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塔罗．卡尔维诺
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除掉些许短篇小说不算，这本长篇小说几乎可以算是我的第一份写作成果。当我重读这部长篇小说时，此时的我作何感想呢？（注 1）这本书与其说是出于我自己不如说是出于时代的群体氛围、出于道德张力──至于作者是谁，并不重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了时刻，我们的世代在这种文学品味中指认自己。
在那个时代，意大利的文学狂潮与其说是艺术事件，还不如说是肉体的事件、存在主义事件、群众事件。那时我们才经历了战争，我们年轻一辈的人（在大战时，我们太年轻，未能加入游击队）并不觉得失败、挫折、虚脱。恰好相反，我们是胜利者，才刚结束的战争驱动了我们，我们得天独厚拥有战争留下来的宝藏。然而，我们并非轻易乐观，也并不无端亢奋——事实正好相反。我们觉得自己所持有的宝藏，是相信生命得以从伤痕重生的信念、是对诸多问题的通盘关切，甚至是我们足以熬过折磨绝望的内在能力——此外，我们还多具备了一些大胆的欢愉。许多事物就从这样的氛围中滋生出来——我处理最早的一批短篇小说以及第一本长篇小说的写作态度，也是当时的产物。
时至今日，这种特色尢其触动我们：时代的音量比写作者发声来得强大，比仍未确定的个人式转音来得有力。当时的经验、大战与内战无人得以幸免，作者和读者都一概受苦过，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沟通也就格外顺畅了。大家面对面，势均力敌，各有好多故事要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的生命都有歧路、与冒险；我们从彼此的嘴角摘下词语。重获说话的自由之后，我们立刻感受到叙述故事的热望：在恢复行驶的火车上，在塞满乘客、面粉袋、橄榄油桶的车厢中，每一位乘客都对陌生人述说似真半假的故事；廉价饭馆餐桌前的每一位食客以及商店外排队购物的每一位妇女也都有故事要说。日常生活的灰黯彷佛属于另一个时代，而我们却得以走入七彩故事的国度。
于是，在那年头开始写作的人就会发现：自己处理故事素材的时候，就像是没没无名的口传叙述者（注 2）。我们亲身经历或目睹的故事和我们曾经听来的寓言混杂合一，揉入了嗓音、腔调、模仿的表情。在游击战场中所经历的故事，都遭扭曲变形，化为黑夜里炉火边的闲谈——这些故事增生出风格、语言、虚张声势的气味、追求痛苦骇怖特效的企图。我的部份短篇小说以及这本长篇小说的部份章节，就是从这种新生的口传传统、从这些事件、从这般语言之中孕生出来。
可是……可是，在那时，写作方式的奥妙并非只在于写作内容的基本性、普遍性；写作内容并不是写作成品的主要来源（我着手写下这篇序的时候，一开始就回忆当时的群众情绪──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我忘记自己其实是在谈论一册书，一种以字句写在白色纸页上的东西……）。反而在许久之后，我们才发现：那时候的故事，只不过是生而不熟的材料──当时激发年轻作家的自由爆发力，并不见得是作家急于记实、报导的愿望，反而该是作家急于「表达」的欲望。表达什么呢？表达我们自己，表达我们才刚体会的生命苦味，表达当时我们「自以为懂」或「自以为是」的人事物──或许在那时节，我们真的「懂」，也真的「是」。角色、风景、射杀行动、宣言、行话、诅咒、诗心、军火、性爱，这一切都只是调色盘上的颜料，只是乐谱上的音符；我们都很明白，歌剧的音乐总是比歌剧的台词重要。虽然按理来说，我们应该多加关心作品的内容，可是我们却正是最死硬派的形式主义者；我们理当扮演客观冷静的记者，但是我们却比抒情诗人还要滥情。
对当时揭杆而起的我们来说，这就是「新写实主义」了。这本书就是一份具有代表性的型录，展示了「新写实主义」的优缺点。产出这本书的动力，就是开创文学的青猛欲望；这种欲望，就是此一「流派」的特色之一。时至今日，有些人记忆中的「新写实主义」仍然大抵是文学遭受的一种污染，或是文学之外的因素（注 3）施加在文学上头的包袱──不过，这种看法并不尽然正确。实际上，文学之外的元素屹立不摇，无庸置疑，看起来简直就是天生的事实。对我们来说，一切的问题就是文学的问题；我们只想要将这个世界转化成文学作品──我们以为，这个世界就是「唯一」的世界。
※
「新写实主义」并不是一个流派。（我们必须试着准确地陈述事实。）「新写实主义」是多种声音的组合；这些声音大致上都是边陲的。「新写实主义」大规模发现了意大利的多种地方风貌，甚至──或者该说，尢其──许多意大利的地方风貌都不曾在既往的文学中呈现过。正因为彼此未曾往来（或，误以为彼此未曾往来）的意大利各地风土是多彩多姿的、正因为繁异的方言和术语可以合为文学语言，所以才有了「新写实主义」。不过，「新写实主义」并非只局限于地方风情── 19 世纪的「写实主义」（注 4）才着眼于区域性格。在「新写实主义」风潮下，作家借着刻画地方风情来为他们的作品增添真实的风味，他们作品的关注焦点并不是地方风情本身，而是这整个世界：就像1930年代作家笔下的美国乡野一样──许多批评家就曾指称，我们是这些美国作家直接或间接的徒子徒孙。于是，语言、风格、步调对当时的我们而言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的「写实主义」会和「自然主义」越离越远（注 5）。我们为自己画出一条阵线，或者该说是一个黄金三角──威尔加（注 6）、维多里尼（注 7）、帕维瑟（注 8）──我们从此展现，每个人各自以自己的地方语汇和风景为写作基础。（我总是说「我们」而非单一的「我」，彷佛我所谈的运动组织完善，经过熟虑。但我要解释，当时的实情正好相反。多轻易呀──当人在讨论文学的时候，就算身置最为严肃、最实事求是的讨论场合中，也会不知不觉地捏造事实…… 也因此，文学的讨论越来越让我感觉恼怒──无论是别人的或我自己的文学议论，都让我烦厌。）
我笔下的风景，是让别人嫉妒的，我自己的私有物（我可以从这里为自序开头：将「一个文学世代的自述」这个命题加以压缩精简，一开头就谈论和我自己直接相关的事物，或许我可以因此避免空泛笼统的弊病……），以前都没有人将这般风景真切写在纸上。（只有诗人蒙塔列（注 9）例外──虽然他来自里古利亚的里维拉那边。在阅读蒙塔列的时候，我觉得从他的意象和语言，可以读出我们共同家园的记忆。）我自己则是波南提的里维拉人，我的家乡是圣雷莫。我偏激地将观光味浓重的海岸从圣雷莫的风景中抹去──那样的海岸，充斥着棕榈树、赌场、饭店和别墅──我似乎以这观光景致为耻。我从旧城的窄巷下手，爬上河床，避开几何形状的康乃馨花床，我偏爱葡萄园阶地以及围墙古老干枯几欲颓圮的橄榄树林，我在苔草蔓蔓的山丘骡径探险，抵达森林的起点，近处先是松树，再过去就是栗树，然后我看见海──从高处总是可以清楚看见海，那是一条夹在两翼绿荫之间的蓝带。我一路从海平面来到里古利亚阿尔卑斯山低处的迂回山谷。
我拥有风景。可是，如果要描绘这片风景，风景只会具有次要地位：人民、故事，会比风景更重要。抗战时期即呈现了风景和人民的交融。这，就是我的小说了，我没有办法用别的方式将它写出来。我整个人生的日常景致，已经全然变得特殊、惊险：这个故事从旧城的幽暗拱门开展，一路延伸到森林。这个故事追寻、藏匿武备的人们。我发现当时的别墅都已经被征收、改建为禁闭室和监狱，于是我在小说里重绘别墅当年风貌；康乃馨的花田早已是无人管理的废地，无法横越，甚至还自然生出一场火灾，而我也将昔日花事写下了。因为作者可以将人间故事嵌入风景之中，所以「新写实主义」才会……
※
在这本小说里（我最好言归正传。现在就为「新写实主义」写下辩护状，是言之过早了些；甚至，在今日分析我们为何和「新写实主义」决裂，都还比较贴合我们的情绪），那个文学时期的陈迹和作者少年时代的刻痕交织一起。在小说末尾，暴力和性的主题都被激化，而这样的手法看起来是太过天真的（而今日的读者则可以适应更加火辣的口味），也太过勉强了（作者后来的作品中，暴力和性都只是外围的、暂时的主题，而此可知作者无心于此）。
这本小说塞入了意识型态的论点。这种手法看来真是太天真、太勉强了，更何况像这样的一个故事根本就建立在一种截然不同的基础上：在语言和意象方面，都是直接呈现、客观叙述的风格。为了要满足意识型态的需求，我使出一招权宜之计：我将所有的理论思考全放在第九章之中；在风格上，这特别的一章和书中其它章节有很大的差异。第九章收纳了委员金姆的思维，这一整章简直就像插在一本小说中腰的序文。果然，这样的权宜之计惨遭我的早期读者全面批评，他们进而劝我将这一整章砍去。我明白，这本书并没有完好的一统性格（在那年头，风格的统一性是美学的少数评断准则之一；不同风格和语言交杂并置的手法在今天虽然风光，但是在早年却还没有流行），但我坚持不改：这本书就是这副德性了，充满综合的、不规矩的元素。
后来文学批评的另一个焦点，就是语言－方言的主题。在此，这个主题的面貌还处于初步阶段：方言凝结成为色块（然而在我较晚的作品中，我试着将方言完全吸收在语言中，宛如重要却隐形的血浆）；有时候好像很可贵、有时又流溢而来的，质地不均匀的文字，则全都用来呈现直接的描述；俗民文化（俗谚、歌谣）详列出来，像纪录片一般，简直达到民俗研究的水平……。动词的时态是个问题：因为方言中并没有「简单过去式」，此外光用「完成式」又太单调了，于是我便决定以「现在式」写下这整本小说……。
另外（我继续罗列时代的符号，这些符号或属于我，或遍及众人。在此时写下的序文必需具有批判性，才会显得有意义），描述人物性格的方式也该留意：夸张怪诞的相貌，扭曲的面容，暧昧的、俗世的、群众的戏剧。意大利的文学和造型艺术错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的「表现主义」（注 10）盛会，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达至高峰。或许，意大利那段时期的标签应该是「新－表现主义」而不是「新写实主义」吧。
「表现主义」风格镜头的扭曲表现，可以在这本书中的人物脸孔看见。这些脸孔本来都属于我的亲朋好友。我努力伪饰这些脸，让人看了认不出来，让这些脸变得「负面」──因为我觉得唯有在「负面」里头才存有文学意义。同时，我也对真实人生怀抱懊悔──真实人生是更繁异，更暖和，更不可定义的啊；我对真实的民众懊悔──我知道他们的人性是更丰富良善的啊；懊悔的心境伴我好几年……
※
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当我现在重读这本小说的时候，它在我身上产生了何种效果？（我这时已经找到一个好论点了：懊悔之心。我应该在序文开头就谈懊悔之心。）这部小说为我带来长期的不适──这些不适，有一部份已经稀释，有一部份却仍然残存。这种不适感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面对远比自己巨大许多的事物，是因为我所有同侪所纠缠的情绪，是因为悲剧，是因为英雄风度、慷慨作为、天才行径，是因为出自良心的黑暗剧。抗战：这本书在「抗战文学」中的位置在哪里？当我在书写这本书的时候，开创「抗战文学」似乎是种迫切的使命；解放才不过两个月不到，维多里尼的《人与非人》（注 11）就出现在书店橱窗里，散放我们死亡与欣悦的太初方言。米兰的都市游击队也马上有了他们的小说，尽数在城市的向心地图上快速进击；曾为山中游击队员的我们也想要自己的小说，小说里要有我们自己独特的步调和律动……
译注
1. 本篇「作者自序」和《蛛巢小径》小说本文两者的写成时间相隔甚久。小说本文当初于1947年初版，而自序则写于1964年。值得留意的是，市面上《蛛巢小径》的版本不只一种，之间或有相当程度的差异。甚至连英文版的书名译法均未统一，不同的英译者对于内文也有不同的呈现。
2. 昔日的口传叙述者——如吟游诗人之类——所说的故事并非叙述者自己发想，而采自长辈流传的寓言或民间传说。然而，作家的书写大抵上应是个人的创作。口语传播的叙述者和执笔的作家虽然都说故事，但照理来说两种角色通常是大异其趣的。
3. 即风气，社会背景等等。
4. 意大利的「写实主义」（verismo）并不尽然等同英美文学的「写实主义」（realism）。意大利的「写实主义」盛行于 19 世纪末以及 20 世纪初，企图客观呈现（下层阶级的）人间处境。「写实主义」习采直接而未加文饰的语言，细节鲜明，对话写实。「新写实主义」（neorealismo），意大利的文学、电影运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兴起，试图写实刻画战前事端以及战时、战后的社会问题。「新写实主义」大致上和先前的意大利「写实主义」近似──事实上「新写实主义」就是「写实主义」的延伸；不过，法西斯以及大战伤痕等等经验为「新写实主义」灌注了新的关怀。当时诸多1930、40年代英美小说涌入意大利，这些作品的社会改革性格也在意大利文坛造成影响。
5. 「自然主义」（naturalism）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文学、美术运动，由自然科学（尢其是达尔文的研究）所启发。在文学的领域里，「自然主义」是「写实主义」传统的延伸，追求更忠实客观的写实呈现，最好可以呈现「生活的横切片」。但「自然主义」又和「写实主义」不同：「自然主义」强调科学决定论，着重于文学角色的环境、生理面，而非角色的内里、心理面。后来「自然主义」作者遭受批评，因为他们的作品仍然含蕴偏见，根本不如他们声明的那般客观真实。 就时间脉络来看，应是较晚的「自然主义」向较早的「写实主义」求异，而非「写实主义」重审「自然主义」。不过卡尔维诺文中「我们的『写实主义』」并不是原先的「写实主义」，而应是修正版本的「新写实主义」──从上下文看来，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的重点与其说是忠实客观，不如说是热血，和「自然主义」有所不同。
6. 威尔加（Giovanni Verga, 1840-1922），小说家、剧作家，意大利写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意大利作家，他的小说也被改拍为著名的新写实主义电影《大地动摇》（Terra trema，导演为威斯康提〔Luchino Visconti〕）。
7. 维多里尼（Elio Vittorini, 1908-1966），小说家、翻译家，小说作品以意大利新写实主义风格著称。
8. 帕维瑟（Cesare Pavese, 1908-1950），意大利诗人、批评家、小说家、翻译家。他和维多里尼一样，将许多现代英美文学引介至意大利。
9. 蒙塔列（Eugenio Montale, 1896-1981），意大利诗人、散文名家，于197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0. 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的重点并不在于客观现实，而在于艺术家的主观情绪。表现主义出于对物质主义、中产阶级优势、都市化、家庭主义等等保守倾向的反抗，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时与战后的德国勃兴。表现主义在美术和电影的表现尢其可观。后来遭纳粹压制。
11. 《人与非人》（Uomini e no, 1945），为维多里多在抗战时期的个人经验描述。
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除掉些许短篇小说不算，这本长篇小说几乎可以算是我的第一份写作成果。当我重读这部长篇小说时，此时的我作何感想呢？（注 1）这本书与其说是出于我自己不如说是出于时代的群体氛围、出于道德张力──至于作者是谁，并不重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了时刻，我们的世代在这种文学品味中指认自己。
在那个时代，意大利的文学狂潮与其说是艺术事件，还不如说是肉体的事件、存在主义事件、群众事件。那时我们才经历了战争，我们年轻一辈的人（在大战时，我们太年轻，未能加入游击队）并不觉得失败、挫折、虚脱。恰好相反，我们是胜利者，才刚结束的战争驱动了我们，我们得天独厚拥有战争留下来的宝藏。然而，我们并非轻易乐观，也并不无端亢奋——事实正好相反。我们觉得自己所持有的宝藏，是相信生命得以从伤痕重生的信念、是对诸多问题的通盘关切，甚至是我们足以熬过折磨绝望的内在能力——此外，我们还多具备了一些大胆的欢愉。许多事物就从这样的氛围中滋生出来——我处理最早的一批短篇小说以及第一本长篇小说的写作态度，也是当时的产物。
时至今日，这种特色尢其触动我们：时代的音量比写作者发声来得强大，比仍未确定的个人式转音来得有力。当时的经验、大战与内战无人得以幸免，作者和读者都一概受苦过，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沟通也就格外顺畅了。大家面对面，势均力敌，各有好多故事要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的生命都有歧路、与冒险；我们从彼此的嘴角摘下词语。重获说话的自由之后，我们立刻感受到叙述故事的热望：在恢复行驶的火车上，在塞满乘客、面粉袋、橄榄油桶的车厢中，每一位乘客都对陌生人述说似真半假的故事；廉价饭馆餐桌前的每一位食客以及商店外排队购物的每一位妇女也都有故事要说。日常生活的灰黯彷佛属于另一个时代，而我们却得以走入七彩故事的国度。
于是，在那年头开始写作的人就会发现：自己处理故事素材的时候，就像是没没无名的口传叙述者（注 2）。我们亲身经历或目睹的故事和我们曾经听来的寓言混杂合一，揉入了嗓音、腔调、模仿的表情。在游击战场中所经历的故事，都遭扭曲变形，化为黑夜里炉火边的闲谈——这些故事增生出风格、语言、虚张声势的气味、追求痛苦骇怖特效的企图。我的部份短篇小说以及这本长篇小说的部份章节，就是从这种新生的口传传统、从这些事件、从这般语言之中孕生出来。
可是……可是，在那时，写作方式的奥妙并非只在于写作内容的基本性、普遍性；写作内容并不是写作成品的主要来源（我着手写下这篇序的时候，一开始就回忆当时的群众情绪──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我忘记自己其实是在谈论一册书，一种以字句写在白色纸页上的东西……）。反而在许久之后，我们才发现：那时候的故事，只不过是生而不熟的材料──当时激发年轻作家的自由爆发力，并不见得是作家急于记实、报导的愿望，反而该是作家急于「表达」的欲望。表达什么呢？表达我们自己，表达我们才刚体会的生命苦味，表达当时我们「自以为懂」或「自以为是」的人事物──或许在那时节，我们真的「懂」，也真的「是」。角色、风景、射杀行动、宣言、行话、诅咒、诗心、军火、性爱，这一切都只是调色盘上的颜料，只是乐谱上的音符；我们都很明白，歌剧的音乐总是比歌剧的台词重要。虽然按理来说，我们应该多加关心作品的内容，可是我们却正是最死硬派的形式主义者；我们理当扮演客观冷静的记者，但是我们却比抒情诗人还要滥情。
对当时揭杆而起的我们来说，这就是「新写实主义」了。这本书就是一份具有代表性的型录，展示了「新写实主义」的优缺点。产出这本书的动力，就是开创文学的青猛欲望；这种欲望，就是此一「流派」的特色之一。时至今日，有些人记忆中的「新写实主义」仍然大抵是文学遭受的一种污染，或是文学之外的因素（注 3）施加在文学上头的包袱──不过，这种看法并不尽然正确。实际上，文学之外的元素屹立不摇，无庸置疑，看起来简直就是天生的事实。对我们来说，一切的问题就是文学的问题；我们只想要将这个世界转化成文学作品──我们以为，这个世界就是「唯一」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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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写实主义」并不是一个流派。（我们必须试着准确地陈述事实。）「新写实主义」是多种声音的组合；这些声音大致上都是边陲的。「新写实主义」大规模发现了意大利的多种地方风貌，甚至──或者该说，尢其──许多意大利的地方风貌都不曾在既往的文学中呈现过。正因为彼此未曾往来（或，误以为彼此未曾往来）的意大利各地风土是多彩多姿的、正因为繁异的方言和术语可以合为文学语言，所以才有了「新写实主义」。不过，「新写实主义」并非只局限于地方风情── 19 世纪的「写实主义」（注 4）才着眼于区域性格。在「新写实主义」风潮下，作家借着刻画地方风情来为他们的作品增添真实的风味，他们作品的关注焦点并不是地方风情本身，而是这整个世界：就像1930年代作家笔下的美国乡野一样──许多批评家就曾指称，我们是这些美国作家直接或间接的徒子徒孙。于是，语言、风格、步调对当时的我们而言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的「写实主义」会和「自然主义」越离越远（注 5）。我们为自己画出一条阵线，或者该说是一个黄金三角──威尔加（注 6）、维多里尼（注 7）、帕维瑟（注 8）──我们从此展现，每个人各自以自己的地方语汇和风景为写作基础。（我总是说「我们」而非单一的「我」，彷佛我所谈的运动组织完善，经过熟虑。但我要解释，当时的实情正好相反。多轻易呀──当人在讨论文学的时候，就算身置最为严肃、最实事求是的讨论场合中，也会不知不觉地捏造事实…… 也因此，文学的讨论越来越让我感觉恼怒──无论是别人的或我自己的文学议论，都让我烦厌。）
我笔下的风景，是让别人嫉妒的，我自己的私有物（我可以从这里为自序开头：将「一个文学世代的自述」这个命题加以压缩精简，一开头就谈论和我自己直接相关的事物，或许我可以因此避免空泛笼统的弊病……），以前都没有人将这般风景真切写在纸上。（只有诗人蒙塔列（注 9）例外──虽然他来自里古利亚的里维拉那边。在阅读蒙塔列的时候，我觉得从他的意象和语言，可以读出我们共同家园的记忆。）我自己则是波南提的里维拉人，我的家乡是圣雷莫。我偏激地将观光味浓重的海岸从圣雷莫的风景中抹去──那样的海岸，充斥着棕榈树、赌场、饭店和别墅──我似乎以这观光景致为耻。我从旧城的窄巷下手，爬上河床，避开几何形状的康乃馨花床，我偏爱葡萄园阶地以及围墙古老干枯几欲颓圮的橄榄树林，我在苔草蔓蔓的山丘骡径探险，抵达森林的起点，近处先是松树，再过去就是栗树，然后我看见海──从高处总是可以清楚看见海，那是一条夹在两翼绿荫之间的蓝带。我一路从海平面来到里古利亚阿尔卑斯山低处的迂回山谷。
我拥有风景。可是，如果要描绘这片风景，风景只会具有次要地位：人民、故事，会比风景更重要。抗战时期即呈现了风景和人民的交融。这，就是我的小说了，我没有办法用别的方式将它写出来。我整个人生的日常景致，已经全然变得特殊、惊险：这个故事从旧城的幽暗拱门开展，一路延伸到森林。这个故事追寻、藏匿武备的人们。我发现当时的别墅都已经被征收、改建为禁闭室和监狱，于是我在小说里重绘别墅当年风貌；康乃馨的花田早已是无人管理的废地，无法横越，甚至还自然生出一场火灾，而我也将昔日花事写下了。因为作者可以将人间故事嵌入风景之中，所以「新写实主义」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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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小说里（我最好言归正传。现在就为「新写实主义」写下辩护状，是言之过早了些；甚至，在今日分析我们为何和「新写实主义」决裂，都还比较贴合我们的情绪），那个文学时期的陈迹和作者少年时代的刻痕交织一起。在小说末尾，暴力和性的主题都被激化，而这样的手法看起来是太过天真的（而今日的读者则可以适应更加火辣的口味），也太过勉强了（作者后来的作品中，暴力和性都只是外围的、暂时的主题，而此可知作者无心于此）。
这本小说塞入了意识型态的论点。这种手法看来真是太天真、太勉强了，更何况像这样的一个故事根本就建立在一种截然不同的基础上：在语言和意象方面，都是直接呈现、客观叙述的风格。为了要满足意识型态的需求，我使出一招权宜之计：我将所有的理论思考全放在第九章之中；在风格上，这特别的一章和书中其它章节有很大的差异。第九章收纳了委员金姆的思维，这一整章简直就像插在一本小说中腰的序文。果然，这样的权宜之计惨遭我的早期读者全面批评，他们进而劝我将这一整章砍去。我明白，这本书并没有完好的一统性格（在那年头，风格的统一性是美学的少数评断准则之一；不同风格和语言交杂并置的手法在今天虽然风光，但是在早年却还没有流行），但我坚持不改：这本书就是这副德性了，充满综合的、不规矩的元素。
后来文学批评的另一个焦点，就是语言－方言的主题。在此，这个主题的面貌还处于初步阶段：方言凝结成为色块（然而在我较晚的作品中，我试着将方言完全吸收在语言中，宛如重要却隐形的血浆）；有时候好像很可贵、有时又流溢而来的，质地不均匀的文字，则全都用来呈现直接的描述；俗民文化（俗谚、歌谣）详列出来，像纪录片一般，简直达到民俗研究的水平……。动词的时态是个问题：因为方言中并没有「简单过去式」，此外光用「完成式」又太单调了，于是我便决定以「现在式」写下这整本小说……。
另外（我继续罗列时代的符号，这些符号或属于我，或遍及众人。在此时写下的序文必需具有批判性，才会显得有意义），描述人物性格的方式也该留意：夸张怪诞的相貌，扭曲的面容，暧昧的、俗世的、群众的戏剧。意大利的文学和造型艺术错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的「表现主义」（注 10）盛会，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达至高峰。或许，意大利那段时期的标签应该是「新－表现主义」而不是「新写实主义」吧。
「表现主义」风格镜头的扭曲表现，可以在这本书中的人物脸孔看见。这些脸孔本来都属于我的亲朋好友。我努力伪饰这些脸，让人看了认不出来，让这些脸变得「负面」──因为我觉得唯有在「负面」里头才存有文学意义。同时，我也对真实人生怀抱懊悔──真实人生是更繁异，更暖和，更不可定义的啊；我对真实的民众懊悔──我知道他们的人性是更丰富良善的啊；懊悔的心境伴我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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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当我现在重读这本小说的时候，它在我身上产生了何种效果？（我这时已经找到一个好论点了：懊悔之心。我应该在序文开头就谈懊悔之心。）这部小说为我带来长期的不适──这些不适，有一部份已经稀释，有一部份却仍然残存。这种不适感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面对远比自己巨大许多的事物，是因为我所有同侪所纠缠的情绪，是因为悲剧，是因为英雄风度、慷慨作为、天才行径，是因为出自良心的黑暗剧。抗战：这本书在「抗战文学」中的位置在哪里？当我在书写这本书的时候，开创「抗战文学」似乎是种迫切的使命；解放才不过两个月不到，维多里尼的《人与非人》（注 11）就出现在书店橱窗里，散放我们死亡与欣悦的太初方言。米兰的都市游击队也马上有了他们的小说，尽数在城市的向心地图上快速进击；曾为山中游击队员的我们也想要自己的小说，小说里要有我们自己独特的步调和律动……
译注
1. 本篇「作者自序」和《蛛巢小径》小说本文两者的写成时间相隔甚久。小说本文当初于1947年初版，而自序则写于1964年。值得留意的是，市面上《蛛巢小径》的版本不只一种，之间或有相当程度的差异。甚至连英文版的书名译法均未统一，不同的英译者对于内文也有不同的呈现。
2. 昔日的口传叙述者——如吟游诗人之类——所说的故事并非叙述者自己发想，而采自长辈流传的寓言或民间传说。然而，作家的书写大抵上应是个人的创作。口语传播的叙述者和执笔的作家虽然都说故事，但照理来说两种角色通常是大异其趣的。
3. 即风气，社会背景等等。
4. 意大利的「写实主义」（verismo）并不尽然等同英美文学的「写实主义」（realism）。意大利的「写实主义」盛行于 19 世纪末以及 20 世纪初，企图客观呈现（下层阶级的）人间处境。「写实主义」习采直接而未加文饰的语言，细节鲜明，对话写实。「新写实主义」（neorealismo），意大利的文学、电影运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兴起，试图写实刻画战前事端以及战时、战后的社会问题。「新写实主义」大致上和先前的意大利「写实主义」近似──事实上「新写实主义」就是「写实主义」的延伸；不过，法西斯以及大战伤痕等等经验为「新写实主义」灌注了新的关怀。当时诸多1930、40年代英美小说涌入意大利，这些作品的社会改革性格也在意大利文坛造成影响。
5. 「自然主义」（naturalism）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文学、美术运动，由自然科学（尢其是达尔文的研究）所启发。在文学的领域里，「自然主义」是「写实主义」传统的延伸，追求更忠实客观的写实呈现，最好可以呈现「生活的横切片」。但「自然主义」又和「写实主义」不同：「自然主义」强调科学决定论，着重于文学角色的环境、生理面，而非角色的内里、心理面。后来「自然主义」作者遭受批评，因为他们的作品仍然含蕴偏见，根本不如他们声明的那般客观真实。 就时间脉络来看，应是较晚的「自然主义」向较早的「写实主义」求异，而非「写实主义」重审「自然主义」。不过卡尔维诺文中「我们的『写实主义』」并不是原先的「写实主义」，而应是修正版本的「新写实主义」──从上下文看来，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的重点与其说是忠实客观，不如说是热血，和「自然主义」有所不同。
6. 威尔加（Giovanni Verga, 1840-1922），小说家、剧作家，意大利写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意大利作家，他的小说也被改拍为著名的新写实主义电影《大地动摇》（Terra trema，导演为威斯康提〔Luchino Visconti〕）。
7. 维多里尼（Elio Vittorini, 1908-1966），小说家、翻译家，小说作品以意大利新写实主义风格著称。
8. 帕维瑟（Cesare Pavese, 1908-1950），意大利诗人、批评家、小说家、翻译家。他和维多里尼一样，将许多现代英美文学引介至意大利。
9. 蒙塔列（Eugenio Montale, 1896-1981），意大利诗人、散文名家，于197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0. 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的重点并不在于客观现实，而在于艺术家的主观情绪。表现主义出于对物质主义、中产阶级优势、都市化、家庭主义等等保守倾向的反抗，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时与战后的德国勃兴。表现主义在美术和电影的表现尢其可观。后来遭纳粹压制。
11. 《人与非人》（Uomini e no, 1945），为维多里多在抗战时期的个人经验描述。
我当时对于文化并非全然无知，我明白历史对于文学的影响是间接的、缓慢的、经常矛盾的。我很清楚，许多伟大的历史事件并没有产生伟大的小说，甚至最卓越的「小说世纪」也一样。我知道，「复兴运动」（注 12）的伟大小说并没有写出来过。我们全都晓得，我们并没有太天真；可是我相信──一个人只要目睹过、见证过历史，心中就会生出特别的责任心……
就我来说，这种责任心终究让我觉得──历史的课题太过重要、太过严正了，并不是我的能力所可以负担。而且，我为了避免自己被这样的课题吓住，便决定不要迎头硬攻，而改从侧面切入。我利用一个孩子的眼睛来观看这个世界，孩子所在的环境充满顽童和游民。我发想出这个故事：一方面，故事仍然牵连游击战、英雄主义和牺牲；另一方面，故事保有自己的色彩、苦味、步调……
※
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可以如何定义、重审这部小说呢？（我必须从头开始重写这篇序文。我行进的方向错误：我几乎要说，这部小说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很聪明，逃开「使命感」的重担──事实正好相反……）我将这部小说定义为一种「使命感」文学，但我采用「使命感」的广义。在今天，当人们在讨论「使命感的文学」时，通常都会陷入错误的想法──人们会以为，这种文学只是用来注释早已定案的论述，和任何文学表现无关。但，实际上，所谓的「使命感」，是种承诺，是可以在各种层面跳出来的；在此，它主要的意涵是：意象与文字，姿态，步调，风格，轻蔑，违抗。
选择这样的课题，就已经是一种几近大胆挑衅的炫耀。向谁挑衅呢？当时的我会说，我要同时站在两种战斗位置上：一方面，我要挑战诋毁抗战精神的人；另一方面，我要挑战将抗战精神过度神圣化的神殿看守人。
第一种作战位置：解放结束不过一年的时间，正经十足的体面人士就再次占据高位，抓住那时期的任何机会大肆发作──举凡战后青年生活困顿、犯罪率再次提高、建立新法制困难重重，他们都有意见。他们大声疾呼，「看哪，我们早就说过了；这些游击队，总是那副德性；他们不必大费周章告诉我们抗战时期的童话；那种理想，我们都清楚得很……」
我就在这种社会气候之下写出我的作品；我利用这本小说，吊诡响应那些正经人士：「好极了，你们好像很有道理，我就照办。我不会在小说中描写最好的游击队员，我反而要写出最坏的一批。我的小说焦点将会放在一组极其狡猾的角色上头。我故意描写坏角色而不写好人物，这又如何呢？这些未加深思虑就投入混战的角色，也都是由人类互救的人性冲动所趋使啊，这种冲动就使他们比你好上千百倍，使他们成为推动历史的动力，而你们这些人根本没有这把劲！」但这种论点，这种挑衅，现在已经离我很远了；我要指出，即便在当时，这本书也只不过是一部小说而已，并不是历史论证过程中的元素。同样的，如果你仍然感觉到一丁点情缩挑拨，这种微微的刺痛全都来自那时候的争辩。
来自双重的争辩。至于在第二种作战位置上头的，位于「左翼文化」的烽火，也离现在的我很远了。那时，针对艺文活动的「指导」才正要开始。有人要求作家创造「正面的英雄」，要作家写出在社会行为与战力方面的正当形象、说教标尺。这，我说过，只是起头；我还要补充，从那时候开始，这种施加在作家身上的压力并没有在意大利发挥效力，也得不到支持。然而，新文学隐然就要遭遇危险，似乎即将承受宣教、劝说的差事。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并不甚明白压力的降临；不过，我已经被惹毛了，我摩拳擦掌，准备对抗新起的高调。（我们那时维持反主流的精神：反主流，是一种很难维护的资产。虽然这笔资产已经不再完好如初，却仍然支撑了我们，让我们度过一段轻易许多却也非常危险的时期……）
我在那段时期的反应，可说是这样的：「啊，你们想要『社会主义的英雄』，嗯？你们要『精神的浪漫主义』，是吧？好啊，我就写一篇游击队的故事给你们，这故事里没有人是英雄、没半个人具有阶级意识。我要献给你们一个充满车衣妇、流浪汉、『下层无产阶级』的世界！（注 13）〔这对当时的我而言是个新观念；我以为这是一个大发现。我那时并不知道，原来下层无产阶级一直是，而且永远是，最好写的小说领域。〕这样，就是最正面，最具性的文学作品了！我们何必去关心早已是英雄，早已具有社会意识的人物呢？从小人物成长为大英雄的过程，才应该被写下来啊！既然社会上还有人尚未具备社会意识，我们就该去关心这种人，而且只该关心他们！」
当时我就这样推想。我满脑义愤，投入写作，将我至亲好友的面容性格加以扭曲。曾有好几个月，我就是和这一批好朋友分享一只烂罐的板栗，以及死亡即至的威胁。我曾经担怕这些友伴的运命；当他们焚烧走过的桥梁时，我好崇拜他们毫不在乎的模样；我钦羡他们置个人私我于度外的生活方式。而我却为他们制作面具，时时为他们戴上扭曲的脸孔，装上怪诞的身形。在他们的故事里，我创造出明暗对照的浓密云朵──或者该说，我当时年幼无知，以为那就是明暗对照的云……（注 14）到头来，却觉得一种懊悔感跟随着我好几年……
※
我还是要再一次重写这篇序文，从头开始。我根本还没有写到重点。我说过，乍看之下，藉由书写这部小说，我好像可以厘清脑海里的整套想法：理由、论点、对手、文字美学…… 可是，假若这整套想法仍在存在，就必然停滞于混乱无形的状态。实际上，这本书之所以出现，实在出于偶然；我在着手写下这本书的时候，心里并没有明确的情节。我从顽童主人翁下手，从对于事实的一段直接观察下手，从挪移、谈吐、与大人世界建立关系的方式下手。小说需要虚构的基础，于是我发想出顽童的姐姐，以及从德国人手中偷来手枪的故事。接下来，游击队员的部分是比较难写的──我要从顽童的浪徒故事（注 15）跳接至游击队的群体史诗，这个大动作简直要毁坏一切。我只好发明一项工具，好让我将整部小说维持在同一个层面上──于是我创造出「德历托」这个角色，德历托的疏离感让我方便写作。
一如以往，我所写的故事逼使我想出几至强迫的解决之道。不过，在这个写作计划中，写作的模式似乎自行生成。我将自己刚出炉的经验、一串声音和脸孔、滔滔的论辩、阅读与经验的交织物，全都倾倒进这个写作计划中。
阅读以及人生体验，并非两种不同的宇宙，而是同一种。任何一种生活体验，一旦需要加以诠释的时候，就该仰赖阅读，两者熔合为一。事实上，任何书本都是其它书本的产物，这可算是一条真理；只不过，这条真理看来是和另一条真理起了矛盾：另一条真理指出，书本是真实生活以及人际关系的产物。才刚结束游击队的活动时，我们发现了（先是读到发表在杂志上的片段，后来才读到整本书）一本关于西班牙境内战事的小说，是海明威在六、七年前写的：《战地钟声》。这是第一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书。在这本书里头，我们转化成为我们看过、感受、体验的叙事、主题、文句。帕布罗和碧拉就是我们。（注 16）（但，现在我最不喜欢的海明威作品恐怕也正是《战地钟声》；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发现了海明威的其它作品──尢其是他的早期短篇小说──之后，有感于他写作风格带来的真实启发，我们才将海明威视为我们的作者。）
那时候我们感兴趣的文学，充盈了人性、残酷与自然。在内战时期，俄罗斯人也吸引我们注意──在苏维埃文学还没有变得精雕细琢、一副维多利亚德性之前──我们将人当成同志。巴勃（注 17）尢其让人留意，他的《红色受难像》（Red Cavalry）意大利文译本甚至是我们在战前就读过的；此作堪称本世纪写实主义文学的奇书之一，算是知识分子和暴力互动关系之下的产物。
这样的文学，就是《蛛巢小径》的背景。不过在年轻时代，只要又读了一本书，就像又张开了一只眼；以往的肉眼视觉，以及藉由阅读而来的认知，都一概改变。认识了文学新观念之后，我渴望能够创造幼年以来一路我的各种文学宇宙…… 于是，我除了驱使自己写出海明威《战地钟声》之类的作品，我也想写史蒂文森《金银岛》（注 18）之类的书。
帕维瑟很快就理解我了，他光看《蛛巢小径》就可以猜出我所有的文学喜好。帕维瑟是第一个指出拙作具有童话质素的人；而我，本来还不了解自己作品的特性，后来才大彻大悟，之后便试图实现他对我的定义。我就要写下自己的作品了；如今我发现，早在写作初期，一切元素均已齐备。
或许，到头来，一个作家的第一本书才是唯一重要的书。或许作家只该写出这第一本书。写作第一本书的时候，是作家跨步跳跃的机会。这个机会让作家得以一口气表达自我，让作家趁此时机打开心结。如果没有把握这一次，就没有下一回了。或许一生之中只有某个年纪可以写诗；对大多数人来说，那个年纪就是年幼时刻。当那个年纪一过，不论有没有把握机会表达自我（是否表达了自我，只有在百年或一百五十年之后才清楚──同时代的人并没有能力评断），在所有的纸牌都摊在桌上之后，作者也只能够回头模仿别人，或者模仿自己，再也不能够成功说出千真万确、无可取代的言语了……
※
岔个题。任何讨论只要停留在纯文学的层次──假使是真诚的讨论──就会进入一条死巷；写作总是引入死巷。所幸，写作并非只是文学的行为；写作还是「其它」东西。再说一次，我觉得有必要修正这篇序文的进行路径。
这个「其它」，就我当时所知，就是游击战的定义。有一位和我同辈的朋友，现在已经是位医生；当时他像我一样是个学生，在那时夜夜和我耗时讨论。我们都觉得，抗战是很基本的经验：他的使命感比我更多，因为他曾被指派重要任务，才刚过二十岁就担任游击队支队的委员。而我在同一支队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加里波第子弟兵（注 19）。在解放之后几个月，我们当时觉得，大家谈论抗战的方式全都错了，人们唱出高调，而这派胡言遮掩了抗战的真实要义、基本性质。现在我很难重建当时他和我的讨论内容；我只记得，我们一直反对一切变成神话的意象，我们将游击队意识化约成简单的元素，这种元素只能在我们最老实的同伴身上才看得到。这种简化的游击队意识，是认知当下和未来的钥匙。
我的朋友是个冷静、擅长分析的辩论者，他对任何不真实的事物都嗤之以鼻。这本书中唯一的知识分子角色──金姆委员──就是以他描绘而成；我们在那段时光的讨论──我们讨论那些未着未举旗帜的人为何而战──必然残留在我的书页里，在金姆与费里拉大队长之间的对话中，以及在金姆的独白里头。
这本书的形成背景，就是上述的思辩，以及──甚至是早于上述思辩之前的──自从我开始使用武器加入战斗以来，对于暴力的一切私自反省。在加入游击队之前，我本来是一名年轻的中产阶级分子，一直住在家里。那时候，我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斥绝是平和的，大致上是对于好武之风的反对；这种斥绝，是风格的问题，或可说是品味的问题。但，我原本和谐的想法突然让我自己卷入游击队的暴力之中，我改而采用暴力来丈量自己的尺寸。真是伤痛经验，我的第一次……
译注
12. 意大利原本并未一统，小国各自为政，直到 19 世纪才摆脱外力控制，建立起统一的意大利王国，而「复兴运动」（Risorgimento）在统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复兴运动」着眼于意识型态与文艺，企图唤起意大利民众的国家意识。
13. 根据马克斯的说法，「下层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是劳力阶级中最为低下的一个层级，也包括游民、罪犯之类的边缘人。「下层无产阶级」并不等于「无产阶级」（proletariat）；后者是指投入工业生产者，不一定贫穷，也未必微贱。
14. 卡尔维诺在此提出美术中的「明暗对照法」（chiaroscuro），却不见得是在谈美术。他所指的云朵，应是譬喻他在小说中布置的氛围，场景等等。
15. 「浪徒故事」（picaresque tale），以主角流浪过程为主题的小说。例如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马克吐温的《顽童历险记》等等。
16. 《战地钟声》（For Whom the Bell Tolls）为海明威于1940年出版的小说，故事场景设于1937年的西班牙。帕布罗为书中一位西班牙游击队领袖，而碧拉是帕布罗的勇敢妻子。
17. 巴勃（Isaak Emmanuilovich Babel, 1894-1941），前帝俄时期的乌克兰（后为苏联）短篇小说小说家，以战争题裁以及敖德萨（著名港口）的故事闻名。
18. 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苏格兰的散文家、诗人、小说家，以小说《金银岛》（Treasure Island）以及《变身博士》（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著称。
19.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英雄，带领著名的「红衫军」游击队协助意大利统一。值得留意的是，加里波第为 19 世纪人，和卡尔维诺属于不同时代。卡尔维诺自称曾为加里波第子弟兵，应是参加后人为纪念加里波第精神而另外成立的游击队。
就我来说，这种责任心终究让我觉得──历史的课题太过重要、太过严正了，并不是我的能力所可以负担。而且，我为了避免自己被这样的课题吓住，便决定不要迎头硬攻，而改从侧面切入。我利用一个孩子的眼睛来观看这个世界，孩子所在的环境充满顽童和游民。我发想出这个故事：一方面，故事仍然牵连游击战、英雄主义和牺牲；另一方面，故事保有自己的色彩、苦味、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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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可以如何定义、重审这部小说呢？（我必须从头开始重写这篇序文。我行进的方向错误：我几乎要说，这部小说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很聪明，逃开「使命感」的重担──事实正好相反……）我将这部小说定义为一种「使命感」文学，但我采用「使命感」的广义。在今天，当人们在讨论「使命感的文学」时，通常都会陷入错误的想法──人们会以为，这种文学只是用来注释早已定案的论述，和任何文学表现无关。但，实际上，所谓的「使命感」，是种承诺，是可以在各种层面跳出来的；在此，它主要的意涵是：意象与文字，姿态，步调，风格，轻蔑，违抗。
选择这样的课题，就已经是一种几近大胆挑衅的炫耀。向谁挑衅呢？当时的我会说，我要同时站在两种战斗位置上：一方面，我要挑战诋毁抗战精神的人；另一方面，我要挑战将抗战精神过度神圣化的神殿看守人。
第一种作战位置：解放结束不过一年的时间，正经十足的体面人士就再次占据高位，抓住那时期的任何机会大肆发作──举凡战后青年生活困顿、犯罪率再次提高、建立新法制困难重重，他们都有意见。他们大声疾呼，「看哪，我们早就说过了；这些游击队，总是那副德性；他们不必大费周章告诉我们抗战时期的童话；那种理想，我们都清楚得很……」
我就在这种社会气候之下写出我的作品；我利用这本小说，吊诡响应那些正经人士：「好极了，你们好像很有道理，我就照办。我不会在小说中描写最好的游击队员，我反而要写出最坏的一批。我的小说焦点将会放在一组极其狡猾的角色上头。我故意描写坏角色而不写好人物，这又如何呢？这些未加深思虑就投入混战的角色，也都是由人类互救的人性冲动所趋使啊，这种冲动就使他们比你好上千百倍，使他们成为推动历史的动力，而你们这些人根本没有这把劲！」但这种论点，这种挑衅，现在已经离我很远了；我要指出，即便在当时，这本书也只不过是一部小说而已，并不是历史论证过程中的元素。同样的，如果你仍然感觉到一丁点情缩挑拨，这种微微的刺痛全都来自那时候的争辩。
来自双重的争辩。至于在第二种作战位置上头的，位于「左翼文化」的烽火，也离现在的我很远了。那时，针对艺文活动的「指导」才正要开始。有人要求作家创造「正面的英雄」，要作家写出在社会行为与战力方面的正当形象、说教标尺。这，我说过，只是起头；我还要补充，从那时候开始，这种施加在作家身上的压力并没有在意大利发挥效力，也得不到支持。然而，新文学隐然就要遭遇危险，似乎即将承受宣教、劝说的差事。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并不甚明白压力的降临；不过，我已经被惹毛了，我摩拳擦掌，准备对抗新起的高调。（我们那时维持反主流的精神：反主流，是一种很难维护的资产。虽然这笔资产已经不再完好如初，却仍然支撑了我们，让我们度过一段轻易许多却也非常危险的时期……）
我在那段时期的反应，可说是这样的：「啊，你们想要『社会主义的英雄』，嗯？你们要『精神的浪漫主义』，是吧？好啊，我就写一篇游击队的故事给你们，这故事里没有人是英雄、没半个人具有阶级意识。我要献给你们一个充满车衣妇、流浪汉、『下层无产阶级』的世界！（注 13）〔这对当时的我而言是个新观念；我以为这是一个大发现。我那时并不知道，原来下层无产阶级一直是，而且永远是，最好写的小说领域。〕这样，就是最正面，最具性的文学作品了！我们何必去关心早已是英雄，早已具有社会意识的人物呢？从小人物成长为大英雄的过程，才应该被写下来啊！既然社会上还有人尚未具备社会意识，我们就该去关心这种人，而且只该关心他们！」
当时我就这样推想。我满脑义愤，投入写作，将我至亲好友的面容性格加以扭曲。曾有好几个月，我就是和这一批好朋友分享一只烂罐的板栗，以及死亡即至的威胁。我曾经担怕这些友伴的运命；当他们焚烧走过的桥梁时，我好崇拜他们毫不在乎的模样；我钦羡他们置个人私我于度外的生活方式。而我却为他们制作面具，时时为他们戴上扭曲的脸孔，装上怪诞的身形。在他们的故事里，我创造出明暗对照的浓密云朵──或者该说，我当时年幼无知，以为那就是明暗对照的云……（注 14）到头来，却觉得一种懊悔感跟随着我好几年……
※
我还是要再一次重写这篇序文，从头开始。我根本还没有写到重点。我说过，乍看之下，藉由书写这部小说，我好像可以厘清脑海里的整套想法：理由、论点、对手、文字美学…… 可是，假若这整套想法仍在存在，就必然停滞于混乱无形的状态。实际上，这本书之所以出现，实在出于偶然；我在着手写下这本书的时候，心里并没有明确的情节。我从顽童主人翁下手，从对于事实的一段直接观察下手，从挪移、谈吐、与大人世界建立关系的方式下手。小说需要虚构的基础，于是我发想出顽童的姐姐，以及从德国人手中偷来手枪的故事。接下来，游击队员的部分是比较难写的──我要从顽童的浪徒故事（注 15）跳接至游击队的群体史诗，这个大动作简直要毁坏一切。我只好发明一项工具，好让我将整部小说维持在同一个层面上──于是我创造出「德历托」这个角色，德历托的疏离感让我方便写作。
一如以往，我所写的故事逼使我想出几至强迫的解决之道。不过，在这个写作计划中，写作的模式似乎自行生成。我将自己刚出炉的经验、一串声音和脸孔、滔滔的论辩、阅读与经验的交织物，全都倾倒进这个写作计划中。
阅读以及人生体验，并非两种不同的宇宙，而是同一种。任何一种生活体验，一旦需要加以诠释的时候，就该仰赖阅读，两者熔合为一。事实上，任何书本都是其它书本的产物，这可算是一条真理；只不过，这条真理看来是和另一条真理起了矛盾：另一条真理指出，书本是真实生活以及人际关系的产物。才刚结束游击队的活动时，我们发现了（先是读到发表在杂志上的片段，后来才读到整本书）一本关于西班牙境内战事的小说，是海明威在六、七年前写的：《战地钟声》。这是第一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书。在这本书里头，我们转化成为我们看过、感受、体验的叙事、主题、文句。帕布罗和碧拉就是我们。（注 16）（但，现在我最不喜欢的海明威作品恐怕也正是《战地钟声》；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发现了海明威的其它作品──尢其是他的早期短篇小说──之后，有感于他写作风格带来的真实启发，我们才将海明威视为我们的作者。）
那时候我们感兴趣的文学，充盈了人性、残酷与自然。在内战时期，俄罗斯人也吸引我们注意──在苏维埃文学还没有变得精雕细琢、一副维多利亚德性之前──我们将人当成同志。巴勃（注 17）尢其让人留意，他的《红色受难像》（Red Cavalry）意大利文译本甚至是我们在战前就读过的；此作堪称本世纪写实主义文学的奇书之一，算是知识分子和暴力互动关系之下的产物。
这样的文学，就是《蛛巢小径》的背景。不过在年轻时代，只要又读了一本书，就像又张开了一只眼；以往的肉眼视觉，以及藉由阅读而来的认知，都一概改变。认识了文学新观念之后，我渴望能够创造幼年以来一路我的各种文学宇宙…… 于是，我除了驱使自己写出海明威《战地钟声》之类的作品，我也想写史蒂文森《金银岛》（注 18）之类的书。
帕维瑟很快就理解我了，他光看《蛛巢小径》就可以猜出我所有的文学喜好。帕维瑟是第一个指出拙作具有童话质素的人；而我，本来还不了解自己作品的特性，后来才大彻大悟，之后便试图实现他对我的定义。我就要写下自己的作品了；如今我发现，早在写作初期，一切元素均已齐备。
或许，到头来，一个作家的第一本书才是唯一重要的书。或许作家只该写出这第一本书。写作第一本书的时候，是作家跨步跳跃的机会。这个机会让作家得以一口气表达自我，让作家趁此时机打开心结。如果没有把握这一次，就没有下一回了。或许一生之中只有某个年纪可以写诗；对大多数人来说，那个年纪就是年幼时刻。当那个年纪一过，不论有没有把握机会表达自我（是否表达了自我，只有在百年或一百五十年之后才清楚──同时代的人并没有能力评断），在所有的纸牌都摊在桌上之后，作者也只能够回头模仿别人，或者模仿自己，再也不能够成功说出千真万确、无可取代的言语了……
※
岔个题。任何讨论只要停留在纯文学的层次──假使是真诚的讨论──就会进入一条死巷；写作总是引入死巷。所幸，写作并非只是文学的行为；写作还是「其它」东西。再说一次，我觉得有必要修正这篇序文的进行路径。
这个「其它」，就我当时所知，就是游击战的定义。有一位和我同辈的朋友，现在已经是位医生；当时他像我一样是个学生，在那时夜夜和我耗时讨论。我们都觉得，抗战是很基本的经验：他的使命感比我更多，因为他曾被指派重要任务，才刚过二十岁就担任游击队支队的委员。而我在同一支队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加里波第子弟兵（注 19）。在解放之后几个月，我们当时觉得，大家谈论抗战的方式全都错了，人们唱出高调，而这派胡言遮掩了抗战的真实要义、基本性质。现在我很难重建当时他和我的讨论内容；我只记得，我们一直反对一切变成神话的意象，我们将游击队意识化约成简单的元素，这种元素只能在我们最老实的同伴身上才看得到。这种简化的游击队意识，是认知当下和未来的钥匙。
我的朋友是个冷静、擅长分析的辩论者，他对任何不真实的事物都嗤之以鼻。这本书中唯一的知识分子角色──金姆委员──就是以他描绘而成；我们在那段时光的讨论──我们讨论那些未着未举旗帜的人为何而战──必然残留在我的书页里，在金姆与费里拉大队长之间的对话中，以及在金姆的独白里头。
这本书的形成背景，就是上述的思辩，以及──甚至是早于上述思辩之前的──自从我开始使用武器加入战斗以来，对于暴力的一切私自反省。在加入游击队之前，我本来是一名年轻的中产阶级分子，一直住在家里。那时候，我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斥绝是平和的，大致上是对于好武之风的反对；这种斥绝，是风格的问题，或可说是品味的问题。但，我原本和谐的想法突然让我自己卷入游击队的暴力之中，我改而采用暴力来丈量自己的尺寸。真是伤痛经验，我的第一次……
译注
12. 意大利原本并未一统，小国各自为政，直到 19 世纪才摆脱外力控制，建立起统一的意大利王国，而「复兴运动」（Risorgimento）在统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复兴运动」着眼于意识型态与文艺，企图唤起意大利民众的国家意识。
13. 根据马克斯的说法，「下层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是劳力阶级中最为低下的一个层级，也包括游民、罪犯之类的边缘人。「下层无产阶级」并不等于「无产阶级」（proletariat）；后者是指投入工业生产者，不一定贫穷，也未必微贱。
14. 卡尔维诺在此提出美术中的「明暗对照法」（chiaroscuro），却不见得是在谈美术。他所指的云朵，应是譬喻他在小说中布置的氛围，场景等等。
15. 「浪徒故事」（picaresque tale），以主角流浪过程为主题的小说。例如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马克吐温的《顽童历险记》等等。
16. 《战地钟声》（For Whom the Bell Tolls）为海明威于1940年出版的小说，故事场景设于1937年的西班牙。帕布罗为书中一位西班牙游击队领袖，而碧拉是帕布罗的勇敢妻子。
17. 巴勃（Isaak Emmanuilovich Babel, 1894-1941），前帝俄时期的乌克兰（后为苏联）短篇小说小说家，以战争题裁以及敖德萨（著名港口）的故事闻名。
18. 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苏格兰的散文家、诗人、小说家，以小说《金银岛》（Treasure Island）以及《变身博士》（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著称。
19.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英雄，带领著名的「红衫军」游击队协助意大利统一。值得留意的是，加里波第为 19 世纪人，和卡尔维诺属于不同时代。卡尔维诺自称曾为加里波第子弟兵，应是参加后人为纪念加里波第精神而另外成立的游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