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 | 詩人用外語撒謊

Acquired 2019-11-27

語言之意義的這一徒勞的承諾，就是它的命運，也就是，它的語法和它的傳統。詩人是虔誠地接受這一承諾的幼兒，並且，他雖然供認承諾的空洞，但他也為真理而决定，他决定記住那樣的空洞並填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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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一者的觀念

文 | 吉奧喬·阿甘本

譯 | lightwhite

1961年，為了回答巴黎書商卡爾·弗林剋（Karl Flinker）的一份關於雙語製問題的調查，保羅·策蘭給出了這樣的答案：“我不相信詩歌當中的雙語主義。是的，一種雙重的語言的確存在，甚至是在許多當代的作品中，尤其是在那些讓自己如此欣然地適應當下文化時尚的作品裏，它絢爛多彩正如它使用多種的語言。

“詩歌的獨一性在於它是語言的命運。因此，它不能——請原諒我的這個平庸的真理，詩歌和真理一樣，在平庸中太過頻繁地迷失了自己——它因此不能是雙重的。” 

一個在布科維納（那裏，除了意第緒語外，至少還有四種其他的語言）出生並長大的說德語的猶太詩人，不會輕鬆地給出這個回答。在戰後不久的布加勒斯特，考慮到他不應該用殺死其父母（他們死於一座納粹集中營）的劊子手的語言寫作，他的朋友們試圖說服他成為一個羅馬尼亞的詩人（他在那一時期的羅馬尼亞語詩歌已經保存了下來），但策蘭簡單地回答說：“一個人衹有用他的母語才能講述真理。詩人用外語撒謊。”

在這裏，對詩人而言至關重要的語言之獨一性的經驗是什麽？可以肯定，它不簡單地是一個單語主義的問題，即使用母語來排斥其他的語言，並同時停留在和它們一樣的層面上。它毋寧是但丁寫下這些話的時候，心中之經驗的問題，他說，母語是“心中的第一個並且是唯一的一個語言。”事實上，存在着一種永遠預設了詞語的語言經驗，換言之，我們說話，仿佛我們總已經擁有詞語的詞語，仿佛我們在擁有一種語言之前總已經擁有了語言（我們隨後所說的語言從來不是獨一的，而總是雙重的，三重的，陷於元語言的無限後退之中的）。反之是另一種經驗，即人在面對語言的時候絶對地沒有任何的詞語。我們對之沒有任何詞語的語言，不像文法的語言一樣假裝在存在之前就在那兒的語言，“心中的第一個並且是惟一的一個語言”，就是我們的語言，亦即，詩歌的語言。

這就是為什麽，但丁在他的《俗語論》（De vulgari eloquentia）中並不追尋從意大利半島的本土荒原上采來的這種或那種的母語，而衹是追尋輝煌的俗語，它把它的芳香呼入了每一種母語而不和任何的一種母語相一致。為此，普羅旺斯詩人認識到了一種詩歌的類型，“雜詩”（descort），它證明了一種獨一的、缺席的語言之現實，但唯有通過諸多習語構成的巴別塔，才能夠實現。人類參與其中的獨一者，作為唯一可能的母性真理，即普遍的真理，總已經分裂。在一個人抵達了獨一之詞的時刻，一個人必須挑邊，一個人必須選擇一種語言。同樣地，當我們言說的時候，我們衹能說某種東西——我們不能衹說真理；我們不能衹說我們說。

同這種，可以說，既被人劃分又不可分享的獨一語言的相遇，在這個意義上，建構了一種命運；這就是我們趁詩人虛弱之際，才能夠從他那裏奪來的得承認的真理。但這樣的命運事實上如何能夠存在，在那裏，既沒有任何有意義的詞語，也沒有一種語言的同一？而這樣的命運會對誰發生，如果那一刻我們都還不是言說者？幼兒，從沒有像這一刻一樣，如此地難以觸及，如此地遙遠，如此地沒有命運：正如詞語本身表明的，他站在語言面前，一無詞語（拉丁語的幼兒infante指涉了infans，“不說話”）。命運僅僅關註這樣的語言，當它面對世界的幼年時，它便發誓要能夠與之相遇，要永遠圍繞着它說些什麽，除了名字。 

語言之意義的這一徒勞的承諾，就是它的命運，也就是，它的語法和它的傳統。詩人是虔誠地接受這一承諾的幼兒，並且，他雖然供認承諾的空洞，但他也為真理而决定，他决定記住那樣的空洞並填補它。但到那一刻，語言站在他的面前，如此地孤獨，如此地被離棄給了自己，以至於它無論如何再也不能強加：“la poésie ne s’impose plus, elle s’expose”（詩不再強加，它暴露），正如策蘭在一篇死後發表的文本中寫道，這一次，是用法語。在這裏，詞語的空洞真正地填滿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