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文学论坛>>欧阳修 Ouyang Xiu
  《归田录》,北宋欧阳修撰,二卷。是书陈振孙《直斋解题》、《四库全书》均收于于部小说家类。欧氏自序“《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唐李肇《国史补》序云言报应、叙鬼神、述梦卜、近怪异悉去之,记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余所录大抵以肇为法,而小异于肇者,不书人之过恶,以为职非史官,而掩恶扬善者,君子之志也,览者详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多记朝廷轶事及士大夫谈谐之言……大致可资考据,亦《国史补》之亚也”。
  
  《归田录》所记,以北宋前期人物事迹、职官制度、官场轶闻为主,亦涉足诗文。如记宋祁之初为人赏识,祁“为布衣时未为人知,孙宣公奭一见奇之,遂为知己,后宋举进士,骤有时名。”记杨大年文思敏捷,作文时常与门人宾客饮博投壶奕棋语笑喧哗,而不妨构思,“挥翰如飞,文不加点。每盈一幅,则命门人传录,门人疲于应命,顷刻之际成数千言。”记其写韩子华、王禹玉、范景仁、梅公仪等唱和评诗,评“子华笔力豪赡,公仪文思温雅而敏捷,皆勍敌也”。再如记“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当世,气貌雄伟,饮酒过人”,“燕龙图肃有巧思”。记林逋善为诗画,文士林逋居于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笔画,善为诗,‘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辀’,颇为士大夫所称。又《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评诗者谓‘前世咏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他如记晏殊喜评诗,杨大年巧对,宋文人索讨润笔等条均足资后人参考。因书中所记多系作者亲身耳闻目睹,史料价值较高,对了解当时文人交游往来、诗歌创作、文学趣味、时代风尚等均不无裨益。殴氏推崇格高简淡,“意新语工”的诗风,欣赏不拘一格,随意洒脱的创作态度,这在书中也时有流露,而这些,也正是宋人所着力之处。此书行文之轻便,笔触之流畅,也对宋代散文,特别对笔记、杂感、随笔之类文体的创作有相当影响。
  
  是书有《四库全书》本、《说郛》(宛委山堂)本、《学津讨原》本、《四部丛刊》本、中华书局排印本等。
  
  哈哈儿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录校制作,非诗话部分亦全部保留,以窥本书全貌。《涵芬楼小说丛书》等本原均有夏敬观所作校语,上海古籍版无,一律不予校补。佚文部分据中华书局1981年版《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归田录》录校增补,上海古籍版原有补遗二条,分别为“太宗飞白书张咏”及“李文靖公沆为相”条,已见中华书局本佚文,不重录。附录部分据岳麓书社1985年版《中国历代诗话逊录校。
  《新唐书》记载中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北宋宋祁、欧阳修等撰,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全书完成,由曾公亮进呈。《新唐书》所增列传多取材于本人的章奏或后人的追述,碑志石刻和各种杂史、笔记、小说都被采辑编入。
  
  
  修史经过
  
  宋仁宗认为的《唐书》浅陋,下诏重修。前后参预其事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人。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欧阳修之手。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出于谦逊,同时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度作统一工作,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
  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于嘉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清代王鸣盛以《宋史·宋祁传》、《欧阳修传》为据,认为宋祁修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佑、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欧阳)修之修《唐书》,乃在嘉佑之前至和年间事,距祁稿成时,相去已十余年”,“书成,上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因此,“二公修书不同时明矣”。这一说法,迄今仍为部分学者沿用,都未发现王鸣盛搞错的关键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传》将“诏求直言”的时间误作“景佑中”,而这又是《宋祁传》中唯一的一个年号。传中宋祁受命纂修《唐书》在“诏求直言”前,故王鸣盛误以为宋祁修《唐书》自天圣至庆历,前后差不多也是17个年头。但《宋史·仁宗纪》景佑年间并无“诏求直言”一类的事,皇佑元年才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宋祁传》中宋祁“直言对”后紧接“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仁宗纪三》的记载相符,时在“皇佑”,而非“景佑”。显然,《宋祁传》是将“皇佑”误作“景佑”了,一下子把时间提前了10多年。王鸣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坐其子从张彦方游”。传中虽无明确纪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传后的,前面《宋庠传》明明白白地写着:皇佑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宋庠受牵连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这一年。此时尚“以稿自随”,仍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中告成?王呜盛的失误,一是不知“景佑”当为“皇佑”,二是后来在《蛾术编》卷九考知“祁修书凡七年,而自皇佑元年至三年独秉笔,自此出知亳州,皆书局自随以至于成,凡历十六年也”,却仍然坚持“宋欧修《新唐书》不同时”的结论。《宋史·宋祁传》的这一年号错误,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对》有案语注明“仁宗本纪皇佑三年春三月诏求直言”,“本传作景佑中误”而外,迄今竟似无人知晓,请同仁们注意。就整个《新唐书》的纂修而言,应当说:新修唐史前后17个年头,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
  修撰《新唐书》的指导思想,在《进新修唐书表》中说得非常清楚:唐有天下,几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简册。而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盖又百有五十年,然后得以发挥幽沬。补缉阙亡,黜正伪缪,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商、周以来,为国长久,唯汉与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
  
  新旧唐书对比
  
  《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食货志》增加为5卷,不仅比《旧唐书》份量大而且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情况,补充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所没有的资料。《天文志》和《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3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7种历法,特别是保存了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的《历议》,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和发展高度。《艺文志》比《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旧唐书》所没有收录的。北宋人认为,《新唐书》要比《旧唐书》高明。他们严厉批评《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曾公亮进新唐书表》),自以为《新唐书》无论从体例、剪裁、文采等各方面都很完善。《新唐书》修成后,其主编曾公亮曾上皇帝表,颇为得意地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认为这是大大胜过《旧唐书》的地方。的确,《新唐书》从文采和编纂上比《旧唐书》强。
  
  一、其主要作者宋祁、欧阳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学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当时有“二宋”之称,宋人《东轩笔录》说宋祁“博学能文,天资蕴籍”;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为其特长。他们笔下的功夫当然不同一般。参加编撰《新唐书》的其它作者,也都为北宋时期名家高手。宋仁宗嘉佑年间曾公亮《进新唐书表》中所列之范镇、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都是当时文坛知名人物。范镇曾为翰林学士,文笔流畅,有《东斋纪事》等百余卷流传于世。王畴文辞严丽,一向为世所称。宋敏求为北宋一代掌故大家,富于藏书,曾编《唐大诏令集》和《长安志》,对唐史十分熟悉。刘羲叟是著名天文学家,后来曾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新唐书》用这些人主笔,自然文采粲然,体例严谨。另一方面,宋、欧等人在修《新唐书》时,态度也很认真。欧阳修负责本纪、志、表部分,撰稿六、七年。宋祁的列传部分时间更长,前后长达十余年。他曾一度为亳州太守,“出入内外”把这部稿子随身携带。在任成都知府时,每天晚宴过后,开门垂帘燃烛,几乎都要著作到深夜。这种认真谨严的态度,使《新唐书》在不少方面的确胜过《旧唐书》。
  《旧唐书》因撰稿时间仓促,有些转抄自唐实录、国史的痕迹都没能抹掉,存在许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样。宋祁等在新修时,把这些不伦不类的话都删削了。使《新唐书》在体例和笔法、风格上显得比《旧唐书》完整严谨得多。另外,《新唐书》在列传的标名上也作了归纳整理,如把少数民族仕唐将领合并到“诸夷蕃将传”中;把割据的藩镇也归到一起来写等等。这样,就使得眉目更为清楚。这些都是在文笔、编裁方面,新书胜过旧书之处。
  通常都以新书废旧书61传、增331传,但对其原始根据却说法不一。有说是“文征明《重刻旧唐书序》言”,有引作“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指出”,也有不少人看出马端临是引用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清代钱大昕另有统计,也被认为“遗漏很多”。近年来,黄永年统计说,新书共增修了315传,包括“只有一两句话极简略”的记载,不包括“诸帝公主传所记二百一十二个公主”。事实上,那种“只有一两句话”追述其在唐代先祖的记载,作为“人名索引”开列得越细致越有利于读者,但这绝不能视为是人物小传或新增人物传,两者不应混同。其实,关于新书增废旧传的情况,《新唐书》的编修者是有他们的统计标准和统计数字的。《郡斋读书志》卷七《史评类》著录,吕夏卿撰《唐书直笔》4卷、《唐书新例须知》1卷,为其“在书局时所建明”。其中,《唐书新例须知》记有“新书比旧书增减志、传及其总数”。这就告诉人们,吕夏卿作为编修官,在当时有过统计。尽管在《郡斋读书志》的著录中未记录其“增减志、传及其总数”的具体数字,但这个统计数字无疑会存于书局,并为各编修官所熟记。据《玉海》卷四六《嘉佑新唐书》条引《国史志》云:纪十、志五十、列传百五十。凡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又增三志、四表,凡二百二十五卷、录一卷。(旧史凡一百九十万字,新史凡一百七十五万九百三十字。)所谓《国史志》,指北宋《国史》中的《艺文志》。北宋《国史》,仁宗天圣八年修成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国史》,神宗元丰五年修成宋仁宗、宋英宗《两朝国史》,南宋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修成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宋钦宗《四朝国史》。其中,仁、英《两朝国史》120卷,纪5卷、志45卷、列传70卷,宋敏求作为史馆修撰参预其编修。因此,《两朝国史·艺文志》著录《嘉佑新唐书》,必然要依据当年书局的统计数字,更何况宋敏求又是当年《新唐书》的六编修官之一。《郡斋读书志》据此记录了“旧书约一百九十万,新书约一百七十四万(言)”,而《直斋书录解题》则据此记录了“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百十一、志三、表四”,为《文献通考》、文征明等转相引录。笔者以两部《唐书》每卷人物列传前的目录为统计依据,除去各自的重复,所增(包括正传、附传)、所废(仅指正传)数字极为接近上面所引《国史志》的数字(诸帝公主不在统计之列),证明“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确实是《新唐书》书局留给后人的一个权威性的统计。今后,再引用这个数字时,不要误以为是书局“局外”人的说法,并请分清其增、废的具体情况。
  
  二、在史料方面,因为北宋时期比较安宁,有许多在战乱时期不易收集到的史料,到北宋初年得到了征集和整理。据专家估计,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参考史料达三百种之多,《新唐书》的修撰与《通鉴》时间相近,司马光看到的,宋、欧等势必见到。如在《新唐书》增加的《李绩传》记载立武后之争时的态度,记房玄龄论守成之难易,都是《旧唐书》和其它书所不及的。其它如《新唐书》的《食货志》里增加了唐朝屯田、和籴、矿冶等资料;《地理志》记载各地河渠陂堰的灌溉情况和各州的土特产,也都是他书少见的珍贵史料。欧阳修还是当时有数的金石大家,他对古代金石学颇有研究,曾撰《集古录》,用金石刻的记载考证史实。最有名一例,即他用孔颖达碑文考证出这位唐初杰出经史学家表字冲远的事实。这些都使《新唐书》在某些史实考证方面略胜《旧唐书》一筹。
  新唐书还在列传中保存了一些旧唐书所未载的史料。自安史之乱以后,史料散失不少,唐穆宗以下又无官修实录,所以宋祁为唐后期人物立传,采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新唐书》载:“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代史事,无虑百数十种,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以参考,自得为详。又宋初绩学之士,各据所见闻,别有撰述。”这一切对修唐书都提供了有用的资料。许多列传中采用了小说、文集、碑志、逸史和政书等文献。诸志在采用“旧书”各志资料之外,又有新的扩大。有关实录、政书、逸史、文集、碑志以及小说等文献,均在采摘之列。
  
  三、《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保存了我国军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许多宝贵史料。《新唐书》的宰相、方镇诸表,也给读者认识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镇势力的消长,提供了一条线索。著名史论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这是公允的评价。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
  此外,由于欧阳修过分强调写史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有些史实他是有意避讳的。如后周有位大将叫韩通。他忠于后周王朝,反对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欧阳修就不给他立传。这在当时就遇到同辈的议论。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当时有个史学家刘攽(曾参加《资治通鉴》的编写),曾问欧阳修的弟子焦干之,五代史脱稿没有,焦说即将脱稿。刘又问:为韩瞠眼(韩通的外号)立传没有,焦说没有。刘攽大笑说:“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这个故事说明欧阳修也未能完全忠实于历史。这是时代给欧阳修打下的烙印,不能不说是《新五代史》的缺陷。
  《新唐书》也有明显的缺点,最主要之点是封建正统思想较为严重。编写者对隋末、唐末农民起义大加挞伐。在《黄巢传》前冠以“逆臣”二字;对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使用了极为恶毒的词汇,如“猬毛而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等。对武则天,则诬为“弑君篡国之主”,声言写《武后本纪》目的为“著其大恶”,以便清算等等。诸如此类,都可看出《新唐书》在观点的正统方面更胜于《旧唐书》。在写法上,《新唐书》也有不及《旧唐书》的地方。例如有的纪、传失之太简,甚至作了毫无道理的砍削。清代史评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曾提及,《新唐书》本纪较旧书几乎减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统计,《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新唐书》仅剩下九万字,而《哀帝本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新书只剩千字左右。这种过简的写法,使《新唐书》失去了许多重要史料。又由于苛求文字精炼,宋祁、欧阳修等不惜删去许多重要情节,如《旧唐书》里写得十分生动、极为悲壮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到新书删削得索然无味。尤其不应该的是由于排佛的偏见,《新唐书》将玄奘、一行等事迹一概不写,致使这两位伟大翻译家和科学家,在《新唐书》中竟无反映。
  
  
  版本
  
  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新唐书》宋以来的版本远多于《旧唐书》,流传的主要版本有:
  (1)南宋刻本4种,分别是十四行残本,旧藏皕宋楼,现藏日本静嘉文库;同十四行元补版残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十六行残本124卷,亦藏北京图书馆;建阳书坊魏仲立刻残本,旧藏嘉业堂。
  (2)元刻本,明国子监根据元版修补印行。
  (3)明刻本3种,分别是成化年间(1465~1487)国子监刻本,万历年间(1573—1620)北京国子监二十一史本,明末毛晋汲古阁十七史本。
  (4)清刻本多种,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附宋董冲《唐书释音》25卷。殿本又有各种翻刻本、影刻本、排印本、缩印本以及五局合刻本、开明二十五史本等。
  (5)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以静嘉堂本为主,配合“北图”、“双鉴楼”及“嘉业堂”藏本,保存了《新唐书》旧刻的真面目,胜于殿本。
  (6)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底本用百衲本。2000年,中华书局又推出了简体横排本。
  
  后世对《新唐书》进行纠谬、辨证的著作颇多,举其要者有:
  (1)吴缜《新唐书纠谬》,20卷,分20门,凡400余事,宋元佑四年(1089)成书,绍圣四年(1097)上于朝廷。
  (2)汪应辰《唐书列传辨证》,20卷,专攻《新唐书》列传缺点。
  (3)王若虚《新唐书辨》,3卷,见《滹南遗老集》。
  (4)陈黄中《新唐书刊误》3卷。
  (5)佚名《新唐书证误》(《稽瑞楼书目》注录抄本一册)。
  (6)罗振常《南监本新唐书斠义》1卷,1936年上海石印本。
  
  
  其他考订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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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书南诏传笺注(今人王忠)稿本新唐书南诏传笺证中华书局1963年
  补唐书张义潮传1卷(清罗振玉)永丰乡人杂著本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84-85页
  新旧唐书合钞260卷(清沈炳震)补正6卷(清丁子复)嘉庆18年海宁查世?刊本同治10年钱塘吴氏青?来堂刊本
  新旧唐书互证20卷(清赵绍祖)嘉庆18年古墨斋刊本广雅书局刊本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丛书集成第3838-41册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88-172页
  新旧唐书合注(清王先谦)稿本,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新旧唐书魏徵列传合注(清王先谦)光绪9年自刊本此即新旧唐书合注中之一卷
  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有新唐书各外国传地理考证
  续唐书(清陈鳣)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889-?页道光四年刻本
  《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是唐代设馆修史以后唯一的私修正史。撰者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
  
  在已有了薛居正等主编的五代史以后,欧阳修为什么独出心裁,重又编出一部体例和写法不一样的新的五代史呢?《宋史·欧阳修传》中对此作了简约的说明:“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所谓“自撰”,是说这部史书不是奉朝廷之意,而是私家所撰。而“《春秋》遗旨”即《春秋》笔法。欧阳修自己说:“呜呼,五代之乱极矣!”“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他作史的目的,正是为了抨击这些他认为没有“廉耻”的现象,达到孔子所说的“《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的目的。
  
  从他给尹洙、梅尧臣等人的信件看,在景佑三年(1036年)之前,已着手编写,到皇佑五年(1053年)基本完成,这是史学界公认的说法。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后藏进国家图书馆。到金章宗时候,这本新的五代史才逐渐代替了《旧五代史》。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著名的史学家,奉命和宋祁领衔编撰《新唐书》。崇儒复古是他的政治主张,也是他修史的指导思想。他意禀承孔子的《春秋》笔法、“褒贬”义例,对《旧五代史》改编重修。在编排体例上,推翻《旧五代史》一朝一史的基本格局,取法《南史》、《北史》,打破朝代界线,把五朝的人事综合统编在一起,按时间顺序排列。
  
  《旧五代史》成书于宋建国后不久,所依据的史料多为五代实录。《新五代史》修撰时,距宋建国已有八九十年,距旧史的成书也已经60多年,这个时期又新出现了许多新的资料,这样就使得《新五代史》可以在《旧五代史》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新的史料。《新五代史》全书七十四卷,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世家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四卷。其中的列传,最有特色。它采用类传的形式,设立《家人传》、《臣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杂传》等名目。每类传目,内寓特定涵义,用以贯彻作者的“褒贬”义例。臂如将相大臣,凡专事一朝的在《臣传》,历事几朝的则列《杂传》。又如根据死者忠的不同程度,分为两等,头等的进《死节传》,次等的入《死事传》。
  一般史书的“志”,《新五代史》称作“考”,仅有《司天考》、《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乱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删除。这也是为了体现以“礼”修史的原则。
  
  本书的世家及世家年谱,大致相当于《旧五代史》的《世袭列传》和《僭伪列传》,明确将中原以外的割据政权分为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南平、东汉等十国。各小国的划分编排,条理清晰,首尾完具,显然胜于旧史。《四夷附录》相当于旧史的《外国列传》。
  
  欧阳修还恢复设表,《史记》创立十表,以后只有班固采用,欧阳修加以恢复。
  
  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但《新五代史》后出,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新五代史》新增史料最多的是《十国世家》。列传人物部分也有补充,欧阳修采用了新的材料以及笔记、小说中的材料,补充了事实,使人物事迹更为生动、丰富。对于少数民族的记述,也有新的增加,如根据胡峤《陷虏记》,记述了在契丹的亲身见闻。在《于阗录》中记述了高如晦出使于阗时所见到的沿途各国的山川、风土情况。在《司天考》中,欧阳修将后周天文学家王朴的《钦天历经》4篇的主要内容记录下来,因为《旧五代史》这部分内容已经不全,所以欧阳修的记录在我国天文学史上是有重要贡献的。此外,欧阳修对所采用的史料进行了细致的考辨,订正了《旧五代史》和其他史籍的不少错误。由于《旧五代史》已非原帙,残缺不全,《新五代史》特有的价值就更不应低估。再从其它角度来着眼,欧阳修撰史,浑然一体,结构严谨,选材讲究,文字凝炼;思想上不像旧史那样大肆渲染“天命”而注重人事;创《职方考》用表的形式,将290余州郡的废置更易情况明白地显示出来。独树一帜,提纲挈领,眉清目秀,颇受称道,都是它的长处。总得来看,两部五代史互有短长,现存《旧五代史》全书是《新五代史》的两倍多,旧史列传人物460余人,新史只有256人;旧史有志10篇,新史只有2篇。新史的世家10卷,对十国历史的记述更为完备。在个别人物传的字数上也多于旧史。这两部史著都是研究五代十国历史的重要材料。
  
  由于欧阳修编写新五代史后于旧五代史,看到了旧五代史编撰者所没有看到的一些资料,他往往采用小说、笔记之类的记载,补充了旧五代史中所没有的一些史实。如王景仁、郭崇韬、安重诲、李茂贞、孔谦、王彦章、段凝、赵在礼、范延光、卢文纪、马胤孙、姚顗、崔税、吕琦、杨渥等传都或多或少地补充了若干事实,有些则插入比较生动的情节,以小见大,使读者加深对五代时期的人物和事件的了解。就历史资料方面而言,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是可以互为补充的。
  
  《新五代史》仿《春秋》笔法,用不同的字句表现微言大义,个人好恶往往影响了史实的记述,终于招致了后人的批评。但是,欧阳修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大家,古文运动的领导人和集大成者,所以《新五代史》文笔简洁,叙事生动,当时人就认为它的笔力与《史记》不相上下。《新五代史》的文笔之出色,的确在二十四史中是罕见的。
  
  《新五代史》问世后,即有徐无党注。但徐注旨在解释《春秋》笔法、阐述微言大意,对读者并无多少裨益。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明令立该书于学官,从此大行于世。
  
  对《新五代史》进行考订的著作主要有:宋吴缜撰《五代史纂误》3卷,专取五代史本文,摘其舛误,辑为一书;清吴兰庭撰《五代史记纂误补》6卷,主要是补吴缜《纂误》之作,共载309事;清人对“欧史”考补之作还有杨陆荣撰《五代史记志疑》4卷,杜贵墀撰《五代史记注削繁》以及牛坤撰《五代史续补》2卷(补义儿传93人)等。
  
  另外,两部《五代史》缺门也有不少,清人补作计有四种:周嘉猷《五代史纪年表》,陈恕的《五代地理考》1卷,顾檈三与宋祖骏各作的《补五代史艺文志》1卷。
  
  补:其他考订著作一览
  旧五代史考异(清邵晋涵)北京南京两图书馆均有抄本
  旧五代史辑本发覆3卷附薛史辑本避讳例1卷(今人陈垣)励耘书屋丛刻二集本
  二十四史订补(发覆)第10册第1-33页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271-302页
  五代史校勘札记(清刘光蕡)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33-147页清刻本
  五代史补5卷(宋陶岳)汲古阁刊本紫藤书屋丛刊本扫叶山房刊本豫章丛书本附校勘记
  忏花?丛书本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381-411页毛氏汲古阁刻本
  五代史阙文1卷(宋王禹偁)汲古阁刊本紫藤书屋丛刊本忏花?丛书本
  五代史记纂误3卷(宋吴缜)武英殿聚珍本福建广东江西覆聚珍本知不足斋丛书十七集本
  丛书集成第3857册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303-314页
  五代史记纂误补4卷(清吴兰庭)嘉庆8年桐乡冯氏刊本知不足斋丛书二十集本吴兴丛书本有附录
  丛书集成第3857册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147-209页嘉庆刻本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315-335页
  
  五代史记纂误补续1卷(清周寿昌)光绪8年小对竹轩刊本广雅书局刊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355-359页小对竹轩刻本
  五代史记纂误续补1卷(清吴光耀)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209-355页光绪14年江夏吴氏刊本
  五代史补考24卷(清徐炯)适园丛书本二十四史订补第12册第1-261页
  五代史记志疑4卷(清杨陆荣)康熙59年刊本
  五代史补注(清钱师徵)见江苏采辑书目
  五代史考异4卷(清吴兰庭)未刊见五代史纂误补跋
  五代史记补注74卷(清彭元瑞、刘凤诰)道光8年彭氏刊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10-11册题五代史记注补(清徐炯)清抄本
  五代史续补2卷附废朱梁论(清牛坤)道光24年自刊本补义儿传93人
  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411-439页道光刻本
  五代史记注削繁(清杜贵墀)巴陵杜氏遗书本
  五代史校勘记74卷(清刘光蕡)陕甘味经书院刊本
  读五代史随笔1卷(近人王元稚)无暇逸斋丛书本
  五代诸王世表1卷五代诸国世表1卷五代将相大臣年表1卷五代诸国年表1卷五代诸镇年表1卷吴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又稿本1卷南唐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蜀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后蜀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南汉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北汉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
  吴越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吴越将相州镇年表1卷(清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
  五代吴越世家疑辨1卷(明马?臣)嘉靖39年钱德洪刻本
  五代纪年表1卷(清周嘉猷)正觉楼丛刻本题孔广牧撰广雅书局刊本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据广雅本
  五代地理考1卷(清练恕)道光18年刊多识录卷3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浙江图书馆一集本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486-496页
  补五代史艺文志1卷(清顾櫰三)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二集本金陵丛刻本金陵丛书乙集本
  广雅书局刊本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丛书集成第10册
  补五代史艺文志1卷(清宋祖骏)朴学庐全集本二十四史订补第11册第775-787页咸丰刻本
  五代春秋志疑(清华湛恩)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359-381页光绪刻本
  补南唐书艺文志(清王之昌)二十四史订补第11册第787-?页光绪25年刻本
  《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补正(近人)徐映璞《两浙史事丛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0月。
  宋欧阳修撰。修有《诗本义》,已著录,是记凡三篇。一日花品,叙所列凡二十四种。二曰花释名,述花名之所自来。三曰风俗记,首略叙游宴及贡花,馀皆接植栽灌之事。文格古雅有法,蔡襄尝书而刻之於家,以拓本遗修。修自为跋,已编入《文忠全集》,此其单行之本也。周必大作《欧集考异》,称当时士大夫家有修《牡丹谱印》本,始列花品,叙及名品,与此卷前两篇颇同。其後则曰叙事、宫禁、贵家、寺观、府署、元白诗、讥鄙、吴蜀、诗集、记异、杂记、本朝、双头花、进花、丁晋公续花谱,凡十六门,万馀言。後有梅尧臣跋。其妄尤甚,盖出假托云云。据此,是宋时尚别有一本。《宋史。艺文志》以《牡丹谱》著录而不称《牡丹记》
  
  欧阳修(一○○七~一○七二),字永叔,号醉翁,晚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仁宗天圣八年(一○三○)进士,初仕西京留守推官。景佑元年(一○三四),召试学士院,充馆阁校勘。三年,因范仲淹事切责谏官高若讷,降为峡州夷陵令。四年,移乾德令。宝元二年(一○三九)。迁武成军判官。康定元年(一○四○),复馆阁校勘。庆历三年(一○四三),知谏院,擢同修起居注,知制诰。四年,为河北都转运使。五年,庆历新政失败,因力为新政主持者范仲淹、韩琦、杜衍等申辩,贬知滁州,徙扬州、颍州。至和元年(一○五四)。权知开封府。五年,拜枢密副使。六年,进参知政事。英宗治平四年(一○六七),罢为观文殿学士,转刑部尚书知亳州。神宗熙宁元年(一○六八),徙知青州,因反对青苗法,再徙蔡州。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病逝颍州汝阴,年六十六。缢文忠。有《欧阳文忠公集》。又撰有《新唐书》、《新五代史》等。《宋史》卷三一九有传。宋胡柯编有《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
  
  欧阳修诗,以《四部丛刊》影元本《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为底本。参校宋庆元二年周必大刻本(卷三至卷六缺,简称周本,藏北京图书馆)、宋刻本(存《居士集》五十卷,有校,简称宋刻、宋刻校,藏北京图书馆)及明正统刻《居士集》(有元曾鲁考异,简称曾本、曾本校)。底本系年原注目录下,今移至正文题下。底本孙谦益等所作校记,除删去少数异体字校外,皆予保留;卷末所附考证及续添校记,亦以续校名义补入正文。另辑得集外诗句,附于卷末。》,盖已误承其讹矣。
醉翁亭记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泄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滁,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坐起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然白发,颓乎其中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其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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