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刘跃进：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

Original 刘跃进 海内外中文文学 2 days ago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文学遗产》杂志主编、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汉魏六朝文学及古典文献学领域。

摘要：关于文学史的研究可能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是我们为什么研究文学史？其二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意义在哪里？研究文学史，要有三个支点，即艺术感受、文献积累、理论素养；要经历三个层次，即走进文学、走出文学、最后回归文学；而今又关涉到三个热点，即关注社会阶层的研究、物质生存的问题、强化了时空的观念。历史本身无法真实地被还原，进入历史的唯一一条途径是文献学。

关键词：文学史；文献学；历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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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关于文学史的研究可能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研究文学史，或者更扩大一点说，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可能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还原历史，也就是了解历史。问题是，历史能否被还原呢？我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我认为历史很难真实地被再现。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我跟对面的人吵架，这个吵架可能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很复杂，个人的原因，社会的原因。今天吵架时，双方都说各自的道理，当明天再去了解这个吵架的背景的时候，当我们俩向第三者陈述这段故事的时候，就会隐去各自最不想说的东西，都把最有利于自己的部分说出来。而第三者在陈述这段吵架的时候，为了保持公正客观的立场，他也尽量抹去细节，抓住大的东西。因此，第二天，三方关于我们吵架的陈述，就已经有歧义了。因为每一段历史、每一个人都有他各自的一套思想，各自的考虑。如果这么一件小事都很难真实地被还原，更何况是历史呢？一百年前，一千年前，甚至五千年前的这段历史，怎么来再现？

既然历史不能再现，我们又为什么要研究它？这就引出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意义在哪里呢？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凡事都不能走偏激。当一切历史都变成当代史的时候，历史就变成了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虚无的存在。如果是这样的话，历史的客观性又在哪里？所以，无论是想真实地再现历史，还是站在今天的立场去阐释历史，都不能走偏激。回过头来看，什么样的历史才是好的呢？有时读历史书，会觉得有的书写得真棒，真是令人拍案叫绝；有的书却只是干巴巴的几条，没有味道。有时看到好的论文，我们也会想这篇论文写得真好，而那一篇写得真糟。那么，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呢？其实这里涉及好多问题。

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学位体”。我自己也是“学位体”的产物。我也是从写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一路走过来的。所谓“学位体”通常是这样运转的：学生一进门，师生就在一起商量选题，通常先划分个时间段落，再划个空间段落，最后在特定作家作品中，或者在某种文体中选个题目。题目的依据是什么呢？通常就根据我们的文学史的常识，然后再根据这个题目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一般地去翻材料，然后梳理成文。

其实，我们的教授也在做着类似的工作，创造一种所谓的“课题体”。这种“课题体”，往往是先确定一个题目，申请项目，再收集材料。这种研究模式基本都是如此，从选题开始，到研究方法，其实都带有鲜明的先入为主的观点。也就是说，脑子里大致都有一个结论，需要资料来论证这个结论。现在，这样的文章，这样的著作特别多。

运用这样的方法，以我们这样的智商，从先秦一路做到当代，应当没有问题。我们的历史常识，我们的文学理论知识，足以支撑这样的“研究”。拿一个题目，组织一篇文章，一点问题没有。但是，这样的研究行吗？当然，我们在收集材料和阅读材料中肯定有所感受，比如阅读当代文学，阅读一部小说，欣赏一首诗，当然有感受。但是，只是把感受的东西写出来，叫不叫研究？问题就在这里，什么叫研究？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我们现有的生产机制、生产体制下炮制出来的论文和论著，基本上是千人一面，结论也多是人所共知。这怎么办？所以，我认为现在的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还没有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层面，更多的是描述历史、描述各种历史现象，而文学史是必须建立在具体的研究基础上，但是现在我们倒过来了，基本上不管有没有过积累，都可以写一部文学史。

在我看来，研究历史，研究文学史，概括起来，要有三个支点，要经历三个层次，而今又关涉到三个热点。首先，看文学研究的三个支点。一是艺术感受，二是文献积累，三是理论素养。三者缺一不可。

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1984级硕士研究生与老师合影

（前排就座老师由右到左：王荣初，刘操南，徐规，姜亮夫，平慧善，郭在贻，张金泉）

一个研究文学的人，如果没有艺术感觉，如果对自己的研究对象麻木不仁，那么，他的文学研究基本就已经走到了绝路。如果让你读一千首诗，你能否在这一千首诗里挑出最感动你的诗？有的人不行。这就是感觉。每一个年轻人都有艺术感觉，都有激情，都会被感动。但为什么有的人可以从事文学创作或研究，有的人却不行，不能把感觉的东西变成真实的再现呢？这就涉及到另外两个问题，即，仅有感觉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文献的积累和理论的素养。

什么叫文献的积累？我们常说自己读书不够，理解能力不够。怎么来读呢？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80年底，罗宗强先生在我的学年论文上写了这样几个字：“跃进同学，文章看过。您悟性很好，但基础较差。”然后他又鼓励说：“这是时代之过。积之以时日，将来必将有所成就。”那个时候我就想，老师说我基础不好，那就打基础吧。什么叫基础呢？我当时的理解就是多读书。1982年1月，我被分配到清华大学文史教研组工作。刚一报到，就一头扎进书堆里，希望打好基础。但是一年之后，我突然有了大困惑。我发现读了那么多的书，很多情况下，只是记住了一些地名和人名，或了解一个大概，仅此而已。我就想，即便我不吃不喝，把图书馆的书都读完了，又能怎么样？如果不思考，很可能就是两脚书橱。即便学富五车又算得上什么呢？尤其是现在，电子技术真是发达，一个硬盘，容纳那么多知识。用不着我去背诵，去炫耀，里面什么都有了。可见，光有文献积累和艺术感觉还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就迎来了第三个问题，它是研究文学的第三个支点，即理论的素养。我读大学的时候，老师总是教导我们说，要有理论思考，要有问题意识。从我知道“理论”二字到今天，我一直在想，什么是理论？是否有一种立竿见影、拿来即可为我所用的理论？我是到今天也没有找到这样一种现成的理论。上个世纪80时代，学术研究呈现出一种看似非常活跃的局面，一时间，各种理论，狂轰乱炸，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但是，30年下来，时过境迁，到底有多少东西留存下来了呢？看来多数所谓理论，不过是浮光掠影，水过地皮湿，并没有解决多少文学研究的实质问题。我非常关注理论，但也常被理论困扰。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是疯狂地撷取各种西方的理论书籍，不论什么，只要是西方的，就拿来读，以为总有一天能醍醐灌顶，突然开窍。但是直到今天，也没有开窍。几十年来，甚至上百年来，研究文学的人，总希望有个研究理论的人能够指引我们往哪儿走。但令人悲观的是，据说现在理论家们也在逃亡。大家都觉得理论太空疏了，所以纷纷敬而远之。问题是，搞文学史研究的人，当失去了一种理论方向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回顾20世纪学术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贡献最大的，或者说，推动一个时代学术潮流变化的那些学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旧的学术营垒中冲杀出来，接受了现代西方文明的洗礼，他们在新旧之间，在中西之间，寻找到自己的立脚点。譬如清华大学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都对现代西方文明有着清晰的了解。我的导师姜亮夫先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他曾对我说，王国维是最早接触《资本论》的人。我虽然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文字材料，但王国维先生读叔本华，读尼采，且有相关的论述，确是事实。他的思想，他的观念，他的研究方法，无不浸润着现代的学术意识。从当时的学术环境看，王国维在传统学术研究方面，他的学问也许不是最大的。在某一领域，确实有很多学者术有专攻，但是，他们没有像王国维那样，成为时代的推手。这是为什么？这一点值得我们反思。这个事实告诉我们，理论的思考，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强大动力。

《西方正典》，[美]哈罗德·布鲁姆著

其次，文学研究的三个层次。文学研究的三个层次，无外乎走进文学，走出文学，最后回归文学。改革开放30年，我们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第一，最初是走进文学，向文学靠拢，然后再寻找走出文学的途径。现在强调学术研究综合化，于是离文学越来越远。当前有一种强大的声音，叫回归经典，回归文学。西方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西方正典》，是美国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写的。这本书罗列了西方最有名的20部文学经典，并作了串讲。作者在《前言》中说：“文学研究者变成了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1]（p412）归结一句话，就是不懂文学，或者不愿意懂文学。这段话可能过于尖刻，但是他所指出的这种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深思。其实，在中国也是如此，必须要回归经典，回归文学。学术界有一句话，叫学术研究“中国化”，指的就是要回到传统，回到经典。这里没有什么政治含义，而是时代潮流使然。

最后，再介绍当前文学研究的三个热点。第一个热点是关注社会阶层的研究。什么是阶层？其实就是人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这个社会是有阶层的，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或者说是在刻意回避这一点。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我们认为这个社会主要是由两个阶层构成。要么是无产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要么是资产阶级，自然是我们所反对的。而今，社会阶层发生重大变化，不再是过去的两分法，而是变成了若干个阶层，这就涉及到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我们会问：中国社会的主体是什么？执政党的依靠对象是什么？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是什么？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其实背后是深刻的社会和现实的政治问题。

有部电影叫《我叫刘跃进》，它叙述了一个小人物的遭遇，所反映的就是当前社会底层的状况。这种状况，当代文学称之曰“底层写作”。其实何止是当代，现代文学的“左联”文学运动，之所以感人，并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就是因为那些左翼作家描写了底层人物的悲惨生活。如夏衍的《包身工》等，可见，这个社会是有阶层的，不能回避。

只是，我们的文学史长期以来只关注一个阶层，即所谓的精英文化阶层，虽然不用这个词，实际所叙述的主要是这个阶层的文学。事实上，文学发展是多样性的，不可能只有一个阅读群体。例如我们关注曹植，阅读和介绍的，无外乎像《赠白马王彪》《送应氏》这样反映社会离乱和知识分子建功立业志向的作品。如果我们开放视野，其实在曹植创作中，还有另外一些作品，也应当纳入我们的视野。譬如《鹞雀赋》《骷髅赋》《令禽恶鸟论》等，文学史似乎从未关注。而这些作品很怪异。近年，江苏连云港地区一座汉墓出土了一篇《神乌赋》竹简，作为一篇歌颂神乌的俗赋，其风格更接近于今天的底层文学。此赋用拟人的手法，讲述的是乌鸟争巢的故事，赋中雌雄乌的对话引用的全都是儒家经典。这使我想起了汉乐府中的《枯鱼过河泣》《战城南》等，也都是用动物的语言来表达人的感情。而这，正是当时下层文学的一个特点。显然，曹植的创作，多少也反映了下层文化的某些特点。

我们的文学史在写到建安文学时，总是这样说，建安文学为什么感人呢？一是它描写了时代的离乱，二是它展示了知识分子建功立业的情怀。其实，中国历史上真正统一的时间并不多，多数是处在战乱的状态，那为什么只有建安文学描写战乱就感人？还有，自从有了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谁不想建功立业？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文学事业就是立言的事业，也是追求不朽的名山事业。因此，这两个结论远远不能用来概括建安文学的成就。我觉得，建安文学之所以感人，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作家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反映了社会底层的心声。也就是说，当时的精英和下层民众在文学上达到了高度的默契。

所谓底层，所谓民间，还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事实可能要比这复杂得多。我们都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当时一些文化精英所倡导的文学改良运动。今天看来，这些倡导者具有非凡的历史作用。而在当时到底有多大影响呢？这还是一个问题。如果当时影响很大，钱玄同与刘半农何必还要扮演双簧戏呢？“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去10年之后，老百姓读的依然是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关注张恨水等作家，他们的小说几百万册地发行着，占据了当时的大部分图书市场。鲁迅日记多次记载，鲁迅的母亲借阅张恨水小说。可见，即便是文化革命“旗手”的母亲，照例是不读这些精英作品的，她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此外，作为一场运动，它总还有相对立的一面。当年和鲁迅作对的那些人，很多人极有学问，被极度讽刺的所谓“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中坚力量，也都不是一般的文人学者。今天，他们的资料、他们的事迹逐渐浮出水面，我们发现，这里面有着很复杂的内容，绝不是像过去所描写的那样简单。而所有这些，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基本上都过滤掉了。这样，20世纪初期的文坛，似乎只有一个文化革新的潮流，而看不到更加全面的历史场景。

文学研究的第二个热点，就是物质生存的问题。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如何，直接影响到他的思想感情。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正如达尔文发现人类进化规律一样，马克思最伟大的发现，就是发现人要从事一切活动，首先必须从吃喝住行做起。马克思的重要贡献在于从人类的经济活动出发去探讨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我们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之所以改革开放，就是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10年，我们的经济几乎走到崩溃边缘，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这是因为经济的力量所推动的。

在中国古代，并没有所谓专业作家，就是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的作家多数在体制内生活，依然属于官场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专业作家。所谓专业作家，应当是依靠自己的稿费养活自己，有其独立的品格。在中国古代很少有这样的作家。当年，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进入长安，就是想挤进官场，然而10年落拓，“卖药都市，寄食友朋”。在他离开长安的时候，曾写下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名句。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携带家小，逃亡西南。“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真实地再现了他的窘迫。如果没有艰难的经历，他怎能写出如此感人的诗篇呢？年轻的时候，杜甫也胸怀抱负，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后来却写了“但使残年饱吃饭”这样的诗句。他的人民性，对下层人民的体验，跟王维、李白等人是完全不一样的。由此可见，物质生活对一个作家生活的影响何等的大啊。因此，我们要了解一个作家，就要了解他的物质环境，生存处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读懂他的作品。

文学研究的第三个热点，就是强化了时空的观念。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事物都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发生的。文学研究的时空观念，就是把人、事、作品等放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去考察，如此才能体现出它的意义和价值。我们过去读文学史，虽然也觉得这是历史，但是又不解气，感觉到比较空泛，比较笼统。原因就是我们的研究脱离了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而今，文学编年研究、文学地理研究非常热络，原因就是我们开始关注到这个问题，注意从纵横的坐标寻找历史兴衰的机缘。

《秦汉文学编年史》，刘跃进著
 

我在编写《秦汉文学编年史》时，涉及到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序中有“唯秦八年，岁在涒滩”。我只是根据前句话，就想当然地认为这部书应编纂于秦王嬴政即位的第八年，而后句话“岁在涒滩”却未深究。根据《尔雅》，所谓涒滩，是指天干地支中的申年，是秦王嬴政即位后的第六年，不是第八年。当时我觉得，第六年也好，第八年也罢，也许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但是我后来发现，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如果是第八年，那么就意味着，吕不韦是以秦王登基作为纪年的开始；如果是第六年，那往前推八年，就不以秦王为中心了。就在那一年的前一年，吕不韦带兵灭了东周。这是一个改天换地的大事，是秦帝国结束一个时代，开辟新纪元的开端。所以，吕不韦把灭周的第二年视之为秦国元年。这个时候，秦王嬴政还没有登位呢。两年以后，秦王即位，把吕不韦40视为仲父，言听计从。由此看来，吕不韦实际掌握着秦国大权。秦国并没有多少文化传统。依靠着金戈铁马横扫天下之后，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吕不韦在稷下游学多年，对中原文化非常了解。为了延揽天下人才，在写了《吕氏春秋》之后，“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历史记载，班班可考，似乎不是一个玩笑，而是确有其事。吕不韦为什么会这样做？在当时，得士则昌，失士则亡。战国四大公子，延揽人才，一时间为士人向往。吕不韦就是想通过一部书编纂，将天下人才吸引到秦国，为秦帝国统一天下，积蓄智力。《吕氏春秋》是一部很奇怪的书，是先秦两汉以来唯一一部最完整保存下来的书。分为12纪，各纪又有若干篇，总共160篇，篇篇字数大致相当，各有侧重，把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的内容，分门别类地辑录下来。可以说，这是诸子百家的百科全书。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很多经典，尤其是诸子百家的材料，流传于后世的已经很少了，而要了解先秦诸子，《吕氏春秋》是一部重要的著作。这是文化史的价值，而由于撰写年代的差异，我们又窥测到吕不韦的政治雄心。六年，抑或是八年，表面只是一字之差，但通过这些表面的数字差异可以找寻到很多文学线索。再比如读《论语》，我们发现，有些弟子如颜回等在孔子面前毕恭毕敬，而子贡、子路就很随意。并不是孔子对他们有薄有厚。要知道，颜回和孔子差30岁，子贡、子路和孔子年龄相差不多。年龄很重要，年代很重要，道理不言自明。

介绍了这么多，都是打前站，还没有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即文学史研究到底有着怎样的多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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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

这个话题是由《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这本书引起的。作者认为，现存的古诗十九首多是曹植所作。对此，我不能接受。因此，当作者邀我作序时，我明确提出了与作者相左的意见。这组诗，连萧统都不知道作者是谁，两千年以后的我们，怎么可能给每一首诗找到作者？关于《古诗十九首》的成书年代，至少有四种说法：一种认为是东汉时期的，其根据无外乎诗中用到了洛水等意象，抒发了一些生命的感慨；还有一种认为是西汉的作品，或是作于两汉之际，其根据是其中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也有人认为作于六朝，或者东晋时的作品；钟嵘《诗品》还记载当时的一种说法，即这组诗为曹、王所作。上面提到的这部著作，就是抓住钟嵘的话，与曹植的生平创作相比对，居然一一找到对应关系。

我们都知道，说有易，说无难。钱穆曾经认为《老子》这部书不可能成于先秦，顶多成于汉初。但上个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出现了《老子》帛书；1998年，在湖北郭店竹简也有《老子》。由此来看，钱穆的观点就站不住了。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12条辨伪的方法。比如说，这本书从来没有被提过，突然从地下冒出来；加入了很多后人的看法；在目录上从来没见过等等。今天来看，这12条所谓铁门限，条条都可以提出相反的证据，因此，也是靠不住的。中国古书的流传很特别，往往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抄和改造。这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众多的文学史现象说明，根据现有的资料，对某些作品硬性作时代的界定，往往容易顾此失彼，很难周全。可见，研究历史，应该有一种通达的观点。首先要还原历史，进入历史，同时还要走出历史，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看待历史的发展。

走近历史，文献学是一条必由之路。走近历史，涉及到一个方法问题，也就是读书的方法。我推荐的是文献学的方法。

文献学不是学问，是一种读书的方法，是进入历史的一种重要途径。进入的历史不仅仅是古代，还有近代、当代。我认为这是进入历史的最重要的途径。长期以来，学科划分越来越细，把传统的学科分为文、史、哲三个大系；中文系又分为语言和文学；文学又分为古代、现代和当代；古代又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唐代又分成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研究初唐的又继续分四杰、沈宋；研究四杰，又具体分王、杨、卢、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就被肢解得七零八落。这怎么能研究得好呢？20世纪70年代有一部电影叫《决裂》，讽刺知识分子专讲马尾巴的功能。研究学术很有可能研究马尾巴，甚至研究马尾巴一根毛。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总体的观念，真的对历史有所了解，就会发现马尾巴真的太重要了。做研究当然不能大而无当，也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就涉及到了学术方法。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整体观念，路越走越窄，一个完整的历史，一个活生生的人被抽象成了木乃伊。读者有时会反感一些文学作品，特别是研究著作，就是因为它们没有一点生气。

现在人文教育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探讨综合教育问题。但是很多学校搞的只是拼盘教育，似乎什么都学一点，譬如有所著名的大学搞国学教育，用英文授课，讲中国文学，似乎这样就是学贯中西。这样的教育怎么培养所谓的大师呢？其实，要真正进入中国传统学术领域，自有一套中国的读书方法，我把它概括成文献学的方法。现代人往往看不起传统的文献学方法，结果也就常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如研究郭沫若，往往只看他的全集，这就闹笑话了。因为郭沫若对于自己的作品，不断地修改，一改再改，有时候已经面目全非。如果用他80岁以后的改稿来研究20岁时的思想，不是闹笑话了吗？现代文学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连续召开多次关于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会议。现代文学不过30余年(如果按照从1911年到1949年来算)，而古代文学至少3000年。如果研究古代文学不懂得整理文献的基本方法，不是更要闹笑话吗？所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有一个基本的途径，就是文献学。我甚至说过一个极端的话，谁如果绕开文献学，学术界一定绕开他。

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在读研究生与老师合影

（前排就座老师由右到左：王荣初、刘操南、沈文倬、姜亮夫、徐规、平慧善、雪克、郭在贻）

文献学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古典文献学，二是现代文献学。古典文献学的内容主要包括：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相关知识。

第一个是目录学。目录学有什么用？当你离开老师之后，目录学就是你的老师，永远的老师。目录学其实就是你的导游图，当你碰到那些知识的时候，它告诉你去哪里找。如果我给出一个题目，让你在一周之内编一个专题文献目录，受过目录学训练的人一周内就能把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知识编成一部清清楚楚的文献学目录，包括原始文献、研究资料、研究现状，研究热点，等等。这就是目录学给你的最快的一条途径。没有目录学的知识，在图书馆里找资料就像大海捞针。而受过目录学训练的人可以把它原原本本清清楚楚地找出来。所以中国人讲学问的第一条就是目录学。那些僵硬的、毫无生气的一个个书名，背后其实有着很多的文化信息。我曾经对目录学如痴如醉，每一本孤零零的目录我都能看出很多东西，涉及到书名、索引、丛书、类书等各个方面。不管你搞什么科学，第一条，就是目录学。

第二个就是版本问题。版本学是需要大家到图书馆去泡的。可以推荐大家几本书，一本是《书林清话》，这是很有用的一本书。还有就是魏隐儒的《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和《中国古籍印刷史》。魏隐儒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学者。1993年，他突然因病去世，留下大量的读书笔记。最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已经整理出版，书名叫《书林掇英》，副标题是“魏隐儒古籍版本知见录”，很有参考价值。

第三个是校勘学。读古书不懂校勘学根本没法读；还有文字学，由于搞文学的人往往要接触到很多的古籍和出土资料。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根本行不通。长沙马王堆的帛书，我读的是张政烺的一个校本。后来我发现，还有好几种释读本，各不相同。如何判断，就需要文字学的知识。

第四个是音韵学。音韵学也是绕不开的学问。在杭州读书时，我的导师姜亮夫先生要编《经籍纂音》，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摘录《经典释文》中的反切资料。当时茫然无知，没有好好学。毕业后，我发现吴承仕先生也要编这样的书，取名《经籍旧音》。可惜全书在战乱中失传，只留下一篇序。看了序以后，我才知道，英雄所见略同。可惜的是，这类音韵学的纂辑，迄今没有成书。听说《古音汇纂》正在进行中，我充满期待。

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做的是永明体的问题。永明体的核心问题就是音韵的问题，当时我去北京大学找葛晓音老师，说我不想做音韵的问题。她说，如果不做这个，你的题目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我就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把《玉台新咏》和《昭明文选》中的诗，每一个字都按照《广韵》向前推，按照古音把它们归类。这本书出版后有20万字，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也就是这篇文章不足一万字的内容。罗宗强先生在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就引用了我的结论。这是我感到特别高兴的一件事，这说明我进步了。

第五个是训诂学，也就是注释学。有一段时间主题学、类型学这些东西很时髦。从类书里，找柳树类、杨树类，然后论述，但是这有什么用呢？

在杭州求学的时候，郭在贻先生能把训诂学讲得非常具有吸引力。他所举的例子，往往都是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名家、大家整理本中的错误。由于不通训诂学，常常出现常识性的错误。可见这训诂学多么有用。对于古人来说，训诂学只是属于小学，而今快要成为绝学了，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虽然深奥，但艺不压身，也不要以为离得很远。只要下过功夫，早晚这门知识会给你带来好处的。磨刀不误砍柴工，有时候退一步就是为了进两步。刚开始的时候，可以不要求发文章，专心于老老实实打基础，将来你一定会后劲无穷的。

这些知识，不一定深究，但一定要了解。当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应当知道去哪里找书。比如，当你碰到文字学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当今谁是文字学最好的学者，哪部是最好的书，当前音韵学的话题是什么，为什么在研究这些话题。一定要随时关注。

作者与沈玉成先生（左）、曹道衡先生（右）合影
 

除了上述所谓小学内容外，还有传统的史学，也是文献的重要内容。

无论搞什么学问，我都建议大家关注一下史学。这里指的不仅仅是二十四史，不仅仅是津津乐道的历史故事，而是了解历史的基本工具。一个是历代职官，一个是历史地理，还有一个就是年号名讳。中国的历史是官本位的社会，正如上面所说，从古到今没有一个专业作家，都在官场之中的，所以要了解历代职官。建议大家关注一下这本书———《中国官制大词典》，很实用。还有一本叫《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

历史地理，实际上特别有用。我在杭州大学读书时，陈桥驿老师给我们讲《水经注》，他如数家珍，把历史地理讲活了，让我着迷。中国如此之大，名山大川，地域风情，各不相同。每个地方的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和性情，而这些会体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因此希望大家能注意一下。

年号、名讳也是阅读古书必须关注的内容。中国古代从汉武帝才开始使用年号，以前的纪年往往是上推而得的。中国人的避讳有些不近情理。陆游的《老学庵笔记》里就记载了很多避讳的东西。比如桥和他父亲同字或同音，他就不能走这座桥。还有大家所熟知的李贺，因为父亲名字中有“晋”字，与进士考试的“进”同音，也不能参加考试，当时的文坛领袖韩愈为他写了《讳辩》也没有用。因为避讳，中国古书常常被迫改字，甚至改得面目全非。为皇帝避还好办，有时还得为家人避。如《淮南子》，淮南王刘安的父亲叫刘长，他在书中就不用“长”，而是全都改成了“修”。可他不避皇帝的讳。由此也可看出当时地方诸侯权力很大。有时还得避当朝的大臣。《世说新语》里记载，有个文士写了篇文章，想给某个名士去看看，去之前得想想这名士家人的名讳，以防触家讳，为此还得改文章。这就是所谓的入乡问俗，入门问讳。读古书不懂避讳是很麻烦的。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六朝文絜》，是清朝的人编的。目录上有一个叫“萧緯”的作者。我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作者，以为有了新发现，非常兴奋，就去问曹道衡老师。曹老师说应该是“萧纲”。当时大臣替皇帝写文章，抄写的时候，临文不讳，但拿出去就要避讳，因此“萧纲”字不敢写，就成了空格，后人传钞的时候就在空格里加了“諱”字，再传抄时又由此“諱”字变成“緯”。这种例子在中国古代真是比比皆是。

有上述知识作基础，再给自己制定一个读书计划，就可以打下较好的学问基础了。所谓长期的读书计划，我的导师姜亮夫先生给我们指定了12部经典，首先是5部经书：《诗》《书》《礼》《易》《春秋》，以及由此而来的是“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再加上《论语》《孟子》及《老子》《庄子》和《楚辞》。此外，我个人还主张熟读《昭明文选》。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就是由这些基本典籍逐渐发展开来的。文学所的年轻人每周二都在重读“十三经”，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要了解中国文化，就是要从这几部书读起。

我的老师姜亮夫先生常常跟我说，他非常怀念老师王国维先生，说王国维先生的学问如此之好。当时姜先生已经80多岁了，已经出版了30多部书。在上个世纪的30、40、50年代，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他的著作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到了社科院，曹道衡老师也常常对我说，他也非常怀念游国恩先生，游国恩先生的学问特别好，自不用说。而曹先生的学问，也非同寻常。他是无锡43国学师专的学生，学术根底在先秦，可他很少写有关先秦文史的文章，直到晚年才开始涉猎，因此我们不知道他先秦的根底有多深。他的《从〈大狗赋〉看〈伪古文尚书〉在北朝的流传》叫我略窥曹先生学问的一角。他读严可均的《全三国文》，读到《大狗赋》，其中用到《伪古文尚书》的典故。《伪古文尚书》相传最早是东晋时期在江南出现的。如果在三国时就有《伪古文尚书》，那就是一个重大的学术史问题了，就说明《伪古文尚书》不会是东晋才出现，很可能更早。由此深入，曹先生发现了原来的错误，作者并不是曹魏时期的，而是北魏时期的。由此又推到了《伪古文尚书》从东晋伪造出来以后什么时候流传到北方。这种文章，没有深厚的先秦功底是做不出来的，所以我对曹老师说，这种文章我做不出来。我们现在才知道您是“先秦的根底做六朝的文章”。

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人，往往有今不如昔之感。我长期以来就持这种观点，认为我们这一代人自幼没有机会读书，先天不足。没有想到的是，现在我也写了几本书，居然也有年轻的同道颇认可我，说我学问不错。其实，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们这代人颇多欠缺。当然，我们也有特点，其中最明显的特点有三个：一是确保了中国现代的学术链条没有中断，二是用功，三是用心。大学毕业30年，从1977年考入大学到现在，没有一天离开过书。同时我们也用心，用心就是我们学的关于文献学的这套东西，并没有人教我们，而是自己摸索着进了这个领域。

《汉魏六朝集部珍本丛刊》

刘跃进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出版

最近一些年，我出国访问，发现了一批学术新锐，他们有学术抱负，又有学术眼光。他们就像20世纪初期从旧阵营中杀出来的学者，将来一定会有出息。这也引起了我的思考，那就是学术研究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而是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学问，不可超越，不可替代。我在《清华大学学报》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古典文献学的现代生成》，主要论述了文献学研究的现代优势，或者说现代特点。

第一是电子文献。记得好多年前的报纸上有一篇报道，说记者在余秋雨书房看到一部四库全书。这在当时被传为笑话。因为当时台湾影印的四库全书还没有在大陆销售。真正的四库全书当时仅仅钞录七部，战乱中毁了三部，残了一部。现在仅有完整的三部，分别藏在北京、兰州和台湾。作为个人，他怎么可能拥有一部四库全书呢？但是现在，拥有一部四库全书已经不在话下了。不仅如此，拥有二十四史，拥有十三经，拥有古代丰富的典籍，由于电子文献的出现，这些似乎都已不是问题。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幸运的一点。我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出版方式，流传方式，阅读方式，乃至做学问的方式，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是出土文献。王国维先生在1924、1925年左右在清华做了一篇演讲，叫《近十年来中国学术之大发现》。集中到一点，他认为，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王国维主张新发现，黄侃主张新发明。学术研究的真谛是新发现，还是新发明，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王国维特别注重发现，可是黄侃不以为然。今天来看，新资料的发现，可以引领一个时代，当然还有新的观念。最近30年，已经到了地不藏宝的阶段。关于出土文献，不仅是考古学的意义，对文学研究也有重大推动意义。

第三是域外文献。所谓域外文献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域外的原始文献，一个是域外的研究成果。前者已经成为当前的热门话题，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关注和整理这批资料。最近，我刚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评审工作，其中就有一个对域外汉籍的系统整理项目。国家将不惜重金，把流失在海外的重要典籍全部引进回国。海外的敦煌文献基本都已经影印出版了。现在还有大量的宋元刊本，也将陆陆续续影印问世。这些东西非常重要。

关注域外的研究，我曾有过深刻的教训。20世纪90年代，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从补课做起》。我补的第一课，是古典文献学；我补的第二课，是国外文献学。1991年我分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碰到一个德国学者来找《文学遗产》过刊。他是搞汉魏六朝文史研究的。他说，外国人研究比你们好多了。但是我很不解甚至愤怒，我想，我的学问不好，还有曹道衡先生那一代，再往上，还有余冠英、俞平伯、钱钟书他们，哪一点比不上外国学者？当时我曾很是赌气。日本立命馆大学著名学者清水凯夫教授是日本“新文选学”的代表，曾写过一系列文章，认为四声八病都是沈约所作的。而我就查对资料，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模仿陈寅恪的《四声三问》，写了《八病四问》，还曾把文章寄给清水凯夫教授，小有得意。1996年到美国作学术访问，看到了德国出版的《敦煌吐鲁番出土梵文文献》，其中涉及到一些四声八病的材料，这批材料大约是公元五世纪前后进入中土，正好是沈约的年代。后来，我写了篇东西，叫《别求新声于异邦》，专门介绍西方关于四声八病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是对于过去的偏见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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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语

最后，我想起王国维先生的一句话。

有一次，他的学生姚名达向王国维询问做学问的方法，王国维就问他在读什么书，姚名达说自己在读《史记》，并陈述了研究打算。听了之后，王国维说了这样一段话：“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创获。”[2]这其实就是王国维的道路。他年轻的时候，喜欢文学创作，他的《人间词话》，写得多么艳丽。后来他发现文学实在是“可爱而不可信”，转而研究哲学问题，研究叔本华，研究尼采，但是沉溺其中，又叫他觉得哲学“可信而不可爱”。又转而研究甲骨文，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两篇大文章，与《史记》一对照，一一吻合，一方面也证明了甲骨文是殷商文字，一方面证明是《史记》确有所本。几年后，他说卜辞研究已经差不多了，从资料上他确实做到了极致。后来做蒙古史研究，做汉晋竹简研究。凡是他所涉猎的学术领域，几乎都有重大发明与创获。

由此来看，学问不能太功利，因为学问本身就是目的，它能给你带来快乐和满足。我把王国维的话作为这次演讲的结束语。

参考文献：

[1][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2]姚名达．哀余断忆：之二[J]．国学月报，1927年10月．

(本文原刊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系根据作者在山东师范大学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由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张宏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朱夏楠整理，作者最后审定。)

刘跃进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