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真子》五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于子类小说类，《四库全书》收于子部杂家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其书末称绍兴六年，盖成于南渡后。中间颇及杂事，而考证之文为多。”书中记北宋以来之闻见及读书所得，内容较杂，既有轶文遗事，亦有小说故事，卷三以后又多考证艺文，诠释诗赋，虽能发前人所未发，然未免有扬才露己之嫌。于作家作品之本事亦有记载。
《懒真子》称：“古人吟诗，绝不草草；至于命题，各有深意。”谓杜甫《独酌》、《徐步》，韩愈《游青龙寺》诸诗体察入微，均属严谨之作，杜甫《严公厅宴同咏蜀道画图得空字》、白居易《游玉泉寺》、杜牧《乐游原》诸诗凝炼含蓄，寄意深广，愤世忧时之意，见于言外。又谓作诗当发挥个人“所长”，切戒迎合仿效。书中“神仙脱骨法”云云，似出自江西诗派。
哈哈儿据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点校录入制作。非诗话部分亦全部保留，以窥本书全貌。个别错谬之处，据它本校改。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臣等谨案：《懒真子》五卷，宋马永卿撰。是编乃其杂记之书，然亦多述刘安世语。又开卷冠以司马光事，书中亦多称光，盖其渊源所自出也。《宋史·艺文志》著录，晁、陈二家书目乃皆不载。然袁文为建炎、绍兴间人，王楙为庆元、嘉泰间人，费衮为绍熙、开禧间人。文《瓮牖闲评》驳其中印文五字一条，楙《野客丛书》驳其中承露囊一条，衮《梁溪漫志》驳其汉太公无名、母媪无姓一条，是其书未尝不行于世，特二家偶遗之耳。其书末称绍兴六年，盖成于南渡以后。中间颇及杂事，而考证之文为多。如据《汉书》王嘉封事，谓“书无教逸欲有邦”，“教”当作“敖”。谓陶潜《游斜川》诗“开岁倏五十”当作“五日”，与殷晋安别诗本十韵，传本误脱一韵，东坡亦误和九韵。谓杜甫诗虬须十八九字出《汉书·丙吉传》。谓韩愈《感二鸟赋序》，贞元十一年误作十五年。又考正曹成王碑衍文讹字及《笺释句读》，谓前汉百官表少府之遵官，据《唐·百官志》当作导官。谓成元英《庄子疏》不知其时已有县令，误读县为悬，解为高名令闻。谓古者席面之宾乃称客，列座之宾皆称旅，引《左传》为证。谓二十八宿中亢、氐、觜三星《韵略》皆误音。谓赐酺始赵武灵王。谓河鼓之河当作何。谓唐中兴颂复复指期，复复字本《汉书·匡衡传》。皆引据确凿，不同臆说。其谓《离骚》正则灵均乃小名小字，虽无所考，亦足以备一解。惟颇参杂以二氏，至谓韩愈亦深明佛理，是亦安世之学，喜谈禅悦之余派，存而不论可矣。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懒真子》称：“古人吟诗，绝不草草；至于命题，各有深意。”谓杜甫《独酌》、《徐步》，韩愈《游青龙寺》诸诗体察入微，均属严谨之作，杜甫《严公厅宴同咏蜀道画图得空字》、白居易《游玉泉寺》、杜牧《乐游原》诸诗凝炼含蓄，寄意深广，愤世忧时之意，见于言外。又谓作诗当发挥个人“所长”，切戒迎合仿效。书中“神仙脱骨法”云云，似出自江西诗派。
哈哈儿据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点校录入制作。非诗话部分亦全部保留，以窥本书全貌。个别错谬之处，据它本校改。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臣等谨案：《懒真子》五卷，宋马永卿撰。是编乃其杂记之书，然亦多述刘安世语。又开卷冠以司马光事，书中亦多称光，盖其渊源所自出也。《宋史·艺文志》著录，晁、陈二家书目乃皆不载。然袁文为建炎、绍兴间人，王楙为庆元、嘉泰间人，费衮为绍熙、开禧间人。文《瓮牖闲评》驳其中印文五字一条，楙《野客丛书》驳其中承露囊一条，衮《梁溪漫志》驳其汉太公无名、母媪无姓一条，是其书未尝不行于世，特二家偶遗之耳。其书末称绍兴六年，盖成于南渡以后。中间颇及杂事，而考证之文为多。如据《汉书》王嘉封事，谓“书无教逸欲有邦”，“教”当作“敖”。谓陶潜《游斜川》诗“开岁倏五十”当作“五日”，与殷晋安别诗本十韵，传本误脱一韵，东坡亦误和九韵。谓杜甫诗虬须十八九字出《汉书·丙吉传》。谓韩愈《感二鸟赋序》，贞元十一年误作十五年。又考正曹成王碑衍文讹字及《笺释句读》，谓前汉百官表少府之遵官，据《唐·百官志》当作导官。谓成元英《庄子疏》不知其时已有县令，误读县为悬，解为高名令闻。谓古者席面之宾乃称客，列座之宾皆称旅，引《左传》为证。谓二十八宿中亢、氐、觜三星《韵略》皆误音。谓赐酺始赵武灵王。谓河鼓之河当作何。谓唐中兴颂复复指期，复复字本《汉书·匡衡传》。皆引据确凿，不同臆说。其谓《离骚》正则灵均乃小名小字，虽无所考，亦足以备一解。惟颇参杂以二氏，至谓韩愈亦深明佛理，是亦安世之学，喜谈禅悦之余派，存而不论可矣。
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晁氏客语》一卷，或以为晁补之撰，误。《四库全书》收于子部杂家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是书“每条必记其所语之人，所谓‘客语’也。”“所载熙丰间名流遗事，大都得自目击，与史传亦可互相参证。”书中所记孙莘老评杜语，多得诗旨，评韩愈诗“铺叙而无含蓄”，可备一说。
哈哈儿据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点校制作，非诗话部分亦全部保留，以窥本书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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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渚纪闻》十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于子部小说家类，《宋史·艺文志》著录于子类杂家类，《四库全书》收于子部杂家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书分《杂记》五卷，《东坡事实》一卷，《诗词事略》一卷，《杂书琴事》附《墨说》一卷，《记研》一卷。《记丹药》一卷。”《杂记》多引神怪，兼及轶闻琐事，可取者不多。《诗词事略》录存唐末诗人吟诵之诗，间附己意。所记白居易、欧阳修、苏轼苦心为诗，不惮屡改，徐端崇咏飞蚊以讥讽佞臣蔡京等事，及陈师道评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诸家语，皆可资参考。
哈哈儿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录校制作，非诗话部分亦全部保留，以窥本书全貌。对书中点校错误，径改。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书分《杂记》五卷，《东坡事实》一卷，《诗词事略》一卷，《杂书琴事》附《墨说》一卷，《记研》一卷。《记丹药》一卷。”《杂记》多引神怪，兼及轶闻琐事，可取者不多。《诗词事略》录存唐末诗人吟诵之诗，间附己意。所记白居易、欧阳修、苏轼苦心为诗，不惮屡改，徐端崇咏飞蚊以讥讽佞臣蔡京等事，及陈师道评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诸家语，皆可资参考。
哈哈儿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录校制作，非诗话部分亦全部保留，以窥本书全貌。对书中点校错误，径改。
在中国历史上难以胜计的笔记小说中，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巨，传播最广者，无过于《梦溪笔谈》一书了。本书乃集作者沈括一生学识和见闻之精萃而撰成，因成书于梦溪园，故名《梦溪笔谈》。
沈括(1031-1095)，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祐(1056-1063年)进士。神宗朝参予王安石变法，尝出使契丹，力争河东黄嵬山地。沈括于文学、艺术、历史、考古、军事、天文、方志、律历、医药、卜算均有研究，且多贡献，为我国及世界少有之通才。晚年居润州，筑梦溪园(今江苏镇江东郊)，以平生闻见，著《梦溪笔谈》。著述甚丰，今存者除《梦溪笔谈》外，尚有《苏沈良方》和卷帙不全之《长兴集》。《宋史·沈遘传》附《沈括传》，《宋史新编》、《东都事略》、《京口耆旧传》亦有传。张荫麟有《沈括编年事辑》。
《梦溪笔谈》分故事、辨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十七门，共二十六卷，又有《补笔谈》一卷，《续笔谈》一卷。《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著录于子部小说家类，《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著录于子类小说家类。《四库全书》收于子部杂家类。
沈括长于自然科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在北宋，学问最为博治。于当代掌故，及天文、算法、钟律，尤所究心。”沈括论诗亦重在求实、“造微”，以为诗之状物、写景、叙事，均宜确切。如评《长恨歌》，称峨嵋与唐玄宗幸蜀“全无交涉”。诗中不当言“峨嵋山下少人行”；《蚊诗》云：“十幅红绡围夜玉”，然“十幅红绡为帐，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二诗均失其实。鹳雀楼，唐人留诗者甚多，唯李益、王之涣、畅诸所咏为佳，盖三诗皆“能状其景”。又称诗须“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方称工到。如王安石集句诗“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一联，上句静中有动，下句动中有静，遂成名句。论诗又主含蓄，称“景意纵全”，而“一读便尽，更无可讽味”。作诗欲求实，“造微”而可“讽味”，即应“旬锻月炼”，“埏蹂极工”；而读诗亦须通达，穷诘词义，是书即详考“郭索”，“钩辀”、“乌鬼”等语，其言多可从。沈括精于音律，论诗、曲关系亦较切当。
沈括论诗间有求实太过之病，如称杜甫《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一联，状古柏“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持论甚陋，常为后人非议，如王楙《野客丛书》即讥其“以九章算法”言诗，不谙杜诗仅“言其极高尔”。
本书转载自网络，未进行重校，只更正了个别明显错误。非诗话部分亦全部保留，以窥本书全貌。《笔谈》部分转自文化共享网，《序》及《补笔谈》、《续笔谈》部分转自猎书人网。全书诗话部分不多，故摘录部分集中列示，小标题为摘者所加，非书中原有。
沈括(1031-1095)，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嘉祐(1056-1063年)进士。神宗朝参予王安石变法，尝出使契丹，力争河东黄嵬山地。沈括于文学、艺术、历史、考古、军事、天文、方志、律历、医药、卜算均有研究，且多贡献，为我国及世界少有之通才。晚年居润州，筑梦溪园(今江苏镇江东郊)，以平生闻见，著《梦溪笔谈》。著述甚丰，今存者除《梦溪笔谈》外，尚有《苏沈良方》和卷帙不全之《长兴集》。《宋史·沈遘传》附《沈括传》，《宋史新编》、《东都事略》、《京口耆旧传》亦有传。张荫麟有《沈括编年事辑》。
《梦溪笔谈》分故事、辨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十七门，共二十六卷，又有《补笔谈》一卷，《续笔谈》一卷。《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著录于子部小说家类，《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著录于子类小说家类。《四库全书》收于子部杂家类。
沈括长于自然科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在北宋，学问最为博治。于当代掌故，及天文、算法、钟律，尤所究心。”沈括论诗亦重在求实、“造微”，以为诗之状物、写景、叙事，均宜确切。如评《长恨歌》，称峨嵋与唐玄宗幸蜀“全无交涉”。诗中不当言“峨嵋山下少人行”；《蚊诗》云：“十幅红绡围夜玉”，然“十幅红绡为帐，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二诗均失其实。鹳雀楼，唐人留诗者甚多，唯李益、王之涣、畅诸所咏为佳，盖三诗皆“能状其景”。又称诗须“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方称工到。如王安石集句诗“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一联，上句静中有动，下句动中有静，遂成名句。论诗又主含蓄，称“景意纵全”，而“一读便尽，更无可讽味”。作诗欲求实，“造微”而可“讽味”，即应“旬锻月炼”，“埏蹂极工”；而读诗亦须通达，穷诘词义，是书即详考“郭索”，“钩辀”、“乌鬼”等语，其言多可从。沈括精于音律，论诗、曲关系亦较切当。
沈括论诗间有求实太过之病，如称杜甫《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一联，状古柏“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持论甚陋，常为后人非议，如王楙《野客丛书》即讥其“以九章算法”言诗，不谙杜诗仅“言其极高尔”。
本书转载自网络，未进行重校，只更正了个别明显错误。非诗话部分亦全部保留，以窥本书全貌。《笔谈》部分转自文化共享网，《序》及《补笔谈》、《续笔谈》部分转自猎书人网。全书诗话部分不多，故摘录部分集中列示，小标题为摘者所加，非书中原有。
《近事会元》，北宋李上交撰，五卷。是书成于嘉祐元年(1056)。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于子部杂家类，《四库全书》亦收于子部杂家类。
李氏自序云：“尝谓经籍之渊颇易讨，耳目之接或难周知。上交以退寓钟陵，静寻近史及诸小说杂记之类，起唐武德而下，尽周显德之前，撷细务之所因，庶闲谈之引据。”钱曾《读书敏求记》称“唐史所失记者，此多载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自一卷至三卷，首载宫殿之制，次载舆服之制，次载官制军制，其次亦皆六曹之掌故。四卷为乐曲，为州郡沿革，惟五卷颇载琐闻。然如妇人檐子、兜笼、线靴、线鞋、亲迎、举乐，障车、公主事姑舅，公主赐谥、山川岳渎封号、国忌、行香、上元点灯、散从亲事、官处士谥、谥先生、律格、赦书投匦、刑统律令、死罪覆奏，断狱禁乐、逐旬问罪人、表状、书奏、制敕及始流沙门岛、始配衙前安置、始贬厓州诸条，亦皆有关于典制，大抵体例在崔豹《古今注》、高承《事物纪原》之间，其中如《霓裳羽衣曲》考证亦极精核，不可徒以杂事细务目之”。是书以记述名物制度为主，兼及琐闻诗话。以乐、舞解诗，为此书一大特色。例如以《霓裳羽衣曲》解白居易《和元稹歌》；以《七德舞》、《破阵乐》解白居易《七德舞》诗等，均极精辟，考证亦甚详密。书中论及乐曲歌舞之由来变化，除《霓裳羽衣曲》、《七德舞》外，尚有《胡渭州》、《伊州》、《凉州》、《杨柳枝》、《中和乐》、《倾杯乐》、《离别难》、《雨霖铃》、《荔枝香》、《望江南》、《胡旋舞》等，对有关诗词之研究理解均有参考价值。
《近事会元》有《四库全书》本、《守山阁丛书》本、《畿辅丛书》本。
哈哈儿据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点校制作，非诗话部分亦全部保留，以窥本书全貌；原书中部分明显错误，据他本校改。
李氏自序云：“尝谓经籍之渊颇易讨，耳目之接或难周知。上交以退寓钟陵，静寻近史及诸小说杂记之类，起唐武德而下，尽周显德之前，撷细务之所因，庶闲谈之引据。”钱曾《读书敏求记》称“唐史所失记者，此多载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自一卷至三卷，首载宫殿之制，次载舆服之制，次载官制军制，其次亦皆六曹之掌故。四卷为乐曲，为州郡沿革，惟五卷颇载琐闻。然如妇人檐子、兜笼、线靴、线鞋、亲迎、举乐，障车、公主事姑舅，公主赐谥、山川岳渎封号、国忌、行香、上元点灯、散从亲事、官处士谥、谥先生、律格、赦书投匦、刑统律令、死罪覆奏，断狱禁乐、逐旬问罪人、表状、书奏、制敕及始流沙门岛、始配衙前安置、始贬厓州诸条，亦皆有关于典制，大抵体例在崔豹《古今注》、高承《事物纪原》之间，其中如《霓裳羽衣曲》考证亦极精核，不可徒以杂事细务目之”。是书以记述名物制度为主，兼及琐闻诗话。以乐、舞解诗，为此书一大特色。例如以《霓裳羽衣曲》解白居易《和元稹歌》；以《七德舞》、《破阵乐》解白居易《七德舞》诗等，均极精辟，考证亦甚详密。书中论及乐曲歌舞之由来变化，除《霓裳羽衣曲》、《七德舞》外，尚有《胡渭州》、《伊州》、《凉州》、《杨柳枝》、《中和乐》、《倾杯乐》、《离别难》、《雨霖铃》、《荔枝香》、《望江南》、《胡旋舞》等，对有关诗词之研究理解均有参考价值。
《近事会元》有《四库全书》本、《守山阁丛书》本、《畿辅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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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志林》，宋苏轼著。此书所载为作者自元丰至元符年间二十年中之杂说史论，内容广泛，无所不谈。其文则长短不拘，或千言或数语，而以短小为多。皆信笔写来，挥洒自如，体现了作者行云流水涉笔成趣的文学风格。
此书宋时或称《东坡手泽》，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即著录《东坡手泽》三卷，并注云：“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谓《志林》也。”《四库全书总目》以为“盖轼随手所记，本非著作，亦无书名。其后人裒而录之，命曰《手泽》；而刊轼集者不欲以父书目之，故题曰《志林》耳。”然黄庭坚《豫章集》卷二九《跋东坡叙英皇事帖》云：“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囊，……手泽袋盖二十余，皆平生作字，语意类小人不欲闻者，辄付诸郎入袋中，死而后可出示人者。”则《手泽》之名为作者生前自定。又苏轼元符三年内移过廉州，有《与郑靖老书》云：“《志林》竟未成，但草得《书传》十三卷。”是作者亦曾预有《志林》之名。此书传本颇多，卷数亦不一，有一卷、五卷、十二卷本。较通行之一卷本有宋左圭《百川学海》本（《百川》本），明成化《东坡七集》本；五卷本有明万历赵开美刊本（赵本），清嘉庆张海鹏重刊赵本（张本），次年复辑入《学津讨原》本（《学津》本），涵芬楼据赵本校印本；十二卷本则有明万历商濬《稗海》本（商本）。一卷本仅载史论而无杂说；十二卷本皆杂说而无史论，虽收罗甚丰，然讹误亦不少；五卷本兼有杂说史论，去取较为精审。
校勘纪
〔一〕原本此则有目无文，明万历赵开美刊本（以下简称赵本）、清嘉庆张海鹏照旷阁刊本及《学津讨原》本《东坡志林》（以下分别简称《张本》、《学津本》）同。
〔二〕李主 原本误作“李玉”，从正文标题改正。
〔三〕勃逊之 原本目录无此条，从《学津》本目录补。
此书宋时或称《东坡手泽》，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即著录《东坡手泽》三卷，并注云：“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谓《志林》也。”《四库全书总目》以为“盖轼随手所记，本非著作，亦无书名。其后人裒而录之，命曰《手泽》；而刊轼集者不欲以父书目之，故题曰《志林》耳。”然黄庭坚《豫章集》卷二九《跋东坡叙英皇事帖》云：“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囊，……手泽袋盖二十余，皆平生作字，语意类小人不欲闻者，辄付诸郎入袋中，死而后可出示人者。”则《手泽》之名为作者生前自定。又苏轼元符三年内移过廉州，有《与郑靖老书》云：“《志林》竟未成，但草得《书传》十三卷。”是作者亦曾预有《志林》之名。此书传本颇多，卷数亦不一，有一卷、五卷、十二卷本。较通行之一卷本有宋左圭《百川学海》本（《百川》本），明成化《东坡七集》本；五卷本有明万历赵开美刊本（赵本），清嘉庆张海鹏重刊赵本（张本），次年复辑入《学津讨原》本（《学津》本），涵芬楼据赵本校印本；十二卷本则有明万历商濬《稗海》本（商本）。一卷本仅载史论而无杂说；十二卷本皆杂说而无史论，虽收罗甚丰，然讹误亦不少；五卷本兼有杂说史论，去取较为精审。
校勘纪
〔一〕原本此则有目无文，明万历赵开美刊本（以下简称赵本）、清嘉庆张海鹏照旷阁刊本及《学津讨原》本《东坡志林》（以下分别简称《张本》、《学津本》）同。
〔二〕李主 原本误作“李玉”，从正文标题改正。
〔三〕勃逊之 原本目录无此条，从《学津》本目录补。
罗大经(1196—1242) 字景纶，号儒林，又号鹤林，南宋吉水人。取杜甫《赠虞十五司马》诗“爽气金无豁，精淡玉露繁”之意写成笔记《鹤林玉露》，其中有不少记载，可与史乘参证，补缺订误；对文学流派，文艺思想，作品风格，有中肯的评论。
《容斋随笔》是南宋洪迈著的史料笔记,被历史学家公认为研究宋代历史必读之书。
洪迈在《容斋随笔》卷首说明：“余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先后，无复全次，故目之曰随笔。”
《容斋随笔》包括《容斋随笔》……《容斋五笔》共5笔，74卷，共1220则：
《容斋随笔》 卷一至卷十六，每卷自15则至29则，共329则；
《容斋续笔》 卷一至卷十六，每卷自12则至18则，共249则；
《容斋三笔》 卷一至卷十六，每卷自5则至20则，共248则；
《容斋四笔》 卷一至卷十六，每卷自12则至24则，共259则；
《容斋五笔》 卷一至卷十，每卷自9则至19则，共135则；未完成,洪迈即去世。
《容斋随笔》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大致包括下列几个方面：历史事件评论、历史人物评论,史料、典章、物产考察、宋代专著评介、天文、历算、星相等。
《容斋随笔》内容繁富，议论精当。有对宋代典章制度、官场见闻、社会风尚的记述；对宋以前王朝废兴、人物轶事、制度沿革的记述；还有去伪存真的考订，如情如理的分析。其中对一些历史经验的总结颇有见地，许多资料为官方史志所不载，是我国古代笔记小说中不可多得的珍品。该书一经问世，在朝野引起强烈反响。明人李翰说：洪迈聚天下之书而遍阅之，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虽诗词、文翰、历谶、卜医，钩纂不遗，从而评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容斋随笔》：“南宋说部当以此为首”。《容斋随笔》中有关诗歌部分，后人曾辑为《容斋诗话》。
洪迈在《容斋随笔》卷首说明：“余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先后，无复全次，故目之曰随笔。”
《容斋随笔》包括《容斋随笔》……《容斋五笔》共5笔，74卷，共1220则：
《容斋随笔》 卷一至卷十六，每卷自15则至29则，共329则；
《容斋续笔》 卷一至卷十六，每卷自12则至18则，共249则；
《容斋三笔》 卷一至卷十六，每卷自5则至20则，共248则；
《容斋四笔》 卷一至卷十六，每卷自12则至24则，共259则；
《容斋五笔》 卷一至卷十，每卷自9则至19则，共135则；未完成,洪迈即去世。
《容斋随笔》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大致包括下列几个方面：历史事件评论、历史人物评论,史料、典章、物产考察、宋代专著评介、天文、历算、星相等。
《容斋随笔》内容繁富，议论精当。有对宋代典章制度、官场见闻、社会风尚的记述；对宋以前王朝废兴、人物轶事、制度沿革的记述；还有去伪存真的考订，如情如理的分析。其中对一些历史经验的总结颇有见地，许多资料为官方史志所不载，是我国古代笔记小说中不可多得的珍品。该书一经问世，在朝野引起强烈反响。明人李翰说：洪迈聚天下之书而遍阅之，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虽诗词、文翰、历谶、卜医，钩纂不遗，从而评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容斋随笔》：“南宋说部当以此为首”。《容斋随笔》中有关诗歌部分，后人曾辑为《容斋诗话》。
《容斋随笔》是我国历代考证笔记中最富盛名，并具有鲜明特色的一部著作。
《容斋随笔》计随笔、续笔、三笔、四笔各十六卷，五笔十卷，共七十四卷。此书涉猎范围极广，经史典故、天文地．理、轶闻异说、诸子百家之言及诗文语词，无所不包。其中对经史艺哲，考订博录，卓有独见。洪迈在南宋，以学识渊博著称，尤长于史学，故《容斋随笔》中以有关史事者最为可采，所考宋代朝章典制，多为史传不详之材料。
《容斋随笔》计随笔、续笔、三笔、四笔各十六卷，五笔十卷，共七十四卷。此书涉猎范围极广，经史典故、天文地．理、轶闻异说、诸子百家之言及诗文语词，无所不包。其中对经史艺哲，考订博录，卓有独见。洪迈在南宋，以学识渊博著称，尤长于史学，故《容斋随笔》中以有关史事者最为可采，所考宋代朝章典制，多为史传不详之材料。
《齐东野语》20卷，周密撰。作者字公谨，自号草窗，又号弁阳啸翁、萧斋、泗水潜夫、华不注山人、弁阳老人等。祖籍济南。其曾祖泌，自济南迁居吴兴，至密四世。其家世代为官，本人在宋宝佑年间任义乌令；入元不仕，寓杭，居癸辛街，以南宋遗老自居，交游很广，故见闻甚博。是书用《齐东野语》之名，乃作者不忘祖籍之意。书中所记，多宋元之交的朝廷大事，很多可补史籍之不足，如“李全始末”，“端平入洛”，“二张援襄”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料。本书以中华书局 1983年张茂鹏点校本最为方便。
现存《墨子》五十三篇，由墨子和各代门徒逐渐增补而成，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其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６篇，一般称作《墨经》或《墨辩》，着重阐述认识论和逻辑学，在逻辑史上被称为后期墨家逻辑或墨辩逻辑（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另两个为古希腊的逻辑体系和佛教中的因明学）；其中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特别是天文学、几何光学和静力学。
《化书》,道教著作，唐末五代谭峭撰.共六卷,分道、术、德、仁、食、俭六化，一百一十篇。该书结合道教理论和儒家思想，认为世界根源于“虚”，由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最终复归于虚，“虚”既是万物本源又是万物的归宿，虚与物是循环转化的关系，识之就能进入“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的永生境界。书中又用大量篇幅论述了社会演化，揭示动乱的原因，提出对策。该书是道教哲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作者谭峭，字景升，泉州（今属福建）人。幼读经史，属文清丽。其父训以进士业，而峭酷爱黄老、诸子及《穆天子传》、《汉武帝内传》、《茅君列仙内传》等书，立志修道学仙。后辞父出游终南山、太白山、太行山、王屋山、嵩山、华山、泰山等名山而不复返。谭峭虽以学道自隐，但十分关心世道治乱、民生疾苦，因著《化书》。
《化书》道书名。全称《谭子化书》别称《齐丘子》传五代谭峭作此书，曾求序于南唐大臣宋齐丘，齐丘窃为己作而序之，故有齐丘子名。属富有浓厚哲学思想内容的著作。六卷，一作一卷。唐五代间谭峭撰。约成书于五代南唐时期（十世纪末）。本书《宋史。艺文志》著录，入杂家类，题宋齐丘撰，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亦以齐丘所撰，题曰《齐丘子》。
《化书》道书名。全称《谭子化书》别称《齐丘子》传五代谭峭作此书，曾求序于南唐大臣宋齐丘，齐丘窃为己作而序之，故有齐丘子名。属富有浓厚哲学思想内容的著作。六卷，一作一卷。唐五代间谭峭撰。约成书于五代南唐时期（十世纪末）。本书《宋史。艺文志》著录，入杂家类，题宋齐丘撰，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亦以齐丘所撰，题曰《齐丘子》。
刘书，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北齐思想家。其生平事迹不得详知。据北史、北齐书本传，刘书生活的年代，正是南北分裂，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时期，北朝 为异族统治，其所撰之刘子，针对当时的社会时弊，表达了自己治国安民的思想主张和为国建功立业、施展个人才能的政治抱负。 刘子内容丰富，涉及范围广泛。六朝时，江左谈玄风气盛行，北朝亦受其影响，在刘子中，亦有所反映。在传统的民族文化思潮中，儒、道二家对刘书的影响最大。 刘书认为，儒家学说可以治世救国，道家学说可以全身美名。“儒教虽非得真之说，然兹教可以导物；道家虽为达情之论，而达礼复不可以救弊。今治世之贤，宜以 礼教为先；嘉遁之士，应以无为是务，则操业俱遂而身名两全也”。
先秦杂家著作。《汉书‧艺文志》杂家有“《尸子》二十篇”﹐班固自注﹕尸子“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刘向《荀子书录》说尸子著书“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术”﹐似曾有法家倾向。《隋书‧经籍志》杂家记载:“《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秦相卫鞅上客尸佼撰。其九篇亡﹐魏黄初中续。”可见原书在三国时已亡佚一半﹐所以黄初(220～226)中才续补了九篇。《後汉书‧宦者吕强传》李贤注说:“(佼)作书二十篇﹐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也。”这里说十九篇陈道德仁义﹐显然与刘向《别录》所说的商鞅师尸佼的思想不合。隋唐以来流传的《尸子》﹐虽非汉以前《尸子》之旧﹐却反映了魏黄初中人续补的内容。这个本子到宋代又已亡佚﹐宋末王应麟所见《尸子》只存一卷。唯《群书治要》中尚残存十三篇佚文。清代辑《尸子》的有许多家﹐《心斋十种》本为惠栋辑﹐任兆麟补辑。《平津馆丛书》本乃章宗源辑﹐孙星衍补辑。《湖海楼丛书》本为汪继培辑。《尸子》佚文的思想兼宗儒﹑墨﹑名﹑法﹑阴阳﹐的确算是杂家。但书中保存先秦《尸子》的多少内容﹐难於辨析。
《尸子》一书早佚，后由唐代魏徵、清代惠栋、汪继培等辑成。《汉书·艺文志》著录《尸子》二十篇。根据班固的记载，尸子名佼，鲁国人，是商鞅的师傅。刘向说：“楚有尸子”，又说他为“晋人”，是商鞅之客，“卫鞅商君谋事划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刘向《别录》，据《史记·孟荀列传·集解》所引）
尸佼逃往蜀后，写作《尸子》书。《汉书·艺文志》列尸佼为杂家。他的思想，融合了儒、墨、道、法各家，和孟轲、荀卿、商鞅、韩非等人的思想都有相通处；对农家许行也有影响；在思想史上是个重要环节。
面对战国时期阶级矛盾尖锐的形势，尸佼认为如何稳定农民、巩固统治，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尸佼强调“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尸子下》）。《尸子》云：“禹治水，为丧法，曰：毁必仗，哀必三年，是则水不救也。故使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禹兴利除害，为民种也。”（《尸子下》）
这里宣扬的是“节葬”的思想。《尸子》书又说：“绕梁之鸣，许史鼓之，非不乐也。墨子以为伤义，故不听也。”（《尸子下》）
这宣扬的是“非乐”的思想。“节葬”、“非乐”，都是从墨家学派中吸取来的。
《尸子》借子夏之口说：“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尸子下》）指出了民心对于统治者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天子忘民则灭，诸侯忘民则亡。”这强调了安抚百姓是国家稳定、巩固的关键。
尸佼劝说统治者要“善修国政”，说“君若不修晋国之政，内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尸子上·贵言》尸佼要求统治者效法古代神农、有虞氏等圣王，和农民“并耕”，认为这是“所以劝耕也”。（《尸子下》）他强调发展农奴的个体经济，“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尸子上·贵言》），以改善农奴生活。
《尸子》说：“车轻道近，则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道远任重也。刑罚者，民之鞭策也。”（《尸子下》）但尸佼反对滥用刑罚，认为“刑以辅教，服不听也。”统治者之所以要用刑罚，“非乐刑民，不得已也，此其所以善刑也。”（《尸子下》）
《尸子》鼓吹“劝学”，强调“教化”。他说：“学不倦，所以治也；教不厌，所以治人也。夫■舍而不治则腐蠹。”（《尸子上·劝学》）他说：“天下非无乱人也，尧舜之道，可教者众也。”（《尸子上·贵言》）“子路，卞之野人；子贡，卫之贾人；颜涿、聚盗也；颛孙师，驵（狡＜墨吉＞之人）也。孔子教之，皆为显士。”（《尸子上·劝学》）还说：“贤者易知也。观其富之所分，运之所进，穷之所不取，然则穷与运，其与成贤无择也。是故爱恶亲疏，兴发穷达，皆可以成为义，有其器也。”他强调不管在上位的怎样对待在下位的，直至“监门、逆旅、农夫、陶人”，都要毫不动摇地修身行义，做到“忠孝善贤”。他还强调“学之积也”（《尸孙·劝学》），要求不间断地学习。认为“未有不因学而鉴道，不假学而先身者也。”这些论述，都含有合理的因素和积极意义。尸子关于君依赖于民的鱼水譬喻，和“劝学”的思想，对后来荀子的“水则载舟，水则复舟”和“劝学”思想的形成，是有影响的。
尸佼认为，社会的动乱，在于有“邪人”，人所以作恶，在于有“邪欲”。因此必须去“邪人”，除“邪欲”。《尸子》说：“国乱则择其邪人去之，则国治矣；胸中乱则择其邪欲而去之，则德正矣。”《尸子》书曰：“目之所美，心以为不义，弗敢视也；口之所甘，心以为非义，弗敢食也；耳之所乐，心以为不义，不敢听也；身之所安，心以为不义，弗敢服也。然则令于天下而行，禁马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诸侯以国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国之；匹夫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则身为戮矣。”（《尸子上·贵言》）
《尸子》认为，只要“心”正，“心以为不义”，就能制止目、口、耳、身等感官不正当的欲望。他说：“心者，身之君也。”从天子到匹夫，都“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或为天下祸，或者身被戮。他说：“神也者万物之始，万事之纪也，”又说：“治于神者，其事少而功多”。所以用德义来治理心神，是最根本的。尸佼这些思想，和孟子的“正己”、“修身”，心能使耳目器官不“蔽于物”和“万物皆备于我”等理论，都是息息相通的。
尸佼的上述理论，包括“劝学”、“德义”这些思想，都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发的。农民的反抗，使社会矛盾激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国家政权，尸佼向统治者劝谏，要“修先王之术，除祸难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统治者实行“善政”，抚恤百姓，使百姓得其所，安其业，丰衣足食，他们便不会起来反抗，就能免遭杀戮，保全首领；统治者也消除了“祸患”。这样，社会就能富庶起来，“此其万物以生，益天下以财，不可胜计也。”（《尸子上·贵言》）
尸佼认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办法，在于“审名分”。他说：“若夫名分，圣之所审也。……审名分，君臣莫敢不尽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
“名分”，尸佼称之为“一”，他说：“审一之经，百事乃成；审一之纪，百事乃理；名实判为两，合为一。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是则有赏，非则有罚。人君之所独断也，明君之立也。”（《尸子上·发蒙》）
尸佼认为，“名分”审定，则百事得理，是非能判，赏罚分明，人君便可为明君。
“分”与“治”的关系是什么呢？《尸子》书说：“天地生万物，圣人裁之。裁物以制分，使事以立官。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治。爱得分曰仁，施得分曰义，虑得分曰智，动得分曰达，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后为成人。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国治。”（《尸子上·分》）
尸佼看来，只要人人、事事都得其“分”，那国君就能很好地治理国家，天下便会得以长治久安。“得分”便“国治”的原因是什么呢？《尸子》说：“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国治，用贤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尽情；执一以静，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赏罚随名；民莫不敬。……知此道也者，众贤为役，愚智尽情矣。”（《尸子上·分》）
尸佼强调了用“贤”的重要性，他说：“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才。夫至众贤而能用之，此有虞之盛德也。”（《尸子上·分》）用贤则国盛，那如何用贤呢？《尸子》说：“群臣之愚智，日劾于前，择其知事者而令之谋。群臣之所举，日劾于前，择其知人者而令之举。群臣之治乱，日劾于前，择其胜任者而令之治。群臣之行，可得而察也。择其贤者而举之，则民竞于行。胜任者治，则百官不乱；知人者举，则贤者不隐；知事者谋，则大举不失。……圣王只言于朝，而四方给矣。是故曰正名去伪，事成若化；以实覆名，百事皆成。夫用贤使能，不劳而治；正名覆实，不罚而威；达情见素，则是非不蔽。……圣王之民易治乎。”（《尸子上·分》）尸佼还强调人君要“虚心”、“审分”，使“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那么“明分则不蔽，正名则不虚，赏贤罚暴则不纵，三者治之道也。”（《尸子上·发蒙》），人君如能“审分”、“用贤”，就能“身逸而国治”、“自为而民富”了，人君就算纵情享乐，人民也照样能富裕起来，这当然是虚妄之想。但尸佼强调的“正名去伪，以实覆名”，任用贤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尸子》的“审名分”理论，和荀子、韩非、道家的一些思想也是息息相通的。
由上可见，《尸子》是杂含各家学说，兼收并蓄的。《尸子·广译》是尸佼的学术史论，在此篇中，他刻意发掘各家可以融通、认同的层面，主张“综合名家”。他对各家学派的不同主张和个性特征进行了概括：“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原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已，皆■（掩）于弘也……若使兼、公、虚、均、衷、平易，别囿一实也，则无相非也。”（《尸子上·广译篇》）
尸佼认为，诸子百家彼此相非是没有必要的。墨子主张“兼”，孔子主张“公”，皇子主张“衷”，田子主张“均”，列子主张“虚”，料子主张“别囿”，其实都是同一意思，是相互一致的，即“公”、“去私”，这也反映了尸子的学术主张。
《尸子》又说：“因井中视星，所视不过数星；自邱上以视，则见其始出，又见其入。非明益也，势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邱上也。故智载于私，则所知少；载于公，则所知多矣。……是故，夫论贵贱、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听之，而后可知。”
尸佼在这里强调了理解事物时客观的重要性，勿以“私心”掩蔽了“智”，而不辨是非。
总之，对于纷繁复杂的各家学说的诠释，由于尸佼刻意的兼综并取，使各家彼此相通，从而也抹杀了各学派的对立、分歧。而真理往往是在相非相争、百家争鸣中得以出现、发展的。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引进、容忍、融通多元文化、百家各说，然后加以选择和中合，是有其实践价值的。《广译篇》透露出来的，就是希望结束纷争混乱，实现统一的思想。
《尸子》一说为杂家学说，在秦统一后，学术思想遭到钳制，特别是汉代“独尊儒术”后，各家学说均被禁锢。《尸子》一书遭禁毁难免，所以早佚。唐代又重被辑成。
《尸子》一书早佚，后由唐代魏徵、清代惠栋、汪继培等辑成。《汉书·艺文志》著录《尸子》二十篇。根据班固的记载，尸子名佼，鲁国人，是商鞅的师傅。刘向说：“楚有尸子”，又说他为“晋人”，是商鞅之客，“卫鞅商君谋事划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刘向《别录》，据《史记·孟荀列传·集解》所引）
尸佼逃往蜀后，写作《尸子》书。《汉书·艺文志》列尸佼为杂家。他的思想，融合了儒、墨、道、法各家，和孟轲、荀卿、商鞅、韩非等人的思想都有相通处；对农家许行也有影响；在思想史上是个重要环节。
面对战国时期阶级矛盾尖锐的形势，尸佼认为如何稳定农民、巩固统治，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尸佼强调“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尸子下》）。《尸子》云：“禹治水，为丧法，曰：毁必仗，哀必三年，是则水不救也。故使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禹兴利除害，为民种也。”（《尸子下》）
这里宣扬的是“节葬”的思想。《尸子》书又说：“绕梁之鸣，许史鼓之，非不乐也。墨子以为伤义，故不听也。”（《尸子下》）
这宣扬的是“非乐”的思想。“节葬”、“非乐”，都是从墨家学派中吸取来的。
《尸子》借子夏之口说：“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尸子下》）指出了民心对于统治者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天子忘民则灭，诸侯忘民则亡。”这强调了安抚百姓是国家稳定、巩固的关键。
尸佼劝说统治者要“善修国政”，说“君若不修晋国之政，内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尸子上·贵言》尸佼要求统治者效法古代神农、有虞氏等圣王，和农民“并耕”，认为这是“所以劝耕也”。（《尸子下》）他强调发展农奴的个体经济，“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尸子上·贵言》），以改善农奴生活。
《尸子》说：“车轻道近，则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道远任重也。刑罚者，民之鞭策也。”（《尸子下》）但尸佼反对滥用刑罚，认为“刑以辅教，服不听也。”统治者之所以要用刑罚，“非乐刑民，不得已也，此其所以善刑也。”（《尸子下》）
《尸子》鼓吹“劝学”，强调“教化”。他说：“学不倦，所以治也；教不厌，所以治人也。夫■舍而不治则腐蠹。”（《尸子上·劝学》）他说：“天下非无乱人也，尧舜之道，可教者众也。”（《尸子上·贵言》）“子路，卞之野人；子贡，卫之贾人；颜涿、聚盗也；颛孙师，驵（狡＜墨吉＞之人）也。孔子教之，皆为显士。”（《尸子上·劝学》）还说：“贤者易知也。观其富之所分，运之所进，穷之所不取，然则穷与运，其与成贤无择也。是故爱恶亲疏，兴发穷达，皆可以成为义，有其器也。”他强调不管在上位的怎样对待在下位的，直至“监门、逆旅、农夫、陶人”，都要毫不动摇地修身行义，做到“忠孝善贤”。他还强调“学之积也”（《尸孙·劝学》），要求不间断地学习。认为“未有不因学而鉴道，不假学而先身者也。”这些论述，都含有合理的因素和积极意义。尸子关于君依赖于民的鱼水譬喻，和“劝学”的思想，对后来荀子的“水则载舟，水则复舟”和“劝学”思想的形成，是有影响的。
尸佼认为，社会的动乱，在于有“邪人”，人所以作恶，在于有“邪欲”。因此必须去“邪人”，除“邪欲”。《尸子》说：“国乱则择其邪人去之，则国治矣；胸中乱则择其邪欲而去之，则德正矣。”《尸子》书曰：“目之所美，心以为不义，弗敢视也；口之所甘，心以为非义，弗敢食也；耳之所乐，心以为不义，不敢听也；身之所安，心以为不义，弗敢服也。然则令于天下而行，禁马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诸侯以国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国之；匹夫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则身为戮矣。”（《尸子上·贵言》）
《尸子》认为，只要“心”正，“心以为不义”，就能制止目、口、耳、身等感官不正当的欲望。他说：“心者，身之君也。”从天子到匹夫，都“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或为天下祸，或者身被戮。他说：“神也者万物之始，万事之纪也，”又说：“治于神者，其事少而功多”。所以用德义来治理心神，是最根本的。尸佼这些思想，和孟子的“正己”、“修身”，心能使耳目器官不“蔽于物”和“万物皆备于我”等理论，都是息息相通的。
尸佼的上述理论，包括“劝学”、“德义”这些思想，都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发的。农民的反抗，使社会矛盾激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国家政权，尸佼向统治者劝谏，要“修先王之术，除祸难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统治者实行“善政”，抚恤百姓，使百姓得其所，安其业，丰衣足食，他们便不会起来反抗，就能免遭杀戮，保全首领；统治者也消除了“祸患”。这样，社会就能富庶起来，“此其万物以生，益天下以财，不可胜计也。”（《尸子上·贵言》）
尸佼认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办法，在于“审名分”。他说：“若夫名分，圣之所审也。……审名分，君臣莫敢不尽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
“名分”，尸佼称之为“一”，他说：“审一之经，百事乃成；审一之纪，百事乃理；名实判为两，合为一。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是则有赏，非则有罚。人君之所独断也，明君之立也。”（《尸子上·发蒙》）
尸佼认为，“名分”审定，则百事得理，是非能判，赏罚分明，人君便可为明君。
“分”与“治”的关系是什么呢？《尸子》书说：“天地生万物，圣人裁之。裁物以制分，使事以立官。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治。爱得分曰仁，施得分曰义，虑得分曰智，动得分曰达，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后为成人。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国治。”（《尸子上·分》）
尸佼看来，只要人人、事事都得其“分”，那国君就能很好地治理国家，天下便会得以长治久安。“得分”便“国治”的原因是什么呢？《尸子》说：“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国治，用贤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尽情；执一以静，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赏罚随名；民莫不敬。……知此道也者，众贤为役，愚智尽情矣。”（《尸子上·分》）
尸佼强调了用“贤”的重要性，他说：“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才。夫至众贤而能用之，此有虞之盛德也。”（《尸子上·分》）用贤则国盛，那如何用贤呢？《尸子》说：“群臣之愚智，日劾于前，择其知事者而令之谋。群臣之所举，日劾于前，择其知人者而令之举。群臣之治乱，日劾于前，择其胜任者而令之治。群臣之行，可得而察也。择其贤者而举之，则民竞于行。胜任者治，则百官不乱；知人者举，则贤者不隐；知事者谋，则大举不失。……圣王只言于朝，而四方给矣。是故曰正名去伪，事成若化；以实覆名，百事皆成。夫用贤使能，不劳而治；正名覆实，不罚而威；达情见素，则是非不蔽。……圣王之民易治乎。”（《尸子上·分》）尸佼还强调人君要“虚心”、“审分”，使“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那么“明分则不蔽，正名则不虚，赏贤罚暴则不纵，三者治之道也。”（《尸子上·发蒙》），人君如能“审分”、“用贤”，就能“身逸而国治”、“自为而民富”了，人君就算纵情享乐，人民也照样能富裕起来，这当然是虚妄之想。但尸佼强调的“正名去伪，以实覆名”，任用贤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尸子》的“审名分”理论，和荀子、韩非、道家的一些思想也是息息相通的。
由上可见，《尸子》是杂含各家学说，兼收并蓄的。《尸子·广译》是尸佼的学术史论，在此篇中，他刻意发掘各家可以融通、认同的层面，主张“综合名家”。他对各家学派的不同主张和个性特征进行了概括：“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原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已，皆■（掩）于弘也……若使兼、公、虚、均、衷、平易，别囿一实也，则无相非也。”（《尸子上·广译篇》）
尸佼认为，诸子百家彼此相非是没有必要的。墨子主张“兼”，孔子主张“公”，皇子主张“衷”，田子主张“均”，列子主张“虚”，料子主张“别囿”，其实都是同一意思，是相互一致的，即“公”、“去私”，这也反映了尸子的学术主张。
《尸子》又说：“因井中视星，所视不过数星；自邱上以视，则见其始出，又见其入。非明益也，势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邱上也。故智载于私，则所知少；载于公，则所知多矣。……是故，夫论贵贱、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听之，而后可知。”
尸佼在这里强调了理解事物时客观的重要性，勿以“私心”掩蔽了“智”，而不辨是非。
总之，对于纷繁复杂的各家学说的诠释，由于尸佼刻意的兼综并取，使各家彼此相通，从而也抹杀了各学派的对立、分歧。而真理往往是在相非相争、百家争鸣中得以出现、发展的。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引进、容忍、融通多元文化、百家各说，然后加以选择和中合，是有其实践价值的。《广译篇》透露出来的，就是希望结束纷争混乱，实现统一的思想。
《尸子》一说为杂家学说，在秦统一后，学术思想遭到钳制，特别是汉代“独尊儒术”后，各家学说均被禁锢。《尸子》一书遭禁毁难免，所以早佚。唐代又重被辑成。
《慎子》是战国时期法家代表慎到等人所著。慎到（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赵国人，原来学习道家思想，是从道家中分出来的法家代表人物。齐宣王时他曾长期在稷下讲学，对于法家思想在齐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史记》说他有《十二论》，《汉书·艺文志》的法家类著录了《慎子》四十二篇。后来很多都失传了，《慎子》现存有《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五篇，《群书治要》里有《知忠》、《君臣》两篇，清朝时，钱熙祚合编为七篇，刻入《守山阁丛书》。此外，还有佚文数十条。
在先秦的法家代表人物中，慎到、申不害和商鞅分别重视“势”、“术”、“法”，但都是在提倡法治的基础上提出的不同观点。“势”主要指权势，慎到认为，君主如果要实行法治，就必须重视权势，这样才能令行禁止。
第一，慎到主张“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即百姓、百官听从于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在做事是必须完全依法行事。而且，立法权也要集中于君主之手，各级的官吏只能严格地遵守法律和执行法律，即“以死守法”。百姓则要接受法令的规定，按法做事，即“以力役法”。慎到认为这样才能实行法治，并取得功效。在君主具体执法的过程中，慎到提倡法治，做到公平执法，反对人治。主张立法要为公，反对立法为私。用他的话说，就是“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他认为法治比人治优越，甚至说不好的法律也比没有法律好。
第二，他提倡重“势”和“无为而治”。重“势”是为了重视法律，君主只有掌握了权势，才能保证法律的执行。慎到把君主和权势分别比喻为飞龙和云雾，飞龙有了云雾才能飞得高，如果云雾散去，飞龙就是地上的蚯蚓了。如果有了权势，即使像夏桀那样的昏庸残暴，命令也能执行，即“令则行，禁则止”。如果没有权势，即使像尧那样贤德，百姓也不听从命令。所以，慎到反对儒家主张的“德治”，认为那样不可能使法律贯彻执行，会产生很多弊端。在无为而治方面，慎到和申不害主张是相似的，只是论述的角度不同。他认为，如果国君什么事都自己亲自去做，不但会筋疲力尽，还会使大臣旁观，不积极做事，等一旦有了过失，大臣会把责任推到君主身上，君臣矛盾的激化甚至会导致谋反篡位的事出现。
《慎子》的作者是慎到。慎到，约生于公元前395年，死于公元前315年左右。他是战国时期的赵国人，齐宣王、齐■王时游学稷下，在稷下学宫讲学多年，有不少学生，在当时享有盛名。在稷下时，与田骈、接子、环渊等有较多的交往。他们一起被齐王命为大夫，受到尊敬，齐王还特意为他们建起了高楼大厦，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道路。
《慎子》一书，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介绍说有“十二论”。徐广注释道：“今《慎子》，刘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四十二篇，宋代的《崇文总目》记为三十七篇。现存《慎子》只有七篇，即《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知忠》、《君臣》。由此可见，《慎子》的佚失情况相当严重。
慎到在《慎子》一书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具有明显的道家和法家的特点。一方面，慎到主张因循自然，清静而治，所以，他说：“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慎子·因循》）意思是说，任其自然，则万物亨通，化而变之，物就不得其用了。自然界是这样，社会也是这样。他在《民杂》中说：“民杂处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畜之，无所去取焉。是故不设一方以求于人，故所求者无不足也。大君不择其下，故足。不择其下，则易为下矣。易为下则莫不容。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谓太上。”
“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畜之，无所去取”，这就是在治理百姓时也要因其所能，不要偏取，有所去取，这样才能富足。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法和势。法就是法律、法规，势就是权势。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势是前提，法是手段。慎到认为：“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慎子·君人》）。他明确地说过：“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寅岂同矣，则失其所乘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从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 ”这是《韩非子·难势》中转引慎到的话。龙蛇之所以腾空飞天，主要凭借云雾的威势，一旦云雾消失，龙蛇就与地上的蚯蚓一样，无所作为，原因在于失去了它们赖以飞腾的势。同样，没有了权势，聪明贤能如尧这样的君主连三个普通人也治理不了；而有了权势，昏聩平庸如桀这样的人却能使天下大乱。
所以，他主张“抢法处势”；“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所以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把法看成了国家的根本，是维系社会秩序，伦理道德的可靠保证。慎到认为，有了法，就要真正以法治国，不能只是摆设。他说：“为人君者不多听，据法倚数以观得失。无法之言，不听于耳；无法之劳，不图于功；无劳之亲，不任于官。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慎子·君臣》）什么都要用法来实行、判断、裁定，不能有所遗漏。法有种种作用，所以，“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慎子·威德》）然而，“治国无其法则乱，宗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艺文类聚》卷54引《慎子》）法必须不断变化以顺应时代，否则，法就会衰败，就会走向死亡，所以，作为国君的责任之一就是变法。
表面上看来，慎到主张因循自然、清静而治与以法治国是矛盾的，实际上，慎子的意思是在法治的基础上依照事物的本性，顺其自然，法也必须遵循自然本性。很明显，慎到的思想是老庄道学与法家的合流。
对于慎到的学说与思想，历史上的评价分歧颇大。《庄子·天下篇》把慎到与彭蒙、田骈等量齐观，认为他们都是道家，他们“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趋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是故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冷汰于物，以为道理。”由于庄子是道家，其思想与慎到有共同之处，所以，庄子的评论与分析都是赞扬性质的。
荀子的评价就不一样了，他在《荀子·非十二子》中说慎到的思想学说：“尚法而无法，下修（循）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及纠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荀子·解蔽》中又说：“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 由法谓之，道尽数矣。”后来杨倞在注《荀子》时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和发挥：“慎子本黄老，归刑名，多明不尚贤不使能之道。故其说曰：‘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其意但明得其法，虽无贤亦可为治，而不知法待贤而后举也。”杨倞的这种解释和发挥对帮助我们理解荀子的观点很有裨益。
荀子认为，慎到的思想学说是一种迎合君主与大众的学说，细究起来很难看出它的旨归所在，散乱而不成系统，因而是不能用来安邦治国的。而且慎到片面强调法，忽视人的作用、能人的作用，认为法可以包办一切，这又走向了极端。但是，慎到的学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并非毫无道理，因而是可以聊备一说的。秦汉以后，随着儒家学说定于一尊局面的出现，慎到的学说遭到了彻底批判。《韩诗外传》说：“夫当世之愚，饰邪说，文奸言，以乱天下，欺惑众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则是范睢、魏牟、田文、庄周、慎到、田骈、墨翟、宋■、邓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顺非而泽，闻见杂博。然而不师上古，不法先王，按往旧造说，务自为工，道无所遇，而人相从。故曰十子者之工说，说皆不足合大道，美风俗，治纲纪；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众愚，交乱朴鄙，则是十子之罪也。”这个意见既是正统儒家的看法，也是以代表官方的意见。后面的几句话与荀子的评论相同，或者本来就来源于荀子，但是口吻却有天壤之别了。
客观地说，在慎到的学说中，确实存在着重法轻贤的缺陷，也存在着重法与顺自然这两者难以统一的矛盾，但是，它避免了老庄道学纯粹任自然而不要法治和法家主张绝对的法治而不必因循自然的两种极端。它对稍后的法家具有启蒙的意义，也可以说是法家的开创者。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今考其书大旨，欲因物理之当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于法之外，亦不宽于法之中，则上下相安，可以清静而治。然法所不行，势必刑以齐之，道德之为刑名，此其转关，所以申、韩多称之也。”这个意见应该说是比较公正客观的，所以，现代学者钱基博在作《名家五种校读记》时，全盘袭用了这一段文字。
在先秦的法家代表人物中，慎到、申不害和商鞅分别重视“势”、“术”、“法”，但都是在提倡法治的基础上提出的不同观点。“势”主要指权势，慎到认为，君主如果要实行法治，就必须重视权势，这样才能令行禁止。
第一，慎到主张“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即百姓、百官听从于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在做事是必须完全依法行事。而且，立法权也要集中于君主之手，各级的官吏只能严格地遵守法律和执行法律，即“以死守法”。百姓则要接受法令的规定，按法做事，即“以力役法”。慎到认为这样才能实行法治，并取得功效。在君主具体执法的过程中，慎到提倡法治，做到公平执法，反对人治。主张立法要为公，反对立法为私。用他的话说，就是“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他认为法治比人治优越，甚至说不好的法律也比没有法律好。
第二，他提倡重“势”和“无为而治”。重“势”是为了重视法律，君主只有掌握了权势，才能保证法律的执行。慎到把君主和权势分别比喻为飞龙和云雾，飞龙有了云雾才能飞得高，如果云雾散去，飞龙就是地上的蚯蚓了。如果有了权势，即使像夏桀那样的昏庸残暴，命令也能执行，即“令则行，禁则止”。如果没有权势，即使像尧那样贤德，百姓也不听从命令。所以，慎到反对儒家主张的“德治”，认为那样不可能使法律贯彻执行，会产生很多弊端。在无为而治方面，慎到和申不害主张是相似的，只是论述的角度不同。他认为，如果国君什么事都自己亲自去做，不但会筋疲力尽，还会使大臣旁观，不积极做事，等一旦有了过失，大臣会把责任推到君主身上，君臣矛盾的激化甚至会导致谋反篡位的事出现。
《慎子》的作者是慎到。慎到，约生于公元前395年，死于公元前315年左右。他是战国时期的赵国人，齐宣王、齐■王时游学稷下，在稷下学宫讲学多年，有不少学生，在当时享有盛名。在稷下时，与田骈、接子、环渊等有较多的交往。他们一起被齐王命为大夫，受到尊敬，齐王还特意为他们建起了高楼大厦，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道路。
《慎子》一书，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介绍说有“十二论”。徐广注释道：“今《慎子》，刘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四十二篇，宋代的《崇文总目》记为三十七篇。现存《慎子》只有七篇，即《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知忠》、《君臣》。由此可见，《慎子》的佚失情况相当严重。
慎到在《慎子》一书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具有明显的道家和法家的特点。一方面，慎到主张因循自然，清静而治，所以，他说：“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慎子·因循》）意思是说，任其自然，则万物亨通，化而变之，物就不得其用了。自然界是这样，社会也是这样。他在《民杂》中说：“民杂处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畜之，无所去取焉。是故不设一方以求于人，故所求者无不足也。大君不择其下，故足。不择其下，则易为下矣。易为下则莫不容。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谓太上。”
“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畜之，无所去取”，这就是在治理百姓时也要因其所能，不要偏取，有所去取，这样才能富足。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法和势。法就是法律、法规，势就是权势。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势是前提，法是手段。慎到认为：“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慎子·君人》）。他明确地说过：“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寅岂同矣，则失其所乘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从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 ”这是《韩非子·难势》中转引慎到的话。龙蛇之所以腾空飞天，主要凭借云雾的威势，一旦云雾消失，龙蛇就与地上的蚯蚓一样，无所作为，原因在于失去了它们赖以飞腾的势。同样，没有了权势，聪明贤能如尧这样的君主连三个普通人也治理不了；而有了权势，昏聩平庸如桀这样的人却能使天下大乱。
所以，他主张“抢法处势”；“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所以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把法看成了国家的根本，是维系社会秩序，伦理道德的可靠保证。慎到认为，有了法，就要真正以法治国，不能只是摆设。他说：“为人君者不多听，据法倚数以观得失。无法之言，不听于耳；无法之劳，不图于功；无劳之亲，不任于官。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慎子·君臣》）什么都要用法来实行、判断、裁定，不能有所遗漏。法有种种作用，所以，“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慎子·威德》）然而，“治国无其法则乱，宗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艺文类聚》卷54引《慎子》）法必须不断变化以顺应时代，否则，法就会衰败，就会走向死亡，所以，作为国君的责任之一就是变法。
表面上看来，慎到主张因循自然、清静而治与以法治国是矛盾的，实际上，慎子的意思是在法治的基础上依照事物的本性，顺其自然，法也必须遵循自然本性。很明显，慎到的思想是老庄道学与法家的合流。
对于慎到的学说与思想，历史上的评价分歧颇大。《庄子·天下篇》把慎到与彭蒙、田骈等量齐观，认为他们都是道家，他们“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趋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是故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冷汰于物，以为道理。”由于庄子是道家，其思想与慎到有共同之处，所以，庄子的评论与分析都是赞扬性质的。
荀子的评价就不一样了，他在《荀子·非十二子》中说慎到的思想学说：“尚法而无法，下修（循）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及纠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荀子·解蔽》中又说：“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 由法谓之，道尽数矣。”后来杨倞在注《荀子》时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和发挥：“慎子本黄老，归刑名，多明不尚贤不使能之道。故其说曰：‘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其意但明得其法，虽无贤亦可为治，而不知法待贤而后举也。”杨倞的这种解释和发挥对帮助我们理解荀子的观点很有裨益。
荀子认为，慎到的思想学说是一种迎合君主与大众的学说，细究起来很难看出它的旨归所在，散乱而不成系统，因而是不能用来安邦治国的。而且慎到片面强调法，忽视人的作用、能人的作用，认为法可以包办一切，这又走向了极端。但是，慎到的学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并非毫无道理，因而是可以聊备一说的。秦汉以后，随着儒家学说定于一尊局面的出现，慎到的学说遭到了彻底批判。《韩诗外传》说：“夫当世之愚，饰邪说，文奸言，以乱天下，欺惑众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则是范睢、魏牟、田文、庄周、慎到、田骈、墨翟、宋■、邓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顺非而泽，闻见杂博。然而不师上古，不法先王，按往旧造说，务自为工，道无所遇，而人相从。故曰十子者之工说，说皆不足合大道，美风俗，治纲纪；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众愚，交乱朴鄙，则是十子之罪也。”这个意见既是正统儒家的看法，也是以代表官方的意见。后面的几句话与荀子的评论相同，或者本来就来源于荀子，但是口吻却有天壤之别了。
客观地说，在慎到的学说中，确实存在着重法轻贤的缺陷，也存在着重法与顺自然这两者难以统一的矛盾，但是，它避免了老庄道学纯粹任自然而不要法治和法家主张绝对的法治而不必因循自然的两种极端。它对稍后的法家具有启蒙的意义，也可以说是法家的开创者。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今考其书大旨，欲因物理之当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于法之外，亦不宽于法之中，则上下相安，可以清静而治。然法所不行，势必刑以齐之，道德之为刑名，此其转关，所以申、韩多称之也。”这个意见应该说是比较公正客观的，所以，现代学者钱基博在作《名家五种校读记》时，全盘袭用了这一段文字。
子华子是老庄之间道家别派的重要人物。《庄子·让王》篇载“韩魏相与争侵地，子华子见昭僖侯”。由此条材料可以推测子华子于韩昭侯二年（前３６０），他曾经往说韩昭侯，在当时是一位有影响的学者。子华子的学说主旨在于贵生、全生、乐生、重义等项，得《吕氏春秋》记载而略可窥其面貌。其思想是对于氏族时代社会观念的叛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思想解放潮流，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今本《子华子》为宋代伪撰。
尹文，战国时期齐国人，「宋尹」学派始祖，生平不详，大致活动在齐宣王、愍王之际，与宋钘、田骈、彭蒙等齐名。流传于世者唯《尹文子》一书,先秦论法术和形名的专著。
《尹文子》 ，旧列名家，今本仅一卷，分《大道》上下两篇，语录与故事混杂，各段自成起讫。上篇论述形名理论，下篇论述治国之道，可以看作是形名理论的实际运用。其思想特征以名家为主，综合道法，亦不排斥儒墨。自道以至名，由名而至法，上承老子，下启荀子、韩非。《尹文子》的形名论思想，为研究中国逻辑思想史者所重视，其对语言的指称性与内涵等关系的思考，颇值得玩味。文章善于运用寓言说理，虽然不如“白马非马”有名，但是却很有趣味，其中讲一个人，给儿子取名“盗 ”和“殴”，结果挨了一顿打。抛开让人犹如雾里看花般的“道”、“名”、“形”，看看古人的调皮之处，也是一得。
主要版本有明《子汇》本、《诸子集成》本。新注本有历时熙的《尹文子简注》。
《尹文子》 ，旧列名家，今本仅一卷，分《大道》上下两篇，语录与故事混杂，各段自成起讫。上篇论述形名理论，下篇论述治国之道，可以看作是形名理论的实际运用。其思想特征以名家为主，综合道法，亦不排斥儒墨。自道以至名，由名而至法，上承老子，下启荀子、韩非。《尹文子》的形名论思想，为研究中国逻辑思想史者所重视，其对语言的指称性与内涵等关系的思考，颇值得玩味。文章善于运用寓言说理，虽然不如“白马非马”有名，但是却很有趣味，其中讲一个人，给儿子取名“盗 ”和“殴”，结果挨了一顿打。抛开让人犹如雾里看花般的“道”、“名”、“形”，看看古人的调皮之处，也是一得。
主要版本有明《子汇》本、《诸子集成》本。新注本有历时熙的《尹文子简注》。
鶡冠子昭 文 張海鵬 梓
古代聋人思想家鶡冠子
战国时期，楚国有位很有学问的人，因为他平常总爱戴着一顶用鶡的羽毛装饰着的帽子，大家就给他取了一个别号叫鶡冠子。
鶡冠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上有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这种大变革在学术上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他们纷纷著书立说，阐述自己的主张，形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鶡冠子也想把自己研究的成果写成一部书。不幸正当他年壮有为的时候，突然得病，双耳失聪，甚至连打雷的声音都听不见。古书上记载他：“两耳塞豆，不闻雷霪。”他的妻子看他耳朵聋了，真伤心得不得了，可是鶡冠子却很乐观，他对妻子说：“耳朵聋了算什么，坏事也能变好事。古时有个叫许由的人，每当他听见一些脏话时，便要到河里把自己的耳朵洗一番。我现在耳朵聋了，可以省掉象许由那样洗耳朵的麻烦，这不是件好事吗？”鶡冠子用这个历史典故来劝慰自己的妻子，照常勤奋学习，努力研究问题，著书立说。大家觉得他不仅学问渊博，而且品德高尚，于是不断有人登门求教。他一边教授学生，一边仍潜心写作。他教过的学生中不少都成为很有学问的人，庞瑗就是其中的一个。庞瑗学习期满后，到赵国当了大官，并向赵王介绍了鶡冠子的才能和学问，赵王听了非常高兴，准备聘请鶡冠子到赵国来加以重用。鶡冠子得知这个消息后，因不愿做官，便趁赵国的使臣还没来到的时候，把家搬到了深山老林里。
鶡冠子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不停地变化，人要不断地学习，国家要靠大家来治理。“举贤任能”，“废私立功”是他的主要思想，他提出废除封建，设立郡县，建立法制等主张。这些新颖的提法在当时是很进步的。后来，鶡冠子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写成了书，按照当时的习惯，书名用作者的名字叫[鶡冠子]。由于他的书思想进步，文笔雄健，瑰丽多采，很快便传遍全国，深得后人喜爱。南朝的文艺理论家刘勰，唐朝的文学家韩愈，宋朝的文学家陆佃，明朝的文学家杨慎，李贽等，都给予[鶡冠子]很高的评价。
金楼子是南北朝时的梁元帝萧绎的笔名。
中国封建帝王中，我比较喜欢拿梁元帝萧绎、南唐后主李煜、北宋徵宗赵佶作比较。因为他们都是文人帝王，而又都生在乱世，命运多舛。不同的是，李煜多一点浪漫，赵佶多一点侈靡，萧绎则多一些矫饰和猜忌。
萧绎，字世诚，小字七符，今江苏武进人，是那三次舍身同泰寺的崇佛南朝皇帝梁武帝梁衍的第七子，生于梁武帝天监七年（508年）。传说，萧绎要降生时，梁武帝萧衍作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眇目和尚，手执香炉来到至金殿前说自己要托生于皇宫。武帝惊醒，宫女就报告说适后妃生下皇子。果然，萧绎一生下来就是眇一目。萧衍信佛，相信萧绎就是那眇目和尚转生，所以对萧绎宠爱有加。《南史》说萧绎“聪悟俊朗，天才英发，出言为论，音响若钟”。萧绎嗜书如命，“性爱书籍，既患目，多不自执卷。置读书左右，番次上直，昼夜为常，略无休已，虽睡，卷犹不释。五人各伺一更，恒致达晓。常眠熟大鼾，左右有睡，读失次第，或偷卷度纸，帝必惊觉，更令追读，加以槚楚。虽戎略殷凑，机务繁多，军书羽檄，文章诏诰，点毫便就，殆不游手。常曰：‘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论者以为得言。 ”所以，他“常自比诸葛亮、桓温。”。梁武帝萧衍也相信萧绎“常自比诸葛亮、桓温”之类的鬼话，付以军国大事。梁衍按惯例分封诸子镇守各镇。萧绎17岁那年，萧衍问他：“孙策在江东建功立业时年岁几何？”萧绎回答：“十七。”梁武帝叹曰：“正是你这个年龄啊。”于是，他封萧绎为湘东王，镇江陵(今湖北荆州)，后又任侍中、丹阳尹等。普通七年(526年)，才18岁的萧衍正式出任荆州刺史，都督荆、湘、郢、益、宁、南梁六州诸军事，控制了整个长江中上游。
梁武帝太清元年（547年），侯景率部投梁，深得梁武帝宠信，命他驻守寿阳。这个侯景（字万景），北魏怀朔镇（今内蒙固阳北）人，是一个鲜卑化的羯族人。《南史•侯景传》载：侯景 “少而不羁，见惮乡里。及长，骁勇有膂力，善骑射。”“狡猾多计，反覆难知。”在东魏高欢手下任过尚书右仆射、吏部尚书、司空、司徒、河南道大行台，将兵10万，专制河南。梁武帝太清元年（547年）高欢死后，侯景派人上表梁武帝，率河南十三州之地归梁。尚书仆射谢举及百辟坚决反对接纳侯景。但是，梁武帝力排众异，授侯景为大将军、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诸军事、大行台。后来，侯景与慕容绍宗一仗而败，梁武帝只得让他当南豫州刺史，镇守寿阳。太清二年(548)，侯景叛梁。萧衍命邵陵王萧纶为大都督，率军平叛。可是，这个萧纶是个骄纵而又无能的人，竟然按兵不动，坐失讨伐侯景的最佳时机，以及让侯景潜出寿阳，继而攻克谯州、历阳，进而集结二三十万之多围攻建康（今南京）。这个时候，萧绎不仅没有表现出一位军事家应有的果敢和冷静，而且连起码的唇亡齿寒的道理都不懂，甚至表现出其冷酷与自私的个性。萧绎手上不是没有兵，他掌控着荆、湘、郢、益、宁、南梁六州诸军事，可以说，兵广将精。但是，他只派他的儿子萧方智等率一万余人，向征性的救援。万余人与二三十万大军，以卵击石，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萧绎只好又派王僧辩率舟师增援，可是派出的兵仍然只有万人，这岂不是当儿戏了？王僧辩倒并非庸才。他出生于将门，为右卫将军神念之子，又智勇兼备、身经百战，当年武宁郡反时，就是他领军讨平的。无奈的是，侯景围攻建康已有一段时间，待“王命僧辩假节，总督舟师一万，兼粮馈赴援。才至京都，宫城陷没，天子蒙尘。”（见《梁书•王僧辩传》这就是萧绎拥兵自守，不顾他老子皇帝安危的结果，以至让自己的父亲梁武帝萧衍被困活活饿死。萧衍死后，侯景立太子萧纲为皇帝，自封为大都督。侯景攻入建康后，“悉驱城市文武，僳身而出”，“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南史‧侯景传》）当时，“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 （颜之推《观我生赋》）
就在萧衍的尸骨未寒时，他的儿子们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夺取皇位的战争。在这场血腥的争夺战中，萧绎表现出了“自比诸葛亮、桓温。”的才能。他首先向六哥萧纶开战。建康被围时，萧绎的六哥萧纶因督军讨侯景，进位司马，在郢州（今湖北武昌）都督中外诸军事。这可是萧绎的心头大患。萧绎不愿让萧纶坐大，坐了皇位。他不管大敌当前，命王僧辩率军讨伐萧纶。萧纶不是萧绎的对手，只好败走汝南。紧接着，萧绎向侄儿萧誉（萧衍的嫡长孙）开战，以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不从讨侯景，发军进攻湘州。萧誉也不示弱，竟自襄阳率军攻江陵以救湘州。萧绎一面急攻长沙，一面派大将柳仲礼进逼襄阳，迫使萧詧退守襄阳。萧詧也不是东西，为求自保，引狼入室——以当附庸为条件，向西魏宇文泰求救。宇文泰正愁没有向梁出兵的理由，正好借萧誉求救，发兵攻梁，一举攻占了汉水以东的大片地域。这一下，萧绎急了，他想，你萧誉会卖国，我就不会？他于脆送出儿子为人质，向宇文泰求和。得到西魏的支持后，于大宝元年(550年)四月，萧绎攻下了长沙，斩杀了萧誉。
大宝二年，侯景废简文帝，立萧栋为帝，改国号为天正。萧栋（？-552年），字元吉，是昭明太子萧统的孙子，豫章王萧欢的儿子。曾一度梁武帝在萧统去世后曾想立萧栋为皇太孙。但是，最终萧衍还是立了第三子萧纲为太子。4个月后，侯景干脆废萧栋自立。萧绎曲子机会来了，立即命陈霸先、王僧辩率兵讨伐侯景。侯景兵败，企图逃亡时被部下所杀。萧绎在收复建业的同时，顺便杀了被侯景关于密室的三个侄儿——萧栋、萧桥、萧樛。梁承圣元年(552年)十一月，萧绎即位于江陵，是为梁元帝。
萧绎称帝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铲平他的弟弟、梁武帝的第八子萧纪。因为，萧纪在同一年四月在成都早于他称帝。一山岂容二虎呢？要制约萧纪最好的办法就是求助于西魏。萧绎请求宇文泰出兵夹击萧纪。这正中宇文泰的下怀：“取蜀制梁，在兹一举。”（《资治通鉴•梁纪》）宇文泰派大将尉迟迥率军入蜀。萧纪在两面受敌的情况下，兵败被被梁元帝的部将樊猛所俘，并与他的第三子萧圆满在硖口被杀。萧绎虽然坐上皇位，但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原来的梁王朝已支离破碎，襄阳、益州等一带的大片地盘被西魏占领。
这时候，萧绎在建都何地的的问题上又犯了一个大错。他决定移都江陵，派大将王僧辩、陈霸先分镇下游的建康、京口。当时，武昌太守朱买臣就对萧绎说：“建康旧都，山陵所在；荆镇边疆，非王者之宅。”但是，萧绎认为“建康凋残，江陵全盛。”（《资治通鉴•梁纪》）其实，当时的江陵已陷入西魏的包围之中。承圣三年(554年)五月，散骑郎庾季才提醒萧绎说：“陛下宜留重臣镇江陵，整旆还都(建康)以避其患。假令魏虏侵蹙，止失荆、湘，在于社稷，犹得无虑。”《资治通鉴•梁纪》）就在这个关键的时侯，萧绎又犯了政治幼稚症的错误——他相信与西魏的政治同盟。殊不知，这种同盟是以政治利益为前提的，只有共同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梁承圣四年(555年)九月，西魏终于撕下友谊的面纱，赤裸裸出兵攻梁。西魏军渡汉水后，派精骑先据江津，断江陵的外援，然后合围江陵。萧绎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只好出降，被害后葬于“江宁旧茔”，即江宁县通望山的其母阮太后陵。
据说，江陵被围危在旦夕时，萧绎并没有想到逃命，而是下命烧掉宫内珍藏的十四万卷古今图书。西魏将士好奇地问沦为俘虏的萧绎为什么烧书？萧绎痛愤的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其实，萧绎至死前还是一个糊涂虫，害他有亡国丧命悲局的不是“读书万卷”，而是读书不求堪解，读死了书。他虽然“读书万卷”，却一直没有弄懂“帝王之术”这一门最大的学问。
什么是“帝王之术呢？纵横家认为政治目的是纲，所以“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韩非子认为：治吏是帝王之术。他的“帝王之术”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治吏引纲是治国的关键。 “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 者也。” “明主治吏不治民。”（《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二、治国用能人，而不用贤人。“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无术以任人，无所任而不败。”《韩非子•八说》）三、治国不能以人性善为依据，而要以人性自利为基础。“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奸劫弑臣》）其实，贤明的君主都知道，真正“帝王之术”的精髓就是“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因为他们明白这个道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学问的功夫可是在书本之外。
萧绎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在政治上的错误是不应该结盟西魏，引狼入室，来对付自己的兄弟。与虎谋皮的必然的结局只能是引火烧身。他在军事上的错误是为了与萧誉、萧詧争皇位，让西魏占领了失襄阳及汉北之地，失掉了长江上游险要的优势。而蠃得了兄弟之间的斗争之后，又把精兵良将都置于建康、京口，使京都江陵兵力空虚，西魏有机可乘，只用了五万的兵力，就攻下江陵。他在地理经营上的错误是放弃建康，而移都江陵，将自己的政治中心置于孤立的险地。但是，这些错误都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的是作为一名政治家，不懂得什么是审时度势。“侯景之乱”后的梁已民生凋弊，国势衰弱。加之，各王子之间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更加速了梁王朝走向衰亡。在南北朝这个弱肉强食时期，没有强权，就不可能有主权。所以，梁的灭亡是必然的，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萧绎“读万卷书”，也没有弄懂这个道理。
萧绎留有今日之名，还是有赖于他“读书万卷”，否则只能是淹没于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沙砾。梁室萧家父子可以称得上是文学世家，不仅萧衍长于文学，善乐律，精书法，他的长子萧统、次子萧综、第三子萧纲、第六子萧纶、第七子萧绎、第八子萧纪，孙子萧詧等都是文学高手，有作品传世。所以，明代学者张溥说：“帝王之家，文章瑰玮，前有曹魏，后有萧粱；”（《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清代学者贺贻孙也说：“南朝齐粱以后，帝王务以新词相竞，而粱氏一家，不减曹家父子兄弟。 ”（《诗筏》）就以现代的标准，萧绎也够得上国家级作家的称号，历史资料载，他“生平著述甚富，凡20种，400余卷”。所涉及的领域之广泛也令人十分吃惊，如《金楼子》、《丹阳尹传》、《周易讲疏》、《连山易讲疏》、《筮经》等，著作等身。不要说是一个整天沉迷于权势斗争中的王子，就是一个专业作家也难做到。可是，他做到了。可惜，江陵城的一把火，烧得只剩下一本《金楼子》留传于世。
人的性格是多重性的。作为政治家的萧绎是冷酷的。他为了自己的政治的欲望，可能毫不手软的杀兄弟、杀侄儿。但是，作为文学家的萧绎又显的柔情的。我们且看他的《采莲赋》：“紫茎兮文波，红莲兮芰荷。绿房兮翠盖，素实兮黄螺。于时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鹢首徐回，兼传羽杯。棹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故以水溅兰桡，芦侵罗缣。菊泽未反，梧台迥见，荇湿沾衫，菱长绕钏。泛柏舟而容与，歌采莲于江渚。歌曰：‘碧玉小家女，来嫁汝南王。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因持荐君子，愿袭芙蓉裳。’”一对俊男靓女，荡舟采莲，两情相悦，心心相印的情景跃然纸上。所以，我们理解了萧绎与王妃徐昭佩的爱情悲局。他不爱徐昭佩并不是因为徐昭佩不美，否则就不会有“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说法。萧绎不喜欢她的原因是这桩婚姻是政治的联姻——徐昭佩是前齐国太尉的孙女、梁朝侍中信武将军徐琨的女儿。在爱情观上，萧绎是宁愿“碧玉小家女，来嫁汝南王。”我们也就理解了，当徐昭佩红杏出墙，萧绎戴了绿帽子后，还有心情写那首《荡妇秋思赋》：“荡予之别十年，倡妇之居自怜。登楼一望惟见，远树含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几千？天与水兮相逼，山与云兮共色。山则苍苍入汉，水则涓涓不测。谁复堪见鸟飞，悲鸣只翼？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况乃倡楼荡妇，对此伤情。于时露萎庭蕙，霜封阶砌，坐视带长，转看腰细。重以秋水文波，秋云似罗。日黯黯而将暮，风骚骚而渡河。姜怨回文之锦，君悲出塞之歌。相思相望，路远如何？鬓飘蓬而渐乱，心怀愁而转叹。愁索翠眉敛，啼多红粉漫。已矣哉！秋风起兮秋叶飞，春花落兮春日晖。春日迟迟犹可至，容子行行终不归。”这不完全是“南北朝时代，北方中原地区，五胡相继入侵，国家政权如走马灯一般变换。统一状态下推行的封建礼法难以为继，而且也是受进入中原的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各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影响，人们对情爱的追求更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贞操观念不像后世那样严谨，很多女性都敢于冲破礼教的束缚。加上黄老之学、清谈风气在士族的流行，如《世说新语》的风格，男性注重那种踏雪无痕、孤鸿缥缈的非世俗情趣，在情事方面比较随意或看的开。”而是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表露出来一种冷酷的淡漠，将悲局的过程演译为纯粹是一种艺术形式。
萧绎还写过一首《咏萤火》的诗：“着人疑不热，集草讶无烟。到来灯下暗，翻往雨中然。”这首诗紧扣着萤火虫的“光”，写它的光的“不热”，写它栖息处的集草也“无烟”，写它在灯下“暗”，却在雨中“然（燃）”。整首诗，想象丰富，用词严谨。可是，史料上说萧绎“善五言诗”却非虚言。萧绎的那首《后园回文诗》：“斜峰绕径曲，耸石带山连，花馀拂戏鸟，树密隐鸣蝉。蝉鸣隐密树，鸟戏拂馀花。连山带石耸，曲径绕峰斜。”与有“多才艺，善隶书，始变古法，甚有娟好”之称的萧纶的那首：“烛华临静夜，香气入重帷。曲度闻歌远，繁弦觉舞迟。迟舞觉弦繁，远歌闻度曲。帷重入气香，夜静临华烛”的《回文诗》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萧绎不仅文才卓著，其书法绘画方面也造诣非浅。他是南朝时最早加入绘画行列的帝君画家之一。史料上说他：“生眇擅书画，冠绝一时”，也决非虚言。南朝著名的绘画评论家姚最说他：“学穷性表，心师造化，足使荀最、卫协阁笔，袁倩、陆探微韬翰。”可惜这些作品都已让江陵城的那把火烧得荡然无存。现在唯一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萧绎的《职贡图》（又名《番客入朝图》或《王会图》），为北宋摹本。据说原《职贡图》为长卷绢本设色纵26．7厘米横402．6厘米，描绘有 25国使臣像，现仅存残卷198厘米，12国使臣像。这幅画以高古游丝描为主，间施兰叶描手法，承袭魏晋以来富有装饰而谨严的绘画风格。
可见，萧绎之所以能千古留名，不是他那梦寐以求的帝业，而还是他的文才。他又何必哀怨“读书万卷，犹有今日”呢？
中国封建帝王中，我比较喜欢拿梁元帝萧绎、南唐后主李煜、北宋徵宗赵佶作比较。因为他们都是文人帝王，而又都生在乱世，命运多舛。不同的是，李煜多一点浪漫，赵佶多一点侈靡，萧绎则多一些矫饰和猜忌。
萧绎，字世诚，小字七符，今江苏武进人，是那三次舍身同泰寺的崇佛南朝皇帝梁武帝梁衍的第七子，生于梁武帝天监七年（508年）。传说，萧绎要降生时，梁武帝萧衍作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眇目和尚，手执香炉来到至金殿前说自己要托生于皇宫。武帝惊醒，宫女就报告说适后妃生下皇子。果然，萧绎一生下来就是眇一目。萧衍信佛，相信萧绎就是那眇目和尚转生，所以对萧绎宠爱有加。《南史》说萧绎“聪悟俊朗，天才英发，出言为论，音响若钟”。萧绎嗜书如命，“性爱书籍，既患目，多不自执卷。置读书左右，番次上直，昼夜为常，略无休已，虽睡，卷犹不释。五人各伺一更，恒致达晓。常眠熟大鼾，左右有睡，读失次第，或偷卷度纸，帝必惊觉，更令追读，加以槚楚。虽戎略殷凑，机务繁多，军书羽檄，文章诏诰，点毫便就，殆不游手。常曰：‘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论者以为得言。 ”所以，他“常自比诸葛亮、桓温。”。梁武帝萧衍也相信萧绎“常自比诸葛亮、桓温”之类的鬼话，付以军国大事。梁衍按惯例分封诸子镇守各镇。萧绎17岁那年，萧衍问他：“孙策在江东建功立业时年岁几何？”萧绎回答：“十七。”梁武帝叹曰：“正是你这个年龄啊。”于是，他封萧绎为湘东王，镇江陵(今湖北荆州)，后又任侍中、丹阳尹等。普通七年(526年)，才18岁的萧衍正式出任荆州刺史，都督荆、湘、郢、益、宁、南梁六州诸军事，控制了整个长江中上游。
梁武帝太清元年（547年），侯景率部投梁，深得梁武帝宠信，命他驻守寿阳。这个侯景（字万景），北魏怀朔镇（今内蒙固阳北）人，是一个鲜卑化的羯族人。《南史•侯景传》载：侯景 “少而不羁，见惮乡里。及长，骁勇有膂力，善骑射。”“狡猾多计，反覆难知。”在东魏高欢手下任过尚书右仆射、吏部尚书、司空、司徒、河南道大行台，将兵10万，专制河南。梁武帝太清元年（547年）高欢死后，侯景派人上表梁武帝，率河南十三州之地归梁。尚书仆射谢举及百辟坚决反对接纳侯景。但是，梁武帝力排众异，授侯景为大将军、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诸军事、大行台。后来，侯景与慕容绍宗一仗而败，梁武帝只得让他当南豫州刺史，镇守寿阳。太清二年(548)，侯景叛梁。萧衍命邵陵王萧纶为大都督，率军平叛。可是，这个萧纶是个骄纵而又无能的人，竟然按兵不动，坐失讨伐侯景的最佳时机，以及让侯景潜出寿阳，继而攻克谯州、历阳，进而集结二三十万之多围攻建康（今南京）。这个时候，萧绎不仅没有表现出一位军事家应有的果敢和冷静，而且连起码的唇亡齿寒的道理都不懂，甚至表现出其冷酷与自私的个性。萧绎手上不是没有兵，他掌控着荆、湘、郢、益、宁、南梁六州诸军事，可以说，兵广将精。但是，他只派他的儿子萧方智等率一万余人，向征性的救援。万余人与二三十万大军，以卵击石，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萧绎只好又派王僧辩率舟师增援，可是派出的兵仍然只有万人，这岂不是当儿戏了？王僧辩倒并非庸才。他出生于将门，为右卫将军神念之子，又智勇兼备、身经百战，当年武宁郡反时，就是他领军讨平的。无奈的是，侯景围攻建康已有一段时间，待“王命僧辩假节，总督舟师一万，兼粮馈赴援。才至京都，宫城陷没，天子蒙尘。”（见《梁书•王僧辩传》这就是萧绎拥兵自守，不顾他老子皇帝安危的结果，以至让自己的父亲梁武帝萧衍被困活活饿死。萧衍死后，侯景立太子萧纲为皇帝，自封为大都督。侯景攻入建康后，“悉驱城市文武，僳身而出”，“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南史‧侯景传》）当时，“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 （颜之推《观我生赋》）
就在萧衍的尸骨未寒时，他的儿子们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夺取皇位的战争。在这场血腥的争夺战中，萧绎表现出了“自比诸葛亮、桓温。”的才能。他首先向六哥萧纶开战。建康被围时，萧绎的六哥萧纶因督军讨侯景，进位司马，在郢州（今湖北武昌）都督中外诸军事。这可是萧绎的心头大患。萧绎不愿让萧纶坐大，坐了皇位。他不管大敌当前，命王僧辩率军讨伐萧纶。萧纶不是萧绎的对手，只好败走汝南。紧接着，萧绎向侄儿萧誉（萧衍的嫡长孙）开战，以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不从讨侯景，发军进攻湘州。萧誉也不示弱，竟自襄阳率军攻江陵以救湘州。萧绎一面急攻长沙，一面派大将柳仲礼进逼襄阳，迫使萧詧退守襄阳。萧詧也不是东西，为求自保，引狼入室——以当附庸为条件，向西魏宇文泰求救。宇文泰正愁没有向梁出兵的理由，正好借萧誉求救，发兵攻梁，一举攻占了汉水以东的大片地域。这一下，萧绎急了，他想，你萧誉会卖国，我就不会？他于脆送出儿子为人质，向宇文泰求和。得到西魏的支持后，于大宝元年(550年)四月，萧绎攻下了长沙，斩杀了萧誉。
大宝二年，侯景废简文帝，立萧栋为帝，改国号为天正。萧栋（？-552年），字元吉，是昭明太子萧统的孙子，豫章王萧欢的儿子。曾一度梁武帝在萧统去世后曾想立萧栋为皇太孙。但是，最终萧衍还是立了第三子萧纲为太子。4个月后，侯景干脆废萧栋自立。萧绎曲子机会来了，立即命陈霸先、王僧辩率兵讨伐侯景。侯景兵败，企图逃亡时被部下所杀。萧绎在收复建业的同时，顺便杀了被侯景关于密室的三个侄儿——萧栋、萧桥、萧樛。梁承圣元年(552年)十一月，萧绎即位于江陵，是为梁元帝。
萧绎称帝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铲平他的弟弟、梁武帝的第八子萧纪。因为，萧纪在同一年四月在成都早于他称帝。一山岂容二虎呢？要制约萧纪最好的办法就是求助于西魏。萧绎请求宇文泰出兵夹击萧纪。这正中宇文泰的下怀：“取蜀制梁，在兹一举。”（《资治通鉴•梁纪》）宇文泰派大将尉迟迥率军入蜀。萧纪在两面受敌的情况下，兵败被被梁元帝的部将樊猛所俘，并与他的第三子萧圆满在硖口被杀。萧绎虽然坐上皇位，但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原来的梁王朝已支离破碎，襄阳、益州等一带的大片地盘被西魏占领。
这时候，萧绎在建都何地的的问题上又犯了一个大错。他决定移都江陵，派大将王僧辩、陈霸先分镇下游的建康、京口。当时，武昌太守朱买臣就对萧绎说：“建康旧都，山陵所在；荆镇边疆，非王者之宅。”但是，萧绎认为“建康凋残，江陵全盛。”（《资治通鉴•梁纪》）其实，当时的江陵已陷入西魏的包围之中。承圣三年(554年)五月，散骑郎庾季才提醒萧绎说：“陛下宜留重臣镇江陵，整旆还都(建康)以避其患。假令魏虏侵蹙，止失荆、湘，在于社稷，犹得无虑。”《资治通鉴•梁纪》）就在这个关键的时侯，萧绎又犯了政治幼稚症的错误——他相信与西魏的政治同盟。殊不知，这种同盟是以政治利益为前提的，只有共同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梁承圣四年(555年)九月，西魏终于撕下友谊的面纱，赤裸裸出兵攻梁。西魏军渡汉水后，派精骑先据江津，断江陵的外援，然后合围江陵。萧绎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只好出降，被害后葬于“江宁旧茔”，即江宁县通望山的其母阮太后陵。
据说，江陵被围危在旦夕时，萧绎并没有想到逃命，而是下命烧掉宫内珍藏的十四万卷古今图书。西魏将士好奇地问沦为俘虏的萧绎为什么烧书？萧绎痛愤的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其实，萧绎至死前还是一个糊涂虫，害他有亡国丧命悲局的不是“读书万卷”，而是读书不求堪解，读死了书。他虽然“读书万卷”，却一直没有弄懂“帝王之术”这一门最大的学问。
什么是“帝王之术呢？纵横家认为政治目的是纲，所以“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韩非子认为：治吏是帝王之术。他的“帝王之术”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治吏引纲是治国的关键。 “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 者也。” “明主治吏不治民。”（《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二、治国用能人，而不用贤人。“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无术以任人，无所任而不败。”《韩非子•八说》）三、治国不能以人性善为依据，而要以人性自利为基础。“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奸劫弑臣》）其实，贤明的君主都知道，真正“帝王之术”的精髓就是“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因为他们明白这个道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学问的功夫可是在书本之外。
萧绎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在政治上的错误是不应该结盟西魏，引狼入室，来对付自己的兄弟。与虎谋皮的必然的结局只能是引火烧身。他在军事上的错误是为了与萧誉、萧詧争皇位，让西魏占领了失襄阳及汉北之地，失掉了长江上游险要的优势。而蠃得了兄弟之间的斗争之后，又把精兵良将都置于建康、京口，使京都江陵兵力空虚，西魏有机可乘，只用了五万的兵力，就攻下江陵。他在地理经营上的错误是放弃建康，而移都江陵，将自己的政治中心置于孤立的险地。但是，这些错误都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的是作为一名政治家，不懂得什么是审时度势。“侯景之乱”后的梁已民生凋弊，国势衰弱。加之，各王子之间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更加速了梁王朝走向衰亡。在南北朝这个弱肉强食时期，没有强权，就不可能有主权。所以，梁的灭亡是必然的，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萧绎“读万卷书”，也没有弄懂这个道理。
萧绎留有今日之名，还是有赖于他“读书万卷”，否则只能是淹没于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沙砾。梁室萧家父子可以称得上是文学世家，不仅萧衍长于文学，善乐律，精书法，他的长子萧统、次子萧综、第三子萧纲、第六子萧纶、第七子萧绎、第八子萧纪，孙子萧詧等都是文学高手，有作品传世。所以，明代学者张溥说：“帝王之家，文章瑰玮，前有曹魏，后有萧粱；”（《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清代学者贺贻孙也说：“南朝齐粱以后，帝王务以新词相竞，而粱氏一家，不减曹家父子兄弟。 ”（《诗筏》）就以现代的标准，萧绎也够得上国家级作家的称号，历史资料载，他“生平著述甚富，凡20种，400余卷”。所涉及的领域之广泛也令人十分吃惊，如《金楼子》、《丹阳尹传》、《周易讲疏》、《连山易讲疏》、《筮经》等，著作等身。不要说是一个整天沉迷于权势斗争中的王子，就是一个专业作家也难做到。可是，他做到了。可惜，江陵城的一把火，烧得只剩下一本《金楼子》留传于世。
人的性格是多重性的。作为政治家的萧绎是冷酷的。他为了自己的政治的欲望，可能毫不手软的杀兄弟、杀侄儿。但是，作为文学家的萧绎又显的柔情的。我们且看他的《采莲赋》：“紫茎兮文波，红莲兮芰荷。绿房兮翠盖，素实兮黄螺。于时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鹢首徐回，兼传羽杯。棹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故以水溅兰桡，芦侵罗缣。菊泽未反，梧台迥见，荇湿沾衫，菱长绕钏。泛柏舟而容与，歌采莲于江渚。歌曰：‘碧玉小家女，来嫁汝南王。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因持荐君子，愿袭芙蓉裳。’”一对俊男靓女，荡舟采莲，两情相悦，心心相印的情景跃然纸上。所以，我们理解了萧绎与王妃徐昭佩的爱情悲局。他不爱徐昭佩并不是因为徐昭佩不美，否则就不会有“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说法。萧绎不喜欢她的原因是这桩婚姻是政治的联姻——徐昭佩是前齐国太尉的孙女、梁朝侍中信武将军徐琨的女儿。在爱情观上，萧绎是宁愿“碧玉小家女，来嫁汝南王。”我们也就理解了，当徐昭佩红杏出墙，萧绎戴了绿帽子后，还有心情写那首《荡妇秋思赋》：“荡予之别十年，倡妇之居自怜。登楼一望惟见，远树含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几千？天与水兮相逼，山与云兮共色。山则苍苍入汉，水则涓涓不测。谁复堪见鸟飞，悲鸣只翼？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况乃倡楼荡妇，对此伤情。于时露萎庭蕙，霜封阶砌，坐视带长，转看腰细。重以秋水文波，秋云似罗。日黯黯而将暮，风骚骚而渡河。姜怨回文之锦，君悲出塞之歌。相思相望，路远如何？鬓飘蓬而渐乱，心怀愁而转叹。愁索翠眉敛，啼多红粉漫。已矣哉！秋风起兮秋叶飞，春花落兮春日晖。春日迟迟犹可至，容子行行终不归。”这不完全是“南北朝时代，北方中原地区，五胡相继入侵，国家政权如走马灯一般变换。统一状态下推行的封建礼法难以为继，而且也是受进入中原的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各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影响，人们对情爱的追求更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贞操观念不像后世那样严谨，很多女性都敢于冲破礼教的束缚。加上黄老之学、清谈风气在士族的流行，如《世说新语》的风格，男性注重那种踏雪无痕、孤鸿缥缈的非世俗情趣，在情事方面比较随意或看的开。”而是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表露出来一种冷酷的淡漠，将悲局的过程演译为纯粹是一种艺术形式。
萧绎还写过一首《咏萤火》的诗：“着人疑不热，集草讶无烟。到来灯下暗，翻往雨中然。”这首诗紧扣着萤火虫的“光”，写它的光的“不热”，写它栖息处的集草也“无烟”，写它在灯下“暗”，却在雨中“然（燃）”。整首诗，想象丰富，用词严谨。可是，史料上说萧绎“善五言诗”却非虚言。萧绎的那首《后园回文诗》：“斜峰绕径曲，耸石带山连，花馀拂戏鸟，树密隐鸣蝉。蝉鸣隐密树，鸟戏拂馀花。连山带石耸，曲径绕峰斜。”与有“多才艺，善隶书，始变古法，甚有娟好”之称的萧纶的那首：“烛华临静夜，香气入重帷。曲度闻歌远，繁弦觉舞迟。迟舞觉弦繁，远歌闻度曲。帷重入气香，夜静临华烛”的《回文诗》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萧绎不仅文才卓著，其书法绘画方面也造诣非浅。他是南朝时最早加入绘画行列的帝君画家之一。史料上说他：“生眇擅书画，冠绝一时”，也决非虚言。南朝著名的绘画评论家姚最说他：“学穷性表，心师造化，足使荀最、卫协阁笔，袁倩、陆探微韬翰。”可惜这些作品都已让江陵城的那把火烧得荡然无存。现在唯一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萧绎的《职贡图》（又名《番客入朝图》或《王会图》），为北宋摹本。据说原《职贡图》为长卷绢本设色纵26．7厘米横402．6厘米，描绘有 25国使臣像，现仅存残卷198厘米，12国使臣像。这幅画以高古游丝描为主，间施兰叶描手法，承袭魏晋以来富有装饰而谨严的绘画风格。
可见，萧绎之所以能千古留名，不是他那梦寐以求的帝业，而还是他的文才。他又何必哀怨“读书万卷，犹有今日”呢？
《太平两同书》是罗隐写的一部道书，共2卷。上卷5篇，文末都附有老子的话；下卷5篇，文末都有孔子的话（现存《爱憎》第10无孔子语，《道藏》本注明“缺文”）。全书宣扬儒道融合，共同治理太平盛世。
《太平两同书》的政治哲学思想为个案的分析和研究表明，君主是中国古代传统政治哲学思想的实践主体，中国政治哲学家正是围绕着君主这个政治核心，展开了对国家制度与政治理念、修身修德与治理国家、君主与臣下的权力制衡，以及君主欲望与百姓利益之间的冲突与调和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使君王成为道德上的“ 圣人”和政治上的“贤主”，使国家“太平”。
《太平两同书》的政治哲学思想为个案的分析和研究表明，君主是中国古代传统政治哲学思想的实践主体，中国政治哲学家正是围绕着君主这个政治核心，展开了对国家制度与政治理念、修身修德与治理国家、君主与臣下的权力制衡，以及君主欲望与百姓利益之间的冲突与调和的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使君王成为道德上的“ 圣人”和政治上的“贤主”，使国家“太平”。
《鬼谷子》共有十四篇，其中第十三、十四篇已失传。《鬼谷子》的版本，常见者有道藏本及嘉庆十年江都秦氏刊本。《本经阴符七术》之前三篇说明如何充实意志，涵养精神。后四篇讨论如何将内在的精神运用于外，如何以内在的心神去处理外在的事物。
《鬼谷子》一书，从主要内容来看，是针对谈判游说活动而言的，但是由于其中涉及到大量的谋略问题，与军事问题触类旁通，也被称为兵书。书以功利主义思想，认为一切合理手段都可以运用。它讲述了作为弱者的一无所有的纵横家们，运用谋略口才如何进行游说，进而控制作为强者，握有一国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的诸侯国君主。
此书，是一部研究社会政治斗争谋略权术的书，弱者的谋略宝典，因此可以说，《鬼谷子》的智慧也就是一部“治人兵法”.
《鬼谷子》一书，从主要内容来看，是针对谈判游说活动而言的，但是由于其中涉及到大量的谋略问题，与军事问题触类旁通，也被称为兵书。书以功利主义思想，认为一切合理手段都可以运用。它讲述了作为弱者的一无所有的纵横家们，运用谋略口才如何进行游说，进而控制作为强者，握有一国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的诸侯国君主。
此书，是一部研究社会政治斗争谋略权术的书，弱者的谋略宝典，因此可以说，《鬼谷子》的智慧也就是一部“治人兵法”.
《菜根谭》是明代的一部语录体著作。著者洪应明，字自诚，号还初道人，现今江苏金坛人。根据他的另一部作品《仙佛奇踪》，我们得知他早年热中于仕途功名，晚年归隐山林，洗心礼佛。万历三十年(1603)前后曾居住在南京秦淮河一带，潜心著述。与袁黄、冯梦桢等人有所交往。
书名《菜根谭》，取自宋儒汪革语：「人就咬得菜根，则百事可成。」意思是说，一个人只要就够坚强地适应清贫的生活，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有所成就。明于孔兼在为《菜根谭》写的（题词）中，进一步阐述道：「『谭』」以『根谭』名，固自清苦历练中来，亦自栽培灌溉里得，其颠顿风波、备尝险阻可想矣。」又引用洪应明的话说：「天劳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补之；天阨我以遇，吾亨吾道以通之。」于氏的解释，增加了这样一层含意，即一个人面对厄运，必须坚定自己的操守，奋发努力，辛勤培植与浇灌自己的理想。乾隆间署名三山病夫通理的（重刊菜根谭序）则说：「凡种菜者，必要厚培其根，其味乃厚。」并引月古语「性定菜根香」，说明只有心性澹怕沉静的人，纔能领会其中的旨意。
《菜根谭》成书于明万历年间，距今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清乾隆间编纂《四库全书》，连「存目」都未收入。但是近年来，一股《菜根谭》热风行于海内外，人们将其与《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书一起视作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这是出于何种原因呢？对此，本文作一简略的分析。
洪应明生活的年代，明朝已全面走向衰败，这不仅表现在朝纲废弛，吏治黑暗上，整个社会、文化也呈现江河日下之势，这一点从稍前于《菜根谭》问世的《金瓶梅》中已可见一斑。一些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仕途的风波挫折之后，纷纷退隐江湖。他们既不愿意与当权者同流合污，也不愿意违心迎合鄙琐的社会风气，于是，表现隐者高逸超脱情怀的作品大量出现，《菜根谭》就是其中的代表。
总的来说，《菜根谭》反映了明代知识分子佛、儒、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或者说，是著者揉合了儒家中庸之道、释家出世思想和道教无为思想，结合自身体验，形成的一套出世人世的法则。
书名《菜根谭》，取自宋儒汪革语：「人就咬得菜根，则百事可成。」意思是说，一个人只要就够坚强地适应清贫的生活，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有所成就。明于孔兼在为《菜根谭》写的（题词）中，进一步阐述道：「『谭』」以『根谭』名，固自清苦历练中来，亦自栽培灌溉里得，其颠顿风波、备尝险阻可想矣。」又引用洪应明的话说：「天劳我以形，吾逸吾心以补之；天阨我以遇，吾亨吾道以通之。」于氏的解释，增加了这样一层含意，即一个人面对厄运，必须坚定自己的操守，奋发努力，辛勤培植与浇灌自己的理想。乾隆间署名三山病夫通理的（重刊菜根谭序）则说：「凡种菜者，必要厚培其根，其味乃厚。」并引月古语「性定菜根香」，说明只有心性澹怕沉静的人，纔能领会其中的旨意。
《菜根谭》成书于明万历年间，距今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清乾隆间编纂《四库全书》，连「存目」都未收入。但是近年来，一股《菜根谭》热风行于海内外，人们将其与《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书一起视作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这是出于何种原因呢？对此，本文作一简略的分析。
洪应明生活的年代，明朝已全面走向衰败，这不仅表现在朝纲废弛，吏治黑暗上，整个社会、文化也呈现江河日下之势，这一点从稍前于《菜根谭》问世的《金瓶梅》中已可见一斑。一些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仕途的风波挫折之后，纷纷退隐江湖。他们既不愿意与当权者同流合污，也不愿意违心迎合鄙琐的社会风气，于是，表现隐者高逸超脱情怀的作品大量出现，《菜根谭》就是其中的代表。
总的来说，《菜根谭》反映了明代知识分子佛、儒、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或者说，是著者揉合了儒家中庸之道、释家出世思想和道教无为思想，结合自身体验，形成的一套出世人世的法则。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宗室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在他主持下编写的。据《汉书·艺文志》云：「淮南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颜师古注曰：「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现今所存的有二十一篇，大概都是原说的内篇所遗。据高诱序言，「鸿」是广大的意思，「烈」是光明的意思。作者认为此书包括了广大而光明的通理。全书内容庞杂，它将道、阴阳、墨、法和一部分儒家思想糅合起来，但主要的宗旨倾向于道家。《汉书·艺文志》则将它列入杂家。
【《淮南子》的作者】
西汉初年由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1年，汉高祖刘邦之孙厉王刘长之子,即汉武帝刘彻的叔父。）及门客李尚、苏飞、伍被等共同编著。
此书撰著于景帝一朝的后期，而于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初的建元二年进献于朝廷。
淮南王刘安是当时皇室贵族中学术修养较为深厚的人，他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著书立说，“作《内篇》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为《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汉书·淮南厉王刘长传》）。然而这部涉及范围十分广泛的文化巨著，留传下来的只有《内书》二十一篇，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淮南子》。
刘安有心在天下一旦发生变乱时取得政治主动，积极制作战争装备，集聚金钱，贿赂汉王朝的地方实力派。又日夜研究军事地图，暗中进行作战部署。淮南国贵族违法的事件逐渐有所败露，在朝廷予以追查时，刘安终于发起叛乱。然而叛乱迅速被汉王朝成功平定。刘安被判定“大逆不道，谋反”罪，自杀。淮南国被废除。汉武帝在这里设立了九江郡。
【《淮南子》的内容】
《汉书·艺文志》著录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今存内二十一篇。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了儒法阴阳等家，一般列《淮南子》为杂家。实际上，该书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会贯通而成，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淮南子》在阐明哲理时，旁涉奇物异类、鬼神灵怪，保存了一部分神话材料，像“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共工怒触不周山”等古代神话，主要靠本书得以流传。
【《淮南子》目录】
·卷一 原道训 ·卷二 俶真训
·卷三 天文训 ·卷四 坠形训
·卷五 时则训 ·卷六 览冥训
·卷七 精神训 ·卷八 本经训
·卷九 主术训 ·卷十 缪称训
·卷十一 齐俗训 ·卷十二 道应训
·卷十三 氾论训 ·卷十四 诠言训
·卷十五 兵略训 ·卷十六 说山训
·卷十七 说林训 ·卷十八 人间训
·卷十九 修务训 ·卷二十 泰族训
·卷二十一 要略
【对后人的影响】
后人读此书，无不以为此书只是一部意在求仙访道博采黄老言的道家之书而已。而黄老道则为汉初文景以来所尊之官学。殊不知，此书乃是建元初年间激烈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辩论的产物。
里面的塞翁失马哲学,闻名古今,无为而无不为。
【《淮南子》的思想及特点】
《淮南子》是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于汉景帝、汉武帝之交时撰写的一部论文集。刘安(公元前179年一前122年)是汉高祖刘邦的少于淮南厉王刘长之子。淮南厉王因“谋取”获罪，流徒途中绝食而死，后淮南厉王的封地被一分为三，刘安被策封为淮南王。刘安曾罗致宾客数干人，内中不乏硕学之士，共同编定《淮南子》一书。该书共21篇，最后一篇名《要略》，是全书的序言。从《要略》看，全书写作有统一的计划和安排。但从内容看，并未完全统一。《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杂家”是有道理的。书中内容，除道家思想外，还兼收了儒家、法家、阴阳家之言。范文澜先生说：“《淮南子》虽以道为归，但杂采众家”，仍表现出一定的融合倾向。”
(一)《淮南子》与先秦道家思想
在宇宙观本体论方面，《淮南子》继承了先秦道家的思想，并加以唯物主义改造。该书《天文训》说：“道始于虚霩”、“道始于一”，认为在天地未形之前，整个宇宙是个浑然一体、没有定型的“虚霩”，是个浑涵未分的“一”。《原道训》说：“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所谓一者，无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独立，块然独处，上通九天，下贯九野，圆不中规，方不中矩，大浑而如一。”据上可以这样分析：“道”是“虚霩”之道，是“一”之道，归根结底，是物之道。这就把先秦道家“道生物”的观点，改造为“物有道”的观点，这是明确的唯物主义。在宇宙生成论方面，该书《天文训》指出：“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并认为：宇宙之气“清扬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阳为日，阴为月，阴阳分化为四体，这是明确的宇宙构成论，在近代科学出现以前，几乎成为古代唯物主义公认的定论。
《淮南子》还对先秦道家“无为而治”的观点进行积极的改造和谈释，明确指出：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因势利导的主动行为。《修务训》中批评了“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的消极无为论，指出：历史上公认的“先圣”都是积极有为的，如神农氏教民“播种五谷”，发明医药，“一日而遇七十毒”；尧积极从事政治管理与社会教化，“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北抚幽郡，南到交趾，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殛鲸于羽山”；舜“辟地树谷，南征三苗，道死苍梧”；禹休风榨雨，“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阔”；汤夙兴夜寐。勤于政务。这些古圣先王，一生致力于兴利除害，屡建奇功，“圣人忧民如此其明也，而称以‘无为'，岂不悖哉！”此可知：“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肢不动，思虑不用，事治求成者，未之育也！”该篇给“无为”以一种正确的解释，它说，老子的无为决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因势利导：“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工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得：之其自生，则鲸、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也。”这是《淮南子》关于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关系的正确说明，把先秦道家思想大大升华了。
顺便指出，《淮南子》与汉初黄老学派也有密切的关系。汉初假：托黄帝以为书名的著作甚多，大都失传。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就有《道原》、《经法》、《称》、《十六经》四篇古佚书。《淮南子》与这四篇黄老帛书有一定的关联。《原道训》与《道原》都是论“道”专篇，言辞极为一致。此外其他相互仿佛之处也很多。如《从间训》：“祸福同门”，《经法》：“祸福同道”；《原道训》：“万物之总，皆阅一孔”，《十六经》：“万物之多，皆阅一空"；《诠言训》：“ 圣人不为始，不专己，循天理，不豫谋，不弃时，与天为期，不求得，不辞福，因天之则”，《称》：“圣人不为始，不专己，不豫谋，不为得，不辞福，因天之则。”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淮南子》汲取道家思想营养的比重较大。
(二)《淮南子》与先秦儒家思想
首先，《淮南子》继承并发挥了先秦儒家“仁者爱人”的原始人道思想。《主术训》说：“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又说：“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仁者爱其类也，智者不可惑也。”这一观念是来自先秦儒家而又高于先秦儒家的，特别是《淮南子》对“人道”、“人类”概念的使用，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有重要价值的。《淮南子》也主张以民为本。《把论训》说：“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主术训》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在此基础上，《泰族训》提出以仁义治国：“所谓仁者，爱人也；所谓知者，知人也，爱人则无虐刑矣。知人则无敌政矣。治由文理，则无悖谬之事矣。刑不侵滥，则无暴虐之行矣。”这可以视为孔孟“德政”、“仁政”学说的进一步弘扬。《淮南子》主张人性本善。《泰族训》认为“人之性有仁义之资”，这是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不过不完全认同孟子，《淮南子》强调“仁义之资”必须与后天教育相结合，才能臻于完美：“故无其性，不可教训；有其性无其养，不能遵道。茧之性为丝，然非得二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卵之化为雏，非呕暖覆伏累日积久，则不能为雏。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向方。”即是说，善性是内在根据，教育是后天条件，只有两者结合才能成人之善，这显然与孟子偏重于反本内求有所不同。至于把外部条件归结为“圣人之教”的观点、是古代哲学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的共同缺点。
(三)《淮南子》与先秦法家思想
《淮南子》继承、发挥了商鞅、韩非的历史进化观念，提出：社会生活是变迁的，法令制度也应当随时代变迁而更改，即令是“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记论训》说：“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民主，。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又说：“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是也。”这些言论，从思想观点到具体言词，与商、韩是一脉贯通的。从当时社会现实看，“汉承秦制”，未加彻底改造。景、武之交，汉王朝的经济已经恢复，客观上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制度，当然这套制度决不完全等同于商、韩所鼓吹的制度，但是法家更法改制的思想原则，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可贵的是，《淮南子》认为法令制度的制定，应适乎人群之需要，应考虑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主术训》说：“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这显然是比先秦法家更进步的观点，其所以如此，也是儒法融合的结果。
《淮南子》与《吕氏春秋》有没有关系?从原著看，《淮南子》无一字提到《吕氏春秋》，这可能与汉初反秦气氛有关。但事实上，正是《吕氏春秋》给予《淮南子》以最大和最直接的影响。两本书都是由上层贵族亲自主持，招揽众多学者集体写成的。成书的程序都是先拟定计划，次分头撰写，最后综合编纂。书的结构统一，篇目规整，理事相连，言辞精审。两书都是总结先秦各家学说，博采众家之长，形成一个综合性的、能贯通天地人的庞大理论体系，为统一的封建大帝国提供全面的思想理论根据。所不同的是，《淮南子》成书之时，处于黄老盛行的文化氛围之中，因此对道家学说特别看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淮南子》是集黄老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当然这绝不妨碍它也融和摄取了道家之外其他学派的思想精华。
【《淮南子》医学内容】
《淮南子》二十一篇，本名“鸿烈”，系西汉时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80年～公元前123年)招引宾客集体编写而成。该书是对西汉前期道家思想系统而详尽的总结，是研究黄老思想的极其宝贵而丰富的资料。书中不乏其医学内容，值得我们探讨研究。
倡学说，阴阳五行
该书倡导阴阳五行学说。首先，论述了阴阳概括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如《本经训》指出：“阴阳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终始虚满，转于无原。”此言阴阳囊括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其变化是无穷无尽的。这与《黄帝内经》中的阴阳学说一脉相承。
书中以水、火、日、月喻阴阳。如《天文训》云：“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又云：“日者，阳之主也；月者，阴之宗也。”这里用人们常见的水、火、日、月来说明阴阳的属性，这种形象而生动的比喻，使学者对枯燥、抽象的阴阳学说易于理解。
其次，阐明了五行的属性及其生克乘侮规律。如“东方，木也，……。北方，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故禾春生秋死，……。”此处五行学说内容与《黄帝内经》所论是一致的，可见当时的阴阳五行学说已渗透到多个学科。
书中还以五行所属的方位论及人体的形体特征及勇怯、智愚、寿夭等。如“东方，……其人兑形，小头、隆鼻大口，鸢肩企行，窍通于目，筋气属焉，苍色主肝，长大早知而不寿；南方，……窍通于耳，血脉属焉，赤色主心，早壮而夭；西方，……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北方，……其人蠢愚；中央四达，……其人慧圣而好治。 ”以上所述虽未必尽然，但大体上说明了五行所属的方位及地域不同对人体的影响。
整体观，天人相应
该书强调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如《本经训》云：“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 指出人生活在宇宙间，和自然界是息息相关的。这与《素问·生气通天论》所云“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的天人合一观点不谋而合。
四时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人体而形成疾病。如《时则训》记有：“孟春之月，……行秋令则民病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季秋行夏令，……民多鼽窒。”上文明示，非其时气，其气不和则导致人体疾病的发生。同时告诫人们：人体必须顺应四时，适应自然界季节气候的变化，才能在宇宙间健康生存，正如《本经训》所言：“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予有节，出入有时。”
还有整体观对疾病症候的影响，如“夫有病于内者，必有色于外矣。”“痈疽发于指，其痛遍于体。”前者言其体内脏腑患病，而引起体表的色泽变化，即“有诸内必形诸外”；后者指出局部的病变可影响整个人体。
养生术，静漠恬澹
该书注重养生之术，如《真训》强调了养性、养德，云其：“静漠恬澹，所以养性也；和愉虚无，所以养德也。……若然者，血脉无郁滞，五脏无蔚气。”又《修务训》提出精神调养，指出：“今天道者藏精于内，盝神于心，静漠恬淡，讼谬胸中，无邪气所留滞，……则机枢调利，百脉九窍莫不顺比。”“神清志平，百节皆宁，养性之本也。”综观上文可知：心境清净，无欲无求，则五脏安和，百脉调畅，诸窍通利而健康无病。这与《黄帝内经》中“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以恬愉为务”的养生之道契合。
养生的另一个方面是禁嗜欲。如《时则训》言其：“孟冬，……君子斋戒，身欲静，去声色，禁嗜欲，宁身体，安形性。”冬为闭藏之时，应藏而不泄，故要禁欲，保精、养性。又《原道训》云：“圣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也强调了养生禁欲的重要性。人类只有将养精神，和调其气，才能形体康健，与世间万事万物共同在自然界的规律之中生存。故《原道训》指出：“是故圣人将养其神，和弱其气，平夷其形，而与道沉浮俯仰。”以上所述《淮南子》对人类养生术的贡献，足资后学借鉴。
推病由，情志环境
书中推究疾病发生的原由，认为情志变化、地理环境对人体影响极大，是致病的重要因素。如《精神训》和《原道训》均指出：“人怒破阴，大喜坠阳，……。”“ 薄云发，惊怖为狂，忧悲多恚，病乃成积。”以上言情志过极，积而成病。这与《黄帝内经》中“暴怒伤阴，暴喜伤阳”的观点是相同的。这种病因认识一直指导着后世临床，目前情志致病的比例愈来愈大，如杨雪琴教授调查后指出，“银屑病的发病和复发患者中70%～80%的人发病前有焦虑和抑郁，且有特殊不愉快的事情。”
地理环境亦直接影响人体而为致病之由。如“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暑气多夭，寒气多寿。”此言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对人的体质、生育、发病和寿夭等均有影响，为导致疾病发生的原由之一。这种医学思想本源于古代文献而有所创新，如《吕氏春秋·尽数》记载：“……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祍与伛人。”此指居住在水味辛辣地方的人，多患痈疽和生瘰疬病；水味苦涩地方的人，多患鸡胸和驼背。
谈施治，理法兼备
该书对疾病治疗方法的论述亦较详尽。如《时则训》提出四时治疗疾病的法则为：“春治以规，秋治以矩，冬治以权，夏治以衡，……。”这里规矩权衡治法与《黄帝内经》中的规矩权衡合四时脉象不同。如《素问·脉要精微论》云：“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前者言其脉象的变化随季节不同而各异，即脉合四时；后者则根据脉象的浮、沉、滑、涩，而了解疾病产生的原因。可见，《黄帝内经》以规矩权衡论脉象；《淮南子》则以规矩权衡论治法，各有所指也。
书中谈及治疗疾病要全面考虑，不能顾此失彼，以免酿成大病。如《说林训》中指出：“治鼠穴而坏里闾，溃小皁而发痤疽。”
书中还有对疾病应早期治疗的记载。如《人间训》告诫人们：“患至而后忧之，是犹病者已胘而索良医也。虽有扁鹊、俞跗之巧，犹不能生也。”这里根据上下文意虽是以医学喻为政处事的道理，但其未病先防，既病早治的预防医学思想确能启迪后学，这与《黄帝内经》中“病已成而后药之”，其理相同。
论药物，首重实践
该书对药物的记载注重实践，从药物采集、炮制及品种鉴别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首先，采集药物要亲口尝试。如《修务训》云：“神农乃始教民扑五谷，……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这是古代医家在实践中寻找和发现药物的真实写照。其次，根据药物性能，按照季节采收药物。如“蝉始鸣，半夏生”言其夏至时蝉鼓翼始呜，正是半夏成熟的采收时间。其三，告诫人们注意药物炮制方法。“牛胆涂目，……取八岁牛胆，桂三寸，著胆中，百日以成。”此言将桂放入牛胆中，经过百天才能药用。其四，提出了易混淆药物的鉴别。如“夫乱人者，芎
穷之与蒿本也，蛇床之与麋芜也，也皆相似者。”这种注重实践，使药物名实相符，是安全有效用药的保证。
他如书中还有关于脏腑的论述；疾病命名的记载及形、气、神的论述等，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与《黄帝内经》同时代或稍晚时的《淮南子》蕴含着一定数量的医学内容，我们应当挖掘整理取其精华，以丰富中医学宝库。
【《淮南子》与汉初政治斗争】
1.建元初年的意识形态辩论
汉初意识形态论争的焦点是主张尊王攘夷的儒法家（宗荀子及今文公羊学派），与主张因循旧制、“萧规曹随”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家之争。从现代的观点看，前者主张国家主义，后者主张自然放任，即自由主义。
2.汉武帝一度危在旦夕
建元元年（B.C140）刘彻登基，时年仅16岁。他一登基即重用主张加强王权的儒士出任将相。准备采纳文景时期大为失意的贾谊、晁错一派的政治主张，即对内削弱诸侯、加强中央，对外则抗御匈奴。刘安撰作《淮南子》，其所针对的，就是初登基的汉武帝刘彻。刘彻志在尊王攘夷，削诸藩，破匈奴，实施“大有为”之政。刘安则主张因循旧范，无为而治。由此引申为政策，也就是要坚持汉初旧制，从而保护刘氏诸王集团裂土称王的既得利益。《淮南子》中有“主术训” 一篇，专讲帝王之术。
而建元初年主导政治大势的，并不是已作了皇帝的年轻人汉武帝，而是素好黄老之道的太皇太后窦氏以及诸窦、诸刘列王贵威。窦氏于建元二年临朝干政罢免刘彻所任命的儒学将相，否定刘彻加强王权削弱诸侯的政策方向。这实际是一场未动干戈的宫廷政变。
在这场政治争论中，甚至汉武帝的舅舅、王太后之弟武安侯田蚡暗中也站到了刘安一边。《汉书》淮南王传记：刘安友善太尉武安侯田蚡。（田蚡）与私语曰：“方今上无太子，宫车一日晏驾，非王而谁可立者？”淮南王大喜，厚赂武安侯。要知道此时之刘彻，年方十七、八岁，正值盛年。除非遭遇突然之变，发生非正常死亡，怎么谈得上“宫车一日晏驾”？而身居高位（汉太尉领有兵权相当于国防部长）的国舅田蚡，竟然与刘安私下计议安排关于刘彻的后事问题，并属望于刘彻这位老叔父作年轻皇帝的继承人。由此可见当时刘彻政治地位之孤弱及危险也。
建元六年（B.C135年）太皇太后病危，死前天上出现彗星。刘安认为这种天象预兆着“兵当大起”，天下将要大乱。于是“治军械，积金钱”，准备武装起事。于此而又见当时政局之险恶矣！
3.人文学术难以完全超离政治
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刘彻终于主持了大政。元光元年（BC134年）间，他召见名儒董仲舒。董氏向他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汉武帝决心由此而推行全面改革。此即西汉史中值得大书一笔的“元光决策”。新政的首要方针是改革国家意识形态，即“罢黜百家，首尊儒术”。而所罢黜的百家言中，重点一为主张搞阴谋政治的纵横家言，一为黄老之道也。直到田蚡死后，刘彻才知道了他与刘安的那次密谋。刘彻说：如果田氏仍在，当灭族矣！元狩元年（B.C122年）刘安积蓄已久的反谋终于被揭露，被追究而自杀身死。汉武帝取得了最终胜利。
这一段史事表明，历史中的人文学术难以完全超离于政治。但是，后人已超越了这场历史斗争。今人谈论汉初黄老之道，无为而治，常称叹称羡。然而，若不参照汉初及建元年间之大形势，汉初儒道两个学派这场大论争就不能真正被理解。今人读《淮南子》无不以为其仅是一部学术著作。其然，其不然乎？
【《淮南子》的作者】
西汉初年由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1年，汉高祖刘邦之孙厉王刘长之子,即汉武帝刘彻的叔父。）及门客李尚、苏飞、伍被等共同编著。
此书撰著于景帝一朝的后期，而于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初的建元二年进献于朝廷。
淮南王刘安是当时皇室贵族中学术修养较为深厚的人，他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著书立说，“作《内篇》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为《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汉书·淮南厉王刘长传》）。然而这部涉及范围十分广泛的文化巨著，留传下来的只有《内书》二十一篇，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淮南子》。
刘安有心在天下一旦发生变乱时取得政治主动，积极制作战争装备，集聚金钱，贿赂汉王朝的地方实力派。又日夜研究军事地图，暗中进行作战部署。淮南国贵族违法的事件逐渐有所败露，在朝廷予以追查时，刘安终于发起叛乱。然而叛乱迅速被汉王朝成功平定。刘安被判定“大逆不道，谋反”罪，自杀。淮南国被废除。汉武帝在这里设立了九江郡。
【《淮南子》的内容】
《汉书·艺文志》著录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今存内二十一篇。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了儒法阴阳等家，一般列《淮南子》为杂家。实际上，该书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会贯通而成，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淮南子》在阐明哲理时，旁涉奇物异类、鬼神灵怪，保存了一部分神话材料，像“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共工怒触不周山”等古代神话，主要靠本书得以流传。
【《淮南子》目录】
·卷一 原道训 ·卷二 俶真训
·卷三 天文训 ·卷四 坠形训
·卷五 时则训 ·卷六 览冥训
·卷七 精神训 ·卷八 本经训
·卷九 主术训 ·卷十 缪称训
·卷十一 齐俗训 ·卷十二 道应训
·卷十三 氾论训 ·卷十四 诠言训
·卷十五 兵略训 ·卷十六 说山训
·卷十七 说林训 ·卷十八 人间训
·卷十九 修务训 ·卷二十 泰族训
·卷二十一 要略
【对后人的影响】
后人读此书，无不以为此书只是一部意在求仙访道博采黄老言的道家之书而已。而黄老道则为汉初文景以来所尊之官学。殊不知，此书乃是建元初年间激烈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辩论的产物。
里面的塞翁失马哲学,闻名古今,无为而无不为。
【《淮南子》的思想及特点】
《淮南子》是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于汉景帝、汉武帝之交时撰写的一部论文集。刘安(公元前179年一前122年)是汉高祖刘邦的少于淮南厉王刘长之子。淮南厉王因“谋取”获罪，流徒途中绝食而死，后淮南厉王的封地被一分为三，刘安被策封为淮南王。刘安曾罗致宾客数干人，内中不乏硕学之士，共同编定《淮南子》一书。该书共21篇，最后一篇名《要略》，是全书的序言。从《要略》看，全书写作有统一的计划和安排。但从内容看，并未完全统一。《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杂家”是有道理的。书中内容，除道家思想外，还兼收了儒家、法家、阴阳家之言。范文澜先生说：“《淮南子》虽以道为归，但杂采众家”，仍表现出一定的融合倾向。”
(一)《淮南子》与先秦道家思想
在宇宙观本体论方面，《淮南子》继承了先秦道家的思想，并加以唯物主义改造。该书《天文训》说：“道始于虚霩”、“道始于一”，认为在天地未形之前，整个宇宙是个浑然一体、没有定型的“虚霩”，是个浑涵未分的“一”。《原道训》说：“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所谓一者，无匹合于天下者也。卓然独立，块然独处，上通九天，下贯九野，圆不中规，方不中矩，大浑而如一。”据上可以这样分析：“道”是“虚霩”之道，是“一”之道，归根结底，是物之道。这就把先秦道家“道生物”的观点，改造为“物有道”的观点，这是明确的唯物主义。在宇宙生成论方面，该书《天文训》指出：“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并认为：宇宙之气“清扬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阳为日，阴为月，阴阳分化为四体，这是明确的宇宙构成论，在近代科学出现以前，几乎成为古代唯物主义公认的定论。
《淮南子》还对先秦道家“无为而治”的观点进行积极的改造和谈释，明确指出：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因势利导的主动行为。《修务训》中批评了“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的消极无为论，指出：历史上公认的“先圣”都是积极有为的，如神农氏教民“播种五谷”，发明医药，“一日而遇七十毒”；尧积极从事政治管理与社会教化，“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北抚幽郡，南到交趾，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殛鲸于羽山”；舜“辟地树谷，南征三苗，道死苍梧”；禹休风榨雨，“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阔”；汤夙兴夜寐。勤于政务。这些古圣先王，一生致力于兴利除害，屡建奇功，“圣人忧民如此其明也，而称以‘无为'，岂不悖哉！”此可知：“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肢不动，思虑不用，事治求成者，未之育也！”该篇给“无为”以一种正确的解释，它说，老子的无为决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因势利导：“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工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得：之其自生，则鲸、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也。”这是《淮南子》关于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关系的正确说明，把先秦道家思想大大升华了。
顺便指出，《淮南子》与汉初黄老学派也有密切的关系。汉初假：托黄帝以为书名的著作甚多，大都失传。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就有《道原》、《经法》、《称》、《十六经》四篇古佚书。《淮南子》与这四篇黄老帛书有一定的关联。《原道训》与《道原》都是论“道”专篇，言辞极为一致。此外其他相互仿佛之处也很多。如《从间训》：“祸福同门”，《经法》：“祸福同道”；《原道训》：“万物之总，皆阅一孔”，《十六经》：“万物之多，皆阅一空"；《诠言训》：“ 圣人不为始，不专己，循天理，不豫谋，不弃时，与天为期，不求得，不辞福，因天之则”，《称》：“圣人不为始，不专己，不豫谋，不为得，不辞福，因天之则。”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淮南子》汲取道家思想营养的比重较大。
(二)《淮南子》与先秦儒家思想
首先，《淮南子》继承并发挥了先秦儒家“仁者爱人”的原始人道思想。《主术训》说：“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又说：“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仁者爱其类也，智者不可惑也。”这一观念是来自先秦儒家而又高于先秦儒家的，特别是《淮南子》对“人道”、“人类”概念的使用，在中国文化史上是有重要价值的。《淮南子》也主张以民为本。《把论训》说：“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主术训》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在此基础上，《泰族训》提出以仁义治国：“所谓仁者，爱人也；所谓知者，知人也，爱人则无虐刑矣。知人则无敌政矣。治由文理，则无悖谬之事矣。刑不侵滥，则无暴虐之行矣。”这可以视为孔孟“德政”、“仁政”学说的进一步弘扬。《淮南子》主张人性本善。《泰族训》认为“人之性有仁义之资”，这是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不过不完全认同孟子，《淮南子》强调“仁义之资”必须与后天教育相结合，才能臻于完美：“故无其性，不可教训；有其性无其养，不能遵道。茧之性为丝，然非得二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卵之化为雏，非呕暖覆伏累日积久，则不能为雏。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向方。”即是说，善性是内在根据，教育是后天条件，只有两者结合才能成人之善，这显然与孟子偏重于反本内求有所不同。至于把外部条件归结为“圣人之教”的观点、是古代哲学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的共同缺点。
(三)《淮南子》与先秦法家思想
《淮南子》继承、发挥了商鞅、韩非的历史进化观念，提出：社会生活是变迁的，法令制度也应当随时代变迁而更改，即令是“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记论训》说：“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民主，。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又说：“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是也。”这些言论，从思想观点到具体言词，与商、韩是一脉贯通的。从当时社会现实看，“汉承秦制”，未加彻底改造。景、武之交，汉王朝的经济已经恢复，客观上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制度，当然这套制度决不完全等同于商、韩所鼓吹的制度，但是法家更法改制的思想原则，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可贵的是，《淮南子》认为法令制度的制定，应适乎人群之需要，应考虑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主术训》说：“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这显然是比先秦法家更进步的观点，其所以如此，也是儒法融合的结果。
《淮南子》与《吕氏春秋》有没有关系?从原著看，《淮南子》无一字提到《吕氏春秋》，这可能与汉初反秦气氛有关。但事实上，正是《吕氏春秋》给予《淮南子》以最大和最直接的影响。两本书都是由上层贵族亲自主持，招揽众多学者集体写成的。成书的程序都是先拟定计划，次分头撰写，最后综合编纂。书的结构统一，篇目规整，理事相连，言辞精审。两书都是总结先秦各家学说，博采众家之长，形成一个综合性的、能贯通天地人的庞大理论体系，为统一的封建大帝国提供全面的思想理论根据。所不同的是，《淮南子》成书之时，处于黄老盛行的文化氛围之中，因此对道家学说特别看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淮南子》是集黄老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当然这绝不妨碍它也融和摄取了道家之外其他学派的思想精华。
【《淮南子》医学内容】
《淮南子》二十一篇，本名“鸿烈”，系西汉时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80年～公元前123年)招引宾客集体编写而成。该书是对西汉前期道家思想系统而详尽的总结，是研究黄老思想的极其宝贵而丰富的资料。书中不乏其医学内容，值得我们探讨研究。
倡学说，阴阳五行
该书倡导阴阳五行学说。首先，论述了阴阳概括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如《本经训》指出：“阴阳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终始虚满，转于无原。”此言阴阳囊括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其变化是无穷无尽的。这与《黄帝内经》中的阴阳学说一脉相承。
书中以水、火、日、月喻阴阳。如《天文训》云：“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又云：“日者，阳之主也；月者，阴之宗也。”这里用人们常见的水、火、日、月来说明阴阳的属性，这种形象而生动的比喻，使学者对枯燥、抽象的阴阳学说易于理解。
其次，阐明了五行的属性及其生克乘侮规律。如“东方，木也，……。北方，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故禾春生秋死，……。”此处五行学说内容与《黄帝内经》所论是一致的，可见当时的阴阳五行学说已渗透到多个学科。
书中还以五行所属的方位论及人体的形体特征及勇怯、智愚、寿夭等。如“东方，……其人兑形，小头、隆鼻大口，鸢肩企行，窍通于目，筋气属焉，苍色主肝，长大早知而不寿；南方，……窍通于耳，血脉属焉，赤色主心，早壮而夭；西方，……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北方，……其人蠢愚；中央四达，……其人慧圣而好治。 ”以上所述虽未必尽然，但大体上说明了五行所属的方位及地域不同对人体的影响。
整体观，天人相应
该书强调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如《本经训》云：“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 指出人生活在宇宙间，和自然界是息息相关的。这与《素问·生气通天论》所云“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的天人合一观点不谋而合。
四时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人体而形成疾病。如《时则训》记有：“孟春之月，……行秋令则民病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季秋行夏令，……民多鼽窒。”上文明示，非其时气，其气不和则导致人体疾病的发生。同时告诫人们：人体必须顺应四时，适应自然界季节气候的变化，才能在宇宙间健康生存，正如《本经训》所言：“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予有节，出入有时。”
还有整体观对疾病症候的影响，如“夫有病于内者，必有色于外矣。”“痈疽发于指，其痛遍于体。”前者言其体内脏腑患病，而引起体表的色泽变化，即“有诸内必形诸外”；后者指出局部的病变可影响整个人体。
养生术，静漠恬澹
该书注重养生之术，如《真训》强调了养性、养德，云其：“静漠恬澹，所以养性也；和愉虚无，所以养德也。……若然者，血脉无郁滞，五脏无蔚气。”又《修务训》提出精神调养，指出：“今天道者藏精于内，盝神于心，静漠恬淡，讼谬胸中，无邪气所留滞，……则机枢调利，百脉九窍莫不顺比。”“神清志平，百节皆宁，养性之本也。”综观上文可知：心境清净，无欲无求，则五脏安和，百脉调畅，诸窍通利而健康无病。这与《黄帝内经》中“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以恬愉为务”的养生之道契合。
养生的另一个方面是禁嗜欲。如《时则训》言其：“孟冬，……君子斋戒，身欲静，去声色，禁嗜欲，宁身体，安形性。”冬为闭藏之时，应藏而不泄，故要禁欲，保精、养性。又《原道训》云：“圣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也强调了养生禁欲的重要性。人类只有将养精神，和调其气，才能形体康健，与世间万事万物共同在自然界的规律之中生存。故《原道训》指出：“是故圣人将养其神，和弱其气，平夷其形，而与道沉浮俯仰。”以上所述《淮南子》对人类养生术的贡献，足资后学借鉴。
推病由，情志环境
书中推究疾病发生的原由，认为情志变化、地理环境对人体影响极大，是致病的重要因素。如《精神训》和《原道训》均指出：“人怒破阴，大喜坠阳，……。”“ 薄云发，惊怖为狂，忧悲多恚，病乃成积。”以上言情志过极，积而成病。这与《黄帝内经》中“暴怒伤阴，暴喜伤阳”的观点是相同的。这种病因认识一直指导着后世临床，目前情志致病的比例愈来愈大，如杨雪琴教授调查后指出，“银屑病的发病和复发患者中70%～80%的人发病前有焦虑和抑郁，且有特殊不愉快的事情。”
地理环境亦直接影响人体而为致病之由。如“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山气多男，泽气多女，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暑气多夭，寒气多寿。”此言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对人的体质、生育、发病和寿夭等均有影响，为导致疾病发生的原由之一。这种医学思想本源于古代文献而有所创新，如《吕氏春秋·尽数》记载：“……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祍与伛人。”此指居住在水味辛辣地方的人，多患痈疽和生瘰疬病；水味苦涩地方的人，多患鸡胸和驼背。
谈施治，理法兼备
该书对疾病治疗方法的论述亦较详尽。如《时则训》提出四时治疗疾病的法则为：“春治以规，秋治以矩，冬治以权，夏治以衡，……。”这里规矩权衡治法与《黄帝内经》中的规矩权衡合四时脉象不同。如《素问·脉要精微论》云：“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前者言其脉象的变化随季节不同而各异，即脉合四时；后者则根据脉象的浮、沉、滑、涩，而了解疾病产生的原因。可见，《黄帝内经》以规矩权衡论脉象；《淮南子》则以规矩权衡论治法，各有所指也。
书中谈及治疗疾病要全面考虑，不能顾此失彼，以免酿成大病。如《说林训》中指出：“治鼠穴而坏里闾，溃小皁而发痤疽。”
书中还有对疾病应早期治疗的记载。如《人间训》告诫人们：“患至而后忧之，是犹病者已胘而索良医也。虽有扁鹊、俞跗之巧，犹不能生也。”这里根据上下文意虽是以医学喻为政处事的道理，但其未病先防，既病早治的预防医学思想确能启迪后学，这与《黄帝内经》中“病已成而后药之”，其理相同。
论药物，首重实践
该书对药物的记载注重实践，从药物采集、炮制及品种鉴别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首先，采集药物要亲口尝试。如《修务训》云：“神农乃始教民扑五谷，……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这是古代医家在实践中寻找和发现药物的真实写照。其次，根据药物性能，按照季节采收药物。如“蝉始鸣，半夏生”言其夏至时蝉鼓翼始呜，正是半夏成熟的采收时间。其三，告诫人们注意药物炮制方法。“牛胆涂目，……取八岁牛胆，桂三寸，著胆中，百日以成。”此言将桂放入牛胆中，经过百天才能药用。其四，提出了易混淆药物的鉴别。如“夫乱人者，芎
穷之与蒿本也，蛇床之与麋芜也，也皆相似者。”这种注重实践，使药物名实相符，是安全有效用药的保证。
他如书中还有关于脏腑的论述；疾病命名的记载及形、气、神的论述等，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与《黄帝内经》同时代或稍晚时的《淮南子》蕴含着一定数量的医学内容，我们应当挖掘整理取其精华，以丰富中医学宝库。
【《淮南子》与汉初政治斗争】
1.建元初年的意识形态辩论
汉初意识形态论争的焦点是主张尊王攘夷的儒法家（宗荀子及今文公羊学派），与主张因循旧制、“萧规曹随”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家之争。从现代的观点看，前者主张国家主义，后者主张自然放任，即自由主义。
2.汉武帝一度危在旦夕
建元元年（B.C140）刘彻登基，时年仅16岁。他一登基即重用主张加强王权的儒士出任将相。准备采纳文景时期大为失意的贾谊、晁错一派的政治主张，即对内削弱诸侯、加强中央，对外则抗御匈奴。刘安撰作《淮南子》，其所针对的，就是初登基的汉武帝刘彻。刘彻志在尊王攘夷，削诸藩，破匈奴，实施“大有为”之政。刘安则主张因循旧范，无为而治。由此引申为政策，也就是要坚持汉初旧制，从而保护刘氏诸王集团裂土称王的既得利益。《淮南子》中有“主术训” 一篇，专讲帝王之术。
而建元初年主导政治大势的，并不是已作了皇帝的年轻人汉武帝，而是素好黄老之道的太皇太后窦氏以及诸窦、诸刘列王贵威。窦氏于建元二年临朝干政罢免刘彻所任命的儒学将相，否定刘彻加强王权削弱诸侯的政策方向。这实际是一场未动干戈的宫廷政变。
在这场政治争论中，甚至汉武帝的舅舅、王太后之弟武安侯田蚡暗中也站到了刘安一边。《汉书》淮南王传记：刘安友善太尉武安侯田蚡。（田蚡）与私语曰：“方今上无太子，宫车一日晏驾，非王而谁可立者？”淮南王大喜，厚赂武安侯。要知道此时之刘彻，年方十七、八岁，正值盛年。除非遭遇突然之变，发生非正常死亡，怎么谈得上“宫车一日晏驾”？而身居高位（汉太尉领有兵权相当于国防部长）的国舅田蚡，竟然与刘安私下计议安排关于刘彻的后事问题，并属望于刘彻这位老叔父作年轻皇帝的继承人。由此可见当时刘彻政治地位之孤弱及危险也。
建元六年（B.C135年）太皇太后病危，死前天上出现彗星。刘安认为这种天象预兆着“兵当大起”，天下将要大乱。于是“治军械，积金钱”，准备武装起事。于此而又见当时政局之险恶矣！
3.人文学术难以完全超离政治
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刘彻终于主持了大政。元光元年（BC134年）间，他召见名儒董仲舒。董氏向他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汉武帝决心由此而推行全面改革。此即西汉史中值得大书一笔的“元光决策”。新政的首要方针是改革国家意识形态，即“罢黜百家，首尊儒术”。而所罢黜的百家言中，重点一为主张搞阴谋政治的纵横家言，一为黄老之道也。直到田蚡死后，刘彻才知道了他与刘安的那次密谋。刘彻说：如果田氏仍在，当灭族矣！元狩元年（B.C122年）刘安积蓄已久的反谋终于被揭露，被追究而自杀身死。汉武帝取得了最终胜利。
这一段史事表明，历史中的人文学术难以完全超离于政治。但是，后人已超越了这场历史斗争。今人谈论汉初黄老之道，无为而治，常称叹称羡。然而，若不参照汉初及建元年间之大形势，汉初儒道两个学派这场大论争就不能真正被理解。今人读《淮南子》无不以为其仅是一部学术著作。其然，其不然乎？
人物志，魏刘邵撰述，《人物志》是我国一部辨析、评论人物的专著，约成书于曹魏明帝统治时期（227 —239 ）。作者在自序中阐述撰著目的：“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魏时文帝曹丕接受陈群建议，用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材。该书即是在推行九品中正品评人物、选择人材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专著，旨在为推行九品中正制在理论上提供依据，在实践上总结经验，以推动这一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十六国时刘昞为之作注，重在“疏通大义，不沾沾于训诂，文词简括”。其后流传既久，传本颇多谬误。明万历甲申（1584）河间刘用霖用隆庆壬申（1572）本旧版合官私书校之，去其重复，成为定本。今有《汉魏丛书本》、《明万历刘氏刊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等。其书自《隋唐。经籍志》以后皆列于名家，《四库全书》则归入子部、杂家类一。
《隋书‧经籍志》列入列为「名家类」，具体呈现魏晋时期人物品鉴理论，为魏晋玄学中的重要面向。
思想背景
汉代顺天地阴阳气化的层次探讨人性，认为人之性情是阴阳之气凝聚表现，天人之间有同理、同道、同构的相应关系，重视礼乐政教与生命性情的调节教化，由战国晚期《吕氏春秋》，以至汉朝《淮南子》、董仲舒都属于此一大脉络。而其中天人感应的思想架构，经王充等人质疑消解后，魏晋时期，转为自然无为也无可干预的天命观点，人性论则重视自然的「才性」层次。所谓「才性」或「情性」是人禀之自然的材质，展现于具体生命的型态，有各种不同的情态或姿态，可以品鉴。
这种品鉴人物的着作，在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已可见其基本样貌。三国以后，则有曹丕《士操》、卢毓《九州人士论》等作品，然皆已亡佚。《人物志》为现存可见最具系统之作。
汉代选官采取「察举」及「徵辟」，两者都需过考察人物品行加以衡定，然而此一制度，日渐为世家所垄断，名不副实。汉末大乱，群雄争起，积极网罗人才，魏朝后采取「九品中正制」，透过州、郡大小中正品评士人高下，以供朝廷择用。因此三国魏晋以来，才性品鉴与拔选人才，极受关注。
锺会总结此一时期对才性的争论，作《四本论》，归结为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等四种观点。刘邵《人物志》则为此一争论的重要论述。
内容简介
刘邵以人之筋、骨、血、气、肌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应，而呈显弘毅、文理、贞固、勇敢、通微等特质。此「五质」又分别象征「五常」仁、义、礼、智、信，表现为「五德」。换言之，自然的血气生命，具体展现为精神、形貌、声色、才具、德行。内在的材质与外在的徵象有所联系，呈显为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等，是为「九徵」，这相当于所谓「气质」的层次。
依照不同的才性，刘邵将人物分为「兼德」、「兼才」、「偏才」等「三类」。透过德、法、术等三个层面，依其偏向，又可分为「十二才」，即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雄杰，依其才能不同，适合担任的官职也不同。
在《人物志》中，刘邵将才、德并列标举，作为拔选人才的标准。刘邵的品评，以中和为最高，讲究平澹无味，是为圣人。所谓中和，在于兼具「平澹」与「聪明」两种层次，聪明为才，而平澹则是生命所展现的境界，已不单纯是道德修养的层次，更是对「全幅人性」的审美态度。除中和外，其馀为偏至之材。「九徵」兼至的人，「阴阳清和，中叡外明」，就是中庸，称为圣人，是君王之才；具体而微，称为「德行」，是大雅之才；偏于一才的人，称为偏材，是为小雅。此外尚有依似、无恒等级别。
对于甄别人才，刘邵进而提出「八观」、「五视」等途径。「八观」由人的行为举止、情感反应、心理变化由表象而深至内里，反覆察识。「五视」则在居、达、富、穷、贫特定情境中，考察人的品行。
《隋书‧经籍志》列入列为「名家类」，具体呈现魏晋时期人物品鉴理论，为魏晋玄学中的重要面向。
思想背景
汉代顺天地阴阳气化的层次探讨人性，认为人之性情是阴阳之气凝聚表现，天人之间有同理、同道、同构的相应关系，重视礼乐政教与生命性情的调节教化，由战国晚期《吕氏春秋》，以至汉朝《淮南子》、董仲舒都属于此一大脉络。而其中天人感应的思想架构，经王充等人质疑消解后，魏晋时期，转为自然无为也无可干预的天命观点，人性论则重视自然的「才性」层次。所谓「才性」或「情性」是人禀之自然的材质，展现于具体生命的型态，有各种不同的情态或姿态，可以品鉴。
这种品鉴人物的着作，在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已可见其基本样貌。三国以后，则有曹丕《士操》、卢毓《九州人士论》等作品，然皆已亡佚。《人物志》为现存可见最具系统之作。
汉代选官采取「察举」及「徵辟」，两者都需过考察人物品行加以衡定，然而此一制度，日渐为世家所垄断，名不副实。汉末大乱，群雄争起，积极网罗人才，魏朝后采取「九品中正制」，透过州、郡大小中正品评士人高下，以供朝廷择用。因此三国魏晋以来，才性品鉴与拔选人才，极受关注。
锺会总结此一时期对才性的争论，作《四本论》，归结为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等四种观点。刘邵《人物志》则为此一争论的重要论述。
内容简介
刘邵以人之筋、骨、血、气、肌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应，而呈显弘毅、文理、贞固、勇敢、通微等特质。此「五质」又分别象征「五常」仁、义、礼、智、信，表现为「五德」。换言之，自然的血气生命，具体展现为精神、形貌、声色、才具、德行。内在的材质与外在的徵象有所联系，呈显为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等，是为「九徵」，这相当于所谓「气质」的层次。
依照不同的才性，刘邵将人物分为「兼德」、「兼才」、「偏才」等「三类」。透过德、法、术等三个层面，依其偏向，又可分为「十二才」，即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雄杰，依其才能不同，适合担任的官职也不同。
在《人物志》中，刘邵将才、德并列标举，作为拔选人才的标准。刘邵的品评，以中和为最高，讲究平澹无味，是为圣人。所谓中和，在于兼具「平澹」与「聪明」两种层次，聪明为才，而平澹则是生命所展现的境界，已不单纯是道德修养的层次，更是对「全幅人性」的审美态度。除中和外，其馀为偏至之材。「九徵」兼至的人，「阴阳清和，中叡外明」，就是中庸，称为圣人，是君王之才；具体而微，称为「德行」，是大雅之才；偏于一才的人，称为偏材，是为小雅。此外尚有依似、无恒等级别。
对于甄别人才，刘邵进而提出「八观」、「五视」等途径。「八观」由人的行为举止、情感反应、心理变化由表象而深至内里，反覆察识。「五视」则在居、达、富、穷、贫特定情境中，考察人的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