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语言文字习俗之演变，古代文字原为通俗者，在今日颇多不可解。以故，读古书者，尤以在具有数千年文化之我国中，往往苦其文义之难通。余为协助现代青年对古书之阅读，在距今四十余年前，曾为本馆创编学生国学丛书数十种，其凡例如下：
一、中学以上国文功课，重在课外阅读，自力攻求，教师则为之指导焉耳。惟重篇巨帙，释解纷繁，得失互见，将使学生披沙而得金，贯散以成统，殊非时力所许。是有需乎经过整理之书篇矣。本馆鉴此，遂有学生国学丛书之辑。
二、本丛书所收，均重要著作，略举大凡：经部如诗、礼、春秋；史部如史、汉、五代；子部如庄、孟、荀、韩，并皆列入；文辞则上溯汉、魏，下迄五代；诗歌则陶、谢、李、杜，均有单本；词则多采五代、两宋；曲则撷取元、明大家；传奇、小说，亦选其英。
三、诸书选辑各篇，以足以表现其书，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学技术者为准；其无关宏旨者，概从删削。所选之篇类不省节，以免割裂之病。
四、诸书均为分段落，作句读，以便省览。
五、诸书均有注释；古籍异释纷如，即采其较长者。
六、诸书较为罕见之字，均注音字母，以便讽诵。
七、诸书卷首，均有新序，述作者生平、本书概要。凡所以示学生研究门径者，不厌其详。
然而此丛书，仅各选辑全书之若干片段，犹之尝其一脔，而未窥全豹。及一九六四年，余谢政后重主本馆，适国立编译馆有《今注资治通鉴》之编纂，甫出版三册，以经费及流通两方面，均有借助于出版家之必要，商之于余，以其系就全书详注，足以弥补余四十年前编纂学生国学丛书之阙，遂予接受。甫岁余，而全书十五册，千余万言，已全部问世矣。
余又以《今注资治通鉴》，虽较学生国学丛书已进一步，然因若干古籍，文义晦涩，今注以外，能有今译，则相互为用，今注可明个别意义，今译更有助于通达大体，宁非更进一步欤？
本馆所任之古籍今注今译十二种，经慎选专家定约从事，阅时最久者将及二年，较短者不下一年，则以属稿诸君，无不敬恭将事，求备求详；迄今只有《尚书》及《礼记》二种缴稿，所有注译字数，均超出原预算甚多，以《礼记》一书言，竟超过倍数以上。兹当第一种之《尚书今注今译》排印完成，问世有日，谨述缘起及经过如上。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王云五
一、中学以上国文功课，重在课外阅读，自力攻求，教师则为之指导焉耳。惟重篇巨帙，释解纷繁，得失互见，将使学生披沙而得金，贯散以成统，殊非时力所许。是有需乎经过整理之书篇矣。本馆鉴此，遂有学生国学丛书之辑。
二、本丛书所收，均重要著作，略举大凡：经部如诗、礼、春秋；史部如史、汉、五代；子部如庄、孟、荀、韩，并皆列入；文辞则上溯汉、魏，下迄五代；诗歌则陶、谢、李、杜，均有单本；词则多采五代、两宋；曲则撷取元、明大家；传奇、小说，亦选其英。
三、诸书选辑各篇，以足以表现其书，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学技术者为准；其无关宏旨者，概从删削。所选之篇类不省节，以免割裂之病。
四、诸书均为分段落，作句读，以便省览。
五、诸书均有注释；古籍异释纷如，即采其较长者。
六、诸书较为罕见之字，均注音字母，以便讽诵。
七、诸书卷首，均有新序，述作者生平、本书概要。凡所以示学生研究门径者，不厌其详。
然而此丛书，仅各选辑全书之若干片段，犹之尝其一脔，而未窥全豹。及一九六四年，余谢政后重主本馆，适国立编译馆有《今注资治通鉴》之编纂，甫出版三册，以经费及流通两方面，均有借助于出版家之必要，商之于余，以其系就全书详注，足以弥补余四十年前编纂学生国学丛书之阙，遂予接受。甫岁余，而全书十五册，千余万言，已全部问世矣。
余又以《今注资治通鉴》，虽较学生国学丛书已进一步，然因若干古籍，文义晦涩，今注以外，能有今译，则相互为用，今注可明个别意义，今译更有助于通达大体，宁非更进一步欤？
本馆所任之古籍今注今译十二种，经慎选专家定约从事，阅时最久者将及二年，较短者不下一年，则以属稿诸君，无不敬恭将事，求备求详；迄今只有《尚书》及《礼记》二种缴稿，所有注译字数，均超出原预算甚多，以《礼记》一书言，竟超过倍数以上。兹当第一种之《尚书今注今译》排印完成，问世有日，谨述缘起及经过如上。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王云五
周衰，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王官失职，诸子百家纷纷杂出。而所谓儒家者流，实为学术上一大主干。非但齐鲁之士，六艺不废而已。盖自魏文侯尊师子夏，一时学人，如田子方、段干木、李克、吴起之伦，皆相从受业于西河之间，而儒术几于遍天下了，是以“陈良楚产，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孟子以为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三晋多法术之士，纵横长短之说，而荀卿赵人，亦自言“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故自孔子颓没，其能守孔子的志业，而益加光大之者，固当以荀子与孟子为最重要人物了！
说到此，吾知学者必将致问，孟子荀子都是战国儒学大师，乃一主性善，一主性恶；一遵先王，一法后王；一称仁义一隆礼义，其旨趣乃若大不相同者，是何为而然。昔贤以为进德修业，内出外入，洙泗立教，原自有此两条路径。是以曾子之一贯，道在忠恕；子贡之一贯，功资多学。后世如朱陆二子，尊德性，道问学，亦各遵所闻，这又曷足多怪呢？是说也，自然不能说是不对。虽然，犹有本焉。往在六七年前，公哲应孔孟学会论语研究会之约，曾以“齐一变至于鲁”为题作过一次讲演。以为周道盛文，而齐鲁实岿然两化。鲁启周公，其治尚恩，而以仁义为立国之本。齐肇太公，其治尚功，而以富强为致霸之基。此在《史记·鲁世家》、《吕氏春秋》、《韩诗外传》、《说苑》、《汉书·地理志》，都有同样之记述，不过文字详略互有出入罢了！荀子之起，论时最后，又与慎到并生于赵，游学于齐，居稷下最久，并作过三次祭酒。然则其与孟子旨趣所以不同者，其故不难臆度而知矣，所谓“居楚而楚，居夏而夏”，其所“渐靡”于齐学者，固已深矣！唐韩愈氏尝称“孟氏醇乎醇，荀与杨大醇而小疵”，呜呼此其所以为小疵也欤。《管子·枢言篇》：“人之心悍，故为之法”，“人固相憎也”。性恶说，疑即出于田骈慎到一辈法治论者矣！又《戒篇》：“仁从中出，义由外作。”则亦义外说也。此其尤彰较著者也。
孟子距杨墨，荀子非难诸子，凡以著明孔子之道。然不同者，孟子壁垒森严，对于杨墨，直辞而辟之。比之洪水，比之猛兽。以为邪说诬民，仁义充塞，人将相食。荀子则不然，他对于诸子有所非，亦未尝不有所取。诸如《天论篇》所举，自老子以下，在他固以为皆物之一偏。故凡所谓有见于此，无见于彼，彼者是他所非，此者是他所取，如《解蔽篇》所举，自墨子以下，在他，固以为皆道之一隅。故凡所谓蔽于此而不知彼，彼者是他所非，此者是他所取，夙尝谓孟子距杨墨，在正救人心，荀子非难诸子，在辨别是非。唯孟子距杨墨在正救人心也，故二氏之外，初未尝泛及他人。其书有如墨者夷之，有为神农之言者诸章，皆因有问而答。又其所谓杨氏墨氏，“氏”之云者，是说他的流派，不是说他本人。唯荀子之非难诸子，在辨别是非也，故历数诸子，指其人而一一辩斥之；一而不已，而至于再，至于三。甚者如子思孟轲，《非十二子篇》，亦同类而并非之。苏子瞻识其“刚愎不逊，而自许太过”。吾意不然。荀子之学，自因他“渐靡”于齐化者深，而其言礼，又不免有参取法家之意，以礼为生于圣人之伪，非固生于人之性，为自外来。故对于鲁化义内之学，不免冰炭扞格耳！是以曾不再传，其徒韩非、李斯衍之，遂一变而为法家钜子。故如荀子，他的学说，是糅合墨法而为儒的。其于道与名，则相反而相成。韩非、李斯，是糅合儒墨而为法的。其于道与名，则相倚而相参。所谓孙氏之儒，或者就是这样形成的吧！战国学术始孕于魏，中盛于齐楚，终汇于秦；而荀子在此时，颇似一部载重大车，将所有各派学说举运而送入于秦。且儒者之学，自董仲舒说汉武罢黜百家，尊崇六艺，遂以独隆于世。固亦荀子“道有一隆”，“慎率民而一焉”之本旨也。战国学术，既皆集载于荀子，而汉世儒学，又因荀子而肇兴，其在学术上，较其地位，自有不可厚诬者。小疵大醇，夫又何足深论乎！此“文化推行委员会”以《荀子》一书属为今注今译，所以不敢逊避者，区区之意，自有所在，然亦可谓不量之甚矣！
抑近世梁任公解释内圣外王之义，谓“我国学术在内而修己，外而安人。修己之谓内圣，安人之谓外王。其与西方哲学，以爱知为动机，以探索宇宙体相为究竟者，判然不同”。盖一重行谊，一重知识。至若议者猥见西方哲学，大都以所谓论理学认识论为基础，谓儒家无此，因以为讥。任公则从而解之曰：“儒家并非不讲于此，但别有所重，其范围原不在此，此不足为儒家病。”其言可谓深切著明。顾论及墨子，谓“墨家长处在以知识为立脚点，荀子因一变而转向知识，凡正名解蔽诸篇皆知识之事，为儒道一大修正”。则未知此言对于孔子“文莫犹人，躬行未得”之本旨，果为何如？区区者之意，则以为荀子惟混欲与性而为一，故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其所谓好利疾恶，耳目之欲，声色之好，皆欲也。唯歧心智与性而为二，故曰“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圣人之所恃以化性而起伪者，为“心也者道之工宰也”。其然乎？其不然乎？敢并以弁于编首，惟知言君子是正焉！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日奉新熊公哲自书
说到此，吾知学者必将致问，孟子荀子都是战国儒学大师，乃一主性善，一主性恶；一遵先王，一法后王；一称仁义一隆礼义，其旨趣乃若大不相同者，是何为而然。昔贤以为进德修业，内出外入，洙泗立教，原自有此两条路径。是以曾子之一贯，道在忠恕；子贡之一贯，功资多学。后世如朱陆二子，尊德性，道问学，亦各遵所闻，这又曷足多怪呢？是说也，自然不能说是不对。虽然，犹有本焉。往在六七年前，公哲应孔孟学会论语研究会之约，曾以“齐一变至于鲁”为题作过一次讲演。以为周道盛文，而齐鲁实岿然两化。鲁启周公，其治尚恩，而以仁义为立国之本。齐肇太公，其治尚功，而以富强为致霸之基。此在《史记·鲁世家》、《吕氏春秋》、《韩诗外传》、《说苑》、《汉书·地理志》，都有同样之记述，不过文字详略互有出入罢了！荀子之起，论时最后，又与慎到并生于赵，游学于齐，居稷下最久，并作过三次祭酒。然则其与孟子旨趣所以不同者，其故不难臆度而知矣，所谓“居楚而楚，居夏而夏”，其所“渐靡”于齐学者，固已深矣！唐韩愈氏尝称“孟氏醇乎醇，荀与杨大醇而小疵”，呜呼此其所以为小疵也欤。《管子·枢言篇》：“人之心悍，故为之法”，“人固相憎也”。性恶说，疑即出于田骈慎到一辈法治论者矣！又《戒篇》：“仁从中出，义由外作。”则亦义外说也。此其尤彰较著者也。
孟子距杨墨，荀子非难诸子，凡以著明孔子之道。然不同者，孟子壁垒森严，对于杨墨，直辞而辟之。比之洪水，比之猛兽。以为邪说诬民，仁义充塞，人将相食。荀子则不然，他对于诸子有所非，亦未尝不有所取。诸如《天论篇》所举，自老子以下，在他固以为皆物之一偏。故凡所谓有见于此，无见于彼，彼者是他所非，此者是他所取，如《解蔽篇》所举，自墨子以下，在他，固以为皆道之一隅。故凡所谓蔽于此而不知彼，彼者是他所非，此者是他所取，夙尝谓孟子距杨墨，在正救人心，荀子非难诸子，在辨别是非。唯孟子距杨墨在正救人心也，故二氏之外，初未尝泛及他人。其书有如墨者夷之，有为神农之言者诸章，皆因有问而答。又其所谓杨氏墨氏，“氏”之云者，是说他的流派，不是说他本人。唯荀子之非难诸子，在辨别是非也，故历数诸子，指其人而一一辩斥之；一而不已，而至于再，至于三。甚者如子思孟轲，《非十二子篇》，亦同类而并非之。苏子瞻识其“刚愎不逊，而自许太过”。吾意不然。荀子之学，自因他“渐靡”于齐化者深，而其言礼，又不免有参取法家之意，以礼为生于圣人之伪，非固生于人之性，为自外来。故对于鲁化义内之学，不免冰炭扞格耳！是以曾不再传，其徒韩非、李斯衍之，遂一变而为法家钜子。故如荀子，他的学说，是糅合墨法而为儒的。其于道与名，则相反而相成。韩非、李斯，是糅合儒墨而为法的。其于道与名，则相倚而相参。所谓孙氏之儒，或者就是这样形成的吧！战国学术始孕于魏，中盛于齐楚，终汇于秦；而荀子在此时，颇似一部载重大车，将所有各派学说举运而送入于秦。且儒者之学，自董仲舒说汉武罢黜百家，尊崇六艺，遂以独隆于世。固亦荀子“道有一隆”，“慎率民而一焉”之本旨也。战国学术，既皆集载于荀子，而汉世儒学，又因荀子而肇兴，其在学术上，较其地位，自有不可厚诬者。小疵大醇，夫又何足深论乎！此“文化推行委员会”以《荀子》一书属为今注今译，所以不敢逊避者，区区之意，自有所在，然亦可谓不量之甚矣！
抑近世梁任公解释内圣外王之义，谓“我国学术在内而修己，外而安人。修己之谓内圣，安人之谓外王。其与西方哲学，以爱知为动机，以探索宇宙体相为究竟者，判然不同”。盖一重行谊，一重知识。至若议者猥见西方哲学，大都以所谓论理学认识论为基础，谓儒家无此，因以为讥。任公则从而解之曰：“儒家并非不讲于此，但别有所重，其范围原不在此，此不足为儒家病。”其言可谓深切著明。顾论及墨子，谓“墨家长处在以知识为立脚点，荀子因一变而转向知识，凡正名解蔽诸篇皆知识之事，为儒道一大修正”。则未知此言对于孔子“文莫犹人，躬行未得”之本旨，果为何如？区区者之意，则以为荀子惟混欲与性而为一，故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其所谓好利疾恶，耳目之欲，声色之好，皆欲也。唯歧心智与性而为二，故曰“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圣人之所恃以化性而起伪者，为“心也者道之工宰也”。其然乎？其不然乎？敢并以弁于编首，惟知言君子是正焉！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日奉新熊公哲自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