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教授的最新作品。此书出人意料的关注视角，注定要使三个关键词成为今年文化舆论关注的新焦点：世界文化遗产、昆曲、余秋雨。被称作“百戏之祖”“中国戏曲活化石”的昆曲，有着600多年的历史，曾风靡中国200多年。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世界上共有19个文化活动和口述文化表现形式被首批授予。昆曲艺术，则为中国第一个“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余秋雨说：把自己已明白的问题讲给学生，把不甚明白的问题交给学生讨论，把自己想不明白的写成散文交给读者共同探讨。今天余秋雨把他的散文创作的体会给了《百家讲坛》。
他说:我的《文化苦旅》那十多万字的书是散文不是论文。论文应有结论，而散文则可不必。评论家批评家攻击人不对，我只是提供评论的理论，提出未知结构，用文字来评论文学。《文化苦旅》写的是“人文山水”，余秋雨边走边写，把自己的经历感受写出来，在行走中守望文明。
他说:我的《文化苦旅》那十多万字的书是散文不是论文。论文应有结论，而散文则可不必。评论家批评家攻击人不对，我只是提供评论的理论，提出未知结构，用文字来评论文学。《文化苦旅》写的是“人文山水”，余秋雨边走边写，把自己的经历感受写出来，在行走中守望文明。
不朽的世界文学名著，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无穷无尽的艺术想象空间，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曹雪芹的《红楼梦》，一个个凄美的故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宏伟的内在结构，令世人惊叹。著名学者、散文家余秋雨教授，将引领我们走进文学、艺术的殿堂，一同探寻伟大的文学作品背后所隐藏的未知结构、两难结构的独特魅力。
作者附记：王元化先生对本文有关部份进行了精细校订，谨此感谢。
(《新华文摘》1998年第10期，原载《中华散文》1998年第8期)
(《新华文摘》1998年第10期，原载《中华散文》1998年第8期)
长期以来，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在受到读者极大欢迎的同时，也在文化界引起极大的关注和争议。为便于读者清晰了解余秋雨的历史、人文以及人生诉求，作者亲自选编了散文精选集《出走十五年》，借以表达“走出书斋、思考文化”的主题。
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
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
一杆竹管笔偶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漶。
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冽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
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
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这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
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
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负上了一笔
沉重的宿债，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
的原因。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
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
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
老者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
转身钻进雪里。
一走出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折
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
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
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看天。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也没有被
吞食，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
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
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
天竟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
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
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
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远年的坟
堆。
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
因年岁而坍，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它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排列得又是
那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
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
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
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
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
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
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
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史官们的半行墨迹？史官们把卷帙一片片翻
过，于是，这块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沉埋。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
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边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
华夏疆域的使命。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篇页也还能哗哗作响。
就像干寒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在中原内地就
不同了，山重水复、花草掩荫，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
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
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不像这儿，
能够袒露出一帙风干的青史，让我用２０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摩。
远处已有树影。急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
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
树愈来愈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
能没有这一些。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
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
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而来，踉跄几步，方才站
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战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呵
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
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
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
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
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
是冰海冻浪。
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
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
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再来
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
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
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执袂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
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这种风范，在李白、
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越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
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
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些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魇中苏醒、对前途
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
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
算，他们的事情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它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
延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愈见凄迷。
王维诗画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讨论过的诗与画的界线，在他是可以
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
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颤巍
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
太深的寄托。
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再也难于享用温醇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
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谪官逐臣。
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坍弛了，坍弛在一个
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峰如浪。
谁也不能想象，这儿，一千多年之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弘广。
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与自然浑和，夺人心魄。可惜它们
后来都成了兵士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它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
中。
回去罢，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
选自《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上海１９９２
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
一杆竹管笔偶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漶。
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冽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
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
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这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
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
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负上了一笔
沉重的宿债，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
的原因。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
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
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
老者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
转身钻进雪里。
一走出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折
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
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
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看天。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也没有被
吞食，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
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
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
天竟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
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
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
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远年的坟
堆。
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
因年岁而坍，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它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排列得又是
那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
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
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
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
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
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
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
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史官们的半行墨迹？史官们把卷帙一片片翻
过，于是，这块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沉埋。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
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边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
华夏疆域的使命。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篇页也还能哗哗作响。
就像干寒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在中原内地就
不同了，山重水复、花草掩荫，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
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
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不像这儿，
能够袒露出一帙风干的青史，让我用２０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摩。
远处已有树影。急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
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
树愈来愈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
能没有这一些。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
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
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而来，踉跄几步，方才站
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战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呵
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
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
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
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
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
是冰海冻浪。
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
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
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再来
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
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
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执袂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
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这种风范，在李白、
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越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
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
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些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魇中苏醒、对前途
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
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
算，他们的事情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它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
延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愈见凄迷。
王维诗画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讨论过的诗与画的界线，在他是可以
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
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颤巍
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
太深的寄托。
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再也难于享用温醇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
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谪官逐臣。
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坍弛了，坍弛在一个
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峰如浪。
谁也不能想象，这儿，一千多年之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弘广。
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与自然浑和，夺人心魄。可惜它们
后来都成了兵士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它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
中。
回去罢，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
选自《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上海１９９２
我的书架上有一部明代文学家张岱的《夜航船》。这是一部许多学人查访终身
而不得的书，新近根据宁波天一阁所藏抄本印出。书很厚，书脊显豁，插在书架上
十分醒目。文学界的朋友来寒舍时，常常误认为是一部新出的长篇小说。这部明代
小百科的书名确实太有意思了，连我自己巡睃书架时也常常会让目光在那里顿一顿，
耳边响起［矣欠］乃的橹声。
夜航船，历来是中国南方水乡苦途长旅的象征。我的家乡山岭丛集，十分闭塞，
却有一条河流悄然穿入。每天深夜，总能听到笃笃笃的声音从河畔传来，这是夜航
船来了，船夫看到岸边屋舍，就用木棍敲着船帮，招唤着准备远行的客人。山民们
夜夜听到这个声音，习以为常，但终于，也许是身边的日子实在是混不下去了，也
许是憨拙的头脑中突然卷起了幻想的波澜，这笃笃笃的声音产生了莫大的诱惑。不
知是哪一天，他们吃过一顿稍稍丰盛的晚餐，早早地收拾好简薄的行囊，与妻儿们
一起坐在闪烁的油灯下等候这笃笃声。
当敲击船帮的声音终于响起时，年幼的儿子们早已歪歪扭扭地睡熟，山民粗粗
糙糙地挨个儿摸了一下他们的头，随即用拳头擦了擦眼角，快步走出屋外。蓬头散
发的妻子提着包袱跟在后面，没有一句话。
外出的山民很少有回来的。有的妻子，实在无以为生了，就在丈夫上船的河滩
上，抱着儿子投了水。这种事一般发生在黑夜，惨淡的月光照了一下河中的涟漪，
很快什么也没有了。过不了多久，夜航船又来了，仍然是笃笃笃、笃笃笃，慢慢驶
过。
偶尔也有些叫人羡慕的信息传来。乡间竟出现了远途而来的老邮差，手中拿着
一封夹着汇票的信。于是，这家人家的木门槛在几天内就会跨进无数双泥脚。夜间，
夜航船的敲击声更其响亮了，许多山民开始失眠。
几张汇票使得乡间有了私塾。一些幸运的孩子开始跟着一位外乡来的冬烘先生
大声念书。进私塾的孩子有时也会被笃笃声惊醒，翻了一个身，侧耳静听。这声音，
与山腰破庙里的木鱼声太像了，那是祖母们向往的声音。
二
一个坐夜航船到上海去谋生的人突然成了暴发户。他回乡重修宅院，为了防范
匪盗，在宅院四周挖了河，筑一座小桥开通门户。宅院东侧的河边，专修一个船码
头，夜航船每晚要在那里停靠，他们家的人员货物往来多得很。夜航船专为他们辟
了一个精雅小舱，经常有人从平展展的青石阶梯上下来，几个佣人挑着足够半月之
用的食物上船。有时，佣人手上还会提着一捆书，这在乡间是稀罕之物。山民们傻
想着小舱内酒足饭饱、展卷卧读的神仙日子。船老大也渐渐气派起来。我家邻村就
有一个开夜航船的船老大，早已成为全村艳羡的脚色。过去，坐他船的大多是私盐
贩子，因此航船经常要在沿途受到缉查。缉查到了，私盐贩子总被捆绑起来，去承
受一种叫做“趱杠”的酷刑。这种酷刑常常使私盐贩子一命呜呼。船老大也会被看
成是同伙，虽不做“趱杠”，却要吊打。现在，缉查人员拦住夜航船，见到的常常
是神态高傲的殷富文士，只好点头哈腰连忙放行。船老大也就以利言相讥，出一口
积压多年的鸟气。
每次船老大回村，总是背着那支大橹。航船的橹背走了，别人也就无法偷走那
条船。这支橹，就像现今小汽车上的钥匙。船老大再劳累，背橹进村时总把腰挺得
直直的，摆足了一副凯旋的架势。放下橹，草草洗过脸，就开始喝酒。灯光亮堂，
并不关门，让亮光照彻全村。从别的码头顺带捎来的下酒菜，每每引得乡人垂涎欲
滴。连灌数盅后他开始讲话，内容不离这次航行的船客，谈他们的风雅和富有。
三
好多年前，我是被夜航船的笃笃声惊醒的孩子中的一个。如果是夏夜，我会起
身，攀着窗沿去看河中那艘扁黑的船，它走得很慢，却总是在走。听大人说，明天
傍晚就可走到县城。县城准是大地方，河更宽了，船更多了，一条条晶亮晶亮的水
路，再也没有泥淖和杂藻，再也没有土岸和残埠，直直地通向天际。
第二天醒来，急急赶到船老大家，去抚摩那支大橹。大橹上过桐油，天天被水
冲洗，非常干净。当时私塾已变成小学，学校的老师都是坐着航船来的，学生读完
书也要坐着航船出去。整个学校，就像一个船码头。
橹声［矣欠］乃，日日夜夜，山村流动起来了。
夜航船，山村孩子心中的船，破残的农村求援的船，青年冒险家下赌注的船，
文化细流浚通的船。
船头画着两只大大的虎眼，犁破狭小的河道，溅起泼刺刺的水声。
四
这下可以回过头来说说张岱的《夜航船》了。
这位大学者显然是夜航船中的常客。他如此博学多才，不可能长踞一隅。在明
代，他广泛的游历和交往，不能不经常依靠夜航船。次数一多，他开始对夜航船中
的小世界品味起来。
船客都是萍水相逢，无法作切己的深谈。可是船中的时日缓慢又无聊，只能以
闲谈消遣。当时远非信息社会，没有多少轰动一时的新闻可以随意评说，谈来谈去，
以历史文化知识最为相宜。中国历史漫长，文物典章繁复，谈资甚多。稍稍有点文
化的人，正可借此比赛和炫示学问。一来二去，获得一点暂时的满足。
张岱是绍兴人，当时绍兴府管辖八县，我的家乡余姚正属其中。照张岱说法，
绍兴八县中数余姚文化气息最浓，后生小子都得读书，结果那里各行各业的人对于
历史文物典章，知之甚多，一旦聚在夜航船中，谈起来机锋颇健，十分热闹。因此，
这一带的夜航船，一下去就像进入一个文化赛场。
他在《夜航船序》里记下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
拳足而寝。僧人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
个人、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
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
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你看，知识的优势转眼间就成了占据铺位的优势。这个士子也实在是丢了吾乡
的脸，不知道“澹台”是复姓倒也罢了，把尧、舜说成一个人是不可原谅的。让他
缩头缩脚地蜷曲着睡，正是活该。但是，夜航船中也有不少真正的难题目，很难全
然对答如流而不被人掩口耻笑。所以连张岱都说：“天下学问，唯夜航船中最难对
付。”
于是，他发心编一部初级小百科，列述一般中国文化常识，使士子们不要在类
似于夜航船这样的场合频频露丑。他把这部小百科名之曰《夜航船》，当然只是一
个潇洒幽默的举动，此书的实际效用远在闲谈场合之上。
五
但是，张岱的劳作，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有趣的“夜航船文化”。这又是中
国文化的一个可感叹之处。
在缓慢的航行进程中，细细品尝着已逝的陈迹，哪怕是一些琐碎的知识。不惜
为千百年前的细枝末节争得脸红耳赤，反正有的是时间。中国文化的进程，正像这
艘夜航船。
船头的浪，泼不进来；船外的风，吹不进来；航行的路程，早已预定。谈知识，
无关眼下；谈历史，拒绝反思。十年寒窗，竟在谈笑争胜间消耗。把船橹托付给老
大，士子的天地只在船舱。一番讥刺，一番炫耀，一番假惺惺的钦佩，一番自命不
凡的陶醉，到头来，争得稍大一点的一个铺位，倒头便睡，换得个梦中微笑。
第二天，依然是这般喧闹，依然是这般无聊。船一程程行去，岁月一片片消逝，
永远是喧闹的无聊，无聊的喧闹。
我一次次抚摩过的船橹，竟是划出了这样一条水路？我梦中的亮晶晶的水路，
竟会这般黯然？
幸好，夜航船终于慢吞吞地走到了现代。吾乡的水路有了一点好的征兆：几位
大师上船了。
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
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
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
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
诸影诸物，无不解散，而且摇动，扩大，互相融和；刚一融和，却又退缩，复
近于原形。边缘都参差如夏云头，镶着日光，发出水银色焰。
－－这是鲁迅在船上。
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
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
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
－－这是周作人在船上。他不会再要高谈阔论的旅伴，只求个人的清静自
由。
早春晚秋，船价很便宜，学生的经济力也颇能胜任。每逢星期日，出三四毛钱
雇一只船，载着二三同学，数册书，一壶茶，几包花生米，与几个馒头，便可优游
湖中，尽一日之长。……随时随地可以吟诗作
画。“野航恰受两三人。”“恰受”两字的状态，在这种船上最充分地表出着。
－－这是丰子恺在船上。他的船又热闹了，但全是同学少年，优游于艺术境界。
这些现代中国的航船虽然还是比较平缓、狭小，却终于有了明代所不可能有的
色泽和气氛。
仍然想起张岱。他的惊人的博学使他以一人之力编出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夜
航船》，在他死后２４年，远在千里之外的法国诞生了狄德罗，另一部百科全书将
在这个人手上编成。这部百科全书，不是谈资的聚合，而是一种启蒙和挺进。从此，
法国精神文化的航船最终摆脱了封建社会的黑夜，进入了一条新的河道。张岱做不
到这地步，过错不在他。
说到底，他的书名还是准确的：《夜航船》。
我，难道真的被夜航船的笃笃声敲醒过吗？它的声响有多大呢？我疑惑了。
记得有一天深夜，幼小的我与祖母争执过：我说这笃笃声是航船，她说这笃笃
声是木鱼。究竟是什么呢？都是？都不是？抑或两者本是同一件事？
祖母早已亡故。也许，我将以一辈子，索解这个迷。
－－－－选自《文化苦旅》
知识出版社·上海１９９２年
而不得的书，新近根据宁波天一阁所藏抄本印出。书很厚，书脊显豁，插在书架上
十分醒目。文学界的朋友来寒舍时，常常误认为是一部新出的长篇小说。这部明代
小百科的书名确实太有意思了，连我自己巡睃书架时也常常会让目光在那里顿一顿，
耳边响起［矣欠］乃的橹声。
夜航船，历来是中国南方水乡苦途长旅的象征。我的家乡山岭丛集，十分闭塞，
却有一条河流悄然穿入。每天深夜，总能听到笃笃笃的声音从河畔传来，这是夜航
船来了，船夫看到岸边屋舍，就用木棍敲着船帮，招唤着准备远行的客人。山民们
夜夜听到这个声音，习以为常，但终于，也许是身边的日子实在是混不下去了，也
许是憨拙的头脑中突然卷起了幻想的波澜，这笃笃笃的声音产生了莫大的诱惑。不
知是哪一天，他们吃过一顿稍稍丰盛的晚餐，早早地收拾好简薄的行囊，与妻儿们
一起坐在闪烁的油灯下等候这笃笃声。
当敲击船帮的声音终于响起时，年幼的儿子们早已歪歪扭扭地睡熟，山民粗粗
糙糙地挨个儿摸了一下他们的头，随即用拳头擦了擦眼角，快步走出屋外。蓬头散
发的妻子提着包袱跟在后面，没有一句话。
外出的山民很少有回来的。有的妻子，实在无以为生了，就在丈夫上船的河滩
上，抱着儿子投了水。这种事一般发生在黑夜，惨淡的月光照了一下河中的涟漪，
很快什么也没有了。过不了多久，夜航船又来了，仍然是笃笃笃、笃笃笃，慢慢驶
过。
偶尔也有些叫人羡慕的信息传来。乡间竟出现了远途而来的老邮差，手中拿着
一封夹着汇票的信。于是，这家人家的木门槛在几天内就会跨进无数双泥脚。夜间，
夜航船的敲击声更其响亮了，许多山民开始失眠。
几张汇票使得乡间有了私塾。一些幸运的孩子开始跟着一位外乡来的冬烘先生
大声念书。进私塾的孩子有时也会被笃笃声惊醒，翻了一个身，侧耳静听。这声音，
与山腰破庙里的木鱼声太像了，那是祖母们向往的声音。
二
一个坐夜航船到上海去谋生的人突然成了暴发户。他回乡重修宅院，为了防范
匪盗，在宅院四周挖了河，筑一座小桥开通门户。宅院东侧的河边，专修一个船码
头，夜航船每晚要在那里停靠，他们家的人员货物往来多得很。夜航船专为他们辟
了一个精雅小舱，经常有人从平展展的青石阶梯上下来，几个佣人挑着足够半月之
用的食物上船。有时，佣人手上还会提着一捆书，这在乡间是稀罕之物。山民们傻
想着小舱内酒足饭饱、展卷卧读的神仙日子。船老大也渐渐气派起来。我家邻村就
有一个开夜航船的船老大，早已成为全村艳羡的脚色。过去，坐他船的大多是私盐
贩子，因此航船经常要在沿途受到缉查。缉查到了，私盐贩子总被捆绑起来，去承
受一种叫做“趱杠”的酷刑。这种酷刑常常使私盐贩子一命呜呼。船老大也会被看
成是同伙，虽不做“趱杠”，却要吊打。现在，缉查人员拦住夜航船，见到的常常
是神态高傲的殷富文士，只好点头哈腰连忙放行。船老大也就以利言相讥，出一口
积压多年的鸟气。
每次船老大回村，总是背着那支大橹。航船的橹背走了，别人也就无法偷走那
条船。这支橹，就像现今小汽车上的钥匙。船老大再劳累，背橹进村时总把腰挺得
直直的，摆足了一副凯旋的架势。放下橹，草草洗过脸，就开始喝酒。灯光亮堂，
并不关门，让亮光照彻全村。从别的码头顺带捎来的下酒菜，每每引得乡人垂涎欲
滴。连灌数盅后他开始讲话，内容不离这次航行的船客，谈他们的风雅和富有。
三
好多年前，我是被夜航船的笃笃声惊醒的孩子中的一个。如果是夏夜，我会起
身，攀着窗沿去看河中那艘扁黑的船，它走得很慢，却总是在走。听大人说，明天
傍晚就可走到县城。县城准是大地方，河更宽了，船更多了，一条条晶亮晶亮的水
路，再也没有泥淖和杂藻，再也没有土岸和残埠，直直地通向天际。
第二天醒来，急急赶到船老大家，去抚摩那支大橹。大橹上过桐油，天天被水
冲洗，非常干净。当时私塾已变成小学，学校的老师都是坐着航船来的，学生读完
书也要坐着航船出去。整个学校，就像一个船码头。
橹声［矣欠］乃，日日夜夜，山村流动起来了。
夜航船，山村孩子心中的船，破残的农村求援的船，青年冒险家下赌注的船，
文化细流浚通的船。
船头画着两只大大的虎眼，犁破狭小的河道，溅起泼刺刺的水声。
四
这下可以回过头来说说张岱的《夜航船》了。
这位大学者显然是夜航船中的常客。他如此博学多才，不可能长踞一隅。在明
代，他广泛的游历和交往，不能不经常依靠夜航船。次数一多，他开始对夜航船中
的小世界品味起来。
船客都是萍水相逢，无法作切己的深谈。可是船中的时日缓慢又无聊，只能以
闲谈消遣。当时远非信息社会，没有多少轰动一时的新闻可以随意评说，谈来谈去，
以历史文化知识最为相宜。中国历史漫长，文物典章繁复，谈资甚多。稍稍有点文
化的人，正可借此比赛和炫示学问。一来二去，获得一点暂时的满足。
张岱是绍兴人，当时绍兴府管辖八县，我的家乡余姚正属其中。照张岱说法，
绍兴八县中数余姚文化气息最浓，后生小子都得读书，结果那里各行各业的人对于
历史文物典章，知之甚多，一旦聚在夜航船中，谈起来机锋颇健，十分热闹。因此，
这一带的夜航船，一下去就像进入一个文化赛场。
他在《夜航船序》里记下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
拳足而寝。僧人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
个人、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
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
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你看，知识的优势转眼间就成了占据铺位的优势。这个士子也实在是丢了吾乡
的脸，不知道“澹台”是复姓倒也罢了，把尧、舜说成一个人是不可原谅的。让他
缩头缩脚地蜷曲着睡，正是活该。但是，夜航船中也有不少真正的难题目，很难全
然对答如流而不被人掩口耻笑。所以连张岱都说：“天下学问，唯夜航船中最难对
付。”
于是，他发心编一部初级小百科，列述一般中国文化常识，使士子们不要在类
似于夜航船这样的场合频频露丑。他把这部小百科名之曰《夜航船》，当然只是一
个潇洒幽默的举动，此书的实际效用远在闲谈场合之上。
五
但是，张岱的劳作，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有趣的“夜航船文化”。这又是中
国文化的一个可感叹之处。
在缓慢的航行进程中，细细品尝着已逝的陈迹，哪怕是一些琐碎的知识。不惜
为千百年前的细枝末节争得脸红耳赤，反正有的是时间。中国文化的进程，正像这
艘夜航船。
船头的浪，泼不进来；船外的风，吹不进来；航行的路程，早已预定。谈知识，
无关眼下；谈历史，拒绝反思。十年寒窗，竟在谈笑争胜间消耗。把船橹托付给老
大，士子的天地只在船舱。一番讥刺，一番炫耀，一番假惺惺的钦佩，一番自命不
凡的陶醉，到头来，争得稍大一点的一个铺位，倒头便睡，换得个梦中微笑。
第二天，依然是这般喧闹，依然是这般无聊。船一程程行去，岁月一片片消逝，
永远是喧闹的无聊，无聊的喧闹。
我一次次抚摩过的船橹，竟是划出了这样一条水路？我梦中的亮晶晶的水路，
竟会这般黯然？
幸好，夜航船终于慢吞吞地走到了现代。吾乡的水路有了一点好的征兆：几位
大师上船了。
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
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
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
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
诸影诸物，无不解散，而且摇动，扩大，互相融和；刚一融和，却又退缩，复
近于原形。边缘都参差如夏云头，镶着日光，发出水银色焰。
－－这是鲁迅在船上。
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
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
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
－－这是周作人在船上。他不会再要高谈阔论的旅伴，只求个人的清静自
由。
早春晚秋，船价很便宜，学生的经济力也颇能胜任。每逢星期日，出三四毛钱
雇一只船，载着二三同学，数册书，一壶茶，几包花生米，与几个馒头，便可优游
湖中，尽一日之长。……随时随地可以吟诗作
画。“野航恰受两三人。”“恰受”两字的状态，在这种船上最充分地表出着。
－－这是丰子恺在船上。他的船又热闹了，但全是同学少年，优游于艺术境界。
这些现代中国的航船虽然还是比较平缓、狭小，却终于有了明代所不可能有的
色泽和气氛。
仍然想起张岱。他的惊人的博学使他以一人之力编出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夜
航船》，在他死后２４年，远在千里之外的法国诞生了狄德罗，另一部百科全书将
在这个人手上编成。这部百科全书，不是谈资的聚合，而是一种启蒙和挺进。从此，
法国精神文化的航船最终摆脱了封建社会的黑夜，进入了一条新的河道。张岱做不
到这地步，过错不在他。
说到底，他的书名还是准确的：《夜航船》。
我，难道真的被夜航船的笃笃声敲醒过吗？它的声响有多大呢？我疑惑了。
记得有一天深夜，幼小的我与祖母争执过：我说这笃笃声是航船，她说这笃笃
声是木鱼。究竟是什么呢？都是？都不是？抑或两者本是同一件事？
祖母早已亡故。也许，我将以一辈子，索解这个迷。
－－－－选自《文化苦旅》
知识出版社·上海１９９２年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
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
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
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
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录［此字应为：竹字头下面加录－－输入者
注］！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
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
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
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
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
大机前。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
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
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
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
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二
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
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
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记的突破。罗丹正在他
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
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
士手上。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
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
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
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
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
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
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
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
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
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
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
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
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
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
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
步筹划。
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
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
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
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
依然一片惨白。
三
１９００年５月２６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
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
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
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
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
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
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
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
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
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
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
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
送来送去。
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
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
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
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
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
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
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
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
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
香缕缕。
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
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
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
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
耸肩。
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
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
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１９０５年１
０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
１９０７年５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
和绘画；１９０８年７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
本和画卷；１９１１年１０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
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１９１４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
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
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
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
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
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
了，吁－－，车队出发了。
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
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
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
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
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
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
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
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
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
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
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
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阴森幽暗的古堡晨光微露
的旷野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离开如云的战阵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
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
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
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
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
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
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
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
大哭一场。
我好恨！
四
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
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
辱越是加紧钻研。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
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
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选自：《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上海 １９９２年３月输入：朱珠 推荐：CBOGANG
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
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
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
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录［此字应为：竹字头下面加录－－输入者
注］！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
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
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
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
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
大机前。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
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
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
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
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二
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
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
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记的突破。罗丹正在他
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
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
士手上。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
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
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
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
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
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
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
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
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
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
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
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
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
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
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
步筹划。
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
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
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
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
依然一片惨白。
三
１９００年５月２６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
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
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
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
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
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
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
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
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
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
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
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
送来送去。
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
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
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
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
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
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
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
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
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
香缕缕。
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
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
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
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
耸肩。
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
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
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１９０５年１
０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
１９０７年５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
和绘画；１９０８年７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
本和画卷；１９１１年１０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
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１９１４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
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
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
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
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
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
了，吁－－，车队出发了。
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
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
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
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
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
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
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
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
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
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
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
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阴森幽暗的古堡晨光微露
的旷野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离开如云的战阵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
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
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
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
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
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
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
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
大哭一场。
我好恨！
四
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
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
辱越是加紧钻研。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
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
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选自：《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上海 １９９２年３月输入：朱珠 推荐：CBOGANG
一
傩（音nuó－－输入者注），一个奇奇怪怪的字，许多文化程度不低的人也不
认识它。它早已进入生僻字的行列，不定什么时候，还会从现代青年的知识词典中
完全消失。
然而，这个字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关系实在太深太远了。如果我们把目光稍稍从
宫廷史官们的笔端离开，那么，山南海北的村野间都会隐隐升起这个神秘的字：傩。
傩在训诂学上的假借、转义过程，说来太烦。它的普通意义，是指人们在特定
季节驱逐疫鬼的祭仪。人们埋头劳作了一年，到岁尾岁初，要抬起头来与神对对话
了。要扭动一下身子，自己乐一乐，也让神乐一乐了。要把讨厌的鬼疫，狠狠地赶
一赶了。对神，人们既有点谦恭畏惧，又不想失去自尊，表情颇为难做，干脆戴上
面具，把人、神、巫、鬼搅成一气，在浑浑沌沌中歌舞呼号，简直分不清是对上天
的祈求，还是对上天的强迫。反正，肃穆的朝拜气氛是不存在的，涌现出来的是一
股蛮赫的精神狂潮：鬼，去你的吧！神，你看着办吧！汉代，一次傩祭是牵动朝野
上下的全民性活动，主持者和演出者数以百计，皇帝、大臣、一品至六品的官员都
要观看，市井百姓也允许参加。
宋代，一次这样的活动已有千人以上参加，观看时的气氛则是山呼海动。
明代，傩戏演出时竟出现过万余人齐声呐喊的场面。
……
若要触摸中华民族的精神史，哪能置傩于不顾呢？
法国现代学者乔治·杜梅吉尔（ＧｅｏｒｇｅｓＤｕｍｅ＇ｚｉｌ）提出过印
欧古代文明的三元（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ｅ）结构模式，以古代印度、欧洲神话中不
约而同地存在着主神、战神、民事神作为印证。他认为这种三元结构在中国不存在，
这似乎成了不可动摇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略为关注一下傩神世界，很快就发现那
里有宫廷傩、军傩、乡人傩，分别与主神、战神、民事神隐隐对应着。傩，潜伏着
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几个文明侧面。
时间已流逝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傩事究竟如何了呢？平心而论，几年前刚听
到目前国内许多地方还保留着完好的傩仪活动时，我是大吃一惊的。我有心把它当
作一件自己应该关注的事来对待，好好花点功夫。
１９８７年２月，春节刚过，我挤上非常拥挤的长途汽车，向安徽贵池山区出
发。据说，那里傩事挺盛。
二
从上海走向傩，毕竟有漫长的距离。田野在车窗外层层卷去，很快就卷出了它
的本色。水泥围墙、电线杆确实不少，但它们仿佛竖得有点冷清；只要是农民自造
的新屋，便立即浑身土艳，与大地抱在一起，亲亲热热。兀地横过一条柏油路，让
人眼睛一亮，但四周一看，它又不太合群。包围着它的是延绵不绝的土墙、泥丘、
浊沟、小摊、店招。当日的标语已经刷去，新贴上去的对联钩连着一个世纪前的记
忆。路边有几个竹棚干着“打气补胎”的行当，不知怎么却写成了“打胎补气”。
汽车一站站停去，乘客在不断更替。终于，到九华山进香的妇女成了车中的主
体。她们高声谈论，却不敢多看窗外。窗外，步行去九华山的人们慢慢地走着，他
们远比坐车者虔诚。
这块灰黄的土地，怎么这样固执呢？固执得如此不合时宜。它慢条斯理地承受
过一次次现代风暴，又依然款款地展露着自己苍老野拙的面容。坟丘在一圈圈增加，
纸幡飘飘，野烧隐隐；下一代闯荡一阵、焦躁一阵，很快又雕满木讷的皱纹。路边
墙上画着外国电影的海报，而我耳边，已响起傩祭的鼓声……
这鼓声使我回想起３０多年前。一天，家乡的道士正躲在一处做法事。乐声悦
耳，礼仪彬彬，头戴方帽的道士在为一位客死异地的乡人招魂。他报着亡灵返归的
沿途地名，祈求这些地方的冥官放其通行。突然，道士身后涌出一群人，是小学的
校长带着一批学生。他们麻利地没收了全部招魂用具，厉声勒令道士到村公所听训。
围观的村民被这个场面镇住了，那天傍晚吃晚饭的时候，几乎一切有小学生的家庭
都发生了两代间的争论。父亲拍着筷子追打孩子，孩子流着眼泪逃出门外，三五成
群地躲在草垛后面，想着课本上的英雄，记着老师的嘱咐，饿着肚子对抗迷信。月
亮上来了，夜风正紧，孩子们抬头看看，抱紧双肩，心中比夜空还要明净：老师说
了，这是月球，正围着地球在转；风，空气对流而成。
我实在搞不清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使我小学的同学们，今天重又陷入宗教性
的精神困顿。
我只知道一个事实：今天要去看的贵池傩仪傩戏，之所以保存得比较完好，却
要归功于一位小学校长。
也是小学校长！
我静下心来，闭目细想，把我们的小学校长与他合成一体。我仿佛看见，这位
老人在捉了许多次道士、讲了无数遍自然、地理、历史课之后，终于皱着眉头品味
起身边的土地。接连的灾祸，犟韧的风俗，使他重新去捧读一本本史籍。熬过了许
多不眠之夜，他慢吞吞地从语文讲义后抽出几张白纸，走出门外，开始记录农民的
田歌、俗谚，最后，犹豫再三，他敲响了早已改行的道士家的木门。
但是，我相信这位校长，他绝不会出尔反尔，再去动员道士张罗招魂的典仪。
他坐在道士身边听了又听，选了又选，然后走进政府机关大门，对惊讶万分的干部
们申述一条条的理由，要求保存傩文明。这种申述十分艰难，直到来自国外的文化
考察者的来访，直到国内著名学者也来挨家挨户地打听，他的理由才被大体澄清。
于是，我也终于听到了有关傩的公开音讯。
三
单调的皮筒鼓响起来了。
山村不大，村民们全朝鼓声涌去，那是一个陈旧的祠堂。灰褐色的梁柱上新贴
着驱疫祈福的条幅，正面有一高台，傩戏演出已经开场。
开始是傩舞，一小段一小段的。这是在请诸方神灵，请来的神也是人扮的，戴
着面具，踏着锣鼓声舞蹈一回，算是给这个村结下了交情。神灵中有观音、魁星、
财神、判官，也有关公。村民们在台下一一辨认妥当，觉得一年中该指靠的几位都
来了，心中便觉安定。于是再来一段《打赤鸟》，赤鸟象征着天灾；又来一段《关
公斩妖》，妖魔有着极广泛的含义。其中有一个妖魔被追，竟逃下台来，冲出祠堂，
观看的村民哄然起身，也一起冲出祠堂紧追不舍。一直追到村口，那里早有人燃起
野烧，点响一串鞭炮，终于把妖魔逐出村外。村民们抚掌而笑，又闹哄哄地涌回祠
堂，继续观看。
如此来回折腾一番，演出舞台已延伸为整个村子，所有的村民都已裹卷其间，
仿佛整个村子都在齐心协力地集体驱妖。火光在月色下闪动，鞭炮一次次窜向夜空，
确也气势夺人。在村民们心间，小小的舞台只点了一下由头，全部祭仪铺展得很大。
他们在祭天地、日月、山川、祖宗，空间限度和时间限度都极其广阔，祠堂的围墙
形同虚设。
接下来是演几段大戏。有的注重舞，有的注重唱。舞姿笨拙而简陋，让人想到
远古。由于头戴面具，唱出的声音低哑不清，也像几百年前传来。有一重头唱段，
由傩班的领班亲自完成。这是一位瘦小的老者，竟毫不化妆，也无面具，只穿今日
农民的寻常衣衫，在浑身披挂的演员们中间安稳坐下，戴上老花眼镜，一手拿一只
新式保暖杯，一手翻开一个绵纸唱本，咿咿呀呀唱将起来。全台演员依据他的唱词
而动作，极似木偶。这种演法，粗陋之极，也自由之极。既会让现代戏剧家嘲笑，
也会让现代戏剧家惊讶。
平心而论，演出极不好看。许多研究者写论文盛赞其艺术高超，我只能对之抱
歉。演者全非专业，平日皆是农民、工匠，荒疏长久，匆促登台，腿脚生硬，也只
能如此了。演者中有不少年轻人，应是近年刚刚着手。估计是在国内外考察者来过
之后，才走进傩仪队伍中来的。本来血气方刚、手脚灵便的他们，来学这般稚拙动
作，看来更是牵强。就年龄论，他们应是我小学同学的儿子一辈。
演至半夜，休息一阵，演者们到祠堂边的小屋中吃“腰台”。“腰台”亦即夜
宵，是村民对他们的犒赏。屋中摆开三桌，每桌中间置一圆底锅，锅内全是白花花
的肥肉片，厚厚一层油腻浮在上面。再也没有其他菜肴，围着圆锅的是十只瓷酒杯，
一小坛自酿烧酒已经开盖。
据说，吃完“腰台”，他们要演到天亮。从日落演到日出，谓之“两头红”，
颇为吉利。
我已浑身发困，陪不下去了，约着几位同行者，离开了村子。住地离这里很远，
我们要走一程长长的山路。走着走着，我越来越疑惑：刚才经历的，太像一个梦。
四
翻过一个山岙，我们突然被一排火光围困。
又惊又惧，只得走近前去。拦径者一律山民打扮，举着松明火把，照着一条纸
扎的龙。见到了我们，也不打招呼，只是大幅度地舞动起来，使我们不解其意，不
知所措。舞完一段，才有一位站出，用难懂的土音大声说道：“听说外来的客人到
那个村子看傩去了，我们村也有，为什么不去？我们在这里等候多时！”
我们惶恐万分，只得柔声解释，说现在已是深更半夜，身体困乏，不能再去。
山民认真地打量着我们，最后终于提出条件，要我们站在这里，再看他们好好舞一
回。
那好吧，我们静心观看。在这漆黑的深夜，在这阒无人迹的山坳间，看着火把
的翻滚，看着举火把的壮健的手和满脸亮闪闪的汗珠，倒实在是一番雄健的美景，
我们由衷地鼓起掌来。掌声方落，舞蹈也停，也不道再见，那火把，那纸龙，全都
迤逦而去，顷刻消失在群兽般的山林中。
更像是梦，唯有鼻子还能嗅到刚刚燃过的松香味，信其为真。
我实在被这些梦困扰了。直到今天，仍然解脱不得。山村，一个个山村，重新
延续起傩祭傩戏，这该算是一件什么样的事端？真诚倒也罢了，谁也改变不了民众
真诚的作为；但那些戴着面具的青年农民，显然已不会真诚。文化，文化！难道为
了文化学者们的考察兴趣，就让他们长久地如此跳腾？我的校长，您是不是把您的
这一事业，稍稍做得太大了一点？
或许，也真是我们民族的自我复归和自我确认？那么，几百年的踉跄路程，竟
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相对于我们的祖先，总要摆脱一些什么吧？或许，我们过去摆脱得过于
鲁莽，在这里才找到了摆脱的起点？要是这样，我们还要走一段多么可怕的长程。
傩祭傩戏中，确有许多东西，可以让我们追索属于我们的古老灵魂。但是，这
种追索的代价，是否过于沉重？
前不久接到美国夏威夷大学的一封来信，说他们的刊物将发表我考察傩的一篇
论文。我有点高兴，但又像做错了什么。我如此热情地向国外学术界报告着中国傩
的种种特征，但在心底却又矛盾地珍藏着童年时的那个月夜，躲在草垛后面，用明
净的心对着明净的天，痴想着月球的旋转和风的形成。
我的校长！真想再找到您，吐一吐我满心的疑问。
--选自《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上海１９９２年
傩（音nuó－－输入者注），一个奇奇怪怪的字，许多文化程度不低的人也不
认识它。它早已进入生僻字的行列，不定什么时候，还会从现代青年的知识词典中
完全消失。
然而，这个字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关系实在太深太远了。如果我们把目光稍稍从
宫廷史官们的笔端离开，那么，山南海北的村野间都会隐隐升起这个神秘的字：傩。
傩在训诂学上的假借、转义过程，说来太烦。它的普通意义，是指人们在特定
季节驱逐疫鬼的祭仪。人们埋头劳作了一年，到岁尾岁初，要抬起头来与神对对话
了。要扭动一下身子，自己乐一乐，也让神乐一乐了。要把讨厌的鬼疫，狠狠地赶
一赶了。对神，人们既有点谦恭畏惧，又不想失去自尊，表情颇为难做，干脆戴上
面具，把人、神、巫、鬼搅成一气，在浑浑沌沌中歌舞呼号，简直分不清是对上天
的祈求，还是对上天的强迫。反正，肃穆的朝拜气氛是不存在的，涌现出来的是一
股蛮赫的精神狂潮：鬼，去你的吧！神，你看着办吧！汉代，一次傩祭是牵动朝野
上下的全民性活动，主持者和演出者数以百计，皇帝、大臣、一品至六品的官员都
要观看，市井百姓也允许参加。
宋代，一次这样的活动已有千人以上参加，观看时的气氛则是山呼海动。
明代，傩戏演出时竟出现过万余人齐声呐喊的场面。
……
若要触摸中华民族的精神史，哪能置傩于不顾呢？
法国现代学者乔治·杜梅吉尔（ＧｅｏｒｇｅｓＤｕｍｅ＇ｚｉｌ）提出过印
欧古代文明的三元（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ｅ）结构模式，以古代印度、欧洲神话中不
约而同地存在着主神、战神、民事神作为印证。他认为这种三元结构在中国不存在，
这似乎成了不可动摇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略为关注一下傩神世界，很快就发现那
里有宫廷傩、军傩、乡人傩，分别与主神、战神、民事神隐隐对应着。傩，潜伏着
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几个文明侧面。
时间已流逝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傩事究竟如何了呢？平心而论，几年前刚听
到目前国内许多地方还保留着完好的傩仪活动时，我是大吃一惊的。我有心把它当
作一件自己应该关注的事来对待，好好花点功夫。
１９８７年２月，春节刚过，我挤上非常拥挤的长途汽车，向安徽贵池山区出
发。据说，那里傩事挺盛。
二
从上海走向傩，毕竟有漫长的距离。田野在车窗外层层卷去，很快就卷出了它
的本色。水泥围墙、电线杆确实不少，但它们仿佛竖得有点冷清；只要是农民自造
的新屋，便立即浑身土艳，与大地抱在一起，亲亲热热。兀地横过一条柏油路，让
人眼睛一亮，但四周一看，它又不太合群。包围着它的是延绵不绝的土墙、泥丘、
浊沟、小摊、店招。当日的标语已经刷去，新贴上去的对联钩连着一个世纪前的记
忆。路边有几个竹棚干着“打气补胎”的行当，不知怎么却写成了“打胎补气”。
汽车一站站停去，乘客在不断更替。终于，到九华山进香的妇女成了车中的主
体。她们高声谈论，却不敢多看窗外。窗外，步行去九华山的人们慢慢地走着，他
们远比坐车者虔诚。
这块灰黄的土地，怎么这样固执呢？固执得如此不合时宜。它慢条斯理地承受
过一次次现代风暴，又依然款款地展露着自己苍老野拙的面容。坟丘在一圈圈增加，
纸幡飘飘，野烧隐隐；下一代闯荡一阵、焦躁一阵，很快又雕满木讷的皱纹。路边
墙上画着外国电影的海报，而我耳边，已响起傩祭的鼓声……
这鼓声使我回想起３０多年前。一天，家乡的道士正躲在一处做法事。乐声悦
耳，礼仪彬彬，头戴方帽的道士在为一位客死异地的乡人招魂。他报着亡灵返归的
沿途地名，祈求这些地方的冥官放其通行。突然，道士身后涌出一群人，是小学的
校长带着一批学生。他们麻利地没收了全部招魂用具，厉声勒令道士到村公所听训。
围观的村民被这个场面镇住了，那天傍晚吃晚饭的时候，几乎一切有小学生的家庭
都发生了两代间的争论。父亲拍着筷子追打孩子，孩子流着眼泪逃出门外，三五成
群地躲在草垛后面，想着课本上的英雄，记着老师的嘱咐，饿着肚子对抗迷信。月
亮上来了，夜风正紧，孩子们抬头看看，抱紧双肩，心中比夜空还要明净：老师说
了，这是月球，正围着地球在转；风，空气对流而成。
我实在搞不清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使我小学的同学们，今天重又陷入宗教性
的精神困顿。
我只知道一个事实：今天要去看的贵池傩仪傩戏，之所以保存得比较完好，却
要归功于一位小学校长。
也是小学校长！
我静下心来，闭目细想，把我们的小学校长与他合成一体。我仿佛看见，这位
老人在捉了许多次道士、讲了无数遍自然、地理、历史课之后，终于皱着眉头品味
起身边的土地。接连的灾祸，犟韧的风俗，使他重新去捧读一本本史籍。熬过了许
多不眠之夜，他慢吞吞地从语文讲义后抽出几张白纸，走出门外，开始记录农民的
田歌、俗谚，最后，犹豫再三，他敲响了早已改行的道士家的木门。
但是，我相信这位校长，他绝不会出尔反尔，再去动员道士张罗招魂的典仪。
他坐在道士身边听了又听，选了又选，然后走进政府机关大门，对惊讶万分的干部
们申述一条条的理由，要求保存傩文明。这种申述十分艰难，直到来自国外的文化
考察者的来访，直到国内著名学者也来挨家挨户地打听，他的理由才被大体澄清。
于是，我也终于听到了有关傩的公开音讯。
三
单调的皮筒鼓响起来了。
山村不大，村民们全朝鼓声涌去，那是一个陈旧的祠堂。灰褐色的梁柱上新贴
着驱疫祈福的条幅，正面有一高台，傩戏演出已经开场。
开始是傩舞，一小段一小段的。这是在请诸方神灵，请来的神也是人扮的，戴
着面具，踏着锣鼓声舞蹈一回，算是给这个村结下了交情。神灵中有观音、魁星、
财神、判官，也有关公。村民们在台下一一辨认妥当，觉得一年中该指靠的几位都
来了，心中便觉安定。于是再来一段《打赤鸟》，赤鸟象征着天灾；又来一段《关
公斩妖》，妖魔有着极广泛的含义。其中有一个妖魔被追，竟逃下台来，冲出祠堂，
观看的村民哄然起身，也一起冲出祠堂紧追不舍。一直追到村口，那里早有人燃起
野烧，点响一串鞭炮，终于把妖魔逐出村外。村民们抚掌而笑，又闹哄哄地涌回祠
堂，继续观看。
如此来回折腾一番，演出舞台已延伸为整个村子，所有的村民都已裹卷其间，
仿佛整个村子都在齐心协力地集体驱妖。火光在月色下闪动，鞭炮一次次窜向夜空，
确也气势夺人。在村民们心间，小小的舞台只点了一下由头，全部祭仪铺展得很大。
他们在祭天地、日月、山川、祖宗，空间限度和时间限度都极其广阔，祠堂的围墙
形同虚设。
接下来是演几段大戏。有的注重舞，有的注重唱。舞姿笨拙而简陋，让人想到
远古。由于头戴面具，唱出的声音低哑不清，也像几百年前传来。有一重头唱段，
由傩班的领班亲自完成。这是一位瘦小的老者，竟毫不化妆，也无面具，只穿今日
农民的寻常衣衫，在浑身披挂的演员们中间安稳坐下，戴上老花眼镜，一手拿一只
新式保暖杯，一手翻开一个绵纸唱本，咿咿呀呀唱将起来。全台演员依据他的唱词
而动作，极似木偶。这种演法，粗陋之极，也自由之极。既会让现代戏剧家嘲笑，
也会让现代戏剧家惊讶。
平心而论，演出极不好看。许多研究者写论文盛赞其艺术高超，我只能对之抱
歉。演者全非专业，平日皆是农民、工匠，荒疏长久，匆促登台，腿脚生硬，也只
能如此了。演者中有不少年轻人，应是近年刚刚着手。估计是在国内外考察者来过
之后，才走进傩仪队伍中来的。本来血气方刚、手脚灵便的他们，来学这般稚拙动
作，看来更是牵强。就年龄论，他们应是我小学同学的儿子一辈。
演至半夜，休息一阵，演者们到祠堂边的小屋中吃“腰台”。“腰台”亦即夜
宵，是村民对他们的犒赏。屋中摆开三桌，每桌中间置一圆底锅，锅内全是白花花
的肥肉片，厚厚一层油腻浮在上面。再也没有其他菜肴，围着圆锅的是十只瓷酒杯，
一小坛自酿烧酒已经开盖。
据说，吃完“腰台”，他们要演到天亮。从日落演到日出，谓之“两头红”，
颇为吉利。
我已浑身发困，陪不下去了，约着几位同行者，离开了村子。住地离这里很远，
我们要走一程长长的山路。走着走着，我越来越疑惑：刚才经历的，太像一个梦。
四
翻过一个山岙，我们突然被一排火光围困。
又惊又惧，只得走近前去。拦径者一律山民打扮，举着松明火把，照着一条纸
扎的龙。见到了我们，也不打招呼，只是大幅度地舞动起来，使我们不解其意，不
知所措。舞完一段，才有一位站出，用难懂的土音大声说道：“听说外来的客人到
那个村子看傩去了，我们村也有，为什么不去？我们在这里等候多时！”
我们惶恐万分，只得柔声解释，说现在已是深更半夜，身体困乏，不能再去。
山民认真地打量着我们，最后终于提出条件，要我们站在这里，再看他们好好舞一
回。
那好吧，我们静心观看。在这漆黑的深夜，在这阒无人迹的山坳间，看着火把
的翻滚，看着举火把的壮健的手和满脸亮闪闪的汗珠，倒实在是一番雄健的美景，
我们由衷地鼓起掌来。掌声方落，舞蹈也停，也不道再见，那火把，那纸龙，全都
迤逦而去，顷刻消失在群兽般的山林中。
更像是梦，唯有鼻子还能嗅到刚刚燃过的松香味，信其为真。
我实在被这些梦困扰了。直到今天，仍然解脱不得。山村，一个个山村，重新
延续起傩祭傩戏，这该算是一件什么样的事端？真诚倒也罢了，谁也改变不了民众
真诚的作为；但那些戴着面具的青年农民，显然已不会真诚。文化，文化！难道为
了文化学者们的考察兴趣，就让他们长久地如此跳腾？我的校长，您是不是把您的
这一事业，稍稍做得太大了一点？
或许，也真是我们民族的自我复归和自我确认？那么，几百年的踉跄路程，竟
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相对于我们的祖先，总要摆脱一些什么吧？或许，我们过去摆脱得过于
鲁莽，在这里才找到了摆脱的起点？要是这样，我们还要走一段多么可怕的长程。
傩祭傩戏中，确有许多东西，可以让我们追索属于我们的古老灵魂。但是，这
种追索的代价，是否过于沉重？
前不久接到美国夏威夷大学的一封来信，说他们的刊物将发表我考察傩的一篇
论文。我有点高兴，但又像做错了什么。我如此热情地向国外学术界报告着中国傩
的种种特征，但在心底却又矛盾地珍藏着童年时的那个月夜，躲在草垛后面，用明
净的心对着明净的天，痴想着月球的旋转和风的形成。
我的校长！真想再找到您，吐一吐我满心的疑问。
--选自《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上海１９９２年
狼山在南通县境内，并不高，也并不美。我去狼山，是冲着它的名字去的。
在富庶平展的江淮平原上，各处风景大多都顶着一个文绉绉的名称。历代文士
为起名字真是绞尽了脑汁，这几乎成了中国文化中一门独特的学问。《红楼梦》中
贾政要贾宝玉和一群清客为新建的大观园中各种景致起名题匾，闹得紧张万分，其
实，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干过这种营生。再贫陋的所在，只要想一个秀雅的名称出来，
也会顿生风光。名号便是一切，实质可以忽略不计，这便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毛病之
一。记得鲁迅说过，只要翻开任何一部县志，总能找到该县的八景或十景，实在没
有景致了，也可想出“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的名目，于
是，一个荒村、一所破庙、一口老井，也都成了名胜。这个县，立即变得古风蕴藉、
文气沛然、不必再有长进。鲁迅激愤地说，这种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
身，其势力不在亡国病菌之下。
我愿意把事情说得平和一点。起点名字本也无妨，便于人们寻访和辨认，但一
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自然的最美处，正在于人的
思维和文字难于框范的部分。让它们留住一点虎虎生气，交给人们一点生涩和敬畏，
远比抱着一部《康熙字典》把它们一一收纳，有意思得多。
早就这么想着，突然看到千里沃野间愣头愣脑冒出一座狼山，不禁精神一振。
这个名字，野拙而狞厉，像故意要与江淮文明开一个玩笑。
起这个名的由头，有人说是因为山形像狼，有人说是因为很早以前这里曾有白
狼出没。不管什么原因吧，我只知道，就在很早以前，人们已受不住这个名字。宋
代淳化年间，当地官僚终于把它改成“琅山”。幸亏后来又被改了回来，如果仍叫
琅山，那多没劲。
狼山蹲在长江边上。长江走了那么远的路，到这里快走完了，即将入海。江面
在这里变得非常宽阔，渺渺茫茫看不到对岸。长江一路上曾穿过多少崇山峻岭，在
这里划一个小小的句点。狼山对于长江，是欢送，是告别，它要归结一下万里长江
的不羁野性，因而把自已的名字也喊得粗鲁非凡。
狼山才一百多米高，实在是山中小弟，但人们一旦登上山顶，看到南边脚下是
浩荡江流，北边眼底是无垠平川，东边远处是迷［氵蒙］的大海，立即会觉得自己
是在俯视着大半个世界。狼山没有云遮雾障的仙气，没有松石笔立的风骨，只有开
阔和实在，造物主在这不再布置奇巧的花样，让你明明净净地鸟瞰一个现实世界的
寻常模样。
我想，长江的流程也像人的一生，在起始阶段总是充满着奇瑰和险峻，到了即
将了结一生的晚年，怎么也得走向平缓和实在。
２
游玩狼山不消很多时间，我倒是在山脚下盘桓长久。那里有一些文人的遗迹，
使小小的狼山加重了分量，使万里长江在入海前再发一声浩叹。
狼山东麓有“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墓。恕我孤陋寡闻，我原先并不知道他
的墓在这里。那天，随着稀疏的几个游人，信步漫走，突然看到一座冷僻的坟墓，
墓碑上赫然刻着五字：“唐骆宾王墓”。历史名人的墓见过不少，但一见他的墓，
我不由大吃一惊。
略知唐代文事的人都能理解我的吃惊。骆宾王的归宿，历来是一个玄秘的谜。
武则天统治时期，这位据说早在幼年就能赋诗的文学天才投笔从戎，帮助徐敬业起
兵讨伐武则天。他写过一篇著名的《讨武［上明下空］檄》，雄文劲采，痛快淋漓。
连武则天读了，也惊叹不已。徐敬业终于失败，骆宾王便不知去向。有人说他已经
被杀，有人说他出家做了和尚，都没有确实凭证。他像一颗瞬息即逝的彗星，引得
人们长久地关注着他的去路。怎么，猜测了一千多年，他竟躲在这里？
对于骆宾王的归宿，我倾向于做和尚一说。当然拿不出考证材料，全是被早年
听到过的一个故事感染的。
这个故事说，在骆宾王事败失踪后的许多年，一天，一位叫宋之问的诗人到杭
州灵隐寺游览。夜间，他就借宿在灵隐寺里。宋之问看着月色下寂静的寺院，寺前
黑黝黝的奇峰，产生了写诗的冲动。他沉思再三，吟出了这样两句：“鹫岭郁［上
山下召］［山尧］，龙宫隐寂寥”。下面呢？他一时滞塞，怎么也接不上去了，只
是苦苦在殿阙间徘徊，不断地重复着这两句，不知不觉间步进了一个禅堂。
突然，一个苍老而洪亮的声音从耳边响起：“这位少年，深夜不眠，还在作诗？”
宋之问连忙抬头，只见一们须眉皓白的老僧正在上方端坐，抖抖瑟瑟的长明灯把他
的身影照得十分巨大。
宋之问心想僧侣中不乏诗中高手，便把已作的两句读给他听，并说自己正诗思
枯塞。老僧听罢，立即朗声说道：“何不接这样两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宋之问一听着实一惊，这是多好的诗句啊，远远高出于自己的水平”他在惶惑
中赶紧谢别，后面的诗句也就源源而来。他这首诗的全文是这样的：
鹫岭郁［上山下召］［山尧］，龙宫隐寂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
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夙龄
尚遐异，搜对烦涤嚣。待入天台路，看君度石桥。
方家一眼就可看出，这是一首平庸之作，总体诗格不高，宋之问毕竟只是一个
小诗人。但是，“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两句，确实器宇不凡，在全诗中很觉
嘱目。
宋之问第二天醒来，想起昨夜遭遇，似梦似真。赶到禅堂一看，早已空寂无人。
找到一个正在扫地的小和尚，死缠死磨地问了半天，小和尚才把嘴凑到他的耳朵边
轻声告诉他：“这就是骆宾王！令天一早，他又到别处云游去了。”
这个故事很能使得后代文人神迷心醉。这们从乱军中逃命出来的文学天才躲进
了禅堂，在佛号经卷间打发着漫长的岁月，直至须发俱白。但是，艺术的天分并未
因此而圆寂，勃郁的诗情一有机遇就会随口喷出。政事、兵刀、讨伐、败灭阻遏了
他的创造，只落得这们名播九州的巨子隐名埋姓、东奔西藏。中国文学史在战乱中
断了一截，在禅堂中毁了几章。留下了数不清的宋之问，在写写弄弄，吟吟唱唱。
更有魅力的是，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大可怀疑。宋之问那夜遇到的，很可能是另
一个大诗人。如果是这样，那么，故事中的骆宾王就成了一大批中国文学天才的
“共名”。
但是，我们仍然不妨设想，骆宾王自觉那一夜因一时莽撞漏了嘴，第二天一早
又踏上了新的旅程。年老体衰走不得远路了，行行止止，最后选中了长江和狼山，
静静地在那里终结了波涌浪卷的一生。我相信，文学大师临江而立时所产生的文思
是极其灿烂的，但他不愿再像那天晚上随口吐露，只留下让人疑惑的一座孤坟。坟
近长江入海处，这或许正是他全部文思的一种凝聚，一种表征。
据《通州志》记载，骆宾王的墓确实在这里，只不过与现在的坟地还有一点距
离。二百四十年前，人们在一个叫黄泥口的地方发现一［扌不］浸水的黄土，掘得
石碑半截，上有残损的“唐骆”二字，证之《通州志》，判定这便是文学大师的丧
葬之地。于是稍作迁移，让它近傍狼山，以便游观凭吊。
３
狼山脚下还有另一座墓，气派大得多了，墓主是清末状元张謇。
张謇中状元是一八九四年，离一九０五年中国正式废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只
有十年，因此，他也是终结性的人物之一，就像终结长江的狼山。
中国科举，是历代知识分子恨之咒之、而又求之依之的一脉长流。中国文人生
命史上的升沉荣辱，大多与它相关。一切精明的封建统治者对这项制度都十分重视。
《唐摭言》记，唐太宗在宫门口看见新科进士缀行而出，曾高兴地说：“天下的英
雄，入吾彀中矣。”一代代知识分子的最高期望，就是通过科举的桥梁抵达帝王的
‘彀中’。骆宾王所讨伐的武则天也很看重科举，还亲自在洛城殿考试举人。科举
制度实在是中国封建统治结构中一个极高明的部位，它如此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又
如此精巧地把社会竞争挑逗起来，纳入封建政治机制。时间一长，它也就塑造了一
种独特的科举人格，在中国文人心底代代遗传。可以设想，要是骆宾王讨伐武则天
成功了，只要新的帝王不废弃科举，中国文人的群体性道路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改观。
这事情，拖拖拉拉千余年，直到张謇才临近了结。张謇中状元时四十一岁，已
经感受到大量与科举制度全然背逆的历史信息。他实在不错，绝不做“状元”名号
的殉葬品，站在万人羡慕的顶端上极目了望，他看到了大海的湛蓝。
只有在南通，在狼山，才望得到大海。只有在长江边上，才能构成对大海的渴
念。面壁数十载的双眼已经有点昏花，但作为一个纯正的文人，他毕竟看到了世纪
的暖风在远处吹拂，新时代的文明五光十色，强胜弱灭。
我们记忆得，如果那个故事成立，千年前的骆宾王随口吐出过“楼观沧海日，
门对浙江潮”的诗句；如果是宋之问自己写的，或者是别的诗人帮着写的，也同样
可以证明中国古代文人对大海的依稀企盼。这番千古幽情，现在要由张謇来实现了。
他正站在狼山山顶，山顶上，有一幅石刻对联：
登高一呼，山鸣谷应；举目四顾，海阔天空。
于是，他下得山来，着手办纱厂、油厂、冶铁厂、垦牧公司、轮埠公司，又办
师范、职业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剧场、医院、气象台，把狼山脚下搞成
一块近代气息甚浓的绿洲。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他这一宏伟实验的种种遗址。
一个状元，风风火火地办成了这一大串事，这实在是中国历史的Ｐａｒａｄｏ
ｘ－－我只能动用这个很难翻译的英语词汇了，义近反论、悖论、佯谬吧。其实，
张謇的Ｐａｒａｄｏｘ受到了大时代的许诺，他终于以自己的行动昭示：真正的中
国文人本来就蕴藏科举之外的蓬勃生命。
张謇的事业未能彻底成功。他的力量不大，登高一呼未必山鸣谷应；他的眼光
有限，举目四顾也不能穷尽海阔天空。他还是被近代中国的政治风波、经济漩涡所
淹没，狼山脚下的文明局面，未能大幅度向四周伸拓。但是，他总的来说还应该算
是成功者，他的墓地宽大而堂皇，树影茂密，花卉绚丽，真会让一［扌不］黄土之
下的骆宾王羡煞。
４
不管怎样，长江经过狼山，该入海了。
狼山离入海口还有一点距离，真正的入海口在上海，现代中国文人的命运才会
受到更严峻的选择和考验。
如果有谁气吐万汇，要跨时代地写一部中国文人代代更替的史诗，那么我想，
这部史诗比较合适的终结地应该是上海。那里，每天出现着《子夜》式的风化，处
处可闻张爱玲式的惋叹。最后一代传统文人，终于在街市间消亡。
汽笛声声，海船来了又去了，来去都是满载。狼山脚下的江流，也随之奔走得
更加忙碌，奔向大海，奔向大海。
汽笛声声，惊破了沿途无数坟地的宁静。
录自《文化苦旅》
在富庶平展的江淮平原上，各处风景大多都顶着一个文绉绉的名称。历代文士
为起名字真是绞尽了脑汁，这几乎成了中国文化中一门独特的学问。《红楼梦》中
贾政要贾宝玉和一群清客为新建的大观园中各种景致起名题匾，闹得紧张万分，其
实，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干过这种营生。再贫陋的所在，只要想一个秀雅的名称出来，
也会顿生风光。名号便是一切，实质可以忽略不计，这便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毛病之
一。记得鲁迅说过，只要翻开任何一部县志，总能找到该县的八景或十景，实在没
有景致了，也可想出“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的名目，于
是，一个荒村、一所破庙、一口老井，也都成了名胜。这个县，立即变得古风蕴藉、
文气沛然、不必再有长进。鲁迅激愤地说，这种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
身，其势力不在亡国病菌之下。
我愿意把事情说得平和一点。起点名字本也无妨，便于人们寻访和辨认，但一
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自然的最美处，正在于人的
思维和文字难于框范的部分。让它们留住一点虎虎生气，交给人们一点生涩和敬畏，
远比抱着一部《康熙字典》把它们一一收纳，有意思得多。
早就这么想着，突然看到千里沃野间愣头愣脑冒出一座狼山，不禁精神一振。
这个名字，野拙而狞厉，像故意要与江淮文明开一个玩笑。
起这个名的由头，有人说是因为山形像狼，有人说是因为很早以前这里曾有白
狼出没。不管什么原因吧，我只知道，就在很早以前，人们已受不住这个名字。宋
代淳化年间，当地官僚终于把它改成“琅山”。幸亏后来又被改了回来，如果仍叫
琅山，那多没劲。
狼山蹲在长江边上。长江走了那么远的路，到这里快走完了，即将入海。江面
在这里变得非常宽阔，渺渺茫茫看不到对岸。长江一路上曾穿过多少崇山峻岭，在
这里划一个小小的句点。狼山对于长江，是欢送，是告别，它要归结一下万里长江
的不羁野性，因而把自已的名字也喊得粗鲁非凡。
狼山才一百多米高，实在是山中小弟，但人们一旦登上山顶，看到南边脚下是
浩荡江流，北边眼底是无垠平川，东边远处是迷［氵蒙］的大海，立即会觉得自己
是在俯视着大半个世界。狼山没有云遮雾障的仙气，没有松石笔立的风骨，只有开
阔和实在，造物主在这不再布置奇巧的花样，让你明明净净地鸟瞰一个现实世界的
寻常模样。
我想，长江的流程也像人的一生，在起始阶段总是充满着奇瑰和险峻，到了即
将了结一生的晚年，怎么也得走向平缓和实在。
２
游玩狼山不消很多时间，我倒是在山脚下盘桓长久。那里有一些文人的遗迹，
使小小的狼山加重了分量，使万里长江在入海前再发一声浩叹。
狼山东麓有“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墓。恕我孤陋寡闻，我原先并不知道他
的墓在这里。那天，随着稀疏的几个游人，信步漫走，突然看到一座冷僻的坟墓，
墓碑上赫然刻着五字：“唐骆宾王墓”。历史名人的墓见过不少，但一见他的墓，
我不由大吃一惊。
略知唐代文事的人都能理解我的吃惊。骆宾王的归宿，历来是一个玄秘的谜。
武则天统治时期，这位据说早在幼年就能赋诗的文学天才投笔从戎，帮助徐敬业起
兵讨伐武则天。他写过一篇著名的《讨武［上明下空］檄》，雄文劲采，痛快淋漓。
连武则天读了，也惊叹不已。徐敬业终于失败，骆宾王便不知去向。有人说他已经
被杀，有人说他出家做了和尚，都没有确实凭证。他像一颗瞬息即逝的彗星，引得
人们长久地关注着他的去路。怎么，猜测了一千多年，他竟躲在这里？
对于骆宾王的归宿，我倾向于做和尚一说。当然拿不出考证材料，全是被早年
听到过的一个故事感染的。
这个故事说，在骆宾王事败失踪后的许多年，一天，一位叫宋之问的诗人到杭
州灵隐寺游览。夜间，他就借宿在灵隐寺里。宋之问看着月色下寂静的寺院，寺前
黑黝黝的奇峰，产生了写诗的冲动。他沉思再三，吟出了这样两句：“鹫岭郁［上
山下召］［山尧］，龙宫隐寂寥”。下面呢？他一时滞塞，怎么也接不上去了，只
是苦苦在殿阙间徘徊，不断地重复着这两句，不知不觉间步进了一个禅堂。
突然，一个苍老而洪亮的声音从耳边响起：“这位少年，深夜不眠，还在作诗？”
宋之问连忙抬头，只见一们须眉皓白的老僧正在上方端坐，抖抖瑟瑟的长明灯把他
的身影照得十分巨大。
宋之问心想僧侣中不乏诗中高手，便把已作的两句读给他听，并说自己正诗思
枯塞。老僧听罢，立即朗声说道：“何不接这样两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宋之问一听着实一惊，这是多好的诗句啊，远远高出于自己的水平”他在惶惑
中赶紧谢别，后面的诗句也就源源而来。他这首诗的全文是这样的：
鹫岭郁［上山下召］［山尧］，龙宫隐寂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
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夙龄
尚遐异，搜对烦涤嚣。待入天台路，看君度石桥。
方家一眼就可看出，这是一首平庸之作，总体诗格不高，宋之问毕竟只是一个
小诗人。但是，“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两句，确实器宇不凡，在全诗中很觉
嘱目。
宋之问第二天醒来，想起昨夜遭遇，似梦似真。赶到禅堂一看，早已空寂无人。
找到一个正在扫地的小和尚，死缠死磨地问了半天，小和尚才把嘴凑到他的耳朵边
轻声告诉他：“这就是骆宾王！令天一早，他又到别处云游去了。”
这个故事很能使得后代文人神迷心醉。这们从乱军中逃命出来的文学天才躲进
了禅堂，在佛号经卷间打发着漫长的岁月，直至须发俱白。但是，艺术的天分并未
因此而圆寂，勃郁的诗情一有机遇就会随口喷出。政事、兵刀、讨伐、败灭阻遏了
他的创造，只落得这们名播九州的巨子隐名埋姓、东奔西藏。中国文学史在战乱中
断了一截，在禅堂中毁了几章。留下了数不清的宋之问，在写写弄弄，吟吟唱唱。
更有魅力的是，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大可怀疑。宋之问那夜遇到的，很可能是另
一个大诗人。如果是这样，那么，故事中的骆宾王就成了一大批中国文学天才的
“共名”。
但是，我们仍然不妨设想，骆宾王自觉那一夜因一时莽撞漏了嘴，第二天一早
又踏上了新的旅程。年老体衰走不得远路了，行行止止，最后选中了长江和狼山，
静静地在那里终结了波涌浪卷的一生。我相信，文学大师临江而立时所产生的文思
是极其灿烂的，但他不愿再像那天晚上随口吐露，只留下让人疑惑的一座孤坟。坟
近长江入海处，这或许正是他全部文思的一种凝聚，一种表征。
据《通州志》记载，骆宾王的墓确实在这里，只不过与现在的坟地还有一点距
离。二百四十年前，人们在一个叫黄泥口的地方发现一［扌不］浸水的黄土，掘得
石碑半截，上有残损的“唐骆”二字，证之《通州志》，判定这便是文学大师的丧
葬之地。于是稍作迁移，让它近傍狼山，以便游观凭吊。
３
狼山脚下还有另一座墓，气派大得多了，墓主是清末状元张謇。
张謇中状元是一八九四年，离一九０五年中国正式废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只
有十年，因此，他也是终结性的人物之一，就像终结长江的狼山。
中国科举，是历代知识分子恨之咒之、而又求之依之的一脉长流。中国文人生
命史上的升沉荣辱，大多与它相关。一切精明的封建统治者对这项制度都十分重视。
《唐摭言》记，唐太宗在宫门口看见新科进士缀行而出，曾高兴地说：“天下的英
雄，入吾彀中矣。”一代代知识分子的最高期望，就是通过科举的桥梁抵达帝王的
‘彀中’。骆宾王所讨伐的武则天也很看重科举，还亲自在洛城殿考试举人。科举
制度实在是中国封建统治结构中一个极高明的部位，它如此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又
如此精巧地把社会竞争挑逗起来，纳入封建政治机制。时间一长，它也就塑造了一
种独特的科举人格，在中国文人心底代代遗传。可以设想，要是骆宾王讨伐武则天
成功了，只要新的帝王不废弃科举，中国文人的群体性道路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改观。
这事情，拖拖拉拉千余年，直到张謇才临近了结。张謇中状元时四十一岁，已
经感受到大量与科举制度全然背逆的历史信息。他实在不错，绝不做“状元”名号
的殉葬品，站在万人羡慕的顶端上极目了望，他看到了大海的湛蓝。
只有在南通，在狼山，才望得到大海。只有在长江边上，才能构成对大海的渴
念。面壁数十载的双眼已经有点昏花，但作为一个纯正的文人，他毕竟看到了世纪
的暖风在远处吹拂，新时代的文明五光十色，强胜弱灭。
我们记忆得，如果那个故事成立，千年前的骆宾王随口吐出过“楼观沧海日，
门对浙江潮”的诗句；如果是宋之问自己写的，或者是别的诗人帮着写的，也同样
可以证明中国古代文人对大海的依稀企盼。这番千古幽情，现在要由张謇来实现了。
他正站在狼山山顶，山顶上，有一幅石刻对联：
登高一呼，山鸣谷应；举目四顾，海阔天空。
于是，他下得山来，着手办纱厂、油厂、冶铁厂、垦牧公司、轮埠公司，又办
师范、职业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剧场、医院、气象台，把狼山脚下搞成
一块近代气息甚浓的绿洲。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他这一宏伟实验的种种遗址。
一个状元，风风火火地办成了这一大串事，这实在是中国历史的Ｐａｒａｄｏ
ｘ－－我只能动用这个很难翻译的英语词汇了，义近反论、悖论、佯谬吧。其实，
张謇的Ｐａｒａｄｏｘ受到了大时代的许诺，他终于以自己的行动昭示：真正的中
国文人本来就蕴藏科举之外的蓬勃生命。
张謇的事业未能彻底成功。他的力量不大，登高一呼未必山鸣谷应；他的眼光
有限，举目四顾也不能穷尽海阔天空。他还是被近代中国的政治风波、经济漩涡所
淹没，狼山脚下的文明局面，未能大幅度向四周伸拓。但是，他总的来说还应该算
是成功者，他的墓地宽大而堂皇，树影茂密，花卉绚丽，真会让一［扌不］黄土之
下的骆宾王羡煞。
４
不管怎样，长江经过狼山，该入海了。
狼山离入海口还有一点距离，真正的入海口在上海，现代中国文人的命运才会
受到更严峻的选择和考验。
如果有谁气吐万汇，要跨时代地写一部中国文人代代更替的史诗，那么我想，
这部史诗比较合适的终结地应该是上海。那里，每天出现着《子夜》式的风化，处
处可闻张爱玲式的惋叹。最后一代传统文人，终于在街市间消亡。
汽笛声声，海船来了又去了，来去都是满载。狼山脚下的江流，也随之奔走得
更加忙碌，奔向大海，奔向大海。
汽笛声声，惊破了沿途无数坟地的宁静。
录自《文化苦旅》
恕我直言，在我到过的省会中，南昌算是不太好玩的一个。幸好它的郊外还有
个青云谱。
青云谱原是个道院，主持者当然是个道士，但原先他却做过十多年和尚，做和
尚之前他还年轻，是堂堂明朝王室的后裔。不管他的外在身分如何变化，历史留下
了他的个最根本的身分：十七世纪晚期中国的杰出画家。
他叫朱耷，又叫八大山人、雪个等，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后
代。在朱耷出生前二二三年，朱权被封于南昌，这便是青云谱出现在南昌郊外的远
期原因。朱权也是一个全能的艺术家，而且也信奉道家，这都与二百多年后的朱耷
构成了一种神奇的遥相呼应，但可怜的朱耷已面临着朱家王朝的最后覆没，只能或
僧或道，躲在冷僻的地方逃避改朝换代后的政治风雨，用画笔来营造一个孤独的精
神小天地了。说起来，处于大明王朝鼎盛时代的朱权也是躲避过的，他因事见疑于
明成祖，便躲在自筑的“精庐”中抚琴玩曲。但相比之下，朱耷的躲避显然是更绝
望、更凄楚，因而也更值得后人品味了。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院落，能给中国艺术史提供那么多的触目的孤傲？我带着
这些问题去寻找青云谱，没想到青云谱竟相当热闹。
不仅有汽车站，而且还有个火车小站，当日道院如今成了一个旅游点，门庭若
市，园圃葱翠，屋宇敞亮，与我们日常游玩的古典式园林没有什么两样。游客以青
年男女居多，他们一般没有在宅内展出的朱耷作品前长久盘桓，而乐于在花丛曲径
间款款缓步。突然一对上年岁的华侨夫妇被一群人簇拥着走来，说是朱耷的后代，
满面戚容，步履沉重。我不太尊敬地投去一眼，心想，朱耷既做和尚又敌道士，使
我们对他的婚姻情况很不清楚，后来好像有过一个叫朱抱墟的后人，难道你们真是
朱抱墟之后，即便是真的又是多少代的事啦。
这一切也不能怪谁。有这么多的人来套近乎，热热闹闹地来纪念一位几百年前
的孤独艺术家，没有什么不好。庭院既然要整修也只能修得挺刮一点，让拥挤的游
客能够行走得比较顺畅。然而无可奈何的是，这个院落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的原始
神韵完全失落了，朱耷的精神小天地已杳不可见。这对我这样的寻访者来说，毕竟
是一种悲哀。
记得年前去四川青城山，以前熟记于心的“青城天下幽”的名言被一支摩肩接
踵、喧哗连天的队伍赶得无影无踪。有关那座山的全部联想，有关道家大师们的种
种行迹，有关画家张大千的缥缈遐思，也只能随之烟消云散。我至今无法写一篇青
城山游记，就是这个原因。幸好有关青云谱的联想大多集中在朱耷一人身上，我还
可以在人群中牢牢想着他，不至于像在青城山的山道上那样心情烦乱。
没到青云谱来时我也经常想起他。为此，有一年我招收研究生时曾出过一道历
史文化方面和知识题：“略谈你对八大山人的了解”。一位考生的回答是：“中国
历史上八位潜迹山林的隐士，通诗文，有傲骨，姓名待考。”
把八大山人说成是八位隐士我倒是有所预料的，这道题目的“圈套”也在这里；
把中国所有的隐士一并概括为“通诗文，有傲骨”十分有趣；至今在考卷上写“待
考”，我不禁哑然失笑了。朱耷常把“八大山人”这个署名连写成“哭之”、“笑
之”字样，我想他见到我这位考生也只能哭之笑之的了。
与这位考生一样对朱耷的隔膜感，我从许多参观者的眼神里也看了出来。他们
面对朱耷的作品实在不知道好在那里，这样潦倒的随意涂抹，与他们平常对美术作
品的欣赏习惯差距太大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光辉，十七世纪晚期东方绘画的光辉，
难道就闪耀在这些令人丧气的破残笔墨中吗？
对于中国绘画史，我特别看重晚明至清一段。这与我对其他艺术门类历史发展
阶段的评价有很大的差别。朱耷就出现在我特别看重的那个阶段中。
在此前漫长的绘画发展历史上，当然也是大匠如林、佳作叠出，有一连串说不
完、道不尽的美的创造，但是，要说到艺术家个体生命的强悍呈现，笔墨丹青对人
格内核的直捷外化，就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徐渭、朱耷、原济以及“扬州八怪”等人
了。
毫无疑问，并不是画到了人，画家就能深入地面对人和生命这些根本课题了。
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些很出色的人物画家如顾恺之、阎立本、吴道子、张萱、周□、
顾闳中等等，他们的作品，或线条匀停紧挺，或设色富丽谐洽，或神貌逼真鲜明，
我都是很喜欢的，但总的说来，被他们所画的人物与他们自身的生命激情不必有密
切的血缘关联。他们强调传神，但主要也是很传神地在描绘着一种异已的著名人物
或重要场面，艺术家本人的灵魂历程并不能酣畅地传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倒是
山水、花鸟画更有可能比较曲折地展示画家的内心世界。
山水、花鸟本是人物画的背景和陪亲，当它们独立出来之后一直比较成功地表
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学意境，而在这种意境中又大多溶解着一种隐逸
观念，那就触及到了我所关心的人生意识。这种以隐逸观念为主调的人生意识虽然
有浓有淡，有枯有荣，而基本走向却比较稳定，长期以来没有太多新的伸发，因此，
久而久之，这种意识也就泛化为一种定势，画家们更多的是在笔墨趣味上倾注心力
了。
所谓笔墨趣味认真说起来还是一个既模糊又复杂的概念。说低一点，那或许是
一种颇感得意的笔墨习惯；说高一点，或许是一种在笔墨间带有整体性的境界、感
觉、悟性。在中国古代，凡是像样的画家都会有笔墨趣味的，即使到了现代，国画
家中的佼佼者也大抵在或低或高的笔墨趣味间遨游。
这些画家的作品常常因高雅精美而让人叹为观止，但毕竟还缺少一种更强烈、
更坦诚的东西，例如像文学中的《离骚》。有没有可能，让艺术家全身心的苦恼、
焦灼、挣扎、痴狂在画幅中燃烧，人们可以立即从笔墨、气韵、章法中发现艺术家
本人，并且从根本上认识全心全意，就像欧洲人认识拉斐尔、罗丹和梵高？
很多年以前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过一次历代画展，我在已经看得十分疲倦的情
况下突然看到徐渭的一幅葡萄图，精神陡然一震。后来又见到过他的《墨牡丹》、
《黄甲图》、《月竹》，以及我很喜欢的《杂花图长卷》。他的生命奔泻出淋漓而
又逦泼的墨色与线条，躁动的笔墨后面游动着不驯和无奈。在这里，仅说笔墨趣味
就很不够了，仅说气韵生动也太矜持了。
对徐渭我了解得比较多。从小在乡间老人口中经常听“徐文长”的故事，年长
后细读了他的全部文集，洗去了有关他的许多不经传说，而对他的印象却愈来愈深。
他实在是一个才华横溢、具有充分国际可比性的大艺术家，但人间苦难也真是遇过
复杂的家庭变故，参加过抗倭斗争，又曾惶恐于政治牵连。他曾自撰墓志铭，九次
自杀而未死。他还误杀过妻子，坐过六年多监狱。他厌弃人世、厌弃家庭、厌弃自
身，但他又多么清楚自己在文化艺术史上的千古重量，这就产生了特别残酷、也特
别响亮的生命冲撞。浙江的老百姓凭着直觉感触到了他的生命温度，把他作为几百
年的谈资。老百姓主要截取了他倦狂的一面来作滑稽意义上的衍伸，而实际上他的
佯狂背后埋藏的都是悲剧性的激潮。在中国古代画家中，人生经历像徐渭这样凄厉
的人不多，即使有，也没有能力把它幻化为一幅幅生命本体悲剧的色彩和线条。
明确延续着这种在中国绘画史上很少见到的强烈悲剧意识的，便是朱耷。他具
体的遭遇没有徐渭那样惨，但作为已亡的大明皇室的后裔，他的悲剧性感悟却比徐
渭多了个更寥廓的层面。他的天地全都沉沦，只能在纸幅上拼接一些枯枝、残叶、
怪石来张罗出一个个地老天荒般的残山剩水，让一些孤独的鸟，怪异的鱼暂时躲避。
这些鸟鱼完全挣脱了秀美的美学范畴，而是夸张地袒露其丑，以丑直锲人心，以丑
傲视甜媚。它们是秃陋的，畏缩的，不想惹人，也不想发出任何音响的，但它们却
都有一副让整个天地都为之一寒的白眼，冷冷地看着，而且把这冷冷地看当作了自
身存在的目的。它们似乎又是木讷的、老态的，但从整个姿势看又隐含着了种极度
的敏感，它们会飞动、会游弋、会不声不响地突然消失。毫无疑问，这样的物像也
都走向了一种整体性的象征。
中国画平素在表现花鸟虫兽时也常常讲究一点象征，牡丹象征什么，梅花象征
什么，喜鹊象征什么，老虎象征什么，这是一种层次较低的符号式对应，每每坠入
陈词滥调，为上品格的画家们所鄙弃，例如韩干笔下的马，韩□笔下的牛就并不象
征什么。但是，更高品位的画家却会去追求一种整体性的氛围象征，这是强烈的精
神能量要求在画幅物像中充分直观所必然导致的要求。朱耷的鸟并不具体在影射和
对应着什么人，却分明有一种远远超越自然鸟的功能，与残山剩水一起指向一种独
特的精神气氛。面对朱耷的画，人们的内心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阵寒噤。
比朱耷小十几岁的原济也是明皇室后裔，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他与朱耷都是
“金枝玉叶老遗民”。人们对他比较常用的称呼是石涛、大涤子、苦瓜和尚等。他
虽与朱耷很要好，心理状态却有很大不同，精神痛苦朱耷那么深，很重要的一个原
因是他与更广阔的自然有了深入接触，悲剧意识有所泛化。但是，当这种悲剧意识
泛化到他的山水笔墨中时，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风格也就蔚成气候。沉郁苍
茫，奇险奔放，满眼躁动，满耳流荡，这就是使他与朱耷等人一起与当时一度成为
正统的“四王”（即王时敏、王鉴、王［上羽中冖下车］、王原祁）潮流形成鲜明
对照，构成了很强大的时代性冲撞。有他们在，不仅是“四王”，其他中国绘画史
上种种保守、因袭、精雅、空洞的画风都成了一种萎弱的存在，一对比，在总体上
显得平庸。
徐渭、朱耷、原济这些人，对后来著名的“扬州八怪”影响极大，再后来又滋
养了吴昌硕和齐白石等现代画家。中国画的一个新生代的承续系列，就这样构建起
来了。我深信这是中国艺术史上最有生命力的激流之一，也是中国人在明清之际的
一种骄傲。
齐白石在一幅画的题字上写的一段话使我每次想起都心头一热，他说：
青藤（即徐渭）、雪个（即朱耷）、大涤子（即原济） 之画，能横涂纵抹，
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 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
去，亦 快事也。
早在齐白石之前，郑夔（郑板桥）就刻过一个自用印章，其文为：
青藤门下走狗
这两件事，说起来都带有点疯痴劲头，而实际上却道尽了这股艺术激流在中国
绘画史上是多么珍罕，多么难于遇见又多么让人激动。世界上没有其他可能会如此
折服本也不无孤傲的郑板桥和齐白石，除了以笔墨做媒介的一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
强力诱惑。为了朝拜一种真正值得朝拜的艺术生命，郑、齐两位连折辱自己的生命
也在所不惜了。他们都是乡间穷苦人家出身，一生为人质朴，绝不会花言巧语。
３
我在青云谱的庭院里就这样走走想想，也消磨了大半时间，面对着各色不太懂
画、也不太懂朱耷的游人，我想，事情的症结还在于我们没有很多强健的现代画家
去震撼这些游人，致使他们常常过着一种缺少艺术激动的生活，于也渐渐与艺术的
过去和现在一并疏离起来。因此说到底还是艺术道德疏离了全心全意。什么时候我
们身边能再出几个像徐渭这样的画家，全心全意或悲或喜的生命信号照亮了广阔的
天域，那怕再不懂艺术的老百姓也由衷的热爱全心全意，编出各种故事来代代相传？
或者像朱耷这样，只冷冷地躲在一边画着，而几百年后的大师们却想到赶过来做他
的仆人？
全国各地历史博物馆和古代艺术家纪念馆中熙熙攘攘的游客，每时每刻都有可
能汇成涌向某个现代艺术家的欢呼激潮。现代艺术家在那里？请从精致入微的笔墨
趣味中再往前迈一步吧，人民和历史最终接受的，是坦诚而透澈的生命。
个青云谱。
青云谱原是个道院，主持者当然是个道士，但原先他却做过十多年和尚，做和
尚之前他还年轻，是堂堂明朝王室的后裔。不管他的外在身分如何变化，历史留下
了他的个最根本的身分：十七世纪晚期中国的杰出画家。
他叫朱耷，又叫八大山人、雪个等，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后
代。在朱耷出生前二二三年，朱权被封于南昌，这便是青云谱出现在南昌郊外的远
期原因。朱权也是一个全能的艺术家，而且也信奉道家，这都与二百多年后的朱耷
构成了一种神奇的遥相呼应，但可怜的朱耷已面临着朱家王朝的最后覆没，只能或
僧或道，躲在冷僻的地方逃避改朝换代后的政治风雨，用画笔来营造一个孤独的精
神小天地了。说起来，处于大明王朝鼎盛时代的朱权也是躲避过的，他因事见疑于
明成祖，便躲在自筑的“精庐”中抚琴玩曲。但相比之下，朱耷的躲避显然是更绝
望、更凄楚，因而也更值得后人品味了。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院落，能给中国艺术史提供那么多的触目的孤傲？我带着
这些问题去寻找青云谱，没想到青云谱竟相当热闹。
不仅有汽车站，而且还有个火车小站，当日道院如今成了一个旅游点，门庭若
市，园圃葱翠，屋宇敞亮，与我们日常游玩的古典式园林没有什么两样。游客以青
年男女居多，他们一般没有在宅内展出的朱耷作品前长久盘桓，而乐于在花丛曲径
间款款缓步。突然一对上年岁的华侨夫妇被一群人簇拥着走来，说是朱耷的后代，
满面戚容，步履沉重。我不太尊敬地投去一眼，心想，朱耷既做和尚又敌道士，使
我们对他的婚姻情况很不清楚，后来好像有过一个叫朱抱墟的后人，难道你们真是
朱抱墟之后，即便是真的又是多少代的事啦。
这一切也不能怪谁。有这么多的人来套近乎，热热闹闹地来纪念一位几百年前
的孤独艺术家，没有什么不好。庭院既然要整修也只能修得挺刮一点，让拥挤的游
客能够行走得比较顺畅。然而无可奈何的是，这个院落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的原始
神韵完全失落了，朱耷的精神小天地已杳不可见。这对我这样的寻访者来说，毕竟
是一种悲哀。
记得年前去四川青城山，以前熟记于心的“青城天下幽”的名言被一支摩肩接
踵、喧哗连天的队伍赶得无影无踪。有关那座山的全部联想，有关道家大师们的种
种行迹，有关画家张大千的缥缈遐思，也只能随之烟消云散。我至今无法写一篇青
城山游记，就是这个原因。幸好有关青云谱的联想大多集中在朱耷一人身上，我还
可以在人群中牢牢想着他，不至于像在青城山的山道上那样心情烦乱。
没到青云谱来时我也经常想起他。为此，有一年我招收研究生时曾出过一道历
史文化方面和知识题：“略谈你对八大山人的了解”。一位考生的回答是：“中国
历史上八位潜迹山林的隐士，通诗文，有傲骨，姓名待考。”
把八大山人说成是八位隐士我倒是有所预料的，这道题目的“圈套”也在这里；
把中国所有的隐士一并概括为“通诗文，有傲骨”十分有趣；至今在考卷上写“待
考”，我不禁哑然失笑了。朱耷常把“八大山人”这个署名连写成“哭之”、“笑
之”字样，我想他见到我这位考生也只能哭之笑之的了。
与这位考生一样对朱耷的隔膜感，我从许多参观者的眼神里也看了出来。他们
面对朱耷的作品实在不知道好在那里，这样潦倒的随意涂抹，与他们平常对美术作
品的欣赏习惯差距太大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光辉，十七世纪晚期东方绘画的光辉，
难道就闪耀在这些令人丧气的破残笔墨中吗？
对于中国绘画史，我特别看重晚明至清一段。这与我对其他艺术门类历史发展
阶段的评价有很大的差别。朱耷就出现在我特别看重的那个阶段中。
在此前漫长的绘画发展历史上，当然也是大匠如林、佳作叠出，有一连串说不
完、道不尽的美的创造，但是，要说到艺术家个体生命的强悍呈现，笔墨丹青对人
格内核的直捷外化，就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徐渭、朱耷、原济以及“扬州八怪”等人
了。
毫无疑问，并不是画到了人，画家就能深入地面对人和生命这些根本课题了。
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些很出色的人物画家如顾恺之、阎立本、吴道子、张萱、周□、
顾闳中等等，他们的作品，或线条匀停紧挺，或设色富丽谐洽，或神貌逼真鲜明，
我都是很喜欢的，但总的说来，被他们所画的人物与他们自身的生命激情不必有密
切的血缘关联。他们强调传神，但主要也是很传神地在描绘着一种异已的著名人物
或重要场面，艺术家本人的灵魂历程并不能酣畅地传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倒是
山水、花鸟画更有可能比较曲折地展示画家的内心世界。
山水、花鸟本是人物画的背景和陪亲，当它们独立出来之后一直比较成功地表
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学意境，而在这种意境中又大多溶解着一种隐逸
观念，那就触及到了我所关心的人生意识。这种以隐逸观念为主调的人生意识虽然
有浓有淡，有枯有荣，而基本走向却比较稳定，长期以来没有太多新的伸发，因此，
久而久之，这种意识也就泛化为一种定势，画家们更多的是在笔墨趣味上倾注心力
了。
所谓笔墨趣味认真说起来还是一个既模糊又复杂的概念。说低一点，那或许是
一种颇感得意的笔墨习惯；说高一点，或许是一种在笔墨间带有整体性的境界、感
觉、悟性。在中国古代，凡是像样的画家都会有笔墨趣味的，即使到了现代，国画
家中的佼佼者也大抵在或低或高的笔墨趣味间遨游。
这些画家的作品常常因高雅精美而让人叹为观止，但毕竟还缺少一种更强烈、
更坦诚的东西，例如像文学中的《离骚》。有没有可能，让艺术家全身心的苦恼、
焦灼、挣扎、痴狂在画幅中燃烧，人们可以立即从笔墨、气韵、章法中发现艺术家
本人，并且从根本上认识全心全意，就像欧洲人认识拉斐尔、罗丹和梵高？
很多年以前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过一次历代画展，我在已经看得十分疲倦的情
况下突然看到徐渭的一幅葡萄图，精神陡然一震。后来又见到过他的《墨牡丹》、
《黄甲图》、《月竹》，以及我很喜欢的《杂花图长卷》。他的生命奔泻出淋漓而
又逦泼的墨色与线条，躁动的笔墨后面游动着不驯和无奈。在这里，仅说笔墨趣味
就很不够了，仅说气韵生动也太矜持了。
对徐渭我了解得比较多。从小在乡间老人口中经常听“徐文长”的故事，年长
后细读了他的全部文集，洗去了有关他的许多不经传说，而对他的印象却愈来愈深。
他实在是一个才华横溢、具有充分国际可比性的大艺术家，但人间苦难也真是遇过
复杂的家庭变故，参加过抗倭斗争，又曾惶恐于政治牵连。他曾自撰墓志铭，九次
自杀而未死。他还误杀过妻子，坐过六年多监狱。他厌弃人世、厌弃家庭、厌弃自
身，但他又多么清楚自己在文化艺术史上的千古重量，这就产生了特别残酷、也特
别响亮的生命冲撞。浙江的老百姓凭着直觉感触到了他的生命温度，把他作为几百
年的谈资。老百姓主要截取了他倦狂的一面来作滑稽意义上的衍伸，而实际上他的
佯狂背后埋藏的都是悲剧性的激潮。在中国古代画家中，人生经历像徐渭这样凄厉
的人不多，即使有，也没有能力把它幻化为一幅幅生命本体悲剧的色彩和线条。
明确延续着这种在中国绘画史上很少见到的强烈悲剧意识的，便是朱耷。他具
体的遭遇没有徐渭那样惨，但作为已亡的大明皇室的后裔，他的悲剧性感悟却比徐
渭多了个更寥廓的层面。他的天地全都沉沦，只能在纸幅上拼接一些枯枝、残叶、
怪石来张罗出一个个地老天荒般的残山剩水，让一些孤独的鸟，怪异的鱼暂时躲避。
这些鸟鱼完全挣脱了秀美的美学范畴，而是夸张地袒露其丑，以丑直锲人心，以丑
傲视甜媚。它们是秃陋的，畏缩的，不想惹人，也不想发出任何音响的，但它们却
都有一副让整个天地都为之一寒的白眼，冷冷地看着，而且把这冷冷地看当作了自
身存在的目的。它们似乎又是木讷的、老态的，但从整个姿势看又隐含着了种极度
的敏感，它们会飞动、会游弋、会不声不响地突然消失。毫无疑问，这样的物像也
都走向了一种整体性的象征。
中国画平素在表现花鸟虫兽时也常常讲究一点象征，牡丹象征什么，梅花象征
什么，喜鹊象征什么，老虎象征什么，这是一种层次较低的符号式对应，每每坠入
陈词滥调，为上品格的画家们所鄙弃，例如韩干笔下的马，韩□笔下的牛就并不象
征什么。但是，更高品位的画家却会去追求一种整体性的氛围象征，这是强烈的精
神能量要求在画幅物像中充分直观所必然导致的要求。朱耷的鸟并不具体在影射和
对应着什么人，却分明有一种远远超越自然鸟的功能，与残山剩水一起指向一种独
特的精神气氛。面对朱耷的画，人们的内心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阵寒噤。
比朱耷小十几岁的原济也是明皇室后裔，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他与朱耷都是
“金枝玉叶老遗民”。人们对他比较常用的称呼是石涛、大涤子、苦瓜和尚等。他
虽与朱耷很要好，心理状态却有很大不同，精神痛苦朱耷那么深，很重要的一个原
因是他与更广阔的自然有了深入接触，悲剧意识有所泛化。但是，当这种悲剧意识
泛化到他的山水笔墨中时，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风格也就蔚成气候。沉郁苍
茫，奇险奔放，满眼躁动，满耳流荡，这就是使他与朱耷等人一起与当时一度成为
正统的“四王”（即王时敏、王鉴、王［上羽中冖下车］、王原祁）潮流形成鲜明
对照，构成了很强大的时代性冲撞。有他们在，不仅是“四王”，其他中国绘画史
上种种保守、因袭、精雅、空洞的画风都成了一种萎弱的存在，一对比，在总体上
显得平庸。
徐渭、朱耷、原济这些人，对后来著名的“扬州八怪”影响极大，再后来又滋
养了吴昌硕和齐白石等现代画家。中国画的一个新生代的承续系列，就这样构建起
来了。我深信这是中国艺术史上最有生命力的激流之一，也是中国人在明清之际的
一种骄傲。
齐白石在一幅画的题字上写的一段话使我每次想起都心头一热，他说：
青藤（即徐渭）、雪个（即朱耷）、大涤子（即原济） 之画，能横涂纵抹，
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 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
去，亦 快事也。
早在齐白石之前，郑夔（郑板桥）就刻过一个自用印章，其文为：
青藤门下走狗
这两件事，说起来都带有点疯痴劲头，而实际上却道尽了这股艺术激流在中国
绘画史上是多么珍罕，多么难于遇见又多么让人激动。世界上没有其他可能会如此
折服本也不无孤傲的郑板桥和齐白石，除了以笔墨做媒介的一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
强力诱惑。为了朝拜一种真正值得朝拜的艺术生命，郑、齐两位连折辱自己的生命
也在所不惜了。他们都是乡间穷苦人家出身，一生为人质朴，绝不会花言巧语。
３
我在青云谱的庭院里就这样走走想想，也消磨了大半时间，面对着各色不太懂
画、也不太懂朱耷的游人，我想，事情的症结还在于我们没有很多强健的现代画家
去震撼这些游人，致使他们常常过着一种缺少艺术激动的生活，于也渐渐与艺术的
过去和现在一并疏离起来。因此说到底还是艺术道德疏离了全心全意。什么时候我
们身边能再出几个像徐渭这样的画家，全心全意或悲或喜的生命信号照亮了广阔的
天域，那怕再不懂艺术的老百姓也由衷的热爱全心全意，编出各种故事来代代相传？
或者像朱耷这样，只冷冷地躲在一边画着，而几百年后的大师们却想到赶过来做他
的仆人？
全国各地历史博物馆和古代艺术家纪念馆中熙熙攘攘的游客，每时每刻都有可
能汇成涌向某个现代艺术家的欢呼激潮。现代艺术家在那里？请从精致入微的笔墨
趣味中再往前迈一步吧，人民和历史最终接受的，是坦诚而透澈的生命。
一
一年前，我受死者生前之托，破天荒第一次写了一幅墓碑，碑文曰“酒公张先
生之墓”。写毕，卷好，郑重地寄到家乡。
这个墓碑好生奇怪。为何称为“酒公”，为何避其名号，为何专托我写，须从
头说起。
酒公张先生，与世纪同龄。其生涯的起点，是四明山余脉鱼背岭上的一个地名：
状元坟。相传宋代此地出过一位姓张的状元，正是张先生的祖先，状元死后葬于家
乡，鱼背岭因此沾染光泽，张姓家族更是津津乐道。但是，到张先生祖父的一代，
全村已找不到一个识字人。
张先生的祖母是一位贤淑的寡妇，整日整夜纺纱织布，积下一些钱来，硬要儿
子张老先生翻过两个山头去读一家私塾，说要不就对不起状元坟。张老先生十分刻
苦，读书读得很成样子，成年后闯荡到上海学生意，竟然十分发达，村中乡亲全以
羡慕的目光看着张家的中兴。
张老先生钱财虽多，却始终记着自己是状元的后代，愧恨自己学业的中断。他
把全部气力都花在儿子身上，于是，他的独生儿子，我们的主角张先生读完了中学，
又到美国留学。在美国，他读到了胡适之先生用英文写的论先秦逻辑学的博士论文，
决定也去攻读逻辑。但他的主旨与胡适之先生并不相同，只觉得中国人思绪太过随
意，该用逻辑来理一理。留学生中大家都戏称他为“逻辑救国论者”。２０年代末，
张先生学成回国，在上海一家师范学校任教。那时，美国留学生已不如胡适之先生
回国时那样珍贵。师范校长客气地听完了他关于开设逻辑课的重要性的长篇论述后，
莞尔一笑，只说了一句：“张先生，敝校只有一个英文教师的空位”。张先生木然
半晌，终于接受了英语教席。
他开始与上海文化圈结交，当然，仍然三句不离逻辑。人们知道他是美国留学
生，都主动地靠近过来寒暄，而一听到讲逻辑，很快就表情木然，飘飘离去。在一
次文人雅集中，一位年长文士询及他的“胜业”，他早已变得毫无自信，讷讷地说
了逻辑。文士沉吟片刻，慈爱地说：“是啊是啊，收罗纂辑之学，为一切学问之根
基！”旁边一位年轻一点的立即纠正：“老伯，您听差了，他说的是巡逻的逻，不
是收罗的罗！”并转过脸来问张先生：“是否已经到巡捕房供职？”张先生一愕，
随即明白，他理解的“逻辑”是“巡逻侦缉”。从此，张先生再也不敢说逻辑。
但是，张先生终于在雅集中红了起来，原因是有人打听到他是状元的后代。人
们热心地追询他的世谱，还纷纷请他书写扇面。张先生受不住先前那番寂寞，也就
高兴起来，买了一些碑帖，练毛笔字。不单单为写扇面，而是为了像状元的后代。
衣服也换了，改穿长衫。课程也换了，改教国文。他懂逻辑，因此，告别逻辑，才
合乎逻辑。
二
１９３０年，张先生的父亲去世。遗嘱要求葬故乡状元坟，张先生扶柩回乡。
坟做得很有气派，整个葬仪也慷慨花钱，四乡传为盛事，观者如堵。此事刮到
当地青帮头目陈矮子耳中，他正愁没有机会张扬自己的声势，便带着一大帮人到葬
仪中寻衅。
那天，无数乡人看到一位文弱书生与一群强人的对峙。对他们来说，两方面都
是别一世界的人，插不上嘴，也不愿插嘴，只是饶有兴味地呆看。陈矮子质问张先
生是否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如此筑坟，为何不来禀告一声。张先生解释了自家与状
元坟的关系，又说自己出外多年，不知本地规矩。他顺便说明自己是美国留学生，
想借以稍稍镇一镇这帮强人。
陈矮子得知了张先生的身份，又摸清了他在官府没有背景，便朗声大笑，转过
脸来对乡人宣告：“河西袁麻子的魁武帮弄了一个中学生做师爷，神气活现，我今
天正式聘请这位状元后代、美国留学生做师爷，让袁麻子气一气！”说毕，又命令
手下随从一齐跪在张老先生的新坟前磕三个响头，便挟持着张先生扬长而去。
这天张先生穿一身麻料孝衣，在两个强人的手臂间挣扎呼号。已经拉到很远了，
还回过头来，满脸眼泪，看了看山头的两宗坟茔。状元坟实在只是黄土一抔，
紧挨着的张老先生的坟新石坚致，供品丰盛。
张先生在陈矮子手下做了些什么，至今还是一个谜。据说，从此之后，这个帮
会贴出的文告、往来的函件，都有一笔秀挺的书法。为了这，气得袁麻子把自己的
师爷杀了。
又据说，张先生在帮会中酒量大增，猜拳的本事，无人能敌。
张先生逃过三次，都被抓回。陈矮子为了面子，未加惩处。但当张先生第四次
出逃被抓回后，终于被打成残疾，逐出了帮会。乡人说，陈矮子最讲义气，未将张
先生处死。
张先生从此失踪。多少年后，几个亲戚才打听到，他到了上海，跛着腿，不愿
再找职业，不愿再见旁人，躲在家里做寓公。父亲的那点遗产，渐渐坐吃山空。
直到１９４９年，陈矮子被镇压，张先生才回到家乡。他艰难地到山上拔净了
坟头的荒草，然后到乡政府要求工作。乡政府说：“你来得正好，不忙找工作，先
把陈矮子帮会的案子弄弄清楚。”这一弄就弄了几年，而且越弄越不清楚。他的生
活，靠帮乡人写婚丧对联、墓碑、店招、标语维持。１９５７年，有一天他喝酒喝
得晕晕乎乎，在给乡政府写标语时把“东风压倒西风”写成了“西风压倒东风”。
被质问时还轻描淡写地说只是受了当天天气预报的影响。此地正缺右派名额，理所
当然把他补上了。
本来，右派的头衔对他倒也无啥，他反正原来就是那副朽木架子。只是一个月
前，他刚刚与一个比他年长８岁的农村寡妇结婚，女人发觉他成了双料坏人，怕连
累前夫留下的孩子，立即离他而去。
四年后，他右派的帽子摘了。理由是他已经改恶从善。实际上，是出于县立中
学校长对政府的请求。摘帽没几天，县立中学聘请他去担任英语代课教师。县中本
不设英语课，这年高考要加试外语，校长急了，要为毕业班临时突击补课。问遍全
县上下，只有张先生一人懂英语。
三
他一生没有这么兴奋过。央请隔壁大娘为他整治出一套干净适体的服装，立即
翻山越岭，向县城赶去。
对一群乡村孩子，要在五个月内从字母开始，突击补课到应付高考水平，实在
艰难。但是，无论别人还是他，都极有信心，理由很简单，他是美国留学生。县中
里学历最高的教师，也只是中师毕业。
开头一切还算顺利，到第四个星期却出了问题。那天，课文中有一句Wealllov
eChairmanMao，他围绕着常用词love，补充了一些解释。他讲解道，这个词最普通
的含义，乃是爱情。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例句：爱是人的生命。
当他兴致勃勃地从黑板上回过身来，整个教堂的气氛变得十分怪异。女学生全
都红脸低头，几个男学生扭歪了脸，傻看着他发愕。突然，不知哪个学生先笑出声
来，随即全班爆发出无法遏止的笑声。张先生惊恐地再看了一下黑板，检查有没有
写错了字，随即又摸了摸头，捋了捋衣服，看自己在哪里出了洋相。笑声更响了，
４０几张年轻的嘴全都张开着，抖动着，笑着他，笑着黑板，笑着爱，震耳欲聋。
这天的课无法讲完了，第二天他刚刚走进教室，笑声又起，他在讲台上呆站了几分
钟就出来了，来到校长办公室，声称自己身体不好，要回乡休息。
这一年，整个县中没有一人能考上大学。
张先生回家后立即脱下了那身干净服装，塞在箱角。想了一想，端出砚台，重
新以写字为生。四乡的人们觉得他命运不好，不再请他写结婚对联，他唯一可写的，
只是墓碑。
据风水先生说，鱼背岭是一个极好的丧葬之地，于是，整座山岭都被坟墓簇拥。
坟墓中有一大半墓碑出自张先生的手笔。他的字，以柳公权为骨，以苏东坡为肌，
遒劲而丰润，端庄而活泼，十分惹目。外地客人来到此山，常常会把湖光山色忘了，
把茂树野花忘了，把溪涧飞瀑忘了，只观赏这一座座墓碑。死者与死者家属大多不
懂此道，但都耳闻张先生字好，希望用这样的好字把自己的姓名写一遍，铭之于石，
传之不朽。
乡间丧事是很舍得花钱的，张先生写墓碑的报酬足以供他日常生活之费。他好
喝酒，喝了两斤黄酒之后执笔，字迹更见飞动，因此，乡间请他写墓碑，从不忘了
带酒，另备酒肴三五碟。通常，乡人进屋后，总是先把酒肴在桌上整治妥当，让张
先生慢悠悠喝着，同时请一年轻人在旁边磨墨，张先生是不愿用墨汁书写的。待到
喝得满脸酡红，笑眯眯地站起身来，也不试笔，只是握笔凝神片刻，然后一挥而就。
乡人带来的酒，每次都在５斤以上，可供张先生喝几天。附近几家酿酒作坊，
知道张先生品酒在行，经常邀他去品定各种酒的等次，后来竟把他的评语，作为互
相竞争的标准，因此都尽力来讨好他。酒坛，排满了他陋室的墙角。大家嫌“张先
生”的称呼过于板正，都叫他酒公，他也乐意。一家作坊甚至把他评价最高的那种
酒定名为酒公酒，方圆数十里都有名气。
前年深秋，我回家乡游玩，被满山漂亮的书法惊呆。了解了张先生的身世后，
我又一次上山在墓碑间徘徊。我想，这位半个多世纪前的逻辑救国论者，是用一种
最潦倒、最别致的方式，让生命占据了一座小山。他平生未能用自己的学问征服过
任何一个人，只能用一枝毛笔，在中国传之千年的毛笔，把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慰抚
一番。可怜被他慰抚的人，既不懂逻辑，也不懂书法，于是，连墓碑上的书法，也
无限寂寞。谁能反过来慰抚这种寂寞呢？只有那一排排灰褐色的酒坛。
在美国，在上海，张先生都日思夜想过这座故乡的山，祖先的山。没想到，他
一生履历的终结，是越来越多的墓碑。人总要死，墓很难坍，长此以往，家乡的天
地将会多么可怕！我相信，这位长于推理的逻辑学家曾一次次对笔惊恐，他在笔墨
酣畅地描画着的，是一个何等样的世界！
四
偶尔，张先生也到酿酒作坊翻翻报纸。八年前，他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散文，题
为《笑的忏悔》。起初只觉题目奇特，一读下去，他不禁心跳剧烈。
这篇文章出自一位在省城工作的中年人的手笔。文章是一封写给中学同班同学
的公开信，作者询问老同学们是否都有同感：当自己品尝过了爱的甜苦，经历过了
人生的波澜，现在正与孩子一起苦记着外语单词的时候，都会为一次愚蠢透顶的傻
笑深深羞愧？
张先生那天离开酿酒作坊时的表情，使作坊工人非常奇怪。两天后，他找到乡
村小学的负责人，要求讲点课，不要报酬。
他实在是命运险恶。才教课三个月，一次台风，把陈旧的校舍吹坍。那天他正
在上课，拐着腿拉出了几个学生，自己被压在下面。从此，他的下肢完全瘫痪，手
也不能写字了。
我见到他时他正静卧在床。我们的谈话从逻辑开始，我刚刚讲了几句金岳霖先
生的逻辑思想，他就抖抖索索地把我的手紧紧拉住。他说自己将不久人世，如有可
能，在他死后为他的坟墓写一方小字碑文；如没有可能，就写一幅“酒公张先生之
墓”。绝不能把名字写上，因为他深感自己一生，愧对祖宗，也愧对美国、上海的
师友亲朋。这个名字本身，就成了一种天大的嘲谑。
我问他小字碑文该如何写，他神情严肃地斟酌吟哦了一番，慢吞吞地口述起来：
酒公张先生，不知籍贯，不知名号，亦不知其祖宗世谱，只知
其身后无嗣，孓然一人。少习西学，长而废弃，颠沛流荡，投靠无
门。一身弱骨，或踟蹰于文士雅集，或颤慑于强人恶手，或惊恐于
新世问诘，或惶愧于幼者哄笑，栖栖遑遑，了无定夺。释儒道皆无
深缘，真善美尽数失落，终以浊酒、败墨、残肢、墓碑、编织老境。
一生无甚德守，亦无甚恶行，耄年回首，每叹枉掷如许粟麦菜蔬，
徒费孜孜攻读、矻矻苦吟。呜呼！故国神州，莘莘学
子，愿如此潦倒颓败者，唯张先生一人。
述毕，老泪纵横。我当时就说，如此悲凉的文词，我是不愿意书写的。
张先生终于跛着腿，走完了他的旅程。现在，我书写的七字墓碑，正树立在状
元坟，树立在层层墓碑的包围之中。他的四周，全是他恣肆的笔墨。他竭力讳避家
族世谱，但三个坟，状元、张老先生和他的，安然并列，连成一线，像是默默地作
着他曾热衷过的逻辑证明。不管怎么说，这也算给故乡的山，添了小小一景。
－－全文完－－
选自《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 · 上海１９９２年
一年前，我受死者生前之托，破天荒第一次写了一幅墓碑，碑文曰“酒公张先
生之墓”。写毕，卷好，郑重地寄到家乡。
这个墓碑好生奇怪。为何称为“酒公”，为何避其名号，为何专托我写，须从
头说起。
酒公张先生，与世纪同龄。其生涯的起点，是四明山余脉鱼背岭上的一个地名：
状元坟。相传宋代此地出过一位姓张的状元，正是张先生的祖先，状元死后葬于家
乡，鱼背岭因此沾染光泽，张姓家族更是津津乐道。但是，到张先生祖父的一代，
全村已找不到一个识字人。
张先生的祖母是一位贤淑的寡妇，整日整夜纺纱织布，积下一些钱来，硬要儿
子张老先生翻过两个山头去读一家私塾，说要不就对不起状元坟。张老先生十分刻
苦，读书读得很成样子，成年后闯荡到上海学生意，竟然十分发达，村中乡亲全以
羡慕的目光看着张家的中兴。
张老先生钱财虽多，却始终记着自己是状元的后代，愧恨自己学业的中断。他
把全部气力都花在儿子身上，于是，他的独生儿子，我们的主角张先生读完了中学，
又到美国留学。在美国，他读到了胡适之先生用英文写的论先秦逻辑学的博士论文，
决定也去攻读逻辑。但他的主旨与胡适之先生并不相同，只觉得中国人思绪太过随
意，该用逻辑来理一理。留学生中大家都戏称他为“逻辑救国论者”。２０年代末，
张先生学成回国，在上海一家师范学校任教。那时，美国留学生已不如胡适之先生
回国时那样珍贵。师范校长客气地听完了他关于开设逻辑课的重要性的长篇论述后，
莞尔一笑，只说了一句：“张先生，敝校只有一个英文教师的空位”。张先生木然
半晌，终于接受了英语教席。
他开始与上海文化圈结交，当然，仍然三句不离逻辑。人们知道他是美国留学
生，都主动地靠近过来寒暄，而一听到讲逻辑，很快就表情木然，飘飘离去。在一
次文人雅集中，一位年长文士询及他的“胜业”，他早已变得毫无自信，讷讷地说
了逻辑。文士沉吟片刻，慈爱地说：“是啊是啊，收罗纂辑之学，为一切学问之根
基！”旁边一位年轻一点的立即纠正：“老伯，您听差了，他说的是巡逻的逻，不
是收罗的罗！”并转过脸来问张先生：“是否已经到巡捕房供职？”张先生一愕，
随即明白，他理解的“逻辑”是“巡逻侦缉”。从此，张先生再也不敢说逻辑。
但是，张先生终于在雅集中红了起来，原因是有人打听到他是状元的后代。人
们热心地追询他的世谱，还纷纷请他书写扇面。张先生受不住先前那番寂寞，也就
高兴起来，买了一些碑帖，练毛笔字。不单单为写扇面，而是为了像状元的后代。
衣服也换了，改穿长衫。课程也换了，改教国文。他懂逻辑，因此，告别逻辑，才
合乎逻辑。
二
１９３０年，张先生的父亲去世。遗嘱要求葬故乡状元坟，张先生扶柩回乡。
坟做得很有气派，整个葬仪也慷慨花钱，四乡传为盛事，观者如堵。此事刮到
当地青帮头目陈矮子耳中，他正愁没有机会张扬自己的声势，便带着一大帮人到葬
仪中寻衅。
那天，无数乡人看到一位文弱书生与一群强人的对峙。对他们来说，两方面都
是别一世界的人，插不上嘴，也不愿插嘴，只是饶有兴味地呆看。陈矮子质问张先
生是否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如此筑坟，为何不来禀告一声。张先生解释了自家与状
元坟的关系，又说自己出外多年，不知本地规矩。他顺便说明自己是美国留学生，
想借以稍稍镇一镇这帮强人。
陈矮子得知了张先生的身份，又摸清了他在官府没有背景，便朗声大笑，转过
脸来对乡人宣告：“河西袁麻子的魁武帮弄了一个中学生做师爷，神气活现，我今
天正式聘请这位状元后代、美国留学生做师爷，让袁麻子气一气！”说毕，又命令
手下随从一齐跪在张老先生的新坟前磕三个响头，便挟持着张先生扬长而去。
这天张先生穿一身麻料孝衣，在两个强人的手臂间挣扎呼号。已经拉到很远了，
还回过头来，满脸眼泪，看了看山头的两宗坟茔。状元坟实在只是黄土一抔，
紧挨着的张老先生的坟新石坚致，供品丰盛。
张先生在陈矮子手下做了些什么，至今还是一个谜。据说，从此之后，这个帮
会贴出的文告、往来的函件，都有一笔秀挺的书法。为了这，气得袁麻子把自己的
师爷杀了。
又据说，张先生在帮会中酒量大增，猜拳的本事，无人能敌。
张先生逃过三次，都被抓回。陈矮子为了面子，未加惩处。但当张先生第四次
出逃被抓回后，终于被打成残疾，逐出了帮会。乡人说，陈矮子最讲义气，未将张
先生处死。
张先生从此失踪。多少年后，几个亲戚才打听到，他到了上海，跛着腿，不愿
再找职业，不愿再见旁人，躲在家里做寓公。父亲的那点遗产，渐渐坐吃山空。
直到１９４９年，陈矮子被镇压，张先生才回到家乡。他艰难地到山上拔净了
坟头的荒草，然后到乡政府要求工作。乡政府说：“你来得正好，不忙找工作，先
把陈矮子帮会的案子弄弄清楚。”这一弄就弄了几年，而且越弄越不清楚。他的生
活，靠帮乡人写婚丧对联、墓碑、店招、标语维持。１９５７年，有一天他喝酒喝
得晕晕乎乎，在给乡政府写标语时把“东风压倒西风”写成了“西风压倒东风”。
被质问时还轻描淡写地说只是受了当天天气预报的影响。此地正缺右派名额，理所
当然把他补上了。
本来，右派的头衔对他倒也无啥，他反正原来就是那副朽木架子。只是一个月
前，他刚刚与一个比他年长８岁的农村寡妇结婚，女人发觉他成了双料坏人，怕连
累前夫留下的孩子，立即离他而去。
四年后，他右派的帽子摘了。理由是他已经改恶从善。实际上，是出于县立中
学校长对政府的请求。摘帽没几天，县立中学聘请他去担任英语代课教师。县中本
不设英语课，这年高考要加试外语，校长急了，要为毕业班临时突击补课。问遍全
县上下，只有张先生一人懂英语。
三
他一生没有这么兴奋过。央请隔壁大娘为他整治出一套干净适体的服装，立即
翻山越岭，向县城赶去。
对一群乡村孩子，要在五个月内从字母开始，突击补课到应付高考水平，实在
艰难。但是，无论别人还是他，都极有信心，理由很简单，他是美国留学生。县中
里学历最高的教师，也只是中师毕业。
开头一切还算顺利，到第四个星期却出了问题。那天，课文中有一句Wealllov
eChairmanMao，他围绕着常用词love，补充了一些解释。他讲解道，这个词最普通
的含义，乃是爱情。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例句：爱是人的生命。
当他兴致勃勃地从黑板上回过身来，整个教堂的气氛变得十分怪异。女学生全
都红脸低头，几个男学生扭歪了脸，傻看着他发愕。突然，不知哪个学生先笑出声
来，随即全班爆发出无法遏止的笑声。张先生惊恐地再看了一下黑板，检查有没有
写错了字，随即又摸了摸头，捋了捋衣服，看自己在哪里出了洋相。笑声更响了，
４０几张年轻的嘴全都张开着，抖动着，笑着他，笑着黑板，笑着爱，震耳欲聋。
这天的课无法讲完了，第二天他刚刚走进教室，笑声又起，他在讲台上呆站了几分
钟就出来了，来到校长办公室，声称自己身体不好，要回乡休息。
这一年，整个县中没有一人能考上大学。
张先生回家后立即脱下了那身干净服装，塞在箱角。想了一想，端出砚台，重
新以写字为生。四乡的人们觉得他命运不好，不再请他写结婚对联，他唯一可写的，
只是墓碑。
据风水先生说，鱼背岭是一个极好的丧葬之地，于是，整座山岭都被坟墓簇拥。
坟墓中有一大半墓碑出自张先生的手笔。他的字，以柳公权为骨，以苏东坡为肌，
遒劲而丰润，端庄而活泼，十分惹目。外地客人来到此山，常常会把湖光山色忘了，
把茂树野花忘了，把溪涧飞瀑忘了，只观赏这一座座墓碑。死者与死者家属大多不
懂此道，但都耳闻张先生字好，希望用这样的好字把自己的姓名写一遍，铭之于石，
传之不朽。
乡间丧事是很舍得花钱的，张先生写墓碑的报酬足以供他日常生活之费。他好
喝酒，喝了两斤黄酒之后执笔，字迹更见飞动，因此，乡间请他写墓碑，从不忘了
带酒，另备酒肴三五碟。通常，乡人进屋后，总是先把酒肴在桌上整治妥当，让张
先生慢悠悠喝着，同时请一年轻人在旁边磨墨，张先生是不愿用墨汁书写的。待到
喝得满脸酡红，笑眯眯地站起身来，也不试笔，只是握笔凝神片刻，然后一挥而就。
乡人带来的酒，每次都在５斤以上，可供张先生喝几天。附近几家酿酒作坊，
知道张先生品酒在行，经常邀他去品定各种酒的等次，后来竟把他的评语，作为互
相竞争的标准，因此都尽力来讨好他。酒坛，排满了他陋室的墙角。大家嫌“张先
生”的称呼过于板正，都叫他酒公，他也乐意。一家作坊甚至把他评价最高的那种
酒定名为酒公酒，方圆数十里都有名气。
前年深秋，我回家乡游玩，被满山漂亮的书法惊呆。了解了张先生的身世后，
我又一次上山在墓碑间徘徊。我想，这位半个多世纪前的逻辑救国论者，是用一种
最潦倒、最别致的方式，让生命占据了一座小山。他平生未能用自己的学问征服过
任何一个人，只能用一枝毛笔，在中国传之千年的毛笔，把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慰抚
一番。可怜被他慰抚的人，既不懂逻辑，也不懂书法，于是，连墓碑上的书法，也
无限寂寞。谁能反过来慰抚这种寂寞呢？只有那一排排灰褐色的酒坛。
在美国，在上海，张先生都日思夜想过这座故乡的山，祖先的山。没想到，他
一生履历的终结，是越来越多的墓碑。人总要死，墓很难坍，长此以往，家乡的天
地将会多么可怕！我相信，这位长于推理的逻辑学家曾一次次对笔惊恐，他在笔墨
酣畅地描画着的，是一个何等样的世界！
四
偶尔，张先生也到酿酒作坊翻翻报纸。八年前，他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散文，题
为《笑的忏悔》。起初只觉题目奇特，一读下去，他不禁心跳剧烈。
这篇文章出自一位在省城工作的中年人的手笔。文章是一封写给中学同班同学
的公开信，作者询问老同学们是否都有同感：当自己品尝过了爱的甜苦，经历过了
人生的波澜，现在正与孩子一起苦记着外语单词的时候，都会为一次愚蠢透顶的傻
笑深深羞愧？
张先生那天离开酿酒作坊时的表情，使作坊工人非常奇怪。两天后，他找到乡
村小学的负责人，要求讲点课，不要报酬。
他实在是命运险恶。才教课三个月，一次台风，把陈旧的校舍吹坍。那天他正
在上课，拐着腿拉出了几个学生，自己被压在下面。从此，他的下肢完全瘫痪，手
也不能写字了。
我见到他时他正静卧在床。我们的谈话从逻辑开始，我刚刚讲了几句金岳霖先
生的逻辑思想，他就抖抖索索地把我的手紧紧拉住。他说自己将不久人世，如有可
能，在他死后为他的坟墓写一方小字碑文；如没有可能，就写一幅“酒公张先生之
墓”。绝不能把名字写上，因为他深感自己一生，愧对祖宗，也愧对美国、上海的
师友亲朋。这个名字本身，就成了一种天大的嘲谑。
我问他小字碑文该如何写，他神情严肃地斟酌吟哦了一番，慢吞吞地口述起来：
酒公张先生，不知籍贯，不知名号，亦不知其祖宗世谱，只知
其身后无嗣，孓然一人。少习西学，长而废弃，颠沛流荡，投靠无
门。一身弱骨，或踟蹰于文士雅集，或颤慑于强人恶手，或惊恐于
新世问诘，或惶愧于幼者哄笑，栖栖遑遑，了无定夺。释儒道皆无
深缘，真善美尽数失落，终以浊酒、败墨、残肢、墓碑、编织老境。
一生无甚德守，亦无甚恶行，耄年回首，每叹枉掷如许粟麦菜蔬，
徒费孜孜攻读、矻矻苦吟。呜呼！故国神州，莘莘学
子，愿如此潦倒颓败者，唯张先生一人。
述毕，老泪纵横。我当时就说，如此悲凉的文词，我是不愿意书写的。
张先生终于跛着腿，走完了他的旅程。现在，我书写的七字墓碑，正树立在状
元坟，树立在层层墓碑的包围之中。他的四周，全是他恣肆的笔墨。他竭力讳避家
族世谱，但三个坟，状元、张老先生和他的，安然并列，连成一线，像是默默地作
着他曾热衷过的逻辑证明。不管怎么说，这也算给故乡的山，添了小小一景。
－－全文完－－
选自《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 · 上海１９９２年
一
自幼能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当然不懂其义，完全是从乡间老妪们的口中
听熟的。
柴门之内，她们虔诚端坐，执佛珠一串，朗声念完《心经》一遍，即用手指拨
过佛珠一颗。长长一串佛珠，全都拨完了，才拿起一枚桃木小梗，蘸一蘸朱砂，在
黄纸关牒上点上一点。黄纸关牒上印着佛像，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圈，要用朱砂
点遍这些小圈，真不知需多少时日。夏日午间，蝉声如潮，老太太们念佛的声音渐
渐含糊，脑袋耷拉下来，猛然惊醒，深觉罪过，于是重新抖擞，再发朗声。冬日雪
朝，四野坚冰，佛珠在冻僵的手指间抖动，衣履又是单薄，只得吐出大声佛号，呵
出口中热气，暖暖手指。
年轻的媳妇正在隔壁纺纱、做饭。婆婆是过来人，从纺车的呜呜声中可以辨出
纺纱的进度，从灶火的呼呼声中可推知用柴的费俭。念佛声突然中断，一声咳嗽，
以作儆示，媳妇立即领悟，于是，念佛声重又平和。媳妇偶尔走过门边，看一眼婆
婆。只等儿子长大成家，有了媳妇，自己也就离了纺车、灶台，拿起佛珠。
不知几个月后，庙中有一节典，四村妇人，皆背黄袋，衣衫干净，向庙中赶去。
庙中沸沸扬扬，佛号如雷，香烟如雾。庄严佛像下，缁衣和尚手敲木鱼，巍然端然。
这儿是人的山，人的海，一人之于众人，如雨入湖，如枝在林，全然失却了自身。
左顾右盼，便生信赖，便知皈依。两膝发软，跪向那布包的蒲团。
邻家有一帮会中人，一日缺钱，闯入我家，抱我而走，充作人质，以便逼索。
家人哀求追赶，无济于事。村间一二叔伯大声呼叫，只换得他大步逃奔。他抱我躲
进了庙会的人群，挤挤挨挨，东张西望。
他从未进过庙宇，从未见过如此拥挤的人群。他的步子不得不放慢，渐渐端详
起四周的奇景。佛号浩荡而悠扬，调节着他的鼻息，众人低眉垂目，懈弛了他的对
抗。他怀抱我的手势开始变得舒适，宛若一个携婴朝拜的信士。当他挤出庙门，就
像成了另一个人，笑咧咧的，走进我家，把我轻轻放回摇篮，扬长而去。我的嘴里，
衔着一支土制棒糖。
他再也没有回来。听人说，就在几天之后，他在路上，被先前的仇人砸死。
二
我家近处的庙宇很小，只有两个和尚，一胖一瘦，还有一个年老的庙祝。瘦和
尚是住持，严峻冷漠；胖和尚是云游僧人，落脚于此，脸面颇为活络。
两个和尚坐在一起念经，由瘦和尚敲木鱼，的的笃笃，呜呜唉唉。孩子们去了，
围着他们嘻闹，瘦和尚把眉头紧蹙，胖和尚则瞟眼过来，牵牵嘴角，算是给孩子们
打了招呼。孩子们追逐到殿前院子里了，胖和尚就会缓缓起身，穿过院子走向茅房，
回来时在青石水斗里净净手，用宽袖擦干，在孩子们面前蹲下身来，摸摸他们的头
发和脸蛋，然后把手伸进深深的口袋，取出几枚供果，塞在那些小手里。耽搁时间
一长，瘦和尚的木鱼声就会变响，胖和尚随即起身，走回经座。
他们不念经的时候，孩子们敢到胖和尚的禅房里去。胖和尚满脸笑容，躬身相
迎，问孩子们的名字，然后拿起毛笔，握住软软的小手掌，把各人的名字一一写上。
他的字写得极好，比学校的女老师写的好多了。不忍心洗掉，照着它，一遍遍临摹。
第二天写字课，老师看见黑糊糊的手掌，笑了：“怎么把手都涂脏了？”还没说完，
竟一步上前，紧紧握住，急问：“谁写的，这么好？”她知道，这些村庄，几乎没
有识字的人。说是和尚，老师像被烫着了一般，连忙放手，转身走开。
放了学，少不了告诉胖和尚，老师称赞了他的字。胖和尚［口堂］声一笑，说：
“我们住持写得才好！”随即领孩子到后院，指了指菜园南端的一堵粉墙。那里，
满墙都是乌亮活灵的字，比字帖上的还好。深深嗬了一声，小步走去，依偎着粉墙
仰望。难怪瘦和尚一脸端庄。
一天，两个和尚仍在念经，孩子们唱起了老师新教的一首歌，像与和尚比赛。
歌词是：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和尚们念完一段经，站起身来。走向孩子们的，不是胖和尚而是瘦和尚。孩子
们惊恐地要逃开，瘦和尚说：“等一等，你们刚才唱的是什么？”孩子们嗫嚅地复
述了一遍，瘦和尚说：“来，到我的禅房里来。”
瘦和尚的禅房在楼上，孩子们从来没有上去过，心跳得厉害。这个禅房太整洁
了，油亮的藏经箱成排壁立，地板油漆过，一尘不染。瘦和尚走到桌边举笔展纸，
说：“你们再念一遍。”孩子们边念，他边写，写完自个儿咿唔一阵，点头说：
“写得好。是你们老师写的？”他打开桌上的锡罐，取出一把供果，分给孩子们。
比胖和尚平日分的，多得多了。
第二天当然又去转告老师，说和尚称赞她的歌写得好。老师立即脸红，说：
“我怎么写得出来？那是李叔同写的。”几天之后，瘦和尚又用毛笔在纸上写下三
个字：李叔同。
学校离小庙不远，只隔着一条大路，但和尚和老师从来没有见过面。终于有一
天，老师正在小小的操场上与孩子们玩，突然停住，眼睛直盯盯地看着墙外。那里
是一个倾倒学校垃圾的瓦砾堆，瘦和尚正在弯腰拣着废纸。拣了一大堆，用长长的
衣服兜着，走到庙门边，抖进墙上一个洞口，点火焚烧。洞口上有四个暗暗的字迹：
敬惜字纸。
孩子们疑惑地仰脸看老师，老师也在发呆。
又有一次，轮到和尚们发呆了。两个和尚在路边看到一头羊被石头一绊，差点
跌进水池。他们惜生护生，立即牵起羊颈上的绳子，栓在路旁一棵小树上。当时，
大路旁已种下两排小树，直伸远方。两位和尚笑眯眯地正待走开，从校门里急急地
奔出我们的老师，胸脯起伏着，气喘吁吁地解开栓在树上的绳子，对孩子们说：
“羊要把小树挣断的，快把羊送还给主人！”平下气息后她又说：“等你们毕业，
这树就遮成了林荫道。那时正是大热天，你们阴阴凉凉地走到县城去考中学。”
两位和尚在几步之外，呆呆站着。他们万没想到，学校老师竟是如此一位丽人。
不敢正视，直耳听着，眼睛只盯着孩子们看。他们惜生护生，好像并不包括植物，
而老师起伏的胸脯中，却藏着一个绿色的天地。
夜间，整个乡村一片漆黑，只有小庙禅房的灯和老师宿舍的灯还亮着，遥遥相
对。禅房里点的是蜡烛头，老师点的是玻璃罩煤油灯。村里老人说，他们都在“做
课”。
孩子们每夜都抓蟋蟀，连乱坟岗子也不怕。这里已是村边，村外是无边无际的
荒原。于是，两道灯光，宛如黑海渔火。
三
吾乡东去６里许，有一座辉煌大庙，名曰金仙寺。寺门面对宽阔的白洋湖。寺
庙前半部在平地上，后半部则沿山而上，路人只见其黄墙耸天，延绵无际，不知其
大几何。进得寺门，立即自觉矮小，连跨过一条门坎也得使劲搬腿。谁也走不完它
的殿阁和曲廊，数不尽它的佛像与石阶。曾扒窗偷看过它的一个厨房，其锅之大，
几若圆池。老人说，兴盛之时，此寺和尚上千，一睹此锅，大体可信。记得此寺一
个院落，有洒金木雕的全本西游记连环故事，刻工之精，无与伦比。乡间儿童，隔
些时日便蹑脚进去，低声指认，悄声争辩，读完了一部浪漫巨著。也读完了一门雕
刻美学。
金仙寺东侧，便是小镇鸣鹤场。走完狭长的街道，再走完一道长堤，又有一座
小庙，土名石湫头。该地石湫处处，故而得名。石湫头小庙只是通向一座比金仙寺
更为宏大的庙宇的起点。由它向南，翻过五座山头，即见远近闻名的五磊寺。
在乡人心中，金仙寺和五磊寺，无异于神秘天国。那里也该有住持或首领吧，
他们会是何等样的超迈人物？如此浩大的排场，开支来自何处？这些问题，连小庙
里的两位胖瘦和尚也完全不知。一天又一天，只听山那边传来的晨钟暮鼓，堂皇而
又沉着。
大概是从３０年代起始罢，两寺渐渐有了新的动向。山薯出土季节，常见田埂
阡陌间，有两寺和尚挑担来往。他们把山薯送给有过施舍的人家，说是答谢，实则
提醒，请施主赶紧再结善缘。看着汗渍涔涔的和尚，看着沾满黄泥的山薯，乡人们
终于知道，两寺的财脉已经枯竭。黄泥山薯确是佳品，浓甜嫩脆，比平地红薯好得
远了。
年长之后翻阅史料，看到一段记载惊了一跳。我离开座位，伫立南窗遥望家乡。
岂能想到，和尚们挑着山薯走出庙门，五磊寺里住着的，竟然正是－－写歌词的李
叔同！
李叔同，留学日本首演《茶花女》，揭开中国话剧史。又以音乐绘画，刷新故
国视听。英姿翩翩，文采风流，从者如云，才名四播。现代中国文化，正待从他脚
下走出婉约清丽一途。突然晴天霹雳，一代俊彦转眼变为苦行佛陀。娇妻幼子，弃
之不见，琴弦俱断，彩色尽倾，只换得芒鞋破钵、黄卷青灯。李叔同失落了，飘然
走出一位弘一法师，千古佛门又一传人。
我们唱着他的歌，与和尚比赛，而他自己却成了和尚。
他在挣脱，他在躲避。他已耗散多时，突然间不耐烦嚣。他不再苦恼于艺术与
功利的重重抵牾，纵身一跃，去冥求性灵的完好。
松涛阵阵，山雨淋淋，这里已没有一个现代的颤音。法师自杭州出家，历十余
年，由净土而皈南山律宗，在五磊寺受菩萨戒，发愿弘扬律宗，创建道场。
五磊寺住持栖莲，金仙寺住持亦幻积极响应。一所“南山律学院”正酝酿建起。
法师只提倡议，不管实务。两寺住持，只得到上海募钱。上海名士得知法师倡议，
慨然解囊，两寺住持随即办置化缘簿，请法师写序。
法师一见簿册，突然大怒，严责两寺住持“藉名敛财”。但无财何从建院？法
师也是进退维谷。重去招惹早已诀别了的世界，是他所忌讳。于是律学院停办，法
师不久也云游别处，留下尴尬的庙宇两座。
或许可说，法师出家，是新文化在中国的尴尬；法师发怒，是佛教在新时代的
尴尬。我由此想到小庙与学校间相对的灯光。两道灯光间，法师的袈裟如云如雾，
飘荡隐约。
四
金仙寺旁，土木工程正忙。和尚们念经完毕，或挑山薯回来，成群结队傻傻地
观看。
那是一位叫吴锦堂的华侨在重建家乡。吴氏不知何许人也，据传，乃近乡一普
通农孩，长大流落上海，被雇于一家日本餐厅，如此这般，到了日本，竟日渐发达，
成高官巨贾。然后倾其资产，投于桑梓。金仙寺面临的白洋湖，由他筑岸建堤，光
洁坚致，气势恢宏。沿湖民房，悉数重造，皆若层层别墅。由东到西，长几里许，
竟成了一个世外桃源。更为甚者，还在北面东山头，耗巨资兴建一所学校，曰锦堂
师范。占地之大，建房之多，令乡间财神咋舌。不久他便去世，金仙寺西侧，筑豪
华墓道，成一名胜，供人凭吊。
墓体为白石，正如湖岸为白石，长堤为白石，荡荡展开，白得晃眼。圈圈白光
围住了金仙寺，金仙寺依旧黄墙高耸，藤葛缠绕，暮鸦回翔。
和尚们洗涤打水，也享用着平臻臻的洋灰河埠。葛麻芒鞋，踏在上面，总觉得
过于挺滑，不大自在。不知弘一法师可曾在这条长堤上漫步，估量他不会喜欢。他
逃避着现代，而现代却莽莽撞撞，闯到了庙门跟前。
天长日久，无人修葺，吴锦堂的种种建筑，也渐渐污损，与四周萧索的村落悄
悄扯平。唯有你到浙江的所所中学，遇到几名老教师，一问之下，常答曰出身锦堂
师范。我在京沪两地，遇到一些浙籍知名学者，叙完同乡之谊，总能发现，竟也是
锦堂师范的人才。
抗日战争时期，曾有几名日本兵，为吴锦堂墓站岗。乡民疑惑了，不再对他感
恩戴德。他的坟墓，一度成了晒谷场。
数月前在报上读得一条新闻：全国青少年珠算比赛，前面一批名次竟然全部属
于浙江一座小镇。记者用惶惑不解的笔调写道，神童荟萃一处，实是奇迹。这座小
镇，便是金仙寺旁侧的鸣鹤场，吴锦堂修建世外桃源的所在。
我是理解的，自豪地一笑。耳边响起哗哗的珠算声，如白洋湖的夜潮。
听说两大寺庙又在重新修复，款项甚巨。工棚里，应有锦堂师范的毕业生，指
挥着算盘的交响乐。
注：此文发表后，收到从家乡寄来的《慈溪修志通讯》，其中有一段文字介绍
吴锦堂：吴锦堂（１８５５－１９２６），名作莫，东山头乡西房村人。出身农家，
少时随父耕作，及壮东渡日本，经商致富，名重中外，素以桑梓为重，先后捐银数
十万两，兴修水利，创办学校，泽被乡里。本世纪初，与陈嘉庚、聂云台并称全国
“办学三贤”。又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从事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著名爱国华侨。
－－全文完－－
选自《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上海１９９２
自幼能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当然不懂其义，完全是从乡间老妪们的口中
听熟的。
柴门之内，她们虔诚端坐，执佛珠一串，朗声念完《心经》一遍，即用手指拨
过佛珠一颗。长长一串佛珠，全都拨完了，才拿起一枚桃木小梗，蘸一蘸朱砂，在
黄纸关牒上点上一点。黄纸关牒上印着佛像，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圈，要用朱砂
点遍这些小圈，真不知需多少时日。夏日午间，蝉声如潮，老太太们念佛的声音渐
渐含糊，脑袋耷拉下来，猛然惊醒，深觉罪过，于是重新抖擞，再发朗声。冬日雪
朝，四野坚冰，佛珠在冻僵的手指间抖动，衣履又是单薄，只得吐出大声佛号，呵
出口中热气，暖暖手指。
年轻的媳妇正在隔壁纺纱、做饭。婆婆是过来人，从纺车的呜呜声中可以辨出
纺纱的进度，从灶火的呼呼声中可推知用柴的费俭。念佛声突然中断，一声咳嗽，
以作儆示，媳妇立即领悟，于是，念佛声重又平和。媳妇偶尔走过门边，看一眼婆
婆。只等儿子长大成家，有了媳妇，自己也就离了纺车、灶台，拿起佛珠。
不知几个月后，庙中有一节典，四村妇人，皆背黄袋，衣衫干净，向庙中赶去。
庙中沸沸扬扬，佛号如雷，香烟如雾。庄严佛像下，缁衣和尚手敲木鱼，巍然端然。
这儿是人的山，人的海，一人之于众人，如雨入湖，如枝在林，全然失却了自身。
左顾右盼，便生信赖，便知皈依。两膝发软，跪向那布包的蒲团。
邻家有一帮会中人，一日缺钱，闯入我家，抱我而走，充作人质，以便逼索。
家人哀求追赶，无济于事。村间一二叔伯大声呼叫，只换得他大步逃奔。他抱我躲
进了庙会的人群，挤挤挨挨，东张西望。
他从未进过庙宇，从未见过如此拥挤的人群。他的步子不得不放慢，渐渐端详
起四周的奇景。佛号浩荡而悠扬，调节着他的鼻息，众人低眉垂目，懈弛了他的对
抗。他怀抱我的手势开始变得舒适，宛若一个携婴朝拜的信士。当他挤出庙门，就
像成了另一个人，笑咧咧的，走进我家，把我轻轻放回摇篮，扬长而去。我的嘴里，
衔着一支土制棒糖。
他再也没有回来。听人说，就在几天之后，他在路上，被先前的仇人砸死。
二
我家近处的庙宇很小，只有两个和尚，一胖一瘦，还有一个年老的庙祝。瘦和
尚是住持，严峻冷漠；胖和尚是云游僧人，落脚于此，脸面颇为活络。
两个和尚坐在一起念经，由瘦和尚敲木鱼，的的笃笃，呜呜唉唉。孩子们去了，
围着他们嘻闹，瘦和尚把眉头紧蹙，胖和尚则瞟眼过来，牵牵嘴角，算是给孩子们
打了招呼。孩子们追逐到殿前院子里了，胖和尚就会缓缓起身，穿过院子走向茅房，
回来时在青石水斗里净净手，用宽袖擦干，在孩子们面前蹲下身来，摸摸他们的头
发和脸蛋，然后把手伸进深深的口袋，取出几枚供果，塞在那些小手里。耽搁时间
一长，瘦和尚的木鱼声就会变响，胖和尚随即起身，走回经座。
他们不念经的时候，孩子们敢到胖和尚的禅房里去。胖和尚满脸笑容，躬身相
迎，问孩子们的名字，然后拿起毛笔，握住软软的小手掌，把各人的名字一一写上。
他的字写得极好，比学校的女老师写的好多了。不忍心洗掉，照着它，一遍遍临摹。
第二天写字课，老师看见黑糊糊的手掌，笑了：“怎么把手都涂脏了？”还没说完，
竟一步上前，紧紧握住，急问：“谁写的，这么好？”她知道，这些村庄，几乎没
有识字的人。说是和尚，老师像被烫着了一般，连忙放手，转身走开。
放了学，少不了告诉胖和尚，老师称赞了他的字。胖和尚［口堂］声一笑，说：
“我们住持写得才好！”随即领孩子到后院，指了指菜园南端的一堵粉墙。那里，
满墙都是乌亮活灵的字，比字帖上的还好。深深嗬了一声，小步走去，依偎着粉墙
仰望。难怪瘦和尚一脸端庄。
一天，两个和尚仍在念经，孩子们唱起了老师新教的一首歌，像与和尚比赛。
歌词是：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和尚们念完一段经，站起身来。走向孩子们的，不是胖和尚而是瘦和尚。孩子
们惊恐地要逃开，瘦和尚说：“等一等，你们刚才唱的是什么？”孩子们嗫嚅地复
述了一遍，瘦和尚说：“来，到我的禅房里来。”
瘦和尚的禅房在楼上，孩子们从来没有上去过，心跳得厉害。这个禅房太整洁
了，油亮的藏经箱成排壁立，地板油漆过，一尘不染。瘦和尚走到桌边举笔展纸，
说：“你们再念一遍。”孩子们边念，他边写，写完自个儿咿唔一阵，点头说：
“写得好。是你们老师写的？”他打开桌上的锡罐，取出一把供果，分给孩子们。
比胖和尚平日分的，多得多了。
第二天当然又去转告老师，说和尚称赞她的歌写得好。老师立即脸红，说：
“我怎么写得出来？那是李叔同写的。”几天之后，瘦和尚又用毛笔在纸上写下三
个字：李叔同。
学校离小庙不远，只隔着一条大路，但和尚和老师从来没有见过面。终于有一
天，老师正在小小的操场上与孩子们玩，突然停住，眼睛直盯盯地看着墙外。那里
是一个倾倒学校垃圾的瓦砾堆，瘦和尚正在弯腰拣着废纸。拣了一大堆，用长长的
衣服兜着，走到庙门边，抖进墙上一个洞口，点火焚烧。洞口上有四个暗暗的字迹：
敬惜字纸。
孩子们疑惑地仰脸看老师，老师也在发呆。
又有一次，轮到和尚们发呆了。两个和尚在路边看到一头羊被石头一绊，差点
跌进水池。他们惜生护生，立即牵起羊颈上的绳子，栓在路旁一棵小树上。当时，
大路旁已种下两排小树，直伸远方。两位和尚笑眯眯地正待走开，从校门里急急地
奔出我们的老师，胸脯起伏着，气喘吁吁地解开栓在树上的绳子，对孩子们说：
“羊要把小树挣断的，快把羊送还给主人！”平下气息后她又说：“等你们毕业，
这树就遮成了林荫道。那时正是大热天，你们阴阴凉凉地走到县城去考中学。”
两位和尚在几步之外，呆呆站着。他们万没想到，学校老师竟是如此一位丽人。
不敢正视，直耳听着，眼睛只盯着孩子们看。他们惜生护生，好像并不包括植物，
而老师起伏的胸脯中，却藏着一个绿色的天地。
夜间，整个乡村一片漆黑，只有小庙禅房的灯和老师宿舍的灯还亮着，遥遥相
对。禅房里点的是蜡烛头，老师点的是玻璃罩煤油灯。村里老人说，他们都在“做
课”。
孩子们每夜都抓蟋蟀，连乱坟岗子也不怕。这里已是村边，村外是无边无际的
荒原。于是，两道灯光，宛如黑海渔火。
三
吾乡东去６里许，有一座辉煌大庙，名曰金仙寺。寺门面对宽阔的白洋湖。寺
庙前半部在平地上，后半部则沿山而上，路人只见其黄墙耸天，延绵无际，不知其
大几何。进得寺门，立即自觉矮小，连跨过一条门坎也得使劲搬腿。谁也走不完它
的殿阁和曲廊，数不尽它的佛像与石阶。曾扒窗偷看过它的一个厨房，其锅之大，
几若圆池。老人说，兴盛之时，此寺和尚上千，一睹此锅，大体可信。记得此寺一
个院落，有洒金木雕的全本西游记连环故事，刻工之精，无与伦比。乡间儿童，隔
些时日便蹑脚进去，低声指认，悄声争辩，读完了一部浪漫巨著。也读完了一门雕
刻美学。
金仙寺东侧，便是小镇鸣鹤场。走完狭长的街道，再走完一道长堤，又有一座
小庙，土名石湫头。该地石湫处处，故而得名。石湫头小庙只是通向一座比金仙寺
更为宏大的庙宇的起点。由它向南，翻过五座山头，即见远近闻名的五磊寺。
在乡人心中，金仙寺和五磊寺，无异于神秘天国。那里也该有住持或首领吧，
他们会是何等样的超迈人物？如此浩大的排场，开支来自何处？这些问题，连小庙
里的两位胖瘦和尚也完全不知。一天又一天，只听山那边传来的晨钟暮鼓，堂皇而
又沉着。
大概是从３０年代起始罢，两寺渐渐有了新的动向。山薯出土季节，常见田埂
阡陌间，有两寺和尚挑担来往。他们把山薯送给有过施舍的人家，说是答谢，实则
提醒，请施主赶紧再结善缘。看着汗渍涔涔的和尚，看着沾满黄泥的山薯，乡人们
终于知道，两寺的财脉已经枯竭。黄泥山薯确是佳品，浓甜嫩脆，比平地红薯好得
远了。
年长之后翻阅史料，看到一段记载惊了一跳。我离开座位，伫立南窗遥望家乡。
岂能想到，和尚们挑着山薯走出庙门，五磊寺里住着的，竟然正是－－写歌词的李
叔同！
李叔同，留学日本首演《茶花女》，揭开中国话剧史。又以音乐绘画，刷新故
国视听。英姿翩翩，文采风流，从者如云，才名四播。现代中国文化，正待从他脚
下走出婉约清丽一途。突然晴天霹雳，一代俊彦转眼变为苦行佛陀。娇妻幼子，弃
之不见，琴弦俱断，彩色尽倾，只换得芒鞋破钵、黄卷青灯。李叔同失落了，飘然
走出一位弘一法师，千古佛门又一传人。
我们唱着他的歌，与和尚比赛，而他自己却成了和尚。
他在挣脱，他在躲避。他已耗散多时，突然间不耐烦嚣。他不再苦恼于艺术与
功利的重重抵牾，纵身一跃，去冥求性灵的完好。
松涛阵阵，山雨淋淋，这里已没有一个现代的颤音。法师自杭州出家，历十余
年，由净土而皈南山律宗，在五磊寺受菩萨戒，发愿弘扬律宗，创建道场。
五磊寺住持栖莲，金仙寺住持亦幻积极响应。一所“南山律学院”正酝酿建起。
法师只提倡议，不管实务。两寺住持，只得到上海募钱。上海名士得知法师倡议，
慨然解囊，两寺住持随即办置化缘簿，请法师写序。
法师一见簿册，突然大怒，严责两寺住持“藉名敛财”。但无财何从建院？法
师也是进退维谷。重去招惹早已诀别了的世界，是他所忌讳。于是律学院停办，法
师不久也云游别处，留下尴尬的庙宇两座。
或许可说，法师出家，是新文化在中国的尴尬；法师发怒，是佛教在新时代的
尴尬。我由此想到小庙与学校间相对的灯光。两道灯光间，法师的袈裟如云如雾，
飘荡隐约。
四
金仙寺旁，土木工程正忙。和尚们念经完毕，或挑山薯回来，成群结队傻傻地
观看。
那是一位叫吴锦堂的华侨在重建家乡。吴氏不知何许人也，据传，乃近乡一普
通农孩，长大流落上海，被雇于一家日本餐厅，如此这般，到了日本，竟日渐发达，
成高官巨贾。然后倾其资产，投于桑梓。金仙寺面临的白洋湖，由他筑岸建堤，光
洁坚致，气势恢宏。沿湖民房，悉数重造，皆若层层别墅。由东到西，长几里许，
竟成了一个世外桃源。更为甚者，还在北面东山头，耗巨资兴建一所学校，曰锦堂
师范。占地之大，建房之多，令乡间财神咋舌。不久他便去世，金仙寺西侧，筑豪
华墓道，成一名胜，供人凭吊。
墓体为白石，正如湖岸为白石，长堤为白石，荡荡展开，白得晃眼。圈圈白光
围住了金仙寺，金仙寺依旧黄墙高耸，藤葛缠绕，暮鸦回翔。
和尚们洗涤打水，也享用着平臻臻的洋灰河埠。葛麻芒鞋，踏在上面，总觉得
过于挺滑，不大自在。不知弘一法师可曾在这条长堤上漫步，估量他不会喜欢。他
逃避着现代，而现代却莽莽撞撞，闯到了庙门跟前。
天长日久，无人修葺，吴锦堂的种种建筑，也渐渐污损，与四周萧索的村落悄
悄扯平。唯有你到浙江的所所中学，遇到几名老教师，一问之下，常答曰出身锦堂
师范。我在京沪两地，遇到一些浙籍知名学者，叙完同乡之谊，总能发现，竟也是
锦堂师范的人才。
抗日战争时期，曾有几名日本兵，为吴锦堂墓站岗。乡民疑惑了，不再对他感
恩戴德。他的坟墓，一度成了晒谷场。
数月前在报上读得一条新闻：全国青少年珠算比赛，前面一批名次竟然全部属
于浙江一座小镇。记者用惶惑不解的笔调写道，神童荟萃一处，实是奇迹。这座小
镇，便是金仙寺旁侧的鸣鹤场，吴锦堂修建世外桃源的所在。
我是理解的，自豪地一笑。耳边响起哗哗的珠算声，如白洋湖的夜潮。
听说两大寺庙又在重新修复，款项甚巨。工棚里，应有锦堂师范的毕业生，指
挥着算盘的交响乐。
注：此文发表后，收到从家乡寄来的《慈溪修志通讯》，其中有一段文字介绍
吴锦堂：吴锦堂（１８５５－１９２６），名作莫，东山头乡西房村人。出身农家，
少时随父耕作，及壮东渡日本，经商致富，名重中外，素以桑梓为重，先后捐银数
十万两，兴修水利，创办学校，泽被乡里。本世纪初，与陈嘉庚、聂云台并称全国
“办学三贤”。又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从事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著名爱国华侨。
－－全文完－－
选自《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上海１９９２
1
现在有很多文化人完全不知道天柱山的所在，这实在是不应该的。
我曾惊奇地发现，中国古代许多大文豪、大诗人都曾希望在天柱山安家。他们
走过的地方很多，面对着佳山佳水一时激动，说一些过头话是不奇怪的；但是，声
言一定要在某地安家，声言非要在那里安度晚年不可，而且身处不同的时代竟不谋
而合地如此声言，这无论如何是罕见的。
唐天宝七年，诗人李白只是在江上路过时远远地看了看天柱山，便立即把它选
为自己的归宿地：“待吾还丹成，投迹归此地。”过了些年，安禄山叛乱，唐玄宗
携杨贵妃出逃蜀中，《长恨歌》《长生殿》所描写过的生生死死大事件发生在历史
舞台上，那个时候李白到哪里去了呢？原来他正躲在天柱山静静地读书。唐代正在
漫漫艳情和浩浩狼烟间作艰难的选择，我们的诗人却选择了天柱山。当然，李白并
没有炼成丹，最终也没有“投迹归此地”，但历史还是把他的这个真诚愿望留下了。
想在天柱山安家的愿望比李白还要强烈的，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在四
十岁时曾遇见过一位在天柱山长期隐居的高人，两人饮酒畅叙三日，话题总不离天
柱山，苏东坡由此而想到自己在颠沛流离中年方四十而华发苍苍，下决心也要拜谒
天柱山来领略另一种人生风味。“年来四十发苍苍，始欲求方救憔悴。他所若访潜
山居，慎勿逃人改名字。”这便是他当时随口吟出的诗。后来，他在给一位叫李惟
熙的友人写信时又说：“平生爱舒州风士，欲卜居为终老之计。”他这里所说的舒
州便是天柱山的所在地，也可看作是天柱山的别称。请看，这位游遍了名山大川的
旅行家已明确无误地表明要把卜居天柱山作为“终老之计”了。他这是在用诚恳的
的语言写信，而不是作诗，并无夸张成分。直到晚年，他的这个计划仍没有改变。
老人一生最后一个官职竟十分巧合地是“舒州团练副使”，看来连上天也有意成全
他的“终老之计”了。他欣然写道：
青山只在古城隅，
万昊归来卜筑居。把到天柱山来说成是“归来”，分明早已把它看成了家。但
如所周知，一位在朝野都极有名望的六十余岁老人的定居处所已不是他本人的意向
所能决定的了，和李白一样，苏东坡也没有实现自己的“终老之计”。
与苏东坡同时代的王安石是做大官的人，对山水景物比不得李白、苏东坡痴情，
但有趣的是，他竟然对天柱山也抱有终身性的迷恋。王安石在三十多岁时曾做过三
年舒州通判，多次畅游过天柱山，后来虽然宦迹处处，却怎么也丢不下这座山，用
现代语言来说，几乎是打上了一个松解不开的“情结”。不管到了哪儿，也不管多
大年纪了，他只要一想到天柱山就经常羞愧：
相看灵秃无归计，
一梦东南即自羞！
这两句取自他《怀舒州山水》一诗，天柱山永远在他梦中，而自己头发秃谢了
也无法回去，他只能深深“自羞”了。与苏东坡一样，他也把到天柱山说成是“归”。
王安石一生经历的政治风浪多，社会地位高，但他总觉得平生有许多事情没有
多大意思，因此，上面提到的这种自羞意识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浮现于心头：
看君别后行藏意，
回顾潜楼只自羞。
只要听到有人要到天柱山去，他总是送诗祝贺，深表羡慕。“搅辔羡君桥此路”，
他多么想跟着这位朋友一起纵马再去天柱山啊，但他毕竟是极不自由的，“宦身有
吏责，觞事遇嫌猜”，他只能把生命深处那种野朴的欲求克制住。而事实上，他真
正神往的生命状态乃是：
野性堪如此，
潜山归去来。
还可以举出一些著名文学家来。例如在天柱山居住过一段时间的黄庭坚此后总
是口口声声“吾家潜山，实为名山之福地”，而实际上他是江西人，真正的家乡离
天柱山还远得很。
再列举下去有点“掉书袋”的味道了，就此打住吧。我深感兴趣的问题是，在
华夏大地的崇山峻岭中间，天柱山究竟凭什么赢得了这么多文学大师的厚爱？
很可能是它曾经有过的宗教气氛。天柱山自南北朝特别是隋唐以后，佛道两教
都非常兴盛。佛教的二祖、三祖、四祖都曾在此传经，至今三祖寺仍是全国著名的
禅宗古刹；在道教那里，天柱山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地维”，是“九天司命真君”
的居住地，很多道家大师都曾在这学过道。这两大宗教在此交汇，使天柱山一度拥
有层层叠叠的殿宇楼阁，气象非凡。对于高品位的中国文人来说，佛道两教往往是
他们世界观的主干或侧翼，因此这座山很有可能成为他们漫长人生的精神皈依点。
这种山水化了的宗教，理念化了的风物，最能使那批有悟性的文人畅意适怀。例如
李白、苏东坡对它的思念，就与此有关。
也可能是它所蕴含的某种历史魅力，早在公元前一零六年，汉武帝曾到天柱山
祭祀，封此山为南岳，这次祭山是连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也跟随来了的。后来，
天柱山地区出过一些让一中国人都难以记怀的历史人物，例如赫赫大名的三国周瑜，
以及“小乔初嫁了”的二乔姐妹。这般风流倜傥，又与历史的大线条连结得这般紧
密，本是历代艺术家恒久的着眼点，无疑也会增加这座山的诱惑。王安石初到此地
做定局时曾急切询部当地百姓知道不知道这里出过周瑜，百姓竟然都不知道，王安
石深感寂寞，但这种寂寞可能更加增添了诱惑。一般的文人至少会对乔氏姐妹的出
生地发生兴趣：“乔公二女秀所钟，秋水并蒂芙蓉。只今冷落遗故址，令人千古思
余风。”（罗庄：《潜山古风》）
当然，还会有其他可能。
但是在我看来，首要条件还是它的自然风景。如果风景不好，佛道寺院不会竞
相在这里筑建，出了再大的名人也不会叫人过多地留连。那么，且让人们进山。
２
我们是坐长途汽车进天柱山的，车上有十多个人，但到车停下以后一看，他们
大多是山民和茶农，一散落到山岙里连影子也没有了，真正来旅游的只是我们。
开始见到过一个茶庄，等到顺着茶庄背后的山路翻过山，就再也见不到房舍。
山外的一切平泛景象突然不见，一时涌动出无数奇丽的山石，山石间掩映着丛丛簇
簇的各色林木，一下子就把人的全部感觉收服了。我在想，这种著名的山川实在是
造物主使着性子雕镂出来的千古奇迹。为什么到了这里，一切都变得那么可心了呢？
在这里随便选一块石关搬到山外去都会被人当作奇物供奉起来，但它就是不肯匀出
去一点，让外面的开阔地长久地枯燥着，硬是把精华都集中在一处，自享自美。水
也来凑热闹，不知从哪儿跑出来的，这儿一个溪涧，那儿一道瀑布，贴着山石幽幽
地流，欢欢地溅。此时外面正是炎暑炙人的盛夏，进山前见过一条大沙河，浑浊的
水，白亮的反光，一见之下就平添了几分烦热；而在这里，几乎每一滴水都是清澈
甜凉的了，给整个山谷带来一种不见风的凉爽。有了水声，便引来虫叫，引来鸟鸣，
各种声腔调门细细地搭配着，有一声、没一声，搭配出一种比寂然无声更静的静。
你就被这种静控制着，脚步、心情、脸色也都变静。想起了高明的诗人、画家老是
要表现的一种对象：静女。这种女子，也是美的大集中，五官身材一一看去，没有
一处不妥贴的，于是妥贴成一种难于言传的宁静。德国哲学家莱辛曾在《拉奥孔》
一书中嘲笑那种把美女的眼睛、鼻子、嘴巴分开来逐个描绘的文学作品，这是嘲笑
对了的。其实风景也是一样，我最不耐烦有的游记作品对各项自然风景描摹得过于
琐细，因此也随之不耐烦书店里的《风景描写辞典》之类。站在天柱山的谷岙里实
在很难产生任何分割性的思维，只觉得山谷抱着你，你又抱着山谷，都抱得那样紧，
逮不到一丝遣字造句的思维。猛然想起黄庭坚写天柱山的两句诗：
哀怀抱绝景，
更觉落笔难。
当然不是佳句，却正是我想说的。
长长的山道上很难得见到人。记得先是在一处瀑布边见到过两位修路的民工，
后来在通向三祖寺的石阶上见过一位挑肥料的山民，最后在霹雳石边上见一位蹲在
山崖边卖娃娃鱼的妇女。曾问那位妇女：整个山上都没有人，娃娃鱼卖给谁呢？妇
女一笑，随口说了几句很难听懂的当地土话，像是高僧的偈语。色彩斑斓的娃娃鱼
在瓶里停伫不动，像要从寂寞的亘古停伫到寂寞的将来。
山道越走越长，于是宁静也越来越纯。越走又越觉得山道修筑得非常完好，完
好得与这个几乎无人的世界不相般配。当然得感谢近年来的悉心修缮，但毫无疑问，
那些已经溶化为自然景物的坚实路基，那些新桥栏下石花苍然的远年桥墩，那些指
向风景绝佳处的磨滑了的石径，却镌刻下了很早以前曾经有过的繁盛。无数的屋檐
曾从崖石边飞出，磬钹声此起彼伏，僧侣和道士们在山道间拱手相让，远道而来的
士子们是指指点点，东张西望。是历史，是无数双远去的脚，是一代代人登攀的虔
诚，把这条山道连结得那么通畅，踩踏得那么殷实，流转得那么潇洒自如。
如果在荆莽丛中划开一条小路，一次次低头曲腰地钻出身子来，麻烦虽然麻烦，
却绝不会寂寞；今天，分明走在一条足以容纳浩浩荡荡的朝山队伍的畅亮山道上，
却不知为何突然消失了全部浩浩荡荡，光剩下了我们，于是也就剩下了寂寞，剩下
了惶恐。
进山前曾在一堵墙壁上约略看过游览路线图，知道应有许多景点排列着，一真
排到最后的天柱峰。据说站在天池边仰望天柱峰，还会看到一种七彩光环层层相套
的“宝光”。但是，我们走得那么久了，怎么就找不到路线图上的诸多景点呢？也
许根本走错了路？或者倒是抄了一条近路，天柱峰会突然在眼前冒出来？人在寂寞
和惶恐中什么念头都会产生，连最后一点意志力也会让位给侥幸。就在这时，终于
在路边看到一块石头路标，一眼看去便一阵激动：天柱峰可不真的走到了！但定睛
再看时发现，写的是天蛙峰，那个蛙字远远看去与柱字相仿。
总算找到了个像样的景点。天蛙峰因峰顶有巨石很像一双青蛙而得名。与天蛙
峰并列有降丹峰和天书峰，一峰峰登上去，远看四周，云翻峰涌，确实是大千气象。
峰顶有平坦处，舒舒展展地仰卧在上面，顿时山啊、云啊、鸟啊，都一起屏息，只
让你静静地休憩。汗收了，气平了，懒劲也上来了，再不想挪动。这儿有远山为墙，
白云为盖，那好，就这样软软地躺一会儿。
有一阵怪异的凉风吹在脸上，微微睁开眼，不好，云在变色，像要下雨，所有
的山头也开始探头探脑地冷笑。一骨碌起身，突然想起一路无避雨处，要返回长途
汽车站还有漫长的路途。不知今天这儿是否还会有长途汽车向县城发出？赶快返回
吧，天柱峰在哪儿，想也不敢去想了。
后来，等我们终于赶回到那幅画在墙上的游览线路图前才发现，我们所走的路，
离天柱峰还不到三分之一。许许多多景点，我们根本还没有走到呢。
３
我由此而不能不深深地叹息。
论爬山，我还不算是一个无能者，但我为何独独消受不住天柱山的长途和清寂
呢？我本以为进山之后可以找到李白、苏东坡他们一心想在山中安家的原因，为什
么这个原因离我更加遥远了呢？
也许不能怪我。要不然堂堂天柱山为何游人这般稀少呢？
据说，很有一些人为此找过原因。有人说，虽然汉武帝封它为南岳，但后来隋
文帝却把南岳的尊称转让给了衡山，它既被排除在名山之外，也就冷落了。对这种
说法只可一笑了之。因为天柱山真正的兴盛期都在撤消封号之后，更何况从未被谁
封过的黄山、庐山不正热闹非凡？
也有人认为是交通不便，从合肥、安庆到这里要花费半天时间。这自然也不成
理由，那些更其难于抵达的地方如峨嵋乃至敦煌，不也一直熙熙攘攘？
我认为，天柱山之所以能给古人一种居家感，一个比较现实的原因是它地处江
淮平原，四相钩连，八方呼应，水陆交通畅达，虽幽深而无登高之苦，虽奇丽而无
柴米之匮，总而言之，既宁静又方便，但是，正是这种重要的地理位置，险要而又
便利的生存条件，使它一次次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成了或要严守、或要死攻的要塞
所在。这样，它就要比其他风景胜地不幸得多。不间断的兵燹几乎烧毁了每一所寺
院和楼台，留下一条挺像样子却又无处歇脚的山路，在寂静中蜿蜒。
我敢断定，古代诗人们来游天柱山的时候，会在路边在寺庙道院里找到不少很
好的食宿处，一天一天地走过去，看完七彩宝光再洒洒脱脱地逛回来。要不然，怎
么也产生不了在这儿安家的念头。
因此，是多年的战争，使天柱山丧失了居家感，也使它还来不及为现代游人作
应有的安排。
空寂无人的山岙，留下了历史的强蛮。
４
天柱山一直没有一部独立的山志，因此我对它的历史沧桑知之不详。约略可说
的只是……
南宋末年，义民刘源在天柱山区率十万军民结寨抗元达十八年之久，失败后天
柱山遭到扫荡，刘源本人则牺牲在天柱峰下；
明朝末年，张献忠与官军多次以天柱山为主战场进行惨烈的搏斗，佛光寺等寺
院都付之一炬，仅在崇祯十五年九月的一次战斗中，张献忠的起义军战死十余万人，
天柱山地区“尸横二十余里”；
以后，朱统钅奇又以天柱山为据点抗清复明，余公亮也在这里聚众造反。他们
都失败了，天柱山又一次受到血与火的荡涤；
天柱山成为最大的战场是在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的将领陈玉成在此
与清兵撕杀十几年，进进退退、烧烧杀杀，待太平天国失败后再去打点这个旧战场，
金山寺庙几乎都已不复存在；
……
是的，天柱山有宗教，有美景，有诗文，但中国历史要比这一切苍凉得多，到
了一定的时候，茫茫大地上总要现出圆目怒睁、青筋贲张的主题，也许是拚死挣扎，
也许是血誓报复，也许是不用无数尸体已无法换取某种道义，也许是舍弃强暴已不
能验证自己的存在，那就只能对不起宗教、美景和诗文了，天柱山乖乖地给这些主
题腾出地盘。
它本该早就彻底荒芜，任蛇蝎横行、豺狼出没，但总还有一些人在战场废墟上
低头徘徊，企图再建造一点大体可以称作文明或文化的什么，例如直到本世纪二十
年代还有一个妙高和尚栖息在马祖洞旁的草庵里日夜开荒积粮，又四方化缘，竟以
多年精力重建起寺院，实在是创造了个人意志力的惊人奇迹。但这又有什么用呢？
本世纪依然兵荒马乱，油漆崭新的殿宇很快又在战火中颓圮。现在，战争停息已有
很多年了，这儿，也许可以比较长久地改换一个主题？
终于又想起李白、苏东坡、王安石他们了。在我们辽阔的土地上，让这样的文
人能产生终老之计的山水，总应该增加一些而不是减少吧。冷漠的自然能使人们产
生故园感和归宿感，这是自然的人化，是人向自然的真正挺进。天柱山的盛衰升沉，
无疑已触及到这个哲学和人类学的本原性问题。苏东坡、王安石本是不错的哲学家，
天柱山寺庙的僧侣中一定也隐伏过许多玄学大师，他们在山间漫步沉思的时候，是
否也曾碰撞到这些问题的边缘？王安石一直叹息在这里没有人能与他谈学问，他是
否也想摩挲一下这方面的玄机？
至于我，现今也到了苏东坡所说“年来四十发苍苍”的年岁，浪迹四野，风尘
满身。当然不会急着在这里觅地建房，但走在天柱山的山道上，却时时体会着“万
里归来卜筑居”的滋味。我不是也一直在寻找吗？
好像寻找的人还相当的多。耳边分明响起比我年轻的人的恳切歌声：“我想有
个家……”
是的，家。从古代诗人到我们，都会在天柱山的清寂山道上反覆想到的一个远
远超出社会学范畴的哲学命题：家。选自“文化苦旅”
现在有很多文化人完全不知道天柱山的所在，这实在是不应该的。
我曾惊奇地发现，中国古代许多大文豪、大诗人都曾希望在天柱山安家。他们
走过的地方很多，面对着佳山佳水一时激动，说一些过头话是不奇怪的；但是，声
言一定要在某地安家，声言非要在那里安度晚年不可，而且身处不同的时代竟不谋
而合地如此声言，这无论如何是罕见的。
唐天宝七年，诗人李白只是在江上路过时远远地看了看天柱山，便立即把它选
为自己的归宿地：“待吾还丹成，投迹归此地。”过了些年，安禄山叛乱，唐玄宗
携杨贵妃出逃蜀中，《长恨歌》《长生殿》所描写过的生生死死大事件发生在历史
舞台上，那个时候李白到哪里去了呢？原来他正躲在天柱山静静地读书。唐代正在
漫漫艳情和浩浩狼烟间作艰难的选择，我们的诗人却选择了天柱山。当然，李白并
没有炼成丹，最终也没有“投迹归此地”，但历史还是把他的这个真诚愿望留下了。
想在天柱山安家的愿望比李白还要强烈的，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在四
十岁时曾遇见过一位在天柱山长期隐居的高人，两人饮酒畅叙三日，话题总不离天
柱山，苏东坡由此而想到自己在颠沛流离中年方四十而华发苍苍，下决心也要拜谒
天柱山来领略另一种人生风味。“年来四十发苍苍，始欲求方救憔悴。他所若访潜
山居，慎勿逃人改名字。”这便是他当时随口吟出的诗。后来，他在给一位叫李惟
熙的友人写信时又说：“平生爱舒州风士，欲卜居为终老之计。”他这里所说的舒
州便是天柱山的所在地，也可看作是天柱山的别称。请看，这位游遍了名山大川的
旅行家已明确无误地表明要把卜居天柱山作为“终老之计”了。他这是在用诚恳的
的语言写信，而不是作诗，并无夸张成分。直到晚年，他的这个计划仍没有改变。
老人一生最后一个官职竟十分巧合地是“舒州团练副使”，看来连上天也有意成全
他的“终老之计”了。他欣然写道：
青山只在古城隅，
万昊归来卜筑居。把到天柱山来说成是“归来”，分明早已把它看成了家。但
如所周知，一位在朝野都极有名望的六十余岁老人的定居处所已不是他本人的意向
所能决定的了，和李白一样，苏东坡也没有实现自己的“终老之计”。
与苏东坡同时代的王安石是做大官的人，对山水景物比不得李白、苏东坡痴情，
但有趣的是，他竟然对天柱山也抱有终身性的迷恋。王安石在三十多岁时曾做过三
年舒州通判，多次畅游过天柱山，后来虽然宦迹处处，却怎么也丢不下这座山，用
现代语言来说，几乎是打上了一个松解不开的“情结”。不管到了哪儿，也不管多
大年纪了，他只要一想到天柱山就经常羞愧：
相看灵秃无归计，
一梦东南即自羞！
这两句取自他《怀舒州山水》一诗，天柱山永远在他梦中，而自己头发秃谢了
也无法回去，他只能深深“自羞”了。与苏东坡一样，他也把到天柱山说成是“归”。
王安石一生经历的政治风浪多，社会地位高，但他总觉得平生有许多事情没有
多大意思，因此，上面提到的这种自羞意识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浮现于心头：
看君别后行藏意，
回顾潜楼只自羞。
只要听到有人要到天柱山去，他总是送诗祝贺，深表羡慕。“搅辔羡君桥此路”，
他多么想跟着这位朋友一起纵马再去天柱山啊，但他毕竟是极不自由的，“宦身有
吏责，觞事遇嫌猜”，他只能把生命深处那种野朴的欲求克制住。而事实上，他真
正神往的生命状态乃是：
野性堪如此，
潜山归去来。
还可以举出一些著名文学家来。例如在天柱山居住过一段时间的黄庭坚此后总
是口口声声“吾家潜山，实为名山之福地”，而实际上他是江西人，真正的家乡离
天柱山还远得很。
再列举下去有点“掉书袋”的味道了，就此打住吧。我深感兴趣的问题是，在
华夏大地的崇山峻岭中间，天柱山究竟凭什么赢得了这么多文学大师的厚爱？
很可能是它曾经有过的宗教气氛。天柱山自南北朝特别是隋唐以后，佛道两教
都非常兴盛。佛教的二祖、三祖、四祖都曾在此传经，至今三祖寺仍是全国著名的
禅宗古刹；在道教那里，天柱山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地维”，是“九天司命真君”
的居住地，很多道家大师都曾在这学过道。这两大宗教在此交汇，使天柱山一度拥
有层层叠叠的殿宇楼阁，气象非凡。对于高品位的中国文人来说，佛道两教往往是
他们世界观的主干或侧翼，因此这座山很有可能成为他们漫长人生的精神皈依点。
这种山水化了的宗教，理念化了的风物，最能使那批有悟性的文人畅意适怀。例如
李白、苏东坡对它的思念，就与此有关。
也可能是它所蕴含的某种历史魅力，早在公元前一零六年，汉武帝曾到天柱山
祭祀，封此山为南岳，这次祭山是连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也跟随来了的。后来，
天柱山地区出过一些让一中国人都难以记怀的历史人物，例如赫赫大名的三国周瑜，
以及“小乔初嫁了”的二乔姐妹。这般风流倜傥，又与历史的大线条连结得这般紧
密，本是历代艺术家恒久的着眼点，无疑也会增加这座山的诱惑。王安石初到此地
做定局时曾急切询部当地百姓知道不知道这里出过周瑜，百姓竟然都不知道，王安
石深感寂寞，但这种寂寞可能更加增添了诱惑。一般的文人至少会对乔氏姐妹的出
生地发生兴趣：“乔公二女秀所钟，秋水并蒂芙蓉。只今冷落遗故址，令人千古思
余风。”（罗庄：《潜山古风》）
当然，还会有其他可能。
但是在我看来，首要条件还是它的自然风景。如果风景不好，佛道寺院不会竞
相在这里筑建，出了再大的名人也不会叫人过多地留连。那么，且让人们进山。
２
我们是坐长途汽车进天柱山的，车上有十多个人，但到车停下以后一看，他们
大多是山民和茶农，一散落到山岙里连影子也没有了，真正来旅游的只是我们。
开始见到过一个茶庄，等到顺着茶庄背后的山路翻过山，就再也见不到房舍。
山外的一切平泛景象突然不见，一时涌动出无数奇丽的山石，山石间掩映着丛丛簇
簇的各色林木，一下子就把人的全部感觉收服了。我在想，这种著名的山川实在是
造物主使着性子雕镂出来的千古奇迹。为什么到了这里，一切都变得那么可心了呢？
在这里随便选一块石关搬到山外去都会被人当作奇物供奉起来，但它就是不肯匀出
去一点，让外面的开阔地长久地枯燥着，硬是把精华都集中在一处，自享自美。水
也来凑热闹，不知从哪儿跑出来的，这儿一个溪涧，那儿一道瀑布，贴着山石幽幽
地流，欢欢地溅。此时外面正是炎暑炙人的盛夏，进山前见过一条大沙河，浑浊的
水，白亮的反光，一见之下就平添了几分烦热；而在这里，几乎每一滴水都是清澈
甜凉的了，给整个山谷带来一种不见风的凉爽。有了水声，便引来虫叫，引来鸟鸣，
各种声腔调门细细地搭配着，有一声、没一声，搭配出一种比寂然无声更静的静。
你就被这种静控制着，脚步、心情、脸色也都变静。想起了高明的诗人、画家老是
要表现的一种对象：静女。这种女子，也是美的大集中，五官身材一一看去，没有
一处不妥贴的，于是妥贴成一种难于言传的宁静。德国哲学家莱辛曾在《拉奥孔》
一书中嘲笑那种把美女的眼睛、鼻子、嘴巴分开来逐个描绘的文学作品，这是嘲笑
对了的。其实风景也是一样，我最不耐烦有的游记作品对各项自然风景描摹得过于
琐细，因此也随之不耐烦书店里的《风景描写辞典》之类。站在天柱山的谷岙里实
在很难产生任何分割性的思维，只觉得山谷抱着你，你又抱着山谷，都抱得那样紧，
逮不到一丝遣字造句的思维。猛然想起黄庭坚写天柱山的两句诗：
哀怀抱绝景，
更觉落笔难。
当然不是佳句，却正是我想说的。
长长的山道上很难得见到人。记得先是在一处瀑布边见到过两位修路的民工，
后来在通向三祖寺的石阶上见过一位挑肥料的山民，最后在霹雳石边上见一位蹲在
山崖边卖娃娃鱼的妇女。曾问那位妇女：整个山上都没有人，娃娃鱼卖给谁呢？妇
女一笑，随口说了几句很难听懂的当地土话，像是高僧的偈语。色彩斑斓的娃娃鱼
在瓶里停伫不动，像要从寂寞的亘古停伫到寂寞的将来。
山道越走越长，于是宁静也越来越纯。越走又越觉得山道修筑得非常完好，完
好得与这个几乎无人的世界不相般配。当然得感谢近年来的悉心修缮，但毫无疑问，
那些已经溶化为自然景物的坚实路基，那些新桥栏下石花苍然的远年桥墩，那些指
向风景绝佳处的磨滑了的石径，却镌刻下了很早以前曾经有过的繁盛。无数的屋檐
曾从崖石边飞出，磬钹声此起彼伏，僧侣和道士们在山道间拱手相让，远道而来的
士子们是指指点点，东张西望。是历史，是无数双远去的脚，是一代代人登攀的虔
诚，把这条山道连结得那么通畅，踩踏得那么殷实，流转得那么潇洒自如。
如果在荆莽丛中划开一条小路，一次次低头曲腰地钻出身子来，麻烦虽然麻烦，
却绝不会寂寞；今天，分明走在一条足以容纳浩浩荡荡的朝山队伍的畅亮山道上，
却不知为何突然消失了全部浩浩荡荡，光剩下了我们，于是也就剩下了寂寞，剩下
了惶恐。
进山前曾在一堵墙壁上约略看过游览路线图，知道应有许多景点排列着，一真
排到最后的天柱峰。据说站在天池边仰望天柱峰，还会看到一种七彩光环层层相套
的“宝光”。但是，我们走得那么久了，怎么就找不到路线图上的诸多景点呢？也
许根本走错了路？或者倒是抄了一条近路，天柱峰会突然在眼前冒出来？人在寂寞
和惶恐中什么念头都会产生，连最后一点意志力也会让位给侥幸。就在这时，终于
在路边看到一块石头路标，一眼看去便一阵激动：天柱峰可不真的走到了！但定睛
再看时发现，写的是天蛙峰，那个蛙字远远看去与柱字相仿。
总算找到了个像样的景点。天蛙峰因峰顶有巨石很像一双青蛙而得名。与天蛙
峰并列有降丹峰和天书峰，一峰峰登上去，远看四周，云翻峰涌，确实是大千气象。
峰顶有平坦处，舒舒展展地仰卧在上面，顿时山啊、云啊、鸟啊，都一起屏息，只
让你静静地休憩。汗收了，气平了，懒劲也上来了，再不想挪动。这儿有远山为墙，
白云为盖，那好，就这样软软地躺一会儿。
有一阵怪异的凉风吹在脸上，微微睁开眼，不好，云在变色，像要下雨，所有
的山头也开始探头探脑地冷笑。一骨碌起身，突然想起一路无避雨处，要返回长途
汽车站还有漫长的路途。不知今天这儿是否还会有长途汽车向县城发出？赶快返回
吧，天柱峰在哪儿，想也不敢去想了。
后来，等我们终于赶回到那幅画在墙上的游览线路图前才发现，我们所走的路，
离天柱峰还不到三分之一。许许多多景点，我们根本还没有走到呢。
３
我由此而不能不深深地叹息。
论爬山，我还不算是一个无能者，但我为何独独消受不住天柱山的长途和清寂
呢？我本以为进山之后可以找到李白、苏东坡他们一心想在山中安家的原因，为什
么这个原因离我更加遥远了呢？
也许不能怪我。要不然堂堂天柱山为何游人这般稀少呢？
据说，很有一些人为此找过原因。有人说，虽然汉武帝封它为南岳，但后来隋
文帝却把南岳的尊称转让给了衡山，它既被排除在名山之外，也就冷落了。对这种
说法只可一笑了之。因为天柱山真正的兴盛期都在撤消封号之后，更何况从未被谁
封过的黄山、庐山不正热闹非凡？
也有人认为是交通不便，从合肥、安庆到这里要花费半天时间。这自然也不成
理由，那些更其难于抵达的地方如峨嵋乃至敦煌，不也一直熙熙攘攘？
我认为，天柱山之所以能给古人一种居家感，一个比较现实的原因是它地处江
淮平原，四相钩连，八方呼应，水陆交通畅达，虽幽深而无登高之苦，虽奇丽而无
柴米之匮，总而言之，既宁静又方便，但是，正是这种重要的地理位置，险要而又
便利的生存条件，使它一次次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成了或要严守、或要死攻的要塞
所在。这样，它就要比其他风景胜地不幸得多。不间断的兵燹几乎烧毁了每一所寺
院和楼台，留下一条挺像样子却又无处歇脚的山路，在寂静中蜿蜒。
我敢断定，古代诗人们来游天柱山的时候，会在路边在寺庙道院里找到不少很
好的食宿处，一天一天地走过去，看完七彩宝光再洒洒脱脱地逛回来。要不然，怎
么也产生不了在这儿安家的念头。
因此，是多年的战争，使天柱山丧失了居家感，也使它还来不及为现代游人作
应有的安排。
空寂无人的山岙，留下了历史的强蛮。
４
天柱山一直没有一部独立的山志，因此我对它的历史沧桑知之不详。约略可说
的只是……
南宋末年，义民刘源在天柱山区率十万军民结寨抗元达十八年之久，失败后天
柱山遭到扫荡，刘源本人则牺牲在天柱峰下；
明朝末年，张献忠与官军多次以天柱山为主战场进行惨烈的搏斗，佛光寺等寺
院都付之一炬，仅在崇祯十五年九月的一次战斗中，张献忠的起义军战死十余万人，
天柱山地区“尸横二十余里”；
以后，朱统钅奇又以天柱山为据点抗清复明，余公亮也在这里聚众造反。他们
都失败了，天柱山又一次受到血与火的荡涤；
天柱山成为最大的战场是在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的将领陈玉成在此
与清兵撕杀十几年，进进退退、烧烧杀杀，待太平天国失败后再去打点这个旧战场，
金山寺庙几乎都已不复存在；
……
是的，天柱山有宗教，有美景，有诗文，但中国历史要比这一切苍凉得多，到
了一定的时候，茫茫大地上总要现出圆目怒睁、青筋贲张的主题，也许是拚死挣扎，
也许是血誓报复，也许是不用无数尸体已无法换取某种道义，也许是舍弃强暴已不
能验证自己的存在，那就只能对不起宗教、美景和诗文了，天柱山乖乖地给这些主
题腾出地盘。
它本该早就彻底荒芜，任蛇蝎横行、豺狼出没，但总还有一些人在战场废墟上
低头徘徊，企图再建造一点大体可以称作文明或文化的什么，例如直到本世纪二十
年代还有一个妙高和尚栖息在马祖洞旁的草庵里日夜开荒积粮，又四方化缘，竟以
多年精力重建起寺院，实在是创造了个人意志力的惊人奇迹。但这又有什么用呢？
本世纪依然兵荒马乱，油漆崭新的殿宇很快又在战火中颓圮。现在，战争停息已有
很多年了，这儿，也许可以比较长久地改换一个主题？
终于又想起李白、苏东坡、王安石他们了。在我们辽阔的土地上，让这样的文
人能产生终老之计的山水，总应该增加一些而不是减少吧。冷漠的自然能使人们产
生故园感和归宿感，这是自然的人化，是人向自然的真正挺进。天柱山的盛衰升沉，
无疑已触及到这个哲学和人类学的本原性问题。苏东坡、王安石本是不错的哲学家，
天柱山寺庙的僧侣中一定也隐伏过许多玄学大师，他们在山间漫步沉思的时候，是
否也曾碰撞到这些问题的边缘？王安石一直叹息在这里没有人能与他谈学问，他是
否也想摩挲一下这方面的玄机？
至于我，现今也到了苏东坡所说“年来四十发苍苍”的年岁，浪迹四野，风尘
满身。当然不会急着在这里觅地建房，但走在天柱山的山道上，却时时体会着“万
里归来卜筑居”的滋味。我不是也一直在寻找吗？
好像寻找的人还相当的多。耳边分明响起比我年轻的人的恳切歌声：“我想有
个家……”
是的，家。从古代诗人到我们，都会在天柱山的清寂山道上反覆想到的一个远
远超出社会学范畴的哲学命题：家。选自“文化苦旅”
一
住在这远离闹市的半山居所里，安静是有了，但寂寞也来了，有时还来得很凶
猛，特别在深更半夜。只得独个儿在屋子里转着圈，拉下窗帘，隔开窗外壁立的悬
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时不时地瞟着床边那乳白色的电话。它竟响了，急忙冲过去，
是台北《中国时报》社打来的，一位不相识的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在
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问了我许多问题，出身、经历、爱好，
无一遗漏。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您最喜欢哪一位文学家？”我回
答：苏东坡。她又问：“他的作品中，您最喜欢哪几篇？”我回答：在黄州写赤壁
的那几篇。记者小姐几乎没有停顿就接口道：“您是说《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
后《赤壁赋》？”我说对，心里立即为苏东坡高兴，他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
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
放下电话，我脑子中立即出现了黄州赤壁。去年夏天刚去过，印象还很深刻。
记得去那儿之前，武汉的一些朋友纷纷来劝阻，理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并不是在那
里打的，苏东坡怀古怀错了地方，现在我们再跑去认真凭吊，说得好听一点是将错
就错，说得难听一点是错上加错，天那么热，路那么远，何苦呢？
我知道多数历史学家不相信那里是真的打赤壁之战的地方，他们大多说是在嘉
鱼县打的。但最近几年，湖北省的几位中青年历史学家持相反意见，认为苏东坡怀
古没怀错地方，黄州赤壁正是当时大战的主战场。对于这个争论我一直兴致勃勃地
关心着，不管争论前景如何，黄州我还是想去看看的，不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古战场
的遗址，而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苏东坡的情怀。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
好像王尔德说过，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
于是我还是去了。
这便是黄州赤壁。赭红色的陡峭石坡直逼着浩荡东去的大江，坡上有险道可以
攀登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荡桨仰望，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
了伟大与渺小的比照，有了视觉空间的变异和倒错，因此也就有了游观和冥思的价
值。客观景物只提供一种审美可能，而不同的游人才使这种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实
现。苏东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
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美。因此不妨说，苏东坡不仅是黄州自然美的发现者，而且
也是黄州自然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
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自然美也可倒过来对人进行确定和构建。苏东坡成
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苏东坡写于
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
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两方面一起提升，谁也离不开谁。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为什么一个僻远的黄州
还能给他如此巨大的惊喜和震动呢？他为什么能把如此深厚的历史意味和人生意味
投注给黄州呢？黄州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呢？这一切，决定
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他从监狱里走来，他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
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
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
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
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
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
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
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
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
二
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
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
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
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
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
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
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这个
案件的具体内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国社会的普遍遭遇，很值得
说一说。搞清了这个案件中各种人的面目，才能理解苏东坡到黄州来究竟是突破了
一个什么样的包围圈。
为了不使读者把注意力耗费在案件的具体内容上，我们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
出来。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
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
词句和意象作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
疑之间几乎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绝对是不算坏
的，在他内心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任何企图，他深知苏东坡的才华，他的祖母光献
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护苏东坡，而他又是非常尊重祖母意见的，在这种情况下，
苏东坡不是非常安全吗？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志为转移，名震
九州、官居太守的苏东坡还是下了大狱。这一股强大而邪恶的力量，就很值得研究
了。
这件事说来话长。在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也常常会摆出一种重视舆论的姿态，
有时甚至还设立专门在各级官员中找岔子、寻毛病的所谓谏官，充当朝廷的耳目和
喉舌。乍一看这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弊端甚多。这些具有舆论形象的谏官所说的
话，别人无法声辨，也不存在调查机制和仲裁机制，一切都要赖仗于他们的私人品
质，但对私人品质的考察机制同样也不具备，因而所谓舆论云云常常成为一种歪曲
事实、颠倒是非的社会灾难。这就像现代的报纸如果缺乏足够的职业道德又没有相
应的法规制约，信马由缰，随意褒贬，受伤害者无处可以说话，不知情者却误以为
白纸黑字是舆论所在，这将会给人们带来多大的混乱！苏东坡早就看出这个问题的
严重性，认为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所谓舆论和批评，足以改变朝廷决策者的心态，
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杀伤力（“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必须予以警惕，但神宗皇帝由于自身地位的不同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没想到，正是
苏东坡自己尝到了他预言过的苦果，而神宗皇帝为了维护自己尊重舆论的形象，当
批评苏东坡的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时，他也不能为苏东坡讲什么话了。
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
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
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
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
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例如舒［ｄａｎ３］（应为澶字去掉氵－－输入者注）。这人可称之为“检举
揭发专业户”，在揭发苏东坡的同时他还揭发了另一个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荐他做
官的大恩人。这位大恩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课业请他提意见、辅导，这
本是朋友间非常正常的小事往来，没想到他竟然忘恩负义地给皇帝写了一封莫名其
妙的检举揭发信，说我们两人都是官员，我又在舆论领域，他让我辅导他女婿总不
大妥当。皇帝看了他的检举揭发，也就降了那个人的职。这简直是东郭先生和狼的
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人，与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告诉皇帝，苏东
坡到湖州上任后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切时事之言”。苏东坡的这封感谢信皇
帝早已看过，没发现问题，舒［dan3］却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苏东
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经反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
无不愤惋”的程度！“愤”是愤苏东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义之士在“愤
惋”呢？他说是“无不”，也就是百分之百，无一遗漏。这种数量统计完全无法验
证，却能使注重社会名声的神宗皇帝心头一咯噔。
又如李定。这是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对苏东坡的
攻击最凶。他归纳了苏东坡的许多罪名，但我仔细鉴别后发现，他特别关注的是苏
东坡早年的贫寒出身、现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会名声。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
畴，但他似乎压抑不住地对这几点表示出最大的愤慨。说苏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
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等
等。苏东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说它，硬说苏东坡不学无术、文辞不好，实
在使我惊讶不已。但他不这么说也就无法断言苏东坡的社会名声和世俗鼓动力是
“滥得”。总而言之，李定的攻击在种种表层动机下显然埋藏着一个最深秘的原素：
妒忌。无论如何，诋毁苏东坡的学问和文采毕竟是太愚蠢了，这在当时加不了苏东
坡的罪，而在以后却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会失控，他只会找自己最痛恨
的部位来攻击，已顾不得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王圭］。这是一个跋扈和虚伪的老人。他凭着资格和地位自认为文章
天下第一，实际上他写诗作文绕来绕去都离不开“金玉锦绣”这些字眼，大家暗暗
掩口而笑，他还自我感觉良好。现在，一个后起之秀苏东坡名震文坛，他当然要想
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有一次他对皇帝说：“苏东坡对皇上确实有二心。”皇帝问：
“何以见得？”他举出苏东坡一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字为证，皇帝不解，
说：“诗人写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说：“写到了龙还不是写皇帝吗？”皇
帝倒是头脑清醒，反驳道：“未必，人家叫诸葛亮还叫卧龙呢！”这个王［王圭］
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儿去呢？更不必说与苏东坡来较量了。几缕白发有时
能够冒充师长、掩饰邪恶，却欺骗不了历史。历史最终也没有因为年龄把他的名字
排列在苏东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这又是另一种特例，做着一个芝麻绿豆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
苏东坡以前为当地一个园林写的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竟也写
信给皇帝检举揭发，并分析说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少进取心，也会影响取士。看来
这位李宜之除了心术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问题，你看他连诬陷的口子都找得不伦
不类。但是，在没有理性法庭的情况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对散落全国
各地的李宜之们构成了一个鼓励。为什么档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
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
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
这种目的确实也部分地达到了，例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竟然还会写到李宜之这个名
字，便完全是因为他参与了对苏东坡的围攻，否则他没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时
代的人写在印刷品里。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据他们对当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体察，
觉得李宜之这样的人未必是为了留名于历史，而是出于一种可称作“砸窗了”的恶
作剧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楼前指指点点，看谁家的窗子亮就拣一块石
子扔过去，谈不上什么目的，只图在几个小朋友中间出点风头而已。我觉得我的青
年朋友们把李宜之看得过于现代派、也过于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为主要出于一种
政治投机，听说苏东坡有点麻烦，就把麻烦闹得大一点，反正对内不会负道义责任，
对外不会负法律责任，乐得投井下石，撑顺风船。这样的人倒是没有胆量像李定、
舒［ｄａｎ３］和王［王圭］那样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发难，说不定前两天还在到
处吹嘘在什么地方有幸见过苏东坡、硬把苏东坡说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师呢。
又如——我真不想写出这个名字，但再一想又没有讳避的理由，还是写出来吧：
沈括。这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学家也因忌妒而陷害过苏东
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检举揭发苏东坡诗中有讥讽政府的倾向。如果他与苏东坡是政
敌，那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曾是好朋友，他所检举揭发的诗句，正是苏东坡与他
分别时手录近作送给他留作纪念的。这实在太不是味道了。历史学家们分析，这大
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
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
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但王安石毕竟也是一个讲究人品的文化大师，重视过沈
括，但最终却得出这是一个不可亲近的小人的结论。当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亲
近，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
围攻者还有一些，我想举出这几个也就差不多了，苏东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
已经可以大致看清，我们也领略了一组有可能超越时空的“文化群小”的典型。他
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要单独搞倒苏东坡都是很难的，但是在社会上没有一种强大的反
诽谤、反诬陷机制的情况下，一个人探头探脑的冒险会很容易地招来一堆凑热闹的
人，于是七嘴八舌地组合成一种伪舆论，结果连神宗皇帝也对苏东坡疑惑起来，下
旨说查查清楚，而去查的正是李定这些人。
苏东坡开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诉他，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他先是一怔，
后来还潇洒、幽默地说：“今后我的诗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态的发展却越来
越不潇洒，１０７９年７月２８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来逮捕苏东坡，苏东坡
事先得知风声，立即不知所措。文人终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
从气势汹汹的样子看，估计会处死，他害怕了，躲在后屋里不敢出来，朋友说躲着
不是办法，人家已在前面等着了，要躲也躲不过。正要出来他又犹豫了，出来该穿
什么服装呢？已经犯了罪，还能穿官服吗？朋友说，什么罪还不知道，还是穿官服
吧。苏东坡终于穿着官服出来了，朝廷派来的差官装模作样地半天不说话，故意要
演一个压得人气都透不过来的场面出来。苏东坡越来越慌张，说：“我大概把朝廷
惹恼了，看来总得死，请允许我回家与家人告别。”差官说“还不至于这样”，便
叫两个差人用绳子捆扎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家人赶来，号啕大哭，
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边流泪。
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
这就是苏东坡。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
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全部遭遇还不知道半点起因，苏东坡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
都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当然也很可能成，那末，江湖淹没的将是一
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
文明的代表者逼到这一步之差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
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
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
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么罪？审起来看！
怎么审？打！
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苏东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
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通宵侮辱、摧残到了其他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残的对象竟然就
是苏东坡！
请允许我在这里把笔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会在这里颤栗。中国几千
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
往既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它
们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现在，苏东坡被它们抓在手里搓捏着，越
是可爱、高贵、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劲。温和柔雅如林间清风、深谷白云的大文豪
面对这彻底陌生的语言系统和行为系统，不可能作任何像样的辩驳，他一定变得非
常笨拙，无法调动起码的言语，无法完成简单的逻辑。他在牢房里的应对，绝对比
不过一个普通的盗贼。因此审问者们愤怒了也高兴了，原来这么个大名人竟是草包
一个，你平日的滔滔文辞被狗吃掉了？看你这副熊样还能写诗作词？纯粹是抄人家
的吧？接着就是轮番扑打，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哀号到嘶哑。这本是一个
只需要哀号的地方，你写那么美丽的诗就已荒唐透顶了，还不该打？打，打得你淡
妆浓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猎！
开始，苏东坡还视图拿点儿正常逻辑顶几句嘴，审问者咬定他的诗里有讥讽朝
廷的意思，他说：“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么人有此心，造出这种意思来。”一切
诬陷者都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某种“险恶用心”的发现者，苏东坡指出，他们不是发
现者而是制造者。那也就是说，诬陷者所推断出来的“险恶用心”，可以看作是他
们自己的内心，因此应该由他们自己来承担。我想一切遭受诬陷的人都会或迟或早
想到这个简单的道理，如果这个道理能在中国普及，诬陷的事情一定会大大减少。
但是，在牢房里，苏东坡的这一思路招来了更凶猛的侮辱和折磨，当诬陷者和办案
人完全合成一体、串成一气时，只能这样。终于，苏东坡经受不住了，经受不住日
复一日、通宵达旦的连续逼供，他想闭闭眼，喘口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于是，
他以前的诗中有“道旁苦李”，是在说自己不被朝廷重视；诗中有“小人”字样，
是讽刺当朝大人；特别是苏东坡在杭州做太守时兴冲冲去看钱塘潮，回来写了咏弄
潮儿的诗“吴儿生长狎涛渊”，据说竟是在影射皇帝兴修水利！这种大胆联想，连
苏东坡这位浪漫诗人都觉得实在不容易跳跃过去，因此在承认时还不容易“一步到
位”，审问者有本事耗时间一点点逼过去。案卷记录上经常出现的句子是：“逐次
隐讳，不说情实，再勘方招。”苏东坡全招了，同时他也就知道必死无疑了。试想，
把皇帝说成“吴儿”，把兴修水利说成玩水，而且在看钱塘潮时竟一心想着写反诗，
那还能活？
他一心想着死。他觉得连累了家人，对不起老妻，又特别想念弟弟。他请一位
善良的狱卒带了两首诗给苏辙，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
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埋骨的地点，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别的，是诗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铁窗里是否抱怨甚
至痛恨诗文。没想到，就在这时，隐隐约约地，一种散落四处的文化良知开始汇集
起来了，他的诗文竟然在这危难时分产生了正面回应，他的读者们慢慢抬起了头，
要说几句对得起自己内心的话了。很多人不敢说，但毕竟还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
多躲避，但毕竟还有侠义人。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当地做官时的种种美好行迹，在他入狱后公开做了解
厄道场，求告神明保佑他；狱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审问人员离开时尽力照顾
生活，连每天晚上的洗脚热水都准备了；他在朝中的朋友范镇、张方平不怕受到牵
连，写信给皇帝，说他在文学上“实天下之奇才”，希望宽大；他的政敌王安石的
弟弟王安礼也仗义执言，对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如果严厉
处罚了苏东坡，“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最有趣的是那位我们上文提到过的太
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来为她求寿，她竟说：“用不着去
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最直截了当的是当朝左相吴充，有次
他与皇帝谈起曹操，皇帝对曹操评价不高，吴充立即接口说：“曹操猜忌心那么重
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苏东坡呢？”
对这些人，不管是狱卒还是太后，我们都要深深感谢。他们比研究者们更懂得
苏东坡的价值，就连那盆洗脚水也充满了文化的热度。
据王巩《甲申杂记》记载，那个带头诬陷、调查、审问苏东坡的李定，整日得
意洋洋，有一天与满朝官员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门外等候早朝时向大家叙述审问苏东
坡的情况，他说：“苏东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诗文，审问起来都记得清清楚
楚！”他以为，对这么一个轰传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会有不少官员感兴趣，但奇
怪的是，他说了这番引逗别人提问的话之后，没有一个人搭腔，没有一个人提问，
崇政殿外一片静默。他有点慌神，故作感慨状，叹息几声，回应他的仍是一片静默。
这静默算不得抗争，也算不得舆论，但着实透着点儿高贵。相比之下，历来许多诬
陷者周围常常会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热闹，以嘈杂助长了诬陷。
就在这种情势下，皇帝释放了苏东坡，贬谪黄州。黄州对苏东坡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
三
我非常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前后读过多少遍都记不清了，但每
次总觉得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语堂先生酷爱苏东
坡的黄州诗文，因此由诗文渲染开去，由酷爱渲染开去，渲染得通体风雅、圣洁。
其实，就我所知，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
越。
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被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
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
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
免矣。
我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这个乐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
很多朋友的。日复一日的应酬，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
一半是为朋友们活着。但是，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他
们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
是问候起居的安慰话。苏东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绝伦、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
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却换不回一丁点儿友谊的信息。我相信这些朋友都
不是坏人，但正因为不是坏人，更让我深长地叹息。总而言之，原来的世界已在身
边轰然消失，于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本来这很可能换来
轻松，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他暂时还感觉不到这个世界对
自己的诗文仍有极温暖的回应，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
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
人出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吗？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大义凛然地为道义、
为百姓，甚至为朝廷、为皇帝捐躯。他经过“乌台诗案”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
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
的理由。你想做个义无反顾的英雄，不知怎么一来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个坚
贞不屈的烈士，闹来闹去却成了一个深深忏悔的俘虏。无法洗刷，无处辩解，更不
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抗议，发表自己的宣言。这确实很接近有的学者提出的“酱缸
文化”，一旦跳在里边，怎么也抹不干净。苏东坡怕的是这个，没有哪个高品位的
文化人会不怕。但他的内心实在仍有无畏的一面，或者说灾难使他更无畏了。他给
李常的信中说：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
坎［土禀］于时，遇事有可遵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这么真诚的勇敢，这么洒脱的情怀，出自天真了大半辈子的苏东坡笔下，是完
全可以相信的，但是，让他在何处做这篇人生道义的大文章呢？没有地方，没有机
会，没有观看者也没有裁决者，只有一个把是非曲直忠奸善恶染成一色的大酱缸。
于是，苏东坡刚刚写了上面这几句，支颐一想，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后烧毁。
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对于一个文化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那
阙著名的“卜算子”，用极美的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
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
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像
苏东坡这样的灵魂竟然寂然无声，那么，迟早总会突然冒出一种宏大的奇迹，让这
个世界大吃一惊。
然而，现在他即便写诗作文，也不会追求社会轰动了。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
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一段树木靠着瘦瘤取悦于人，
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
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
我的弱项所在，例如从小为考科举学写政论、策论，后来更是津津乐道于考论历史
是非、直言陈谏曲直，做了官以为自己真的很懂得这一套了，洋洋自得地炫耀，其
实我又何尝懂呢？直到一下子面临死亡才知道，我是在炫耀无知。三十多年来最大
的弊病就在这里。现在终于明白了，到黄州的我是觉悟了的我，与以前的苏东坡是
两个人。（参见李端叔书）
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
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在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
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过官职、荣誉和名声。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在这一
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
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
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
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
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
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
暮年，换言之，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
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
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
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
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
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
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选自《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输入：朱珠
住在这远离闹市的半山居所里，安静是有了，但寂寞也来了，有时还来得很凶
猛，特别在深更半夜。只得独个儿在屋子里转着圈，拉下窗帘，隔开窗外壁立的悬
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时不时地瞟着床边那乳白色的电话。它竟响了，急忙冲过去，
是台北《中国时报》社打来的，一位不相识的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在
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问了我许多问题，出身、经历、爱好，
无一遗漏。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您最喜欢哪一位文学家？”我回
答：苏东坡。她又问：“他的作品中，您最喜欢哪几篇？”我回答：在黄州写赤壁
的那几篇。记者小姐几乎没有停顿就接口道：“您是说《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
后《赤壁赋》？”我说对，心里立即为苏东坡高兴，他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
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
放下电话，我脑子中立即出现了黄州赤壁。去年夏天刚去过，印象还很深刻。
记得去那儿之前，武汉的一些朋友纷纷来劝阻，理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并不是在那
里打的，苏东坡怀古怀错了地方，现在我们再跑去认真凭吊，说得好听一点是将错
就错，说得难听一点是错上加错，天那么热，路那么远，何苦呢？
我知道多数历史学家不相信那里是真的打赤壁之战的地方，他们大多说是在嘉
鱼县打的。但最近几年，湖北省的几位中青年历史学家持相反意见，认为苏东坡怀
古没怀错地方，黄州赤壁正是当时大战的主战场。对于这个争论我一直兴致勃勃地
关心着，不管争论前景如何，黄州我还是想去看看的，不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古战场
的遗址，而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苏东坡的情怀。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
好像王尔德说过，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
于是我还是去了。
这便是黄州赤壁。赭红色的陡峭石坡直逼着浩荡东去的大江，坡上有险道可以
攀登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荡桨仰望，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
了伟大与渺小的比照，有了视觉空间的变异和倒错，因此也就有了游观和冥思的价
值。客观景物只提供一种审美可能，而不同的游人才使这种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实
现。苏东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
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美。因此不妨说，苏东坡不仅是黄州自然美的发现者，而且
也是黄州自然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
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自然美也可倒过来对人进行确定和构建。苏东坡成
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苏东坡写于
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
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两方面一起提升，谁也离不开谁。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为什么一个僻远的黄州
还能给他如此巨大的惊喜和震动呢？他为什么能把如此深厚的历史意味和人生意味
投注给黄州呢？黄州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呢？这一切，决定
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他从监狱里走来，他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
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
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
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
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
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
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
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
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
二
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
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
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
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
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
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
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这个
案件的具体内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国社会的普遍遭遇，很值得
说一说。搞清了这个案件中各种人的面目，才能理解苏东坡到黄州来究竟是突破了
一个什么样的包围圈。
为了不使读者把注意力耗费在案件的具体内容上，我们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
出来。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
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
词句和意象作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
疑之间几乎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绝对是不算坏
的，在他内心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任何企图，他深知苏东坡的才华，他的祖母光献
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护苏东坡，而他又是非常尊重祖母意见的，在这种情况下，
苏东坡不是非常安全吗？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志为转移，名震
九州、官居太守的苏东坡还是下了大狱。这一股强大而邪恶的力量，就很值得研究
了。
这件事说来话长。在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也常常会摆出一种重视舆论的姿态，
有时甚至还设立专门在各级官员中找岔子、寻毛病的所谓谏官，充当朝廷的耳目和
喉舌。乍一看这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弊端甚多。这些具有舆论形象的谏官所说的
话，别人无法声辨，也不存在调查机制和仲裁机制，一切都要赖仗于他们的私人品
质，但对私人品质的考察机制同样也不具备，因而所谓舆论云云常常成为一种歪曲
事实、颠倒是非的社会灾难。这就像现代的报纸如果缺乏足够的职业道德又没有相
应的法规制约，信马由缰，随意褒贬，受伤害者无处可以说话，不知情者却误以为
白纸黑字是舆论所在，这将会给人们带来多大的混乱！苏东坡早就看出这个问题的
严重性，认为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所谓舆论和批评，足以改变朝廷决策者的心态，
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杀伤力（“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必须予以警惕，但神宗皇帝由于自身地位的不同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没想到，正是
苏东坡自己尝到了他预言过的苦果，而神宗皇帝为了维护自己尊重舆论的形象，当
批评苏东坡的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时，他也不能为苏东坡讲什么话了。
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
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
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
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
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例如舒［ｄａｎ３］（应为澶字去掉氵－－输入者注）。这人可称之为“检举
揭发专业户”，在揭发苏东坡的同时他还揭发了另一个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荐他做
官的大恩人。这位大恩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课业请他提意见、辅导，这
本是朋友间非常正常的小事往来，没想到他竟然忘恩负义地给皇帝写了一封莫名其
妙的检举揭发信，说我们两人都是官员，我又在舆论领域，他让我辅导他女婿总不
大妥当。皇帝看了他的检举揭发，也就降了那个人的职。这简直是东郭先生和狼的
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人，与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告诉皇帝，苏东
坡到湖州上任后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切时事之言”。苏东坡的这封感谢信皇
帝早已看过，没发现问题，舒［dan3］却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苏东
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经反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
无不愤惋”的程度！“愤”是愤苏东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义之士在“愤
惋”呢？他说是“无不”，也就是百分之百，无一遗漏。这种数量统计完全无法验
证，却能使注重社会名声的神宗皇帝心头一咯噔。
又如李定。这是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对苏东坡的
攻击最凶。他归纳了苏东坡的许多罪名，但我仔细鉴别后发现，他特别关注的是苏
东坡早年的贫寒出身、现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会名声。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
畴，但他似乎压抑不住地对这几点表示出最大的愤慨。说苏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
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等
等。苏东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说它，硬说苏东坡不学无术、文辞不好，实
在使我惊讶不已。但他不这么说也就无法断言苏东坡的社会名声和世俗鼓动力是
“滥得”。总而言之，李定的攻击在种种表层动机下显然埋藏着一个最深秘的原素：
妒忌。无论如何，诋毁苏东坡的学问和文采毕竟是太愚蠢了，这在当时加不了苏东
坡的罪，而在以后却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会失控，他只会找自己最痛恨
的部位来攻击，已顾不得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王圭］。这是一个跋扈和虚伪的老人。他凭着资格和地位自认为文章
天下第一，实际上他写诗作文绕来绕去都离不开“金玉锦绣”这些字眼，大家暗暗
掩口而笑，他还自我感觉良好。现在，一个后起之秀苏东坡名震文坛，他当然要想
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有一次他对皇帝说：“苏东坡对皇上确实有二心。”皇帝问：
“何以见得？”他举出苏东坡一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字为证，皇帝不解，
说：“诗人写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说：“写到了龙还不是写皇帝吗？”皇
帝倒是头脑清醒，反驳道：“未必，人家叫诸葛亮还叫卧龙呢！”这个王［王圭］
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儿去呢？更不必说与苏东坡来较量了。几缕白发有时
能够冒充师长、掩饰邪恶，却欺骗不了历史。历史最终也没有因为年龄把他的名字
排列在苏东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这又是另一种特例，做着一个芝麻绿豆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
苏东坡以前为当地一个园林写的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竟也写
信给皇帝检举揭发，并分析说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少进取心，也会影响取士。看来
这位李宜之除了心术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问题，你看他连诬陷的口子都找得不伦
不类。但是，在没有理性法庭的情况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对散落全国
各地的李宜之们构成了一个鼓励。为什么档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
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
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
这种目的确实也部分地达到了，例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竟然还会写到李宜之这个名
字，便完全是因为他参与了对苏东坡的围攻，否则他没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时
代的人写在印刷品里。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据他们对当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体察，
觉得李宜之这样的人未必是为了留名于历史，而是出于一种可称作“砸窗了”的恶
作剧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楼前指指点点，看谁家的窗子亮就拣一块石
子扔过去，谈不上什么目的，只图在几个小朋友中间出点风头而已。我觉得我的青
年朋友们把李宜之看得过于现代派、也过于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为主要出于一种
政治投机，听说苏东坡有点麻烦，就把麻烦闹得大一点，反正对内不会负道义责任，
对外不会负法律责任，乐得投井下石，撑顺风船。这样的人倒是没有胆量像李定、
舒［ｄａｎ３］和王［王圭］那样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发难，说不定前两天还在到
处吹嘘在什么地方有幸见过苏东坡、硬把苏东坡说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师呢。
又如——我真不想写出这个名字，但再一想又没有讳避的理由，还是写出来吧：
沈括。这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学家也因忌妒而陷害过苏东
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检举揭发苏东坡诗中有讥讽政府的倾向。如果他与苏东坡是政
敌，那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曾是好朋友，他所检举揭发的诗句，正是苏东坡与他
分别时手录近作送给他留作纪念的。这实在太不是味道了。历史学家们分析，这大
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
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
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但王安石毕竟也是一个讲究人品的文化大师，重视过沈
括，但最终却得出这是一个不可亲近的小人的结论。当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亲
近，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
围攻者还有一些，我想举出这几个也就差不多了，苏东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
已经可以大致看清，我们也领略了一组有可能超越时空的“文化群小”的典型。他
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要单独搞倒苏东坡都是很难的，但是在社会上没有一种强大的反
诽谤、反诬陷机制的情况下，一个人探头探脑的冒险会很容易地招来一堆凑热闹的
人，于是七嘴八舌地组合成一种伪舆论，结果连神宗皇帝也对苏东坡疑惑起来，下
旨说查查清楚，而去查的正是李定这些人。
苏东坡开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诉他，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他先是一怔，
后来还潇洒、幽默地说：“今后我的诗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态的发展却越来
越不潇洒，１０７９年７月２８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来逮捕苏东坡，苏东坡
事先得知风声，立即不知所措。文人终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
从气势汹汹的样子看，估计会处死，他害怕了，躲在后屋里不敢出来，朋友说躲着
不是办法，人家已在前面等着了，要躲也躲不过。正要出来他又犹豫了，出来该穿
什么服装呢？已经犯了罪，还能穿官服吗？朋友说，什么罪还不知道，还是穿官服
吧。苏东坡终于穿着官服出来了，朝廷派来的差官装模作样地半天不说话，故意要
演一个压得人气都透不过来的场面出来。苏东坡越来越慌张，说：“我大概把朝廷
惹恼了，看来总得死，请允许我回家与家人告别。”差官说“还不至于这样”，便
叫两个差人用绳子捆扎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家人赶来，号啕大哭，
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边流泪。
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
这就是苏东坡。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
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全部遭遇还不知道半点起因，苏东坡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
都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当然也很可能成，那末，江湖淹没的将是一
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
文明的代表者逼到这一步之差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
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
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
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么罪？审起来看！
怎么审？打！
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苏东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
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通宵侮辱、摧残到了其他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残的对象竟然就
是苏东坡！
请允许我在这里把笔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会在这里颤栗。中国几千
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
往既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它
们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现在，苏东坡被它们抓在手里搓捏着，越
是可爱、高贵、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劲。温和柔雅如林间清风、深谷白云的大文豪
面对这彻底陌生的语言系统和行为系统，不可能作任何像样的辩驳，他一定变得非
常笨拙，无法调动起码的言语，无法完成简单的逻辑。他在牢房里的应对，绝对比
不过一个普通的盗贼。因此审问者们愤怒了也高兴了，原来这么个大名人竟是草包
一个，你平日的滔滔文辞被狗吃掉了？看你这副熊样还能写诗作词？纯粹是抄人家
的吧？接着就是轮番扑打，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哀号到嘶哑。这本是一个
只需要哀号的地方，你写那么美丽的诗就已荒唐透顶了，还不该打？打，打得你淡
妆浓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猎！
开始，苏东坡还视图拿点儿正常逻辑顶几句嘴，审问者咬定他的诗里有讥讽朝
廷的意思，他说：“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么人有此心，造出这种意思来。”一切
诬陷者都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某种“险恶用心”的发现者，苏东坡指出，他们不是发
现者而是制造者。那也就是说，诬陷者所推断出来的“险恶用心”，可以看作是他
们自己的内心，因此应该由他们自己来承担。我想一切遭受诬陷的人都会或迟或早
想到这个简单的道理，如果这个道理能在中国普及，诬陷的事情一定会大大减少。
但是，在牢房里，苏东坡的这一思路招来了更凶猛的侮辱和折磨，当诬陷者和办案
人完全合成一体、串成一气时，只能这样。终于，苏东坡经受不住了，经受不住日
复一日、通宵达旦的连续逼供，他想闭闭眼，喘口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于是，
他以前的诗中有“道旁苦李”，是在说自己不被朝廷重视；诗中有“小人”字样，
是讽刺当朝大人；特别是苏东坡在杭州做太守时兴冲冲去看钱塘潮，回来写了咏弄
潮儿的诗“吴儿生长狎涛渊”，据说竟是在影射皇帝兴修水利！这种大胆联想，连
苏东坡这位浪漫诗人都觉得实在不容易跳跃过去，因此在承认时还不容易“一步到
位”，审问者有本事耗时间一点点逼过去。案卷记录上经常出现的句子是：“逐次
隐讳，不说情实，再勘方招。”苏东坡全招了，同时他也就知道必死无疑了。试想，
把皇帝说成“吴儿”，把兴修水利说成玩水，而且在看钱塘潮时竟一心想着写反诗，
那还能活？
他一心想着死。他觉得连累了家人，对不起老妻，又特别想念弟弟。他请一位
善良的狱卒带了两首诗给苏辙，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
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埋骨的地点，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别的，是诗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铁窗里是否抱怨甚
至痛恨诗文。没想到，就在这时，隐隐约约地，一种散落四处的文化良知开始汇集
起来了，他的诗文竟然在这危难时分产生了正面回应，他的读者们慢慢抬起了头，
要说几句对得起自己内心的话了。很多人不敢说，但毕竟还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
多躲避，但毕竟还有侠义人。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当地做官时的种种美好行迹，在他入狱后公开做了解
厄道场，求告神明保佑他；狱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审问人员离开时尽力照顾
生活，连每天晚上的洗脚热水都准备了；他在朝中的朋友范镇、张方平不怕受到牵
连，写信给皇帝，说他在文学上“实天下之奇才”，希望宽大；他的政敌王安石的
弟弟王安礼也仗义执言，对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如果严厉
处罚了苏东坡，“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最有趣的是那位我们上文提到过的太
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来为她求寿，她竟说：“用不着去
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最直截了当的是当朝左相吴充，有次
他与皇帝谈起曹操，皇帝对曹操评价不高，吴充立即接口说：“曹操猜忌心那么重
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苏东坡呢？”
对这些人，不管是狱卒还是太后，我们都要深深感谢。他们比研究者们更懂得
苏东坡的价值，就连那盆洗脚水也充满了文化的热度。
据王巩《甲申杂记》记载，那个带头诬陷、调查、审问苏东坡的李定，整日得
意洋洋，有一天与满朝官员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门外等候早朝时向大家叙述审问苏东
坡的情况，他说：“苏东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诗文，审问起来都记得清清楚
楚！”他以为，对这么一个轰传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会有不少官员感兴趣，但奇
怪的是，他说了这番引逗别人提问的话之后，没有一个人搭腔，没有一个人提问，
崇政殿外一片静默。他有点慌神，故作感慨状，叹息几声，回应他的仍是一片静默。
这静默算不得抗争，也算不得舆论，但着实透着点儿高贵。相比之下，历来许多诬
陷者周围常常会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热闹，以嘈杂助长了诬陷。
就在这种情势下，皇帝释放了苏东坡，贬谪黄州。黄州对苏东坡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
三
我非常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前后读过多少遍都记不清了，但每
次总觉得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语堂先生酷爱苏东
坡的黄州诗文，因此由诗文渲染开去，由酷爱渲染开去，渲染得通体风雅、圣洁。
其实，就我所知，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
越。
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被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
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
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
免矣。
我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这个乐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
很多朋友的。日复一日的应酬，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
一半是为朋友们活着。但是，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他
们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
是问候起居的安慰话。苏东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绝伦、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
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却换不回一丁点儿友谊的信息。我相信这些朋友都
不是坏人，但正因为不是坏人，更让我深长地叹息。总而言之，原来的世界已在身
边轰然消失，于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本来这很可能换来
轻松，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他暂时还感觉不到这个世界对
自己的诗文仍有极温暖的回应，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
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
人出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吗？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大义凛然地为道义、
为百姓，甚至为朝廷、为皇帝捐躯。他经过“乌台诗案”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
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
的理由。你想做个义无反顾的英雄，不知怎么一来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个坚
贞不屈的烈士，闹来闹去却成了一个深深忏悔的俘虏。无法洗刷，无处辩解，更不
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抗议，发表自己的宣言。这确实很接近有的学者提出的“酱缸
文化”，一旦跳在里边，怎么也抹不干净。苏东坡怕的是这个，没有哪个高品位的
文化人会不怕。但他的内心实在仍有无畏的一面，或者说灾难使他更无畏了。他给
李常的信中说：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
坎［土禀］于时，遇事有可遵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这么真诚的勇敢，这么洒脱的情怀，出自天真了大半辈子的苏东坡笔下，是完
全可以相信的，但是，让他在何处做这篇人生道义的大文章呢？没有地方，没有机
会，没有观看者也没有裁决者，只有一个把是非曲直忠奸善恶染成一色的大酱缸。
于是，苏东坡刚刚写了上面这几句，支颐一想，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后烧毁。
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对于一个文化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那
阙著名的“卜算子”，用极美的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
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
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像
苏东坡这样的灵魂竟然寂然无声，那么，迟早总会突然冒出一种宏大的奇迹，让这
个世界大吃一惊。
然而，现在他即便写诗作文，也不会追求社会轰动了。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
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一段树木靠着瘦瘤取悦于人，
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
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
我的弱项所在，例如从小为考科举学写政论、策论，后来更是津津乐道于考论历史
是非、直言陈谏曲直，做了官以为自己真的很懂得这一套了，洋洋自得地炫耀，其
实我又何尝懂呢？直到一下子面临死亡才知道，我是在炫耀无知。三十多年来最大
的弊病就在这里。现在终于明白了，到黄州的我是觉悟了的我，与以前的苏东坡是
两个人。（参见李端叔书）
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
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在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
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过官职、荣誉和名声。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在这一
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
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
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
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
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
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
暮年，换言之，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
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
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
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
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
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
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选自《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输入：朱珠
我国广大山区的邮电网络是什麽年代健全起来的，我没有查过，记得早年在乡
间，对外的通信往来主要依靠一种特殊职业的人：信客。
信客是一种私人职业，不受任何机构管理。这个地方外出谋生的人多了，少不
了要带几封平安家信、带一点衣物食品的，方圆几十里又没有邮局，那就用得着信
客了。信客要有一点文化，知道各大码头的情形，还要一副强健的筋骨，背得动重
重的行李。
细想起来，做信客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乡间外出的人数量并不太多，他们又不
集中在一个城市，因此信客的生意不大，却很费脚力。如果交通方便也就用不着信
客了，信客常走的路大多七转八拐，换车调船，听他们说说都要头昏。信客如果把
行李交付托运也就赚不了什麽钱，他们一概是肩挑、背驼、手提、腰缠，咬着牙齿
走完坎坷长途。所带的各家各户信件货物，品种繁多，又绝对不能有任何散失和损
坏，一路上只得反复数点，小心翼翼。当时大家都穷，托运费十分低廉，有时还抵
不回来去盘缠，信客只得买最差的票，住最便宜的舱位，随身带点冷馒头、炒米粉
充饥。
信客为远行者们效力，自己却是最困苦的远行者。一身破衣旧衫，满脸风尘，
状如乞丐。
没有信客，好多乡人就不会出远门了。在很长的时期中，信客沈重的脚步，是
乡村和城市的纽带。
二
我家邻村，有一个信客，年纪不小了，已经长途跋涉了二三十年。
他读过私塾，年长后外出闯码头，碰了几次壁，穷落潦倒，无以为生，回来做
了信客。他做信客还有一段来由。
本来村里还有一个老信客。一次，村里一户人家的姑娘要出嫁，姑娘的父亲在
上海谋生，托老信客带来两匹红绸。老信客正好要给远亲送一分礼，就裁下窄窄的
一条红绸扎礼品，图个好看。没想到上海那位又托另一个人给家里带来口信，说收
到红绸后看看两头有没有画着小圆圈，以防信客做手脚。这一下老信客就栽了跟头，
四乡立即传开他的丑闻，以前叫他带过东西的各家都在回忆疑点，好像他家的一切
都来自克扣。但他的家，破烂灰黯，值钱的东西一无所有。
老信客声辩不清，满脸凄伤，拿起那把剪红绸的剪刀直扎自己的手。第二天，
他揣着那只伤痕累累的手找到了同村刚从上海落魄回来的年轻人，进门便说：“我
名誉糟践了，可这乡间不能没有信客。”
整整两天，老信客细声慢气地告诉他附近四乡有哪些人在外面，乡下各家的门
怎麽找，城里各人的谋生处该怎麽走。说到几个城市里的路线时十分艰难，不断在
纸上画出图样。这位年轻人连外出谋生的人也大半不认识，老信客说了又说，比了
又比，连他们各人的脾气习惯也作了介绍。
把这一切都说完了，老信客又告诉他沿途可住哪几家小旅馆，旅馆里哪个茶房
可以信托。还有各处吃食，哪一个摊子的大饼最厚实，哪一家小店可以光买米饭不
买菜。
从头至尾，年轻人都没有答应过接班。可是听老人讲了这麽多，讲得这麽细，
他也不再回绝。老人最后的嘱咐是扬了扬这只扎伤了的手，说：“信客信客就在一
个信字，千万别学我。”
年轻人想到老人今后的生活，说自己赚了钱要接济他。老人说：“不。我去看
坟场，能糊口。我臭了，你挨着我也会把你惹臭。”
老信客本来就单身一人，从此再也没有回村。
年轻信客上路后，一路上都遇到对老信客的问询。大半辈子的风尘苦旅，整整
一条路都认识他。流落在外的游子，年年月月都等着他的脚步声。现在，他正躲在
山间坟场边的破草房里，夜夜失眠，在黑暗中睁着眼，迷迷乱乱地回想着一个个码
头，一条条船只，一个个面影。
刮风下雨时，他会起身，手扶门框站一会，暗暗嘱咐年轻的信客一路小心。
三
年轻的信客也渐渐变老。他老犯胃病和风湿病，一犯就想到老信客，老人什麽
都说了，怎麽没提起这两宗病？顺便，关照家人抽空带点吃食到坟场去。他自己也
去过几次，老人逼着他讲各个码头的变化和新闻。历来是坏事多于好事，他们便一
起感叹唏嘘。他们的谈话，若能记录下来，一定是历史学家极感兴趣的中国近代城
乡的变迁史料，可惜这儿是山间，就他们两人，刚刚说出就立即飘散，茅屋外只有
劲厉的山风。
信客不能常去看老人。他实在太忙，路上花费的时间太多，一回家就忙着发散
信、物，还要接收下次带出的东西。这一切都要他亲自在场，亲手查点，一去看老
人，会叫别人苦等。
只要信客一回村，他家里总是人头济济。多数都不是来收发信、物的，只是来
看个热闹，看看各家的出门人出息如何，带来了什麽希罕物品。农民的眼光里，有
羡慕，有嫉妒；比较得多了，也有轻蔑，有嘲笑。这些眼神，是中国农村对自己的
冒险家们的打分。这些眼神，是千年故土对城市的探询。
终于有妇女来给信客说悄悄话：“关照他，往后带东西几次并一次，不要鸡零
狗碎的”；“你给他说说，那些货色不能在上海存存？我一个女人家，来强盗来贼
怎麽办”……信客沈稳地点点头，他看得太多，对这一切全能理解。都市里的升沉
辱，震颤着长期迟钝的农村神经系统，他是最敏感的神经末梢。
闯荡都市的某个谋生者突然得了一场急病死了，这样的事在那样的年月经常发
生。信客在都市同乡那里听到这个消息，就会匆匆赶去，代表家属乡亲料理后事、
收拾遗物。回到乡间，他就挟上一把黑伞，伞柄朝前，朝死者家里走去。乡间报死
讯的人都以倒挟黑伞为标记，乡人一看就知道，又有一个人客死他乡。来到死者家
里，信客满脸戚容，用一路上想了很久的委婉语气把噩耗通报。可怜的家属会号淘
大哭，会猝然昏厥，他都不能离开，帮着安慰张罗。更会有一些农妇听了死讯一时
性起，咬牙切齿地憎恨都市，憎恨外出，连带也憎恨信客，把他当作了死神冤鬼，
大声讹斥，他也只能低眉顺眼、听之忍之、连声诺诺。
下午，他又要把死者遗物送去，这件事情更有危难。农村妇女会把这堆简陋的
遗物当作丈夫生命的代价，几乎没有一个相信只有这点点。红红的眼圈里射出疑惑
的利剑，信客浑身不自在，真像做错了什麽事一般。他只好柔声地汇报在上海处置
后事的情况，农村妇女完全不知道上海社会，提出的诘问每每使他无从回答。
直到他流了几身汗，赔了许多罪，才满脸晦气地走出死者的家。他能不干这档
子事吗？不能。说什麽我也是同乡，能不尽一点乡情乡谊？老信客说过，这乡间不
能没有信客。做信客的，就得挑着一副生死祸福的重担，来回奔忙。四乡的外出谋
生者，都把自己的血汗和眼泪，堆在他的肩上。
四
信客识文断字，还要经常代读、代写书信。没有要紧事带个口信就是了，要写
信总是有了不祥的事。妇女们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在信客家里诉说，信客铺纸磨墨，
琢磨着句子。他总是把无穷的幽怨和紧迫的告急调理成文缛缛的语句，郑重地装进
信封，然后，把一颗颗破碎和焦灼的心亲自带向远方。
一次，他带着一封满纸幽怨的信走进了都市的一间房子，看见发了财的收信人
已与另一个女人同居。他进退两难，犹豫再三，看要不要把那封书信拿出来。发了
财的同乡知道他一来就会坏事，故意装作不认识，厉声质问他是什麽人。这一下把
他惹火了，立即举信大叫：“这是你老婆的信！”
信是那位时髦女郎拆看的，看完便大哭大嚷。那位同乡下不了台，硬说他是私
闯民宅的小偷，拿出一封信来只是脱身伎两。为了平息那个女人的哭闹，同乡狠狠
打了他两个耳光，并把他狃送到了巡捕房。
他向警官解释了自己的身分，还拿出其他许多同乡的地址作为证明。传唤来的
同乡集资把他保了出来，问他事由，他只说自己一时糊涂，走错了人家。他不想让
颠沛在外的同乡蒙受阴影。
这次回到家，他当即到老信客的坟头烧了香，这位老人已死去多年。他跪在坟
头请老人原谅：从此不再做信客。他说：“这条路越来越凶险，我已经支持不了。”
他向乡亲们推说自己腿脚有病，不能再出远门。有人在外的家属一时陷入恐慌，
四处物色新信客，怎麽也找不到。
只有这时，人们才想起他的全部好处，常常给失去了生活来源的他端来几碗食
物点心，再请他费心想想通信的办法。
也算这些乡村劫数未尽，那位在都市里打了信客耳光的同乡突然发了善心。此
公后来更发了一笔大财，那位时髦女郎读信后立即离他而去，他又在其他同乡处得
知信客没有说他任何坏话，还听说从此信客已赋闲在家，如此种种，使他深受感动。
他回乡来了一次，先到县城邮局塞钱说项，请他们在此乡小南货店里附设一个代办
处，并提议由信客承担此事。
办妥了这一切，他回到家里慰问邻里，还亲自到信客家里悄悄道歉，请他接受
代办邮政的事务。信客对他非常恭敬，请他不必把过去了的事情记在心上。至于代
办邮政，小南货店有人可干，自己身体不济，恕难从命。同乡送给他的钱，他也没
拿，只把一些礼物收下。
此后，小南货店门口挂出了一只绿色的邮箱，也办包里邮寄，这些乡村又与城
市接通了血脉。
信客开始以代写书信为生，央他写信的实在不少，他的生活在乡村中属于中等。
五
两年后，几家私塾合并成一个小学，采用新式教材。正缺一位地理教师，大家
都想到了信客。
信客教地理绘声绘色，效果奇佳。他本来识字不多，但几十年游历各处，又代
写了无数封书信，实际文化程度在几位教师中显得拔尖，教起国文来也从容不迫。
他眼界开阔，对各种新知识都能容纳。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深察世故人情，很能体
谅人，很快成了这所小学的主心骨。不久，他担任了小学校长。
在他当校长期间，这所小学的教学质量，在全县属于上乘。毕业生考上城市中
学的比例，也很高。
他死时，前来吊唁的人非常多，有不少还是从外地特地赶来的。根据他的遗愿，
他的墓就筑在老信客的墓傍。此时的乡人已大多不知老信客是何人，与这位校长有
什麽关系。为了看着顺心，也把那个不成样子的坟修了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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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了。信客要有一点文化，知道各大码头的情形，还要一副强健的筋骨，背得动重
重的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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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一个城市，因此信客的生意不大，却很费脚力。如果交通方便也就用不着信
客了，信客常走的路大多七转八拐，换车调船，听他们说说都要头昏。信客如果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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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一路上只得反复数点，小心翼翼。当时大家都穷，托运费十分低廉，有时还抵
不回来去盘缠，信客只得买最差的票，住最便宜的舱位，随身带点冷馒头、炒米粉
充饥。
信客为远行者们效力，自己却是最困苦的远行者。一身破衣旧衫，满脸风尘，
状如乞丐。
没有信客，好多乡人就不会出远门了。在很长的时期中，信客沈重的脚步，是
乡村和城市的纽带。
二
我家邻村，有一个信客，年纪不小了，已经长途跋涉了二三十年。
他读过私塾，年长后外出闯码头，碰了几次壁，穷落潦倒，无以为生，回来做
了信客。他做信客还有一段来由。
本来村里还有一个老信客。一次，村里一户人家的姑娘要出嫁，姑娘的父亲在
上海谋生，托老信客带来两匹红绸。老信客正好要给远亲送一分礼，就裁下窄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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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来自克扣。但他的家，破烂灰黯，值钱的东西一无所有。
老信客声辩不清，满脸凄伤，拿起那把剪红绸的剪刀直扎自己的手。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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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糟践了，可这乡间不能没有信客。”
整整两天，老信客细声慢气地告诉他附近四乡有哪些人在外面，乡下各家的门
怎麽找，城里各人的谋生处该怎麽走。说到几个城市里的路线时十分艰难，不断在
纸上画出图样。这位年轻人连外出谋生的人也大半不认识，老信客说了又说，比了
又比，连他们各人的脾气习惯也作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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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信托。还有各处吃食，哪一个摊子的大饼最厚实，哪一家小店可以光买米饭不
买菜。
从头至尾，年轻人都没有答应过接班。可是听老人讲了这麽多，讲得这麽细，
他也不再回绝。老人最后的嘱咐是扬了扬这只扎伤了的手，说：“信客信客就在一
个信字，千万别学我。”
年轻人想到老人今后的生活，说自己赚了钱要接济他。老人说：“不。我去看
坟场，能糊口。我臭了，你挨着我也会把你惹臭。”
老信客本来就单身一人，从此再也没有回村。
年轻信客上路后，一路上都遇到对老信客的问询。大半辈子的风尘苦旅，整整
一条路都认识他。流落在外的游子，年年月月都等着他的脚步声。现在，他正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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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条条船只，一个个面影。
刮风下雨时，他会起身，手扶门框站一会，暗暗嘱咐年轻的信客一路小心。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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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了，怎麽没提起这两宗病？顺便，关照家人抽空带点吃食到坟场去。他自己也
去过几次，老人逼着他讲各个码头的变化和新闻。历来是坏事多于好事，他们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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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客不能常去看老人。他实在太忙，路上花费的时间太多，一回家就忙着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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羡慕，有嫉妒；比较得多了，也有轻蔑，有嘲笑。这些眼神，是中国农村对自己的
冒险家们的打分。这些眼神，是千年故土对城市的探询。
终于有妇女来给信客说悄悄话：“关照他，往后带东西几次并一次，不要鸡零
狗碎的”；“你给他说说，那些货色不能在上海存存？我一个女人家，来强盗来贼
怎麽办”……信客沈稳地点点头，他看得太多，对这一切全能理解。都市里的升沉
辱，震颤着长期迟钝的农村神经系统，他是最敏感的神经末梢。
闯荡都市的某个谋生者突然得了一场急病死了，这样的事在那样的年月经常发
生。信客在都市同乡那里听到这个消息，就会匆匆赶去，代表家属乡亲料理后事、
收拾遗物。回到乡间，他就挟上一把黑伞，伞柄朝前，朝死者家里走去。乡间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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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信客满脸戚容，用一路上想了很久的委婉语气把噩耗通报。可怜的家属会号淘
大哭，会猝然昏厥，他都不能离开，帮着安慰张罗。更会有一些农妇听了死讯一时
性起，咬牙切齿地憎恨都市，憎恨外出，连带也憎恨信客，把他当作了死神冤鬼，
大声讹斥，他也只能低眉顺眼、听之忍之、连声诺诺。
下午，他又要把死者遗物送去，这件事情更有危难。农村妇女会把这堆简陋的
遗物当作丈夫生命的代价，几乎没有一个相信只有这点点。红红的眼圈里射出疑惑
的利剑，信客浑身不自在，真像做错了什麽事一般。他只好柔声地汇报在上海处置
后事的情况，农村妇女完全不知道上海社会，提出的诘问每每使他无从回答。
直到他流了几身汗，赔了许多罪，才满脸晦气地走出死者的家。他能不干这档
子事吗？不能。说什麽我也是同乡，能不尽一点乡情乡谊？老信客说过，这乡间不
能没有信客。做信客的，就得挑着一副生死祸福的重担，来回奔忙。四乡的外出谋
生者，都把自己的血汗和眼泪，堆在他的肩上。
四
信客识文断字，还要经常代读、代写书信。没有要紧事带个口信就是了，要写
信总是有了不祥的事。妇女们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在信客家里诉说，信客铺纸磨墨，
琢磨着句子。他总是把无穷的幽怨和紧迫的告急调理成文缛缛的语句，郑重地装进
信封，然后，把一颗颗破碎和焦灼的心亲自带向远方。
一次，他带着一封满纸幽怨的信走进了都市的一间房子，看见发了财的收信人
已与另一个女人同居。他进退两难，犹豫再三，看要不要把那封书信拿出来。发了
财的同乡知道他一来就会坏事，故意装作不认识，厉声质问他是什麽人。这一下把
他惹火了，立即举信大叫：“这是你老婆的信！”
信是那位时髦女郎拆看的，看完便大哭大嚷。那位同乡下不了台，硬说他是私
闯民宅的小偷，拿出一封信来只是脱身伎两。为了平息那个女人的哭闹，同乡狠狠
打了他两个耳光，并把他狃送到了巡捕房。
他向警官解释了自己的身分，还拿出其他许多同乡的地址作为证明。传唤来的
同乡集资把他保了出来，问他事由，他只说自己一时糊涂，走错了人家。他不想让
颠沛在外的同乡蒙受阴影。
这次回到家，他当即到老信客的坟头烧了香，这位老人已死去多年。他跪在坟
头请老人原谅：从此不再做信客。他说：“这条路越来越凶险，我已经支持不了。”
他向乡亲们推说自己腿脚有病，不能再出远门。有人在外的家属一时陷入恐慌，
四处物色新信客，怎麽也找不到。
只有这时，人们才想起他的全部好处，常常给失去了生活来源的他端来几碗食
物点心，再请他费心想想通信的办法。
也算这些乡村劫数未尽，那位在都市里打了信客耳光的同乡突然发了善心。此
公后来更发了一笔大财，那位时髦女郎读信后立即离他而去，他又在其他同乡处得
知信客没有说他任何坏话，还听说从此信客已赋闲在家，如此种种，使他深受感动。
他回乡来了一次，先到县城邮局塞钱说项，请他们在此乡小南货店里附设一个代办
处，并提议由信客承担此事。
办妥了这一切，他回到家里慰问邻里，还亲自到信客家里悄悄道歉，请他接受
代办邮政的事务。信客对他非常恭敬，请他不必把过去了的事情记在心上。至于代
办邮政，小南货店有人可干，自己身体不济，恕难从命。同乡送给他的钱，他也没
拿，只把一些礼物收下。
此后，小南货店门口挂出了一只绿色的邮箱，也办包里邮寄，这些乡村又与城
市接通了血脉。
信客开始以代写书信为生，央他写信的实在不少，他的生活在乡村中属于中等。
五
两年后，几家私塾合并成一个小学，采用新式教材。正缺一位地理教师，大家
都想到了信客。
信客教地理绘声绘色，效果奇佳。他本来识字不多，但几十年游历各处，又代
写了无数封书信，实际文化程度在几位教师中显得拔尖，教起国文来也从容不迫。
他眼界开阔，对各种新知识都能容纳。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深察世故人情，很能体
谅人，很快成了这所小学的主心骨。不久，他担任了小学校长。
在他当校长期间，这所小学的教学质量，在全县属于上乘。毕业生考上城市中
学的比例，也很高。
他死时，前来吊唁的人非常多，有不少还是从外地特地赶来的。根据他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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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关系。为了看着顺心，也把那个不成样子的坟修了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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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一直想写写“江南小镇”这个题目，但又难于下笔。江南小镇太多了，真正值
得写的是哪几个呢？一一拆散了看，哪一个都构不成一种独立的历史名胜，能说的
话并不太多；然而如果把它们全躲开了，那就是躲开了一种再亲昵不过的人文文化，
躲开了一种把自然与人情搭建得无比巧妙的生态环境，躲开了无数中国人心底的思
念与企盼，躲开了人生苦旅的起点和终点，实在是不应该的。
我到过的江南小镇很多，闭眼就能想见，穿镇而过的狭窄河道，一座座雕刻精致
的石桥，傍河而筑的民居，民居楼板底下就是水，石阶的埠头从楼板下一级级伸出
来，女人正在埠头上浣洗，而离他们只有几尺远的乌蓬船上正升起一缕白白的炊烟，
炊烟穿过桥洞飘到对岸，对岸河边有又低又宽的石栏，可坐可躺，几位老人满脸宁
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过往船只比之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河边由吊脚楼组成的小镇，江
南小镇少了那种浑朴奇险，多了一点畅达平稳。它们的前边没有险滩，后边没有荒
漠，因此虽然幽僻却谈不上什厶气势；它们大多有很有一些年代了，但始终比较滋
润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让它们保留下多少废墟和遗迹，因此也听不出多少历史的浩叹；
它们当然有过升沈荣辱，但实在也未曾摆出过太堂皇的场面，因此也不容易产生类
似于朱雀桥、乌衣巷的沧桑之慨。总之，它们的历史路程和现实风貌都显得平实而
耐久，狭窄而悠久，就像经纬着它们的条条石板街道。
堂皇转眼凋零，喧腾是短命的别名。想来想去，没有比江南小镇更足以成为一种
淡泊而安定的生活表征的了。中国文人中很有一批人在入世受挫之后逃于佛、道，
但真正投身寺庙道观的并不太多，而结庐荒山、独钓寒江毕竟会带来基本生活上的
一系列麻烦。“大隐隐于市”，最佳的隐潜方式莫过于躲在江南小镇之中了。与显
赫对峙的是常态，与官场对峙的是平民，比山林间的蓑草茂树更有隐蔽力的是消失
在某个小镇的平民百姓的常态生活中。山林间的隐蔽还保留和标榜着一种孤傲，而
孤傲的隐蔽终究是不诚恳的；小镇街市间的隐蔽不仅不必故意地折磨和摧残生命，
反而可以把日子过得十分舒适，让生命熨贴在既清静又方便的角落，几乎能gou4把
自身由外到里溶化掉，因此也就成了隐蔽的最高形态。说隐蔽也许过于狭隘了，反
正在我心目中，小桥流水人家，莼鲈之思，都是一种宗教性的人生哲学的生态意象。
在庸常的忙碌中很容易把这种人生哲学淡忘，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它就会产生
一种莫名的诱惑而让人渴念。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我父亲被无由关押，尚
未结婚的叔叔在安徽含冤自尽，我作为长子，20来岁，如何掌持这个八口之家呢？
我所在的大学也是日夜风起云涌，既不得安生又逃避不开，只得让刚刚初中毕业的
大弟弟出海捕鱼，贴补家用。大弟弟每隔多少天后上岸总是先与我连系，怯生生地
询问家里情况有无继续恶化，然后才回家。家，家人还在，家的四壁还在，但在那
年月好像是完全暴露在露天中，时时准备遭受风雨的袭击和路人的轰逐。在这种情
况下，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又接到指令必须到军垦农场继续改造，去时先在吴江县
松陵镇整训一段时间。那些天，天天排队出操点名，接受长篇训话，一律睡地铺而
夥食又极其恶劣，大家内心明白，整训完以后就会立即把我们抛向一个污泥，沼泽
和汗臭相拌和的天地，而且绝无回归的时日。我们的地铺打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
从西边墙板的袷缝中偷眼望去，那里有一个安静的院落，小小一间屋子面对着河流，
屋里进去的显然是一对新婚夫妻，与我们差不多年龄。他们是这个镇上最普通的居
民，大概是哪家小店的营业员或会计罢，清闲得很，只要你望过去，他们总在，不
紧不慢地做着一天生活所必需，却又纯然属于自己的事情，时不时有几句不冷也不
热的对话，莞尔一笑。夫妻俩都头面干净，意态安详。当时我和我的同伴实在被这
种最正常的小镇生活震动了。这里当然也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但毕竟是小镇，又兼
民风柔婉，闹不出多大的事，折腾了一两下也就烟消云散，恢复成寻常生态。也许
这个镇里也有个把“李国香”之类，反正这对新婚夫妻不是，也不是受李国香们注
意的人物。咳，这样活着真好！这批筋疲力尽又不知前途的大学毕业生们向壁缝投
之以最殷切的艳羡。我当时曾警觉，自己的壮气和锐气都到哪儿去了，何以20来岁
便产生如此暮气的归隐之想？是的，那年在恶风狂浪中偷看一眼江南小镇的生活，
我在人生憬悟上一步走向了成年。
我躺在垫着稻草的地铺上，默想着１００多年前英国学者托马斯·德·昆西(T
．DeQuincey) 写的一篇著名论文：《论〈麦克白〉中的敲门声》。昆西说，在莎
士比亚笔下，麦克白及其夫人借助于黑夜在城堡中杀人篡权，突然，城堡中响起了
敲门声。这敲门声使麦克白夫妇恐慌万状，也历来使所有的观众感到惊心动魄。原
因何在？昆西思考了很多年，结论是：清晨敲门，是正常生活的象征，它足以反衬
出黑夜中魔性和兽性的可怖，它又宣告着一种合乎人性的正常生活正有待于重建，
而正是这种反差让人由衷震撼。在那些黑夜里，我躺在地铺上，听到了江南小镇的
敲门声，笃笃笃，轻轻的，隐隐的，却声声入耳，灌注全身。
好多年过去了，生活应该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种敲门声还时不时地响
起于心扉间。为此我常常喜欢找个江南小镇走走，但一走，这种敲门声就响得更加
清晰而催人了。
当代大都市的忙人们在假日或某个其他机会偶尔来到江南小镇，会使平日的行政
烦嚣、人事喧嚷、滔滔名利、尔虞我诈立时净化，在自己的靴踏在街石上的清空声
音中听到自己的心跳，不久，就会走进一种清空的启悟之中，流连忘返。可惜终究
要返回，返回那种烦嚣和喧嚷。
如眼前一亮，我猛然看到了著名旅美画家陈逸飞先生所画的那幅名扬海外的《故
乡的回忆》。斑剥的青灰色像清晨的残梦，交错的双桥坚致而又苍老，没有比这个
图像更能概括江南小镇的了，而又没有比这样的江南小镇更能象征故乡的了。我打
听到，陈逸飞取像的原型是江苏昆山县的周庄。陈逸飞与我同龄而不同籍，但与我
同籍的台湾作家三毛到周庄后据说也热泪滚滚，说小时候到过很多这样的地方。看
来，我也必须去一下这个地方。
江南小镇（二）
像多数江南小镇一样，周庄得坐船去才有味道。我约了两个朋友从青浦淀山湖
的东南岸雇船出发，向西横插过去，走完了湖，就进入了纵横交错的河网地方。在
别的地方，河流虽然也可以成为运输的通道，但对普通老百姓的日常行旅来说大多
是障碍，在这里则完全不同，河流成了人们随脚徜徉的大街小巷。一条船一家人家，
悠々走着，不紧不慢，丈夫在摇船，妻子在做饭，女儿在看书，大家对周围的一切
都熟悉，已不愿东张西望，只听任清亮亮的河水把他们浮载到要去的地方。我们身
边擦过一条船，船头坐了两位服饰齐整的老太，看来是走亲戚去的，我们的船驶得
太快，把水沫溅到老太的新衣服上了，老太撩了撩衣服下摆，嗔色地指了指我们，
我们连忙拱手道歉，老太立即和善地笑了。这情景就像街市间不小心撞到了别人随
口说声“对不起”那样自然。
两岸的屋舍越来越密，河道越来越窄，从头顶掠过去的桥越来越短，这就意味
着一座小镇的来临。中国很多地方都长久地时行这样一首儿歌：“摇摇摇，摇到外
婆桥”，不知多少人是在这首儿歌中摇摇摆摆走进世界的。人生的开始总是在摇篮
中，摇篮就是一条船，它的首次航行目标必定是那座神秘的桥，慈祥的外婆就住在
桥边。早在躺在摇篮里的年月，我们构想中的这座桥好像也是在一个小镇里。因此，
不管你现在多大，每次坐船进入江南小镇的时候，心头总会渗透出几缕奇异的记忆，
陌生的观望中潜伏着某种熟识的意绪。周庄到了，谁也没有告诉我们，但我们知道。
这里街市很安静，而河道却很热闹，很多很多的船来往交错，也有不少船驳在岸边
装卸货物，更有一些人从这条船跳到那条船，连跳几条到一个地方去，就像市井间
借别人家的过道穿行。我们的船挤入这种热闹中，舒舒缓缓地往前走。与城市里让
人沮丧的“塞车”完全不同，在河道上发觉前面停着的一条船阻碍了我们，只须在
靠近时伸出手来，把那条船的船帮撑持一下，这条船就会荡开去一点，好让我们走
路。那条船很可能在装货，别的船来来往往你撑一下我推一把，使它的船身不停地
晃晃悠悠，但船头系结在岸椿上，不会产生任何麻烦，装货的船工一迳乐呵呵地忙
碌着，什么也不理会。
小镇上已有不少像我们一样的旅游者，他们大多是走陆路来的，一进镇就立则
领悟了水的魅力，都想站在某条船上拍张照，他们蹲在河岸上恳求船民，没想到这
里的船民爽快极了，想坐坐船还不容易？不仅拍了照，还让坐着行驶一陈，分文不
取。他们靠水吃饭，比较有钱，经济实力远超这些旅行者。近几年，电影厂常来小
镇拍一些历史题材的片子，小镇古色古香，后来干脆避开一切现代建筑方式，很使
电影导演们称心，但哪来那厶多群众角色呢？小镇的居民和船民非常帮衬，一人拿
了套戏装往身上一披，照样干活，你们拍去吧。我去那天，不知拿家电影厂正在桥
头拍一部清朝末年的电影，桥边的镇民、桥下的船民很多都穿上了清朝农民的服装
在干自己的事，没有任何不自然的感觉，倒是我们这条船靠近前去，成了擅闯大清
村邑的番邦夷人。
从船上向河岸一溜看去，好像凡是比较像样的居舍门口都有自用码头。这是不
奇怪的，河道就是通衢，码头便是大门，一个大户人家哪有借别人的门户迎来送往
的道理？遥想当年，一家人家有事，最明显的标志是他家码头口停满了大大小小的
船只，主人便站在码头上频频迎接。我们的船在一个不小的私家码头停下了，这个
码头属于一所挺有名的宅第，现在叫做”沈厅”，原是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的
居所。
江南小镇历来有藏龙卧虎的本事，你看就这厶些小河小桥竟安顿过一个富可敌
国的财神！沈万山的致富门径是值得经济史家们再仔细研究一陈的，不管怎厶说，
他算得上那个时代精于田产管理、又善于开发商业资本的经贸实践家。有人说他主
要得力于贸易，包括与海外的贸易，虽还没有极为充分的材料佐证，我却是比较相
信的。周庄虽小，却是贴近运河、长江和黄浦江，从这里出发的船只可以亳无阻碍
地借运河而通南北，借长江而通东西，就近又可席卷富庶的杭嘉湖地区和苏锡一带，
然后从长江口或杭州湾直通东南亚或更远的地方，后来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浏河口
就与它十分靠近。处在这样一个优越的地理位置，出现个把沈万山是合乎情理的。
这大体也就是江南小镇的秉性所在了，它的历害不在于它的排场，而在于充分利用
它的便利而悄然自重，自重了还不露声色，使得我们今天还闹不清沈万山的底细。
系好船缆，拾级上岸，才抬头，却已进了沈厅大门。一层层走去，６００多年
前居家礼仪如在目前。这儿是门厅，这儿是宾客随从人员驻留地，这儿是会客厅，
这儿是内宅，这儿是私家膳室……全部建筑呈纵深型推进状，结果，一个相当狭小
的市井门洞竟延伸出长长一串景深，既显现出江南商人藏愚守拙般的谨慎，又铺张
了家庭礼仪的空间规程。但是，就整体宅院论，还是算敛缩俭朴的，我想一个资产
只及沈万山一个零头的朝廷退职官员的宅第也许会比它神气一些。商人的盘算和官
僚的想法判然有别，尤其是在封建官僚机器的缝隙中求发展的元明之际的商人更是
如此，躲在江南小镇的一个小门庭里做着纵横四海的大生意，正是他们的“大门槛”。
可以想见，当年沈宅门前大小船只的往来是极其频繁的，各种信息、报告、决断、
使令、契约、银票都从这里大进大出，但往来人丁大多神色隐秘、缄口不言、行色
匆匆。这里也许是见不到贸易货物的，真正的大贸易家不会把宅院当作仓库和转运
站，货物的贮存地和交割地很难打听得到，再有钱也是一介商人而已，没有兵丁卫
护，没有官府庇荫，哪能大大列列地去张扬？
我没有认真研究过沈万山的心理历程，只知道这位在江南小镇如鱼得水的大商
贾后来在京都南京栽了大跟头，他如此精明的思维能力毕竟只归属于经济人格而与
封建朝廷的官场人格处处抵牾，一撞上去就全盘散架。能不撞上去吗？又不能，一
个在没有正常商业环境的情况下惨淡经营的商人总想与朝廷建立某种亲善关系，但
他不知，建立这种关系要靠钱，又不能全靠钱事情还有远比他的商人头脑想象的更
复杂更险恶的一面。话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即应天府）后要像模像样地修筑
城墙，在募集资金中被舆论公认为江南首富的沈万山自然首当其冲。沈万山满腹心
事地走出宅院大门上船了，船只穿出周庄的小桥小河向南京驶去。在南京，他爽快
地应承了筑造京城城墙三分之一（从洪武门到水西门）的全部费用，这当然是一笔
惊人的巨款，一时朝野震动。事情到此已有点危险，因为他面对的是朱元璋，但他
未曾自觉到，只知道像在商业经营中那样趁热打铁，晕乎乎、乐颠颠地又拿出一笔
巨款要犒赏军队。这下朱元璋勃然大怒了，你算个什厶东西，凭着有钱到朕的京城
里摆威风来了？军队是你犒赏得了的吗？于是下令杀头，后来不知什厶原因又改旨
为流放云南。
江南小镇的宅院慌乱了一阵之后陷入了长久的寂寞。中国１４世纪杰出的理财
大师沈万山没有能够回来，他长枷铁镣南行万里，最终客死戍所。他当然会在陌生
的烟瘴之地夜夜梦到周庄的流水和石桥，但他的伤痕累々的人生孤舟却搁浅在如此
边远的地方，怎厶也驶不进熟悉的港湾了。
沈万山也许至死都捣不大清究竟是什厶逻辑让他受罪的。周庄的百姓也捣不清，
反而觉得沈万山怪，编一些更稀奇的故事流传百年。是的，一种对中国来说实在有
点超前的商业心态在当时是难于见容于朝野两端的，结果倒是以其惨败为代价留下
了一些纯属老庄哲学的教训在小镇，于是人们更加宁静无为了，不要大富，不要大
红，不要一时为某种异己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而产生焦灼的冲动，只让河水慢慢流，
船橹慢慢摇，也不想摇到太远的地方去。在沈万山的凄楚教训面前，江南小镇愈加
明白了自己应该珍惜和恪守的生态。
江南小镇（三）
上午看完了周庄，下午就滑脚去了同里镇。同里离周庄不远，却已归属于江苏
省的另一个县——吴江县，也就是我在２０多年前听到麦克白式的敲门声的那个县。
因此，当我走近前去的时候，心情是颇有些紧张的，但我很明白，要找江南小镇的
风韵，同里不会使我失望，为那２０多年前的启悟，为它所躲藏的闹中取静的地理
位置，也为我平日听到过的有关它的传闻。
就整体气魄论，同里比周庄大。也许是因为周庄讲究原封不动地保持苍老的原
貌吧，在现代人的脚下总未免显得有点局促，同里亮堂和挺展得多了，对古建筑的
保护和修缮似乎也更花力气。因此，周庄对于我，是乐于参观而不会想到要长久驻
足的，而同里却一见面就产生一种要在这里觅房安居的奇怪心愿。
同里的桥，不比周庄少。其中紧紧汇聚在一处的“三桥”则更让人赞叹。三桥
都小巧玲珑，构筑典雅，每桥都有花岗石刻的楹联，其中一桥的楹联为：
浅渚波光云影，
小桥流水江村。
淡淡地道尽了此地的魅力所在。据老者说，过去镇上居民婚娶，花轿乐队要热热闹
闹地把这三座小桥都走一遍，算是大吉大利。老人６６岁生日那天也必须在午餐后
走一遍三桥，算是走通了人生的一个关口。你看，这厶一个小小的江镇，竟然自立
名胜、自建礼仪，怡然自得中构建了一个与外界无所争持的小世界。在离镇中心稍
远处，还有稍大一点的桥，建造也比较考究，如思本桥、富观桥、普安桥等，是小
镇的远近门户。
在同里镇随脚走走，很容易见到一些气象有点特别的建筑，仔细一看，墙上嵌
有牌子，标明这是崇本堂，这是嘉荫堂，这是耕乐堂，这是陈去病故居，探头进去，
有的被保护着专供参观，有的有住家，有的在修理，都不妨轻步踏入，没有人会阻
碍你。特别是那些有住家的宅院，你正有点踟踌呢，住家一眼看出你是来访古的，
已是满面笑容。钱氏崇本堂和柳氏嘉荫堂占地都不大，一亩上下而已，却筑得紧凑
舒适。两堂均以梁棹窗棹间的精细雕刻著称，除了吉花卉图案外，还有传说故事、
剧曲小说中的人物和场面的雕刻，据我所知已引起了国内古典芸术研究者们的重视。
耕乐堂年岁较老，有宅有园，占地也较大，整体结构匠心独具，精巧宜人，最早的
主人是明代的朱祥（耕乐），据说他曾协助巡抚修建了著名的苏州宝带桥，本应论
功授官，但他坚辞不就，请求在同里镇造一处宅园过太平日子。看看耕乐堂，谁都
会由衷地赞同朱祥的选择。
但是，也不能因此判定像同里这样的江南小镇只是无条件的消极退避之所。你
看，让朱祥督造宝带桥工程他不是欣然前往了吗？他要躲避的是做官，并不躲避国
计民生方面的正常选择。我们走进近代革命者、诗人学者陈去病（巢南）的居宅，
更明确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我由于关注过南社的史料，对陈去病的事迹还算是有点
熟悉的。见到了他编《百尺楼丛书》的百尺楼，却未能找到他自撰的两副有名楹联：
平生服膺明季三儒之论，沧海归来，信手钞成正气集；
中年有契香山一老所作，白头老去，新居营就浩歌堂。
其人以骠姚将军为名，垂虹亭长为号；
所居有绿玉青瑶之馆，澹泊宁静之庐。
这两副楹联表明，在同里镇三元街的这所宁静住宅里，也曾有热血涌动、浩气充溢
的年月。我知道就在这里，陈去病组织过雪耻学会，推行过梁启超的《新民丛报》，
还开展过同盟会同里支部的活动。秋瑾烈士在绍兴遭难后，他的密友徐自华女士曾
特地赶到这里来与陈去病商量如何处置后事。至少在当时，江浙一带的小镇中每每
隐潜着许多这样的决心以热血和生命换来民族生机的慷慨男女，他们的往来和聚会
构成了一系列中国近代史中的著名事件，一艘艘小船在解缆系缆，缆索一抖，牵动
着整个中国的生命线。
比陈去病小十几岁的柳亚子更是被人们熟知的人物，他当时的活动据点是家乡
黎里镇，与同里镇同属吴江县。陈去病坐船去黎里镇访问了柳亚子后感慨万千，写
诗道：
梨花村里叩重门，
握手相看泪满痕。
故国崎岖多碧血，
美人幽咽碎芳魂。
茫茫宙合将安适，
耿耿心期只尔论。
此去壮图如可展，
一鞭晴旭返中原！
这种气慨与人们平素印象中的江南小镇风韵很不一样，但它实实在在是属于江南小
镇的，应该说是江南小镇的又一面。在我看来，江南小镇是既疏淡官场名利又深明
人世大义的，平日只是按兵不动罢了，其实就连在石桥边栏上闲坐着的老汉都对社
会时事具有洞悉幽微的评判能力，真是遭到了历史的紧要关头，江南小镇历来都不
木然。我想，像我这样的人也愿意卜居于这些小镇中而预料不会使自己全然枯竭，
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江南小镇（四）
同里最吸引人的去处无疑是著名的退思园了。我可以亳不夸张地说，这是我见
过的中国古典园林中特别让我称心满意的几个中的一个。我相信，如果同里镇稍稍
靠近一点铁路或公路干道，退思园必将塞满旅游的人群。但从上海到这里毕竟很不
方便，从苏州过来近一些，然而苏州自己已有太多的园林，柔雅的苏州人也就不高
兴去坐长途车了。于是，一座大好的园林静悄悄地呆着，而我特别看中的正是这一
点。中国古典园林不管依傍何种建筑流派，都要以静作为自己的韵律。有了静，全
部构建会组合成一种古筝独奏般的淡雅清丽，而失去了静，它内在的整体风致也就
不可寻找。在摩肩接踵的拥挤中游古典园林是很叫人伤心的事，如有一个偶然的机
会，或许是大雨刚歇，游客未至，或许是时值黄昏，庭院冷落，你有幸走在这样的
园林中就会觉得走进了一种境界，虚虚浮浮而又满目生气，几乎不相信自己往常曾
多次来过。在人口越来越多，一切私家的古典园林都一一变成公众游观处的现代，
我的这种审美嗜好无疑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侈愿望了，但竟然有时也能满足。去年
冬天曾在上海远郊嘉定县小住了十几天，每天早晨和傍晚，当上海旅游者的班车尚
未到达或已经离开的时候，我会急急赶到秋霞圃去，舒舒坦坦地享受一番园林间物
我交融的本味。退思园根本没有上海的旅游班车抵达，能够遇到的游客大多是一些
镇上的退休老人，安静地在回廊低栏上坐着，看到我们面对某处景点有所迟疑时，
他们会用自我陶醉的缓慢语调来解释几句，前后又安静地坐下去。就这样，我们从
西首的大门进入，向着东面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观赏过来。总以为看完这一进就差
不多了，没想到一个月洞门又引出一个新的空间，而且一进比一进美，一层比一层
奇。心中早已绷着悬念，却又时时为意外发现而一次次惊叹，这让我想到中国古典
园林和古典剧曲在结构上的近似。难怪中国古代曲论家王骥德和李渔都把编剧与工
师营建宅院苑榭相提伴论。
退思园已有１００多年历史，园主任兰生便是同里人，做官做得不小，授资政
大夫，赐内阁学士，任凰颍六泗兵备道，兼淮北牙厘局及凰阳钞关之职，有权有势
地管过现今安徽省的很大一块地方。后来他就像许多朝廷命官一样遭到了弹劾，落
职了，于是回到家乡同里，请本镇一位叫袁龙的杰出芸术家建造此园。园名“退思”，
立即使人想起《左传》中的那句话：“林父之事君也，进思进忠，退思补过。”但
我漫步在如此精美的园林中，很难相信任兰生动用“退思补过”这一命题的诚恳。
“退”是事实，“思”也是免不了的，至于是不是在思“补过”和“事君”则不宜
轻信。眼前的水阁亭榭、假山荷池、曲径回廊根本容不下一丝愧赧。好在京城很远
也管不到什麽了。
任兰生是聪明的。“退思”云云就像找一个官场烂熟的题目招贴一下，赶紧把
安徽官任上搜括来的钱财幻化成一个偷不去抢不走、又无法用数字估价的居住地，
也不向外展示，只是一家子安安静静地住着。即使朝廷中还有觊觎者，一见他完全
是一派定居的样子，没有再到官场争逐的念头了，也就放下了心，以求彼此两忘。
我不知道任兰生在这个园子里是如何度过晚年的，是否再遭到过什厶凶险，却总觉
得在这样一个地方哪怕住下几年也是令人羡慕的，更新何况对园主来说这又是祖辈
生息的家乡。任兰生没有料到，这件看来纯然利己的事情实际上竟成了他毕生最大
的功业，历史因这座园林把他的名字记下了，而那些凌驾在他之上，或弹劾他而获
胜的衮衮诸公们却早就像尘埃一样飘散在时间的流水之中。
就这样，江南省镇款款地接待着一个个早年离它远去的游子，安慰他们，劝他
们好生休息，又尽力鼓励他们把休息地弄好。这几乎已成为一种人生范式，在无形
之中悄悄控制着遍及九州的志士仁人，使他们常常登高回眸、月夜苦思、梦中轻笑。
江南小镇的美色远不仅仅在于它们自身，而更在于无数行旅者心中的毕生描绘。
在踏出退思园大门时我想，现今的中国文人几乎都没有能力靠一人之力建造这
样的归息之地了，但是哪怕在这样的小镇中觅得一就较简单的住所也好呀，为什麽
非要挤在大都市里不可呢？我一直相信从事文化芸术与从事经济贸易、机机施工不
同，特别需重有一个真正安宁的环境深入运思、专注体悟，要不然很难成为名副其
实的大家。在逼仄的城市空间里写什厶都不妨，就是不宜进行宏篇巨制式的芸术创
造。日本有位芸术家每年要在太平洋的一就小岛上隐居很长时间，只留出一小部分
时间在全世界转悠，手上夹着从小岛带出来的一大叠乐谱和文稿。江南小镇很可以
成为我们的作家芸术家的小岛，有了这厶一个个宁静的家院在身后，作家芸术家们
走在都市街道间的步子也会踏实一点，文坛中的烦心事也会减少大半。而且，由于
作家芸术家驻足其间，许多小镇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声望也会大大提高。如果说我们
今天的江南小镇比过去缺了点什厶，在我看来，缺了一点真正的文化智者，缺了一
点隐潜在河边小巷间的安适书斋，缺了一点足以使这些小镇产生超越时空适吸引力
适芸术灵魂。而这些智者，这些灵魂，现正在大都市人海中领受真正的自然意义上
的“倾轧”。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但愿有一天，能让飘荡在都市喧嚣间
的惆怅乡愁收伏在无数清雅的镇邑间，而一座座江南小镇又重新在文化意义上走上
充实。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在人格方位和地理方位上实现双相自立。
到那时，风景旅游和人物访谒会溶成一体，“梨花村里叩重门，握手相看泪满
痕”的动人景象又会经常出现，整个华夏大地也就会铺展出文化座标上的重峦叠嶂。
也许，我想得太多了。
我一直想写写“江南小镇”这个题目，但又难于下笔。江南小镇太多了，真正值
得写的是哪几个呢？一一拆散了看，哪一个都构不成一种独立的历史名胜，能说的
话并不太多；然而如果把它们全躲开了，那就是躲开了一种再亲昵不过的人文文化，
躲开了一种把自然与人情搭建得无比巧妙的生态环境，躲开了无数中国人心底的思
念与企盼，躲开了人生苦旅的起点和终点，实在是不应该的。
我到过的江南小镇很多，闭眼就能想见，穿镇而过的狭窄河道，一座座雕刻精致
的石桥，傍河而筑的民居，民居楼板底下就是水，石阶的埠头从楼板下一级级伸出
来，女人正在埠头上浣洗，而离他们只有几尺远的乌蓬船上正升起一缕白白的炊烟，
炊烟穿过桥洞飘到对岸，对岸河边有又低又宽的石栏，可坐可躺，几位老人满脸宁
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过往船只比之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河边由吊脚楼组成的小镇，江
南小镇少了那种浑朴奇险，多了一点畅达平稳。它们的前边没有险滩，后边没有荒
漠，因此虽然幽僻却谈不上什厶气势；它们大多有很有一些年代了，但始终比较滋
润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让它们保留下多少废墟和遗迹，因此也听不出多少历史的浩叹；
它们当然有过升沈荣辱，但实在也未曾摆出过太堂皇的场面，因此也不容易产生类
似于朱雀桥、乌衣巷的沧桑之慨。总之，它们的历史路程和现实风貌都显得平实而
耐久，狭窄而悠久，就像经纬着它们的条条石板街道。
堂皇转眼凋零，喧腾是短命的别名。想来想去，没有比江南小镇更足以成为一种
淡泊而安定的生活表征的了。中国文人中很有一批人在入世受挫之后逃于佛、道，
但真正投身寺庙道观的并不太多，而结庐荒山、独钓寒江毕竟会带来基本生活上的
一系列麻烦。“大隐隐于市”，最佳的隐潜方式莫过于躲在江南小镇之中了。与显
赫对峙的是常态，与官场对峙的是平民，比山林间的蓑草茂树更有隐蔽力的是消失
在某个小镇的平民百姓的常态生活中。山林间的隐蔽还保留和标榜着一种孤傲，而
孤傲的隐蔽终究是不诚恳的；小镇街市间的隐蔽不仅不必故意地折磨和摧残生命，
反而可以把日子过得十分舒适，让生命熨贴在既清静又方便的角落，几乎能gou4把
自身由外到里溶化掉，因此也就成了隐蔽的最高形态。说隐蔽也许过于狭隘了，反
正在我心目中，小桥流水人家，莼鲈之思，都是一种宗教性的人生哲学的生态意象。
在庸常的忙碌中很容易把这种人生哲学淡忘，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它就会产生
一种莫名的诱惑而让人渴念。记得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我父亲被无由关押，尚
未结婚的叔叔在安徽含冤自尽，我作为长子，20来岁，如何掌持这个八口之家呢？
我所在的大学也是日夜风起云涌，既不得安生又逃避不开，只得让刚刚初中毕业的
大弟弟出海捕鱼，贴补家用。大弟弟每隔多少天后上岸总是先与我连系，怯生生地
询问家里情况有无继续恶化，然后才回家。家，家人还在，家的四壁还在，但在那
年月好像是完全暴露在露天中，时时准备遭受风雨的袭击和路人的轰逐。在这种情
况下，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生又接到指令必须到军垦农场继续改造，去时先在吴江县
松陵镇整训一段时间。那些天，天天排队出操点名，接受长篇训话，一律睡地铺而
夥食又极其恶劣，大家内心明白，整训完以后就会立即把我们抛向一个污泥，沼泽
和汗臭相拌和的天地，而且绝无回归的时日。我们的地铺打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
从西边墙板的袷缝中偷眼望去，那里有一个安静的院落，小小一间屋子面对着河流，
屋里进去的显然是一对新婚夫妻，与我们差不多年龄。他们是这个镇上最普通的居
民，大概是哪家小店的营业员或会计罢，清闲得很，只要你望过去，他们总在，不
紧不慢地做着一天生活所必需，却又纯然属于自己的事情，时不时有几句不冷也不
热的对话，莞尔一笑。夫妻俩都头面干净，意态安详。当时我和我的同伴实在被这
种最正常的小镇生活震动了。这里当然也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但毕竟是小镇，又兼
民风柔婉，闹不出多大的事，折腾了一两下也就烟消云散，恢复成寻常生态。也许
这个镇里也有个把“李国香”之类，反正这对新婚夫妻不是，也不是受李国香们注
意的人物。咳，这样活着真好！这批筋疲力尽又不知前途的大学毕业生们向壁缝投
之以最殷切的艳羡。我当时曾警觉，自己的壮气和锐气都到哪儿去了，何以20来岁
便产生如此暮气的归隐之想？是的，那年在恶风狂浪中偷看一眼江南小镇的生活，
我在人生憬悟上一步走向了成年。
我躺在垫着稻草的地铺上，默想着１００多年前英国学者托马斯·德·昆西(T
．DeQuincey) 写的一篇著名论文：《论〈麦克白〉中的敲门声》。昆西说，在莎
士比亚笔下，麦克白及其夫人借助于黑夜在城堡中杀人篡权，突然，城堡中响起了
敲门声。这敲门声使麦克白夫妇恐慌万状，也历来使所有的观众感到惊心动魄。原
因何在？昆西思考了很多年，结论是：清晨敲门，是正常生活的象征，它足以反衬
出黑夜中魔性和兽性的可怖，它又宣告着一种合乎人性的正常生活正有待于重建，
而正是这种反差让人由衷震撼。在那些黑夜里，我躺在地铺上，听到了江南小镇的
敲门声，笃笃笃，轻轻的，隐隐的，却声声入耳，灌注全身。
好多年过去了，生活应该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种敲门声还时不时地响
起于心扉间。为此我常常喜欢找个江南小镇走走，但一走，这种敲门声就响得更加
清晰而催人了。
当代大都市的忙人们在假日或某个其他机会偶尔来到江南小镇，会使平日的行政
烦嚣、人事喧嚷、滔滔名利、尔虞我诈立时净化，在自己的靴踏在街石上的清空声
音中听到自己的心跳，不久，就会走进一种清空的启悟之中，流连忘返。可惜终究
要返回，返回那种烦嚣和喧嚷。
如眼前一亮，我猛然看到了著名旅美画家陈逸飞先生所画的那幅名扬海外的《故
乡的回忆》。斑剥的青灰色像清晨的残梦，交错的双桥坚致而又苍老，没有比这个
图像更能概括江南小镇的了，而又没有比这样的江南小镇更能象征故乡的了。我打
听到，陈逸飞取像的原型是江苏昆山县的周庄。陈逸飞与我同龄而不同籍，但与我
同籍的台湾作家三毛到周庄后据说也热泪滚滚，说小时候到过很多这样的地方。看
来，我也必须去一下这个地方。
江南小镇（二）
像多数江南小镇一样，周庄得坐船去才有味道。我约了两个朋友从青浦淀山湖
的东南岸雇船出发，向西横插过去，走完了湖，就进入了纵横交错的河网地方。在
别的地方，河流虽然也可以成为运输的通道，但对普通老百姓的日常行旅来说大多
是障碍，在这里则完全不同，河流成了人们随脚徜徉的大街小巷。一条船一家人家，
悠々走着，不紧不慢，丈夫在摇船，妻子在做饭，女儿在看书，大家对周围的一切
都熟悉，已不愿东张西望，只听任清亮亮的河水把他们浮载到要去的地方。我们身
边擦过一条船，船头坐了两位服饰齐整的老太，看来是走亲戚去的，我们的船驶得
太快，把水沫溅到老太的新衣服上了，老太撩了撩衣服下摆，嗔色地指了指我们，
我们连忙拱手道歉，老太立即和善地笑了。这情景就像街市间不小心撞到了别人随
口说声“对不起”那样自然。
两岸的屋舍越来越密，河道越来越窄，从头顶掠过去的桥越来越短，这就意味
着一座小镇的来临。中国很多地方都长久地时行这样一首儿歌：“摇摇摇，摇到外
婆桥”，不知多少人是在这首儿歌中摇摇摆摆走进世界的。人生的开始总是在摇篮
中，摇篮就是一条船，它的首次航行目标必定是那座神秘的桥，慈祥的外婆就住在
桥边。早在躺在摇篮里的年月，我们构想中的这座桥好像也是在一个小镇里。因此，
不管你现在多大，每次坐船进入江南小镇的时候，心头总会渗透出几缕奇异的记忆，
陌生的观望中潜伏着某种熟识的意绪。周庄到了，谁也没有告诉我们，但我们知道。
这里街市很安静，而河道却很热闹，很多很多的船来往交错，也有不少船驳在岸边
装卸货物，更有一些人从这条船跳到那条船，连跳几条到一个地方去，就像市井间
借别人家的过道穿行。我们的船挤入这种热闹中，舒舒缓缓地往前走。与城市里让
人沮丧的“塞车”完全不同，在河道上发觉前面停着的一条船阻碍了我们，只须在
靠近时伸出手来，把那条船的船帮撑持一下，这条船就会荡开去一点，好让我们走
路。那条船很可能在装货，别的船来来往往你撑一下我推一把，使它的船身不停地
晃晃悠悠，但船头系结在岸椿上，不会产生任何麻烦，装货的船工一迳乐呵呵地忙
碌着，什么也不理会。
小镇上已有不少像我们一样的旅游者，他们大多是走陆路来的，一进镇就立则
领悟了水的魅力，都想站在某条船上拍张照，他们蹲在河岸上恳求船民，没想到这
里的船民爽快极了，想坐坐船还不容易？不仅拍了照，还让坐着行驶一陈，分文不
取。他们靠水吃饭，比较有钱，经济实力远超这些旅行者。近几年，电影厂常来小
镇拍一些历史题材的片子，小镇古色古香，后来干脆避开一切现代建筑方式，很使
电影导演们称心，但哪来那厶多群众角色呢？小镇的居民和船民非常帮衬，一人拿
了套戏装往身上一披，照样干活，你们拍去吧。我去那天，不知拿家电影厂正在桥
头拍一部清朝末年的电影，桥边的镇民、桥下的船民很多都穿上了清朝农民的服装
在干自己的事，没有任何不自然的感觉，倒是我们这条船靠近前去，成了擅闯大清
村邑的番邦夷人。
从船上向河岸一溜看去，好像凡是比较像样的居舍门口都有自用码头。这是不
奇怪的，河道就是通衢，码头便是大门，一个大户人家哪有借别人的门户迎来送往
的道理？遥想当年，一家人家有事，最明显的标志是他家码头口停满了大大小小的
船只，主人便站在码头上频频迎接。我们的船在一个不小的私家码头停下了，这个
码头属于一所挺有名的宅第，现在叫做”沈厅”，原是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万山的
居所。
江南小镇历来有藏龙卧虎的本事，你看就这厶些小河小桥竟安顿过一个富可敌
国的财神！沈万山的致富门径是值得经济史家们再仔细研究一陈的，不管怎厶说，
他算得上那个时代精于田产管理、又善于开发商业资本的经贸实践家。有人说他主
要得力于贸易，包括与海外的贸易，虽还没有极为充分的材料佐证，我却是比较相
信的。周庄虽小，却是贴近运河、长江和黄浦江，从这里出发的船只可以亳无阻碍
地借运河而通南北，借长江而通东西，就近又可席卷富庶的杭嘉湖地区和苏锡一带，
然后从长江口或杭州湾直通东南亚或更远的地方，后来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浏河口
就与它十分靠近。处在这样一个优越的地理位置，出现个把沈万山是合乎情理的。
这大体也就是江南小镇的秉性所在了，它的历害不在于它的排场，而在于充分利用
它的便利而悄然自重，自重了还不露声色，使得我们今天还闹不清沈万山的底细。
系好船缆，拾级上岸，才抬头，却已进了沈厅大门。一层层走去，６００多年
前居家礼仪如在目前。这儿是门厅，这儿是宾客随从人员驻留地，这儿是会客厅，
这儿是内宅，这儿是私家膳室……全部建筑呈纵深型推进状，结果，一个相当狭小
的市井门洞竟延伸出长长一串景深，既显现出江南商人藏愚守拙般的谨慎，又铺张
了家庭礼仪的空间规程。但是，就整体宅院论，还是算敛缩俭朴的，我想一个资产
只及沈万山一个零头的朝廷退职官员的宅第也许会比它神气一些。商人的盘算和官
僚的想法判然有别，尤其是在封建官僚机器的缝隙中求发展的元明之际的商人更是
如此，躲在江南小镇的一个小门庭里做着纵横四海的大生意，正是他们的“大门槛”。
可以想见，当年沈宅门前大小船只的往来是极其频繁的，各种信息、报告、决断、
使令、契约、银票都从这里大进大出，但往来人丁大多神色隐秘、缄口不言、行色
匆匆。这里也许是见不到贸易货物的，真正的大贸易家不会把宅院当作仓库和转运
站，货物的贮存地和交割地很难打听得到，再有钱也是一介商人而已，没有兵丁卫
护，没有官府庇荫，哪能大大列列地去张扬？
我没有认真研究过沈万山的心理历程，只知道这位在江南小镇如鱼得水的大商
贾后来在京都南京栽了大跟头，他如此精明的思维能力毕竟只归属于经济人格而与
封建朝廷的官场人格处处抵牾，一撞上去就全盘散架。能不撞上去吗？又不能，一
个在没有正常商业环境的情况下惨淡经营的商人总想与朝廷建立某种亲善关系，但
他不知，建立这种关系要靠钱，又不能全靠钱事情还有远比他的商人头脑想象的更
复杂更险恶的一面。话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即应天府）后要像模像样地修筑
城墙，在募集资金中被舆论公认为江南首富的沈万山自然首当其冲。沈万山满腹心
事地走出宅院大门上船了，船只穿出周庄的小桥小河向南京驶去。在南京，他爽快
地应承了筑造京城城墙三分之一（从洪武门到水西门）的全部费用，这当然是一笔
惊人的巨款，一时朝野震动。事情到此已有点危险，因为他面对的是朱元璋，但他
未曾自觉到，只知道像在商业经营中那样趁热打铁，晕乎乎、乐颠颠地又拿出一笔
巨款要犒赏军队。这下朱元璋勃然大怒了，你算个什厶东西，凭着有钱到朕的京城
里摆威风来了？军队是你犒赏得了的吗？于是下令杀头，后来不知什厶原因又改旨
为流放云南。
江南小镇的宅院慌乱了一阵之后陷入了长久的寂寞。中国１４世纪杰出的理财
大师沈万山没有能够回来，他长枷铁镣南行万里，最终客死戍所。他当然会在陌生
的烟瘴之地夜夜梦到周庄的流水和石桥，但他的伤痕累々的人生孤舟却搁浅在如此
边远的地方，怎厶也驶不进熟悉的港湾了。
沈万山也许至死都捣不大清究竟是什厶逻辑让他受罪的。周庄的百姓也捣不清，
反而觉得沈万山怪，编一些更稀奇的故事流传百年。是的，一种对中国来说实在有
点超前的商业心态在当时是难于见容于朝野两端的，结果倒是以其惨败为代价留下
了一些纯属老庄哲学的教训在小镇，于是人们更加宁静无为了，不要大富，不要大
红，不要一时为某种异己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而产生焦灼的冲动，只让河水慢慢流，
船橹慢慢摇，也不想摇到太远的地方去。在沈万山的凄楚教训面前，江南小镇愈加
明白了自己应该珍惜和恪守的生态。
江南小镇（三）
上午看完了周庄，下午就滑脚去了同里镇。同里离周庄不远，却已归属于江苏
省的另一个县——吴江县，也就是我在２０多年前听到麦克白式的敲门声的那个县。
因此，当我走近前去的时候，心情是颇有些紧张的，但我很明白，要找江南小镇的
风韵，同里不会使我失望，为那２０多年前的启悟，为它所躲藏的闹中取静的地理
位置，也为我平日听到过的有关它的传闻。
就整体气魄论，同里比周庄大。也许是因为周庄讲究原封不动地保持苍老的原
貌吧，在现代人的脚下总未免显得有点局促，同里亮堂和挺展得多了，对古建筑的
保护和修缮似乎也更花力气。因此，周庄对于我，是乐于参观而不会想到要长久驻
足的，而同里却一见面就产生一种要在这里觅房安居的奇怪心愿。
同里的桥，不比周庄少。其中紧紧汇聚在一处的“三桥”则更让人赞叹。三桥
都小巧玲珑，构筑典雅，每桥都有花岗石刻的楹联，其中一桥的楹联为：
浅渚波光云影，
小桥流水江村。
淡淡地道尽了此地的魅力所在。据老者说，过去镇上居民婚娶，花轿乐队要热热闹
闹地把这三座小桥都走一遍，算是大吉大利。老人６６岁生日那天也必须在午餐后
走一遍三桥，算是走通了人生的一个关口。你看，这厶一个小小的江镇，竟然自立
名胜、自建礼仪，怡然自得中构建了一个与外界无所争持的小世界。在离镇中心稍
远处，还有稍大一点的桥，建造也比较考究，如思本桥、富观桥、普安桥等，是小
镇的远近门户。
在同里镇随脚走走，很容易见到一些气象有点特别的建筑，仔细一看，墙上嵌
有牌子，标明这是崇本堂，这是嘉荫堂，这是耕乐堂，这是陈去病故居，探头进去，
有的被保护着专供参观，有的有住家，有的在修理，都不妨轻步踏入，没有人会阻
碍你。特别是那些有住家的宅院，你正有点踟踌呢，住家一眼看出你是来访古的，
已是满面笑容。钱氏崇本堂和柳氏嘉荫堂占地都不大，一亩上下而已，却筑得紧凑
舒适。两堂均以梁棹窗棹间的精细雕刻著称，除了吉花卉图案外，还有传说故事、
剧曲小说中的人物和场面的雕刻，据我所知已引起了国内古典芸术研究者们的重视。
耕乐堂年岁较老，有宅有园，占地也较大，整体结构匠心独具，精巧宜人，最早的
主人是明代的朱祥（耕乐），据说他曾协助巡抚修建了著名的苏州宝带桥，本应论
功授官，但他坚辞不就，请求在同里镇造一处宅园过太平日子。看看耕乐堂，谁都
会由衷地赞同朱祥的选择。
但是，也不能因此判定像同里这样的江南小镇只是无条件的消极退避之所。你
看，让朱祥督造宝带桥工程他不是欣然前往了吗？他要躲避的是做官，并不躲避国
计民生方面的正常选择。我们走进近代革命者、诗人学者陈去病（巢南）的居宅，
更明确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我由于关注过南社的史料，对陈去病的事迹还算是有点
熟悉的。见到了他编《百尺楼丛书》的百尺楼，却未能找到他自撰的两副有名楹联：
平生服膺明季三儒之论，沧海归来，信手钞成正气集；
中年有契香山一老所作，白头老去，新居营就浩歌堂。
其人以骠姚将军为名，垂虹亭长为号；
所居有绿玉青瑶之馆，澹泊宁静之庐。
这两副楹联表明，在同里镇三元街的这所宁静住宅里，也曾有热血涌动、浩气充溢
的年月。我知道就在这里，陈去病组织过雪耻学会，推行过梁启超的《新民丛报》，
还开展过同盟会同里支部的活动。秋瑾烈士在绍兴遭难后，他的密友徐自华女士曾
特地赶到这里来与陈去病商量如何处置后事。至少在当时，江浙一带的小镇中每每
隐潜着许多这样的决心以热血和生命换来民族生机的慷慨男女，他们的往来和聚会
构成了一系列中国近代史中的著名事件，一艘艘小船在解缆系缆，缆索一抖，牵动
着整个中国的生命线。
比陈去病小十几岁的柳亚子更是被人们熟知的人物，他当时的活动据点是家乡
黎里镇，与同里镇同属吴江县。陈去病坐船去黎里镇访问了柳亚子后感慨万千，写
诗道：
梨花村里叩重门，
握手相看泪满痕。
故国崎岖多碧血，
美人幽咽碎芳魂。
茫茫宙合将安适，
耿耿心期只尔论。
此去壮图如可展，
一鞭晴旭返中原！
这种气慨与人们平素印象中的江南小镇风韵很不一样，但它实实在在是属于江南小
镇的，应该说是江南小镇的又一面。在我看来，江南小镇是既疏淡官场名利又深明
人世大义的，平日只是按兵不动罢了，其实就连在石桥边栏上闲坐着的老汉都对社
会时事具有洞悉幽微的评判能力，真是遭到了历史的紧要关头，江南小镇历来都不
木然。我想，像我这样的人也愿意卜居于这些小镇中而预料不会使自己全然枯竭，
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江南小镇（四）
同里最吸引人的去处无疑是著名的退思园了。我可以亳不夸张地说，这是我见
过的中国古典园林中特别让我称心满意的几个中的一个。我相信，如果同里镇稍稍
靠近一点铁路或公路干道，退思园必将塞满旅游的人群。但从上海到这里毕竟很不
方便，从苏州过来近一些，然而苏州自己已有太多的园林，柔雅的苏州人也就不高
兴去坐长途车了。于是，一座大好的园林静悄悄地呆着，而我特别看中的正是这一
点。中国古典园林不管依傍何种建筑流派，都要以静作为自己的韵律。有了静，全
部构建会组合成一种古筝独奏般的淡雅清丽，而失去了静，它内在的整体风致也就
不可寻找。在摩肩接踵的拥挤中游古典园林是很叫人伤心的事，如有一个偶然的机
会，或许是大雨刚歇，游客未至，或许是时值黄昏，庭院冷落，你有幸走在这样的
园林中就会觉得走进了一种境界，虚虚浮浮而又满目生气，几乎不相信自己往常曾
多次来过。在人口越来越多，一切私家的古典园林都一一变成公众游观处的现代，
我的这种审美嗜好无疑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侈愿望了，但竟然有时也能满足。去年
冬天曾在上海远郊嘉定县小住了十几天，每天早晨和傍晚，当上海旅游者的班车尚
未到达或已经离开的时候，我会急急赶到秋霞圃去，舒舒坦坦地享受一番园林间物
我交融的本味。退思园根本没有上海的旅游班车抵达，能够遇到的游客大多是一些
镇上的退休老人，安静地在回廊低栏上坐着，看到我们面对某处景点有所迟疑时，
他们会用自我陶醉的缓慢语调来解释几句，前后又安静地坐下去。就这样，我们从
西首的大门进入，向着东面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观赏过来。总以为看完这一进就差
不多了，没想到一个月洞门又引出一个新的空间，而且一进比一进美，一层比一层
奇。心中早已绷着悬念，却又时时为意外发现而一次次惊叹，这让我想到中国古典
园林和古典剧曲在结构上的近似。难怪中国古代曲论家王骥德和李渔都把编剧与工
师营建宅院苑榭相提伴论。
退思园已有１００多年历史，园主任兰生便是同里人，做官做得不小，授资政
大夫，赐内阁学士，任凰颍六泗兵备道，兼淮北牙厘局及凰阳钞关之职，有权有势
地管过现今安徽省的很大一块地方。后来他就像许多朝廷命官一样遭到了弹劾，落
职了，于是回到家乡同里，请本镇一位叫袁龙的杰出芸术家建造此园。园名“退思”，
立即使人想起《左传》中的那句话：“林父之事君也，进思进忠，退思补过。”但
我漫步在如此精美的园林中，很难相信任兰生动用“退思补过”这一命题的诚恳。
“退”是事实，“思”也是免不了的，至于是不是在思“补过”和“事君”则不宜
轻信。眼前的水阁亭榭、假山荷池、曲径回廊根本容不下一丝愧赧。好在京城很远
也管不到什麽了。
任兰生是聪明的。“退思”云云就像找一个官场烂熟的题目招贴一下，赶紧把
安徽官任上搜括来的钱财幻化成一个偷不去抢不走、又无法用数字估价的居住地，
也不向外展示，只是一家子安安静静地住着。即使朝廷中还有觊觎者，一见他完全
是一派定居的样子，没有再到官场争逐的念头了，也就放下了心，以求彼此两忘。
我不知道任兰生在这个园子里是如何度过晚年的，是否再遭到过什厶凶险，却总觉
得在这样一个地方哪怕住下几年也是令人羡慕的，更新何况对园主来说这又是祖辈
生息的家乡。任兰生没有料到，这件看来纯然利己的事情实际上竟成了他毕生最大
的功业，历史因这座园林把他的名字记下了，而那些凌驾在他之上，或弹劾他而获
胜的衮衮诸公们却早就像尘埃一样飘散在时间的流水之中。
就这样，江南省镇款款地接待着一个个早年离它远去的游子，安慰他们，劝他
们好生休息，又尽力鼓励他们把休息地弄好。这几乎已成为一种人生范式，在无形
之中悄悄控制着遍及九州的志士仁人，使他们常常登高回眸、月夜苦思、梦中轻笑。
江南小镇的美色远不仅仅在于它们自身，而更在于无数行旅者心中的毕生描绘。
在踏出退思园大门时我想，现今的中国文人几乎都没有能力靠一人之力建造这
样的归息之地了，但是哪怕在这样的小镇中觅得一就较简单的住所也好呀，为什麽
非要挤在大都市里不可呢？我一直相信从事文化芸术与从事经济贸易、机机施工不
同，特别需重有一个真正安宁的环境深入运思、专注体悟，要不然很难成为名副其
实的大家。在逼仄的城市空间里写什厶都不妨，就是不宜进行宏篇巨制式的芸术创
造。日本有位芸术家每年要在太平洋的一就小岛上隐居很长时间，只留出一小部分
时间在全世界转悠，手上夹着从小岛带出来的一大叠乐谱和文稿。江南小镇很可以
成为我们的作家芸术家的小岛，有了这厶一个个宁静的家院在身后，作家芸术家们
走在都市街道间的步子也会踏实一点，文坛中的烦心事也会减少大半。而且，由于
作家芸术家驻足其间，许多小镇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声望也会大大提高。如果说我们
今天的江南小镇比过去缺了点什厶，在我看来，缺了一点真正的文化智者，缺了一
点隐潜在河边小巷间的安适书斋，缺了一点足以使这些小镇产生超越时空适吸引力
适芸术灵魂。而这些智者，这些灵魂，现正在大都市人海中领受真正的自然意义上
的“倾轧”。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但愿有一天，能让飘荡在都市喧嚣间
的惆怅乡愁收伏在无数清雅的镇邑间，而一座座江南小镇又重新在文化意义上走上
充实。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在人格方位和地理方位上实现双相自立。
到那时，风景旅游和人物访谒会溶成一体，“梨花村里叩重门，握手相看泪满
痕”的动人景象又会经常出现，整个华夏大地也就会铺展出文化座标上的重峦叠嶂。
也许，我想得太多了。
一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极其悲凉的话，
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
我并不赞成这句话。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嘻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
它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它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
时便抵达最佳状态。
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猛然发现自己长大的。仿佛是哪
一天的中午或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
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
我的突变发生在十岁。从家乡到上海考中学，面对一座陌生的城市，心中只有
乡间的小友，但已经找不到他们了。有一天，百无聊赖地到一个小书摊看连环画，
正巧看到这一本。全身像被一种奇怪的法术罩住，一遍遍地重翻着，直到黄昏时分，
管书摊的老大爷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我的肩，说他要回家吃饭了，我才把书合拢，恭
恭敬敬放在他手里。
那本连环画的题目是：《俞伯牙和钟子期》。
纯粹的成人故事，却把艰深提升为单纯，能让我全然领悟。它分明是在说，不
管你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晤。
走得远了，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隐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
间，短短几句话，使你大惊失色，引为终生莫逆。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
你注定会失去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
故事是由音乐来接引的，接引出万里孤独，接引出千古知音，接引出七弦琴的
断弦碎片。一个无言的起点，指向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便是友情。人们无法用其他
词汇来表述它的高远和珍罕，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个字，成为中国文化中强烈
而飘渺的共同期待。
那天我当然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知道昨天的小友都已黯
然失色，没有一个算得上“知音”。我还没有弹拨出像样的声音，何来知音？如果
是知音，怎么可能舍却苍茫云水间的苦苦寻找，正巧降落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班
级？这些疑问，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抬起头来，迷惑地注视街道和人群。
差不多整整注视了四十年，已经到了满目霜叶的年岁。如果有人问我：“你找
到了吗？”我的回答有点艰难。也许只能说，我的七弦琴还没有摔碎。
我想，艰难的远不止我。近年来参加了几位前辈的追悼会，注意到一个细节：
悬挂在灵堂中间的挽联常常笔涉高山流水，但我知道，死者对于挽联撰写者的感觉
并非如此。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在死者失去辩驳能力仅仅几天之后，在他唯一的
人生总结仪式里，这一友情话语乌黑鲜亮，强硬得无法修正，让一切参加仪式的人
都低头领受。
当七弦琴已经不可能再弹响的时候，钟子期来了，而且不止一位。或者是，热
热闹闹的俞伯牙们全都哭泣在墓前，那哭声便成了“高山流水”。
没有恶意，只是错位。但恶意是可以颠覆的，错位却不能，因此错位更让人悲
哀。在人生的诸多荒诞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友情的错位。
二
友情的错位，来源于我们自身的混乱。
从类似于那本连环画的起点开始，心中总有几缕飘渺的乐曲在盘旋，但生性又
看不惯孤傲，喜欢随遇而安，无所执持地面对日常往来。这两个方面常常难于兼顾，
时间一长，飘渺的乐曲已难以捕捉，身边的热闹又让人腻烦，寻访友情的孤舟在哪
一边都无法靠岸。无所适从间，一些珍贵的缘分都已经稍纵即逝，而一堆无聊的关
系却仍在不断灌溉。你去灌溉，它就生长，长得密密层层、遮天蔽日，长得枝如虬
龙、根如罗网，不能怪它，它还以为在烘托你、卫护你、宠爱你。几十年的积累，
说不定已把自己与它长成一体，就像东南亚热带雨林中，建筑与植物已不分彼此。
谁也没有想到，从企盼友情开始的人生，却被友情拥塞到不知自己是什么人。
川端康成自杀时的遗言是“大拥塞了”，可见拥塞可以致命。我们会比他顽泼一点，
还有机会面对拥塞向自己高喊一声：你到底要什么？
只能等待我们自己来回答。然而可笑的是，我们的回答大部分不属于自己。能
够随口吐出的，都是早年的老师、慈祥的长辈、陈旧的著作所发出过的声音。所幸
流年，也给了我们另一套隐隐约约的话语系统，已经可以与那些熟悉的回答略作争
辩。
他们说，友情来自于共同的事业。长辈们喜欢用大词，所说的事业其实也就是
职业。置身于同一个职业难道是友情的基础？当然不是。如果偶尔有之，也不能本
末倒置。情感岂能依附于事功，友谊岂能从属于谋生，朋友岂能局限于同僚。
他们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种说法既表明了朋友的重要，又表明了
朋友的价值在于被依靠。但是，没有可靠的实用价值能不能成为朋友？一切帮助过
你的人是不是都能算作朋友？
他们说，患难见知己，烈火炼真金。这又对友情提出了一种要求，盼望它在危
难之际及时出现。能够出现当然很好，但友情不是应急的储备，朋友更不应该被故
意地考验。
……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们这个缺少商业思维的民族在友情关系上竟然那么强调
实用原则和交换原则。
真正的友情不依靠什么。不依靠事业、祸福和身份，不依靠经历、方位和处境，
它在本性上拒绝功利，拒绝归属，拒绝契约，它是独立人格之间的互相呼应和确认。
它使人们独而不孤，互相解读自己存在的意义。因此所谓朋友也只不过是互相使对
方活得更加自在的那些人。
在古今中外有关友情的万千美言中，我特别赞成英国诗人赫巴德的说法：“一
个不是我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友情都应该具有“无所求”
的性质，一旦有所求，“求”也就成了目的，友情却转化为一种外在的装点。我认
为，世间的友情至少有一半是被有所求败坏的，即便所求的内容乍一看并不是坏东
西；让友情分担忧愁，让友情推进工作……，友情成了忙忙碌碌的工具，那它自身
又是什么呢？应该为友情卸除重担，也让朋友们轻松起来。朋友就是朋友，除此之
外，无所求。
其实，无所求的朋友最难得，不妨闭眼一试，把有所求的朋友一一删去，最后
还剩几个？
李白与杜甫的友情，可能是中国文化史上除俞伯牙和钟子期之外最被推崇的了，
但他们的交往，也是那么短暂。相识已是太晚，作别又是匆忙，李白的送别诗是：
“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从此再也没有见面。多情的杜甫在这以后一直处于
对李白的思念之中，不管流落何地都写出了刻骨铭心的诗句；李白应该也在思念吧，
但他步履放达、交游广泛，杜甫的名字再也没有在他的诗中出现。这里好像出现了
一种巨大的不平衡，但天下的至情并不以平衡为条件。即使李白不再思念，杜甫也
作出了单方面的美好承担。李白对他无所求，他对李白也无所求。
友情因无所求而深刻，不管彼此是平衡还是不平衡。诗人周涛描写过一种平衡
的深刻：“两棵在夏天喧哗着聊了很久的树，彼此看见对方的黄叶飘落于秋风，它
们沉静了片刻，互相道别说：明年夏天见！”
楚楚则写过一种不平衡的深刻：“真想为你好好活着，但我，疲惫已极。在我
生命终结前，你没有抵达。只为最后看你一眼，我才飘落在这里。”
都是无所求的飘落，都是诗化的高贵。
三
真正的友情因为不企求什么不依靠什么，总是既纯净又脆弱。
世间的一切孤独者也都遭遇过友情，只是不知鉴别和维护，一一破碎了。
为了防范破碎，前辈们想过很多办法。
一个比较硬的办法是捆扎友情，那就是结帮。不管仪式多么隆重，力量多么雄
厚，结帮说到底仍然是出于对友情稳固性的不信任，因此要以血誓重罚来杜绝背离。
结帮把友情异化为一种组织暴力，正好与友情自由自主的本义南辕北辙。我想，友
情一旦被捆扎就已开始变质，因为身在其间的人谁也分不清伙伴们的忠实有多少出
自内心，有多少出自帮规。不是出自内心的忠实当然算不得友情，即便是出自内心
的那部分，在群体性行动的裹卷下还剩下多少个人的成分？而如果失去了个人，哪
里还说得上友情？一切吞食个体自由的组合必然导致大规模的自相残杀，这就不难
理解，历史上绝大多数高竖友情旗幡的帮派，最终都成了友情的不毛之地，甚至血
迹斑斑，荒冢丛丛。
一个比较软的办法是淡化友情。同样出于对友情稳固性的不信任，只能用稀释
浓度来求得延长。不让它凝结成实体，它还能破碎得了么？“君子之交谈如水”，
这种高明的说法包藏着一种机智的无奈，可惜后来一直被并无机智、只剩无奈的人
群所套用。怕一切许诺无法兑现，于是不作许诺；怕一切欢晤无法延续，于是不作
欢晤，只把微笑点头维系于影影绰绰之间。有人还曾经借用神秘的东方美学来支持
这种态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这样一来，友情也就成了一种水墨写意，若有若无。但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友
情和相识还有什么区别？这与其说是维护，不如说是窒息，而奄奄一息的友情还不
如没有友情，对此我们都深有体会。在大街上，一位熟人彬彬有礼地牵了牵嘴角向
我们递过来一个过于矜持的笑容，为什么那么使我们腻烦，宁肯转过脸去向一座塑
像大喊一声早安？在宴会里，一位客人伸出手来以示友好却又在相握之际绷直了手
指以示淡然，为什么那么使我们恶心，以至恨不得到水池边把手洗个干净？
另一个比较俗的办法是粘贴友情。既不拉帮结派，也不故作淡雅，而是大幅度
降低朋友的标准，扩大友情的范围，一团和气，广种博收。非常需要友情，又不大
信任友情，试图用数量的堆积来抵拒荒凉。这是一件非常劳累的事，哪一份邀请都
要接受，哪一声招呼都要反应，哪一位老兄都不敢得罪，结果，哪一个朋友都没有
把他当作知己。如此大的联系网络难免出现种种麻烦，他不知如何表态，又没有协
调的能力，于是经常目光游移，语气闪烁，模棱两可，不能不被任何一方都怀疑、
都看轻。这样的人大多不是坏人，不做什么坏事，朋友间出现裂缝他去粘粘贴贴，
朋友对自己产生了隔阂他也粘粘贴贴，最终他在内心也对这种友情产生了苦涩的疑
惑，没有别的办法，也只能在自己的内心粘粘贴贴。永远是满面笑容，永远是行色
匆匆，却永远没有搞清：友情究竟是什么？
强者捆扎友情，雅者淡化友情，俗者粘贴友情，都是为了防范友情的破碎，但
看来看去，没有一个是好办法。原因可能在于，这些办法都过分依赖技术性手段，
而技术性手段一旦进入感情领域，总没有好结果。
我认为，在友情领域要防范的，不是友情自身的破碎，而是异质的侵入。这里
所说的异质，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差异，而是指根本意义上的对抗，一旦侵入会使
整个友情系统产生基元性的蜕变，其后果远比破碎严重。显而易见，这就不是一个
技术性的问题了。
异质侵入，触及友情领域一个本体性的悖论。友情在本性上是缺少防卫机制的，
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一点上。几盅浓茶淡酒，半夕说古道今，便相见恨晚，顿成知
己，而所谓知己当然应该关起门来，言人前之不敢言，吐平日之不便吐，越是阴晦
隐秘越是贴心。如果讲的全是堂堂正正的大白话，哪能算作知己？如果只把家庭琐
事、街长里短当作私房话，又哪能算作男子汉？因此，这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想入非
非的空间，许多在正常情况下不愿意接触的人和事就在这里扭合在一起。事实证明，
一旦扭合，要摆脱十分困难。为什么极富智慧的大学者因为几拨老朋友的来访而终
于成了汉奸？为什么从未失算的大企业家只为了向某个朋友显示一点什么便锒铛入
狱？而更多的则是，一次错交浑身惹腥，一个恶友半世受累，一着错棋步步皆输。
产生这些后果，原因众多，但其中必定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友情而容忍了异质侵入。
心中也曾不安，但又怕落一个疏远朋友、背弃友情的话柄，结果，友情成了通向丑
恶的拐杖。
由此更加明白，万不能把防范友情的破碎当成一个目的。该破碎的让它破碎，
毫不足惜；虽然没有破碎却发现与自己生命的高贵内质有严重羝牾，也要做破碎化
处理。罗丹说，什么是雕塑？那就是在石料上去掉那些不要的东西。我们自身的雕
塑，也要用力凿掉那些异己的、却以朋友名义贴附着的杂质。不凿掉，就没有一个
像模像样的自己。
对我来说，这些道理早就清楚，经受的教训也已不少，但当事情发生之前，仍
然很难认清异质之所在。现在唯一能做到的是，在听到友情的呼唤时，不管是年轻
热情的声音还是苍老慈祥的声音，如果同时还听到了模糊的耳语、闻到了怪异的气
息，我会悄然止步，不再向前。
四
该破碎的友情常被我们捆扎、粘合着，而不该破碎的友情却又常常被我们捏碎
了。两种情况都是悲剧，但不该破碎的友情是那么珍贵，它居然被我们亲手捏碎，
这对人类良知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
提起这个令人伤心的话题，我们眼前会出现远远近近一系列酸楚的画面。两位
写尽了人间友情的大作家，不知让世上多少读者领悟了互爱的真谛，而他们自己也
曾在艰难岁月里相濡以沫，谁能想得到，他们的最后年月却是友情的彻底破碎。我
曾在十多年前与其中一位长谈，那么善于遣字造句的文学大师在友情的怪圈前只知
忿然诉说，完全失去了分析能力。我当时想，友情看来真是天地间最难说清楚的事
情。还有两位与他们同时的文坛前辈，其中一位还是我的同乡，他们有一千条理由
成为好友却居然在同一面旗帜下成了敌人，有你无我，生死搏斗，牵动朝野，轰传
千里，直到一场没顶之灾降临，双方才各有所悟，但当他们重新见面时，我同乡的
那一位已进入弥留之际，两双昏花老眼相对，可曾读解了友情的难题？
同样的事例，可以举出千千万万。
可以把原因归之于误会，归之于性格，或者归之于历史，但他们都是知书达理、
品行高尚的人物，为什么不能询问、解释和协调呢？其中有些隔阂，说出来琐碎得
像芝麻绿豆一般，为什么就锁了这么一些气壮山河的灵魂？我景仰的前辈，你们到
底怎么啦？
对这些问题的试图索解，也许会贯穿我的一生，因为在我看来，这其实也正是
在索解人生。现在能够勉强回答的是：高贵灵魂之间的友情交往，也有可能遇到心
理陷阱。
例如，因互相熟知而产生的心理过敏。
彼此太熟了，考虑对方时已经不再作移位体验，只是顺着自己的思路进行推测
和预期，结果，产生了小小的差异就十分敏感。这种差异产生在一种共通的品性之
下，与上文所说的异质侵入截然不同；但在感觉上，反而因大多的共通而产生了超
常的差异敏感，就像在眼睛中落进了沙子。万里沙丘他都容忍得了，却不容自己的
身体里嵌入一点点东西，他把朋友当作了自己。其实，世上哪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
叶，即便这两片树叶贴得很紧？本有差异却没有差异准备，都把差异当作了背叛，
夸张其词地要求对方纠正。这是一种双方的委屈，友情的回忆又使这种委屈增加了
重量。负荷着这样的重量不可能再来纠正自己，双方都怒气冲天地走上了不归路。
凡是重友情、讲正气的人都会产生这种怒气，而只有小人才是不会愤怒的一群，因
此正人君子们一旦落入这种心理陷阱往往很难跳得出来。高贵的灵魂吞咽着说不出
口的细小原因在陷阱里挣扎。
又如，因互相信任而产生的心理黑箱。
朋友间还有什么可提防的呢？很多人基于这样一个想法，把许多与友情有关的
事情处理得干脆利落、默不作声。不管做成没做成，也不作解释，不加说明。一说
就见外，一说就不美，友情好像是一台魔力无边的红外线探测仪，能把一切隐藏的
角落照个明明白白。不明不白也不要紧，理解就是一切，朋友总能理解，不理解还
算朋友？但是，当误会无可避免地终于产生时，原先的不明不白全都成了疑点，这
对被疑的一方而言无异是冤案加身；申诉无门，他的表现一定异常，异常的表现只
能引起更大的怀疑，互相的友情立即变得难于收拾。直至此时，信任的惯性还使双
方撕不下脸来公然道破，仍然在昏暗之中传递着昏暗，气忿之中叠加着气忿。这就
形成了一个恐怖的心理黑箱，友情的缆索在里边缠绕盘旋，打下一个个死结，形成
一个个短路，灾难性的后果在所难免。
这两个心理陷阱，过敏陷阱和黑箱陷阱，大多又是交叉重合在一起的，过于清
晰与过于不清晰这两个极端，互为因果、互增危难，变情为仇，变友为敌，而且都
发生在大好人之间，实在让人悲叹。
在好几个夜晚，我曾反复与一些心理学研究者讨论一个难题：为什么有的人使
朋友损失巨大却能重归于好，有的人只因为说了短短两句话却使朋友终生无法原谅？
为什么有的敌人经历过长期争斗后却能变成朋友，而有的朋友一旦龃龉之后却不如
一个敌人？
我想，不要老是从基本品质上找原因，其中一个关键在于，一些错乱的心理程
序造成了心理陷阱。
我不知道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开这些陷阱，总觉得对它们多加研究总是好事。
真正属于心灵的财富，不会被外力剥夺，唯一能剥夺它的只有心灵自身的毛病，但
心灵的毛病终究也会被心灵的力量发现、解析并治疗，何况我们所说的都是高贵的
心灵。
五
说了这么多，可能造成一个印象，人生在世要拥有真正的友情太不容易。
其实，归结上文，问题恰恰在于人类给友情加添了太多别的东西，加添了太多
的义务，加添了太多的杂质，又加添了太多因亲密而带来的阴影。如果能去除这些
加添，一切就会变得比较容易。
友情应该扩大人生的空间，而不是缩小这个空间。可惜，上述种种悖论都表明，
友情的企盼和实践极容易缩小我们的人生空间，从而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要扩大人生的空间，最终的动力应该是博大的爱心，这才是友情的真正本义。
在这个问题上，谋虑太多，反而弄巧成拙。
诚如先哲所言，人因智慧制造种种界限，又因博爱冲破这些界限。友情的障碍，
往往是智慧过度，好在还有爱的愿望，把障碍超越。
友情本是超越障碍的翅膀，但它自身也会背负障碍的沉重，因此，它在轻松人
类的时候也在轻松自己，净化人类的时候也在净化自己。其结果应该是两相完满：
当人类在最深刻地享受友情时，友情本身也获得最充分的实现。
现在，即便我们拥有不少友情，它也还是残缺的，原因在于我们自身还残缺。
世界理应给我们更多的爱，我们理应给世界更多的爱，这在青年时代是一种小心翼
翼的企盼，到了生命的秋季，仍然是一种小心翼翼的企盼。但是，秋季毕竟是秋季，
生命已承受霜降，企盼已洒上寒露，友情的渴望灿如枫叶，却也已开始飘落。
生命传代的下一个季度，会是智慧强于博爱，还是博爱强于智慧？现今还是稚
嫩的心灵，会发出多少友情的信号，又会受到多少友情的滋润？这是一个近乎宿命
的难题，完全无法贸然作答。秋天的我们，只有祝祈。心中吹过的风，有点凉意。
想起了我远方的一位朋友写的一则小品：两只蚂蚁相遇，只是彼此碰了一下触
须就向相反方向爬去。爬了很久之后突然都感到遗憾，在这样广大的时空中，体型
如此微小的同类不期而遇，“可是我们竟没有彼此拥抱一下。”
是的，不应该再有这种遗憾。但是随着宇宙空间的新开拓，我们的体型更加微
小了，什么时候，还能碰见几只可以碰一下触须的蚂蚁？
——且把期待留给下一代，让他们乐滋滋地爬去。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极其悲凉的话，
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
我并不赞成这句话。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嘻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
它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它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
时便抵达最佳状态。
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猛然发现自己长大的。仿佛是哪
一天的中午或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
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
我的突变发生在十岁。从家乡到上海考中学，面对一座陌生的城市，心中只有
乡间的小友，但已经找不到他们了。有一天，百无聊赖地到一个小书摊看连环画，
正巧看到这一本。全身像被一种奇怪的法术罩住，一遍遍地重翻着，直到黄昏时分，
管书摊的老大爷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我的肩，说他要回家吃饭了，我才把书合拢，恭
恭敬敬放在他手里。
那本连环画的题目是：《俞伯牙和钟子期》。
纯粹的成人故事，却把艰深提升为单纯，能让我全然领悟。它分明是在说，不
管你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晤。
走得远了，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隐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
间，短短几句话，使你大惊失色，引为终生莫逆。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
你注定会失去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
故事是由音乐来接引的，接引出万里孤独，接引出千古知音，接引出七弦琴的
断弦碎片。一个无言的起点，指向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便是友情。人们无法用其他
词汇来表述它的高远和珍罕，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个字，成为中国文化中强烈
而飘渺的共同期待。
那天我当然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知道昨天的小友都已黯
然失色，没有一个算得上“知音”。我还没有弹拨出像样的声音，何来知音？如果
是知音，怎么可能舍却苍茫云水间的苦苦寻找，正巧降落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班
级？这些疑问，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抬起头来，迷惑地注视街道和人群。
差不多整整注视了四十年，已经到了满目霜叶的年岁。如果有人问我：“你找
到了吗？”我的回答有点艰难。也许只能说，我的七弦琴还没有摔碎。
我想，艰难的远不止我。近年来参加了几位前辈的追悼会，注意到一个细节：
悬挂在灵堂中间的挽联常常笔涉高山流水，但我知道，死者对于挽联撰写者的感觉
并非如此。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在死者失去辩驳能力仅仅几天之后，在他唯一的
人生总结仪式里，这一友情话语乌黑鲜亮，强硬得无法修正，让一切参加仪式的人
都低头领受。
当七弦琴已经不可能再弹响的时候，钟子期来了，而且不止一位。或者是，热
热闹闹的俞伯牙们全都哭泣在墓前，那哭声便成了“高山流水”。
没有恶意，只是错位。但恶意是可以颠覆的，错位却不能，因此错位更让人悲
哀。在人生的诸多荒诞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友情的错位。
二
友情的错位，来源于我们自身的混乱。
从类似于那本连环画的起点开始，心中总有几缕飘渺的乐曲在盘旋，但生性又
看不惯孤傲，喜欢随遇而安，无所执持地面对日常往来。这两个方面常常难于兼顾，
时间一长，飘渺的乐曲已难以捕捉，身边的热闹又让人腻烦，寻访友情的孤舟在哪
一边都无法靠岸。无所适从间，一些珍贵的缘分都已经稍纵即逝，而一堆无聊的关
系却仍在不断灌溉。你去灌溉，它就生长，长得密密层层、遮天蔽日，长得枝如虬
龙、根如罗网，不能怪它，它还以为在烘托你、卫护你、宠爱你。几十年的积累，
说不定已把自己与它长成一体，就像东南亚热带雨林中，建筑与植物已不分彼此。
谁也没有想到，从企盼友情开始的人生，却被友情拥塞到不知自己是什么人。
川端康成自杀时的遗言是“大拥塞了”，可见拥塞可以致命。我们会比他顽泼一点，
还有机会面对拥塞向自己高喊一声：你到底要什么？
只能等待我们自己来回答。然而可笑的是，我们的回答大部分不属于自己。能
够随口吐出的，都是早年的老师、慈祥的长辈、陈旧的著作所发出过的声音。所幸
流年，也给了我们另一套隐隐约约的话语系统，已经可以与那些熟悉的回答略作争
辩。
他们说，友情来自于共同的事业。长辈们喜欢用大词，所说的事业其实也就是
职业。置身于同一个职业难道是友情的基础？当然不是。如果偶尔有之，也不能本
末倒置。情感岂能依附于事功，友谊岂能从属于谋生，朋友岂能局限于同僚。
他们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种说法既表明了朋友的重要，又表明了
朋友的价值在于被依靠。但是，没有可靠的实用价值能不能成为朋友？一切帮助过
你的人是不是都能算作朋友？
他们说，患难见知己，烈火炼真金。这又对友情提出了一种要求，盼望它在危
难之际及时出现。能够出现当然很好，但友情不是应急的储备，朋友更不应该被故
意地考验。
……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们这个缺少商业思维的民族在友情关系上竟然那么强调
实用原则和交换原则。
真正的友情不依靠什么。不依靠事业、祸福和身份，不依靠经历、方位和处境，
它在本性上拒绝功利，拒绝归属，拒绝契约，它是独立人格之间的互相呼应和确认。
它使人们独而不孤，互相解读自己存在的意义。因此所谓朋友也只不过是互相使对
方活得更加自在的那些人。
在古今中外有关友情的万千美言中，我特别赞成英国诗人赫巴德的说法：“一
个不是我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友情都应该具有“无所求”
的性质，一旦有所求，“求”也就成了目的，友情却转化为一种外在的装点。我认
为，世间的友情至少有一半是被有所求败坏的，即便所求的内容乍一看并不是坏东
西；让友情分担忧愁，让友情推进工作……，友情成了忙忙碌碌的工具，那它自身
又是什么呢？应该为友情卸除重担，也让朋友们轻松起来。朋友就是朋友，除此之
外，无所求。
其实，无所求的朋友最难得，不妨闭眼一试，把有所求的朋友一一删去，最后
还剩几个？
李白与杜甫的友情，可能是中国文化史上除俞伯牙和钟子期之外最被推崇的了，
但他们的交往，也是那么短暂。相识已是太晚，作别又是匆忙，李白的送别诗是：
“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从此再也没有见面。多情的杜甫在这以后一直处于
对李白的思念之中，不管流落何地都写出了刻骨铭心的诗句；李白应该也在思念吧，
但他步履放达、交游广泛，杜甫的名字再也没有在他的诗中出现。这里好像出现了
一种巨大的不平衡，但天下的至情并不以平衡为条件。即使李白不再思念，杜甫也
作出了单方面的美好承担。李白对他无所求，他对李白也无所求。
友情因无所求而深刻，不管彼此是平衡还是不平衡。诗人周涛描写过一种平衡
的深刻：“两棵在夏天喧哗着聊了很久的树，彼此看见对方的黄叶飘落于秋风，它
们沉静了片刻，互相道别说：明年夏天见！”
楚楚则写过一种不平衡的深刻：“真想为你好好活着，但我，疲惫已极。在我
生命终结前，你没有抵达。只为最后看你一眼，我才飘落在这里。”
都是无所求的飘落，都是诗化的高贵。
三
真正的友情因为不企求什么不依靠什么，总是既纯净又脆弱。
世间的一切孤独者也都遭遇过友情，只是不知鉴别和维护，一一破碎了。
为了防范破碎，前辈们想过很多办法。
一个比较硬的办法是捆扎友情，那就是结帮。不管仪式多么隆重，力量多么雄
厚，结帮说到底仍然是出于对友情稳固性的不信任，因此要以血誓重罚来杜绝背离。
结帮把友情异化为一种组织暴力，正好与友情自由自主的本义南辕北辙。我想，友
情一旦被捆扎就已开始变质，因为身在其间的人谁也分不清伙伴们的忠实有多少出
自内心，有多少出自帮规。不是出自内心的忠实当然算不得友情，即便是出自内心
的那部分，在群体性行动的裹卷下还剩下多少个人的成分？而如果失去了个人，哪
里还说得上友情？一切吞食个体自由的组合必然导致大规模的自相残杀，这就不难
理解，历史上绝大多数高竖友情旗幡的帮派，最终都成了友情的不毛之地，甚至血
迹斑斑，荒冢丛丛。
一个比较软的办法是淡化友情。同样出于对友情稳固性的不信任，只能用稀释
浓度来求得延长。不让它凝结成实体，它还能破碎得了么？“君子之交谈如水”，
这种高明的说法包藏着一种机智的无奈，可惜后来一直被并无机智、只剩无奈的人
群所套用。怕一切许诺无法兑现，于是不作许诺；怕一切欢晤无法延续，于是不作
欢晤，只把微笑点头维系于影影绰绰之间。有人还曾经借用神秘的东方美学来支持
这种态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这样一来，友情也就成了一种水墨写意，若有若无。但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友
情和相识还有什么区别？这与其说是维护，不如说是窒息，而奄奄一息的友情还不
如没有友情，对此我们都深有体会。在大街上，一位熟人彬彬有礼地牵了牵嘴角向
我们递过来一个过于矜持的笑容，为什么那么使我们腻烦，宁肯转过脸去向一座塑
像大喊一声早安？在宴会里，一位客人伸出手来以示友好却又在相握之际绷直了手
指以示淡然，为什么那么使我们恶心，以至恨不得到水池边把手洗个干净？
另一个比较俗的办法是粘贴友情。既不拉帮结派，也不故作淡雅，而是大幅度
降低朋友的标准，扩大友情的范围，一团和气，广种博收。非常需要友情，又不大
信任友情，试图用数量的堆积来抵拒荒凉。这是一件非常劳累的事，哪一份邀请都
要接受，哪一声招呼都要反应，哪一位老兄都不敢得罪，结果，哪一个朋友都没有
把他当作知己。如此大的联系网络难免出现种种麻烦，他不知如何表态，又没有协
调的能力，于是经常目光游移，语气闪烁，模棱两可，不能不被任何一方都怀疑、
都看轻。这样的人大多不是坏人，不做什么坏事，朋友间出现裂缝他去粘粘贴贴，
朋友对自己产生了隔阂他也粘粘贴贴，最终他在内心也对这种友情产生了苦涩的疑
惑，没有别的办法，也只能在自己的内心粘粘贴贴。永远是满面笑容，永远是行色
匆匆，却永远没有搞清：友情究竟是什么？
强者捆扎友情，雅者淡化友情，俗者粘贴友情，都是为了防范友情的破碎，但
看来看去，没有一个是好办法。原因可能在于，这些办法都过分依赖技术性手段，
而技术性手段一旦进入感情领域，总没有好结果。
我认为，在友情领域要防范的，不是友情自身的破碎，而是异质的侵入。这里
所说的异质，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差异，而是指根本意义上的对抗，一旦侵入会使
整个友情系统产生基元性的蜕变，其后果远比破碎严重。显而易见，这就不是一个
技术性的问题了。
异质侵入，触及友情领域一个本体性的悖论。友情在本性上是缺少防卫机制的，
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一点上。几盅浓茶淡酒，半夕说古道今，便相见恨晚，顿成知
己，而所谓知己当然应该关起门来，言人前之不敢言，吐平日之不便吐，越是阴晦
隐秘越是贴心。如果讲的全是堂堂正正的大白话，哪能算作知己？如果只把家庭琐
事、街长里短当作私房话，又哪能算作男子汉？因此，这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想入非
非的空间，许多在正常情况下不愿意接触的人和事就在这里扭合在一起。事实证明，
一旦扭合，要摆脱十分困难。为什么极富智慧的大学者因为几拨老朋友的来访而终
于成了汉奸？为什么从未失算的大企业家只为了向某个朋友显示一点什么便锒铛入
狱？而更多的则是，一次错交浑身惹腥，一个恶友半世受累，一着错棋步步皆输。
产生这些后果，原因众多，但其中必定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友情而容忍了异质侵入。
心中也曾不安，但又怕落一个疏远朋友、背弃友情的话柄，结果，友情成了通向丑
恶的拐杖。
由此更加明白，万不能把防范友情的破碎当成一个目的。该破碎的让它破碎，
毫不足惜；虽然没有破碎却发现与自己生命的高贵内质有严重羝牾，也要做破碎化
处理。罗丹说，什么是雕塑？那就是在石料上去掉那些不要的东西。我们自身的雕
塑，也要用力凿掉那些异己的、却以朋友名义贴附着的杂质。不凿掉，就没有一个
像模像样的自己。
对我来说，这些道理早就清楚，经受的教训也已不少，但当事情发生之前，仍
然很难认清异质之所在。现在唯一能做到的是，在听到友情的呼唤时，不管是年轻
热情的声音还是苍老慈祥的声音，如果同时还听到了模糊的耳语、闻到了怪异的气
息，我会悄然止步，不再向前。
四
该破碎的友情常被我们捆扎、粘合着，而不该破碎的友情却又常常被我们捏碎
了。两种情况都是悲剧，但不该破碎的友情是那么珍贵，它居然被我们亲手捏碎，
这对人类良知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
提起这个令人伤心的话题，我们眼前会出现远远近近一系列酸楚的画面。两位
写尽了人间友情的大作家，不知让世上多少读者领悟了互爱的真谛，而他们自己也
曾在艰难岁月里相濡以沫，谁能想得到，他们的最后年月却是友情的彻底破碎。我
曾在十多年前与其中一位长谈，那么善于遣字造句的文学大师在友情的怪圈前只知
忿然诉说，完全失去了分析能力。我当时想，友情看来真是天地间最难说清楚的事
情。还有两位与他们同时的文坛前辈，其中一位还是我的同乡，他们有一千条理由
成为好友却居然在同一面旗帜下成了敌人，有你无我，生死搏斗，牵动朝野，轰传
千里，直到一场没顶之灾降临，双方才各有所悟，但当他们重新见面时，我同乡的
那一位已进入弥留之际，两双昏花老眼相对，可曾读解了友情的难题？
同样的事例，可以举出千千万万。
可以把原因归之于误会，归之于性格，或者归之于历史，但他们都是知书达理、
品行高尚的人物，为什么不能询问、解释和协调呢？其中有些隔阂，说出来琐碎得
像芝麻绿豆一般，为什么就锁了这么一些气壮山河的灵魂？我景仰的前辈，你们到
底怎么啦？
对这些问题的试图索解，也许会贯穿我的一生，因为在我看来，这其实也正是
在索解人生。现在能够勉强回答的是：高贵灵魂之间的友情交往，也有可能遇到心
理陷阱。
例如，因互相熟知而产生的心理过敏。
彼此太熟了，考虑对方时已经不再作移位体验，只是顺着自己的思路进行推测
和预期，结果，产生了小小的差异就十分敏感。这种差异产生在一种共通的品性之
下，与上文所说的异质侵入截然不同；但在感觉上，反而因大多的共通而产生了超
常的差异敏感，就像在眼睛中落进了沙子。万里沙丘他都容忍得了，却不容自己的
身体里嵌入一点点东西，他把朋友当作了自己。其实，世上哪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
叶，即便这两片树叶贴得很紧？本有差异却没有差异准备，都把差异当作了背叛，
夸张其词地要求对方纠正。这是一种双方的委屈，友情的回忆又使这种委屈增加了
重量。负荷着这样的重量不可能再来纠正自己，双方都怒气冲天地走上了不归路。
凡是重友情、讲正气的人都会产生这种怒气，而只有小人才是不会愤怒的一群，因
此正人君子们一旦落入这种心理陷阱往往很难跳得出来。高贵的灵魂吞咽着说不出
口的细小原因在陷阱里挣扎。
又如，因互相信任而产生的心理黑箱。
朋友间还有什么可提防的呢？很多人基于这样一个想法，把许多与友情有关的
事情处理得干脆利落、默不作声。不管做成没做成，也不作解释，不加说明。一说
就见外，一说就不美，友情好像是一台魔力无边的红外线探测仪，能把一切隐藏的
角落照个明明白白。不明不白也不要紧，理解就是一切，朋友总能理解，不理解还
算朋友？但是，当误会无可避免地终于产生时，原先的不明不白全都成了疑点，这
对被疑的一方而言无异是冤案加身；申诉无门，他的表现一定异常，异常的表现只
能引起更大的怀疑，互相的友情立即变得难于收拾。直至此时，信任的惯性还使双
方撕不下脸来公然道破，仍然在昏暗之中传递着昏暗，气忿之中叠加着气忿。这就
形成了一个恐怖的心理黑箱，友情的缆索在里边缠绕盘旋，打下一个个死结，形成
一个个短路，灾难性的后果在所难免。
这两个心理陷阱，过敏陷阱和黑箱陷阱，大多又是交叉重合在一起的，过于清
晰与过于不清晰这两个极端，互为因果、互增危难，变情为仇，变友为敌，而且都
发生在大好人之间，实在让人悲叹。
在好几个夜晚，我曾反复与一些心理学研究者讨论一个难题：为什么有的人使
朋友损失巨大却能重归于好，有的人只因为说了短短两句话却使朋友终生无法原谅？
为什么有的敌人经历过长期争斗后却能变成朋友，而有的朋友一旦龃龉之后却不如
一个敌人？
我想，不要老是从基本品质上找原因，其中一个关键在于，一些错乱的心理程
序造成了心理陷阱。
我不知道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开这些陷阱，总觉得对它们多加研究总是好事。
真正属于心灵的财富，不会被外力剥夺，唯一能剥夺它的只有心灵自身的毛病，但
心灵的毛病终究也会被心灵的力量发现、解析并治疗，何况我们所说的都是高贵的
心灵。
五
说了这么多，可能造成一个印象，人生在世要拥有真正的友情太不容易。
其实，归结上文，问题恰恰在于人类给友情加添了太多别的东西，加添了太多
的义务，加添了太多的杂质，又加添了太多因亲密而带来的阴影。如果能去除这些
加添，一切就会变得比较容易。
友情应该扩大人生的空间，而不是缩小这个空间。可惜，上述种种悖论都表明，
友情的企盼和实践极容易缩小我们的人生空间，从而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要扩大人生的空间，最终的动力应该是博大的爱心，这才是友情的真正本义。
在这个问题上，谋虑太多，反而弄巧成拙。
诚如先哲所言，人因智慧制造种种界限，又因博爱冲破这些界限。友情的障碍，
往往是智慧过度，好在还有爱的愿望，把障碍超越。
友情本是超越障碍的翅膀，但它自身也会背负障碍的沉重，因此，它在轻松人
类的时候也在轻松自己，净化人类的时候也在净化自己。其结果应该是两相完满：
当人类在最深刻地享受友情时，友情本身也获得最充分的实现。
现在，即便我们拥有不少友情，它也还是残缺的，原因在于我们自身还残缺。
世界理应给我们更多的爱，我们理应给世界更多的爱，这在青年时代是一种小心翼
翼的企盼，到了生命的秋季，仍然是一种小心翼翼的企盼。但是，秋季毕竟是秋季，
生命已承受霜降，企盼已洒上寒露，友情的渴望灿如枫叶，却也已开始飘落。
生命传代的下一个季度，会是智慧强于博爱，还是博爱强于智慧？现今还是稚
嫩的心灵，会发出多少友情的信号，又会受到多少友情的滋润？这是一个近乎宿命
的难题，完全无法贸然作答。秋天的我们，只有祝祈。心中吹过的风，有点凉意。
想起了我远方的一位朋友写的一则小品：两只蚂蚁相遇，只是彼此碰了一下触
须就向相反方向爬去。爬了很久之后突然都感到遗憾，在这样广大的时空中，体型
如此微小的同类不期而遇，“可是我们竟没有彼此拥抱一下。”
是的，不应该再有这种遗憾。但是随着宇宙空间的新开拓，我们的体型更加微
小了，什么时候，还能碰见几只可以碰一下触须的蚂蚁？
——且把期待留给下一代，让他们乐滋滋地爬去。
一
一九六三年我十六岁，高中毕业。高中毕业的体验是永远无法重复的。
一群既可称为少年也可称为青年的人突然要为自己作出终身选择了，选择的范
围又毫无限制。你说将来想做中学语文教师、图书馆管理员，或外科医生、国际海
员而去报考相应的专业，周围没有人会笑你。人的一生就这么短短的个把月时间的
无限制状态，今后到死也不会再有了。照理父母和老师应该来限制一下，但他们那
时也正在惊喜自己培养的成果怎么转眼之间拥有了那么多可能，高兴得晕颠颠的，
一般也拿不定主意。于是，在那个绝对不应该享有那么大决定权的年岁，作出了不
知轻重的决定。那个夏天那么烦热又那么令人兴奋，只有树上的知了在幸灾乐祸地
叫着，使很多人成年后不愿再回忆这种叫声。
与很多男孩子一样，我照例也有两个小伙伴，一个姓丁，一个姓张，成绩都很
好，相信只要自己愿意，任何一所大学都考得上。一天在操场边上商议，现在报考
的大学分三类，一类为理工科，二类为医科，三类为文科，我们三人如果各报一类，
二十年后一起周游世界，走到哪里都没有不懂的事情了，那该多痛快！这个想法很
吸引人，立即通过，而且决定，一定要选每一类里最好(也就是最难考)的学校。那
么，三类怎么分工呢？用三张小纸写上号码，折成小球往上一抛，抓阄。丁抓到了
第一类，很快打听明白，最好的是清华大学；张抓到了第二类，经过衡量也作出了
决定，当时最难考的医科是第二军医大学；我抓到了第三类，可恨的文科，该选哪
个大学呢?三个人都苦恼开了。
肯定不能考名牌大学的中文系。为什么三个人如此快速地一起作出这种判断，
现在回想起来还不大能够理解。大概是觉得中文系里闹不出一个极有意思的工作，
或者是觉得我们在中学早已把《离骚》、《论语》和几十篇古文背得滚瓜烂熟，难
道大学里再去做这种令人厌烦的事？张同学说：“我刚读过郭沫若的自传，连他也
没有上过中文系!”丁同学说：“巴金也没有。”那天的初步意向，我应该报考外文
系，至于哪个大学的外文系最好，还要分头打听。
但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情。班主任孙老师把我找去了，他身边站着一位我不认
识的瘦瘦的老师，自我介绍是上海戏剧学院来的。“我们学院要以最高的要求招收
戏剧文学系的一个班，现在已有几千人报名，只招三十名，但我们还怕遗漏了最好
的，听说你在全市作文比赛中得了大奖……”没等他说完我就急着问：“那你们是
不是今年全国文科大学中最难考的?”“还没有作这种排列。”老师说，“你知道郭
沫若先生吧?”“知道。”我回答，心想昨天张同学才提起过他。“郭沫若以中国科
学院院长的身份兼任了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他在这个大学高年级里发现了一个能写
剧本的高材生，立即决定中止他的学业，转到我们学院来读书。”“你是说，连中
国科学院院长也认为，科学技术没有戏剧文学重要?”我的班主任孙老师惊讶地问。
“我可没有这么说，”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含蓄地笑了一下，“但是科技大学
的这位高年级学生只能进入我们的一年级，还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如果你来报考，”
他把脸转向我，“他是你的竞争对象。”我的脑子开始有点发呆，他又丢过来一句：
“你的竞争对象还有巴金的女儿。”果然还有巴金！昨天我们刚刚说郭沫若和巴金
没读过中文系，没想到他们两位不约而同地把学生和子女托付给了上海戏剧学院戏
剧文学系。怎么能怀疑这两位长者的判断?我当即下了报考的决心。
戏剧学院是提前考试，一共考了九场，真把人累死。还没有等到发榜，全国高
校统考开始了，我当然还应该参加。统考的第一志愿填了军事外语学院，因为听说
这个学校毕业后能做外交武官、情报人员，这对一个男孩子来说太刺激了。
不久传来消息，两校都录取了我，戏剧学院抢先一步，拿走了我的档案。军事
学院一位姓刘的军官坐在我家里不走了，反复给我父母说，我的英语成绩在今年考
生中是第一名，学校决定非要我不可，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让我和家长到市招生委员
会吵，把档案抢回来。
我父母本来就对戏剧学院没有兴趣，但又平生不会争吵，只得不断写信给招生
委员会。姓刘的军官又来了，说写信没有用，得当面去说。父亲对我说：“这种事
由家长去说没有说服力，你自己到招生委员会去一趟吧。”上海市招生委员会设在
同济大学，换了三辆车才找到。那天奇热，进校门前先在马路对面的小银行门口站
了好久，怯生生地端详着大门，猜想会见到什么样的人，盘算该讲什么样的话。进
了校门后又故意在一幢幢因暑假而阒寂无人的楼房间胡乱穿行，直到培养足了对军
事外语学院的热爱，对上海戏剧学院的憎恨，才推开招生委员会的大门。
我才与一位工作人员说了几句，他就笑了，说你爸爸每天寄来一封信，现在都
在姚主任那里，就让姚主任与你谈吧。就这样，我轻易地见到了大名鼎鼎的上海市
招生委员会主任姚力先生。
姚力先生一脸慈祥，笑眯眯地听我把准备好的那一套讲完，就把笑容收住了，
用一种宣判式的语调对我说：“我们国家打仗的时间太长，军事人员过剩而艺术人
员缺乏，你应该读艺术。”他的语气完全不容辩驳，好一位威严的长者，我看着他
发了一阵傻，他也看着我，却不再讲话。结果是我点了点头，起身告别。
如果说郭沫若、巴金还比较遥远，那么，姚力却实实在在地以长者的力量把我
推进了戏剧学院。
班级里三十个人，我被分在第一小组。坐在我后面的同学叫曲信先，他就是郭
沫若推荐来的那一位；我的邻座叫李小林，巴金的女儿。
二
不知是该怪学校还是该怪时代，我们入学后遇到的课程实在太差了，差到我根
本不敢写信告诉在清华大学和第二军医大学的那两位小夥伴。
专业主课叫“剧本份析”，分析的第一个剧本是朝鲜的《红色宣传员》，然后
是中国的《夺印》和《英雄工兵》，更让人惊异的是所谓分析只讲解思想内容，猛
一听全部都是政治课。这些社会上人人都能讲的话，难道就是大学课程？我当时不
知道更大的背景，只认为上海戏剧学院以一种“最难考”的假象把我们骗进去了，
于是整天忧郁。一位有革命经历的干部要我们抄写他新创作的剧本，说是给我们一
个学习的机会，记得剧本是歌颂一个劳动模范的，一抄之下便大惊失色，对学习的
前景更加担心起来。
终于有一位稍有名气的陈汝衡先生来讲古典文学，他用标准的苏北口音教了几
个月的平仄和格律之后要我们学写古诗，待我们把作业交上去之后他着实有点吃惊，
连连问：“这是你们自己写的？”同学们不禁暗暗一笑，你们忘了是以什么样的标
准把我们招来的。
写了几首古诗，古典文学课也就结束了，而那个写劳动模范的剧本还是一稿一
稿改，每一稿都由我们抄，抄完后再送到打字间打印，我想这些劳动加在一起，一
定远远超过那位劳动模范本身的辛劳了。那天我又一次奉命把剧本送到打字间，在
等候的时间里听到了一段有趣的交谈。几个打字员都是年轻小姐，她们手指不停嘴
也不停，在争论全校风度最好的是哪一位教师。他们的争论对象，渐渐从表演系转
到别的系，从青年转到老年又转到中年，从男老师转到女老师，最后停留在一个人
的名字上不动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可。
从她们的七嘴八舌中听得出来，张可老师是个传奇性的人物。出身富贵之家，
容貌美丽，娴熟英语，莎士比亚研究专家，而居然早在三十年代十几岁时就参加了
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等到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她却功成身退，离开组
织成了一名普通教师。但是，只要学校有重要外宾来访，总少不了她。高雅的仪容
和漂亮的英语每次都让来访者感到有些意外。打字员们说，那时她们总会暂停手下
的工作冲出去看，不是看外国人而是看张可老师，看她的举手投足、言谈风度。
旁听这番议论后不久我们要下乡了，说是不能让我们在高楼深院里成为书呆子，
必须到农村参加当时正在开展的“四清运动”。全班同学正好都厌烦了听那些课，
觉得再听下去未必成为书呆子却一定成为呆子，于是便欢天喜地地打点行装，只有
郭沫若推荐来的曲信先同学得了肝炎，不仅不能去，还要由医务室隔离，眼泪汪汪
地十分悲伤。
我们去的地方是江苏太仓浏河，每个村去一个教师、一个同学，再搭配一个从
附近县乡抽调过来的农村干部。在一堵公布名单的墙上看到，与我一起到一个叫郏
家宅的村子里去的农村干部叫李惠民，而教师，则是张可。
三
我们三人住在全村最穷的一户农民家里，这家农民有三间小泥屋。东间挤着房
东夫妻和子女；西间住着房东的母亲，还养了两头羊；中间一间放置农具和吃饭，
又养着四头羊。六头羊都是集体所有的，在这家借住，和我们一样。
我们三人就在这家吃饭。按城市标准交饭费，但照规定，如果饭桌上出现了荤
菜，一筷子也不能去动。不过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这家人家的下饭菜永
远只有一碟盐豆，连一片青菜也没有，这让人感到奇怪。我们的任务第一是参加田
间劳动，第二是帮助这个村庄清理近几年的账目，看看有没有人贪污。但清理来清
理去，最大的疑点数还及不上我们三人每月交的伙食费。当然不敢说房东贪污，但
我们三人的脸色已每况愈下。我年轻，更依赖营养，张可老师几次欲言又止，最后
终于说了：“你正长身体，不能长时间这样，我昨天去打听了，你的其他同学也在
补营养。”说着悄悄递给我几粒巧克力。农村干部李惠民则每天晚上端给我一小碗
炒米粉，这是他的未婚妻留给他的。
张可老师当时应该是四十四岁，她在那间低矮的泥屋里挂了一顶雪白的帐子，
与成天咳嗽不停的老太太和两头羊勉强分开。我知道她最受不住的不是伙食、住宿，
而是用水，因为这儿淘米、洗衣、梳洗乃至刷便桶，全靠屋前一条杂草丛生的污浊
小河沟。另一项受不住的是雨天走路，在溜滑无比的淤泥中她简直迈不开步，有时
狠心一迈又必定重重摔跤，引来座座泥屋门口的一片笑声，我便一拐一扭地赶去搀
扶。
进了泥屋她稍作梳理立即又容光焕发，走到门口站着与我说一会儿话，顺便扫
了一眼我手中卷着的书。下乡时我特意挑了一本比较耐读的书带来，那是兰姆写的
莎士比亚故事集的英文版，哪想到会在这儿遇到真正的专家，因此故意掩掩藏藏不
让她看见。但是一个人对自己熟悉的书籍的感应总是超常的，张可老师只远远闪过
一眼就笑着说：“不要只读兰姆，最好读原文。”我红着脸说：“那是古英语，很
难。”张可老师说：“你真不知道读原文的乐趣有多大。”然后她又比较起朱生豪
和吴兴华的翻译，用郑重的口气介绍法文翻译家傅雷，最后对我竟然没听说过傅东
华有点不满意，说这是一位国学西学俱佳的学者。说着她走进西屋拿出一本陈旧的
牛皮纸封面文集，里边有一篇傅东华论国学的文章，让我阅读。
谈话一旦开始就渐渐养成了习惯，她即便是随口说几句也能带给我一个文雅的
世界。我毫不掩饰地抱怨学院里课程之拙劣，她微笑地说，倒真的不必来读戏剧文
学系。“莎士比亚是位诗人，向他学编剧技巧委屈了他；中国话剧的发展，关键是
导演；至于传统戏曲，剧本历来不重要，主要是演员的表演。”她从根本上动摇了
我本来就不坚实的专业思想后，又兴致勃勃地介绍起我十分陌生的京剧女老生演员
张文娟，用词之热烈在她平日的从容谈吐中很少见到。对此我不无惊异，但结果却
是触动我日后渐渐建立起一种以演员为中心的比较健全的戏剧观念。对于在戏剧学
院的课堂上已经消失、而在学生课余阅读中仍然热门的贝克、劳逊、亚却、斯坦尼、
布莱希特，她以温和的语气提醒我都不太重要。
现在回想起来，这么多看似至高无上的大师早早地被一位女性温和的声音化解
了一大半，这节省了我多少钻研的时间，提升了我多少鸟瞰的高度!减法比加法更值
得感谢。
天暗了，一盏昏黄的油灯点燃了起来，房东又在叫我们去吃盐豆稀饭。饭后，
农村干部李惠民和我们坐到了一起，他说：“你们经常在谈的东西我听不大懂，知
道自己没文化，现在天天晚上练毛笔字，请你们帮我指点指点。”我和李惠民同室
而居，知道他每天晚上都要练很长时间的毛笔字，有时我睡了一觉醒来看见他还在
练，至于他已经练到什么程度了，却没有去注意。待到他拿出最近写的一大叠毛边
纸来，我和张可老师都惊呼起来。才几个月，他手下的欧体九成宫已经非常像样。
一天，我正在门外洗衣服，从泥路上驶来一辆农民驮货用的自行车，骑车的是
青年农民，而货架上却坐着一位满头白发的清瘦老者，一看就知道是文化人。车在
我跟前停下了，老者跳下货架走上一步问我：“请问，许玄在哪个村？”许玄是我
的同班同学，我立即断定，这是许玄的父亲，华东师范大学著名的文学教授许杰先
生，全国闻名的“大右派”。那么衰老的他居然长途颠簸看望女儿来了，汽车站离
这里很远，货用自行车显然是他从车站雇到这儿的。
“您是许伯伯吧？”我问。他高兴地点了点头，我就指给他看许玄的住处，自
行车又驮着他上路了。我连忙叫出张可老师，张可老师看着许杰先生的背影深深叹
了一口气，说：“受了那么多罪，还一心关心着女儿!”从许杰先生，谈起文学界。
我说前不久读了陕西作家王汶石的几个短篇不错，她说从王汶石一篇谈结构的文章，
可以知道他比其他农村作家要用功。如此平静地以“用功”一词来评价一位当时颇
为轰动的作家，我看到了一种宁静的文化风度。
“国外的小说家你最喜欢谁？”她想把我从中国作家中引开。
“法国的雨果，俄国的契诃夫。”我回答。“那也一定知道翻译俄文的满涛？”
她问。“当然。”我说。
“他是我家里人，哥哥。”她说。“他也姓张？”我愚蠢地问。她忍不住笑了，
点了点头。
她既然提到了哥哥，我就大胆地追问：“张可老师，据说你有很传奇的经历？”
她又笑了：“什么传奇？不值一提。”她没有顺着这个话题讲下去，而是换了一种
口气对我说：“你的古文已经不错，现在最好把外语学好，光凭英语课本没用。我
觉得你还应该再用功一点。”又是“用功”。我认真地点了点头，说已经把最容易
买到的《毛泽东选集》英文版通读了一遍，她连忙说：“那是偷懒的办法，中国人
的思维，中国人的词汇，猜都猜得出来。读英语，先读狄更斯，再读莎士比亚。”
这样的谈话，几乎天天进行，特别是在晚上。羊睡着了，老太太的咳嗽声有节奏地
传来，李惠民继续在油灯下与欧阳询厮磨。北窗外是一道很高的长堤，长堤外是浩
阔的长江，往东不远，有一个古老的阅兵台，是戚继光留下的遗迹；往西不远，是
郑和下西洋的码头所在。江风阵阵，涛声隐隐，而我们居住着的村落，从明末以来
一直是海盗的据点。当年让航船者们闻风丧胆的“七十二家村”就在这里，这个如
此破败的小村落就是“七十二家村”的一部份。
长江、海盗、郑和、戚继光，现在又加上了雨果、契诃夫和莎士比亚。我纳闷：
是一种什么缘份，让我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遇到了这样一位长者？
春节到了，上级通知，每村三人中一个留守，两个可以回家探亲。留守者当然
是我，他们两位走了。李惠民天天嘴上挂着未婚妻，何况他的炒米粉也早已被我吃
完了。过几天，不知在哪个村庄，家家户户的春联都会换上漂亮齐整的欧体？张可
老师回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呢？作为学生，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询问老师，就是不
适宜询问老师的家庭。她日日夜夜给我讲了那么多话，怎么除了哥哥满涛，却从来
未曾提起自己的家里人？
四
从农村回到学校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班级的同学，很少有家里
不出事情的。作家、教授的后代自不待说，连“高干子弟”们也接二连三地大祸临
头。郭沫若几经痛切检讨后还保留着位置，但他推荐来的曲信先却遇到了家庭出身
问题。李婴宁同学父亲的党龄几乎和党史差不多长，但不幸他又是一位出色的书法
家和文物鉴赏家，当造反派闯进他家打烂了那些文物，他也就不想活了。我父亲籍
籍无名，居然也因是“阶级异己分子”而被关押，他可是我们一家八口人唯一的经
济来源，我这个大儿子虽然不到二十岁却面对着一副家庭生计重担，盘算再三觉得
能救我们全家的只有在安徽工作尚未成家的叔叔了，但刚刚想到，叔叔已在一场游
街批斗之后自杀。他游街批斗的罪名是“蓄意美化大毒草《红楼梦》”。
这样大同小异的悲惨故事，在几天之内都压到了各位同学身上。不久前还嘻嘻
哈哈的班级，一下子变得很沉默。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理解大家年纪轻轻为何那么懂
事，不哭泣、不诉说、不求告，只是每天平静而怆然地走在处处飘拂着标语、大字
报的校园里。背后的长者都不见了，热闹中的脚步迈得多么孤独。不知在何处阴暗
的房间里，长者们正目光痴痴地悬想着这些脚步，而这些脚步却已走不到长者们身
边。
学校中的造反派骂我们班级是顽冥不化的“三座大山”，其实他们哪里知道，
这个班级压着多少个家庭悲剧，有什么心绪在学校里胡闹，又有什么资格胡闹？有
一天，突然在校园里见到了张可老师，她历来不是那种常能见到的老师，从农村分
别后就很少照面，不知在干什么。那天她显得很疲倦，走得很慢。猛地看到我她非
常高兴，彼此问对方好吗，回答都含糊其词，艰难地找着话题。
“李惠民最近有联系吗？”她问。“谁?”“李惠民。”她又重复了一次，这下
我想起来了，与我们一起住了很久的农村干部。倒不是我忘了他，是没有料到张可
老师会在这样的时刻提起他。那些谈莎士比亚、练九成宫的夜晚又浮现在眼前，我
把张可老师搀到路边草坪上谈了一会儿。她又告诉我，她家有一个邻居，是我中学
的校友，每次见面都把我作为谈论对象。我想不起那位校友，但请张可老师代我向
他问好。
“听说你们又要下农村?”她问。
“是的，已经动员了。”我说。“多久?”她问。
“说是一辈子。”“让带书吗？”她又问。“还不知道。总可以带几本吧。”
但我心里明白，张可老师说的书，不是可让带的那几本。
“一辈子，与父母商量了？”我淡淡苦笑了一下。张可老师好像感觉到了这种
问法有点不合时宜，便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臂，说：“好好照顾自己。”这次下乡劳
动的时间并没有预想的那么漫无边际，等我们在几度春耕秋收之后突然被通知回到
上海，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工宣队、军宣队和造反派之间吵闹得很厉害，造反派
的一些头头被关起来了，又出了林彪事件，一来二去，上级居然下令要复课了。复
课又没有教材，于是一窝蜂地成立各种各样的教材编写组。原先被作为运动对象或
运动阻力看待的那帮人，开始有点事干了。先听说有一批教师要去参加修订《辞海》，
名单上有张可老师；后来陆陆续续又有一些教师被抽调出去，一天在大食堂，有一
个军宣队员找我谈话，要我参加设在复旦大学的一个现代文学编写组。“每个文科
学校都有人参加，以复旦、师大为主，我们是小学校，要谦虚。”他说。
当时所有的修订组和教材编写组都由市里的写作组统管，写作组对我这样一个
“文革”以来未曾参加过任何组织的年轻人有点看重的意思，然而毕竟我的运气太
好，一九七五年年初就发觉得了肝炎。在家休息一阵还不行，只得住院，出了医院
就到故乡休养去了。要不然，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我如果在上海，没准也
会奉命参与一些诸如“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其他名目繁多的小运动，居然都让我逃
过去了。古人说“因病得闲殊不恶”，信然。记得回乡休养前在学院医务室里还遇
见过张可老师一次，她说：“没关系，我爱人也得过肝炎，少吃药，多休息，增加
营养。”顺便她还愉快地告诉我，学院里受人尊敬的朱端钧教授现在也在参加修订
《辞海》。
这次她终于提到了自己的爱人。我曾听系里的老师说，她爱人是“胡风分子”，
究竟是谁，却不清楚。
说是回乡养病，故乡却只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祖母，我怕传染给她。后来是我
同乡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在奉化县的一个半山腰里找到一间小房子，让我住了下来。
吃饭则有一顿没一顿，搭在山脚下一个极其简陋的小食堂里。那里连一份报纸也看
不到，完全不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事。又是大幸，居然让我认识了一位八十多岁的
沈老先生，他受当地文化馆委托管理着早年蒋经国先生在山间的一个读书室，经他
点头，我就全身心地钻到那些旧书里去了。那儿除了《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
史》、《四部丛刊》外，还有《万有文库》和比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文化杂
志，我反正有的是时间，一本本阅读。正经书读累了，就去兴致勃勃地翻阅一大堆
《东方杂志》。读书室外面是长天荒草，安静无比。我从来没有获得过那么优越的
读书条件，当然绝不放过，连生病的事也忘记了。
那位沈老先生有点仙风道骨，那么大年纪还每天爬山，有时居然亲自提一小篮
子家栽时鲜水果，到半山小屋来送给我，让我既惊讶又感动。我问他为什么不在读
书室里交给我而要亲自送来，他说这是“礼数”。他倒是每天早晨在家听点广播，
把重要的消息告诉我。有一天他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你半山腰的小房子也危险，
于是我几经打听搬到一个庙里躲避。在庙里又住了不少时日，仍然天天去读蒋经国
先生留下的那些书。那个读书室造得很坚固，即使发生地震也会很安全。沈老先生
说，蒋经国先生从来没有充份利用过这个读书室，这个读书室简直就是为我造的了。
从古庙到读书室那条冷僻的荒路，我已经走得悠然陶然，几乎记不得年月了。终于
有一天，我从两位过路山民嘴中得知，立即又在老先生那里证实，毛泽东去世了。
五
几年后，我在系资料室里翻阅杂志，突然读到一篇用中西比较方法研究《文心
雕龙》的文章，十分惊叹，却不知作者王元化是什么人。当时正好有上海的一家大
报向我约稿，就写了篇读后感寄去。几天后报社编辑亲自来到我家，告诉我这篇读
后感不能发表。原因是“王元化的历史问题还没有结论，学术杂志发表他的论文可
以，但我们报纸……”我问：“王元化究竟是谁?”“你写了文章还不知道他是谁?”
那位编辑十分惊讶，“我还以为是由于你和他爱人同在一个学校的关系呢。”“他
爱人在我们学院?”我好奇极了。“张可嘛!你真的不知道？”“啊？”这下我倒真
是发呆了。过些天我有意识地在学校里找到张可老师，谈了这件事，也谈了我对王
元化先生文章的评价。张可老师开心地笑着，不断地说：“你太客气了，你太客气
了！”又过了几天，系里的柏彬老师交给我一封厚厚的信，拆开一看，署名王元化。
除了约我见面，还谈到以前如何从张可老师那里知道我，其中有一段话，一看之下
眼睛一亮，后来不知又默诵了多少遍：尽管身边还有大量让人生气的事，但我可以
负责地说，就学术文化研究而言，现在可能正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
一位伤痕累累、尚未平反的长者，居然用如此明快的语言作出了世纪性的判断，
当时对我的震撼真是非同小可。“可能正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至
少有几个月时间我一直念叨着这每一个字，回想着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鲁迅、
陈寅恪，不能不产生一种惶恐，怕大家在热闹中把一个重要的时机辜负。正是这种
震撼和惶恐，使我急急地将那部我多次提到过的H.克拉克的英文著作作为拐杖，向
古代欧洲走去。
这些年在海内外演讲中总会被人频频问起，我从一个戏剧学者转而投身于多方
位文化思考的最初动力，我总是回答：十几年前，我收到过一位长者的信。
收到信的第二天，我就来到王元化、张可老师的家里。张可老师只忙着端茶、
送点心，而王元化先生则几乎没有寒暄就立即与我谈起了刚刚发表不久的李泽厚的
《论严复》，又联系到李泽厚早在五十年代发表的《谭嗣同研究》，这种不羼水份
的学术性谈话出现在家庭里稍稍显得有点沉闷，张可老师坐在一边听了一会儿就笑
着嗔怪起来：“人家那么远的路赶来，一下子谈得那么严肃!”待到吃饭了，张可老
师始终在忙着给我夹菜添饭，连王元化先生也觉得过份了，一次次说：“让秋雨自
己来，让秋雨自己来。”但是每次吃饭，我总觉得他们饭量太小，而我的饭量太大，
很不好意思。
没有想到，一九七九年六月，张可老师突然在一次会议上中风。送到医院，情
势十分危急，昏迷十天不醒，半个多月一直处于病危之中。王元化先生在医院号啕
大哭，这位多灾多难的学者一遍遍呼喊：“我对不起她!我对不起她!”他当时还没
有平反。
不到半年，王元化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此时的张可老师，虽已摆脱病危，却
像换了一个人。
王元化参加工作后越来越忙碌，很少有时间在家逗留了。张可老师几十年来早
已习惯每天陪着困陷于冤屈和寂寞中的丈夫，现在，她寂寞了。
王元化总想抽时间陪她。那年在庐山召开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王元化应该到
会，他却用《文心雕龙创作论》的一大半稿费，在庐山租了一间房子，把张可老师
接去了，乘机让她在那里疗养。我也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到他们的那间房子去拜访，
发现来访的客人川流不息，很难真正休养。一天，与会代表分乘几辆客车在山间游
玩，其中有两辆翻了车，消息传到张可老师耳朵里，她居然起身来到屋外，焦急地
在路口见一人问一人：“余秋雨死了没有?余秋雨死了没有?”那两辆翻了的车，也
只是部份人受了点轻伤，而我那天根本没有出游。当我知道张可老师对我的问讯之
后实在有点吃惊，一是被一位病人的关爱所感动，二是觉得若在她生病之前，这位
中英文俱佳的高雅女子绝不会用这样简单直拔的句子问话。
六
日子一年年过去，连我们也渐渐老了。三十人的班级，已经有四个同学去世，
每次追悼会，同学们哭得像家属一样伤心。
是什么机缘把我们拉在一起的，这已经变得很不重要。有一次我遇到很多年前
到中学来游说我报考上海戏剧学院的那位老师，说：“我的大半辈子都被你骗过来
了。”他一笑：“骗来一位院长，值。”其实岂止骗来我这位院长，现任院长荣广
润教授，戏剧文学系主任丁罗男教授，以及图书馆的吕兆康馆长，都是从我们这个
小小班级走出来的。同学中，李小林依然在掌管中国最优秀的文学杂志《收获》，
而她所承担的更重要的使命是维护巴金老人的健康。巴金老人在回忆录中曾用感念
的笔触提起我们这个班级，想当年，只要听到武康路老人家里有事，班级同学就一
人一辆自行车呼的一声去了。风风火火、爽爽利利的桂未明同学负责着《萌芽》杂
志，她也要承担照顾家中劳累一生的文化长者的任务。而那位由郭沫若先生推荐来
的曲信先同学，虽然身体不好却勤于教育，亲自培养出了著名剧作家宗福先、马中
骏、贾鸿源、史美俊……。有一次招收研究生口试，我问一位考生，你最喜欢的当
代剧作家是谁？考生回答是马中骏。我又问，你知道马中骏先生的剧作教师是谁？
考生摇头，我得意地告诉他：“是本教师的同班同学，姓名暂时保密。”是的，连
我们的学生也已经如此像模像样，我们确实都老了。
人一上年纪，就会自然熄灭往常误以为灿烂的浮火，静静地去体会人生的厚味。
在这一过程中，张可老师的身影总会越来越鲜明地晃动在眼前。已经不再仅仅是学
生对老师的感谢，而是她以那么长的时间给我设了一个谜，揭开谜底居然是王元化
先生。其实，更大的谜底是她自己。一个女人背后的学者，一个学者背后的女人，
这个结构已经很有魅力，但更有魅力的还是第二结构，那就是：漫长灾难中的不懈
护卫，灾难消解后的倦然退下。
好一个倦然退下，这又使我联想到她早年的一个结构：共产党掌握政权前的出
生入死，共产党掌握政权后的悄然隐去。这几个结构涡旋在一位高雅女子身上，使
我觉得既恢宏而又神秘。现在，每次看到在苍老、疲惫中向我露出笑容的张可老师，
总觉得这是一门玄奥的人生课程。我不再后悔当年头脑一热错考了上海戏剧学院，
这种错考让我有机会直接面对这门课程，非常值得。
中学毕业时的三个小夥伴约定各学一类专业等二十年后一起畅游世界，二十年
早已过去，当年的约定也已经飘作云烟。各学一类专业就能懂得世界?这真是孩童之
见。请看仅仅一个张可老师，就足够让我们终身去阅读。
大概从五年前开始，我觉得需要对张可老师作进一步的了解，以便告诉我的同
学和我的读者。前年，国际大专辩论赛从哈佛、耶鲁和中国大陆邀请了五位终评委，
我和王元化先生正好在内，在评判的空余时间，我开始向他询问。前不久，我特地
列出一些模糊之处再进一步请教王元化先生，终于，我可以为张可老师写下一段话
了。
这段话不长，大致如下───
张可，一九二□年十二月出生于苏州一个书香世家，受良好早期教育。十六岁
时考进上海暨南大学，这是一所拥有郑振铎、孙大雨、李健吾、周予同、陈麟瑞等
教授的大学，学风淳厚。一九三八年十八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全力投身革命，
大学毕业后主要在上海戏剧界从事抗日活动，自己翻译剧本、组织小剧场演出，还
多次亲自参加表演。结识比她较早参加共产党的年轻学者王元化。
抗战初年在一次青年友人的聚会中，有人戏问王元化心中恋人，王元化说：
“我喜欢张可”，张可闻之不悦，质问王元化什么意思，王元化语塞。八年抗战，
无心婚恋，抗战胜利前夕，有些追求她的人问她属意于谁，张可坦然地说：“王元
化。”以基督教仪式结婚。其时王元化在北平的一所国立大学任教，婚后携张可到
北平居住。但张可住不惯，说北平太荒凉，便又一起返回上海。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这两位年富力强而又颇有资历的共产党人势必都要
参加比较重要的工作，但他们心中的文学寄托，在于契诃夫、罗曼.罗兰、狄更斯、
莎士比亚，生怕复杂的人事关系、繁重的行政事务和应时的通俗需要消解了心中的
文学梦，再加上已有孩子，决定只让王元化一人外出工作，张可脱离组织关系。
因胡风冤案牵涉，一九五五年六月王元化被隔离，还在幼儿园小班的孩子张着
惊恐万状的眼睛看着父亲被拉走。关押地不断转换，张可为寻回丈夫，不断上访。
王元化被关押到一九五七年二月才释放。释放后的王元化精神受到严重创伤，幻听
幻觉，真假难辨，靠张可慢慢调养，求医问药，一年后基本恢复。当时王元化没有
薪水，为补贴家用，替书店翻译书稿，后又与张可一起研究莎士比亚，翻译西方莎
学评论。张可还用娟秀的毛笔小楷抄写了王元化《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和其他手
稿。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王元化曾患肝炎，张可尽力张罗，居然没有让王元化感到
过家庭生活的艰难。“文革”灾难中，两人都成为打击对象，漫漫苦痛，不言而喻。
“文革”结束之后，王元化冤案平反在即，一九七九年六月，张可突然中风，
至今无法全然恢复。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王元化彻底平反，不久，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门主要领导
职务。
王元化对妻子的基本评价：“张可心里似乎不懂得恨。我没有一次看见过她以
疾颜厉色的态度对人，也没有一次听见过她用强烈的字眼说话。总是那样温良、谦
和、宽厚。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了
无穷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人遭到屈辱总是敏感的，对于任何一个不易察觉的
埋怨眼神，一种悄悄表示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却始终没有这种情绪的流
露，这不是任何因丈夫牵连而遭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为她无法依靠思想或
意志的力量来强制自然迸发的感情，只有听凭仁慈天性的指引，才能臻于这种超凡
绝尘之境。”王元化又说：“当时四周一片冰冷，唯一可靠的是家庭。如果她想与
我划出一点界线，我肯定早就完了。”
七
写完这段话我凝思良久。当年在长江边的小村庄里日夜与我谈话的张可老师，
前前后后背负着多大的重担！粗略算来，那时走到我面前的她，二十六年前加入共
产党，十五年前脱离，九年前丈夫被捕，六年前与丈夫一起进入莎士比亚研究并翻
译了大量西方典籍……，这，难道就是那位与我们同住在肮脏的泥屋里、经常在淤
泥中摔跤、塞给我几粒巧克力又告诫我必须用功的可亲老师吗？十七岁男孩子眼中
的一切都那么浅薄，不知道长者在关爱我们的同时是否心动一头，想吐露一点心中
的苦涩？我相信，即使有过一闪念她也立即咽下去了，人生体验最深刻的地方是无
法用言词来传递的，只有让你自己去体验。直到今天我才敢说，老师，我体验过了，
因此才会回过头去捕捉三十多年前的瞬间，用一篇万字长文把它虔诚地写出来。
张可老师至今健在。见到客人来她还会开心地问候着，张罗出几碟点心。但在
我看来，她在十八年前病倒时，在王元化先生的号啕大哭中，已举行了一个完成人
生使命的隆重仪式。我请求我的同学们读了这篇文章之后不要再去打扰她，她已经
太累，让她安静。想念她时可以读读王元化先生的大著宏论，在那里，字字行行都
有她的影子在。
有空，我会代你们去看望她老人家。
作者附记：王元化先生对本文有关部份进行了精细校订，谨此感谢。
(《新华文摘》1998年第10期，原载《中华散文》1998年第8期)
一九六三年我十六岁，高中毕业。高中毕业的体验是永远无法重复的。
一群既可称为少年也可称为青年的人突然要为自己作出终身选择了，选择的范
围又毫无限制。你说将来想做中学语文教师、图书馆管理员，或外科医生、国际海
员而去报考相应的专业，周围没有人会笑你。人的一生就这么短短的个把月时间的
无限制状态，今后到死也不会再有了。照理父母和老师应该来限制一下，但他们那
时也正在惊喜自己培养的成果怎么转眼之间拥有了那么多可能，高兴得晕颠颠的，
一般也拿不定主意。于是，在那个绝对不应该享有那么大决定权的年岁，作出了不
知轻重的决定。那个夏天那么烦热又那么令人兴奋，只有树上的知了在幸灾乐祸地
叫着，使很多人成年后不愿再回忆这种叫声。
与很多男孩子一样，我照例也有两个小伙伴，一个姓丁，一个姓张，成绩都很
好，相信只要自己愿意，任何一所大学都考得上。一天在操场边上商议，现在报考
的大学分三类，一类为理工科，二类为医科，三类为文科，我们三人如果各报一类，
二十年后一起周游世界，走到哪里都没有不懂的事情了，那该多痛快！这个想法很
吸引人，立即通过，而且决定，一定要选每一类里最好(也就是最难考)的学校。那
么，三类怎么分工呢？用三张小纸写上号码，折成小球往上一抛，抓阄。丁抓到了
第一类，很快打听明白，最好的是清华大学；张抓到了第二类，经过衡量也作出了
决定，当时最难考的医科是第二军医大学；我抓到了第三类，可恨的文科，该选哪
个大学呢?三个人都苦恼开了。
肯定不能考名牌大学的中文系。为什么三个人如此快速地一起作出这种判断，
现在回想起来还不大能够理解。大概是觉得中文系里闹不出一个极有意思的工作，
或者是觉得我们在中学早已把《离骚》、《论语》和几十篇古文背得滚瓜烂熟，难
道大学里再去做这种令人厌烦的事？张同学说：“我刚读过郭沫若的自传，连他也
没有上过中文系!”丁同学说：“巴金也没有。”那天的初步意向，我应该报考外文
系，至于哪个大学的外文系最好，还要分头打听。
但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情。班主任孙老师把我找去了，他身边站着一位我不认
识的瘦瘦的老师，自我介绍是上海戏剧学院来的。“我们学院要以最高的要求招收
戏剧文学系的一个班，现在已有几千人报名，只招三十名，但我们还怕遗漏了最好
的，听说你在全市作文比赛中得了大奖……”没等他说完我就急着问：“那你们是
不是今年全国文科大学中最难考的?”“还没有作这种排列。”老师说，“你知道郭
沫若先生吧?”“知道。”我回答，心想昨天张同学才提起过他。“郭沫若以中国科
学院院长的身份兼任了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他在这个大学高年级里发现了一个能写
剧本的高材生，立即决定中止他的学业，转到我们学院来读书。”“你是说，连中
国科学院院长也认为，科学技术没有戏剧文学重要?”我的班主任孙老师惊讶地问。
“我可没有这么说，”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含蓄地笑了一下，“但是科技大学
的这位高年级学生只能进入我们的一年级，还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如果你来报考，”
他把脸转向我，“他是你的竞争对象。”我的脑子开始有点发呆，他又丢过来一句：
“你的竞争对象还有巴金的女儿。”果然还有巴金！昨天我们刚刚说郭沫若和巴金
没读过中文系，没想到他们两位不约而同地把学生和子女托付给了上海戏剧学院戏
剧文学系。怎么能怀疑这两位长者的判断?我当即下了报考的决心。
戏剧学院是提前考试，一共考了九场，真把人累死。还没有等到发榜，全国高
校统考开始了，我当然还应该参加。统考的第一志愿填了军事外语学院，因为听说
这个学校毕业后能做外交武官、情报人员，这对一个男孩子来说太刺激了。
不久传来消息，两校都录取了我，戏剧学院抢先一步，拿走了我的档案。军事
学院一位姓刘的军官坐在我家里不走了，反复给我父母说，我的英语成绩在今年考
生中是第一名，学校决定非要我不可，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让我和家长到市招生委员
会吵，把档案抢回来。
我父母本来就对戏剧学院没有兴趣，但又平生不会争吵，只得不断写信给招生
委员会。姓刘的军官又来了，说写信没有用，得当面去说。父亲对我说：“这种事
由家长去说没有说服力，你自己到招生委员会去一趟吧。”上海市招生委员会设在
同济大学，换了三辆车才找到。那天奇热，进校门前先在马路对面的小银行门口站
了好久，怯生生地端详着大门，猜想会见到什么样的人，盘算该讲什么样的话。进
了校门后又故意在一幢幢因暑假而阒寂无人的楼房间胡乱穿行，直到培养足了对军
事外语学院的热爱，对上海戏剧学院的憎恨，才推开招生委员会的大门。
我才与一位工作人员说了几句，他就笑了，说你爸爸每天寄来一封信，现在都
在姚主任那里，就让姚主任与你谈吧。就这样，我轻易地见到了大名鼎鼎的上海市
招生委员会主任姚力先生。
姚力先生一脸慈祥，笑眯眯地听我把准备好的那一套讲完，就把笑容收住了，
用一种宣判式的语调对我说：“我们国家打仗的时间太长，军事人员过剩而艺术人
员缺乏，你应该读艺术。”他的语气完全不容辩驳，好一位威严的长者，我看着他
发了一阵傻，他也看着我，却不再讲话。结果是我点了点头，起身告别。
如果说郭沫若、巴金还比较遥远，那么，姚力却实实在在地以长者的力量把我
推进了戏剧学院。
班级里三十个人，我被分在第一小组。坐在我后面的同学叫曲信先，他就是郭
沫若推荐来的那一位；我的邻座叫李小林，巴金的女儿。
二
不知是该怪学校还是该怪时代，我们入学后遇到的课程实在太差了，差到我根
本不敢写信告诉在清华大学和第二军医大学的那两位小夥伴。
专业主课叫“剧本份析”，分析的第一个剧本是朝鲜的《红色宣传员》，然后
是中国的《夺印》和《英雄工兵》，更让人惊异的是所谓分析只讲解思想内容，猛
一听全部都是政治课。这些社会上人人都能讲的话，难道就是大学课程？我当时不
知道更大的背景，只认为上海戏剧学院以一种“最难考”的假象把我们骗进去了，
于是整天忧郁。一位有革命经历的干部要我们抄写他新创作的剧本，说是给我们一
个学习的机会，记得剧本是歌颂一个劳动模范的，一抄之下便大惊失色，对学习的
前景更加担心起来。
终于有一位稍有名气的陈汝衡先生来讲古典文学，他用标准的苏北口音教了几
个月的平仄和格律之后要我们学写古诗，待我们把作业交上去之后他着实有点吃惊，
连连问：“这是你们自己写的？”同学们不禁暗暗一笑，你们忘了是以什么样的标
准把我们招来的。
写了几首古诗，古典文学课也就结束了，而那个写劳动模范的剧本还是一稿一
稿改，每一稿都由我们抄，抄完后再送到打字间打印，我想这些劳动加在一起，一
定远远超过那位劳动模范本身的辛劳了。那天我又一次奉命把剧本送到打字间，在
等候的时间里听到了一段有趣的交谈。几个打字员都是年轻小姐，她们手指不停嘴
也不停，在争论全校风度最好的是哪一位教师。他们的争论对象，渐渐从表演系转
到别的系，从青年转到老年又转到中年，从男老师转到女老师，最后停留在一个人
的名字上不动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可。
从她们的七嘴八舌中听得出来，张可老师是个传奇性的人物。出身富贵之家，
容貌美丽，娴熟英语，莎士比亚研究专家，而居然早在三十年代十几岁时就参加了
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等到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她却功成身退，离开组
织成了一名普通教师。但是，只要学校有重要外宾来访，总少不了她。高雅的仪容
和漂亮的英语每次都让来访者感到有些意外。打字员们说，那时她们总会暂停手下
的工作冲出去看，不是看外国人而是看张可老师，看她的举手投足、言谈风度。
旁听这番议论后不久我们要下乡了，说是不能让我们在高楼深院里成为书呆子，
必须到农村参加当时正在开展的“四清运动”。全班同学正好都厌烦了听那些课，
觉得再听下去未必成为书呆子却一定成为呆子，于是便欢天喜地地打点行装，只有
郭沫若推荐来的曲信先同学得了肝炎，不仅不能去，还要由医务室隔离，眼泪汪汪
地十分悲伤。
我们去的地方是江苏太仓浏河，每个村去一个教师、一个同学，再搭配一个从
附近县乡抽调过来的农村干部。在一堵公布名单的墙上看到，与我一起到一个叫郏
家宅的村子里去的农村干部叫李惠民，而教师，则是张可。
三
我们三人住在全村最穷的一户农民家里，这家农民有三间小泥屋。东间挤着房
东夫妻和子女；西间住着房东的母亲，还养了两头羊；中间一间放置农具和吃饭，
又养着四头羊。六头羊都是集体所有的，在这家借住，和我们一样。
我们三人就在这家吃饭。按城市标准交饭费，但照规定，如果饭桌上出现了荤
菜，一筷子也不能去动。不过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这家人家的下饭菜永
远只有一碟盐豆，连一片青菜也没有，这让人感到奇怪。我们的任务第一是参加田
间劳动，第二是帮助这个村庄清理近几年的账目，看看有没有人贪污。但清理来清
理去，最大的疑点数还及不上我们三人每月交的伙食费。当然不敢说房东贪污，但
我们三人的脸色已每况愈下。我年轻，更依赖营养，张可老师几次欲言又止，最后
终于说了：“你正长身体，不能长时间这样，我昨天去打听了，你的其他同学也在
补营养。”说着悄悄递给我几粒巧克力。农村干部李惠民则每天晚上端给我一小碗
炒米粉，这是他的未婚妻留给他的。
张可老师当时应该是四十四岁，她在那间低矮的泥屋里挂了一顶雪白的帐子，
与成天咳嗽不停的老太太和两头羊勉强分开。我知道她最受不住的不是伙食、住宿，
而是用水，因为这儿淘米、洗衣、梳洗乃至刷便桶，全靠屋前一条杂草丛生的污浊
小河沟。另一项受不住的是雨天走路，在溜滑无比的淤泥中她简直迈不开步，有时
狠心一迈又必定重重摔跤，引来座座泥屋门口的一片笑声，我便一拐一扭地赶去搀
扶。
进了泥屋她稍作梳理立即又容光焕发，走到门口站着与我说一会儿话，顺便扫
了一眼我手中卷着的书。下乡时我特意挑了一本比较耐读的书带来，那是兰姆写的
莎士比亚故事集的英文版，哪想到会在这儿遇到真正的专家，因此故意掩掩藏藏不
让她看见。但是一个人对自己熟悉的书籍的感应总是超常的，张可老师只远远闪过
一眼就笑着说：“不要只读兰姆，最好读原文。”我红着脸说：“那是古英语，很
难。”张可老师说：“你真不知道读原文的乐趣有多大。”然后她又比较起朱生豪
和吴兴华的翻译，用郑重的口气介绍法文翻译家傅雷，最后对我竟然没听说过傅东
华有点不满意，说这是一位国学西学俱佳的学者。说着她走进西屋拿出一本陈旧的
牛皮纸封面文集，里边有一篇傅东华论国学的文章，让我阅读。
谈话一旦开始就渐渐养成了习惯，她即便是随口说几句也能带给我一个文雅的
世界。我毫不掩饰地抱怨学院里课程之拙劣，她微笑地说，倒真的不必来读戏剧文
学系。“莎士比亚是位诗人，向他学编剧技巧委屈了他；中国话剧的发展，关键是
导演；至于传统戏曲，剧本历来不重要，主要是演员的表演。”她从根本上动摇了
我本来就不坚实的专业思想后，又兴致勃勃地介绍起我十分陌生的京剧女老生演员
张文娟，用词之热烈在她平日的从容谈吐中很少见到。对此我不无惊异，但结果却
是触动我日后渐渐建立起一种以演员为中心的比较健全的戏剧观念。对于在戏剧学
院的课堂上已经消失、而在学生课余阅读中仍然热门的贝克、劳逊、亚却、斯坦尼、
布莱希特，她以温和的语气提醒我都不太重要。
现在回想起来，这么多看似至高无上的大师早早地被一位女性温和的声音化解
了一大半，这节省了我多少钻研的时间，提升了我多少鸟瞰的高度!减法比加法更值
得感谢。
天暗了，一盏昏黄的油灯点燃了起来，房东又在叫我们去吃盐豆稀饭。饭后，
农村干部李惠民和我们坐到了一起，他说：“你们经常在谈的东西我听不大懂，知
道自己没文化，现在天天晚上练毛笔字，请你们帮我指点指点。”我和李惠民同室
而居，知道他每天晚上都要练很长时间的毛笔字，有时我睡了一觉醒来看见他还在
练，至于他已经练到什么程度了，却没有去注意。待到他拿出最近写的一大叠毛边
纸来，我和张可老师都惊呼起来。才几个月，他手下的欧体九成宫已经非常像样。
一天，我正在门外洗衣服，从泥路上驶来一辆农民驮货用的自行车，骑车的是
青年农民，而货架上却坐着一位满头白发的清瘦老者，一看就知道是文化人。车在
我跟前停下了，老者跳下货架走上一步问我：“请问，许玄在哪个村？”许玄是我
的同班同学，我立即断定，这是许玄的父亲，华东师范大学著名的文学教授许杰先
生，全国闻名的“大右派”。那么衰老的他居然长途颠簸看望女儿来了，汽车站离
这里很远，货用自行车显然是他从车站雇到这儿的。
“您是许伯伯吧？”我问。他高兴地点了点头，我就指给他看许玄的住处，自
行车又驮着他上路了。我连忙叫出张可老师，张可老师看着许杰先生的背影深深叹
了一口气，说：“受了那么多罪，还一心关心着女儿!”从许杰先生，谈起文学界。
我说前不久读了陕西作家王汶石的几个短篇不错，她说从王汶石一篇谈结构的文章，
可以知道他比其他农村作家要用功。如此平静地以“用功”一词来评价一位当时颇
为轰动的作家，我看到了一种宁静的文化风度。
“国外的小说家你最喜欢谁？”她想把我从中国作家中引开。
“法国的雨果，俄国的契诃夫。”我回答。“那也一定知道翻译俄文的满涛？”
她问。“当然。”我说。
“他是我家里人，哥哥。”她说。“他也姓张？”我愚蠢地问。她忍不住笑了，
点了点头。
她既然提到了哥哥，我就大胆地追问：“张可老师，据说你有很传奇的经历？”
她又笑了：“什么传奇？不值一提。”她没有顺着这个话题讲下去，而是换了一种
口气对我说：“你的古文已经不错，现在最好把外语学好，光凭英语课本没用。我
觉得你还应该再用功一点。”又是“用功”。我认真地点了点头，说已经把最容易
买到的《毛泽东选集》英文版通读了一遍，她连忙说：“那是偷懒的办法，中国人
的思维，中国人的词汇，猜都猜得出来。读英语，先读狄更斯，再读莎士比亚。”
这样的谈话，几乎天天进行，特别是在晚上。羊睡着了，老太太的咳嗽声有节奏地
传来，李惠民继续在油灯下与欧阳询厮磨。北窗外是一道很高的长堤，长堤外是浩
阔的长江，往东不远，有一个古老的阅兵台，是戚继光留下的遗迹；往西不远，是
郑和下西洋的码头所在。江风阵阵，涛声隐隐，而我们居住着的村落，从明末以来
一直是海盗的据点。当年让航船者们闻风丧胆的“七十二家村”就在这里，这个如
此破败的小村落就是“七十二家村”的一部份。
长江、海盗、郑和、戚继光，现在又加上了雨果、契诃夫和莎士比亚。我纳闷：
是一种什么缘份，让我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遇到了这样一位长者？
春节到了，上级通知，每村三人中一个留守，两个可以回家探亲。留守者当然
是我，他们两位走了。李惠民天天嘴上挂着未婚妻，何况他的炒米粉也早已被我吃
完了。过几天，不知在哪个村庄，家家户户的春联都会换上漂亮齐整的欧体？张可
老师回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呢？作为学生，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询问老师，就是不
适宜询问老师的家庭。她日日夜夜给我讲了那么多话，怎么除了哥哥满涛，却从来
未曾提起自己的家里人？
四
从农村回到学校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班级的同学，很少有家里
不出事情的。作家、教授的后代自不待说，连“高干子弟”们也接二连三地大祸临
头。郭沫若几经痛切检讨后还保留着位置，但他推荐来的曲信先却遇到了家庭出身
问题。李婴宁同学父亲的党龄几乎和党史差不多长，但不幸他又是一位出色的书法
家和文物鉴赏家，当造反派闯进他家打烂了那些文物，他也就不想活了。我父亲籍
籍无名，居然也因是“阶级异己分子”而被关押，他可是我们一家八口人唯一的经
济来源，我这个大儿子虽然不到二十岁却面对着一副家庭生计重担，盘算再三觉得
能救我们全家的只有在安徽工作尚未成家的叔叔了，但刚刚想到，叔叔已在一场游
街批斗之后自杀。他游街批斗的罪名是“蓄意美化大毒草《红楼梦》”。
这样大同小异的悲惨故事，在几天之内都压到了各位同学身上。不久前还嘻嘻
哈哈的班级，一下子变得很沉默。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理解大家年纪轻轻为何那么懂
事，不哭泣、不诉说、不求告，只是每天平静而怆然地走在处处飘拂着标语、大字
报的校园里。背后的长者都不见了，热闹中的脚步迈得多么孤独。不知在何处阴暗
的房间里，长者们正目光痴痴地悬想着这些脚步，而这些脚步却已走不到长者们身
边。
学校中的造反派骂我们班级是顽冥不化的“三座大山”，其实他们哪里知道，
这个班级压着多少个家庭悲剧，有什么心绪在学校里胡闹，又有什么资格胡闹？有
一天，突然在校园里见到了张可老师，她历来不是那种常能见到的老师，从农村分
别后就很少照面，不知在干什么。那天她显得很疲倦，走得很慢。猛地看到我她非
常高兴，彼此问对方好吗，回答都含糊其词，艰难地找着话题。
“李惠民最近有联系吗？”她问。“谁?”“李惠民。”她又重复了一次，这下
我想起来了，与我们一起住了很久的农村干部。倒不是我忘了他，是没有料到张可
老师会在这样的时刻提起他。那些谈莎士比亚、练九成宫的夜晚又浮现在眼前，我
把张可老师搀到路边草坪上谈了一会儿。她又告诉我，她家有一个邻居，是我中学
的校友，每次见面都把我作为谈论对象。我想不起那位校友，但请张可老师代我向
他问好。
“听说你们又要下农村?”她问。
“是的，已经动员了。”我说。“多久?”她问。
“说是一辈子。”“让带书吗？”她又问。“还不知道。总可以带几本吧。”
但我心里明白，张可老师说的书，不是可让带的那几本。
“一辈子，与父母商量了？”我淡淡苦笑了一下。张可老师好像感觉到了这种
问法有点不合时宜，便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臂，说：“好好照顾自己。”这次下乡劳
动的时间并没有预想的那么漫无边际，等我们在几度春耕秋收之后突然被通知回到
上海，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工宣队、军宣队和造反派之间吵闹得很厉害，造反派
的一些头头被关起来了，又出了林彪事件，一来二去，上级居然下令要复课了。复
课又没有教材，于是一窝蜂地成立各种各样的教材编写组。原先被作为运动对象或
运动阻力看待的那帮人，开始有点事干了。先听说有一批教师要去参加修订《辞海》，
名单上有张可老师；后来陆陆续续又有一些教师被抽调出去，一天在大食堂，有一
个军宣队员找我谈话，要我参加设在复旦大学的一个现代文学编写组。“每个文科
学校都有人参加，以复旦、师大为主，我们是小学校，要谦虚。”他说。
当时所有的修订组和教材编写组都由市里的写作组统管，写作组对我这样一个
“文革”以来未曾参加过任何组织的年轻人有点看重的意思，然而毕竟我的运气太
好，一九七五年年初就发觉得了肝炎。在家休息一阵还不行，只得住院，出了医院
就到故乡休养去了。要不然，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我如果在上海，没准也
会奉命参与一些诸如“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其他名目繁多的小运动，居然都让我逃
过去了。古人说“因病得闲殊不恶”，信然。记得回乡休养前在学院医务室里还遇
见过张可老师一次，她说：“没关系，我爱人也得过肝炎，少吃药，多休息，增加
营养。”顺便她还愉快地告诉我，学院里受人尊敬的朱端钧教授现在也在参加修订
《辞海》。
这次她终于提到了自己的爱人。我曾听系里的老师说，她爱人是“胡风分子”，
究竟是谁，却不清楚。
说是回乡养病，故乡却只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祖母，我怕传染给她。后来是我
同乡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在奉化县的一个半山腰里找到一间小房子，让我住了下来。
吃饭则有一顿没一顿，搭在山脚下一个极其简陋的小食堂里。那里连一份报纸也看
不到，完全不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事。又是大幸，居然让我认识了一位八十多岁的
沈老先生，他受当地文化馆委托管理着早年蒋经国先生在山间的一个读书室，经他
点头，我就全身心地钻到那些旧书里去了。那儿除了《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
史》、《四部丛刊》外，还有《万有文库》和比较完整的二三十年代出版的文化杂
志，我反正有的是时间，一本本阅读。正经书读累了，就去兴致勃勃地翻阅一大堆
《东方杂志》。读书室外面是长天荒草，安静无比。我从来没有获得过那么优越的
读书条件，当然绝不放过，连生病的事也忘记了。
那位沈老先生有点仙风道骨，那么大年纪还每天爬山，有时居然亲自提一小篮
子家栽时鲜水果，到半山小屋来送给我，让我既惊讶又感动。我问他为什么不在读
书室里交给我而要亲自送来，他说这是“礼数”。他倒是每天早晨在家听点广播，
把重要的消息告诉我。有一天他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你半山腰的小房子也危险，
于是我几经打听搬到一个庙里躲避。在庙里又住了不少时日，仍然天天去读蒋经国
先生留下的那些书。那个读书室造得很坚固，即使发生地震也会很安全。沈老先生
说，蒋经国先生从来没有充份利用过这个读书室，这个读书室简直就是为我造的了。
从古庙到读书室那条冷僻的荒路，我已经走得悠然陶然，几乎记不得年月了。终于
有一天，我从两位过路山民嘴中得知，立即又在老先生那里证实，毛泽东去世了。
五
几年后，我在系资料室里翻阅杂志，突然读到一篇用中西比较方法研究《文心
雕龙》的文章，十分惊叹，却不知作者王元化是什么人。当时正好有上海的一家大
报向我约稿，就写了篇读后感寄去。几天后报社编辑亲自来到我家，告诉我这篇读
后感不能发表。原因是“王元化的历史问题还没有结论，学术杂志发表他的论文可
以，但我们报纸……”我问：“王元化究竟是谁?”“你写了文章还不知道他是谁?”
那位编辑十分惊讶，“我还以为是由于你和他爱人同在一个学校的关系呢。”“他
爱人在我们学院?”我好奇极了。“张可嘛!你真的不知道？”“啊？”这下我倒真
是发呆了。过些天我有意识地在学校里找到张可老师，谈了这件事，也谈了我对王
元化先生文章的评价。张可老师开心地笑着，不断地说：“你太客气了，你太客气
了！”又过了几天，系里的柏彬老师交给我一封厚厚的信，拆开一看，署名王元化。
除了约我见面，还谈到以前如何从张可老师那里知道我，其中有一段话，一看之下
眼睛一亮，后来不知又默诵了多少遍：尽管身边还有大量让人生气的事，但我可以
负责地说，就学术文化研究而言，现在可能正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
一位伤痕累累、尚未平反的长者，居然用如此明快的语言作出了世纪性的判断，
当时对我的震撼真是非同小可。“可能正在进入本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至
少有几个月时间我一直念叨着这每一个字，回想着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鲁迅、
陈寅恪，不能不产生一种惶恐，怕大家在热闹中把一个重要的时机辜负。正是这种
震撼和惶恐，使我急急地将那部我多次提到过的H.克拉克的英文著作作为拐杖，向
古代欧洲走去。
这些年在海内外演讲中总会被人频频问起，我从一个戏剧学者转而投身于多方
位文化思考的最初动力，我总是回答：十几年前，我收到过一位长者的信。
收到信的第二天，我就来到王元化、张可老师的家里。张可老师只忙着端茶、
送点心，而王元化先生则几乎没有寒暄就立即与我谈起了刚刚发表不久的李泽厚的
《论严复》，又联系到李泽厚早在五十年代发表的《谭嗣同研究》，这种不羼水份
的学术性谈话出现在家庭里稍稍显得有点沉闷，张可老师坐在一边听了一会儿就笑
着嗔怪起来：“人家那么远的路赶来，一下子谈得那么严肃!”待到吃饭了，张可老
师始终在忙着给我夹菜添饭，连王元化先生也觉得过份了，一次次说：“让秋雨自
己来，让秋雨自己来。”但是每次吃饭，我总觉得他们饭量太小，而我的饭量太大，
很不好意思。
没有想到，一九七九年六月，张可老师突然在一次会议上中风。送到医院，情
势十分危急，昏迷十天不醒，半个多月一直处于病危之中。王元化先生在医院号啕
大哭，这位多灾多难的学者一遍遍呼喊：“我对不起她!我对不起她!”他当时还没
有平反。
不到半年，王元化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此时的张可老师，虽已摆脱病危，却
像换了一个人。
王元化参加工作后越来越忙碌，很少有时间在家逗留了。张可老师几十年来早
已习惯每天陪着困陷于冤屈和寂寞中的丈夫，现在，她寂寞了。
王元化总想抽时间陪她。那年在庐山召开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王元化应该到
会，他却用《文心雕龙创作论》的一大半稿费，在庐山租了一间房子，把张可老师
接去了，乘机让她在那里疗养。我也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到他们的那间房子去拜访，
发现来访的客人川流不息，很难真正休养。一天，与会代表分乘几辆客车在山间游
玩，其中有两辆翻了车，消息传到张可老师耳朵里，她居然起身来到屋外，焦急地
在路口见一人问一人：“余秋雨死了没有?余秋雨死了没有?”那两辆翻了的车，也
只是部份人受了点轻伤，而我那天根本没有出游。当我知道张可老师对我的问讯之
后实在有点吃惊，一是被一位病人的关爱所感动，二是觉得若在她生病之前，这位
中英文俱佳的高雅女子绝不会用这样简单直拔的句子问话。
六
日子一年年过去，连我们也渐渐老了。三十人的班级，已经有四个同学去世，
每次追悼会，同学们哭得像家属一样伤心。
是什么机缘把我们拉在一起的，这已经变得很不重要。有一次我遇到很多年前
到中学来游说我报考上海戏剧学院的那位老师，说：“我的大半辈子都被你骗过来
了。”他一笑：“骗来一位院长，值。”其实岂止骗来我这位院长，现任院长荣广
润教授，戏剧文学系主任丁罗男教授，以及图书馆的吕兆康馆长，都是从我们这个
小小班级走出来的。同学中，李小林依然在掌管中国最优秀的文学杂志《收获》，
而她所承担的更重要的使命是维护巴金老人的健康。巴金老人在回忆录中曾用感念
的笔触提起我们这个班级，想当年，只要听到武康路老人家里有事，班级同学就一
人一辆自行车呼的一声去了。风风火火、爽爽利利的桂未明同学负责着《萌芽》杂
志，她也要承担照顾家中劳累一生的文化长者的任务。而那位由郭沫若先生推荐来
的曲信先同学，虽然身体不好却勤于教育，亲自培养出了著名剧作家宗福先、马中
骏、贾鸿源、史美俊……。有一次招收研究生口试，我问一位考生，你最喜欢的当
代剧作家是谁？考生回答是马中骏。我又问，你知道马中骏先生的剧作教师是谁？
考生摇头，我得意地告诉他：“是本教师的同班同学，姓名暂时保密。”是的，连
我们的学生也已经如此像模像样，我们确实都老了。
人一上年纪，就会自然熄灭往常误以为灿烂的浮火，静静地去体会人生的厚味。
在这一过程中，张可老师的身影总会越来越鲜明地晃动在眼前。已经不再仅仅是学
生对老师的感谢，而是她以那么长的时间给我设了一个谜，揭开谜底居然是王元化
先生。其实，更大的谜底是她自己。一个女人背后的学者，一个学者背后的女人，
这个结构已经很有魅力，但更有魅力的还是第二结构，那就是：漫长灾难中的不懈
护卫，灾难消解后的倦然退下。
好一个倦然退下，这又使我联想到她早年的一个结构：共产党掌握政权前的出
生入死，共产党掌握政权后的悄然隐去。这几个结构涡旋在一位高雅女子身上，使
我觉得既恢宏而又神秘。现在，每次看到在苍老、疲惫中向我露出笑容的张可老师，
总觉得这是一门玄奥的人生课程。我不再后悔当年头脑一热错考了上海戏剧学院，
这种错考让我有机会直接面对这门课程，非常值得。
中学毕业时的三个小夥伴约定各学一类专业等二十年后一起畅游世界，二十年
早已过去，当年的约定也已经飘作云烟。各学一类专业就能懂得世界?这真是孩童之
见。请看仅仅一个张可老师，就足够让我们终身去阅读。
大概从五年前开始，我觉得需要对张可老师作进一步的了解，以便告诉我的同
学和我的读者。前年，国际大专辩论赛从哈佛、耶鲁和中国大陆邀请了五位终评委，
我和王元化先生正好在内，在评判的空余时间，我开始向他询问。前不久，我特地
列出一些模糊之处再进一步请教王元化先生，终于，我可以为张可老师写下一段话
了。
这段话不长，大致如下───
张可，一九二□年十二月出生于苏州一个书香世家，受良好早期教育。十六岁
时考进上海暨南大学，这是一所拥有郑振铎、孙大雨、李健吾、周予同、陈麟瑞等
教授的大学，学风淳厚。一九三八年十八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全力投身革命，
大学毕业后主要在上海戏剧界从事抗日活动，自己翻译剧本、组织小剧场演出，还
多次亲自参加表演。结识比她较早参加共产党的年轻学者王元化。
抗战初年在一次青年友人的聚会中，有人戏问王元化心中恋人，王元化说：
“我喜欢张可”，张可闻之不悦，质问王元化什么意思，王元化语塞。八年抗战，
无心婚恋，抗战胜利前夕，有些追求她的人问她属意于谁，张可坦然地说：“王元
化。”以基督教仪式结婚。其时王元化在北平的一所国立大学任教，婚后携张可到
北平居住。但张可住不惯，说北平太荒凉，便又一起返回上海。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这两位年富力强而又颇有资历的共产党人势必都要
参加比较重要的工作，但他们心中的文学寄托，在于契诃夫、罗曼.罗兰、狄更斯、
莎士比亚，生怕复杂的人事关系、繁重的行政事务和应时的通俗需要消解了心中的
文学梦，再加上已有孩子，决定只让王元化一人外出工作，张可脱离组织关系。
因胡风冤案牵涉，一九五五年六月王元化被隔离，还在幼儿园小班的孩子张着
惊恐万状的眼睛看着父亲被拉走。关押地不断转换，张可为寻回丈夫，不断上访。
王元化被关押到一九五七年二月才释放。释放后的王元化精神受到严重创伤，幻听
幻觉，真假难辨，靠张可慢慢调养，求医问药，一年后基本恢复。当时王元化没有
薪水，为补贴家用，替书店翻译书稿，后又与张可一起研究莎士比亚，翻译西方莎
学评论。张可还用娟秀的毛笔小楷抄写了王元化《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和其他手
稿。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王元化曾患肝炎，张可尽力张罗，居然没有让王元化感到
过家庭生活的艰难。“文革”灾难中，两人都成为打击对象，漫漫苦痛，不言而喻。
“文革”结束之后，王元化冤案平反在即，一九七九年六月，张可突然中风，
至今无法全然恢复。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王元化彻底平反，不久，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门主要领导
职务。
王元化对妻子的基本评价：“张可心里似乎不懂得恨。我没有一次看见过她以
疾颜厉色的态度对人，也没有一次听见过她用强烈的字眼说话。总是那样温良、谦
和、宽厚。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了
无穷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人遭到屈辱总是敏感的，对于任何一个不易察觉的
埋怨眼神，一种悄悄表示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却始终没有这种情绪的流
露，这不是任何因丈夫牵连而遭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为她无法依靠思想或
意志的力量来强制自然迸发的感情，只有听凭仁慈天性的指引，才能臻于这种超凡
绝尘之境。”王元化又说：“当时四周一片冰冷，唯一可靠的是家庭。如果她想与
我划出一点界线，我肯定早就完了。”
七
写完这段话我凝思良久。当年在长江边的小村庄里日夜与我谈话的张可老师，
前前后后背负着多大的重担！粗略算来，那时走到我面前的她，二十六年前加入共
产党，十五年前脱离，九年前丈夫被捕，六年前与丈夫一起进入莎士比亚研究并翻
译了大量西方典籍……，这，难道就是那位与我们同住在肮脏的泥屋里、经常在淤
泥中摔跤、塞给我几粒巧克力又告诫我必须用功的可亲老师吗？十七岁男孩子眼中
的一切都那么浅薄，不知道长者在关爱我们的同时是否心动一头，想吐露一点心中
的苦涩？我相信，即使有过一闪念她也立即咽下去了，人生体验最深刻的地方是无
法用言词来传递的，只有让你自己去体验。直到今天我才敢说，老师，我体验过了，
因此才会回过头去捕捉三十多年前的瞬间，用一篇万字长文把它虔诚地写出来。
张可老师至今健在。见到客人来她还会开心地问候着，张罗出几碟点心。但在
我看来，她在十八年前病倒时，在王元化先生的号啕大哭中，已举行了一个完成人
生使命的隆重仪式。我请求我的同学们读了这篇文章之后不要再去打扰她，她已经
太累，让她安静。想念她时可以读读王元化先生的大著宏论，在那里，字字行行都
有她的影子在。
有空，我会代你们去看望她老人家。
作者附记：王元化先生对本文有关部份进行了精细校订，谨此感谢。
(《新华文摘》1998年第10期，原载《中华散文》1998年第8期)
不知道这算是屈服还是抗争，我终于被盗版者们逼得走投无路，多年坚守溃于
一旦，不得不出版《山居笔记》大陆版的“正本”了。
我已经听到他们的冷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自己辛辛苦苦写的书，却要在盗版者的逼迫下才交付出版，这是一个让人听不
懂的故事。两位略知内情的前辈学者对我说：“你的这些经历是一个特殊时期的文
化现象，过去不会发生，今后难于理解，别处无法想像，有记述下来的资料价值。”
有没有资料价值不知道，但是买我书的读者有权利知道一点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也有责任向他们作一个交代。
一、说来话长
说来话长，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是1988年年初交付给一家地方出版
社的，到1992年终于改由上海出版，难产了整整四年。出版此书后一路畅销。畅销
三个月后开始有第一种盗版本，后来盗版本源源不断，平装精装都有。前年（1996
年）夏天去新疆喀什，当地读者要我签名的《文化苦旅》居然有十分之九是盗版，
去年到中国科技大学演讲，要我签名的书中盗版本仍高达二分之一以上。
经常有消息传来，盗版《文化苦旅》的不法书商在湖南、山东、河南、广东等
地被查处，消息是确实的，有报道为证，但从来没有哪个机关来通知我查处的结果。
有几个专家告诉我，一个不法书商甘冒牢狱之灾而盗印一本书，必须有一个极为可
观的印数。这本书被盗印了多少，很难估计了。
盗版本虽然各式各样，但错别字连篇却是共通的。我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受盗版
本之害的读者来信，他们多数不知道买到的是盗版本，只抱怨出版社校对不认真，
有不少读者还寄来了厚厚的勘误表，希望能助我一臂之力。有些读者看出了是盗版
本，来信责问出版社为什么不多印一点。
我打电话问出版社，正本已经印了多少了，答曰三十余万册。我突然想起，这
本书印了这么多年还没有签订过出版合同，当初领取过一次性的字数稿酬，大体上
正好与我购买此书送人的款项持平。能否以版税计？惴惴不安地去信商量，出版社
转达过来的意见是：“以前的算了，以后再印可计版税。如同意这样签约，可给一
点奖励。”我犹疑了一会儿，也就点头了。
还有没有“以后再印”的机会？我不知道，看到的是书市间永远在“再印”的
盗版本。偶尔也停步翻翻，发现近一二年《文化苦旅》的盗版本在印刷质量上有很
大提高，有时书商见我看得仔细就大力推荐，我会支支吾吾地说这可能是盗版本，
这一说不要紧，几乎每次都引起书商的勃然大怒。对于街市间的横蛮人我历来是毫
无办法的，他们的训斥引来了很多围观的路人，大家很可能以为我是一个企图偷书
而被抓住的人，我不知如何辩说，只能红着脸快速离开，背后的书商还在吼叫：
“盗版？你才盗呢！买不起书，别到这儿来起腻！”
二、深夜电话
我不知道怎么办，曾问过一位年长的干部，这位干部哈哈一笑，拍着我的肩安
慰我：“好书嘛，多印一点怕什么？”
后来听说河北某地有一个盗印《文化苦旅》的窝点，出版界的一位朋友曾经顺
便去查询了一下，当地干部说：“农民要脱贫，印一点既不反动也不色情的书，总
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当然。人家比我更窘迫。
我周围的朋友说得更达观：“盗版，是在特殊时期普及文化的一条途径，也是
对僵硬的出版体制的一种冲击，表面上恶，实质上善，你要看得宏观一点。”
有一位朋友来信说：“书市间见尊著被大量盗版，可喜可贺！惟一的遗憾是错
别字太多，弟准备写一篇杂文《盗亦有道》，劝他们今后校对得认真一点。”这篇
杂文，不知道后来写出来没有。
想来想去，我只有低下头来，继续写我的文章。新写的文章以“山居笔记”的
专栏方式在《收获》杂志连载。
其时，新一轮的散文热已经兴起，书肆间各种散文选本波涌浪叠，我也渐渐被
各地的出版社包围了。
他们赶了那么远的路找到我，大多还找了一位我熟悉的作家陪来，请我吃饭，
好言好语，最后都扫兴而归。其中最对不起的是北京、天津、广州、湖南、四川、
陕西的一些出版社，派来的编辑都是素质很高的文化人，我至今还常常记起那些亲
切儒雅而最终失望的面影。我拒绝的理由很简单：“我写的散文不多，选来选去会
损害读者。”他们反驳的理由更简单：“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盗版本？因为还有很多
读者买不到你的书。”针对我的顾虑，他们规劝说：“你怎么知道所有的读者会买
你的一切选本？凡选本都会有重复篇目，到了具体读者那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不能说他们没有道理。说来说去，我终于同意家乡出版社选一本老家存档式的
《秋雨散文》，东北的“布老虎丛书”编一本专题文集《文明的碎片》，这两本书
既选了《文化苦旅》中的一些篇目，也选了正在连载的“山居笔记”专栏中已发表
的一些篇目，后者还选了我的一些杂文、讲演和答记者问。
谁能料到，这两本书刚出版，又遇到大量盗版。据“布老虎丛书”的总策划安
波舜先生告诉我，《文明的碎片》的盗版本制作相当精良。而《秋雨散文》的盗版
本则连我自己也分辨不出，曾与妻子购了一大批送人，后来见到报纸上有一篇专谈
识别真伪《秋雨散文》诀窍的书，才知道我本人送出去的也全是盗版本。这真是莫
大的讽刺了，出版家为遏制盗版而采取的措施，居然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盗版。盗版
者为什么如此强大呢？
就在这时，我收到河南省一位大学生的来信，他说他新近买了一本《文明的碎
片》，发现其中有些文章选自《文化苦旅》，这对他来说就造成了不必要的重复。
拿着这封信我苦恼了很久，心想果不其然，确实有一批读者见了我的书每本都买。
即便别人对不起我，我却不能对不起读者。反正朋友们谁都知道，我在出版书籍的
经济收效上永远闹着难于置信的笑话，那就不应该再把这些笑话让读者分担。
我终于作出两项决定：一，与出版社商量，立即拆版停印《文明的碎片》，由
我承担损失；二，既然《秋雨散文》中已收了《山居笔记》中的不少篇目，不再在
大陆出版《山居笔记》。
第一项决定几经商议获得了出版社的同意。安波舜先生说，尽管《文明的碎片》
仍是最畅销的书籍之一，但出版社愿意与我一起为读者着想，立即拆版停印，这让
我十分感动。但是，第二项决定遇到了麻烦。
好几家出版社都提出要以优惠的条件出版《山居笔记》，但反正我不松口，他
们也只好作罢。这中间，有几个暖昧的电话使我产生了警觉。我无法知道与我对话
的主角是谁，只说是某位我认识的人的朋友，正在探索一种更灵活的出版渠道，以
前也曾试着“操作”过我的书，只要我愿意在《山居笔记》上合作，可以先付我一
笔钱，而且以前对我造成的损失也可商量补给。
我大体知道他们是谁了，而且也听说他们确实厉害。几年前全国图书交易会在
武汉举行，各地出版社和书店去的人员住在招待所里，而他们则都包住在星级宾馆。
我的朋友王国伟先生曾去“微服私访”，发现他们不仅财大气粗，而且谙熟出版行
情和媒体文化，连我这样的人的写作计划都一清二楚。他们现在直接与我联系，大
概一是因为《山居笔记》只是单篇连载而未曾出过大陆版正本，他们不能像往常那
样以冒充正本的方式欺骗书店；二是因为政府重视了知识产权保护，立法颇严，不
如直接收买作者。
我回答：“我不能戏弄读者。”他们的电话总是深夜来的，见我拒绝，总是客
气地劝我再想想，还说报酬很有弹性。
这样的电话来了五六次，我不得不央求在电话局工作的读者李明海先生帮我更
换电话号码。更换电话号码还有其他一个原因：凌晨三四点钟，我一再被骚扰电话
吵醒，电话中照例先是一阵笑声，然后说有一帮年轻的哥们在绿光咖啡屋等我听音
乐。绿光咖啡屋？我猛然想起，台湾出过一本书，叫做《到绿光咖啡屋听巴赫读余
秋雨》。看来这帮年轻的哥们知道有这本书。换了电话号码才半个月，那个电话又
打来了。他们真有本事。
三、北京友人
1995年8月，我偷偷地在台湾出版了《山居笔记》的直排繁体字本，因为海外没
有出过《秋雨散文》，不存在部分篇目重复的问题。之所以要“偷偷”，是怕大陆
的盗版者们发现，因此连这个消息也严格保密。
但是，三个月后，11月17日的《人民日报》华东版发表了一则报道，台湾版
《山居笔记》已名列海外华文书排行榜第二位，仅次于日本大江健三郎的《性的人》。
我估计这则报道看到的人不会太多，但心情开始紧张起来。谁料事隔一个多月，
《山居笔记》又获得了海外华文文学最高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的第一名。
此奖由于历史原因和评委阵容，在国际间备受关注，而我又是第二次获得此奖，因
此成了一个掩盖不住的新闻，1996年1月17日，北京《中华读书报》在头版以套红标
题发表了这个消息。《中华读书报》影响不小，我想这次是瞒不过盗版集团了。
此后，我听到深夜的电话铃声就有点抖抖索索。但很长时间过去了，居然没有
那种电话，我松了一口气。不久有一位北京友人告诉我，他转弯抹角地听到一个传
闻，有一帮很想印行《山居笔记》的人见我态度僵硬，准备作一番“操作”，要我
当心。
“无非像过去一样盗版。但这次《山居笔记》连一个底本也没有，那我就可以
公开揭穿他们。”我说。
“你想得过于天真了。”这位朋友说，“我听说他们准备花一二年时间组织人
批判你的文章，让大家对你嗤之以鼻，不相信还有人盗版你的书，而你也会在心烦
意乱中失去招架之功到那时一切都好办了。”
“可惜到那时盗版本也卖不掉了。”我笑道。
“不。中国读者最喜欢买被批判的书，这一点那帮人最清楚。”朋友神情严峻。
他的严峻引发了我的严峻，我说：“文化毕竟是文化，先贬值后倾销的手段，
在文化领域恐怕行不通吧？”
“也可能是以讹传讹，我只是提醒一下，供你参考。”朋友有点不悦。
北京的朋友走后，报刊间对我的批评确实多起来了，但仔细一看，有的批评很
讲道理，根本不像是盗版者组织的，我也就安心地继续走南闯北去进行文化考察了，
不再在意。后来在旅途中经常听各地朋友说，批评声势越来越猛。口气也越来越激
烈，而且还频频出现了与我的散文无关的种种批判，甚至涉及到了我以前的学术著
作我的外语水平，我对电视的参与，我在某地的发言，有的报刊甚至公布了我考察
各地文化时“上级”补贴的旅费数字，有的报刊则反驳，说我根本没有外出过，是
拿着一本地图写的……终于北京有一家报纸在评选全年文化大事时，我被评为“被
批评最多的文化人”。忘年之交黄宗江先生则来信调侃我：“骂余秋雨，是当今文
坛一大时髦。”散文家卞毓芳先生告诉我，他在一个座谈会上刚刚提到我的名字，
便听到了一片“嘘”声。卞先生与我只是一面之识，说起我也只是就文论文，他觉
得这种情景有点不可思议。
后来我在报纸上读到卞先生的一篇短文，说他经过了解，那些人“嘘”我大多
是因为我不接电话，架子大。他为我辩解，说老接电话就很难静心写作。
这件事我深感冤枉，因为我历来是一听到电话铃声就急速冲过去的，每每引得
妻子叮嘱：“慢一点，别摔着了。”只是我每年有半年多时间在外考察，接不到。
但这倒又引起了我的一点警觉：什么？又是电话？什么人在频频给我打电话？知道
号码又不知道我外出，却如此恼怒，显然不是我的朋友，那他们是谁？
南北报刊上也渐渐出现了一些理论词汇，例如一个署名王强的人写道：
余秋雨放弃了最起码的学术理性，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情绪化生物。
他的“文化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现代学术的一种嘲弄是学术文化的
一次倒退。
这无疑是对现代理性的反动。
区区几篇散文，何至于此？
还有更过火的。有一位先生在报刊上说，他曾写文章批评过我对深圳文化的发
言，而我则写信给他倾诉难言苦衷，于是他干脆把我的“双重人格”揭露出来曝曝
光。—这个设计要花些脑子，但设计者忘记了社会人心的急剧变化。即便这一切全
是真的，今天的广大读者才不在乎哪座城市的不同文化观点呢，他们注意的只有一
点：人家私信中的“难言苦衷”，怎么能够拿到报纸上公布？
就在这时，在自贡的魏明伦先生给我打来长途电话，用浓重的四川口音朗读了
一家刊物上的批判文章：“余秋雨既然能在传媒间红起来，那么也能让他在传媒间
毁掉……”，读到这里，魏明伦先生突然中止，说：“下面还有更难听的呢，不读
了，不读了。”
接到这个电话不久，全国各省书市间就出现了大批盗版本《山居笔记》。
这个盗版本印制精致，全部精装，纸张、版式都十分考究，封面图像采用台湾
版，又用电脑作了仔细修整，大标题下特别注明“文化苦旅续篇”，装帧方式也近
似《文化苦旅》，连很多读书界的朋友也误认为是正版。不难看出，这是一批颇有
文化素养的人筹划的。
不仅有出版社的标号，而且还有条型码。标号用的是“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注明该社地址不在呼和浩特，而在海拉尔市，这是唯一使朋友们稍感疑惑的地方。
很快证明，这个出版社的标号和条型码都是盗用的。
但是，盗版集团的强大毋庸置疑，因为才短短几天，全国各省的书市上都出现
了这本书，与我有通信关系和没有通信关系的读者纷纷来信，有表示祝贺的，有质
询为什么到如此边远的出版社去出书的，有抱怨错别字多的，每天一大叠，家里的
电话也响个不停。我在中国地图上一一划圈，遗漏的地方已经不多。盗版本上注明
出版日期是今年五月，惊奇的是，我很快收到了西藏拉萨宇拓路寰亚贸易公司陈雪
涛先生写于5月23日的信，他也买到了这本《山居笔记》！陈先生我不认识，他说他
“站在世界第三极上”向我表示祝贺，而我则佩服盗版集团怎么如此迅捷地攀上了
世界第三极。
这个盗版本故意在版权页上写明印数仅五千册，但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处的两位
稽查在上海文庙的一个书摊老板那里一次就查获了二千七百多册，这还不算几天来
已经大量销出的部分。一个书摊就这么多，全市会有多少？全国呢？这是一个难于
推算的数字。
盗版本标价二十元，但公安局文保处的稽查事先以一般读者的身份买了两册，
每本是三十元。
这个书摊老板被传唤到了公安局，据他交代，书是从北京发来的，北京的发书
人告诉他“如果余秋雨来查问，给他一笔像样的钱就可以了。”这口气与几年来我
不断接到的深夜电话前后呼应。再问北京发书人的身份，果然很有背景，与文化传
媒界关系密切。
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处的两位负责人找到了我，他们大惑不解的是：“这么一本
严肃的谈文化的书，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用三十元的黑市价去购买？”
我说：“按照惯例，这是被批判的书才享有的价码，人家早就策划的。”
原以为人家的策略是“贬值倾销”，到头来一看，要贬值的只是人，而不是书
价。
中国读者好奇，想看看“一个情绪化动物”究竟如何造成了“学术文化的一次
倒退”，想看看在九十年代后期仍被判为“反动”的文章究竟是什么样的，因此愿
意掏钱了。当然我也不否认其中很多购书者是出于对我的信任。
应该承认那些深夜给我打电话的人取得了不小的经济成功，我也领略了他们无
所不能的力量。难怪他们在电话中的声音总是那么缓慢而浑厚，很有磁性。
得知实情的朋友都责怪我：“那么多正规出版社都在抢，你为什么拖了那么多
年不答应？”
我说：“这就是我的悲哀。原来只有一个念头，怕读者买重复的篇目，现在倒
好，全让盗版集团去闹腾了，读者更吃亏。”
四、搏斗的印痕
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
这些天，来自全国各地指证《山居笔记》错别字的信件越来越多，我为了防止
读者继续上当，请求《新民晚报》的记者俞亮鑫先生发布一条消息，希望读者不要
去买这个盗版本。但据公安局文保处的先生说，这样做至多使上海书摊的老板们暂
时把那些盗版本藏匿几天而已。
唯一的办法是快速出一个正本。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也这样劝我，而我仍然
在担心部分篇目与《秋雨散文》重复的问题。万般无奈中打电话给《收获》杂志的
副主编李小林女士，李小林说：“《山居笔记》是设在我们杂志的一个专栏，我们
正好与文汇出版社在编一套《收获文库》，这书原来就要收在里边的。”她又说：
“浙江文艺出版社选编《秋雨散文》时这个专栏还只连载了一部分，至今大陆读者
还没有见到过《山居笔记》全貌，由我们出一个正本理所当然。”
《收获》当然有编印自己专栏的权利，让《山居笔记》回归自己的出生地，我
没有理由不同意。而且除此之外，我再也想不出其他遏制盗版本的办法。请我的读
者们原谅，这本书里有你们也许已经读过的一些篇目，但盗贼当前，只能如此办理
了。眼前这本书如果还有一点保存价值，那就是它在二十世纪末尾留下了一个中国
文人与盗贼们搏斗的印痕。
文化，从大概念上说起来是那么神圣庄严，但当它落到实处，往往是一夜夜欲
哭无泪的叹息。
（原载《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9月版）
中文东西网之《东西杂志》
一旦，不得不出版《山居笔记》大陆版的“正本”了。
我已经听到他们的冷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自己辛辛苦苦写的书，却要在盗版者的逼迫下才交付出版，这是一个让人听不
懂的故事。两位略知内情的前辈学者对我说：“你的这些经历是一个特殊时期的文
化现象，过去不会发生，今后难于理解，别处无法想像，有记述下来的资料价值。”
有没有资料价值不知道，但是买我书的读者有权利知道一点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也有责任向他们作一个交代。
一、说来话长
说来话长，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是1988年年初交付给一家地方出版
社的，到1992年终于改由上海出版，难产了整整四年。出版此书后一路畅销。畅销
三个月后开始有第一种盗版本，后来盗版本源源不断，平装精装都有。前年（1996
年）夏天去新疆喀什，当地读者要我签名的《文化苦旅》居然有十分之九是盗版，
去年到中国科技大学演讲，要我签名的书中盗版本仍高达二分之一以上。
经常有消息传来，盗版《文化苦旅》的不法书商在湖南、山东、河南、广东等
地被查处，消息是确实的，有报道为证，但从来没有哪个机关来通知我查处的结果。
有几个专家告诉我，一个不法书商甘冒牢狱之灾而盗印一本书，必须有一个极为可
观的印数。这本书被盗印了多少，很难估计了。
盗版本虽然各式各样，但错别字连篇却是共通的。我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受盗版
本之害的读者来信，他们多数不知道买到的是盗版本，只抱怨出版社校对不认真，
有不少读者还寄来了厚厚的勘误表，希望能助我一臂之力。有些读者看出了是盗版
本，来信责问出版社为什么不多印一点。
我打电话问出版社，正本已经印了多少了，答曰三十余万册。我突然想起，这
本书印了这么多年还没有签订过出版合同，当初领取过一次性的字数稿酬，大体上
正好与我购买此书送人的款项持平。能否以版税计？惴惴不安地去信商量，出版社
转达过来的意见是：“以前的算了，以后再印可计版税。如同意这样签约，可给一
点奖励。”我犹疑了一会儿，也就点头了。
还有没有“以后再印”的机会？我不知道，看到的是书市间永远在“再印”的
盗版本。偶尔也停步翻翻，发现近一二年《文化苦旅》的盗版本在印刷质量上有很
大提高，有时书商见我看得仔细就大力推荐，我会支支吾吾地说这可能是盗版本，
这一说不要紧，几乎每次都引起书商的勃然大怒。对于街市间的横蛮人我历来是毫
无办法的，他们的训斥引来了很多围观的路人，大家很可能以为我是一个企图偷书
而被抓住的人，我不知如何辩说，只能红着脸快速离开，背后的书商还在吼叫：
“盗版？你才盗呢！买不起书，别到这儿来起腻！”
二、深夜电话
我不知道怎么办，曾问过一位年长的干部，这位干部哈哈一笑，拍着我的肩安
慰我：“好书嘛，多印一点怕什么？”
后来听说河北某地有一个盗印《文化苦旅》的窝点，出版界的一位朋友曾经顺
便去查询了一下，当地干部说：“农民要脱贫，印一点既不反动也不色情的书，总
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当然。人家比我更窘迫。
我周围的朋友说得更达观：“盗版，是在特殊时期普及文化的一条途径，也是
对僵硬的出版体制的一种冲击，表面上恶，实质上善，你要看得宏观一点。”
有一位朋友来信说：“书市间见尊著被大量盗版，可喜可贺！惟一的遗憾是错
别字太多，弟准备写一篇杂文《盗亦有道》，劝他们今后校对得认真一点。”这篇
杂文，不知道后来写出来没有。
想来想去，我只有低下头来，继续写我的文章。新写的文章以“山居笔记”的
专栏方式在《收获》杂志连载。
其时，新一轮的散文热已经兴起，书肆间各种散文选本波涌浪叠，我也渐渐被
各地的出版社包围了。
他们赶了那么远的路找到我，大多还找了一位我熟悉的作家陪来，请我吃饭，
好言好语，最后都扫兴而归。其中最对不起的是北京、天津、广州、湖南、四川、
陕西的一些出版社，派来的编辑都是素质很高的文化人，我至今还常常记起那些亲
切儒雅而最终失望的面影。我拒绝的理由很简单：“我写的散文不多，选来选去会
损害读者。”他们反驳的理由更简单：“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盗版本？因为还有很多
读者买不到你的书。”针对我的顾虑，他们规劝说：“你怎么知道所有的读者会买
你的一切选本？凡选本都会有重复篇目，到了具体读者那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不能说他们没有道理。说来说去，我终于同意家乡出版社选一本老家存档式的
《秋雨散文》，东北的“布老虎丛书”编一本专题文集《文明的碎片》，这两本书
既选了《文化苦旅》中的一些篇目，也选了正在连载的“山居笔记”专栏中已发表
的一些篇目，后者还选了我的一些杂文、讲演和答记者问。
谁能料到，这两本书刚出版，又遇到大量盗版。据“布老虎丛书”的总策划安
波舜先生告诉我，《文明的碎片》的盗版本制作相当精良。而《秋雨散文》的盗版
本则连我自己也分辨不出，曾与妻子购了一大批送人，后来见到报纸上有一篇专谈
识别真伪《秋雨散文》诀窍的书，才知道我本人送出去的也全是盗版本。这真是莫
大的讽刺了，出版家为遏制盗版而采取的措施，居然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盗版。盗版
者为什么如此强大呢？
就在这时，我收到河南省一位大学生的来信，他说他新近买了一本《文明的碎
片》，发现其中有些文章选自《文化苦旅》，这对他来说就造成了不必要的重复。
拿着这封信我苦恼了很久，心想果不其然，确实有一批读者见了我的书每本都买。
即便别人对不起我，我却不能对不起读者。反正朋友们谁都知道，我在出版书籍的
经济收效上永远闹着难于置信的笑话，那就不应该再把这些笑话让读者分担。
我终于作出两项决定：一，与出版社商量，立即拆版停印《文明的碎片》，由
我承担损失；二，既然《秋雨散文》中已收了《山居笔记》中的不少篇目，不再在
大陆出版《山居笔记》。
第一项决定几经商议获得了出版社的同意。安波舜先生说，尽管《文明的碎片》
仍是最畅销的书籍之一，但出版社愿意与我一起为读者着想，立即拆版停印，这让
我十分感动。但是，第二项决定遇到了麻烦。
好几家出版社都提出要以优惠的条件出版《山居笔记》，但反正我不松口，他
们也只好作罢。这中间，有几个暖昧的电话使我产生了警觉。我无法知道与我对话
的主角是谁，只说是某位我认识的人的朋友，正在探索一种更灵活的出版渠道，以
前也曾试着“操作”过我的书，只要我愿意在《山居笔记》上合作，可以先付我一
笔钱，而且以前对我造成的损失也可商量补给。
我大体知道他们是谁了，而且也听说他们确实厉害。几年前全国图书交易会在
武汉举行，各地出版社和书店去的人员住在招待所里，而他们则都包住在星级宾馆。
我的朋友王国伟先生曾去“微服私访”，发现他们不仅财大气粗，而且谙熟出版行
情和媒体文化，连我这样的人的写作计划都一清二楚。他们现在直接与我联系，大
概一是因为《山居笔记》只是单篇连载而未曾出过大陆版正本，他们不能像往常那
样以冒充正本的方式欺骗书店；二是因为政府重视了知识产权保护，立法颇严，不
如直接收买作者。
我回答：“我不能戏弄读者。”他们的电话总是深夜来的，见我拒绝，总是客
气地劝我再想想，还说报酬很有弹性。
这样的电话来了五六次，我不得不央求在电话局工作的读者李明海先生帮我更
换电话号码。更换电话号码还有其他一个原因：凌晨三四点钟，我一再被骚扰电话
吵醒，电话中照例先是一阵笑声，然后说有一帮年轻的哥们在绿光咖啡屋等我听音
乐。绿光咖啡屋？我猛然想起，台湾出过一本书，叫做《到绿光咖啡屋听巴赫读余
秋雨》。看来这帮年轻的哥们知道有这本书。换了电话号码才半个月，那个电话又
打来了。他们真有本事。
三、北京友人
1995年8月，我偷偷地在台湾出版了《山居笔记》的直排繁体字本，因为海外没
有出过《秋雨散文》，不存在部分篇目重复的问题。之所以要“偷偷”，是怕大陆
的盗版者们发现，因此连这个消息也严格保密。
但是，三个月后，11月17日的《人民日报》华东版发表了一则报道，台湾版
《山居笔记》已名列海外华文书排行榜第二位，仅次于日本大江健三郎的《性的人》。
我估计这则报道看到的人不会太多，但心情开始紧张起来。谁料事隔一个多月，
《山居笔记》又获得了海外华文文学最高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的第一名。
此奖由于历史原因和评委阵容，在国际间备受关注，而我又是第二次获得此奖，因
此成了一个掩盖不住的新闻，1996年1月17日，北京《中华读书报》在头版以套红标
题发表了这个消息。《中华读书报》影响不小，我想这次是瞒不过盗版集团了。
此后，我听到深夜的电话铃声就有点抖抖索索。但很长时间过去了，居然没有
那种电话，我松了一口气。不久有一位北京友人告诉我，他转弯抹角地听到一个传
闻，有一帮很想印行《山居笔记》的人见我态度僵硬，准备作一番“操作”，要我
当心。
“无非像过去一样盗版。但这次《山居笔记》连一个底本也没有，那我就可以
公开揭穿他们。”我说。
“你想得过于天真了。”这位朋友说，“我听说他们准备花一二年时间组织人
批判你的文章，让大家对你嗤之以鼻，不相信还有人盗版你的书，而你也会在心烦
意乱中失去招架之功到那时一切都好办了。”
“可惜到那时盗版本也卖不掉了。”我笑道。
“不。中国读者最喜欢买被批判的书，这一点那帮人最清楚。”朋友神情严峻。
他的严峻引发了我的严峻，我说：“文化毕竟是文化，先贬值后倾销的手段，
在文化领域恐怕行不通吧？”
“也可能是以讹传讹，我只是提醒一下，供你参考。”朋友有点不悦。
北京的朋友走后，报刊间对我的批评确实多起来了，但仔细一看，有的批评很
讲道理，根本不像是盗版者组织的，我也就安心地继续走南闯北去进行文化考察了，
不再在意。后来在旅途中经常听各地朋友说，批评声势越来越猛。口气也越来越激
烈，而且还频频出现了与我的散文无关的种种批判，甚至涉及到了我以前的学术著
作我的外语水平，我对电视的参与，我在某地的发言，有的报刊甚至公布了我考察
各地文化时“上级”补贴的旅费数字，有的报刊则反驳，说我根本没有外出过，是
拿着一本地图写的……终于北京有一家报纸在评选全年文化大事时，我被评为“被
批评最多的文化人”。忘年之交黄宗江先生则来信调侃我：“骂余秋雨，是当今文
坛一大时髦。”散文家卞毓芳先生告诉我，他在一个座谈会上刚刚提到我的名字，
便听到了一片“嘘”声。卞先生与我只是一面之识，说起我也只是就文论文，他觉
得这种情景有点不可思议。
后来我在报纸上读到卞先生的一篇短文，说他经过了解，那些人“嘘”我大多
是因为我不接电话，架子大。他为我辩解，说老接电话就很难静心写作。
这件事我深感冤枉，因为我历来是一听到电话铃声就急速冲过去的，每每引得
妻子叮嘱：“慢一点，别摔着了。”只是我每年有半年多时间在外考察，接不到。
但这倒又引起了我的一点警觉：什么？又是电话？什么人在频频给我打电话？知道
号码又不知道我外出，却如此恼怒，显然不是我的朋友，那他们是谁？
南北报刊上也渐渐出现了一些理论词汇，例如一个署名王强的人写道：
余秋雨放弃了最起码的学术理性，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情绪化生物。
他的“文化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现代学术的一种嘲弄是学术文化的
一次倒退。
这无疑是对现代理性的反动。
区区几篇散文，何至于此？
还有更过火的。有一位先生在报刊上说，他曾写文章批评过我对深圳文化的发
言，而我则写信给他倾诉难言苦衷，于是他干脆把我的“双重人格”揭露出来曝曝
光。—这个设计要花些脑子，但设计者忘记了社会人心的急剧变化。即便这一切全
是真的，今天的广大读者才不在乎哪座城市的不同文化观点呢，他们注意的只有一
点：人家私信中的“难言苦衷”，怎么能够拿到报纸上公布？
就在这时，在自贡的魏明伦先生给我打来长途电话，用浓重的四川口音朗读了
一家刊物上的批判文章：“余秋雨既然能在传媒间红起来，那么也能让他在传媒间
毁掉……”，读到这里，魏明伦先生突然中止，说：“下面还有更难听的呢，不读
了，不读了。”
接到这个电话不久，全国各省书市间就出现了大批盗版本《山居笔记》。
这个盗版本印制精致，全部精装，纸张、版式都十分考究，封面图像采用台湾
版，又用电脑作了仔细修整，大标题下特别注明“文化苦旅续篇”，装帧方式也近
似《文化苦旅》，连很多读书界的朋友也误认为是正版。不难看出，这是一批颇有
文化素养的人筹划的。
不仅有出版社的标号，而且还有条型码。标号用的是“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注明该社地址不在呼和浩特，而在海拉尔市，这是唯一使朋友们稍感疑惑的地方。
很快证明，这个出版社的标号和条型码都是盗用的。
但是，盗版集团的强大毋庸置疑，因为才短短几天，全国各省的书市上都出现
了这本书，与我有通信关系和没有通信关系的读者纷纷来信，有表示祝贺的，有质
询为什么到如此边远的出版社去出书的，有抱怨错别字多的，每天一大叠，家里的
电话也响个不停。我在中国地图上一一划圈，遗漏的地方已经不多。盗版本上注明
出版日期是今年五月，惊奇的是，我很快收到了西藏拉萨宇拓路寰亚贸易公司陈雪
涛先生写于5月23日的信，他也买到了这本《山居笔记》！陈先生我不认识，他说他
“站在世界第三极上”向我表示祝贺，而我则佩服盗版集团怎么如此迅捷地攀上了
世界第三极。
这个盗版本故意在版权页上写明印数仅五千册，但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处的两位
稽查在上海文庙的一个书摊老板那里一次就查获了二千七百多册，这还不算几天来
已经大量销出的部分。一个书摊就这么多，全市会有多少？全国呢？这是一个难于
推算的数字。
盗版本标价二十元，但公安局文保处的稽查事先以一般读者的身份买了两册，
每本是三十元。
这个书摊老板被传唤到了公安局，据他交代，书是从北京发来的，北京的发书
人告诉他“如果余秋雨来查问，给他一笔像样的钱就可以了。”这口气与几年来我
不断接到的深夜电话前后呼应。再问北京发书人的身份，果然很有背景，与文化传
媒界关系密切。
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处的两位负责人找到了我，他们大惑不解的是：“这么一本
严肃的谈文化的书，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用三十元的黑市价去购买？”
我说：“按照惯例，这是被批判的书才享有的价码，人家早就策划的。”
原以为人家的策略是“贬值倾销”，到头来一看，要贬值的只是人，而不是书
价。
中国读者好奇，想看看“一个情绪化动物”究竟如何造成了“学术文化的一次
倒退”，想看看在九十年代后期仍被判为“反动”的文章究竟是什么样的，因此愿
意掏钱了。当然我也不否认其中很多购书者是出于对我的信任。
应该承认那些深夜给我打电话的人取得了不小的经济成功，我也领略了他们无
所不能的力量。难怪他们在电话中的声音总是那么缓慢而浑厚，很有磁性。
得知实情的朋友都责怪我：“那么多正规出版社都在抢，你为什么拖了那么多
年不答应？”
我说：“这就是我的悲哀。原来只有一个念头，怕读者买重复的篇目，现在倒
好，全让盗版集团去闹腾了，读者更吃亏。”
四、搏斗的印痕
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
这些天，来自全国各地指证《山居笔记》错别字的信件越来越多，我为了防止
读者继续上当，请求《新民晚报》的记者俞亮鑫先生发布一条消息，希望读者不要
去买这个盗版本。但据公安局文保处的先生说，这样做至多使上海书摊的老板们暂
时把那些盗版本藏匿几天而已。
唯一的办法是快速出一个正本。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也这样劝我，而我仍然
在担心部分篇目与《秋雨散文》重复的问题。万般无奈中打电话给《收获》杂志的
副主编李小林女士，李小林说：“《山居笔记》是设在我们杂志的一个专栏，我们
正好与文汇出版社在编一套《收获文库》，这书原来就要收在里边的。”她又说：
“浙江文艺出版社选编《秋雨散文》时这个专栏还只连载了一部分，至今大陆读者
还没有见到过《山居笔记》全貌，由我们出一个正本理所当然。”
《收获》当然有编印自己专栏的权利，让《山居笔记》回归自己的出生地，我
没有理由不同意。而且除此之外，我再也想不出其他遏制盗版本的办法。请我的读
者们原谅，这本书里有你们也许已经读过的一些篇目，但盗贼当前，只能如此办理
了。眼前这本书如果还有一点保存价值，那就是它在二十世纪末尾留下了一个中国
文人与盗贼们搏斗的印痕。
文化，从大概念上说起来是那么神圣庄严，但当它落到实处，往往是一夜夜欲
哭无泪的叹息。
（原载《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9月版）
中文东西网之《东西杂志》
一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
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
秩序和内心规范，行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
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
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由于不能贴合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
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开观，可是
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
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即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
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
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好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
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
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起。依我看，
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
二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
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辏，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
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
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
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
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携，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
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
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三十四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
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
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术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
弃科举，四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
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结，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
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中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
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
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
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和利玛窦一起译
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
有漫长的二百三十多年的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事，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
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二十二年后，他竟然
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
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
启死后，崇祯皇帝还“缀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
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
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谥，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的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
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
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
拚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
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
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
著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
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
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
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
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三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
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而且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
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三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
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
个浩翰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
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
万汇、处势不凡。
如果太平洋对中国没有多大意义，那么上海对中国也没有多大意义。一个关死
了的门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会漏进来户外的劲风，传进门口的喧嚣，扰
乱了房主的宁静。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粮食，上海又递缴不了多少稻米；
我们有数不清的淡水河网，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
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连个像样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的宽阔关道，绕
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连个县的资格都年龄
太轻····这个依附着黄河成长起来的民族，要一个躲在海边的上海作甚？
上海从根子上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十九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
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一八四二年，
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
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
现了前所未有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的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
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
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
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于欧美语言交相斑
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
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面对这样一个地方，哪个历史学家都会头脑发胀，索解不出一个究竟。你可以
说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耻辱的源薮，但是，一个已经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
现代冲撞，就不耻辱吗？你又可以说它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
又有哪一种城市文明会像上海始终深受着弘广无比的农村力量的觊觎、分解、包围
和笼罩？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
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
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界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
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
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辩析，开始懂得
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
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
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
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辩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
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纷纷主
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
呈文中反覆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
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
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
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
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
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
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据说
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
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
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
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外一番情景。也许是一
种自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四
也许上海人的自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
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
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
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
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
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
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
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
义上，谦让是一种美德；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
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
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
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
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
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
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
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
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诘语，曰“关侬啥体？”（即“管你什么事？”）
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
“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
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
一句“关侬啥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
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
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
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同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
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
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
顽皮的声音：“关侬啥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
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
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
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
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
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
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
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
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
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
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
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
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伍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
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
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
意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请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肉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
几天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一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
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
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乐意住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
有实际利益····凡从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
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
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
为节俭，哪怕差三伍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
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家在选择袭击险径。
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
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名牌香
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
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
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
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竞争的第一线，
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
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
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伍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
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
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
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得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
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
文化人大多事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著的地步，总会酿发出
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
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
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
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溶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
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缜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历的思想圆钝，造成精
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
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六
上海文明的另一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
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
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
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
但即使低微入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
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
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
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
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
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
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的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
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
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世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
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
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唱歌，
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
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生构不成向往。在“文革”动乱中，好像
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也没作什么宣传，不
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到哪儿呢？开演的
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举
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
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
枯燥乏味，国外有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
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
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即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
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祥。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
个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
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
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邻
居搪塞一下。即使在“文革”动乱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
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历史
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
这一点上不讲实利，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尽管他们在其他不少方
面颇为接近。
七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从这几点已可看出一点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构成极为复杂的群体，因此，这种文明并
不体现为一个规定死了的群体，而是呈现为一种无形的心理秩序，吸纳着和放逐着
来来去去的过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还未能皈依这种文明，相反，有的
人进入不久便神魂与共。这便产生了非户籍意义上，而是心理文化意义上海人。
无疑，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
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
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在文化人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
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
点依稀蒙胧。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他们做过的，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载着满脑子的梦想，拖着踉跄的脚步。
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才干也在浑身冲动，于是，他们陷入了真正
的惶惑。
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
水，将自己洗涤。
每天清晨，上海人还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还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不断吵架。晚
上，回到家，静静心，教训孩子把英文学好。孩子毕业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叹息
一声，抚摸一下斑白的头发。
八
续写上海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整。
对此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地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动荡的遗留。
在本世纪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上海人在总体上
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
人站在第一线，承受这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
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覆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
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这种整体角色，即
使上海人见闻广远，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也缺少自主气魄，不敢让个体生命灿
烂展现。
直到今天，既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
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光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
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
界的气概。
因此，上海人总在期待。他们眼界高，来什么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待，只好靠
发发牢骚来消遣。牢骚也仅止于牢骚，制约着他们的职员心态。
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
随。他们不会高声朗笑，不会拼死搏击，不会孤身野旅，不会背水一战，连玩也玩
得很不放松，前顾后盼，拖泥带水。连谈恋爱也少一点浪漫色彩。
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发。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
的一种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龙气，只听得机敏的言词滚滚滔滔，找不
到生命激潮的涌动；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场合耍弄机智，每每坠于刻薄和恶谑；
再糟糕一点的，则走向市侩气乃至流氓气，成为街市间让人头痛的渣滓。上海人的
日子过得并不顺心，但由于他们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而缺少悲剧
性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高和伟大的领受；他们号称偏爱滑稽，但也仅止于滑稽而达
不到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们不具备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时
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属于生命体验的两大基元对他们都颇为黯淡。
即使是受到全国厌弃的那份自傲气，也只是上海人对于自己生态和心态的盲目
守卫，傲得琐琐碎碎，不成气派。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
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总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
是，这个城市失去了烫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荡的勃发。
可惜，讥刺上海人的锋芒，常常来自一种更落后的规范：说上海人崇洋媚外、
各行其是、离经叛道；要上海人重归朴拙、重返驯服、重组一统。对此，胸襟中贮
满了海风的上海人倒是有点固执，并不整个儿皤然大悟。暂时宁肯这样，不要匆忙
趋附。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不久就会站出像模像样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结构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自由、更强健、更热烈、更宏伟。它的
依据点是大海、世界、未来。这种人格结构的群体性体现，在中国哪座城市都还没
有出现过。
如果永远只是一个拥挤的职员市场，永远只是一个新一代华侨的培养地，那么，
在未来的世界版图上，这个城市将黯然隐退。历史，从来不给附庸以地位。
如果人们能从地理空间上发现时间意义，那就不难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国，
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小市民、胖子植字》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
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
秩序和内心规范，行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
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
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由于不能贴合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
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开观，可是
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
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即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
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
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好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
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
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起。依我看，
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
二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
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辏，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
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
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
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
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携，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
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
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三十四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
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
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术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
弃科举，四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
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结，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
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中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
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
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
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和利玛窦一起译
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
有漫长的二百三十多年的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事，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
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二十二年后，他竟然
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
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
启死后，崇祯皇帝还“缀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
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
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谥，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的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
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
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
拚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
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
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
著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
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
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
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
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三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
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而且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
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三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
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
个浩翰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
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
万汇、处势不凡。
如果太平洋对中国没有多大意义，那么上海对中国也没有多大意义。一个关死
了的门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会漏进来户外的劲风，传进门口的喧嚣，扰
乱了房主的宁静。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粮食，上海又递缴不了多少稻米；
我们有数不清的淡水河网，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
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连个像样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的宽阔关道，绕
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连个县的资格都年龄
太轻····这个依附着黄河成长起来的民族，要一个躲在海边的上海作甚？
上海从根子上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十九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
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一八四二年，
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
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
现了前所未有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的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
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
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
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于欧美语言交相斑
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
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面对这样一个地方，哪个历史学家都会头脑发胀，索解不出一个究竟。你可以
说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耻辱的源薮，但是，一个已经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
现代冲撞，就不耻辱吗？你又可以说它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
又有哪一种城市文明会像上海始终深受着弘广无比的农村力量的觊觎、分解、包围
和笼罩？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
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
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界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
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
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辩析，开始懂得
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
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
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
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辩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
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纷纷主
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
呈文中反覆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
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
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
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
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
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
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据说
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
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
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
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外一番情景。也许是一
种自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四
也许上海人的自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
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
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
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
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
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
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
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
义上，谦让是一种美德；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
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
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
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
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
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
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
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
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诘语，曰“关侬啥体？”（即“管你什么事？”）
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
“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
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
一句“关侬啥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
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
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
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同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
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
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
顽皮的声音：“关侬啥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
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
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
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
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
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
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
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
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
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
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
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
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伍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
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
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
意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请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肉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
几天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一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
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
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乐意住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
有实际利益····凡从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
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
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
为节俭，哪怕差三伍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
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家在选择袭击险径。
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
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名牌香
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
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
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
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竞争的第一线，
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
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
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伍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
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
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
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得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
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
文化人大多事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著的地步，总会酿发出
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
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
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
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溶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
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缜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历的思想圆钝，造成精
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
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六
上海文明的另一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
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
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
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
但即使低微入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
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
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
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
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
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
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的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
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
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世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
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
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唱歌，
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
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生构不成向往。在“文革”动乱中，好像
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也没作什么宣传，不
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到哪儿呢？开演的
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举
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
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
枯燥乏味，国外有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
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
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即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
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祥。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
个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
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
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邻
居搪塞一下。即使在“文革”动乱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
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历史
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
这一点上不讲实利，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尽管他们在其他不少方
面颇为接近。
七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从这几点已可看出一点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构成极为复杂的群体，因此，这种文明并
不体现为一个规定死了的群体，而是呈现为一种无形的心理秩序，吸纳着和放逐着
来来去去的过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还未能皈依这种文明，相反，有的
人进入不久便神魂与共。这便产生了非户籍意义上，而是心理文化意义上海人。
无疑，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
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
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在文化人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
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
点依稀蒙胧。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他们做过的，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载着满脑子的梦想，拖着踉跄的脚步。
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才干也在浑身冲动，于是，他们陷入了真正
的惶惑。
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
水，将自己洗涤。
每天清晨，上海人还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还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不断吵架。晚
上，回到家，静静心，教训孩子把英文学好。孩子毕业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叹息
一声，抚摸一下斑白的头发。
八
续写上海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整。
对此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地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动荡的遗留。
在本世纪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上海人在总体上
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
人站在第一线，承受这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
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覆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
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这种整体角色，即
使上海人见闻广远，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也缺少自主气魄，不敢让个体生命灿
烂展现。
直到今天，既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
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光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
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
界的气概。
因此，上海人总在期待。他们眼界高，来什么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待，只好靠
发发牢骚来消遣。牢骚也仅止于牢骚，制约着他们的职员心态。
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
随。他们不会高声朗笑，不会拼死搏击，不会孤身野旅，不会背水一战，连玩也玩
得很不放松，前顾后盼，拖泥带水。连谈恋爱也少一点浪漫色彩。
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发。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
的一种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龙气，只听得机敏的言词滚滚滔滔，找不
到生命激潮的涌动；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场合耍弄机智，每每坠于刻薄和恶谑；
再糟糕一点的，则走向市侩气乃至流氓气，成为街市间让人头痛的渣滓。上海人的
日子过得并不顺心，但由于他们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而缺少悲剧
性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高和伟大的领受；他们号称偏爱滑稽，但也仅止于滑稽而达
不到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们不具备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时
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属于生命体验的两大基元对他们都颇为黯淡。
即使是受到全国厌弃的那份自傲气，也只是上海人对于自己生态和心态的盲目
守卫，傲得琐琐碎碎，不成气派。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
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总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
是，这个城市失去了烫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荡的勃发。
可惜，讥刺上海人的锋芒，常常来自一种更落后的规范：说上海人崇洋媚外、
各行其是、离经叛道；要上海人重归朴拙、重返驯服、重组一统。对此，胸襟中贮
满了海风的上海人倒是有点固执，并不整个儿皤然大悟。暂时宁肯这样，不要匆忙
趋附。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不久就会站出像模像样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结构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自由、更强健、更热烈、更宏伟。它的
依据点是大海、世界、未来。这种人格结构的群体性体现，在中国哪座城市都还没
有出现过。
如果永远只是一个拥挤的职员市场，永远只是一个新一代华侨的培养地，那么，
在未来的世界版图上，这个城市将黯然隐退。历史，从来不给附庸以地位。
如果人们能从地理空间上发现时间意义，那就不难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国，
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小市民、胖子植字》
如果说青年时代的正常方式是欢天喜地学习建设、体验多元，那么，一到中年，
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要把“欢天喜地”减去吗不，不能减去的恰恰是它，而学习和
体验两项则都要进行根本性的调整。
人生有涯而学无涯，此话固然不错，但以有涯对无涯，必须有一个计划，否则
一切都沉落于无涯的汪洋之中，生而何为因此，在学校里按课程进度学，毕业后在
业务创建中学，学到中年可以停下来想一想了，看看自己能否在哪个领域当一次家？
这是在自己家庭之外的当家，范围也不必很大，试着做一段时间负责人，把此
前的人生结果在管理他人的过程中做一番交代，受一次检验。
当家的体验，比一般所谓的做官丰厚得多。当家，使你的生命承担更大的重量，
既要指挥很多其他生命，又要为这些生命负责；当家，使你对自身行为强化为更明
确的逻辑关系，让潜在的因果变成一种公开的许诺；当家，使你从自惭自羞的状态
中腾身而出，迫使自己去承受众多目光的追随和期待；当家，使你在没有退路中思
考个体与群体的复杂关系，领悟真正意义上的牺牲、风险和奉献。
当家体验是人生的最后一次精神断奶。你突然感觉到终于摆脱了对父母、兄长、
老师的某种依赖，而这种依赖在青年时代总是依稀犹在的；对于领导和组织，似乎
更近切了，却又显示出自己的独立存在，你成了社会结构网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点；
因此你在热闹中品尝到了有生以来真正的孤立无援，空前的脆弱和空前的强大集于
一身。于是，青年时代的多元体验也就有了明确的定位和选择。
中年女子当过了家庭主妇再当一个社会上的大家会使自己变得更加大气，洗刷
掉因生活琐事而粘上的世俗碎屑；中年男子的当家体验更是至关重要，因为在我看
来成熟男子的重要魅力在于责任心，在于一种使你的爱人和你周围人产生安全感、
信任感的稳定风范。
见过大量智商并不低的朋友，他们的言论往往失之于偏激和天真，他们的情绪
常常受控于一些经不起深究的谣传，他们的主张大多只能图个耳目痛快而无法付之
于实施，他们的判断更是与广大民众的实际心态相距遥遥，对于他们，常常让人产
生一种怜惜之情。请他们当一次家，哪怕是一个部门经理，一个建筑工地的主管，
也许就好了。这些毛病，如果出现在青年人身上还有情可原，而出现在中年人身上，
感觉很是不妙。因为这些毛病阻隔了一个成熟生命对外部世界的基本判断力，剥夺
了他们有效地参与社会、改造社会的可能。人生成熟只有一季，到了季节尚未灌浆、
抽穗，让人心焦。
中年人一旦有了当家体验，就会明白教科书式的人生教条十分可笑。当家人管
着这么一个大摊子，每个角落每时每刻都在涌现着新问题，除了敏锐而又细致地体
察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解开每一个症结，简直没有高谈阔论、把玩概念的余地。
这时人生变得很空灵，除了隐隐然几条人生大原则，再也记不得更多的条令。我认
为这是一种极好的人生状态，既有很大的幅度，又有很大的弹性。
不少老式读书人每每要求前辈学者对于早年形成的观点从一而终，否则就会因
为他们尊敬的偶像不坚定而苦恼万分。我想这样的老式读书人一定没有当家体验，
因此也没有进入过精神上的中年。一个人在二十几岁莽撞发表的学术观点，居然要
他以一辈子的岁月去苦苦守节除非这是一个完全停滞的社会，除非这个社会只是一
个简陋的是非选择题。其实即便社会停滞了，人生也不可能停滞。中年是对青年的
延伸，又是对青年的告别。这种告别不仅仅是一系列观念的变异，而是一个终于自
立的成熟者对于能够随心所欲处置各种问题的自信。
因此，中年人的坚守，已从观点上升到人格，而人格难以言表，他们变得似乎
已经没有顶在脑门上的观点。他们知道，只要坚守着自身的人格原则，很多看似对
立的观点都可相容相依，一一点化成合理的存在。于是，在中年人眼前，大批的对
峙消解了，早年的对手找不到了，昨天的敌人也没有太多仇恨了，更多的是把老老
少少各色人等照顾在自己身边。请不要小看这“照顾”二字，中年人的魅力至少有
一半与此相关。
中年人最可怕的是失去方寸。这比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失态有更大的危害。中年
人失去方寸的主要特征是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一会儿要别人像对待青年那样关爱自
己，一会儿又要别人像对待老人那样尊敬自己，他永远生活在中年之外的两端，偏
偏不肯在自己的年龄里落脚。
明明一个大男人却不能对任何稍稍大一点的问题做出决定，频频找领导倾诉衷
肠，出了什么事情又逃得远远的，不敢负一点责任。在家里，他们训斥孩子就像顽
童吵架，没有一点身为人父的慈爱和庄重；对妻子，他们也会轻易地倾泄出自己的
精神垃圾来酿造痛苦，全然忘却自己是这座好不容易建造起来的情感楼宇的顶梁柱；
甚至对年迈的父母，他们也会赌气怄气，极不公平地伤害着生命传代系统中已经走
向衰弱的身影。
这也算中年人吗？真让大家惭愧。
我一直认为，某个时期，某个社会，即使所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都中魔一般荒
唐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最怕的是中年人的荒唐，而中年
人最大的荒唐，就是忘记了自己是中年。
忘记中年可能是人生最惨重的损失。在中年，青涩的生命之果变得如此丰满，
喧闹的人生搏斗沉淀成雍容华贵，沉重的社会责任已经溶解为日常的生活情态，常
常游离、矛盾的身心灵肉，只有此刻才全然和谐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中年总是很忙，因此中年也总是过得飞快，来不及自我欣赏就到了老年。匆忙
中的美由生命自身灌溉，因此即便在无意间也总是体现得最为真实和完满。失去了
中年的美，紧绷绷地兀自穿着少女健美服，或沙哑哑地提早打着老年权威腔，实在
太不值得。作弄自己倒也罢了，活生生造成了人类的生态浪费，真不应该。
(07/26/1999)
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要把“欢天喜地”减去吗不，不能减去的恰恰是它，而学习和
体验两项则都要进行根本性的调整。
人生有涯而学无涯，此话固然不错，但以有涯对无涯，必须有一个计划，否则
一切都沉落于无涯的汪洋之中，生而何为因此，在学校里按课程进度学，毕业后在
业务创建中学，学到中年可以停下来想一想了，看看自己能否在哪个领域当一次家？
这是在自己家庭之外的当家，范围也不必很大，试着做一段时间负责人，把此
前的人生结果在管理他人的过程中做一番交代，受一次检验。
当家的体验，比一般所谓的做官丰厚得多。当家，使你的生命承担更大的重量，
既要指挥很多其他生命，又要为这些生命负责；当家，使你对自身行为强化为更明
确的逻辑关系，让潜在的因果变成一种公开的许诺；当家，使你从自惭自羞的状态
中腾身而出，迫使自己去承受众多目光的追随和期待；当家，使你在没有退路中思
考个体与群体的复杂关系，领悟真正意义上的牺牲、风险和奉献。
当家体验是人生的最后一次精神断奶。你突然感觉到终于摆脱了对父母、兄长、
老师的某种依赖，而这种依赖在青年时代总是依稀犹在的；对于领导和组织，似乎
更近切了，却又显示出自己的独立存在，你成了社会结构网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点；
因此你在热闹中品尝到了有生以来真正的孤立无援，空前的脆弱和空前的强大集于
一身。于是，青年时代的多元体验也就有了明确的定位和选择。
中年女子当过了家庭主妇再当一个社会上的大家会使自己变得更加大气，洗刷
掉因生活琐事而粘上的世俗碎屑；中年男子的当家体验更是至关重要，因为在我看
来成熟男子的重要魅力在于责任心，在于一种使你的爱人和你周围人产生安全感、
信任感的稳定风范。
见过大量智商并不低的朋友，他们的言论往往失之于偏激和天真，他们的情绪
常常受控于一些经不起深究的谣传，他们的主张大多只能图个耳目痛快而无法付之
于实施，他们的判断更是与广大民众的实际心态相距遥遥，对于他们，常常让人产
生一种怜惜之情。请他们当一次家，哪怕是一个部门经理，一个建筑工地的主管，
也许就好了。这些毛病，如果出现在青年人身上还有情可原，而出现在中年人身上，
感觉很是不妙。因为这些毛病阻隔了一个成熟生命对外部世界的基本判断力，剥夺
了他们有效地参与社会、改造社会的可能。人生成熟只有一季，到了季节尚未灌浆、
抽穗，让人心焦。
中年人一旦有了当家体验，就会明白教科书式的人生教条十分可笑。当家人管
着这么一个大摊子，每个角落每时每刻都在涌现着新问题，除了敏锐而又细致地体
察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解开每一个症结，简直没有高谈阔论、把玩概念的余地。
这时人生变得很空灵，除了隐隐然几条人生大原则，再也记不得更多的条令。我认
为这是一种极好的人生状态，既有很大的幅度，又有很大的弹性。
不少老式读书人每每要求前辈学者对于早年形成的观点从一而终，否则就会因
为他们尊敬的偶像不坚定而苦恼万分。我想这样的老式读书人一定没有当家体验，
因此也没有进入过精神上的中年。一个人在二十几岁莽撞发表的学术观点，居然要
他以一辈子的岁月去苦苦守节除非这是一个完全停滞的社会，除非这个社会只是一
个简陋的是非选择题。其实即便社会停滞了，人生也不可能停滞。中年是对青年的
延伸，又是对青年的告别。这种告别不仅仅是一系列观念的变异，而是一个终于自
立的成熟者对于能够随心所欲处置各种问题的自信。
因此，中年人的坚守，已从观点上升到人格，而人格难以言表，他们变得似乎
已经没有顶在脑门上的观点。他们知道，只要坚守着自身的人格原则，很多看似对
立的观点都可相容相依，一一点化成合理的存在。于是，在中年人眼前，大批的对
峙消解了，早年的对手找不到了，昨天的敌人也没有太多仇恨了，更多的是把老老
少少各色人等照顾在自己身边。请不要小看这“照顾”二字，中年人的魅力至少有
一半与此相关。
中年人最可怕的是失去方寸。这比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失态有更大的危害。中年
人失去方寸的主要特征是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一会儿要别人像对待青年那样关爱自
己，一会儿又要别人像对待老人那样尊敬自己，他永远生活在中年之外的两端，偏
偏不肯在自己的年龄里落脚。
明明一个大男人却不能对任何稍稍大一点的问题做出决定，频频找领导倾诉衷
肠，出了什么事情又逃得远远的，不敢负一点责任。在家里，他们训斥孩子就像顽
童吵架，没有一点身为人父的慈爱和庄重；对妻子，他们也会轻易地倾泄出自己的
精神垃圾来酿造痛苦，全然忘却自己是这座好不容易建造起来的情感楼宇的顶梁柱；
甚至对年迈的父母，他们也会赌气怄气，极不公平地伤害着生命传代系统中已经走
向衰弱的身影。
这也算中年人吗？真让大家惭愧。
我一直认为，某个时期，某个社会，即使所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都中魔一般荒
唐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最怕的是中年人的荒唐，而中年
人最大的荒唐，就是忘记了自己是中年。
忘记中年可能是人生最惨重的损失。在中年，青涩的生命之果变得如此丰满，
喧闹的人生搏斗沉淀成雍容华贵，沉重的社会责任已经溶解为日常的生活情态，常
常游离、矛盾的身心灵肉，只有此刻才全然和谐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中年总是很忙，因此中年也总是过得飞快，来不及自我欣赏就到了老年。匆忙
中的美由生命自身灌溉，因此即便在无意间也总是体现得最为真实和完满。失去了
中年的美，紧绷绷地兀自穿着少女健美服，或沙哑哑地提早打着老年权威腔，实在
太不值得。作弄自己倒也罢了，活生生造成了人类的生态浪费，真不应该。
(07/26/1999)
一
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
照理，我是读书人，它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它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
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1976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
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设法把我弄到天一阁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
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书的心绪，只得作罢。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
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讲点课，但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
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作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都在大谈天一阁，而我这
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阁，
实在说不过去。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宁波讲课，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
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辖，
在对我的这个可怕缺漏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第二
天上午如约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
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阴气。
看门的老人没想到文化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
里借来半高统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
鞋统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蹚水进去。本来浑身早已被
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就这样，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
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样难呢？明明
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
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
个狞厉的仪式？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
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今天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
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
斯文，剥除参观式的悠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背躬曲膝、哆哆嗦嗦地来
到跟前。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
二
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
化奇迹。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
的象形文字，创造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该迅速
地催发出一个书籍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
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一个为写书、
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这块土
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
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
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
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很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
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泽，
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尚且如此，更遑论区区几箱书？宫廷当然有不少
书，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
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鉴于这种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
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
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
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
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
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
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
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
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萎谢。他
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么，这些
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
剧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
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
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
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
唯此岿然独存。”
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
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长历史，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
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个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
个小小的栖脚处。
三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
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最
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
空间。在文化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
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
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正书、实录以及历科
试士录，明代各地仕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
不少。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心和资财就不够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
籍，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
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他内心隐潜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
是这样。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
上来成全他。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
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然而
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
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
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
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
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
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
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廷杖之罚，并下过监狱。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
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
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
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藏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作个比较。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
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书家董其昌曾非
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徵明并列，说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
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
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艺术家，
他太激动，太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起先他也曾狠下一
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
的时候他已构成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
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得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
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
籍转售给范钦。
范钦既没有丰坊的艺术才华，也没有丰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
理性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相比之下，他
的社会人格比较强健，只有这种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太纯粹的艺术家或学
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范大澈从小受叔父
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
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
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据说有
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
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
随意取阅。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
差别就看出来了。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
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
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
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
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
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
四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
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
于范钦死后。
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延绵数百
年的苦役。
活到八十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儿媳妇（二儿子已
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
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们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
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万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
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为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告示后代，藏书
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为什么他不
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为什么他要把权利
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选择呢？
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
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反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
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
的一房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
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讥诮或鄙薄要继承
万两白银的那一房，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承接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
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无疑问，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
后一刻听到自己企盼了几十年的声音。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
着后辈的眼睛。
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
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
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
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
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在当时，
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却是一种不
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生投入的强硬指令，
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
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
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地维护和保存，
却不知是为什么。按照今天的思维习惯，人们会在高度评价范氏家族的丰功伟绩之
余随之揣想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自觉，其实我可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
理悲剧和家族纷争，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哪些书，能
不能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
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
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
能而崩坍，因而已经预防在先。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
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予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
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
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
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
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
媒嫁给了范家。
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
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
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
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
于旁支。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
目光。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
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
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只要开放一
条小缝，终会裂成大隙。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
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
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
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
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
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黄宗羲是“吾乡”余姚人，与范氏家族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照理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
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有所闻。尽管当时的信息
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崛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
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他的父亲本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
后来宦官集团受审，十九岁的黄宗羲在廷质时竟义愤填膺地锥刺和痛殴漏网余党，
后又追杀凶手，警告阮大铖，一时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时他与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
数百人的子弟兵“世忠营”英勇抗清，抗清失败后便潜心学术，边著述边讲学，把
民族道义、人格道德溶化在学问中启世迪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天域中第一流的思
想学和历史学家。他在治学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淡生堂”去
读过书，现在终于想来叩天一阁之门了。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
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牛。
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
读楼上的全部藏书。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他们是
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
人而不是为其他人，交出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
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黄宗羲先生长衣布
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具具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
阁藏书记》留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结起来了。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
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二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
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封建
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
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看
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作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办法中的办法。但是，
如此严格地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了。
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乾
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呈珍
贵古籍六万余种，其中有九十六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三万七十余种列入
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
都仿照天一阁格局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
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
隆下令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藏书的意
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成为终极的目的。连堂堂皇家编书都
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扬，这证
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五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
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
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某位学者上楼的
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1914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
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把
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
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
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把保护藏书楼的
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
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
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
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绣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
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
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
里。涵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
过营养。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
也终于失效。
六
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张
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怒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
成为废墟。这在现代无疑已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无济于
事。幸好，本世纪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
大规模地修缮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
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
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
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
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我们这些人，在生命本质上无疑属于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但从遗传因子上考察
又无可逃遁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孑遗，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阁传代系统的繁衍者，
尽管在范氏家族看来只属于“他姓”。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
地问自己：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很少有其他参观处所能使我像在这里一样心情既沉重又宁静。阁中一位年老的
版本学家颤巍巍地捧出两个书函，让我翻阅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录，一部上海
志，深深感到，如果没有这样的孤本，中国历史的许多重要侧面将杳无可寻。
由此想到，保存这些历史的天一阁本身的历史，是否也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呢？
裴明海先生递给我一本徐季子、郑学溥、袁元龙先生写的《宁波史话》的小册子，
内中有一篇介绍了天一阁的变迁，写得扎实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
史实。但在我看来，天一阁的历史是足以写一部宏伟的长篇史诗的。我们的文学艺
术家什么时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他许多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
（选自余秋雨散文集《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
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
照理，我是读书人，它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它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
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1976年春到宁波养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
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设法把我弄到天一阁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
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书的心绪，只得作罢。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
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讲点课，但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
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作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都在大谈天一阁，而我这
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阁，
实在说不过去。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宁波讲课，终于在讲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
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辖，
在对我的这个可怕缺漏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城市都在柔弱地颤抖。第二
天上午如约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
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阴气。
看门的老人没想到文化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
里借来半高统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
鞋统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蹚水进去。本来浑身早已被
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就这样，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
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样难呢？明明
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
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
个狞厉的仪式？
天一阁之所以叫天一阁，是创办人取《易经》中“天一生水”之义，想借水防
火，来免去历来藏书者最大的忧患火灾。今天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
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
斯文，剥除参观式的悠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背躬曲膝、哆哆嗦嗦地来
到跟前。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
二
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
化奇迹。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
的象形文字，创造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该迅速
地催发出一个书籍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
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一个为写书、
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这块土
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
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
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
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很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
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泽，
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尚且如此，更遑论区区几箱书？宫廷当然有不少
书，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
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鉴于这种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
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
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
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
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
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
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
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
这样的藏书家委实也是出过一些的，但没过几代，他们的事业都相继萎谢。他
们的名字可以写出长长一串，但他们的藏书却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么，这些
名字也就组合成了一种没有成果的努力，一种似乎实现过而最终还是未能实现的悲
剧性愿望。
能不能再出一个人呢，哪怕仅仅是一个，他可以把上述种种苛刻的条件提升得
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继承诸项关节琢磨到极端，让偌大的中国留下一
座藏书楼，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怜可怜中国和中国文化吧。
这个人终于有了，他便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
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阮元说：“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
唯此岿然独存。”
这就是说，自明至清数百年广阔的中国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书籍文明，终于
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归拢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长历史，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
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个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
个小小的栖脚处。
三
范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
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迹。最
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
空间。在文化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
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
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正书、实录以及历科
试士录，明代各地仕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
不少。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心和资财就不够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
籍，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
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他内心隐潜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
是这样。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
上来成全他。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
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然而
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
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
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
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
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
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
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廷杖之罚，并下过监狱。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
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世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
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
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个成功的藏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作个比较。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
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书家董其昌曾非
常钦佩地把他与文徵明并列，说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
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
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艺术家，
他太激动，太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起先他也曾狠下一
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
的时候他已构成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
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得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
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
籍转售给范钦。
范钦既没有丰坊的艺术才华，也没有丰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
理性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相比之下，他
的社会人格比较强健，只有这种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太纯粹的艺术家或学
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范大澈从小受叔父
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又对书籍
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
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据说有
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
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作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
随意取阅。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
差别就看出来了。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意气性的
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性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
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
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地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
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
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
四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
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
于范钦死后。
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延绵数百
年的苦役。
活到八十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儿媳妇（二儿子已
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
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们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
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遗产分割法。万两白银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楼藏书则除了
沉重的负担没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为范钦本身一辈子的举止早已告示后代，藏书
绝对不能有一本变卖，而要保存好这些藏书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笔费用。为什么他不
把保存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为什么他要把权利
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选择呢？
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
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反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藏书事业，要么只能
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藏书
的一房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
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藏书家的覆辙。他没有丝毫意思想讥诮或鄙薄要继承
万两白银的那一房，诚实地承认自己没有承接这项历史性苦役的信心，总比在老人
病榻前不太诚实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无疑问，范钦更希望在告别人世的最
后一刻听到自己企盼了几十年的声音。他对死神并不恐惧，此刻却不无恐惧地直视
着后辈的眼睛。
大儿子范大冲立即开口，他愿意继承藏书楼，并决定拨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
田租充当藏书楼的保养费用。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
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后一代的遗嘱比前一代还要严格。藏书的原始动机越来越远，
而家族的繁衍却越来越大，怎么能使后代众多支脉的范氏世谱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
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一再品味的艰难课题。在当时，
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化事业只能交付给家族传代系列，但家族传代本身却是一种不
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让后代的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生投入的强硬指令，
是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的；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
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
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地维护和保存，
却不知是为什么。按照今天的思维习惯，人们会在高度评价范氏家族的丰功伟绩之
余随之揣想他们代代相传的文化自觉，其实我可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
理悲剧和家族纷争，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哪些书，能
不能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
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
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这种点滴可
能而崩坍，因而已经预防在先。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
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予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
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
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
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在此，必须讲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很难过的事件了。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
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
媒嫁给了范家。
现代社会学家也许会责问钱姑娘你究竟是嫁给书还是嫁给人，但在我看来，她
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时代既不看重钱也不看重势，只想借着婚配来多看一点书，总还
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当自己成了范家媳妇之后还是不能登楼，
一种说法是族规禁止妇女登楼，另一种说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后裔在当时已属
于旁支。反正钱绣芸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郁郁而终。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忧郁的
目光。我几乎觉得这里可出一个文学作品了，不是写一般的婚姻悲剧，而是写在那
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地与自
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只要开放一
条小缝，终会裂成大隙。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
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
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
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决权，久而久之，每房也都
产生了终极性的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要想登楼看书！
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黄宗羲是“吾乡”余姚人，与范氏家族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照理是严禁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
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有所闻。尽管当时的信息
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崛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
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他的父亲本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
后来宦官集团受审，十九岁的黄宗羲在廷质时竟义愤填膺地锥刺和痛殴漏网余党，
后又追杀凶手，警告阮大铖，一时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时他与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
数百人的子弟兵“世忠营”英勇抗清，抗清失败后便潜心学术，边著述边讲学，把
民族道义、人格道德溶化在学问中启世迪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天域中第一流的思
想学和历史学家。他在治学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淡生堂”去
读过书，现在终于想来叩天一阁之门了。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
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牛。
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
读楼上的全部藏书。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个验证。他们是
藏书家，本身在思想学术界和社会政治领域都没有太高的地位，但他们毕竟为一个
人而不是为其他人，交出他们珍藏严守着的全部钥匙。
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黄宗羲先生长衣布
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具具打开，1673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
阁藏书记》留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人格连结起来了。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
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二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
他们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封建
家族的血缘继承关系和社会学术界的整体需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藏书世家面临着
无可调和的两难境地：要么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么发挥社会价值而任之耗散。看
来像天一阁那样经过最严格的选择作极有限的开放是一个没办法中的办法。但是，
如此严格地在全国学术界进行选择，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家族的职能范畴了。
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这个矛盾的解决才出现了一些新的走向。乾
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呈珍
贵古籍六万余种，其中有九十六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三万七十余种列入
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
都仿照天一阁格局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
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
隆下令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藏书的意
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藏”本身不应成为终极的目的。连堂堂皇家编书都
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扬，这证
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五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什么事情一到中国近代总会变得怪异起来，这座
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
曾有一人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某位学者上楼的
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1914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
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把
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
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显然是受到书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
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含着某种象征意义。把保护藏书楼的
种种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钦确实没有在防盗的问题上多动脑筋，因为这对在当时这
样一个家族的院落来说构不成一种重大威胁。但是，这正像范钦想象不到会有一个
近代降临，想象不到近代市场上那些商人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会采取什么手段。
一架架的书橱空了。钱绣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
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
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
里。涵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
过营养。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这当然更不是数百年前的范钦先生所能预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
也终于失效。
六
然而毫无疑问，范钦和他后代的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张
元济先生外，还有大量的热心人想怒力保护好天一阁这座“危楼”，使它不要全然
成为废墟。这在现代无疑已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工程，靠着一家一族的力量已无济于
事。幸好，本世纪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天一阁一次次被
大规模地修缮和充实着，现在已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们游览宁波时大多
要去访谒的一个处所。天一阁的藏书还有待于整理，但在文化沟通便捷的现代，它
的主要意义已不是以书籍的实际内容给社会以知识，而是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
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
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我们这些人，在生命本质上无疑属于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但从遗传因子上考察
又无可逃遁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孑遗，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阁传代系统的繁衍者，
尽管在范氏家族看来只属于“他姓”。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
地问自己：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很少有其他参观处所能使我像在这里一样心情既沉重又宁静。阁中一位年老的
版本学家颤巍巍地捧出两个书函，让我翻阅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录，一部上海
志，深深感到，如果没有这样的孤本，中国历史的许多重要侧面将杳无可寻。
由此想到，保存这些历史的天一阁本身的历史，是否也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呢？
裴明海先生递给我一本徐季子、郑学溥、袁元龙先生写的《宁波史话》的小册子，
内中有一篇介绍了天一阁的变迁，写得扎实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
史实。但在我看来，天一阁的历史是足以写一部宏伟的长篇史诗的。我们的文学艺
术家什么时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他许多家族数百年来的灵魂史袒示给现代世界呢？
（选自余秋雨散文集《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
“生命的质量需要锻铸，阅读是锻铸的重要一环”。余秋雨将阅读看得如此重
要。对此，他自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听听他的读书建议，相信对我们会有所裨益。
这是余秋雨1997年在台湾的演讲的一部分。
我觉得一个人的最佳读书状态大多产生在中年以后，但能不能取得这种状态则
取决于青年时期的准备。
中年以后的读书可以随心所欲，而在青年时期却不能过于随意，需要接受一些
过来人的指点。
一、尽早把阅读当作一件人生大事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一个人如果在青年时期就开始平庸，那么今后
要摆脱平庸就十分困难。
何谓平庸？平庸是一种被动而又功利的谋生态度。平庸者什么也不缺少，只是
无感于外部世界的精彩，人类历史的厚重，终极道义的神圣，生命涵义的丰富。而
他们失去的这一切，光凭一个人有限的人生经历是无法获得的，因此平庸的队伍总
是相当庞大。黄山谷说过：“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则尘俗生其间。照镜觉面目
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这就是平庸的写照。黄山谷认为要摆脱平庸，就要“用
古今浇灌”。
只有书籍，能把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能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飘
散的信号传递给你，能把无数的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昧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区区
五尺之躯，短短几十年光阴，居然能驰骋古今。经天纬地，这种奇迹的产生，至少
有一半要归功于阅读。
如此好事，如果等到成年后再来匆匆弥补就有点可惜了，最好在青年时就进入。
早一天，就多一分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青年人稚嫩的目光常常产生偏差，误以为是出身、财富、文凭、机运使有的人
超乎一般，其实历尽沧桑的成年人都知道，最重要的是自身生命的质量，生命的质
量需要锻铸，阅读是锻铸的重要一环。
二、要把阅读范围延伸到专业之外
阅读专业书籍当然必要，但主要为了今后职业的需要。鲁迅说：“这样的读书，
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埋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
很可怜。”（《读书杂谈》）
诸位报考大学的时候，刚刚从中学出来，都还不到二十岁吧，大人们还习惯于
把我们称作孩子，青春的生命那么可爱又那么具有可塑性，却一下子被浇注在某个
专业的模坯里直至终老，真是于心何忍。
生命的活力，在于它的弹性。大学时代的生命弹性，除了运动和娱乐，更重要
的体现为对世界整体的自由接纳和自主反应，这当然是超越专业的。
现在很多所大学都发现了学生只沉陷于专业的弊病，开设了通识教育课，这是
一个很好的办法。但同样作为一门课程，即使通识教育也保留着某种难于克服的狭
隘性和被动性。因此不管功课多重，时间多紧，自由的课外阅读不可缺少。
更何况，时代的发展使每门专业的内在结构和外部界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
有足够的整体视野，连专业都很难学好。
三、先找一些名著垫底
大学生的课外阅读，是走向精神成熟的起点，因而先要做一点垫底的工作。
垫什么样的底，就会建什么样的楼。因此尽量要把底垫得结实一点，但时间不
多，要寻找一种省俭方式。最省俭的垫底方式，是选读名著。
有些青年人对名著有一种逆反心理，为了保持自由而故意避开，这是孩子气的
举动。名著不管是不是够格，总是时间和空间节选的结果，我们可以下在乎名著，
却不可以不在乎时间和空间。一部似乎并不怎么样的作品居然被时间和空间首肯，
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文化深度的悬念，光凭着这个悬念也值得去读一读。
更重要的是，名著因被很多人反复阅读，已成为当代社会词语的前提性素材，
如果不了解名著，就会在文化沟通中产生严重障碍。
名著和其他作品在文化方位上是不平等的，它们好像军事上的制高点，占领了
它们，很大一片土地就不在话下了。对于专业之外的文化领地，我们没有时间去一
寸一寸占领，收取几个制高点就可以了。
对于名著不能平均施力，一个时间只能死啃一本，附带着集中阅读与它有关的
书籍，务必把这个制高点完全占领。这是一个似慢实快的办法，书桌上不堆放多种
类别的书，更不要摆出博览群书的派头一目十行、一天一本。如果本本都是泛泛而
读，到头来就像愚熊掰玉米，掰一个丢一个，满地狼藉却食不果腹。应该反过来，
慢慢地啃一本是一本，神定气稳地反复咀玩。每一本又都是高水平的作品，那么用
不了多久，你的学问规模就影影绰绰地成型了。
有人认为，名著总是艰深的，不如读第二、第三流的作品省力。其实，第一流
的作品由于逻辑比较清晰，表述比较果断、个性比较鲜明、形态比较优美，阅读起
来不见得比第二、第三流的作品费力。即使费点力，因你内心深知其足可以一当十，
也会感到值得。
那么，如何确认名著呢？这就需要寻求帮助了。过去很多大学者都为青年人开
列过“必读书目”，但他们既要顾及各门学问的完整性，又要顾及青年人的多种层
面和多种可能，总是把书目开得太长。“必读书目”其实变成了“重要书目”，可
能一辈子也读不究。
因此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更有针对性的小书目。是否有针对性决定于书目开列者
对阅读者的了解程度。青年学生不妨找自己信赖的师长作一些必读书目方面的交谈，
交谈中要把自己的兴趣、欠缺和已读过的名著告诉师长，以求获得有的放矢的指导。
四、名著读不下去也可以暂时放下
即使是一位熟悉的师长很有针对性地为我们开了一份必读书目，书目里的名著
也有读不下去的时候。
读不下去就放下，不要硬读。这就是非专业阅读的潇洒之处。
这么有名的著作也放下？是的，放下。因为你与它没有缘分，或许说暂时无缘。
再有针对性的书目也只考虑到了你接受的必要性，而无法考虑到你接受的可能
性。所谓可能，不是指阅读能力，而是指兴奋系统，这是你的生命秘密。别人谁也
不会清楚。
阅读是对外部世界的开发，也是对自己生命的开发。开发生命并不是重塑生命，
我们的生命并不太坏，没有必要打碎了重塑。任何开发都应该顺应着地理地脉，开
发生命也是同样，硬撬硬击会伤筋动骨。如果某个领域的几部代表性名著都读不下
去，那就证明你与那个领域整体无缘，想开一点，整体放弃。也许几年后突然读得
下去了，说明当初的无缘是短暂现象。但暂时现象也是真实的，不可为几年后的可
能而硬来。
茫茫书海，真正与你有缘的只是一小角。名著如林，真正属于你的也只是不多
的几十本。有不少名著属于有缘无缘之间，那也不妨一读，因为知道的范围总应该
大于熟悉的范围，熟悉的范围总应该大于拥有的范围。只要有时间，算不上名著的
多种书籍也不妨广泛地浏览一下，那里也会有大量既能契合你，又能提高你的东西。
名著是基础，但不是封闭我们的城堡。
我刚进大学的时候，有两位年老的图书馆管理员笑眯眯地告诉我，他们能从一
年级学生的借书卡上预测这些学生将来的成就，几乎是百试不爽。毫无规律胡乱借
书的很难有希望，穷几年之力死啃一大堆名著的也不会有太大的出息；借书卡上过
于疏空的当然令人叹息，借书卡上密密麻麻的也叫人摇头。我上面讲的这些道理，
有不少正是从他们那里讨教来的。
五、有一两个文化偶像不是坏事
在选读名著的过程中，最终会遇到几部名著、几位名家最与你情投意合。你着
迷了，不仅反复阅读，而且还会寻找作者的其他著作，搜罗他们的传记，成为他们
的崇拜者。我的一位朋友说他一听到辛弃疾的名字就会脸红心跳，我在读大学时对
法国作家雨果也有类似的情景。这就是平常所说的偶像。
偶像的出现，是阅读的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能够与一位世界级或国家级的文
化名人魂魄与共，真是莫大的幸福。然而更深刻的问题在于，你为什么与他如此心
心相印？不完全是由于他的学问、艺术和名声，因为有很多比他学问更高、艺术更
精、名声更大的人物却没有在你心底产生这样强烈的感应。根本的理由也许是，你
的生命与他的生命，有某种同构关系，他是你精神血缘上的前辈姻亲。暗暗地认下
这门亲，对你很有好处。
同构不等于同级。他是万人瞩目的文化名人，你是寂寂无名的青年学生，但他
的存在证明，你所进入的生命系统的某些部分，一旦升腾，会达到何等壮美的高度，
于是你也就找到了一条通向崇高的缆绳。
有的同学把文化偶像的崇拜一律看作幼稚行为，成天懒洋洋地对一切可以仰望、
可以进入的对象爱理不理，偶尔心有所动也快速地自我熄灭，实在是坐失了很多良
机。
那些读了一辈子书却说不出最喜爱哪几部著作。哪几位作者的人，哪怕是学富
五车的老学者，我也不敢恭维，在如此广阔的文化天地中失去了仰望的兴致，失去
了亲和的热量，失去了趋附的动力，整个儿成了一尊冷眼面世的泥塑木雕，那还说
得上什么？
六、青年人应立足于个人静读
青年人读了书，喜欢互相讨论。互相讨论能构建起一种兴趣场和信息场，单独
的感受流通起来了，而流通往往能够增殖。
但是总的说来，阅读是个人的事。字字句句都要由自己的心灵去默默感应，很
多最重要的感受无法诉诸言表。阅读的程序主要由自己的生命线索来缩接，而细若
游丝的生命线索是要小心翼翼地抽理和维护的。这一切，都有可能被热闹所毁损。
更何况我们还是学生，即使有点肤浅的感受也不具备向外传播的价值。在同学间高
谈阔论易生意气，而一有意气就会坠入片面，肤浅变得更加肤浅。
就像看完一部感人至深的电影，一个善于吸收的观众，总喜欢独个儿静静地走
一会，慢慢体味着一个个镜头、一句句台词，咀嚼着艺术家埋藏其间的良苦用心，
而不会像有些青年那样，还没有出电影院的门就热烈谈论开来了。在很多情况下，
青年人竞争式的谈论很可能是一种耗散，面对越是精雅深致的作品越可能是这样。
等到毕业之后，大家在人生感受上日趋成熟而在阅读上却成了孤立无援的流浪
者，这倒需要寻找机会多交流读书信息了。那是后话，过一会儿再说。
七、读书卡片不宜多做
读书有一个经常被传授的方法，那就是勤奋地做读书卡片。读到自己有兴趣的
观点和资料，立即抄录在卡片上，几个月之后把一大堆卡片整理一番，分门别类地
存放好，以后什么时候要用，只要抽出有关的一叠，自己也就可以获得一种有论有
据、旁征博引的从容。
这种方法，对于专业研究、论文写作是有用的，但不适合青年学生的课外阅读。
从技术上说，课外阅读的范围较大，又不针对某个具体问题，卡片无从做起，
即使做了也没有太大用处，白白浪费了许多阅读时间。如果要摘录隽语挂句，不如
买一本现成的《名人名言录》放在手边。
但技术上的问题还是小事。最麻烦的是，做卡片的方法很可能以章句贮藏取代
了整体感受，得不偿失。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即使撷取了它
的眉眼，也失去了它的灵魂。
有人说，做卡片的原因是自己记忆力太差，读过的书老也记不住，记不住等于
白读，留下几张卡片也算是自我安慰。
实际上，阅读的记忆力有一种严格的选择功能，书中真正深切触动你的内容，
想丢也丢不掉，对此你要有更多的洒脱和自信。
记不住当然是大量的，但记不住的内容又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真实的遗忘，
一部分是无形的沉潜。
属于真实遗忘的那部分，不必可惜，就让它遗忘吧，能遗忘也是一个人自由自
主的表现。太监之所以要记住宫中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因为他不能自由自主，不敢
遗忘。正是遗忘，验证着生命结构的独立。
至于无形沉潜的那部分，我想大家都有过体会。在一定场合，由于一定的需要，
居然把多年前早就淡忘了的印象搅动起来了，使自己也大吃一惊。苏辙曾说：“早
岁读书无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翻译成现代口语，大致意思是：早年读书似乎
没有深刻理解的地方，在晚年审察事物时却发挥了奇特的功效。这便是记忆的沉潜。
人类的大脑机能十分神奇，不要在乎表面上的记住记不住，该记住的总会记住，
该忘记的总会忘记，该失而复得的总会失而复得，轻轻松松读下去就是了。
我不主张在课外阅读中做很多卡片，却赞成写一些读书笔记，概括全书的神采
和脉络、记述自己的理解和感受。这种读书笔记，既在描述书，又在描述自己。每
一篇都不要太长，以便对即时的感受进行提炼，把感受提炼成见识。
八、有空到书店走走
大学生的阅读资源，主要来自图书馆。但是，我希望大家有空也到书店走走。
书店当然比图书馆狭小得多，但它是很有意思的文化前沿。当代人的精神劳作有什
么走向？这些走向与社会走向有什么关系？又被大众接受到什么程度？解答这些疑
问的最好场所是书店。
崭新的纸页，鲜亮的封面，夸张的宣传，繁忙的销售，处处让你感受到书籍文
明热气腾腾的创造状态，而创造，总是给人一种愉悦的力量。这种力量对读书人是
一种莫名的滋养，使你在长久的静读深思之后舒展筋骨，浑身通畅。
你可以关注一下畅销书排行榜，判断一下买书的人群，然后，也准备为自己选
几本书。在书店选书与在图书馆有所不同，对于重要的书，你会反复考虑永久性拥
有的必要性，于是在书架前进行了一次短短的自我拷问。你也许会较少犹豫地购买
儿本并不重要却有趣、可爱的新书，由此你对自己与书籍的奇异关系产生了某种疑
问，这种疑问的每一个答案都让人开心。
要。对此，他自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听听他的读书建议，相信对我们会有所裨益。
这是余秋雨1997年在台湾的演讲的一部分。
我觉得一个人的最佳读书状态大多产生在中年以后，但能不能取得这种状态则
取决于青年时期的准备。
中年以后的读书可以随心所欲，而在青年时期却不能过于随意，需要接受一些
过来人的指点。
一、尽早把阅读当作一件人生大事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一个人如果在青年时期就开始平庸，那么今后
要摆脱平庸就十分困难。
何谓平庸？平庸是一种被动而又功利的谋生态度。平庸者什么也不缺少，只是
无感于外部世界的精彩，人类历史的厚重，终极道义的神圣，生命涵义的丰富。而
他们失去的这一切，光凭一个人有限的人生经历是无法获得的，因此平庸的队伍总
是相当庞大。黄山谷说过：“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则尘俗生其间。照镜觉面目
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这就是平庸的写照。黄山谷认为要摆脱平庸，就要“用
古今浇灌”。
只有书籍，能把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能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飘
散的信号传递给你，能把无数的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昧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区区
五尺之躯，短短几十年光阴，居然能驰骋古今。经天纬地，这种奇迹的产生，至少
有一半要归功于阅读。
如此好事，如果等到成年后再来匆匆弥补就有点可惜了，最好在青年时就进入。
早一天，就多一分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青年人稚嫩的目光常常产生偏差，误以为是出身、财富、文凭、机运使有的人
超乎一般，其实历尽沧桑的成年人都知道，最重要的是自身生命的质量，生命的质
量需要锻铸，阅读是锻铸的重要一环。
二、要把阅读范围延伸到专业之外
阅读专业书籍当然必要，但主要为了今后职业的需要。鲁迅说：“这样的读书，
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埋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
很可怜。”（《读书杂谈》）
诸位报考大学的时候，刚刚从中学出来，都还不到二十岁吧，大人们还习惯于
把我们称作孩子，青春的生命那么可爱又那么具有可塑性，却一下子被浇注在某个
专业的模坯里直至终老，真是于心何忍。
生命的活力，在于它的弹性。大学时代的生命弹性，除了运动和娱乐，更重要
的体现为对世界整体的自由接纳和自主反应，这当然是超越专业的。
现在很多所大学都发现了学生只沉陷于专业的弊病，开设了通识教育课，这是
一个很好的办法。但同样作为一门课程，即使通识教育也保留着某种难于克服的狭
隘性和被动性。因此不管功课多重，时间多紧，自由的课外阅读不可缺少。
更何况，时代的发展使每门专业的内在结构和外部界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
有足够的整体视野，连专业都很难学好。
三、先找一些名著垫底
大学生的课外阅读，是走向精神成熟的起点，因而先要做一点垫底的工作。
垫什么样的底，就会建什么样的楼。因此尽量要把底垫得结实一点，但时间不
多，要寻找一种省俭方式。最省俭的垫底方式，是选读名著。
有些青年人对名著有一种逆反心理，为了保持自由而故意避开，这是孩子气的
举动。名著不管是不是够格，总是时间和空间节选的结果，我们可以下在乎名著，
却不可以不在乎时间和空间。一部似乎并不怎么样的作品居然被时间和空间首肯，
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文化深度的悬念，光凭着这个悬念也值得去读一读。
更重要的是，名著因被很多人反复阅读，已成为当代社会词语的前提性素材，
如果不了解名著，就会在文化沟通中产生严重障碍。
名著和其他作品在文化方位上是不平等的，它们好像军事上的制高点，占领了
它们，很大一片土地就不在话下了。对于专业之外的文化领地，我们没有时间去一
寸一寸占领，收取几个制高点就可以了。
对于名著不能平均施力，一个时间只能死啃一本，附带着集中阅读与它有关的
书籍，务必把这个制高点完全占领。这是一个似慢实快的办法，书桌上不堆放多种
类别的书，更不要摆出博览群书的派头一目十行、一天一本。如果本本都是泛泛而
读，到头来就像愚熊掰玉米，掰一个丢一个，满地狼藉却食不果腹。应该反过来，
慢慢地啃一本是一本，神定气稳地反复咀玩。每一本又都是高水平的作品，那么用
不了多久，你的学问规模就影影绰绰地成型了。
有人认为，名著总是艰深的，不如读第二、第三流的作品省力。其实，第一流
的作品由于逻辑比较清晰，表述比较果断、个性比较鲜明、形态比较优美，阅读起
来不见得比第二、第三流的作品费力。即使费点力，因你内心深知其足可以一当十，
也会感到值得。
那么，如何确认名著呢？这就需要寻求帮助了。过去很多大学者都为青年人开
列过“必读书目”，但他们既要顾及各门学问的完整性，又要顾及青年人的多种层
面和多种可能，总是把书目开得太长。“必读书目”其实变成了“重要书目”，可
能一辈子也读不究。
因此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更有针对性的小书目。是否有针对性决定于书目开列者
对阅读者的了解程度。青年学生不妨找自己信赖的师长作一些必读书目方面的交谈，
交谈中要把自己的兴趣、欠缺和已读过的名著告诉师长，以求获得有的放矢的指导。
四、名著读不下去也可以暂时放下
即使是一位熟悉的师长很有针对性地为我们开了一份必读书目，书目里的名著
也有读不下去的时候。
读不下去就放下，不要硬读。这就是非专业阅读的潇洒之处。
这么有名的著作也放下？是的，放下。因为你与它没有缘分，或许说暂时无缘。
再有针对性的书目也只考虑到了你接受的必要性，而无法考虑到你接受的可能
性。所谓可能，不是指阅读能力，而是指兴奋系统，这是你的生命秘密。别人谁也
不会清楚。
阅读是对外部世界的开发，也是对自己生命的开发。开发生命并不是重塑生命，
我们的生命并不太坏，没有必要打碎了重塑。任何开发都应该顺应着地理地脉，开
发生命也是同样，硬撬硬击会伤筋动骨。如果某个领域的几部代表性名著都读不下
去，那就证明你与那个领域整体无缘，想开一点，整体放弃。也许几年后突然读得
下去了，说明当初的无缘是短暂现象。但暂时现象也是真实的，不可为几年后的可
能而硬来。
茫茫书海，真正与你有缘的只是一小角。名著如林，真正属于你的也只是不多
的几十本。有不少名著属于有缘无缘之间，那也不妨一读，因为知道的范围总应该
大于熟悉的范围，熟悉的范围总应该大于拥有的范围。只要有时间，算不上名著的
多种书籍也不妨广泛地浏览一下，那里也会有大量既能契合你，又能提高你的东西。
名著是基础，但不是封闭我们的城堡。
我刚进大学的时候，有两位年老的图书馆管理员笑眯眯地告诉我，他们能从一
年级学生的借书卡上预测这些学生将来的成就，几乎是百试不爽。毫无规律胡乱借
书的很难有希望，穷几年之力死啃一大堆名著的也不会有太大的出息；借书卡上过
于疏空的当然令人叹息，借书卡上密密麻麻的也叫人摇头。我上面讲的这些道理，
有不少正是从他们那里讨教来的。
五、有一两个文化偶像不是坏事
在选读名著的过程中，最终会遇到几部名著、几位名家最与你情投意合。你着
迷了，不仅反复阅读，而且还会寻找作者的其他著作，搜罗他们的传记，成为他们
的崇拜者。我的一位朋友说他一听到辛弃疾的名字就会脸红心跳，我在读大学时对
法国作家雨果也有类似的情景。这就是平常所说的偶像。
偶像的出现，是阅读的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能够与一位世界级或国家级的文
化名人魂魄与共，真是莫大的幸福。然而更深刻的问题在于，你为什么与他如此心
心相印？不完全是由于他的学问、艺术和名声，因为有很多比他学问更高、艺术更
精、名声更大的人物却没有在你心底产生这样强烈的感应。根本的理由也许是，你
的生命与他的生命，有某种同构关系，他是你精神血缘上的前辈姻亲。暗暗地认下
这门亲，对你很有好处。
同构不等于同级。他是万人瞩目的文化名人，你是寂寂无名的青年学生，但他
的存在证明，你所进入的生命系统的某些部分，一旦升腾，会达到何等壮美的高度，
于是你也就找到了一条通向崇高的缆绳。
有的同学把文化偶像的崇拜一律看作幼稚行为，成天懒洋洋地对一切可以仰望、
可以进入的对象爱理不理，偶尔心有所动也快速地自我熄灭，实在是坐失了很多良
机。
那些读了一辈子书却说不出最喜爱哪几部著作。哪几位作者的人，哪怕是学富
五车的老学者，我也不敢恭维，在如此广阔的文化天地中失去了仰望的兴致，失去
了亲和的热量，失去了趋附的动力，整个儿成了一尊冷眼面世的泥塑木雕，那还说
得上什么？
六、青年人应立足于个人静读
青年人读了书，喜欢互相讨论。互相讨论能构建起一种兴趣场和信息场，单独
的感受流通起来了，而流通往往能够增殖。
但是总的说来，阅读是个人的事。字字句句都要由自己的心灵去默默感应，很
多最重要的感受无法诉诸言表。阅读的程序主要由自己的生命线索来缩接，而细若
游丝的生命线索是要小心翼翼地抽理和维护的。这一切，都有可能被热闹所毁损。
更何况我们还是学生，即使有点肤浅的感受也不具备向外传播的价值。在同学间高
谈阔论易生意气，而一有意气就会坠入片面，肤浅变得更加肤浅。
就像看完一部感人至深的电影，一个善于吸收的观众，总喜欢独个儿静静地走
一会，慢慢体味着一个个镜头、一句句台词，咀嚼着艺术家埋藏其间的良苦用心，
而不会像有些青年那样，还没有出电影院的门就热烈谈论开来了。在很多情况下，
青年人竞争式的谈论很可能是一种耗散，面对越是精雅深致的作品越可能是这样。
等到毕业之后，大家在人生感受上日趋成熟而在阅读上却成了孤立无援的流浪
者，这倒需要寻找机会多交流读书信息了。那是后话，过一会儿再说。
七、读书卡片不宜多做
读书有一个经常被传授的方法，那就是勤奋地做读书卡片。读到自己有兴趣的
观点和资料，立即抄录在卡片上，几个月之后把一大堆卡片整理一番，分门别类地
存放好，以后什么时候要用，只要抽出有关的一叠，自己也就可以获得一种有论有
据、旁征博引的从容。
这种方法，对于专业研究、论文写作是有用的，但不适合青年学生的课外阅读。
从技术上说，课外阅读的范围较大，又不针对某个具体问题，卡片无从做起，
即使做了也没有太大用处，白白浪费了许多阅读时间。如果要摘录隽语挂句，不如
买一本现成的《名人名言录》放在手边。
但技术上的问题还是小事。最麻烦的是，做卡片的方法很可能以章句贮藏取代
了整体感受，得不偿失。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即使撷取了它
的眉眼，也失去了它的灵魂。
有人说，做卡片的原因是自己记忆力太差，读过的书老也记不住，记不住等于
白读，留下几张卡片也算是自我安慰。
实际上，阅读的记忆力有一种严格的选择功能，书中真正深切触动你的内容，
想丢也丢不掉，对此你要有更多的洒脱和自信。
记不住当然是大量的，但记不住的内容又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真实的遗忘，
一部分是无形的沉潜。
属于真实遗忘的那部分，不必可惜，就让它遗忘吧，能遗忘也是一个人自由自
主的表现。太监之所以要记住宫中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因为他不能自由自主，不敢
遗忘。正是遗忘，验证着生命结构的独立。
至于无形沉潜的那部分，我想大家都有过体会。在一定场合，由于一定的需要，
居然把多年前早就淡忘了的印象搅动起来了，使自己也大吃一惊。苏辙曾说：“早
岁读书无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翻译成现代口语，大致意思是：早年读书似乎
没有深刻理解的地方，在晚年审察事物时却发挥了奇特的功效。这便是记忆的沉潜。
人类的大脑机能十分神奇，不要在乎表面上的记住记不住，该记住的总会记住，
该忘记的总会忘记，该失而复得的总会失而复得，轻轻松松读下去就是了。
我不主张在课外阅读中做很多卡片，却赞成写一些读书笔记，概括全书的神采
和脉络、记述自己的理解和感受。这种读书笔记，既在描述书，又在描述自己。每
一篇都不要太长，以便对即时的感受进行提炼，把感受提炼成见识。
八、有空到书店走走
大学生的阅读资源，主要来自图书馆。但是，我希望大家有空也到书店走走。
书店当然比图书馆狭小得多，但它是很有意思的文化前沿。当代人的精神劳作有什
么走向？这些走向与社会走向有什么关系？又被大众接受到什么程度？解答这些疑
问的最好场所是书店。
崭新的纸页，鲜亮的封面，夸张的宣传，繁忙的销售，处处让你感受到书籍文
明热气腾腾的创造状态，而创造，总是给人一种愉悦的力量。这种力量对读书人是
一种莫名的滋养，使你在长久的静读深思之后舒展筋骨，浑身通畅。
你可以关注一下畅销书排行榜，判断一下买书的人群，然后，也准备为自己选
几本书。在书店选书与在图书馆有所不同，对于重要的书，你会反复考虑永久性拥
有的必要性，于是在书架前进行了一次短短的自我拷问。你也许会较少犹豫地购买
儿本并不重要却有趣、可爱的新书，由此你对自己与书籍的奇异关系产生了某种疑
问，这种疑问的每一个答案都让人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