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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晋1678年10月9日入耶稣会，1687年7月23日为法王路易十四选派第一批六名来华耶稣会士之一。在出发前，他们被授法国科学院院士，并负有测量所经各地区的地理位置和收集科学资料之任务。这批传教士以洪若翰神甫为首于1685年3月3日从法国布雷斯特东渡，经暹罗(今泰国)，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7月23日)夏，抵浙江宁波，请求在华永久居留。其中有一位神父被暹逻国王挽留，没有同行来中国外，其余五人最后于1688年2月7日抵达北京。这五人即为洪若翰、李明、白晋、张诚、刘应。当时的浙江巡抚金宏以这些人无护照入境，咨文礼部，拟遣送回国。因当时任职钦天监的比利时教士南怀仁年事已高，康熙正物色新人接替，遂批准他们进京。白晋和张诚(J.F.Gerbillon)两位神父当即被康熙帝留京供职，其他三人则获准前往各省自由传播福音。
1688年，张诚等进宫，进献了当时欧洲先进的天文仪器，包括带测高望远镜的四分象限仪、水平仪、天文钟，还有一些数学仪器。康熙非常喜欢，下令置于宫内御室中，并传旨白晋、张诚学习满语，9个月后学成。白晋、张诚在向康熙讲解所进仪器的使用的同时，还向他讲解一些天文现象，并介绍了法籍意大利天文学家卡西尼(JeanDominique Cassini，1625～1712)和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德拉伊尔(Philippe de Lahiere，1640～1718)观测日食和月食的新方法，并绘图加以说明。白晋还将法王路易十四之子梅恩公爵送给他的测高望远镜转呈给康熙皇帝。
1690年，张诚、白晋等系统地向康熙讲授过几何学和算术。张诚、白晋编写了满文实用几何学纲要；后来，白晋、张诚的满文讲稿整理成册，并译成汉文，由康熙亲自审定作序。这就是现在故宫博物院所藏满文本《几何原本》，而汉文本则收入了《数理精蕴》。
1691年，根据康熙皇帝的要求，白晋和张诚曾准备讲欧洲哲学史，但因康熙患病不能用功而未能按计划进行。他们看到皇上很想了解人体组织及其机能动因，以及在这些组织中发生的那些有益作用的原理，所以又决定讲授人体解剖学。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7月4日，白晋、张诚两人进献的奎宁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为了酬谢他们的功劳，康熙帝命在皇城西安门内赐地建房，作为传教士的住宅。同时，康熙皇帝为招徕更多的法国耶稣会士，任命白晋为特使出使法国，携带赠送法国国王的珍贵书籍四十九册，回国招募更多的传教士来华。白晋辗转于水陆，至1697年3月才抵达布雷斯特，5月回到巴黎。当时，在法国只有23册汉文书籍，因此白晋带回的这套汉文书籍让路易十四感到非常欢喜和惊奇。白晋于该年出版《中国现状》与《康熙皇帝》两本书，分别献给了勃艮第公爵夫人和路易十四。白晋将康熙皇帝描绘为另一位太阳王，以此博得路易十四对康熙的好感，从而获取其对传教区进一步的财政和人力的支持，亦即派遣更多的耶稣会士去中国并支付年薪。路易十四慷慨地答应了这一请求，同时授权白晋花一万法郎为康熙皇帝准备礼物。
一切就绪之后，1698年3月，“安菲特利特”号载着一行9位耶稣会士自拉罗舍尔起锚驶向广州，除白晋外，其余8人分别是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利圣学（Jean-Charles Etienne de Broissia）、翟敬臣（Charles Dolze）、南光国(Louis Pernon)、马若瑟（Joseph Hennry M.de Premare）、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颜理伯（Philibert Geneix）、卫嘉禄（Charles de Belleville）。
在此之前，白晋已经安排另外几名耶稣会士先期离开，傅圣泽（Jean Francois Foucquet）和卜嘉（Gabriel Barborier）于1698年1月乘“拉泽兰”号离开布雷斯特，并在路易斯港换上了“拉邦”号舰船，与已经在该船上的其他3名耶稣会士会合。加上他们在印度时，又有两名法国会士结伴来中国，这样，白晋此行共带回了15名耶稣会士，其中的不少人在汉学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他们于1699年返回北京，并携来法国国王回赠的一批名贵雕刻。
白晋这次出使的巨大成功，深得康熙皇帝的赞许。皇帝任命他为皇太子的辅导老师。白晋和康熙皇帝有着同样的见解，他们希望找到儒教与天主教的共同点，从而使得中国人能够接受并改信天主教。据说，康熙皇帝本人曾宣称自己要信仰天主教，并使得全中国人民也将改信此教，在中国的传教士们都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全力以赴，只是最终并未成功。当时，白晋努力从“四书五经”中寻找天主教传说的痕迹，通过研究，他认为自己已经从中国古典书籍中发现了天主教初传的记载，于是他和两个同道一起写了《古今敬天鉴》一书。
1705年，罗马教皇特使铎罗，为颁布教皇“礼仪”的禁令来到中国，康熙皇帝大为震怒，下令将其逐出北京。但皇帝认为教皇的错误决策是由于他不了解中国，又听信了坏人的谗言。于是打算派白晋前往罗马，向教皇解释。后由于与铎罗的意见严重分歧，康熙下令将白晋召回，未能成行。
康熙皇帝与西方传教士接触后，在学习使用天文、数学仪器的过程中，对大地的测量产生了兴趣。但康熙关于测绘全国地图的设想，首先萌发于平定三藩之乱时。在战争中地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暴露出很多缺陷。有的地图粗略模糊，有的甚至错误百出。据《张诚日记》记载，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1690年1月26日，康熙要求张诚介绍俄国使团的来华路线，张诚按照西方绘制的地图给他讲述，他发现地图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尤其是中国东北部分过于简略粗疏，由此决心依靠传教士用西方的测量技术绘制一张全国地图。
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底，白晋奉命与雷孝思(1663～1738)﹑杜德美(1668～1720)等人带队从长城测起，对长城各门、堡以及附近的城寨、河谷、水
流等进行了测量。1709年1月，他们返回北京，带回一张约15英尺长的地图。之后，又有费隐等人加入。这一次白晋等人率队测绘长城以西，即晋、陕、甘等省，直至新疆哈密一带。其余的传教士也被派往各省测量绘制《皇舆全览图》，白晋等人还参加了最后的汇总工作，这项任务历时九年才最终完成。经康熙审定后，1718年绘制成《皇舆全览图》及各省分图。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如此广阔的国土上完成的大地测量。这次测量中统一了长度单位，发现经度长度上下不一，证实了地球是扁球形。
1730年6月28日（雍正八年）白晋卒于北京，享年74岁。之后遗体也安葬在正福寺墓地。他一生的事迹充分证明他有着坚定的信念和真挚的传教精神以及耶稣会士们普遍具有的政治才能。就他个人性格而言，他是一个温厚诚实、忠顺可靠的人，就算有时对别人不满，也决不诽谤别人；他与人为善，因此总能和周围的人友好相处，从而总是能够很好地实现自己的愿望和要求。
研究《易经》
白晋是一位对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而《易经》西传史上，白晋的作用犹为重要。自白晋开始，在华的天主教教士之学术研究也渐渐显示了分化的倾向。留驻北京的法籍教士，亲近中国皇帝，甚至奉皇帝之命进行著述。他们虽致力于中国经典的研究，却远离了当时中国一般知识界，大多数中国人有何种思想，对他们仍是陌生的。他们以本身所具有的宗教、哲学、科学知识和观念为基础，来研究中国古经，形成一种独特的思想体系。他们研究中国学问的目的，在于为西方寻找更为理想的楷模。因此，他们借助研究中国经典，进一步探讨中西文化的共同问题。故而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与中国学的研究，或多或少不同于中国的传统。不过，这种不同是有意识的，相当自觉的。我们看到，而后西方世界形成的易学，并不是沿着中国传统学术方式而发展的，这一点正好与东亚易学形成对照。正是这种深刻的差异性的展开，易学的演进渐渐进入一个更具有跨文化意义的发展时期。
白晋作为“索隐学派”的开创人物，他的形象理论的建立，直接得益于对《易经》的系统研究。白晋的形象主义构想，在未来华之前即已酝酿。至华后，研习《易经》，推动他进一步着手阐述一种基于形象理论的神学哲学体系。
1697年白晋在巴黎就《易经》的题目作了一次演讲。在演讲中，他把《易经》视为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样合理、完美的哲学，他说：虽然（我）这个主张不能被认为是我们耶稣会传教士的观点，这是因为大部分耶稣会士至今认为《易经》这本书充斥着迷信的东西，其学说没有丝毫牢靠的基础……然而我敢说这个被M .Maigrot所诘难的主张是非常真实的，因为我相信我有幸发现了一条让众人了解中国哲学正确原理的可靠道路。中国哲学是合理的，至少同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同样完美。我想通过分析《易经》这本书中种种令人迷惑的表象论证（这个主张）的真实性。《易经》这本书中蕴涵了中国君主政体的第一个创造者和中国的第一位哲学家伏羲的（哲学）原理。再说，除了中国了解我们的宗教同他们那古代的合理的哲学独创多么一致外（因为我承认其现代哲学不是完美的），我不相信在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方法更能促使中国人的思想及心灵去理解我们神圣的宗教。白晋认为《易经》及中国古史以“先知预言”方式表达了基督教教义。
评价康熙
白晋在给《康熙帝传》作的跋中说，“现代人对于从远方回国的人带来的旅行见闻往往持怀疑态度。这种时代精神实不可思议。我如实地记述了康熙皇帝的言行，所以我觉得这部《康熙帝传》理所当然应该获得读者的全面信赖。但由于上述怀疑态度在作祟，也许不能实现这一愿望。可是由于《康熙帝传》只记载了我们亲眼看到的事实，并介绍了极准确的知识，所以我相信读者一定会以和阅读一般游记不同的态度阅读本书。另外，如果我把会招致世界上第一个英明君主路易十四大王陛下正当的愤怒，或者会失掉东洋第一君主康熙皇帝恩宠的错误记述，呈献给路易大王陛下，这无疑是一种轻率的举动。”
白晋在《康熙帝传》中对康熙大帝的情况向路易十四世进行了介绍：
“两三年前，陛下派往这位皇帝身边的耶稣会士，有幸接触一位以前在法国以外连做梦也未曾见过的伟大人物。他和陛下一样，有高尚的人格，非凡的智慧，更具备与帝王相称的坦荡胸怀，他治民修身同样严谨，受到本国人民及邻国人民的崇敬。从其宏伟的业绩来看，他不仅威名显赫，而且是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帝王。在边陲之地能见到如此英主，确实令人惊讶。简言之，这位皇帝具有作为英明君主的雄才大略。如果说，他治理国家的才能还不如陛下，那么，恐怕也可以说，他是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帝王当中最为圣明的君主。法国耶稣会士对此甚为吃惊。
他天赋极高、博文强记、智力过人、明察秋毫。他有处理复杂纷繁事务的刚劲毅力，他有制定、指挥、实现宏伟规划的坚强意志。他的嗜好和兴趣高雅不俗，都很适于帝王的身份。他为人公正，伸张正义，倡导德行，爱护臣民。他具有服从真理的性格以及绝对抑制情欲的克己之心。诸如此类高贵品德，不胜枚举。此外，在日理万机的君王中，能如此爱好艺术并勤奋学习各门科学的也不能不令人惊讶。
康熙皇帝在政治上公正无私，按国法行事；在用人上任人唯贤，并把这些视为施政中严守的信条。因此，从未发生过因徇私情或出于个人利益而反对康熙皇帝的事件。康熙皇帝重视并严格选拔优秀官吏，监督他们的行动，这表明皇上平素对于臣民的仁爱之心。此外，当某省发生严重灾荒时，从他内心中表现出来的异常忧虑之情，充份说明他作为一国之主和国父的强烈责任感。
康熙皇帝为了了解国民的生活和官吏们的施政状况，时常巡幸各省。视察时，皇上允许卑贱的工匠和农夫接近自己，并以非常亲切慈祥的态度对待他们。皇上温和的问询，使对方甚为感动。康熙皇帝经常向百姓提出各种问题，而且一定要问到他们对当地政府官吏是否满意这类问题。如果百姓倾诉对某个官员不满，他就会失去官职，但是某个官员受到百姓的赞扬，却不一定仅仅因此而得到提升。
然而康熙皇帝却过著朴素的生活，就其衣著来说，令人丝毫没有奢侈浪费的感觉，这并非由于他爱财和吝啬。他虽然自己力求节俭，但对用于国家的经费却特别慷慨。只要是有利于国家、造福于人民的事业，即使支出数百万两的钜款，他也从不吝惜。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为了修缮官署，以及为了改善人民生活、促进商业发展，而治理河流、运河，建设桥梁、修造船只及其他类似的事业，他经常拨出钜款。由此不难看出，康熙皇帝的朴素生活，完全是由于他懂得节约的意义，也是由于他希望做一个为臣民所爱戴的君主和国父，所以努力为国家的实际需要积累财富。”
白晋在《康熙帝传》对他与康熙大帝的密切接触进行了回顾。他说，“皇上亲自向我们垂询有关西洋科学、西欧各国的风俗和传闻以及其他各种问题。我们最愿意对皇上谈起关于路易大王宏伟业绩的话题；同样，可以说康熙皇帝最喜欢听的也是这个话题。这样一来，皇上竟让我们坐在置放御座的坛上，而且一定要坐在御座的两旁。如此殊遇除皇子外从未赐予过任何人。”
白晋在《康熙帝传》中说，“肯定地说，这位皇帝是自古以来君临天下的最完美的英明君主之一，从许多方面来看，他都与陛下极其相似。”
主要著作
《中国现状》(Etat prsent de la Chine)，1697年，巴黎出版。
《古今敬天鉴》(De Cultu Celesti Sinarum Veterum et Modernorum) ，1707年自序，仅有抄本。
《康熙帝传》(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1697年，巴黎出版。《康熙帝传》除对康熙帝的文治武功简要叙述外﹐对其品德﹑性格﹑生活﹑爱好等方面都作了详细介绍。有英﹑荷﹑德﹑义 ﹑拉丁文译本。中译本名《康熙皇帝》，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根据1941年日本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后藤末雄的日译本译出，1981年出版。
《易经大意》(Idea Generalis Doctrinae libri Ye Kin)
《中国皇帝历史画像》(Potrait Historique de l' empéreur de la Chine)是一部相对来说脱离礼仪争论的作品，它颂扬的是康熙皇帝而非耶稣会士群星捧戴的孔子。
[《满汉服装图册》中的图片]
《满汉服装图册》中的图片
《象形文字之智慧》(Specimen Sapientiae Hieroglyphicae)
《中国现状记·满汉服装图册》是白晋作为钦差返回法国时，把中国的满汉文武官员及贵族妇女们的服装图样绘成草图，并据此草图制成宫中人员的服装铜版画，共46张，装成一册献给布尔哥尼公爵及其夫人。这本书与其说是《中国现状记》，莫如说是《满汉服装图册》更为恰当。作者还在卷首介绍中国的政治组织，是因为他想要确证当时欧洲所宣传的“中国出色的政治法”，并试图将此制度介绍给自己的祖国。
《白晋神父自北京至广东旅行记》
BiographyBorn at Le Mans, Joachim Bouvet became a philosophy student in 1676 at the Collège Royal Henry-Le-Grand in La Flèche. He came to China in 1687, as one of six Jesuits, the first group of French missionaries to China, sent by the French King Louis XIV of France, under Superior Jean de Fontaney.
Before setting out for their destination, he and his associates were admitted to the French Academie des Sciences and were commissioned by that learned body to carry on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s, to determine the geographical positions of the various places they were to visit, and to collect various scientific data.
The group, after being provided with all necessary scientific instruments, by order of the King, sailed from Brest, 3 March 1685, with Father Fontaney as Superior. After spending some time in Siam, they finally arrived in Peking, 7 February 1688. The Jesuits were well received by Emperor Kangxi. Bouvet and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stayed at Peking, teaching the emperor mathematics and astronomy.
While engaged in this work, the two Jesuits wrote several mathematical treatises in the Manchu language which the emperor caused to b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dding the prefaces himself. So far did they win his esteem and confidence that he gave a site within the Imperial City enclosure for a church and residence which were finally completed in 1702.
Bouvet later served as the Chinese emperor's envoy to France, and returned to his home country in 1697 with instructions from the emperor to obtain new missionaries. Kangxi made him the bearer of a gift of forty-nine volumes in Chinese for the French king. These were deposited in the Royal Library, and Louis XIV, in turn, commissioned Father Bouvet to present to the emperor a magnificently bound collection of engravings. In 1699 Father Bouvet arrived in China for the second time, accompanied by ten missionaries among them 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 Jean-Baptiste Régis, and Dominique Parrenin. Kangxi honored Bouvet further with the title of interpreter to his son, the heir-apparent.
In 1700, with four of his fellow missionaries, Bouvet presented a memorial to the emperor, asking for a decision as to the meaning attached to the various ceremonies of the Chinese in honor of Confucius and their ancestors. The emperor, who had taken a keen interest in the controversy regarding the ceremonies, replied that they were simply civil usages, having no religious significance whatsoever. The memorial, together with the emperors reply, was published in the Peking Gazette but failed to allay the excitement then raging in Europe over the question.In 1706, Kangxi decided to send Bouvet to the Vatican to settle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but took back his decision later.
From 1708 to 1715, Bouvet and Jean-Baptiste Régis were engaged in a surve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preparation of maps of its various provinces.
As a sinologist, Bouvet focused his research on I Ching. Trying to find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classics and the Bible, Bouvet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hinese had known the whole truth of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in ancient times and that this truth could be found in the Chinese classics. Even though he had some of his texts published, none of Bouvet's more extreme Figurist texts were published until the mid-19th century. He died in Peking on October 9, 1730. His gravestone stele is on display at the Stone Carving Museum of Beijing (at the Five Pagoda Temple) together with the gravestone steles of Father Gerbillon, and Father Regis.
Major worksE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en figures gravées par P. Giffart sur les dessins apportés au roi par le P. J. Bouvet (Paris, 1697)
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Paris, 1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