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诗人”叶橹

Original 孙德喜 乐见君子 2 days ago

“归来诗人”叶橹

虽然文学史著没有将叶橹先生列进“归来诗人”，但是我觉得他可以作为“归来诗人”而存在。在我看来，叶橹虽然不是以创作诗歌活跃于诗坛，但是他的诗歌研究及其评论足以让他立足于诗坛。所谓“归来诗人”，是指1980年前后中国诗坛上活跃着的一批年岁比较大的诗人，他们这些人都曾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驰名诗坛，后来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被迫中断诗歌创作，直到“文革”结束，新时期到来，才重返文坛，焕发出新的创作生命。这些诗人以艾青、邵燕祥、牛汉、曾卓和公刘等人为代表。叶橹的诗歌创作确实不多，鲜为人知，但是他的诗歌研究早在50年代就已在诗坛崭露头角，后来他的人生经历与艾青、邵燕祥等人十分相似：由于受到“极左”政治的迫害，被投入监狱，又被发落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还被下放到偏远而贫困的农村，一度被逐出文学界，直到1980年才逐渐返回教学与科研岗位，重续中断多年的诗歌研究和批评。另一方面，叶橹虽然不是以诗歌创作驰名于诗坛，然而他在复出以后一直致力于诗歌评论，而且他的人生和秉性也富有诗性，因此我将他划入“归来诗人”的行列是不成问题的。

少年才俊

叶橹，原名莫绍裘，笔名取于中学时期，母亲姓叶，取母亲的姓，意为“航船的一叶橹”。数十年过后，文学界知道叶橹的很多，而他的原名则很少为人所知。1936年出生于江苏南京。幼年时由于日本侵略者进犯南京，他不得不随母亲逃难到了广西桂林、柳州一带，并进入那里的学校读书。青少年时期，叶橹就喜欢读书，最初他所读的是武侠小说、现代文学作品和外国小说。到中学时，他居然读起了一般中学生不感兴趣的理论书籍，竟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读得有滋有味。由于他的聪颖好学，早在上初中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广西文艺》4000多字评论文章。校长看到了，手里拿着杂志，兴奋得满校园寻找这个令他得意的学生。1953年，叶橹参加高考，本来他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由于偏科，数学没有考好，于是被第二志愿武汉大学中文系录取。当时，武大是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相并列的全国综合性大学，位于武汉的珞珈山，濒临东湖，风景优美，尤其是在春天樱花盛开的时节，颇具诗情画意和浪漫气息。就是武大这座诗意盎然的学府让叶橹和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武大读书期间，叶橹深受程千帆和刘绶松先生的教诲，不仅迅速掌握了中文专业的基础知识和文学理论，而且能够运用所掌握的理论对当时的文学创作进行研究和评论。进入大学读书时，叶橹和同时来自广西的壮族诗人韦其鳞同班。在来武大读书前，叶橹和韦其鳞虽然都因在《广西文艺》上发表文章和作品，知道对方的存在，却没有见过面。此时，他们同班，而韦其鳞整理的壮族叙事诗《百鸟衣》已在大二时发表，并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而激发起叶橹的研究和写作的激情。刚到武大不久，叶橹只是在一些地方性刊物上发表文章，后来觉得不过瘾，于是向全国性期刊投稿。就在读大二时，叶橹了解到国家级杂志《剧本》在讨论“讽刺剧”问题，于是写了《对讽刺剧的几点看法》寄了过去。不久，《剧本》发表了这篇文章。这是叶橹在全国性刊物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随后，叶橹写出了评论闻捷、郭小川、公刘等人诗歌的文章，并且在全国顶级刊物《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上发表，这在当时在校大学生中并不多见。郭小川读到了叶橹发表在《人民文学》1956年二月号和五月号上的《关于抒情诗》和《激情的赞歌》两篇文章。在前一篇文章中，叶橹点名批评了郭小川的诗歌创作以及他“排斥他不大喜欢的诗人”、“把反映时代精神作过分狭隘的理解”等问题，所以郭小川对他印象深刻。大概是1956年6月份，郭小川到外地出差，路过武汉，顺便邀请叶橹到《长江文艺》编辑部见面。郭小川第一眼见到叶橹就感到十分惊讶：“哎呀，叶橹，想不到你这么年轻！”“我还以为你是个老教授呢，没想到你是个小青年。”叶橹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全国著名诗人郭小川，感到有些紧张，显得拘谨，他告诉郭小川自己还只是个大三本科生。在交谈中，郭小川非常关心地询问叶橹大学毕业以后准备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关于叶橹毕业后的打算，《人民文学》早就有意调他过去工作。叶橹在《人民文学》发表了文章后，编辑部的杜黎均和苏中就列了10来个题目给全国专家、学者们讨论，叶橹选了其中一个关于诗歌中的“我”的问题进行思考，很快洋洋洒洒地写了一万字长文寄了过去。不久，编辑部来信，认为叶橹的这篇文章写得还不够充分，便要求进一步充实。于是，叶橹又花了几天时间，将该文扩充至两万多字。文章扩写好后，叶橹将其交给好同学，后来成为诗人的晓雪来阅读，听取其意见。再经修改后，该文以《关于抒情诗》为题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该文发表后，该刊编辑部非常赏识他的才华，便在给他的来信中给予鼓励的同时，希望他将来到该编辑部工作，而且还表示可以提前调他进京工作。当时，叶橹是个共青团员，组织纪律性比较强，他就此向系领导作了汇报，并且征求组织上的意见。党总支书记出于对叶橹的关心，劝他不要急，最好等到一年后毕业了再去。于是，叶橹给《人民文学》编辑部去了信，既表示感谢，又说明了情况，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人民文学》方面表示理解，再次表示希望将来叶橹到他们那里工作。现在，郭小川代表《文艺报》向叶橹发出前往工作的邀请，叶橹就将此前的情况给郭小川谈了。郭小川快人快语，立即对叶橹说：“你不要去《人民文学》，你还很年轻，到编辑部去就与现实隔离了。作协打算对《文艺报》改版，需要一批在各地跑路的记者，你当了记者就可以下基层，既熟悉社会现实，又可以接受锻炼。”听了郭小川的一席话，叶橹感到十分兴奋和激动，立即表示非常愿意将来到《文艺报》工作。

跌入谷底

岂料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叶橹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本来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很快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当时的叶橹虽然担任大学里的班长，但是缺乏对政治的高度敏感，根本没有意识到政治的易变和厉害，居然在同学中公开讨论胡风是不是“反革命”的问题。他在公开辩论中表示，根据官方发表的材料，胡风等人根本不是所谓的“反革命”，因为他们所谈论的都是文艺理论与创作问题，他们的言行既没有反对共产党，也没有反对社会主义。虽然没有人能够反驳叶橹的观点，但是在接下来的反右派运动中，他被定性为“极右分子”，被取消了毕业分配工作，进而将他发落到八里湖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对于这年夏天，叶橹的记忆刻骨铭心。暑假已经开始，大学毕业的叶橹不像其他同学那样以愉快的心情等待着分配工作，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他的内心一直忐忑不安，待在南京的家里等待消息。很快，他接到了学校发来的电报，要求他立即回校接受审查。叶橹只得立刻乘飞机从南京赶往武汉。飞机是从上海经南京飞往武汉的。他登上飞机后，发现只有他一个乘客，如果是在平时，他可能会心怀激动，非常兴奋，然而此时的他实在激动不起来，而且无心欣赏舷窗外美丽的景色。到了武汉，他便有了一落千丈的感觉，等待他的是让他感到天塌地陷的“极右派”的大帽子。得知这一结果，叶橹感到非常痛苦与沮丧，他甚至想到从新建成的武汉长江大桥上跳下去。然而，他最终没有跳江，他觉得就此了断自己的生命，不值得，他还要活下去，他要看到这个社会将来到底发展成什么样子，这个时代到底会有怎样的变化。

然而，这仅仅是苦难命运的开端。被打成右派后，叶橹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分配工作，而是留校劳动。在中国，大学毕业留校的学生不少，那都是留下来正式工作的，基本上都是优秀生，而叶橹的“留校”则是一种处罚，别人大学毕业可以拿到53块5的工资，而他只拿到27块钱（只是别人的一半）的生活费。在“留校”劳动期间，叶橹和两个同学住在一起，一位是从香港回来的侨生，另一位是一个物理系的毕业生。他们时常闲聊，于是聊到了从深圳到香港的来往情况。不料，他们的闲聊后来居然被人举报。在武大劳动了差不多一年，叶橹连同那两位同室便被下放到湖北蕲春县的八里湖农场，要他们通过劳动改造思想。到了年终总结的时候，物理系的那位同学受树典型的引诱，于是向上举报，诬陷叶橹和香港回来的同学图谋“偷渡”。接下来便是数月挨批挨斗，但是叶橹不服，不承认自己有偷渡的企图，于是被抓了起来，关进了蕲春看守所，再加上平时不慎发了一些牢骚，于是被判刑3年。就这样，一个风华正茂的有为青年，一个天之骄子的名牌大学的大学生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被打成了右派，并且被关押判刑，他的前途被毁了。

随后，叶橹被发落到阳新硫磺矿劳改。劳改期间，叶橹所从事的最繁重的工作就是敲碎石。山体被炸后，石头仍然比较大，还需砸碎。就在这里，叶橹目睹了矿上发生的冒顶、渗水事故，常常有一些犯人在事故中死伤。刑满释放后，叶橹虽然不再是劳改犯，但是仍然被留在这里，就同张贤亮小说中《绿化树》中的章永璘一样，虽然已被释放，然而还是在同样的地方待着，只是身份已变成刑满释放人员而已。不久，由于形势紧张，叶橹就被遣散到黄冈的黄湖农场，这才脱离了劳改场所，作为就业人员在农场当农民。1965年，叶橹又被调遣到黄石的一家石料厂工作。这里虽然比在农场工作繁重得多，但是收入明显比在农场高。在农场，每月只有固定工资24元，而石料厂是按工作量计发工资，一个月可以拿到将近40元，因而他就调了过来。在石料厂，叶橹干的是搬运石料的活，就是将石块搬到手推车上，然后将其推到碎石机那边粉碎。在这里，叶橹目睹了一次重大事故。有一天，天气非常炎热，叶橹由于十分劳累，在给手推车装石头时，动作就慢了下来。然而，正是动作的缓慢，让他躲过了灭顶之灾。他刚将石头装进车准备推走时，另一边的山体发生崩塌，正在山脚下劳作的几十条生命瞬间被埋，从人间消失了。叶橹从这里感悟到生命的脆弱与宝贵，他觉得应该倍加珍惜，在后来的人生中，他想开了，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以乐观的态度面对。

1966年5月，叶橹被遣返回到了南京。刚回南京时，叶橹没有工资，只能靠拖板车，卖苦力赚点钱。有时就连糊口都很困难，到最艰难的时候，他甚至靠卖血度日。稍后叶橹进入街道办的“永红机修厂”当工人。然而，工人也当不长，到了1969年他就被下放到了灌南农村，当农民。灌南位于江苏北部，是一个十分贫困的县，可以说是“穷乡僻壤”。叶橹所下放的陈集公社靠近盐城的响水县，那里更加贫困。农民住的是清一色的草房，大部分人家房屋的大门竟然不是木板的，而是用葵花秆编成的，而且这些“门”没有锁，形同虚设，主人不在家，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出，这倒不是没人偷东西，而是屋里根本没有东西可偷，因而这里被称为“鬼不生蛋的地方”。当地的普通农民生活条件尚且如此，作为“右派”的叶橹下放到这里来，生活条件可想而知了。

1971年夏，叶橹从灌南迁居到了高邮的汉留公社爱联大队。灌南当时属于淮阴地区，高邮属于扬州，位于江苏中部的里下河地区，两地的情况有些不同，高邮这里河网密布，水产丰富。叶橹之所以要迁居，一方面他有个亲戚在汉留，他如果转到这边来，可以得到一定的照应；另一方面，高邮是鱼米之乡，经济条件要比灌南好一些。这一次迁移，初到高邮，叶橹最深的印象就是水系的密如蛛网。多少年过去了，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是1971年盛夏，他从南京坐车到高邮的三垛，然后转坐“帮船”来到汉留。所谓“帮船”就是载客穿行于河网地区的小木船，通常由两人执桨掌舵，类似于公交车，每到固定的小码头上下客。叶橹在一个叫“泰家峁”的地方上了岸，然后在一位在河边洗衣妇女的帮助下，见到了他在这里唯一认识的人，从而开始了他的新的一段人生。后来，叶橹由汉留的河网密布的地理特征联想到了一首极短的小诗《生活》：“网”，再联系到自己几十年的人生，他有了新的体会：“在强大的生活之网面前，人在很多时候是无能为力的。我的生活历程已经证明，我始终是一个听任命运摆布而无法挣脱‘网’之束缚的人。”

叶橹初来高邮汉留时，是单身一人，所有的家当只有“一肩挑”──一担可以挑走的行李。他来到爱联大队安家的时候，住在“大队部”临时安置的一间空房里，里面有一副床板，一床棉被，再就是几件随身换洗的衣服了。由于以戴罪之身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而且还是单身一人，生活非常清苦，他每天早上煮上一大锅山芋，在生产队长招呼大家下地劳动的叫喊声中，他边啃煮熟的山芋边走向田间，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到了午间和晚间收工回来时，再啃锅里的山芋。不过，此时的生活比起在监狱里，在劳改农场以及灌南的农村，已经略有好转。更可贵的是，汉留的农民非常朴实，没有把他当敌人看待，人性的光辉不时闪现，给了孤单的他以人间的温暖。有一年中秋节，夜幕降临，叶橹吃了稀粥加山芋，正准备躺上床打发那漫长而无聊的夜晚，突然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这令他感到意外和诧异。在这家家团聚庆贺中秋佳节的时候，谁会到他这里来呢？叶橹打开门一看，原来是生产队长端着一只蓝边碗看望他来了，碗里盛着热乎乎的自家做的“烧饼”。队长进屋时将碗放下，并且示以神秘的眼神，低声说了一句：“不要啰嗦！”还没等叶橹说声感谢，便悄悄地走了。生产队长深知叶橹孤身一人生活在这里，平时不便照顾，此时想到他身边没有亲人，便以一碗家制“烧饼”让他感觉到即使在那阶级斗争的弦绷得非常紧的岁月里，他这个“右派”也能感受到人间并不都冷漠无情。许多年过后，叶橹觉得许多往事都已烟消云散，然而这件小事却一直温暖着他的心，于是他后来写下了散文《那年明月夜》。过了些时候，生产队在村庄边缘处的一小块半岛形的空地上给他盖了两间茅草屋，当地人戏称那是“莫家岔”。这样，叶橹可以将母亲接来一起住了。而且，到了宰鹅的季节，叶橹母子所住小屋便热闹起来了，由于他所住的地方比较偏僻，那些轮流看守鹅群的农民就隔三差五地抓来两三只鹅到他的小屋里来烧了吃，根本没有拿他当外人，更没有将他视为阶级敌人。因而，叶橹母子也能够跟着解解馋，不仅如此，那些在他家烧鹅的人还从生产队的草堆上扯些草来，进而解决了他家燃料不足的问题。因而，后来的日子里，叶橹和当地的农民相处融洽，日子虽然还比较清苦，但是比较平静。

1976年春节过后，上面有了政策，安排城市下放居民工作，叶橹于是被安排进入了高邮搬运队三中队。搬运队的工作虽然非常繁重，工作强度要超过生产队的上工，但是毕竟收入高于生产队里，而且比较稳定，更重要的是，户口可以由农村转进城里。

对于人生的灾难，叶橹对于生命产生了深刻的认知和感悟。早在童年时，有一件事一直令他记忆犹新。那是在他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的操场上拴着一匹马。叶橹出于好奇和对马的友好，将一只刚刚捉到的蚱蜢送给马吃，谁知那马以为要受到攻击，于是迅速调转屁股对着他蹬了一脚。马的这一脚与后来他所吃的苦头相比算不了什么，几乎是微不足道，但是让他受用一辈子：“在其后不断遇到一些生活的挫折时，我总喜欢仔细品味和咀嚼这件事情所寓含的某种哲理和象征的意味，似乎从中看到了很多世事人情。”人生苦难是很不幸的，但是经过思想的淬火，可以升华为诗性人生。

重返文界

大概是七十年代末，高邮师范学校的教导主任朱延庆到武汉开会。会间，在聊到师资紧张问题时，有人告诉他，武大毕业的叶橹很有名气，现在就下放在高邮。朱主任回来后向朱超校长作了汇报。朱校长非常惊喜，立即派人去寻找。然而，叶橹下放所在地与他所在的搬运队都只知道莫绍裘而不知道他还有个笔名叫“叶橹”。因而，朱校长为寻找叶橹颇费了一翻周折。据说，朱校长找到他时，他正拉着板车给人家送煤球呢。再说叶橹在武大的老师程千帆已经调到了南京大学。“文革”结束后，叶橹看到全国各地知识分子政策正在落实，“右派分子”也都被摘掉帽子，纷纷恢复工作，走向新的岗位。于是，叶橹给他的老师程千帆写信，希望能够介绍适当的工作。当年在武大工作时，程千帆先生对崭露头角的叶橹印象深刻，又由于他也经历了一段人生坎坷，对叶橹的心情非常理解，便给予积极帮助。他找到时任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的孙望，向他介绍了叶橹的情况。孙望了解到叶橹的情况后，觉得人才难得，一方面迅速向校领导汇报，努力争取将叶橹调过来，另一方面通知叶橹到南京见见面，商谈调动的具体细节。此时，叶橹还不知道高邮师范学校也在忙着调动他。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上面发了一份内部文件，由于“文革”中许多工农兵学员留校工作，造成此时大学里人浮于事，于是要求各高校冻结进人。因而，叶橹与南京师院擦肩而过。这倒给了高邮师范调动的机会，于是叶橹便进入了高邮师范工作。

叶橹所调进的高邮师范是一所位于县级市的中等学校，在文学界无法与大学相比，根本没有地位，但是对于叶橹来说，尤其是对于遭受牢狱之灾，二十多年远离文学的他来说，总算与文学有了一定的牵连。更何况，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无论身在何处，只要能够静下心来都可以做出一定的学问，能够拥有比较优越的条件，当然有利于做深做透学问，但是，优越的条件并不是做好学问的必备。对于叶橹来说，能够进入北京、南京、上海、武汉这样的大城市，进入名牌大学工作，当然理想，但是现实往往磨炼人，叶橹当初只能进入高邮师范教书，然而在叶橹这里，只要能够重返诗歌界，哪怕就是在高邮这样的小地方，在高邮师范这样的中等学校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叶橹刚刚进入到高邮师范学校时，校长没有立即给他安排课务，考虑到他毕竟离开学校已有20多年，决定让他先听听其他老师的课，让他慢慢熟悉业务。于是，叶橹便根据安排去听课。然而，几堂课听下来，叶橹觉得像这种上课并不难，他完全可以立即给学生开课。于是，他很快登上了讲台。

叶橹给师范生主要讲文学作品。他没有按照教学参考书照本宣科去讲，而是讲自己对于文学作品的认识和理解，而且自编教材，他不仅讲授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作品，而且还将新近发表和出版的作家作品介绍给学生。八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文学创作迎来了新的气象，许多作家勇于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学艺术手法，大胆地创新，创作出的作品呈现出新的形态。但是，许多读者面对着运用现代派手法创作的作品感到十分陌生，不知所措。高邮师范的学生有些是前来培训的基层民办教师，有些是刚刚中学毕业的青年，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由于“文革”的影响，他们在中小学阶段既没有学到什么文化知识，又很少阅读到经典之作，因而缺乏对文学作品的欣赏能力。所以，他们对于当时发表的文学作品觉得难以理解，感到十分茫然，就是数十年前的一些现代著名作家作品也不能真正读懂。更有一些爱好文学的学生喜欢阅读新发表的诗歌和小说，但是对于作品不能理解。有一次，学生姜长荣将礼平刚刚发表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拿来向他请教。叶橹则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和对作品的深刻理解耐心而细致地给他作了讲解。后来叶橹据此写成了《谈<晚霞消失的时候>创作得失》，并且投给了《文艺报》。不久，《文艺报》刊发了，稍后《参考消息》发表了该文的摘要。因而，叶橹的课深受学生欢迎，学生普遍觉得从叶橹课上不只学到了文学知识，而且更新了文学观念，提升了文学理论修养，提高了文学欣赏能力。过了一段时间，叶橹根据学生的兴趣和要求，为学生开设了艾青诗歌赏析，在给学生讲授艾青作品之前，叶橹总要先朗诵作品以调整自己内心的情感，同时也调动起学生的情绪。他还将艾青的代表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完整地当堂背诵。艾青的诗作沉重而忧郁，朗诵时叶橹和他的学生的心潮都随之起伏，有时候，由于情感十分投入，朗诵时眼里噙着泪水，而一些女学生的眼睛已经变得潮红了。数年之后，有些学生见到了他，便告诉他，他们曾经悄悄地在课堂上给他录音，课后反复地听。后来他将自己的讲课稿结集《艾青诗歌欣赏》出版。

进入高邮师范工作以后，一些高校通过不同途径了解到在诗歌评论界享有盛誉的叶橹仅仅在一所中专校工作，觉得很可惜，于是想把叶橹调过去工作。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曾华鹏首先积极联系调动事宜，但是在调动过程中遇到了麻烦，主要是叶橹夫人的工作问题。叶橹在高邮汉留乡下时，与当地的姑娘结婚成家。高邮师范调动叶橹时，由于受到夫人户口的限制，就将其她安排到校印刷厂当临时工。现在要将夫人随调，最大障碍还是户口与工作性质问题，所以调动起来颇费周折。与此同时，杭州的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学校在诗评家骆寒超的举荐下也在设法调叶橹过去工作，并表示帮助解决夫人调动问题，但是由于考虑到如果到杭州工作，会遇到方言不通，生活不便等实际困难，叶橹最终还是来到了扬州师院中文系（现扬州大学文学院）工作。

诗人性情

叶橹的诗歌赏析和研究文章很快在诗歌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受到了全国各地诗歌爱好者和文学青年的欢迎，而且还得到了诗歌专家和诗人们的肯定，并且在与诗人的交往中显示出诗人性情。叶橹的诗人性情既表现在他的评论诗歌的激情和才情，又表现为他与诗人交往中所体现的心心相印与诗人气质。1991年，叶橹到北京出席“艾青诗歌国际研讨会”。在会上，他见到了艾青。此前，叶橹虽然多年研究艾青，但是没有想到要见艾青，更没想到要同艾青交往。叶橹最初之所以没有主动与艾青联系，主要考虑到，艾青年岁已高，而且由于名气大而需要接待的人很多，叶橹觉得不能给艾青添忙。再者，叶橹一直将艾青视为一座高山，而自己过于渺小，有种高攀不上的感觉。多年来自己身陷炼狱，此时刚刚从那里跌跌撞撞地钻出来，自己身上的贱民尘垢尚未拍打清洗干净，难免有些自卑。但是，艾青得知叶橹出版了《艾青诗歌欣赏》，并且听了夫人高瑛在病床前为他念了叶橹书中的文章，非常满意。待到出院后，艾青挥毫为叶橹题写了“春华秋实”的条幅，并且让高瑛寄给叶橹，表示对叶橹这部书的赞赏和感激。

早在读大学的时候，叶橹就对当时诗坛上的年轻诗人公刘作品进行了评论。后来由于政治运动，公刘和叶橹都受到了冲击，沉入了社会的最底层，彼此之间无法联系。到了八十年代初，公刘作为“归来诗人”重返诗坛，叶橹也回归到文学队伍中来。这时，叶橹在高邮师范教书。公刘得知叶橹在高邮，便给他来信，一方面感谢叶橹在二三十年前写文章评论他的诗歌，另一方面欢迎叶橹再写文章继续评论他的诗作。叶橹接到信后，立即找来公刘复出后所写的诗作，很快写出了论文《公刘诗作新探》，发表在《诗探索》杂志上。后来，叶橹在曲阜召开的研讨会上见到了公刘。公刘在他的房间里与叶橹进行了亲切交谈。他对叶橹说：“我一直未能当面向你道歉，据说你被划成右派。吃了不少苦头，罪状之一就是鼓吹我的诗歌。”叶橹则表示：“那不过是附带的一项小小的罪状而已，你也不必介意。”当然，叶橹的不幸遭遇不是公刘造成的，而是那个时代的罪过，而他们所谈的这番话表明二人之间的坦诚和直率。更重要的是，叶橹从公刘复出后所写的诗作中读出了诗人“沉痛的反思”。因而，诗人与诗评家在这里心灵相通。

叶橹同忆明珠的交往不仅有趣，而且表现出诗评家对诗人的深刻洞察和理解。在叶橹看来，忆明珠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但是在诗歌和散文写作中却“精明而善于观察”。有一次，叶橹与忆明珠一同从南京乗火车外出开会。会议期间，忆明珠告诉大家：“不仅他自己外出开会只带了牙刷而没有带牙膏，叶橹教授也一样。”那一次，叶橹确实忘记带牙膏了，但是他在路过南京时买了“刷牙水”，并且将其“深藏”于牙刷的底部，忆明珠居然没有看出来，满以为叶橹和他一样没带牙膏，便以为像他这样马大哈的还不止一个。还有一件事表明忆明珠的粗疏，他所住的房间抽水马桶坏了，于是向刚刚上过公共厕所的叶橹询问厕所所在。可是，忆明珠刚去了厕所就回来了，抱怨该厕所没有解大便的地方，叶橹便带他重返厕所，告诉他解大便的蹲坑就在门后，而忆明珠居然粗心到连蹲坑的门都看不出来。这固然是忆明珠的轶事，但是可以从这里看出叶橹和诗人们的平等有趣的交往，更重要的是叶橹从忆明珠这里发现了诗人精明而粗心这一矛盾而统一的现象。正是从这一现象出发，作为诗评家的叶橹走进了诗人的精神世界。

在同刘祖慈的交往中，叶橹觉得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良知的诗人。在叶橹的印象中，刘祖慈的名字是与《为高举的和不举的手歌唱》联系在一起的，这首诗体现了诗人的现代民主意识，对于不同意见的尊重，也激起了叶橹的强烈共鸣。刘祖慈的《大禹陵》也令叶橹十分感慨。读了刘祖慈的诗，叶橹觉得诗人对祖国命运和人心向背的强烈关注。与此同时，叶橹觉得刘祖慈最大的个性是快人快语。然而，叶橹后来以诗评家的敏感发现刘祖慈的变化。到了1989年时，刘祖慈发表了《陇海线》，叶橹认为其中的诗句与当年《为高举的和不举的手歌唱》等诗作已不相称，与他过去所熟悉的那个“快人快语”的诗人判若两人。虽然叶橹也很喜欢《陇海线》中那“一沓一沓”的对于人生有着更深刻的体验，然而刘祖慈的那种内在的深刻变化更令叶橹深思：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诗人自己能给出答案吗？

任洪渊既是诗人，也是学者，借用余光中的话，他是“左手”写诗，“右手”写评论。而叶橹对他的最初印象则是辩才过人。最初见面时在一次会上，叶橹听到任洪渊的发言出口成章，气势夺人，相比之下，自己觉得有些自惭形秽。后来再次相遇，叶橹则表达了向他请教诗观的意愿，任洪渊则将新出版的刊登他著名诗论的《找回女娲的语言》的《诗潮》送给叶橹一本。叶橹初读任洪渊的诗论，不甚理解。后来将任洪渊的诗作与诗论放到一起进行对读，进而认识到任洪渊是将他的诗作喻诗论统一于和谐结构中的。

叶橹与诗人们的交往既反映了作为评论家的他与评论对象之间思想的沟通与情感的联系，又体现出诗性的互动和诗情的感染。

指点诗歌

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叶橹还在读大学之时就已经在诗歌评论方面表现突出，他不仅在《人民文学》和《文艺报》这些国家顶级文学报刊上发表长篇论文，纵论诗歌，而且他以敏锐的目光发现了同为年青诗人诗作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在《激情的赞歌──读闻捷的诗》中，叶橹发现了闻捷诗歌独特之处在于将劳动与爱情结合起来抒写，在当代诗歌创作中非常独到。在《公刘的近作》中，叶橹发现了公刘诗歌的艺术情节和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氤氲于他的诗中，因而，公刘的诗在当时青年诗人创作中出类拔萃。叶橹的评论是在闻捷和公刘刚刚在诗坛上崭露头角之际发表的，及时而敏锐地揭示其诗歌的特色，因而推动了他们诗歌的经典化，他们因而在共和国之初的诗歌史乃至文学史占有重要的地位。后来由于反右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将叶橹的命运推向了深渊，迫使他中断了诗歌研究和评论。直到二十多年后的八十年代初，叶橹才重返文学场，重新开始了诗歌探索的征程。此时，他作为在场者对当下诗歌进行研究和批评，一方面关注当前的纷繁复杂的诗歌现象，努力探讨诗歌创作的规律性问题；另一方面，他对诗坛上出现的诗歌文本进行深入解读，进而发现和挖掘经典，从而为当代诗歌史的叙述提供依据，同时以极大的热情与地方诗人来往，推动扬州诗歌创作。

叶橹刚刚复出之时，他的名字对于许多人来说都很陌生，人们不知道叶橹是谁，他毕竟离开文学二十多年了，时移世易，叶橹感到很悲凉！他觉得要想在文学界有所作为，就必须不断地写作，不断地发表文章，才能让人知道自己的存在。1985年也可能是1986年，在一次评奖会上，《诗歌报》主编蒋维扬在读了叶橹近期所发的文章之后，觉得叶橹应该在他的报纸上开设一个专栏，于是向叶橹发出邀请，在《诗歌报》开设了“现代诗导读”，就青年们不太能够读懂的“新诗潮”作品进行解读。这样，叶橹便在《诗歌报》发表系列文章，鼓吹现代诗。与此同时，叶橹自1985年开始，每年都在《名作欣赏》杂志上发表文章，评论现当代诗人诗作。于是，叶橹的名字又在全国传扬开来了。

叶橹介入当下诗歌，善于发现。他的发现主要有两点：一是发现问题，并且提出来，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进而一起对问题进行研究；一是发现诗歌文本中所蕴涵着的某些新的质素，通过进一步的阐发和论述，突出其现实意义和文学史的意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讨论刚刚浮出地表的朦胧诗时，许多人围绕着诗歌作品的“懂”与“不懂”、“大我”与“小我”等问题展开讨论。叶橹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了其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他觉得所谓“懂”与“不懂”不是评论诗歌艺术价值的一种标准，其背后隐藏着的是许多从事诗歌评论的人或者不敢正视和承认自己的局限性，或者怯于表明自己的偏爱。而“大我”与“小我”本来是两位一体，然而却被生生地割裂成对立的两个“自我”，同时又存在着陷入抽象地议论究竟应当“表现自我”还是“抒人民之情”的怪圈。造成割裂“小我”与“大我”关系的根本源头在于主流意识形态出现了问题，从而使原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变成了问题。八十年代中期，诗坛上不少人热衷于提出以“反”字当头的“激进的口号和宣言”。对于这些口号，叶橹并不赞成和认可，但是他发现有些人却将其视为异端试图展开批判，他从这里看到的是，“宣传那些诗歌主张的人”的“自由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种不尊重他人发表自己意见和主张权利的现象，看似有利于净化诗坛，实际上却扼杀了诗歌的探索与创新。就在八十年代，中国诗界还存在着“第二诗坛”现象。所谓“第二诗坛”就是指虽然进入了改革开放年代，但是仍然有一些诗歌并不是因为质量问题而不能在公开出版的期刊上发表，而是出现在民间刊物上。这就导致某些优秀的诗歌被埋没的可能。针对这种现象，叶橹撰写了《三维之思——读诗之思索》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希望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注意。

叶橹之所以能够在对众多诗人诗作的阅读和研究中有所发现，最根本的在于他具有现代思想意识。从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末这二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使叶橹不仅热爱自由，深切地感受到自由的可贵，而且促使他在长期的思索中对自由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叶橹的这种人生经历以及由此感悟到的自由意识渗透进了他的诗歌研究，进而形成他的诗歌观念：自由。在叶橹看来，诗歌创作的最大灾难莫过于僵化的格局所带来的窒息。因为诗所追求的正是表现出生命状态的多姿多彩，表现出人的自由心态可以达到的极致。诗和诗人应该具备的自由精神。这应该说是叶橹对于诗歌本质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从而构成了他诗歌美学的核心内涵。从诗歌的自由精神出发，叶橹不认同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建立新诗的形式规范的设想，反对通过具体的诗歌形式规范来约束诗歌。在讨论具体的诗人诗作时，他特别敏锐地发现并抓住诗作中的自由精神和诗人身上所体现的自由。在对韩作荣、牛汉等人的诗歌创作评论中，叶橹突出的是他们的自由精神，反对文化专制主义。在具体的批评过程中，叶橹的批评原则是：宽容精神，倡导多元。在叶橹看来，宽容并不是无原则地和稀泥，而是对他人权利的尊重，是现代社会的文明准则，更是自由的前提。在解读和研究诗人诗作时，叶橹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叶橹觉得：“诗人以自己的诗作为他生命形式的呈现。”由于走进诗人的精神世界，解读诗人的生命密码，叶橹发现了昌耀、洛夫、韩作荣和林莽等人诗歌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他对洛夫的《漂木》、昌耀的《慈航》、韩作荣的“三无”（《无言三章》、《无题三章》和《无为三章》）研究将这些很少为人关注的作品推向了经典。

叶橹最有意义的发现就在于他向世人推出了昌耀和洛夫。昌耀是五十年代崛起的诗人，但是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获得平反，重返诗坛，也是一位“归来诗人”，但是相对于艾青、牛汉、公刘、曾卓、流沙河等人来说，昌耀很少为人所知，这主要在于他在五十年代并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很少有人读懂，所以，昌耀的诗被当时的主流评论家所拒斥、八十年代的“诗人丛书”打算收入昌耀诗集，但是出版社以“看不懂”为由予以拒绝，在1987年的第三届全国诗集评奖中也有人认为昌耀的诗“不好懂”而否决，叶橹当时虽然当时力荐也很没有得到回应，最终使昌耀与全国大奖失之交臂。因而他的作品传播受到了很大限制，全国诗坛上基本上没有他的地位。如果没有人对他进行评论并且给予恰当的定位，他就很可能被文学史所淹没。正是出于这种悲愤和诗评家的责任感，叶橹投入到昌耀研究当中。1988年，叶橹在诗歌最高刊物《诗刊》上发表《杜鹃啼血与精卫填海──论昌耀的诗》，揭示昌耀诗歌不同与通常诗人的内心感受方式及其显示的“迥然不同的气质”。1991年，叶橹在《名作欣赏》发表《<慈航>解读》，对昌耀的代表作进行文本细读和解析，进一步帮助读者理解和认识昌耀。2009年写了《寂寞的辉煌──昌耀论》，进一步论述仍然很少有人关注的昌耀。正是由于叶橹的论述，昌耀终于为人们所认知，并且确定了在文学史的地位。

洛夫，原名莫运端，台湾诗人。1942年开始写诗。五十年代在台北与张默、痖弦、纪弦等人分别创办《创世纪》和《现代诗》，自1957年以来在两岸出版诗集30余部，在台湾具有一定的影响。然而，他的三千多行长诗《漂木》自2001年出版以来，却很少有人问津，如果没有人进行解读和研究，就可能被湮没，叶橹读了这部长诗之后，觉得这是一部伟大的诗章，于是决定进行深入研究。为了准确而细致地把握这部长诗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叶橹读了十余遍，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专著《漂木论》出版，概括了洛夫的生命诗学，直抵诗人的生命本质。洛夫也凭借着长诗《漂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同样，洛夫的禅诗和“唐诗解构”在一些读者那里也难以理解。于是叶橹撰写作了《诗禅互动的审美效应──论洛夫的禅诗》、《回眸中的审视与超越──从<唐诗解构>谈起》两篇文章，对洛夫的诗作进行深入的解读和论述，从而挖掘出洛夫诗歌的意义，于是洛夫的诗歌走向了经典。于是，洛夫和叶橹结下了忘年之交。在他的晚年10多年里，洛夫虽然侨居在加拿大，仍然每年回大陆，而且都要扬州来看望叶橹，与叶橹深入交谈，他们的亲密交往也就成为诗坛佳话。

诗人的性情往往都是直率而坦诚的，既不阿谀权贵，又不倨傲卑微，只要心性相投，都可以深入交往。叶橹就是以诗人的性情出现在扬州的诗歌界的。在许多学者沉迷于象牙之塔之时，叶橹虽为著名学者，但是在扬州诗歌界人士心目中则是一位可亲的长者、可近的朋友和可敬的智者。叶橹在高邮师范工作时，陆建华、费振钟和王干等人也都在高邮。他们虽然年龄差距较大，工作单位不同，从事的工作也不一样，但是经常交往，彼此相互切磋、交谈、往来。在叶橹的影响下，他们也都成为在全国拥有一定影响的文学界人士。叶橹来到扬州师院工作以后，庄晓明、蔡明勇、张作梗、陆华军、莫在红、朱燕、汪向荣、苏若兮等诗人常常将他们的诗作拿来请叶橹指点和把脉，就诗歌创作中的困惑向叶橹请教。特别是退休以后，叶橹常常应邀参加扬州诗人的聚会，与诗人们畅谈，给诗人们撰写评论文章和诗集序言。2008年，庄晓明创办民间诗刊《扬州诗歌》，聘请叶橹担任该刊顾问，指导该刊的选稿和编辑。诗人蔡明勇于2012年来扬州，先后创办了“扬州诗屋”和“虹桥书院”，叶橹被聘为“诗屋”顾问和“虹桥书院”院长。叶橹不仅经常在这里指点扬州诗人的创作，而且还帮助请来洛夫、张堃、谢冕、林莽、吉狄马加、唐晓渡、罗振亚等全国杰出诗人和诗评家与扬州诗人相会，从而搭建起扬州诗人与外界交流的平台。不仅如此，在叶橹的牵线搭桥与引领下，扬州“虹桥书院”与《扬子江诗刊》成功地联合举办了女性诗歌征文活动，与《诗刊》社联合举办的“百年新诗论坛”学术研讨会，不仅让扬州诗人增长了见识，而且还大大提升了扬州诗人的文化修养和艺术素质，拓宽了他们的艺术视界。于是，庄晓明、蔡明勇、张作梗等人诗歌已经走向了全国，产生了一定的知名度。正是在叶橹的引领下，扬州诗人群体正在崛起，一个新的诗歌流派呼之欲出。

命运可以亏待我，但是我不能亏待命运。这是叶橹经历了人生苦难之后对于人生所取的态度。一个人在几十年的人生中，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陷入困境，但是人无论如何不能为苦难所击倒，而是应该将其视为命运对人的磨炼。叶橹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劫难，而且与死神擦肩而过，然而经过这一地狱之火的淬炼，思想和精神境界有了极大的提升，铸就了他人生的诗性。因而，叶橹同许多诗人一样，在诗意中生活，让生命诗化。当他从流放中“归来”后，他以后半生的生命书写了人生的诗篇。他的诗评、诗论和他与诗人的交往令他的生命闪耀着诗的光辉。

2018年3月18日于扬州存思屋

作者简介：孙德喜，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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