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家训”著作可谓蔚为大现，像《颜氏家训》、《袁氏世范》、《温公家范》、《治家格言》等都是响铛铛的家训经典。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部家训著作像《曾国藩家书》这样奇特。从时间上看，这些家书前后跨越30 年，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30 年至同治10 年前后达30 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从数量看近1500 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以对象而言，上由祖父母至父母，中对诸兄弟，下及儿辈，足以探索全家的生活和形象。它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小到人际琐事和家庭生计的指陈，大到进德修业、经邦纬国之道的阐述，可谓事无巨细、一皆覆载。因而，这不是一部单纯意义上的家训著作，而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军、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也是研究曾国藩本人的重要史料。此书自问世以来就备受世人关注。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曾国藩家书》”。
曾氏家书形式自由，不落俗套，或长或短，随想而至，挥笔自如，尽管公务缠身、戎马倥偬，很多家书都成于匆忙之中，甚至军务紧急之时，但行文从容镇定，娓娓而谈，全无矫柔造作之态，真的是如话家常，面对面地诉说家务世事。曾国藩是孝子。常言道：父母在，不远游。但宦海遨游的曾国藩却凭一纸家书让祖父祖母、生身父母心宁意定，虽然高堂念子，不胜牵挂，但不会让他们为自己担惊害怕。因而曾国藩不仅对朝廷尽了忠，也对父母尽了孝，古人所谓忠孝不能两全，而曾氏则两而全之，不愧为人中豪杰。曾国藩又是好兄长。俗话说：长哥当父，他对弟妹的教导和照顾可谓“诲汝谆谆”，体贴入微，其真情实意，极为动人，他的几个弟弟都是湘军中的风云人物，其中曾国荃成为与左宗棠、李鸿章并驾齐驱的人物，这与曾国藩的教导分不开。同时曾氏更是位仁慈而严正的父亲，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要求他们立身处世务，必符合圣贤之道，要有积极进取的人生精神。他在为官时，还让女儿和儿媳每年给他做鞋一双，以考察他们的“女工”。他希望后代兢兢业业、努力治学，他常对子女说，只要有学问，就不怕没饭吃。他还说门第太盛就会出事端，主张不把财产留给子孙，子孙不肖，留也无用，子孙图强，也不愁吃饭的途径。他的子女也堪称大器，儿子曾纪泽作为清王朝的外交官与沙俄交涉，在左宗棠的军事配合下，粉碎了沙俄侵吞中国新疆的企图，捍卫了中国的主权，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位成功的外交家之一。他的孙子和曾孙都是著名的学者和教授。
曾氏的“修身之道”是贯串家书的灵魂。曾国藩早年治学，立志于圣贤之道，后来投笔从戎亦不改初衷，并加以很好地实践，他一生的经历就是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实写照。他在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
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读了这段话后，以为是金玉之言，并用曾氏的这个观点来检测自己，表示今后治学要专心致志，不再兼营并骛。
曾氏很重视立身处世之道。正像他的祖父当年教育他们兄弟时那样：“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人以懦弱无刚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曾国藩的立身处世，为官领兵颇具这一本色。
曾国藩很讲究“坚忍”二字，他说“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平生咬牙立志之诀”。曾国藩一生虽屡历险境，但终能在逆境中奋发，成就大器，正是因为咬定“坚忍”不放松，正所谓“志之所向，金石为开”。
讲述治军之道是曾氏家书的一大内容。曾国藩治军有其独到之处，非常重视人在战争中的能动作用，他认为：“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攻守之要，在人而不在兵”，认为人的能动作用的发挥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
他主张以礼治军：“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他用兵非常谨慎，战略上主张积极进攻，以攻为守，迫敌决战。战术上则以守为攻，稳打稳扎，步步为营，后发制人。曾国藩之所以敢在太平天国声势浩大之时临危受命，领兵征讨，并最终成功，没有深厚的军事素养是不能想象的。
家书中还有大量篇幅讲述用人之道。曾国藩非常注重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主张按“崇实黜浮，力杜工巧之风”的标准选拔人才，并建议朝廷严格进行官吏的考核和任免。由于曾氏坚持任人唯贤，全无私念，礼贤下士，故四方之士慕名而至麾下者，不计其数，曾氏的幕府人才云集，俨然是一座专门培养人才的学校，他的很多门生幕僚后来都成为独挡一面的封疆大吏，在十九世纪晚期的清王朝政坛上成为一支几乎可以左右政局的重要力量。太平天国的擎天柱石达开也对曾氏的用人之道表示肯定，他说“曾国藩不明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与曾氏颇有矛盾的左宗棠也感叹道：“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曾国藩很擅长理财之道。古人云：大军作战，粮草为先，后勤保障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负。曾国藩同太平军作战旷日持久，长达十余年，没有稳固的后勤保障，要取得的战争胜利是难以想象的。而事实上曾国藩不仅是运筹帷幄的能人，也是理财的好手。为了解决湘军的兵源和激发斗志，曾国藩在湘军中实行丰厚的薪俸制，当时湘军勇丁的粮饷收入比绿营兵相应高出2—4倍。这种厚饷给后勤保障带来了影响，一方面粮饷开支大，另一方面清政府又因财政困难和其他种种原因而不给拨官款，巨额的粮饷完全靠湘军统帅自行解决。为此，曾国藩建立了一套特殊的后勤制度，在后勤体制上，既不受中央户兵二部的控制，也不受地方督抚的掣肘，而是自成体系将饷权与兵权集于统帅一身。湘军设有前敌和后路粮台以及转运局，专门负责饷械的筹集和运输，粮饷的主要来源有捐输、厘金和协饷等。曾氏筹饷可谓艰辛备至，先是受地方要挟供其饷就得保其疆域；后是湘军小股疲饿之师被地方官吏以小利诱引，攻大股太平军，导致覆没的不止一起。曾氏靠人格感化，使地方绅士、豪强纷纷解囊。曾氏家书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不少。
此外，《曾国藩家书》中关于交友、治学、为政、治家之道的论述也见解独到，卓然自成一家。
综上所述，《曾国藩家书》在中国家训经典中超然卓立并非偶然，主要在于其内容广博精要，大有圣贤垂宪之良苦用心。尽管曾氏留下来的著作太少，但仅就一部家书就可以在各个方面留下自己非凡的影响，赢得了“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象。古人说：“人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立立言”，推崇曾国藩的人认为他三者兼而有之，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完人”。
《传世名著百部》所收《曾国藩家书》并非是曾氏全部家书，但这些家书亦可谓面面俱到，能全面反映曾氏在各个方面的造诣，至于我们编校的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斧正。
曾氏家书形式自由，不落俗套，或长或短，随想而至，挥笔自如，尽管公务缠身、戎马倥偬，很多家书都成于匆忙之中，甚至军务紧急之时，但行文从容镇定，娓娓而谈，全无矫柔造作之态，真的是如话家常，面对面地诉说家务世事。曾国藩是孝子。常言道：父母在，不远游。但宦海遨游的曾国藩却凭一纸家书让祖父祖母、生身父母心宁意定，虽然高堂念子，不胜牵挂，但不会让他们为自己担惊害怕。因而曾国藩不仅对朝廷尽了忠，也对父母尽了孝，古人所谓忠孝不能两全，而曾氏则两而全之，不愧为人中豪杰。曾国藩又是好兄长。俗话说：长哥当父，他对弟妹的教导和照顾可谓“诲汝谆谆”，体贴入微，其真情实意，极为动人，他的几个弟弟都是湘军中的风云人物，其中曾国荃成为与左宗棠、李鸿章并驾齐驱的人物，这与曾国藩的教导分不开。同时曾氏更是位仁慈而严正的父亲，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要求他们立身处世务，必符合圣贤之道，要有积极进取的人生精神。他在为官时，还让女儿和儿媳每年给他做鞋一双，以考察他们的“女工”。他希望后代兢兢业业、努力治学，他常对子女说，只要有学问，就不怕没饭吃。他还说门第太盛就会出事端，主张不把财产留给子孙，子孙不肖，留也无用，子孙图强，也不愁吃饭的途径。他的子女也堪称大器，儿子曾纪泽作为清王朝的外交官与沙俄交涉，在左宗棠的军事配合下，粉碎了沙俄侵吞中国新疆的企图，捍卫了中国的主权，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位成功的外交家之一。他的孙子和曾孙都是著名的学者和教授。
曾氏的“修身之道”是贯串家书的灵魂。曾国藩早年治学，立志于圣贤之道，后来投笔从戎亦不改初衷，并加以很好地实践，他一生的经历就是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实写照。他在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致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
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读了这段话后，以为是金玉之言，并用曾氏的这个观点来检测自己，表示今后治学要专心致志，不再兼营并骛。
曾氏很重视立身处世之道。正像他的祖父当年教育他们兄弟时那样：“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人以懦弱无刚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曾国藩的立身处世，为官领兵颇具这一本色。
曾国藩很讲究“坚忍”二字，他说“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平生咬牙立志之诀”。曾国藩一生虽屡历险境，但终能在逆境中奋发，成就大器，正是因为咬定“坚忍”不放松，正所谓“志之所向，金石为开”。
讲述治军之道是曾氏家书的一大内容。曾国藩治军有其独到之处，非常重视人在战争中的能动作用，他认为：“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攻守之要，在人而不在兵”，认为人的能动作用的发挥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
他主张以礼治军：“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他用兵非常谨慎，战略上主张积极进攻，以攻为守，迫敌决战。战术上则以守为攻，稳打稳扎，步步为营，后发制人。曾国藩之所以敢在太平天国声势浩大之时临危受命，领兵征讨，并最终成功，没有深厚的军事素养是不能想象的。
家书中还有大量篇幅讲述用人之道。曾国藩非常注重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主张按“崇实黜浮，力杜工巧之风”的标准选拔人才，并建议朝廷严格进行官吏的考核和任免。由于曾氏坚持任人唯贤，全无私念，礼贤下士，故四方之士慕名而至麾下者，不计其数，曾氏的幕府人才云集，俨然是一座专门培养人才的学校，他的很多门生幕僚后来都成为独挡一面的封疆大吏，在十九世纪晚期的清王朝政坛上成为一支几乎可以左右政局的重要力量。太平天国的擎天柱石达开也对曾氏的用人之道表示肯定，他说“曾国藩不明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与曾氏颇有矛盾的左宗棠也感叹道：“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曾国藩很擅长理财之道。古人云：大军作战，粮草为先，后勤保障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负。曾国藩同太平军作战旷日持久，长达十余年，没有稳固的后勤保障，要取得的战争胜利是难以想象的。而事实上曾国藩不仅是运筹帷幄的能人，也是理财的好手。为了解决湘军的兵源和激发斗志，曾国藩在湘军中实行丰厚的薪俸制，当时湘军勇丁的粮饷收入比绿营兵相应高出2—4倍。这种厚饷给后勤保障带来了影响，一方面粮饷开支大，另一方面清政府又因财政困难和其他种种原因而不给拨官款，巨额的粮饷完全靠湘军统帅自行解决。为此，曾国藩建立了一套特殊的后勤制度，在后勤体制上，既不受中央户兵二部的控制，也不受地方督抚的掣肘，而是自成体系将饷权与兵权集于统帅一身。湘军设有前敌和后路粮台以及转运局，专门负责饷械的筹集和运输，粮饷的主要来源有捐输、厘金和协饷等。曾氏筹饷可谓艰辛备至，先是受地方要挟供其饷就得保其疆域；后是湘军小股疲饿之师被地方官吏以小利诱引，攻大股太平军，导致覆没的不止一起。曾氏靠人格感化，使地方绅士、豪强纷纷解囊。曾氏家书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不少。
此外，《曾国藩家书》中关于交友、治学、为政、治家之道的论述也见解独到，卓然自成一家。
综上所述，《曾国藩家书》在中国家训经典中超然卓立并非偶然，主要在于其内容广博精要，大有圣贤垂宪之良苦用心。尽管曾氏留下来的著作太少，但仅就一部家书就可以在各个方面留下自己非凡的影响，赢得了“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象。古人说：“人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立立言”，推崇曾国藩的人认为他三者兼而有之，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完人”。
《传世名著百部》所收《曾国藩家书》并非是曾氏全部家书，但这些家书亦可谓面面俱到，能全面反映曾氏在各个方面的造诣，至于我们编校的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斧正。
曾国藩文集
作者：王澧华 编
前言
散文
笔记
诗词
联语
书信(一)
书信(二)
日记
冰鉴
处世金针·修身之要
处世金针·学问之道
处世金针·齐家之方
处世金针·治军之术
作者：王澧华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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