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瓦多尔·夸西莫多专辑
洞见诗刊 6/15
萨瓦多尔·夸西莫多(Salvatore Quasimodo,1901-1968)意大利诗人。夸西莫多一生著有许多作品,尤以诗歌著名。主要作品有诗集《水与土》、《消逝的笛音》和《日复一日》等。1959年,因为“由于他的抒情诗,以古典的火焰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中,生命的悲剧性体验”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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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经历
萨瓦多尔·夸西莫多1901年生于西西里岛的文化古城锡腊库札,父亲是一个小车站的站长。姑母酷爱诗歌,常常给夸西莫多朗诵但丁的《神曲》,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诗歌的种子。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意大利古典诗歌作品,从中汲取滋养,并在十五岁时开始习作诗歌1916年考入西西里首府巴勒莫技术学校。
1919年进入罗马工学院学士木建筑。他进罗马工学院学习土木工程,但把注意力倾注在文学上,两年后便转而攻读古希腊、罗马语言文学。可是,家庭拮据的经济境况,迫使他不得不中途辍学,去谋求生计。这时,正是墨索里尼建立独裁统治的黑暗年代。夸西莫多到处漂流,在南方各省的山区和平原,城市和乡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先后当过建筑公司绘图员、五金店营业员、百货商店会计,后来才在国家建筑公司找到固定的职业。
1926年,被分配到劳工部卡拉布里亚大区土木工程局,担任测绘员。
1928年,他重又拿起笔,从此献身于诗歌创作。翌年,他到佛罗伦萨,和文艺界人士广泛交游,结识了“隐逸派”著名诗人蒙塔莱,并成为进步文学刊物《索拉里亚》的撰稿人。
1930年,夸西莫多的处女作《水与土》问世,一时声名鹊起,成为意大利优秀的抒情诗人。
1931年转入米兰土木工程局。但致力于创作诗和钻研希腊文、拉丁文。
1935年在米兰音乐学院讲授文学。
1938年离开建筑工程部门,担任作家、电影编剧柴伐蒂尼的秘书。随后,进入《时代》编辑部任文学编辑。
1939年,他应聘担任米兰威尔第音乐学院意大利文学教授。由于从事反法西斯活动,被解聘并遭到官方刊物的攻讦。他是三十年代意大利晦涩派的代表人物,认为字有魔力,有绝对的字,依靠字句的安排和联系以传达感情,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1948至1964年,先后在《火车头》、《时报》、《小时》等报刊编辑部主持专栏。
1959年“由于他的抒情诗,以古典的火焰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中,生命的悲剧性体验”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据文档显示,最先提名卡伦·布利克森的是评委会主席安德斯·奥斯特林,他说:“这位已经74岁高龄的作家如果是具备获奖资格的人,现在就是时候了。”他的提议得到了另外两名评委的同意。但最后一名评委,瑞典作家埃温德·雍松说,意大利诗人萨瓦多尔·夸西莫多更适合,他还指出已经有4位斯堪的纳维亚作家获得诺奖了。言下之意,再让一位北欧作家获奖的话,就有点让人觉得太偏心了。尽管当年评委们因为避嫌放弃了卡伦·布利克森,但在很多人看来卡伦·布利克森配得上诺奖,不选她才是个错误。
1968年6月,因脑溢血突发而逝世。
▋创作特点
主题
夸西莫多这一时期的诗作鲜明地体现出“隐逸派”诗歌的特点。“隐逸派”是二十至三十年代盛行于意大利诗坛的一个流派。它受到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但又是意大利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隐逸派”诗人回避现实生活的重大题材,全神贯注于人的主观世界,着力刻划内心深处的细微的感情,表现人在现实的重压下的孤独、哀怨的精神状态。在艺术上,“隐逸派”诗人十分重视艺术形象的提炼,喜欢采用象征主义的手法,借助自然景物的描绘,抒发人的瞬息间的感受。
幸福和希望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获得,这就是诗人的无比的孤独和深沉的忧伤的缘由。诗人禁不住咏叹“夜幕在我的心中升起”,“我的心远远地飞走了,我是一片荒摸”,叹息人生,“岁月是瓦砾场”(《消逝的笛音》)。孤独的诗人又常常向青年时代心爱的人寄托情思,倾诉衷曲,寻求慰藉,因为“爱情是抵御忧伤的盾牌”(《蒂达里的风》);或者,诉诸大自然,试图在美妙、奥秘的大自然里,探索内心的和谐(《秋》、《雨和我们》)。
由此不难看出,在法西斯反动统治的历史条件下,夸西莫多写作的“隐逸派”诗歌,一方面超脱严酷的现实,沉溺于刻划内心世界的微妙情绪,流露出悲观失望的伤感,有着一定的消极作用,同时,它又抒发了众多的中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那令人窒息的黑暗年代里,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对乡土和人民的热爱,维护个性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强烈意识,有着一定的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这样,“隐逸派”诗歌就具有既逃避法西斯专制的现实,又摒弃和否定这丑恶的现实的两重性。
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对夸西莫多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诗人经历了抵抗运动的洗礼,逐渐脱离了“隐逸派”。他认为,战争和抵抗运动“摧毁了(诗歌)传统的内容”,“提出了新的人的价值观念”,诗人的使命不再单单是抒发个人的情感,而是写作“社会诗歌”,更多地追求对话,而不是独白”。他的笔触不再局限于描绘故乡西西里和个人的感受,而是扩大到遭受战争和法西斯浩劫的整个人类社会。这一时期写的诗结集为《日复一日》、《生活不是梦》(1949)、《乐土》(1958)等。它们或写于抵抗运动的年代,通过诗人的耳闻目睹,反映人民的苦难境遇,严厉谴责法西斯强盗的野蛮残暴,热情讴歌同刽子手展开英勇斗争的人民的优秀儿子,或作于战后初期,表达诗人对人类社会经历的道路的思索,抒发了诗人对未来寄予希望的乐观精神,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热切愿望。其中,《柳树枝头的竖琴》、《我的祖国意大利》、《我的同时代人》、《致切尔维七兄弟》等一曲曲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颂歌,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脍炙人口的诗人。
手法
象征
象征手法是夸西莫多诗歌最常用的手法。使用这种手法,可以扩大诗歌的视野,增强诗歌的厚重感,还可以使诗歌具备朦胧色彩,像轻雾,像彩云,在半透明的色彩中显示其非凡的美。在诗歌总体构思中,夸西莫多常用这种手法,他回避现实生活中的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把诗心用在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上,把树、死水、镜子、胡同、桉树、青草、秋等等这些好像无关紧要的事物作为诗歌吟咏的对象,这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这样的诗歌足以引起人们对作者故乡的思考,表现故乡的变化、作者的孤独、人民的苦难。作者曾说:“可有哪一位诗人不曾给自己筑起一道篱笆,作为现实世界的疆界,作为他清晰目光可能达到的极限?我的篱笆是西西里。”正是为了这个异常奥秘的主题,作者才在诗中用了那么多富有象征意义的事物,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力,深刻具体地抒写出作者的感情。在意象使用上,作者还经常用死人、古人、沤烂的木头、深井、棺木、哭泣的妇人、无名的死尸、悬吊的罪人等等恐怖景象,使诗歌显得深沉、烦闷。夸西莫多就是诞生于象征之中的诗人,他游刃有余,手法多变,在具体构思诗歌时不断使用象征,把自己的感情抒发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他的《瞬息是夜晚》、《白羊星座》、《死水》、《莫名的悲伤》、《夜鸟的巢儿》、《潮夕的古老光中》、《失眠》、《外国城》、《雨洒落过来了》、《绿来自……》、《另一个拉札罗》等等,都是象征手法运用得十分成功的作品。有的使形象更鲜明,意义更扩大;有的使境界更朦胧,意义更隐秘。在这些作品中,或者用十分压抑的河滩之声、化石之声来象征故乡的春天,抒写自己内心深处的悲凉;或者用忽而青紫、忽而惨白来形容自己的心灵,描写内心的晦暗与僵死;或者用夜鸟翅翼的拍打之声去喻意幽寂的长夜,抒发作者的惆怅迷乱;或者刻画自己深入孤城见到岸边的坟茔,衬托横尸遍野的信息;或者写出一派善意和平景象,去反衬火药库爆炸的残暴……这些感受是那样的深沉、哀伤、朦胧、孤独,有一种没有界限、没有程度的悲凉,尽人们往深处去想。
比如“每一个人偎依着大地的胸怀孤寂的裸露在阳光下;瞬息是夜晚”,诗的关键句在最后一句“瞬息是夜晚”。诗用“瞬息”一词,使时空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把时间转化凝固在刹那之间。白天人们紧靠大地,孤寂的裸露在阳光之下是十分难熬的,但瞬息之间夜晚来临,那么夜晚就好过吗?既然白天人们是那样的孤寂无依,到晚上自然是黑暗一片,更加可怕,连有限的光明也看不到了。夜晚和白天一样难以忍受。在意大利,人们遭受墨索里尼的黑暗统治,白天生活艰难,晚间照样是一片黑暗,人们在昼和夜之间痛苦挣扎。作者说:“我的诗既是为北半球的人,又是为黑非洲人和东方人所写的。”如果用这首诗去观照世界,诗的意义照样是强烈的。可以说,象征手法的使用是夸西莫多的一大特长,没有象征就没有夸西莫多和意大利(西西里),就不能表达夸西莫多的忧愤与孤独,不足以显示夸西莫多诗作的隐秘特征。
追忆
大量使用追忆或回忆,也是夸西莫多抒情诗的一大特点。对追忆或回忆的使用,造成了夸西莫多诗歌的真与幻、远与近、虚与实的反复变化的艺术效果,表现出亦真亦幻、亦远亦近、亦虚亦实的扑朔迷离的画面。诗歌在这种境界中扩大了自己,创造了自己,真切地抒写出作者的情感。《素白的衣裙》中描写了作者两次见到心爱姑娘的情景。第一次是追忆,他看到自己的爱人身穿素白的衣裙,是那样安详,作者感到她用一种含情的目光注视自己,非常激动,想在姑娘的臂弯中去安享生活。第二次是真实相见,姑娘的语言急促含糊,使作者产生了不争宁死之情,处于震惊之中,这两种情景是虚实对比的景情,通过对比否定了追忆。在当时的意大利,如果作者只躺在以往光荣的花环中,那是绝对不行的,那毕竟是想象的生活,不现实的生活。而现实的意大利是痛苦的,她在召唤自己,作者必须苏醒,必须去奋斗。这样通过真幻对比,使诗歌的内容更真实,更高了一层。《故乡》是作者身在罗马广场而幻梦故乡的故事。大量使用幻想,深刻地表现了作者对故乡的追念,抒发了游子思乡的真实感情。诗歌开头描写了罗马夜幕,他孤寂地坐在石凳上,凝眸天上的灿烂的点点繁星,给归乡幻梦描写出一个真实的境界,然后作者就面对闪烁的星辰,开始了故乡的追忆。首先作者梦想闻到了故乡的特殊的桂竹和生姜的清香,这是多么诱人的香味;紧接着就是见到了母亲,和母亲坐在黑暗的角落,讲述游子归乡的故事。故事的内容是什么,作者没有说,他只形容了讲故事的韵味:“它好像一曲低回的乐章,袅袅不绝,又是我的忠实的伴侣,形影不离。”一定是萦绕于作者心里头的,剪不断、理还乱,没完没了的故事。作者在和母亲交谈期间感到时间短暂,怕再度离别。这时现实好像又在返回,实际上仍未返回。作者又在故乡的原野上找到了一种诗歌境界,看到了故乡丰收的麦穗,乳白色的橄榄花、水仙花,听到了夜晚赶车人轻哼的歌声,看到了车上的马灯。这首诗的主体是幻梦,现实只在开始的一小段,但是写得多么精彩。尤其是作者借幻抒情,写得又多么深刻。请看:“妈妈,我和你坐在昏暗的角落里,我多么想悄悄地对你讲述游子归乡的故事;它好似一曲低回的乐曲,袅袅不绝,又似我的忠实的伴侣,形影不离”;“更有那西西里的夜,乡村小路扬起一溜尘烟,车轮凄凉的轧轧滚过,赶车人轻轻的哼起一支歌,那一盏清凉的马灯啊,晃晃悠悠,仿佛一星萤火的幽游。”把故乡的动景想象得那样真实,联想又那样富有诗意,显现出母子情意的深刻,乡村夜色的迷人。
语言
夸西莫多的语言使用非常严格,他借诗歌的语言去奠定诗人的现实基础。他说:“至于诗人,这是大自然独特的而又非尽善尽美的造物,他借助人们的语言,严谨而绝非虚幻的语言,逐步地为自己建立现实的存在。”在语言使用方面,夸西莫多是拒绝通俗的简单的语言入诗的。他把正常的语言结构打碎,再进行重新构建,使语汇产生新的撞击,具有最高最大的容量,去保证诗的独特性和诗人的现实性。这样的诗句在夸西莫多的诗歌中比比皆是,如“你的影子融化了,我的幻影也仿佛夭亡,阿纳波河蔚蓝、清凉的流水微微颤动,又似乎破碎,三月明净的月光沐浴着翠青的草儿,抖擞翅膀催动我返归故乡”,把融化、夭亡、破碎、抖擞翅膀等作为中心词,破坏了原来的通俗结构,以动表静,把西西里的夜色刻画得那么迷人,不用这些反常变化,简直不可想象。《空间》作者的心是多么深沉,他能使水、星和光发出声响,其中有多么巨大的力量,然而这只是语言结构的变化所产生的。有时夸西莫多用十分细腻的、永久性的语言写诗,境界产生在诗歌之外,收到一种意在文外的效果。如“喜鹊在溪边啜饮,和风把金雀花搜寻,树枝莫非要托起星星”(《死者》),在死者无人纪念、无法怀念的情况下,用喜鹊在溪边啜饮,和风把金雀花搜寻这些自然物作为对死者的纪念。这首诗把死者融入大自然之中,是一种无人纪念的永久怀念,使得境界大大提高了,是文字之外的提高。“是无限的天宇,令我心旷神怡,是清爽的夜幕下树木的宁静”(《清澈的海滩》),把自己凡人的生命和清澈的海滩相比,然而又不满足于清澈的海滩,还要追求无限宇宙和夜间树木的宁静,又产生了弦外之音。“一夕微飔吹度花木,岩石,清泉,催发出万物勃勃生机”(《将死亡抛诸脑后》),在诗歌结尾处加上这样一节似乎是多余的,但余味无穷,作者心中的生机由此表现,使篇中有了更丰富的韵味。夸西莫多还用暗示和隐喻性很强的语言使诗歌表现出一种朦胧的境界:“开阔的水面平静,在我心中唤醒古老的飓风,小小的妖魔受惊。在两个极的荒凉星球上,同我一起受震动的星在我的黑暗中显得轻盈,在快速的曦光的沟中:那是悬崖和云的爱情。我的血是你的,上帝:我们都会死去。”(《第一天》)这是一首朦胧诗,具体表现得是什么我们说不清,作者的心是清醒的,又是混朦的。文字中的水平面,飓风,小妖魔,受震动的星,轻盈,悬岸和云的爱情,我和上帝同死,这些句都有强烈的暗喻性,都能使诗歌表现出一定的朦胧境界。
音乐性
夸西莫多的诗确实具有强烈的音乐效果。他的诗歌的每一行、每一节都有音乐唤起人的心灵的效果。夸西莫多是用文字写诗,而不是用乐谱写诗, 但在读其诗时脑子时常沁沉在绵绵不绝的音乐弦律之中。他用诗歌语言创作乐谱一样的音乐美,创造了音乐一般的演奏词语。夸西莫多的不少诗歌是三句和四句一节,结尾是二句一节,这好像形成了一种程式,使诗歌配合了音乐的段落。夸西莫多还有分节不固定和不分节的诗歌,同样有强烈的音乐效果,如《外国城》的三段式和《一个遥远的城市》前两节, 每行押韵清楚和谐。尽管外国诗歌的语言像厚墙一样不好穿透,但仍能感到其中的音乐性。他不是在玩弄叠韵法和音符法而满足读者,而是使诗歌呈现出音乐美去发挥诗意,达到诗歌与音乐的和谐。
▋人物影响
夸西莫多与蒙塔莱、翁加雷蒂并称为当代意大利最杰出的诗人,是“隐逸派”诗歌的重要代表。对意大利当代诗歌创作的风气起到了不小的影响。尤其是在1930年,第一部诗集《水与土》的问世以后,他一举成名,扩大了世界影响力,逐渐成为意大利诗坛上不可或缺的诗人之一。
夸西莫多还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这使不仅使夸西莫多的人生历程得到升华,还使他的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自此,他的抒情诗注入了“社会诗”的内涵。个人的忧郁和感喟化为对整个社会和人类命运的深沉思索和对黑暗势力的鞭笞。夸西莫多的反法西斯创作和活动虽然给他带来的人生的一些挫折,但是却有力地抨击了法西斯势力,为人类的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另外,夸西莫多还精通意大利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他的翻译和研究都对当时的学术界发生过广泛的影响。此外,他还著有文艺评论多卷。
▋人物评价
1959年夸西莫多获得诺贝文学奖,获奖原因是:“由于他的抒情诗,以古典的火焰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中,生命的悲剧性体验”。
中国翻译家吕同六说:”夸西莫多是一个多才多智的艺术家,他对古典文化和外国文学有着精深的造诣......在意大利星汉灿烂的诗人行列里占有重要的一席”。
我的诗学
爱,以神奇的力量
使我出类拔萃。
这两行诗的作者,是我国古代的一位诗人,莱蒂尼的雅谷波①。
我想借用这两行诗句,作为一次颇为艰难的谈话的开篇,对一个表面上看来似乎异常明朗,实际上却相当奥秘的问题,即我的诗歌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进行阐释。
“西西里”,或者说,“岛”这个字眼,意味着一种特别的尝试,尝试同外在世界建立和谐,尝试用可能的抒情结构来建立和谐。不妨说,我的故土代表着一种“能动的痛楚”,每当在我的内心深处发生同遥远的、或许已走向感情彼岸的心爱的人的对话时,这能动的痛楚便不由自主地跃动于我的回忆。不妨再补充一点,兴许正是这个缘故,我诗篇中的各个形象,才始终都是在他们自己特有的语言中映显的;也正是这个缘故,我构想中的对话者就居住在我的山谷,就沿着我的河流漫步。很可能,这不过是含糊其辞的说明,不过是一种解决由最简单的数字组成的算术题的意向。然而,可有哪一位诗人不曾给自己筑起一道篱笆,作为现实世界的疆界,作为他清晰的目光可能达到的极限?我的篱笆是西西里。悠久的文明,古墓和石牢,岩盐和硫矿,倒塌于草地的雕像,世世代代为遇害的儿子涕泣的母亲,被遏制的或喷发出来的愤怒,等待爱和死的强盗,全在这道绿篱之内。
我没有去遥远的地方寻觅我的歌。我笔下的景物,既不像神话中那般虚无缥缈,也同高蹈派大相径庭。在我的诗中,有阿纳波、伊梅拉、帕拉塔尼、齐亚内和它们的纸莎草、桉树,有潘塔利卡和它的公元四千五百年以前发掘出来的、“蜂巢般麋集的”墓穴,有杰拉、梅加拉和莱蒂尼②。爱,永生永世也不容许我把那些地方遗忘。
一九四六年,战争的烽火刚刚熄灭,我作了一次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演说。我主张,诗歌的使命在于重新造就人。我用这个论断──它颇有内容至上主义之嫌──指出了同既往的意大利诗歌和欧洲诗歌相决裂的坐标;历史地看,这对于那些今天犹在与时代的偏见作斗争的诗人的作品,不失为有力的论点。重新造就人,除去道德上的意义,还有着美学上的意义。我们一直致力于给形形色色的诗学划定它们的领域;那最富于生命力的诗学,不只远离毫不掩饰的形式价值,而且,它通过人,去寻求对现实世界的阐释。人的千情百感,对自由的向往,摆脱孤独的渴求,这就是诗歌的崭新内容。
众所周知,诗歌的发展因时而异,诗歌的必要性的根据绝不一成不变。譬如,叙事诗可以凌驾于抒情诗,或者相反。另外,我们理应重视诗歌反照活动,它同深思熟虑的创造性活动是一致的。我指的是古典诗歌和当代诗歌的翻译。《希腊抒情诗》、维吉尔、荷马、卡图卢斯③、埃斯库罗斯、奥维德、《约翰福音》、莎士比亚④,这是在年复一年的劳作中所进行的诗的交流。长年累月地潜心研读,以语言为媒介,最终达到打破语言这堵厚墙的目的。换句话说,由初步的、从语言的侧面接近诗的字句。实现向理解诗的内涵的过渡。不禁锢于“字句的诗学”,而是探讨吟咏的对象实在的、形象的体现。诗歌的纯净──人们这些年来对它已谈论过多了──依我理解,不是颓废派的遗产,而是取决于诗歌率直的、实在的语言。而这正是古典诗人,从叙事诗人到抒情诗人,从古希腊诗人到我们的优秀诗人,直至莱奥帕尔迪⑤成功的秘诀。
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错觉,结识不同类型的诗人,结识从古希腊诗人直至维吉尔、荷马和古罗马挽歌诗人,会偏离早已确定的“抒情”这个中心,而滑到“空泛的文体”的边缘上去。这样的错觉是可能会有的,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因为在翻译古希腊或古罗马诗人的时候,我不能不把我的语言,我的结构,还有我的说明,赋予它们。因袭他们的结构,生搬硬套他们的语言,那将会把我的模糊不清、把文学翻译家或自封为文学翻译家的模糊不清,赋予它们。而一旦翻译的语言同原著的准确涵义相吻合,即达到语言学最高意义上的吻合,文学翻译,便始终是诗学。我所说的一切,同那些用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对我的创作进行形式主义批评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从我最早的诗歌直至近期的诗作,不难发现向语言的实在性转化带来的成熟。涉猎古希腊罗马诗歌宝库,无疑是对我反映现实世界时也许已获得的真实性的证实。
语言学家随时光的流逝而逐渐变得仁慈。当我的《希腊抒情诗》问世的时候,在古典语言学的竞技场上,人们都把左手的大拇指往下按;然而,同优雅传统的决裂,如今已经无可挽回地发生了。
注释:
①十三世纪诗人,是以写抒情诗见长的“西西里派”的重要代表。
②杰拉、梅加拉、莱蒂尼、阿纳波、伊梅拉、帕拉塔尼、齐亚内、潘塔利卡,均系西西里岛上古老的城镇。
③卡图卢斯(约公元前87—约公元前54),古罗马著名抒情诗人。
④夸西莫多又是一位翻译家,曾翻译维吉尔、荷马、卡图卢斯、埃斯库罗斯、奥维德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及《希腊抒情诗》、《约翰福音》。
⑤莱奥帕尔迪(1798—1837),意大利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
⑥古罗马举行角斗表演时,当观众做出把左手的大拇指往下按的手势,便是表示要求处死失败的角斗士。
选自《意大利经典散文》,吕同六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岛
对你的爱
怎能叫我不忧伤,
我的家乡?
桔花
或许夹竹桃
清幽的芬芳
在夜空微微荡漾。
一湾碧蓝的流水
催动悄然东去的玫瑰,
落花轻舐堤岸
在谧静的海湾低徊。
我依稀回到你的怀抱
街头隐隐飘来
温柔而羞怯的声音
呼唤我弹拨诗人的弦琴,
我茫茫然
这似乎是童年
又仿佛是爱情。
一腔乡思
蓦然翩飞,
我赶忙潜入
永不消逝的逍遥往事。
《岛》是夸西莫多所写的诗,以清晰鲜明的意象,表现了诗人对自己故乡西西里岛的无限怀恋。
翻开夸西莫多的诗集,我们会发现,“岛”的意象层出不穷,它与海水,风、雨、光、夜等自然意象一同,构成夸西莫多抒情感性世界的基本元素。某种反复出现的意象,我们称为主导意象。主导意象暗示着主题。一个民族的诗歌,有一个民族的主导意象,如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月”,西方诗歌中的“夜莺”;一个诗人的诗歌,或某一首诗,也会有各自的主导意象。夸西莫多的诗歌中反复用岛这一主导意象暗示地表现思乡之情,《岛》这首诗更是典型。
全诗共分五个诗节。第一节点出思乡主题,紧接着第二、三个诗节,连用八种自然物象:桔花、夹竹桃、芬芳、夜空、流水、玫瑰、落花、海湾,极力渲染故乡西西里的甜美,静谧的风景,寄托着诗人的一往深情。第四诗节,抒情活动从外在景物又回到了抒情主体的主观情感世界。诗人应着内心深处的呼唤,故乡神游,如梦如幻,“依稀”两字已道出真情。如此令人心神向往,又如此令人惘然愁怅的,是童年,还是爱情?姑且都是,都是那逝去的美好时光,那远远怀念的故乡。时空的距离赋予诗人的神游以恍惚茫然的色彩。时空的距离不仅造成怀念对象的模糊,还在加强怀念之情的强度。往事如烟,渐逝渐远,留不住了!故乡珍藏在记忆之中,故乡记忆如今也变得珍贵。“我赶忙潜进/留不住的迢遥往事。。
“岛”在夸西莫多的诗中是个主导意象。“岛”的现实指涉就是西两里岛,诗人的故乡。他自己曾经说过:“在使外面世界与抒情诗的造境和谐之最后尝试中,岛这个字和西西里是彼此一致的。”诗人的故乡西西里是座迷人的小岛,岛上在微风中呢喃的橄榄树丛,漫山遍野开遍的夹竹桃花,披草可见的古希腊像柱,还有那从海上习习吹来悲吟着的微风,和微风中浸透的神秘的哀愁……《岛》这首诗寄寓着诗人对故乡西西里岛的无限向往与怀念。
诗歌是想象的创造物,欣赏诗歌也应是想象的创造过程。一首诗中可以寄寓不同层面、深度的意义,欣赏活动则要逐层发掘这些意义,以整个心灵涵泳于诗意世界中。《岛》这首诗,从浅层意义上看,表现了诗人对故乡西西里的怀恋。但是,如果追究更深的象征意义,这首诗的主题便有一种普遍蕴含。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着那么一个时刻怀恋着的岛或故乡。或许在诗人那里。“岛”不仅是一个具体的地理上的岛,而是内心向往的理想的象征。琐碎的现实一点一点地啮嚼着我们的生命,时光流逝中我们碰到的一切,都在破坏我们的精神向往,那么,留给我们寄托向往的世界则只有过去。然而,回归过去,可以是诗,但决不会成为现实。可以实现的向往伴随的是情感上的激动、兴奋,而不可以实现的则会唤起无尽的愁怅,所以诗人才说:“对你的爱怎能叫我不忧伤。”
回归的向往是空幻的,但空幻本身并非没有意义,它是对现实的否定。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精神故乡。如果说个人的故乡是质朴的童年世界,那么,人类的精神故乡是人类的童年,和谐的自然世界。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诗人怀念唤起的故乡意象,都是自然意象。只有永恒的自然,才是人类精神的归宿与慰藉。
“岛”在这首诗中具有原型意义。它会在千山万水之外,万秋万载之后,唤起人类普遍的共鸣,除了对现实故乡的思恋之外,还有内心深层对精神故乡的向往。
海涛
多少个夜晚
我听到大海的轻涛细浪
拍打柔和的海滩,
抒出了一阵阵温情的
软声款语。
仿佛从消逝的岁月里
传来一个亲切的声音
掠过我的记忆的脑海
发出袅袅不断的
回音。
仿佛海鸥
悠长低徊的啼声;
或许是
鸟儿向平原飞翔
迎接旖旎的春光
婉转的歌唱。
你
与我——
在那难忘的岁贝
伴随这海涛的悄声碎语
曾是何等亲密相爱。
啊,我多么希望
我的怀念的回音
像这茫茫的黑夜里
大海的轻涛细浪
飘然来到你的身旁。
《海涛》是意大利诗人夸西莫多的作品。诗作中,用大海的形象,来抒发对故乡西西里岛和青年时代爱恋的少女的缅怀。
夸西莫多曾在不止一篇的诗作中,用大海的形象,来抒发对故乡西西里岛和青年时代爱恋的少女的缅怀。《海涛》则是其中别开生面的一篇佳作,收入抒情诗集《日复一日》。
多少个静夜,背井离乡,远离昔日钟爱的女郎,饱尝漂泊天涯的苦楚的诗人,沉浸在回忆之中。他耳畔仿佛又听见,西西里“大海的轻涛细浪”,轻轻地拍打着柔和的海滩;此时,从记忆的脑海里,仿佛又传来了心爱的人儿亲切的声音;他似乎听见了当年他和恋人在声声“海涛”的伴奏下,互相倾诉衷肠的“悄声细语”。那难忘的岁月里和心上人亲密相爱的幸福情景,又重新浮现在诗人的眼前。
诗人的构思十分新奇。他彩笔横飞,描绘了波涛拍打“海滩”的现实的画面,又驰骋丰富的想象,勾画了思绪起伏的“脑海”里,他和恋人两情相悦的幻景,并略加点染,以海鸥“悠长低徊的啼声”,“鸟儿”迎春的婉转歌唱,制造浓重的抒情氛围,烘托主旋律。这两幅“海”景,一虚一实,一远一近,巧妙地糅合起来,构成新鲜而富于美感的诗的意境,把诗人对魂牵梦萦的故乡和恋人的无比深沉的“怀念”,把他内心世界的强烈情感,凝聚在这具有双重意蕴的“海涛”形象之中,使这首诗情味隽永,动人心曲。
如果再说明一点,这首情景交融的诗篇写于法西斯统治的灾难岁月(“茫茫长夜”),那它就更显得耐人寻思。
诗歌的普遍意义(节选)
萨瓦多尔·夸西莫多于1959年12月10日所作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
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的诗人,今天他们在意大利已广为人知,即使他们的诗歌反映的只是他们情感世界中不稳定的部分和他们深思的精神。这些诗人植根于维京时代富于寓意的、神话般的土壤中,我虽然很难正确发音但却朗朗上口的名字,已经被我们深深铭记在心。他们的诗篇向我们抒发的声音,比那些已经衰败的或者堕落在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尘埃里的诗人发出的声音更加坚定。
我的演说既不是要赞美,也不是在巧妙地祝贺自己,而是要对欧洲的精神特性发表评论。我坚定地认为,瑞典和瑞典人民,通过他们的选择一直在始终不渝地持挑战着、影响着世界文化。我已经说过,诗人和作家对世界变革大有助益。这个观点看起来似乎是专横的,或者只在一定条件下才成为真理。但是,你只看一看诗人在他所生活的社会里和在其他地区所激发的反响,你就会理解人们对这个观点所惊慌不安或心悦诚服的态度了。
众所周知,诗歌诞生于孤独之中,诗歌从孤独中出发,向各个方向辐射;诗歌以独白的形式走向社会,而又没有成为社会和政治的附庸品。诗歌,即使是抒情诗,都始终是一种“谈话”。听众可能是诗人肉体的或超验的内心,也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千万个人。相反,情感的自我陶醉只是回归于封闭圈一样的自我,只是借助于头韵或者音符、随心所欲的声音来重复那些在已褪色的历史年代里其他人编造的神话。
今天,我们有可能就其绝对的意义来谈论这个世界上的新人文主义——对人类来说是不平等的。如果说诗人发现自己就是这个临时的物质构造,部分是由他的精神和智慧构造的,那么,诗人还依旧被视为危险人物吗?疑问不是诡辩的,而是真理的省略表现。当今的世界似乎同诗歌的对立结成同盟。因此,对于世界来说,诗人的特殊存在是一个必须铲除的障碍,诗人是必须打倒的敌人。然而,诗人的力量却在有组织的社会的各个方面扇形般地渗透、扩展。如果说文学游戏是为了摆脱人类无处不在的情感,那么,受人道主义清福启发的诗歌却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形。
我始终在想,我的一首诗歌既是为欧洲,也是为非洲和东方人所写的。诗歌的普遍价值,首先在于它的形式,它的表现风格,或者它的聚合力。同时它的普遍性也体现在它是前所未有的,以及一个人为同时代的其他人所做的贡献方面。这种普遍价值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概念或者偏执的伦理上的,更不是建立在道德说教上的,这种普遍性表现在直接的具体性和独特的精神立场上。
我认为美的观念不仅体现于和谐,而且体现于不和谐 ,因为不和谐同样可以实现严谨的诗歌形式。请想一想绘画、雕塑或音乐,这些艺术类在美学、道德和批评方面的问题是完全相同的,对美的赞赏或否定所依据的标准也很相近。希腊的美已被现代人所损害,现代人为了模仿生活,就在对一种形式的破坏中去追寻另一种形式,而这种模仿只是揭示自然的动态而已。
至于诗人,这个大自然独特而又非尽善尽美的造物,他借助人类的语言,逐步地为自己建立现实的存在,而这种语言是严谨而又绝非虚幻的。人生的每一个经验(无论是情感还是物质生活方面的),起初往往蕴含着陌生的精神迷茫,蕴含着逐渐增加的、微妙的心灵不平衡,蕴含着在历史的重压下而萌发的忧郁不安。对于文人和临时的评论家来说,诗人一直在写“言不同衷的日记”,一直在玩弄世俗的神学。事实上,批评家还断言,那些诗歌只不过是“新艺术”精心制作的成品,而这些“新艺术”、新语言只是走进时髦的新鲜玩意儿;可能诗人是凭借着这种方式,把那些被孤独所包围的被称为冷冰冰的事物展示出来,迫使人们接受孤独。诗人难道制造了恶劣的影响吗?可能是吧,因为没有人能够填补那些只读过一个新诗人一首诗歌的人的寂寞,那更不能满足神经脆弱的批评家了,他们担心十五首或二十首组诗的真实。
在这个表面上政治处于四分五裂的世纪,对于“纯粹”这个观念的研究依然需要进行。在这个世纪,诗人是困惑的,遭受着非人的命运,他们最新的史诗片段总是被带有怀疑的眼光审视,而这是因为他们理解人的内心。
我在这里演讲不是为了建立一种诗学,或者建立某种美学的标准,而是为了向这个国家里最坚毅、为我们的文明做出崇高贡献的人士,向我刚才提到的来自于其第二祖国的人士,表达我的深切的敬意。现在我就在这样一个国家里。
我愿借此机会,向瑞典国王和王后陛下、皇太子殿下和瑞典学院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感谢。瑞典学院18位常识渊博且严峻无私的评判家已经决定授予我的诗歌诺贝尔文学奖,他们给予了意大利以崇高的荣誉。从20世纪上半叶直至最新一代,意大利诞生了异常丰富多姿的文学、艺术和思想作品,而这些正是我们文明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