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我想了十天十夜，都想不通为什么印度要打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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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9月11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会议上讨论关于中印边界问题

弹指一挥间，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已经过去了整整50年。　

由于中国方面长期争取同印度恢复和维持友好关系，对那一仗采取低调处理，在公开媒体上很少谈及，社会上许多人不大了解此事，且对一些决策很不理解。

20多年前，笔者曾向在反击战期间任副总参谋长的杨成武上将、具体负责筹划的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少将、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和对印反击作战前线指挥部政委阴法唐等亲历者，详细询问过那场反击战的决策始末。

后来，又看过相关的历史记录，并同当年曾参战的印度退休将军有过会谈交流。如今，不少前辈已经作古，他们当年的业绩却不应湮灭在历史记录之外。

另外，回顾当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做出决策的过程，今天的人们仍然可以看出其中所体现的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所坚持的自卫原则以及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这对理解当前的中国对外政策，仍然有参考价值。

设立“隔离带”的建议遭拒

笔者同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参与过对印反击作战研究和决策的前辈们谈起此战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慨，那就是中国方面原来真是不想打这一仗。

在反击前夕的1962年9月中旬，毛泽东同周围的人谈话时也说，想了10天10夜，总想不通尼赫鲁（注：即当时的印度总理）为什么要来搞我们？

当时中国的战略重点在东部而不在西部，主要是应对美国及其支持的台湾当局的威胁，本不想树敌于印度。毛泽东亲笔修改中国大使致印度外交部的信，也说明了这一点。

但印度不满足于在中印边界东段享受英国殖民当局划下“麦克马洪线”而留下的侵略成果，还要在西段再挖一块，入侵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才逼得中国不能不出手。

中印两国之间的边界，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划定过。两国长期以难以逾越的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为大致的分界，形成了传统的习惯界线。

英国统治印度时，曾两次派兵入侵西藏并留下驻军，1914年在中印边界东段又秘密划定过一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二次大战期间还派兵占领了该线以南的大片土地。1947年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国在西藏的特权和侵略成果。

至于中印边界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历来是从新疆入藏的重要通道，由中国管辖，有3万平方公里。新疆军区部队于1951年入藏时，便进驻这里。印方从1954年起却对此地提出领土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从战略全局着眼，在上世纪50年代一直把印度视为和平中立的力量来争取，对边界争端主张以互谅互让来解决。

印度总理尼赫鲁只在1954年来华访问过一次，中国总理周恩来却在1954年至1960年间四次访印，由此也可见中方的诚意。

1959年以前，两国的主要争端不是边界问题，而是西藏问题。当时印方对中国实行的是两面政策：一方面公开发展对华关系，一方面却又秘密支持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

1959年春，西藏叛乱全面发生，印度领导人表示“同情”，并以高规格接纳出逃的达赖。解放军追击向印度逃窜的叛乱武装时，接近“麦克马洪线”，在线北的朗久地区同接应叛匪出逃的印军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

接着，印方武装人员入侵新疆的空喀山口，向中国边防人员开枪，挑起了流血事件。印度政府利用西藏问题和边界冲突，在国内掀起反华浪潮。　

空喀山口事件后，毛泽东的着眼点是努力避免再次发生冲突。除迅速释放被俘印方人员外，1959年11月初，毛泽东在杭州主持会议，又提出了一个建立“隔离带”的设想，即按照双方实际控制线，两国武装力量各自后撤20公里，让双方拿枪的人脱离接触，这样就打不起来。

11月7日，我方致函尼赫鲁，提出这一建议。但印方既不肯后撤，也不肯谈判。毛泽东要求中国单独采取行动，将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使双方在中印边界脱离接触达两年多。

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1960年4月我方又一次访问印度。当时逃到那里的西藏叛乱分子扬言要采取暗杀行动，我方人员却不顾危险前往，当时他们都能看到凶悍的康巴叛匪在住所附近出现。

在同尼赫鲁的会谈中，我方提出了在中印边界的东西两段以互谅互让的态度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当时尼赫鲁最重要的助手梅农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最终，印方“东段已占的是我的，西段没占的也是我的”的态度，使中方不可能接受。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印度挑起与中国的边界冲突后，美国给予它的援助由每年的1亿美元增加到10亿美元。看到这么大的好处，尼赫鲁自然不愿缓和对华关系。

毛主席忍无可忍

1961年西藏平叛结束后，解放军在西藏的驻军缩减到只有两个师，在中印边界西段还撤出了前沿哨所。当时，中国内部出现了严重经济困难，对外则同苏联的矛盾公开化，导致安全环境恶化，在西部边境便力争不出现冲突。

正是看到这一点，尼赫鲁政府于1961年11月起在中印边境西段开始推行“前进政策”。印军分队随即深入阿克赛钦地区，建立据点，实行蚕食入侵。　

1962年开春后，新疆军区部队发现印军已入侵设立许多据点，马上报告中央。毛泽东修改确定了“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二十字方针”。

当时新疆军区边防部队不顾高寒困难，在印军各据点对面也设立了哨所，以不开火的对峙进行遏制。印方却将中方的忍让克制视为软弱可欺，不仅继续深入设点，还开枪寻衅。

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于当年夏天去边界西段视察，回来报告说，不打已难以阻止其入侵。　

6月间，印军在边界东段也越过“麦克马洪线”，在克节朗河边建立据点。根据军委的命令，西藏军区派出一个连，于9月8日进入当地进行武装侦察，并在择绕桥边建立哨所。当天印度政府便进行战争动员，调动步兵第7旅进驻克节朗地区。　

9月中旬，择绕桥头局势日益紧张。

据杨成武向笔者回忆，当时前沿哨所的报告电报越过层层上级，直接发到总参值班室，他接到后往往只过几分钟就向毛泽东汇报，包括印军向我军哨兵扔石头、挥舞刺刀等挑衅细节。毛泽东听取报告后特别嘱咐，打第一枪必须经过他的批准。

当时，前沿部队的战士纪律性很强，面对印军刺刀逼到胸前，也举起刺刀迎上去，却奉命绝不开火。

9月20日夜间，印军偷袭摸哨打响了第一枪。解放军一个代理连长牺牲，被迫进行有限还击。

面对印度方面屡屡入侵并拒绝谈判的态度，毛泽东考虑了许多天。他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尼赫鲁认为中国的战略重点在东部沿海，在西面边境“只叫不咬”，不敢真打。

在中国内外环境都很困难、边境战场条件又极差的情况下，毛泽东在忍让多时、争取和平解决无望后，最终果断下决心，实行自卫反击。　

军委确定，虽然中印边界争端的焦点在西段，反击主战场却要选在自然条件较好的东段。鉴于小规模反击无法遏制印军扩张，军委决定，不打则已，要打就必须打狠打痛，使对手尝到入侵中国的苦果。

见好就收

毛泽东下决心准备反击时，仍做了两手准备。

10月3日，中国政府再次照会印方，提议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三天后，印度政府复照拒绝。

10月10日，印军又以百余人向解放军驻克节朗河对岸的部队发起攻击，随即被打退。

此时，毛泽东考虑到尼赫鲁在第三世界国家较有影响力，美苏又都在争取他，设想在边境上可以让印军再深入一步，这样中国可以在国际上居于更有理的地位，同时在军事上也便于对深入之敌包围聚歼。

进入10月中旬，大雪封山即将到来，适合作战的时间已剩下不多。此刻美苏两国忙于加勒比海“导弹危机”，一时无暇关注印度，这又为中国实施反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有利时机。

10月17日，中央军委向西藏、新疆军区下达了“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预令。　　

10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最后拍板实施反击。会上又研究了中印两军的实力对比和是否打得赢的问题，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向军委保证，一定能打胜。

军委决定，从成都军区、兰州军区调两个师入藏参战，并以第21、第54军作为预备队。

10月20日天亮后，西藏军区和新疆军区部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对入侵印军发起了全面反击。

反击作战的第一天，西段印军主要据点便被扫除，东段的印军精锐第七旅基本被歼。

第一阶段反击结束后，10月24日中国政府又向印度提议谈判，仍然遭到拒绝。不仅如此，印度还调动援兵到边界。因此，必须实施进一步的打击才能达到施以教训的目的。

从11月16日开始，中方进行了第二阶段反击，在瓦弄方向击溃印军一个旅，在西山口-邦迪拉方向歼灭了印军最精锐的第4师的主力。当时解放军只投入四个师的兵力，可谓小试锋芒，无论大仗、小仗却都取得压倒性胜利。

印军损失近万人，其中被俘3900人；中国军队伤亡2400余人，无一人被俘。

中国军队的反击作战，范围只限于传统习惯线的中国一侧，并未进入印度境内，印方却出现了一片惊慌。当时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军队会乘胜深入印境。　　

然而，中方考虑到惩罚性打击的目的已达到，于11月21日突然宣布停火，并从12月起至翌年3月，将部队撤回到1959年11月时的实际控制线本侧20公里之后。　　

打过实际控制线又撤回来，这是中共中央在反击开始时便确定的决策。

从政治上看，乘胜即收才符合中国一向主张的不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的原则，能很好地显示和平诚意，被一些外国舆论称为“潇洒之极”。　　

从军事上看，中印边界是中国用兵的一个“瓶颈地带”。在长达数千公里的砂土路面上，一辆运油车往返于前线，自己就要消耗半车油。

靠这样的高原公路，想保障大军长期作战根本办不到。获胜后凯旋而归，在军事上也能保持主动，避免陷入被动。

当年曾总结毛主席说，对印自卫反击战是“一场军事政治仗，或叫政治军事仗”。这一仗是服务于政治目的的，主要是在国际上打下对方的嚣张气焰，教训其不得再超过实际控制线进犯，并不是想以此解决边界问题（事实上也解决不了）。

毛主席还估计，中印边界打一仗，可以争取10年的边境安定。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