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書之處,必有殺戮

焚书之处,必有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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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書之處,必有殺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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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周報2012-01-05 05:47

焚書的行為在人類歷史上並不鮮見。大凡在一個巨變的時代,一個利益相爭、專製獨裁橫行的時代,勢必伴隨着某種政治或宗教的勢力對人類豐富的思想進行剪除異端的殘酷行為。我國有“焚書坑儒”、“梁元帝焚書”、清高宗焚書、文字獄等等,異域有羅馬皇帝焚《聖經》、阿拉伯多神教和猶太教焚《古蘭經》、教皇亞歷山大焚燒天主教書籍、18世紀英國書報檢查局焚書等。

藍藍

為阻擋下一次焚書而寫的書

1920年,利翁•福依希特萬格經常和妻子瑪爾塔以及朋友們在慕尼黑宮廷花園咖啡館聚會。有一天,他在咖啡桌上寫下了一首題為《和永遠的猶太人談話》的詩,詩裏描繪了一幅可怕的景象:怪叫的人們,房間擴展為巨大的場所,充滿了煙和血。堆得像塔一樣高的希伯來文書籍被焚燒。柴堆架了起來,高聳入雲。人被燒成了碳,而其他人則衹能聽見牧師在唱,贊美崇高的主。

那天,利翁•福依希特萬格要提前離開,這時,鄰桌一個黑發上擦着發油、留着一撮小鬍子的男人也站起來,不熟練地幫他穿上大衣。福依希特萬格有禮貌地對這位陌生人表示感謝。這是他們一生唯一的接觸。他沒有想到的是,眼前的男人後來成了大獨裁者和國傢元首,而他卻成了流亡者。顯然,作為“德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人民的頭號敵人”、戈培爾最痛恨的猶太作傢,他並不知道那天寫下的詩預言了十三年後的可怕事實—他的書在1933年5月10日那天,第一批被投進柏林大劇院廣場熊熊的焚書大火之中。人們可以從他的自述中瞭解他是一個什麽樣的作傢:“每小時能打字七頁。寫小說30行,寫詩4行。在這一小時的創作過程中體重減輕325剋。”在當時,《魔山》的作者托馬斯•曼到英國去,他聽說一個作傢在此地能得到對自己作品的最高文學贊美是:“幾乎像福依希特萬格!”托馬斯•曼於192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奬,距他的祖國開始實施大規模的焚書活動衹有三年半的時間—他自己的書更是未能幸免。

上述內容來自德國批評傢福爾剋爾•魏德曼所著《焚書之書》,此書2009年榮獲“圖霍爾斯基文學傳媒大奬”。它記載了1933年5月10日發生在柏林歌劇院廣場聲勢浩大的焚書活動以及其後的焚書運動。據作者介紹,早在1976年,記者於爾根•澤爾剋訪問了這場浩劫後尚存人世的幾位作傢,並於1977年寫出了《被焚之書》。這是二戰結束後德國第一部對發生在四十五年前那場納粹陰謀運動進行記錄的書籍,它使人們意識到,那些被焚書的作傢們還秘密地活着,“活在一個被忘卻的苦難深淵中”。鑒於這本書僅僅衹記錄了一小部分作傢和他們的書籍的遭遇,魏德曼决心重新采訪、收集1933年被列入第一批焚書名單上的94位德語作傢和37位外語作傢的資料,盡可能詳盡地把他們作品的情況以及生平予以整理記錄,終於寫就了這本引起巨大轟動的《焚書之書》。他在序言中寫道:“這就是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把被遺忘的人從遺忘的角落拯救出來,使今天的讀者重新瞭解他們和他們的作品,把焚書的勝利變成失敗,讓當年的書以新的光芒重新輝煌。”而我以為他的另一句話更有重要價值:“寫作這本書使我能用新的眼光看待一個在這個國傢裏似乎已經結束了的生活和時代。我希望讀者也能在本書中找到諸如此類的東西。”

“民族振興”掩飾的文化浩劫

焚書的行為在人類歷史上並不鮮見。大凡在一個巨變的時代,一個利益相爭、專製獨裁橫行的時代,勢必伴隨着某種政治或宗教的勢力對人類豐富的思想進行剪除異端的殘酷行為。我國有“焚書坑儒”、“梁元帝焚書”、清高宗焚書、文字獄等等,異域有羅馬皇帝焚《聖經》、阿拉伯多神教和猶太教焚《古蘭經》、教皇亞歷山大焚燒天主教書籍、18世紀英國書報檢查局焚書等。德國詩人海涅有句名言,曾刻在猶太人紀念館前:“焚書之處,必有殺戮。”他自己怕是也未能料到自己的書籍也在100年後被投進了火堆。

魏德曼在《焚書之書》中詳細記載了納粹焚書的來竜去脈,而起因卻令人震驚。最早倡議焚書的並不是希特勒或者宣傳部長戈培爾,而是一些有組織的德國大學生。早在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大學裏,就已經籠罩着極端的民族沙文主義精神。到了1930年,德國大學生開始由納粹大學生聯盟的一個代表領導,很快便完成了“大學生自我一體化”,並在德國政府决定成立國民教育和宣傳部後,就設立了“德國大學生新聞和宣傳總局”。他們一開始就宣佈:“由於無恥煽動世界猶太人反對德國,由高等學校的大學生把對猶太人起敗壞作用的文獻公開燒毀。”1933年4月初,國傢機器推動着德國大學生組織的快速行動,他們公佈了“反對非德意志精神的12條論綱”,公開宣揚對猶太人和希伯來文書籍的仇視。這一行為在當時幾乎沒有引來抗議聲—連教授們都沒有反對。德國書業會緊接着發佈了一個緊急綱領表示:“德國書業會歡迎民族振興,表示準備為實現目標而精誠合作。”德國大學裏的所謂知識分子們在這一噩夢開始之時的集體噤聲甚至助紂為虐,無疑加速了焚書活動的進行。

如果說在無數次國傢民族主義、宗教分歧引發的反人類戰爭中,有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起到了不能推卸的責任,其中甚至有人成了殺人者的幕僚和幫兇,那麽福柯等人對於傳統知識分子定義的批判則是令人警醒的:“知識分子的角色並不是要告訴別人他們應該做什麽。他有什麽權利這樣做?想想兩個世紀以來知識分子竭力表述的那些預言、承諾、指示和藍圖吧,那産生了怎樣的後果,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他對知識分子預言傢的身份冷嘲熱諷,對能夠導致支配性後果的言論深惡痛絶。雖然他在這段話中並未提及另一部分知識分子不惜犧牲生命、頑強地着力於對人性的重建、對獨裁專製的不懈抵抗,但從歷史上各種焚書事件來看,多是一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在助紂為虐。發生在柏林歌劇院廣場的焚書運動便可證明他的話多麽值得令人深思。

接下來,一場對德國文學和文化帶來毀滅性的浩劫在“民族振興”和“愛國”的幌子下緊鑼密鼓地展開了。先是《證券報》在1933年5月13日發佈了一個“最有威脅性和非德意志精神的作傢”名單,裏面包括了利翁•福依希特萬格、雷馬剋、阿諾爾德•茨威格等一批作傢;三天後,一份更大的黑名單出籠,包括了131個作傢和詩人。“這份名單成了納粹德國以後所有禁書清單的主導思想。”製作名單的人是沃爾岡特•赫爾曼博士,此人是納粹上臺後就任的德國公共圖書館員聯合會總會柏林分會的負責人,是很早就開始鼓吹“捍衛德國民族文學的民族性”的急先鋒,也是他,積極地出版了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一書。

伴隨着焚書而來的,是幾乎和迫害猶太人同步進行的、對名單中的作傢和詩人大規模的迫害和逮捕。曾在1919年編纂出版了著名的表現主義詩集《人類的黃昏》的編者、猶太人庫爾特•平圖斯,不僅自己被迫流亡美國,作品收入詩集中的詩人們也沒有逃脫納粹的魔掌—“因為納粹要殺害《人類的黃昏》中的23名詩人,當時有的還活着,有的已經死了。他們得逞了,這些詩人有的被殺了,有的自殺了。”這是庫爾特·平圖斯在劫後餘生重新出版《人類的黃昏》時寫下的一段話。毋庸置疑,焚書的人一定也是嗜血者:他們不僅要對人類的精神和書籍焚屍滅跡,也勢必要在肉體上消滅創造這些精神的人。這些作傢在納粹統治期間,有的進了集中營遭受監禁,有的流亡海外,不少人客死異鄉,也有在絶望中自殺身亡。

願你們看見長夜後的曙光

看看這場令人毛骨悚然的焚書運動中有多少荒誕的事情發生吧:女舞蹈演員布勒施剋的書《遺失的孩子》被焚燒,原因是她在作品發表時用了一個像猶太人的名字桑查拉;本來應該受德意志歡迎的歌頌戰爭的詩人埃剋哈特,因為在一個短篇小說中對軍官說了幾句批評的話也被焚書。嚮往集體主義的詩人庫爾特•平圖斯則是因為他的集體主義大過了德意志,希冀用愛的力量實現世界大同、拒絶戰爭,因此在他死去13年後全部作品被投進火中。女作傢剋•阿•呂布剋衹是因為寫了一部平庸的小說,卻因為內容寫到了坐在打字機後面毫無權利的婦女們的生活,作品依然被燒。和作傢斯特凡•茨威格同姓的阿諾爾德•茨威格,是一個真正熱愛德國的作傢,他甚至在巴勒斯坦生活時也拒絶學習這個國傢的語言,卻因為他是猶太人,寫過反戰小說,作品同樣被付之一炬。有兩位都叫弗朗茨•布萊的作傢,因為搞混了,所以兩人的作品幹脆都被燒掉……

柏林歌劇院廣場被焚燒書籍的作傢中不乏聞名世界的文學大師:托馬斯•曼,《西綫無戰事》的作者雷馬剋,詩人伊萬•戈爾(其遺孀曾指責詩人策蘭剽竊其詩作)、弗朗茨•卡夫卡的發現者馬剋斯•布羅德(卡夫卡未發表作品時就稱贊他是世上最好的作傢)、詩人弗朗茨•韋費爾(卡夫卡最喜愛的詩人)、劇作傢布萊希特等等;而外國作傢更是有高爾基、愛倫堡、海明威、傑剋·倫敦、厄普頓•辛剋萊、約•多•帕索斯,以及寫出《好兵帥剋》的哈謝剋等等。細究起被焚的書籍,大多針對的是猶太人的作品、反戰、社會主義傾嚮、貶低國傢崇拜、反對民族主義、烏托邦理想、宣揚人道主義、民主思想等作品,這一切都被視為“非德意志精神”的危險書籍,內容涉及到文學、哲學、藝術、乃至科幻小說,凡是突出個性、有悖納粹國傢主義思想的,統統都屬於被燒毀之列。

歷史上的焚書,多是掌權者出於愚民的考慮,打着國傢民族至上、宗教至上、道德至上的旗幟,鏟除異端,剝奪民主對話權利,從而鞏固自己的權力和獨裁統治。然而,焚書和屠殺都是對人類精神的毀滅侮辱,是赤裸裸的反人類行為。斯特凡•茨威格在自殺前寫道:“願你們還能看見漫漫長夜後的曙光!……我就走在你們前面了。”對此,《焚書之書》的譯者陳鈺鵬先生在譯者前言中說,“今天,他的願望已經實現”,我卻不信此言。因為人類歷史悲劇常常會重演,衹要還有專製獨裁的存在,焚書的黑名單也會依舊在世界各地繼續添加着。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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