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女巫
作者:翟永明
 
火刑柱已經竪起  但女巫已跑路
黑夜罩下來  像死寂的墳墓
月亮也跑路了  被黑雲掩護
 
聲音嘰嘰喳喳
碎銀光般拋灑
對話簡潔 伴隨貓叫
一個聲音乾燥
像是要被火柴點着
他說着昨天的故事
關於謀殺和毀屍滅跡
一個聲音痙攣 好似喉結被人抓住
他拼命擠出斷斷續續的詞語
描述着大帥和他的孌童
他們如何在一起
還有一個聲音  不男不女
語調老瘦  吹氣般喃喃
黑須就手  摩挲出絲絲預言
一切如舊  一切
一切將再次循環
 
纏繞在黑夜黑須黑鍋黑水中的預言
流傳了許多世紀  如今
火刑柱  已變為世界中心的竜椅
驚天的陰謀已將世界覆蓋
到處都是火焰、私刑、和病毒泛濫
東西南北
大亂無形如大音希聲
 
這是一個預言也無法預知的年代
女巫雖未遠去 劇本和舞臺
早已變得寡淡無趣
劇情和表演  衹會從觀衆中産生
結尾將走嚮開放  或者戛然而止
直至在沉浸中,與末日一起下行
 
天地已透明  但熹光仍微
女巫們  從未遠去
他們的喉嚨依然發癢
吞吐着各種不祥
因為死亡永不會離去
因為前路永不可預期
 
 
視頻:《浩客廳》
戴濰娜點評翟永明
 
,再沒有一個口令可以支使它!
From 浩客廳
00:0012:20
   

  朗讀者:李崢 
 
             
,再沒有一個口令可以支使它!
作者:翟永明      
            
一
疫情期間,我一直在成都。每個小區都嚴格執行封閉,我的日常生活安排,和平常差別不大:早上閱讀,下午寫作。其實,平常就喜歡宅在傢裏面,但是主動的“宅”和被動的“宅”還是不一樣;時時讓我有點幽閉恐怖癥要發作的感覺。中途還遇到地震事件,幸虧成都人一如既往地樂觀,迅速將其轉為各種段子瘋傳。生活在成都,我感覺還是幸運的。
最初看到武漢的情況,覺得幾乎是不可思議的“失控”狀態,人也比較容易陷入抑鬱;會有一種無力和無奈感。後來更多的宅傢時間;似乎沒完沒了,沒有盡頭,就有了一種麻木的窒息感。不得不漸漸開始把關註點和註意力,放到日常生活中,給自己一些任務;比如讀書,看電影,繼續寫作。一開始容易被情緒帶着走,無法寫作。後來則要求自己安靜下來,盡量做一些事,相當於給自己做一些心理治療。
當年普希金因為瘟疫的緣故,曾睏居波爾金諾。短短三月,他完成了《別爾金小說集》的五個著名短篇;四個小悲劇、詩歌體長篇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的最後兩章,敘事長詩《科隆納的小房子》,一部童話詩,還有近三十首抒情詩。彼時沒有微信,沒有互聯網,沒有碎片化信息。那是真正的隔離,讓一個作傢的驚人創造力和能量,被徹底激發出來!今天,我們已然不能像普希金這樣完全置身事外,專註寫作,不可避免要受到疫情事件發展的各種睏擾。怎樣將這些睏擾,轉化成寫作的能量,的確是一個值得考量的問題。
記得1998年,我去大連參加一個活動。在港口,我看到了一個廢棄的潛水艇,它無用地,默默地沉潛在水裏。作為一個意象,潛水艇留在了我的腦子裏。有一天寫詩的時候,它一下子冒出來,成為我對寫作的一個表達。
詩是1990年代寫的,那時,我的寫作在轉換,社會也在轉換,我寫作越來越個人化,越來越邊緣、封閉。我用潛水艇這樣的意象,描述在我內心裏,寫作就像潛水艇一樣,下沉了,封閉了,與外界不交流了。有一段時間裏,我寫了詩,不發表,往抽屜裏一塞,真的成了抽屜文學。很多人以為我不寫了,其實是自己交流的欲望越來越淡了。這個時代,大傢關註的東西太不一樣了。
對我自己來說,最能夠給我帶來快樂的還是詩歌,生活中有各種各樣的變化,個人是無法控製的,惟一能夠自己控製的就是寫作。通過寫作能夠表達自己的想法,也能夠感覺到自已的存在。我有時非常虛無,需要一個東西來支撐自己,使自己不覺得是行屍走肉。詩歌正是起到了這樣的類似宗教的作用。所以我說詩歌從來沒有讓我失望過。
在當下,許多美好的事物,都被一個詞取代了:“消費者”,世界上生産的一切,似乎都成為了商品,讓人們快速消費、快速丟棄。唯有詩歌,因其無用,因其與消費邏輯不同質的特性,也因其存在則必有的批判性功能;尚不能被娛樂和消費。所以我覺得,詩人正是要在一個追求物質化、娛樂化的大環境裏,分享和創造一種精神自由、思維獨立的語言藝術,正象我們的古人所說:“衆裏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

            
二
在寫作多年之後,詩歌一如既往對我充滿了吸引力,寫作也成了一種習慣。我仍保持一個初學寫作之人的熱情和興趣。這是老天給我的奬項。在焦灼煩燥的當代社會空間裏,這樣一種能夠平衡內心,激發快樂的事情,使我能夠找到生活中最美妙的時刻。
現在是一個圖像和復製的時代,文字的作用受到遮蔽。中國當代詩歌,在八十年代焰火般地熣燦之後,留下了新世紀的落寞。在今天,寫詩並不象在古代一樣,讓詩人能夠獲得世俗的榮耀或知音的青徠。現在,溝通的手段越來越高科技了,但詩歌與讀者卻越來越交流不暢,有時,還會出現讓詩歌蒙羞的情況。作為詩人,也許我們的寫作,比任何一個時代都更睏難。正因為如此,詩是我們反抗一種無所不在的束縛的語言。這種束縛,過去更多地來自體製,而現在,除此之外,還有來自時代、媒體、高科技發展、商業以及語言本身有形和無形的掌控。文學寫作的目標,是獲得自由和想像力、以及精確觀察事物的能力。在這個噪雜到多不勝多的資訊、信息時代,我更相信建築師密思.範德羅的一句話:“少就是多”。詩歌裏的少,猶如中國繪畫的留白;也猶如詩印在紙上,行與行之間的空白。這樣的少,如雪泥鴻爪,空𠔌足音,傳遞出噪雜生活之上的澄明和詩意。在最美好的意義上,讓我們得以抵禦物欲時代全面的通貨膨脹。
中國古代詩歌,既是視覺又是聲音的藝術,它最大地發揮了漢語言寬廣到無限的能力。白話文帶來了中國現代詩歌的不確定性和差異性,形成了漢語詩新的表述形態,這一過程,充滿爭議。所以,我常常會想到:在今天,電腦的普及和網絡的擴張,使得獨立發展、形體構造與衆不同的漢字文化,再次受到形形色色的網絡語言的破壞與重構。中國當代詩歌除了表現對文化、社會,對現代性的追問之外,怎樣繼承古典詩歌傳統的藝術思維,使其在日常表達話語的樣式上,産生出嶄新的、能夠充分展現現代漢語魅力的詩歌,仍然是對我産生吸引力的目標。
在今天,語言與語言之間的隔閡,國界與國界之間的隔閡,都不能阻斷詩歌的神奇通道和寬闊視野。詩人通過各自的個人經驗,表達着不同國度的語言的精髓。這些詩歌的語言,在這個世界上循環不已;雖然,古老的詩歌傳播方式:印刷、出版,已經很難成為詩歌創作、生産流程中的一個循環裝置了。詩歌的命運會隨着時代的變化,走到多遠,這是我們不能預測和解釋的。                
我一直喜歡詩人伊麗莎白畢肖普的一句話:創作是一種忘我而無用的專註。九十年代時,我也寫過一句詩:緊急,但又無用地下潛,再沒有一個口令可以支使它!我願意用這兩句話,來概括我四十多年的寫作。四十年來,中國當代詩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八十年代的輝煌崛起,到九十年代的銷聲匿跡;在千禧年之後的十年裏,詩歌退至社會邊緣,直到最近這些年,新詩在一代年輕人中間,漸漸回暖。中國當代詩歌,伴隨着中國經濟和現代化的大變革,沉浮起落;我是這一曠日持久的激變和成熟過程的見證人,參與者,以及小小的推動力量。四十年間如反掌。面對當今世界的各種亂局和諸多問題,面對現實的無力感;詩歌寫作,不僅僅是我隔絶喧囂、間離現實的內心的桃花源,也是我聯接現實、追求希望和真相的路徑。我藉用漢語的精微和神奇,重新塑造生活,清洗內心;正是這“無用”和“下潛”,賦予了我人生的積極意義。它構造出我內心的小宇宙,讓我去超越局限於我的一切現存概念;超越新與舊、純與不純、廣阔與深度、理想與現實這樣的概念,並將之全部融入我的創作中:剋製中得寸進尺;尺度裏天馬行空。我早已不在意來自任何人的定義,而努力用未來的文本和語言,來定義自身創作的最大可能性。四十年的寫作,可以說,是我一生最大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