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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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屈原(约前343年-约前278年6月6日),芈姓,屈氏,名平,字原,楚国人(今湖北省秭归县,一说湖北荆州纪南[1]),自称是古帝高阳氏的后裔[2],其先祖屈瑕受楚武王封于屈地,因以屈为氏。官拜左徒,为楚王近臣[3]。
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且有楚国第一诗人的美称,任三闾大夫,常与楚怀王商议国事,主张楚国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多次反对楚怀王与秦国交好的举动。在秦昭王扣留楚怀王之后,屈原继续辅佐楚顷襄王[4]。楚顷襄王六年(前293年)楚顷襄王谋划再与秦国讲和。屈原斥责楚顷襄王和子兰,楚顷襄王大怒,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屈原因此被驱除出楚国都郢都,被流放于更偏远的江南地区。历时十八年。然而,正是因为被流放,使得屈原广泛地接触了底层的人民群众,也接触了丰富生动的楚国民间文化,留下了千古绝唱《离骚》。[5]
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武安君白起率军攻破郢都,楚顷襄王被迫迁都。屈原虽日夜思念郢都,却因被放逐而不能回朝效力祖国而十分痛苦和悲伤[6],从行至长江边,作《怀沙》一赋。怀抱一石,投入汨罗江而死[7]。后世端午节吃粽子即是为纪念屈原。
家世
屈原出自楚国公族屈氏,屈氏与昭氏、景氏并称王族三姓,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据说就是掌管昭、屈、景三氏的事务。屈,昭,景为楚国大姓[8][9]。屈氏子孙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国都曾担任过要职。屈原的父亲叫伯庸。到了屈原这一代,屈氏为高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来被秦国俘虏的大将屈匄。屈原楚辞《九章》中的《惜诵》曾说道:[10]“忽忘身之贱贫”。可能当时贵族家庭已衰落。
出生地争议
屈原的生平与事迹主要见于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记载,但由于列传未记载屈原的出生地,以至屈原籍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 秭归说
现存的先秦史籍中均找不到关于屈原的记载。而最早记载屈原的出生地在秭归的当属东晋袁山松(一作袁崧)的《宜都山川记》(亦称《宜都记》)和南朝宋盛弘之的《荆州记》。云屈原故里秭归乐平里犹存有旧田宅、石屋基、玉禾田及屈原贤姊的女媭庙、捣衣石等遗迹。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注》引袁山松《宜都山川记》云:“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又说:“(秭归)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扰存。”晋庾仲雍《荆州记》亦有“今其地名乐平。”相同记载。(“乐”读yuè乃“生”之意,引东汉高诱注释《淮南子?本经》“天覆以德,地载以乐”云:“乐,生也。”;“平”即指屈原,《史记·屈原列传》:“屈原者,名平。”;“里”即指故居,《说文》曰:“里,居也。”即“乐平里”为“屈原诞生之地”之意。)稍后唐代归州刺史王茂元于元和十五年(820年)在城东五里首建屈原祠,作《楚三闾大夫屈先生祠堂铭并序》,称屈原“秭归人也”,又言屈原“旧宅之址存焉”。北宋邵博《闻见后录》亦载:“归州屈沱,屈原故居也。上有屈原祠、墓。”朱熹注屈原“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句说:“鸟盖自喻,屈原生于夔峡,而仕于鄢郢,是自南而集于汉北也。”朱熹此注一出,“屈原出生秭归”便成了定论。清《康熙字典》亦收录“屈原出生秭归”之说。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一文中考证也肯定屈原“是生在秭归县的人”。
- 纪南说
持纪南说则认为屈原自述《哀郢》一文中有“去故乡而就远”,“去终古之所居”句,表明郢都(今荆州区纪南镇纪南城)是屈原终古之所居,更何况也考古发现纪南城为楚三大贵族(屈、景、昭)的居住地。另从屈原家族世袭三闾大夫之职看,屈原出生于郢都可能性较大。其实早在西汉东方朔《七谏.初放》亦载有“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 ,国指国都郢,屈原当然是今荆州人。遗憾的是《七谏.初放》是一篇纯文学作品,其可信度大打折扣。事实上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在引用袁山松《宜都山川记》云:“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未归,喻令自宽全。乡人翼其见从。因名曰秭归。即《离骚》所谓女媭媛以詈余也。”遗憾的是后人引用秭归县命名时,唯对郦道元“余谓山松此言,可谓因事而立证,恐非名县之本旨矣”不予引用,难免有断章取义之嫌。值得一提的是,郦道元曾任过东荆州刺史,其《水经注》多次引用屈原诗赋,但却没有屈原生于秭归的记载。明成化年间编纂的《湖广图经志》中,把屈原与其父伯庸都列为江陵(今荆州市荆州区)名人。清宜都人杨守敬作《水经注疏》亦对“屈原出生秭归”也是持谨慎态度的,对郦道元“余谓山松此言,可谓因事而立证,恐非名县之本旨矣”一句没作任何注释。江陵人汪洪在《屈原籍贯考》一文(附在《江陵县志·人物志》)中则明确指出屈原乃是江陵县纪南镇松柏村一带人。中国屈原学会名誉理事张世春认为,屈原遗迹传说源于宋玉的《高唐赋》与《神女赋》,说屈原出生于秭归难免有牵强附会之感。
- 西峡说
生平
生年争议
《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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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出生日期,据近代许多人研究的结果[11],大概不出于楚宣王二十七年(前342年)到三十年(前339年)之间。屈原在《离骚》中说: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这句是说太岁星逢寅。[12]
取名
屈原觉得自己的生辰有些与众不同,所以他在《离骚》中说: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这4句是说:父亲看到我生辰不凡,给我起了个好名字,名字叫做“平”[13],字名叫做“原”[13]。而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屈原的名字时说:
“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14]
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同他的生年月日配合起来,照字面上讲,“平”是公正的意思,平正就是天的象征;“原”是又宽又平的地形[15],就是地的象征,屈原的生辰和名字正符合“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16]的天地人三统。
初任左徒
屈原是楚国贵族。精通历史、文学与神话,洞悉各国形势和治世之道;人聪明,口才好。司马迁《史记》说他“博闻强志”、“娴于辞令”,20多岁就做了楚怀王的左徒,只比楚国的宰相:令尹低一级。他对内和楚王讨论国家大事,发布号令,对外接待宾客,应付诸侯。楚王很信任他,还让他草拟法令,又让他出使齐国,联齐抗秦。足见屈原曾是楚国兼管内政外交的重要官员。但他的改革精神和措施,却招来了楚国贵族大臣们的反对和嫉妒。反对者的代表就是楚怀王的宠妃郑袖、儿子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这批人只想维护自己的贵族特权,而忽略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这批人整天围在楚怀王身边,左右怀王的言行。楚怀王听信了谗言,渐渐疏远了屈原。
第一次流放(汉北地区)
荆州的屈原巨型雕像
楚怀王十六年(前313年),为了破楚、齐联盟,秦国派张仪带了很多银钱到楚国活动。张仪贿赂了楚国的一批权贵宠臣,又欺骗楚王说:“楚国如果能和齐国绝交,秦国愿意献出商、於一带六百多里土地。[17]”利令智昏的楚怀王听信了张仪的话,就把相印授予张仪,封张仪为相;贪图六百里的商、於之地,真的和齐国断绝了合纵之盟;还派人跟张仪去秦国受地。张仪回秦国后装病,三个月不见楚使。怀王还以为是张仪怪他绝齐不够坚决,又派人去辱骂齐王一通。齐王大怒,断绝了和楚的合纵,反而和秦国联合起来了。这时张仪才出面对楚使说:“您为什么不接受土地呢?从某地到某地,长宽六里。[18]”六百里变成了六里,楚使很生气,归报怀王,怀王大怒,先后两次兴师伐秦,结果都被秦打败,丧失八万军队,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70余人被秦军俘虏,还被占去汉中大片土地。
这时怀王稍有醒悟,“悔不用屈原之策”,于是复用屈原,让他出使齐国,重修楚齐之盟。秦国两次大败楚军之后,也怕齐、楚复交,于是主动提出退还汉中之地的一半以求和。楚怀王恨透了张仪,提出不要汉中地,只要张仪头。秦惠王本不同意,张仪却胸有成竹地说:“以我张仪一个人就能抵得上汉中的土地,臣愿意到楚国去。[19]”张仪到楚以后,贿赂了郑袖、靳尚之流,在楚怀王面前一番花言巧语之后,楚怀王又把张仪给放了,还和秦王结下了婚姻关系。等到屈原使齐回来,说明利害,怀王想追回张仪已来不及,楚国对齐国又一次失去信用。楚怀王二十四年(前305年),楚又一次背齐合秦,去秦迎亲;第二年(前304年),怀王还与秦王会于黄棘(今河南新野县东北)、接受了秦退还的上庸之地(今湖北竹山县)。当时屈原虽竭力反对,结果不但无效,反而遭到了第一次流放,流放到了汉北地区(今安康一带及汉水上游地区)。
楚怀王二十六年(前303年),齐、韩、魏三国攻楚,声讨楚违背纵约。楚向秦求救,还把太子送到秦国作人质。第二年,楚太子杀了秦大夫逃回楚国。前301年,楚怀王二十八年,秦以此为借口,联合齐、韩、魏攻楚,杀楚将唐昧,占领了重丘 (今河南泌阳县东北)。第二年又攻楚,消灭楚军2万,又杀楚将景缺。这时怀王才又想起齐楚联盟的重要,让太子质于齐以求齐楚联盟反秦。前299年,秦又攻楚,取楚八城。趁这形势,秦昭襄王“邀请”怀王在武关(今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东)相会。
屈原此时已从汉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劝怀王不要赴会,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怀王的幼子子兰怕失去秦王欢心,竭力怂恿怀王前去。结果怀王一入武关,就被秦军扣留,劫往咸阳,要胁他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楚怀王被劫往咸阳,楚由齐迎归太子横立为顷襄王,公子子兰为令尹,不肯向秦割让土地,秦又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5万,取十六城。前296年,顷襄王三年,怀王死于秦国,秦国将他的尸体送回楚国安葬。楚国人都怜悯他,如同哀悼自己的父母兄弟。诸侯由此认为秦国不义。秦国、楚国断绝交往。
第二次流放(江南地区)
前293年,顷襄王六年,秦国派白起前往伊阙攻打韩国,取得重大胜利,斩首24万。秦国于是送给楚王书信说:“楚国背叛秦国,秦国准备率领诸侯讨伐楚国,决一胜负。希望您整顿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战。”楚顷襄王很忧虑,就谋划再与秦国讲和。这对屈原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和楚国人民一样,一方面责怪子兰不该劝怀王入秦,以至使怀王死在秦国,又责怪他不该怂恿顷襄王向秦国屈膝投降。他写诗抒情,表达了他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这对子兰形成了威胁,于是子兰指使靳尚到顷襄王面前进谗,使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这次流放的路线,按《哀郢》分析,是从郢都(湖北省江陵县)出发,先往东南顺江而下经过夏首(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东南)、遥望龙门(郢都的东门)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又离开了夏浦(湖北汉口),最后到了陵阳(据说是今安徽青阳县南)。
写作
从顷襄王六年到十八年,楚国基本上被秦国掌握,俯首听命,不敢动弹。屈原对此痛心疾首,却又无能为力,眼看着国势日弱,民生多艰,只好以诗歌来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心情。
自尽
陈洪绶《屈子行吟图》
秦昭襄王对楚顷襄王的妥协退让,并不满足。楚顷襄王十九年(前280年),秦将司马错攻楚,楚割让上庸、汉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邓、西陵;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白起更进一步攻下了郢都,顷襄王只好跟那些执政的贵族们一起,狼狈不堪地逃难至陈都,“保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县)”。《哀郢》所说: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
就是描述这一片仓惶混乱的状况。屈原在这前后,曾沿江西上,还想看一看这满身疮痍的祖国和他终身辅佐的楚王。结果只看到强秦的步步进逼、楚国朝廷的腐败和昏庸。想为楚王“奔走以先后”,“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眼看着祖国一步步走向灭亡,自己却不能有一点作为,就埋下了以身殉国的思想,他过鄂渚(湖北武昌),入洞庭,溯沅水,经枉陼 (湖南常德武陵县)至辰阳(湖南辰溪),又折向东南,入于溆浦,暂时停留下来。不久又下沅江,入洞庭,渡湘水,到了长沙附近的汨罗江,楚都被秦攻破后,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江自尽了;约为前278年6月6日,顷襄王二十一年,当时屈原62岁左右。直至55年后的前223年,楚国被秦所灭。
屈原作《渔父》表明自己不与世沉浮的决心: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𫗦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20]
作品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21]”。他留下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记录共25篇。虽然有的篇章是否为屈原所作,还有疑议,但可以确定是屈原作品的还是占多数。如《离骚》,就是屈原最主要的代表作品,描写楚国的特殊名物。
主题思想
屈原作品富于忠君爱国思想,斥责小人祸国,怨恨君主昏庸,具有振兴楚国的抱负,热切追求理想,甘愿以身殉国。屈原作品表现出个人品格高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执著理想,独善其身,坚贞不屈,态度毫不妥协。
《离骚》
《离骚》诉说屈原的政治理想,批评群小的诽谤打击与楚王的妄信谗言,理想虽遭破坏,但自己决不妥协。《离骚》设想上天下地,上叩帝阍,但天门不开,屈原陈志无路,于是有去国远逝之想,又望见自己的故乡,最后决定以身殉国。
《离骚》是屈原在流放中的代表作品也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诗篇。全篇三百七十三行,共二千四百九十个字,屈原将他的思想、感情、想像、人格融合为一,通过绮丽绚烂的文采和高度的艺术手法,倾吐自己的历史、远大的政治理想,表达对于昏庸王室和腐败贵族的愤恨,也表达了不与权贵妥协的意志,流露爱国家爱人民的深厚感情。《离骚》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尤其是后半篇表现得更加浓烈。它采用了“比兴”手法,以生动的比喻,营造出一种幽远的意境。诗人还大量利用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风云、山川流沙等,构成一幅异常雄奇壮丽的图画。《离骚》文采绚烂,结构宏伟,形式多变,把叙事、抒怀和幻想交织在一起,对后世文学的艺术技巧启发甚多。
《九章》
九章包含《怀沙》、《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思美人》、《惜往日》、《橘颂》和《悲回风》。其中《惜往日》一篇,宋魏了翁、清曾国藩和吴汝纶等都怀疑不是屈原所作。[22]
《哀郢》
《哀郢》倾诉他对国都沦陷和国家前途的无限哀伤,对人民的颠沛流离则寄予深厚的同情,并指出国破家亡的原因。本篇作于秦将白起破郢,楚王迁陈之年,叙述他春天离开郢都,经过夏首洞庭而至夏浦。路程日远,悲痛日深。篇中有百姓震愆,人民离散,大夏为丘,东门荒芜的话,确实有国破家亡之痛。篇中强烈地表示出他甘愿死于故乡,和伤悼乡土故国的深厚情感。因此在《哀郢》中所表现的感情,最为忧郁,最为哀苦。
《怀沙》
本篇是叙述屈原从西南的溆浦到东北的汨罗的作品,是屈原绝命前不久之作。表现情感极为沉痛。
《抽思》
写放逐异域,孤苦伶仃的情怀。屈原一面追念北上的君王,一面又怀恋南方的故都。因为心中积压国家乡愁和种种痛苦的感情,所以产生一股难以排遣的哀怨。
《思美人》
亦为思念怀王之作。作《抽思》时怀王未死,故有“惸独不群,无媒在侧”之叹;到了《思美人》,怀王可能已死,故有“媒绝路阻”之语。想抒发哀情,只好寄言于浮云,致辞于归鸟了。
《橘颂》
通过描写橘子的形态,以岁寒不凋的坚贞品格,来比拟自己秉承天赋美好的本质,坚守清高的立场,而不会随波逐流。
《天问》
对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和古代史事,提出一百多个问题。屈原放逐以后,忧郁徬徨,精神上起了剧烈的动摇,旧信仰完全崩溃,对于自然界现象,古代的历史政绩,宗教信仰,以及自己的人生观,都起了怀疑,因而发出种种问题。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苦极呼天、人穷反本的意思。在篇中,屈原提出了百多个关于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和古代史事的问题。在古史和神话学的研究上极有价值。
本篇无论内容形式与情调,都与屈原其他的作品不同。故顾颉刚等怀疑不是屈原的作品。[23]
《九歌》
传为宋朝张敦礼所作的《九歌图》局部
九歌是一套祭祀神鬼的舞曲。它的原始材料,大部分是楚国民间的祭神歌曲,是南方各地流行的巫歌,再编成歌、乐、舞合一的祭祀鬼神的舞曲,极富浪漫色彩,是中国歌舞的雏形。内容包括《东皇太一》(尊贵的天神)、《云中君》(云神,一说为雷神[24])、《湘君》和《湘夫人》(爱神)、《大司命》和《少司命》(命神)、《东君》(日神)、《河伯》(河神)、《山鬼》、《国殇》、《礼魂》(歌剧的尾声)。
《山鬼》全篇是山间女神的独白,诉说自己思慕恋人之苦和对爱情的忠贞专注。《国殇》追悼为国牺牲的将士,写战争场面的惨烈,与战士的勇敢杀敌,悲壮成仁。
风格
屈原作品充满浓厚的浪漫主义与地方色彩,“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吸收神话传说素材,感情激越,热烈奔放,多写个人情志与想像,想像丰富,善用比兴与夸张手法。 语言运用上,屈原作品突破诗经格式,运用“兮”、“些”、“只”等虚助词,加强节奏感和音乐感,并常见双声叠韵、对仗与叠字。
弄臣之疑
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教授1944年9月在成都中国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兼答屈原崇拜者)》,声称屈原是楚王弄臣,当时在文坛引起一片哗然,并遭到多人围攻。[25]
后来他又再撰文《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作家朱自清同意孙次舟的观点,并请出著名诗人、楚辞专家闻一多教授主持公道。闻一多次年在《中原》杂志发表《神话与诗: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肯定了孙次舟对屈原的发疑是楚辞研究的重大发现,“孙次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桩历史事实”。闻一多还进一步阐明了“断袖”说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在科举尚未施行的战国时代,文学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他们只有依附于当时的国君与贵族才能生存,即成为“文学弄臣”。[25]
地位与评价
司马光认为屈原自沉汨罗江是奇节,因此《资治通鉴》里并没有记载屈原的事迹。[26]
清道光年间思想家、文学家汤鹏:“是故燕惠王有乐毅而不能用,楚怀王有屈平而不能用,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汉文有贾谊而不能用,唐德宗有陆贽而不能用,宋神宗有苏轼而不能用,此左右谮愬之罪也,此乾坤憾事也。”
1906年廖平作《楚辞新解》认为“《渔父》《卜居》,乃为屈子自作”,其他则为“屈子所传”,而“《楚辞》为孔子天学,《诗》之传记,与道家别为一派”。1918年廖平又作《五变记》称《楚辞》“辞意重复,非一人之著述,乃七十博士为始皇所作仙真人诗,采风雅之微言,以应时君命”。
1922年胡适在《读楚辞》中宣称︰“《九歌》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过问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27]
1923年4月8日陆侃如发表《屈原评传》,逐条驳斥了胡适《史记·屈原列传》是“伪作”说,又说:“屈原这人是有的。他是战国时人。”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为了呼应世界和平理事会、争取国际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28]
高丽文人李奎报在《东国李相国集》中作“屈原不宜死论”以评价:“古有杀身以成仁。若比干者是已。有杀身以成节者。若伯夷叔齐是已。比干当纣时。其恶不可不谏。谏而被其诛。是死得其所而成其仁也。虎王伐纣。犹有惭德。凡在义士。不可忍视。故孤竹二子。扣马而谏。谏而不见听。耻食其粟而死。是亦死得其所而成其节也。若楚之屈原。举异于是。死不得其所。祇以显君之恶耳。夫谗说之蔽明。邪谄之害正。自古而然。非楚国君臣而已。原以方正端直之志。为王宠遇。专任国政。宜乎见同列之妒嫉也。故为上官大夫所谮。见疏于王。此固常理而不足以为恨者也。原于此时。宜度王之不寤。灭迹远遁。混于常流。庶使其王之恶。渐久而稍灭也。原不然。复欲见容于襄王。反为令尹子兰所谗。放逐江潭。作湘之累囚。至是虽欲遁去。其可得乎。是故。憔悴其容。行吟泽畔。作为离骚。多有怨旷讥刺之辞。则是亦足以显君之恶。而乃复投水而死。使天下之人。深咎其君。乃至楚俗为竞渡之曲。以慰其溺。贾谊作投水之文。以吊其冤。益使王之恶。大暴于万世矣。湘水有尽。此恶何灭。且纣之恶。久已浮于天下。虽比干不死。未免为独夫而取刺于万世矣。虎王举大义忘小嫌。卒王天下。功业施于万世矣。则其德不以二子之死大损也。况二子非虎王之臣也。乃纣之臣。谏伐其君而死。以成其节也。何与于虎王哉。若怀王则听谗疏贤而已。当时此事。无国无之。原若不死。则王之恶。想不至大甚。吾故曰。原死非其所。以显其君之恶耳。予之此论。乃所以雪原之冤。而益贬其君之恶。庶以讽后之信谗斥贤耳。非固讥原也。惜也其死之非其所宜也。呜戏。”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东国李相国前集/卷22 |
后世纪念
主条目:端午节 (华人)
纪念屈原是华人端午节特有习俗,图中为新加坡四马路的端午节灯饰
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中国人们会在中华端午节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
楚国人民十分想念屈原,民间流传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都和屈原有关。赛龙舟相传是为了打捞屈原的尸体,或以鼓声吓走吃屈原遗体的鱼。(一说是为了纪念越王勾践操练水师,[29]另说则是纪念伍子胥[30])不过仍然充分反映了人们对屈原的热爱,也说明了屈原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吴钧《续齐谐记》记载据说屈原死后,人们投祭屈原的食品,都被蛟龙抢走了,而蛟龙却忌惮楝树叶和五色丝线,所以人们就把米包成粽子来祭祀屈原[31]。另说则是纪念伍子胥[32]。
这些传说都不可靠,据闻一多《端午考》考证在屈原投江之前,吴越一带已有端午节存在,但从屈原2200多年前逝世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主流所公认的一直是端午节祭祀屈原。[33]
由于屈原忠君爱国,却不得不自杀于江边,后人将其奉为诸“水仙王”之一,认为屈原在天之灵可以保佑渔民、船员及水上贸易商旅。
轶事
中国火星探测任务命名为“天问一号”,“天问”一词即取材自《楚辞》中屈原所创作的长诗《天问》,以此提出自己的疑问,表达了对真理执著的追求。此命名并非为火星任务的专属命名,其他的行星任务将也会以此为命名方向,只是编号不同[34]。
注释
- ^ http://m.qulishi.com/news/201612/146881.html
- ^ 屈原《离骚》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 ^ 林鵬《屈原所任的左徒到底是什麼官?》2006/11. [2017-10-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12).
- ^ 《史記-屈原列傳》. [2017-10-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19).
- ^ 郝永娟《史記-太史公自序》. [2017-10-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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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生于前352年农历正月二十七日庚寅。(高正《屈原生卒年考证》)屈原生于前353年农历正月二十三日庚寅。(胡念贻《屈原生年新考》) - ^ (即摄提格,离骚中简称“摄提”)
- ^ 跳转至:13.0 13.1 平(正则)、原(灵均),请参考“正则”与“灵均”是屈原的名和字吗? Archive.is的存档,存档日期2007-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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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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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评《通鉴》说: “是书大抵不采俊伟卓异之事,如屈原怀沙自沈,四皓羽翼嗣君,严光足加帝腹,姚崇十事开说之类,皆削去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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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荆楚岁时记》: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
- ^ 《续齐谐记》记载:“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哀之,每于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
- ^ 《苏州府志》.增补:“乡俗午日以粽奉伍大夫,非屈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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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 《史记·楚世家》
- Laurence A. Schneider著,张啸虎等译:《楚国狂人屈原与中国政治神话》(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
- 卜松山:〈屈原和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
- 金开诚《屈原辞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