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 人物列錶
馬可·奧勒留 Marcus Aurelius愷撒 Gaius Iulius Caesar屋大維 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
安東尼 Anthony斯巴達剋斯 Spartacus羅穆盧斯 Romulus
陸馬·龐培留斯 Numa Pompilius提比略 Tiberius Claudius Nero卡利古拉 Ga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
剋勞狄一世 Tiberius Claudius Drusus Nero Germanicus尼祿 Nero Claudius Drusus Germanicus加爾巴 Servius Sulpicius Galba
奧索 Marcus Salvius Otho維特裏烏斯 Aulus Vitellius Germanicus葦斯巴薌 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
提圖斯 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圖密善 Titus Flavius Domitianus涅爾瓦 Marcus Cocceius Nerva
圖拉真 Trajan, Marcus Ulpius Nerva Traianus哈德良 Publius Aelius Traianus Hadrianus安敦寧·畢尤 Antoninus Pius
維魯斯 Lucius Ceionius Commodus Verus Armeniacus康茂德 Lucius Aurelius Commodus Antoninus佩蒂納剋斯 Publius Helvius Pertinax
尤利安努斯 Marcus Didius Severus Julianus塞維魯 Septimius Severus卡拉卡拉 Caracalla
馬剋裏努斯 Marcus Opellius Macrinus迪亞杜門尼安 Marcus Opellius Antoninus Diadumenianus埃拉伽巴路斯 Elagabalus
亞歷山大·塞維魯 Alexander Severus
馬可·奧勒留 Marcus Aurelius
意大利 安敦尼王朝  (121年四月26日180年三月17日)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
馬可·奧勒留·安敦寧·奧古斯都
馬爾庫斯·奧列裏烏斯
馬可·奧理略
籍貫: 羅馬
開端終結
在位161年180年

哲學思考 philosophy apprehend《沉思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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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奧勒留拉丁語Marcus Aurelius,121年4月26日-180年3月17日),全名為馬可·奧勒留·安敦寧·奧古斯都拉丁語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註 1])。是羅馬帝國五賢帝時代最後一個皇帝,擁有凱撒稱號(拉丁語Imperator Caesar)。於161年至180年在位。有“哲學家皇帝”的美譽。

馬可·奧勒留是羅馬帝國最偉大的皇帝之一,同時也是著名的斯多葛派哲學家,其統治時期被認為是羅馬黃金時代的標志。他不但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君主,同時也是一個很有成就的思想傢,有以希臘文寫成的關於斯多葛哲學的著作《沉思錄》(Τὰ εἰς ἑαυτόν)傳世。在整個西方文明之中,奧勒留也算是一個少見的賢君。

公元177年,馬可·奧勒留,羅馬帝國的皇帝,坐上了奔赴北方的戰車。如果 121 年 4 月 26 日是他準確的生日的話,這一年他剛好五十六歲。但那時候人們通常衹能活四十歲。
多年來他的帝國一直動蕩不安,危機四伏,甚至可以說兵荒馬亂,加上軍隊的內訌,他的年輪幾乎是在戰車下轉動的,他的身體也十分疲憊。儘管所到之處,人們都在高呼“皇帝萬歲!”皇帝本人卻深知來日不多,一種壯士一去不復還的預感徘徊在他心頭。不過他早已作好隨時放棄生命的充分準備。作為萬萬人之上的皇帝,通常是沒有朋友的,但馬可·奧勒留擁有許多知心的朋友。直到三天前他們還在一起談論宇宙、神靈與人生的深奧哲理。羅馬城外,風把旗幟吹得獵獵作響,他深情地與朋友一一握手,就像生離死別一樣。他的情緒可能感染了朋友,他們請求他留下自己的箴言。這就是今天我們可以在書架上看到的《沉思錄——一個羅馬皇帝的哲學思考》。多虧他的朋友,不然我們也許就讀不到這册智慧的書——它本來是寫給自己看的。雖然那場戰役最終取得了勝利,奧勒留卻在勝利的喜訊中撤離人世。
馬可·奧勒留從小就表現出探索萬物本源的興趣,十一歲時,他便有意身着古代希臘與羅馬哲學家們常穿的簡陋的長袍,模仿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少年的心智,得到了當時世界上最好的教化。在《沉思錄》的第一篇,他列舉了一長串對他的人格産生過重大影響的人。他們是他的祖父、父親、母親、家庭教師和一些哲學家。令人感興趣的是,奧勒留所列舉的自己得到的教益大多是否定性的。如,他的母親教給他不要在心中産生報復的念頭;他的家庭教師使他“學會了不在運動場上加入某一方——無論是藍隊還是緑隊;也不要為格鬥比賽的任何一方叫好——無論他們是執方盾還是圓盾 ”;拉斯提庫斯告誡他“不要因為虛榮而撰寫冥思玄想的文字,或慷慨陳詞地談論道德,不要故作熱情洋溢”;阿波羅尼烏斯教導他“不要讓心依賴於偶然機遇”。等等。
奧勒留對哲學的愛好不能被視為是達官貴人的附庸風雅,它出自他的天性。在奧勒留活動的年代,羅馬帝國風行斯多葛派哲學。整個斯多葛派起源於古希臘哲學家芝諾的一次旅行。在前往雅典的中途,芝諾的船沉入了深深的愛琴海,哲學家喪失了所有的財物,但他驚奇地發現,自己的精神品質完好無損。於是便有了斯多葛派——這種聖人的哲學。
斯多葛派認為整個宇宙是一個神,一個心靈,它分配給每一個人以靈魂。“人是一點靈魂載負着一具屍體”。人應當擯棄肉體的享受,一切可稱為快樂的東西,去完善自己的靈魂。奧勒留嚮往這種高尚的生活。羅素在他那本著名的《西方哲學史》中寫到:“他是一個悲愴的人;在一係列必須加以抗拒的各種欲望裏,他感到其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一種就是想要引退去一個寧靜的鄉村生活的那種願望。但是實現這種願望的機會始終沒有來臨。”他渴望成為一個聖人 , 一個像蘇格拉底那樣的哲學家 , 但是命運讓他踏上了一條看起來是相反的道路。作為皇帝安東尼庇護的養子,當他還是一個十九歲青年的時候,就被推舉為羅馬的執政官,此後又兩次連任,還娶了皇帝的女兒為妻。他在世俗的事務中愈陷愈深,不可自拔,直到 161 年,養父駕崩之後,他被推上了帝國最高統治者的座位。看來,他是一個聽從命運安排和感召的人。“讓命運成為你唯一的意嚮吧,因為此外再沒有更合理的事情。 ”這句話不像是對別人說的。
一個渴望歸隱的聖人卻坐上輝煌的寶座,一個哲學家成了一個皇帝,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經過數百年的徵服與擴張,特別是到了愷撒和屋大維統治的時代,羅馬帝國的版圖變得十分遼闊。它的疆界橫跨歐亞非三大洲,北抵英吉利海峽、萊茵河、黑海、高加索一綫,南至北部非洲,東到阿拉伯沙漠。在交通信息如此不便的時代,要統治這樣一個龐大的帝國是非常睏難的。而且,隨着版圖的擴大,愈來愈多地把不同種族和信仰的人納入了一個國度,其結果是增加不安定的因素,使國傢受到愈來愈多的挑戰 , 皇帝也越來越不好當。因此,在一次得不償失的勝利之後,屋大維囑咐後人,不要一意擴張了。奧勒留執政時期,帝國已經轉入守勢,但是國傢內部仍然不能平靜。它必須隨時接受來自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人群的挑戰,而這些挑戰往往是與天災一起降臨的。
奧勒留在位的二十年時間,就是在應付這些事件中度過的。但在戎馬倥傯之際,奧勒留依然繼續他對宇宙人生究竟的思索。《沉思錄》的許多篇章,是在刀光劍影的徵途上寫下的。
與所有真正的斯多葛哲人一樣,奧勒留的關懷遠遠超出羅馬的版圖。他的志嚮不在於成為一個萬萬人之上的羅馬皇帝,而是要成為一個宇宙公民,因為“廣袤無垠的歐亞大陸,在宇宙不過是一角落;海洋之大,不過猶如一小水滴;馬其頓的埃索斯山,與全宇宙相比,不過塵埃一粒;而此時此刻,在無盡的時間序列中,也衹是無窮中的一點。所有一切存在物,都是渺小的,變化着的,無任何穩定性可言的東西。”宇宙的本性操縱物質界時好像玩弄蠟塊,命運刈割生命有如收麥子。“仔細地審視所有的事物,你會看到它們一直在凋萎和變易。也可以說,一直在腐敗和離散,換一個說法,事物的一再形成一如它們之前的一再瓦解。”
整個世界是一道生滅不息的潮流。“既然如此,又有誰能賦予那絶不能靜止下來的遷流中的事物以什麽價值呢?”因為,沒有誰能站到這一潮流之外去。在這遼闊無際、遷流不息的宇宙流中,人什麽也抓不住,包括萬裏江山和金碧輝煌的宮殿,也包括人自己的肉身。“名醫希波剋拉底治愈了好多疾病,但他自己終究也病倒而死去。占星傢查爾丁之流預言別人的大限之期,最終自己卻沒有躲過死亡之日。亞力山大、龐培、愷撒一生徵戰,毀滅了多少城市,在戰場上砍殺了成千上萬的馬匹士卒,可他們自己終歸仍然追隨死人而去。赫拉剋利特曾大談宇宙之火,卻因水腫病而死亡。”《沉思錄》的作者要求人們“經常思想一下往昔的古人吧。他們一心一意地為自己的怨恨和傢族的世仇作報復,並且無所不用其極;他們有的聲名顯赫一世,有的則罹難蒙災、創巨痛深。然後你問自己一句:似諸人等,而今安在?他們消失得無影無蹤,如一縷煙逝去。”“不用多長的時間,你將釋懷於整個世界;更短的一點時間內,世界也就忘記了你。”那些執着的企圖,衹能使人陷入被動與煩惱,並且最終也要失算。“那些戲,甚至不值得耗費蠟燭去演出呢!”
在揭示世界的流變和生命的無常之後,奧勒留追問,“究竟是什麽使你執意盤桓於此呢?”
生活在世俗中的人們,通常會抱怨是外部事物的誘惑與違逆導致他們內心的痛苦不安。
奧勒留告訴人們,這是不確切的,甚至是自欺欺人的,是逃避人生使命的托詞。“如果外部事物使你煩惱不安,那麽請你註意,使你心情煩亂的並非事物,而是你對事物的看法,而衹要你願意,你是很可以將它打發掉的。”他堅持了兩條格言:事物不能拂亂靈魂;人生不過一種意見 ( 這話聽起來有些“唯識無境”的味道 ) 。如果生活使你痛苦 , 那就反省並且去除自己的意見和觀念吧,是它們令你痛苦的,而不是生活使你無法承受。“不要忘了,一切事物說到底都是一種意見。衹要你樂意 , 都屬於你的思想所支配。因此,去掉你的見解,就好像你繞過某個危險的海岬,你不會損失什麽 , 但你卻獲得了安全的航綫,平靜的海面 , 還有風平浪靜的海灣。”
由於有了這種直指人心的痛快淋漓,奧勒留便無須去尋找隱逸的叢林了,或者說他在自己心中找到了寺廟。“人們習慣於凡欲隱退便尋找那人跡罕見的地方,或鄉間,或海濱,或山中。而這也是你一心嚮往的。可歸根結底,這是一種俗不可耐的嚮往,因為你自身當中便有這樣的力量,隨時可以隱退的,衹要你希望如此。一個人的心便是他回避喧囂世人的最自由的寧靜去處。如果你心中寧靜,那你就已獲得了內在的和平;這種和平安寧在於聽從自心的吩咐。”這種在自己心靈發現叢林的結果是,奧勒留不像一般的隱者那樣逃避自己的責任與義務。他認為厭棄、回避與執着追逐同樣是煩惱的誘因,外在的企求與內嚮的蜷縮同樣使心靈變形,憤怒和狂喜都會使靈魂扭麯,失去自性的圓滿。因此,他既不追逐人生,也不逃避人生,從不怠慢社會歷史賦予一個羅馬皇帝的使命。他每天都在提醒自己,要盡到自己身上的社會責任。“當你清晨不願早起時,可以簡短地對自己說這麽一番話:我要起床去履行一個人所負有的責任,難道我會不樂意履行我之被塑造,我之被生於此世間而應該負有的責任嗎?”他生活態度既積極又消極:盡人事而聽天命。
奧勒留的終極關懷是心靈的關懷。他指出,“一個毫不猶豫便會躋身於赴死者的高尚隊伍的人,便是一個類似祭司和神之伺奉者的人,一個能夠正確利用心中神性的人。在這種神性力量的幫助下,此人便獲得了庇護。他不受歡樂的誘惑,不怕痛苦的侵襲,不受傷害又超然於惡人們的邪惡意志之上。因此他在進行一場高貴的戰鬥,抵禦心中的所有情欲。他的內心深處浸透了公義的精神,全心全意地接受一切逆順之境,面對自己的命運。若非公衆的必然利益和普遍的福利,他對任何言談、思想或行動都不屑一顧。不,他衹專門於自己的事業,仔細地思想命運分配給自己的大自然的那一份,盡其所能地追求第一和至善。他由衷地相信自己得天獨厚,相信任何人的命運都是得其所宜的,因為適宜便是命定的東西。”對於那些以高貴的靈魂去伺候肉體的人,奧勒留指出,“你衹是以一個有價值的東西去服務於那並無價值的存在。因為前者是靈魂、智慧和神性,而後者卻是污垢和腐敗。”
心靈若依附於財富、地位、權力等外物,並以其為尊嚴和榮耀,就會多了虛妄不實的成份,變得猖狂而又脆弱。把它們納入心靈,與把衆多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人群納入羅馬帝國的版圖是一樣的。為了保持靈魂的高貴和純潔,他勸戒人“把你的感覺局限於它們應有的範圍,讓你的心保持應有的距離,不用與它們混在一起。”使你的心像清泉一樣長流不息,時刻保持自由、澄明、節制和善良,不至於成為一潭死水。這就是奧勒留“世出世間”、解脫煩惱的秘訣。沒有任何外境能顛倒一個回到心靈的人,“可以說,生死、榮辱、苦樂、貧富——所有這一切都是善者和惡者會共同遭遇的東西,從本質上說,他們並沒有內在的高尚性或卑鄙性,因而,如果說它們是非善非惡的,也就沒有任何不妥了。”
同樣道理,沒有任何一個人的罪惡能傷害另一個人。“我確定地相信,沒有人可以真正地傷害我,因為沒有人可以迫使我錯誤地行動;我在自己的內心深處也不懷有對什麽人的仇恨,我也不會對自己的本性和傢人生出憤怒。”那些企圖傷害別人的人,他們的忌妒、仇恨、憤怒和歹毒首先傷害了自己的心靈,使之失去了安詳、澄明和美好。他們這樣做其實是十分愚昧的,也是值得同情的。“他的不良行徑出於無知,他的過錯屬於不得已。你與他這兩方都會很快歸於墳墓。你特別應該想到的是:你其實並沒有從他受到傷害,因為你的心决沒有覺得因此受害了。”人既然不可以被別人的行為所傷害,那麽,傷害人的衹能是人自己本身。而人的不幸的根源正在於此。“如果一個發生的事件不能拂亂你的天性,那還為什麽要稱它為不幸呢?再說,一件並不與造化的用意相悖的東西,怎麽會挫折一個人的天性呢?”
人要歸依於自己的心靈,心靈又歸依於什麽?或者說,心靈是一個什麽東西?有一個叫作心靈的實體嗎?這是一個令人茫然的問題。按照奧勒留的哲學,回歸心靈的道路與回歸宇宙之神的道路是同一條。由於奧勒留的宇宙之神是非人格的,因此,他的心靈所要歸依的便衹能是自然了。宇宙萬物自發自然地協同合作,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服從於同一目的。不論是事物還是人,“不管你將自己擺在什麽地位上,你都是宇宙目的的參與者”,目的都藴藏於你的內部。奧勒留寫道:“當心的活動符合自然時,它便處在良好的狀態下,它從容地接納事物。無論逆順,心都能應付裕如。誠然,這樣的心並不是完全冷漠的,無傾嚮性的,它有自己的選擇性和趨嚮性。但如果遭遇什麽,它便會全力以赴,就像火將落入自身的東西轉為燃燒一樣。”在自然之中,沒有所謂的不幸,也沒有所謂的意外。所謂不幸和意外都不過是人的一種意見罷了。他像一個詩人那樣贊嘆:“啊,大自然,凡對你來說是適宜的,於我也是如此。 ”奧勒留把死亡當成一件善事,因為它是自然的事業、宇宙活力的體現、神的頌歌中的一個樂章。
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說,人是萬物的尺度。這句話可以說是人道主義的第一個宣言。它確立了人作為世界的價值主體和源泉的創世地位,把本來沒有價值差異和價值取嚮的自然世界加以分別,而這種做法除了因為我們自己是人外,沒有任何根據。奧勒留可以說是“一個精神視野遍及物質全體與時間的人” ( 柏拉圖語 ), 他已不再堅持人對萬物的尺度。他的自然之道已超出人道主義 ( 或曰人類中心主義 ) 的範圍,他的回歸自我實際上也是放棄自我。他放棄了人的立場。不僅如此,奧勒留還認為,人對自然世界的分別之心和非分之想正是痛苦和不幸的根源。
仔細考察奧勒留的價值觀是相當有趣的。《沉思錄》通篇充滿着對物質形態變幻不實,人生短暫無常的感嘆,強調了存在的無意義、無價值。
但是從宇宙統一體和自然之神的角度,他又指出,世間的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所有這一切存在都是渺小的、變化着的、不穩定的東西。不要忘記,這所有一切,均來自宇宙的靈魂,或直接或間接地受因果法則的支配。因此,咆哮的獅子的兇惡,蝮蛇的毒汁,或任何自然界中有害的東西,如荊棘、污泥之類,都是高貴和美麗的某種東西的産物。因而不要以為它們是毫無疑義的,是不值得你崇敬的某種存在。要瞭解所有這一切所由來自的那個源泉。”而且,奧勒留還體會到“事物之間存在着自然的交感同情”。正是這種萬物等價同源的觀念使奧勒留不至於滑入虛無主義的深淵。他要去掉的是頑固不化的個人立場。這種立場的實在性是一種障礙,它使人愚昧,也使人痛苦。奧勒留要消除個人立場和佛傢要消除人的私我是一致的。衹有你的視野開闊並且保持立場的變通,世間的一切事件就會暢快地從你的心中流過。除了這個,你還需要什麽呢!
或者有人把奧勒留歸結為一個虛無主義者,但是這種歸結使皇帝對政治等世俗事物的恭敬和勉力,以及對社會公義的堅持變得荒謬和不可理解。因為一個貨真價實的虛無主義者的唯一出路,就是找一個僻靜的去處了結自己的生命,不麻煩別人。一個半拉子的、冒牌的虛無主義者通常的選擇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莫讓杯樽空對月。奧勒留二者都不是。他也不同於那些在境遇不通、時運不濟的時候否定一切,看透一切,一旦利益在前就斤兩不讓、尺寸必爭的偽虛無主義者。
許多虛無主義者,起源於對人註定要死去的無奈,認為死亡是對人存在的徹底滅絶,因此它堵住了通往永恆和神聖的出路,使生命顯得無根無據,毫無希望。其實生與死、壽與夭不見得是人存在的究竟,長生不死並不能保證一個人活得幸福、愉悅。如果一個人過得痛苦難熬又欲死不成,那纔是最可怕的。
某些存在主義者把死亡作為否决人生的藉口。加繆將全部哲學的問題歸結為人要不要自殺?因為無根無據、毫無意義地賴着活是無恥的,也是不可理解的。但這恰恰是他反思人生所得出的結論。他認為人衹有在對荒謬、無意義的反抗中才能獲得意義。西西弗就是這樣的英雄,他把一塊註定要滾下山去的石頭推嚮山頂。加繆的邏輯似乎勉強。的確,按照有理數的原則,如果一個數是負值,那麽它的反數就是正值的。但是,如果這個數是零,它的反數是正值的嗎?零乘以什麽都是零,正與負都沒有意義。如果人生的意義是惡的,那麽對它的反抗就是善;如果人生的意義是虛無,順從與反抗都是虛無。加繆似乎是個與命運鬧情緒的人。薩特更是要與世界鬧彆扭。加繆的車後來撞到了樹上,他的死看不出是他殺還是自殺。
一般的價值淘金者通常是把世界敲碎成一片散沙,然後從中檢測各粒沙子之間的差別,以此來確定它們的輕重貴賤,然後淘汰那些輕賤的沙粒,從而獲得貴重的金子。對於他們來說,價值是一種差別。奧勒留是一個特殊的淘金者,他從寬廣的時空視野來考察宇宙之沙,發現這些沙子儘管眼前五光十色,千差萬別,但是這些差別更多是來自我們的褊狹的立場和意見,依特殊立場而成立的意見必定隨着立場的轉變而轉變。
在生滅變化的火之河流中一切差別最終都被抹平。因此,肆意擴張這種差別使之升級來獲得榮耀是可笑的,人把心靈交付到這種差別之中去受作弄是不值得的。
換一個角度講 , 萬有等價等值的思想卻不意味着虛無主義 , 因為萬物等價衹意味着它們之間的相對值相等 , 但不能由此得出它們的絶對值等於零的結論。等價既可以等於零,也可以等於萬,等於億。衹有在萬物的價值相等,並且等同於零時,纔産生絶對虛無主義。奧勒留可以說是一個相對虛無主義者,因為他否决了事物之間、境遇之間的價值差異;但奧勒留不是一個絶對虛無主義者,他並不否决任何事物存在對於自身和對於宇宙統一體的意義,衹是否决此事物對於它事物在價值上的高低貴賤。依照奧勒留的哲學,說一切事物都是沒有意義的時,必須補充一句:一切事物都是有意義的、神聖的。這兩句話不僅沒有矛盾,而且同時成立,少了一句就成荒謬。
由於奧勒留所事的神並非超越個人存在的人格上帝,而是內在於人的靈魂,人完善的心靈就是它的法身。因此,人跪在自己的面前就是跪在神的面前,供奉自己和鄰人便是供奉諸神。人的事業便是神的事業。奧勒留不必放下手中的活計、卸下肩上的擔子去投效神聖的領域。衹需把份內的事情辦妥,給命運帶到身邊來的人以愛護,並且保持心靈的澄明與自得,也就可以了。在一個等價同源的世界裏,任何事情都不值得大驚小怪地加以誇張,不論是是還是非,不論是善還是惡,不論是美還是醜。最為珍貴的是在無常之中的平常之心。
然而,完全消除世間事物的價值差異是否可能,又是否必要?對於洶涌而來的無窮無盡的世俗事務不加分別地應對,似乎不是辦法。作為一個帝國的皇帝,奧勒留一定會面臨許多難以兩全其美的選擇。比如,要指揮軍隊去平定某一個地方勢力的叛亂,這個過程免不了要殺害一些無辜。按照奧勒留的哲學,這些生命具有與他相等的價值,而且都擁有高貴的心靈,都藴藏着宇宙之神。但是,我想,他衹能對他們的屍體表示惋惜。
心靈可以完善,世間的事務卻難以盡善盡美。佛陀說,這是一個娑婆世界,充滿着遺憾。在世俗生活中,在有限的條件範圍內,保持適度的價值分別和選擇看來是必要的權宜,這種分別的知識在現代自然和社會科學中已經非常發達。不過必須時刻警惕,不要把相對的價值絶對化,不要把權宜的東西當成終究。不要被分別分別了你的心靈——這是絶對不可侵犯的領域。
每一個站到宇宙自然的立場上去的人,都會以平等的態度來觀照這個世界,保持價值中立,不再堅持等級的觀念,自以為出類拔萃。奧勒留的等價同源觀與莊子的齊物論存在着驚人的相似。他們都具有一種超越價值或者說無價值的開放態度。莊子說:“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 ( 《秋水》 ) 價值的觀念其實是在人與世界之間、人與人之間、事物與事物之間分國界、挖鴻溝,它並沒有對自然之物産生約束,反而對人本身形成了桎梏,使人陷於個我利害得失的計較和趨避,使心靈失去雍容和舒放的風度,不能全然地投入自然的懷抱。實際上,價值觀念既是立場狹隘的産物,也是心靈迷惑的結果。與莊子遙隔萬裏的奧勒留也揭示了許多價值觀念的虛偽可笑。他指出,大理石衹是硬化的土,金銀也不過是某種沉積物,精美的織物衹是織在一起的毛發,紫袍的顔色衹是某種小魚血染成的,它們其實沒有多大的差別,但人們的靈魂卻去追逐這種差別,並企圖擴大它。
奧勒留不僅認為萬物等值,而且認為同一事物在不同的境遇中自性也沒有實質上的增減。“一塊石頭拋上或擲下,對石頭的自身言,並無什麽區別。上升時於它無益,下落時於它無損。”他的平常心來自平等智,等價同源的價值觀使他具有了十分豁達和超脫的人生態度。“如果你樂意,你現在可以活,如果你真的將死時,你也决意去死一樣。但假設人們不讓你活,那就坦然放棄生命,但絶不要以為這是什麽不幸。如果房子冒煙了,我就離開它,總得有個了結,為什麽我們一定得執着於物質形態呢?不過,衹要還沒有這樣的事逼我,我就呆着,行止像個自由人,願幹什麽就幹什麽。不過,除了我的頭腦和公衆的利益要我去幹的,我又根本無意幹任何別的事情。”
與莊子的齊物論不同的是,莊子在指出萬物等價,沒有任何東西享有優越性的特權的時候,雖然也肯定事物之間“道通為一”,但他似乎止於“立於本原而知通於神”,給人的感覺事物之間是相對平行、漠不關懷的,相互交關反而有礙於道。老子以為“天地以萬物為芻狗”,莊子也多次強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相忘而化其道;奧勒留在強調萬物等價的同時,還指出它們有一個共同本源,“萬有均來自此一噴泉 ”。他相信宇宙間的事物都有共同的利益,人與人之間更是如此。“我們之所以生下來,便是為了相互支持幫助,有如手足,有如上下眼瞼,有如上下牙齒。”“凡是不符合蜂群全體利益的,也就不會符合單獨的每一隻蜂的利益。”
“衹要你是同宇宙的利益一致 , 那麽你便不會遭遇意外的事情。”本來無得亦無失,人大可不必在變化之中高唱詠嘆調。奧勒留欣賞這樣的話:“請給予我你樂意的,請拿走你所樂意的”。他還要求人要“衷心地熱愛那些命運將他們帶到你身邊的人。”而且不要挂念自己的善行,耿耿於自己的美德,要像蜜蜂采蜜時那樣不發出嗡嗡的叫聲。至於自私的行為,在奧勒留看來,並不能達到自利,因為這意味着把一朵花從樹上摘去,把一隻手從身體上砍下來。在他的筆下,自私是這樣一種行為,即“將自己從自然整體上砍下來,而他生來便是世界整體的一部分。……復歸於整體的特權是神對人的奬勵。”
在等級觀念之下,也會有愛的給予,但這種愛是有分別的,而且是和恨相反相成的,隱蔽着仇怨的危機,它要求等值的愛作回報。這種愛轉化為深仇大恨的事情已經司空見慣。奧勒留的等價同源觀所支持的愛卻是無分別的、一廂情願的、沒有暗藏妒忌和怒火的、全然的愛,不要求愛的回報,即使愛的對方以怨報德,也不會收回,也不會轉化為痛恨。
他甚至從不把靈魂獲得拯救的希望交付於來世。對於死後靈魂的出路和歸宿以及人格神是否存在的問題,奧勒留並沒有形成堅固的信念,倒是存有許多疑問。“如果人死後靈魂依然存在,那麽自古及今,天空以怎樣的方式為他們騰出地方來呢?”“實際上,神的存在和他們對人世的關心是無從討論的事。”因此,奧勒留把當下此刻作為存在的唯一棲居之所。人必須全然地生活在此時此刻,因為儘管宇宙永恆,人所能把握的時間衹是現在;不論是壽比南山還是朝生夕死,你所能擁有的都衹有此時此刻。“哪怕你活上三百年,或者,如果你樂意,你會要求活三千年,但要記住,除了現時的生活,人不會失去別的什麽;人除了現時失去的,也不可能還擁有別的什麽。從而,我們可以說,我們通常所謂的長生不老同隨生即死的夭亡,計算起來都沒有什麽分別,因為就現在而言,它的持續是相同的,因此,可以說,死亡的損失對每一個人說來,其嚴重性是一樣的。沒有人能達到現在之外的時間之點,因為沒有人會失去過去或將來。人怎麽能夠被剝奪他還沒有或已失去的東西呢?”
使人不能全然地進入此時此刻的,莫過於心中的非分之想和對心外之物的好奇。人們或者糾纏於無法輓回的過去,或是憧憬着虛無縹緲的未來,渴望得到本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企圖生活在別處他鄉,使得靈魂不能歸宿,從而把自己的心攪得像一汪濁水,失去澄明自在的本來面目。想象力的濫用是人類的一大不幸,好奇心使心靈蒙受玷污。為此,奧勒留要求人們要把好奇心與異想天開的非分之想從心靈中清除出去。他說:“ 再沒有比人類的好奇心更不幸的了,它處處鑽頭覓縫,像某位詩人說的,為有所發現而在地上挖坑打洞。好奇心是利用猜測而急於找到強行進入他人思想的通道,卻忘記了自己的責任衹是服務於心中的神性。所謂服務於自身中的神性,是指人使自身遠離喧囂的情欲、邪惡的感情、輕率和虛榮,以及遠離對於神和人類的不滿。”
作為一個斯多葛派的哲人,馬可·奧勒留也許沒有太多可以稱得上個人創見的哲學主張,但他是這一哲學的實踐者,而不僅僅是一個饒舌的學問傢。要實踐一種犬儒主義、甚至一種存在主義並不難,但要實踐斯多葛派哲學可就難了。後來的人們往往會在奧勒留的哲學中發掘出許多可疑的問題。譬如,命定論與自由,虛無主義與仁義道德這些矛盾的東西被拼成一盤。還有,他的站在宇宙立場上的無條件的普愛思想,也被視為是一種愛的幻想,愛的烏托邦,愛的謊言。但是在奧勒留的生活中,在他心靈的火爐裏,矛和盾已經熔化在一起,顯示出金屬的本質。內聖外王之道在他身上獲得了統一。奧勒留還躬親實踐了這種看似不可能的愛。大約是 169 年,羅馬軍隊在劫掠塞琉西的阿波羅神廟時,據說打開了一個神秘的金盒子,裏面藏有疾疫的毒菌,於是末日降臨,意大利的許多村莊和城市淪為廢墟,羅馬城裏也有近萬人死亡。正當奧勒留為賑濟災民焦頭爛額時,他親信的將軍,帝國東部總督阿維第烏斯·卡西烏斯在敘利亞舉兵反叛,意欲奪取王位。叛亂最終被平定了。殺死卡西烏斯的是他手下的屬將。但對於卡西烏斯的死,奧勒留深為遺憾。他為權力的欲望毒害將軍的心靈而感到沉痛,還說本來要求寬恕的應該是他自己。奧勒留還小心地毀掉一切有關叛亂的文件,以免牽連參與其中的人。奧勒留說到做到。當奧勒留說,不要從權力、地位、名譽等身外之物中去尋找快樂,要在物質現象面前保持心靈的尊嚴時,他不是衹面對別人。歷史上有哪一位皇帝把自己的王位分成兩半,將一半交給另一個人?這種“二日並出”的政治範例卻在奧勒留時代出現。當然,我們不能離開奧勒留所處的歷史境況去要求他,以一個人的匹夫之力要改變整個社會的風貌和歷史的積弊是不可能的——這也不符合奧勒留的哲學。羅素曾經指出,“馬可·奧勒留確乎曾經敕令過角鬥士必須使用粗鈍的劍進行角鬥,但是這種改革是暫時的,而且他對於人與野獸的角鬥也沒有做過任何改革”。
奴隸製的罪惡造成的苦難仍然存在。這種批評同樣中肯。
儘管如此,儘管奧勒留皇帝統治的時代時有戰爭、瘟疫和地震發生,但是歷史學家仍把這個時期評為最適合人類生活的年代之一。生活在他的時代的人們是幸運的。公元 180 年馬可·奧勒留的逝世,意味着羅馬帝國黃金時代的結束。繼承王位的獨子康莫多斯是最壞的皇帝中的一個。後來的子孫似乎都沒能像奧勒留一樣給臣民帶來如此多的恩惠。他生下了孩子卻不能生下他的心。
1999 年 4 月,一個東方人無意中看到了奧勒留留下的著作,他十分驚訝,時隔兩千一百多年,一個人的心靈竟然與另一個人如此相通。他對別人說,我好像是在讀父親的遺囑。不過,《沉思錄》的讀者不應該忘記,它的作者是一個皇帝,無須像一個平民一樣為生計日夜操勞——如果他不是皇帝的話,這個部分是應該寫入本書的。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ɔːˈrliəs/ ə-REE-lee-əs; 26 April 121 – 17 March 180) was Roman emperor from 161 to 180 and a Stoic philosopher. He was the last of the rulers known as the Five Good Emperors (a term coined some 13 centuries later by Niccolò Machiavelli), and the last emperor of the Pax Romana, an age of relative peace and stability for the Roman Empire. He served as Roman consul in 140, 145, and 161.

Marcus was born during the reign of Hadrian to the emperor's nephew, the praetor Marcus Annius Verus, and the heiress Domitia Calvilla. His father died when he was three, and Marcus was raised by his mother and grandfather. After Hadrian's adoptive son, Aelius Caesar, died in 138, the emperor adopted Marcus' uncle Antoninus Pius as his new heir. In turn, Antoninus adopted Marcus and Lucius, the son of Aelius. Hadrian died that year and Antoninus became emperor. Now heir to the throne, Marcus studied Greek and Latin under tutors such as Herodes Atticus and Marcus Cornelius Fronto. He kept in close correspondence with Fronto for many years afterwards. Marcus married Antoninus' daughter Faustina in 145. After Antoninus died in 161, Marcus acceded to the throne alongside his adoptive brother, who took the name Lucius Verus.

The reign of Marcus Aurelius was marked by military conflict. In the East, the Roman Empire fought successfully with a revitalized Parthian Empire and the rebel Kingdom of Armenia. Marcus defeated the MarcomanniQuadi, and Sarmatian Iazyges in the Marcomannic Wars; however, these and other Germanic peoples began to represent a troubling reality for the Empire. He modified the silver purity of the Roman currency, the denarius. The persecution of Christians in the Roman Empire appears to have increased during his reign, but it is unknown how involved Marcus was in the persecution. The Antonine Plague broke out in 165 or 166 and devastated the population of the Roman Empire, causing the deaths of five million people. Lucius Verus may have died from the plague in 169.

Unlike some of his predecessors, Marcus chose not to adopt an heir. His children included Lucilla, who married Lucius, and Commodus, whose succession after Marcus has been a subject of debate among both contemporary and modern historians. The Column and Equestrian Statue of Marcus Aurelius still stand in Rome, where they were erected in celebration of his military victories. Meditations, the writings of "the philosopher" – as contemporary biographers called Marcus, are a significant source of the modern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Stoic philosophy. They have been praised by fellow writers, philosophers, monarchs, and politicians centuries after his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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