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 | 诗人用外语撒谎

Acquired 2019-11-27

语言之意义的这一徒劳的承诺，就是它的命运，也就是，它的语法和它的传统。诗人是虔诚地接受这一承诺的幼儿，并且，他虽然供认承诺的空洞，但他也为真理而决定，他决定记住那样的空洞并填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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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者的观念

文 | 吉奥乔·阿甘本

译 | lightwhite

1961年，为了回答巴黎书商卡尔·弗林克（Karl Flinker）的一份关于双语制问题的调查，保罗·策兰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我不相信诗歌当中的双语主义。是的，一种双重的语言的确存在，甚至是在许多当代的作品中，尤其是在那些让自己如此欣然地适应当下文化时尚的作品里，它绚烂多彩正如它使用多种的语言。

“诗歌的独一性在于它是语言的命运。因此，它不能——请原谅我的这个平庸的真理，诗歌和真理一样，在平庸中太过频繁地迷失了自己——它因此不能是双重的。” 

一个在布科维纳（那里，除了意第绪语外，至少还有四种其他的语言）出生并长大的说德语的犹太诗人，不会轻松地给出这个回答。在战后不久的布加勒斯特，考虑到他不应该用杀死其父母（他们死于一座纳粹集中营）的刽子手的语言写作，他的朋友们试图说服他成为一个罗马尼亚的诗人（他在那一时期的罗马尼亚语诗歌已经保存了下来），但策兰简单地回答说：“一个人只有用他的母语才能讲述真理。诗人用外语撒谎。”

在这里，对诗人而言至关重要的语言之独一性的经验是什么？可以肯定，它不简单地是一个单语主义的问题，即使用母语来排斥其他的语言，并同时停留在和它们一样的层面上。它毋宁是但丁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心中之经验的问题，他说，母语是“心中的第一个并且是唯一的一个语言。”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永远预设了词语的语言经验，换言之，我们说话，仿佛我们总已经拥有词语的词语，仿佛我们在拥有一种语言之前总已经拥有了语言（我们随后所说的语言从来不是独一的，而总是双重的，三重的，陷于元语言的无限后退之中的）。反之是另一种经验，即人在面对语言的时候绝对地没有任何的词语。我们对之没有任何词语的语言，不像文法的语言一样假装在存在之前就在那儿的语言，“心中的第一个并且是惟一的一个语言”，就是我们的语言，亦即，诗歌的语言。

这就是为什么，但丁在他的《俗语论》（De vulgari eloquentia）中并不追寻从意大利半岛的本土荒原上采来的这种或那种的母语，而只是追寻辉煌的俗语，它把它的芳香呼入了每一种母语而不和任何的一种母语相一致。为此，普罗旺斯诗人认识到了一种诗歌的类型，“杂诗”（descort），它证明了一种独一的、缺席的语言之现实，但唯有通过诸多习语构成的巴别塔，才能够实现。人类参与其中的独一者，作为唯一可能的母性真理，即普遍的真理，总已经分裂。在一个人抵达了独一之词的时刻，一个人必须挑边，一个人必须选择一种语言。同样地，当我们言说的时候，我们只能说某种东西——我们不能只说真理；我们不能只说我们说。

同这种，可以说，既被人划分又不可分享的独一语言的相遇，在这个意义上，建构了一种命运；这就是我们趁诗人虚弱之际，才能够从他那里夺来的得承认的真理。但这样的命运事实上如何能够存在，在那里，既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词语，也没有一种语言的同一？而这样的命运会对谁发生，如果那一刻我们都还不是言说者？幼儿，从没有像这一刻一样，如此地难以触及，如此地遥远，如此地没有命运：正如词语本身表明的，他站在语言面前，一无词语（拉丁语的幼儿infante指涉了infans，“不说话”）。命运仅仅关注这样的语言，当它面对世界的幼年时，它便发誓要能够与之相遇，要永远围绕着它说些什么，除了名字。 

语言之意义的这一徒劳的承诺，就是它的命运，也就是，它的语法和它的传统。诗人是虔诚地接受这一承诺的幼儿，并且，他虽然供认承诺的空洞，但他也为真理而决定，他决定记住那样的空洞并填补它。但到那一刻，语言站在他的面前，如此地孤独，如此地被离弃给了自己，以至于它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强加：“la poésie ne s’impose plus, elle s’expose”（诗不再强加，它暴露），正如策兰在一篇死后发表的文本中写道，这一次，是用法语。在这里，词语的空洞真正地填满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