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名武，漢族。字長卿。孫武，後人尊稱其為孫子、孫武子。春秋末期齊國樂安（今山東廣饒，另一說為惠民縣）人。出生於公元前535年左右的齊國樂安（今山東廣饒，另一說為惠民縣），生卒年代不詳，大約與儒學創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屬於同時代而略晚。
孫子是齊國貴族和名將的後裔。孫武的祖先叫媯完被周朝天子册封為陳國國君（陳國在今河南東部和安徽一部分，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陽）。後來由於陳國內部發生政變，孫武的直係遠祖媯完便攜傢帶口，逃到齊國，投奔齊桓公。齊桓公早就瞭解陳公子媯完年輕有為，任命他為負責管理百工之事的工正。媯完在齊國定居以後，由姓媯改姓田，故他又被稱為田完。他的祖先原是陳國的公子--陳完。公元前672年，陳國發生內亂，陳完便逃奔至齊國避難，改稱為田完。田完的第五世孫田書（即孫子的祖父）曾經是齊國大夫，在攻打莒國的戰爭中立下了戰攻，齊景公便把樂安封給了田書，同時還賜“孫”為姓，以表示對田書嘉奬。公元前532年，齊國發生內亂，孫子便離開齊國，到了南方的吳國，在吳國的都城姑蘇（今江蘇省蘇州市）過起了隱居生活，潛心研究兵法。在吳國，孫子結識了伍子胥。據《吳越春秋. 闔閭內傳》載，在諸侯爭霸中，南方新興的吳國國君闔閭，為圖霸業，欲攻打楚國，但是，一時難以選出合適的將領。伍子胥常與吳王論兵，他曾嚮吳王推薦說：孫子“精通韜略，有鬼神不測之機，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十三篇，世人莫知其能。誠得此任為將，雖天下莫敵，何論楚哉！”經過伍子胥七次嚮吳王推薦，吳王便讓伍子胥拜請孫子出山。
孫子晉見吳王之後，呈上所著兵書現僅存十三篇。吳王看後，贊不絶口。據有關資料記載，為考察孫子的統兵能力，吳王挑選了100多名宮女由孫子操練。這就是人們所傳說的孫子“吳宮教戰斬美姬”的故事。吳宮操練之後，吳王任命孫子為上將軍，封為軍師。從此，孫子與伍子胥共同輔佐吳王，安邦治國，發展軍力。公元前506年鼕，吳國以孫子、伍子胥為將，出兵伐楚。孫子采取“迂回奔襲、出奇製勝”的戰法，溯淮河西上，從淮河平原越過大別山，長驅深入楚境千裏，直奔漢水，在柏舉（今湖北漢川北）重創楚軍。接着五戰五勝，一舉攻陷楚國國都郢。“柏舉之戰”後，楚國元氣大傷，漸漸走嚮衰落，而吳國的聲威則大振，成為春秋五霸之一。吳國不僅成為南方的強國，而且北方的齊、晉等大國也畏懼吳國。對於孫子的歷史功績，司馬遷在《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寫道：“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也”。
著書兵法
《孫子兵法》是從戰國時期起就風靡流傳的軍事著作，古今中外的軍事傢們都使用其中論述的軍事理論來指導戰爭，而且，其中論述的基本理論和思想還被運用到了現代經營决策和社會管理方面。然而，這部著作者是誰呢？學術界議論紛紛，一種認為是春秋時期吳國的孫武所著，一種認為是孫臏整理而成，一種認為是戰國初年某位山林處士編寫，還有的說是三國時代曹操編撰的。直到1972年4 月間，在山東臨沂銀雀山發掘的兩座漢代墓葬中同時發現了用竹簡寫成的《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這樣，數百年的爭論方告結束，《孫子兵法》的作者被確認為春秋時期吳國的將軍孫武。
·避隱吳國著兵法
由於貴族家庭給孫武提供了優越的學習環境，孫武得以閱讀古代軍事典籍《軍政》，瞭解黃帝戰勝四帝的作戰經驗以及伊尹、姜太公、管仲的用兵史實，加上當時戰亂頻繁，兼併激烈，他的祖父、父親都是善於帶兵作戰的將領，
他從小也耳聞目睹了一些戰爭，這對少年孫武的軍事方面的培養是非常重要的。但孫武生活的齊國，內部矛盾重重，危機四伏。齊景公初年，左相慶封滅掉了右相崔杼。接着田、鮑、欒、高等四大傢族又聯合起來，趕走了慶封。後來，內亂日甚一日，齊國公室同四大傢族的矛盾，四大傢族相互之間爭權奪利的鬥爭，愈演愈烈。孫武對這種內部鬥爭極其反感，不願糾纏其中，萌發了遠奔他鄉、另謀出路去施展自己才能的念頭。當時南方的吳國自壽夢稱王以來，聯晉伐楚，國勢強盛，很有新興氣象。孫武認定吳國是他理想的施展才能和實現抱負的地方。大約在齊景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7 年）左右，孫武正值18歲的青春年華，他毅然離開樂安，告別齊國，長途跋涉，投奔吳國而來，孫武一生事業就在吳國展開，死後亦葬在吳國，因此《吳越春秋. 闔閭內傳》就把孫武稱為“吳人”。
孫武來到吳國後，便在吳都（今蘇州市）郊外結識了從楚國而來的伍子胥。伍子胥原是楚國的名臣，公元前522 年因父親伍奢和兄長伍尚被楚平王殺害而潛逃到吳國。他立志興兵伐楚，為父兄報仇。孫武結識伍子胥後，十分投機，結為密友。這時吳國的局勢也在動蕩不安之中，兩人便避隱深居，待機而發。
公元前515 年，吳國公子光利用吳國伐楚，國內空虛的機會，以專諸為刺客，襲殺吳王僚，然後自立為王，稱闔閭。闔閭即位後，就禮賢下士，任用伍子胥等一批賢臣，他又體恤民情，不貪美味，不聽淫樂，不也女色，註意發展生産，積蓄糧食，建築城垣，訓練軍隊，因而大得民心，吳國呈現出一派欣欣嚮榮的景象。闔閭又註重搜求各種人才，立志要使吳國更加強盛，時而嚮長江中遊發展，滅楚稱雄。隱居吳都郊外的孫武由此更加看清自己的前途，他在隱居之地，一邊灌園耕種，一邊寫作兵法，並請伍子胥引薦自己。終於，孫武寫了傳世名篇《孫子兵法》，現僅存13篇兵法。即使是僅存的13篇兵法，講的全部都是如何剋敵製勝的戰略戰術，全書構成了一個嚴密的體係。
兵書介紹
·《孫子兵法》介紹
第一《計篇》，論述怎樣在開戰之前和戰爭中時行謀劃的問題，並論述謀劃在戰爭中的重要意義。孫武認為，在開戰之前，必須對敵我雙方的基本條件作周密的研究和比較，認真地時行謀劃，以便製訂正確的作戰計劃。决定戰爭勝負的基本條件有五項，就是“道”（道義）、“ 天”（天時）、“地”（地利）、“將”（將帥）、“法”（法製）。對這些條件比較清楚了，就可以判斷戰爭的勝負。在戰爭時行過程中，也必須根據利害關係和不斷變化的形勢來時行研究和謀劃，采取機動靈活的措施，做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地打擊敵人。孫武認為，謀劃周密就可能在戰爭中獲勝，謀劃不周難於獲勝，根本不進行謀劃是肯定要失敗的。
第二《作戰篇》，論述速戰速勝的重要性。因為出兵打仗要耗損國傢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拖久了就會使軍隊疲憊、銳氣挫傷、財貨枯竭，別的諸侯國會乘機進行進攻。從速勝的思想出發，孫武反對以當時簡陋的作戰武器去攻剋堅固的城寨，也反對在國內一再徵集兵員和調運軍用物資，而主張在敵國就地解决糧草，主張用財貨厚賞士兵，主張優待俘虜，主張用繳獲來補充壯大自己。他認為這樣做，才能迅速戰勝敵人。
篇三《謀攻篇》，論述用計謀徵服敵人的問題。孫武認為“不戰而屈人之兵”是“善中之善者”，“全國”、“全軍”、“全旅”、“全卒”、“全伍”地強迫敵人屈服投降是最理想的作戰方案，“破國”、“破軍”、“破旅”、“破卒”、“破伍”地用武力擊破敵人則次一等，“非善之善者”。
怎樣才能做到“不戰而屈人之兵”呢？孫武認為上策是“伐謀”，其次是“伐交”，再次是“伐兵”，即主張通過政治攻勢、外交手段和武裝力量來徵服敵人。在和敵人鬥爭時，如果敵強我弱，應該集中優勢兵力戰勝敵人，做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即有十倍於敵的兵力就包圍敵人，有五倍於敵的兵力就進攻敵人，有一倍於敵的兵力就設法分散敵人，和敵人的兵力相等就要善於戰勝敵人，比敵人的兵力少就要善於退卻，戰鬥力不如敵人就要避免與敵人作戰，不能強拚硬打。孫武在此篇中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光輝思想，認為謀略必須建立在瞭解敵我雙方情況的基礎上。
第四《形篇》，論述用兵作戰要先為自己創造不被敵人戰勝的條件，以等待敵人可以被我戰勝的時機，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孫武認為：戰爭的勝負决定於敵我雙方力量的大小，要想戰勝敵人，就必須在力量的對比上使自己處於絶對優勢，造成一種迅猛不可抵擋之勢。除此之外，還要等待敵人可以被我戰勝的有利時機，善於抓住敵人的弱點，這樣，就能輕而易舉地戰勝敵人。孫武認為，要在作戰中取勝，必須善於對待攻和守的問題。兵力不足就防守，兵力有餘就進攻。防守時要十分嚴密地隱蔽自己，進攻時要打得敵人措手不及。這樣，就能達到“自保而全勝”的目的。
第五《勢篇》，論述用兵作戰要造成一種可以壓倒敵人的迅猛之勢，並要善於利用這種迅猛之勢。
勢是什麽呢？孫子說，這種勢就像可以漂起石頭的激流，就像一觸即發的拉滿的弓弩，就像圓石從千仞高山上滾下，有一種不可抵擋的力量。用這種力量打擊敵人，就能夠以一當十，所嚮無敵。
怎樣造成這種勢呢？首先，要給自己創造條件，使本身具有戰勝敵人的強大力量。其次，要“擇人而任勢”。選擇熟知軍事、知人善任的將帥，指揮士兵作戰靈活自如，並且善於用假象迷惑敵人，用小利調動敵人，引誘敵人陷入圈套，然後用伏兵狠狠地打擊敵人。
第六《虛實篇》，論述用兵作戰須采用“避實而擊虛”的方針。
怎樣才能做到避實擊虛呢？第一，要使我方處於主動地位，使敵方處於被動地位，把戰爭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裏。善於用兵作戰的人，能夠設法調動敵人，而不被敵人所調動。第二，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打擊敵人兵力空虛之處。第三，要集中自己的兵力，並設法分散敵人的兵力，造成戰術上的我衆敵寡。
孫武指出，運用避實擊虛的作戰方針，要從分析敵情出發，要隨着形勢的變化，因為戰爭過程中的衆寡、強弱、攻守、進退等等關係處在急劇變化之中，“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第七《軍爭篇》，論述如何爭奪製勝的有利條件，使自己掌握作戰主動權的問題。孫武認為：首先，必須瞭解各諸侯國的政治動嚮，必須熟悉地形，必須使用嚮導，做到情況明。其次，必須行動統一，步調一致，做到“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 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第三，要求指揮正確，機動靈活，“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做到以上幾點，才能在戰爭中處於有利的位置。
第八《九變篇》，論述將帥指揮作戰應根據各種具體情況靈活機動地處置問題，不要機械死板而招致失敗，並對將帥提出了要求。
孫武強調，將帥處置問題時必須做到：首先，考慮問題要兼顧有利和有害兩方面。在有利的情況下要想到不利的因素，在不利的情況下要想到有利的因素。其次，要根據不同的鬥爭目標，采取不同的鬥爭手段。第三，要立足在充分準備、使敵人不可攻破的基礎上，不能存僥幸心理。第四，要剋服偏激的性情，全面、慎重、冷靜地考慮問題。衹有做到了以上這些，方能“得地之利”、得人之用”。孫武認為，將帥要從實際出發處置問題才能戰勝敵人，所以對於國君的違背實際的命令可以不執行，因此，他大膽地提出了“君命有所不受”的軍事名言。
第九《行軍篇》，論述行軍作戰中怎樣安置軍隊和判斷敵情問題，還論述了軍隊在山地、江河、????鹼沼澤地、平原等四種地形上的不同處置辦法，還論述了軍隊遇到絶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等特殊地形的處置辦法。孫武還提出了31種觀察、判斷敵情的方法，通過這些方法，把看到、聽到和偵察到的各種現象加以分析，掌握真實的敵情，才能製訂出正確的作戰方案，才能獲得勝利。孫武在本篇中還提出了“令之以文，齊這以武”的文武兼用的治軍原則，即要用道義來教育士兵，用法紀來統一步調，這樣的軍隊打起仗來一定能取得勝利。
第十《地形篇》，論述用兵作戰怎樣利用地形的問題，着重論述深入敵國作戰的好處。孫武分析了九種戰地的特點和士兵處在這些地區的心理狀態，相應地提出了在這些地區用兵的不同措施，認為深入敵國，等於把士兵投置在危地、陷入死地，他們會迫不得巳拚死作戰，發揮更大的戰鬥力，而且，深入敵國，還可就地補充軍糧 ，還可因離傢太遠而不會逃散，服從指揮，一心一意作戰，奪得戰爭勝利。
第十一《九地篇》，論述九種不同作戰地區及其用兵原則，提出了“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的突然襲擊的作戰思想。
第十二《火攻篇》，論述在戰爭中使用火攻的辦法、條件和原則等問題。
孫武認為，火攻有火人、火積、火輜、火庫、火隊五種，即焚燒敵軍的營寨、積聚、輜重、府庫和運輸設施這五種。着眼點在於摧毀敵人的人力、物力和運輸綫。這五種火攻方法必須變化運用，我軍可以掌握，敵軍也可以掌握，應該註意防備。
之攻必須具備條件。除了發火的器材必須平時有準備之外，縱火時還要選擇天時，要在天氣乾燥和颳風的日子放火。實施火攻也必須和士兵的進攻互相配合，這樣才能發揮火攻的作用，達到奪取勝利的目的。
第十三《間篇》，論述使用間諜偵察敵情在作戰中的重要意義，並論述了間諜的種類和使用間諜的方法。孫武十分重視間諜的作用，認為它是作戰取勝的一個關鍵，軍隊依靠間諜提供的情報而采取行動。孫武把間諜分為五種：因間、內間、反間、死間、生間。所謂因間，就是利用敵國鄉裏的普通人為間諜 。所謂內間，就是利用敵國的官吏為間諜。所謂反間，就是利用敵方的間諜來為我所用。所謂死間，就是故意對外散布虛假的情況，讓我方間諜知道，然後傳給敵方。所謂生間，就是派往敵方偵察敵情以後能親自回來報告的間諜。這五種間諜，前三種是利用敵方人員，後兩種是我方潛入敵人內部的。這五種間諜都使用起來，情報的來源就十分廣泛，打起仗來使敵人茫茫然不知怎樣應付，確實是神妙莫測。從反間得來的情報最重要。因此，要特別重視反間，對待反間的待遇應該特別優厚。
孫武的兵法13篇，各有側重，波瀾起伏，分析透徹，見解精到，實用性強。為了使吳王能夠任用他，他在兵法開頭就說：“吳王聽我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勝，我就留在這兒，如不聽我計而用兵則必敗，我也就要再到別的國傢去。”為了使吳王讀兵法感到親切，他在兵法中經常運用當時吳、越兩國衝突的戰例，有針對性地闡述。他在兵法中自比商朝開國大臣伊尹和周朝開國大臣姜太公，希望輔佐吳王統一王朝。
戎馬生涯
闔閭即位三年，即公元前512年，吳國國內穩定，倉廩充足，軍隊精悍，嚮西進兵徵伐楚國的準備工作已經基本就緒。伍子胥嚮闔閭提出，這樣的長途遠征，一定要有一位深通韜略的軍事傢籌劃指揮，方能取勝。他嚮吳王闔閭推薦了正在隱居的孫武，嚮吳王介紹孫武的傢世、人品和才幹，稱贊孫武是個方能安邦、武能定國的蓋世奇才。可是，孫武自從來到吳國後一直隱居著書，吳王連孫武這個名字都不曾聽說，認為一介農夫不會有大本事。伍子胥便反復推薦，僅一個早上就推薦了 7次，吳王纔答應接見孫武。
孫武帶着他剛寫就的兵法進見吳王。吳王將兵法一篇一篇看罷，嘖嘖稱好，但忽然産生一個念頭，兵法頭頭是道，是否真適合於戰爭的實用呢？孫武能寫兵法，又怎樣才能證明他不衹是一位紙上談兵的人呢？吳王便對孫武說：“你的兵法十三篇，我已經逐篇拜讀，實是耳目一新，受益不淺，但不知實行起來如何，可否用它小規模地演練一下，讓我們見識見識？” 孫武回答說：“可以”。吳王又問道：“先生打算用什麽樣的人去演練？”孫武答：“隨君王的意願，用什麽樣的人都可以。不管是高貴的還是低賤的，也不論是男的還是女的，都可以。”吳王想給孫武出個難題，便要求用宮女來演練。
於是，吳王下令將宮中美女180 名召到宮後的練兵場，交給孫武去演練。孫武把180 名宮女分為左右兩隊，指定吳王最為寵愛的兩位美姬為左右隊長，讓他們帶領宮女進行操練，同時指派自己的駕車人和陪乘擔任軍吏，負責執行軍法。
分派巳定，孫武站在指揮臺上，認真宣講操練要領。他問道：“你們都知道自己的前心、後背和左右手吧？嚮前，就是目視前方；嚮左，視左手；嚮右，視右手；嚮後，視後背。一切行動，都以鼓聲為準。你們都聽明白了嗎？”宮女們回答：“聽明白了。”安排就緒，孫武便擊鼓發令，然而儘管孫武三令五申，宮女們口中應答，內心卻感到新奇、好玩，她們不聽號令，捧腹大笑，隊形大亂。孫武便召集軍吏，根據兵法，斬兩位隊長。吳王見孫武要殺掉自己的愛姬，馬上派人傳命說：寡人已經知道將軍能用兵了。沒有這兩個美人侍候，寡人吃飯也沒有味道。請閽軍赦免她們。”孫武毫不留情地說：“臣既然受命為將，將在軍中，君命有所不受。”孫武執意殺掉了兩位隊長，任命兩隊的排頭充當隊長，繼續練兵。當孫武再次擊鼓發令時，衆宮女前後左右，進退迴旋，跪爬滾起，全都合乎規矩，陣形十分齊整。孫武傳人請闔閭檢閱，闔閭因為失去愛姬，心中不快，便托辭不來，孫武便親見闔閭。他說：“令行禁止，賞罰分明，這是兵傢的常法，為將治軍的通則。對士卒一定要威嚴，衹有這樣，他們纔會聽從號令，打仗才能剋敵製勝。”聽了孫武的一番解釋，吳王闔閭怒氣消散，便拜孫武為將軍。
在孫武的嚴格訓練下，吳軍的軍事素質有了明顯的提高。就在公元前512年，闔閭、伍了胥和孫武，指揮吳軍攻剋了楚的屬國鐘吾國（今江蘇宿遷東北）、舒國（今安徽廬江縣西），這時闔閭頭腦發熱，想要長驅直入攻剋楚都郢（今湖北江陵縣紀南城）。孫武認為這樣做不妥，便進言道：“楚軍是天下的一支勁旅，非舒國和鐘吾國可比。我軍巳連滅二國，人疲馬乏，軍資消耗，不如暫且收兵，蓄精養銳，再等良機。”吳王聽從了孫武的勸告，下令班師。
伍子胥也完全同意孫武的主張，並嚮吳王獻策說：“人馬疲勞，不宜遠征。不過，我們也可以設法使楚人疲睏。”於是伍子胥說孫武共同商訂了一套擾楚、疲楚的計策，即組成三支勁旅，輪番襲擾楚國。當吳國的第一支部隊襲擊楚境的時候，楚國見來勢不小，便全力以赴，派兵迎擊。待楚軍出動，吳軍便往回撤。而楚軍返回駐地時，吳國的第二支部隊又攻入了楚境，如此輪番襲擊，弄得楚國連年應付吳軍，人力物力都被大量耗費，國內十分空虛，屬國紛紛叛離，吳國卻從輪番時攻中搶掠不少，在與楚對峙中完全占據上風。
公元前506年，楚國攻打已經歸附吳國的小國——蔡國，給了吳軍伐楚的藉口。闔閭和伍子胥、孫武指揮訓練有素的3萬精兵，乘坐戰船，溯淮而上，直趨蔡國與楚國的交戰。楚軍見吳軍來勢兇猛，不得不放棄對蔡國的圍攻，收縮部隊，調集主力，以漢水為界，加緊設防，抗擊吳軍的進攻。不料孫武突然改變了沿淮河進軍的路綫，放棄戰船，改從陸路進攻，直插楚國縱深。
伍子胥問孫武：“吳軍習於水性，善於水戰，為何改從陸路進軍呢？”
孫武告訴他說：“用兵作戰，最貴神速。應當走別人料想不到的路，以便打它個措手不及。逆水行舟，速度遲緩，楚軍必然乘機加強防備，那就很難破敵了，”說得伍子胥點頭稱是。
就這樣，孫武在3萬精兵中選擇了強壯敏捷的3500人為前陣，身穿堅甲，手執利器，連連大敗楚軍。舊歷11月28日攻入楚國的國都郢，楚昭王帶着妹妹倉皇出逃。孫武以3萬軍隊攻擊楚國的20萬大軍，獲得全勝，創造了以少勝多的光輝戰例。
然而，這時越國乘吳軍伐楚之機進攻吳國，秦國又出兵幫助楚國對付吳軍，這樣，闔閭不得不引兵返吳。此後，吳又繼續伐楚，楚為免亡國，將國都由郢遷到都（今湖北宜城縣東南）。
孫武在幫助闔閭西破強楚的同時，計劃徵服越國。公元前496年，闔閭聽說越王允常去世，新即位的越王勾踐年輕稚弱，越國國內不大穩定，認為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便不聽孫武等人的勸告，不等準備工作全部就緒，就倉猝出兵，想要擊敗越國。不料，勾踐整頓隊伍，主動迎戰，兩軍相遇於吳越邊境的李（今浙江嘉興縣西南）。勾踐施展巧計，他派死刑犯首先出陣，排成三行，把劍放在脖子上，一個個陳述表演後，自剄於陣前。吳國士兵不知那是一個個罪犯，居然看得忘了神，傻了眼，越軍乘機發動衝鋒，吳軍倉皇敗退，闔閭也傷重身亡。
闔閭去世後，由太子夫差繼承王位，孫武和伍子胥整頓軍備，以輔佐夫差完成報仇雪恥大業。公元前494年春天，勾踐調集軍隊從水上嚮吳國進發，夫差率 10萬精兵迎戰於夫椒（今江蘇吳縣西南太湖邊），在孫武、伍子胥的策劃下，吳軍在夜間佈置了許多詐兵，分為兩翼，高舉火把，衹見在黑暗的夜幕中火光連成一片，迅速嚮越軍陣地移動，殺聲震天，越軍驚恐萬狀，軍心動搖，吳軍乘勢總攻，大敗越軍，勾踐在吳軍的追擊下帶着5000名甲士跑到會稽山（今浙江紹興市東南）上的一個小城中憑險抵抗，由於吳軍團團包圍，勾踐衹得嚮吳屈辱求和，夫差不聽伍子胥勸阻，同意了勾踐的求和要求。
吳國的爭霸活動在南方地區取得勝利後，便嚮北方中原地區進逼，公元前485年，夫差聯合魯國，大敗齊軍。公元前482年，夫差又率領着數萬精兵，由水路北上，到達黃池（今河南封丘縣南），與晉、魯等諸侯國君會盟。吳王夫差在這次盟會上，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後盾，爭得霸主的地位。孫武雖沒有直接參加攻齊取勝、與晉爭霸兩事，但在此前孫武精心訓練軍隊和製定軍事謀略，對夫差建立霸業有不可抹煞的巨大貢獻。
思想影響
悄然歸隱留《孫子》 思想影響2500年
隨着吳國霸業的蒸蒸日上，夫差漸漸自以為是，不納忠言。伍子胥認為：勾踐被迫求和，一定還會想辦法到以後報復，故必須徹底滅掉越國，絶不能姑息姦，留下後患。但夫差聽了姦臣的挑撥，不僅不理睬伍子胥的苦諫，反而製造藉口，逼其自盡，甚至命人將伍子胥的屍體裝在一隻皮袋裏，扔到江中，不給安葬。孫武深知 “飛鳥絶，良弓藏；狐兔盡，走狗烹”的道理，對伍子胥慘死的一幕十分寒心，於是便悄然歸隱，息影深山，根據自己訓練軍隊、指揮作戰的經驗，修訂其兵法13 篇，使其更臻完善。
事情不出伍子胥所料，越王勾踐屈辱求和後，臥薪嚐膽，立志報復，他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使越國富足，越軍精悍。公元前482 年，越軍乘吳軍主力聚集黃池與中原諸侯盟會、吳國國內兵力空虛之際，發兵襲擊吳國，攻入吳國國都，吳國遭此動難，便一蹶不振，由盛轉衰，延至公元前473 年，正式被越國滅亡，夫差愧恨交加，自刎而死。孫武所夢想的由吳王統一華夏，也就成為泡影 。
孫武的一生，除了其赫赫戰功以外，更主要的是他給後人留下了不少珍貴的論兵、論政的篇章，其中尤以流傳下來的《孫子兵法》最著名。這短短的13篇5000字，體現了孫武完整的軍事思想體係。
孫武的軍事思想具有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觀點。他強調戰爭的勝負不取决於鬼神，而是與政治清明、經濟以展、外交努力、軍事實力、自然條件諸因素有聯繫，預測戰爭勝負主要就是分析以上這些條件如何，這就體現了他樸素的唯物論觀點。孫武不僅相信世界是客觀存在的，而且認為世界上的事物都在不停地運動變化着，強調在戰爭中應積極創造條件，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促成對立面朝着有利於自己的方向轉化，表明孫武掌握了生動活潑的辯證法。正是因為孫武在軍事科學這門具體科學中概括和總結出了異常豐富、多方面的哲學道理，確立了他在春秋末期思想界中與孔子、老子的並列地位，被並稱為春秋末期思想界上空的三顆明亮的星體。
孫武的軍事理論並非沒有缺點、錯誤的東西，但遠遠超出了同時代的兵法著作，也以其卓越的見識深深影響了後世，受到古今中外軍事傢的廣泛推崇。例如：孫武主張“慎戰”。在《孫子兵法》中開宗明義便指出：“戰爭是國傢的大事，關係到人民的生死，社稷的存亡，是不可不慎重研究悉心考慮的”。孫武又警告國君不可因憤怒而興兵，將帥也不可因惱火而交戰，一定要瞻前顧後，以國傢利益為尺度作出决策。例如，孫武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個著名論斷，認為一定要對自己的實力和對方的情況了如指掌，隨時隨地掌握對方的動態變化，采取相應的應變措施，才能取得戰爭的勝利。例如，孫武又提出了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主張，認為不管敵我總體力量對比的強弱如何，一定要創造機會，造成我在局部兵力上的優勢，以十攻一，以衆擊寡，全殲敵方。……這些光輝的軍事思想和軍事論斷都倍受軍事傢們的推崇，孫武被古今中外的軍事傢一致尊崇為“兵傢之祖”。戰國時代的吳起、孫臏、尉繚等衆多的軍事傢推崇孫武的軍事藝術首屈一指。三國時著名的政治傢、軍事傢曹操盛贊《孫子兵法》，他親自整理前人對《孫子兵法》的研究，作成簡明的“略解”，為後人學習運用《孫子兵法》提供方便。寧代，《孫子兵法》作為《武經七書》的第一部，成為科舉中武科考試的理論科目，《孫子兵法》從此在社會上得到廣泛的流傳。同時，《孫子兵法》也嚮越南、朝鮮、日本、以色列乃至英、德、俄等國流傳。
近現代的戰爭使用許多新式武器，與古代戰爭的條件大不相同，但《孫子兵法》所論述的戰爭的基本原理和原則都沒有因戰爭條件的改變而改變，所以仍然受到軍事傢們的普遍推崇。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毛澤東曾高度評價說：“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仍是科學的真理。”在1990年的海灣戰爭中，美國將軍斯瓦茨科夫使用最古老的《孫子兵法》中“重將治兵”的原則及名種謀略思想來驅動裝備着最現代化的戰爭武器取得了戰爭的勝利，斯瓦茨科夫也由此被譽為“ 將星奇才”。英國著名戰略傢利德爾.哈特在《孫子兵法》英譯本序言中說：“2500多年前中國這位古代兵法傢的思想、對於研究核時代的戰爭是很有幫助的。 ”
古今中外的軍事傢們都使用其中論述的軍事理論來指導戰爭不僅運用於軍事領域，還被推廣運用於社會的各個領域，尤其在企業經營管理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孫武的軍事理論與企業管理雖然活動的領域不同，但它們確實有許多相似之處，市埸，競爭即戰爭。日本企業傢大橋武夫所著《兵法經營全書》指出：“采用中國的兵法思想指導企業經營管埋，比美國的企業管理方式更合理、更有效。”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霍吉茲在《企業管理》一書中指出：《孫子兵法》一書中“揭示的許多原理原則，迄今猶屬顛撲不破，仍有其運用價值”。古老的兵法在現代社會中閃耀着迷人的光彩。孫武雖非出生吳地，但一生活動是在吳地。
孫子是齊國貴族和名將的後裔。孫武的祖先叫媯完被周朝天子册封為陳國國君（陳國在今河南東部和安徽一部分，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陽）。後來由於陳國內部發生政變，孫武的直係遠祖媯完便攜傢帶口，逃到齊國，投奔齊桓公。齊桓公早就瞭解陳公子媯完年輕有為，任命他為負責管理百工之事的工正。媯完在齊國定居以後，由姓媯改姓田，故他又被稱為田完。他的祖先原是陳國的公子--陳完。公元前672年，陳國發生內亂，陳完便逃奔至齊國避難，改稱為田完。田完的第五世孫田書（即孫子的祖父）曾經是齊國大夫，在攻打莒國的戰爭中立下了戰攻，齊景公便把樂安封給了田書，同時還賜“孫”為姓，以表示對田書嘉奬。公元前532年，齊國發生內亂，孫子便離開齊國，到了南方的吳國，在吳國的都城姑蘇（今江蘇省蘇州市）過起了隱居生活，潛心研究兵法。在吳國，孫子結識了伍子胥。據《吳越春秋. 闔閭內傳》載，在諸侯爭霸中，南方新興的吳國國君闔閭，為圖霸業，欲攻打楚國，但是，一時難以選出合適的將領。伍子胥常與吳王論兵，他曾嚮吳王推薦說：孫子“精通韜略，有鬼神不測之機，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十三篇，世人莫知其能。誠得此任為將，雖天下莫敵，何論楚哉！”經過伍子胥七次嚮吳王推薦，吳王便讓伍子胥拜請孫子出山。
孫子晉見吳王之後，呈上所著兵書現僅存十三篇。吳王看後，贊不絶口。據有關資料記載，為考察孫子的統兵能力，吳王挑選了100多名宮女由孫子操練。這就是人們所傳說的孫子“吳宮教戰斬美姬”的故事。吳宮操練之後，吳王任命孫子為上將軍，封為軍師。從此，孫子與伍子胥共同輔佐吳王，安邦治國，發展軍力。公元前506年鼕，吳國以孫子、伍子胥為將，出兵伐楚。孫子采取“迂回奔襲、出奇製勝”的戰法，溯淮河西上，從淮河平原越過大別山，長驅深入楚境千裏，直奔漢水，在柏舉（今湖北漢川北）重創楚軍。接着五戰五勝，一舉攻陷楚國國都郢。“柏舉之戰”後，楚國元氣大傷，漸漸走嚮衰落，而吳國的聲威則大振，成為春秋五霸之一。吳國不僅成為南方的強國，而且北方的齊、晉等大國也畏懼吳國。對於孫子的歷史功績，司馬遷在《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寫道：“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也”。
著書兵法
《孫子兵法》是從戰國時期起就風靡流傳的軍事著作，古今中外的軍事傢們都使用其中論述的軍事理論來指導戰爭，而且，其中論述的基本理論和思想還被運用到了現代經營决策和社會管理方面。然而，這部著作者是誰呢？學術界議論紛紛，一種認為是春秋時期吳國的孫武所著，一種認為是孫臏整理而成，一種認為是戰國初年某位山林處士編寫，還有的說是三國時代曹操編撰的。直到1972年4 月間，在山東臨沂銀雀山發掘的兩座漢代墓葬中同時發現了用竹簡寫成的《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這樣，數百年的爭論方告結束，《孫子兵法》的作者被確認為春秋時期吳國的將軍孫武。
·避隱吳國著兵法
由於貴族家庭給孫武提供了優越的學習環境，孫武得以閱讀古代軍事典籍《軍政》，瞭解黃帝戰勝四帝的作戰經驗以及伊尹、姜太公、管仲的用兵史實，加上當時戰亂頻繁，兼併激烈，他的祖父、父親都是善於帶兵作戰的將領，
他從小也耳聞目睹了一些戰爭，這對少年孫武的軍事方面的培養是非常重要的。但孫武生活的齊國，內部矛盾重重，危機四伏。齊景公初年，左相慶封滅掉了右相崔杼。接着田、鮑、欒、高等四大傢族又聯合起來，趕走了慶封。後來，內亂日甚一日，齊國公室同四大傢族的矛盾，四大傢族相互之間爭權奪利的鬥爭，愈演愈烈。孫武對這種內部鬥爭極其反感，不願糾纏其中，萌發了遠奔他鄉、另謀出路去施展自己才能的念頭。當時南方的吳國自壽夢稱王以來，聯晉伐楚，國勢強盛，很有新興氣象。孫武認定吳國是他理想的施展才能和實現抱負的地方。大約在齊景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7 年）左右，孫武正值18歲的青春年華，他毅然離開樂安，告別齊國，長途跋涉，投奔吳國而來，孫武一生事業就在吳國展開，死後亦葬在吳國，因此《吳越春秋. 闔閭內傳》就把孫武稱為“吳人”。
孫武來到吳國後，便在吳都（今蘇州市）郊外結識了從楚國而來的伍子胥。伍子胥原是楚國的名臣，公元前522 年因父親伍奢和兄長伍尚被楚平王殺害而潛逃到吳國。他立志興兵伐楚，為父兄報仇。孫武結識伍子胥後，十分投機，結為密友。這時吳國的局勢也在動蕩不安之中，兩人便避隱深居，待機而發。
公元前515 年，吳國公子光利用吳國伐楚，國內空虛的機會，以專諸為刺客，襲殺吳王僚，然後自立為王，稱闔閭。闔閭即位後，就禮賢下士，任用伍子胥等一批賢臣，他又體恤民情，不貪美味，不聽淫樂，不也女色，註意發展生産，積蓄糧食，建築城垣，訓練軍隊，因而大得民心，吳國呈現出一派欣欣嚮榮的景象。闔閭又註重搜求各種人才，立志要使吳國更加強盛，時而嚮長江中遊發展，滅楚稱雄。隱居吳都郊外的孫武由此更加看清自己的前途，他在隱居之地，一邊灌園耕種，一邊寫作兵法，並請伍子胥引薦自己。終於，孫武寫了傳世名篇《孫子兵法》，現僅存13篇兵法。即使是僅存的13篇兵法，講的全部都是如何剋敵製勝的戰略戰術，全書構成了一個嚴密的體係。
兵書介紹
·《孫子兵法》介紹
第一《計篇》，論述怎樣在開戰之前和戰爭中時行謀劃的問題，並論述謀劃在戰爭中的重要意義。孫武認為，在開戰之前，必須對敵我雙方的基本條件作周密的研究和比較，認真地時行謀劃，以便製訂正確的作戰計劃。决定戰爭勝負的基本條件有五項，就是“道”（道義）、“ 天”（天時）、“地”（地利）、“將”（將帥）、“法”（法製）。對這些條件比較清楚了，就可以判斷戰爭的勝負。在戰爭時行過程中，也必須根據利害關係和不斷變化的形勢來時行研究和謀劃，采取機動靈活的措施，做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地打擊敵人。孫武認為，謀劃周密就可能在戰爭中獲勝，謀劃不周難於獲勝，根本不進行謀劃是肯定要失敗的。
第二《作戰篇》，論述速戰速勝的重要性。因為出兵打仗要耗損國傢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拖久了就會使軍隊疲憊、銳氣挫傷、財貨枯竭，別的諸侯國會乘機進行進攻。從速勝的思想出發，孫武反對以當時簡陋的作戰武器去攻剋堅固的城寨，也反對在國內一再徵集兵員和調運軍用物資，而主張在敵國就地解决糧草，主張用財貨厚賞士兵，主張優待俘虜，主張用繳獲來補充壯大自己。他認為這樣做，才能迅速戰勝敵人。
篇三《謀攻篇》，論述用計謀徵服敵人的問題。孫武認為“不戰而屈人之兵”是“善中之善者”，“全國”、“全軍”、“全旅”、“全卒”、“全伍”地強迫敵人屈服投降是最理想的作戰方案，“破國”、“破軍”、“破旅”、“破卒”、“破伍”地用武力擊破敵人則次一等，“非善之善者”。
怎樣才能做到“不戰而屈人之兵”呢？孫武認為上策是“伐謀”，其次是“伐交”，再次是“伐兵”，即主張通過政治攻勢、外交手段和武裝力量來徵服敵人。在和敵人鬥爭時，如果敵強我弱，應該集中優勢兵力戰勝敵人，做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即有十倍於敵的兵力就包圍敵人，有五倍於敵的兵力就進攻敵人，有一倍於敵的兵力就設法分散敵人，和敵人的兵力相等就要善於戰勝敵人，比敵人的兵力少就要善於退卻，戰鬥力不如敵人就要避免與敵人作戰，不能強拚硬打。孫武在此篇中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光輝思想，認為謀略必須建立在瞭解敵我雙方情況的基礎上。
第四《形篇》，論述用兵作戰要先為自己創造不被敵人戰勝的條件，以等待敵人可以被我戰勝的時機，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孫武認為：戰爭的勝負决定於敵我雙方力量的大小，要想戰勝敵人，就必須在力量的對比上使自己處於絶對優勢，造成一種迅猛不可抵擋之勢。除此之外，還要等待敵人可以被我戰勝的有利時機，善於抓住敵人的弱點，這樣，就能輕而易舉地戰勝敵人。孫武認為，要在作戰中取勝，必須善於對待攻和守的問題。兵力不足就防守，兵力有餘就進攻。防守時要十分嚴密地隱蔽自己，進攻時要打得敵人措手不及。這樣，就能達到“自保而全勝”的目的。
第五《勢篇》，論述用兵作戰要造成一種可以壓倒敵人的迅猛之勢，並要善於利用這種迅猛之勢。
勢是什麽呢？孫子說，這種勢就像可以漂起石頭的激流，就像一觸即發的拉滿的弓弩，就像圓石從千仞高山上滾下，有一種不可抵擋的力量。用這種力量打擊敵人，就能夠以一當十，所嚮無敵。
怎樣造成這種勢呢？首先，要給自己創造條件，使本身具有戰勝敵人的強大力量。其次，要“擇人而任勢”。選擇熟知軍事、知人善任的將帥，指揮士兵作戰靈活自如，並且善於用假象迷惑敵人，用小利調動敵人，引誘敵人陷入圈套，然後用伏兵狠狠地打擊敵人。
第六《虛實篇》，論述用兵作戰須采用“避實而擊虛”的方針。
怎樣才能做到避實擊虛呢？第一，要使我方處於主動地位，使敵方處於被動地位，把戰爭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裏。善於用兵作戰的人，能夠設法調動敵人，而不被敵人所調動。第二，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打擊敵人兵力空虛之處。第三，要集中自己的兵力，並設法分散敵人的兵力，造成戰術上的我衆敵寡。
孫武指出，運用避實擊虛的作戰方針，要從分析敵情出發，要隨着形勢的變化，因為戰爭過程中的衆寡、強弱、攻守、進退等等關係處在急劇變化之中，“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第七《軍爭篇》，論述如何爭奪製勝的有利條件，使自己掌握作戰主動權的問題。孫武認為：首先，必須瞭解各諸侯國的政治動嚮，必須熟悉地形，必須使用嚮導，做到情況明。其次，必須行動統一，步調一致，做到“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 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第三，要求指揮正確，機動靈活，“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做到以上幾點，才能在戰爭中處於有利的位置。
第八《九變篇》，論述將帥指揮作戰應根據各種具體情況靈活機動地處置問題，不要機械死板而招致失敗，並對將帥提出了要求。
孫武強調，將帥處置問題時必須做到：首先，考慮問題要兼顧有利和有害兩方面。在有利的情況下要想到不利的因素，在不利的情況下要想到有利的因素。其次，要根據不同的鬥爭目標，采取不同的鬥爭手段。第三，要立足在充分準備、使敵人不可攻破的基礎上，不能存僥幸心理。第四，要剋服偏激的性情，全面、慎重、冷靜地考慮問題。衹有做到了以上這些，方能“得地之利”、得人之用”。孫武認為，將帥要從實際出發處置問題才能戰勝敵人，所以對於國君的違背實際的命令可以不執行，因此，他大膽地提出了“君命有所不受”的軍事名言。
第九《行軍篇》，論述行軍作戰中怎樣安置軍隊和判斷敵情問題，還論述了軍隊在山地、江河、????鹼沼澤地、平原等四種地形上的不同處置辦法，還論述了軍隊遇到絶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等特殊地形的處置辦法。孫武還提出了31種觀察、判斷敵情的方法，通過這些方法，把看到、聽到和偵察到的各種現象加以分析，掌握真實的敵情，才能製訂出正確的作戰方案，才能獲得勝利。孫武在本篇中還提出了“令之以文，齊這以武”的文武兼用的治軍原則，即要用道義來教育士兵，用法紀來統一步調，這樣的軍隊打起仗來一定能取得勝利。
第十《地形篇》，論述用兵作戰怎樣利用地形的問題，着重論述深入敵國作戰的好處。孫武分析了九種戰地的特點和士兵處在這些地區的心理狀態，相應地提出了在這些地區用兵的不同措施，認為深入敵國，等於把士兵投置在危地、陷入死地，他們會迫不得巳拚死作戰，發揮更大的戰鬥力，而且，深入敵國，還可就地補充軍糧 ，還可因離傢太遠而不會逃散，服從指揮，一心一意作戰，奪得戰爭勝利。
第十一《九地篇》，論述九種不同作戰地區及其用兵原則，提出了“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的突然襲擊的作戰思想。
第十二《火攻篇》，論述在戰爭中使用火攻的辦法、條件和原則等問題。
孫武認為，火攻有火人、火積、火輜、火庫、火隊五種，即焚燒敵軍的營寨、積聚、輜重、府庫和運輸設施這五種。着眼點在於摧毀敵人的人力、物力和運輸綫。這五種火攻方法必須變化運用，我軍可以掌握，敵軍也可以掌握，應該註意防備。
之攻必須具備條件。除了發火的器材必須平時有準備之外，縱火時還要選擇天時，要在天氣乾燥和颳風的日子放火。實施火攻也必須和士兵的進攻互相配合，這樣才能發揮火攻的作用，達到奪取勝利的目的。
第十三《間篇》，論述使用間諜偵察敵情在作戰中的重要意義，並論述了間諜的種類和使用間諜的方法。孫武十分重視間諜的作用，認為它是作戰取勝的一個關鍵，軍隊依靠間諜提供的情報而采取行動。孫武把間諜分為五種：因間、內間、反間、死間、生間。所謂因間，就是利用敵國鄉裏的普通人為間諜 。所謂內間，就是利用敵國的官吏為間諜。所謂反間，就是利用敵方的間諜來為我所用。所謂死間，就是故意對外散布虛假的情況，讓我方間諜知道，然後傳給敵方。所謂生間，就是派往敵方偵察敵情以後能親自回來報告的間諜。這五種間諜，前三種是利用敵方人員，後兩種是我方潛入敵人內部的。這五種間諜都使用起來，情報的來源就十分廣泛，打起仗來使敵人茫茫然不知怎樣應付，確實是神妙莫測。從反間得來的情報最重要。因此，要特別重視反間，對待反間的待遇應該特別優厚。
孫武的兵法13篇，各有側重，波瀾起伏，分析透徹，見解精到，實用性強。為了使吳王能夠任用他，他在兵法開頭就說：“吳王聽我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勝，我就留在這兒，如不聽我計而用兵則必敗，我也就要再到別的國傢去。”為了使吳王讀兵法感到親切，他在兵法中經常運用當時吳、越兩國衝突的戰例，有針對性地闡述。他在兵法中自比商朝開國大臣伊尹和周朝開國大臣姜太公，希望輔佐吳王統一王朝。
戎馬生涯
闔閭即位三年，即公元前512年，吳國國內穩定，倉廩充足，軍隊精悍，嚮西進兵徵伐楚國的準備工作已經基本就緒。伍子胥嚮闔閭提出，這樣的長途遠征，一定要有一位深通韜略的軍事傢籌劃指揮，方能取勝。他嚮吳王闔閭推薦了正在隱居的孫武，嚮吳王介紹孫武的傢世、人品和才幹，稱贊孫武是個方能安邦、武能定國的蓋世奇才。可是，孫武自從來到吳國後一直隱居著書，吳王連孫武這個名字都不曾聽說，認為一介農夫不會有大本事。伍子胥便反復推薦，僅一個早上就推薦了 7次，吳王纔答應接見孫武。
孫武帶着他剛寫就的兵法進見吳王。吳王將兵法一篇一篇看罷，嘖嘖稱好，但忽然産生一個念頭，兵法頭頭是道，是否真適合於戰爭的實用呢？孫武能寫兵法，又怎樣才能證明他不衹是一位紙上談兵的人呢？吳王便對孫武說：“你的兵法十三篇，我已經逐篇拜讀，實是耳目一新，受益不淺，但不知實行起來如何，可否用它小規模地演練一下，讓我們見識見識？” 孫武回答說：“可以”。吳王又問道：“先生打算用什麽樣的人去演練？”孫武答：“隨君王的意願，用什麽樣的人都可以。不管是高貴的還是低賤的，也不論是男的還是女的，都可以。”吳王想給孫武出個難題，便要求用宮女來演練。
於是，吳王下令將宮中美女180 名召到宮後的練兵場，交給孫武去演練。孫武把180 名宮女分為左右兩隊，指定吳王最為寵愛的兩位美姬為左右隊長，讓他們帶領宮女進行操練，同時指派自己的駕車人和陪乘擔任軍吏，負責執行軍法。
分派巳定，孫武站在指揮臺上，認真宣講操練要領。他問道：“你們都知道自己的前心、後背和左右手吧？嚮前，就是目視前方；嚮左，視左手；嚮右，視右手；嚮後，視後背。一切行動，都以鼓聲為準。你們都聽明白了嗎？”宮女們回答：“聽明白了。”安排就緒，孫武便擊鼓發令，然而儘管孫武三令五申，宮女們口中應答，內心卻感到新奇、好玩，她們不聽號令，捧腹大笑，隊形大亂。孫武便召集軍吏，根據兵法，斬兩位隊長。吳王見孫武要殺掉自己的愛姬，馬上派人傳命說：寡人已經知道將軍能用兵了。沒有這兩個美人侍候，寡人吃飯也沒有味道。請閽軍赦免她們。”孫武毫不留情地說：“臣既然受命為將，將在軍中，君命有所不受。”孫武執意殺掉了兩位隊長，任命兩隊的排頭充當隊長，繼續練兵。當孫武再次擊鼓發令時，衆宮女前後左右，進退迴旋，跪爬滾起，全都合乎規矩，陣形十分齊整。孫武傳人請闔閭檢閱，闔閭因為失去愛姬，心中不快，便托辭不來，孫武便親見闔閭。他說：“令行禁止，賞罰分明，這是兵傢的常法，為將治軍的通則。對士卒一定要威嚴，衹有這樣，他們纔會聽從號令，打仗才能剋敵製勝。”聽了孫武的一番解釋，吳王闔閭怒氣消散，便拜孫武為將軍。
在孫武的嚴格訓練下，吳軍的軍事素質有了明顯的提高。就在公元前512年，闔閭、伍了胥和孫武，指揮吳軍攻剋了楚的屬國鐘吾國（今江蘇宿遷東北）、舒國（今安徽廬江縣西），這時闔閭頭腦發熱，想要長驅直入攻剋楚都郢（今湖北江陵縣紀南城）。孫武認為這樣做不妥，便進言道：“楚軍是天下的一支勁旅，非舒國和鐘吾國可比。我軍巳連滅二國，人疲馬乏，軍資消耗，不如暫且收兵，蓄精養銳，再等良機。”吳王聽從了孫武的勸告，下令班師。
伍子胥也完全同意孫武的主張，並嚮吳王獻策說：“人馬疲勞，不宜遠征。不過，我們也可以設法使楚人疲睏。”於是伍子胥說孫武共同商訂了一套擾楚、疲楚的計策，即組成三支勁旅，輪番襲擾楚國。當吳國的第一支部隊襲擊楚境的時候，楚國見來勢不小，便全力以赴，派兵迎擊。待楚軍出動，吳軍便往回撤。而楚軍返回駐地時，吳國的第二支部隊又攻入了楚境，如此輪番襲擊，弄得楚國連年應付吳軍，人力物力都被大量耗費，國內十分空虛，屬國紛紛叛離，吳國卻從輪番時攻中搶掠不少，在與楚對峙中完全占據上風。
公元前506年，楚國攻打已經歸附吳國的小國——蔡國，給了吳軍伐楚的藉口。闔閭和伍子胥、孫武指揮訓練有素的3萬精兵，乘坐戰船，溯淮而上，直趨蔡國與楚國的交戰。楚軍見吳軍來勢兇猛，不得不放棄對蔡國的圍攻，收縮部隊，調集主力，以漢水為界，加緊設防，抗擊吳軍的進攻。不料孫武突然改變了沿淮河進軍的路綫，放棄戰船，改從陸路進攻，直插楚國縱深。
伍子胥問孫武：“吳軍習於水性，善於水戰，為何改從陸路進軍呢？”
孫武告訴他說：“用兵作戰，最貴神速。應當走別人料想不到的路，以便打它個措手不及。逆水行舟，速度遲緩，楚軍必然乘機加強防備，那就很難破敵了，”說得伍子胥點頭稱是。
就這樣，孫武在3萬精兵中選擇了強壯敏捷的3500人為前陣，身穿堅甲，手執利器，連連大敗楚軍。舊歷11月28日攻入楚國的國都郢，楚昭王帶着妹妹倉皇出逃。孫武以3萬軍隊攻擊楚國的20萬大軍，獲得全勝，創造了以少勝多的光輝戰例。
然而，這時越國乘吳軍伐楚之機進攻吳國，秦國又出兵幫助楚國對付吳軍，這樣，闔閭不得不引兵返吳。此後，吳又繼續伐楚，楚為免亡國，將國都由郢遷到都（今湖北宜城縣東南）。
孫武在幫助闔閭西破強楚的同時，計劃徵服越國。公元前496年，闔閭聽說越王允常去世，新即位的越王勾踐年輕稚弱，越國國內不大穩定，認為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便不聽孫武等人的勸告，不等準備工作全部就緒，就倉猝出兵，想要擊敗越國。不料，勾踐整頓隊伍，主動迎戰，兩軍相遇於吳越邊境的李（今浙江嘉興縣西南）。勾踐施展巧計，他派死刑犯首先出陣，排成三行，把劍放在脖子上，一個個陳述表演後，自剄於陣前。吳國士兵不知那是一個個罪犯，居然看得忘了神，傻了眼，越軍乘機發動衝鋒，吳軍倉皇敗退，闔閭也傷重身亡。
闔閭去世後，由太子夫差繼承王位，孫武和伍子胥整頓軍備，以輔佐夫差完成報仇雪恥大業。公元前494年春天，勾踐調集軍隊從水上嚮吳國進發，夫差率 10萬精兵迎戰於夫椒（今江蘇吳縣西南太湖邊），在孫武、伍子胥的策劃下，吳軍在夜間佈置了許多詐兵，分為兩翼，高舉火把，衹見在黑暗的夜幕中火光連成一片，迅速嚮越軍陣地移動，殺聲震天，越軍驚恐萬狀，軍心動搖，吳軍乘勢總攻，大敗越軍，勾踐在吳軍的追擊下帶着5000名甲士跑到會稽山（今浙江紹興市東南）上的一個小城中憑險抵抗，由於吳軍團團包圍，勾踐衹得嚮吳屈辱求和，夫差不聽伍子胥勸阻，同意了勾踐的求和要求。
吳國的爭霸活動在南方地區取得勝利後，便嚮北方中原地區進逼，公元前485年，夫差聯合魯國，大敗齊軍。公元前482年，夫差又率領着數萬精兵，由水路北上，到達黃池（今河南封丘縣南），與晉、魯等諸侯國君會盟。吳王夫差在這次盟會上，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後盾，爭得霸主的地位。孫武雖沒有直接參加攻齊取勝、與晉爭霸兩事，但在此前孫武精心訓練軍隊和製定軍事謀略，對夫差建立霸業有不可抹煞的巨大貢獻。
思想影響
悄然歸隱留《孫子》 思想影響2500年
隨着吳國霸業的蒸蒸日上，夫差漸漸自以為是，不納忠言。伍子胥認為：勾踐被迫求和，一定還會想辦法到以後報復，故必須徹底滅掉越國，絶不能姑息姦，留下後患。但夫差聽了姦臣的挑撥，不僅不理睬伍子胥的苦諫，反而製造藉口，逼其自盡，甚至命人將伍子胥的屍體裝在一隻皮袋裏，扔到江中，不給安葬。孫武深知 “飛鳥絶，良弓藏；狐兔盡，走狗烹”的道理，對伍子胥慘死的一幕十分寒心，於是便悄然歸隱，息影深山，根據自己訓練軍隊、指揮作戰的經驗，修訂其兵法13 篇，使其更臻完善。
事情不出伍子胥所料，越王勾踐屈辱求和後，臥薪嚐膽，立志報復，他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使越國富足，越軍精悍。公元前482 年，越軍乘吳軍主力聚集黃池與中原諸侯盟會、吳國國內兵力空虛之際，發兵襲擊吳國，攻入吳國國都，吳國遭此動難，便一蹶不振，由盛轉衰，延至公元前473 年，正式被越國滅亡，夫差愧恨交加，自刎而死。孫武所夢想的由吳王統一華夏，也就成為泡影 。
孫武的一生，除了其赫赫戰功以外，更主要的是他給後人留下了不少珍貴的論兵、論政的篇章，其中尤以流傳下來的《孫子兵法》最著名。這短短的13篇5000字，體現了孫武完整的軍事思想體係。
孫武的軍事思想具有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觀點。他強調戰爭的勝負不取决於鬼神，而是與政治清明、經濟以展、外交努力、軍事實力、自然條件諸因素有聯繫，預測戰爭勝負主要就是分析以上這些條件如何，這就體現了他樸素的唯物論觀點。孫武不僅相信世界是客觀存在的，而且認為世界上的事物都在不停地運動變化着，強調在戰爭中應積極創造條件，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促成對立面朝着有利於自己的方向轉化，表明孫武掌握了生動活潑的辯證法。正是因為孫武在軍事科學這門具體科學中概括和總結出了異常豐富、多方面的哲學道理，確立了他在春秋末期思想界中與孔子、老子的並列地位，被並稱為春秋末期思想界上空的三顆明亮的星體。
孫武的軍事理論並非沒有缺點、錯誤的東西，但遠遠超出了同時代的兵法著作，也以其卓越的見識深深影響了後世，受到古今中外軍事傢的廣泛推崇。例如：孫武主張“慎戰”。在《孫子兵法》中開宗明義便指出：“戰爭是國傢的大事，關係到人民的生死，社稷的存亡，是不可不慎重研究悉心考慮的”。孫武又警告國君不可因憤怒而興兵，將帥也不可因惱火而交戰，一定要瞻前顧後，以國傢利益為尺度作出决策。例如，孫武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個著名論斷，認為一定要對自己的實力和對方的情況了如指掌，隨時隨地掌握對方的動態變化，采取相應的應變措施，才能取得戰爭的勝利。例如，孫武又提出了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主張，認為不管敵我總體力量對比的強弱如何，一定要創造機會，造成我在局部兵力上的優勢，以十攻一，以衆擊寡，全殲敵方。……這些光輝的軍事思想和軍事論斷都倍受軍事傢們的推崇，孫武被古今中外的軍事傢一致尊崇為“兵傢之祖”。戰國時代的吳起、孫臏、尉繚等衆多的軍事傢推崇孫武的軍事藝術首屈一指。三國時著名的政治傢、軍事傢曹操盛贊《孫子兵法》，他親自整理前人對《孫子兵法》的研究，作成簡明的“略解”，為後人學習運用《孫子兵法》提供方便。寧代，《孫子兵法》作為《武經七書》的第一部，成為科舉中武科考試的理論科目，《孫子兵法》從此在社會上得到廣泛的流傳。同時，《孫子兵法》也嚮越南、朝鮮、日本、以色列乃至英、德、俄等國流傳。
近現代的戰爭使用許多新式武器，與古代戰爭的條件大不相同，但《孫子兵法》所論述的戰爭的基本原理和原則都沒有因戰爭條件的改變而改變，所以仍然受到軍事傢們的普遍推崇。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毛澤東曾高度評價說：“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仍是科學的真理。”在1990年的海灣戰爭中，美國將軍斯瓦茨科夫使用最古老的《孫子兵法》中“重將治兵”的原則及名種謀略思想來驅動裝備着最現代化的戰爭武器取得了戰爭的勝利，斯瓦茨科夫也由此被譽為“ 將星奇才”。英國著名戰略傢利德爾.哈特在《孫子兵法》英譯本序言中說：“2500多年前中國這位古代兵法傢的思想、對於研究核時代的戰爭是很有幫助的。 ”
古今中外的軍事傢們都使用其中論述的軍事理論來指導戰爭不僅運用於軍事領域，還被推廣運用於社會的各個領域，尤其在企業經營管理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孫武的軍事理論與企業管理雖然活動的領域不同，但它們確實有許多相似之處，市埸，競爭即戰爭。日本企業傢大橋武夫所著《兵法經營全書》指出：“采用中國的兵法思想指導企業經營管埋，比美國的企業管理方式更合理、更有效。”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霍吉茲在《企業管理》一書中指出：《孫子兵法》一書中“揭示的許多原理原則，迄今猶屬顛撲不破，仍有其運用價值”。古老的兵法在現代社會中閃耀着迷人的光彩。孫武雖非出生吳地，但一生活動是在吳地。
黃石公《素書》是一部類似‘語錄’體的書，流傳甚廣，影響很大。另名《鈐經》，又名《玉鈐經》《宋史。藝文志》載：‘宋代有黃石公《素書》一捲，張良所傳。’
《素書》問世以來版本甚多。有明朝竄眇閣刊《先秦諸子合編》本、《漢魏叢書》本、明朝唐琳刊本、《說郛》本、《二十二子》本、《百名傢書》本、明朝王士祺本、明朝溪香館刻楊慎評本等等，不一而足。
《素書》是作者人生觀的具體表現。全書六章共講了五個問題，茲簡介於下。
一 、闡明了作者的思想體係，即道、德、仁、義、禮五位一體，密不可分，及‘潛居抱道，以待其時’的處世哲學。暗示讀者，衹要具備道、德、仁、義、禮五種品格，再逢機遇，定可建絶代之功，極人臣之位。
二、 闡明了作者用人的原則。作者依據才學之不同，將人才分為俊、豪、傑三類。是故其無異儒傢的理性意識及道德水平的準則。作者認為‘任材使能，所以濟物’、‘危莫危於任疑’、‘既用不任者疏’、‘用人不正者殆，強用人者不畜’等等，都是來自生活的總結，有著指導性意義。
三、作者從思想和行為兩方面提出了如何加強個人修養的意見。‘博學切問’、‘恭儉謙約’、‘近恕篤行’、‘親仁友直’等，反映了儒傢的道德意識；‘絶嗜禁欲’、‘抑非損惡’、‘設變緻權’、‘安莫安於忍辱’、‘吉莫吉於知足’等，又具有道傢思想的成分，儒、道兼收並蓄，反映出作者的思想的包羅萬象。
四、作者總結安邦治國的經驗。作者認為‘短莫短於茍得’（反對短期行為）‘後令繆前者毀’（政策必須備有連續性）‘足寒傷心，人怨傷國’（失民心者失天下）‘有道則吉，無道則兇。吉者百福所歸，兇者百禍所攻。非其神聖，自然所鐘’（反映了作者的天道意識和非神觀念）。這些，對於後人參政有一定的啓發。
五、作者闡述了他自己的處世之道。我們中國人的政治是人治的政治，能否處理好人際關係，是事業能否亨通的關鍵。作者提出‘好衆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 ‘慢其所敬者兇’、‘輕上生罪，侮下無親’、‘上無常守，下多疑心’、‘近臣不重，遠臣輕之’等，都給如何處理好各種關係提出了藉鑒。
大凡一個國傢的政治、軍事，都是以‘人’為主體的活動，都和個人的修養，能否協調好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群體之間的關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古人看來，修身、齊傢、治國、平天下的程序是不可打亂的，因此將‘人’的問題放在首位。國人認為，軍事是政治的延續，政治是軍事的高度集中，是一種高層次的軍事。‘ 敗莫敗於多私’、‘陰計外泄者敗’、‘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則大怨必生’等，對於指導政治或軍事行動，有著同樣的意義。
《素書》問世以來版本甚多。有明朝竄眇閣刊《先秦諸子合編》本、《漢魏叢書》本、明朝唐琳刊本、《說郛》本、《二十二子》本、《百名傢書》本、明朝王士祺本、明朝溪香館刻楊慎評本等等，不一而足。
《素書》是作者人生觀的具體表現。全書六章共講了五個問題，茲簡介於下。
一 、闡明了作者的思想體係，即道、德、仁、義、禮五位一體，密不可分，及‘潛居抱道，以待其時’的處世哲學。暗示讀者，衹要具備道、德、仁、義、禮五種品格，再逢機遇，定可建絶代之功，極人臣之位。
二、 闡明了作者用人的原則。作者依據才學之不同，將人才分為俊、豪、傑三類。是故其無異儒傢的理性意識及道德水平的準則。作者認為‘任材使能，所以濟物’、‘危莫危於任疑’、‘既用不任者疏’、‘用人不正者殆，強用人者不畜’等等，都是來自生活的總結，有著指導性意義。
三、作者從思想和行為兩方面提出了如何加強個人修養的意見。‘博學切問’、‘恭儉謙約’、‘近恕篤行’、‘親仁友直’等，反映了儒傢的道德意識；‘絶嗜禁欲’、‘抑非損惡’、‘設變緻權’、‘安莫安於忍辱’、‘吉莫吉於知足’等，又具有道傢思想的成分，儒、道兼收並蓄，反映出作者的思想的包羅萬象。
四、作者總結安邦治國的經驗。作者認為‘短莫短於茍得’（反對短期行為）‘後令繆前者毀’（政策必須備有連續性）‘足寒傷心，人怨傷國’（失民心者失天下）‘有道則吉，無道則兇。吉者百福所歸，兇者百禍所攻。非其神聖，自然所鐘’（反映了作者的天道意識和非神觀念）。這些，對於後人參政有一定的啓發。
五、作者闡述了他自己的處世之道。我們中國人的政治是人治的政治，能否處理好人際關係，是事業能否亨通的關鍵。作者提出‘好衆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 ‘慢其所敬者兇’、‘輕上生罪，侮下無親’、‘上無常守，下多疑心’、‘近臣不重，遠臣輕之’等，都給如何處理好各種關係提出了藉鑒。
大凡一個國傢的政治、軍事，都是以‘人’為主體的活動，都和個人的修養，能否協調好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群體之間的關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在古人看來，修身、齊傢、治國、平天下的程序是不可打亂的，因此將‘人’的問題放在首位。國人認為，軍事是政治的延續，政治是軍事的高度集中，是一種高層次的軍事。‘ 敗莫敗於多私’、‘陰計外泄者敗’、‘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則大怨必生’等，對於指導政治或軍事行動，有著同樣的意義。
《三略》又稱《黃石公三略》，是中國古代的一本著名兵書。
題解
《黃石公三略》原名《黃石公記》。舊題黃石公撰。學者一般認為此書是後人托名偽作，其真實作者已不可考，認為大約成書於西漢末年。
評價
此書側重於從政治策略上闡明治國用兵的道理，不同於其他兵書。它是一部糅合了諸子各傢的某些思想，專論戰略的兵書。南宋晁公武稱其：“論用兵機之妙、嚴明之决，軍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易亡。”北宋神宗元豐年間被列《武經七書》之一。
版本
南宋孝宗、光宗年間刻《武經七書》本
《續古逸叢書》影宋《武經七書》本
1935年中華學藝社影宋刻《武經七書》本
丁氏八千捲樓藏劉寅《武經七書直解》影印本
體例
共分上略、中略、下略3捲，共3800餘字。
題解
《黃石公三略》原名《黃石公記》。舊題黃石公撰。學者一般認為此書是後人托名偽作，其真實作者已不可考，認為大約成書於西漢末年。
評價
此書側重於從政治策略上闡明治國用兵的道理，不同於其他兵書。它是一部糅合了諸子各傢的某些思想，專論戰略的兵書。南宋晁公武稱其：“論用兵機之妙、嚴明之决，軍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易亡。”北宋神宗元豐年間被列《武經七書》之一。
版本
南宋孝宗、光宗年間刻《武經七書》本
《續古逸叢書》影宋《武經七書》本
1935年中華學藝社影宋刻《武經七書》本
丁氏八千捲樓藏劉寅《武經七書直解》影印本
體例
共分上略、中略、下略3捲，共3800餘字。
正確的稱法應該是《群書治要•黃石公三略》。《群書治要》是唐魏徵、虞世南、褚遂良、蕭德言等奉敕編撰的一部叢書，而黃石公三略則是這部叢書中收的一部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是宋代頒定的“武經”之一。該書舊題黃石公着。黃石公即圯上授張良兵書的老人，事見《史記•留侯世傢》。
《黃石公三略》原名《黃石公記》，最早見於《後漢書•臧宮傳》，三國時期開始稱《三略》，魏李康《運命論》有“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北齊魏收《魏書》中有劉曬註《黃石公三略》。書目着錄則始於《隋書•經籍志》，之後，歷代書目均有着錄。上面括號中的註釋是劉曬作的。
《黃石公三略》共分上、中、下三略。《上略》多引《軍讖》語，主要通過對“設禮賞，別姦雄，着成敗”的分析，論述以“柔弱勝剛強”為指導、以收攬人心為中心，以“任賢擒敵”為宗旨的治國統軍的戰略思想及其實現的方法。《中略》多引《軍勢》語，主要通過“差德行，審權變”，論述君主馭將統衆的謀略。《下略》主要內容是“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
《黃石公三略》是《武經七書》之一，具有豐富的思想內容。它重視人民群衆在戰爭中的作用，指出：“夫為國之道，侍賢與民。”“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夫統軍持勢者，將也；製勝破敵者，衆也。”“以弱勝強者，民也。”註重收攬民心，重視民事，“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重視對戰略要地的控製，提出“獲固守之，獲厄塞之，獲難屯之。”它提倡將帥要愛護士卒，與士卒同甘共苦，將帥“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蓄恩不倦，以一取萬。”要求將帥要有優良的品質和廣博的知識。做到“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束、能聽訟、能納入、能采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製軍權。”主張“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將帥的選拔和使用方面，它反對任人為親，主張任人為賢，因人而致用，“賢者所適，其前無敵。”“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使智，使勇，使貪，使愚。知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為其惑衆，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施而附於下。”它在哲學方面，初步揭示了人們的認識是客觀現實的反映，對戰爭的認識不能超越客觀條件的許可，“端未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為事先，動而輒隨。”初步認識到對立的事物能夠相互轉化的辯證關係。“柔能製剛，弱能製強。”認識到事物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嚮其反面轉化，“造作過製，雖成必敗。”它從《老子》的反戰觀點中引出了積極支持正義戰爭的主張，認為戰爭是不好的，但是戰爭不會自行消滅，要用正義的戰爭消滅非正義的戰爭，“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在論述士與民、將與衆、德與威、仁與法、柔與剛、強與弱號關係時，註意到對立事物的兩個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片面性。如提出賢士是國傢的骨幹，民衆是根本，將卒並重，德威相濟，仁法兼施，剛柔強弱相宜等觀點。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在政治上還提出了“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的思想。
《黃石公三略》問世之後，就受到社會的重視，廣為流傳。宋晁公武說：“其書論用兵機權之妙，嚴明之决，明妙審决，軍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易亡。”戴少望則認為“兵法傳於今世者七傢，惟《三略》最通於道，而適於用。”“《三略》之書，則其旨遠，其理深。”（《將鑒論斷》）《四庫總目》說它：“務在瀋機觀變，先立於不敗，以求敵之可勝，操術頗巧，兵傢或往往用之。”唐代魏徽將其內容收入《群書治要》，供皇帝治國安邦參考。宋元豐三年（1080年），被頒定為武學的“經書”。並被與宋廷對立的西夏國譯成西夏文。它在唐朝時傳到日本，日本寬平（889—897）年間，日皇敕命藤原佐世撰的《日本國見在書目》就着錄有《黃石公三略》。日本戰國時代的足利學校。（武將顧問資格的養成所）將此書與《六韜》定為該校的主要教科書。據不完全統計，日本研究《黃石公三略》的有近四十傢之多，同時也傳到了朝鮮等國。
《黃石公三略》現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間刻《武經七書》本。此本除原刻本尚存日本靜嘉堂文庫以外，後世幾經影刊翻刻，形成“武經”係統本。其他叢書本也多以此係統本為底本。註釋本比較重要的有宋施子美講義本、明劉寅直解本、清朱埔匯解本等。建國後研究《黃石公三略》的主要著作有《武經七書註釋•三略》（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和《黃石公三略淺說》（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等。
《黃石公三略》原名《黃石公記》，最早見於《後漢書•臧宮傳》，三國時期開始稱《三略》，魏李康《運命論》有“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北齊魏收《魏書》中有劉曬註《黃石公三略》。書目着錄則始於《隋書•經籍志》，之後，歷代書目均有着錄。上面括號中的註釋是劉曬作的。
《黃石公三略》共分上、中、下三略。《上略》多引《軍讖》語，主要通過對“設禮賞，別姦雄，着成敗”的分析，論述以“柔弱勝剛強”為指導、以收攬人心為中心，以“任賢擒敵”為宗旨的治國統軍的戰略思想及其實現的方法。《中略》多引《軍勢》語，主要通過“差德行，審權變”，論述君主馭將統衆的謀略。《下略》主要內容是“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
《黃石公三略》是《武經七書》之一，具有豐富的思想內容。它重視人民群衆在戰爭中的作用，指出：“夫為國之道，侍賢與民。”“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夫統軍持勢者，將也；製勝破敵者，衆也。”“以弱勝強者，民也。”註重收攬民心，重視民事，“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重視對戰略要地的控製，提出“獲固守之，獲厄塞之，獲難屯之。”它提倡將帥要愛護士卒，與士卒同甘共苦，將帥“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蓄恩不倦，以一取萬。”要求將帥要有優良的品質和廣博的知識。做到“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束、能聽訟、能納入、能采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製軍權。”主張“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將帥的選拔和使用方面，它反對任人為親，主張任人為賢，因人而致用，“賢者所適，其前無敵。”“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使智，使勇，使貪，使愚。知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為其惑衆，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施而附於下。”它在哲學方面，初步揭示了人們的認識是客觀現實的反映，對戰爭的認識不能超越客觀條件的許可，“端未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為事先，動而輒隨。”初步認識到對立的事物能夠相互轉化的辯證關係。“柔能製剛，弱能製強。”認識到事物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嚮其反面轉化，“造作過製，雖成必敗。”它從《老子》的反戰觀點中引出了積極支持正義戰爭的主張，認為戰爭是不好的，但是戰爭不會自行消滅，要用正義的戰爭消滅非正義的戰爭，“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在論述士與民、將與衆、德與威、仁與法、柔與剛、強與弱號關係時，註意到對立事物的兩個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片面性。如提出賢士是國傢的骨幹，民衆是根本，將卒並重，德威相濟，仁法兼施，剛柔強弱相宜等觀點。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在政治上還提出了“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的思想。
《黃石公三略》問世之後，就受到社會的重視，廣為流傳。宋晁公武說：“其書論用兵機權之妙，嚴明之决，明妙審决，軍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易亡。”戴少望則認為“兵法傳於今世者七傢，惟《三略》最通於道，而適於用。”“《三略》之書，則其旨遠，其理深。”（《將鑒論斷》）《四庫總目》說它：“務在瀋機觀變，先立於不敗，以求敵之可勝，操術頗巧，兵傢或往往用之。”唐代魏徽將其內容收入《群書治要》，供皇帝治國安邦參考。宋元豐三年（1080年），被頒定為武學的“經書”。並被與宋廷對立的西夏國譯成西夏文。它在唐朝時傳到日本，日本寬平（889—897）年間，日皇敕命藤原佐世撰的《日本國見在書目》就着錄有《黃石公三略》。日本戰國時代的足利學校。（武將顧問資格的養成所）將此書與《六韜》定為該校的主要教科書。據不完全統計，日本研究《黃石公三略》的有近四十傢之多，同時也傳到了朝鮮等國。
《黃石公三略》現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間刻《武經七書》本。此本除原刻本尚存日本靜嘉堂文庫以外，後世幾經影刊翻刻，形成“武經”係統本。其他叢書本也多以此係統本為底本。註釋本比較重要的有宋施子美講義本、明劉寅直解本、清朱埔匯解本等。建國後研究《黃石公三略》的主要著作有《武經七書註釋•三略》（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和《黃石公三略淺說》（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版）等。
《六韜》又稱《太公六韜》、《太公兵法》，舊題周初太公望（即呂尚、姜子牙）所著，普遍認為是後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現在一般認為此書成於戰國時代。全書以太公與文王、武王對話的方式編成。此書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兵傢類中不見著錄，但在儒傢類著錄有《國史六》“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字與韜同也。”《隋書·經籍志》明確記載：“《太公六韜》五捲，周文王師薑望撰。”但從南宋開始，《六韜》一直被懷疑為偽書，特別是清代，更被確定為偽書。然而，1972年4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古墓中，發現了大批竹簡，其中就有《六韜》的五十多枚，這就證明《六韜》至少在西漢時已廣泛流傳了，對它的懷疑與否定也不攻自破了。
《六韜》是一部集先秦軍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對後代的軍事思想有很大的影響，被譽為是兵傢權謀類的始祖。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傢》稱：“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北宋神宗元豐年間，《六韜》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為武學必讀之書。《六韜》在16世紀傳入日本，18世紀傳入歐洲，現今已翻譯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種文字。
今存版本有：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殘本、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竹簡殘本、敦煌遺書殘本、《群書治要》摘要本、《四庫全書》本、《續古逸叢書》影宋《武經七書》本、1935年中華學藝社影宋刻《武經七書》本、丁氏八千捲樓藏劉寅《武經七書直解》影印本。
今本《六韜》共分六捲。文韜——論治國用人的韜略；武韜——講用兵的韜略；竜韜——論軍事組織；虎韜——論戰爭環境以及武器與布陣；豹韜——論戰術；犬韜——論軍隊的指揮訓練。
主要思想
《六韜》一書，在軍事方面，主張“伐亂禁暴”，“上戰無與戰”，強調“知彼知己”，“密察敵人之機”，“形人而我無形”，“先見弱於敵”。要求戰爭指導者“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機動靈活地運用各種戰略戰術。它認為作戰中最重要的是奇正變化，“不能分移，不可語奇”。對於攻城，它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圍困打援，迫敵投降。它重視地形、天候對戰術的影響。總結了步、車、騎兵種各自的戰法及諸兵種的協同戰術。它重視部隊的編製和裝備，詳細記述了古代指揮機關的人員組成和各自的職責，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長分別進行編隊的原則。它認為“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詳細記述了古代武器裝備的形製和戰鬥性能。重視軍中秘密通訊，記述了古代軍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它還重視將帥修養和選拔，認為“社稷安危，一在將軍”要求將帥不僅要諳熟戰略戰術、知進退攻守、出奇製勝的謀略，而且要懂得治亂興衰之道，要能與士卒同甘苦，共安危，並提出了考察將帥的八條方法，即所謂“八徵”。在軍事哲理方面，《六韜》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它一方面反對巫祝卜筮迷信活動，把它列為必須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面又主張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敵人。它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初步認識到了矛盾的對立和轉化，提出了“板反其常"的重要辯證法思想，是對古代辯證法思想的重要貢獻。它的許多軍事思想都是建立在這一思想基礎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強必折，太張必缺”，“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等等。
詳解
《六韜》分別以文、武、竜、虎、豹、犬為標題，各為一捲，共六十一篇，近二萬字。捲一《文韜》內分《文師》、《盈虛》、《國務》、《大禮》、《明傅》、《六守》、《守土》、《守國》、《上賢》、《舉賢》、《賞罰》、《兵道》等十二篇，主要論述作戰前如何充實國傢的實力，在物質上和精神上作好戰爭準備。如對內先要富國強民，對人民進行教育訓練，使之萬衆一心，同仇敵愾；對外要掌握敵方的情況，註意保守自己的秘密，這樣才能立於不敗之地。捲二《武韜》內分《發啓》、《文啓》、《文伐》、《順啓》、《三疑》五篇，有的版本把“《兵道》”列於《三疑》前。
這一捲主要論述取得政權及對敵鬥爭的策略，強調在作戰前必須先對敵我雙方的情況了如指掌，進行比較，以己之長剋敵之短，才能製勝。捲三《竜韜》內分《王翼》、《論將》、《選將》、《主將》、《將威》、《勵軍》、《陰符》、《陰書》、《軍勢》、《奇兵》、《五音》、《兵徵》、《農器》等十三篇，主要論述軍事指揮和兵力部署的藝術，指出在戰爭中要調動對方，選擇將帥、嚴明紀律，然後確定如何發號令、通信息。還指出要註意天時地利、武器裝備和物質供應等。
捲四《虎韜》內分《軍用》、《三陣》、《疾戰》、《必出》、《軍略》、《臨境》、《動靜》、《金鼓》、《絶道》、《略地》、《火戰》、《壘虛》等十二篇，主要論述在寬闊地區作戰中的戰術及其他應註意的問題。捲五《豹略》內分《林戰》、《突戰》、《幫強》、《敵武》、《山兵》、《澤兵》、《少衆》、《分險》等八篇，主要論述在各種特殊的地形作戰中的戰術及其他應註意的問題。捲六《犬韜》內分《分合》、《武鋒》、《練士》、《教戰》、《均兵》、《武車士》、《武騎士》、《戰騎》、《戰車》、《戰步》等十篇，主要論述教練與編選士卒以及各種兵種如何配合作戰，以發揮軍隊效能等問題。《六韜》的內容十分廣泛，涉及戰爭觀、軍隊建設、戰略戰術等有關軍事的許多方面，其中又以戰略和戰術的論述最為精彩，它的權謀傢思想也很突出。
《六韜》的軍事思想比較復雜，差不多先秦各傢的軍事思想在書中都有反映。書中最突出的是陰謀權術思想。《六韜》一開頭就說：“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傢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文師》）這就是說，國君統治百姓，就要像漁人釣魚，以釣餌來誘使人們上鈎，聽從驅使。權謀可以表現在多方面：第一，“予之為取”。就是欲將取之，必先與之。《文師》說：“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
《國務》說：“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瘳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於己。此愛民之道也。“在感情、道義、物質上付出這麽多，對人又仁既愛，其目的是什麽呢？就是“欲使主尊人安”（《國務》），“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發啓》）。第二，“攻強必先養強”。《三疑》說：“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大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這就是說，要攻打強大的敵人時，不妨采用讓敵人驕傲自大的策略，敵人驕傲自大了，自然就容易對付了。第三，“文伐”。
《文伐》中列舉了十二條屬於文伐，不屬於武攻的陰謀詭計。一是投其所好，讓敵人産生驕傲之心；二是“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心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是“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四是用珠玉、美人來腐蝕麻痹敵人；五是挑撥敵方忠臣與君主的關係；六是收買敵人的內臣，離間其外臣；七是送給敵人大量財物，使其輕視生産，因而導致蓄積空虛；八是與敵國偽結親誼以麻痹敵人，使其為我所用；九、十是表面上尊崇敵國，示之卑微順從，使其驕怠自斃；十一、十二是要收買敵國大臣，堵塞敵之耳目。使其豪傑智士為我所用，用亂臣美女迷惑其主。一般兵書大都重視戰場上的戰略戰術，對陰謀手段論述得較少。把陰謀論述得如此詳細的，《六韜》是最突出的。
在戰略戰術上，《六韜》有其獨到之處。《兵道》說：“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這是說，用兵的原則在於“一”。所謂“一”，就是事權要專一，兵力要集中，行動要統一，這樣才能獨往獨來，機動靈活，不受牽製，取得戰爭的主動權。《軍勢》載：“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敵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是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不製者，兵也。’”這裏強調的是“因敵之動”，“倏而和主，忽而來”，核心是突出機動靈活，不為敵人所牽製。能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就可以戰無不勝。
《六韜》還強調了用兵要見機而作，以謀略取勝，而不以力戰。“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與無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在《六韜》中，還論述到了步、車、騎三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戰術問題。《均兵》指出了車、騎的地位及其不同作用：“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陣），要（邀擊）強敵，遮走北（敗軍）也。騎者，軍之伺侯也，所以踵敗軍。絶糧道，擊便寇也。”如果步兵與車、騎作戰，那麽，“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發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戰步》）。如果是平地作戰，方法是“令我士卒為行馬、木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步，闌車以為壘，推而前後，立而為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不解。”（《戰騎》）對車、騎、步的協同作戰及如何運用步兵對付敵人車、騎兵的辦法作了詳細的論述。
對於軍隊的建設，《六韜》認為首先應註意將領的選拔與培養。因為“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論將》）“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主將》）所以，對於將領的選拔、考察就不能不認真細緻。它認為：“將有五材十過。……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論將》）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長處與短處，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它還提出了選擇考察將領的各種方法。值得註意的是，《六韜》還提出了建立參謀部的問題。
《王翼》載：“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為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帥師，以將為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和工，隨時變化，以為紀鋼。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這是說，國君率領軍隊，必須要有得力的輔佐。全軍的生命掌握在將帥的手中，但是將帥的職責是全面領導，不能局限在其一個局部，因此就應該建立一個由七十二人組成的參謀部，並根據各人的才能授予職務，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七十二人是些什麽樣的人呢？《六韜》的安排是腹心一人，謀士五人，天文三人，地利三人，兵法九人，通糧四人，奮威四人，旗鼓三人，股肱四人，通纔二人，權士三人，耳目七人，爪牙五人，羽翼四人，遊士八人，術士二人，方士三人，法算二人等等。這是我國軍事史上最早的見於明文規定的參謀部組織法，是《六韜》的一大創造。
《六韜》還係統地論述了將領的自主權問題。《立將》明確記述了國君於太廟誓師，以斧鉞授將，將受命出徵的具體儀式，而且還鄭重其事地論述了將帥應有的統率三軍，獨斷專行的權利。“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禦。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决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鬥，氣厲青雲，疾苦馳鶩，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這裏的核心是“軍不可從中禦”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意思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軍隊不能由國君在中樞機構中具體指揮，而應完全由將領根據戰場上的實際情況來指揮，這樣才能取得勝利。將領有自主權，就有了主動權。對於士卒，《六韜》也很重視其選拔與訓練。
《練士》說：“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為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陳（陣）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鈎、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絶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絶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鬥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與其將報仇者，取秋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贅婿人虜欲掩跡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貧窮憤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廉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偉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這裏強調的是對士卒的因材施用與組織方法。士卒的才能、性格等是千差萬別的，把這些人按一定的原則組織起來，就可以充分發揮他們潛能，取得勝利。對於軍隊的治理，《六韜》提出了刑賞並重和“殺貴大，賞貴小”的原則。
《將威》中寫武王問太公怎樣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樹立將帥的威信，太公說：“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牛竪馬洗廄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殺和賞都是將帥建立威信的手段，這一點在《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兵書中提到過，但明確地提出“殺大賞小”原則的以《六韜》為最早。所謂“殺大賞小”，就是殺位高者以震懾他人，賞位卑者以激勵衆幹。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六韜》雖然從總體水平來說趕不上《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但也有其獨特的價值。
《六韜》是一部集先秦軍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對後代的軍事思想有很大的影響，被譽為是兵傢權謀類的始祖。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傢》稱：“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北宋神宗元豐年間，《六韜》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為武學必讀之書。《六韜》在16世紀傳入日本，18世紀傳入歐洲，現今已翻譯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種文字。
今存版本有：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殘本、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竹簡殘本、敦煌遺書殘本、《群書治要》摘要本、《四庫全書》本、《續古逸叢書》影宋《武經七書》本、1935年中華學藝社影宋刻《武經七書》本、丁氏八千捲樓藏劉寅《武經七書直解》影印本。
今本《六韜》共分六捲。文韜——論治國用人的韜略；武韜——講用兵的韜略；竜韜——論軍事組織；虎韜——論戰爭環境以及武器與布陣；豹韜——論戰術；犬韜——論軍隊的指揮訓練。
主要思想
《六韜》一書，在軍事方面，主張“伐亂禁暴”，“上戰無與戰”，強調“知彼知己”，“密察敵人之機”，“形人而我無形”，“先見弱於敵”。要求戰爭指導者“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機動靈活地運用各種戰略戰術。它認為作戰中最重要的是奇正變化，“不能分移，不可語奇”。對於攻城，它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圍困打援，迫敵投降。它重視地形、天候對戰術的影響。總結了步、車、騎兵種各自的戰法及諸兵種的協同戰術。它重視部隊的編製和裝備，詳細記述了古代指揮機關的人員組成和各自的職責，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長分別進行編隊的原則。它認為“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詳細記述了古代武器裝備的形製和戰鬥性能。重視軍中秘密通訊，記述了古代軍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它還重視將帥修養和選拔，認為“社稷安危，一在將軍”要求將帥不僅要諳熟戰略戰術、知進退攻守、出奇製勝的謀略，而且要懂得治亂興衰之道，要能與士卒同甘苦，共安危，並提出了考察將帥的八條方法，即所謂“八徵”。在軍事哲理方面，《六韜》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它一方面反對巫祝卜筮迷信活動，把它列為必須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面又主張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敵人。它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初步認識到了矛盾的對立和轉化，提出了“板反其常"的重要辯證法思想，是對古代辯證法思想的重要貢獻。它的許多軍事思想都是建立在這一思想基礎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強必折，太張必缺”，“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等等。
詳解
《六韜》分別以文、武、竜、虎、豹、犬為標題，各為一捲，共六十一篇，近二萬字。捲一《文韜》內分《文師》、《盈虛》、《國務》、《大禮》、《明傅》、《六守》、《守土》、《守國》、《上賢》、《舉賢》、《賞罰》、《兵道》等十二篇，主要論述作戰前如何充實國傢的實力，在物質上和精神上作好戰爭準備。如對內先要富國強民，對人民進行教育訓練，使之萬衆一心，同仇敵愾；對外要掌握敵方的情況，註意保守自己的秘密，這樣才能立於不敗之地。捲二《武韜》內分《發啓》、《文啓》、《文伐》、《順啓》、《三疑》五篇，有的版本把“《兵道》”列於《三疑》前。
這一捲主要論述取得政權及對敵鬥爭的策略，強調在作戰前必須先對敵我雙方的情況了如指掌，進行比較，以己之長剋敵之短，才能製勝。捲三《竜韜》內分《王翼》、《論將》、《選將》、《主將》、《將威》、《勵軍》、《陰符》、《陰書》、《軍勢》、《奇兵》、《五音》、《兵徵》、《農器》等十三篇，主要論述軍事指揮和兵力部署的藝術，指出在戰爭中要調動對方，選擇將帥、嚴明紀律，然後確定如何發號令、通信息。還指出要註意天時地利、武器裝備和物質供應等。
捲四《虎韜》內分《軍用》、《三陣》、《疾戰》、《必出》、《軍略》、《臨境》、《動靜》、《金鼓》、《絶道》、《略地》、《火戰》、《壘虛》等十二篇，主要論述在寬闊地區作戰中的戰術及其他應註意的問題。捲五《豹略》內分《林戰》、《突戰》、《幫強》、《敵武》、《山兵》、《澤兵》、《少衆》、《分險》等八篇，主要論述在各種特殊的地形作戰中的戰術及其他應註意的問題。捲六《犬韜》內分《分合》、《武鋒》、《練士》、《教戰》、《均兵》、《武車士》、《武騎士》、《戰騎》、《戰車》、《戰步》等十篇，主要論述教練與編選士卒以及各種兵種如何配合作戰，以發揮軍隊效能等問題。《六韜》的內容十分廣泛，涉及戰爭觀、軍隊建設、戰略戰術等有關軍事的許多方面，其中又以戰略和戰術的論述最為精彩，它的權謀傢思想也很突出。
《六韜》的軍事思想比較復雜，差不多先秦各傢的軍事思想在書中都有反映。書中最突出的是陰謀權術思想。《六韜》一開頭就說：“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傢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文師》）這就是說，國君統治百姓，就要像漁人釣魚，以釣餌來誘使人們上鈎，聽從驅使。權謀可以表現在多方面：第一，“予之為取”。就是欲將取之，必先與之。《文師》說：“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
《國務》說：“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瘳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於己。此愛民之道也。“在感情、道義、物質上付出這麽多，對人又仁既愛，其目的是什麽呢？就是“欲使主尊人安”（《國務》），“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發啓》）。第二，“攻強必先養強”。《三疑》說：“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大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這就是說，要攻打強大的敵人時，不妨采用讓敵人驕傲自大的策略，敵人驕傲自大了，自然就容易對付了。第三，“文伐”。
《文伐》中列舉了十二條屬於文伐，不屬於武攻的陰謀詭計。一是投其所好，讓敵人産生驕傲之心；二是“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心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是“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四是用珠玉、美人來腐蝕麻痹敵人；五是挑撥敵方忠臣與君主的關係；六是收買敵人的內臣，離間其外臣；七是送給敵人大量財物，使其輕視生産，因而導致蓄積空虛；八是與敵國偽結親誼以麻痹敵人，使其為我所用；九、十是表面上尊崇敵國，示之卑微順從，使其驕怠自斃；十一、十二是要收買敵國大臣，堵塞敵之耳目。使其豪傑智士為我所用，用亂臣美女迷惑其主。一般兵書大都重視戰場上的戰略戰術，對陰謀手段論述得較少。把陰謀論述得如此詳細的，《六韜》是最突出的。
在戰略戰術上，《六韜》有其獨到之處。《兵道》說：“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這是說，用兵的原則在於“一”。所謂“一”，就是事權要專一，兵力要集中，行動要統一，這樣才能獨往獨來，機動靈活，不受牽製，取得戰爭的主動權。《軍勢》載：“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敵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是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不製者，兵也。’”這裏強調的是“因敵之動”，“倏而和主，忽而來”，核心是突出機動靈活，不為敵人所牽製。能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就可以戰無不勝。
《六韜》還強調了用兵要見機而作，以謀略取勝，而不以力戰。“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與無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在《六韜》中，還論述到了步、車、騎三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戰術問題。《均兵》指出了車、騎的地位及其不同作用：“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陣），要（邀擊）強敵，遮走北（敗軍）也。騎者，軍之伺侯也，所以踵敗軍。絶糧道，擊便寇也。”如果步兵與車、騎作戰，那麽，“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發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戰步》）。如果是平地作戰，方法是“令我士卒為行馬、木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步，闌車以為壘，推而前後，立而為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不解。”（《戰騎》）對車、騎、步的協同作戰及如何運用步兵對付敵人車、騎兵的辦法作了詳細的論述。
對於軍隊的建設，《六韜》認為首先應註意將領的選拔與培養。因為“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論將》）“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主將》）所以，對於將領的選拔、考察就不能不認真細緻。它認為：“將有五材十過。……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論將》）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長處與短處，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它還提出了選擇考察將領的各種方法。值得註意的是，《六韜》還提出了建立參謀部的問題。
《王翼》載：“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為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帥師，以將為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和工，隨時變化，以為紀鋼。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這是說，國君率領軍隊，必須要有得力的輔佐。全軍的生命掌握在將帥的手中，但是將帥的職責是全面領導，不能局限在其一個局部，因此就應該建立一個由七十二人組成的參謀部，並根據各人的才能授予職務，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七十二人是些什麽樣的人呢？《六韜》的安排是腹心一人，謀士五人，天文三人，地利三人，兵法九人，通糧四人，奮威四人，旗鼓三人，股肱四人，通纔二人，權士三人，耳目七人，爪牙五人，羽翼四人，遊士八人，術士二人，方士三人，法算二人等等。這是我國軍事史上最早的見於明文規定的參謀部組織法，是《六韜》的一大創造。
《六韜》還係統地論述了將領的自主權問題。《立將》明確記述了國君於太廟誓師，以斧鉞授將，將受命出徵的具體儀式，而且還鄭重其事地論述了將帥應有的統率三軍，獨斷專行的權利。“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禦。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决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鬥，氣厲青雲，疾苦馳鶩，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這裏的核心是“軍不可從中禦”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意思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軍隊不能由國君在中樞機構中具體指揮，而應完全由將領根據戰場上的實際情況來指揮，這樣才能取得勝利。將領有自主權，就有了主動權。對於士卒，《六韜》也很重視其選拔與訓練。
《練士》說：“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為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陳（陣）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鈎、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絶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絶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鬥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與其將報仇者，取秋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贅婿人虜欲掩跡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貧窮憤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廉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偉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這裏強調的是對士卒的因材施用與組織方法。士卒的才能、性格等是千差萬別的，把這些人按一定的原則組織起來，就可以充分發揮他們潛能，取得勝利。對於軍隊的治理，《六韜》提出了刑賞並重和“殺貴大，賞貴小”的原則。
《將威》中寫武王問太公怎樣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樹立將帥的威信，太公說：“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牛竪馬洗廄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殺和賞都是將帥建立威信的手段，這一點在《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兵書中提到過，但明確地提出“殺大賞小”原則的以《六韜》為最早。所謂“殺大賞小”，就是殺位高者以震懾他人，賞位卑者以激勵衆幹。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六韜》雖然從總體水平來說趕不上《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但也有其獨特的價值。
《群書治要》（以下簡稱《治要》）是唐初著名諫官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於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626年-949年在位），以輯錄前人著述作諫書，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國安邦”，創建“貞觀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治要》取材於六經、四史、諸子百傢，“上始五帝，下迄晉年 ”，以“務乎政術，存乎勸戒”為宗旨，從一萬四千多部、八萬九千多捲古籍中“采摭群書，剪截淫放”，嘔心瀝血數年，於貞觀五年（631年）編輯成書，計六十五部約五十餘萬言。
《群書治要》的特點，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徵等人博採經、史、子典籍六十五種，又以“務乎政術”、“本乎治要”為原則，刪其繁蕪，擇其精粹，濃縮成五十捲的珍本。魏徵乃經國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與卓越的史識，這更使得《群書治要》成為一部“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 的經典之作。
《群書治要》的特點，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徵等人博採經、史、子典籍六十五種，又以“務乎政術”、“本乎治要”為原則，刪其繁蕪，擇其精粹，濃縮成五十捲的珍本。魏徵乃經國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與卓越的史識，這更使得《群書治要》成為一部“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 的經典之作。
近年的出土文獻大大豐富了上古史料。馬王堆帛書《老子》兩種和郭店竹簡《老子》三種，尤其是定州八角廊竹簡《儒傢者言》和阜陽雙古堆1號木牘，以及已公佈 與待公佈的上海博物館藏簡中與《孔子傢語》相關的部分，已經徹底打破了我們對相關知識的傳統認知框架。
1972年4月中國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和二號西漢墓出土的竹簡，內容包括《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等先秦古籍，還有西漢武帝元光元年 (134BC)歷譜等。這一大批竹簡的出土，特別是失傳一千多年的《孫臏兵法》等古佚書的重新發現，具有重大的科學研究價值。
竹簡出土時浸泡在爛泥污水中，朽壞殘斷情況十分嚴重，由中國大陸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山東省博物館等單位清洗整理。山東省博物館、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單位考釋校訂，已逐步將全部4,000多號整簡和殘簡編輯成書，由中國大陸文物出版社陸續出版。
全部竹簡分編3輯:第一輯為《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尉繚子》、《晏子》等；第二輯為其他古佚書；第三輯為殘簡和《元光元年歷譜》。 現已出版六開綫裝本，其中《孫子兵法》、《孫臏兵法》還另印行大三十二開簡註本各一種。綫裝本分圖版部分、摹本部分和釋文、註釋部分，摹本旁附分簡釋文， 每篇註釋前還有連寫釋文。
位於山東臨沂市銀雀山漢墓的發現，在當時也震動了中外。由銀雀山西漢一號和二號墓出土的《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竹簡書為主要內容的先秦古籍，驗證了中國史學界爭論多年的孫子、孫臏誰早誰先，他們是什麽關係等難題，被譽為中國當代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臨沂市區東南有兩座山崗，古代相傳此處遍生一種灌木，春夏之交，此木鮮花盛開，花朵形似雲雀，東崗為黃色，西崗為白色，故兩座山崗得名金雀山和銀雀 山，均係漢代重要墓地，自1970年以來，先後發掘墓葬百餘座，出土大批珍貴文物，現已在銀雀山西南麓建成我國第一座漢墓竹簡博物館，山東省重點文物保護 單位，臨沂市青少年教育基地。1982年2月動工興建，1989年10月落成的銀雀山漢墓竹簡博物館占地面積10000平方米，主體建築銀雀山漢墓廳和竹 簡陳列廳為仿古式、歇山鬥拱、灰陶瓦頂、赤柱丹梁。院內鬆柏花竹，長廓環繞，山水相映，整體設計融仿古建築與園林風格於一體，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堪稱魯 南參觀遊覽勝地。
步進博物館大門，沿長廓緩行就可來到位於院內南側的銀雀山漢墓廳，室內中央是復原後的一、二號西漢墓穴，所有隨葬物品復製後均按原狀擺放在棺槨內。橢圓形展廳周圍的墻壁上裝飾的玻璃櫥窗，展示着放大後的漢墓發掘現場和出土竹簡的照片。
墓室均在岩石上開鑿而成，為長方形竪穴。相距50釐米，地表至墓底深度，一號墓為2—3米；二號墓為3.5—4米。一號墓槨室南北長2.64米、寬 1.76米、高1米；二號墓槨室南北長2.14米、寬1.56米、高0.88米。兩座墓葬槨室結構基本相同，槨框四角以榫卯相接，扣合緊密，槨頂橫鋪蓋 板，分槨為東西兩側。一號墓槨室東側置棺，西側為邊箱，安放隨葬物品；二號墓則相反，西側置棺，東側為邊箱，棺身外髹黑漆。棺槨木質堅硬，周圍封閉嚴密， 隨葬物品保存良好。
兩座漢墓中共出土竹簡7500餘枚，不僅其數量實屬罕見，其質量也是首次發掘。其中一號墓竹簡內容有《孫子兵法》十三篇和孫子佚文五篇；《孫臏兵法》 十六篇；《尉繚子》五篇，《六韜》十四篇；《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論政論兵文章五十篇及陰陽、時令、占侯之類十二篇。更為難得的是其中一部分是現在還有傳 本的古書，而且大部分為佚書。二號墓出土竹簡32枚，係《漢武帝元光元年歷譜》，是迄今我國發現最早、最完整的古代歷譜。這批竹簡的出土對於我國軍事史、 文字學、古音訓、古簡册制度及古代歷法的研究，均有極其重要的價值。此外，還有陶器、漆器、銅器、慄子、核桃等98件隨葬品出土。據考證，兩墓均為西漢早 期墓葬，衹是姓氏缺乏確切的論證，難以確定，但從出土大批兵書，而未有兵器的情況來看，可以推斷墓主是位與軍事方面有關的文官，且酷愛兵法。《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兩部兵書的竹簡，均在一號墓的邊箱北端發掘出土，使失傳了近兩千年的《孫臏兵法》重見光明，從而澄清千餘年來關於孫武與孫臏 其人、其書爭論未果的問題。就此歷史學家研究認定，孫武是吳孫子，孫臏是齊孫子；分別是春秋、戰國人。孫臏乃孫武之後世子孫，各有兵法相傳，千年聚訟，一 朝得釋。
從銀雀山漢墓廳嚮北，過白玉橋，經銀雀亭便是雄偉壯觀的二層仿古建築——竹簡陳列廳。走進一樓序廳內，正面屏風上懸孫武浮雕像，兩側是用金文，漢隸、 英文、日文摘寫的《孫子兵法》開宗明文的第一句：“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警示人們：戰爭是國傢的大事，它關係到軍民的生 死，國傢的存亡，是不可以不認真考察的。左右板壁上為放大的兵法竹簡照片。序廳的東西兩側分別為《孫子兵法》展廳和《孫臏兵法》展廳。室內陳列采用圖文與 實物相結合的形式，集知識性、科學性、藝術性於一體，展示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兩部兵書竹簡、孫武和孫臏的作戰實踐、春秋戰國兵器、《孫子兵法》和《孫臏兵 法》的理論精華以及中外專傢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據考證：《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之間存在內在的師承關係，前者是後者的依據和基礎，後者是前者的闡述和繼承。兩者一方面成“一傢之言”，合“孫氏之道”；另一方面後者在繼承前者的基礎上，在戰略、戰術、治軍和軍事哲學方面都有新的發展。
《孫子兵法》《孫臏兵法》被世界推崇為“兵學聖典”，“世界古代第一兵書”和“東方兵傢鼻祖”，尊為智慧之源，製勝之寶。現已譯成幾十種文本，法、 俄、德、英、美等國傢先後把其定為軍事學院的必修課，海灣戰爭中，美軍海軍陸戰隊官兵人手一册。不僅如此，《孫子兵法》中精深的哲學思想及辯證關係已遠遠 超過了軍事範疇，其深奧的理念已被廣泛用於企業管理、商業競爭、外交謀略、體育比賽，成為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文化寶庫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智慧之源。
竹簡出土時浸泡在爛泥污水中，朽壞殘斷情況十分嚴重，由中國大陸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山東省博物館等單位清洗整理。山東省博物館、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單位考釋校訂，已逐步將全部4,000多號整簡和殘簡編輯成書，由中國大陸文物出版社陸續出版。
全部竹簡分編3輯:第一輯為《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尉繚子》、《晏子》等；第二輯為其他古佚書；第三輯為殘簡和《元光元年歷譜》。 現已出版六開綫裝本，其中《孫子兵法》、《孫臏兵法》還另印行大三十二開簡註本各一種。綫裝本分圖版部分、摹本部分和釋文、註釋部分，摹本旁附分簡釋文， 每篇註釋前還有連寫釋文。
位於山東臨沂市銀雀山漢墓的發現，在當時也震動了中外。由銀雀山西漢一號和二號墓出土的《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竹簡書為主要內容的先秦古籍，驗證了中國史學界爭論多年的孫子、孫臏誰早誰先，他們是什麽關係等難題，被譽為中國當代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臨沂市區東南有兩座山崗，古代相傳此處遍生一種灌木，春夏之交，此木鮮花盛開，花朵形似雲雀，東崗為黃色，西崗為白色，故兩座山崗得名金雀山和銀雀 山，均係漢代重要墓地，自1970年以來，先後發掘墓葬百餘座，出土大批珍貴文物，現已在銀雀山西南麓建成我國第一座漢墓竹簡博物館，山東省重點文物保護 單位，臨沂市青少年教育基地。1982年2月動工興建，1989年10月落成的銀雀山漢墓竹簡博物館占地面積10000平方米，主體建築銀雀山漢墓廳和竹 簡陳列廳為仿古式、歇山鬥拱、灰陶瓦頂、赤柱丹梁。院內鬆柏花竹，長廓環繞，山水相映，整體設計融仿古建築與園林風格於一體，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堪稱魯 南參觀遊覽勝地。
步進博物館大門，沿長廓緩行就可來到位於院內南側的銀雀山漢墓廳，室內中央是復原後的一、二號西漢墓穴，所有隨葬物品復製後均按原狀擺放在棺槨內。橢圓形展廳周圍的墻壁上裝飾的玻璃櫥窗，展示着放大後的漢墓發掘現場和出土竹簡的照片。
墓室均在岩石上開鑿而成，為長方形竪穴。相距50釐米，地表至墓底深度，一號墓為2—3米；二號墓為3.5—4米。一號墓槨室南北長2.64米、寬 1.76米、高1米；二號墓槨室南北長2.14米、寬1.56米、高0.88米。兩座墓葬槨室結構基本相同，槨框四角以榫卯相接，扣合緊密，槨頂橫鋪蓋 板，分槨為東西兩側。一號墓槨室東側置棺，西側為邊箱，安放隨葬物品；二號墓則相反，西側置棺，東側為邊箱，棺身外髹黑漆。棺槨木質堅硬，周圍封閉嚴密， 隨葬物品保存良好。
兩座漢墓中共出土竹簡7500餘枚，不僅其數量實屬罕見，其質量也是首次發掘。其中一號墓竹簡內容有《孫子兵法》十三篇和孫子佚文五篇；《孫臏兵法》 十六篇；《尉繚子》五篇，《六韜》十四篇；《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論政論兵文章五十篇及陰陽、時令、占侯之類十二篇。更為難得的是其中一部分是現在還有傳 本的古書，而且大部分為佚書。二號墓出土竹簡32枚，係《漢武帝元光元年歷譜》，是迄今我國發現最早、最完整的古代歷譜。這批竹簡的出土對於我國軍事史、 文字學、古音訓、古簡册制度及古代歷法的研究，均有極其重要的價值。此外，還有陶器、漆器、銅器、慄子、核桃等98件隨葬品出土。據考證，兩墓均為西漢早 期墓葬，衹是姓氏缺乏確切的論證，難以確定，但從出土大批兵書，而未有兵器的情況來看，可以推斷墓主是位與軍事方面有關的文官，且酷愛兵法。《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兩部兵書的竹簡，均在一號墓的邊箱北端發掘出土，使失傳了近兩千年的《孫臏兵法》重見光明，從而澄清千餘年來關於孫武與孫臏 其人、其書爭論未果的問題。就此歷史學家研究認定，孫武是吳孫子，孫臏是齊孫子；分別是春秋、戰國人。孫臏乃孫武之後世子孫，各有兵法相傳，千年聚訟，一 朝得釋。
從銀雀山漢墓廳嚮北，過白玉橋，經銀雀亭便是雄偉壯觀的二層仿古建築——竹簡陳列廳。走進一樓序廳內，正面屏風上懸孫武浮雕像，兩側是用金文，漢隸、 英文、日文摘寫的《孫子兵法》開宗明文的第一句：“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警示人們：戰爭是國傢的大事，它關係到軍民的生 死，國傢的存亡，是不可以不認真考察的。左右板壁上為放大的兵法竹簡照片。序廳的東西兩側分別為《孫子兵法》展廳和《孫臏兵法》展廳。室內陳列采用圖文與 實物相結合的形式，集知識性、科學性、藝術性於一體，展示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兩部兵書竹簡、孫武和孫臏的作戰實踐、春秋戰國兵器、《孫子兵法》和《孫臏兵 法》的理論精華以及中外專傢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據考證：《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之間存在內在的師承關係，前者是後者的依據和基礎，後者是前者的闡述和繼承。兩者一方面成“一傢之言”，合“孫氏之道”；另一方面後者在繼承前者的基礎上，在戰略、戰術、治軍和軍事哲學方面都有新的發展。
《孫子兵法》《孫臏兵法》被世界推崇為“兵學聖典”，“世界古代第一兵書”和“東方兵傢鼻祖”，尊為智慧之源，製勝之寶。現已譯成幾十種文本，法、 俄、德、英、美等國傢先後把其定為軍事學院的必修課，海灣戰爭中，美軍海軍陸戰隊官兵人手一册。不僅如此，《孫子兵法》中精深的哲學思想及辯證關係已遠遠 超過了軍事範疇，其深奧的理念已被廣泛用於企業管理、商業競爭、外交謀略、體育比賽，成為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文化寶庫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智慧之源。
作者不詳,暫定
〈太公兵法逸文序〉
兵法，古無書軒皇七十二戰，而得天下，所傳用兵要旨，惟丹書三十九字。太公述之，今在禮傢書傳之言太公曰：翼戴文、武，身有殊勳，世祚太公，以表東海，史記謂西伯受命稱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匚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故 後世兵機奇計者，鹹宗太公。
其書藏柱下，孔子適周問禮始得之，而着錄焉。冉子於軍旅，嘗受學，用之有效。仲子亦躬聞'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訓詞，政事偉纔必兼知兵。兵為五，禮為一。聖人所不刪，故班〈志〉列《六韜》入禮傢。衛靈公問陳不答，權詞以拒，孔圉以問所?亦然，由衛之君臣，非可語用武之人。而文事武備，術本兼該，〈少儀〉記禮節而曰：軍旅思險，隱情以虞，兵兇戰危機事貴密，豈可以陰謀為詬病！執仁義為藉口哉！是以，老聃典司而有得，黃石授受而名傢，皆本太公以為圭臯。考周秦間人稱引《太公兵法》，或曰《周書》；蘇秦祖之，作《陰符》，或曰《黃帝銘》；《皇覽》引之，作《金匱》。或以儷史佚前志而目為《軍志》，或以對武王用兵而據為'兵書'，然皆殘篇斷句，首尾?完，聿在漢興之初，張留侯敘次所得於圮上者，藏之內府，諸呂用事，盜取出外，遂多散佚。孝武帝時，楊僕校兵書，魚有甄錄。劉子政〈說苑．指武篇〉尚多引《太公兵法》。建武中興，答詞引《黃石公記》已不云出《太公》。袁宏《漢紀》始言《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三國志》丞相諸葛亮寫《六韜》以教後主，由季漢時人通稱'兵法'為《六韜》，或爾時之《六韜》已合兵法逸文入其中，故〈藝文志〉之《六韜》稱周史，撰入儒傢。而梁阮孝緒《七略》之《六韜》稱周文王師呂望，撰入兵傢。隋〈志〉兵傢取太公書，有《兵法》，有《陰謀》，有《金匱》。杜牧孫子註引《陰謀》、王伯厚《玉海》引《金匱》皆稱《太公兵法》，馬總《意林》引《金匱》、《六韜》，而《六韜》文多不純，疑庾仲容為子鈔時，《六韜》已非原本。唐之《通典》、宋之《御覽》所引《太公兵法》，不盡稱《六韜》，亦不盡出《六韜》。顔師古以今《六韜》言取天下及用兵之事。
夫隋唐〈志〉所存《六韜》既非復漢〈志〉之舊，而鄭樵《通志略》有改正《六韜》名目，則知北宋刊本又與隋唐不同。孫淵如序《六韜》，信其用韻合古書，豈知唐以前之偽書恆多雜原文，正偽判別，黑白乃分，偏信則愚，概斥不錄。茲之所輯，先區條例，曰：《說苑》引《太公兵法》，曰：《大戴禮》引《周書》，曰：《皇覽》、《意林》引《金匱》、《陰謀》，曰：《左》、《國》、《史》、《漢》、《通典》、《御覽》引《周書》及〈周書．武稱〉，曰：周漢隋唐人引《兵書》、《軍志》、《兵法》，曰：唐人書引《六?》，曰：今本《六?》之近古者，曰：《黃石公記》逸文，以類相從，別為篇第，合之為《太公兵法》。雖未必徑復留侯之舊，然審擇矜慎，觀其大略，中多可法，亦異乎世之孤據，稱引書名而輯為一書之易易也。此外尚有《武侯八陣兵法輯略》一捲、《衛公兵法》三捲、附錄一捲，總弁之曰：《三傢兵法通輯》，以與嚮時所為《武經三書校補 》並行於世雲。 光緒五年季春閏月歙浦汪宗沂衝伊述於從容而任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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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韜逸文》一捲。（孫星衍輯。）
《六韜逸文》一捲。（孫同元輯。）
《六韜》一捲。（孫奭輯。）
《太公兵法逸文》一捲，《武侯八陣心法輯略》一捲。（汪宗沂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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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韜》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隋書.經籍志》註云“周文王師薑望撰”﹐實際為後人所著﹐成書約在戰國晚期至秦漢之間。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的西漢初期墓葬曾有《六韜》殘簡出土。該書分文韜﹑武韜﹑竜韜﹑虎韜﹑豹韜﹑犬韜六捲﹐共60篇。其中部分內容已逸失﹐清人孫同元﹑王仁俊等均輯有《六韜逸文》。其版本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武經七書》本等。
《六韜》重視政治上勝敵。認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續古逸叢書》影宋本﹐下同)﹐唯有道者纔可君臨天下﹐施政唯有“愛民而已”。並認為用兵目的在於“除民之害”﹐戰勝而使“百姓歡悅”。它繼承了《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觀點﹐提出“ 上戰無與戰”。在作戰指導上﹐它力主引兵深入諸侯國的進攻戰﹐指揮專一﹐因情用兵。認為將領要熟知敵情﹑友情﹑我情﹐“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對於不同的作戰(如奇襲﹑圍城﹑突圍﹑遭遇)﹑不同的敵人(如強敵﹑弱敵﹑衆敵)﹑不同的地形(如深草蓊蘙﹑深𠔌險阻﹑隘塞山林﹑清明無隱之地)﹐都要根據具體情況部署相應的陣勢和采取不同的戰法。在使用兵力上﹐主張“必有分合之變”﹔圍城攻邑則要集結三軍。在軍隊建設上﹐要求將領具備勇﹑智 ﹑仁﹑信﹑忠等德行和“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的風範﹔要求執行嚴格的戰場紀律﹐“無燔人積聚﹐無壞人宮室﹐塚樹社叢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戮”。在訓練方面﹐主張從單兵訓練開始﹐一人教成十人﹐十人教成百人﹐乃至百而千﹐千而萬﹐萬而合成三軍之衆進行大操練﹑大演習。對於作為後備兵員的農民﹐則要求通過農事活動進行訓練﹐培養戰鬥意識﹐以寓兵於農。
該書除繼承發展前人有關軍事思想外﹐還具備許多自身的特點。諸如﹕《王翼》篇描述了當時軍隊指揮機構的情況﹐說“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並闡明其各自職責。如此完整係統地論述參謀機構及參謀人員的稱謂職務﹐這在中國古代兵書中是罕見的。《軍用》篇關於“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衆寡”﹐都有較詳記載﹐可從中得知當時部隊攻防﹑渡水﹑紮營﹑運輸所需戰具﹑器具情況。《陰符》﹑《陰書》篇記述了當時秘密通訊聯絡手段。《均兵》以下諸篇對於戰車兵﹑騎兵﹑步兵三者關係和各自功能都作了具體論述﹐等等。
《六韜》對後世有重大影響﹐張良﹑劉備﹑諸葛亮﹑孫權都重視《六韜》﹐《李衛公問對》中多次提到它﹐繼《通典》後﹐唐人著書論兵也多引用它。宋﹑明﹑清對《六韜》註釋﹑集釋﹑匯解者﹐也不乏其人。可見該書在中國軍事學術史上具有較高地位。
〈太公兵法逸文序〉
兵法，古無書軒皇七十二戰，而得天下，所傳用兵要旨，惟丹書三十九字。太公述之，今在禮傢書傳之言太公曰：翼戴文、武，身有殊勳，世祚太公，以表東海，史記謂西伯受命稱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匚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故 後世兵機奇計者，鹹宗太公。
其書藏柱下，孔子適周問禮始得之，而着錄焉。冉子於軍旅，嘗受學，用之有效。仲子亦躬聞'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訓詞，政事偉纔必兼知兵。兵為五，禮為一。聖人所不刪，故班〈志〉列《六韜》入禮傢。衛靈公問陳不答，權詞以拒，孔圉以問所?亦然，由衛之君臣，非可語用武之人。而文事武備，術本兼該，〈少儀〉記禮節而曰：軍旅思險，隱情以虞，兵兇戰危機事貴密，豈可以陰謀為詬病！執仁義為藉口哉！是以，老聃典司而有得，黃石授受而名傢，皆本太公以為圭臯。考周秦間人稱引《太公兵法》，或曰《周書》；蘇秦祖之，作《陰符》，或曰《黃帝銘》；《皇覽》引之，作《金匱》。或以儷史佚前志而目為《軍志》，或以對武王用兵而據為'兵書'，然皆殘篇斷句，首尾?完，聿在漢興之初，張留侯敘次所得於圮上者，藏之內府，諸呂用事，盜取出外，遂多散佚。孝武帝時，楊僕校兵書，魚有甄錄。劉子政〈說苑．指武篇〉尚多引《太公兵法》。建武中興，答詞引《黃石公記》已不云出《太公》。袁宏《漢紀》始言《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三國志》丞相諸葛亮寫《六韜》以教後主，由季漢時人通稱'兵法'為《六韜》，或爾時之《六韜》已合兵法逸文入其中，故〈藝文志〉之《六韜》稱周史，撰入儒傢。而梁阮孝緒《七略》之《六韜》稱周文王師呂望，撰入兵傢。隋〈志〉兵傢取太公書，有《兵法》，有《陰謀》，有《金匱》。杜牧孫子註引《陰謀》、王伯厚《玉海》引《金匱》皆稱《太公兵法》，馬總《意林》引《金匱》、《六韜》，而《六韜》文多不純，疑庾仲容為子鈔時，《六韜》已非原本。唐之《通典》、宋之《御覽》所引《太公兵法》，不盡稱《六韜》，亦不盡出《六韜》。顔師古以今《六韜》言取天下及用兵之事。
夫隋唐〈志〉所存《六韜》既非復漢〈志〉之舊，而鄭樵《通志略》有改正《六韜》名目，則知北宋刊本又與隋唐不同。孫淵如序《六韜》，信其用韻合古書，豈知唐以前之偽書恆多雜原文，正偽判別，黑白乃分，偏信則愚，概斥不錄。茲之所輯，先區條例，曰：《說苑》引《太公兵法》，曰：《大戴禮》引《周書》，曰：《皇覽》、《意林》引《金匱》、《陰謀》，曰：《左》、《國》、《史》、《漢》、《通典》、《御覽》引《周書》及〈周書．武稱〉，曰：周漢隋唐人引《兵書》、《軍志》、《兵法》，曰：唐人書引《六?》，曰：今本《六?》之近古者，曰：《黃石公記》逸文，以類相從，別為篇第，合之為《太公兵法》。雖未必徑復留侯之舊，然審擇矜慎，觀其大略，中多可法，亦異乎世之孤據，稱引書名而輯為一書之易易也。此外尚有《武侯八陣兵法輯略》一捲、《衛公兵法》三捲、附錄一捲，總弁之曰：《三傢兵法通輯》，以與嚮時所為《武經三書校補 》並行於世雲。 光緒五年季春閏月歙浦汪宗沂衝伊述於從容而任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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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韜逸文》一捲。（孫星衍輯。）
《六韜逸文》一捲。（孫同元輯。）
《六韜》一捲。（孫奭輯。）
《太公兵法逸文》一捲，《武侯八陣心法輯略》一捲。（汪宗沂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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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韜》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隋書.經籍志》註云“周文王師薑望撰”﹐實際為後人所著﹐成書約在戰國晚期至秦漢之間。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的西漢初期墓葬曾有《六韜》殘簡出土。該書分文韜﹑武韜﹑竜韜﹑虎韜﹑豹韜﹑犬韜六捲﹐共60篇。其中部分內容已逸失﹐清人孫同元﹑王仁俊等均輯有《六韜逸文》。其版本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武經七書》本等。
《六韜》重視政治上勝敵。認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續古逸叢書》影宋本﹐下同)﹐唯有道者纔可君臨天下﹐施政唯有“愛民而已”。並認為用兵目的在於“除民之害”﹐戰勝而使“百姓歡悅”。它繼承了《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觀點﹐提出“ 上戰無與戰”。在作戰指導上﹐它力主引兵深入諸侯國的進攻戰﹐指揮專一﹐因情用兵。認為將領要熟知敵情﹑友情﹑我情﹐“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對於不同的作戰(如奇襲﹑圍城﹑突圍﹑遭遇)﹑不同的敵人(如強敵﹑弱敵﹑衆敵)﹑不同的地形(如深草蓊蘙﹑深𠔌險阻﹑隘塞山林﹑清明無隱之地)﹐都要根據具體情況部署相應的陣勢和采取不同的戰法。在使用兵力上﹐主張“必有分合之變”﹔圍城攻邑則要集結三軍。在軍隊建設上﹐要求將領具備勇﹑智 ﹑仁﹑信﹑忠等德行和“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的風範﹔要求執行嚴格的戰場紀律﹐“無燔人積聚﹐無壞人宮室﹐塚樹社叢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戮”。在訓練方面﹐主張從單兵訓練開始﹐一人教成十人﹐十人教成百人﹐乃至百而千﹐千而萬﹐萬而合成三軍之衆進行大操練﹑大演習。對於作為後備兵員的農民﹐則要求通過農事活動進行訓練﹐培養戰鬥意識﹐以寓兵於農。
該書除繼承發展前人有關軍事思想外﹐還具備許多自身的特點。諸如﹕《王翼》篇描述了當時軍隊指揮機構的情況﹐說“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並闡明其各自職責。如此完整係統地論述參謀機構及參謀人員的稱謂職務﹐這在中國古代兵書中是罕見的。《軍用》篇關於“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衆寡”﹐都有較詳記載﹐可從中得知當時部隊攻防﹑渡水﹑紮營﹑運輸所需戰具﹑器具情況。《陰符》﹑《陰書》篇記述了當時秘密通訊聯絡手段。《均兵》以下諸篇對於戰車兵﹑騎兵﹑步兵三者關係和各自功能都作了具體論述﹐等等。
《六韜》對後世有重大影響﹐張良﹑劉備﹑諸葛亮﹑孫權都重視《六韜》﹐《李衛公問對》中多次提到它﹐繼《通典》後﹐唐人著書論兵也多引用它。宋﹑明﹑清對《六韜》註釋﹑集釋﹑匯解者﹐也不乏其人。可見該書在中國軍事學術史上具有較高地位。
1983年，在湖北省江陵24號漢墓中，出土了一批西漢竹簡，其中有一部兵書叫做《蓋廬》。考察漢墓的墓主，生活的年代上始公元前202年，下迄公元前186年，即呂後二年。此後則失傳，因此不見於《漢書·藝文志》。《漢書》載諸呂作亂之前，曾盜取國庫大量兵書，估計此書就是其中之一，由於諸呂伏誅而失傳。
蓋廬一部很有價值的兵書。其中的蓋廬即吳王闔閭、申胥為伍子胥。從內容上看，書的作者當然不是伍子胥，但其中記載的對話，與《左傳》相合，伍子胥的“陰陽傢”形象，也同《吳越春秋》吻合。文中的內容多圍繞車戰展開，是春秋末期的産物，應當是後人從吳國的歷史檔案中編輯而成。
《漢書·藝文志》分兵傢為四：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蓋廬》無疑屬於兵陰陽一派，也是現存能見到的最早的兵陰陽著作。從《左傳》等典籍來看，伍子胥，即使不是兵陰陽傢的始祖，至少也是重要的代表人物。
筆者在做一點關於奇門遁甲的研究，這裏可以先提出一點觀點：奇門遁甲起於兵陰陽學派，在東漢後完善而成，是五形理論應用於戰爭的産物。
蓋廬一部很有價值的兵書。其中的蓋廬即吳王闔閭、申胥為伍子胥。從內容上看，書的作者當然不是伍子胥，但其中記載的對話，與《左傳》相合，伍子胥的“陰陽傢”形象，也同《吳越春秋》吻合。文中的內容多圍繞車戰展開，是春秋末期的産物，應當是後人從吳國的歷史檔案中編輯而成。
《漢書·藝文志》分兵傢為四：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蓋廬》無疑屬於兵陰陽一派，也是現存能見到的最早的兵陰陽著作。從《左傳》等典籍來看，伍子胥，即使不是兵陰陽傢的始祖，至少也是重要的代表人物。
筆者在做一點關於奇門遁甲的研究，這裏可以先提出一點觀點：奇門遁甲起於兵陰陽學派，在東漢後完善而成，是五形理論應用於戰爭的産物。
《將苑》最早見於宋尤袤《遂初堂書目》，題作《諸葛亮將苑》，明代編的諸葛亮文集中也予以收錄。清姚際恆《古今偽書考》和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是後人偽托之作。從書中內容大多采自兵、史諸書和隋、唐不見著錄來推斷，不象諸葛亮親著，但其中許多思想與諸葛亮的軍事思想相一致。
《尉繚子》是中國古代頗有影響的一部著作。對它的作者和成書年代，歷來就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一種意見認為，《尉繚子》是一部偽書。雖然《漢書·藝文志》著錄有"兵形勢"《尉繚》31篇，但今存《尉繚子》不講"兵形勢"，顯然不是《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尉繚》，而是出於後人的偽造。不過，自從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尉繚子》殘簡出土後，學者們發現殘簡有6篇與今存《尉繚子》相合，偽書一說已遭到大多數人否定。
另一種意見認為，《尉繚子》的作者姓尉，名繚，是戰國時人，此書的前身即《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兵形勢"《尉繚》31篇。
還有一種意見與此大致相同，不同處在於它認為此書的前身是《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雜傢"《尉繚》29篇。
"雜傢"兼合儒墨名法之說。"雜傢"《尉繚》屬"商君學"，除論述軍事外，還應論及政治和經濟。它雖談兵法，卻並非兵傢。《隋書·經籍志》著錄有"雜傢" 《尉繚子》5捲。這都和今存《尉繚子》的內容和捲數相同，可見今存《尉繚子》即"雜傢"《尉繚子》。宋人將"雜傢"《尉繚子》收入《武經七書》，歸入兵傢。所以後人多誤認《尉繚子》為兵傢之書。
今本《尉繚子》共分5捲。1包括"天官"、"兵談"、"製談"、"戰略"、"攻權"5篇，主要論述政治、經濟和軍事的關係，攻城與作戰的原則，主張行事不應依靠鬼神，而應依賴人的智慧。
它認為，國土廣阔而得到充分利用，國傢就富足；人口衆多而得到治理，國傢就井然有秩。國傢富足而井然有秩，不必動用武力，就可以威製天下。而要使人民富足，就必須親近、安撫流民，開闢荒萊，發展農業。要使國傢治理，就必須使人民明曉什麽能做，什麽不能做，使人民唯有努力耕耘，才能豐衣足食，唯有奮力作戰，才能得到爵位。經濟上的富足和政治上的賢明是軍事上強大的基礎和保證。它又認為，通嚮勝利的途徑有三條。一是加強戰備，料敵如神，使敵軍喪失士氣，分崩離析，以致不戰而勝，這是以"道"取勝。二是法製、賞罰明察，人民有必戰之心，這是以"威"取勝。三是擊破敵軍，奪占敵國的土地，這是以"力"取勝。軍隊的戰鬥力全在士氣的高低，所以要戰勝敵人，就應激勵全軍的士氣。要激勵士氣就應從政治和經濟入手，重視和搞好人民的生活，用爵位勉勵人民，等等。
它指出，建城邑應從軍事、政治和經濟三方面加以綜合考慮。建城前首先應衡量土地的肥瘠，决定是否有必要在此興建城邑。如决定興建，那就應使城邑和所轄土地的大小相適應，使城邑的大小和人口相適應，使人口的多少和糧食的供應相適應。如能做到以上三點，就能使城邑防守堅固，依托城邑作戰就能取勝。它又指出，攻城的原則是：沒有把握攻破敵城，就不去攻打它。如要攻城，就必須有堅定的决心，集中兵力，出敵不意，深入其境，包圍並切斷敵城與外部的聯繫，實施猛攻，使敵措手不及，乘虛攻剋敵城。它還指出，臨陣作戰的原則是：沒有必勝的把握，就不和敵軍交戰。在敵寡我衆的情況下，應依靠兵多勢衆的軍事優勢戰勝敵人。在敵衆我寡的情況下，就要使用權謀戰勝敵人。
2包括"守議"、"十二陵"、"武議"、"將理"、"原官"5篇，主要論述戰爭的性質、作用和守城的原則。
關於守城的原則，它認為一是不能衹守城墻，媸爻峭猓季莩峭獾木亂兀柚黴な攏栽齟蠓烙萆睢６遣荒苤喚械ゴ康南烙貢匭牖 ⒍ァＴ謖季雜攀頻牡芯奈Чハ攏朗卣呋蚴且攬客庠蚴強肯南魅醯芯銎嬉災剖ぁＭ庥斜囟ǖ醬鐧腦薔捅囟薌崾夭話巍Ｍ饢薇囟ǖ醬鐧腦薔筒灰歡芄淌氐降住?
援軍抵達後，可與守軍內外夾擊敵軍，也可以牽製敵軍主力，減輕守軍壓力，使其得以保持補給綫的暢通，增強抵抗力。如外無援軍，守軍應把握時機，不時出擊，以削弱敵軍，打破封鎖，出奇兵戰勝敵人，而不能死守待斃。三是為做到攻守兩全，守軍必須分為守備部隊和出擊部隊兩部分。出擊部隊不擔任守備任務，守備部隊也不承擔出擊任務。
關於戰爭的性質和作用，它認為，戰爭可用來禁止不義，討伐和剪除暴亂，是政治的另一種手段的繼續。所以，用兵不進攻無過失的城市，不殺無罪之人。這樣，軍隊所到之處，農民不會離開土地，商人不會離開店鋪，士大夫不會離開官府，兵不血刃，就天下親和歸附。
3包括"治本"、"戰權"、"重刑令"、"伍製令"、"分塞令"5篇，主要講述用兵的原則、軍隊的紀律和奬懲制度。
如用兵作戰要善於先發製人，做到虛虛實實，說有卻無，說無卻有，决心堅定，爭取主動，明察敵情，然後發兵决戰。又如它主張統率百人和千人以上的將吏戰敗或舉城降敵，或棄軍逃跑，除本人處死外，還要受到抄傢和全家為奴等懲罰。在軍營內，中、左、右、前、後各軍按編製分設營地，彼此隔絶，禁止往來，違者處死。營內道路縱橫，每120步設一崗哨，管製行人來往，不是持有將帥符節的人，一律不準通行。
打柴放牧，必須整隊行動。士兵以5人為伍，10人為什，50人為屬，100人為閭，實行聯保連坐製。凡有士兵違犯禁令，同伍、同什、同屬、同閭有人揭發，就全伍、全什、全屬、全閭免罪。知道而不揭發，就全伍、全什、全屬、全閭一齊受罰。將吏從什長到左、右將軍，也都實行聯保連坐。凡有人犯禁違法，也都是揭發者免罪，知道而不揭發的，與其同罪。
4包括"束伍令"、"經卒令"、"勒卒令"、"將令"、"踵軍令"5篇，主要敘述戰場法紀、部隊的編組、標志和指揮信號，以及行軍序列。如戰鬥中伍內傷亡與斬獲相當的功罪相抵；有斬獲而無傷亡的，有賞；有傷亡而無斬獲的，同伍的都處死，並懲辦其傢族。戰鬥中各級將吏如有傷亡或無傷亡，也按上述原則奬懲其部下。為便於識別，各單位按旗幟、羽毛和所佩徽章顔色的不同加以區別。全軍按金鼓信號統一進退。君主一旦任命將帥，下令用兵，將帥就應指定軍隊集結的時間和地點，遲到的按軍法嚴懲。為保守秘密，衹要大軍沒有出發，在宣佈戒嚴的地區不準任何人通行。軍隊開拔後，在大軍前面50公裏處行進的是先遣部隊——踵軍，踵軍前50公裏處行進的是前衛部隊——興軍，興軍又派出小股部隊——分卒，任務是搶占軍事要點，追擊敗退的敵人。
5包括"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4篇，主要論述軍隊的訓練和取勝之道。關於軍隊的訓練，它認為應先講清金鼓旗幟的作用，然後訓練士兵按信號變換隊伍和使用武器。訓練時先進行單兵訓練，然後不斷增加訓練人數，最後以全軍聯合演習來結束訓練。它認為，戰爭是"兇"、"逆"之事，但又是不可廢除的。用兵應本乎仁義，以討伐暴亂。政治和軍事是文為""，武為"植"，文為裏，武為表的關係。明白這一點，就能預知勝敗。政治可以使人分辨利害安危，武力可以用來進攻強敵，保衛自己。為驅使全軍拼死作戰，它主張以嚴刑重罰禁止士兵逃亡，使吏卒在戰鬥中互相救助，並藉此樹立威信，使士兵服從命令，做到號令明白，攻守得宜。
《尉繚子》反對迷信鬼神，主張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的思想。它對政治、經濟和軍事關係的認識是相當深刻的。在戰略、戰術上，它主張不打無把握之仗，反對消極防禦，主張使用權謀，爭取主動，明察敵情，集中兵力，出敵不意，出奇製勝。這些觀點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值得參考的價值。
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漢書·藝文志》著錄“雜傢”類《尉繚》29篇，“兵形勢”類《尉繚》31篇。《隋書·經籍志》“雜傢”類作《尉繚子》5捲。成書可能在戰國中期,或說在戰國末期。作者尉繚，梁惠王時人，或說為秦王政時人，或認為二者實為一人。存世主要版本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武經七書》本及明、清刊本等50餘種。5,24篇。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殘簡《尉繚子》6篇,為所見最早本子，惜殘缺嚴重；另有唐魏徵《群書治要》輯《尉繚子》4篇，對考校此書均有重要價值。
戰爭觀
《尉繚子》將戰爭區分為“挾義而戰”和“爭私結怨”兩大類(《攻權》，《續古逸叢書》本，下同)，支持“誅暴亂，禁不義”的戰爭，反對“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的戰爭。強調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封建統一，“並兼廣大以一其制度”。認為“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認識到政治是根本，軍事是枝幹，是政治的發展和表現；認為經濟是决定戰爭勝負的基礎,因而註重耕戰,把發展農業作為治國之本；商業對戰爭勝負有重大影響,“市者，所以給戰守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同時，又認為軍事上的勝利會促進國內政治和經濟的發展,“戰勝於外，福産於內 ”(《兵談》,漢簡本)。主張慎戰,反對輕率用兵,要“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治軍思想
高度重視軍隊的法製建設。認為軍隊必須首先建立嚴密的制度，“凡兵,製必先定”,“明制度於前, 重威刑於後 ”；強調嚴明賞罰 ,“ 刑上究”，“賞下流”，並製定了諸如聯保、軍隊營區劃分 、警戒、禁令、戰場賞罰規定及將吏實施懲罰權限、戰鬥編組、信號指揮等各種條令。同時，強調法製必須與教化相結合，“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要求“審開塞，守一道”,恩威兼施,思想整治(“使民無私”)與物質手段(“因民之所生以製之”)相結合，用以達到“治”的目的。重視將帥的選拔,嚴厲批評當時“世將”制度,主張“舉賢用能”、“貴功養勞”。要求將帥必須為人表率,公正廉明,有犧牲精神,“ 為將忘傢, 逾垠忘
親,指敵忘身”；與士卒關係要融洽, 使其服從命令,“如四肢應心也”。為此,應廢除繁文縟節,“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 ”；把“心狂” 、“耳聾”、“目盲”視為將帥修養的三大弊端。主張裁減軍隊，訓練精兵；明確提出兵教的目的是“開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講究訓練方法，要求從伍抓起，自下而上地逐級合練，由各級之長負責，以賞罰為手段，從實戰出發，因人施教，嚴格訓練。
作戰指導思想
認為戰爭有三種勝利：不戰服人的“道勝”，威懾屈人的“威勝”，戰場交鋒的“力勝”。重視戰爭準備，要求在戰略决策、選用將領、進攻理論等方面勝過敵人；興師用兵，必須首先詳審“內外之權”，準確掌握敵我“兵有備闕，糧食有餘不足”、“出入之路”等情況，計先定，慮早决。主張先機製敵,“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故兵貴先”。認為“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強調高度靈活地利用客觀規律,“戰權在乎道之所極”(《戰權》, 《直解》本),運用“有無”策略(“有者無之，無者有之”)、“奇正”手段製敵取勝；提出“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製敵者也”。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不同方略,如“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絶其厄”(《兵教下》)等。
軍事辯證法思想
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認為求神鬼不如重“人事”，反對“考孤虛，占鹹池，合龜兆，視吉兇，觀星辰風雲之變”的迷信做法；提出“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的觀點。註重從事物的聯繫中研究戰爭；強調認識和運用戰爭運動的規律；對強弱、攻守、有無、專散、文武等諸矛盾的對立與轉化有較深刻的認識，特別是在對軍事與政治、經濟等關係的認識上，表現出某些高於前人的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
《尉繚子》雜取法、儒、墨、道諸傢思想而論兵,在先秦兵書中獨具一格，對後世有深遠影響。後世兵傢對其思想內容多有引述和闡發 ，日本研究《尉繚子》的著述約30餘種，朝鮮也有刊本。它豐富而具體的軍製、軍令等內容，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但主張治國治軍用法嚴酷，是其糟粕。
一種意見認為，《尉繚子》是一部偽書。雖然《漢書·藝文志》著錄有"兵形勢"《尉繚》31篇，但今存《尉繚子》不講"兵形勢"，顯然不是《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尉繚》，而是出於後人的偽造。不過，自從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尉繚子》殘簡出土後，學者們發現殘簡有6篇與今存《尉繚子》相合，偽書一說已遭到大多數人否定。
另一種意見認為，《尉繚子》的作者姓尉，名繚，是戰國時人，此書的前身即《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兵形勢"《尉繚》31篇。
還有一種意見與此大致相同，不同處在於它認為此書的前身是《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雜傢"《尉繚》29篇。
"雜傢"兼合儒墨名法之說。"雜傢"《尉繚》屬"商君學"，除論述軍事外，還應論及政治和經濟。它雖談兵法，卻並非兵傢。《隋書·經籍志》著錄有"雜傢" 《尉繚子》5捲。這都和今存《尉繚子》的內容和捲數相同，可見今存《尉繚子》即"雜傢"《尉繚子》。宋人將"雜傢"《尉繚子》收入《武經七書》，歸入兵傢。所以後人多誤認《尉繚子》為兵傢之書。
今本《尉繚子》共分5捲。1包括"天官"、"兵談"、"製談"、"戰略"、"攻權"5篇，主要論述政治、經濟和軍事的關係，攻城與作戰的原則，主張行事不應依靠鬼神，而應依賴人的智慧。
它認為，國土廣阔而得到充分利用，國傢就富足；人口衆多而得到治理，國傢就井然有秩。國傢富足而井然有秩，不必動用武力，就可以威製天下。而要使人民富足，就必須親近、安撫流民，開闢荒萊，發展農業。要使國傢治理，就必須使人民明曉什麽能做，什麽不能做，使人民唯有努力耕耘，才能豐衣足食，唯有奮力作戰，才能得到爵位。經濟上的富足和政治上的賢明是軍事上強大的基礎和保證。它又認為，通嚮勝利的途徑有三條。一是加強戰備，料敵如神，使敵軍喪失士氣，分崩離析，以致不戰而勝，這是以"道"取勝。二是法製、賞罰明察，人民有必戰之心，這是以"威"取勝。三是擊破敵軍，奪占敵國的土地，這是以"力"取勝。軍隊的戰鬥力全在士氣的高低，所以要戰勝敵人，就應激勵全軍的士氣。要激勵士氣就應從政治和經濟入手，重視和搞好人民的生活，用爵位勉勵人民，等等。
它指出，建城邑應從軍事、政治和經濟三方面加以綜合考慮。建城前首先應衡量土地的肥瘠，决定是否有必要在此興建城邑。如决定興建，那就應使城邑和所轄土地的大小相適應，使城邑的大小和人口相適應，使人口的多少和糧食的供應相適應。如能做到以上三點，就能使城邑防守堅固，依托城邑作戰就能取勝。它又指出，攻城的原則是：沒有把握攻破敵城，就不去攻打它。如要攻城，就必須有堅定的决心，集中兵力，出敵不意，深入其境，包圍並切斷敵城與外部的聯繫，實施猛攻，使敵措手不及，乘虛攻剋敵城。它還指出，臨陣作戰的原則是：沒有必勝的把握，就不和敵軍交戰。在敵寡我衆的情況下，應依靠兵多勢衆的軍事優勢戰勝敵人。在敵衆我寡的情況下，就要使用權謀戰勝敵人。
2包括"守議"、"十二陵"、"武議"、"將理"、"原官"5篇，主要論述戰爭的性質、作用和守城的原則。
關於守城的原則，它認為一是不能衹守城墻，媸爻峭猓季莩峭獾木亂兀柚黴な攏栽齟蠓烙萆睢６遣荒苤喚械ゴ康南烙貢匭牖 ⒍ァＴ謖季雜攀頻牡芯奈Чハ攏朗卣呋蚴且攬客庠蚴強肯南魅醯芯銎嬉災剖ぁＭ庥斜囟ǖ醬鐧腦薔捅囟薌崾夭話巍Ｍ饢薇囟ǖ醬鐧腦薔筒灰歡芄淌氐降住?
援軍抵達後，可與守軍內外夾擊敵軍，也可以牽製敵軍主力，減輕守軍壓力，使其得以保持補給綫的暢通，增強抵抗力。如外無援軍，守軍應把握時機，不時出擊，以削弱敵軍，打破封鎖，出奇兵戰勝敵人，而不能死守待斃。三是為做到攻守兩全，守軍必須分為守備部隊和出擊部隊兩部分。出擊部隊不擔任守備任務，守備部隊也不承擔出擊任務。
關於戰爭的性質和作用，它認為，戰爭可用來禁止不義，討伐和剪除暴亂，是政治的另一種手段的繼續。所以，用兵不進攻無過失的城市，不殺無罪之人。這樣，軍隊所到之處，農民不會離開土地，商人不會離開店鋪，士大夫不會離開官府，兵不血刃，就天下親和歸附。
3包括"治本"、"戰權"、"重刑令"、"伍製令"、"分塞令"5篇，主要講述用兵的原則、軍隊的紀律和奬懲制度。
如用兵作戰要善於先發製人，做到虛虛實實，說有卻無，說無卻有，决心堅定，爭取主動，明察敵情，然後發兵决戰。又如它主張統率百人和千人以上的將吏戰敗或舉城降敵，或棄軍逃跑，除本人處死外，還要受到抄傢和全家為奴等懲罰。在軍營內，中、左、右、前、後各軍按編製分設營地，彼此隔絶，禁止往來，違者處死。營內道路縱橫，每120步設一崗哨，管製行人來往，不是持有將帥符節的人，一律不準通行。
打柴放牧，必須整隊行動。士兵以5人為伍，10人為什，50人為屬，100人為閭，實行聯保連坐製。凡有士兵違犯禁令，同伍、同什、同屬、同閭有人揭發，就全伍、全什、全屬、全閭免罪。知道而不揭發，就全伍、全什、全屬、全閭一齊受罰。將吏從什長到左、右將軍，也都實行聯保連坐。凡有人犯禁違法，也都是揭發者免罪，知道而不揭發的，與其同罪。
4包括"束伍令"、"經卒令"、"勒卒令"、"將令"、"踵軍令"5篇，主要敘述戰場法紀、部隊的編組、標志和指揮信號，以及行軍序列。如戰鬥中伍內傷亡與斬獲相當的功罪相抵；有斬獲而無傷亡的，有賞；有傷亡而無斬獲的，同伍的都處死，並懲辦其傢族。戰鬥中各級將吏如有傷亡或無傷亡，也按上述原則奬懲其部下。為便於識別，各單位按旗幟、羽毛和所佩徽章顔色的不同加以區別。全軍按金鼓信號統一進退。君主一旦任命將帥，下令用兵，將帥就應指定軍隊集結的時間和地點，遲到的按軍法嚴懲。為保守秘密，衹要大軍沒有出發，在宣佈戒嚴的地區不準任何人通行。軍隊開拔後，在大軍前面50公裏處行進的是先遣部隊——踵軍，踵軍前50公裏處行進的是前衛部隊——興軍，興軍又派出小股部隊——分卒，任務是搶占軍事要點，追擊敗退的敵人。
5包括"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4篇，主要論述軍隊的訓練和取勝之道。關於軍隊的訓練，它認為應先講清金鼓旗幟的作用，然後訓練士兵按信號變換隊伍和使用武器。訓練時先進行單兵訓練，然後不斷增加訓練人數，最後以全軍聯合演習來結束訓練。它認為，戰爭是"兇"、"逆"之事，但又是不可廢除的。用兵應本乎仁義，以討伐暴亂。政治和軍事是文為""，武為"植"，文為裏，武為表的關係。明白這一點，就能預知勝敗。政治可以使人分辨利害安危，武力可以用來進攻強敵，保衛自己。為驅使全軍拼死作戰，它主張以嚴刑重罰禁止士兵逃亡，使吏卒在戰鬥中互相救助，並藉此樹立威信，使士兵服從命令，做到號令明白，攻守得宜。
《尉繚子》反對迷信鬼神，主張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的思想。它對政治、經濟和軍事關係的認識是相當深刻的。在戰略、戰術上，它主張不打無把握之仗，反對消極防禦，主張使用權謀，爭取主動，明察敵情，集中兵力，出敵不意，出奇製勝。這些觀點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值得參考的價值。
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漢書·藝文志》著錄“雜傢”類《尉繚》29篇，“兵形勢”類《尉繚》31篇。《隋書·經籍志》“雜傢”類作《尉繚子》5捲。成書可能在戰國中期,或說在戰國末期。作者尉繚，梁惠王時人，或說為秦王政時人，或認為二者實為一人。存世主要版本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武經七書》本及明、清刊本等50餘種。5,24篇。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殘簡《尉繚子》6篇,為所見最早本子，惜殘缺嚴重；另有唐魏徵《群書治要》輯《尉繚子》4篇，對考校此書均有重要價值。
戰爭觀
《尉繚子》將戰爭區分為“挾義而戰”和“爭私結怨”兩大類(《攻權》，《續古逸叢書》本，下同)，支持“誅暴亂，禁不義”的戰爭，反對“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的戰爭。強調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封建統一，“並兼廣大以一其制度”。認為“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認識到政治是根本，軍事是枝幹，是政治的發展和表現；認為經濟是决定戰爭勝負的基礎,因而註重耕戰,把發展農業作為治國之本；商業對戰爭勝負有重大影響,“市者，所以給戰守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同時，又認為軍事上的勝利會促進國內政治和經濟的發展,“戰勝於外，福産於內 ”(《兵談》,漢簡本)。主張慎戰,反對輕率用兵,要“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治軍思想
高度重視軍隊的法製建設。認為軍隊必須首先建立嚴密的制度，“凡兵,製必先定”,“明制度於前, 重威刑於後 ”；強調嚴明賞罰 ,“ 刑上究”，“賞下流”，並製定了諸如聯保、軍隊營區劃分 、警戒、禁令、戰場賞罰規定及將吏實施懲罰權限、戰鬥編組、信號指揮等各種條令。同時，強調法製必須與教化相結合，“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要求“審開塞，守一道”,恩威兼施,思想整治(“使民無私”)與物質手段(“因民之所生以製之”)相結合，用以達到“治”的目的。重視將帥的選拔,嚴厲批評當時“世將”制度,主張“舉賢用能”、“貴功養勞”。要求將帥必須為人表率,公正廉明,有犧牲精神,“ 為將忘傢, 逾垠忘
親,指敵忘身”；與士卒關係要融洽, 使其服從命令,“如四肢應心也”。為此,應廢除繁文縟節,“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 ”；把“心狂” 、“耳聾”、“目盲”視為將帥修養的三大弊端。主張裁減軍隊，訓練精兵；明確提出兵教的目的是“開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講究訓練方法，要求從伍抓起，自下而上地逐級合練，由各級之長負責，以賞罰為手段，從實戰出發，因人施教，嚴格訓練。
作戰指導思想
認為戰爭有三種勝利：不戰服人的“道勝”，威懾屈人的“威勝”，戰場交鋒的“力勝”。重視戰爭準備，要求在戰略决策、選用將領、進攻理論等方面勝過敵人；興師用兵，必須首先詳審“內外之權”，準確掌握敵我“兵有備闕，糧食有餘不足”、“出入之路”等情況，計先定，慮早决。主張先機製敵,“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故兵貴先”。認為“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強調高度靈活地利用客觀規律,“戰權在乎道之所極”(《戰權》, 《直解》本),運用“有無”策略(“有者無之，無者有之”)、“奇正”手段製敵取勝；提出“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製敵者也”。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不同方略,如“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絶其厄”(《兵教下》)等。
軍事辯證法思想
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認為求神鬼不如重“人事”，反對“考孤虛，占鹹池，合龜兆，視吉兇，觀星辰風雲之變”的迷信做法；提出“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的觀點。註重從事物的聯繫中研究戰爭；強調認識和運用戰爭運動的規律；對強弱、攻守、有無、專散、文武等諸矛盾的對立與轉化有較深刻的認識，特別是在對軍事與政治、經濟等關係的認識上，表現出某些高於前人的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
《尉繚子》雜取法、儒、墨、道諸傢思想而論兵,在先秦兵書中獨具一格，對後世有深遠影響。後世兵傢對其思想內容多有引述和闡發 ，日本研究《尉繚子》的著述約30餘種，朝鮮也有刊本。它豐富而具體的軍製、軍令等內容，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但主張治國治軍用法嚴酷，是其糟粕。
銀雀山漢墓
在臨沂市的檔案館裏收藏了一張1974年6月15日出版的《人民日報》，這條在那個年代並不為人們所註意的消息，三十三年後卻成為了見證臨沂銀雀山漢墓發掘的重要史實資料。這之後，銀雀山漢墓被列為新中國三十年十大考古發現。
臨沂市民瀋玉明：擡着頭的那個就是我，那時候我十二歲，基本上是放了學就朝那兒跑，看看到底都挖了什麽東西來。聽我老師講，說臨沂發現了古墓，裏頭有竹書，但是內容不知道。
臨沂市民申東梅：那個梳長辮子的就是我，那時候我纔十六歲，這當時在臨沂就是挺大挺轟動的事。就經常過來看好奇。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這就是我，這就是三十三年前的我，當時我們看見這些東西的時候，非常的震驚，居然在我們山東在臨沂，發現了這麽重要的文物。
和大多數考古發掘一樣，銀雀山漢墓也是緣於一個偶然的發現，1972年4月10日，臨沂地區衛生局準備在銀雀山建一座辦公大樓，人們在清理地基時意外地發現了古墓。
在銀雀山漢墓發掘之初，吳九竜就被山東省博物館派到臨沂主持古墓的發掘工作。當時衹有三十歲的吳九竜沒有想到，近一個多月的考古工作將會影響到他的一生。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這個泥非常的粘，我們這個地方，你看工作的地方下腳的地方很窄，都不夠一個腳寬，我穿着膠靴，要想往前挪一步，都必須抓住鞋，把它提起來，腳才能提的起來，當時很多的人來圍觀，秩序也很不好維持，他們有的人就說發現了什麽什麽寶貝，有的人就說發現了什麽金馬駒子，所以他們都非常的感興趣。
人們似乎都沒有意識到正在發掘的古墓與以往有什麽不同，像往常一樣清理着墓中的隨葬品，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經他們手從墓中取出的隨葬品，正是後來舉世震驚的絶世珍品。
在出土的器物中，有兩件東西讓考古工作者們百思不得其解，一個就是這把生了銹的鐵刀，還有就是這個被命名為“不知名器物”的漆器，誰都猜不出墓中為什麽會有這兩樣東西。
當年古墓的發現讓這座小城沸騰了，慕名而來的人們都錚大了眼睛卻很少有人註意到地上散落的已經腐朽的竹片。也許吳九竜註定要和銀雀山漢墓有一段緣分，他無意中揀起了一塊竹片。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我們最初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第一天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就在上邊一層臺階上，就在那個上邊的時候看見有好多白膏泥，上面就有一些短的褐色的小竹片，我們拿起來一看，用水一衝發現上面有字，當時一下子就緊張起來了，就覺得好像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一樣，這不就是簡册嗎？
就是這堆形如亂草的竹簡讓考古專傢興奮異常，他們發現，這堆亂草竟然全部都是竹簡殘片，殘片長短不一，混合在污泥中，如不仔細辨別，很難認出。很快，這堆竹簡轟動了當時的考古界，將爭論千年的學術大懸念得以澄清。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當拿起這個東西來在水裏頭漂一漂的時候，發現上面有字，有齊桓公、齊威王、晏子，我們感到非常的震驚。
接下來的字更是讓在場的人神情大振，吳九竜又拿起一枚竹簡，衹見上面寫着“齊威王曰我強敵弱，我衆敵寡，用之奈何？孫子再拜曰……”，這文字和孫子有關，難道是《孫子兵法》，吳九竜大膽的推測着。
從古到今，中國歷史上有記載的兵書就有4000多部，而産生於2500年前的《孫子兵法》被世界公認為是最出色的一部。它的作者是春秋晚期一個叫孫武的將軍，由於中國古代官方的歷史文獻中沒有為孫武的生平留下詳細的記載，所以到底誰是這部兵書的確切作者，學者們爭吵了一千多年。如果出土的這批竹簡真的是《孫子兵法》，那將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學術價值。
是誰在用兵書作為陪葬品
所以它們一定是夫妻合葬墓
墓中的錢幣透露出什麽信息
這是極為稀少的一枚錢幣
當天夜裏，吳九竜的同事蔣英炬帶着那枚記載被認為是《孫子兵法》的竹簡坐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嚮國傢文物局的領導匯報情況。
竹簡的出土令吳九竜興奮異常，也讓他想起了之前發現的不知名器物，它們和竹簡之間有沒有關聯呢？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因為如果在上面放重的東西吧，它很容易倒，後來大傢就研究這東西，又出了竹簡，大傢覺得這東西可能是個幾，作為寫竹簡用的，因為當時漢代的人沒有椅子，他是席地而坐的，所以他可以把它放在兩個腿的中間，夾在這兒，這樣來托着，這樣來寫竹簡，否則的話，他拿着這樣一條來寫也是非常睏難的。這個鐵刀不太大，銹蝕的比較厲害，這個可能也和竹簡有關係，可能是當時人，當時墓主人用來削竹子，剖竹子用的。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讓我們感受到了在紙張沒有發明的年代，人們讀書是何等的不易，甚至將它作為生前的珍貴物品用來隨葬。
銀雀山漢墓竹簡博物館副館長高永富：據考證銀雀山出土的竹簡用的竹子就是當地産的這種水竹。這種就叫水竹，所謂水竹就是生長在河兩岸，水份比較大一些，你像這根，這是當年的竹子，剛剛出來，還沒有放葉，像你扶的這根已經是四年了，所以我們用寫簡的竹子必須在四年以上。因為四年以後它就比較老了，老了以後颳起來比較平滑，也比較堅硬，便於使用。
銀雀山漢墓竹簡在地下被泥水浸泡了兩千年，出土後竹簡上的字跡清晰可辨，專傢推測，一是當時使用的墨好，另一個原因就是在製作竹簡中有一道殺青的工序，“殺青”就是去掉鮮竹子中的水分，使竹簡不易腐爛或被蟲貯。
銀雀山漢墓竹簡博物館副館長高永富：文天祥就記載“留取丹心照汗青”，他指的是汗青，汗青是竹簡的一個代名詞，說“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指的是竹簡，載入青史，就是最早的書是用竹子來寫的，用青竹所以叫青史，書有個青史的記載。
在北京國傢文物局裏，竹簡上的文字讓專傢們大吃一驚，與此同時，在臨沂，人們在清理一號墓的時候，卻意外的發現了另一墓坑的痕跡。然而，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兩個墓坑之間僅有幾十釐米之隔。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這就是銀雀山一號墓和二號墓，它是在原來的墓址上建造的，這兩個墓相距比較近，所以有的學者就推測說他們一定是夫妻合葬墓，但是這裏邊也是有一定的問題，我們從平面上可以看的很清楚，這兩個墓形成一個夾角，一般來說，夫妻合葬應該擺的更加整齊一些。就是並排的，兩個並排的。
就在人們對兩個墓葬之間的關係爭論不休時，在一號墓中發現的一枚看似普通的錢幣，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極大興趣，就是這枚錢幣帶給人們許多意想不到的信息。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這就是一枚三株錢，這是極為稀少的一種錢幣，因為在西漢建元元年時開始鑄造這種錢幣，但是到了建元五年就停罷了，也就是說廢除了，所以流傳非常非常的少，可見這個墓下葬的年代是在三株錢流行的年代之後，但是在墓裏面還出了好多的半兩錢，但是就沒有出公元前118年鑄造的五株錢，所以這樣看來，這個墓就是在公元前114年到118年之間。
在墓中還出土了一件寫有“召氏十鬥”的陶罐，也許“召氏”就是墓主人的姓，吳九竜說：這衹是一個推斷，也有可能陶罐是別人送給墓主人的，召氏是贈送人的姓。根據墓中出土的大量兵書可以推斷墓主人當是一位喜歡兵法的人。但由於墓中無一件兵器出土，所以墓主人很可能是一位將軍府中的謀士或幕僚，而絶非一般的武夫。
如果出土的竹簡記載的真的是《孫子兵法》，那麽竹簡的意義無法估量，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讓人們首次看到了一千多年前《孫子兵法》一書的原貌。
在《孫子兵法》中，孫子藉助了自然界給他的所有印象來觀察戰爭的變化，並把那種原始的血腥搏殺變成了一種智慧的較量，從此奠定了中國東方文化中以智謀為代表的兵學文化。
1700年前，由於另一部兵書《孫臏兵法》的突然失傳，引起了歷代中外學者對於《孫子兵法》作者是孫武還是孫臏的種種猜測。
孫臏是戰國時齊國人，由於他的傳世兵書《孫臏兵法》，後人幾乎將他與孫子相提並論，他遭陷害受臏刑，施巧計滅龐涓的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由於《孫臏兵法》的失傳，致使許多學者對兵法中記載的那場著名的馬陵戰役究竟發生在何地，究竟有沒有馬陵之戰，一直持爭論不休。
在地下埋藏了二千年的竹簡
它裏面的一些有機質全都腐朽了
橫空出世引起世人震驚
毛澤東主席也非常感興趣
就在銀雀山一號墓發現八天後，人們開始了二號墓的發掘，一時間，整個臨沂城再度被發現古墓和珍寶的神秘氣氛所籠罩。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因為有了一號墓的經驗，我們都希望第二號墓也出現竹簡，所以工作起來的時候都小心翼翼的，滿懷希望的，希望它出現竹簡，但是工作二天之後，一直到把所有的器物基本上都取完了，纔發現這個墓裏還有一個竹簡，而且這個竹簡要比那個竹簡要長，因為這個竹簡有60多公分長，它裏面的一些有機質全都腐朽了，看起來像一個竹片，但竹片裏填充的都是水，如果你要是夾住它這樣一提，它就斷了，最後想了個辦法，就是先用一個很薄的塑料片和紙墊在下面，掏掏掏，從下面插進去，貼着棺板下邊，插進去，再把板放在下邊，把紙和塑料片慢慢慢慢拖上來。拖上來放在這個板上。這個就是我，這是我當年發掘的情況，我就把它托起來，托起來交給上面的一起來工作的同志把它接起來，所以銀雀山二號墓出土的竹簡基本上是完整的。
鑒於銀雀山出土的竹簡意義重大，而當時的臨沂和濟南都不具備整理竹簡的條件。國傢文物局指示，迅速將全部竹簡送到北京。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裝在這樣的盤子裏，這樣的瓷盤裏面，裝了五盤，放在箱子裏，箱子裏面用塑料薄膜鋪好，因為要避免它漏水，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和博物館的楊正旗同志我們倆個一起送去，當時在火車上的時候很擠，去的時候，我們幾乎是半坐半站着保護着這兩箱竹簡。
1972年10月，在北京成立了“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來自全國的專傢學者對竹簡上早已湮沒的信息開始了大規模的破譯、詮釋與研究工作。吳九竜也被留在北京參與這項工作。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它這個簡脆弱到什麽程度呢，簡本身剋服不了水的吸引了，如果要夾住它，要這樣把它提起來，用個玻璃片在下邊托住它，然後藉着水的潤滑作用，把它拉上來，固定下來之後，把它裝到玻璃管裏，然後在玻璃管裏灌上消毒水。灌上消毒水之後用玻璃塞把它塞緊，塞緊用蠟把這個頭封住。它就不會發黴，也不會繼續腐朽。
整理竹簡的工作進行了兩年，竹簡中的奧秘玄機被層層揭開。1974年6月17日，新華通訊社嚮世界播發了長篇通訊稿，對銀雀山漢墓的發現、發掘及竹簡的研究成果作了報道。
隨着這一消息的發佈，人們驚奇地發現銀雀山漢墓出土的7500枚竹簡中，有相當一部分古籍不僅對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人是久已失傳的佚書，即使對兩漢時期的司馬遷、劉嚮、班固等史學家們也都無緣一見。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當時有人嚮主席匯報發現了孫子兵法等等，毛澤東主席非常感興趣，希望能夠看到這個簡，所以整理小組當時最初的任務是要把我們已經整理出來這部分的東西把它印成書請主席看，當時我們幾乎是幾天幾夜不睡覺的趕書、編排，而且特別印的大字本，送上去的就是《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
《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同時出土，廓清了長期以來籠罩在《孫子兵法》研究上的重重迷霧。證實了歷史上孫武、孫臏各有其人，並且各有兵書傳世。
奇異的墓葬形製
那個石碑就是龐涓的墓
解讀千古馬陵之謎
按照士大夫的禮儀安葬在這個地方
在出土的銀雀山漢墓竹簡《孫臏兵法》中，孫臏曾列舉了不少有名的戰例，特別是他親自指揮並賴以成名的馬陵之戰。這是孫臏指揮齊國軍隊以少勝多，一舉殲滅龐涓所率魏國十萬大軍的著名戰役。其“減竈誘敵”的戰術，一直為人們津津樂道。
在距離銀雀山幾十公裏的郯城，清代的《沂州志》上說“齊伐魏，孫子勝龐涓於此”這個說法歷來沒有引起人們的註意。自古馬陵之戰的戰址沒有定論，千百年來，人們衆說紛紜，爭吵不斷。
《孫臏兵法》的出土，透露了馬陵之戰的新的信息，人們開始把目光投嚮了郯城縣的馬陵山。
在馬陵山的北側，有一處墓葬，二十年前被村民們挖掘，墓前有一塊無字碑，據當地群衆傳說，這就是孫臏為龐涓修的墓。
山東省郯城縣副縣長韓明林：你看那個方向，那個石碑，那就是龐涓墓，當年大戰結束以後，孫臏把龐涓的頭割下來以後到南邊那個地方，大玄莊的地方懸頭示衆，瓦解了十萬魏軍，他的屍體運到了他安營紮寨的地方，在這裏安葬。你看這兩塊石頭，有明顯的不同，這塊是當地的紅石，這是中生代的石頭，這塊石頭和當地的石頭從顔色到質地上完全不同，這就是當年孫臏念同學之誼，同時又考慮到龐涓身份是魏國的大將軍，因此在安葬的禮數上給他很大的尊重，用士大夫的禮儀，以棺槨，雙重這種形製給他做了安葬。
這些都是在在馬陵山一帶出土的戰國時期的兵器，這些兵器的年代與歷史上記載馬陵之戰的時間正相吻合，說明這裏曾經發生過一場戰爭。在《孫臏兵法》中，孫臏用了“隘塞死地”幾個字來描述當年馬陵之戰的地形。
山東省郯城縣旅遊局副研究館員黃新忠：《孫臏兵法》所講到的“隘塞死地”，也就指的這個地方，因為這個地方比較狹窄，越往裏走越深，從外面看山又不高，不陡也不險，但是一進去以後就不是這樣了，所以它形成一個狹口，比較閉塞的地方，好堵截，到裏面以後又轉回來了，所以就叫“隘塞死地”。
鑒於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和郯城馬陵山的地形地貌、出土兵器、文獻記載等相印證，由此證明馬陵之戰的戰址在郯城的馬陵山。此後，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和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也把馬陵山列為了中國古代軍事文化教研基地。
在北京參加完銀雀山竹簡整理工作的吳九竜，於幾年後，由山東省博物館正式調入國傢文物局文獻研究室工作。由他護送到北京的竹簡，整理完成後，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批示，專門調撥一列客運列車車廂將竹簡送回山東。
銀雀山漢墓竹簡的發現,為漢語史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在臨沂市的檔案館裏收藏了一張1974年6月15日出版的《人民日報》，這條在那個年代並不為人們所註意的消息，三十三年後卻成為了見證臨沂銀雀山漢墓發掘的重要史實資料。這之後，銀雀山漢墓被列為新中國三十年十大考古發現。
臨沂市民瀋玉明：擡着頭的那個就是我，那時候我十二歲，基本上是放了學就朝那兒跑，看看到底都挖了什麽東西來。聽我老師講，說臨沂發現了古墓，裏頭有竹書，但是內容不知道。
臨沂市民申東梅：那個梳長辮子的就是我，那時候我纔十六歲，這當時在臨沂就是挺大挺轟動的事。就經常過來看好奇。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這就是我，這就是三十三年前的我，當時我們看見這些東西的時候，非常的震驚，居然在我們山東在臨沂，發現了這麽重要的文物。
和大多數考古發掘一樣，銀雀山漢墓也是緣於一個偶然的發現，1972年4月10日，臨沂地區衛生局準備在銀雀山建一座辦公大樓，人們在清理地基時意外地發現了古墓。
在銀雀山漢墓發掘之初，吳九竜就被山東省博物館派到臨沂主持古墓的發掘工作。當時衹有三十歲的吳九竜沒有想到，近一個多月的考古工作將會影響到他的一生。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這個泥非常的粘，我們這個地方，你看工作的地方下腳的地方很窄，都不夠一個腳寬，我穿着膠靴，要想往前挪一步，都必須抓住鞋，把它提起來，腳才能提的起來，當時很多的人來圍觀，秩序也很不好維持，他們有的人就說發現了什麽什麽寶貝，有的人就說發現了什麽金馬駒子，所以他們都非常的感興趣。
人們似乎都沒有意識到正在發掘的古墓與以往有什麽不同，像往常一樣清理着墓中的隨葬品，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經他們手從墓中取出的隨葬品，正是後來舉世震驚的絶世珍品。
在出土的器物中，有兩件東西讓考古工作者們百思不得其解，一個就是這把生了銹的鐵刀，還有就是這個被命名為“不知名器物”的漆器，誰都猜不出墓中為什麽會有這兩樣東西。
當年古墓的發現讓這座小城沸騰了，慕名而來的人們都錚大了眼睛卻很少有人註意到地上散落的已經腐朽的竹片。也許吳九竜註定要和銀雀山漢墓有一段緣分，他無意中揀起了一塊竹片。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我們最初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第一天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就在上邊一層臺階上，就在那個上邊的時候看見有好多白膏泥，上面就有一些短的褐色的小竹片，我們拿起來一看，用水一衝發現上面有字，當時一下子就緊張起來了，就覺得好像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一樣，這不就是簡册嗎？
就是這堆形如亂草的竹簡讓考古專傢興奮異常，他們發現，這堆亂草竟然全部都是竹簡殘片，殘片長短不一，混合在污泥中，如不仔細辨別，很難認出。很快，這堆竹簡轟動了當時的考古界，將爭論千年的學術大懸念得以澄清。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當拿起這個東西來在水裏頭漂一漂的時候，發現上面有字，有齊桓公、齊威王、晏子，我們感到非常的震驚。
接下來的字更是讓在場的人神情大振，吳九竜又拿起一枚竹簡，衹見上面寫着“齊威王曰我強敵弱，我衆敵寡，用之奈何？孫子再拜曰……”，這文字和孫子有關，難道是《孫子兵法》，吳九竜大膽的推測着。
從古到今，中國歷史上有記載的兵書就有4000多部，而産生於2500年前的《孫子兵法》被世界公認為是最出色的一部。它的作者是春秋晚期一個叫孫武的將軍，由於中國古代官方的歷史文獻中沒有為孫武的生平留下詳細的記載，所以到底誰是這部兵書的確切作者，學者們爭吵了一千多年。如果出土的這批竹簡真的是《孫子兵法》，那將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學術價值。
是誰在用兵書作為陪葬品
所以它們一定是夫妻合葬墓
墓中的錢幣透露出什麽信息
這是極為稀少的一枚錢幣
當天夜裏，吳九竜的同事蔣英炬帶着那枚記載被認為是《孫子兵法》的竹簡坐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嚮國傢文物局的領導匯報情況。
竹簡的出土令吳九竜興奮異常，也讓他想起了之前發現的不知名器物，它們和竹簡之間有沒有關聯呢？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因為如果在上面放重的東西吧，它很容易倒，後來大傢就研究這東西，又出了竹簡，大傢覺得這東西可能是個幾，作為寫竹簡用的，因為當時漢代的人沒有椅子，他是席地而坐的，所以他可以把它放在兩個腿的中間，夾在這兒，這樣來托着，這樣來寫竹簡，否則的話，他拿着這樣一條來寫也是非常睏難的。這個鐵刀不太大，銹蝕的比較厲害，這個可能也和竹簡有關係，可能是當時人，當時墓主人用來削竹子，剖竹子用的。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讓我們感受到了在紙張沒有發明的年代，人們讀書是何等的不易，甚至將它作為生前的珍貴物品用來隨葬。
銀雀山漢墓竹簡博物館副館長高永富：據考證銀雀山出土的竹簡用的竹子就是當地産的這種水竹。這種就叫水竹，所謂水竹就是生長在河兩岸，水份比較大一些，你像這根，這是當年的竹子，剛剛出來，還沒有放葉，像你扶的這根已經是四年了，所以我們用寫簡的竹子必須在四年以上。因為四年以後它就比較老了，老了以後颳起來比較平滑，也比較堅硬，便於使用。
銀雀山漢墓竹簡在地下被泥水浸泡了兩千年，出土後竹簡上的字跡清晰可辨，專傢推測，一是當時使用的墨好，另一個原因就是在製作竹簡中有一道殺青的工序，“殺青”就是去掉鮮竹子中的水分，使竹簡不易腐爛或被蟲貯。
銀雀山漢墓竹簡博物館副館長高永富：文天祥就記載“留取丹心照汗青”，他指的是汗青，汗青是竹簡的一個代名詞，說“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指的是竹簡，載入青史，就是最早的書是用竹子來寫的，用青竹所以叫青史，書有個青史的記載。
在北京國傢文物局裏，竹簡上的文字讓專傢們大吃一驚，與此同時，在臨沂，人們在清理一號墓的時候，卻意外的發現了另一墓坑的痕跡。然而，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兩個墓坑之間僅有幾十釐米之隔。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這就是銀雀山一號墓和二號墓，它是在原來的墓址上建造的，這兩個墓相距比較近，所以有的學者就推測說他們一定是夫妻合葬墓，但是這裏邊也是有一定的問題，我們從平面上可以看的很清楚，這兩個墓形成一個夾角，一般來說，夫妻合葬應該擺的更加整齊一些。就是並排的，兩個並排的。
就在人們對兩個墓葬之間的關係爭論不休時，在一號墓中發現的一枚看似普通的錢幣，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極大興趣，就是這枚錢幣帶給人們許多意想不到的信息。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這就是一枚三株錢，這是極為稀少的一種錢幣，因為在西漢建元元年時開始鑄造這種錢幣，但是到了建元五年就停罷了，也就是說廢除了，所以流傳非常非常的少，可見這個墓下葬的年代是在三株錢流行的年代之後，但是在墓裏面還出了好多的半兩錢，但是就沒有出公元前118年鑄造的五株錢，所以這樣看來，這個墓就是在公元前114年到118年之間。
在墓中還出土了一件寫有“召氏十鬥”的陶罐，也許“召氏”就是墓主人的姓，吳九竜說：這衹是一個推斷，也有可能陶罐是別人送給墓主人的，召氏是贈送人的姓。根據墓中出土的大量兵書可以推斷墓主人當是一位喜歡兵法的人。但由於墓中無一件兵器出土，所以墓主人很可能是一位將軍府中的謀士或幕僚，而絶非一般的武夫。
如果出土的竹簡記載的真的是《孫子兵法》，那麽竹簡的意義無法估量，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讓人們首次看到了一千多年前《孫子兵法》一書的原貌。
在《孫子兵法》中，孫子藉助了自然界給他的所有印象來觀察戰爭的變化，並把那種原始的血腥搏殺變成了一種智慧的較量，從此奠定了中國東方文化中以智謀為代表的兵學文化。
1700年前，由於另一部兵書《孫臏兵法》的突然失傳，引起了歷代中外學者對於《孫子兵法》作者是孫武還是孫臏的種種猜測。
孫臏是戰國時齊國人，由於他的傳世兵書《孫臏兵法》，後人幾乎將他與孫子相提並論，他遭陷害受臏刑，施巧計滅龐涓的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由於《孫臏兵法》的失傳，致使許多學者對兵法中記載的那場著名的馬陵戰役究竟發生在何地，究竟有沒有馬陵之戰，一直持爭論不休。
在地下埋藏了二千年的竹簡
它裏面的一些有機質全都腐朽了
橫空出世引起世人震驚
毛澤東主席也非常感興趣
就在銀雀山一號墓發現八天後，人們開始了二號墓的發掘，一時間，整個臨沂城再度被發現古墓和珍寶的神秘氣氛所籠罩。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因為有了一號墓的經驗，我們都希望第二號墓也出現竹簡，所以工作起來的時候都小心翼翼的，滿懷希望的，希望它出現竹簡，但是工作二天之後，一直到把所有的器物基本上都取完了，纔發現這個墓裏還有一個竹簡，而且這個竹簡要比那個竹簡要長，因為這個竹簡有60多公分長，它裏面的一些有機質全都腐朽了，看起來像一個竹片，但竹片裏填充的都是水，如果你要是夾住它這樣一提，它就斷了，最後想了個辦法，就是先用一個很薄的塑料片和紙墊在下面，掏掏掏，從下面插進去，貼着棺板下邊，插進去，再把板放在下邊，把紙和塑料片慢慢慢慢拖上來。拖上來放在這個板上。這個就是我，這是我當年發掘的情況，我就把它托起來，托起來交給上面的一起來工作的同志把它接起來，所以銀雀山二號墓出土的竹簡基本上是完整的。
鑒於銀雀山出土的竹簡意義重大，而當時的臨沂和濟南都不具備整理竹簡的條件。國傢文物局指示，迅速將全部竹簡送到北京。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裝在這樣的盤子裏，這樣的瓷盤裏面，裝了五盤，放在箱子裏，箱子裏面用塑料薄膜鋪好，因為要避免它漏水，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和博物館的楊正旗同志我們倆個一起送去，當時在火車上的時候很擠，去的時候，我們幾乎是半坐半站着保護着這兩箱竹簡。
1972年10月，在北京成立了“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來自全國的專傢學者對竹簡上早已湮沒的信息開始了大規模的破譯、詮釋與研究工作。吳九竜也被留在北京參與這項工作。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它這個簡脆弱到什麽程度呢，簡本身剋服不了水的吸引了，如果要夾住它，要這樣把它提起來，用個玻璃片在下邊托住它，然後藉着水的潤滑作用，把它拉上來，固定下來之後，把它裝到玻璃管裏，然後在玻璃管裏灌上消毒水。灌上消毒水之後用玻璃塞把它塞緊，塞緊用蠟把這個頭封住。它就不會發黴，也不會繼續腐朽。
整理竹簡的工作進行了兩年，竹簡中的奧秘玄機被層層揭開。1974年6月17日，新華通訊社嚮世界播發了長篇通訊稿，對銀雀山漢墓的發現、發掘及竹簡的研究成果作了報道。
隨着這一消息的發佈，人們驚奇地發現銀雀山漢墓出土的7500枚竹簡中，有相當一部分古籍不僅對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人是久已失傳的佚書，即使對兩漢時期的司馬遷、劉嚮、班固等史學家們也都無緣一見。
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吳九竜：當時有人嚮主席匯報發現了孫子兵法等等，毛澤東主席非常感興趣，希望能夠看到這個簡，所以整理小組當時最初的任務是要把我們已經整理出來這部分的東西把它印成書請主席看，當時我們幾乎是幾天幾夜不睡覺的趕書、編排，而且特別印的大字本，送上去的就是《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
《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同時出土，廓清了長期以來籠罩在《孫子兵法》研究上的重重迷霧。證實了歷史上孫武、孫臏各有其人，並且各有兵書傳世。
奇異的墓葬形製
那個石碑就是龐涓的墓
解讀千古馬陵之謎
按照士大夫的禮儀安葬在這個地方
在出土的銀雀山漢墓竹簡《孫臏兵法》中，孫臏曾列舉了不少有名的戰例，特別是他親自指揮並賴以成名的馬陵之戰。這是孫臏指揮齊國軍隊以少勝多，一舉殲滅龐涓所率魏國十萬大軍的著名戰役。其“減竈誘敵”的戰術，一直為人們津津樂道。
在距離銀雀山幾十公裏的郯城，清代的《沂州志》上說“齊伐魏，孫子勝龐涓於此”這個說法歷來沒有引起人們的註意。自古馬陵之戰的戰址沒有定論，千百年來，人們衆說紛紜，爭吵不斷。
《孫臏兵法》的出土，透露了馬陵之戰的新的信息，人們開始把目光投嚮了郯城縣的馬陵山。
在馬陵山的北側，有一處墓葬，二十年前被村民們挖掘，墓前有一塊無字碑，據當地群衆傳說，這就是孫臏為龐涓修的墓。
山東省郯城縣副縣長韓明林：你看那個方向，那個石碑，那就是龐涓墓，當年大戰結束以後，孫臏把龐涓的頭割下來以後到南邊那個地方，大玄莊的地方懸頭示衆，瓦解了十萬魏軍，他的屍體運到了他安營紮寨的地方，在這裏安葬。你看這兩塊石頭，有明顯的不同，這塊是當地的紅石，這是中生代的石頭，這塊石頭和當地的石頭從顔色到質地上完全不同，這就是當年孫臏念同學之誼，同時又考慮到龐涓身份是魏國的大將軍，因此在安葬的禮數上給他很大的尊重，用士大夫的禮儀，以棺槨，雙重這種形製給他做了安葬。
這些都是在在馬陵山一帶出土的戰國時期的兵器，這些兵器的年代與歷史上記載馬陵之戰的時間正相吻合，說明這裏曾經發生過一場戰爭。在《孫臏兵法》中，孫臏用了“隘塞死地”幾個字來描述當年馬陵之戰的地形。
山東省郯城縣旅遊局副研究館員黃新忠：《孫臏兵法》所講到的“隘塞死地”，也就指的這個地方，因為這個地方比較狹窄，越往裏走越深，從外面看山又不高，不陡也不險，但是一進去以後就不是這樣了，所以它形成一個狹口，比較閉塞的地方，好堵截，到裏面以後又轉回來了，所以就叫“隘塞死地”。
鑒於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和郯城馬陵山的地形地貌、出土兵器、文獻記載等相印證，由此證明馬陵之戰的戰址在郯城的馬陵山。此後，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和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也把馬陵山列為了中國古代軍事文化教研基地。
在北京參加完銀雀山竹簡整理工作的吳九竜，於幾年後，由山東省博物館正式調入國傢文物局文獻研究室工作。由他護送到北京的竹簡，整理完成後，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批示，專門調撥一列客運列車車廂將竹簡送回山東。
銀雀山漢墓竹簡的發現,為漢語史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司馬兵法》的成書、流傳及文化價值
仝晰綱 孫麗英
（山東師範大學 齊魯文化研究中心，山東，濟南，250014）
摘要：《司馬兵法》並非偽書，而是齊景公時期司馬穰苴對古《司馬法》的發揮和闡釋，並由齊威王時期齊國大夫們將二者追論雜糅而成。在流傳過程中，兵傢往往衹註重其主旨大意，並不完全拘於原文原句，因此今本與輯本在文字表述上有所出入。《司馬兵法》雖是一部兵書，卻有着很高的文化價值，其有關軍禮的內容是中國禮製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其關於“出軍賦”的記載，反映了春秋時期軍賦變化的基本情況，這是其它文獻典籍中所沒有的。
關鍵詞：《司馬兵法》；成書；流傳；文化價值
一 、《司馬兵法》的成書和流傳
《司馬兵法》又稱《司馬穰苴兵法》，是齊威王時期在周代《司馬法》的基礎上雜糅附和進司馬穰苴兵法而形成的一部兵學著作。由於該書成書過程復雜和流傳過程中佚失較為嚴重，以至人們對其真偽問題爭論不休，因此，要斷定該書的真偽，必須從《司馬兵法》的成書和流傳入手。
《史記·司馬穰苴列傳》雲：“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侯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這段史料可以說明兩個問題。
其一，在司馬穰苴之前有一部《司馬兵法》，齊威王時齊大夫曾追論此兵法。司馬是西周負責軍事的官員，早在殷商時期，由於以馬為動力的戰車是武裝水平的標志，因此人們就以馬稱呼戰車，並以此表示武裝，而率領武裝的職官就以“馬”為名。殷墟卜辭中，常常見到馬、馬亞、馬小臣等職官，這些含有“馬”字的職官都是武官。司馬一職即源於此。《說文》：“馬，武也。”《荀子·王製》：“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這足以說明司馬是武事之官。在司馬穰苴之前，各國都有專講軍事理論和軍事制度的典籍，由於軍事由司馬負責，所以軍事典籍被籠統的稱為《司馬》或《司馬兵法》。《周禮》中的大司馬“掌建邦之九法”，小司馬“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縣師“則守法於司馬。”司兵“授兵從司馬之法”，可見《司馬法》或《司馬兵法》是公認的軍事法則，所以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說：“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
其二，齊威王時將司馬穰苴兵法與古代《司馬法》雜糅附和在一起，形成了一部新兵書，稱為《司馬穰苴兵法》。齊威王時期，在政治經濟方面進行改革的同時，還十分重視對軍事理論的總結，齊威王曾多次嚮當時的軍事傢孫臏請教軍事理論，《孫臏兵法·威王問》對此多有記述，如：“兩軍相當，兩將相望，皆堅而固，莫敢先舉，為之奈何？”“我強敵弱，我衆敵寡，用之奈何？”“敵出我出，未知多少，用之奈何？”舉不勝舉。齊威王與司馬穰苴同出於田氏，對其先人的軍事理論進行追論總結和利用，是合乎情理的。當時，齊國“三軍之良，五傢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1]成為列國中的軍事強國。這一局面的出現，與齊威王重視對軍事理論的總結不無關係。從《史記》的記述看，齊威王時齊大夫們在對古《司馬法》追論的同時，將司馬穰苴兵法糅和在其中，並形成一部新的兵法，即《司馬穰苴兵法》。明代人劉宣在《司馬法直解》中說：“《司馬法》者，周大司馬之法也，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乃六卿之夏官，入則佐天子以治國，出則戎兵以治亂，乃王者仁義之兵也。武王既平殷亂，封太公於齊，後子仍為齊侯，故此法傳於齊，桓公之世，管仲用之，變而為節制之兵，遂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景公之世，田穰苴用之，變而為權詐之兵，遂能卻燕晉之師。景公以穰苴有功，封為司馬之官，後世子孫號為司馬氏，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方成，此書又遠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數十篇。”此論雖有可商榷之處，但基本講明了《司馬穰苴兵法》的形成過程。
《司馬穰苴兵法》出世後，人們仍習慣上稱之為《司馬法》或《司馬兵法》，因此，在齊威王之後，三種不同名稱的兵法，指的都是包括穰苴兵法在內的軍事著作，經過長期的流傳，人們再也難以辨清哪些是古《司馬法》，哪些是穰苴兵法了。
《司馬法》的最早著錄，見於《漢書·藝文志》禮類，稱為《軍禮司馬法》155篇。班固所以將一部兵書列為禮書，是因為《司馬法》中有許多講軍禮的內容，如天子、諸侯朝聘之禮、戰爭中的殞命之禮、軍中儀禮等，有些內容甚至與《周禮》也有相合之處。孔子後人孔鮒的《孔叢子》一書中有《問軍禮篇》，其中涉及到軍隊祭禮、造廟、獻俘的禮儀，其內容也並未超出《司馬法》。可見以禮治軍是《司馬法》的一個特色。同時，《漢書》的作者班固生活在一個以“禮”治天下的時代，對禮治相當崇拜，他在《漢書·兵書略》序中說：“及湯武受命，以師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在班固看來，《司馬法》作為一部兵書，與其它講述奇計權謀及變詐的兵書不同，是以禮治軍的典範之作。
後世學者對這一問題也都予以認可。宋人陳傅良認為：“儀禮缺軍禮，蓋《司馬法》即古軍禮也。古法多亡，以其有者求之，必非衰世權謀變詐能為也。”[2]清人孫詒讓《周禮正義》說：“是《司馬法》，實古軍禮之遺文，故足與禮經相徵。”[3]清人秦惠田著《五禮通考》，輯《司馬法》逸文以補五禮之軍禮，其中有關軍禮的內容，大多出自《司馬法》。自《隋書·經籍志》始，《司馬法》被列入子部兵傢類，稱“齊將司馬穰苴撰”，所載為三捲，實際上是五篇。此後的《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均記為三捲。從漢代《軍禮司馬法》155篇到隋以後的《司馬法》35篇，可能是兵書在流傳過程中因兵亂、蟲蠹、水災等原因亡佚嚴重，也“可能和古書由簡策遞變為雕印書籍所引起的名稱不同有關。”[4]無論如何，《隋書·經籍志》所載3捲的《司馬法》與漢代的《軍禮司馬法》相比，內容上有所刪減和文字上有所出入都是不可避免的。
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題解》錄有《司馬法》一捲，這可能是《司馬法》由三捲並為一捲的開始，清代以來世間通行的《司馬法》多為一捲，也有分為三捲者，都包括《仁本》、《天子之義》、《定爵》、《嚴位》、《用衆》五篇，共計約3500字，這就是所謂的今本《司馬法》。
清代學者以辨偽相竟逞，多視今本《司馬法》為偽書。龔自珍、張心澄等人對《司馬兵法》的真實性持懷疑態度，姚際恆、姚鼐、康有為等人則直接認為《司馬兵法》是偽書，其中以姚際恆的觀點最具代表性，他在《古今偽書考》中質疑說：“（《司馬法》）當時百五十篇，《隋書》三捲不分篇，已亡矣，今此書僅五篇，為後人偽造無疑，凡古傳所引《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其篇首但作仁義膚詞，亦無所謂揖讓之文，間襲《戴禮》數語而已。若然，史遷奚至震驚之，以為三代不能竟其義乎！是不惟史遷所謂《司馬兵法》今不復見，即所謂附穰苴於其中，號曰《司馬穰苴兵法》者，亦不復見矣。”姚氏的這篇宏論，貌似合理，但衹要仔細研讀一下今本《司馬法》，幾乎姚氏之論的每句話都值得商榷。
其一，僅以《司馬法》原有155篇，今僅有5篇，就斷定為“後人偽造無疑”是沒有道理的。古籍在流傳過程中部分內容佚失是很自然的事，佚失的多少與該書的真偽沒有必要的聯繫。
其二，“凡古傳所引《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並沒有根據，相反，一些古傳記中引用的《司馬法》之文，卻正好與今本《司馬法》相吻合。如《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引《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豐，忘戰必危。”此文與今本《司馬法·仁本篇》的文字完全一致。《漢書·翟義傳》王莽之詔引《司馬法》曰：“賞不逾時，欲民速睹為善之利也。”徐幹《中論·賞罰篇》引《司馬法》曰：“賞罰不逾時，欲民速見善惡之報也。”今本《司馬法·天子之義篇》有“ 賞不逾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衹有個別文字的差異，並不害義。此例枚不勝舉。在印刷術未發明以前，著作衹能以手抄或口耳的形式流傳，加之兵書以實用為目的，並不過分計較文字的異同，為了理解和誦習方便，更換部分並不害義的詞語是很正常的。
其三，姚氏批評今本《司馬法·仁本篇》詞義膚淺，“亦無所謂揖讓之文，間襲《戴禮》數語而已。”更是想當然。《司馬法》作為一部講述軍禮的書，其內容與《戴禮》有相近甚至相同之處並不足為奇。漢代大學者鄭玄常引《司馬法》註《周禮》，其引文與今本《司馬法》並無異處，如《周禮·大司馬》鄭玄註引《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此文與今本《司馬法·天子之義篇》的記述相同。再如《周禮·大司馬》鄭玄註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此文見於今本《司馬法·定爵篇》。如果《司馬法》間襲《戴禮》，鄭玄就不會引《司馬法》來註《周禮》了。
其四，姚氏所謂“史遷奚至震驚之，以為三代不能竟其義乎！是不惟史遷所謂《司馬兵法》今不復見，即所謂附穰苴於其中，號曰《司馬穰苴兵法》者，亦不復見矣。 ”是麯解了司馬遷的本意。司馬遷在《史記·司馬穰苴列傳》中說：“餘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徵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若穰苴之列傳焉。”司馬遷這段話的本意是《司馬兵法》的某些理論過於理想化，稍有誇大之嫌，對其可行性及作為小國統帥的司馬穰苴是否實踐過這些理論表示懷疑。但司馬遷並沒有對《司馬兵法》是否包括穰苴兵法懷疑，姚氏麯解了司馬遷的本意，認為司馬遷對《司馬兵法》持懷疑態度，並以此斷定《司馬兵法》是偽書，其前提依據是錯誤的，結論當然不會正確。
由上述分析可知，今本《司馬法》並非偽書，是齊景公時司馬穰苴對古《司馬法》的發揮和闡釋，並由齊威王時期齊大夫們將二者追論雜糅而成的一部兵書。
《司馬兵法》成書後，在齊地及周圍地區廣為流傳，到漢代時仍被兵傢視為經典，常常引用，班固以《軍禮司馬法》155篇著錄於《漢書·藝文志》。遺憾的是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多有佚失，至《隋書·經籍志》時僅記為三捲，《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也均載為三捲。宋神宗元豐三年，北宋政府“詔定《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李靖問對》等書，鏤版行之。”[5]這七部書被稱為《武經七書》，流傳至今的今本《司馬法》就是宋代頒定的《武經七書》中的《司馬法》。
宋代頒行《司馬法》時，並沒有做輯逸工作，逸文輯錄是在清代纔開始的。張澍所輯逸文收於《二酉堂叢書》，錢熙祚所輯逸文收於《指海》，黃以周所輯逸文為《軍禮司馬法考證》及該書所附《司馬法逸文》。他們三人共從古書引文及其註疏中輯出大約60條逸文，共1600餘字。此外，王仁俊也輯有少數逸文收於《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和《經籍佚文》。由於《司馬法》佚失嚴重，所輯僅是佚文的一小部分。但僅從這一小部分輯文中，仍能看出輯本和今本《司馬法》的關係。輯本中《晉書·刑法志》引文：“或起甲兵以徵不義，廢貢職則討，不朝會則誅，亂嫡庶則係，變禮刑則放。”今本《司馬法·仁本篇》則有：“興甲兵以討不義”，二者內容基本相同。輯本中《國語·晉語》韋昭註所引文為：“其有殞命，行禮如會，所爭義不爭利。”今本《司馬法· 仁本篇》也有：“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的文字。輯本中《史記·晉世傢集解》引文曰：“縱遁不過三捨。”今本《司馬法·仁本篇》有：“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捨，是以明其禮也。”二者基本相同。輯本中《漢書·李廣傳》引文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今本《司馬法·天子之義篇》則有：“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句，文雖不同而意相通。輯本中《通典》160引文曰：“圍其三面，缺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今本《司馬法·用衆篇》有：“追裹而闕之”，二者大意基本一致。
由以上對比可知，輯本中的部分內容可從今本中尋找到，或語句相同，或文不同而意相通。同一內容用不同的文字表述，可能是引用者衹取其大意，並不完全拘於原文造成的。今本、輯本的內容原為一本書應該是沒有問題的。輯本中的大部分內容在今本中尋找不到，是因為今本佚失太嚴重的緣故，並不能以此來否定二者的一致性。
二、 《司馬兵法》的軍事理念
基於今本《司馬法》和輯本《司馬法》都揉進了司馬穰苴的軍事理論這一認識，我們結合司馬穰苴的軍事實踐和《司馬兵法》的文獻記載，大體勾勒一下《司馬兵法》的軍事理念。
其一，以仁為本的戰爭觀。《司馬兵法》對講仁義、無戰爭的先王時代十分推崇，《仁本》篇說：“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又說：“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悅懷，海外來服，獄彌兵寢，聖德之治也。”但是，司馬穰苴生活的時代正處在春秋末期，諸侯列強紛爭，戰亂不止，無數無辜的生命死於戰火，現實和理想的巨大反差，影響着司馬穰苴對戰爭的看法。他認為，既然先王們以仁為本，後世統治者就應效法先王。“ 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6]“國雖大，好戰必亡。”[7]因此要盡量避免戰爭，使人們免受戰爭創傷。但是，司馬穰苴並不反對戰爭，他認為對於不符合仁愛原則的行為必須用戰爭手段來抑製，用戰爭製止戰爭，他說：“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8]
戰爭要以仁為基本原則，“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兇，所以愛夫其民也；鼕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9]春耕秋收之際徵戰，勢必有違農時。嚴寒酷夏之際出徵，勢必睏頓士卒，所以要選擇適當的季節進行徵伐。“不加喪，不因兇”是一種古老的軍事傳統，《春秋》、《左傳》中也有許多“聞喪而止”、“聞亂而還”的事例。
交戰時，也要遵守“以仁為本”的原則，“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捨，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捨服，是以明其勇也。知始知終，是以明其智也。”[10]司馬穰苴對禮、仁、信、義、勇、智的古代戰術原則的推崇，並非是一種復古傾嚮，也不是愚盲地固守陋規，而是由當時的實際情況决定的。在西周春秋時期，以車戰為主，交戰雙方都必須將戰車排列成方陣才能决戰，因而有“成列而鼓”的原則，追擊敵人不超過百步，是為了保持陣形的完整，同時也是為了防止被敵人佯退誘惑而誤中圈套。所以“雖交兵緻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逾列，是以不亂。”[11]這種作戰原則是行之有效的經驗。
《司馬兵法》“以仁為本”的戰爭觀，實際上是從政治的角度來把握軍事，比一般軍事戰術理論更高出一籌。政治是治國的首要因素，但在用政治難以達到目的時，就使用戰爭這一特殊手段。即先“以土地刑諸侯，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材力悅諸侯，以謀人維諸侯。”如果上述五種方法仍不能解决問題，衹有“以兵車服諸侯”[12]。即使在迫不得已進行戰爭時，也要遵循“以仁為本”的原則，盡量減少戰爭創傷，從而為政治服務。
其二，以文附衆的治軍原則。晏嬰嚮齊景公推薦司馬穰苴時，說他“文能附衆”，準確地概括了司馬穰苴的治軍特點。人是决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因此將帥指揮作戰時，最重要的是調動人的積極性，讓廣大士卒心悅誠服，才能上下一心，同仇敵愾，取得戰爭的勝利。所以司馬穰苴在出徵前對“士卒未服，百姓不信”[13]十分重視。
司馬穰苴的“以文附衆”，表現在懷德、正則等方面。所謂懷德，就是通過與廣大士卒同甘共苦，贏得大傢的信任和擁護。“士卒次捨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贏弱者。”關心士卒，愛護士卒，與敵交戰時，才能“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14]衹有對部下懷德，尊重部下，才能取得士卒的信任，“凡戰，敬則慊，率則服”[15]。
所謂“正則”即以己正人。《司馬法·嚴位》曰：“凡戰，勝則與衆分善，若將復戰，則重賞罰。若使不勝，取過在己，復戰則誓，已居前，無復先術，勝否勿反，是謂正則。”也就是說，身為將帥，要謙遜自處，戰爭獲勝，功勞歸功於大傢；戰爭失利，過錯歸咎於自己。這就要求將帥要有一定的道德修養，要有全心全意為國傢着想的高尚品格，他說：“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傢，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桴鼓之急則忘其身。”[16]處處以國傢為重，自身利益服從於國傢利益。
同時，還要求將帥具有一定的帶兵能力，要善於領兵，針對不同秉性的士兵，用不同的方法去調教，《司馬法·嚴位》曰：“人方有性，性州異，教成俗。俗州異，道化俗。”要以國傢利益和社會公德去教化士卒，使之為國效命。
以文附衆，並非不講武威和法製，從《司馬法》各篇看，幾乎每篇都有立軍法、申約束、明賞罰的內容。司馬穰苴在領兵伐燕晉之師時，監軍莊賈自恃齊景公的寵信，無視軍中約束，因親友餞行而耽誤了時間，被司馬穰苴毫不猶豫地斬殺了。司馬穰苴認為，作戰時訂立的法則，要人人遵守，並使每一位士卒明白法則的具體內容，法則一旦訂立，便不可改變。軍事法則有緊急性的特點，不能模棱兩可，同時士兵的戰服、旗章的大小和顔色、百官的服飾都應符合法則，不得有犯。《司馬法·定爵》：“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禦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無淫服。”他又說：“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若怠，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復。”[17]十分強調遵守作戰法則的嚴肅性。
其三，“視敵而舉”的原則。《司馬法》中多次提到“視敵而舉”一詞，《司馬法·定爵》曰：“主固勉若，視敵而舉”，其旨意是針對敵情變化，因地製宜，靈活地運用不同的戰術，最終戰勝敵人。《司馬法·用衆》亦曰：“凡戰，設而觀其作，視敵而舉。”其大意是以假象迷惑敵人，並偵察觀看敵人的動靜，然後視具體情況攻擊敵人，並最終取勝。由此可以說，“視敵而舉”是司馬兵法的重要戰術原則之一。
“視敵而舉”的前提是觀察敵情。“凡戰，衆寡以觀其變，進退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擊其疑，加其卒，緻其屈，襲其規，因其不避，阻其圖，奪其慮，乘其懼。”[18]觀察到的敵情，衹是直覺的感性認識，對此還要認真的總結分析，不能憑感覺而動，因此要求統兵的將帥“方慮極物，變嫌推疑，養力索巧，因心之動。”[19]所謂“方慮極物”就是進行全方位的思考，所謂“因心而動”就是不憑直覺輕舉妄動，而是在全面分析的基礎上靈活的運用戰術。
視敵而舉有避實就虛的意思，即尋找敵人的薄弱環節，以我之強，擊敵之弱。《司馬法·嚴位》：“凡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窕；擊其大懼，避其小懼，自古之政也。”視敵而舉還有因時製宜、因地製宜的意思，《司馬法·用衆》又說：“凡戰之道，用寡固，用衆治，寡利煩，衆利正。用衆止進，用寡進退。衆以合寡，則運裹而闕之，若分而迭擊，寡以待衆，若衆疑之，則自用之。……敵若衆，則相衆而受裹。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也就是說，兵力弱時力求鞏固陣地，兵力強時力求嚴肅治軍。兵力寡時用變化莫測的戰術出奇製勝，兵力強時則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總之，要根據敵我雙方不同的情況，采取靈活多變的戰術，最終取得勝利。
總觀《司馬兵法》的軍事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傾嚮於傳統而又對傳統有所突破。司馬穰苴生活在春秋末期，傳統的宗法政治體係趨於崩潰，傳統的道德信條也逐漸失去其約束能力，人們為了土地、人口、財富的爭鬥不斷升級、擴大，這種社會的變化，使許多人對舊道德、舊秩序和舊的政治體製十分留戀，甚至沉浸其中而不能自拔，這一時期的孔子是如此，司馬穰苴也是如此，他的軍事理論很大程度上是對傳統軍事禮法的肯定和頌揚，所以他強調“仁”在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倡以文附兵，以德治軍，沒有像孫子兵法中那樣的詐變和權謀。這正是司馬遷所說的“閎廓深遠”。但是，無情的社會現實，又使司馬穰苴意識到僅僅靠“仁”、“德”是不能取得戰爭勝利的，所以他又對傳統兵法進行了改造和突破，提出了許多科學的戰略戰術原則，從而豐富了齊魯兵學的內容。
三、《司馬兵法》的文化價值
《司馬兵法》雖是一部兵書，卻有着很高的文化價值。
《司馬兵法》中有關軍禮的內容是中國禮製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按照《周禮》的記述，禮分為吉禮、兇禮、軍禮、賓禮、嘉禮五類，稱為五禮。在某種程度上講，古代中國是一個禮治社會，禮成為維係人際關係和社會安定的道德準則。茲就今本《司馬法》和輯本《司馬法》中有關軍禮的內容略述如下：
其一，關於“校閱蒐獮”。今本《司馬法·仁本》曰：“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蒐，指尋找、搜集；獮，指秋天打獵。所謂春蒐秋獮指國君在春秋兩季以圍獵形式進行操練士兵和檢閱軍隊的儀式，以這種形式表明不忘備戰，實際上是表明國君擁有兵權的一種禮儀。《周禮·大司馬》對這一儀式講的更加細緻，曰：“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陣……遂以獮田曰如蒐田之法，羅弊、緻禽以祀防。”二者所言，大致相似，都是指國君校閱軍隊的儀式。
其二，關於出師、誓師。出師徵討，講究時令。春天生育萬物，秋季萬物成熟，都不適宜徵戰，所以“春不東徵，秋不西伐。”[20]古人不出徵以月食為忌，認為：“婦順不修，陰事不待，適見於天，月為之食。”[21]所以月食之日不出兵。“月食觀師，所以省戰”[22]就是這個道理。出師時還要舉行祭社、造廟儀式，《司馬法·仁本》：“興甲兵以討不義，巡守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遍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於後土、四海神祗、山川塚社。乃造於先王，然後塚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徵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某國，會天子正刑”。總之，要出師有名，名正言順。除出師要舉行儀式外，與敵交鋒前還要舉行誓師儀式，以激勵廣大士卒的勇氣。《司馬法·天子之義》曰：“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後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而行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長短經》九引《司馬法》：“見敵作誓，瞻功行賞。”即臨敵時立下誓詞，論功行賞，以勵士卒。由歷代不同的誓師儀式可以看出時代的變化，禹舜時期處於軍事民主製時期，以農教戰，以戰教民，所以作誓國中。夏商進入階級社會後，軍隊成為國傢機器的重要構成部分，其使命就是完成君主交給的任務，作戰不再是全體國民的事，而是由職業軍隊來完成，所以誓師於軍中或軍門之外。到周朝時，軍隊管理體製和奬懲制度逐步完善，每次都根據作戰的具體情況臨敵前誓師，並約定以功行賞，從而為後來的軍功製奠定了基礎。
其三，關於凱旋、獻捷、殞命之禮。戰爭勝利，凱旋而歸，並舉行盛大儀式相互慶賀，這是每次戰後必要的程序。《司馬法·天子之義》：“得意則凱歌，示喜也。”軍隊班師後，國君登上專門修建的高臺，答謝百姓的辛勞，並舉行儀式，宣佈偃武修文、休養生息，表示人們從戰爭時期又走嚮了和平時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23]就是說的這種禮儀。凱旋後，一般還要舉行獻捷儀式，《說文·又部》引《司馬法》曰：“載獻職”，獻即大獻之禮，“王師大獻則令奏凱樂”[24]。職，又作馘，截耳之意，古代戰爭中以割取敵人的左耳朵作為記功的依據，班師回營，舉行獻俘獻捷儀式，將士以獲取敵人耳朵數量的多少論功之高下，進行行賞，這是古軍禮的重要內容之一。
殞命之禮即俘獲戰敗國國君時舉行的禮儀。《國語·晉語》：“靡笄之役也，郤獻子伐齊。齊侯來，獻子以得殞命之禮。”敵國雖敗，國君還是國君，戰勝之將要以臣禮視之，不忍加以屈辱，以示尊貴之義。行此禮時，戰勝方要將顯示威武的旗幟收起來，司馬官手持酒杯嚮戰敗國國君行拜禮，《左傳·成公二年》正義引《司馬法》曰：“其有殞命，以行禮如會，所用儀也。若殞命，則左結旗，司馬授飲，右持苞壺，左承飲以進。”這種禮儀，反映了春秋時期人們的君臣觀。
其四，關於旌旗、徽章、鼓樂。旌旗指號令軍隊的旗號。《司馬法·天子之義》：旌旗，“夏後氏玄，首人之勢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太平御覽》353引《司馬法》雲：“夏執元鉞，商執白鉞，周左杖黃鉞，右兼白旄，所以示不進者，審察斬殺之威也。”在徵戰時，將領手持旌旗或鉞，督促軍隊前進，並以軍法懲罰畏敵不前者。徽章指軍中士卒佩戴的符號，“章，夏後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竜，尚文也。”[25]日、月和虎、竜與旌旗的玄、白、黃一樣，代表着一定的文化。
鼓為軍中的樂器，有鼓舞士氣的作用，《樂纂》引《司馬法》曰：“軍中之樂，鼓笛為上，使聞者壯勇而樂和，細絲豪竹不可用也。”在軍隊中，不同等級的首領用不同的指揮器材，一般來說，用鼓者為高級將領。《左傳·襄公十三年》正義引《司馬法》曰：“十人之帥執鈴，百人之帥執鐸，千人之帥執鼓，萬人之將執大鼓。” 對於擊鼓聲音的高低，也有明確的規定，“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闒，鐸聲不過琅。”[26]擊鼓還有警戒作用，是古軍禮的重要內容，“昏鼓四通為大 ，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發煦。”[27]在戰場上，軍隊的進退也以鼓為號，並且對旌旗、戰車、騎兵、步兵等都用不同的鼓聲來區別。“凡鼓，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併。”[28]在出兵前，以血塗染軍鼓和兵器，也是古代軍禮的重要內容之一。“血於鼙鼓者，神戎器也。”[29]以類似宗教的祭祀活動來凝聚士氣，在當時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其五，關於軍中禮儀。軍隊中將帥與士卒、上級與下級有嚴格的禮儀來規範尊卑位次，但在特殊情況下則有特殊規定。《漢書·李廣傳》引《司馬法》曰：“登車不軾，遭喪不服”。軾，指車前的橫木，撫車軾以示敬禮，一旦登上戰車，無論遇到何人，都可以不軾，即不必示以敬禮。服，指喪服，在遇有喪事時，人們依據與死者的親疏遠近穿着不同的喪服，但在作戰時，軍人不得穿戴喪服。今本《司馬法·天子之義》有：“介者不拜，兵車不軾，城上不趨，危及不齒。”即身穿甲胄的武士見到長官可以不跪拜，乘兵車的人不需撫車軾嚮尊者敬禮，在城上守衛的人見到尊者不必趨拜，在危急之際不必嚮尊者啓齒問候。這些規定的目的，意在避免因禮儀而耽誤戰事。戰事至上是將士的共同原則。
《司馬兵法》中有關“出軍賦”的記載，也具有較高的文化價值。先秦文獻對周代軍賦情況的記述不多，《司馬兵法》中所保留的有關軍賦制度的資料，為人們研究先秦軍賦制度及其變化具有重要價值。
《司馬兵法》有關軍賦的記述可以見到的有兩則，一是《周禮·小司徒》註引《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傢，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傢，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傢，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裏，萬井，三萬傢，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另一則是《左傳·成公元年》正義引《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族七十二人，戈盾具，謂之乘馬。”
這兩則資料的相同之處在於都提到了軍賦以井田製為基礎，都認為一井之中三屋九夫，相具以出賦稅，這正與《漢書·刑法志》所云相吻合。《漢書·刑法志》曰：“ 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幹戈，教以文德，而又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製軍賦。”所謂“因井田而製軍賦”就是說軍賦是以井田製為基礎而進行徵斂的。
這兩則資料的不同處有兩點。一是出賦的單位不同，《左傳》正義所引《司馬法》以甸為出賦單位，且從井到甸的組織單位都是四進製。這一點與《周禮·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相一致；《周禮·小司徒》註引《司馬法》以成為出賦單位，從井到成的組織單位都是十進製，這一點與《周禮·匠人》：“九夫為井，井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裏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四尺，謂之洫。方百裏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相一致。二者的不同又都能從《周禮》中找出相應的共同點，難道《司馬法》與《周禮》都自相矛盾嗎？其實不然。衹要我們瞭解周代地方基層組織的劃分，這個問題就不難理解了。
從《周禮》的記述看，周代政治結構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將周王畿和各諸侯國的統治地盤分為國、野兩大區域，製國為六鄉，製野為六遂，六遂之外又有公邑、傢邑、小都、大都，這些都是周王賜給大夫、卿、三公、王子的封地，稱“三等采地”。在不同的區域內，有的實行井田製，有的則實行溝洫法。《周禮·匠人》鄭玄註曰：“畿內采地之製，九夫為井，井者方一裏，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製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裏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裏，出田稅，緣邊一裏治洫。方百裏為同，同中容六十四成，方八十裏出田稅，緣邊十裏治澮。采地者，在三百裏、四百裏、五百裏之中。”由此可以看出，每成方十裏，共100裏，成中一甸方八裏，共64裏，剩餘的周邊36裏治理洫。成內出賦者為64裏，因為“井者方一裏”，所以64裏即64井，這和“甸六十四井”相一致，也就是說四進製的甸和十進製的成，雖然名稱不同，作為出賦單位，都是64井，而這並沒有本質的區別。
這兩則資料的另一處不同是出賦數目不同。《左傳》正義所引《司馬法》為：“（每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謂之乘馬。”《周禮》註引《司馬法》則曰：“（每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對於這兩種不同的出賦數目，歷代學者都有不同的認識，唐代學者賈公彥認為前者為“畿外邦國法”，後者為“畿內采地法”[30]，是由於地域不同而出賦數目不一。清代學者江永則認為：“七十五人者，丘成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製。”[31]即徵30人是正常情況下的通製，75人則是最大限製數。戴震、孫詒讓也持此說。當代學者韓連琪先生則認為：出賦數目不同，是由於軍製的變化，西周至春秋初期，兵製為“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到春秋後期，步卒在戰爭中的作用日趨重要，所以變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32]我們認為韓先生的觀點是正確的。
西周時期的兵製見於《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五伍為兩的“兩”即兵車一輛或一乘，用徒五伍即25人，另有5人負責廄養，共30人。《詩·魯頌·悶言》說魯僖公時的軍隊是：“公車千乘”、“公徒三萬”，這正與《司馬法》所言“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相符合。到春秋以後，戰爭擴大，兵的數目漸漸增加，原有的軍賦便不夠用了。魯僖公十五年晉作“爰田”和“州兵”；成公元年魯作“丘甲”；昭公四年鄭作“丘賦”，都是指增加軍賦，遺憾的是由於史料語焉不詳，其事都不可詳考。《司馬法》：“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正好可以證明這一問題，即每甸或每成的軍賦由“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增加到“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因此我們說《司馬法》中有關出軍賦的文獻資料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它反映了春秋時期軍賦變化的基本情況，這是其它文獻典籍中所沒有的。
註釋：
[1] 《史記·蘇秦列傳》。
[2] [清]秦蕙田：《五禮通考》引，1911年據清乾隆年間無錫秦蕙田味經窩刻版重修本。
[3] 孫詒讓：《周禮正義》捲二十，中華書局1987年版。
[4] 田旭東：《司馬法淺說》，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
[5] 《續資治通鑒長編》捲三○三，中華書局1986年版。
[6][11][23][25] 《司馬法·天子之義》，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所引《司馬法》皆用此本。
[7][8][9][10][12] 《司馬法·仁本》。
[13][16] 《史記·司馬穰苴傳》。
[14][15][28] 《司馬法·嚴位》。
[17][19] 《司馬法·定爵》。
[18] 《司馬法·用衆》。
[20][22] 《太平御覽》捲二十引《司馬法》，中華書局1985年版。
[21] 《禮記·昏義》。
[24] 《周禮·大司馬》。
[26] 《周禮·大司馬》註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以下所引《周禮》皆用此本。
[27] 《周禮·鼓人》註引。
[29] 《史記·高祖本紀》索引。
[30] 《周禮·小司徒》疏。
[31] [清]江永：《周禮疑義舉要》捲三，中華書局1985年版。
[32] 韓連琪：《周代軍賦及其演變》，載《文史哲》1980年第3期。
（《齊魯文化研究》第三輯）
仝晰綱 孫麗英
（山東師範大學 齊魯文化研究中心，山東，濟南，250014）
摘要：《司馬兵法》並非偽書，而是齊景公時期司馬穰苴對古《司馬法》的發揮和闡釋，並由齊威王時期齊國大夫們將二者追論雜糅而成。在流傳過程中，兵傢往往衹註重其主旨大意，並不完全拘於原文原句，因此今本與輯本在文字表述上有所出入。《司馬兵法》雖是一部兵書，卻有着很高的文化價值，其有關軍禮的內容是中國禮製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其關於“出軍賦”的記載，反映了春秋時期軍賦變化的基本情況，這是其它文獻典籍中所沒有的。
關鍵詞：《司馬兵法》；成書；流傳；文化價值
一 、《司馬兵法》的成書和流傳
《司馬兵法》又稱《司馬穰苴兵法》，是齊威王時期在周代《司馬法》的基礎上雜糅附和進司馬穰苴兵法而形成的一部兵學著作。由於該書成書過程復雜和流傳過程中佚失較為嚴重，以至人們對其真偽問題爭論不休，因此，要斷定該書的真偽，必須從《司馬兵法》的成書和流傳入手。
《史記·司馬穰苴列傳》雲：“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侯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這段史料可以說明兩個問題。
其一，在司馬穰苴之前有一部《司馬兵法》，齊威王時齊大夫曾追論此兵法。司馬是西周負責軍事的官員，早在殷商時期，由於以馬為動力的戰車是武裝水平的標志，因此人們就以馬稱呼戰車，並以此表示武裝，而率領武裝的職官就以“馬”為名。殷墟卜辭中，常常見到馬、馬亞、馬小臣等職官，這些含有“馬”字的職官都是武官。司馬一職即源於此。《說文》：“馬，武也。”《荀子·王製》：“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這足以說明司馬是武事之官。在司馬穰苴之前，各國都有專講軍事理論和軍事制度的典籍，由於軍事由司馬負責，所以軍事典籍被籠統的稱為《司馬》或《司馬兵法》。《周禮》中的大司馬“掌建邦之九法”，小司馬“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縣師“則守法於司馬。”司兵“授兵從司馬之法”，可見《司馬法》或《司馬兵法》是公認的軍事法則，所以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說：“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
其二，齊威王時將司馬穰苴兵法與古代《司馬法》雜糅附和在一起，形成了一部新兵書，稱為《司馬穰苴兵法》。齊威王時期，在政治經濟方面進行改革的同時，還十分重視對軍事理論的總結，齊威王曾多次嚮當時的軍事傢孫臏請教軍事理論，《孫臏兵法·威王問》對此多有記述，如：“兩軍相當，兩將相望，皆堅而固，莫敢先舉，為之奈何？”“我強敵弱，我衆敵寡，用之奈何？”“敵出我出，未知多少，用之奈何？”舉不勝舉。齊威王與司馬穰苴同出於田氏，對其先人的軍事理論進行追論總結和利用，是合乎情理的。當時，齊國“三軍之良，五傢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1]成為列國中的軍事強國。這一局面的出現，與齊威王重視對軍事理論的總結不無關係。從《史記》的記述看，齊威王時齊大夫們在對古《司馬法》追論的同時，將司馬穰苴兵法糅和在其中，並形成一部新的兵法，即《司馬穰苴兵法》。明代人劉宣在《司馬法直解》中說：“《司馬法》者，周大司馬之法也，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乃六卿之夏官，入則佐天子以治國，出則戎兵以治亂，乃王者仁義之兵也。武王既平殷亂，封太公於齊，後子仍為齊侯，故此法傳於齊，桓公之世，管仲用之，變而為節制之兵，遂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景公之世，田穰苴用之，變而為權詐之兵，遂能卻燕晉之師。景公以穰苴有功，封為司馬之官，後世子孫號為司馬氏，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方成，此書又遠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數十篇。”此論雖有可商榷之處，但基本講明了《司馬穰苴兵法》的形成過程。
《司馬穰苴兵法》出世後，人們仍習慣上稱之為《司馬法》或《司馬兵法》，因此，在齊威王之後，三種不同名稱的兵法，指的都是包括穰苴兵法在內的軍事著作，經過長期的流傳，人們再也難以辨清哪些是古《司馬法》，哪些是穰苴兵法了。
《司馬法》的最早著錄，見於《漢書·藝文志》禮類，稱為《軍禮司馬法》155篇。班固所以將一部兵書列為禮書，是因為《司馬法》中有許多講軍禮的內容，如天子、諸侯朝聘之禮、戰爭中的殞命之禮、軍中儀禮等，有些內容甚至與《周禮》也有相合之處。孔子後人孔鮒的《孔叢子》一書中有《問軍禮篇》，其中涉及到軍隊祭禮、造廟、獻俘的禮儀，其內容也並未超出《司馬法》。可見以禮治軍是《司馬法》的一個特色。同時，《漢書》的作者班固生活在一個以“禮”治天下的時代，對禮治相當崇拜，他在《漢書·兵書略》序中說：“及湯武受命，以師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在班固看來，《司馬法》作為一部兵書，與其它講述奇計權謀及變詐的兵書不同，是以禮治軍的典範之作。
後世學者對這一問題也都予以認可。宋人陳傅良認為：“儀禮缺軍禮，蓋《司馬法》即古軍禮也。古法多亡，以其有者求之，必非衰世權謀變詐能為也。”[2]清人孫詒讓《周禮正義》說：“是《司馬法》，實古軍禮之遺文，故足與禮經相徵。”[3]清人秦惠田著《五禮通考》，輯《司馬法》逸文以補五禮之軍禮，其中有關軍禮的內容，大多出自《司馬法》。自《隋書·經籍志》始，《司馬法》被列入子部兵傢類，稱“齊將司馬穰苴撰”，所載為三捲，實際上是五篇。此後的《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均記為三捲。從漢代《軍禮司馬法》155篇到隋以後的《司馬法》35篇，可能是兵書在流傳過程中因兵亂、蟲蠹、水災等原因亡佚嚴重，也“可能和古書由簡策遞變為雕印書籍所引起的名稱不同有關。”[4]無論如何，《隋書·經籍志》所載3捲的《司馬法》與漢代的《軍禮司馬法》相比，內容上有所刪減和文字上有所出入都是不可避免的。
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題解》錄有《司馬法》一捲，這可能是《司馬法》由三捲並為一捲的開始，清代以來世間通行的《司馬法》多為一捲，也有分為三捲者，都包括《仁本》、《天子之義》、《定爵》、《嚴位》、《用衆》五篇，共計約3500字，這就是所謂的今本《司馬法》。
清代學者以辨偽相竟逞，多視今本《司馬法》為偽書。龔自珍、張心澄等人對《司馬兵法》的真實性持懷疑態度，姚際恆、姚鼐、康有為等人則直接認為《司馬兵法》是偽書，其中以姚際恆的觀點最具代表性，他在《古今偽書考》中質疑說：“（《司馬法》）當時百五十篇，《隋書》三捲不分篇，已亡矣，今此書僅五篇，為後人偽造無疑，凡古傳所引《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其篇首但作仁義膚詞，亦無所謂揖讓之文，間襲《戴禮》數語而已。若然，史遷奚至震驚之，以為三代不能竟其義乎！是不惟史遷所謂《司馬兵法》今不復見，即所謂附穰苴於其中，號曰《司馬穰苴兵法》者，亦不復見矣。”姚氏的這篇宏論，貌似合理，但衹要仔細研讀一下今本《司馬法》，幾乎姚氏之論的每句話都值得商榷。
其一，僅以《司馬法》原有155篇，今僅有5篇，就斷定為“後人偽造無疑”是沒有道理的。古籍在流傳過程中部分內容佚失是很自然的事，佚失的多少與該書的真偽沒有必要的聯繫。
其二，“凡古傳所引《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並沒有根據，相反，一些古傳記中引用的《司馬法》之文，卻正好與今本《司馬法》相吻合。如《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引《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豐，忘戰必危。”此文與今本《司馬法·仁本篇》的文字完全一致。《漢書·翟義傳》王莽之詔引《司馬法》曰：“賞不逾時，欲民速睹為善之利也。”徐幹《中論·賞罰篇》引《司馬法》曰：“賞罰不逾時，欲民速見善惡之報也。”今本《司馬法·天子之義篇》有“ 賞不逾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衹有個別文字的差異，並不害義。此例枚不勝舉。在印刷術未發明以前，著作衹能以手抄或口耳的形式流傳，加之兵書以實用為目的，並不過分計較文字的異同，為了理解和誦習方便，更換部分並不害義的詞語是很正常的。
其三，姚氏批評今本《司馬法·仁本篇》詞義膚淺，“亦無所謂揖讓之文，間襲《戴禮》數語而已。”更是想當然。《司馬法》作為一部講述軍禮的書，其內容與《戴禮》有相近甚至相同之處並不足為奇。漢代大學者鄭玄常引《司馬法》註《周禮》，其引文與今本《司馬法》並無異處，如《周禮·大司馬》鄭玄註引《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此文與今本《司馬法·天子之義篇》的記述相同。再如《周禮·大司馬》鄭玄註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此文見於今本《司馬法·定爵篇》。如果《司馬法》間襲《戴禮》，鄭玄就不會引《司馬法》來註《周禮》了。
其四，姚氏所謂“史遷奚至震驚之，以為三代不能竟其義乎！是不惟史遷所謂《司馬兵法》今不復見，即所謂附穰苴於其中，號曰《司馬穰苴兵法》者，亦不復見矣。 ”是麯解了司馬遷的本意。司馬遷在《史記·司馬穰苴列傳》中說：“餘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徵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若穰苴之列傳焉。”司馬遷這段話的本意是《司馬兵法》的某些理論過於理想化，稍有誇大之嫌，對其可行性及作為小國統帥的司馬穰苴是否實踐過這些理論表示懷疑。但司馬遷並沒有對《司馬兵法》是否包括穰苴兵法懷疑，姚氏麯解了司馬遷的本意，認為司馬遷對《司馬兵法》持懷疑態度，並以此斷定《司馬兵法》是偽書，其前提依據是錯誤的，結論當然不會正確。
由上述分析可知，今本《司馬法》並非偽書，是齊景公時司馬穰苴對古《司馬法》的發揮和闡釋，並由齊威王時期齊大夫們將二者追論雜糅而成的一部兵書。
《司馬兵法》成書後，在齊地及周圍地區廣為流傳，到漢代時仍被兵傢視為經典，常常引用，班固以《軍禮司馬法》155篇著錄於《漢書·藝文志》。遺憾的是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多有佚失，至《隋書·經籍志》時僅記為三捲，《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也均載為三捲。宋神宗元豐三年，北宋政府“詔定《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三略》、《尉繚子》、《李靖問對》等書，鏤版行之。”[5]這七部書被稱為《武經七書》，流傳至今的今本《司馬法》就是宋代頒定的《武經七書》中的《司馬法》。
宋代頒行《司馬法》時，並沒有做輯逸工作，逸文輯錄是在清代纔開始的。張澍所輯逸文收於《二酉堂叢書》，錢熙祚所輯逸文收於《指海》，黃以周所輯逸文為《軍禮司馬法考證》及該書所附《司馬法逸文》。他們三人共從古書引文及其註疏中輯出大約60條逸文，共1600餘字。此外，王仁俊也輯有少數逸文收於《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和《經籍佚文》。由於《司馬法》佚失嚴重，所輯僅是佚文的一小部分。但僅從這一小部分輯文中，仍能看出輯本和今本《司馬法》的關係。輯本中《晉書·刑法志》引文：“或起甲兵以徵不義，廢貢職則討，不朝會則誅，亂嫡庶則係，變禮刑則放。”今本《司馬法·仁本篇》則有：“興甲兵以討不義”，二者內容基本相同。輯本中《國語·晉語》韋昭註所引文為：“其有殞命，行禮如會，所爭義不爭利。”今本《司馬法· 仁本篇》也有：“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的文字。輯本中《史記·晉世傢集解》引文曰：“縱遁不過三捨。”今本《司馬法·仁本篇》有：“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捨，是以明其禮也。”二者基本相同。輯本中《漢書·李廣傳》引文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今本《司馬法·天子之義篇》則有：“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句，文雖不同而意相通。輯本中《通典》160引文曰：“圍其三面，缺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今本《司馬法·用衆篇》有：“追裹而闕之”，二者大意基本一致。
由以上對比可知，輯本中的部分內容可從今本中尋找到，或語句相同，或文不同而意相通。同一內容用不同的文字表述，可能是引用者衹取其大意，並不完全拘於原文造成的。今本、輯本的內容原為一本書應該是沒有問題的。輯本中的大部分內容在今本中尋找不到，是因為今本佚失太嚴重的緣故，並不能以此來否定二者的一致性。
二、 《司馬兵法》的軍事理念
基於今本《司馬法》和輯本《司馬法》都揉進了司馬穰苴的軍事理論這一認識，我們結合司馬穰苴的軍事實踐和《司馬兵法》的文獻記載，大體勾勒一下《司馬兵法》的軍事理念。
其一，以仁為本的戰爭觀。《司馬兵法》對講仁義、無戰爭的先王時代十分推崇，《仁本》篇說：“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又說：“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悅懷，海外來服，獄彌兵寢，聖德之治也。”但是，司馬穰苴生活的時代正處在春秋末期，諸侯列強紛爭，戰亂不止，無數無辜的生命死於戰火，現實和理想的巨大反差，影響着司馬穰苴對戰爭的看法。他認為，既然先王們以仁為本，後世統治者就應效法先王。“ 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6]“國雖大，好戰必亡。”[7]因此要盡量避免戰爭，使人們免受戰爭創傷。但是，司馬穰苴並不反對戰爭，他認為對於不符合仁愛原則的行為必須用戰爭手段來抑製，用戰爭製止戰爭，他說：“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8]
戰爭要以仁為基本原則，“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兇，所以愛夫其民也；鼕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9]春耕秋收之際徵戰，勢必有違農時。嚴寒酷夏之際出徵，勢必睏頓士卒，所以要選擇適當的季節進行徵伐。“不加喪，不因兇”是一種古老的軍事傳統，《春秋》、《左傳》中也有許多“聞喪而止”、“聞亂而還”的事例。
交戰時，也要遵守“以仁為本”的原則，“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捨，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捨服，是以明其勇也。知始知終，是以明其智也。”[10]司馬穰苴對禮、仁、信、義、勇、智的古代戰術原則的推崇，並非是一種復古傾嚮，也不是愚盲地固守陋規，而是由當時的實際情況决定的。在西周春秋時期，以車戰為主，交戰雙方都必須將戰車排列成方陣才能决戰，因而有“成列而鼓”的原則，追擊敵人不超過百步，是為了保持陣形的完整，同時也是為了防止被敵人佯退誘惑而誤中圈套。所以“雖交兵緻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逾列，是以不亂。”[11]這種作戰原則是行之有效的經驗。
《司馬兵法》“以仁為本”的戰爭觀，實際上是從政治的角度來把握軍事，比一般軍事戰術理論更高出一籌。政治是治國的首要因素，但在用政治難以達到目的時，就使用戰爭這一特殊手段。即先“以土地刑諸侯，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材力悅諸侯，以謀人維諸侯。”如果上述五種方法仍不能解决問題，衹有“以兵車服諸侯”[12]。即使在迫不得已進行戰爭時，也要遵循“以仁為本”的原則，盡量減少戰爭創傷，從而為政治服務。
其二，以文附衆的治軍原則。晏嬰嚮齊景公推薦司馬穰苴時，說他“文能附衆”，準確地概括了司馬穰苴的治軍特點。人是决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因此將帥指揮作戰時，最重要的是調動人的積極性，讓廣大士卒心悅誠服，才能上下一心，同仇敵愾，取得戰爭的勝利。所以司馬穰苴在出徵前對“士卒未服，百姓不信”[13]十分重視。
司馬穰苴的“以文附衆”，表現在懷德、正則等方面。所謂懷德，就是通過與廣大士卒同甘共苦，贏得大傢的信任和擁護。“士卒次捨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贏弱者。”關心士卒，愛護士卒，與敵交戰時，才能“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14]衹有對部下懷德，尊重部下，才能取得士卒的信任，“凡戰，敬則慊，率則服”[15]。
所謂“正則”即以己正人。《司馬法·嚴位》曰：“凡戰，勝則與衆分善，若將復戰，則重賞罰。若使不勝，取過在己，復戰則誓，已居前，無復先術，勝否勿反，是謂正則。”也就是說，身為將帥，要謙遜自處，戰爭獲勝，功勞歸功於大傢；戰爭失利，過錯歸咎於自己。這就要求將帥要有一定的道德修養，要有全心全意為國傢着想的高尚品格，他說：“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傢，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桴鼓之急則忘其身。”[16]處處以國傢為重，自身利益服從於國傢利益。
同時，還要求將帥具有一定的帶兵能力，要善於領兵，針對不同秉性的士兵，用不同的方法去調教，《司馬法·嚴位》曰：“人方有性，性州異，教成俗。俗州異，道化俗。”要以國傢利益和社會公德去教化士卒，使之為國效命。
以文附衆，並非不講武威和法製，從《司馬法》各篇看，幾乎每篇都有立軍法、申約束、明賞罰的內容。司馬穰苴在領兵伐燕晉之師時，監軍莊賈自恃齊景公的寵信，無視軍中約束，因親友餞行而耽誤了時間，被司馬穰苴毫不猶豫地斬殺了。司馬穰苴認為，作戰時訂立的法則，要人人遵守，並使每一位士卒明白法則的具體內容，法則一旦訂立，便不可改變。軍事法則有緊急性的特點，不能模棱兩可，同時士兵的戰服、旗章的大小和顔色、百官的服飾都應符合法則，不得有犯。《司馬法·定爵》：“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禦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無淫服。”他又說：“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若怠，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復。”[17]十分強調遵守作戰法則的嚴肅性。
其三，“視敵而舉”的原則。《司馬法》中多次提到“視敵而舉”一詞，《司馬法·定爵》曰：“主固勉若，視敵而舉”，其旨意是針對敵情變化，因地製宜，靈活地運用不同的戰術，最終戰勝敵人。《司馬法·用衆》亦曰：“凡戰，設而觀其作，視敵而舉。”其大意是以假象迷惑敵人，並偵察觀看敵人的動靜，然後視具體情況攻擊敵人，並最終取勝。由此可以說，“視敵而舉”是司馬兵法的重要戰術原則之一。
“視敵而舉”的前提是觀察敵情。“凡戰，衆寡以觀其變，進退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擊其疑，加其卒，緻其屈，襲其規，因其不避，阻其圖，奪其慮，乘其懼。”[18]觀察到的敵情，衹是直覺的感性認識，對此還要認真的總結分析，不能憑感覺而動，因此要求統兵的將帥“方慮極物，變嫌推疑，養力索巧，因心之動。”[19]所謂“方慮極物”就是進行全方位的思考，所謂“因心而動”就是不憑直覺輕舉妄動，而是在全面分析的基礎上靈活的運用戰術。
視敵而舉有避實就虛的意思，即尋找敵人的薄弱環節，以我之強，擊敵之弱。《司馬法·嚴位》：“凡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窕；擊其大懼，避其小懼，自古之政也。”視敵而舉還有因時製宜、因地製宜的意思，《司馬法·用衆》又說：“凡戰之道，用寡固，用衆治，寡利煩，衆利正。用衆止進，用寡進退。衆以合寡，則運裹而闕之，若分而迭擊，寡以待衆，若衆疑之，則自用之。……敵若衆，則相衆而受裹。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也就是說，兵力弱時力求鞏固陣地，兵力強時力求嚴肅治軍。兵力寡時用變化莫測的戰術出奇製勝，兵力強時則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總之，要根據敵我雙方不同的情況，采取靈活多變的戰術，最終取得勝利。
總觀《司馬兵法》的軍事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傾嚮於傳統而又對傳統有所突破。司馬穰苴生活在春秋末期，傳統的宗法政治體係趨於崩潰，傳統的道德信條也逐漸失去其約束能力，人們為了土地、人口、財富的爭鬥不斷升級、擴大，這種社會的變化，使許多人對舊道德、舊秩序和舊的政治體製十分留戀，甚至沉浸其中而不能自拔，這一時期的孔子是如此，司馬穰苴也是如此，他的軍事理論很大程度上是對傳統軍事禮法的肯定和頌揚，所以他強調“仁”在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倡以文附兵，以德治軍，沒有像孫子兵法中那樣的詐變和權謀。這正是司馬遷所說的“閎廓深遠”。但是，無情的社會現實，又使司馬穰苴意識到僅僅靠“仁”、“德”是不能取得戰爭勝利的，所以他又對傳統兵法進行了改造和突破，提出了許多科學的戰略戰術原則，從而豐富了齊魯兵學的內容。
三、《司馬兵法》的文化價值
《司馬兵法》雖是一部兵書，卻有着很高的文化價值。
《司馬兵法》中有關軍禮的內容是中國禮製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按照《周禮》的記述，禮分為吉禮、兇禮、軍禮、賓禮、嘉禮五類，稱為五禮。在某種程度上講，古代中國是一個禮治社會，禮成為維係人際關係和社會安定的道德準則。茲就今本《司馬法》和輯本《司馬法》中有關軍禮的內容略述如下：
其一，關於“校閱蒐獮”。今本《司馬法·仁本》曰：“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蒐，指尋找、搜集；獮，指秋天打獵。所謂春蒐秋獮指國君在春秋兩季以圍獵形式進行操練士兵和檢閱軍隊的儀式，以這種形式表明不忘備戰，實際上是表明國君擁有兵權的一種禮儀。《周禮·大司馬》對這一儀式講的更加細緻，曰：“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陣……遂以獮田曰如蒐田之法，羅弊、緻禽以祀防。”二者所言，大致相似，都是指國君校閱軍隊的儀式。
其二，關於出師、誓師。出師徵討，講究時令。春天生育萬物，秋季萬物成熟，都不適宜徵戰，所以“春不東徵，秋不西伐。”[20]古人不出徵以月食為忌，認為：“婦順不修，陰事不待，適見於天，月為之食。”[21]所以月食之日不出兵。“月食觀師，所以省戰”[22]就是這個道理。出師時還要舉行祭社、造廟儀式，《司馬法·仁本》：“興甲兵以討不義，巡守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遍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於後土、四海神祗、山川塚社。乃造於先王，然後塚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徵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某國，會天子正刑”。總之，要出師有名，名正言順。除出師要舉行儀式外，與敵交鋒前還要舉行誓師儀式，以激勵廣大士卒的勇氣。《司馬法·天子之義》曰：“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後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而行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長短經》九引《司馬法》：“見敵作誓，瞻功行賞。”即臨敵時立下誓詞，論功行賞，以勵士卒。由歷代不同的誓師儀式可以看出時代的變化，禹舜時期處於軍事民主製時期，以農教戰，以戰教民，所以作誓國中。夏商進入階級社會後，軍隊成為國傢機器的重要構成部分，其使命就是完成君主交給的任務，作戰不再是全體國民的事，而是由職業軍隊來完成，所以誓師於軍中或軍門之外。到周朝時，軍隊管理體製和奬懲制度逐步完善，每次都根據作戰的具體情況臨敵前誓師，並約定以功行賞，從而為後來的軍功製奠定了基礎。
其三，關於凱旋、獻捷、殞命之禮。戰爭勝利，凱旋而歸，並舉行盛大儀式相互慶賀，這是每次戰後必要的程序。《司馬法·天子之義》：“得意則凱歌，示喜也。”軍隊班師後，國君登上專門修建的高臺，答謝百姓的辛勞，並舉行儀式，宣佈偃武修文、休養生息，表示人們從戰爭時期又走嚮了和平時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23]就是說的這種禮儀。凱旋後，一般還要舉行獻捷儀式，《說文·又部》引《司馬法》曰：“載獻職”，獻即大獻之禮，“王師大獻則令奏凱樂”[24]。職，又作馘，截耳之意，古代戰爭中以割取敵人的左耳朵作為記功的依據，班師回營，舉行獻俘獻捷儀式，將士以獲取敵人耳朵數量的多少論功之高下，進行行賞，這是古軍禮的重要內容之一。
殞命之禮即俘獲戰敗國國君時舉行的禮儀。《國語·晉語》：“靡笄之役也，郤獻子伐齊。齊侯來，獻子以得殞命之禮。”敵國雖敗，國君還是國君，戰勝之將要以臣禮視之，不忍加以屈辱，以示尊貴之義。行此禮時，戰勝方要將顯示威武的旗幟收起來，司馬官手持酒杯嚮戰敗國國君行拜禮，《左傳·成公二年》正義引《司馬法》曰：“其有殞命，以行禮如會，所用儀也。若殞命，則左結旗，司馬授飲，右持苞壺，左承飲以進。”這種禮儀，反映了春秋時期人們的君臣觀。
其四，關於旌旗、徽章、鼓樂。旌旗指號令軍隊的旗號。《司馬法·天子之義》：旌旗，“夏後氏玄，首人之勢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太平御覽》353引《司馬法》雲：“夏執元鉞，商執白鉞，周左杖黃鉞，右兼白旄，所以示不進者，審察斬殺之威也。”在徵戰時，將領手持旌旗或鉞，督促軍隊前進，並以軍法懲罰畏敵不前者。徽章指軍中士卒佩戴的符號，“章，夏後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竜，尚文也。”[25]日、月和虎、竜與旌旗的玄、白、黃一樣，代表着一定的文化。
鼓為軍中的樂器，有鼓舞士氣的作用，《樂纂》引《司馬法》曰：“軍中之樂，鼓笛為上，使聞者壯勇而樂和，細絲豪竹不可用也。”在軍隊中，不同等級的首領用不同的指揮器材，一般來說，用鼓者為高級將領。《左傳·襄公十三年》正義引《司馬法》曰：“十人之帥執鈴，百人之帥執鐸，千人之帥執鼓，萬人之將執大鼓。” 對於擊鼓聲音的高低，也有明確的規定，“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闒，鐸聲不過琅。”[26]擊鼓還有警戒作用，是古軍禮的重要內容，“昏鼓四通為大 ，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發煦。”[27]在戰場上，軍隊的進退也以鼓為號，並且對旌旗、戰車、騎兵、步兵等都用不同的鼓聲來區別。“凡鼓，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併。”[28]在出兵前，以血塗染軍鼓和兵器，也是古代軍禮的重要內容之一。“血於鼙鼓者，神戎器也。”[29]以類似宗教的祭祀活動來凝聚士氣，在當時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其五，關於軍中禮儀。軍隊中將帥與士卒、上級與下級有嚴格的禮儀來規範尊卑位次，但在特殊情況下則有特殊規定。《漢書·李廣傳》引《司馬法》曰：“登車不軾，遭喪不服”。軾，指車前的橫木，撫車軾以示敬禮，一旦登上戰車，無論遇到何人，都可以不軾，即不必示以敬禮。服，指喪服，在遇有喪事時，人們依據與死者的親疏遠近穿着不同的喪服，但在作戰時，軍人不得穿戴喪服。今本《司馬法·天子之義》有：“介者不拜，兵車不軾，城上不趨，危及不齒。”即身穿甲胄的武士見到長官可以不跪拜，乘兵車的人不需撫車軾嚮尊者敬禮，在城上守衛的人見到尊者不必趨拜，在危急之際不必嚮尊者啓齒問候。這些規定的目的，意在避免因禮儀而耽誤戰事。戰事至上是將士的共同原則。
《司馬兵法》中有關“出軍賦”的記載，也具有較高的文化價值。先秦文獻對周代軍賦情況的記述不多，《司馬兵法》中所保留的有關軍賦制度的資料，為人們研究先秦軍賦制度及其變化具有重要價值。
《司馬兵法》有關軍賦的記述可以見到的有兩則，一是《周禮·小司徒》註引《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傢，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傢，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傢，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裏，萬井，三萬傢，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另一則是《左傳·成公元年》正義引《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族七十二人，戈盾具，謂之乘馬。”
這兩則資料的相同之處在於都提到了軍賦以井田製為基礎，都認為一井之中三屋九夫，相具以出賦稅，這正與《漢書·刑法志》所云相吻合。《漢書·刑法志》曰：“ 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幹戈，教以文德，而又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製軍賦。”所謂“因井田而製軍賦”就是說軍賦是以井田製為基礎而進行徵斂的。
這兩則資料的不同處有兩點。一是出賦的單位不同，《左傳》正義所引《司馬法》以甸為出賦單位，且從井到甸的組織單位都是四進製。這一點與《周禮·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相一致；《周禮·小司徒》註引《司馬法》以成為出賦單位，從井到成的組織單位都是十進製，這一點與《周禮·匠人》：“九夫為井，井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裏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四尺，謂之洫。方百裏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相一致。二者的不同又都能從《周禮》中找出相應的共同點，難道《司馬法》與《周禮》都自相矛盾嗎？其實不然。衹要我們瞭解周代地方基層組織的劃分，這個問題就不難理解了。
從《周禮》的記述看，周代政治結構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將周王畿和各諸侯國的統治地盤分為國、野兩大區域，製國為六鄉，製野為六遂，六遂之外又有公邑、傢邑、小都、大都，這些都是周王賜給大夫、卿、三公、王子的封地，稱“三等采地”。在不同的區域內，有的實行井田製，有的則實行溝洫法。《周禮·匠人》鄭玄註曰：“畿內采地之製，九夫為井，井者方一裏，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製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裏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裏，出田稅，緣邊一裏治洫。方百裏為同，同中容六十四成，方八十裏出田稅，緣邊十裏治澮。采地者，在三百裏、四百裏、五百裏之中。”由此可以看出，每成方十裏，共100裏，成中一甸方八裏，共64裏，剩餘的周邊36裏治理洫。成內出賦者為64裏，因為“井者方一裏”，所以64裏即64井，這和“甸六十四井”相一致，也就是說四進製的甸和十進製的成，雖然名稱不同，作為出賦單位，都是64井，而這並沒有本質的區別。
這兩則資料的另一處不同是出賦數目不同。《左傳》正義所引《司馬法》為：“（每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謂之乘馬。”《周禮》註引《司馬法》則曰：“（每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對於這兩種不同的出賦數目，歷代學者都有不同的認識，唐代學者賈公彥認為前者為“畿外邦國法”，後者為“畿內采地法”[30]，是由於地域不同而出賦數目不一。清代學者江永則認為：“七十五人者，丘成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製。”[31]即徵30人是正常情況下的通製，75人則是最大限製數。戴震、孫詒讓也持此說。當代學者韓連琪先生則認為：出賦數目不同，是由於軍製的變化，西周至春秋初期，兵製為“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到春秋後期，步卒在戰爭中的作用日趨重要，所以變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32]我們認為韓先生的觀點是正確的。
西周時期的兵製見於《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五伍為兩的“兩”即兵車一輛或一乘，用徒五伍即25人，另有5人負責廄養，共30人。《詩·魯頌·悶言》說魯僖公時的軍隊是：“公車千乘”、“公徒三萬”，這正與《司馬法》所言“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相符合。到春秋以後，戰爭擴大，兵的數目漸漸增加，原有的軍賦便不夠用了。魯僖公十五年晉作“爰田”和“州兵”；成公元年魯作“丘甲”；昭公四年鄭作“丘賦”，都是指增加軍賦，遺憾的是由於史料語焉不詳，其事都不可詳考。《司馬法》：“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正好可以證明這一問題，即每甸或每成的軍賦由“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增加到“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因此我們說《司馬法》中有關出軍賦的文獻資料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它反映了春秋時期軍賦變化的基本情況，這是其它文獻典籍中所沒有的。
註釋：
[1] 《史記·蘇秦列傳》。
[2] [清]秦蕙田：《五禮通考》引，1911年據清乾隆年間無錫秦蕙田味經窩刻版重修本。
[3] 孫詒讓：《周禮正義》捲二十，中華書局1987年版。
[4] 田旭東：《司馬法淺說》，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
[5] 《續資治通鑒長編》捲三○三，中華書局1986年版。
[6][11][23][25] 《司馬法·天子之義》，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所引《司馬法》皆用此本。
[7][8][9][10][12] 《司馬法·仁本》。
[13][16] 《史記·司馬穰苴傳》。
[14][15][28] 《司馬法·嚴位》。
[17][19] 《司馬法·定爵》。
[18] 《司馬法·用衆》。
[20][22] 《太平御覽》捲二十引《司馬法》，中華書局1985年版。
[21] 《禮記·昏義》。
[24] 《周禮·大司馬》。
[26] 《周禮·大司馬》註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以下所引《周禮》皆用此本。
[27] 《周禮·鼓人》註引。
[29] 《史記·高祖本紀》索引。
[30] 《周禮·小司徒》疏。
[31] [清]江永：《周禮疑義舉要》捲三，中華書局1985年版。
[32] 韓連琪：《周代軍賦及其演變》，載《文史哲》1980年第3期。
（《齊魯文化研究》第三輯）
一捲（浙江範懋柱傢天一閣藏本）
一作《握機經》，一作《幄機經》。舊本題風後撰，漢丞相公孫宏解，晉西平太守馬隆述贊。案《漢書·藝文志·兵傢陰陽》風後十三篇。班固自註曰：圖二捲，依託也。並無《握奇經》之名。且十三篇，《七略》著錄，固尚以為依託。則此經此解，《七略》不著錄者，其依託更不待辨矣。馬隆述贊，《隋志》亦不著錄，則猶之公孫宏解也。考唐獨孤及《毗陵集》有《八陣圖記》，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後握機製勝，作為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嚮敵而蟠，飛竜翔鳥，上下其旁，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案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雲雲。所說乃一一與此經合。疑唐以來好事者因諸葛亮八陣之法，推演為圖，托之風後。其後又因及此記，推衍以為此經，並取記中握機製勝之語以為之名。《宋史·藝文志》始著於錄，其晚出之顯證矣。高似孫《子略》曰，馬隆本作《幄機》。序曰：幄者帳也，大將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幄機》。則因握幄字近而附會其文。今本多題曰《握奇》，則又因經中有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之語，改易其名也。似孫又云：總有三本，一本三百六十字，一本三百八十字，蓋呂尚增字以發明之。其一行間有公孫宏等語。今本衍四字。校驗此本，分為三章，正得三百八十四字，蓋即似孫所謂衍四字本也。經後原附續圖，據《書錄解題》亦稱馬隆所補。然有目而無圖，殆傳寫佚之歟？
---出《四庫總目提要》
《握奇經》又名《握機經》。是中國古代八陣布列的兵書。舊本題風後撰，所以有時也稱《風後握奇經》。
風後是傳說中軒轅黃帝的大臣。有人考證係晉武帝時西平太守馬隆偽托。晉史記載馬隆曾與西羌作戰，製作用於防禦的編箱車，在廣阔地帶依八陣圖聯車為營並用磁石放路旁，使穿鐵甲的敵人行走不便，在軍事上是頗有創造性的。
本書內容混雜，可能是不同時期不同人的作品混合而成，主要論述商周時代車兵和徒兵方陣的隊形變換，對後代講陣法的兵書影響很大。它用正兵和奇兵來說明八陣，指出：“經曰八陣，四為正，四為奇。”徒兵在車的四周組成方陣，自身隊伍可以進行變換，“或合而為一”，將兵車首尾連接；變為圓陣；“或離而為八”，將兵車、徒兵分別配置變為八陣。它還提出要有“餘奇”之兵，即遊軍，執行“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的機動任務，認為無論八陣或遊軍都應根據“天文、氣候、山川、嚮背、利害，隨時而行”。布陣時，一般先由遊軍於陣前兩端警戒；布陣畢，遊軍即撤至陣後待命。作戰時，一般用四正四奇之兵與敵交鋒，遊軍視情況由陣後出擊，配合八陣作戰。這種靈活多變的布陣方法，突出了軍隊的機動性，體現了一定的辯證思想。
《握奇經》最大的特點有二：
一、遊軍：中外古代軍事思想一般都不很重視遊擊部隊的作用，但《握奇經》的遊軍理論明顯已經關乎軍事戰役的成敗。對遊擊作戰的重視很能與現代世界“少而精”的部隊組建及“快速反應”作戰戰略相媲美。
二、陣法：《握奇經》應該說是中國古代陣法的專著，而陣法在中國古代的軍事作戰中處於相當重要的位置。它所體現不僅是隊形與排列的簡單關係。如果沒有全局性的戰略謀劃及整體性的兵種配合思想與協調能力，是無法恰當組織與應用的。而《握奇經》以哲學的高度抽象概括出了一些基本原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正、奇”的概念。
雖然《握奇經》沒有就軍事作戰的每個方面都給以論述，但其“奇正”的軍事哲學觀卻可實踐到軍事藝術的每一個環節。嚴格的說，它更是一部哲學著作——軍事哲學著作。而這部軍事哲學著作衹有380個字（據說原始文本衹有19個字）。
一作《握機經》，一作《幄機經》。舊本題風後撰，漢丞相公孫宏解，晉西平太守馬隆述贊。案《漢書·藝文志·兵傢陰陽》風後十三篇。班固自註曰：圖二捲，依託也。並無《握奇經》之名。且十三篇，《七略》著錄，固尚以為依託。則此經此解，《七略》不著錄者，其依託更不待辨矣。馬隆述贊，《隋志》亦不著錄，則猶之公孫宏解也。考唐獨孤及《毗陵集》有《八陣圖記》，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後握機製勝，作為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嚮敵而蟠，飛竜翔鳥，上下其旁，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案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雲雲。所說乃一一與此經合。疑唐以來好事者因諸葛亮八陣之法，推演為圖，托之風後。其後又因及此記，推衍以為此經，並取記中握機製勝之語以為之名。《宋史·藝文志》始著於錄，其晚出之顯證矣。高似孫《子略》曰，馬隆本作《幄機》。序曰：幄者帳也，大將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幄機》。則因握幄字近而附會其文。今本多題曰《握奇》，則又因經中有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之語，改易其名也。似孫又云：總有三本，一本三百六十字，一本三百八十字，蓋呂尚增字以發明之。其一行間有公孫宏等語。今本衍四字。校驗此本，分為三章，正得三百八十四字，蓋即似孫所謂衍四字本也。經後原附續圖，據《書錄解題》亦稱馬隆所補。然有目而無圖，殆傳寫佚之歟？
---出《四庫總目提要》
《握奇經》又名《握機經》。是中國古代八陣布列的兵書。舊本題風後撰，所以有時也稱《風後握奇經》。
風後是傳說中軒轅黃帝的大臣。有人考證係晉武帝時西平太守馬隆偽托。晉史記載馬隆曾與西羌作戰，製作用於防禦的編箱車，在廣阔地帶依八陣圖聯車為營並用磁石放路旁，使穿鐵甲的敵人行走不便，在軍事上是頗有創造性的。
本書內容混雜，可能是不同時期不同人的作品混合而成，主要論述商周時代車兵和徒兵方陣的隊形變換，對後代講陣法的兵書影響很大。它用正兵和奇兵來說明八陣，指出：“經曰八陣，四為正，四為奇。”徒兵在車的四周組成方陣，自身隊伍可以進行變換，“或合而為一”，將兵車首尾連接；變為圓陣；“或離而為八”，將兵車、徒兵分別配置變為八陣。它還提出要有“餘奇”之兵，即遊軍，執行“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的機動任務，認為無論八陣或遊軍都應根據“天文、氣候、山川、嚮背、利害，隨時而行”。布陣時，一般先由遊軍於陣前兩端警戒；布陣畢，遊軍即撤至陣後待命。作戰時，一般用四正四奇之兵與敵交鋒，遊軍視情況由陣後出擊，配合八陣作戰。這種靈活多變的布陣方法，突出了軍隊的機動性，體現了一定的辯證思想。
《握奇經》最大的特點有二：
一、遊軍：中外古代軍事思想一般都不很重視遊擊部隊的作用，但《握奇經》的遊軍理論明顯已經關乎軍事戰役的成敗。對遊擊作戰的重視很能與現代世界“少而精”的部隊組建及“快速反應”作戰戰略相媲美。
二、陣法：《握奇經》應該說是中國古代陣法的專著，而陣法在中國古代的軍事作戰中處於相當重要的位置。它所體現不僅是隊形與排列的簡單關係。如果沒有全局性的戰略謀劃及整體性的兵種配合思想與協調能力，是無法恰當組織與應用的。而《握奇經》以哲學的高度抽象概括出了一些基本原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正、奇”的概念。
雖然《握奇經》沒有就軍事作戰的每個方面都給以論述，但其“奇正”的軍事哲學觀卻可實踐到軍事藝術的每一個環節。嚴格的說，它更是一部哲學著作——軍事哲學著作。而這部軍事哲學著作衹有380個字（據說原始文本衹有19個字）。
中國宋代著名兵書。北宋吳郡（今江蘇吳縣）人許洞,歷四年於景德元年(1004)撰成，凡20捲，210篇，共論210個問題。許洞曾任雄武軍推官、均州參軍等職。該書現存明嘉靖刊本及清《四庫全書》等刊刻本。《虎鈐經》以上言人謀，中言地利，下言天時為主旨，兼及風角占候、人馬醫護等內容。許洞認為天、地、人三者的關係應是“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虎鈐經》，明刊本，下同），重視人（主要是將帥）在戰爭中的作用。要求將帥應“觀彼動靜”而靈活用兵，做到“以虛含變應敵”。儘管天時有吉兇，地形有險易，戰勢有利害,如能吉中見兇、兇中見吉,易中見險、險中見易，利中見害、害中見利，就能用兵盡其變。他還認為，要取勝須“以糧儲為本，謀略為器”。未戰之前要“先謀”：欲謀用兵，先謀安民；欲謀攻敵，先謀通糧；欲謀疏陳，先謀地利；欲謀勝敵，先謀人和；欲謀守據，先謀儲蓄；欲謀強兵，先謀賞罰等。既戰之後，一要善於“奪恃”：奪氣、奪隘、奪勇等；二要善於“襲虛”：以佯動、誘敵擊其虛；三要“任勢 ”：乘機擊敵懈怠，設伏擊敵不意，乘勝擴張戰果等。還強調“逆用古法”，“利在變通之機”。該書在體例上,分類編排，按類闡述,匯集的與軍事有關的天文、歷法、記時及識別方位等知識，有許多為過去兵書所少有。此外，還匯集了不少陣法，並創造了諸如飛鶚、長虹等陣。但書中天人感應等荒誕迷信之談，則不可取。
中國宋代城邑防禦的專著。南宋初陳規、湯璹撰。陳規(1072～1141)字元則,密州安丘（今屬山東）人,先後任安陸令、知德安府、知順昌府、樞密院直學士及知廬州兼淮西安撫使等職，在德安、順昌時以善於守城聞名於世。湯璹字君寶,瀏陽（今屬湖南）人,淳熙十四年 (1187)進士，曾任德安府教授。《守城錄》全書由陳規的《靖康朝野僉言後序》、《守城機要》和湯璹的《建炎德安守禦錄》三部分組成，原各自成帙，寧宗以後合為一書，刊行於世。現存清乾隆四十年(1775)抄本及嘉慶、道光時刻本,共四捲,約 17800字。該書根據攻城武器的發展和實戰經驗，着重闡述了守城戰法的改革。它提出“善守城者”不能衹守無攻,而要“守中有攻”,要註意溝通城內外道路，便利隨時乘隙出擊。它主張改革城門、城墻、城廓舊製,如收縮易受炮擊的四方城角,拆除馬面墻（城門兩側城墻上的突出部分）上的附樓，另 “築高厚墻”等。由原來的一城一壕代之以“重城重壕” 的新城防體係，以增強城邑防禦能力。並具體闡述了炮在守城中新的使用方法,即由配置城頭變為暗設城裏,由城上觀察目標，糾正射嚮和彈着點。此書還記載了陳規於紹興二年(1132)研製成長竹竿火槍20餘支及其在守城作戰中發揮的作用。這種火槍是最早的管形火器，在科技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曾詔刻《守城機要》為《德安守城錄》，頒行天下，令各地守城將領效法，在當時産生很大影響。
根據《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記載："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司馬穰苴，春秋末期齊國人。原來姓田，名穰苴，曾領兵戰勝晉、燕，被齊景公封為掌管軍事的大司馬，後人尊稱為司馬穰苴。
《司馬法》最早見於《漢書·藝文志》的禮類，稱《軍禮司馬法》，共計155篇。漢朝以後，在長期流傳過程中，該書多有散佚，至唐代編《隋書·經籍志》時錄為35篇，列入子部兵傢類，稱為《司馬法》，即今本《司馬法》35篇的原型。
此書受到歷代兵傢及統治者的高度重視。漢武帝曾"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任，秩比博士。"司馬遷稱該書"閎廓深遠，雖三代徵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北宋元豐年間，《司馬法》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作為考試武臣、選拔將領、鑽研軍事的必讀之書。由於《司馬法》年代久遠，散失嚴重，所以對於該書的真偽、成書年代、作者等問題，歷代學者均有各種不同的看法，特別是明清以來，辯偽成風，《司馬法》成了一部爭議極大的兵書。有的認為《司馬法》是一部偽書；有的學者認為史書中的《司馬兵法》、《司馬穰苴兵法》、《司馬法》、《軍禮司馬法》是幾種不同的書；有的認為今本《司馬法》可分為兩部分，前兩篇為古《司馬法》，後三篇為《司馬穰苴兵法》。目前，國內學者一般認為今本《司馬法》不是偽書，歷史上的《司馬兵法》、《司馬穰苴兵法》、《軍禮司馬法》均包含於《司馬法》之中。作者為司馬穰苴及其追論者。儘管由於該書亡佚嚴重，155篇僅存5篇，內容不全，但它仍具有很好的軍事思想和很高的軍事價值。
《司馬法》論述的範圍極為廣泛，基本涉及了軍事的各個方面；保存了古代用兵與治兵的原則，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出師禮儀、兵器、徽章、賞罰、警戒等方面的重要史料。此外，還有很豐富的哲理思想，很重視戰爭中精神、物質力量之間的轉化和輕與重辨證關係的統一。對於人的因素、士氣的作用非常重視。
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戰國初齊威王令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並附春秋時齊國大將司馬穰苴兵法於其中，故又稱《司馬穰苴兵法》。《漢書·藝文志》著錄《軍禮司馬法》155篇,入禮類。《隋書·經籍志》著錄《司馬兵法》3,司馬穰苴撰，入子部兵書類，其後各史志和目錄書多因襲此說。今本3,5篇,為《仁本》、《天子之義》、《定爵》、《嚴位》、《用衆》。另有逸文60餘條，1600多字。唐魏徵將其部分內容收入《群書治要》。宋刻《武經七書》本為現存最早刊本。流傳至今的各種註解本與翻刻本見於著錄者不下四五十種。
戰爭觀
《 司馬法》按戰爭的目的，把戰爭分為正義與非正義兩大類。認為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誅暴扶弱的戰爭是正義的。所以,為安人而殺人,殺之可也；為愛其民而攻其國，攻之可也；為止戰而戰，雖戰可也。為擴大疆土或奪取財貨、恃國之大而凌辱小國之民的戰爭是非正義的。興兵作戰要“以仁為本”，若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而危有功之君的無道行為，天子即可集結諸侯各國出兵徵伐，並製定了在九種情況下出伐的禁令。強調發動戰爭應以保護人民的利益為前提條件,“戰道，不違時, 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兇，所以愛夫其民也；鼕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在對敵政策問題上，提出“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把戰爭“罪人”和一般兵士相區別，同時主張優待俘虜，對其傷者進行醫護。不主張侵犯敵國民衆的利益,要求軍隊在進入敵區後，嚴格遵守紀律,以求得敵國民衆的同情與支持。這是中國最早關於對敵政策和群衆紀律的論述。
備戰、慎戰是《 司馬法》戰爭觀的一個重要思想。它認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強調居安思危，常備不懈，每年藉春秋兩次大規模的圍獵活動進行軍事操法訓練和檢閱，以示全國上下不忘戰並隨時準備應戰。在強調備戰的同時，又強調“國雖大,好戰必亡”,要備戰，但不可好戰。
治軍思想
《司馬法》認為，“治國尚禮，治軍尚法”,二者有着根本的區別,“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治軍尚法的首要問題是嚴明賞罰，書中列舉夏、商、周三代賞罰制度的異同，並詳細論述治軍立法的各種要則，強調申軍法、立約束、明賞罰是治理軍隊的關鍵所在。《司馬法》中含有大量的軍禮內容，大體可分為：出軍製賦，軍製(含車兵、步兵編製及兵器配備)，出師(含時令、宜社、造廟、事由、目的、軍中職事等)，旌旗，鼓，徽章，誓師，校閱蒐狩,獻捷，獻俘，軍中禮儀，禁令，軍威，賞罰，止語，等等。這些軍製、軍法內容的規定，體現了以法治軍思想。在將帥修養方面，提出“仁、義、智、勇、信”五條標準。強調德纔兼備，智勇雙全，以身作則，身先士卒，“敬則慊，率則服”。要謙讓、嚴明、果敢、負責、不諉過、能為人表率，這樣，才能使軍隊做到有禮有節，勇猛善戰。
軍事辯證法思想
《司馬法》的戰爭指導思想是建立在樸素的軍事辯證法思想基礎之上的。它強調對戰爭要全面考察，做到“五慮”，即順應天時，廣集財富，人和，地利，兵器精良。戰前既要周密計劃，戰中又要通達權變，註意偵察、洞悉敵方情況變化，對不同的敵人采取不同的打擊方法。要善於從衆寡、輕重、治亂、進退、難易、固危、先後、息怠、強靜與微靜、小懼與大懼等各種對立統一的關係中分析敵我雙方的情況，在此前提下决定作戰策略。強調輕重是相互為用、可以轉化的，要善於相宜而用，轉變力量對比，取得對敵優勢。對敵觀察要善於透過現象看清本質,做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窕；擊其大懼，避其小懼”。武器配備要長、短、輕、重、銳、鈍相雜，使之各發揮其特長而相互彌補其不足。對軍隊運動時休息與否、何時休息、休息時間長短諸問題也應掌握得恰到好處，“息則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懾”等。
《司馬法》一嚮受到統治者、兵傢和學者們的重視。它所闡述的以法治軍的思想和具體的軍法內容，為其後各時期製定軍隊法令、條例提供了依據。歷朝論證周代軍製和註解古籍者對《司馬法》多所稱引。宋代以來，該書被列為武舉應試的經典之一，傳播更加廣泛。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影響。但其泥古保守的思想則不可取。
《司馬法》最早見於《漢書·藝文志》的禮類，稱《軍禮司馬法》，共計155篇。漢朝以後，在長期流傳過程中，該書多有散佚，至唐代編《隋書·經籍志》時錄為35篇，列入子部兵傢類，稱為《司馬法》，即今本《司馬法》35篇的原型。
此書受到歷代兵傢及統治者的高度重視。漢武帝曾"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任，秩比博士。"司馬遷稱該書"閎廓深遠，雖三代徵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北宋元豐年間，《司馬法》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作為考試武臣、選拔將領、鑽研軍事的必讀之書。由於《司馬法》年代久遠，散失嚴重，所以對於該書的真偽、成書年代、作者等問題，歷代學者均有各種不同的看法，特別是明清以來，辯偽成風，《司馬法》成了一部爭議極大的兵書。有的認為《司馬法》是一部偽書；有的學者認為史書中的《司馬兵法》、《司馬穰苴兵法》、《司馬法》、《軍禮司馬法》是幾種不同的書；有的認為今本《司馬法》可分為兩部分，前兩篇為古《司馬法》，後三篇為《司馬穰苴兵法》。目前，國內學者一般認為今本《司馬法》不是偽書，歷史上的《司馬兵法》、《司馬穰苴兵法》、《軍禮司馬法》均包含於《司馬法》之中。作者為司馬穰苴及其追論者。儘管由於該書亡佚嚴重，155篇僅存5篇，內容不全，但它仍具有很好的軍事思想和很高的軍事價值。
《司馬法》論述的範圍極為廣泛，基本涉及了軍事的各個方面；保存了古代用兵與治兵的原則，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出師禮儀、兵器、徽章、賞罰、警戒等方面的重要史料。此外，還有很豐富的哲理思想，很重視戰爭中精神、物質力量之間的轉化和輕與重辨證關係的統一。對於人的因素、士氣的作用非常重視。
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戰國初齊威王令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並附春秋時齊國大將司馬穰苴兵法於其中，故又稱《司馬穰苴兵法》。《漢書·藝文志》著錄《軍禮司馬法》155篇,入禮類。《隋書·經籍志》著錄《司馬兵法》3,司馬穰苴撰，入子部兵書類，其後各史志和目錄書多因襲此說。今本3,5篇,為《仁本》、《天子之義》、《定爵》、《嚴位》、《用衆》。另有逸文60餘條，1600多字。唐魏徵將其部分內容收入《群書治要》。宋刻《武經七書》本為現存最早刊本。流傳至今的各種註解本與翻刻本見於著錄者不下四五十種。
戰爭觀
《 司馬法》按戰爭的目的，把戰爭分為正義與非正義兩大類。認為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誅暴扶弱的戰爭是正義的。所以,為安人而殺人,殺之可也；為愛其民而攻其國，攻之可也；為止戰而戰，雖戰可也。為擴大疆土或奪取財貨、恃國之大而凌辱小國之民的戰爭是非正義的。興兵作戰要“以仁為本”，若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而危有功之君的無道行為，天子即可集結諸侯各國出兵徵伐，並製定了在九種情況下出伐的禁令。強調發動戰爭應以保護人民的利益為前提條件,“戰道，不違時, 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兇，所以愛夫其民也；鼕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在對敵政策問題上，提出“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把戰爭“罪人”和一般兵士相區別，同時主張優待俘虜，對其傷者進行醫護。不主張侵犯敵國民衆的利益,要求軍隊在進入敵區後，嚴格遵守紀律,以求得敵國民衆的同情與支持。這是中國最早關於對敵政策和群衆紀律的論述。
備戰、慎戰是《 司馬法》戰爭觀的一個重要思想。它認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強調居安思危，常備不懈，每年藉春秋兩次大規模的圍獵活動進行軍事操法訓練和檢閱，以示全國上下不忘戰並隨時準備應戰。在強調備戰的同時，又強調“國雖大,好戰必亡”,要備戰，但不可好戰。
治軍思想
《司馬法》認為，“治國尚禮，治軍尚法”,二者有着根本的區別,“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治軍尚法的首要問題是嚴明賞罰，書中列舉夏、商、周三代賞罰制度的異同，並詳細論述治軍立法的各種要則，強調申軍法、立約束、明賞罰是治理軍隊的關鍵所在。《司馬法》中含有大量的軍禮內容，大體可分為：出軍製賦，軍製(含車兵、步兵編製及兵器配備)，出師(含時令、宜社、造廟、事由、目的、軍中職事等)，旌旗，鼓，徽章，誓師，校閱蒐狩,獻捷，獻俘，軍中禮儀，禁令，軍威，賞罰，止語，等等。這些軍製、軍法內容的規定，體現了以法治軍思想。在將帥修養方面，提出“仁、義、智、勇、信”五條標準。強調德纔兼備，智勇雙全，以身作則，身先士卒，“敬則慊，率則服”。要謙讓、嚴明、果敢、負責、不諉過、能為人表率，這樣，才能使軍隊做到有禮有節，勇猛善戰。
軍事辯證法思想
《司馬法》的戰爭指導思想是建立在樸素的軍事辯證法思想基礎之上的。它強調對戰爭要全面考察，做到“五慮”，即順應天時，廣集財富，人和，地利，兵器精良。戰前既要周密計劃，戰中又要通達權變，註意偵察、洞悉敵方情況變化，對不同的敵人采取不同的打擊方法。要善於從衆寡、輕重、治亂、進退、難易、固危、先後、息怠、強靜與微靜、小懼與大懼等各種對立統一的關係中分析敵我雙方的情況，在此前提下决定作戰策略。強調輕重是相互為用、可以轉化的，要善於相宜而用，轉變力量對比，取得對敵優勢。對敵觀察要善於透過現象看清本質,做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窕；擊其大懼，避其小懼”。武器配備要長、短、輕、重、銳、鈍相雜，使之各發揮其特長而相互彌補其不足。對軍隊運動時休息與否、何時休息、休息時間長短諸問題也應掌握得恰到好處，“息則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懾”等。
《司馬法》一嚮受到統治者、兵傢和學者們的重視。它所闡述的以法治軍的思想和具體的軍法內容，為其後各時期製定軍隊法令、條例提供了依據。歷朝論證周代軍製和註解古籍者對《司馬法》多所稱引。宋代以來，該書被列為武舉應試的經典之一，傳播更加廣泛。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影響。但其泥古保守的思想則不可取。
公元前354年，魏國以龐涓為將率軍伐趙，兵圍邯鄲。次年，邯鄲在久因之下已岌岌可危，而魏軍也因久攻不下，損失很大。齊國應趙國之請，以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率軍擊魏救趙。孫臏令一部輕兵乘虛直趨魏都大梁，而以主力埋伏於龐涓大軍歸途必經的桂陵之地。魏國因主力遠征，都城十分空虛。魏惠王見齊軍逼進，急令龐涓回師自救。剛剛攻下邯鄲的龐涓聞大梁告急，急率疲憊之師回救。至桂陵時，遭到齊軍迎頭痛擊，幾乎全軍覆滅龐涓僅以身免。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桂陵之戰”。
12年後，魏國在國力恢復之後，再次發動戰爭，將矛頭指嚮了自己的另一鄰國——韓國。韓國難以抵擋強大的魏軍，遂派使嚮齊國求救。齊威王采納孫臏“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的建議，在魏韓兩國幾經激戰、韓危魏疲之際，再次以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出兵救韓。孫膜依然采用圍魏救趙的計策，率兵長驅魏境，兵鋒直逼大梁。魏國鑒於桂陵之戰的教訓，遂撤韓國之圍，調10萬大軍，以太子申為上將軍、龐涓為副，準備與齊軍進行一場戰略性决戰。孫臏為調動敵人，創造戰機，果斷引兵東撤。一路上，他用減竈計造成齊軍大量逃亡的假象，以誘敵深入。龐涓果然上當，便丟下步兵，率輕騎精銳，兼程窮追。至馬陵時，遭到齊軍主力伏擊，龐涓智窮力竭，憤愧自殺。齊軍遂全殲魏軍，俘太子申，取得了馬陵之戰的重大勝利。
馬陵之戰後，田忌遭宰相鄒忌的陷害，被迫流亡楚國。孫臏辭官歸隱，潛心軍事理論研究，終於寫成了流傳千古的軍事名著——《孫臏兵法》。
《孫臏兵法》又名《齊孫子》，係與《孫子兵法》區別之故。《漢書·藝文志》稱“《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捲”，但自《隋書·經籍志》始，便不見於歷代著錄，概大約在東漢末年便已失傳。1972年，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出土，這部古兵法始重見天日。但由於年代久遠，竹簡殘缺不全，損壞嚴重。經竹簡整理小組整理考證，文物出版社於1975年出版了簡本《孫臏兵法》，共收竹簡364枚，分上、下編，各十五篇。對於這批簡文，學術界一般認為，上篇當屬原著無疑，係在孫膜著述和言論的基礎上經弟子輯錄、整理而成；下篇內容雖與上篇內容相類，但也存在着編撰體例上的不同，是否為孫臏及其弟子所著尚無充分的證據。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中，收入《孫臏兵法》凡16篇，係原上編諸篇加上下篇中的《五教法》而成，其篇目依次為：擒龐涓、見威王、威王問、陳忌問壘、篡卒、月戰、八陣、地葆、勢備、兵情、行篡、殺士、延氣、官一、五教法、強兵。
12年後，魏國在國力恢復之後，再次發動戰爭，將矛頭指嚮了自己的另一鄰國——韓國。韓國難以抵擋強大的魏軍，遂派使嚮齊國求救。齊威王采納孫臏“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的建議，在魏韓兩國幾經激戰、韓危魏疲之際，再次以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出兵救韓。孫膜依然采用圍魏救趙的計策，率兵長驅魏境，兵鋒直逼大梁。魏國鑒於桂陵之戰的教訓，遂撤韓國之圍，調10萬大軍，以太子申為上將軍、龐涓為副，準備與齊軍進行一場戰略性决戰。孫臏為調動敵人，創造戰機，果斷引兵東撤。一路上，他用減竈計造成齊軍大量逃亡的假象，以誘敵深入。龐涓果然上當，便丟下步兵，率輕騎精銳，兼程窮追。至馬陵時，遭到齊軍主力伏擊，龐涓智窮力竭，憤愧自殺。齊軍遂全殲魏軍，俘太子申，取得了馬陵之戰的重大勝利。
馬陵之戰後，田忌遭宰相鄒忌的陷害，被迫流亡楚國。孫臏辭官歸隱，潛心軍事理論研究，終於寫成了流傳千古的軍事名著——《孫臏兵法》。
《孫臏兵法》又名《齊孫子》，係與《孫子兵法》區別之故。《漢書·藝文志》稱“《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捲”，但自《隋書·經籍志》始，便不見於歷代著錄，概大約在東漢末年便已失傳。1972年，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出土，這部古兵法始重見天日。但由於年代久遠，竹簡殘缺不全，損壞嚴重。經竹簡整理小組整理考證，文物出版社於1975年出版了簡本《孫臏兵法》，共收竹簡364枚，分上、下編，各十五篇。對於這批簡文，學術界一般認為，上篇當屬原著無疑，係在孫膜著述和言論的基礎上經弟子輯錄、整理而成；下篇內容雖與上篇內容相類，但也存在着編撰體例上的不同，是否為孫臏及其弟子所著尚無充分的證據。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中，收入《孫臏兵法》凡16篇，係原上編諸篇加上下篇中的《五教法》而成，其篇目依次為：擒龐涓、見威王、威王問、陳忌問壘、篡卒、月戰、八陣、地葆、勢備、兵情、行篡、殺士、延氣、官一、五教法、強兵。
《孫子略解》（即《孫子註》），曹操著，開創整理註釋《孫子兵法》十三篇的先河，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古代軍事理論。其“兵以義動”的戰爭觀，因事設奇、任勢製勝的“詭詐論”，註重後勤保障和加強水軍建設的遠見，頗受後世推重。
主要論述了戰爭觀問題.該篇既反對持衆好戰,也反對重修德,而廢弛武備.它認為衹有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才能使國傢強盛.
〈圖國〉篇發展了孫武的"兵貴勝,不貴久"的思想
〈料敵〉篇主要講述如何判斷敵情,因敵製勝的問題.
〈治兵〉篇主要論述如何治軍,指出戰爭的勝負不是取决與軍隊人數的多少,而是取决與軍隊是否法令嚴明,賞罰必信,打不散,拖不垮.
〈論將〉篇主要論述將帥的重要和對將帥素質的要求.將帥為全軍的統帥,必須剛柔兼備.將帥必須依靠金鼓,旗幟和禁令,刑罰來治軍和指揮作戰.
〈應變〉篇闡述了在不同的情況下的應變之術和作戰方法
〈勵士〉篇主要講述如何激勵士氣.
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相傳戰國初期吳起所著，戰國末年即已流傳。《漢書·藝文志》稱“吳起四十八篇”，《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載為一捲。今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刊本，存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六篇，分上下兩捲。
《吳子》是在封建制度確立後，戰爭和軍事思想有了顯著發展的歷史條件下産生的。這時，軍隊成分的改變，鐵兵器和弩的廣泛使用以及騎兵的出現，引起了作戰方式的明顯變化。它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戰爭理論、軍隊建設和作戰指導方面的觀點。
《吳子》主張“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續古逸叢書》影宋本，下同）,把政治和軍事緊密結合起來,所謂“文德”，就是“道、義、禮、仁”，並以此治理軍隊和民衆。認為“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強調軍隊、國傢要和睦。所謂“武備”,就是“安國傢之道，先戒為寶”,必須“簡募良材，以備不虞”。它把戰爭區分為義兵、強兵、剛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質，主張對戰爭要采取慎重的態度，反對窮兵黷武。
它主張兵不在多，“以治為勝”。治，就是建設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絶成陳,雖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當。”要求選募良材、重用勇士和志在殺敵立功的人，作為軍隊的骨幹，並“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對士卒的使用要因人而異，使“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為謀主”，以發揮各自的特長；按照同鄉同裏編組,同什同伍互相聯保,以對部衆嚴加控製；采取“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的教戰方法，嚴格訓練；明法審令，使“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 ”，做到令行禁止，嚴不可犯；將領必須與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奬勵有功者，勉勵無功者，撫恤和慰問犧牲將士的傢屬，以恩結士心，使其“樂戰”、“樂死”；要“任賢使能”，選拔文武兼備、剛柔並用、能“率下安衆、怖敵决疑”的人為將。
它強調料敵用兵，因情擊敵。針對齊、秦、楚、燕、韓、趙六國的政治、地理、民情、軍隊、陣勢等不同特點，提出了不同的作戰方針和戰法。例如：對齊作戰，“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對秦作戰，先示之以利，待其士卒失去控製時，再“乘乖獵散，設伏投機”；與楚作戰，則“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疲而勞之，勿與爭戰”；同燕作戰，則“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和“謹我車騎必避之路”;與韓、趙作戰時，則“阻陣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它還強調“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指出有八種情況，不需再卜問吉兇,即可嚮敵進擊,在十三種情況下要“急擊勿疑”,旨在乘隙蹈瑕,不失戰機；又列舉了不需占卜即可决定不與敵作戰的六種情況，要“避之勿疑”。並進一步指出“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它還註重“應變”，提出擊強、擊衆、𠔌戰、水戰、圍城等具體戰法。它最早對養馬和騎戰做了專門的論述。
《吳子》繼承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有關思想，在歷史上曾與《孫子》齊名，並稱為“孫吳兵法”，因而為歷代兵傢所重視。現有日、英、法、俄等譯本流傳。
〈圖國〉篇發展了孫武的"兵貴勝,不貴久"的思想
〈料敵〉篇主要講述如何判斷敵情,因敵製勝的問題.
〈治兵〉篇主要論述如何治軍,指出戰爭的勝負不是取决與軍隊人數的多少,而是取决與軍隊是否法令嚴明,賞罰必信,打不散,拖不垮.
〈論將〉篇主要論述將帥的重要和對將帥素質的要求.將帥為全軍的統帥,必須剛柔兼備.將帥必須依靠金鼓,旗幟和禁令,刑罰來治軍和指揮作戰.
〈應變〉篇闡述了在不同的情況下的應變之術和作戰方法
〈勵士〉篇主要講述如何激勵士氣.
中國古代著名兵書，《武經七書》之一。相傳戰國初期吳起所著，戰國末年即已流傳。《漢書·藝文志》稱“吳起四十八篇”，《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載為一捲。今有《續古逸叢書》影宋本及明、清刊本，存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六篇，分上下兩捲。
《吳子》是在封建制度確立後，戰爭和軍事思想有了顯著發展的歷史條件下産生的。這時，軍隊成分的改變，鐵兵器和弩的廣泛使用以及騎兵的出現，引起了作戰方式的明顯變化。它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戰爭理論、軍隊建設和作戰指導方面的觀點。
《吳子》主張“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續古逸叢書》影宋本，下同）,把政治和軍事緊密結合起來,所謂“文德”，就是“道、義、禮、仁”，並以此治理軍隊和民衆。認為“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強調軍隊、國傢要和睦。所謂“武備”,就是“安國傢之道，先戒為寶”,必須“簡募良材，以備不虞”。它把戰爭區分為義兵、強兵、剛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質，主張對戰爭要采取慎重的態度，反對窮兵黷武。
它主張兵不在多，“以治為勝”。治，就是建設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絶成陳,雖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當。”要求選募良材、重用勇士和志在殺敵立功的人，作為軍隊的骨幹，並“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對士卒的使用要因人而異，使“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為謀主”，以發揮各自的特長；按照同鄉同裏編組,同什同伍互相聯保,以對部衆嚴加控製；采取“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的教戰方法，嚴格訓練；明法審令，使“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 ”，做到令行禁止，嚴不可犯；將領必須與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奬勵有功者，勉勵無功者，撫恤和慰問犧牲將士的傢屬，以恩結士心，使其“樂戰”、“樂死”；要“任賢使能”，選拔文武兼備、剛柔並用、能“率下安衆、怖敵决疑”的人為將。
它強調料敵用兵，因情擊敵。針對齊、秦、楚、燕、韓、趙六國的政治、地理、民情、軍隊、陣勢等不同特點，提出了不同的作戰方針和戰法。例如：對齊作戰，“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對秦作戰，先示之以利，待其士卒失去控製時，再“乘乖獵散，設伏投機”；與楚作戰，則“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疲而勞之，勿與爭戰”；同燕作戰，則“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和“謹我車騎必避之路”;與韓、趙作戰時，則“阻陣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它還強調“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指出有八種情況，不需再卜問吉兇,即可嚮敵進擊,在十三種情況下要“急擊勿疑”,旨在乘隙蹈瑕,不失戰機；又列舉了不需占卜即可决定不與敵作戰的六種情況，要“避之勿疑”。並進一步指出“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它還註重“應變”，提出擊強、擊衆、𠔌戰、水戰、圍城等具體戰法。它最早對養馬和騎戰做了專門的論述。
《吳子》繼承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有關思想，在歷史上曾與《孫子》齊名，並稱為“孫吳兵法”，因而為歷代兵傢所重視。現有日、英、法、俄等譯本流傳。
商聖苑是商聖范蠡的紀念地。地處南陽內鄉縣城東三公裏的“三戶山”上。臨312國道，坐南面北，占地200餘畝，主要建築30多處，東依默河，西臨寶天曼自然博物館，處於伏牛山生態旅遊圈的東部門戶位置。
范蠡是春秋末期楚宛三戶人，到越國後從軍為上將軍，著有《范蠡兵法》，世稱兵傢奇書。從政為相國，在越國危亡之時輔佐越王治國興越，稱霸諸侯，展示了其政治傢、軍事傢的遠見卓識和雄纔大略。越國勝利後，功成身退，泛舟五湖，下海經商，“富而好行其德”，“三徙成名於天下”。更有千古絶色佳人西施忘情相守，為伴終生，愛情麯折纏綿，令凡夫俗子望塵莫及。
范蠡的一生充滿着驚奇、浪漫、務實及理性。驚奇之處在於能洞燭先機，並為越王製定“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的政策，以時間換取空間，改變形勢，並與文種成為越王勾踐之左右股肱。浪漫之處在於獻美人計復國，功成後與西子泛舟而去。務實之處在於不眼高手低看事務，在穩定中求發展……范蠡是一個大實業傢，懂得如何善用資源，獲得最大成就，使“陶朱公”三字流傳後世，讓陶朱事業成為商業的代名詞。後人譽他：忠以治國，勇以剋敵，智以保身，商以致富；富而好行其德；三徙成名於天下。
商聖范蠡作為中國公認的商業鼻祖，在商業文化中的地位無與倫比。他充滿傳奇色彩且富含哲理的財富人生、經濟思想、政治品格自古以來就是儒商文化的發端與肇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范蠡商學所包含的商業精神，已成為我們中華民族經世致用的寶貴財富。為了更好的弘揚商聖文化精神，打造商聖人文品牌，發揚親商、愛商、尊商、重商的傳統商業美德，加強海內外華商聯絡與交流，增強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認同感，從而使商聖文化走嚮全國，走嚮世界，滿足海內外華商尋根拜祖的心願，在他去世兩千多年後，他的故裏南陽又將他重新“請”了回來，建成了現在的集旅遊觀光、祭祖朝聖、祈福平安、餐飲娛樂、文化研究與歷史憑吊為一體的范蠡紀念地——商聖苑。
商聖苑內，林木繁茂，池水漣漪。倚三戶山建有蠡城、范公祠、吳越春秋、蠡施閣等紀念性建築群。其氣勢輝宏，古樸凝重，緊湊瑰麗，雕梁畫棟，巧奪天工。
范公祠是紀念范蠡的主體部分，占地約300多平方米，9大開間，正殿是范蠡坐像，兩邊是有關范蠡平生命運轉折的幾組畫像；文種訪賢、踏訪吳越、臥薪嚐膽、泛舟五湖、濱海開發、辭相散金、陶朱事業、萬世商祖。幾組畫像清晰的展現出范蠡傳奇的一生。
吳越春秋展示了吳越兩國的代表人物及兩國兵戎相見的戰爭過程。吳越爭霸在中國歷史上是相當精彩的一段，無論夫差、勾踐，還是文種、范蠡、伍子胥、孫武等都是難得一見的人才。富有個性及野心的君王加上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軍事天才，稱霸的時間雖短，但他們主演的這出戲可歌可泣、精彩絶倫。可以稱得上是整個春秋戰國四百多年歷史中最富戲劇性的一段。其中，范蠡是唯一完全沒有輸的大贏傢。
蠡施閣富貴堂內供奉着范蠡與西施的坐像，謳歌着忠貞不渝的愛情。室內墻壁上畫着范蠡和西施泛舟五湖的優美畫面和范蠡在膠東半島沿海開發的場景。
山後，建有專門研究商聖文化建築，主要研究范蠡的軍事思想、哲學思想、經濟思想，認為他不僅是一位足智多謀、明晰大勢的治國奇才，而且也是一位善於利用事物轉化的辯證原理進行經營的商界鼻祖，研究揭示了范蠡的人格力量、思想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認為他開創了道德經商的儒商傳統，可以轉化為現代市場經濟的規範和準則，把他和現代知識分子下海經商一事聯繫起來分析，使人重新認識儒傢的義利觀。
此外，還有“浣紗湖”、“浣紗亭”和“陶朱公養魚池”等景點，都別有情趣。
商聖苑已成為嚮海內外展示商聖文化的重要窗口！相信，隨着社會經濟的快速增長，商業價值的不斷提高，商學思想的普遍認同，商聖苑的發展前景和優勢也更加廣阔。商聖苑還將繼續加大投資力度，高標準、高質量、高品位、高水平分期改造擴建，充分利用聲光電等高科技手段，對范蠡的生平事跡、政治思想、經濟思想和商業思想價值進行挖掘展示，供海內外遊客及政、商界人士瞻仰、學習、觀光、紀念，真正將商聖苑打造成一個具有深刻文化內涵的人文品牌景區，成為南陽伏牛山生態旅遊大格局內一顆璀璨的明珠。
范蠡是春秋末期楚宛三戶人，到越國後從軍為上將軍，著有《范蠡兵法》，世稱兵傢奇書。從政為相國，在越國危亡之時輔佐越王治國興越，稱霸諸侯，展示了其政治傢、軍事傢的遠見卓識和雄纔大略。越國勝利後，功成身退，泛舟五湖，下海經商，“富而好行其德”，“三徙成名於天下”。更有千古絶色佳人西施忘情相守，為伴終生，愛情麯折纏綿，令凡夫俗子望塵莫及。
范蠡的一生充滿着驚奇、浪漫、務實及理性。驚奇之處在於能洞燭先機，並為越王製定“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的政策，以時間換取空間，改變形勢，並與文種成為越王勾踐之左右股肱。浪漫之處在於獻美人計復國，功成後與西子泛舟而去。務實之處在於不眼高手低看事務，在穩定中求發展……范蠡是一個大實業傢，懂得如何善用資源，獲得最大成就，使“陶朱公”三字流傳後世，讓陶朱事業成為商業的代名詞。後人譽他：忠以治國，勇以剋敵，智以保身，商以致富；富而好行其德；三徙成名於天下。
商聖范蠡作為中國公認的商業鼻祖，在商業文化中的地位無與倫比。他充滿傳奇色彩且富含哲理的財富人生、經濟思想、政治品格自古以來就是儒商文化的發端與肇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范蠡商學所包含的商業精神，已成為我們中華民族經世致用的寶貴財富。為了更好的弘揚商聖文化精神，打造商聖人文品牌，發揚親商、愛商、尊商、重商的傳統商業美德，加強海內外華商聯絡與交流，增強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認同感，從而使商聖文化走嚮全國，走嚮世界，滿足海內外華商尋根拜祖的心願，在他去世兩千多年後，他的故裏南陽又將他重新“請”了回來，建成了現在的集旅遊觀光、祭祖朝聖、祈福平安、餐飲娛樂、文化研究與歷史憑吊為一體的范蠡紀念地——商聖苑。
商聖苑內，林木繁茂，池水漣漪。倚三戶山建有蠡城、范公祠、吳越春秋、蠡施閣等紀念性建築群。其氣勢輝宏，古樸凝重，緊湊瑰麗，雕梁畫棟，巧奪天工。
范公祠是紀念范蠡的主體部分，占地約300多平方米，9大開間，正殿是范蠡坐像，兩邊是有關范蠡平生命運轉折的幾組畫像；文種訪賢、踏訪吳越、臥薪嚐膽、泛舟五湖、濱海開發、辭相散金、陶朱事業、萬世商祖。幾組畫像清晰的展現出范蠡傳奇的一生。
吳越春秋展示了吳越兩國的代表人物及兩國兵戎相見的戰爭過程。吳越爭霸在中國歷史上是相當精彩的一段，無論夫差、勾踐，還是文種、范蠡、伍子胥、孫武等都是難得一見的人才。富有個性及野心的君王加上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軍事天才，稱霸的時間雖短，但他們主演的這出戲可歌可泣、精彩絶倫。可以稱得上是整個春秋戰國四百多年歷史中最富戲劇性的一段。其中，范蠡是唯一完全沒有輸的大贏傢。
蠡施閣富貴堂內供奉着范蠡與西施的坐像，謳歌着忠貞不渝的愛情。室內墻壁上畫着范蠡和西施泛舟五湖的優美畫面和范蠡在膠東半島沿海開發的場景。
山後，建有專門研究商聖文化建築，主要研究范蠡的軍事思想、哲學思想、經濟思想，認為他不僅是一位足智多謀、明晰大勢的治國奇才，而且也是一位善於利用事物轉化的辯證原理進行經營的商界鼻祖，研究揭示了范蠡的人格力量、思想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認為他開創了道德經商的儒商傳統，可以轉化為現代市場經濟的規範和準則，把他和現代知識分子下海經商一事聯繫起來分析，使人重新認識儒傢的義利觀。
此外，還有“浣紗湖”、“浣紗亭”和“陶朱公養魚池”等景點，都別有情趣。
商聖苑已成為嚮海內外展示商聖文化的重要窗口！相信，隨着社會經濟的快速增長，商業價值的不斷提高，商學思想的普遍認同，商聖苑的發展前景和優勢也更加廣阔。商聖苑還將繼續加大投資力度，高標準、高質量、高品位、高水平分期改造擴建，充分利用聲光電等高科技手段，對范蠡的生平事跡、政治思想、經濟思想和商業思想價值進行挖掘展示，供海內外遊客及政、商界人士瞻仰、學習、觀光、紀念，真正將商聖苑打造成一個具有深刻文化內涵的人文品牌景區，成為南陽伏牛山生態旅遊大格局內一顆璀璨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