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教師：大傢嘴上不說，心裏都管那個角落叫"非洲"

王丁楠 觀察者網 6/5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丁楠

青年學人，遊學德國、埃及、伊朗

 

明尼蘇達州黑人保安慘死在白人警察跪壓之下，掀起了席捲美國的大規模抗議示威和暴力活動。種族問題和暴力執法在美國屬於老生常談，新冠疫情對當地人來說也已見怪不怪。為什麽一個黑人的死會成為全國騷亂的導火索？種族不平等如何在資本的力量下被固化？這次動亂能否給美國帶來政治上的觸動和反思？特朗普執政下社會撕裂如何收場？帶着這些疑問，我采訪了在美國從事中學教學已經六年的李娜（化名）老師，請她從教育的視角為讀者觀察美國社會提供一些新綫索。

 

 

6月1日，民衆在美國紐約時報廣場抗議警察暴力執法。新華社記者 王迎 攝

 

王丁楠：新冠疫情爆發後，外界一度覺得美國人“什麽都不在乎”、“心真大”，但上周喬治·弗洛伊德的死卻仿佛揭了蓋子，民衆把一段時間以來集聚的怨氣集中發泄出來。據你觀察，究竟是什麽導致美國人如此憤怒？

 

李娜：

在中國，我們很重視集體利益，但美國人看政府，出發點卻是個人自由和對權力根深蒂固的防範心理。遇到疫情，中國政府但凡不作為或是慢作為，都要被國人駡死。但在美國人眼中，政府“做錯事”要比“不做事”嚴重得多：它可以面對疫情無動於衷，讓民衆自行采取防控措施，這種不作為在美國人看來不是什麽大問題；但如果政府為了防疫，主動出臺規定限製公民自由，那就要冒很大政治風險了。記得當時武漢封城，我和一個美國同事聊天。她說：“我寧肯感染新冠肺炎，也不要被強製戴口罩。”我所處的美國中南部屬於政治上相對保守的地帶。事實上，防疫措施出臺一兩個星期後，民衆的不滿就很明顯了。比如飯館經營者，突然被要求衹能維持一半的上座率，但餐廳運營的成本卻還擺在那裏，他就認為這是政府在濫用權力。同樣的道理，對於弗洛伊德的死，抗議者也是覺得警察用民衆賦予他們的權力搞種族歧視和暴力執法，這是不能容忍的。另外，這次騷亂中出現大量偷盜搶劫案件，也反映出疫情導致經濟衰退，給普通美國人生活造成重創。企業裁員，小業主經營受限，一傢人可能一下子就沒了收入來源。況且美國人大多沒有儲蓄意識，今天花明天的錢、每天背着幾千美元貸款是再正常不過的事。這種情況下，一旦現金流斷了，債務會越積越多，生活真的就完了。

 

王丁楠：針對種族不平等，美國有很多法律和制度約束，也有大量作為政治正確的行為規範，但為什麽問題依然得不到解决，還不斷出現像弗洛伊德這樣的慘劇？

 

李娜：

我認為種族問題的背後是階級不平等，或是二者相互交織。想徹底解决這個問題，那就要重構美國社會的運行方式，這顯然是不可能的。無論是白人、黑人還是其他少數族裔，每個群體裏都有平民和精英，他們所處的社會階層是不一樣的，能享受到的資源也大相徑庭。比如新冠肺炎，美國黑人的死亡率是白人的兩三倍，這反映的是醫療資源的按階級分配。教育資源也是如此。在我看來，

美國的教育制度更像是固化階級的工具。有錢人通過接受精英教育維持和加強自己的社會地位，沒錢的衹能認命。

試圖通過教育改變命運，成功的衹是極少數。拿我所在的私立中學來說，學費每年4萬美元，已經是一道很高的門檻。除學校課程外，白人精英傢長對子女要求也很高：雇傢教做考前輔導，培養孩子興趣特長，請有分量的人寫推薦信，幫子女找人無我有的實習和社會活動機會——這些都要靠資本和社會關係。許多中國傢長以為美國是搞快樂教育，大錯特錯。他們沒看到精英階層為了鞏固傢族的社會地位，在子女教育上有多拼。與白人相比，我們學校的黑人學生主要有兩類，一是少數家庭富足、交得起私立學費的孩子，二是傢境貧寒、全憑體育特長被學校招來打比賽的。二者的學習態度和精神狀態截然不同。當然，後者確實也可以通過體育競技這個渠道被不錯的大學錄取。但你會發現，這樣的學生在擇校的時候，一般看重的不是一所大學的教育資源如何，而是它把“我”作為特長生招進來，許諾多少補助（因為傢裏實在缺錢），或是它的校隊強不強，能否幫“我”脫穎而出成為體壇明星，一夜暴富。其實這二者都不是從根本上改變命運的途徑。這就是為什麽在美國很多黑人球星在變成富翁之後又很快返貧。說完私立學校再說公立。公立學校不收學費，看上去對階級出身不同的孩子要公平得多。但在美國南方，你能上哪所公立學校是由所處的學區决定的。兩個學區（或者說郡縣）或許衹是一街之隔，但提供的公共教育資源質量卻可能有天壤之別。我去那些很差的公立學校做過志願服務，感覺一天的工作更像是幫傢長托管孩子，學生愛幹什麽幹什麽，完全談不上教學。到底是什麽原因導致了學區之間公共教育資源的差異呢？主要是稅率。一個郡縣稅率高，財政收入多，政府提供的教育資源就好。那什麽樣的家庭有能力為了孩子上學搬去高稅率、高生活成本的地方定居呢？還是相對有錢的人。美國有句話叫Money flows to where it's treated best，就是這個道理。

人們常拿“用腳投票”來形容美國的民主和自由，但問題的實質還是資本的投票。

說回到弗洛伊德的案子，我們從醫療資源、教育資源的分配來看黑人的不平等待遇就會明白，美國的種族問題和階級分化是密不可分的。類似地，你可以假設，如果弗洛伊德是個有錢人，同樣犯了案，他對警察說，“你給我開罰單吧，我付得起”，那麽跪壓致死的暴力執法就很可能不會發生。

 

 

2000-2016年，美國各族群入學率

 

王丁楠：單純基於膚色差異而産生的歧視在生活中常見嗎？

 

李娜：

赤裸裸的歧視不常見。表面上大傢可以一團和氣，但以膚色和文化劃分小圈子，這是不可避免的。況且一些白人心裏究竟怎麽想，誰也管不了。尤其是在美國南部，即便是處於精英階層的黑人，也很難融入那些白人“世代貴族”(old money)的社交圈裏。這在學校中也有體現，比如學生們一起到食堂吃午飯，

99%的黑人孩子都聚在餐廳離門最遠的一個角落裏。老師和同學們嘴上不說，但心裏都管那個角落叫“非洲”。

平時，黑人和白人學生當然也會在一起玩，但他們不太可能成為特別親密的朋友，因為沒有共同語言，沒有文化認同。此外，

美國有許多基於政治正確的做法和制度安排，雖然出發點是好的，但在實踐中卻變相助長了種族分隔和差異化對待。

比如大學招生，給黑人設置一定比例的配額，本意是想實現教育資源公平化，但造成的結果卻是招生老師衹會拿黑人學生和黑人學生比較——你衹需比同種族的人優秀，我就考慮錄取你。這其實是加劇了種族分化。在我們教學實踐中也有類似的問題，由於種族問題很敏感，再加上黑人學生傢裏大多不具備良好的條件，他們學習不認真、不達標，老師們一般都會網開一面，不去較真批評。和對待白人孩子相比，實際上是采取了雙重標準，搞起了差別對待。

 

王丁楠：許多分析者認為，特朗普上臺後，美國的社會分裂和矛盾愈演愈烈，直至近期爆發全國範圍的騷亂。你認同這樣的描述嗎？

 

李娜：

分裂是很顯然的。我感覺特朗普和以往美國總統很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他無心籠絡那些原本就不支持自己的人，根本不願意為討好各派民意而說一些“和稀泥”的話。比如面對騷亂，他稱示威者是人渣和敗類，一上來便以武力相威脅，可以看出他衹在乎鞏固自己的陣營，對彌合社會裂痕完全不感興趣。特朗普不帶任何顧慮地發表極端言論，說出了很多美國人一直不敢說的話，使原本就支持他的民衆更將其視為偶像。而既然美國的最高政治人物都可以敞開天窗說亮話，普通人在表達自己意見時衹會變得更加激進。這樣，黨派、種族、階級、政治立場等種種分歧就都浮現在表面了。除此之外，媒體也扮演了加劇社會矛盾的角色。如今CNN和福剋斯勢同水火，特朗普的支持者對CNN等“假新聞”可以說是完全不入腦，想都不想就咬定它們是敵對勢力給總統潑髒水。反之也是如此。兩派支持者都離客觀理性漸行漸遠。

 

王丁楠：面對國內新冠疫情防控失誤，美國政客和媒體把中國作為甩鍋對象，你身邊的美國人認同這樣的觀點嗎？

 

李娜：

就像我剛纔說的，政治分裂導致美國人思維固化，根本不願去聽不同意見。對於國外發生的事也是這樣。我身邊的美國人堅信美國是世界上最好最強的國傢。至於中國，他們大多覺得那是一個封閉落後、沒有自由的地方，完全不想去瞭解。中國瞞報疫情論、實驗室泄露論在美國人中間很有市場。我問他們依據何在，答曰“中國公佈的數字和信息就不可能是真實的”。一句話就否决了。從這個角度講，我們的對外傳播有很多無效投入，有必要考慮如何更好地利用手頭的資源。畢竟一旦對方的“腦回路”已經閉合，你把再多的事實擺在他面前也是徒勞的。

來源|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