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有关美学和文艺思想的见解十分丰富，散见于他的诗文、序跋、书简、杂记之中。《东坡诗话》和《东坡诗话补遗》仅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下面分别介绍这两本书。
《东坡诗话》原书二卷，今本一卷，三十二条。旧题苏轼撰。但据《郡斋读书志》小说类称“轼杂书有及诗者，好事者因集成二卷”。可知实非苏轼自撰，但成书较早，至迟在南宋集成。因非苏轼自撰，故来附载于全集。除《郡斋读书志》著录外，《通志·艺文略》著录于诗评类。《诗话总龟》和《苕溪渔隐丛话》曾摘引其文。今所存仅有《说郛》本。日人近藤元粹即据以辑入《萤雪轩丛书》。元人陈秀明有《东坡诗话录》，清人辑入《学海类编》，则为别本。
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相类似，《东坡诗话》也是以随笔漫谈的方法说诗。书中对一些诗篇作者真伪的考辨、诗意的阐绎，以及对一些传抄讹错的诗句的订正，大多能发前人所未发，颇为精当，有助于我们正确、深入地理解作品。但此书更精彩、更有美学价值的部分，是苏轼从品评诗歌中提出的诗歌理论观点。例如：关于诗歌创作的目的和社会功用，诗歌创作与欣赏同生活实践经验的关系，即反映了苏轼早期关心政治现实、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可以看出，他早期的文艺思想主要继承和发挥了杜甫、白居易、韩愈、欧阳修以及其父亲苏询的诗文理论。而他对超然淡泊、高风绝尘的诗歌意境和风格的推崇，却反映了他晚年人生态度和艺术风格的衍变，表现出佛老超然物外的思想和追求萧散恬淡的生活趣味。很明显，他后期的诗歌类学观更倾向于司空图的主张。
苏轼诗论的这两种不同倾向，都可以在《东坡诗话》中见出。此书还接触到了意境、神气、格韵、思致、至味、味外之味、豪放奇险与温丽靖深、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等审美范畴。苏轼明确提出：“诗须要有为而作”，要“有补于世”，并推崇杜甫诗“诗外别有事立”。这些都强调了诗的思想性、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还多次提出：“非亲到其处”，不知杜甫云安县诗之工；“非古之耦耕植杖者”道不出隐渊明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非至吴越”，见不到他去游飞英寺诗中所描写的景色。可见，他十分强调生活实践是写诗和读诗的基矗他还提出“境与意会”，“最有妙处”。
实际上揭示了诗的意境由“境”与“意”构成，它是诗的“神气”；“意”与“境”要在诗中水乳交融，妙合无垠，而以“意”为主。他喜爱杜甫的“黄四娘”诗，因为诗中可见到诗人“清狂野逸之态”。这体现了他主张诗要抒写出诗人的情意和个性。他认为诗画相通，但又认识到诗中之画毕竟不同于绘画，因此很赏识参寥子关于杜甫诗“可画、但恐画不就”的看法。他特别推崇陶渊明和柳宗元那些“枯淡”的诗，反映了他晚年的心境，有脱离现实的消极思想情绪。但他对于“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艺术风格的论述，却揭示出“绚烂”和“平淡”这两种风格既对立又统一，即相反又相成，包含着艺术的辩证法。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美学见解。
《东坡诗话补遗》一卷，是日本近藤元粹所辑。他在前言中说：“余已就《说郛》中，榷东坡诗话》，以置于此卷首。坡翁之大才，而不过仅仅三十余条，未足以绝人意。乃就《东坡志抄》中，钞出其系于诗者，命曰《东坡诗话补遗》，附载于此，不复无益于后学也。”可见，此书是从《东坡志抄》中辑录的。《东坡志林》，宋时又称为《东坡手泽》，为后人辑录东坡遗墨成书，内容有杂说和史记。历代记载其传本卷数不一，常见为五卷本，也有称一卷本和十二卷本者。今存明万历赵开美刊五卷本，《学津诗原》十二卷本等。
《东坡诗话补遗》六十六条。苏轼提出诗人要有“写物之功”，即强调要准确地捕捉事物最典型的形象特征，传写出事物独特的风姿、精神和气韵。写红梅决不同于写桃李，写白莲也不能与写红莲混淆。他赏识司空图所主张的诗贵有“味外之味”的观点，并提出诗要有“思致”，赞扬僧守钦的诗“清逸绝俗”，僧思聪的诗“清远如画”，但又不满意司空图诗的“寒俭”，而称杜甫诗的“才力富奖。可见他提倡的雄健的笔力，创作意境深远的诗歌。而对于杜默、马异、卢仝等人作诗一味求奇，以“狂悟”冒充“豪放”，则予以激烈的挟击。总之，苏轼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于讨论的重要命题作了新的阐发，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美学。
《东坡诗话》原书二卷，今本一卷，三十二条。旧题苏轼撰。但据《郡斋读书志》小说类称“轼杂书有及诗者，好事者因集成二卷”。可知实非苏轼自撰，但成书较早，至迟在南宋集成。因非苏轼自撰，故来附载于全集。除《郡斋读书志》著录外，《通志·艺文略》著录于诗评类。《诗话总龟》和《苕溪渔隐丛话》曾摘引其文。今所存仅有《说郛》本。日人近藤元粹即据以辑入《萤雪轩丛书》。元人陈秀明有《东坡诗话录》，清人辑入《学海类编》，则为别本。
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相类似，《东坡诗话》也是以随笔漫谈的方法说诗。书中对一些诗篇作者真伪的考辨、诗意的阐绎，以及对一些传抄讹错的诗句的订正，大多能发前人所未发，颇为精当，有助于我们正确、深入地理解作品。但此书更精彩、更有美学价值的部分，是苏轼从品评诗歌中提出的诗歌理论观点。例如：关于诗歌创作的目的和社会功用，诗歌创作与欣赏同生活实践经验的关系，即反映了苏轼早期关心政治现实、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可以看出，他早期的文艺思想主要继承和发挥了杜甫、白居易、韩愈、欧阳修以及其父亲苏询的诗文理论。而他对超然淡泊、高风绝尘的诗歌意境和风格的推崇，却反映了他晚年人生态度和艺术风格的衍变，表现出佛老超然物外的思想和追求萧散恬淡的生活趣味。很明显，他后期的诗歌类学观更倾向于司空图的主张。
苏轼诗论的这两种不同倾向，都可以在《东坡诗话》中见出。此书还接触到了意境、神气、格韵、思致、至味、味外之味、豪放奇险与温丽靖深、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等审美范畴。苏轼明确提出：“诗须要有为而作”，要“有补于世”，并推崇杜甫诗“诗外别有事立”。这些都强调了诗的思想性、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还多次提出：“非亲到其处”，不知杜甫云安县诗之工；“非古之耦耕植杖者”道不出隐渊明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非至吴越”，见不到他去游飞英寺诗中所描写的景色。可见，他十分强调生活实践是写诗和读诗的基矗他还提出“境与意会”，“最有妙处”。
实际上揭示了诗的意境由“境”与“意”构成，它是诗的“神气”；“意”与“境”要在诗中水乳交融，妙合无垠，而以“意”为主。他喜爱杜甫的“黄四娘”诗，因为诗中可见到诗人“清狂野逸之态”。这体现了他主张诗要抒写出诗人的情意和个性。他认为诗画相通，但又认识到诗中之画毕竟不同于绘画，因此很赏识参寥子关于杜甫诗“可画、但恐画不就”的看法。他特别推崇陶渊明和柳宗元那些“枯淡”的诗，反映了他晚年的心境，有脱离现实的消极思想情绪。但他对于“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艺术风格的论述，却揭示出“绚烂”和“平淡”这两种风格既对立又统一，即相反又相成，包含着艺术的辩证法。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美学见解。
《东坡诗话补遗》一卷，是日本近藤元粹所辑。他在前言中说：“余已就《说郛》中，榷东坡诗话》，以置于此卷首。坡翁之大才，而不过仅仅三十余条，未足以绝人意。乃就《东坡志抄》中，钞出其系于诗者，命曰《东坡诗话补遗》，附载于此，不复无益于后学也。”可见，此书是从《东坡志抄》中辑录的。《东坡志林》，宋时又称为《东坡手泽》，为后人辑录东坡遗墨成书，内容有杂说和史记。历代记载其传本卷数不一，常见为五卷本，也有称一卷本和十二卷本者。今存明万历赵开美刊五卷本，《学津诗原》十二卷本等。
《东坡诗话补遗》六十六条。苏轼提出诗人要有“写物之功”，即强调要准确地捕捉事物最典型的形象特征，传写出事物独特的风姿、精神和气韵。写红梅决不同于写桃李，写白莲也不能与写红莲混淆。他赏识司空图所主张的诗贵有“味外之味”的观点，并提出诗要有“思致”，赞扬僧守钦的诗“清逸绝俗”，僧思聪的诗“清远如画”，但又不满意司空图诗的“寒俭”，而称杜甫诗的“才力富奖。可见他提倡的雄健的笔力，创作意境深远的诗歌。而对于杜默、马异、卢仝等人作诗一味求奇，以“狂悟”冒充“豪放”，则予以激烈的挟击。总之，苏轼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于讨论的重要命题作了新的阐发，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美学。
《东坡志林》，宋苏轼著。此书所载为作者自元丰至元符年间二十年中之杂说史论，内容广泛，无所不谈。其文则长短不拘，或千言或数语，而以短小为多。皆信笔写来，挥洒自如，体现了作者行云流水涉笔成趣的文学风格。
此书宋时或称《东坡手泽》，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即著录《东坡手泽》三卷，并注云：“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谓《志林》也。”《四库全书总目》以为“盖轼随手所记，本非著作，亦无书名。其后人裒而录之，命曰《手泽》；而刊轼集者不欲以父书目之，故题曰《志林》耳。”然黄庭坚《豫章集》卷二九《跋东坡叙英皇事帖》云：“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囊，……手泽袋盖二十余，皆平生作字，语意类小人不欲闻者，辄付诸郎入袋中，死而后可出示人者。”则《手泽》之名为作者生前自定。又苏轼元符三年内移过廉州，有《与郑靖老书》云：“《志林》竟未成，但草得《书传》十三卷。”是作者亦曾预有《志林》之名。此书传本颇多，卷数亦不一，有一卷、五卷、十二卷本。较通行之一卷本有宋左圭《百川学海》本（《百川》本），明成化《东坡七集》本；五卷本有明万历赵开美刊本（赵本），清嘉庆张海鹏重刊赵本（张本），次年复辑入《学津讨原》本（《学津》本），涵芬楼据赵本校印本；十二卷本则有明万历商濬《稗海》本（商本）。一卷本仅载史论而无杂说；十二卷本皆杂说而无史论，虽收罗甚丰，然讹误亦不少；五卷本兼有杂说史论，去取较为精审。
校勘纪
〔一〕原本此则有目无文，明万历赵开美刊本（以下简称赵本）、清嘉庆张海鹏照旷阁刊本及《学津讨原》本《东坡志林》（以下分别简称《张本》、《学津本》）同。
〔二〕李主 原本误作“李玉”，从正文标题改正。
〔三〕勃逊之 原本目录无此条，从《学津》本目录补。
此书宋时或称《东坡手泽》，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即著录《东坡手泽》三卷，并注云：“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谓《志林》也。”《四库全书总目》以为“盖轼随手所记，本非著作，亦无书名。其后人裒而录之，命曰《手泽》；而刊轼集者不欲以父书目之，故题曰《志林》耳。”然黄庭坚《豫章集》卷二九《跋东坡叙英皇事帖》云：“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囊，……手泽袋盖二十余，皆平生作字，语意类小人不欲闻者，辄付诸郎入袋中，死而后可出示人者。”则《手泽》之名为作者生前自定。又苏轼元符三年内移过廉州，有《与郑靖老书》云：“《志林》竟未成，但草得《书传》十三卷。”是作者亦曾预有《志林》之名。此书传本颇多，卷数亦不一，有一卷、五卷、十二卷本。较通行之一卷本有宋左圭《百川学海》本（《百川》本），明成化《东坡七集》本；五卷本有明万历赵开美刊本（赵本），清嘉庆张海鹏重刊赵本（张本），次年复辑入《学津讨原》本（《学津》本），涵芬楼据赵本校印本；十二卷本则有明万历商濬《稗海》本（商本）。一卷本仅载史论而无杂说；十二卷本皆杂说而无史论，虽收罗甚丰，然讹误亦不少；五卷本兼有杂说史论，去取较为精审。
校勘纪
〔一〕原本此则有目无文，明万历赵开美刊本（以下简称赵本）、清嘉庆张海鹏照旷阁刊本及《学津讨原》本《东坡志林》（以下分别简称《张本》、《学津本》）同。
〔二〕李主 原本误作“李玉”，从正文标题改正。
〔三〕勃逊之 原本目录无此条，从《学津》本目录补。
举世皆知苏东坡为一代文豪，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个“易学大师”，曾经写过一本《东坡易传》。
苏轼幼时便随眉山道士张易简读书学《易》，少年时欲入山林当道士，终生与道士高人交往频繁，深晓《周易》占卜和“胎息”养生之术，并自称“铁冠道人”。其父苏洵精通《太玄》，晚年欲作《易传》未成，遗命苏轼继作此书。苏轼于45岁左右被贬官于黄州时开始撰写《易传》，此后不断修改，直到生命垂危之时才修改完毕。
苏轼幼时便随眉山道士张易简读书学《易》，少年时欲入山林当道士，终生与道士高人交往频繁，深晓《周易》占卜和“胎息”养生之术，并自称“铁冠道人”。其父苏洵精通《太玄》，晚年欲作《易传》未成，遗命苏轼继作此书。苏轼于45岁左右被贬官于黄州时开始撰写《易传》，此后不断修改，直到生命垂危之时才修改完毕。
《仇池笔记》，宋苏轼着。二卷。是书为其《东坡志林》姊妹篇，其内容风格俱与《志林》略同。故明赵开美序云：「《笔记》于《志林》，表里书也。」内容涉及当代人物轶事、个人生活记录，大抵兴到即写，自成妙绪。但《四库全书总目》以为书中个别条目不类苏轼语，「疑好事者集其杂帖为之，未必出轼之手」，然「亦可以备考证也」。涵芬楼本夏敬观语亦持此说。此书最早载于南宋曾慥《类说》。明万历赵开美继其父刊《志林》，又从《类说》中将此书录出刊刻，「其与《志林》并见者，得三十六则，去其文而存其题，庶无复辞」（见赵序）。后《四库全书》所收及昆山徐氏传是楼钞本皆从赵本录出。民国初，涵芬楼铅印本以钞本《类说》为底本，于赵本有所订正。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仲和，自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登进士第。英宗治平二年 (1065)，判登闻鼓院，寻试馆职，除直史馆。三年，父洵卒，护丧归蜀。神宗熙宁二年(1069)，服除，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权开封府判官。四年，倅杭州。后历知密州、徐州、湖州。乌台诗案狱起，贬黄州团练副使。七年，移汝州团练副使。八年，知登州。寻除起居舍人。哲宗元佑元年(1086)，迁中书舍人，改翰林学士。后又知杭州、潁州、扬州、定州。绍圣元年(1094)，贬惠州。四年，贬儋州。元符三年(1100)，北归。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苏轼一生着作甚丰，有《东坡全集》、《东坡乐府》、《东坡易传》、《东坡全传》等。（以上按《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及孔凡礼之《仇池笔记》点校说明）
是次录文，据孔凡礼整理之《仇池笔记》(见于《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九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该书是以涵芬楼本为底本，以明万历茅维刊《苏文忠公全集》（苏集）为主校本，间参曾氏《类说》宋刻本、明万历商濬所刊《东坡先生志林》（商本），亦略及有关资料。网络版并将赵本删文存题之条目增设超连结，连接到本馆《东坡志林》相关处，方便读者检阅。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仲和，自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登进士第。英宗治平二年 (1065)，判登闻鼓院，寻试馆职，除直史馆。三年，父洵卒，护丧归蜀。神宗熙宁二年(1069)，服除，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权开封府判官。四年，倅杭州。后历知密州、徐州、湖州。乌台诗案狱起，贬黄州团练副使。七年，移汝州团练副使。八年，知登州。寻除起居舍人。哲宗元佑元年(1086)，迁中书舍人，改翰林学士。后又知杭州、潁州、扬州、定州。绍圣元年(1094)，贬惠州。四年，贬儋州。元符三年(1100)，北归。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卒于常州。苏轼一生着作甚丰，有《东坡全集》、《东坡乐府》、《东坡易传》、《东坡全传》等。（以上按《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及孔凡礼之《仇池笔记》点校说明）
是次录文，据孔凡礼整理之《仇池笔记》(见于《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九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该书是以涵芬楼本为底本，以明万历茅维刊《苏文忠公全集》（苏集）为主校本，间参曾氏《类说》宋刻本、明万历商濬所刊《东坡先生志林》（商本），亦略及有关资料。网络版并将赵本删文存题之条目增设超连结，连接到本馆《东坡志林》相关处，方便读者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