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旧题周初太公望（即吕尚、姜子牙）所著，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现在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此书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兵家类中不见著录，但在儒家类著录有《国史六》“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字与韬同也。”《隋书·经籍志》明确记载：“《太公六韬》五卷，周文王师姜望撰。”但从南宋开始，《六韬》一直被怀疑为伪书，特别是清代，更被确定为伪书。然而，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六韬》的五十多枚，这就证明《六韬》至少在西汉时已广泛流传了，对它的怀疑与否定也不攻自破了。
《六韬》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类的始祖。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
今存版本有：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残本、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残本、敦煌遗书残本、《群书治要》摘要本、《四库全书》本、《续古逸丛书》影宋《武经七书》本、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本、丁氏八千卷楼藏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影印本。
今本《六韬》共分六卷。文韬——论治国用人的韬略；武韬——讲用兵的韬略；龙韬——论军事组织；虎韬——论战争环境以及武器与布阵；豹韬——论战术；犬韬——论军队的指挥训练。
主要思想
《六韬》一书，在军事方面，主张“伐乱禁暴”，“上战无与战”，强调“知彼知己”，“密察敌人之机”，“形人而我无形”，“先见弱于敌”。要求战争指导者“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战略战术。它认为作战中最重要的是奇正变化，“不能分移，不可语奇”。对于攻城，它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围困打援，迫敌投降。它重视地形、天候对战术的影响。总结了步、车、骑兵种各自的战法及诸兵种的协同战术。它重视部队的编制和装备，详细记述了古代指挥机关的人员组成和各自的职责，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长分别进行编队的原则。它认为“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详细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形制和战斗性能。重视军中秘密通讯，记述了古代军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它还重视将帅修养和选拔，认为“社稷安危，一在将军”要求将帅不仅要谙熟战略战术、知进退攻守、出奇制胜的谋略，而且要懂得治乱兴衰之道，要能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并提出了考察将帅的八条方法，即所谓“八徵”。在军事哲理方面，《六韬》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它一方面反对巫祝卜筮迷信活动，把它列为必须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敌人。它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初步认识到了矛盾的对立和转化，提出了“板反其常"的重要辩证法思想，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贡献。它的许多军事思想都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强必折，太张必缺”，“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等等。
详解
《六韬》分别以文、武、龙、虎、豹、犬为标题，各为一卷，共六十一篇，近二万字。卷一《文韬》内分《文师》、《盈虚》、《国务》、《大礼》、《明傅》、《六守》、《守土》、《守国》、《上贤》、《举贤》、《赏罚》、《兵道》等十二篇，主要论述作战前如何充实国家的实力，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作好战争准备。如对内先要富国强民，对人民进行教育训练，使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对外要掌握敌方的情况，注意保守自己的秘密，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卷二《武韬》内分《发启》、《文启》、《文伐》、《顺启》、《三疑》五篇，有的版本把“《兵道》”列于《三疑》前。
这一卷主要论述取得政权及对敌斗争的策略，强调在作战前必须先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了如指掌，进行比较，以己之长克敌之短，才能制胜。卷三《龙韬》内分《王翼》、《论将》、《选将》、《主将》、《将威》、《励军》、《阴符》、《阴书》、《军势》、《奇兵》、《五音》、《兵征》、《农器》等十三篇，主要论述军事指挥和兵力部署的艺术，指出在战争中要调动对方，选择将帅、严明纪律，然后确定如何发号令、通信息。还指出要注意天时地利、武器装备和物质供应等。
卷四《虎韬》内分《军用》、《三阵》、《疾战》、《必出》、《军略》、《临境》、《动静》、《金鼓》、《绝道》、《略地》、《火战》、《垒虚》等十二篇，主要论述在宽阔地区作战中的战术及其他应注意的问题。卷五《豹略》内分《林战》、《突战》、《帮强》、《敌武》、《山兵》、《泽兵》、《少众》、《分险》等八篇，主要论述在各种特殊的地形作战中的战术及其他应注意的问题。卷六《犬韬》内分《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武骑士》、《战骑》、《战车》、《战步》等十篇，主要论述教练与编选士卒以及各种兵种如何配合作战，以发挥军队效能等问题。《六韬》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战争观、军队建设、战略战术等有关军事的许多方面，其中又以战略和战术的论述最为精彩，它的权谋家思想也很突出。
《六韬》的军事思想比较复杂，差不多先秦各家的军事思想在书中都有反映。书中最突出的是阴谋权术思想。《六韬》一开头就说：“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人食其禄，乃服于君。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文师》）这就是说，国君统治百姓，就要像渔人钓鱼，以钓饵来诱使人们上钩，听从驱使。权谋可以表现在多方面：第一，“予之为取”。就是欲将取之，必先与之。《文师》说：“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
《国务》说：“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瘳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于己。此爱民之道也。“在感情、道义、物质上付出这么多，对人又仁既爱，其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欲使主尊人安”（《国务》），“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发启》）。第二，“攻强必先养强”。《三疑》说：“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大张必缺。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这就是说，要攻打强大的敌人时，不妨采用让敌人骄傲自大的策略，敌人骄傲自大了，自然就容易对付了。第三，“文伐”。
《文伐》中列举了十二条属于文伐，不属于武攻的阴谋诡计。一是投其所好，让敌人产生骄傲之心；二是“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心衰，廷无忠臣，社稷必危”；三是“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生害”；四是用珠玉、美人来腐蚀麻痹敌人；五是挑拨敌方忠臣与君主的关系；六是收买敌人的内臣，离间其外臣；七是送给敌人大量财物，使其轻视生产，因而导致蓄积空虚；八是与敌国伪结亲谊以麻痹敌人，使其为我所用；九、十是表面上尊崇敌国，示之卑微顺从，使其骄怠自毙；十一、十二是要收买敌国大臣，堵塞敌之耳目。使其豪杰智士为我所用，用乱臣美女迷惑其主。一般兵书大都重视战场上的战略战术，对阴谋手段论述得较少。把阴谋论述得如此详细的，《六韬》是最突出的。
在战略战术上，《六韬》有其独到之处。《兵道》说：“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这是说，用兵的原则在于“一”。所谓“一”，就是事权要专一，兵力要集中，行动要统一，这样才能独往独来，机动灵活，不受牵制，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军势》载：“武王问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势因敌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故至事不语，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是听也。兵之用者，其状不定见也。倏而往，忽而来，能独专不制者，兵也。’”这里强调的是“因敌之动”，“倏而和主，忽而来”，核心是突出机动灵活，不为敌人所牵制。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就可以战无不胜。
《六韬》还强调了用兵要见机而作，以谋略取胜，而不以力战。“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与无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也。”在《六韬》中，还论述到了步、车、骑三种兵种配合作战的战术问题。《均兵》指出了车、骑的地位及其不同作用：“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陈（阵），要（邀击）强敌，遮走北（败军）也。骑者，军之伺侯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如果步兵与车、骑作战，那么，“必依丘陵险阻，长兵强弩居前，短兵弱发弩居后，更发更止。敌之车骑虽众而至，坚阵疾战，材士强弩，以备我后”（《战步》）。如果是平地作战，方法是“令我士卒为行马、木蒺藜；掘地匝后，广深五尺，名曰命笼。人操行马进步，阑车以为垒，推而前后，立而为屯；材士强弩，备我左右。然后令我三军，皆疾战而不解。”（《战骑》）对车、骑、步的协同作战及如何运用步兵对付敌人车、骑兵的办法作了详细的论述。
对于军队的建设，《六韬》认为首先应注意将领的选拔与培养。因为“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论将》）“社稷安危，一在将军。”（《主将》）所以，对于将领的选拔、考察就不能不认真细致。它认为：“将有五材十过。……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者，有智而心缓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论将》）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长处与短处，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它还提出了选择考察将领的各种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六韬》还提出了建立参谋部的问题。
《王翼》载：“武王问太公曰：‘王者帅师，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为之奈何？’太公曰：‘凡举兵帅师，以将为命。命在通达，不守一术。因能授职，各取所和工，随时变化，以为纪钢。故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应天道。备数如法，审知命理，殊能异技，万事毕矣。”这是说，国君率领军队，必须要有得力的辅佐。全军的生命掌握在将帅的手中，但是将帅的职责是全面领导，不能局限在其一个局部，因此就应该建立一个由七十二人组成的参谋部，并根据各人的才能授予职务，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七十二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六韬》的安排是腹心一人，谋士五人，天文三人，地利三人，兵法九人，通粮四人，奋威四人，旗鼓三人，股肱四人，通才二人，权士三人，耳目七人，爪牙五人，羽翼四人，游士八人，术士二人，方士三人，法算二人等等。这是我国军事史上最早的见于明文规定的参谋部组织法，是《六韬》的一大创造。
《六韬》还系统地论述了将领的自主权问题。《立将》明确记述了国君于太庙誓师，以斧钺授将，将受命出征的具体仪式，而且还郑重其事地论述了将帅应有的统率三军，独断专行的权利。“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若此，则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是故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苦驰鹜，兵不接刃，而敌降服。战胜于外，功立于内。”这里的核心是“军不可从中御”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意思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军队不能由国君在中枢机构中具体指挥，而应完全由将领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来指挥，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将领有自主权，就有了主动权。对于士卒，《六韬》也很重视其选拔与训练。
《练士》说：“军中有大勇敢死乐伤者，聚为一卒，名为冒刃之士；有锐气壮勇强暴者，聚为一卒，名曰陷陈（阵）之士；有奇表长剑、接武齐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锐之士；有披距伸钩、强梁多力、溃破金鼓、绝灭旌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绝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势欲复见功者，聚为一卒，名曰死斗之士；有死将之人子弟欲与其将报仇者，取秋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赘婿人虏欲掩迹扬名者，聚为一卒，名曰励钝之士；有贫穷愤怒欲快其志者，聚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廉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为一卒，名曰伟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负重致远者，聚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这里强调的是对士卒的因材施用与组织方法。士卒的才能、性格等是千差万别的，把这些人按一定的原则组织起来，就可以充分发挥他们潜能，取得胜利。对于军队的治理，《六韬》提出了刑赏并重和“杀贵大，赏贵小”的原则。
《将威》中写武王问太公怎样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树立将帅的威信，太公说：“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说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杀及当路贵重之臣，是刑上极也；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是赏下通也。刑上极，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杀和赏都是将帅建立威信的手段，这一点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兵书中提到过，但明确地提出“杀大赏小”原则的以《六韬》为最早。所谓“杀大赏小”，就是杀位高者以震慑他人，赏位卑者以激励众干。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六韬》虽然从总体水平来说赶不上《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但也有其独特的价值。
《六韬》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类的始祖。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
今存版本有：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残本、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残本、敦煌遗书残本、《群书治要》摘要本、《四库全书》本、《续古逸丛书》影宋《武经七书》本、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本、丁氏八千卷楼藏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影印本。
今本《六韬》共分六卷。文韬——论治国用人的韬略；武韬——讲用兵的韬略；龙韬——论军事组织；虎韬——论战争环境以及武器与布阵；豹韬——论战术；犬韬——论军队的指挥训练。
主要思想
《六韬》一书，在军事方面，主张“伐乱禁暴”，“上战无与战”，强调“知彼知己”，“密察敌人之机”，“形人而我无形”，“先见弱于敌”。要求战争指导者“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战略战术。它认为作战中最重要的是奇正变化，“不能分移，不可语奇”。对于攻城，它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围困打援，迫敌投降。它重视地形、天候对战术的影响。总结了步、车、骑兵种各自的战法及诸兵种的协同战术。它重视部队的编制和装备，详细记述了古代指挥机关的人员组成和各自的职责，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长分别进行编队的原则。它认为“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详细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形制和战斗性能。重视军中秘密通讯，记述了古代军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它还重视将帅修养和选拔，认为“社稷安危，一在将军”要求将帅不仅要谙熟战略战术、知进退攻守、出奇制胜的谋略，而且要懂得治乱兴衰之道，要能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并提出了考察将帅的八条方法，即所谓“八徵”。在军事哲理方面，《六韬》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它一方面反对巫祝卜筮迷信活动，把它列为必须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敌人。它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初步认识到了矛盾的对立和转化，提出了“板反其常"的重要辩证法思想，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贡献。它的许多军事思想都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强必折，太张必缺”，“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等等。
详解
《六韬》分别以文、武、龙、虎、豹、犬为标题，各为一卷，共六十一篇，近二万字。卷一《文韬》内分《文师》、《盈虚》、《国务》、《大礼》、《明傅》、《六守》、《守土》、《守国》、《上贤》、《举贤》、《赏罚》、《兵道》等十二篇，主要论述作战前如何充实国家的实力，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作好战争准备。如对内先要富国强民，对人民进行教育训练，使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对外要掌握敌方的情况，注意保守自己的秘密，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卷二《武韬》内分《发启》、《文启》、《文伐》、《顺启》、《三疑》五篇，有的版本把“《兵道》”列于《三疑》前。
这一卷主要论述取得政权及对敌斗争的策略，强调在作战前必须先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了如指掌，进行比较，以己之长克敌之短，才能制胜。卷三《龙韬》内分《王翼》、《论将》、《选将》、《主将》、《将威》、《励军》、《阴符》、《阴书》、《军势》、《奇兵》、《五音》、《兵征》、《农器》等十三篇，主要论述军事指挥和兵力部署的艺术，指出在战争中要调动对方，选择将帅、严明纪律，然后确定如何发号令、通信息。还指出要注意天时地利、武器装备和物质供应等。
卷四《虎韬》内分《军用》、《三阵》、《疾战》、《必出》、《军略》、《临境》、《动静》、《金鼓》、《绝道》、《略地》、《火战》、《垒虚》等十二篇，主要论述在宽阔地区作战中的战术及其他应注意的问题。卷五《豹略》内分《林战》、《突战》、《帮强》、《敌武》、《山兵》、《泽兵》、《少众》、《分险》等八篇，主要论述在各种特殊的地形作战中的战术及其他应注意的问题。卷六《犬韬》内分《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武骑士》、《战骑》、《战车》、《战步》等十篇，主要论述教练与编选士卒以及各种兵种如何配合作战，以发挥军队效能等问题。《六韬》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战争观、军队建设、战略战术等有关军事的许多方面，其中又以战略和战术的论述最为精彩，它的权谋家思想也很突出。
《六韬》的军事思想比较复杂，差不多先秦各家的军事思想在书中都有反映。书中最突出的是阴谋权术思想。《六韬》一开头就说：“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人食其禄，乃服于君。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文师》）这就是说，国君统治百姓，就要像渔人钓鱼，以钓饵来诱使人们上钩，听从驱使。权谋可以表现在多方面：第一，“予之为取”。就是欲将取之，必先与之。《文师》说：“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
《国务》说：“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瘳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于己。此爱民之道也。“在感情、道义、物质上付出这么多，对人又仁既爱，其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欲使主尊人安”（《国务》），“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发启》）。第二，“攻强必先养强”。《三疑》说：“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大张必缺。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这就是说，要攻打强大的敌人时，不妨采用让敌人骄傲自大的策略，敌人骄傲自大了，自然就容易对付了。第三，“文伐”。
《文伐》中列举了十二条属于文伐，不属于武攻的阴谋诡计。一是投其所好，让敌人产生骄傲之心；二是“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心衰，廷无忠臣，社稷必危”；三是“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生害”；四是用珠玉、美人来腐蚀麻痹敌人；五是挑拨敌方忠臣与君主的关系；六是收买敌人的内臣，离间其外臣；七是送给敌人大量财物，使其轻视生产，因而导致蓄积空虚；八是与敌国伪结亲谊以麻痹敌人，使其为我所用；九、十是表面上尊崇敌国，示之卑微顺从，使其骄怠自毙；十一、十二是要收买敌国大臣，堵塞敌之耳目。使其豪杰智士为我所用，用乱臣美女迷惑其主。一般兵书大都重视战场上的战略战术，对阴谋手段论述得较少。把阴谋论述得如此详细的，《六韬》是最突出的。
在战略战术上，《六韬》有其独到之处。《兵道》说：“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这是说，用兵的原则在于“一”。所谓“一”，就是事权要专一，兵力要集中，行动要统一，这样才能独往独来，机动灵活，不受牵制，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军势》载：“武王问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势因敌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故至事不语，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是听也。兵之用者，其状不定见也。倏而往，忽而来，能独专不制者，兵也。’”这里强调的是“因敌之动”，“倏而和主，忽而来”，核心是突出机动灵活，不为敌人所牵制。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就可以战无不胜。
《六韬》还强调了用兵要见机而作，以谋略取胜，而不以力战。“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与无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也。”在《六韬》中，还论述到了步、车、骑三种兵种配合作战的战术问题。《均兵》指出了车、骑的地位及其不同作用：“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陈（阵），要（邀击）强敌，遮走北（败军）也。骑者，军之伺侯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如果步兵与车、骑作战，那么，“必依丘陵险阻，长兵强弩居前，短兵弱发弩居后，更发更止。敌之车骑虽众而至，坚阵疾战，材士强弩，以备我后”（《战步》）。如果是平地作战，方法是“令我士卒为行马、木蒺藜；掘地匝后，广深五尺，名曰命笼。人操行马进步，阑车以为垒，推而前后，立而为屯；材士强弩，备我左右。然后令我三军，皆疾战而不解。”（《战骑》）对车、骑、步的协同作战及如何运用步兵对付敌人车、骑兵的办法作了详细的论述。
对于军队的建设，《六韬》认为首先应注意将领的选拔与培养。因为“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论将》）“社稷安危，一在将军。”（《主将》）所以，对于将领的选拔、考察就不能不认真细致。它认为：“将有五材十过。……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者，有智而心缓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论将》）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长处与短处，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它还提出了选择考察将领的各种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六韬》还提出了建立参谋部的问题。
《王翼》载：“武王问太公曰：‘王者帅师，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为之奈何？’太公曰：‘凡举兵帅师，以将为命。命在通达，不守一术。因能授职，各取所和工，随时变化，以为纪钢。故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应天道。备数如法，审知命理，殊能异技，万事毕矣。”这是说，国君率领军队，必须要有得力的辅佐。全军的生命掌握在将帅的手中，但是将帅的职责是全面领导，不能局限在其一个局部，因此就应该建立一个由七十二人组成的参谋部，并根据各人的才能授予职务，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七十二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六韬》的安排是腹心一人，谋士五人，天文三人，地利三人，兵法九人，通粮四人，奋威四人，旗鼓三人，股肱四人，通才二人，权士三人，耳目七人，爪牙五人，羽翼四人，游士八人，术士二人，方士三人，法算二人等等。这是我国军事史上最早的见于明文规定的参谋部组织法，是《六韬》的一大创造。
《六韬》还系统地论述了将领的自主权问题。《立将》明确记述了国君于太庙誓师，以斧钺授将，将受命出征的具体仪式，而且还郑重其事地论述了将帅应有的统率三军，独断专行的权利。“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若此，则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是故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苦驰鹜，兵不接刃，而敌降服。战胜于外，功立于内。”这里的核心是“军不可从中御”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意思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军队不能由国君在中枢机构中具体指挥，而应完全由将领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来指挥，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将领有自主权，就有了主动权。对于士卒，《六韬》也很重视其选拔与训练。
《练士》说：“军中有大勇敢死乐伤者，聚为一卒，名为冒刃之士；有锐气壮勇强暴者，聚为一卒，名曰陷陈（阵）之士；有奇表长剑、接武齐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锐之士；有披距伸钩、强梁多力、溃破金鼓、绝灭旌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绝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势欲复见功者，聚为一卒，名曰死斗之士；有死将之人子弟欲与其将报仇者，取秋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赘婿人虏欲掩迹扬名者，聚为一卒，名曰励钝之士；有贫穷愤怒欲快其志者，聚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廉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为一卒，名曰伟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负重致远者，聚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这里强调的是对士卒的因材施用与组织方法。士卒的才能、性格等是千差万别的，把这些人按一定的原则组织起来，就可以充分发挥他们潜能，取得胜利。对于军队的治理，《六韬》提出了刑赏并重和“杀贵大，赏贵小”的原则。
《将威》中写武王问太公怎样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树立将帅的威信，太公说：“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说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杀及当路贵重之臣，是刑上极也；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是赏下通也。刑上极，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杀和赏都是将帅建立威信的手段，这一点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兵书中提到过，但明确地提出“杀大赏小”原则的以《六韬》为最早。所谓“杀大赏小”，就是杀位高者以震慑他人，赏位卑者以激励众干。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六韬》虽然从总体水平来说赶不上《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但也有其独特的价值。
近年的出土文献大大丰富了上古史料。马王堆帛书《老子》两种和郭店竹简《老子》三种，尤其是定州八角廊竹简《儒家者言》和阜阳双古堆1号木牍，以及已公布 与待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简中与《孔子家语》相关的部分，已经彻底打破了我们对相关知识的传统认知框架。
1972年4月中国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和二号西汉墓出土的竹简，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先秦古籍，还有西汉武帝元光元年 (134BC)历谱等。这一大批竹简的出土，特别是失传一千多年的《孙膑兵法》等古佚书的重新发现，具有重大的科学研究价值。
竹简出土时浸泡在烂泥污水中，朽坏残断情况十分严重，由中国大陆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等单位清洗整理。山东省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考释校订，已逐步将全部4,000多号整简和残简编辑成书，由中国大陆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
全部竹简分编3辑:第一辑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等；第二辑为其他古佚书；第三辑为残简和《元光元年历谱》。 现已出版六开线装本，其中《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还另印行大三十二开简注本各一种。线装本分图版部分、摹本部分和释文、注释部分，摹本旁附分简释文， 每篇注释前还有连写释文。
位于山东临沂市银雀山汉墓的发现，在当时也震动了中外。由银雀山西汉一号和二号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竹简书为主要内容的先秦古籍，验证了中国史学界争论多年的孙子、孙膑谁早谁先，他们是什么关系等难题，被誉为中国当代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临沂市区东南有两座山岗，古代相传此处遍生一种灌木，春夏之交，此木鲜花盛开，花朵形似云雀，东岗为黄色，西岗为白色，故两座山岗得名金雀山和银雀 山，均系汉代重要墓地，自1970年以来，先后发掘墓葬百余座，出土大批珍贵文物，现已在银雀山西南麓建成我国第一座汉墓竹简博物馆，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临沂市青少年教育基地。1982年2月动工兴建，1989年10月落成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主体建筑银雀山汉墓厅和竹 简陈列厅为仿古式、歇山斗拱、灰陶瓦顶、赤柱丹梁。院内松柏花竹，长廓环绕，山水相映，整体设计融仿古建筑与园林风格于一体，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堪称鲁 南参观游览胜地。
步进博物馆大门，沿长廓缓行就可来到位于院内南侧的银雀山汉墓厅，室内中央是复原后的一、二号西汉墓穴，所有随葬物品复制后均按原状摆放在棺椁内。椭圆形展厅周围的墙壁上装饰的玻璃橱窗，展示着放大后的汉墓发掘现场和出土竹简的照片。
墓室均在岩石上开凿而成，为长方形竖穴。相距50厘米，地表至墓底深度，一号墓为2—3米；二号墓为3.5—4米。一号墓椁室南北长2.64米、宽 1.76米、高1米；二号墓椁室南北长2.14米、宽1.56米、高0.88米。两座墓葬椁室结构基本相同，椁框四角以榫卯相接，扣合紧密，椁顶横铺盖 板，分椁为东西两侧。一号墓椁室东侧置棺，西侧为边箱，安放随葬物品；二号墓则相反，西侧置棺，东侧为边箱，棺身外髹黑漆。棺椁木质坚硬，周围封闭严密， 随葬物品保存良好。
两座汉墓中共出土竹简7500余枚，不仅其数量实属罕见，其质量也是首次发掘。其中一号墓竹简内容有《孙子兵法》十三篇和孙子佚文五篇；《孙膑兵法》 十六篇；《尉缭子》五篇，《六韬》十四篇；《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论政论兵文章五十篇及阴阳、时令、占侯之类十二篇。更为难得的是其中一部分是现在还有传 本的古书，而且大部分为佚书。二号墓出土竹简32枚，系《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迄今我国发现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这批竹简的出土对于我国军事史、 文字学、古音训、古简册制度及古代历法的研究，均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此外，还有陶器、漆器、铜器、栗子、核桃等98件随葬品出土。据考证，两墓均为西汉早 期墓葬，只是姓氏缺乏确切的论证，难以确定，但从出土大批兵书，而未有兵器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断墓主是位与军事方面有关的文官，且酷爱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两部兵书的竹简，均在一号墓的边箱北端发掘出土，使失传了近两千年的《孙膑兵法》重见光明，从而澄清千余年来关于孙武与孙膑 其人、其书争论未果的问题。就此历史学家研究认定，孙武是吴孙子，孙膑是齐孙子；分别是春秋、战国人。孙膑乃孙武之后世子孙，各有兵法相传，千年聚讼，一 朝得释。
从银雀山汉墓厅向北，过白玉桥，经银雀亭便是雄伟壮观的二层仿古建筑——竹简陈列厅。走进一楼序厅内，正面屏风上悬孙武浮雕像，两侧是用金文，汉隶、 英文、日文摘写的《孙子兵法》开宗明文的第一句：“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警示人们：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军民的生 死，国家的存亡，是不可以不认真考察的。左右板壁上为放大的兵法竹简照片。序厅的东西两侧分别为《孙子兵法》展厅和《孙膑兵法》展厅。室内陈列采用图文与 实物相结合的形式，集知识性、科学性、艺术性于一体，展示银雀山汉墓出土的两部兵书竹简、孙武和孙膑的作战实践、春秋战国兵器、《孙子兵法》和《孙膑兵 法》的理论精华以及中外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据考证：《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之间存在内在的师承关系，前者是后者的依据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阐述和继承。两者一方面成“一家之言”，合“孙氏之道”；另一方面后者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在战略、战术、治军和军事哲学方面都有新的发展。
《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被世界推崇为“兵学圣典”，“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和“东方兵家鼻祖”，尊为智慧之源，制胜之宝。现已译成几十种文本，法、 俄、德、英、美等国家先后把其定为军事学院的必修课，海湾战争中，美军海军陆战队官兵人手一册。不仅如此，《孙子兵法》中精深的哲学思想及辩证关系已远远 超过了军事范畴，其深奥的理念已被广泛用于企业管理、商业竞争、外交谋略、体育比赛，成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宝库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之源。
竹简出土时浸泡在烂泥污水中，朽坏残断情况十分严重，由中国大陆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等单位清洗整理。山东省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考释校订，已逐步将全部4,000多号整简和残简编辑成书，由中国大陆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
全部竹简分编3辑:第一辑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等；第二辑为其他古佚书；第三辑为残简和《元光元年历谱》。 现已出版六开线装本，其中《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还另印行大三十二开简注本各一种。线装本分图版部分、摹本部分和释文、注释部分，摹本旁附分简释文， 每篇注释前还有连写释文。
位于山东临沂市银雀山汉墓的发现，在当时也震动了中外。由银雀山西汉一号和二号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竹简书为主要内容的先秦古籍，验证了中国史学界争论多年的孙子、孙膑谁早谁先，他们是什么关系等难题，被誉为中国当代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临沂市区东南有两座山岗，古代相传此处遍生一种灌木，春夏之交，此木鲜花盛开，花朵形似云雀，东岗为黄色，西岗为白色，故两座山岗得名金雀山和银雀 山，均系汉代重要墓地，自1970年以来，先后发掘墓葬百余座，出土大批珍贵文物，现已在银雀山西南麓建成我国第一座汉墓竹简博物馆，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临沂市青少年教育基地。1982年2月动工兴建，1989年10月落成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主体建筑银雀山汉墓厅和竹 简陈列厅为仿古式、歇山斗拱、灰陶瓦顶、赤柱丹梁。院内松柏花竹，长廓环绕，山水相映，整体设计融仿古建筑与园林风格于一体，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堪称鲁 南参观游览胜地。
步进博物馆大门，沿长廓缓行就可来到位于院内南侧的银雀山汉墓厅，室内中央是复原后的一、二号西汉墓穴，所有随葬物品复制后均按原状摆放在棺椁内。椭圆形展厅周围的墙壁上装饰的玻璃橱窗，展示着放大后的汉墓发掘现场和出土竹简的照片。
墓室均在岩石上开凿而成，为长方形竖穴。相距50厘米，地表至墓底深度，一号墓为2—3米；二号墓为3.5—4米。一号墓椁室南北长2.64米、宽 1.76米、高1米；二号墓椁室南北长2.14米、宽1.56米、高0.88米。两座墓葬椁室结构基本相同，椁框四角以榫卯相接，扣合紧密，椁顶横铺盖 板，分椁为东西两侧。一号墓椁室东侧置棺，西侧为边箱，安放随葬物品；二号墓则相反，西侧置棺，东侧为边箱，棺身外髹黑漆。棺椁木质坚硬，周围封闭严密， 随葬物品保存良好。
两座汉墓中共出土竹简7500余枚，不仅其数量实属罕见，其质量也是首次发掘。其中一号墓竹简内容有《孙子兵法》十三篇和孙子佚文五篇；《孙膑兵法》 十六篇；《尉缭子》五篇，《六韬》十四篇；《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论政论兵文章五十篇及阴阳、时令、占侯之类十二篇。更为难得的是其中一部分是现在还有传 本的古书，而且大部分为佚书。二号墓出土竹简32枚，系《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迄今我国发现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这批竹简的出土对于我国军事史、 文字学、古音训、古简册制度及古代历法的研究，均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此外，还有陶器、漆器、铜器、栗子、核桃等98件随葬品出土。据考证，两墓均为西汉早 期墓葬，只是姓氏缺乏确切的论证，难以确定，但从出土大批兵书，而未有兵器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断墓主是位与军事方面有关的文官，且酷爱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两部兵书的竹简，均在一号墓的边箱北端发掘出土，使失传了近两千年的《孙膑兵法》重见光明，从而澄清千余年来关于孙武与孙膑 其人、其书争论未果的问题。就此历史学家研究认定，孙武是吴孙子，孙膑是齐孙子；分别是春秋、战国人。孙膑乃孙武之后世子孙，各有兵法相传，千年聚讼，一 朝得释。
从银雀山汉墓厅向北，过白玉桥，经银雀亭便是雄伟壮观的二层仿古建筑——竹简陈列厅。走进一楼序厅内，正面屏风上悬孙武浮雕像，两侧是用金文，汉隶、 英文、日文摘写的《孙子兵法》开宗明文的第一句：“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警示人们：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军民的生 死，国家的存亡，是不可以不认真考察的。左右板壁上为放大的兵法竹简照片。序厅的东西两侧分别为《孙子兵法》展厅和《孙膑兵法》展厅。室内陈列采用图文与 实物相结合的形式，集知识性、科学性、艺术性于一体，展示银雀山汉墓出土的两部兵书竹简、孙武和孙膑的作战实践、春秋战国兵器、《孙子兵法》和《孙膑兵 法》的理论精华以及中外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据考证：《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之间存在内在的师承关系，前者是后者的依据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阐述和继承。两者一方面成“一家之言”，合“孙氏之道”；另一方面后者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在战略、战术、治军和军事哲学方面都有新的发展。
《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被世界推崇为“兵学圣典”，“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和“东方兵家鼻祖”，尊为智慧之源，制胜之宝。现已译成几十种文本，法、 俄、德、英、美等国家先后把其定为军事学院的必修课，海湾战争中，美军海军陆战队官兵人手一册。不仅如此，《孙子兵法》中精深的哲学思想及辩证关系已远远 超过了军事范畴，其深奥的理念已被广泛用于企业管理、商业竞争、外交谋略、体育比赛，成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宝库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之源。
一代大师南怀瑾评价《太公兵法》即《六韬》、《皇帝阴符经》、《反经》、《素书》为中国古代最为观止的四大奇书。当年，张良在一古墓中幸得《太公兵法》及《皇帝阴符经》两部奇书，使其得以二次挂帅印出山，声名赫赫。《太公兵法》是周文王之后的历代国君潜心研究的一部奇作。《太公兵法》为内藏宇宙之机。汇有天地之智。是先人实践后的感悟。《太公兵法》——《六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可治军从政，为人处世，应有尽有。奇书一部，益者千古。
姜太公是齐国的缔造者，周文王倾商武王克殷的首席谋主、最高军事统帅与西周的开国元勋，齐文化的创始人，亦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的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道、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这充分说明了其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其思想理论的博大精深。
一、姜太公生平及其出生地之历史考证
姜太公姓姜或吕氏，名望、尚，字子牙，号飞熊，炎帝神农皇帝51世孙，伯夷36世孙。为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代太师，齐王，妻名申姜，共有13子（丁、壬、年、奇、枋、绍、骆、铭、青、易、尚、其、佐），女邑姜封周武王妃、皇后。B.C.1211年，殷朝庚丁八年已酉年八月初三日出生于今山东省日照市；B.C.1072年戊辰年，周康王六年，卒于周首都镐京，岁寿139 岁。陵冢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周陵乡，距离文王陵1km；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姜太公祠内设有衣冠冢。
姜太公半生寒微，择主不遇，飘游不定，但他能动心忍性，观察风云，等待时机，终遇明主，辅佐姬昌，修德振武，以求兴周。周武王伐纣，太公为军师，牧野大战，灭商盛周，立了首功。周初分封，姜太公被封为齐国君主，他治国有方，创建了泱泱大国，遗风犹存，累世相续，为后来的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五霸之首而奠定了基础。
关于姜太公的出生地，文献记载不一，主要是东海说和河内说。
《孟子·离娄上》说：“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东夷之士也。 ”高诱注《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河内人也。”《后汉书·郡国三》注引《博物记》云：“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其浦今存。” 《水经注·汶水》云：“（汶水）又北过淳于县西，故夏后氏之斟灌国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号曰淳于国。”《水经注·齐乘》云：“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水经注》引太公庙碑文曰：“太公望，河内汲人。”究竟何说为确，据史籍和当代有关专家的考辨，认为东海说根据较为确凿。东吕乡当为姜太公出生地。古代吕、莒本为一字，莒为周代国名，即为现在山东省莒县。东吕乡、东吕里在莒城东面，今属山东省日照市。汉张华《博物志》明确标出：“海曲城有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西汉的“海曲’则为现在的“日照”。今人杨伯峻对姜太公里籍作了具体的考辨。他说：“阎若璩《四书释地续》云：‘后汉琅邪国海曲县，刘昭引《博物记注》云：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其浦今存。又于清河国广川县棘津城，辨其当在琅邪海曲，此城殊非。余谓海曲故城，《通典》称在莒县东，则当日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即是其家。汉崔瑗、晋卢无忌立《齐太公碑》以为汲县人者，误。”（《孟子译注·离娄上》）所论有据、甚确。就是说，姜太公的出生地当今山东省东部黄海之滨的日照、莒县一带，亦正是司马迁所说的“东海上人’之义。据齐国国都，当今的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史记记载姜太公出生地为现今日照市。据姜太公分支后裔卢氏宗亲世界研究会（含韩国等国外卢氏）史记记载，姜太公出生地为山东日照市。当今中国研究姜太公的最高权威之一，中国国防大学著名教授，姜太公后裔姜国柱先生，经多年研究考证，确认姜太公出生地为山东省日照市。
还需要说明的是，在四千年前，日照市两城镇（距市区十八公里），是亚洲最大的城市。这是美国考古专家组同山东大学在实地联合考察半年之久得出的结论。作为一代伟人姜太公出生在这样的文化发达地区，应更合乎情理。经综合考证分析认为，姜太公出生地应为山东省日照市。
二、姜太公的历史地位
姜太公一生坎坷多磨而又轰轰烈烈、神秘莫测，确实称得上是奇人、奇事、奇男子。综观太公一生的建树，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都有卓越贡献，其中尤以军事最着，所以太史公言“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称得上兵家之鼻祖，军事之渊薮。
姜太公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是中国文艺舞台上一位“高、大、全”的形象，还是中国神坛上一位居众神之上的神主。作为宗教的神仙，他是武神、智神，被奉为“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护佑神灵。
周朝从古公亶父起，就盼望能得到一个圣人……一位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贤才，来辅助周国实现灭殷兴周的任务，所以名太公为“太公望”，到武王执政时，又以“师尚父”相称，尊宠权贵无以复加。文王所命太公之“师”即“太师”，是西周王朝“三公”中的最高长官，既主军，也问政。时有“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之言，足见太公在周朝中的地位之重。
姜太公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军事家，一直受历代统治者崇尚，这在《诗经》等唐朝以前的许多史料及文学作品中颂文颇多。
唐太宗即位后，外夷相侵，内患未除，政局动乱，国家面临着百乱待治，百废待兴的情况，为了达到“安人理国”的目的，便自称他是姜太公的化身，便在磻溪建立太公庙，他用这一举动告诉人们，他要象周文王访贤并重用姜太公那样的贤臣良将，他后来果然得到了一大批治世理国的人才，终于实现了“贞观之治”。唐玄宗为求国内安宁，需要像姜太公那样披肝沥胆，呕心沥血，忠贞不二的勤勉事主的人才，便于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敕令天下诸州各建一所太公庙。并要求以张良配享，在春秋仲秋月上戊日祭祀。每当发兵出师或各将领及文武举人应诏，都要先去太公庙拜谒。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谥姜太公为“武成王”，成为中华民族“武”圣人。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为抵御外冠入侵，下令要求各军事将领必读《太公兵法》。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周西伯昌之脱羑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就确立了姜太公是中华民族创立韬略理论开山祖的地位。
1972年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武帝初年的墓葬发掘出的《六韬》残简，来校勘今天存世的各种《六韬》版本和本注，说明了《六韬》一书，在汉武帝以前就流行开了，否定了《六韬》是古人伪托吕尚所着的怀疑，进一步证实了姜太公在军事理论上的著述是真实的。他在军事理论方面，在政治、经济斗争的策略思想方面，都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富的遗产，人们称他是兵家权谋思想的始祖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古代的兵论、兵法、兵书、战策、战术等一整套的军事理论学说，就其最早发端、形成体系、构成学说来说，都始自齐国，源自太公，所以说太公为兵家宗师、齐国兵圣、中国武祖是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没有太公理论及其所建立的齐国兵家，则不会有如此博大精深、智谋高超、理论完整、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影响巨大的中国兵学理论学说。今天，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的治国方略、用兵之道时，不能不重视太公的杰出贡献、思想价值。中国古今著名的军事家孙武、鬼谷子、黄石公、诸葛亮等都学习吸收了太公《六韬》的精华，太公的文韬武略被当今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管理、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所借鉴。
太公治国，确立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治国方针，在齐国数百年的发展史上，代代相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确立了齐文化的历史地位。
太公已去世3000余年了，人民处于崇拜他的高尚人格，悼念他的丰功伟绩，以朴实的感情编造出他的很多神话故事歌颂他。说他曾在昆明山学道，后奉师命下山助周灭商，灭商之后又奉师命发榜封神。这在《太平御览》和《封神记》等书上逐步把他神化了。到了明代许仲琳为崇敬太公无法形容时便以神面化之编着了一部《封神演义》，把他说成是管天下所有神的神了，太公的神奇和威严，成为驱邪扶正的偶像了。这些虽然超出了历史的真实，但却反映出姜太公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姜太公思想
吕尚（姜太公）的文治武略影响深远。他不仅是开创西周的功臣，而且辅佐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朝之元老，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他的思想、理论、实践博大精深。
1、韬略鼻祖，千古武圣。
姜太公作为中国韬略鼻祖、千古武圣，其文韬武略、经国治军，理民化俗之论、之策、之术，都为后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为华夏民族所称颂、效法。
“兵圣”孙武及其《孙子兵法》饮誉中外，堪称兵法之集大成者，其军事思想亦不乏借鉴太公谋略之处。举例说明：如《孙子兵法·虚实篇》有“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之句，而以反映姜太公军事思想的《六韬》论着中《文韬·兵道》记载即有“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之句；《孙子兵法· 计篇》中“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与《六韬·龙韬·论将》中“将有五材十过”，“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相近；《孙子兵法·计篇》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国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而《六韬·龙韬·论将》亦言“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等等。
有关姜太公军事思想的著作有《六韬》、《阴符经》、《太公兵法》、《太公金匮》等，但现存甚少。其军事韬略、战争谋略、战法战术、军队建设、战争准备等思想的高明、深邃、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全面性、创造性、开拓性，他不是单纯地就军事而论军事，而是从哲人智能的高度，以聪明政治家的眼光，将政治与军事、治国与理军紧密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加以论述。这就使他的军事韬略、谋略颇具全面性、深刻性、精辟性，因而为历代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所推重，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六韬》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著作，在宋代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作为武学教本，成为武将们必读的兵书。二千多年来，《六韬》与其它“武经”一样，从先秦至现代，不断有人注释、讲解、校勘、阐扬，挖掘其思想宏旨奥义，吸取其思想精华，经久不衰，至今愈盛，充分展现了其光辉的思想价值和不朽的生命力。我们应当珍惜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使之在新时代更加辉煌。
2、权谋思想。《六韬·文韬·文师》最后有一段姜太公的话：“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这是太公“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灭商兴周的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权谋思想。因为，最大的权谋莫过于推翻商朝、建立周朝，奇取和建立国家政权是军事谋略的根本。这一思想，除《文师》外，在《发启》、《文启》、《顺启》等篇中也都反复论述这个道理。太公被封齐，建立齐国之后，推行的根本方针也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思想。可以看出，姜太公认为，人的本性是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给予人以生利的是道义，能行仁义道德者，则能使天下人归服。因此，国君应当以天下之利为利，以天下之害为害，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生为务。只有以仁义道德为天下兴利除害，使天下人与之共利害，同生死，共忧患，共苦乐，这样便可以收揽、固结民心，使万民归心、欢心。基于这种认识，《六韬》强调国君要行仁修德，泽及百姓，不可暴民、虐民，为已而害民，。只有这样，人民才能与国君同舟共济，拥戴国君。本思想亦在齐国的实践中贯彻、实现了这一思想。这是其它所有军事谋略家所没有的。可见，《六韬》一书的上述内容，与姜太公的军事谋略思想相符。
3、爱民思想。爱民之道，就是以仁义之道，修德惠民，使民和服。如太公所言：“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合，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敬之无疑，天下和服。”就是说，要尊重民意，敬爱民众，聚合宗亲，行仁举义，就会受到民众的拥护爱戴，这样使天下和服，就可以守土、固国而王天下。因此，威服天下者，不必专任武力，不可横暴百姓，而要以仁义为本，修德禁暴。这就是姜太公和《六韬》重视文韬而不轻武略，把经国与治军作为整体而论的高明之处。他治国安民用仁道，施仁政，重教化，因民俗，顺民情。这就充分表现了姜太公治政的出发点和归宿地都是为了爱民。《六韬·文韬·国务》云：“太公曰：‘利而无害，成而无败，生而无杀，与而无夺，反而无苦，喜而无怒。’”从上我们不难看出，“ 爱民”思想之深，在先秦军事、政治和诸侯君中，也只有姜太公才有如此深刻“爱民”思想。而且，也是由姜太公在齐立国之后，真正把“爱民”思想贯彻到建国的实践当中去，这就是齐国的富民政策。
4、顺民思想。姜太公深知“民为邦本，民固国兴”的道理，有民则有国，无民则何国可言。因此，他力倡以民为本，仁政顺民的思想。顺民就是“重民”、“贵民”。如果国君、人臣和各级官吏，不以民为本，以民事为务，而敲剥、残害民众，就会使民众离心离德，离之而去，叛之而反。姜太公通过自己长期生活在民众中的亲自实历，不断观察，精心研究，对于民为贵、民为本的思想有深刻的认识，并树立了牢固的民本意识，所以他在出山之前和立国治国之中，都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实行仁政，收服民心，使万民归心。对如何安静、安定天下，姜太公指出：天有其自己的运行规律，民众有其自己的日常生活事业。君主能与民众共同安生，天下就安静，民众就安定了。最好的政治是因民俗、顺民心进行治理，其次是宣传教化，感代民众。民众被教化、受感化，就会服从政令，所以说天道无为而能生长万物、成就万物，民众无需给予而能自己富庶，这就是对人治理天下的高尚道德，亦是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根本道理所在。
5、举贤思想。《六韬·文韬》中《上贤》、《举贤》两篇，集中表现了姜太公的重贤、上贤、选贤、举贤的圣贤治国论及其思想内容。所谓“上贤”，就是尊重、崇尚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尊贤尚功是姜太公“国本”的主要内容之一。姜太公认为，作为君主治理国家，必须尊崇德才兼备的贤人，抑制无才无德的庸人；任用忠实诚信的人，除去奸诈虚伪的人；严禁暴乱的行为，禁止奢侈的风俗，因此，明君用人应当警惕六种坏事、七种坏人。六种坏事的危害是：“伤王之德”、“伤王之化”、“伤王之权”、“伤王之威”、“伤功劳之臣”、“伤庶人之业”。对七种坏人，绝对不可信用，即“勿使为将”、“勿与谋”、“勿近 ”、“勿宠”、“勿使”、“禁之”、“止之”。这就堵死了坏人干坏事、危国家、害民众的路径。
姜太公指出，要根据各级官吏的职能分工的要求条件来选取贤能，再依据各官职应具备的条件来考核官吏，鉴别其才智的高下，考核其能力的强弱，评定其政绩的优劣，使之名实相当。因此必须坚持选用贤才、任用贤才的标准。关于选拔任用贤才的标准，姜太公提出了“六守”，即六条标准：仁、义、忠、信、勇、谋，具备这六个标准的则为贤人。姜太公还认为，国属上贤、举贤，旨在任贤、用贤，如果上贤、举贤而不任贤、用贤，亦只是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这种停留在名义上的上贤、举贤，是不会获其功而救其乱的，相反则会使世愈乱，以至造成国家的危亡，所以要上贤、举贤、任贤、用贤，做到实当其名，名当其实，名实相符。
《六韬·文韬·上贤》云：“太公曰：‘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举贤思想，在姜太公建立齐国之后，又正式列入建国方针之一，即“举贤而上功”。
6、六守三宝。姜太公的理财富国、富民足民的发展经济的思想主张是全面而周到、精辟而深刻的。《六韬·文韬·六守》载：太公曰：“人君有六守三宝。”六守：仁、义、忠、信、勇、谋。三宝：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六守长则群昌；三宝完则国安。这三宝在齐立国之后，也是列入建国方针之一，即“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农工商同时发展，重点又是发展工商业，因而，后来的齐国才发展或为一个民富、国强的大国。
姜太公在“三宝并重”“本末并利”、“上下俱足”、广开财源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货币政策，确保财货正常流通、赋税正常缴纳，促进经济发展、市场繁荣，这种开源节流的经济、货币政策，实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上策。姜太公深知，农、工、商三业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国无农无食不稳，国无工无器不富，国无商无货不活，故要农、工、商并重，协调发展，使人民有业可从，衣食饱暖，器具足用，财货流通，财政充裕。姜太公的“三宝”思想，不仅是周朝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而且为齐国的强大奠定了政治、物质基础。此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延续至当今世界。
7、九府圜法
姜太公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他制定的九府圜法。所谓“九府圜法”，颜师古《注》云：“《周官》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圜谓均而通也。”姜太公所建立的“九府圜法”，是用行政手段保证财货的均衡流通和合理出入，使钱币与布帛不断流通，聚散适宜，无积滞，无匮乏。国以之富，民以之足。
“九府”是“掌财币之官”。查《周礼》的“九府”之职能，就在于“通货币，易有无”。
姜太公的财政经济政策和金融管理制度，不仅为周朝的经济管理、经济监督、赋税收纳、货物保藏等建立了完整、严密的管理体系、管理制度，而且为齐国的强大，为齐桓公和管仲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奠定了基础。姜太公的生财之道，理财之策，即开源节流之制，是富民强国之道，为万世治国兴邦之正道，万事不易之治道，故为万世法。
四、千秋功业，后人称赞
姜太公的道德功业，为后人所推崇、称颂。有人把他由人变为神，列入神仙之首，说他能呼风唤雨、使神役鬼；有人把他尊为“兵家鼻祖”；齐人称他为“天齐至尊”等等。历代文人墨客、哲人智士、兵家武士，都在诗词文论、兵书战策中，抒发情怀，称赞有加。他们或观太公留下的历史遗迹而抒发已志，或以太公事迹为据而引申已论，颂扬其功。
在《诗经·大明》中写道：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在诸多赞诗中，对姜太公一生功绩给予高度概括、评价的要算《封神演义》的作者许仲琳的《姜元帅赞》：
六韬留下成王业，妙算玄机不可穷。
出将入相千秋业，伐罪吊民万古功。
运筹帷幄欺风后，燮理阴阳压老彭。
亘古军师为第一，声名直并泰山隆。
对姜太公一生的千秋功业，不仅诗词歌颂，而且经史文论，多有盛赞。
对姜太公人们不仅重视他的著作和智能的价值，还十分尊崇他高尚的人格和不懈奋斗的精神，怀念他对正义，对文明的孜孜追求；困难，他不退却，不屈辱，不低头；饥饿，也不理会；沉沦，他不屈服；年高，他不服老，而对自已的理想、信念和追求毫不动摇。是有志不嫌年高，大器晚成“使老者奋”的典范。他永远是中华儿女的自豪和骄傲。
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延绵不断的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中，齐鲁文化是主要来源，集中代表了炎黄这一思想体系的传统文明。在远古时代，炎帝、黄帝为首的两个部落，已开始结合。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已融合成为一个民族。在周初，代表这两个部族的两个伟大历史人物，一个是封于齐国的炎帝后裔姜太公，一个是封于鲁国的黄帝后裔周公旦。我们说，假如没有周公的文韬和姜太公的武略，作为“小邦周”是很难战胜“大国殷”的，即使是战胜了，也难以巩固，并创造出那样灿烂辉煌的周代文明。现在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研究姜太公的思想，正确评价姜太公的功业，对于深入研究探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尤其占其主流的齐鲁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太公与孙武
兵圣孙武是春秋时期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历史上一直把他看作“中国武学之父”，其所著的兵法十三篇饮誉中外，堪称兵法之集大成者，其中，除了具体的征战之道外，还对事物的普遍规律作了精辟地阐述。可以说，《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兵书，更是一部思想巨著，是用之天下而皆准的万能宝典。当今，有人将其应用于商界，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兵学思想的应用价值已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孙武出生在一个群雄逐鹿、烽火四起的战乱年代，成长于齐兵家文化日臻完善的历史时期，因此有机会学习到许多优秀的军事理论，并为其理论应用实践、实践提升理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是《孙子兵法》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就是他本人善于学习古人的兵学思想和理论，并勇于继承和不断发展创新古人的兵家文化，形成了一部更为精湛、完整的中华兵学瑰宝。
齐兵家文化是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创始于“中华武祖”姜太公。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学习和应用这部不朽的文化遗产，进一步探究对《孙子兵法》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的更古老的我国兵学文化，使孙子的思想理论在当今的学习和应用中发挥更大价值。为此，本人就《孙子兵法》所受姜太公兵学思想的影响举例简述如下：
姜太公是商周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周文王倾商、武王克殷的首席谋主和最高军事统帅，西周的开国元勋，齐国和齐文化的创始人。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道、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有关姜太公思想的著述有《六韬》、《阴符经》、《太公兵法》、《太公金匮》等，但现存甚少。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发掘出了《六韬》残简，从而肯定了姜太公军事思想的重要地位，说明《六韬》一书，于汉武帝以前就已流行了。宋代以后，《六韬》被列为《五经七书》之一，作为武学教本，成为武将们必读的兵书，从而使姜太公思想得以更广泛的宏扬。
现仅以《六韬》中的军事理论与《孙子兵法》的相同、相近之处作以摘述，供商榷。
《孙子兵法?计篇》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谋攻篇》有“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国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而《六韬?论将》言“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将有五材十过”，“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对于兵将之论，两位军事家观点相同，几无二致。
对于兵胜之道，孙子推崇“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太公重视：“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与鬼神通，微哉微哉！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故无甲兵而胜，无冲机而攻，无沟堑而守”。可以说，这与太公“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的思想是相通的，牧野大战以少胜多就是“伐谋”思想有利的佐证。
《六韬?兵道》云：“凡兵之道，莫过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故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而孙子在《军争篇》、《势篇》和《谋攻篇》中均对争取战争先机、造势和君患等作了专门的论述。以“君患”为例，对于“君患”姜太公认为 “过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而孙子认为“君患”有三，为縻军、惑军、疑军。“知胜之道”，“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两者之论，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于“道”。《六韬?文师》称“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孙子兵法》言“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者”。姜太公以“道”之论受文王重视而为师，孙子以“道”为先而致胜。
对战争中攻守策略的运用，孙子于兵法《虚实篇》中说：“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太公亦曰：“外乱而內整，示饥而实饱，內精而外钝”；“阴其謀，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銳士，寂若无声，敌不知我所备。欲其西，袭其东”；“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
《六韬?军势》云：“势因敌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孙子兵法?势篇》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二者对两军对垒时的军势之争和奇正之用皆津津乐道。
武王以“欲未战先知敌人之強弱”求教于太公，太公曰：“胜败之征，精神先见。”而孙子亦认为敌之虚实强弱，必然有种种迹象表明，需仔细观察。这在《六韬?军征》和《孙子兵法?行军篇》中均有缜密地论述。
对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孙子兵法?计篇》曰：“经之以五：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而姜太公则于《六韬?垒虚》中提醒君王，用将需使“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利，中知人事。”
于教战之道，太公与孙子都认为金鼓、旌旗是必不可少的，太公曰：“凡领三军，必有金鼓之节，所以整齐士众者也。将必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变法”。孙子曰：“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此用众之法也”。
……
从上例可以说，孙子是师承于姜太公，而且对于太公的智慧、胆识和谋略也是非常佩服的，这从《孙子兵法?用间篇》中的一段话中不难看出：“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其对姜太公的尊崇之情油然流露于笔端。
《六韬》阐述了姜太公的为政之道、军事谋略和经济思想；《孙子兵法》展示了孙武的兵学精髓。两者各有千秋，而又能融会贯通。读《六韬》如听老者循循善诱，亲切而自然流畅；观《孙子兵法》如吟诵诗歌而朗朗上口，清新而颇有教益。
中华兵家学说源远流长，正是由于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有姜太公这样的兵家鼻祖和孙武这样的集大成者的出现，才使得我们的军事理论更加完善和精深。孙子是我国古代兵学文化的总结、继承、发展、创新的一位伟大的光辉典范。
一、姜太公生平及其出生地之历史考证
姜太公姓姜或吕氏，名望、尚，字子牙，号飞熊，炎帝神农皇帝51世孙，伯夷36世孙。为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代太师，齐王，妻名申姜，共有13子（丁、壬、年、奇、枋、绍、骆、铭、青、易、尚、其、佐），女邑姜封周武王妃、皇后。B.C.1211年，殷朝庚丁八年已酉年八月初三日出生于今山东省日照市；B.C.1072年戊辰年，周康王六年，卒于周首都镐京，岁寿139 岁。陵冢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周陵乡，距离文王陵1km；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姜太公祠内设有衣冠冢。
姜太公半生寒微，择主不遇，飘游不定，但他能动心忍性，观察风云，等待时机，终遇明主，辅佐姬昌，修德振武，以求兴周。周武王伐纣，太公为军师，牧野大战，灭商盛周，立了首功。周初分封，姜太公被封为齐国君主，他治国有方，创建了泱泱大国，遗风犹存，累世相续，为后来的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五霸之首而奠定了基础。
关于姜太公的出生地，文献记载不一，主要是东海说和河内说。
《孟子·离娄上》说：“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东夷之士也。 ”高诱注《吕氏春秋·首时》篇说：“太公望，河内人也。”《后汉书·郡国三》注引《博物记》云：“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其浦今存。” 《水经注·汶水》云：“（汶水）又北过淳于县西，故夏后氏之斟灌国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号曰淳于国。”《水经注·齐乘》云：“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水经注》引太公庙碑文曰：“太公望，河内汲人。”究竟何说为确，据史籍和当代有关专家的考辨，认为东海说根据较为确凿。东吕乡当为姜太公出生地。古代吕、莒本为一字，莒为周代国名，即为现在山东省莒县。东吕乡、东吕里在莒城东面，今属山东省日照市。汉张华《博物志》明确标出：“海曲城有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西汉的“海曲’则为现在的“日照”。今人杨伯峻对姜太公里籍作了具体的考辨。他说：“阎若璩《四书释地续》云：‘后汉琅邪国海曲县，刘昭引《博物记注》云：太公吕望所出，今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其浦今存。又于清河国广川县棘津城，辨其当在琅邪海曲，此城殊非。余谓海曲故城，《通典》称在莒县东，则当日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即是其家。汉崔瑗、晋卢无忌立《齐太公碑》以为汲县人者，误。”（《孟子译注·离娄上》）所论有据、甚确。就是说，姜太公的出生地当今山东省东部黄海之滨的日照、莒县一带，亦正是司马迁所说的“东海上人’之义。据齐国国都，当今的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史记记载姜太公出生地为现今日照市。据姜太公分支后裔卢氏宗亲世界研究会（含韩国等国外卢氏）史记记载，姜太公出生地为山东日照市。当今中国研究姜太公的最高权威之一，中国国防大学著名教授，姜太公后裔姜国柱先生，经多年研究考证，确认姜太公出生地为山东省日照市。
还需要说明的是，在四千年前，日照市两城镇（距市区十八公里），是亚洲最大的城市。这是美国考古专家组同山东大学在实地联合考察半年之久得出的结论。作为一代伟人姜太公出生在这样的文化发达地区，应更合乎情理。经综合考证分析认为，姜太公出生地应为山东省日照市。
二、姜太公的历史地位
姜太公一生坎坷多磨而又轰轰烈烈、神秘莫测，确实称得上是奇人、奇事、奇男子。综观太公一生的建树，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都有卓越贡献，其中尤以军事最着，所以太史公言“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称得上兵家之鼻祖，军事之渊薮。
姜太公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是中国文艺舞台上一位“高、大、全”的形象，还是中国神坛上一位居众神之上的神主。作为宗教的神仙，他是武神、智神，被奉为“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护佑神灵。
周朝从古公亶父起，就盼望能得到一个圣人……一位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贤才，来辅助周国实现灭殷兴周的任务，所以名太公为“太公望”，到武王执政时，又以“师尚父”相称，尊宠权贵无以复加。文王所命太公之“师”即“太师”，是西周王朝“三公”中的最高长官，既主军，也问政。时有“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之言，足见太公在周朝中的地位之重。
姜太公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军事家，一直受历代统治者崇尚，这在《诗经》等唐朝以前的许多史料及文学作品中颂文颇多。
唐太宗即位后，外夷相侵，内患未除，政局动乱，国家面临着百乱待治，百废待兴的情况，为了达到“安人理国”的目的，便自称他是姜太公的化身，便在磻溪建立太公庙，他用这一举动告诉人们，他要象周文王访贤并重用姜太公那样的贤臣良将，他后来果然得到了一大批治世理国的人才，终于实现了“贞观之治”。唐玄宗为求国内安宁，需要像姜太公那样披肝沥胆，呕心沥血，忠贞不二的勤勉事主的人才，便于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敕令天下诸州各建一所太公庙。并要求以张良配享，在春秋仲秋月上戊日祭祀。每当发兵出师或各将领及文武举人应诏，都要先去太公庙拜谒。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谥姜太公为“武成王”，成为中华民族“武”圣人。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为抵御外冠入侵，下令要求各军事将领必读《太公兵法》。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周西伯昌之脱羑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就确立了姜太公是中华民族创立韬略理论开山祖的地位。
1972年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武帝初年的墓葬发掘出的《六韬》残简，来校勘今天存世的各种《六韬》版本和本注，说明了《六韬》一书，在汉武帝以前就流行开了，否定了《六韬》是古人伪托吕尚所着的怀疑，进一步证实了姜太公在军事理论上的著述是真实的。他在军事理论方面，在政治、经济斗争的策略思想方面，都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富的遗产，人们称他是兵家权谋思想的始祖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古代的兵论、兵法、兵书、战策、战术等一整套的军事理论学说，就其最早发端、形成体系、构成学说来说，都始自齐国，源自太公，所以说太公为兵家宗师、齐国兵圣、中国武祖是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没有太公理论及其所建立的齐国兵家，则不会有如此博大精深、智谋高超、理论完整、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影响巨大的中国兵学理论学说。今天，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的治国方略、用兵之道时，不能不重视太公的杰出贡献、思想价值。中国古今著名的军事家孙武、鬼谷子、黄石公、诸葛亮等都学习吸收了太公《六韬》的精华，太公的文韬武略被当今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管理、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所借鉴。
太公治国，确立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治国方针，在齐国数百年的发展史上，代代相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确立了齐文化的历史地位。
太公已去世3000余年了，人民处于崇拜他的高尚人格，悼念他的丰功伟绩，以朴实的感情编造出他的很多神话故事歌颂他。说他曾在昆明山学道，后奉师命下山助周灭商，灭商之后又奉师命发榜封神。这在《太平御览》和《封神记》等书上逐步把他神化了。到了明代许仲琳为崇敬太公无法形容时便以神面化之编着了一部《封神演义》，把他说成是管天下所有神的神了，太公的神奇和威严，成为驱邪扶正的偶像了。这些虽然超出了历史的真实，但却反映出姜太公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姜太公思想
吕尚（姜太公）的文治武略影响深远。他不仅是开创西周的功臣，而且辅佐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朝之元老，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他的思想、理论、实践博大精深。
1、韬略鼻祖，千古武圣。
姜太公作为中国韬略鼻祖、千古武圣，其文韬武略、经国治军，理民化俗之论、之策、之术，都为后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为华夏民族所称颂、效法。
“兵圣”孙武及其《孙子兵法》饮誉中外，堪称兵法之集大成者，其军事思想亦不乏借鉴太公谋略之处。举例说明：如《孙子兵法·虚实篇》有“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之句，而以反映姜太公军事思想的《六韬》论着中《文韬·兵道》记载即有“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之句；《孙子兵法· 计篇》中“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与《六韬·龙韬·论将》中“将有五材十过”，“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相近；《孙子兵法·计篇》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国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而《六韬·龙韬·论将》亦言“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等等。
有关姜太公军事思想的著作有《六韬》、《阴符经》、《太公兵法》、《太公金匮》等，但现存甚少。其军事韬略、战争谋略、战法战术、军队建设、战争准备等思想的高明、深邃、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全面性、创造性、开拓性，他不是单纯地就军事而论军事，而是从哲人智能的高度，以聪明政治家的眼光，将政治与军事、治国与理军紧密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加以论述。这就使他的军事韬略、谋略颇具全面性、深刻性、精辟性，因而为历代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所推重，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六韬》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著作，在宋代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作为武学教本，成为武将们必读的兵书。二千多年来，《六韬》与其它“武经”一样，从先秦至现代，不断有人注释、讲解、校勘、阐扬，挖掘其思想宏旨奥义，吸取其思想精华，经久不衰，至今愈盛，充分展现了其光辉的思想价值和不朽的生命力。我们应当珍惜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使之在新时代更加辉煌。
2、权谋思想。《六韬·文韬·文师》最后有一段姜太公的话：“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这是太公“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灭商兴周的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权谋思想。因为，最大的权谋莫过于推翻商朝、建立周朝，奇取和建立国家政权是军事谋略的根本。这一思想，除《文师》外，在《发启》、《文启》、《顺启》等篇中也都反复论述这个道理。太公被封齐，建立齐国之后，推行的根本方针也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思想。可以看出，姜太公认为，人的本性是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给予人以生利的是道义，能行仁义道德者，则能使天下人归服。因此，国君应当以天下之利为利，以天下之害为害，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生为务。只有以仁义道德为天下兴利除害，使天下人与之共利害，同生死，共忧患，共苦乐，这样便可以收揽、固结民心，使万民归心、欢心。基于这种认识，《六韬》强调国君要行仁修德，泽及百姓，不可暴民、虐民，为已而害民，。只有这样，人民才能与国君同舟共济，拥戴国君。本思想亦在齐国的实践中贯彻、实现了这一思想。这是其它所有军事谋略家所没有的。可见，《六韬》一书的上述内容，与姜太公的军事谋略思想相符。
3、爱民思想。爱民之道，就是以仁义之道，修德惠民，使民和服。如太公所言：“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合，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敬之无疑，天下和服。”就是说，要尊重民意，敬爱民众，聚合宗亲，行仁举义，就会受到民众的拥护爱戴，这样使天下和服，就可以守土、固国而王天下。因此，威服天下者，不必专任武力，不可横暴百姓，而要以仁义为本，修德禁暴。这就是姜太公和《六韬》重视文韬而不轻武略，把经国与治军作为整体而论的高明之处。他治国安民用仁道，施仁政，重教化，因民俗，顺民情。这就充分表现了姜太公治政的出发点和归宿地都是为了爱民。《六韬·文韬·国务》云：“太公曰：‘利而无害，成而无败，生而无杀，与而无夺，反而无苦，喜而无怒。’”从上我们不难看出，“ 爱民”思想之深，在先秦军事、政治和诸侯君中，也只有姜太公才有如此深刻“爱民”思想。而且，也是由姜太公在齐立国之后，真正把“爱民”思想贯彻到建国的实践当中去，这就是齐国的富民政策。
4、顺民思想。姜太公深知“民为邦本，民固国兴”的道理，有民则有国，无民则何国可言。因此，他力倡以民为本，仁政顺民的思想。顺民就是“重民”、“贵民”。如果国君、人臣和各级官吏，不以民为本，以民事为务，而敲剥、残害民众，就会使民众离心离德，离之而去，叛之而反。姜太公通过自己长期生活在民众中的亲自实历，不断观察，精心研究，对于民为贵、民为本的思想有深刻的认识，并树立了牢固的民本意识，所以他在出山之前和立国治国之中，都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实行仁政，收服民心，使万民归心。对如何安静、安定天下，姜太公指出：天有其自己的运行规律，民众有其自己的日常生活事业。君主能与民众共同安生，天下就安静，民众就安定了。最好的政治是因民俗、顺民心进行治理，其次是宣传教化，感代民众。民众被教化、受感化，就会服从政令，所以说天道无为而能生长万物、成就万物，民众无需给予而能自己富庶，这就是对人治理天下的高尚道德，亦是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根本道理所在。
5、举贤思想。《六韬·文韬》中《上贤》、《举贤》两篇，集中表现了姜太公的重贤、上贤、选贤、举贤的圣贤治国论及其思想内容。所谓“上贤”，就是尊重、崇尚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尊贤尚功是姜太公“国本”的主要内容之一。姜太公认为，作为君主治理国家，必须尊崇德才兼备的贤人，抑制无才无德的庸人；任用忠实诚信的人，除去奸诈虚伪的人；严禁暴乱的行为，禁止奢侈的风俗，因此，明君用人应当警惕六种坏事、七种坏人。六种坏事的危害是：“伤王之德”、“伤王之化”、“伤王之权”、“伤王之威”、“伤功劳之臣”、“伤庶人之业”。对七种坏人，绝对不可信用，即“勿使为将”、“勿与谋”、“勿近 ”、“勿宠”、“勿使”、“禁之”、“止之”。这就堵死了坏人干坏事、危国家、害民众的路径。
姜太公指出，要根据各级官吏的职能分工的要求条件来选取贤能，再依据各官职应具备的条件来考核官吏，鉴别其才智的高下，考核其能力的强弱，评定其政绩的优劣，使之名实相当。因此必须坚持选用贤才、任用贤才的标准。关于选拔任用贤才的标准，姜太公提出了“六守”，即六条标准：仁、义、忠、信、勇、谋，具备这六个标准的则为贤人。姜太公还认为，国属上贤、举贤，旨在任贤、用贤，如果上贤、举贤而不任贤、用贤，亦只是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这种停留在名义上的上贤、举贤，是不会获其功而救其乱的，相反则会使世愈乱，以至造成国家的危亡，所以要上贤、举贤、任贤、用贤，做到实当其名，名当其实，名实相符。
《六韬·文韬·上贤》云：“太公曰：‘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举贤思想，在姜太公建立齐国之后，又正式列入建国方针之一，即“举贤而上功”。
6、六守三宝。姜太公的理财富国、富民足民的发展经济的思想主张是全面而周到、精辟而深刻的。《六韬·文韬·六守》载：太公曰：“人君有六守三宝。”六守：仁、义、忠、信、勇、谋。三宝：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六守长则群昌；三宝完则国安。这三宝在齐立国之后，也是列入建国方针之一，即“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农工商同时发展，重点又是发展工商业，因而，后来的齐国才发展或为一个民富、国强的大国。
姜太公在“三宝并重”“本末并利”、“上下俱足”、广开财源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货币政策，确保财货正常流通、赋税正常缴纳，促进经济发展、市场繁荣，这种开源节流的经济、货币政策，实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上策。姜太公深知，农、工、商三业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国无农无食不稳，国无工无器不富，国无商无货不活，故要农、工、商并重，协调发展，使人民有业可从，衣食饱暖，器具足用，财货流通，财政充裕。姜太公的“三宝”思想，不仅是周朝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而且为齐国的强大奠定了政治、物质基础。此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延续至当今世界。
7、九府圜法
姜太公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他制定的九府圜法。所谓“九府圜法”，颜师古《注》云：“《周官》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圜谓均而通也。”姜太公所建立的“九府圜法”，是用行政手段保证财货的均衡流通和合理出入，使钱币与布帛不断流通，聚散适宜，无积滞，无匮乏。国以之富，民以之足。
“九府”是“掌财币之官”。查《周礼》的“九府”之职能，就在于“通货币，易有无”。
姜太公的财政经济政策和金融管理制度，不仅为周朝的经济管理、经济监督、赋税收纳、货物保藏等建立了完整、严密的管理体系、管理制度，而且为齐国的强大，为齐桓公和管仲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奠定了基础。姜太公的生财之道，理财之策，即开源节流之制，是富民强国之道，为万世治国兴邦之正道，万事不易之治道，故为万世法。
四、千秋功业，后人称赞
姜太公的道德功业，为后人所推崇、称颂。有人把他由人变为神，列入神仙之首，说他能呼风唤雨、使神役鬼；有人把他尊为“兵家鼻祖”；齐人称他为“天齐至尊”等等。历代文人墨客、哲人智士、兵家武士，都在诗词文论、兵书战策中，抒发情怀，称赞有加。他们或观太公留下的历史遗迹而抒发已志，或以太公事迹为据而引申已论，颂扬其功。
在《诗经·大明》中写道：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在诸多赞诗中，对姜太公一生功绩给予高度概括、评价的要算《封神演义》的作者许仲琳的《姜元帅赞》：
六韬留下成王业，妙算玄机不可穷。
出将入相千秋业，伐罪吊民万古功。
运筹帷幄欺风后，燮理阴阳压老彭。
亘古军师为第一，声名直并泰山隆。
对姜太公一生的千秋功业，不仅诗词歌颂，而且经史文论，多有盛赞。
对姜太公人们不仅重视他的著作和智能的价值，还十分尊崇他高尚的人格和不懈奋斗的精神，怀念他对正义，对文明的孜孜追求；困难，他不退却，不屈辱，不低头；饥饿，也不理会；沉沦，他不屈服；年高，他不服老，而对自已的理想、信念和追求毫不动摇。是有志不嫌年高，大器晚成“使老者奋”的典范。他永远是中华儿女的自豪和骄傲。
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延绵不断的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中，齐鲁文化是主要来源，集中代表了炎黄这一思想体系的传统文明。在远古时代，炎帝、黄帝为首的两个部落，已开始结合。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已融合成为一个民族。在周初，代表这两个部族的两个伟大历史人物，一个是封于齐国的炎帝后裔姜太公，一个是封于鲁国的黄帝后裔周公旦。我们说，假如没有周公的文韬和姜太公的武略，作为“小邦周”是很难战胜“大国殷”的，即使是战胜了，也难以巩固，并创造出那样灿烂辉煌的周代文明。现在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研究姜太公的思想，正确评价姜太公的功业，对于深入研究探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尤其占其主流的齐鲁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太公与孙武
兵圣孙武是春秋时期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历史上一直把他看作“中国武学之父”，其所著的兵法十三篇饮誉中外，堪称兵法之集大成者，其中，除了具体的征战之道外，还对事物的普遍规律作了精辟地阐述。可以说，《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兵书，更是一部思想巨著，是用之天下而皆准的万能宝典。当今，有人将其应用于商界，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兵学思想的应用价值已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孙武出生在一个群雄逐鹿、烽火四起的战乱年代，成长于齐兵家文化日臻完善的历史时期，因此有机会学习到许多优秀的军事理论，并为其理论应用实践、实践提升理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是《孙子兵法》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就是他本人善于学习古人的兵学思想和理论，并勇于继承和不断发展创新古人的兵家文化，形成了一部更为精湛、完整的中华兵学瑰宝。
齐兵家文化是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创始于“中华武祖”姜太公。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学习和应用这部不朽的文化遗产，进一步探究对《孙子兵法》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的更古老的我国兵学文化，使孙子的思想理论在当今的学习和应用中发挥更大价值。为此，本人就《孙子兵法》所受姜太公兵学思想的影响举例简述如下：
姜太公是商周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周文王倾商、武王克殷的首席谋主和最高军事统帅，西周的开国元勋，齐国和齐文化的创始人。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道、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有关姜太公思想的著述有《六韬》、《阴符经》、《太公兵法》、《太公金匮》等，但现存甚少。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发掘出了《六韬》残简，从而肯定了姜太公军事思想的重要地位，说明《六韬》一书，于汉武帝以前就已流行了。宋代以后，《六韬》被列为《五经七书》之一，作为武学教本，成为武将们必读的兵书，从而使姜太公思想得以更广泛的宏扬。
现仅以《六韬》中的军事理论与《孙子兵法》的相同、相近之处作以摘述，供商榷。
《孙子兵法?计篇》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谋攻篇》有“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国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而《六韬?论将》言“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将有五材十过”，“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对于兵将之论，两位军事家观点相同，几无二致。
对于兵胜之道，孙子推崇“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太公重视：“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与鬼神通，微哉微哉！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故无甲兵而胜，无冲机而攻，无沟堑而守”。可以说，这与太公“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的思想是相通的，牧野大战以少胜多就是“伐谋”思想有利的佐证。
《六韬?兵道》云：“凡兵之道，莫过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故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而孙子在《军争篇》、《势篇》和《谋攻篇》中均对争取战争先机、造势和君患等作了专门的论述。以“君患”为例，对于“君患”姜太公认为 “过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而孙子认为“君患”有三，为縻军、惑军、疑军。“知胜之道”，“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两者之论，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于“道”。《六韬?文师》称“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孙子兵法》言“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者”。姜太公以“道”之论受文王重视而为师，孙子以“道”为先而致胜。
对战争中攻守策略的运用，孙子于兵法《虚实篇》中说：“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太公亦曰：“外乱而內整，示饥而实饱，內精而外钝”；“阴其謀，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銳士，寂若无声，敌不知我所备。欲其西，袭其东”；“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
《六韬?军势》云：“势因敌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孙子兵法?势篇》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二者对两军对垒时的军势之争和奇正之用皆津津乐道。
武王以“欲未战先知敌人之強弱”求教于太公，太公曰：“胜败之征，精神先见。”而孙子亦认为敌之虚实强弱，必然有种种迹象表明，需仔细观察。这在《六韬?军征》和《孙子兵法?行军篇》中均有缜密地论述。
对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孙子兵法?计篇》曰：“经之以五：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而姜太公则于《六韬?垒虚》中提醒君王，用将需使“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利，中知人事。”
于教战之道，太公与孙子都认为金鼓、旌旗是必不可少的，太公曰：“凡领三军，必有金鼓之节，所以整齐士众者也。将必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变法”。孙子曰：“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此用众之法也”。
……
从上例可以说，孙子是师承于姜太公，而且对于太公的智慧、胆识和谋略也是非常佩服的，这从《孙子兵法?用间篇》中的一段话中不难看出：“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其对姜太公的尊崇之情油然流露于笔端。
《六韬》阐述了姜太公的为政之道、军事谋略和经济思想；《孙子兵法》展示了孙武的兵学精髓。两者各有千秋，而又能融会贯通。读《六韬》如听老者循循善诱，亲切而自然流畅；观《孙子兵法》如吟诵诗歌而朗朗上口，清新而颇有教益。
中华兵家学说源远流长，正是由于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有姜太公这样的兵家鼻祖和孙武这样的集大成者的出现，才使得我们的军事理论更加完善和精深。孙子是我国古代兵学文化的总结、继承、发展、创新的一位伟大的光辉典范。
一代枭雄任我行的外孙，任无邪，因修炼吸星大法出了岔子，而离奇到了禹神大6这一个世界。
在这里，任无邪从卑微的奴隶开始，白手起家，凭借着无比的坚毅和自信，遇强越强，成功的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庞大的团队——五行教。
“朝代不会永久不变，唯有信仰，才会亘古流传。”
终有一天，他要让五行教的教旗，插满苍茫大地，永
在这里，任无邪从卑微的奴隶开始，白手起家，凭借着无比的坚毅和自信，遇强越强，成功的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庞大的团队——五行教。
“朝代不会永久不变，唯有信仰，才会亘古流传。”
终有一天，他要让五行教的教旗，插满苍茫大地，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