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之处，必有杀戮
焚书之处，必有杀戮
时代周报2012-01-05 05:47
焚书的行为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大凡在一个巨变的时代，一个利益相争、专制独裁横行的时代，势必伴随着某种政治或宗教的势力对人类丰富的思想进行剪除异端的残酷行为。我国有“焚书坑儒”、“梁元帝焚书”、清高宗焚书、文字狱等等，异域有罗马皇帝焚《圣经》、阿拉伯多神教和犹太教焚《古兰经》、教皇亚历山大焚烧天主教书籍、18世纪英国书报检查局焚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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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阻挡下一次焚书而写的书
1920年，利翁•福依希特万格经常和妻子玛尔塔以及朋友们在慕尼黑宫廷花园咖啡馆聚会。有一天，他在咖啡桌上写下了一首题为《和永远的犹太人谈话》的诗，诗里描绘了一幅可怕的景象：怪叫的人们，房间扩展为巨大的场所，充满了烟和血。堆得像塔一样高的希伯来文书籍被焚烧。柴堆架了起来，高耸入云。人被烧成了碳，而其他人则只能听见牧师在唱，赞美崇高的主。
那天，利翁•福依希特万格要提前离开，这时，邻桌一个黑发上擦着发油、留着一撮小胡子的男人也站起来，不熟练地帮他穿上大衣。福依希特万格有礼貌地对这位陌生人表示感谢。这是他们一生唯一的接触。他没有想到的是，眼前的男人后来成了大独裁者和国家元首，而他却成了流亡者。显然，作为“德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人民的头号敌人”、戈培尔最痛恨的犹太作家，他并不知道那天写下的诗预言了十三年后的可怕事实—他的书在1933年5月10日那天，第一批被投进柏林大剧院广场熊熊的焚书大火之中。人们可以从他的自述中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每小时能打字七页。写小说30行，写诗4行。在这一小时的创作过程中体重减轻325克。”在当时，《魔山》的作者托马斯•曼到英国去，他听说一个作家在此地能得到对自己作品的最高文学赞美是：“几乎像福依希特万格！”托马斯•曼于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距他的祖国开始实施大规模的焚书活动只有三年半的时间—他自己的书更是未能幸免。
上述内容来自德国批评家福尔克尔•魏德曼所著《焚书之书》，此书2009年荣获“图霍尔斯基文学传媒大奖”。它记载了1933年5月10日发生在柏林歌剧院广场声势浩大的焚书活动以及其后的焚书运动。据作者介绍，早在1976年，记者于尔根•泽尔克访问了这场浩劫后尚存人世的几位作家，并于1977年写出了《被焚之书》。这是二战结束后德国第一部对发生在四十五年前那场纳粹阴谋运动进行记录的书籍，它使人们意识到，那些被焚书的作家们还秘密地活着，“活在一个被忘却的苦难深渊中”。鉴于这本书仅仅只记录了一小部分作家和他们的书籍的遭遇，魏德曼决心重新采访、收集1933年被列入第一批焚书名单上的94位德语作家和37位外语作家的资料，尽可能详尽地把他们作品的情况以及生平予以整理记录，终于写就了这本引起巨大轰动的《焚书之书》。他在序言中写道：“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把被遗忘的人从遗忘的角落拯救出来，使今天的读者重新了解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把焚书的胜利变成失败，让当年的书以新的光芒重新辉煌。”而我以为他的另一句话更有重要价值：“写作这本书使我能用新的眼光看待一个在这个国家里似乎已经结束了的生活和时代。我希望读者也能在本书中找到诸如此类的东西。”
“民族振兴”掩饰的文化浩劫
焚书的行为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大凡在一个巨变的时代，一个利益相争、专制独裁横行的时代，势必伴随着某种政治或宗教的势力对人类丰富的思想进行剪除异端的残酷行为。我国有“焚书坑儒”、“梁元帝焚书”、清高宗焚书、文字狱等等，异域有罗马皇帝焚《圣经》、阿拉伯多神教和犹太教焚《古兰经》、教皇亚历山大焚烧天主教书籍、18世纪英国书报检查局焚书等。德国诗人海涅有句名言，曾刻在犹太人纪念馆前：“焚书之处，必有杀戮。”他自己怕是也未能料到自己的书籍也在100年后被投进了火堆。
魏德曼在《焚书之书》中详细记载了纳粹焚书的来龙去脉，而起因却令人震惊。最早倡议焚书的并不是希特勒或者宣传部长戈培尔，而是一些有组织的德国大学生。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大学里，就已经笼罩着极端的民族沙文主义精神。到了1930年，德国大学生开始由纳粹大学生联盟的一个代表领导，很快便完成了“大学生自我一体化”，并在德国政府决定成立国民教育和宣传部后，就设立了“德国大学生新闻和宣传总局”。他们一开始就宣布：“由于无耻煽动世界犹太人反对德国，由高等学校的大学生把对犹太人起败坏作用的文献公开烧毁。”1933年4月初，国家机器推动着德国大学生组织的快速行动，他们公布了“反对非德意志精神的12条论纲”，公开宣扬对犹太人和希伯来文书籍的仇视。这一行为在当时几乎没有引来抗议声—连教授们都没有反对。德国书业会紧接着发布了一个紧急纲领表示：“德国书业会欢迎民族振兴，表示准备为实现目标而精诚合作。”德国大学里的所谓知识分子们在这一噩梦开始之时的集体噤声甚至助纣为虐，无疑加速了焚书活动的进行。
如果说在无数次国家民族主义、宗教分歧引发的反人类战争中，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起到了不能推卸的责任，其中甚至有人成了杀人者的幕僚和帮凶，那么福柯等人对于传统知识分子定义的批判则是令人警醒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并不是要告诉别人他们应该做什么。他有什么权利这样做？想想两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竭力表述的那些预言、承诺、指示和蓝图吧，那产生了怎样的后果，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他对知识分子预言家的身份冷嘲热讽，对能够导致支配性后果的言论深恶痛绝。虽然他在这段话中并未提及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不惜牺牲生命、顽强地着力于对人性的重建、对独裁专制的不懈抵抗，但从历史上各种焚书事件来看，多是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在助纣为虐。发生在柏林歌剧院广场的焚书运动便可证明他的话多么值得令人深思。
接下来，一场对德国文学和文化带来毁灭性的浩劫在“民族振兴”和“爱国”的幌子下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先是《证券报》在1933年5月13日发布了一个“最有威胁性和非德意志精神的作家”名单，里面包括了利翁•福依希特万格、雷马克、阿诺尔德•茨威格等一批作家；三天后，一份更大的黑名单出笼，包括了131个作家和诗人。“这份名单成了纳粹德国以后所有禁书清单的主导思想。”制作名单的人是沃尔冈特•赫尔曼博士，此人是纳粹上台后就任的德国公共图书馆员联合会总会柏林分会的负责人，是很早就开始鼓吹“捍卫德国民族文学的民族性”的急先锋，也是他，积极地出版了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
伴随着焚书而来的，是几乎和迫害犹太人同步进行的、对名单中的作家和诗人大规模的迫害和逮捕。曾在1919年编纂出版了著名的表现主义诗集《人类的黄昏》的编者、犹太人库尔特•平图斯，不仅自己被迫流亡美国，作品收入诗集中的诗人们也没有逃脱纳粹的魔掌—“因为纳粹要杀害《人类的黄昏》中的23名诗人，当时有的还活着，有的已经死了。他们得逞了，这些诗人有的被杀了，有的自杀了。”这是库尔特·平图斯在劫后余生重新出版《人类的黄昏》时写下的一段话。毋庸置疑，焚书的人一定也是嗜血者：他们不仅要对人类的精神和书籍焚尸灭迹，也势必要在肉体上消灭创造这些精神的人。这些作家在纳粹统治期间，有的进了集中营遭受监禁，有的流亡海外，不少人客死异乡，也有在绝望中自杀身亡。
愿你们看见长夜后的曙光
看看这场令人毛骨悚然的焚书运动中有多少荒诞的事情发生吧：女舞蹈演员布勒施克的书《遗失的孩子》被焚烧，原因是她在作品发表时用了一个像犹太人的名字桑查拉；本来应该受德意志欢迎的歌颂战争的诗人埃克哈特，因为在一个短篇小说中对军官说了几句批评的话也被焚书。向往集体主义的诗人库尔特•平图斯则是因为他的集体主义大过了德意志，希冀用爱的力量实现世界大同、拒绝战争，因此在他死去13年后全部作品被投进火中。女作家克•阿•吕布克只是因为写了一部平庸的小说，却因为内容写到了坐在打字机后面毫无权利的妇女们的生活，作品依然被烧。和作家斯特凡•茨威格同姓的阿诺尔德•茨威格，是一个真正热爱德国的作家，他甚至在巴勒斯坦生活时也拒绝学习这个国家的语言，却因为他是犹太人，写过反战小说，作品同样被付之一炬。有两位都叫弗朗茨•布莱的作家，因为搞混了，所以两人的作品干脆都被烧掉……
柏林歌剧院广场被焚烧书籍的作家中不乏闻名世界的文学大师：托马斯•曼，《西线无战事》的作者雷马克，诗人伊万•戈尔（其遗孀曾指责诗人策兰剽窃其诗作）、弗朗茨•卡夫卡的发现者马克斯•布罗德（卡夫卡未发表作品时就称赞他是世上最好的作家）、诗人弗朗茨•韦费尔（卡夫卡最喜爱的诗人）、剧作家布莱希特等等；而外国作家更是有高尔基、爱伦堡、海明威、杰克·伦敦、厄普顿•辛克莱、约•多•帕索斯，以及写出《好兵帅克》的哈谢克等等。细究起被焚的书籍，大多针对的是犹太人的作品、反战、社会主义倾向、贬低国家崇拜、反对民族主义、乌托邦理想、宣扬人道主义、民主思想等作品，这一切都被视为“非德意志精神”的危险书籍，内容涉及到文学、哲学、艺术、乃至科幻小说，凡是突出个性、有悖纳粹国家主义思想的，统统都属于被烧毁之列。
历史上的焚书，多是掌权者出于愚民的考虑，打着国家民族至上、宗教至上、道德至上的旗帜，铲除异端，剥夺民主对话权利，从而巩固自己的权力和独裁统治。然而，焚书和屠杀都是对人类精神的毁灭侮辱，是赤裸裸的反人类行为。斯特凡•茨威格在自杀前写道：“愿你们还能看见漫漫长夜后的曙光！……我就走在你们前面了。”对此，《焚书之书》的译者陈钰鹏先生在译者前言中说，“今天，他的愿望已经实现”，我却不信此言。因为人类历史悲剧常常会重演，只要还有专制独裁的存在，焚书的黑名单也会依旧在世界各地继续添加着。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