條，是其書未嘗不行於世，特二傢偶遺之耳。其書末稱紹興六年，蓋成於南渡以後。中間頗及雜事，而考證之文為多。如據《漢書》王嘉封事，謂“書無教逸欲有邦”，“教”當作“敖”。謂陶潛《遊斜川》詩“開歲倏五十”當作“五日”，與殷晉安別詩本十韻，傳本誤脫一韻，東坡亦誤和九韻。謂杜甫詩虯須十八九字出《漢書·丙吉傳》。謂韓愈《感二鳥賦序》，貞元十一年誤作十五年。又考正曹成王碑衍文訛字及《箋釋句讀》，謂前漢百官表少府之遵官，據《唐·百官志》當作導官。謂成元英《莊子疏》不知其時已有縣令，誤讀縣為懸，解為高名令聞。謂古者席面之賓乃稱客，列座之賓皆稱旅，引《左傳》為證。謂二十八宿中亢、氐、觜三星《韻略》皆誤音。謂賜酺始趙武靈王。謂河鼓之河當作何。謂唐中興頌復復指期，復復字本《漢書·匡衡傳》。皆引據確鑿，不同臆說。其謂《離騷》正則靈均乃小名小字，雖無所考，亦足以備一解。惟頗參雜以二氏，至謂韓愈亦深明佛理，是亦安世之學，喜談禪悅之餘派，存而不論可矣。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晁氏客語》一捲，或以為晁補之撰，誤。《四庫全書》收於子部雜傢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是書“每條必記其所語之人，所謂‘客語’也。”“所載熙豐間名流遺事，大都得自目擊，與史傳亦可互相參證。”書中所記孫莘老評杜語，多得詩旨，評韓愈詩“鋪敘而無含蓄”，可備一說。
哈哈兒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點校製作，非詩話部分亦全部保留，以窺本書全貌。
哈哈兒據文淵閣本《四庫全書》點校製作，非詩話部分亦全部保留，以窺本書全貌。
《春渚紀聞》十捲，《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於子部小說傢類，《宋史·藝文志》著錄於子類雜傢類，《四庫全書》收於子部雜傢類。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書分《雜記》五捲，《東坡事實》一捲，《詩詞事略》一捲，《雜書琴事》附《墨說》一捲，《記研》一捲。《記丹藥》一捲。”《雜記》多引神怪，兼及軼聞瑣事，可取者不多。《詩詞事略》錄存唐末詩人吟誦之詩，間附己意。所記白居易、歐陽修、蘇軾苦心為詩，不憚屢改，徐端崇詠飛蚊以譏諷佞臣蔡京等事，及陳師道評王安石、蘇軾、黃庭堅諸傢語，皆可資參考。
哈哈兒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宋元筆記小說大觀》錄校製作，非詩話部分亦全部保留，以窺本書全貌。對書中點校錯誤，徑改。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書分《雜記》五捲，《東坡事實》一捲，《詩詞事略》一捲，《雜書琴事》附《墨說》一捲，《記研》一捲。《記丹藥》一捲。”《雜記》多引神怪，兼及軼聞瑣事，可取者不多。《詩詞事略》錄存唐末詩人吟誦之詩，間附己意。所記白居易、歐陽修、蘇軾苦心為詩，不憚屢改，徐端崇詠飛蚊以譏諷佞臣蔡京等事，及陳師道評王安石、蘇軾、黃庭堅諸傢語，皆可資參考。
哈哈兒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宋元筆記小說大觀》錄校製作，非詩話部分亦全部保留，以窺本書全貌。對書中點校錯誤，徑改。
在中國歷史上難以勝計的筆記小說中，知名度最高，影響最巨，傳播最廣者，無過於《夢溪筆談》一書了。本書乃集作者瀋括一生學識和見聞之精萃而撰成，因成書於夢溪園，故名《夢溪筆談》。
瀋括(1031-1095)，字存中，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嘉祐(1056-1063年)進士。神宗朝參予王安石變法，嘗出使契丹，力爭河東黃嵬山地。瀋括於文學、藝術、歷史、考古、軍事、天文、方志、律歷、醫藥、卜算均有研究，且多貢獻，為我國及世界少有之通纔。晚年居潤州，築夢溪園(今江蘇鎮江東郊)，以平生聞見，著《夢溪筆談》。著述甚豐，今存者除《夢溪筆談》外，尚有《蘇瀋良方》和捲帙不全之《長興集》。《宋史·瀋遘傳》附《瀋括傳》，《宋史新編》、《東都事略》、《京口耆舊傳》亦有傳。張蔭麟有《瀋括編年事輯》。
《夢溪筆談》分故事、辨證、樂律、象數、人事、官政、權智、藝文、書畫、技藝、器用、神奇、異事、謬誤、譏謔、雜志、藥議十七門，共二十六捲，又有《補筆談》一捲，《續筆談》一捲。《郡齋讀書志》、《宋史·藝文志》著錄於子部小說傢類，《直齋書錄解題》、《遂初堂書目》著錄於子類小說傢類。《四庫全書》收於子部雜傢類。
瀋括長於自然科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在北宋，學問最為博治。於當代掌故，及天文、算法、鐘律，尤所究心。”瀋括論詩亦重在求實、“造微”，以為詩之狀物、寫景、敘事，均宜確切。如評《長恨歌》，稱峨嵋與唐玄宗幸蜀“全無交涉”。詩中不當言“峨嵋山下少人行”；《蚊詩》雲：“十幅紅綃圍夜玉”，然“十幅紅綃為帳，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腳？”二詩均失其實。鸛雀樓，唐人留詩者甚多，唯李益、王之渙、暢諸所詠為佳，蓋三詩皆“能狀其景”。又稱詩須“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方稱工到。如王安石集句詩“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一聯，上句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遂成名句。論詩又主含蓄，稱“景意縱全”，而“一讀便盡，更無可諷味”。作詩欲求實，“造微”而可“諷味”，即應“旬鍛月煉”，“埏蹂極工”；而讀詩亦須通達，窮詰詞義，是書即詳考“郭索”，“鈎輈”、“烏鬼”等語，其言多可從。瀋括精於音律，論詩、麯關係亦較切當。
瀋括論詩間有求實太過之病，如稱杜甫《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一聯，狀古柏“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持論甚陋，常為後人非議，如王楙《野客叢書》即譏其“以九章算法”言詩，不諳杜詩僅“言其極高爾”。
本書轉載自網絡，未進行重校，衹更正了個別明顯錯誤。非詩話部分亦全部保留，以窺本書全貌。《筆談》部分轉自文化共享網，《序》及《補筆談》、《續筆談》部分轉自獵書人網。全書詩話部分不多，故摘錄部分集中列示，小標題為摘者所加，非書中原有。
瀋括(1031-1095)，字存中，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嘉祐(1056-1063年)進士。神宗朝參予王安石變法，嘗出使契丹，力爭河東黃嵬山地。瀋括於文學、藝術、歷史、考古、軍事、天文、方志、律歷、醫藥、卜算均有研究，且多貢獻，為我國及世界少有之通纔。晚年居潤州，築夢溪園(今江蘇鎮江東郊)，以平生聞見，著《夢溪筆談》。著述甚豐，今存者除《夢溪筆談》外，尚有《蘇瀋良方》和捲帙不全之《長興集》。《宋史·瀋遘傳》附《瀋括傳》，《宋史新編》、《東都事略》、《京口耆舊傳》亦有傳。張蔭麟有《瀋括編年事輯》。
《夢溪筆談》分故事、辨證、樂律、象數、人事、官政、權智、藝文、書畫、技藝、器用、神奇、異事、謬誤、譏謔、雜志、藥議十七門，共二十六捲，又有《補筆談》一捲，《續筆談》一捲。《郡齋讀書志》、《宋史·藝文志》著錄於子部小說傢類，《直齋書錄解題》、《遂初堂書目》著錄於子類小說傢類。《四庫全書》收於子部雜傢類。
瀋括長於自然科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在北宋，學問最為博治。於當代掌故，及天文、算法、鐘律，尤所究心。”瀋括論詩亦重在求實、“造微”，以為詩之狀物、寫景、敘事，均宜確切。如評《長恨歌》，稱峨嵋與唐玄宗幸蜀“全無交涉”。詩中不當言“峨嵋山下少人行”；《蚊詩》雲：“十幅紅綃圍夜玉”，然“十幅紅綃為帳，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腳？”二詩均失其實。鸛雀樓，唐人留詩者甚多，唯李益、王之渙、暢諸所詠為佳，蓋三詩皆“能狀其景”。又稱詩須“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方稱工到。如王安石集句詩“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一聯，上句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遂成名句。論詩又主含蓄，稱“景意縱全”，而“一讀便盡，更無可諷味”。作詩欲求實，“造微”而可“諷味”，即應“旬鍛月煉”，“埏蹂極工”；而讀詩亦須通達，窮詰詞義，是書即詳考“郭索”，“鈎輈”、“烏鬼”等語，其言多可從。瀋括精於音律，論詩、麯關係亦較切當。
瀋括論詩間有求實太過之病，如稱杜甫《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一聯，狀古柏“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持論甚陋，常為後人非議，如王楙《野客叢書》即譏其“以九章算法”言詩，不諳杜詩僅“言其極高爾”。
本書轉載自網絡，未進行重校，衹更正了個別明顯錯誤。非詩話部分亦全部保留，以窺本書全貌。《筆談》部分轉自文化共享網，《序》及《補筆談》、《續筆談》部分轉自獵書人網。全書詩話部分不多，故摘錄部分集中列示，小標題為摘者所加，非書中原有。
《近事會元》，北宋李上交撰，五捲。是書成於嘉祐元年(1056)。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於子部雜傢類，《四庫全書》亦收於子部雜傢類。
李氏自序雲：“嘗謂經籍之淵頗易討，耳目之接或難周知。上交以退寓鐘陵，靜尋近史及諸小說雜記之類，起唐武德而下，盡周顯德之前，擷細務之所因，庶閑談之引據。”錢曾《讀書敏求記》稱“唐史所失記者，此多載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自一捲至三捲，首載宮殿之製，次載輿服之製，次載官製軍製，其次亦皆六曹之掌故。四捲為樂麯，為州郡沿革，惟五捲頗載瑣聞。然如婦人檐子、兜籠、綫靴、綫鞋、親迎、舉樂，障車、公主事姑舅，公主賜謚、山川嶽瀆封號、國忌、行香、上元點燈、散從親事、官處士謚、謚先生、律格、赦書投匭、刑統律令、死罪覆奏，斷獄禁樂、逐旬問罪人、表狀、書奏、製敕及始流沙門島、始配衙前安置、始貶厓州諸條，亦皆有關於典製，大抵體例在崔豹《古今註》、高承《事物紀原》之間，其中如《霓裳羽衣麯》考證亦極精核，不可徒以雜事細務目之”。是書以記述名物制度為主，兼及瑣聞詩話。以樂、舞解詩，為此書一大特色。例如以《霓裳羽衣麯》解白居易《和元稹歌》；以《七德舞》、《破陣樂》解白居易《七德舞》詩等，均極精闢，考證亦甚詳密。書中論及樂麯歌舞之由來變化，除《霓裳羽衣麯》、《七德舞》外，尚有《鬍渭州》、《伊州》、《涼州》、《楊柳枝》、《中和樂》、《傾杯樂》、《離別難》、《雨霖鈴》、《荔枝香》、《望江南》、《鬍旋舞》等，對有關詩詞之研究理解均有參考價值。
《近事會元》有《四庫全書》本、《守山閣叢書》本、《畿輔叢書》本。
哈哈兒據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點校製作，非詩話部分亦全部保留，以窺本書全貌；原書中部分明顯錯誤，據他本校改。
李氏自序雲：“嘗謂經籍之淵頗易討，耳目之接或難周知。上交以退寓鐘陵，靜尋近史及諸小說雜記之類，起唐武德而下，盡周顯德之前，擷細務之所因，庶閑談之引據。”錢曾《讀書敏求記》稱“唐史所失記者，此多載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自一捲至三捲，首載宮殿之製，次載輿服之製，次載官製軍製，其次亦皆六曹之掌故。四捲為樂麯，為州郡沿革，惟五捲頗載瑣聞。然如婦人檐子、兜籠、綫靴、綫鞋、親迎、舉樂，障車、公主事姑舅，公主賜謚、山川嶽瀆封號、國忌、行香、上元點燈、散從親事、官處士謚、謚先生、律格、赦書投匭、刑統律令、死罪覆奏，斷獄禁樂、逐旬問罪人、表狀、書奏、製敕及始流沙門島、始配衙前安置、始貶厓州諸條，亦皆有關於典製，大抵體例在崔豹《古今註》、高承《事物紀原》之間，其中如《霓裳羽衣麯》考證亦極精核，不可徒以雜事細務目之”。是書以記述名物制度為主，兼及瑣聞詩話。以樂、舞解詩，為此書一大特色。例如以《霓裳羽衣麯》解白居易《和元稹歌》；以《七德舞》、《破陣樂》解白居易《七德舞》詩等，均極精闢，考證亦甚詳密。書中論及樂麯歌舞之由來變化，除《霓裳羽衣麯》、《七德舞》外，尚有《鬍渭州》、《伊州》、《涼州》、《楊柳枝》、《中和樂》、《傾杯樂》、《離別難》、《雨霖鈴》、《荔枝香》、《望江南》、《鬍旋舞》等，對有關詩詞之研究理解均有參考價值。
《近事會元》有《四庫全書》本、《守山閣叢書》本、《畿輔叢書》本。
哈哈兒據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點校製作，非詩話部分亦全部保留，以窺本書全貌；原書中部分明顯錯誤，據他本校改。
《東坡志林》，宋蘇軾著。此書所載為作者自元豐至元符年間二十年中之雜說史論，內容廣泛，無所不談。其文則長短不拘，或千言或數語，而以短小為多。皆信筆寫來，揮灑自如，體現了作者行雲流水涉筆成趣的文學風格。
此書宋時或稱《東坡手澤》，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捲一一即著錄《東坡手澤》三捲，並註云：“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謂《志林》也。”《四庫全書總目》以為“蓋軾隨手所記，本非著作，亦無書名。其後人裒而錄之，命曰《手澤》；而刊軾集者不欲以父書目之，故題曰《志林》耳。”然黃庭堅《豫章集》捲二九《跋東坡敘英皇事帖》雲：“往嘗於東坡見手澤二囊，……手澤袋蓋二十餘，皆平生作字，語意類小人不欲聞者，輒付諸郎入袋中，死而後可出示人者。”則《手澤》之名為作者生前自定。又蘇軾元符三年內移過廉州，有《與鄭靖老書》雲：“《志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捲。”是作者亦曾預有《志林》之名。此書傳本頗多，捲數亦不一，有一捲、五捲、十二捲本。較通行之一捲本有宋左圭《百川學海》本（《百川》本），明成化《東坡七集》本；五捲本有明萬歷趙開美刊本（趙本），清嘉慶張海鵬重刊趙本（張本），次年復輯入《學津討原》本（《學津》本），涵芬樓據趙本校印本；十二捲本則有明萬歷商濬《稗海》本（商本）。一捲本僅載史論而無雜說；十二捲本皆雜說而無史論，雖收羅甚豐，然訛誤亦不少；五捲本兼有雜說史論，去取較為精審。
校勘紀
〔一〕原本此則有目無文，明萬歷趙開美刊本（以下簡稱趙本）、清嘉慶張海鵬照曠閣刊本及《學津討原》本《東坡志林》（以下分別簡稱《張本》、《學津本》）同。
〔二〕李主 原本誤作“李玉”，從正文標題改正。
〔三〕勃遜之 原本目錄無此條，從《學津》本目錄補。
此書宋時或稱《東坡手澤》，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捲一一即著錄《東坡手澤》三捲，並註云：“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謂《志林》也。”《四庫全書總目》以為“蓋軾隨手所記，本非著作，亦無書名。其後人裒而錄之，命曰《手澤》；而刊軾集者不欲以父書目之，故題曰《志林》耳。”然黃庭堅《豫章集》捲二九《跋東坡敘英皇事帖》雲：“往嘗於東坡見手澤二囊，……手澤袋蓋二十餘，皆平生作字，語意類小人不欲聞者，輒付諸郎入袋中，死而後可出示人者。”則《手澤》之名為作者生前自定。又蘇軾元符三年內移過廉州，有《與鄭靖老書》雲：“《志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捲。”是作者亦曾預有《志林》之名。此書傳本頗多，捲數亦不一，有一捲、五捲、十二捲本。較通行之一捲本有宋左圭《百川學海》本（《百川》本），明成化《東坡七集》本；五捲本有明萬歷趙開美刊本（趙本），清嘉慶張海鵬重刊趙本（張本），次年復輯入《學津討原》本（《學津》本），涵芬樓據趙本校印本；十二捲本則有明萬歷商濬《稗海》本（商本）。一捲本僅載史論而無雜說；十二捲本皆雜說而無史論，雖收羅甚豐，然訛誤亦不少；五捲本兼有雜說史論，去取較為精審。
校勘紀
〔一〕原本此則有目無文，明萬歷趙開美刊本（以下簡稱趙本）、清嘉慶張海鵬照曠閣刊本及《學津討原》本《東坡志林》（以下分別簡稱《張本》、《學津本》）同。
〔二〕李主 原本誤作“李玉”，從正文標題改正。
〔三〕勃遜之 原本目錄無此條，從《學津》本目錄補。
羅大經(1196—1242) 字景綸，號儒林，又號鶴林，南宋吉水人。取杜甫《贈虞十五司馬》詩“爽氣金無豁，精淡玉露繁”之意寫成筆記《鶴林玉露》，其中有不少記載，可與史乘參證，補缺訂誤；對文學流派，文藝思想，作品風格，有中肯的評論。
《容齋隨筆》是南宋洪邁著的史料筆記,被歷史學家公認為研究宋代歷史必讀之書。
洪邁在《容齋隨筆》捲首說明：“餘老去習懶，讀書不多，意之所之，隨即紀錄，因其先後，無復全次，故目之曰隨筆。”
《容齋隨筆》包括《容齋隨筆》……《容齋五筆》共5筆，74捲，共1220則：
《容齋隨筆》 捲一至捲十六，每捲自15則至29則，共329則；
《容齋續筆》 捲一至捲十六，每捲自12則至18則，共249則；
《容齋三筆》 捲一至捲十六，每捲自5則至20則，共248則；
《容齋四筆》 捲一至捲十六，每捲自12則至24則，共259則；
《容齋五筆》 捲一至捲十，每捲自9則至19則，共135則；未完成,洪邁即去世。
《容齋隨筆》內容豐富包羅萬象，大致包括下列幾個方面：歷史事件評論、歷史人物評論,史料、典章、物産考察、宋代專著評介、天文、歷算、星相等。
《容齋隨筆》內容繁富，議論精當。有對宋代典章制度、官場見聞、社會風尚的記述；對宋以前王朝廢興、人物軼事、制度沿革的記述；還有去偽存真的考訂，如情如理的分析。其中對一些歷史經驗的總結頗有見地，許多資料為官方史志所不載，是我國古代筆記小說中不可多得的珍品。該書一經問世，在朝野引起強烈反響。明人李翰說：洪邁聚天下之書而遍閱之，搜悉異聞，考核經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雖詩詞、文翰、歷讖、卜醫，鈎纂不遺，從而評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容齋隨筆》：“南宋說部當以此為首”。《容齋隨筆》中有關詩歌部分，後人曾輯為《容齋詩話》。
洪邁在《容齋隨筆》捲首說明：“餘老去習懶，讀書不多，意之所之，隨即紀錄，因其先後，無復全次，故目之曰隨筆。”
《容齋隨筆》包括《容齋隨筆》……《容齋五筆》共5筆，74捲，共1220則：
《容齋隨筆》 捲一至捲十六，每捲自15則至29則，共329則；
《容齋續筆》 捲一至捲十六，每捲自12則至18則，共249則；
《容齋三筆》 捲一至捲十六，每捲自5則至20則，共248則；
《容齋四筆》 捲一至捲十六，每捲自12則至24則，共259則；
《容齋五筆》 捲一至捲十，每捲自9則至19則，共135則；未完成,洪邁即去世。
《容齋隨筆》內容豐富包羅萬象，大致包括下列幾個方面：歷史事件評論、歷史人物評論,史料、典章、物産考察、宋代專著評介、天文、歷算、星相等。
《容齋隨筆》內容繁富，議論精當。有對宋代典章制度、官場見聞、社會風尚的記述；對宋以前王朝廢興、人物軼事、制度沿革的記述；還有去偽存真的考訂，如情如理的分析。其中對一些歷史經驗的總結頗有見地，許多資料為官方史志所不載，是我國古代筆記小說中不可多得的珍品。該書一經問世，在朝野引起強烈反響。明人李翰說：洪邁聚天下之書而遍閱之，搜悉異聞，考核經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雖詩詞、文翰、歷讖、卜醫，鈎纂不遺，從而評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容齋隨筆》：“南宋說部當以此為首”。《容齋隨筆》中有關詩歌部分，後人曾輯為《容齋詩話》。
《容齋隨筆》是我國歷代考證筆記中最富盛名，並具有鮮明特色的一部著作。
《容齋隨筆》計隨筆、續筆、三筆、四筆各十六捲，五筆十捲，共七十四捲。此書涉獵範圍極廣，經史典故、天文地．理、軼聞異說、諸子百傢之言及詩文語詞，無所不包。其中對經史藝哲，考訂博錄，卓有獨見。洪邁在南宋，以學識淵博著稱，尤長於史學，故《容齋隨筆》中以有關史事者最為可采，所考宋代朝章典製，多為史傳不詳之材料。
《容齋隨筆》計隨筆、續筆、三筆、四筆各十六捲，五筆十捲，共七十四捲。此書涉獵範圍極廣，經史典故、天文地．理、軼聞異說、諸子百傢之言及詩文語詞，無所不包。其中對經史藝哲，考訂博錄，卓有獨見。洪邁在南宋，以學識淵博著稱，尤長於史學，故《容齋隨筆》中以有關史事者最為可采，所考宋代朝章典製，多為史傳不詳之材料。
《齊東野語》20捲，周密撰。作者字公謹，自號草窗，又號弁陽嘯翁、蕭齋、泗水潛夫、華不註山人、弁陽老人等。祖籍濟南。其曾祖泌，自濟南遷居吳興，至密四世。其傢世代為官，本人在宋寶佑年間任義烏令；入元不仕，寓杭，居癸辛街，以南宋遺老自居，交遊很廣，故見聞甚博。是書用《齊東野語》之名，乃作者不忘祖籍之意。書中所記，多宋元之交的朝廷大事，很多可補史籍之不足，如“李全始末”，“端平入洛”，“二張援襄”等，都是很有價值的資料。本書以中華書局 1983年張茂鵬點校本最為方便。
現存《墨子》五十三篇，由墨子和各代門徒逐漸增補而成，是研究墨子和墨傢學說的基本材料。其中的《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等６篇，一般稱作《墨經》或《墨辯》，着重闡述認識論和邏輯學，在邏輯史上被稱為後期墨傢邏輯或墨辯邏輯（古代世界三大邏輯體係之一，另兩個為古希臘的邏輯體係和佛教中的因明學）；其中還包含許多自然科學的內容，特別是天文學、幾何光學和靜力學。
《化書》,道教著作，唐末五代譚峭撰.共六捲,分道、術、德、仁、食、儉六化，一百一十篇。該書結合道教理論和儒傢思想，認為世界根源於“虛”，由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最終復歸於虛，“虛”既是萬物本源又是萬物的歸宿，虛與物是循環轉化的關係，識之就能進入“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的永生境界。書中又用大量篇幅論述了社會演化，揭示動亂的原因，提出對策。該書是道教哲學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在中國哲學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作者譚峭，字景升，泉州（今屬福建）人。幼讀經史，屬文清麗。其父訓以進士業，而峭酷愛黃老、諸子及《穆天子傳》、《漢武帝內傳》、《茅君列仙內傳》等書，立志修道學仙。後辭父出遊終南山、太白山、太行山、王屋山、嵩山、華山、泰山等名山而不復返。譚峭雖以學道自隱，但十分關心世道治亂、民生疾苦，因著《化書》。
《化書》道書名。全稱《譚子化書》別稱《齊丘子》傳五代譚峭作此書，曾求序於南唐大臣宋齊丘，齊丘竊為己作而序之，故有齊丘子名。屬富有濃厚哲學思想內容的著作。六捲，一作一捲。唐五代間譚峭撰。約成書於五代南唐時期（十世紀末）。本書《宋史。藝文志》著錄，入雜傢類，題宋齊丘撰，並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亦以齊丘所撰，題曰《齊丘子》。
《化書》道書名。全稱《譚子化書》別稱《齊丘子》傳五代譚峭作此書，曾求序於南唐大臣宋齊丘，齊丘竊為己作而序之，故有齊丘子名。屬富有濃厚哲學思想內容的著作。六捲，一作一捲。唐五代間譚峭撰。約成書於五代南唐時期（十世紀末）。本書《宋史。藝文志》著錄，入雜傢類，題宋齊丘撰，並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亦以齊丘所撰，題曰《齊丘子》。
劉書，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北齊思想傢。其生平事跡不得詳知。據北史、北齊書本傳，劉書生活的年代，正是南北分裂，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異常尖銳時期，北朝 為異族統治，其所撰之劉子，針對當時的社會時弊，表達了自己治國安民的思想主張和為國建功立業、施展個人才能的政治抱負。 劉子內容豐富，涉及範圍廣泛。六朝時，江左談玄風氣盛行，北朝亦受其影響，在劉子中，亦有所反映。在傳統的民族文化思潮中，儒、道二傢對劉書的影響最大。 劉書認為，儒傢學說可以治世救國，道傢學說可以全身美名。“儒教雖非得真之說，然茲教可以導物；道傢雖為達情之論，而達禮復不可以救弊。今治世之賢，宜以 禮教為先；嘉遁之士，應以無為是務，則操業俱遂而身名兩全也”。
先秦雜傢著作。《漢書‧藝文志》雜傢有“《屍子》二十篇”﹐班固自註﹕屍子“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劉嚮《荀子書錄》說屍子著書“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術”﹐似曾有法傢傾嚮。《隋書‧經籍志》雜傢記載:“《屍子》二十捲﹑目一捲。梁十九捲。秦相衛鞅上客屍佼撰。其九篇亡﹐魏黃初中續。”可見原書在三國時已亡佚一半﹐所以黃初(220～226)中纔續補了九篇。《後漢書‧宦者呂強傳》李賢註說:“(佼)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這裏說十九篇陳道德仁義﹐顯然與劉嚮《別錄》所說的商鞅師屍佼的思想不合。隋唐以來流傳的《屍子》﹐雖非漢以前《屍子》之舊﹐卻反映了魏黃初中人續補的內容。這個本子到宋代又已亡佚﹐宋末王應麟所見《屍子》衹存一捲。唯《群書治要》中尚殘存十三篇佚文。清代輯《屍子》的有許多傢﹐《心齋十種》本為惠棟輯﹐任兆麟補輯。《平津館叢書》本乃章宗源輯﹐孫星衍補輯。《湖海樓叢書》本為汪繼培輯。《屍子》佚文的思想兼宗儒﹑墨﹑名﹑法﹑陰陽﹐的確算是雜傢。但書中保存先秦《屍子》的多少內容﹐難於辨析。
《屍子》一書早佚，後由唐代魏徵、清代惠棟、汪繼培等輯成。《漢書·藝文志》著錄《屍子》二十篇。根據班固的記載，屍子名佼，魯國人，是商鞅的師傅。劉嚮說：“楚有屍子”，又說他為“晉人”，是商鞅之客，“衛鞅商君謀事劃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並誅，乃亡逃入蜀。”（劉嚮《別錄》，據《史記·孟荀列傳·集解》所引）
屍佼逃往蜀後，寫作《屍子》書。《漢書·藝文志》列屍佼為雜傢。他的思想，融合了儒、墨、道、法各傢，和孟軻、荀卿、商鞅、韓非等人的思想都有相通處；對農傢許行也有影響；在思想史上是個重要環節。
面對戰國時期階級矛盾尖銳的形勢，屍佼認為如何穩定農民、鞏固統治，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屍佼強調“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屍子下》）。《屍子》雲：“禹治水，為喪法，曰：毀必仗，哀必三年，是則水不救也。故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製喪三日。禹興利除害，為民種也。”（《屍子下》）
這裏宣揚的是“節葬”的思想。《屍子》書又說：“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故不聽也。”（《屍子下》）
這宣揚的是“非樂”的思想。“節葬”、“非樂”，都是從墨傢學派中吸取來的。
《屍子》藉子夏之口說：“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屍子下》）指出了民心對於統治者的極端重要性，認為“天子忘民則滅，諸侯忘民則亡。”這強調了安撫百姓是國傢穩定、鞏固的關鍵。
屍佼勸說統治者要“善修國政”，說“君若不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天子以天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天下禍。”《屍子上·貴言》屍佼要求統治者效法古代神農、有虞氏等聖王，和農民“並耕”，認為這是“所以勸耕也”。（《屍子下》）他強調發展農奴的個體經濟，“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婦人織而衣”（《屍子上·貴言》），以改善農奴生活。
《屍子》說：“車輕道近，則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道遠任重也。刑罰者，民之鞭策也。”（《屍子下》）但屍佼反對濫用刑罰，認為“刑以輔教，服不聽也。”統治者之所以要用刑罰，“非樂刑民，不得已也，此其所以善刑也。”（《屍子下》）
《屍子》鼓吹“勸學”，強調“教化”。他說：“學不倦，所以治也；教不厭，所以治人也。夫■捨而不治則腐蠹。”（《屍子上·勸學》）他說：“天下非無亂人也，堯舜之道，可教者衆也。”（《屍子上·貴言》）“子路，卞之野人；子貢，衛之賈人；顔涿、聚盜也；顓孫師，駔（狡＜墨吉＞之人）也。孔子教之，皆為顯士。”（《屍子上·勸學》）還說：“賢者易知也。觀其富之所分，運之所進，窮之所不取，然則窮與運，其與成賢無擇也。是故愛惡親疏，興發窮達，皆可以成為義，有其器也。”他強調不管在上位的怎樣對待在下位的，直至“監門、逆旅、農夫、陶人”，都要毫不動搖地修身行義，做到“忠孝善賢”。他還強調“學之積也”（《屍孫·勸學》），要求不間斷地學習。認為“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而先身者也。”這些論述，都含有合理的因素和積極意義。屍子關於君依賴於民的魚水譬喻，和“勸學”的思想，對後來荀子的“水則載舟，水則復舟”和“勸學”思想的形成，是有影響的。
屍佼認為，社會的動亂，在於有“邪人”，人所以作惡，在於有“邪欲”。因此必須去“邪人”，除“邪欲”。《屍子》說：“國亂則擇其邪人去之，則國治矣；胸中亂則擇其邪欲而去之，則德正矣。”《屍子》書曰：“目之所美，心以為不義，弗敢視也；口之所甘，心以為非義，弗敢食也；耳之所樂，心以為不義，不敢聽也；身之所安，心以為不義，弗敢服也。然則令於天下而行，禁馬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天下禍；諸侯以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國之；匹夫以身受令於心，心不當則身為戮矣。”（《屍子上·貴言》）
《屍子》認為，衹要“心”正，“心以為不義”，就能製止目、口、耳、身等感官不正當的欲望。他說：“心者，身之君也。”從天子到匹夫，都“以身受令於心”。心不當，或為天下禍，或者身被戮。他說：“神也者萬物之始，萬事之紀也，”又說：“治於神者，其事少而功多”。所以用德義來治理心神，是最根本的。屍佼這些思想，和孟子的“正己”、“修身”，心能使耳目器官不“蔽於物”和“萬物皆備於我”等理論，都是息息相通的。
屍佼的上述理論，包括“勸學”、“德義”這些思想，都是針對當時的實際情況而發的。農民的反抗，使社會矛盾激化，為了緩和階級矛盾，鞏固國傢政權，屍佼嚮統治者勸諫，要“修先王之術，除禍難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婦人織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統治者實行“善政”，撫恤百姓，使百姓得其所，安其業，豐衣足食，他們便不會起來反抗，就能免遭殺戮，保全首領；統治者也消除了“禍患”。這樣，社會就能富庶起來，“此其萬物以生，益天下以財，不可勝計也。”（《屍子上·貴言》）
屍佼認為治理天下的根本辦法，在於“審名分”。他說：“若夫名分，聖之所審也。……審名分，君臣莫敢不盡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
“名分”，屍佼稱之為“一”，他說：“審一之經，百事乃成；審一之紀，百事乃理；名實判為兩，合為一。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是則有賞，非則有罰。人君之所獨斷也，明君之立也。”（《屍子上·發蒙》）
屍佼認為，“名分”審定，則百事得理，是非能判，賞罰分明，人君便可為明君。
“分”與“治”的關係是什麽呢？《屍子》書說：“天地生萬物，聖人裁之。裁物以製分，使事以立官。君臣父子，上下長幼，貴賤親疏，皆得其分曰治。愛得分曰仁，施得分曰義，慮得分曰智，動得分曰達，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後為成人。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國治。”（《屍子上·分》）
屍佼看來，衹要人人、事事都得其“分”，那國君就能很好地治理國傢，天下便會得以長治久安。“得分”便“國治”的原因是什麽呢？《屍子》說：“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國治，用賢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盡情；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賞罰隨名；民莫不敬。……知此道也者，衆賢為役，愚智盡情矣。”（《屍子上·分》）
屍佼強調了用“賢”的重要性，他說：“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纔。夫至衆賢而能用之，此有虞之盛德也。”（《屍子上·分》）用賢則國盛，那如何用賢呢？《屍子》說：“群臣之愚智，日劾於前，擇其知事者而令之謀。群臣之所舉，日劾於前，擇其知人者而令之舉。群臣之治亂，日劾於前，擇其胜任者而令之治。群臣之行，可得而察也。擇其賢者而舉之，則民競於行。胜任者治，則百官不亂；知人者舉，則賢者不隱；知事者謀，則大舉不失。……聖王衹言於朝，而四方給矣。是故曰正名去偽，事成若化；以實覆名，百事皆成。夫用賢使能，不勞而治；正名覆實，不罰而威；達情見素，則是非不蔽。……聖王之民易治乎。”（《屍子上·分》）屍佼還強調人君要“虛心”、“審分”，使“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那麽“明分則不蔽，正名則不虛，賞賢罰暴則不縱，三者治之道也。”（《屍子上·發蒙》），人君如能“審分”、“用賢”，就能“身逸而國治”、“自為而民富”了，人君就算縱情享樂，人民也照樣能富裕起來，這當然是虛妄之想。但屍佼強調的“正名去偽，以實覆名”，任用賢才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屍子》的“審名分”理論，和荀子、韓非、道傢的一些思想也是息息相通的。
由上可見，《屍子》是雜含各傢學說，兼收並蓄的。《屍子·廣譯》是屍佼的學術史論，在此篇中，他刻意發掘各傢可以融通、認同的層面，主張“綜合名傢”。他對各傢學派的不同主張和個性特徵進行了概括：“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原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掩）於弘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也，則無相非也。”（《屍子上·廣譯篇》）
屍佼認為，諸子百傢彼此相非是沒有必要的。墨子主張“兼”，孔子主張“公”，皇子主張“衷”，田子主張“均”，列子主張“虛”，料子主張“別囿”，其實都是同一意思，是相互一致的，即“公”、“去私”，這也反映了屍子的學術主張。
《屍子》又說：“因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星；自邱上以視，則見其始出，又見其入。非明益也，勢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邱上也。故智載於私，則所知少；載於公，則所知多矣。……是故，夫論貴賤、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
屍佼在這裏強調了理解事物時客觀的重要性，勿以“私心”掩蔽了“智”，而不辨是非。
總之，對於紛繁復雜的各傢學說的詮釋，由於屍佼刻意的兼綜並取，使各傢彼此相通，從而也抹殺了各學派的對立、分歧。而真理往往是在相非相爭、百傢爭鳴中得以出現、發展的。但在一定意義上來說，引進、容忍、融通多元文化、百傢各說，然後加以選擇和中合，是有其實踐價值的。《廣譯篇》透露出來的，就是希望結束紛爭混亂，實現統一的思想。
《屍子》一說為雜傢學說，在秦統一後，學術思想遭到鉗製，特別是漢代“獨尊儒術”後，各傢學說均被禁錮。《屍子》一書遭禁毀難免，所以早佚。唐代又重被輯成。
《屍子》一書早佚，後由唐代魏徵、清代惠棟、汪繼培等輯成。《漢書·藝文志》著錄《屍子》二十篇。根據班固的記載，屍子名佼，魯國人，是商鞅的師傅。劉嚮說：“楚有屍子”，又說他為“晉人”，是商鞅之客，“衛鞅商君謀事劃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並誅，乃亡逃入蜀。”（劉嚮《別錄》，據《史記·孟荀列傳·集解》所引）
屍佼逃往蜀後，寫作《屍子》書。《漢書·藝文志》列屍佼為雜傢。他的思想，融合了儒、墨、道、法各傢，和孟軻、荀卿、商鞅、韓非等人的思想都有相通處；對農傢許行也有影響；在思想史上是個重要環節。
面對戰國時期階級矛盾尖銳的形勢，屍佼認為如何穩定農民、鞏固統治，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屍佼強調“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屍子下》）。《屍子》雲：“禹治水，為喪法，曰：毀必仗，哀必三年，是則水不救也。故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製喪三日。禹興利除害，為民種也。”（《屍子下》）
這裏宣揚的是“節葬”的思想。《屍子》書又說：“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故不聽也。”（《屍子下》）
這宣揚的是“非樂”的思想。“節葬”、“非樂”，都是從墨傢學派中吸取來的。
《屍子》藉子夏之口說：“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屍子下》）指出了民心對於統治者的極端重要性，認為“天子忘民則滅，諸侯忘民則亡。”這強調了安撫百姓是國傢穩定、鞏固的關鍵。
屍佼勸說統治者要“善修國政”，說“君若不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天子以天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天下禍。”《屍子上·貴言》屍佼要求統治者效法古代神農、有虞氏等聖王，和農民“並耕”，認為這是“所以勸耕也”。（《屍子下》）他強調發展農奴的個體經濟，“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婦人織而衣”（《屍子上·貴言》），以改善農奴生活。
《屍子》說：“車輕道近，則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道遠任重也。刑罰者，民之鞭策也。”（《屍子下》）但屍佼反對濫用刑罰，認為“刑以輔教，服不聽也。”統治者之所以要用刑罰，“非樂刑民，不得已也，此其所以善刑也。”（《屍子下》）
《屍子》鼓吹“勸學”，強調“教化”。他說：“學不倦，所以治也；教不厭，所以治人也。夫■捨而不治則腐蠹。”（《屍子上·勸學》）他說：“天下非無亂人也，堯舜之道，可教者衆也。”（《屍子上·貴言》）“子路，卞之野人；子貢，衛之賈人；顔涿、聚盜也；顓孫師，駔（狡＜墨吉＞之人）也。孔子教之，皆為顯士。”（《屍子上·勸學》）還說：“賢者易知也。觀其富之所分，運之所進，窮之所不取，然則窮與運，其與成賢無擇也。是故愛惡親疏，興發窮達，皆可以成為義，有其器也。”他強調不管在上位的怎樣對待在下位的，直至“監門、逆旅、農夫、陶人”，都要毫不動搖地修身行義，做到“忠孝善賢”。他還強調“學之積也”（《屍孫·勸學》），要求不間斷地學習。認為“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而先身者也。”這些論述，都含有合理的因素和積極意義。屍子關於君依賴於民的魚水譬喻，和“勸學”的思想，對後來荀子的“水則載舟，水則復舟”和“勸學”思想的形成，是有影響的。
屍佼認為，社會的動亂，在於有“邪人”，人所以作惡，在於有“邪欲”。因此必須去“邪人”，除“邪欲”。《屍子》說：“國亂則擇其邪人去之，則國治矣；胸中亂則擇其邪欲而去之，則德正矣。”《屍子》書曰：“目之所美，心以為不義，弗敢視也；口之所甘，心以為非義，弗敢食也；耳之所樂，心以為不義，不敢聽也；身之所安，心以為不義，弗敢服也。然則令於天下而行，禁馬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天下禍；諸侯以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國之；匹夫以身受令於心，心不當則身為戮矣。”（《屍子上·貴言》）
《屍子》認為，衹要“心”正，“心以為不義”，就能製止目、口、耳、身等感官不正當的欲望。他說：“心者，身之君也。”從天子到匹夫，都“以身受令於心”。心不當，或為天下禍，或者身被戮。他說：“神也者萬物之始，萬事之紀也，”又說：“治於神者，其事少而功多”。所以用德義來治理心神，是最根本的。屍佼這些思想，和孟子的“正己”、“修身”，心能使耳目器官不“蔽於物”和“萬物皆備於我”等理論，都是息息相通的。
屍佼的上述理論，包括“勸學”、“德義”這些思想，都是針對當時的實際情況而發的。農民的反抗，使社會矛盾激化，為了緩和階級矛盾，鞏固國傢政權，屍佼嚮統治者勸諫，要“修先王之術，除禍難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婦人織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統治者實行“善政”，撫恤百姓，使百姓得其所，安其業，豐衣足食，他們便不會起來反抗，就能免遭殺戮，保全首領；統治者也消除了“禍患”。這樣，社會就能富庶起來，“此其萬物以生，益天下以財，不可勝計也。”（《屍子上·貴言》）
屍佼認為治理天下的根本辦法，在於“審名分”。他說：“若夫名分，聖之所審也。……審名分，君臣莫敢不盡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
“名分”，屍佼稱之為“一”，他說：“審一之經，百事乃成；審一之紀，百事乃理；名實判為兩，合為一。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是則有賞，非則有罰。人君之所獨斷也，明君之立也。”（《屍子上·發蒙》）
屍佼認為，“名分”審定，則百事得理，是非能判，賞罰分明，人君便可為明君。
“分”與“治”的關係是什麽呢？《屍子》書說：“天地生萬物，聖人裁之。裁物以製分，使事以立官。君臣父子，上下長幼，貴賤親疏，皆得其分曰治。愛得分曰仁，施得分曰義，慮得分曰智，動得分曰達，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後為成人。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國治。”（《屍子上·分》）
屍佼看來，衹要人人、事事都得其“分”，那國君就能很好地治理國傢，天下便會得以長治久安。“得分”便“國治”的原因是什麽呢？《屍子》說：“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國治，用賢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盡情；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賞罰隨名；民莫不敬。……知此道也者，衆賢為役，愚智盡情矣。”（《屍子上·分》）
屍佼強調了用“賢”的重要性，他說：“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纔。夫至衆賢而能用之，此有虞之盛德也。”（《屍子上·分》）用賢則國盛，那如何用賢呢？《屍子》說：“群臣之愚智，日劾於前，擇其知事者而令之謀。群臣之所舉，日劾於前，擇其知人者而令之舉。群臣之治亂，日劾於前，擇其胜任者而令之治。群臣之行，可得而察也。擇其賢者而舉之，則民競於行。胜任者治，則百官不亂；知人者舉，則賢者不隱；知事者謀，則大舉不失。……聖王衹言於朝，而四方給矣。是故曰正名去偽，事成若化；以實覆名，百事皆成。夫用賢使能，不勞而治；正名覆實，不罰而威；達情見素，則是非不蔽。……聖王之民易治乎。”（《屍子上·分》）屍佼還強調人君要“虛心”、“審分”，使“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那麽“明分則不蔽，正名則不虛，賞賢罰暴則不縱，三者治之道也。”（《屍子上·發蒙》），人君如能“審分”、“用賢”，就能“身逸而國治”、“自為而民富”了，人君就算縱情享樂，人民也照樣能富裕起來，這當然是虛妄之想。但屍佼強調的“正名去偽，以實覆名”，任用賢才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屍子》的“審名分”理論，和荀子、韓非、道傢的一些思想也是息息相通的。
由上可見，《屍子》是雜含各傢學說，兼收並蓄的。《屍子·廣譯》是屍佼的學術史論，在此篇中，他刻意發掘各傢可以融通、認同的層面，主張“綜合名傢”。他對各傢學派的不同主張和個性特徵進行了概括：“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原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掩）於弘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也，則無相非也。”（《屍子上·廣譯篇》）
屍佼認為，諸子百傢彼此相非是沒有必要的。墨子主張“兼”，孔子主張“公”，皇子主張“衷”，田子主張“均”，列子主張“虛”，料子主張“別囿”，其實都是同一意思，是相互一致的，即“公”、“去私”，這也反映了屍子的學術主張。
《屍子》又說：“因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星；自邱上以視，則見其始出，又見其入。非明益也，勢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邱上也。故智載於私，則所知少；載於公，則所知多矣。……是故，夫論貴賤、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
屍佼在這裏強調了理解事物時客觀的重要性，勿以“私心”掩蔽了“智”，而不辨是非。
總之，對於紛繁復雜的各傢學說的詮釋，由於屍佼刻意的兼綜並取，使各傢彼此相通，從而也抹殺了各學派的對立、分歧。而真理往往是在相非相爭、百傢爭鳴中得以出現、發展的。但在一定意義上來說，引進、容忍、融通多元文化、百傢各說，然後加以選擇和中合，是有其實踐價值的。《廣譯篇》透露出來的，就是希望結束紛爭混亂，實現統一的思想。
《屍子》一說為雜傢學說，在秦統一後，學術思想遭到鉗製，特別是漢代“獨尊儒術”後，各傢學說均被禁錮。《屍子》一書遭禁毀難免，所以早佚。唐代又重被輯成。
《慎子》是戰國時期法傢代表慎到等人所著。慎到（約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趙國人，原來學習道傢思想，是從道傢中分出來的法傢代表人物。齊宣王時他曾長期在稷下講學，對於法傢思想在齊國的傳播做出了貢獻。《史記》說他有《十二論》，《漢書·藝文志》的法傢類著錄了《慎子》四十二篇。後來很多都失傳了，《慎子》現存有《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五篇，《群書治要》裏有《知忠》、《君臣》兩篇，清朝時，錢熙祚合編為七篇，刻入《守山閣叢書》。此外，還有佚文數十條。
在先秦的法傢代表人物中，慎到、申不害和商鞅分別重視“勢”、“術”、“法”，但都是在提倡法治的基礎上提出的不同觀點。“勢”主要指權勢，慎到認為，君主如果要實行法治，就必須重視權勢，這樣才能令行禁止。
第一，慎到主張“民一於君，事斷於法”，即百姓、百官聽從於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在做事是必須完全依法行事。而且，立法權也要集中於君主之手，各級的官吏衹能嚴格地遵守法律和執行法律，即“以死守法”。百姓則要接受法令的規定，按法做事，即“以力役法”。慎到認為這樣才能實行法治，並取得功效。在君主具體執法的過程中，慎到提倡法治，做到公平執法，反對人治。主張立法要為公，反對立法為私。用他的話說，就是“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他認為法治比人治優越，甚至說不好的法律也比沒有法律好。
第二，他提倡重“勢”和“無為而治”。重“勢”是為了重視法律，君主衹有掌握了權勢，才能保證法律的執行。慎到把君主和權勢分別比喻為飛竜和雲霧，飛竜有了雲霧才能飛得高，如果雲霧散去，飛竜就是地上的蚯蚓了。如果有了權勢，即使像夏桀那樣的昏庸殘暴，命令也能執行，即“令則行，禁則止”。如果沒有權勢，即使像堯那樣賢德，百姓也不聽從命令。所以，慎到反對儒傢主張的“德治”，認為那樣不可能使法律貫徹執行，會産生很多弊端。在無為而治方面，慎到和申不害主張是相似的，衹是論述的角度不同。他認為，如果國君什麽事都自己親自去做，不但會筋疲力盡，還會使大臣旁觀，不積極做事，等一旦有了過失，大臣會把責任推到君主身上，君臣矛盾的激化甚至會導致謀反篡位的事出現。
《慎子》的作者是慎到。慎到，約生於公元前395年，死於公元前315年左右。他是戰國時期的趙國人，齊宣王、齊■王時遊學稷下，在稷下學宮講學多年，有不少學生，在當時享有盛名。在稷下時，與田駢、接子、環淵等有較多的交往。他們一起被齊王命為大夫，受到尊敬，齊王還特意為他們建起了高樓大廈，修築了四通八達的道路。
《慎子》一書，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介紹說有“十二論”。徐廣註釋道：“今《慎子》，劉嚮所定，有四十一篇。”班固《漢書·藝文志》著錄為四十二篇，宋代的《崇文總目》記為三十七篇。現存《慎子》衹有七篇，即《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知忠》、《君臣》。由此可見，《慎子》的佚失情況相當嚴重。
慎到在《慎子》一書中表現出來的思想具有明顯的道傢和法傢的特點。一方面，慎到主張因循自然，清靜而治，所以，他說：“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矣”（《慎子·因循》）意思是說，任其自然，則萬物亨通，化而變之，物就不得其用了。自然界是這樣，社會也是這樣。他在《民雜》中說：“民雜處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為資，盡包而畜之，無所去取焉。是故不設一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不足也。大君不擇其下，故足。不擇其下，則易為下矣。易為下則莫不容。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謂太上。”
“因民之能為資，盡包而畜之，無所去取”，這就是在治理百姓時也要因其所能，不要偏取，有所去取，這樣才能富足。另一方面他又強調法和勢。法就是法律、法規，勢就是權勢。這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勢是前提，法是手段。慎到認為：“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矣”（《慎子·君人》）。他明確地說過：“飛竜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竜蛇與寅豈同矣，則失其所乘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從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 ”這是《韓非子·難勢》中轉引慎到的話。竜蛇之所以騰空飛天，主要憑藉雲霧的威勢，一旦雲霧消失，竜蛇就與地上的蚯蚓一樣，無所作為，原因在於失去了它們賴以飛騰的勢。同樣，沒有了權勢，聰明賢能如堯這樣的君主連三個普通人也治理不了；而有了權勢，昏聵平庸如桀這樣的人卻能使天下大亂。
所以，他主張“搶法處勢”；“法製禮籍，所以立公義也”；“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製也。故智者所以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把法看成了國傢的根本，是維係社會秩序，倫理道德的可靠保證。慎到認為，有了法，就要真正以法治國，不能衹是擺設。他說：“為人君者不多聽，據法倚數以觀得失。無法之言，不聽於耳；無法之勞，不圖於功；無勞之親，不任於官。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慎子·君臣》）什麽都要用法來實行、判斷、裁定，不能有所遺漏。法有種種作用，所以，“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慎子·威德》）然而，“治國無其法則亂，宗法而不變則衰，有法而行私謂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藝文類聚》54引《慎子》）法必須不斷變化以順應時代，否則，法就會衰敗，就會走嚮死亡，所以，作為國君的責任之一就是變法。
表面上看來，慎到主張因循自然、清靜而治與以法治國是矛盾的，實際上，慎子的意思是在法治的基礎上依照事物的本性，順其自然，法也必須遵循自然本性。很明顯，慎到的思想是老莊道學與法傢的合流。
對於慎到的學說與思想，歷史上的評價分歧頗大。《莊子·天下篇》把慎到與彭蒙、田駢等量齊觀，認為他們都是道傢，他們“公而不黨，易而無私，决然無主，趨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是故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由於莊子是道傢，其思想與慎到有共同之處，所以，莊子的評論與分析都是贊揚性質的。
荀子的評價就不一樣了，他在《荀子·非十二子》中說慎到的思想學說：“尚法而無法，下修（循）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糾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荀子·解蔽》中又說：“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 由法謂之，道盡數矣。”後來楊倞在註《荀子》時作了進一步的解釋和發揮：“慎子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為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楊倞的這種解釋和發揮對幫助我們理解荀子的觀點很有裨益。
荀子認為，慎到的思想學說是一種迎合君主與大衆的學說，細究起來很難看出它的旨歸所在，散亂而不成係統，因而是不能用來安邦治國的。而且慎到片面強調法，忽視人的作用、能人的作用，認為法可以包辦一切，這又走嚮了極端。但是，慎到的學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並非毫無道理，因而是可以聊備一說的。秦漢以後，隨着儒傢學說定於一尊局面的出現，慎到的學說遭到了徹底批判。《韓詩外傳》說：“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衆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則是範睢、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鄧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說，務自為工，道無所遇，而人相從。故曰十子者之工說，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衆愚，交亂樸鄙，則是十子之罪也。”這個意見既是正統儒傢的看法，也是以代表官方的意見。後面的幾句話與荀子的評論相同，或者本來就來源於荀子，但是口吻卻有天壤之別了。
客觀地說，在慎到的學說中，確實存在着重法輕賢的缺陷，也存在着重法與順自然這兩者難以統一的矛盾，但是，它避免了老莊道學純粹任自然而不要法治和法傢主張絶對的法治而不必因循自然的兩種極端。它對稍後的法傢具有啓蒙的意義，也可以說是法傢的開創者。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論說：“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靜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為刑名，此其轉關，所以申、韓多稱之也。”這個意見應該說是比較公正客觀的，所以，現代學者錢基博在作《名傢五種校讀記》時，全盤襲用了這一段文字。
在先秦的法傢代表人物中，慎到、申不害和商鞅分別重視“勢”、“術”、“法”，但都是在提倡法治的基礎上提出的不同觀點。“勢”主要指權勢，慎到認為，君主如果要實行法治，就必須重視權勢，這樣才能令行禁止。
第一，慎到主張“民一於君，事斷於法”，即百姓、百官聽從於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在做事是必須完全依法行事。而且，立法權也要集中於君主之手，各級的官吏衹能嚴格地遵守法律和執行法律，即“以死守法”。百姓則要接受法令的規定，按法做事，即“以力役法”。慎到認為這樣才能實行法治，並取得功效。在君主具體執法的過程中，慎到提倡法治，做到公平執法，反對人治。主張立法要為公，反對立法為私。用他的話說，就是“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他認為法治比人治優越，甚至說不好的法律也比沒有法律好。
第二，他提倡重“勢”和“無為而治”。重“勢”是為了重視法律，君主衹有掌握了權勢，才能保證法律的執行。慎到把君主和權勢分別比喻為飛竜和雲霧，飛竜有了雲霧才能飛得高，如果雲霧散去，飛竜就是地上的蚯蚓了。如果有了權勢，即使像夏桀那樣的昏庸殘暴，命令也能執行，即“令則行，禁則止”。如果沒有權勢，即使像堯那樣賢德，百姓也不聽從命令。所以，慎到反對儒傢主張的“德治”，認為那樣不可能使法律貫徹執行，會産生很多弊端。在無為而治方面，慎到和申不害主張是相似的，衹是論述的角度不同。他認為，如果國君什麽事都自己親自去做，不但會筋疲力盡，還會使大臣旁觀，不積極做事，等一旦有了過失，大臣會把責任推到君主身上，君臣矛盾的激化甚至會導致謀反篡位的事出現。
《慎子》的作者是慎到。慎到，約生於公元前395年，死於公元前315年左右。他是戰國時期的趙國人，齊宣王、齊■王時遊學稷下，在稷下學宮講學多年，有不少學生，在當時享有盛名。在稷下時，與田駢、接子、環淵等有較多的交往。他們一起被齊王命為大夫，受到尊敬，齊王還特意為他們建起了高樓大廈，修築了四通八達的道路。
《慎子》一書，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介紹說有“十二論”。徐廣註釋道：“今《慎子》，劉嚮所定，有四十一篇。”班固《漢書·藝文志》著錄為四十二篇，宋代的《崇文總目》記為三十七篇。現存《慎子》衹有七篇，即《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知忠》、《君臣》。由此可見，《慎子》的佚失情況相當嚴重。
慎到在《慎子》一書中表現出來的思想具有明顯的道傢和法傢的特點。一方面，慎到主張因循自然，清靜而治，所以，他說：“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矣”（《慎子·因循》）意思是說，任其自然，則萬物亨通，化而變之，物就不得其用了。自然界是這樣，社會也是這樣。他在《民雜》中說：“民雜處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為資，盡包而畜之，無所去取焉。是故不設一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不足也。大君不擇其下，故足。不擇其下，則易為下矣。易為下則莫不容。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謂太上。”
“因民之能為資，盡包而畜之，無所去取”，這就是在治理百姓時也要因其所能，不要偏取，有所去取，這樣才能富足。另一方面他又強調法和勢。法就是法律、法規，勢就是權勢。這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勢是前提，法是手段。慎到認為：“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矣”（《慎子·君人》）。他明確地說過：“飛竜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竜蛇與寅豈同矣，則失其所乘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從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 ”這是《韓非子·難勢》中轉引慎到的話。竜蛇之所以騰空飛天，主要憑藉雲霧的威勢，一旦雲霧消失，竜蛇就與地上的蚯蚓一樣，無所作為，原因在於失去了它們賴以飛騰的勢。同樣，沒有了權勢，聰明賢能如堯這樣的君主連三個普通人也治理不了；而有了權勢，昏聵平庸如桀這樣的人卻能使天下大亂。
所以，他主張“搶法處勢”；“法製禮籍，所以立公義也”；“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製也。故智者所以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把法看成了國傢的根本，是維係社會秩序，倫理道德的可靠保證。慎到認為，有了法，就要真正以法治國，不能衹是擺設。他說：“為人君者不多聽，據法倚數以觀得失。無法之言，不聽於耳；無法之勞，不圖於功；無勞之親，不任於官。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慎子·君臣》）什麽都要用法來實行、判斷、裁定，不能有所遺漏。法有種種作用，所以，“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慎子·威德》）然而，“治國無其法則亂，宗法而不變則衰，有法而行私謂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藝文類聚》54引《慎子》）法必須不斷變化以順應時代，否則，法就會衰敗，就會走嚮死亡，所以，作為國君的責任之一就是變法。
表面上看來，慎到主張因循自然、清靜而治與以法治國是矛盾的，實際上，慎子的意思是在法治的基礎上依照事物的本性，順其自然，法也必須遵循自然本性。很明顯，慎到的思想是老莊道學與法傢的合流。
對於慎到的學說與思想，歷史上的評價分歧頗大。《莊子·天下篇》把慎到與彭蒙、田駢等量齊觀，認為他們都是道傢，他們“公而不黨，易而無私，决然無主，趨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是故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由於莊子是道傢，其思想與慎到有共同之處，所以，莊子的評論與分析都是贊揚性質的。
荀子的評價就不一樣了，他在《荀子·非十二子》中說慎到的思想學說：“尚法而無法，下修（循）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糾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荀子·解蔽》中又說：“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 由法謂之，道盡數矣。”後來楊倞在註《荀子》時作了進一步的解釋和發揮：“慎子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為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楊倞的這種解釋和發揮對幫助我們理解荀子的觀點很有裨益。
荀子認為，慎到的思想學說是一種迎合君主與大衆的學說，細究起來很難看出它的旨歸所在，散亂而不成係統，因而是不能用來安邦治國的。而且慎到片面強調法，忽視人的作用、能人的作用，認為法可以包辦一切，這又走嚮了極端。但是，慎到的學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並非毫無道理，因而是可以聊備一說的。秦漢以後，隨着儒傢學說定於一尊局面的出現，慎到的學說遭到了徹底批判。《韓詩外傳》說：“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衆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則是範睢、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鄧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說，務自為工，道無所遇，而人相從。故曰十子者之工說，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衆愚，交亂樸鄙，則是十子之罪也。”這個意見既是正統儒傢的看法，也是以代表官方的意見。後面的幾句話與荀子的評論相同，或者本來就來源於荀子，但是口吻卻有天壤之別了。
客觀地說，在慎到的學說中，確實存在着重法輕賢的缺陷，也存在着重法與順自然這兩者難以統一的矛盾，但是，它避免了老莊道學純粹任自然而不要法治和法傢主張絶對的法治而不必因循自然的兩種極端。它對稍後的法傢具有啓蒙的意義，也可以說是法傢的開創者。清代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論說：“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靜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為刑名，此其轉關，所以申、韓多稱之也。”這個意見應該說是比較公正客觀的，所以，現代學者錢基博在作《名傢五種校讀記》時，全盤襲用了這一段文字。
子華子是老莊之間道傢別派的重要人物。《莊子·讓王》篇載“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由此條材料可以推測子華子於韓昭侯二年（前３６０），他曾經往說韓昭侯，在當時是一位有影響的學者。子華子的學說主旨在於貴生、全生、樂生、重義等項，得《呂氏春秋》記載而略可窺其面貌。其思想是對於氏族時代社會觀念的叛逆，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思想解放潮流，是站在時代前列的。今本《子華子》為宋代偽撰。
尹文，戰國時期齊國人，「宋尹」學派始祖，生平不詳，大致活動在齊宣王、愍王之際，與宋鈃、田駢、彭蒙等齊名。流傳於世者唯《尹文子》一書,先秦論法術和形名的專著。
《尹文子》 ，舊列名傢，今本僅一捲，分《大道》上下兩篇，語錄與故事混雜，各段自成起訖。上篇論述形名理論，下篇論述治國之道，可以看作是形名理論的實際運用。其思想特徵以名傢為主，綜合道法，亦不排斥儒墨。自道以至名，由名而至法，上承老子，下啓荀子、韓非。《尹文子》的形名論思想，為研究中國邏輯思想史者所重視，其對語言的指稱性與內涵等關係的思考，頗值得玩味。文章善於運用寓言說理，雖然不如“白馬非馬”有名，但是卻很有趣味，其中講一個人，給兒子取名“盜 ”和“毆”，結果挨了一頓打。拋開讓人猶如霧裏看花般的“道”、“名”、“形”，看看古人的調皮之處，也是一得。
主要版本有明《子匯》本、《諸子集成》本。新註本有歷時熙的《尹文子簡註》。
《尹文子》 ，舊列名傢，今本僅一捲，分《大道》上下兩篇，語錄與故事混雜，各段自成起訖。上篇論述形名理論，下篇論述治國之道，可以看作是形名理論的實際運用。其思想特徵以名傢為主，綜合道法，亦不排斥儒墨。自道以至名，由名而至法，上承老子，下啓荀子、韓非。《尹文子》的形名論思想，為研究中國邏輯思想史者所重視，其對語言的指稱性與內涵等關係的思考，頗值得玩味。文章善於運用寓言說理，雖然不如“白馬非馬”有名，但是卻很有趣味，其中講一個人，給兒子取名“盜 ”和“毆”，結果挨了一頓打。拋開讓人猶如霧裏看花般的“道”、“名”、“形”，看看古人的調皮之處，也是一得。
主要版本有明《子匯》本、《諸子集成》本。新註本有歷時熙的《尹文子簡註》。
鶡冠子昭 文 張海鵬 梓
古代聾人思想傢鶡冠子
戰國時期，楚國有位很有學問的人，因為他平常總愛戴着一頂用鶡的羽毛裝飾着的帽子，大傢就給他取了一個別號叫鶡冠子。
鶡冠子所處的時代，正是我國歷史上有奴隸社會嚮封建社會過渡的時期，這種大變革在學術上産生了各種思想流派，他們紛紛著書立說，闡述自己的主張，形成百傢爭鳴的繁榮局面。鶡冠子也想把自己研究的成果寫成一部書。不幸正當他年壯有為的時候，突然得病，雙耳失聰，甚至連打雷的聲音都聽不見。古書上記載他：“兩耳塞豆，不聞雷霪。”他的妻子看他耳朵聾了，真傷心得不得了，可是鶡冠子卻很樂觀，他對妻子說：“耳朵聾了算什麽，壞事也能變好事。古時有個叫許由的人，每當他聽見一些髒話時，便要到河裏把自己的耳朵洗一番。我現在耳朵聾了，可以省掉象許由那樣洗耳朵的麻煩，這不是件好事嗎？”鶡冠子用這個歷史典故來勸慰自己的妻子，照常勤奮學習，努力研究問題，著書立說。大傢覺得他不僅學問淵博，而且品德高尚，於是不斷有人登門求教。他一邊教授學生，一邊仍潛心寫作。他教過的學生中不少都成為很有學問的人，龐瑗就是其中的一個。龐瑗學習期滿後，到趙國當了大官，並嚮趙王介紹了鶡冠子的才能和學問，趙王聽了非常高興，準備聘請鶡冠子到趙國來加以重用。鶡冠子得知這個消息後，因不願做官，便趁趙國的使臣還沒來到的時候，把傢搬到了深山老林裏。
鶡冠子認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不停地變化，人要不斷地學習，國傢要靠大傢來治理。“舉賢任能”，“廢私立功”是他的主要思想，他提出廢除封建，設立郡縣，建立法製等主張。這些新穎的提法在當時是很進步的。後來，鶡冠子把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哲學思想寫成了書，按照當時的習慣，書名用作者的名字叫[鶡冠子]。由於他的書思想進步，文筆雄健，瑰麗多采，很快便傳遍全國，深得後人喜愛。南朝的文藝理論傢劉勰，唐朝的文學家韓愈，宋朝的文學家陸佃，明朝的文學家楊慎，李贄等，都給予[鶡冠子]很高的評價。
金樓子是南北朝時的梁元帝蕭繹的筆名。
中國封建帝王中，我比較喜歡拿梁元帝蕭繹、南唐後主李煜、北宋徵宗趙佶作比較。因為他們都是文人帝王，而又都生在亂世，命運多舛。不同的是，李煜多一點浪漫，趙佶多一點侈靡，蕭繹則多一些矯飾和猜忌。
蕭繹，字世誠，小字七符，今江蘇武進人，是那三次捨身同泰寺的崇佛南朝皇帝梁武帝梁衍的第七子，生於梁武帝天監七年（508年）。傳說，蕭繹要降生時，梁武帝蕭衍作了一個夢，夢見一個眇目和尚，手執香爐來到至金殿前說自己要托生於皇宮。武帝驚醒，宮女就報告說適後妃生下皇子。果然，蕭繹一生下來就是眇一目。蕭衍信佛，相信蕭繹就是那眇目和尚轉生，所以對蕭繹寵愛有加。《南史》說蕭繹“聰悟俊朗，天才英發，出言為論，音響若鐘”。蕭繹嗜書如命，“性愛書籍，既患目，多不自執捲。置讀書左右，番次上直，晝夜為常，略無休已，雖睡，捲猶不釋。五人各伺一更，恆緻達曉。常眠熟大鼾，左右有睡，讀失次第，或偷捲度紙，帝必驚覺，更令追讀，加以檟楚。雖戎略殷湊，機務繁多，軍書羽檄，文章詔誥，點毫便就，殆不遊手。常曰：‘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為得言。 ”所以，他“常自比諸葛亮、桓溫。”。梁武帝蕭衍也相信蕭繹“常自比諸葛亮、桓溫”之類的鬼話，付以軍國大事。梁衍按慣例分封諸子鎮守各鎮。蕭繹17歲那年，蕭衍問他：“孫策在江東建功立業時年歲幾何？”蕭繹回答：“十七。”梁武帝嘆曰：“正是你這個年齡啊。”於是，他封蕭繹為湘東王，鎮江陵(今湖北荊州)，後又任侍中、丹陽尹等。普通七年(526年)，18歲的蕭衍正式出任荊州刺史，都督荊、湘、郢、益、寧、南梁六州諸軍事，控製了整個長江中上遊。
梁武帝太清元年（547年），侯景率部投梁，深得梁武帝寵信，命他駐守壽陽。這個侯景（字萬景），北魏懷朔鎮（今內蒙固陽北）人，是一個鮮卑化的羯族人。《南史•侯景傳》載：侯景 “少而不羈，見憚鄉裏。及長，驍勇有膂力，善騎射。”“狡猾多計，反覆難知。”在東魏高歡手下任過尚書右僕射、吏部尚書、司空、司徒、河南道大行臺，將兵10萬，專製河南。梁武帝太清元年（547年）高歡死後，侯景派人上表梁武帝，率河南十三州之地歸梁。尚書僕射謝舉及百闢堅决反對接納侯景。但是，梁武帝力排衆異，授侯景為大將軍、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後來，侯景與慕容紹宗一仗而敗，梁武帝衹得讓他當南豫州刺史，鎮守壽陽。太清二年(548)，侯景叛梁。蕭衍命邵陵王蕭綸為大都督，率軍平叛。可是，這個蕭綸是個驕縱而又無能的人，竟然按兵不動，坐失討伐侯景的最佳時機，以及讓侯景潛出壽陽，繼而攻剋譙州、歷陽，進而集結二三十萬之多圍攻建康（今南京）。這個時候，蕭繹不僅沒有表現出一位軍事傢應有的果敢和冷靜，而且連起碼的唇亡齒寒的道理都不懂，甚至表現出其冷酷與自私的個性。蕭繹手上不是沒有兵，他掌控着荊、湘、郢、益、寧、南梁六州諸軍事，可以說，兵廣將精。但是，他衹派他的兒子蕭方智等率一萬餘人，嚮徵性的救援。萬餘人與二三十萬大軍，以卵擊石，結果是可想而知的。蕭繹衹好又派王僧辯率舟師增援，可是派出的兵仍然衹有萬人，這豈不是當兒戲了？王僧辯倒並非庸纔。他出生於將門，為右衛將軍神念之子，又智勇兼備、身經百戰，當年武寧郡反時，就是他領軍討平的。無奈的是，侯景圍攻建康已有一段時間，待“王命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糧饋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沒，天子蒙塵。”（見《梁書•王僧辯傳》這就是蕭繹擁兵自守，不顧他老子皇帝安危的結果，以至讓自己的父親梁武帝蕭衍被睏活活餓死。蕭衍死後，侯景立太子蕭綱為皇帝，自封為大都督。侯景攻入建康後，“悉驅城市文武，僳身而出”，“縱兵殺掠，交屍塞路”。（《南史‧侯景傳》）當時，“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傢，故江東有《百譜》；至是，在都者覆滅略盡。” （顔之推《觀我生賦》）
就在蕭衍的屍骨未寒時，他的兒子們緊鑼密鼓地展開了奪取皇位的戰爭。在這場血腥的爭奪戰中，蕭繹表現出了“自比諸葛亮、桓溫。”的才能。他首先嚮六哥蕭綸開戰。建康被圍時，蕭繹的六哥蕭綸因督軍討侯景，進位司馬，在郢州（今湖北武昌）都督中外諸軍事。這可是蕭繹的心頭大患。蕭繹不願讓蕭綸坐大，坐了皇位。他不管大敵當前，命王僧辯率軍討伐蕭綸。蕭綸不是蕭繹的對手，衹好敗走汝南。緊接着，蕭繹嚮侄兒蕭譽（蕭衍的嫡長孫）開戰，以湘州刺史河東王蕭譽不從討侯景，發軍進攻湘州。蕭譽也不示弱，竟自襄陽率軍攻江陵以救湘州。蕭繹一面急攻長沙，一面派大將柳仲禮進逼襄陽，迫使蕭詧退守襄陽。蕭詧也不是東西，為求自保，引狼入室——以當附庸為條件，嚮西魏宇文泰求救。宇文泰正愁沒有嚮梁出兵的理由，正好藉蕭譽求救，發兵攻梁，一舉攻占了漢水以東的大片地域。這一下，蕭繹急了，他想，你蕭譽會賣國，我就不會？他於脆送出兒子為人質，嚮宇文泰求和。得到西魏的支持後，於大寶元年(550年)四月，蕭繹攻下了長沙，斬殺了蕭譽。
大寶二年，侯景廢簡文帝，立蕭棟為帝，改國號為天正。蕭棟（？-552年），字元吉，是昭明太子蕭統的孫子，豫章王蕭歡的兒子。曾一度梁武帝在蕭統去世後曾想立蕭棟為皇太孫。但是，最終蕭衍還是立了第三子蕭綱為太子。4個月後，侯景幹脆廢蕭棟自立。蕭繹麯子機會來了，立即命陳霸先、王僧辯率兵討伐侯景。侯景兵敗，企圖逃亡時被部下所殺。蕭繹在收復建業的同時，順便殺了被侯景關於密室的三個侄兒——蕭棟、蕭橋、蕭樛。梁承聖元年(552年)十一月，蕭繹即位於江陵，是為梁元帝。
蕭繹稱帝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鏟平他的弟弟、梁武帝的第八子蕭紀。因為，蕭紀在同一年四月在成都早於他稱帝。一山豈容二虎呢？要製約蕭紀最好的辦法就是求助於西魏。蕭繹請求宇文泰出兵夾擊蕭紀。這正中宇文泰的下懷：“取蜀製梁，在茲一舉。”（《資治通鑒•梁紀》）宇文泰派大將尉遲迥率軍入蜀。蕭紀在兩面受敵的情況下，兵敗被被梁元帝的部將樊猛所俘，並與他的第三子蕭圓滿在硤口被殺。蕭繹雖然坐上皇位，但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原來的梁王朝已支離破碎，襄陽、益州等一帶的大片地盤被西魏占領。
這時候，蕭繹在建都何地的的問題上又犯了一個大錯。他决定移都江陵，派大將王僧辯、陳霸先分鎮下遊的建康、京口。當時，武昌太守朱買臣就對蕭繹說：“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荊鎮邊疆，非王者之宅。”但是，蕭繹認為“建康凋殘，江陵全盛。”（《資治通鑒•梁紀》）其實，當時的江陵已陷入西魏的包圍之中。承聖三年(554年)五月，散騎郎庾季纔提醒蕭繹說：“陛下宜留重臣鎮江陵，整旆還都(建康)以避其患。假令魏虜侵蹙，止失荊、湘，在於社稷，猶得無慮。”《資治通鑒•梁紀》）就在這個關鍵的時侯，蕭繹又犯了政治幼稚癥的錯誤——他相信與西魏的政治同盟。殊不知，這種同盟是以政治利益為前提的，衹有共同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朋友。梁承聖四年(555年)九月，西魏終於撕下友誼的面紗，赤裸裸出兵攻梁。西魏軍渡漢水後，派精騎先據江津，斷江陵的外援，然後合圍江陵。蕭繹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衹好出降，被害後葬於“江寧舊塋”，即江寧縣通望山的其母阮太後陵。
據說，江陵被圍危在旦夕時，蕭繹並沒有想到逃命，而是下命燒掉宮內珍藏的十四萬卷古今圖書。西魏將士好奇地問淪為俘虜的蕭繹為什麽燒書？蕭繹痛憤的說：“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
其實，蕭繹至死前還是一個糊塗蟲，害他有亡國喪命悲局的不是“讀書萬卷”，而是讀書不求堪解，讀死了書。他雖然“讀書萬卷”，卻一直沒有弄懂“帝王之術”這一門最大的學問。
什麽是“帝王之術呢？縱橫傢認為政治目的是綱，所以“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 韓非子認為：治吏是帝王之術。他的“帝王之術”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治吏引綱是治國的關鍵。 “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 者也。” “明主治吏不治民。”（《韓非子•外儲說右下》）二、治國用能人，而不用賢人。“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韓非子•八說》）三、治國不能以人性善為依據，而要以人性自利為基礎。“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為我也。恃人之以愛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為者安矣。”（《姦劫弒臣》）其實，賢明的君主都知道，真正“帝王之術”的精髓就是“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因為他們明白這個道理：“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這學問的功夫可是在書本之外。
蕭繹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在政治上的錯誤是不應該結盟西魏，引狼入室，來對付自己的兄弟。與虎謀皮的必然的結局衹能是引火燒身。他在軍事上的錯誤是為了與蕭譽、蕭詧爭皇位，讓西魏占領了失襄陽及漢北之地，失掉了長江上遊險要的優勢。而蠃得了兄弟之間的鬥爭之後，又把精兵良將都置於建康、京口，使京都江陵兵力空虛，西魏有機可乘，衹用了五萬的兵力，就攻下江陵。他在地理經營上的錯誤是放棄建康，而移都江陵，將自己的政治中心置於孤立的險地。但是，這些錯誤都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的是作為一名政治傢，不懂得什麽是審時度勢。“侯景之亂”後的梁已民生凋弊，國勢衰弱。加之，各王子之間的爭權奪利，爾虞我詐，更加速了梁王朝走嚮衰亡。在南北朝這個弱肉強食時期，沒有強權，就不可能有主權。所以，梁的滅亡是必然的，衹是個時間問題而已。蕭繹“讀萬卷書”，也沒有弄懂這個道理。
蕭繹留有今日之名，還是有賴於他“讀書萬卷”，否則衹能是淹沒於歷史長河中的一粒沙礫。梁室蕭傢父子可以稱得上是文學世傢，不僅蕭衍長於文學，善樂律，精書法，他的長子蕭統、次子蕭綜、第三子蕭綱、第六子蕭綸、第七子蕭繹、第八子蕭紀，孫子蕭詧等都是文學高手，有作品傳世。所以，明代學者張溥說：“帝王之傢，文章瑰瑋，前有曹魏，後有蕭粱；”（《漢魏六朝百三傢集》）清代學者賀貽孫也說：“南朝齊粱以後，帝王務以新詞相競，而粱氏一傢，不減曹傢父子兄弟。 ”（《詩筏》）就以現代的標準，蕭繹也夠得上國傢級作傢的稱號，歷史資料載，他“生平著述甚富，凡20種，400餘捲”。所涉及的領域之廣泛也令人十分吃驚，如《金樓子》、《丹陽尹傳》、《周易講疏》、《連山易講疏》、《筮經》等，著作等身。不要說是一個整天沉迷於權勢鬥爭中的王子，就是一個專業作傢也難做到。可是，他做到了。可惜，江陵城的一把火，燒得衹剩下一本《金樓子》留傳於世。
人的性格是多重性的。作為政治傢的蕭繹是冷酷的。他為了自己的政治的欲望，可能毫不手軟的殺兄弟、殺侄兒。但是，作為文學家的蕭繹又顯的柔情的。我們且看他的《採蓮賦》：“紫莖兮文波，紅蓮兮芰荷。緑房兮翠蓋，素實兮黃蠃。於時妖童媛女，蕩舟心許，鷁首徐回，兼傳羽杯。棹將移而藻挂，船欲動而萍開。爾其纖腰束素，遷延顧步。夏始春餘，葉嫩花初。恐沾裳而淺笑，畏傾船而斂裾，故以水濺蘭橈，蘆侵羅縑。菊澤未反，梧臺迥見，荇濕沾衫，菱長繞釧。泛柏舟而容與，歌採蓮於江渚。歌曰：‘碧玉小傢女，來嫁汝南王。蓮花亂臉色，荷葉雜衣香。因持薦君子，願襲芙蓉裳。’”一對俊男靚女，蕩舟採蓮，兩情相悅，心心相印的情景躍然紙上。所以，我們理解了蕭繹與王妃徐昭佩的愛情悲局。他不愛徐昭佩並不是因為徐昭佩不美，否則就不會有“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說法。蕭繹不喜歡她的原因是這樁婚姻是政治的聯姻——徐昭佩是前齊國太尉的孫女、梁朝侍中信武將軍徐琨的女兒。在愛情觀上，蕭繹是寧願“碧玉小傢女，來嫁汝南王。”我們也就理解了，當徐昭佩紅杏出墻，蕭繹戴了緑帽子後，還有心情寫那首《蕩婦秋思賦》：“蕩予之別十年，倡婦之居自憐。登樓一望惟見，遠樹含煙。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天與水兮相逼，山與雲兮共色。山則蒼蒼入漢，水則涓涓不測。誰復堪見鳥飛，悲鳴衹翼？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況乃倡樓蕩婦，對此傷情。於時露萎庭蕙，霜封階砌，坐視帶長，轉看腰細。重以秋水文波，秋雲似羅。日黯黯而將暮，風騷騷而渡河。薑怨回文之錦，君悲出塞之歌。相思相望，路遠如何？鬢飄蓬而漸亂，心懷愁而轉嘆。愁索翠眉斂，啼多紅粉漫。已矣哉！秋風起兮秋葉飛，春花落兮春日暉。春日遲遲猶可至，容子行行終不歸。”這不完全是“南北朝時代，北方中原地區，五鬍相繼入侵，國傢政權如走馬燈一般變換。統一狀態下推行的封建禮法難以為繼，而且也是受進入中原的文明程度相對落後的各少數民族生活習俗的影響，人們對情愛的追求更處於一種開放的狀態。貞操觀念不像後世那樣嚴謹，很多女性都敢於衝破禮教的束縛。加上黃老之學、清談風氣在士族的流行，如《世說新語》的風格，男性註重那種踏雪無痕、孤鴻縹緲的非世俗情趣，在情事方面比較隨意或看的開。”而是沒有愛情基礎的婚姻表露出來一種冷酷的淡漠，將悲局的過程演譯為純粹是一種藝術形式。
蕭繹還寫過一首《詠螢火》的詩：“着人疑不熱，集草訝無煙。到來燈下暗，翻往雨中然。”這首詩緊扣着螢火蟲的“光”，寫它的光的“不熱”，寫它棲息處的集草也“無煙”，寫它在燈下“暗”，卻在雨中“然（燃）”。整首詩，想象豐富，用詞嚴謹。可是，史料上說蕭繹“善五言詩”卻非虛言。蕭繹的那首《後園回文詩》：“斜峰繞徑麯，聳石帶山連，花餘拂戲鳥，樹密隱鳴蟬。蟬鳴隱密樹，鳥戲拂餘花。連山帶石聳，麯徑繞峰斜。”與有“多才藝，善隸書，始變古法，甚有娟好”之稱的蕭綸的那首：“燭華臨靜夜，香氣入重帷。麯度聞歌遠，繁弦覺舞遲。遲舞覺弦繁，遠歌聞度麯。帷重入氣香，夜靜臨華燭”的《回文詩》相比，一點也不遜色。
蕭繹不僅文才卓著，其書法繪畫方面也造詣非淺。他是南朝時最早加入繪畫行列的帝君畫傢之一。史料上說他：“生眇擅書畫，冠絶一時”，也决非虛言。南朝著名的繪畫評論傢姚最說他：“學窮性表，心師造化，足使荀最、衛協閣筆，袁倩、陸探微韜翰。”可惜這些作品都已讓江陵城的那把火燒得蕩然無存。現在唯一藏於南京博物院的蕭繹的《職貢圖》（又名《番客入朝圖》或《王會圖》），為北宋摹本。據說原《職貢圖》為長捲絹本設色縱26．7釐米橫402．6釐米，描繪有 25國使臣像，現僅存殘捲198釐米，12國使臣像。這幅畫以高古遊絲描為主，間施蘭葉描手法，承襲魏晉以來富有裝飾而謹嚴的繪畫風格。
可見，蕭繹之所以能千古留名，不是他那夢寐以求的帝業，而還是他的文才。他又何必哀怨“讀書萬卷，猶有今日”呢？
中國封建帝王中，我比較喜歡拿梁元帝蕭繹、南唐後主李煜、北宋徵宗趙佶作比較。因為他們都是文人帝王，而又都生在亂世，命運多舛。不同的是，李煜多一點浪漫，趙佶多一點侈靡，蕭繹則多一些矯飾和猜忌。
蕭繹，字世誠，小字七符，今江蘇武進人，是那三次捨身同泰寺的崇佛南朝皇帝梁武帝梁衍的第七子，生於梁武帝天監七年（508年）。傳說，蕭繹要降生時，梁武帝蕭衍作了一個夢，夢見一個眇目和尚，手執香爐來到至金殿前說自己要托生於皇宮。武帝驚醒，宮女就報告說適後妃生下皇子。果然，蕭繹一生下來就是眇一目。蕭衍信佛，相信蕭繹就是那眇目和尚轉生，所以對蕭繹寵愛有加。《南史》說蕭繹“聰悟俊朗，天才英發，出言為論，音響若鐘”。蕭繹嗜書如命，“性愛書籍，既患目，多不自執捲。置讀書左右，番次上直，晝夜為常，略無休已，雖睡，捲猶不釋。五人各伺一更，恆緻達曉。常眠熟大鼾，左右有睡，讀失次第，或偷捲度紙，帝必驚覺，更令追讀，加以檟楚。雖戎略殷湊，機務繁多，軍書羽檄，文章詔誥，點毫便就，殆不遊手。常曰：‘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為得言。 ”所以，他“常自比諸葛亮、桓溫。”。梁武帝蕭衍也相信蕭繹“常自比諸葛亮、桓溫”之類的鬼話，付以軍國大事。梁衍按慣例分封諸子鎮守各鎮。蕭繹17歲那年，蕭衍問他：“孫策在江東建功立業時年歲幾何？”蕭繹回答：“十七。”梁武帝嘆曰：“正是你這個年齡啊。”於是，他封蕭繹為湘東王，鎮江陵(今湖北荊州)，後又任侍中、丹陽尹等。普通七年(526年)，18歲的蕭衍正式出任荊州刺史，都督荊、湘、郢、益、寧、南梁六州諸軍事，控製了整個長江中上遊。
梁武帝太清元年（547年），侯景率部投梁，深得梁武帝寵信，命他駐守壽陽。這個侯景（字萬景），北魏懷朔鎮（今內蒙固陽北）人，是一個鮮卑化的羯族人。《南史•侯景傳》載：侯景 “少而不羈，見憚鄉裏。及長，驍勇有膂力，善騎射。”“狡猾多計，反覆難知。”在東魏高歡手下任過尚書右僕射、吏部尚書、司空、司徒、河南道大行臺，將兵10萬，專製河南。梁武帝太清元年（547年）高歡死後，侯景派人上表梁武帝，率河南十三州之地歸梁。尚書僕射謝舉及百闢堅决反對接納侯景。但是，梁武帝力排衆異，授侯景為大將軍、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後來，侯景與慕容紹宗一仗而敗，梁武帝衹得讓他當南豫州刺史，鎮守壽陽。太清二年(548)，侯景叛梁。蕭衍命邵陵王蕭綸為大都督，率軍平叛。可是，這個蕭綸是個驕縱而又無能的人，竟然按兵不動，坐失討伐侯景的最佳時機，以及讓侯景潛出壽陽，繼而攻剋譙州、歷陽，進而集結二三十萬之多圍攻建康（今南京）。這個時候，蕭繹不僅沒有表現出一位軍事傢應有的果敢和冷靜，而且連起碼的唇亡齒寒的道理都不懂，甚至表現出其冷酷與自私的個性。蕭繹手上不是沒有兵，他掌控着荊、湘、郢、益、寧、南梁六州諸軍事，可以說，兵廣將精。但是，他衹派他的兒子蕭方智等率一萬餘人，嚮徵性的救援。萬餘人與二三十萬大軍，以卵擊石，結果是可想而知的。蕭繹衹好又派王僧辯率舟師增援，可是派出的兵仍然衹有萬人，這豈不是當兒戲了？王僧辯倒並非庸纔。他出生於將門，為右衛將軍神念之子，又智勇兼備、身經百戰，當年武寧郡反時，就是他領軍討平的。無奈的是，侯景圍攻建康已有一段時間，待“王命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糧饋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沒，天子蒙塵。”（見《梁書•王僧辯傳》這就是蕭繹擁兵自守，不顧他老子皇帝安危的結果，以至讓自己的父親梁武帝蕭衍被睏活活餓死。蕭衍死後，侯景立太子蕭綱為皇帝，自封為大都督。侯景攻入建康後，“悉驅城市文武，僳身而出”，“縱兵殺掠，交屍塞路”。（《南史‧侯景傳》）當時，“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傢，故江東有《百譜》；至是，在都者覆滅略盡。” （顔之推《觀我生賦》）
就在蕭衍的屍骨未寒時，他的兒子們緊鑼密鼓地展開了奪取皇位的戰爭。在這場血腥的爭奪戰中，蕭繹表現出了“自比諸葛亮、桓溫。”的才能。他首先嚮六哥蕭綸開戰。建康被圍時，蕭繹的六哥蕭綸因督軍討侯景，進位司馬，在郢州（今湖北武昌）都督中外諸軍事。這可是蕭繹的心頭大患。蕭繹不願讓蕭綸坐大，坐了皇位。他不管大敵當前，命王僧辯率軍討伐蕭綸。蕭綸不是蕭繹的對手，衹好敗走汝南。緊接着，蕭繹嚮侄兒蕭譽（蕭衍的嫡長孫）開戰，以湘州刺史河東王蕭譽不從討侯景，發軍進攻湘州。蕭譽也不示弱，竟自襄陽率軍攻江陵以救湘州。蕭繹一面急攻長沙，一面派大將柳仲禮進逼襄陽，迫使蕭詧退守襄陽。蕭詧也不是東西，為求自保，引狼入室——以當附庸為條件，嚮西魏宇文泰求救。宇文泰正愁沒有嚮梁出兵的理由，正好藉蕭譽求救，發兵攻梁，一舉攻占了漢水以東的大片地域。這一下，蕭繹急了，他想，你蕭譽會賣國，我就不會？他於脆送出兒子為人質，嚮宇文泰求和。得到西魏的支持後，於大寶元年(550年)四月，蕭繹攻下了長沙，斬殺了蕭譽。
大寶二年，侯景廢簡文帝，立蕭棟為帝，改國號為天正。蕭棟（？-552年），字元吉，是昭明太子蕭統的孫子，豫章王蕭歡的兒子。曾一度梁武帝在蕭統去世後曾想立蕭棟為皇太孫。但是，最終蕭衍還是立了第三子蕭綱為太子。4個月後，侯景幹脆廢蕭棟自立。蕭繹麯子機會來了，立即命陳霸先、王僧辯率兵討伐侯景。侯景兵敗，企圖逃亡時被部下所殺。蕭繹在收復建業的同時，順便殺了被侯景關於密室的三個侄兒——蕭棟、蕭橋、蕭樛。梁承聖元年(552年)十一月，蕭繹即位於江陵，是為梁元帝。
蕭繹稱帝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鏟平他的弟弟、梁武帝的第八子蕭紀。因為，蕭紀在同一年四月在成都早於他稱帝。一山豈容二虎呢？要製約蕭紀最好的辦法就是求助於西魏。蕭繹請求宇文泰出兵夾擊蕭紀。這正中宇文泰的下懷：“取蜀製梁，在茲一舉。”（《資治通鑒•梁紀》）宇文泰派大將尉遲迥率軍入蜀。蕭紀在兩面受敵的情況下，兵敗被被梁元帝的部將樊猛所俘，並與他的第三子蕭圓滿在硤口被殺。蕭繹雖然坐上皇位，但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原來的梁王朝已支離破碎，襄陽、益州等一帶的大片地盤被西魏占領。
這時候，蕭繹在建都何地的的問題上又犯了一個大錯。他决定移都江陵，派大將王僧辯、陳霸先分鎮下遊的建康、京口。當時，武昌太守朱買臣就對蕭繹說：“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荊鎮邊疆，非王者之宅。”但是，蕭繹認為“建康凋殘，江陵全盛。”（《資治通鑒•梁紀》）其實，當時的江陵已陷入西魏的包圍之中。承聖三年(554年)五月，散騎郎庾季纔提醒蕭繹說：“陛下宜留重臣鎮江陵，整旆還都(建康)以避其患。假令魏虜侵蹙，止失荊、湘，在於社稷，猶得無慮。”《資治通鑒•梁紀》）就在這個關鍵的時侯，蕭繹又犯了政治幼稚癥的錯誤——他相信與西魏的政治同盟。殊不知，這種同盟是以政治利益為前提的，衹有共同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朋友。梁承聖四年(555年)九月，西魏終於撕下友誼的面紗，赤裸裸出兵攻梁。西魏軍渡漢水後，派精騎先據江津，斷江陵的外援，然後合圍江陵。蕭繹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衹好出降，被害後葬於“江寧舊塋”，即江寧縣通望山的其母阮太後陵。
據說，江陵被圍危在旦夕時，蕭繹並沒有想到逃命，而是下命燒掉宮內珍藏的十四萬卷古今圖書。西魏將士好奇地問淪為俘虜的蕭繹為什麽燒書？蕭繹痛憤的說：“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
其實，蕭繹至死前還是一個糊塗蟲，害他有亡國喪命悲局的不是“讀書萬卷”，而是讀書不求堪解，讀死了書。他雖然“讀書萬卷”，卻一直沒有弄懂“帝王之術”這一門最大的學問。
什麽是“帝王之術呢？縱橫傢認為政治目的是綱，所以“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 韓非子認為：治吏是帝王之術。他的“帝王之術”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治吏引綱是治國的關鍵。 “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 者也。” “明主治吏不治民。”（《韓非子•外儲說右下》）二、治國用能人，而不用賢人。“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韓非子•八說》）三、治國不能以人性善為依據，而要以人性自利為基礎。“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為我也。恃人之以愛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為者安矣。”（《姦劫弒臣》）其實，賢明的君主都知道，真正“帝王之術”的精髓就是“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因為他們明白這個道理：“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這學問的功夫可是在書本之外。
蕭繹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在政治上的錯誤是不應該結盟西魏，引狼入室，來對付自己的兄弟。與虎謀皮的必然的結局衹能是引火燒身。他在軍事上的錯誤是為了與蕭譽、蕭詧爭皇位，讓西魏占領了失襄陽及漢北之地，失掉了長江上遊險要的優勢。而蠃得了兄弟之間的鬥爭之後，又把精兵良將都置於建康、京口，使京都江陵兵力空虛，西魏有機可乘，衹用了五萬的兵力，就攻下江陵。他在地理經營上的錯誤是放棄建康，而移都江陵，將自己的政治中心置於孤立的險地。但是，這些錯誤都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的是作為一名政治傢，不懂得什麽是審時度勢。“侯景之亂”後的梁已民生凋弊，國勢衰弱。加之，各王子之間的爭權奪利，爾虞我詐，更加速了梁王朝走嚮衰亡。在南北朝這個弱肉強食時期，沒有強權，就不可能有主權。所以，梁的滅亡是必然的，衹是個時間問題而已。蕭繹“讀萬卷書”，也沒有弄懂這個道理。
蕭繹留有今日之名，還是有賴於他“讀書萬卷”，否則衹能是淹沒於歷史長河中的一粒沙礫。梁室蕭傢父子可以稱得上是文學世傢，不僅蕭衍長於文學，善樂律，精書法，他的長子蕭統、次子蕭綜、第三子蕭綱、第六子蕭綸、第七子蕭繹、第八子蕭紀，孫子蕭詧等都是文學高手，有作品傳世。所以，明代學者張溥說：“帝王之傢，文章瑰瑋，前有曹魏，後有蕭粱；”（《漢魏六朝百三傢集》）清代學者賀貽孫也說：“南朝齊粱以後，帝王務以新詞相競，而粱氏一傢，不減曹傢父子兄弟。 ”（《詩筏》）就以現代的標準，蕭繹也夠得上國傢級作傢的稱號，歷史資料載，他“生平著述甚富，凡20種，400餘捲”。所涉及的領域之廣泛也令人十分吃驚，如《金樓子》、《丹陽尹傳》、《周易講疏》、《連山易講疏》、《筮經》等，著作等身。不要說是一個整天沉迷於權勢鬥爭中的王子，就是一個專業作傢也難做到。可是，他做到了。可惜，江陵城的一把火，燒得衹剩下一本《金樓子》留傳於世。
人的性格是多重性的。作為政治傢的蕭繹是冷酷的。他為了自己的政治的欲望，可能毫不手軟的殺兄弟、殺侄兒。但是，作為文學家的蕭繹又顯的柔情的。我們且看他的《採蓮賦》：“紫莖兮文波，紅蓮兮芰荷。緑房兮翠蓋，素實兮黃蠃。於時妖童媛女，蕩舟心許，鷁首徐回，兼傳羽杯。棹將移而藻挂，船欲動而萍開。爾其纖腰束素，遷延顧步。夏始春餘，葉嫩花初。恐沾裳而淺笑，畏傾船而斂裾，故以水濺蘭橈，蘆侵羅縑。菊澤未反，梧臺迥見，荇濕沾衫，菱長繞釧。泛柏舟而容與，歌採蓮於江渚。歌曰：‘碧玉小傢女，來嫁汝南王。蓮花亂臉色，荷葉雜衣香。因持薦君子，願襲芙蓉裳。’”一對俊男靚女，蕩舟採蓮，兩情相悅，心心相印的情景躍然紙上。所以，我們理解了蕭繹與王妃徐昭佩的愛情悲局。他不愛徐昭佩並不是因為徐昭佩不美，否則就不會有“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說法。蕭繹不喜歡她的原因是這樁婚姻是政治的聯姻——徐昭佩是前齊國太尉的孫女、梁朝侍中信武將軍徐琨的女兒。在愛情觀上，蕭繹是寧願“碧玉小傢女，來嫁汝南王。”我們也就理解了，當徐昭佩紅杏出墻，蕭繹戴了緑帽子後，還有心情寫那首《蕩婦秋思賦》：“蕩予之別十年，倡婦之居自憐。登樓一望惟見，遠樹含煙。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天與水兮相逼，山與雲兮共色。山則蒼蒼入漢，水則涓涓不測。誰復堪見鳥飛，悲鳴衹翼？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況乃倡樓蕩婦，對此傷情。於時露萎庭蕙，霜封階砌，坐視帶長，轉看腰細。重以秋水文波，秋雲似羅。日黯黯而將暮，風騷騷而渡河。薑怨回文之錦，君悲出塞之歌。相思相望，路遠如何？鬢飄蓬而漸亂，心懷愁而轉嘆。愁索翠眉斂，啼多紅粉漫。已矣哉！秋風起兮秋葉飛，春花落兮春日暉。春日遲遲猶可至，容子行行終不歸。”這不完全是“南北朝時代，北方中原地區，五鬍相繼入侵，國傢政權如走馬燈一般變換。統一狀態下推行的封建禮法難以為繼，而且也是受進入中原的文明程度相對落後的各少數民族生活習俗的影響，人們對情愛的追求更處於一種開放的狀態。貞操觀念不像後世那樣嚴謹，很多女性都敢於衝破禮教的束縛。加上黃老之學、清談風氣在士族的流行，如《世說新語》的風格，男性註重那種踏雪無痕、孤鴻縹緲的非世俗情趣，在情事方面比較隨意或看的開。”而是沒有愛情基礎的婚姻表露出來一種冷酷的淡漠，將悲局的過程演譯為純粹是一種藝術形式。
蕭繹還寫過一首《詠螢火》的詩：“着人疑不熱，集草訝無煙。到來燈下暗，翻往雨中然。”這首詩緊扣着螢火蟲的“光”，寫它的光的“不熱”，寫它棲息處的集草也“無煙”，寫它在燈下“暗”，卻在雨中“然（燃）”。整首詩，想象豐富，用詞嚴謹。可是，史料上說蕭繹“善五言詩”卻非虛言。蕭繹的那首《後園回文詩》：“斜峰繞徑麯，聳石帶山連，花餘拂戲鳥，樹密隱鳴蟬。蟬鳴隱密樹，鳥戲拂餘花。連山帶石聳，麯徑繞峰斜。”與有“多才藝，善隸書，始變古法，甚有娟好”之稱的蕭綸的那首：“燭華臨靜夜，香氣入重帷。麯度聞歌遠，繁弦覺舞遲。遲舞覺弦繁，遠歌聞度麯。帷重入氣香，夜靜臨華燭”的《回文詩》相比，一點也不遜色。
蕭繹不僅文才卓著，其書法繪畫方面也造詣非淺。他是南朝時最早加入繪畫行列的帝君畫傢之一。史料上說他：“生眇擅書畫，冠絶一時”，也决非虛言。南朝著名的繪畫評論傢姚最說他：“學窮性表，心師造化，足使荀最、衛協閣筆，袁倩、陸探微韜翰。”可惜這些作品都已讓江陵城的那把火燒得蕩然無存。現在唯一藏於南京博物院的蕭繹的《職貢圖》（又名《番客入朝圖》或《王會圖》），為北宋摹本。據說原《職貢圖》為長捲絹本設色縱26．7釐米橫402．6釐米，描繪有 25國使臣像，現僅存殘捲198釐米，12國使臣像。這幅畫以高古遊絲描為主，間施蘭葉描手法，承襲魏晉以來富有裝飾而謹嚴的繪畫風格。
可見，蕭繹之所以能千古留名，不是他那夢寐以求的帝業，而還是他的文才。他又何必哀怨“讀書萬卷，猶有今日”呢？
《太平兩同書》是羅隱寫的一部道書，共2捲。上捲5篇，文末都附有老子的話；下捲5篇，文末都有孔子的話（現存《愛憎》第10無孔子語，《道藏》本註明“缺文”）。全書宣揚儒道融合，共同治理太平盛世。
《太平兩同書》的政治哲學思想為個案的分析和研究表明，君主是中國古代傳統政治哲學思想的實踐主體，中國政治哲學家正是圍繞着君主這個政治核心，展開了對國傢制度與政治理念、修身修德與治理國傢、君主與臣下的權力製衡，以及君主欲望與百姓利益之間的衝突與調和的理論問題進行探討，以期使君王成為道德上的“ 聖人”和政治上的“賢主”，使國傢“太平”。
《太平兩同書》的政治哲學思想為個案的分析和研究表明，君主是中國古代傳統政治哲學思想的實踐主體，中國政治哲學家正是圍繞着君主這個政治核心，展開了對國傢制度與政治理念、修身修德與治理國傢、君主與臣下的權力製衡，以及君主欲望與百姓利益之間的衝突與調和的理論問題進行探討，以期使君王成為道德上的“ 聖人”和政治上的“賢主”，使國傢“太平”。
《鬼𠔌子》共有十四篇，其中第十三、十四篇已失傳。《鬼𠔌子》的版本，常見者有道藏本及嘉慶十年江都秦氏刊本。《本經陰符七術》之前三篇說明如何充實意志，涵養精神。後四篇討論如何將內在的精神運用於外，如何以內在的心神去處理外在的事物。
《鬼𠔌子》一書，從主要內容來看，是針對談判遊說活動而言的，但是由於其中涉及到大量的謀略問題，與軍事問題觸類旁通，也被稱為兵書。書以功利主義思想，認為一切合理手段都可以運用。它講述了作為弱者的一無所有的縱橫傢們，運用謀略口才如何進行遊說，進而控製作為強者，握有一國政治、經濟軍事大權的諸侯國君主。
此書，是一部研究社會政治鬥爭謀略權術的書，弱者的謀略寶典，因此可以說，《鬼𠔌子》的智慧也就是一部“治人兵法”.
《鬼𠔌子》一書，從主要內容來看，是針對談判遊說活動而言的，但是由於其中涉及到大量的謀略問題，與軍事問題觸類旁通，也被稱為兵書。書以功利主義思想，認為一切合理手段都可以運用。它講述了作為弱者的一無所有的縱橫傢們，運用謀略口才如何進行遊說，進而控製作為強者，握有一國政治、經濟軍事大權的諸侯國君主。
此書，是一部研究社會政治鬥爭謀略權術的書，弱者的謀略寶典，因此可以說，《鬼𠔌子》的智慧也就是一部“治人兵法”.
《菜根譚》是明代的一部語錄體著作。著者洪應明，字自誠，號還初道人，現今江蘇金壇人。根據他的另一部作品《仙佛奇蹤》，我們得知他早年熱中於仕途功名，晚年歸隱山林，洗心禮佛。萬歷三十年(1603)前後曾居住在南京秦淮河一帶，潛心著述。與袁黃、馮夢楨等人有所交往。
書名《菜根譚》，取自宋儒汪革語：「人就咬得菜根，則百事可成。」意思是說，一個人衹要就夠堅強地適應清貧的生活，不論做什麽事情，都會有所成就。明於孔兼在為《菜根譚》寫的（題詞）中，進一步闡述道：「『譚』」以『根譚』名，固自清苦歷練中來，亦自栽培灌溉裏得，其顛頓風波、備嘗險阻可想矣。」又引用洪應明的話說：「天勞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補之；天阨我以遇，吾亨吾道以通之。」於氏的解釋，增加了這樣一層含意，即一個人面對厄運，必須堅定自己的操守，奮發努力，辛勤培植與澆灌自己的理想。乾隆間署名三山病夫通理的（重刊菜根譚序）則說：「凡種菜者，必要厚培其根，其味乃厚。」並引月古語「性定菜根香」，說明衹有心性澹怕沉靜的人，纔能領會其中的旨意。
《菜根譚》成書於明萬歷年間，距今已有近四百年的歷史。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它並未受到足夠的重視，清乾隆間編纂《四庫全書》，連「存目」都未收入。但是近年來，一股《菜根譚》熱風行於海內外，人們將其與《孫子兵法》、《三國演義》等書一起視作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之作，這是出於何種原因呢？對此，本文作一簡略的分析。
洪應明生活的年代，明朝已全面走嚮衰敗，這不僅表現在朝綱廢弛，吏治黑暗上，整個社會、文化也呈現江河日下之勢，這一點從稍前於《菜根譚》問世的《金瓶梅》中已可見一斑。一些有見識的知識分子，在經歷了仕途的風波挫折之後，紛紛退隱江湖。他們既不願意與當權者同流合污，也不願意違心迎合鄙瑣的社會風氣，於是，表現隱者高逸超脫情懷的作品大量出現，《菜根譚》就是其中的代表。
總的來說，《菜根譚》反映了明代知識分子佛、儒、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或者說，是著者揉合了儒傢中庸之道、釋傢出世思想和道教無為思想，結合自身體驗，形成的一套出世人世的法則。
書名《菜根譚》，取自宋儒汪革語：「人就咬得菜根，則百事可成。」意思是說，一個人衹要就夠堅強地適應清貧的生活，不論做什麽事情，都會有所成就。明於孔兼在為《菜根譚》寫的（題詞）中，進一步闡述道：「『譚』」以『根譚』名，固自清苦歷練中來，亦自栽培灌溉裏得，其顛頓風波、備嘗險阻可想矣。」又引用洪應明的話說：「天勞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補之；天阨我以遇，吾亨吾道以通之。」於氏的解釋，增加了這樣一層含意，即一個人面對厄運，必須堅定自己的操守，奮發努力，辛勤培植與澆灌自己的理想。乾隆間署名三山病夫通理的（重刊菜根譚序）則說：「凡種菜者，必要厚培其根，其味乃厚。」並引月古語「性定菜根香」，說明衹有心性澹怕沉靜的人，纔能領會其中的旨意。
《菜根譚》成書於明萬歷年間，距今已有近四百年的歷史。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它並未受到足夠的重視，清乾隆間編纂《四庫全書》，連「存目」都未收入。但是近年來，一股《菜根譚》熱風行於海內外，人們將其與《孫子兵法》、《三國演義》等書一起視作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之作，這是出於何種原因呢？對此，本文作一簡略的分析。
洪應明生活的年代，明朝已全面走嚮衰敗，這不僅表現在朝綱廢弛，吏治黑暗上，整個社會、文化也呈現江河日下之勢，這一點從稍前於《菜根譚》問世的《金瓶梅》中已可見一斑。一些有見識的知識分子，在經歷了仕途的風波挫折之後，紛紛退隱江湖。他們既不願意與當權者同流合污，也不願意違心迎合鄙瑣的社會風氣，於是，表現隱者高逸超脫情懷的作品大量出現，《菜根譚》就是其中的代表。
總的來說，《菜根譚》反映了明代知識分子佛、儒、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或者說，是著者揉合了儒傢中庸之道、釋傢出世思想和道教無為思想，結合自身體驗，形成的一套出世人世的法則。
《淮南子》又名《淮南鴻烈》，是西漢宗室淮南王劉安招致賓客，在他主持下編寫的。據《漢書·藝文志》雲：「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顔師古註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現今所存的有二十一篇，大概都是原說的內篇所遺。據高誘序言，「鴻」是廣大的意思，「烈」是光明的意思。作者認為此書包括了廣大而光明的通理。全書內容龐雜，它將道、陰陽、墨、法和一部分儒傢思想糅合起來，但主要的宗旨傾嚮於道傢。《漢書·藝文志》則將它列入雜傢。
【《淮南子》的作者】
西漢初年由淮南王劉安（前179—前121年，漢高祖劉邦之孫厲王劉長之子,即漢武帝劉徹的叔父。）及門客李尚、蘇飛、伍被等共同編著。
此書撰著於景帝一朝的後期，而於漢武帝劉徹即位之初的建元二年進獻於朝廷。
淮南王劉安是當時皇室貴族中學術修養較為深厚的人，他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著書立說，“作《內篇》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為《中篇》八捲，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漢書·淮南厲王劉長傳》）。然而這部涉及範圍十分廣泛的文化巨著，留傳下來的衹有《內書》二十一篇，也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淮南子》。
劉安有心在天下一旦發生變亂時取得政治主動，積極製作戰爭裝備，集聚金錢，賄賂漢王朝的地方實力派。又日夜研究軍事地圖，暗中進行作戰部署。淮南國貴族違法的事件逐漸有所敗露，在朝廷予以追查時，劉安終於發起叛亂。然而叛亂迅速被漢王朝成功平定。劉安被判定“大逆不道，謀反”罪，自殺。淮南國被廢除。漢武帝在這裏設立了九江郡。
【《淮南子》的內容】
《漢書·藝文志》著錄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今存內二十一篇。以道傢思想為主，糅合了儒法陰陽等傢，一般列《淮南子》為雜傢。實際上，該書是以道傢思想為指導，吸收諸子百傢學說，融會貫通而成，是戰國至漢初黃老之學理論體係的代表作。《淮南子》在闡明哲理時，旁涉奇物異類、鬼神靈怪，保存了一部分神話材料，像“女媧補天”、“後羿射日”、“共工怒觸不周山”等古代神話，主要靠本書得以流傳。
【《淮南子》目錄】
·捲一 原道訓 ·捲二 俶真訓
·捲三 天文訓 ·捲四 墜形訓
·捲五 時則訓 ·捲六 覽冥訓
·捲七 精神訓 ·捲八 本經訓
·捲九 主術訓 ·捲十 繆稱訓
·捲十一 齊俗訓 ·捲十二 道應訓
·捲十三 氾論訓 ·捲十四 詮言訓
·捲十五 兵略訓 ·捲十六 說山訓
·捲十七 說林訓 ·捲十八 人間訓
·捲十九 修務訓 ·捲二十 泰族訓
·捲二十一 要略
【對後人的影響】
後人讀此書，無不以為此書衹是一部意在求仙訪道博採黃老言的道傢之書而已。而黃老道則為漢初文景以來所尊之官學。殊不知，此書乃是建元初年間激烈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辯論的産物。
裏面的塞翁失馬哲學,聞名古今,無為而無不為。
【《淮南子》的思想及特點】
《淮南子》是西漢初年淮南王劉安招集門客，於漢景帝、漢武帝之交時撰寫的一部論文集。劉安(公元前179年一前122年)是漢高祖劉邦的少於淮南厲王劉長之子。淮南厲王因“謀取”獲罪，流徒途中絶食而死，後淮南厲王的封地被一分為三，劉安被策封為淮南王。劉安曾羅緻賓客數幹人，內中不乏碩學之士，共同編定《淮南子》一書。該書共21篇，最後一篇名《要略》，是全書的序言。從《要略》看，全書寫作有統一的計劃和安排。但從內容看，並未完全統一。《漢書·藝文志》把它列入“雜傢”是有道理的。書中內容，除道傢思想外，還兼收了儒傢、法傢、陰陽傢之言。範文瀾先生說：“《淮南子》雖以道為歸，但雜采衆傢”，仍表現出一定的融合傾嚮。”
(一)《淮南子》與先秦道傢思想
在宇宙觀本體論方面，《淮南子》繼承了先秦道傢的思想，並加以唯物主義改造。該書《天文訓》說：“道始於虛霩”、“道始於一”，認為在天地未形之前，整個宇宙是個渾然一體、沒有定型的“虛霩”，是個渾涵未分的“一”。《原道訓》說：“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圓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如一。”據上可以這樣分析：“道”是“虛霩”之道，是“一”之道，歸根結底，是物之道。這就把先秦道傢“道生物”的觀點，改造為“物有道”的觀點，這是明確的唯物主義。在宇宙生成論方面，該書《天文訓》指出：“道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並認為：宇宙之氣“清揚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陽為日，陰為月，陰陽分化為四體，這是明確的宇宙構成論，在近代科學出現以前，幾乎成為古代唯物主義公認的定論。
《淮南子》還對先秦道傢“無為而治”的觀點進行積極的改造和談釋，明確指出：無為，不是無所作為，而是因勢利導的主動行為。《修務訓》中批評了“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的消極無為論，指出：歷史上公認的“先聖”都是積極有為的，如神農氏教民“播種五穀”，發明醫藥，“一日而遇七十毒”；堯積極從事政治管理與社會教化，“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郡，南到交趾，放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州，殛鯨於羽山”；舜“闢地樹𠔌，南徵三苗，道死蒼梧”；禹休風榨雨，“决江疏河，鑿竜門，闢伊闊”；湯夙興夜寐。勤於政務。這些古聖先王，一生致力於興利除害，屢建奇功，“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此可知：“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成者，未之育也！”該篇給“無為”以一種正確的解釋，它說，老子的無為决不是無所作為，而是因勢利導：“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𠔌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工焉，故五穀得遂長。‘聽其自流，得：之其自生，則鯨、禹之功不立，而後稷之智不用也。”這是《淮南子》關於客觀規律性與主觀能動性關係的正確說明，把先秦道傢思想大大升華了。
順便指出，《淮南子》與漢初黃老學派也有密切的關係。漢初假：托黃帝以為書名的著作甚多，大都失傳。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中就有《道原》、《經法》、《稱》、《十六經》四篇古佚書。《淮南子》與這四篇黃老帛書有一定的關聯。《原道訓》與《道原》都是論“道”專篇，言辭極為一致。此外其他相互仿佛之處也很多。如《從間訓》：“禍福同門”，《經法》：“禍福同道”；《原道訓》：“萬物之總，皆閱一孔”，《十六經》：“萬物之多，皆閱一空"；《詮言訓》：“ 聖人不為始，不專己，循天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因天之則”，《稱》：“聖人不為始，不專己，不豫謀，不為得，不辭福，因天之則。”如此等等，不勝枚舉。這也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出。《淮南子》汲取道傢思想營養的比重較大。
(二)《淮南子》與先秦儒傢思想
首先，《淮南子》繼承並發揮了先秦儒傢“仁者愛人”的原始人道思想。《主術訓》說：“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又說：“遍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遍愛群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這一觀念是來自先秦儒傢而又高於先秦儒傢的，特別是《淮南子》對“人道”、“人類”概念的使用，在中國文化史上是有重要價值的。《淮南子》也主張以民為本。《把論訓》說：“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主術訓》說：“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在此基礎上，《泰族訓》提出以仁義治國：“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敵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這可以視為孔孟“德政”、“仁政”學說的進一步弘揚。《淮南子》主張人性本善。《泰族訓》認為“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這是對孟子思想的繼承。不過不完全認同孟子，《淮南子》強調“仁義之資”必須與後天教育相結合，才能臻於完美：“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為絲，然非得二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雛，非嘔暖覆伏纍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嚮方。”即是說，善性是內在根據，教育是後天條件，衹有兩者結合才能成人之善，這顯然與孟子偏重於反本內求有所不同。至於把外部條件歸結為“聖人之教”的觀點、是古代哲學在社會歷史觀方面的共同缺點。
(三)《淮南子》與先秦法傢思想
《淮南子》繼承、發揮了商鞅、韓非的歷史進化觀念，提出：社會生活是變遷的，法令制度也應當隨時代變遷而更改，即令是“先王之製，不宜則廢之”。《記論訓》說：“聖人製禮樂而不製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苟利民主，。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又說：“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製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是也。”這些言論，從思想觀點到具體言詞，與商、韓是一脈貫通的。從當時社會現實看，“漢承秦製”，未加徹底改造。景、武之交，漢王朝的經濟已經恢復，客觀上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制度，當然這套制度决不完全等同於商、韓所鼓吹的制度，但是法傢更法改製的思想原則，仍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可貴的是，《淮南子》認為法令制度的製定，應適乎人群之需要，應考慮大勢所趨、人心所嚮。《主術訓》說：“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這顯然是比先秦法傢更進步的觀點，其所以如此，也是儒法融合的結果。
《淮南子》與《呂氏春秋》有沒有關係?從原著看，《淮南子》無一字提到《呂氏春秋》，這可能與漢初反秦氣氛有關。但事實上，正是《呂氏春秋》給予《淮南子》以最大和最直接的影響。兩本書都是由上層貴族親自主持，招攬衆多學者集體寫成的。成書的程序都是先擬定計劃，次分頭撰寫，最後綜合編纂。書的結構統一，篇目規整，理事相連，言辭精審。兩書都是總結先秦各傢學說，博採衆傢之長，形成一個綜合性的、能貫通天地人的龐大理論體係，為統一的封建大帝國提供全面的思想理論根據。所不同的是，《淮南子》成書之時，處於黃老盛行的文化氛圍之中，因此對道傢學說特別看重，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淮南子》是集黃老思想之大成的著作，當然這絶不妨礙它也融和攝取了道傢之外其他學派的思想精華。
【《淮南子》醫學內容】
《淮南子》二十一篇，本名“鴻烈”，係西漢時淮南王劉安(公元前180年～公元前123年)招引賓客集體編寫而成。該書是對西漢前期道傢思想係統而詳盡的總結，是研究黃老思想的極其寶貴而豐富的資料。書中不乏其醫學內容，值得我們探討研究。
倡學說，陰陽五行
該書倡導陰陽五行學說。首先，論述了陰陽概括萬事萬物的發生、發展和變化。如《本經訓》指出：“陰陽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終始虛滿，轉於無原。”此言陰陽囊括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其變化是無窮無盡的。這與《黃帝內經》中的陰陽學說一脈相承。
書中以水、火、日、月喻陰陽。如《天文訓》雲：“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又云：“日者，陽之主也；月者，陰之宗也。”這裏用人們常見的水、火、日、月來說明陰陽的屬性，這種形象而生動的比喻，使學者對枯燥、抽象的陰陽學說易於理解。
其次，闡明了五行的屬性及其生剋乘侮規律。如“東方，木也，……。北方，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此處五行學說內容與《黃帝內經》所論是一致的，可見當時的陰陽五行學說已滲透到多個學科。
書中還以五行所屬的方位論及人體的形體特徵及勇怯、智愚、壽夭等。如“東方，……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南方，……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西方，……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北方，……其人蠢愚；中央四達，……其人慧聖而好治。 ”以上所述雖未必盡然，但大體上說明了五行所屬的方位及地域不同對人體的影響。
整體觀，天人相應
該書強調了天人相應的整體觀念，如《本經訓》雲：“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製也。”“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 指出人生活在宇宙間，和自然界是息息相關的。這與《素問·生氣通天論》所云“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的天人合一觀點不謀而合。
四時氣候的變化直接影響人體而形成疾病。如《時則訓》記有：“孟春之月，……行秋令則民病大疫。”“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瘧疾。……季秋行夏令，……民多鼽窒。”上文明示，非其時氣，其氣不和則導致人體疾病的發生。同時告誡人們：人體必須順應四時，適應自然界季節氣候的變化，才能在宇宙間健康生存，正如《本經訓》所言：“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鼕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
還有整體觀對疾病癥候的影響，如“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前者言其體內臟腑患病，而引起體表的色澤變化，即“有諸內必形諸外”；後者指出局部的病變可影響整個人體。
養生術，靜漠恬澹
該書註重養生之術，如《真訓》強調了養性、養德，雲其：“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髒無蔚氣。”又《修務訓》提出精神調養，指出：“今天道者藏精於內，盝神於心，靜漠恬淡，訟謬胸中，無邪氣所留滯，……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綜觀上文可知：心境清淨，無欲無求，則五髒安和，百脈調暢，諸竅通利而健康無病。這與《黃帝內經》中“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以恬愉為務”的養生之道契合。
養生的另一個方面是禁嗜欲。如《時則訓》言其：“孟鼕，……君子齋戒，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寧身體，安形性。”鼕為閉藏之時，應藏而不泄，故要禁欲，保精、養性。又《原道訓》雲：“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也強調了養生禁欲的重要性。人類衹有將養精神，和調其氣，才能形體康健，與世間萬事萬物共同在自然界的規律之中生存。故《原道訓》指出：“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沉浮俯仰。”以上所述《淮南子》對人類養生術的貢獻，足資後學藉鑒。
推病由，情志環境
書中推究疾病發生的原由，認為情志變化、地理環境對人體影響極大，是致病的重要因素。如《精神訓》和《原道訓》均指出：“人怒破陰，大喜墜陽，……。”“ 薄雲發，驚怖為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以上言情志過極，積而成病。這與《黃帝內經》中“暴怒傷陰，暴喜傷陽”的觀點是相同的。這種病因認識一直指導着後世臨床，目前情志致病的比例愈來愈大，如楊雪琴教授調查後指出，“銀屑病的發病和復發患者中70%～80%的人發病前有焦慮和抑鬱，且有特殊不愉快的事情。”
地理環境亦直接影響人體而為致病之由。如“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暑氣多夭，寒氣多壽。”此言不同的地理環境和氣候對人的體質、生育、發病和壽夭等均有影響，為導致疾病發生的原由之一。這種醫學思想本源於古代文獻而有所創新，如《呂氏春秋·盡數》記載：“……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祍與傴人。”此指居住在水味辛辣地方的人，多患癰疽和生瘰癧病；水味苦澀地方的人，多患雞胸和駝背。
談施治，理法兼備
該書對疾病治療方法的論述亦較詳盡。如《時則訓》提出四時治療疾病的法則為：“春治以規，秋治以矩，鼕治以權，夏治以衡，……。”這裏規矩權衡治法與《黃帝內經》中的規矩權衡合四時脈象不同。如《素問·脈要精微論》雲：“四變之動，脈與之上下，以春應中規，夏應中矩，秋應中衡，鼕應中權。”《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前者言其脈象的變化隨季節不同而各異，即脈合四時；後者則根據脈象的浮、沉、滑、澀，而瞭解疾病産生的原因。可見，《黃帝內經》以規矩權衡論脈象；《淮南子》則以規矩權衡論治法，各有所指也。
書中談及治療疾病要全面考慮，不能顧此失彼，以免釀成大病。如《說林訓》中指出：“治鼠穴而壞裏閭，潰小皁而發痤疽。”
書中還有對疾病應早期治療的記載。如《人間訓》告誡人們：“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胘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這裏根據上下文意雖是以醫學喻為政處事的道理，但其未病先防，既病早治的預防醫學思想確能啓迪後學，這與《黃帝內經》中“病已成而後藥之”，其理相同。
論藥物，首重實踐
該書對藥物的記載註重實踐，從藥物採集、炮製及品種鑒別等方面都有獨到之處。首先，採集藥物要親口嘗試。如《修務訓》雲：“神農乃始教民撲五穀，……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這是古代醫傢在實踐中尋找和發現藥物的真實寫照。其次，根據藥物性能，按照季節采收藥物。如“蟬始鳴，半夏生”言其夏至時蟬鼓翼始嗚，正是半夏成熟的采收時間。其三，告誡人們註意藥物炮製方法。“牛膽塗目，……取八歲牛膽，桂三寸，著膽中，百日以成。”此言將桂放入牛膽中，經過百天才能藥用。其四，提出了易混淆藥物的鑒別。如“夫亂人者，芎
窮之與蒿本也，蛇床之與麋蕪也，也皆相似者。”這種註重實踐，使藥物名實相符，是安全有效用藥的保證。
他如書中還有關於髒腑的論述；疾病命名的記載及形、氣、神的論述等，限於篇幅不再贅述。
綜上所述，與《黃帝內經》同時代或稍晚時的《淮南子》藴含着一定數量的醫學內容，我們應當挖掘整理取其精華，以豐富中醫學寶庫。
【《淮南子》與漢初政治鬥爭】
1.建元初年的意識形態辯論
漢初意識形態論爭的焦點是主張尊王攘夷的儒法傢（宗荀子及今文公羊學派），與主張因循舊製、“蕭規曹隨”無為而治的黃老道傢之爭。從現代的觀點看，前者主張國傢主義，後者主張自然放任，即自由主義。
2.漢武帝一度危在旦夕
建元元年（B.C140）劉徹登基，時年僅16歲。他一登基即重用主張加強王權的儒士出任將相。準備采納文景時期大為失意的賈誼、晁錯一派的政治主張，即對內削弱諸侯、加強中央，對外則抗禦匈奴。劉安撰作《淮南子》，其所針對的，就是初登基的漢武帝劉徹。劉徹志在尊王攘夷，削諸藩，破匈奴，實施“大有為”之政。劉安則主張因循舊範，無為而治。由此引申為政策，也就是要堅持漢初舊製，從而保護劉氏諸王集團裂土稱王的既得利益。《淮南子》中有“主術訓” 一篇，專講帝王之術。
而建元初年主導政治大勢的，並不是已作了皇帝的年輕人漢武帝，而是素好黃老之道的太皇太後竇氏以及諸竇、諸劉列王貴威。竇氏於建元二年臨朝幹政罷免劉徹所任命的儒學將相，否定劉徹加強王權削弱諸侯的政策方向。這實際是一場未動幹戈的宮廷政變。
在這場政治爭論中，甚至漢武帝的舅舅、王太後之弟武安侯田蚡暗中也站到了劉安一邊。《漢書》淮南王傳記：劉安友善太尉武安侯田蚡。（田蚡）與私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宮車一日晏駕，非王而誰可立者？”淮南王大喜，厚賂武安侯。要知道此時之劉徹，年方十七、八歲，正值盛年。除非遭遇突然之變，發生非正常死亡，怎麽談得上“宮車一日晏駕”？而身居高位（漢太尉領有兵權相當於國防部長）的國舅田蚡，竟然與劉安私下計議安排關於劉徹的後事問題，並屬望於劉徹這位老叔父作年輕皇帝的繼承人。由此可見當時劉徹政治地位之孤弱及危險也。
建元六年（B.C135年）太皇太後病危，死前天上出現彗星。劉安認為這種天象預兆着“兵當大起”，天下將要大亂。於是“治軍械，積金錢”，準備武裝起事。於此而又見當時政局之險惡矣！
3.人文學術難以完全超離政治
建元六年太皇太後竇氏駕崩，劉徹終於主持了大政。元光元年（BC134年）間，他召見名儒董仲舒。董氏嚮他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漢武帝决心由此而推行全面改革。此即西漢史中值得大書一筆的“元光决策”。新政的首要方針是改革國傢意識形態，即“罷黜百傢，首尊儒術”。而所罷黜的百傢言中，重點一為主張搞陰謀政治的縱橫傢言，一為黃老之道也。直到田蚡死後，劉徹纔知道了他與劉安的那次密謀。劉徹說：如果田氏仍在，當滅族矣！元狩元年（B.C122年）劉安積蓄已久的反謀終於被揭露，被追究而自殺身死。漢武帝取得了最終勝利。
這一段史事表明，歷史中的人文學術難以完全超離於政治。但是，後人已超越了這場歷史鬥爭。今人談論漢初黃老之道，無為而治，常稱嘆稱羨。然而，若不參照漢初及建元年間之大形勢，漢初儒道兩個學派這場大論爭就不能真正被理解。今人讀《淮南子》無不以為其僅是一部學術著作。其然，其不然乎？
【《淮南子》的作者】
西漢初年由淮南王劉安（前179—前121年，漢高祖劉邦之孫厲王劉長之子,即漢武帝劉徹的叔父。）及門客李尚、蘇飛、伍被等共同編著。
此書撰著於景帝一朝的後期，而於漢武帝劉徹即位之初的建元二年進獻於朝廷。
淮南王劉安是當時皇室貴族中學術修養較為深厚的人，他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著書立說，“作《內篇》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為《中篇》八捲，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漢書·淮南厲王劉長傳》）。然而這部涉及範圍十分廣泛的文化巨著，留傳下來的衹有《內書》二十一篇，也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淮南子》。
劉安有心在天下一旦發生變亂時取得政治主動，積極製作戰爭裝備，集聚金錢，賄賂漢王朝的地方實力派。又日夜研究軍事地圖，暗中進行作戰部署。淮南國貴族違法的事件逐漸有所敗露，在朝廷予以追查時，劉安終於發起叛亂。然而叛亂迅速被漢王朝成功平定。劉安被判定“大逆不道，謀反”罪，自殺。淮南國被廢除。漢武帝在這裏設立了九江郡。
【《淮南子》的內容】
《漢書·藝文志》著錄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今存內二十一篇。以道傢思想為主，糅合了儒法陰陽等傢，一般列《淮南子》為雜傢。實際上，該書是以道傢思想為指導，吸收諸子百傢學說，融會貫通而成，是戰國至漢初黃老之學理論體係的代表作。《淮南子》在闡明哲理時，旁涉奇物異類、鬼神靈怪，保存了一部分神話材料，像“女媧補天”、“後羿射日”、“共工怒觸不周山”等古代神話，主要靠本書得以流傳。
【《淮南子》目錄】
·捲一 原道訓 ·捲二 俶真訓
·捲三 天文訓 ·捲四 墜形訓
·捲五 時則訓 ·捲六 覽冥訓
·捲七 精神訓 ·捲八 本經訓
·捲九 主術訓 ·捲十 繆稱訓
·捲十一 齊俗訓 ·捲十二 道應訓
·捲十三 氾論訓 ·捲十四 詮言訓
·捲十五 兵略訓 ·捲十六 說山訓
·捲十七 說林訓 ·捲十八 人間訓
·捲十九 修務訓 ·捲二十 泰族訓
·捲二十一 要略
【對後人的影響】
後人讀此書，無不以為此書衹是一部意在求仙訪道博採黃老言的道傢之書而已。而黃老道則為漢初文景以來所尊之官學。殊不知，此書乃是建元初年間激烈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辯論的産物。
裏面的塞翁失馬哲學,聞名古今,無為而無不為。
【《淮南子》的思想及特點】
《淮南子》是西漢初年淮南王劉安招集門客，於漢景帝、漢武帝之交時撰寫的一部論文集。劉安(公元前179年一前122年)是漢高祖劉邦的少於淮南厲王劉長之子。淮南厲王因“謀取”獲罪，流徒途中絶食而死，後淮南厲王的封地被一分為三，劉安被策封為淮南王。劉安曾羅緻賓客數幹人，內中不乏碩學之士，共同編定《淮南子》一書。該書共21篇，最後一篇名《要略》，是全書的序言。從《要略》看，全書寫作有統一的計劃和安排。但從內容看，並未完全統一。《漢書·藝文志》把它列入“雜傢”是有道理的。書中內容，除道傢思想外，還兼收了儒傢、法傢、陰陽傢之言。範文瀾先生說：“《淮南子》雖以道為歸，但雜采衆傢”，仍表現出一定的融合傾嚮。”
(一)《淮南子》與先秦道傢思想
在宇宙觀本體論方面，《淮南子》繼承了先秦道傢的思想，並加以唯物主義改造。該書《天文訓》說：“道始於虛霩”、“道始於一”，認為在天地未形之前，整個宇宙是個渾然一體、沒有定型的“虛霩”，是個渾涵未分的“一”。《原道訓》說：“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圓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如一。”據上可以這樣分析：“道”是“虛霩”之道，是“一”之道，歸根結底，是物之道。這就把先秦道傢“道生物”的觀點，改造為“物有道”的觀點，這是明確的唯物主義。在宇宙生成論方面，該書《天文訓》指出：“道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並認為：宇宙之氣“清揚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陽為日，陰為月，陰陽分化為四體，這是明確的宇宙構成論，在近代科學出現以前，幾乎成為古代唯物主義公認的定論。
《淮南子》還對先秦道傢“無為而治”的觀點進行積極的改造和談釋，明確指出：無為，不是無所作為，而是因勢利導的主動行為。《修務訓》中批評了“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的消極無為論，指出：歷史上公認的“先聖”都是積極有為的，如神農氏教民“播種五穀”，發明醫藥，“一日而遇七十毒”；堯積極從事政治管理與社會教化，“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郡，南到交趾，放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州，殛鯨於羽山”；舜“闢地樹𠔌，南徵三苗，道死蒼梧”；禹休風榨雨，“决江疏河，鑿竜門，闢伊闊”；湯夙興夜寐。勤於政務。這些古聖先王，一生致力於興利除害，屢建奇功，“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此可知：“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成者，未之育也！”該篇給“無為”以一種正確的解釋，它說，老子的無為决不是無所作為，而是因勢利導：“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𠔌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工焉，故五穀得遂長。‘聽其自流，得：之其自生，則鯨、禹之功不立，而後稷之智不用也。”這是《淮南子》關於客觀規律性與主觀能動性關係的正確說明，把先秦道傢思想大大升華了。
順便指出，《淮南子》與漢初黃老學派也有密切的關係。漢初假：托黃帝以為書名的著作甚多，大都失傳。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中就有《道原》、《經法》、《稱》、《十六經》四篇古佚書。《淮南子》與這四篇黃老帛書有一定的關聯。《原道訓》與《道原》都是論“道”專篇，言辭極為一致。此外其他相互仿佛之處也很多。如《從間訓》：“禍福同門”，《經法》：“禍福同道”；《原道訓》：“萬物之總，皆閱一孔”，《十六經》：“萬物之多，皆閱一空"；《詮言訓》：“ 聖人不為始，不專己，循天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因天之則”，《稱》：“聖人不為始，不專己，不豫謀，不為得，不辭福，因天之則。”如此等等，不勝枚舉。這也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出。《淮南子》汲取道傢思想營養的比重較大。
(二)《淮南子》與先秦儒傢思想
首先，《淮南子》繼承並發揮了先秦儒傢“仁者愛人”的原始人道思想。《主術訓》說：“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又說：“遍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遍愛群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這一觀念是來自先秦儒傢而又高於先秦儒傢的，特別是《淮南子》對“人道”、“人類”概念的使用，在中國文化史上是有重要價值的。《淮南子》也主張以民為本。《把論訓》說：“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主術訓》說：“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在此基礎上，《泰族訓》提出以仁義治國：“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敵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這可以視為孔孟“德政”、“仁政”學說的進一步弘揚。《淮南子》主張人性本善。《泰族訓》認為“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這是對孟子思想的繼承。不過不完全認同孟子，《淮南子》強調“仁義之資”必須與後天教育相結合，才能臻於完美：“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為絲，然非得二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雛，非嘔暖覆伏纍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嚮方。”即是說，善性是內在根據，教育是後天條件，衹有兩者結合才能成人之善，這顯然與孟子偏重於反本內求有所不同。至於把外部條件歸結為“聖人之教”的觀點、是古代哲學在社會歷史觀方面的共同缺點。
(三)《淮南子》與先秦法傢思想
《淮南子》繼承、發揮了商鞅、韓非的歷史進化觀念，提出：社會生活是變遷的，法令制度也應當隨時代變遷而更改，即令是“先王之製，不宜則廢之”。《記論訓》說：“聖人製禮樂而不製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苟利民主，。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又說：“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製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是也。”這些言論，從思想觀點到具體言詞，與商、韓是一脈貫通的。從當時社會現實看，“漢承秦製”，未加徹底改造。景、武之交，漢王朝的經濟已經恢復，客觀上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制度，當然這套制度决不完全等同於商、韓所鼓吹的制度，但是法傢更法改製的思想原則，仍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可貴的是，《淮南子》認為法令制度的製定，應適乎人群之需要，應考慮大勢所趨、人心所嚮。《主術訓》說：“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這顯然是比先秦法傢更進步的觀點，其所以如此，也是儒法融合的結果。
《淮南子》與《呂氏春秋》有沒有關係?從原著看，《淮南子》無一字提到《呂氏春秋》，這可能與漢初反秦氣氛有關。但事實上，正是《呂氏春秋》給予《淮南子》以最大和最直接的影響。兩本書都是由上層貴族親自主持，招攬衆多學者集體寫成的。成書的程序都是先擬定計劃，次分頭撰寫，最後綜合編纂。書的結構統一，篇目規整，理事相連，言辭精審。兩書都是總結先秦各傢學說，博採衆傢之長，形成一個綜合性的、能貫通天地人的龐大理論體係，為統一的封建大帝國提供全面的思想理論根據。所不同的是，《淮南子》成書之時，處於黃老盛行的文化氛圍之中，因此對道傢學說特別看重，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淮南子》是集黃老思想之大成的著作，當然這絶不妨礙它也融和攝取了道傢之外其他學派的思想精華。
【《淮南子》醫學內容】
《淮南子》二十一篇，本名“鴻烈”，係西漢時淮南王劉安(公元前180年～公元前123年)招引賓客集體編寫而成。該書是對西漢前期道傢思想係統而詳盡的總結，是研究黃老思想的極其寶貴而豐富的資料。書中不乏其醫學內容，值得我們探討研究。
倡學說，陰陽五行
該書倡導陰陽五行學說。首先，論述了陰陽概括萬事萬物的發生、發展和變化。如《本經訓》指出：“陰陽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終始虛滿，轉於無原。”此言陰陽囊括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其變化是無窮無盡的。這與《黃帝內經》中的陰陽學說一脈相承。
書中以水、火、日、月喻陰陽。如《天文訓》雲：“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又云：“日者，陽之主也；月者，陰之宗也。”這裏用人們常見的水、火、日、月來說明陰陽的屬性，這種形象而生動的比喻，使學者對枯燥、抽象的陰陽學說易於理解。
其次，闡明了五行的屬性及其生剋乘侮規律。如“東方，木也，……。北方，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此處五行學說內容與《黃帝內經》所論是一致的，可見當時的陰陽五行學說已滲透到多個學科。
書中還以五行所屬的方位論及人體的形體特徵及勇怯、智愚、壽夭等。如“東方，……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南方，……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西方，……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北方，……其人蠢愚；中央四達，……其人慧聖而好治。 ”以上所述雖未必盡然，但大體上說明了五行所屬的方位及地域不同對人體的影響。
整體觀，天人相應
該書強調了天人相應的整體觀念，如《本經訓》雲：“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製也。”“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 指出人生活在宇宙間，和自然界是息息相關的。這與《素問·生氣通天論》所云“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的天人合一觀點不謀而合。
四時氣候的變化直接影響人體而形成疾病。如《時則訓》記有：“孟春之月，……行秋令則民病大疫。”“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瘧疾。……季秋行夏令，……民多鼽窒。”上文明示，非其時氣，其氣不和則導致人體疾病的發生。同時告誡人們：人體必須順應四時，適應自然界季節氣候的變化，才能在宇宙間健康生存，正如《本經訓》所言：“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鼕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
還有整體觀對疾病癥候的影響，如“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前者言其體內臟腑患病，而引起體表的色澤變化，即“有諸內必形諸外”；後者指出局部的病變可影響整個人體。
養生術，靜漠恬澹
該書註重養生之術，如《真訓》強調了養性、養德，雲其：“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髒無蔚氣。”又《修務訓》提出精神調養，指出：“今天道者藏精於內，盝神於心，靜漠恬淡，訟謬胸中，無邪氣所留滯，……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綜觀上文可知：心境清淨，無欲無求，則五髒安和，百脈調暢，諸竅通利而健康無病。這與《黃帝內經》中“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以恬愉為務”的養生之道契合。
養生的另一個方面是禁嗜欲。如《時則訓》言其：“孟鼕，……君子齋戒，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寧身體，安形性。”鼕為閉藏之時，應藏而不泄，故要禁欲，保精、養性。又《原道訓》雲：“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也強調了養生禁欲的重要性。人類衹有將養精神，和調其氣，才能形體康健，與世間萬事萬物共同在自然界的規律之中生存。故《原道訓》指出：“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沉浮俯仰。”以上所述《淮南子》對人類養生術的貢獻，足資後學藉鑒。
推病由，情志環境
書中推究疾病發生的原由，認為情志變化、地理環境對人體影響極大，是致病的重要因素。如《精神訓》和《原道訓》均指出：“人怒破陰，大喜墜陽，……。”“ 薄雲發，驚怖為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以上言情志過極，積而成病。這與《黃帝內經》中“暴怒傷陰，暴喜傷陽”的觀點是相同的。這種病因認識一直指導着後世臨床，目前情志致病的比例愈來愈大，如楊雪琴教授調查後指出，“銀屑病的發病和復發患者中70%～80%的人發病前有焦慮和抑鬱，且有特殊不愉快的事情。”
地理環境亦直接影響人體而為致病之由。如“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暑氣多夭，寒氣多壽。”此言不同的地理環境和氣候對人的體質、生育、發病和壽夭等均有影響，為導致疾病發生的原由之一。這種醫學思想本源於古代文獻而有所創新，如《呂氏春秋·盡數》記載：“……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祍與傴人。”此指居住在水味辛辣地方的人，多患癰疽和生瘰癧病；水味苦澀地方的人，多患雞胸和駝背。
談施治，理法兼備
該書對疾病治療方法的論述亦較詳盡。如《時則訓》提出四時治療疾病的法則為：“春治以規，秋治以矩，鼕治以權，夏治以衡，……。”這裏規矩權衡治法與《黃帝內經》中的規矩權衡合四時脈象不同。如《素問·脈要精微論》雲：“四變之動，脈與之上下，以春應中規，夏應中矩，秋應中衡，鼕應中權。”《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前者言其脈象的變化隨季節不同而各異，即脈合四時；後者則根據脈象的浮、沉、滑、澀，而瞭解疾病産生的原因。可見，《黃帝內經》以規矩權衡論脈象；《淮南子》則以規矩權衡論治法，各有所指也。
書中談及治療疾病要全面考慮，不能顧此失彼，以免釀成大病。如《說林訓》中指出：“治鼠穴而壞裏閭，潰小皁而發痤疽。”
書中還有對疾病應早期治療的記載。如《人間訓》告誡人們：“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胘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這裏根據上下文意雖是以醫學喻為政處事的道理，但其未病先防，既病早治的預防醫學思想確能啓迪後學，這與《黃帝內經》中“病已成而後藥之”，其理相同。
論藥物，首重實踐
該書對藥物的記載註重實踐，從藥物採集、炮製及品種鑒別等方面都有獨到之處。首先，採集藥物要親口嘗試。如《修務訓》雲：“神農乃始教民撲五穀，……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這是古代醫傢在實踐中尋找和發現藥物的真實寫照。其次，根據藥物性能，按照季節采收藥物。如“蟬始鳴，半夏生”言其夏至時蟬鼓翼始嗚，正是半夏成熟的采收時間。其三，告誡人們註意藥物炮製方法。“牛膽塗目，……取八歲牛膽，桂三寸，著膽中，百日以成。”此言將桂放入牛膽中，經過百天才能藥用。其四，提出了易混淆藥物的鑒別。如“夫亂人者，芎
窮之與蒿本也，蛇床之與麋蕪也，也皆相似者。”這種註重實踐，使藥物名實相符，是安全有效用藥的保證。
他如書中還有關於髒腑的論述；疾病命名的記載及形、氣、神的論述等，限於篇幅不再贅述。
綜上所述，與《黃帝內經》同時代或稍晚時的《淮南子》藴含着一定數量的醫學內容，我們應當挖掘整理取其精華，以豐富中醫學寶庫。
【《淮南子》與漢初政治鬥爭】
1.建元初年的意識形態辯論
漢初意識形態論爭的焦點是主張尊王攘夷的儒法傢（宗荀子及今文公羊學派），與主張因循舊製、“蕭規曹隨”無為而治的黃老道傢之爭。從現代的觀點看，前者主張國傢主義，後者主張自然放任，即自由主義。
2.漢武帝一度危在旦夕
建元元年（B.C140）劉徹登基，時年僅16歲。他一登基即重用主張加強王權的儒士出任將相。準備采納文景時期大為失意的賈誼、晁錯一派的政治主張，即對內削弱諸侯、加強中央，對外則抗禦匈奴。劉安撰作《淮南子》，其所針對的，就是初登基的漢武帝劉徹。劉徹志在尊王攘夷，削諸藩，破匈奴，實施“大有為”之政。劉安則主張因循舊範，無為而治。由此引申為政策，也就是要堅持漢初舊製，從而保護劉氏諸王集團裂土稱王的既得利益。《淮南子》中有“主術訓” 一篇，專講帝王之術。
而建元初年主導政治大勢的，並不是已作了皇帝的年輕人漢武帝，而是素好黃老之道的太皇太後竇氏以及諸竇、諸劉列王貴威。竇氏於建元二年臨朝幹政罷免劉徹所任命的儒學將相，否定劉徹加強王權削弱諸侯的政策方向。這實際是一場未動幹戈的宮廷政變。
在這場政治爭論中，甚至漢武帝的舅舅、王太後之弟武安侯田蚡暗中也站到了劉安一邊。《漢書》淮南王傳記：劉安友善太尉武安侯田蚡。（田蚡）與私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宮車一日晏駕，非王而誰可立者？”淮南王大喜，厚賂武安侯。要知道此時之劉徹，年方十七、八歲，正值盛年。除非遭遇突然之變，發生非正常死亡，怎麽談得上“宮車一日晏駕”？而身居高位（漢太尉領有兵權相當於國防部長）的國舅田蚡，竟然與劉安私下計議安排關於劉徹的後事問題，並屬望於劉徹這位老叔父作年輕皇帝的繼承人。由此可見當時劉徹政治地位之孤弱及危險也。
建元六年（B.C135年）太皇太後病危，死前天上出現彗星。劉安認為這種天象預兆着“兵當大起”，天下將要大亂。於是“治軍械，積金錢”，準備武裝起事。於此而又見當時政局之險惡矣！
3.人文學術難以完全超離政治
建元六年太皇太後竇氏駕崩，劉徹終於主持了大政。元光元年（BC134年）間，他召見名儒董仲舒。董氏嚮他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漢武帝决心由此而推行全面改革。此即西漢史中值得大書一筆的“元光决策”。新政的首要方針是改革國傢意識形態，即“罷黜百傢，首尊儒術”。而所罷黜的百傢言中，重點一為主張搞陰謀政治的縱橫傢言，一為黃老之道也。直到田蚡死後，劉徹纔知道了他與劉安的那次密謀。劉徹說：如果田氏仍在，當滅族矣！元狩元年（B.C122年）劉安積蓄已久的反謀終於被揭露，被追究而自殺身死。漢武帝取得了最終勝利。
這一段史事表明，歷史中的人文學術難以完全超離於政治。但是，後人已超越了這場歷史鬥爭。今人談論漢初黃老之道，無為而治，常稱嘆稱羨。然而，若不參照漢初及建元年間之大形勢，漢初儒道兩個學派這場大論爭就不能真正被理解。今人讀《淮南子》無不以為其僅是一部學術著作。其然，其不然乎？
人物志，魏劉邵撰述，《人物志》是我國一部辨析、評論人物的專著，約成書於曹魏明帝統治時期（227 —239 ）。作者在自序中闡述撰著目的：“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知人誠智，則衆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魏時文帝曹丕接受陳群建議，用九品中正製選拔人材。該書即是在推行九品中正品評人物、選擇人材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專著，旨在為推行九品中正製在理論上提供依據，在實踐上總結經驗，以推動這一制度的發展和完善。十六國時劉昞為之作註，重在“疏通大義，不沾沾於訓詁，文詞簡括”。其後流傳既久，傳本頗多謬誤。明萬歷甲申（1584）河間劉用霖用隆慶壬申（1572）本舊版合官私書校之，去其重複，成為定本。今有《漢魏叢書本》、《明萬歷劉氏刊本》、《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本》等。其書自《隋唐。經籍志》以後皆列於名傢，《四庫全書》則歸入子部、雜傢類一。
《隋書‧經籍志》列入列為「名傢類」，具體呈現魏晉時期人物品鑒理論，為魏晉玄學中的重要面嚮。
思想背景
漢代順天地陰陽氣化的層次探討人性，認為人之性情是陰陽之氣凝聚表現，天人之間有同理、同道、同構的相應關係，重視禮樂政教與生命性情的調節教化，由戰國晚期《呂氏春秋》，以至漢朝《淮南子》、董仲舒都屬於此一大脈絡。而其中天人感應的思想架構，經王充等人質疑消解後，魏晉時期，轉為自然無為也無可幹預的天命觀點，人性論則重視自然的「纔性」層次。所謂「纔性」或「情性」是人稟之自然的材質，展現於具體生命的型態，有各種不同的情態或姿態，可以品鑒。
這種品鑒人物的着作，在班固《漢書‧古今人表〉已可見其基本樣貌。三國以後，則有曹丕《士操》、盧毓《九州人士論》等作品，然皆已亡佚。《人物志》為現存可見最具係統之作。
漢代選官采取「察舉」及「徵闢」，兩者都需過考察人物品行加以衡定，然而此一制度，日漸為世傢所壟斷，名不副實。漢末大亂，群雄爭起，積極網羅人才，魏朝後采取「九品中正製」，透過州、郡大小中正品評士人高下，以供朝廷擇用。因此三國魏晉以來，纔性品鑒與拔選人才，極受關註。
鍾會總結此一時期對纔性的爭論，作《四本論》，歸結為纔性同、纔性異、纔性合、纔性離等四種觀點。劉邵《人物志》則為此一爭論的重要論述。
內容簡介
劉邵以人之筋、骨、血、氣、肌與金、木、水、火、土五行相應，而呈顯弘毅、文理、貞固、勇敢、通微等特質。此「五質」又分別象徵「五常」仁、義、禮、智、信，表現為「五德」。換言之，自然的血氣生命，具體展現為精神、形貌、聲色、纔具、德行。內在的材質與外在的徵象有所聯繫，呈顯為神、精、筋、骨、氣、色、儀、容、言等，是為「九徵」，這相當於所謂「氣質」的層次。
依照不同的纔性，劉邵將人物分為「兼德」、「兼纔」、「偏纔」等「三類」。透過德、法、術等三個層面，依其偏嚮，又可分為「十二纔」，即清節傢、法傢、術傢、國體、器能、臧否、伎倆、智意、文章、儒學、口辯、雄傑，依其才能不同，適合擔任的官職也不同。
在《人物志》中，劉邵將纔、德並列標舉，作為拔選人才的標準。劉邵的品評，以中和為最高，講究平澹無味，是為聖人。所謂中和，在於兼具「平澹」與「聰明」兩種層次，聰明為纔，而平澹則是生命所展現的境界，已不單純是道德修養的層次，更是對「全幅人性」的審美態度。除中和外，其餘為偏至之材。「九徵」兼至的人，「陰陽清和，中叡外明」，就是中庸，稱為聖人，是君王之才；具體而微，稱為「德行」，是大雅之才；偏於一纔的人，稱為偏材，是為小雅。此外尚有依似、無恆等級別。
對於甄別人才，劉邵進而提出「八觀」、「五視」等途徑。「八觀」由人的行為舉止、情感反應、心理變化由表象而深至內裏，反覆察識。「五視」則在居、達、富、窮、貧特定情境中，考察人的品行。
《隋書‧經籍志》列入列為「名傢類」，具體呈現魏晉時期人物品鑒理論，為魏晉玄學中的重要面嚮。
思想背景
漢代順天地陰陽氣化的層次探討人性，認為人之性情是陰陽之氣凝聚表現，天人之間有同理、同道、同構的相應關係，重視禮樂政教與生命性情的調節教化，由戰國晚期《呂氏春秋》，以至漢朝《淮南子》、董仲舒都屬於此一大脈絡。而其中天人感應的思想架構，經王充等人質疑消解後，魏晉時期，轉為自然無為也無可幹預的天命觀點，人性論則重視自然的「纔性」層次。所謂「纔性」或「情性」是人稟之自然的材質，展現於具體生命的型態，有各種不同的情態或姿態，可以品鑒。
這種品鑒人物的着作，在班固《漢書‧古今人表〉已可見其基本樣貌。三國以後，則有曹丕《士操》、盧毓《九州人士論》等作品，然皆已亡佚。《人物志》為現存可見最具係統之作。
漢代選官采取「察舉」及「徵闢」，兩者都需過考察人物品行加以衡定，然而此一制度，日漸為世傢所壟斷，名不副實。漢末大亂，群雄爭起，積極網羅人才，魏朝後采取「九品中正製」，透過州、郡大小中正品評士人高下，以供朝廷擇用。因此三國魏晉以來，纔性品鑒與拔選人才，極受關註。
鍾會總結此一時期對纔性的爭論，作《四本論》，歸結為纔性同、纔性異、纔性合、纔性離等四種觀點。劉邵《人物志》則為此一爭論的重要論述。
內容簡介
劉邵以人之筋、骨、血、氣、肌與金、木、水、火、土五行相應，而呈顯弘毅、文理、貞固、勇敢、通微等特質。此「五質」又分別象徵「五常」仁、義、禮、智、信，表現為「五德」。換言之，自然的血氣生命，具體展現為精神、形貌、聲色、纔具、德行。內在的材質與外在的徵象有所聯繫，呈顯為神、精、筋、骨、氣、色、儀、容、言等，是為「九徵」，這相當於所謂「氣質」的層次。
依照不同的纔性，劉邵將人物分為「兼德」、「兼纔」、「偏纔」等「三類」。透過德、法、術等三個層面，依其偏嚮，又可分為「十二纔」，即清節傢、法傢、術傢、國體、器能、臧否、伎倆、智意、文章、儒學、口辯、雄傑，依其才能不同，適合擔任的官職也不同。
在《人物志》中，劉邵將纔、德並列標舉，作為拔選人才的標準。劉邵的品評，以中和為最高，講究平澹無味，是為聖人。所謂中和，在於兼具「平澹」與「聰明」兩種層次，聰明為纔，而平澹則是生命所展現的境界，已不單純是道德修養的層次，更是對「全幅人性」的審美態度。除中和外，其餘為偏至之材。「九徵」兼至的人，「陰陽清和，中叡外明」，就是中庸，稱為聖人，是君王之才；具體而微，稱為「德行」，是大雅之才；偏於一纔的人，稱為偏材，是為小雅。此外尚有依似、無恆等級別。
對於甄別人才，劉邵進而提出「八觀」、「五視」等途徑。「八觀」由人的行為舉止、情感反應、心理變化由表象而深至內裏，反覆察識。「五視」則在居、達、富、窮、貧特定情境中，考察人的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