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洛夫

——献给诗翁的一炷心香

章继光

洛夫辞世将近一年了。自2005年相识，到去年洛夫偕夫人返台，我和老人的交往持续了13个春夏。洛夫是我敬重的一位长者，他的作品和人格深深地感动着我。一年来，常常想到要写一点怀念的文字。2019元旦过去，借着温哥华冬夜的闲暇，我将洛夫的几本诗文集再翻阅一遍。掩卷之际，凝望闪烁的寒星，仿佛看到苍茫夜空下洛夫伫立雪楼， 临窗沉思的身影…….心绪难平的我于是写下这不成纪念的文字，录下心中洛夫影像的片段，作为献给诗翁的一炷心香。

洛夫的大气

作为当代华语诗坛的巨擘，洛夫有一种大气。 他中年写的《石室之死亡》、《长恨歌》、《李白传奇》这些出手不凡的诗篇，都是为人激赏的才华横溢、大气淋漓之作，至于他在晚年创作的三千行长诗《漂木》——这部被痖弦称为华语诗坛“航母”的巨制（注），不仅使人感到一种惊心动魄的才力，更感到一种汪洋恣肆的大气。这样的“大气”在中国现代诗人中很难见到第二个。

洛夫的“大气”，有时表现为一种傲视群雄、聛睨一切的“王者之气”，这在他的文章或访谈中时有流露：

“就我个人来说，我也许不是一个‘早慧’的诗人，我却敢说，我是一个‘早成’的诗人…….恕不谦虚地说，我的诗歌王朝早在创作《石室之死亡》之时，就已建成。”（《洛夫诗全集自序》）

 “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我洛夫在哪里，中国文化就在哪里。”（《洛夫谈诗》第237页，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

“文学中心矗立在一个个伟大作家的心灵中，”“大师在那里，中心便在那里。” （《大河的对话——洛夫访谈录》第160页）。

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洛夫在加拿大媒体撰文《距离伟大还差一把火》，直言不讳地表示：任何奖项，本质上都是一种游戏，就算高行健已达到世界标准，但距托尔斯泰、乔伊斯、海明威等世界一流大师还差一把火，还得提升高度；作品的可读性与读者的关注度是衡量大师的重要条件，《灵山》获奖前数年中仅卖出几百本。能称之为伟大的作家，作品的光环应扩及更多的人，提出的问题应与千万众生有关……. （参见上书第204页）

视世界最高文学奖为“游戏”，这就是“大气”的洛夫。估计敢说出这样有胆量的话来，在当代华语文坛位列三甲的诗人（作家）中可能也不会有第二位。实际上，这个文学奖后来暴露的问题已接近真游戏或不只是游戏了。

笔者以为，洛夫的“大气”源盖有二。 

一是基于他“神游六合”与天地同一的宇宙意识和非凡气概。

雪楼客厅曾挂着一副醒目的条幅：“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敖睨于万物。”字体是大字行草，不知出于何人之手；语出《庄子.齐物论》，体现了庄子回归自然，实现物我同一（“齐物我”）的哲学思想。我以为它正反映出洛夫向往的人生，展示出他的精神镜像。他说自己到晚年，这种意识愈加成熟，“观看人事万物的眼光越来越冷静。对于宇宙诸相的态度越来越超然。”致力与万物同一、天地一体的思想高度，使得洛夫善于将自我融入到无限的时空，让生命的能量不断释放，心灵获得充分的舒展，创作的灵感和丰富的意象源源不绝的奔涌到笔端，从而形成遮掩不住的“大气”。

洛夫的“大气”还源于他作为大诗人的真实个性。

洛夫认为，诗人的气质与基本品格在于一个“真”字。他说，诗人作为一个写诗的人，是一个遗世独立的人物，他的生活条件可以差，但要活得有尊严，情操上应有所不为；诗人可以怪，但不能俗，不能成为名利场上的追逐者；诗人意识不宜太强，不宜过于狂妄、傲慢……总之，“诗人必须是一个真人。”（《大河的对话——洛夫访谈录》第17页》）

如何找到“真我”？洛夫说，“最好的答案是化为一只鸟，一片云，随风翱翔。”只有追求“真我”的诗人，才会在创作中将个人的生命与天地的生命融为一体：太阳的温热就是自己血液的温热，冰雪的寒冷就是自己肌肤的寒冷，海洋因我的激动而咆哮，群山随我的挥手而奔走，他可以看到山鸟通过一幅画而融入自然本身，可以听到树中年轮旋转的声音。在灯下独坐，舒纸展笔之际，自然“胸中风啸云卷，波涛澎湃”（见《魔歌》自序）。视诗为全部生命，以“真我”为人格目标的洛夫，在立身行事和诗歌创作中都是遵照心中的声音，而不是其它。洛夫的诗文和访谈中展现的“大气”，都是他发自他灵魂深处的“真我”，是他血液沸腾的声音，是他 “随风翱翔”的翅膀发出的鸣响，是他胸中波涛翻滚的呼啸…….

但追求“真我”的洛夫，并不主张诗人一味表现“小我”，那样会使诗的内容过于窄化，他主张表现“大我”，在表现自我的同时，將诗笔深入到民族、历史的血火之中，把诗情投射到社会、历史文化上去，将一己的哀乐与民族历史、家国意识联系起来，他指出：“唯有以民族为基础，进而参赞天地化育，怀抱宇宙的诗人才能做一个大诗人”（《大河的对话——洛夫访谈录》第107页》）。从《灵河》——《石室》——《魔歌》——《边界望乡》等乡愁诗——《漂木》，洛夫六十余年的创作轨迹，展现出了一位大诗人的成长、成熟的历程，从爱的小河奔向一望无际的大海，汇入广袤无垠的历史时空，从而使洛夫的大气获得无比宽广、深厚的泉源，显示出更为充沛、磅礴的力量。

拥抱现代，不拒绝古典

洛夫是一位有着强烈现代精神的诗人，有人甚至一度将他视为台湾超现实主义代表性诗人。但他并不像某些提倡或致力于现代诗写作的诗人或评论家（如胡适和现在大陆激进的诗人或学者）那样，对包括唐诗宋词在内的古典文化采取排斥、拒绝甚至敌视的态度（包括现今的权威学者，恕不列举），而是对它们保持着敬意和浓厚的兴趣。

他说：“我是台湾诗人，但我更是中国诗人”，（《洛夫访谈录》第222页）“我身上的文化基因是中国的”（第113页），“充实这心灵空间的，正是那在我血脉中流转的中华文化”（第336页）。“我终其一生都在追求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的彼此参照和互相融合”（第26页），自己“虽不是走得最早的，却是走得最远，做得最多的一个”（第27页）。“本质上，我是最现代的，却又十分传统；非常西方，但更中国”（第138页）。

洛夫回顾，从童年开始就在衡阳乡下跟着母亲读唐诗；念小学时就开始阅读《西游记》、《水浒传》，很早就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熏陶，只是到台湾以后，在50年代台湾文学风气影响，才“一头栽进西方现代主义迷宫”，远离古典；吸取了教训之后，自己又转过身来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文学传统。

在对传统的回眸中，洛夫深刻体认到，中国古典诗中蕴含的东方智慧、人文精神、高深的境界，以及中华民族特有的情趣，都是现代诗中较为缺乏的（见《洛夫精品自序》）。

洛夫认为，古典诗歌对他创作上主要带来以下几方面影响：

“暗示”的手法，即他现代诗创作中追求的“以有限示无限”、“以小我示大我”手法。

“无理而妙”观念。这是严羽总结的唐诗经验“妙悟”之一，也是苏轼主张的“反常合道”诗学观点。这种创作方法要求诗人“突破人为的关系，超越知性的逻辑”，追求一种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美学效果。

“物我同一”的观念。洛夫指出，“物我同一”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它表现出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如果诗人能从古典诗歌中找回那些失落的东西，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创作的现代诗才会有哲学的深度。

（以上参见《洛夫访谈录》第96——97页）

基于这种体认，洛夫在这以后走上了一条“融合东西文化，沟通传统与现代的创新之路”（《洛夫访谈录》第106页）。他尝试以传统和古典的题材，运用现代诗的形式、手法改写古诗，如《长恨歌》、《李白传奇》；他创作过与杜甫、王维、李贺对话的诗，如《杜甫草堂》、《走向王维》、《与李贺共饮》；他晚年栖居温哥华创作的《唐诗解构》50首和三千行的长诗《漂木》，都是在这条创新之路上所作的努力探求。但洛夫同时指出，重视借鉴传统，决不能因此拒绝外国的东西，我们要善于借鉴世界经典文学，尤其应从西方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中吸取新的观念和表现手法（参见《洛夫精品自序》）。他相信“喝外国的牛奶，变成自己的营养，总不能变成外国人”（《洛夫访谈录》第106页）；他认为，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中国传统的东西，都可以广采博纳，关键是要合乎诗的本质，所有的技巧、方法等都必须包含对个体命运的反思、历史家国意识和人文关怀在内的生命精神的圆融和谐（同上），从而使自己的作品既不割断文化精神的血脉，又有现代的品格风貌。长诗《漂木》就是这种大气包举、“圆融和谐”的完美体现。它立足于广阔的文化视野，以漂木为核心意象，以洛夫“两度放逐”的漂泊心灵为表现主轴，在诗人灵光烛照的经营下，精心创作出的一部宏大心灵史诗。全诗内容涉及、包揽儒、道、佛，东西方哲学、文学、诗歌、艺术等多方面，体系庞大，结构宏伟，气势恢宏；运用丰富、新鲜、密集的意象语言与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出诗人对生命、家国、历史形而上的深刻思考，展现出浓厚的悲剧意识与宇宙境界，是一部包罗古今、贯通中西，将中国古典和现代精神融为一体的长篇巨制。

作为华语诗坛重要的现代诗人，洛夫心中始终怀揣着对现代诗创新的梦想，坚持对新诗现代化永不停步的追求。他表示，诗的现代化是自己“终生不变的追求”，“对我而言现代化只有一个含义，那就是创造”（《洛夫诗全集自序》）。洛夫强调，中国诗人在这个追求中必须实现传统向现代创造的转化与融合，但这个过程不是容易的，就像艾略特所说：“诗的创造过程是一种将血水化为墨水的过程”（《洛夫访谈录》第107页）

（注） 在2018年4月11日温哥华举行的洛夫追思会上，痖弦在致辞中，将《漂木》称为“当代华语诗坛的航空母舰。”

（本文刊载于《香港文学》2019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