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倒退的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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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近世同样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向，即明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全面的倒退，这实际上扭转了唐宋以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历史发展的趋势，使得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

 

大明，倒退的三百年

文/张宏杰（原标题：中国近世的转向——明朝的全面退却）

 

近世史所指认的是从宋朝到清朝的这一段历史。这一划分是基于内藤湖南等人提出的“唐宋变革”论。该理论认为，唐宋之际中国历史开始了具有“现代性”的转变。但是，中国在近世同样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向，即明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全面的倒退，这实际上扭转了唐宋以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历史发展的趋势，使得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

十四世纪的明朝，与欧洲相比，表面上要光明得多。十四世纪的欧洲特别不幸：黑死病扫荡了欧洲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使北欧动荡不已的“百年战争”也始于这个世纪，因此人们称这是欧洲的“黑暗时代”。在中国，朱元璋却缔造了一个很长的和平时期，“华胄重光”，生产恢复，东方大地一片太平景象。

 

然而在一治一乱的表象下面，却涌动着两股方向相反的历史暗流。

 

在欧洲大陆，从十四世纪起，漫长的、死气沉沉的中世纪开始支离破碎。由于教皇和国王们忙于争权打仗，无暇管理地方事务，许多城市从封建统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独立。这些城市居民集资向国王们购买了自治权，可以组织自己的市政厅和法院，建立自己的法律。正如当时的一句俗话所说，“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在城市里，人们不再向国王、贵族们卑躬屈膝，他们投身于商业和企业，用自己的双手和头脑为自己创造财富，用财富来建立自信。“自治市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其他任何地区所没有的。”

 

这些城市的本质就是一个大公司。“所有的商业法律，也就是民法；全部商业船只也就是海军。”这些城市一出现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明朝建之后十二年的1380年，威尼斯打败热那亚，成为欧洲海上霸主。从此之后，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社会的缝隙中像霉菌一样逐渐生长，很快推垮了日趋腐烂的旧体制，使欧洲社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相反的事情在发生着。朱元璋统治的原则就是全面的社会控制，把每个社会成员的一举一动都严格控制在政府权力之内，以杜绝任何不安定因素。朱元璋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大村庄，取消了多元和层级发展的可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狱规，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

 

如果把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视作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意外，那么明朝作为一个汉人政权，直接继承的是宋代，朱元璋自己也宣称他的奋斗目标是“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然而明朝和宋朝的基本走向，恰恰相反。

 

宋朝是一个非常富于“现代”因素的朝代。

 

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的极盛期出现在唐朝，而宋朝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衰弱的朝代。然而从经济角度来看，唐朝与宋朝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拿国家财政收入来比较，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是唐代最高额的三倍。

 

更具说服力的是财政收入的构成。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农业税是国家收入的主体，而宋朝时，工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农业税只占百分之三十。这说明宋朝的财政收入不是靠加重对农民剥削，而是工商业繁荣、生产力提高的结果。

 

孙隆基在《鸟瞰中国千年史》中说，宋朝钢铁工业高度发达，大型企业通常会雇用数百名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厂聘用工人数多达八千人。“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一年为例，达年产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

 

宋朝采矿业发达，信州铅山的一个铜矿就有十余万矿工。煤已经成为首都的主要能源。“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除此之外，宋代矿冶、造纸业、制瓷业、丝织、航海业也高度发达，长江两岸，货栈林立，广州、泉州和福州的商船远航阿拉伯、马来亚、新加坡和日本。作为经济发达的一个标志，宋朝铸造的铜钱超出唐朝时的十倍以上。宋神宗时年铸币量五百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不过三十二万贯。宋朝还发明了纸币，出现了银行和支票这类非常“现代”的金融工具。

 

网络作者“Jiangpub”在《中国的大宋，世界的美国》中则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类似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王安石则是世界上第一个试图对全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专家。

 

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朝以巨大的财政收入供养数量众多的军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

 

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等，宋代的中国都已经出现，比西方提早了至少五百年。美国比较历史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说：“本书的假设是：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颠覆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 （合伙或公司） 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

 

在“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基础上，宋代的人文精神也实现了突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杀大臣”，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朝代。宋代的文学艺术作品里，洋溢着前所未有的生活气息和个人尊严意识。

 

然而，朱元璋创造的明朝却在宋朝的坐标下实现了全面“大跃退”。

 

黄仁宇说，“明朝之采取收敛及退却的态度者，也可以说是在王安石新法失败后的一种长期的反动”。明代的经济发展远远不及宋代。宋真宗时代，国家财政收入为一亿六千万两白银，而据黄仁宇计算，明王朝在1570到1580年间，平均每年财政收入是三千零七十八万两，不过是宋朝的百分之十九。更主要的是，农业税占明朝政府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一，工商杂税只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二。这个数字告诉我们，相对宋代，明朝的经济结构是何等落后。

 

宋代经济奇迹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而做了皇帝之后，朱元璋敏锐地意识到了商人财富的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因此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几千年来的抑商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他屡屡说：“农桑为衣食之本。”在他看来，只有实实在在出产了粮食和棉花的活动，才是劳动。他说：“上古时代，每个男人都耕地，每个女人都织布，所以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从人们学会了经商，学会了享受，农桑之业废。……所以，要让天下人都吃饱饭的关键在于禁止商业。”

 

他规定，商人外出经商，必须经官府严格审核，发给通行证才行。如果没有通行证随便外出，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把商人拿赴官府，治以“游食之罪”，重则杀头，轻则发配到边疆地区。他又明令取消了全国所有的商业经纪人和中间商，只允许最低限度的商业活动存在。商人被列为社会上最低一层，想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宋代财政收入早就实现货币化，朱元璋却把税收制度倒退了几百年，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

 

“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地向村民征取。”“全国盖满了此来彼往短线条的补给线，一个边防的兵镇，可能接收一二十个县份的接济；一个县份也可以向一打以上的机构缴纳财物。”“万历二十年，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二十七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二千两。”

 

用黄仁宇的话来说，洪武型财政的特点就是“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不顾投资为来日着想”，“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宋代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经济高度发达，江南领先于华北，东部发达于西部，由此带动全国经济成长。朱元璋则始终崇尚平均主义，防止局部地区经济领先发展，强迫领先地区向落后地区看齐。宋代货币高度发达，明时则抑制铸币业，有时甚至禁止金银及铜币交易。据估计整个明代铸钱量不超过千万贯，这不过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造币量。因为缺乏货币，无法交易，许多小商小贩失业，“1544年竟至因‘钱法不通’人民倒毙于北京”。

 

宋元都是世界性帝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了巨大财富。但明朝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措施，非但不准国人出海，对外国进行“朝贡贸易”的数量也限得极低。孙隆基说，“明代中国从蒙古世界系统中摆脱出来，有如二十世纪共产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世界秩序断裂一般，都不免做出背对世界大势的自然反应。中国从唐末已开始走向海洋，但如今这个新走向变成‘离经叛道’，并被算在‘外族’蒙古的头上，而新冒现的锁国心态则被说成是‘华胄重光’”。

 

明朝的人文精神更是大大退化，返祖到三代以前。朱元璋开创的明朝，贱视大臣的程度创了中国历史之最。皇帝一不高兴，就把大臣按到地上脱下裤子一顿棍打。

 

唐宋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的竞争社会呈现于世界，而朱元璋统治下的明朝则是内向的、反竞争的、缺乏想象力的。朱元璋开创的三百年大明，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朝代之一，而这三百年，却是欧洲历史上最为动荡的阶段。不过正是这些动乱，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

 

黄仁宇说：“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击败查理一世时，为公元1644年，也即是中国所谓崇祯皇帝上煤山的一年，也就是明亡的一年。”大明近三百年，正是中国大幅度后退，西方大踏步前进，双方擦肩而过的时代。
 

 

来源：本文摘自《倒退的帝国：朱元璋的成与败》 张宏杰/著重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