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暴风骤雨》：一个被低估的作家，一部矛盾的作品
2018-10-25 18:30
▲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编译家 周立波
写作背景：周立波“在元宝镇手不离笔，兜不离本”
小说《暴风骤雨》的创作初衷，在于全程记述1946—1947年间的东北土改历史。据作者周立波自述，他甚至考虑过“用编年史的手法”。这多少有点野心勃勃，但周立波敢于立下这样的宏愿，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在珠河县元宝镇等地蹲点土改时用心搜集的大量实地材料。
当地农民回忆，周区委（1946年9月—1947年5月间周立波兼任元宝区区委副书记）在元宝镇“手不离笔，兜不离本。在街上走路，看到地主的黑门楼、大宅院，看见穷人住的破草房，他都停下来往上写一会。开积极分子会，开斗争会，他很少在台上，总是在人空里串来串去，还是不停的往本上写”，离开元宝前“几乎整天在屋子里，阅读文件，整理各种材料，甚至通宵达旦”。
▲ 伏案书写的周立波
1946年4月，周立波调到哈尔滨市担任《松江农民报》的编辑。在哈尔滨期间，周立波花五十多天写出了《暴风骤雨》一书的上卷。第二卷的初稿则只用了四十多天。写完之后，身体强健的周立波大病了一场。
被低估的周立波
长期以来，周立波无论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内，还是在学术界，其文学地位被大大地低估了。蒋静就在《周立波简论》中将周立波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与一系列著名作家进行比较之后认为：“周立波是中国最杰出的社会主义文学家。”
过去在政治意识形态下，我们只强调周立波追随革命的一面，只有从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角度阐释周立波才具有合理性；而后来学术思想溢出政治意识形态之外，开始重新检点和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周立波则被视为左翼作家和革命作家，再次被学术意识形态屏障起来，于是我们就看不到西方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在周立波身上培育的精英意识和诗意精神；看不到周立波的这种精神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意义和价值。
《暴风骤雨》：精英文化不期然的流露和呈现
周立波具有较好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功底，在他求学期开始，他就对外国文学充满兴趣，打下了扎实的西方文化的基础。周立波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就有近百万字，俄罗斯和苏联的作家对周立波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但同时他也密切关注当时世界文坛的走向，不少现代作家和作品都是他很喜欢的。他评介过马克·吐温、乔伊斯、萧伯纳、罗曼·罗兰、托尔斯泰、高尔基、普希金等作家，而且从他的一些评介诸如日本、波兰、西班牙等国文学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当代外国文学创作的熟悉和了解。
这些丰厚的文化准备必然影响到周立波的创作。有人就分析过外国文学对周立波的影响，如皮民辉说：“在情节安排、风景描绘、细节描写、语言运用等方面，周立波吸收了外国文学的长处。在情节的安排上，可以比较一下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与法捷耶夫的《毁灭》，《暴风骤雨》一开头是萧队长带领工作队进村，自然引出老孙头、韩老六等人物，这和《毁灭》第一部开头的几位主要人物出场介绍一样都非常自然，水到渠成。《被开垦的处女地》为中国的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部苏联农村实现农业集体化过程的形象史，翻译过它的周立波明显受到这部作品的影响，无论是反映东北地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的《暴风骤雨》，还是反映湖南乡村在合作化运动中发生深刻变化的《山乡巨变》，其主题都与《被开垦的处女地》相似。”
▲ 周立波《暴风骤雨》（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这就决定了周立波在进行乡土文学写作时，不会像赵树理那样完全依赖于乡村民间文化的资源，他的审美情趣是由精英文化培育起来的，这种审美情趣也会渗透在他的写作之中。于是我们就在周立波的创作之中，看到了精英文化不期然地流露和呈现。
《暴风骤雨》：明确的思想意图和政治倾向性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周立波作为一名自觉投身革命的作家，也就会主动地以“赵树理方向”来要求自己的写作。《暴风骤雨》反映东北农村改革，就是忠实地沿着“赵树理方向”来进行写作的。其一是作品鲜明的“政治性”，具有“高度的革命功利主义”；其二是努力做到大众化，吸收“活在群众口头上的语言”。
而这种鲜明的政治性，又是如何来来实现的呢？小说选择性地处理相关材料，改写了共产党、农民和地主三大势力之间复杂缠绕的博弈（角力）本事，形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单纯”真实。
影片《暴风骤雨》片段
第一，对旧有秩序的再现与改写。
小说忠实再现了乡村旧有的权力秩序：地主对权力、资源的垄断，农民的“默契”与屈从。甚至工作队进入元茂屯以后，这种秩序仍在发挥作用，如韩凤歧以退佃要挟佃户。这自然不是实写（韩向阳其实在工作队到来前夕举家外逃），但它在概率意义上是极为真实的。另如韩凤歧霸占公共水井、摊派劳工等事，则都是实写，而他的欺男霸女（取自陈福廷等罪行）也是民国乡村生活的真实。不过，这些描写中间仍然有明显的改写，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乡村的“道义经济”的负面呈现。马克思主义将租佃制度界定为“剥削”，不承认其“道义”成分。而在现实中，元宝镇的地主们并未完全弃置“道义”。当然，韩向阳精于算计，盘剥有方，口碑确实比较坏。但在当地，也还有口碑比较好的地主，如唐抓子。对这类地主，小说则把其写成“伪善”。而对农民之于“道义经济”的认可，小说亦尽行“删削”。其实，工作队员邬炳安回忆：“东北土改的时候很难诉苦，有的长工说，是啊，可恨啊，这个地主剥削人啊，可是话又说回来，人家到时候铲地铲得最累的时候，割地割得最累的时候，那也真犒劳，你看还得说一句，吃得还不错。”遗憾的是，地主和农民在权力辖制之外的这种事实上存在的伦理关系被小说彻底扔弃了。
第二，对秩序重构过程的再现与改写。
小说对元宝镇秩序变迁的史实多有实录，如发动群众、建立农会、诉苦、斗争会、分浮财、分地等。可以说，凡小说所叙，多有本事之依据。但是，史实中被遮蔽、改写的地方也非常之多。
1.农民最初不愿“出头”被写成了思想不觉醒（如宿命观等），而农民对局势的精明判断则被淡化、虚化。他们的确希望获得土地，但却不能承受“翻身”失败的风险（譬如被还乡团屠杀）。
2.队起用游民乃至“流氓”的从边缘突破中心的策略，被小说彻底“遗忘”了。
3.“煮夹生饭”问题中的复杂博弈也被“不透明”化了。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元宝镇土改的初期，既没有开斗争会，也没有开诉苦会。为什么呢，正是因为上文所言的农民积极分子暗中联结地主敷衍工作队。但对这一重要关节，小说作了比较大的改动，将之改写成了农民的被动（如杨老疙瘩被韩家色诱），甚至写成了破落地主（如张富贵、李桂荣等）的暗中破坏。这样改写，实际上就剥离了农民积极分子在现实中左右取巧的生存策略。
4.农民因时制宜的精明算计既然被略去，党的应对策略自然也被隐匿。其实，农民积极分子的有意“夹生”，土改领导层是洞若观火的，并下定决心要撕破其“脸皮”，截断农民的“退路”。“撕破”的方法，尤在于暴力。为此，张秀山明确要求土改干部“大胆放手”：放手就是“无法无天”，在造封建之反，对地主阶级一扫光，对封建秩序打得越乱越好，这里不能有“慈悲”。领导干部在这种场合下也不能动摇，要给群众撑腰。遗憾的是，这类鼓动在小说中无影无踪。相反，周立波完全把土改暴力叙述成农民情感与仇恨的自然爆发。
5.部分工作队员对暴力的抵制小说也未作任何记载。其实，土改领导层对暴力的鼓动也受到了部分工作队的抵制。为此，领导层多有内部批评。如合江省委在会议上表示：对地主“讲人道主义”“是不对的””这些鼓动及其对人道主义的批驳与辩正，在小说中也不曾出现。
▲ 周立波深入农村工作一线
第三，对新的乡村秩序的再现与改写。
小说实录了土改成功后乡村生产、参军、支前诸事宜，但改写之处亦有三点。
1.淡化了农民的暴力。暴力之发生，部分源于报复，部分出于生存博弈的现实（斩草除根），有些则确实是兽性释放。据当地人回忆，元宝土改甚至出现杀人“比赛”，该镇按政策只有地主十几人，但被杀者达七十余人。这些人多数并非地主，而只是略有余财的富农，或与积极分子有私仇的一般农民。但这些现实社会中的复杂细节皆未进入叙事。小说的确写了暴力，然而仅仅处理为农民情绪失控下的短暂行为，而且被认为符合革命正义。
2.回避了农民拷掠钱财的史实。农民既已“撕破脸皮”，则拷掠地富钱财也就成了公共狂欢。据档案材料载，元宝镇在审问地主钱财藏处方面，创造了“过筛子”形式，即“农会过一次，妇女会过一次，儿童会再过一次”，而且出现了工作队未曾料到的“扫堂子”一类的变故（即“挖”完本村浮财又去“挖”外村的浮财）。对此，小说有所实写，但严格地置于阶级斗争的“约束”之下。同时，对某些已沦为公开抢掠的“扫堂子”则避而不言。
3.对乡村新的博弈平衡的改写。中国乡村社会极为复杂，在土改前，多由相互斗争着的宗族或宗派势力掌控，土改之后这一局面有所改观，不过变化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大，仍然是宗族/宗派控制乡村，不过他们会以对党的事实服从换取其乡村控制权，其内部也会因此出现势力的消长。《暴风骤雨》下卷对此有颇为真实的记述，如郭全海被张富英等架空，但张福英等被萧队长识破、收捕等，显示了叙事给宗族/宗派划定的边界。这就使革命认同显得“纯净”多了。
一部矛盾的作品
以上两点，就构成了周立波创作的重要特点：从表层看，作品具有明确的思想意图和政治倾向性，而在艺术风格和审美倾向上要透露出作者的精英情趣。于是，他的思想意图和艺术风格就会形成一种紧张的关系。
整理自张均、贺绍俊的论文，文章有删减，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暴风骤雨》是中国土改小说的代表作。它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为解放区的优秀作品获得表彰，并且在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三等奖，由此该作以及作者周立波奠定了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