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高僧传》，或称《唐高僧传》，三十卷，唐释道宣(596～667)撰。《旧唐书·经籍志》杂传类重出二部，一部作二十卷；《新唐书·艺文志》释氏类重出三部，两部作道宗撰；均误。
道宣早年即有志于僧传的著述。他以为慧皎《高僧传》中记载梁代的高僧过少，而需要作补辑的工作，于是经过相当时期的收集资料，写成《续高僧传》三十卷。内容从梁代初叶开始，到唐贞观十九年(645)止，一百四十四年的期间，共写正传三百三十一人，附见一百六十人，即于贞观十九年完成。但在成书后二十年间，陆续有所增补，又成后集《续高僧传》十卷，书名见于他自己所著的《大唐内典录》第十卷和与他同时代道世著的《法苑珠林》第一百卷中。但是此十卷书后来即按科分别羼入初稿中，所以现行本记载贞观十九年以后永徽、显庆、龙朔年号的事情很多，最迟到麟德二年(665)为止(见卷二十二《昙光传》)。又玄奘卒于麟德元年，在传中也已提到(卷四)。慧璧记事到贞观之末(卷十三)，《僧辩传》撰于贞观二十年(卷十五)，而在《义解论》中也提到“暠(慧暠)璧(慧璧)抗声于金陵”，“常(法常)辩(僧辩)宏扬于三辅”。可以证明玄奘、慧璧、僧辩等传是道宣自己所补入，而且据此修改了初稿的《译经》、《义解》两篇论。再道世《法苑珠林》引用此传数十篇，第六十三卷中引的慧璿(见本传卷十五)、六十四卷中引的慈藏(见本传卷二十四)、六十五卷中引的智聪(见本传卷二十)，都是贞观十九年以后去世的人，而所引出处一律称为《唐高僧传》，可见道世引用的，也是已经合并的本子。这说明道宣在世时，《后集》已和初稿融合而不别行了，但卷数仍作三十卷，所以开元十八年(730)智升撰的《开元释教录》中说《后集》十卷已“寻本未获”(见卷八)，事实上，他在卷八中玄奘的传、卷九中那提的传，都是引自本书属于《后集》的部分。
本传根据的资料，如道宣自序所说：“或博咨先达，或取讯行人，或即目舒之，或讨讐集传。南北国史，附见徽音，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举其器略。”现在总括起来，所据的资料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著作，如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见卷一《菩提流支传》)、亡名的《僧崖菩萨传》(见卷二十七《僧崖传》)、灵裕的《十德记》(见卷首自序)、侯君素的《旌异记》(见卷二十八《志湛传》)、灌顶的《智者大师别传》(见卷十七《智顗传》)、王劭的《舍利感应记》(见卷二十六《道密传》)、行友的《知己沙门传》(见卷十三《海顺传》、十八《智通传》)、净辩的《感应传》(见卷二十六《净辩传》)、李廓的《众经录》、宝唱的《众经目录》(均见卷一《菩提流支传》)、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见卷一《拘那罗陀传》、十六《信行传》)、彦琮的《众经目录》(见卷一《阇那崛多传》)，及佚名的《草堂法师传》(见卷六《慧约传》)、《观音感应传》(见卷二十五《法力传》)、《益部集异记》(见卷二十七《僧崖传》)等。一类是碑铭，如梁明帝(见卷六《僧迁传》)、陈叔宝(见卷七《法朗传》)、庾信(见卷十六《僧实传》、《僧玮传》)、道安(见卷十六《僧实传》、二十五《慧达传》)、法宣、明则等所撰的碑铭记。一类是作者亲身采访的资料，如功迥(卷十三)、慧頵(卷十四)、慧休(卷十五)、僧达(卷十六)、志超、慧熙 (均卷二十)、智首、明瓒(均卷二十二)、智则(卷二十五)等传，其中有的是作者从学的老师，有的是交往的朋友，有的是曾经去访过的遗迹，有的是别人的传述。在取材上、地域上都相当广泛，又加上长时间的编修增补，才完成这样一部洋洋大观的作品。作者在后记中说：江表陈代，河北高齐，都有许多大德高僧；但是作者去访问时，连他们的名号也不为人所知，更不用说到德行事迹了。作者有鉴于此，所以“仰托周访，务尽搜扬”，“微有操行，可用师模，即须缀笔，更广其类，这也说明他编选的尺度是相当宽泛的。
本传的体例，正如它的题名所示，是继续慧皎《高僧传》的著作，也分为十科，但每科之后有论而无赞，又改《神通》为《感通》，《亡身》为《遗身》，《诵经》为《读诵》，合《经师》、《唱导》为《杂科》，另增《护法》一科。适当地反映出佛教在发展过程中的时代背景。另外，《梁高僧传》不著录生存的人，本传则把一些当时仍存在而有名望的僧人编写入传，如慧净(卷三)、慧休(卷十五)、法冲(卷二十五)等。又传中录文甚多，如智恺、慧净、洪偃的诗(卷一、三、七)，亡名的《宝人铭》(卷七)、刘孝孙的《诗英华序》(卷三《慧净传》)、真观的《愁赋》(卷三十)，都是文学作品。彦琮的《辩正论》(卷二)，则是有关佛典翻译的重要文献。
本传《译经》凡四卷，记载梁至唐代重要的翻译家，而汉僧占的比例相当大。这意味着中国佛教发展到梁、陈、隋、唐时代，已有了自己能直接从事翻译的专家，并显出佛典翻译文学已进入相当繁荣的时代。《义解》凡十一卷，其中包括了各宗派的大师，这些人对当时的教派、教义的组织和传播上，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撰述了大量的作品，包括流传到今天还是佛教里的重要著作。但是在这科中，有一些高僧关于他们参加隋仁寿年中建舍利塔的神异事迹记得太多，这不能说不是一点缺憾。《习禅》六卷，里面包括了禅宗、天台宗和三阶教的一些开宗人物，是研究这些宗派的建立和学说演进的重要文献。《明律》三卷，其中有许多是四分律宗先驱者的传记。《护法》二卷，《感通》三卷，《遗身》一卷，《读诵》一卷，《兴福》一卷，《杂科》一卷，其中包括了许多佛教界中的出色人物，如昙无最，菩提流支称他为东土菩萨，并翻译他所作的《大乘义章》为梵文，传之西域，受到彼方学者的敬佩(卷二十三)。《法冲传》中记录???许多有关禅宗初期的史实 (卷二十五)，都是值得重视的。
本传著录从南北朝以至唐麟德间高僧凡正传四百九十八人，附见二百二十九人，较他初稿增加十分之四以上。此书著作于初唐全国统一的时代，所以在地域上南北兼收，已弥补了慧皎写作于南朝的时代和地区的欠缺。关于北魏南齐方面，还补充了《梁高僧传》之不足。《慧达传》(卷二十五)则是《梁高僧传》卷十三《慧达传》的续编。僧伽婆罗、僧若在《梁高僧传》中虽曾言及，但都很简略，本传中则立有专传(见卷一、卷五)。此外传中还包含很多极为重要的史料，如梁武帝欲自兼白衣僧正，管理僧众，后因智藏抗议，才停止这一打算(见卷五《智藏传》)。这是汉族中统治者要把政教权合而为一的特殊记载。又如洪偃为陈文帝接待齐使崔子武(卷七)，道宠为魏收、邢之才之师(卷七)，法雅组织僧军，帮助唐高祖作战(卷二十四《智实传》)，都可以和正史互相参考。
此书也存在一些缺点，如卷十六有《佛陀禅师传》，卷二《菩提流支传》中又附见《佛陀扇多传》，不知此二人实即一人，有卷二十一《慧光传》可证。阇那崛多、波颇的译经年代，与作者的《大唐内典录》就互不一致，这早已为《开元释教录》所指摘(见卷七、卷八)。又初稿中著录生存的人，但在后来二十年间陆续增补的年代里，有许多人已去世，则应将他们后来的事迹和去世的年代补充进去，使之成为完整的传文。如《道绰传》中说：“绰今年八十有四，而神气明爽，宗绍存焉。”(卷二十)这年就是贞观十九年，但道绰即于同年四月间去世，见于迦才的《净土论》。《道绰传》附见的道抚，也于同时去世，见于《佛祖统纪》卷二十七。道宣撰传时，由于交通阻隔，可能当时不知道，但后来也没有增补。又《慈藏传》说藏于贞观十七年返新罗国，《法苑珠林》卷六十四，则谓藏卒于永徽中，道宣在传文中记载的也不全面，似此情况很多。又慧重在卷二十六有传，而卷十《僧昙传》中又附见，所记的事迹相同。附见的传当是最初根据某一史料写成，后来又据另一史料写成专传，而未将附见的削去，以致重出复见。这都是作者疏忽的地方。
本传卷十七缺大善、慧照、法咏三传，按大善与慧照都是南岳慧思的弟子，《佛祖统纪》卷九中有关于二人的纪事(慧照作僧照)，可以参阅。卷二十二《道胄传》、《昙逞传》，明本有目无传，丽本亦无此二传，但道胃附见于道亮传末，云“自生上党，僧贯太原”云云。宋本、元本则在《道胄传》目录下注“下文缺后 ”，《昙逞传》目录下注“下文缺头”，现存的传也是前面六十余字记的是道胄的事，后面则完全记昙逞的事，不过这二篇没有分开，因而混作一传，五代释义楚在显德元年(954)所撰的《释氏六帖》卷十一把道胄，昙逞合为一人，名道逞，即根据本传而致错误。
本传也有后人补入的文字。如卷四《玄奘传》说：“其茔与兄捷公相近，苕然白塔，近烛帝城。寻下别勅，令改葬于樊川。”玄奘改葬是总章二年(669) 事，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这时道宣已逝世二年，此语自是后人所补。《开元释教录》卷八玄奘的事迹，就是引用本传的文字，作“至总章元年四月八日，有勅改葬樊川北原”。可见补入的年代是相当早的。
本传的卷数，各藏不一。丽藏本作三十卷(北宋官版藏本同，见《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卷八)，宋、元藏本作三十一卷，明、清藏本作四十卷。丽本较宋藏以下各本少传七十一篇。但丽本并非原来的初稿三十卷本，也是已经羼和过的本子，故较初稿要多八十三篇传，并且有所删节，如《明琛传》见于宋本卷二十六，丽本则无此篇。但《明琛传》在本传中应是原来所有，所以《义解》论中有“明琛蛇势，会空屋子”之语，丽本不知是何人所删。五代时，义楚撰《释氏六帖》，很多篇引用本传，在文字上虽加以节缩，而前后次第则完全照本传的排列。丽本所少的《习禅》一卷，《感通》一卷，在《释氏六帖》卷十一中都曾引用，而且排列的次序和宋、元藏本完全一样，可见宋、元藏本是根据最早的写本而来。《开元释教录略出》卷四著录，本传已作三十一卷，宋、元藏本当即是根据唐代入藏本而写刻的。本传在大藏中历来就分成四帙，明、清藏本每帙又重分为十卷，故成四十卷。
道宣早年即有志于僧传的著述。他以为慧皎《高僧传》中记载梁代的高僧过少，而需要作补辑的工作，于是经过相当时期的收集资料，写成《续高僧传》三十卷。内容从梁代初叶开始，到唐贞观十九年(645)止，一百四十四年的期间，共写正传三百三十一人，附见一百六十人，即于贞观十九年完成。但在成书后二十年间，陆续有所增补，又成后集《续高僧传》十卷，书名见于他自己所著的《大唐内典录》第十卷和与他同时代道世著的《法苑珠林》第一百卷中。但是此十卷书后来即按科分别羼入初稿中，所以现行本记载贞观十九年以后永徽、显庆、龙朔年号的事情很多，最迟到麟德二年(665)为止(见卷二十二《昙光传》)。又玄奘卒于麟德元年，在传中也已提到(卷四)。慧璧记事到贞观之末(卷十三)，《僧辩传》撰于贞观二十年(卷十五)，而在《义解论》中也提到“暠(慧暠)璧(慧璧)抗声于金陵”，“常(法常)辩(僧辩)宏扬于三辅”。可以证明玄奘、慧璧、僧辩等传是道宣自己所补入，而且据此修改了初稿的《译经》、《义解》两篇论。再道世《法苑珠林》引用此传数十篇，第六十三卷中引的慧璿(见本传卷十五)、六十四卷中引的慈藏(见本传卷二十四)、六十五卷中引的智聪(见本传卷二十)，都是贞观十九年以后去世的人，而所引出处一律称为《唐高僧传》，可见道世引用的，也是已经合并的本子。这说明道宣在世时，《后集》已和初稿融合而不别行了，但卷数仍作三十卷，所以开元十八年(730)智升撰的《开元释教录》中说《后集》十卷已“寻本未获”(见卷八)，事实上，他在卷八中玄奘的传、卷九中那提的传，都是引自本书属于《后集》的部分。
本传根据的资料，如道宣自序所说：“或博咨先达，或取讯行人，或即目舒之，或讨讐集传。南北国史，附见徽音，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举其器略。”现在总括起来，所据的资料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著作，如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见卷一《菩提流支传》)、亡名的《僧崖菩萨传》(见卷二十七《僧崖传》)、灵裕的《十德记》(见卷首自序)、侯君素的《旌异记》(见卷二十八《志湛传》)、灌顶的《智者大师别传》(见卷十七《智顗传》)、王劭的《舍利感应记》(见卷二十六《道密传》)、行友的《知己沙门传》(见卷十三《海顺传》、十八《智通传》)、净辩的《感应传》(见卷二十六《净辩传》)、李廓的《众经录》、宝唱的《众经目录》(均见卷一《菩提流支传》)、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见卷一《拘那罗陀传》、十六《信行传》)、彦琮的《众经目录》(见卷一《阇那崛多传》)，及佚名的《草堂法师传》(见卷六《慧约传》)、《观音感应传》(见卷二十五《法力传》)、《益部集异记》(见卷二十七《僧崖传》)等。一类是碑铭，如梁明帝(见卷六《僧迁传》)、陈叔宝(见卷七《法朗传》)、庾信(见卷十六《僧实传》、《僧玮传》)、道安(见卷十六《僧实传》、二十五《慧达传》)、法宣、明则等所撰的碑铭记。一类是作者亲身采访的资料，如功迥(卷十三)、慧頵(卷十四)、慧休(卷十五)、僧达(卷十六)、志超、慧熙 (均卷二十)、智首、明瓒(均卷二十二)、智则(卷二十五)等传，其中有的是作者从学的老师，有的是交往的朋友，有的是曾经去访过的遗迹，有的是别人的传述。在取材上、地域上都相当广泛，又加上长时间的编修增补，才完成这样一部洋洋大观的作品。作者在后记中说：江表陈代，河北高齐，都有许多大德高僧；但是作者去访问时，连他们的名号也不为人所知，更不用说到德行事迹了。作者有鉴于此，所以“仰托周访，务尽搜扬”，“微有操行，可用师模，即须缀笔，更广其类，这也说明他编选的尺度是相当宽泛的。
本传的体例，正如它的题名所示，是继续慧皎《高僧传》的著作，也分为十科，但每科之后有论而无赞，又改《神通》为《感通》，《亡身》为《遗身》，《诵经》为《读诵》，合《经师》、《唱导》为《杂科》，另增《护法》一科。适当地反映出佛教在发展过程中的时代背景。另外，《梁高僧传》不著录生存的人，本传则把一些当时仍存在而有名望的僧人编写入传，如慧净(卷三)、慧休(卷十五)、法冲(卷二十五)等。又传中录文甚多，如智恺、慧净、洪偃的诗(卷一、三、七)，亡名的《宝人铭》(卷七)、刘孝孙的《诗英华序》(卷三《慧净传》)、真观的《愁赋》(卷三十)，都是文学作品。彦琮的《辩正论》(卷二)，则是有关佛典翻译的重要文献。
本传《译经》凡四卷，记载梁至唐代重要的翻译家，而汉僧占的比例相当大。这意味着中国佛教发展到梁、陈、隋、唐时代，已有了自己能直接从事翻译的专家，并显出佛典翻译文学已进入相当繁荣的时代。《义解》凡十一卷，其中包括了各宗派的大师，这些人对当时的教派、教义的组织和传播上，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撰述了大量的作品，包括流传到今天还是佛教里的重要著作。但是在这科中，有一些高僧关于他们参加隋仁寿年中建舍利塔的神异事迹记得太多，这不能说不是一点缺憾。《习禅》六卷，里面包括了禅宗、天台宗和三阶教的一些开宗人物，是研究这些宗派的建立和学说演进的重要文献。《明律》三卷，其中有许多是四分律宗先驱者的传记。《护法》二卷，《感通》三卷，《遗身》一卷，《读诵》一卷，《兴福》一卷，《杂科》一卷，其中包括了许多佛教界中的出色人物，如昙无最，菩提流支称他为东土菩萨，并翻译他所作的《大乘义章》为梵文，传之西域，受到彼方学者的敬佩(卷二十三)。《法冲传》中记录???许多有关禅宗初期的史实 (卷二十五)，都是值得重视的。
本传著录从南北朝以至唐麟德间高僧凡正传四百九十八人，附见二百二十九人，较他初稿增加十分之四以上。此书著作于初唐全国统一的时代，所以在地域上南北兼收，已弥补了慧皎写作于南朝的时代和地区的欠缺。关于北魏南齐方面，还补充了《梁高僧传》之不足。《慧达传》(卷二十五)则是《梁高僧传》卷十三《慧达传》的续编。僧伽婆罗、僧若在《梁高僧传》中虽曾言及，但都很简略，本传中则立有专传(见卷一、卷五)。此外传中还包含很多极为重要的史料，如梁武帝欲自兼白衣僧正，管理僧众，后因智藏抗议，才停止这一打算(见卷五《智藏传》)。这是汉族中统治者要把政教权合而为一的特殊记载。又如洪偃为陈文帝接待齐使崔子武(卷七)，道宠为魏收、邢之才之师(卷七)，法雅组织僧军，帮助唐高祖作战(卷二十四《智实传》)，都可以和正史互相参考。
此书也存在一些缺点，如卷十六有《佛陀禅师传》，卷二《菩提流支传》中又附见《佛陀扇多传》，不知此二人实即一人，有卷二十一《慧光传》可证。阇那崛多、波颇的译经年代，与作者的《大唐内典录》就互不一致，这早已为《开元释教录》所指摘(见卷七、卷八)。又初稿中著录生存的人，但在后来二十年间陆续增补的年代里，有许多人已去世，则应将他们后来的事迹和去世的年代补充进去，使之成为完整的传文。如《道绰传》中说：“绰今年八十有四，而神气明爽，宗绍存焉。”(卷二十)这年就是贞观十九年，但道绰即于同年四月间去世，见于迦才的《净土论》。《道绰传》附见的道抚，也于同时去世，见于《佛祖统纪》卷二十七。道宣撰传时，由于交通阻隔，可能当时不知道，但后来也没有增补。又《慈藏传》说藏于贞观十七年返新罗国，《法苑珠林》卷六十四，则谓藏卒于永徽中，道宣在传文中记载的也不全面，似此情况很多。又慧重在卷二十六有传，而卷十《僧昙传》中又附见，所记的事迹相同。附见的传当是最初根据某一史料写成，后来又据另一史料写成专传，而未将附见的削去，以致重出复见。这都是作者疏忽的地方。
本传卷十七缺大善、慧照、法咏三传，按大善与慧照都是南岳慧思的弟子，《佛祖统纪》卷九中有关于二人的纪事(慧照作僧照)，可以参阅。卷二十二《道胄传》、《昙逞传》，明本有目无传，丽本亦无此二传，但道胃附见于道亮传末，云“自生上党，僧贯太原”云云。宋本、元本则在《道胄传》目录下注“下文缺后 ”，《昙逞传》目录下注“下文缺头”，现存的传也是前面六十余字记的是道胄的事，后面则完全记昙逞的事，不过这二篇没有分开，因而混作一传，五代释义楚在显德元年(954)所撰的《释氏六帖》卷十一把道胄，昙逞合为一人，名道逞，即根据本传而致错误。
本传也有后人补入的文字。如卷四《玄奘传》说：“其茔与兄捷公相近，苕然白塔，近烛帝城。寻下别勅，令改葬于樊川。”玄奘改葬是总章二年(669) 事，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这时道宣已逝世二年，此语自是后人所补。《开元释教录》卷八玄奘的事迹，就是引用本传的文字，作“至总章元年四月八日，有勅改葬樊川北原”。可见补入的年代是相当早的。
本传的卷数，各藏不一。丽藏本作三十卷(北宋官版藏本同，见《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卷八)，宋、元藏本作三十一卷，明、清藏本作四十卷。丽本较宋藏以下各本少传七十一篇。但丽本并非原来的初稿三十卷本，也是已经羼和过的本子，故较初稿要多八十三篇传，并且有所删节，如《明琛传》见于宋本卷二十六，丽本则无此篇。但《明琛传》在本传中应是原来所有，所以《义解》论中有“明琛蛇势，会空屋子”之语，丽本不知是何人所删。五代时，义楚撰《释氏六帖》，很多篇引用本传，在文字上虽加以节缩，而前后次第则完全照本传的排列。丽本所少的《习禅》一卷，《感通》一卷，在《释氏六帖》卷十一中都曾引用，而且排列的次序和宋、元藏本完全一样，可见宋、元藏本是根据最早的写本而来。《开元释教录略出》卷四著录，本传已作三十一卷，宋、元藏本当即是根据唐代入藏本而写刻的。本传在大藏中历来就分成四帙，明、清藏本每帙又重分为十卷，故成四十卷。
《广弘明集》，三十卷，唐京兆释道宣撰。这是继承、并扩大梁僧祐《弘明集》而作的书。在《旧唐书·经籍志》里，《广弘明集》虽与《弘明集》同列于丁部集录三类中的总集内，但它的体制和《弘明集》却稍有不同。《弘明集》分卷不分篇，《广弘明集》则除分卷而外，还按照所选文章的性质分为十篇：一、归正，二、辩惑，三、佛德，四、法义，五、僧行，六、慈恻，七、戒功，八、启福，九、悔罪，十、统归。每篇之前各冠以小序。不仅如此，《广弘明集》还用这十种范畴给僧祐《弘明集》所选的文章分类列目，而将它们收在除戒功、悔罪而外的八类中。又《弘明集》皆选辑古今人的文章，作者僧祐自撰的除末尾《弘明论》而外，只第十二卷开头有一篇小序，总计不过两篇。但《广弘明集》则除选辑古今人文章而外，作者道宣自撰的叙述与辩论的文章编入甚多。因此，《弘明集》仅是选辑、而《广弘明集》则叙述辩论与选辑并用。
现在通行的《广弘明集》有两种版本：一为吴刻本(万历十四年丙戌吴惟明刻本，出于宋、元藏)三十卷；一为嘉兴方册藏本四十卷。
本书各篇内容如次：
《归正篇》第一，从孔、老、释三家的比较上单独推尊佛教，以为只有佛才是归于正觉的，这和以前调和道释的看法不同，自第一卷《列御寇商太宰问孔子圣人》起至第四卷隋释彦琮的《通极论》止，所选文章共十五篇，都不外阐明这个宗旨。
《辩惑篇》第二，一般人的疑惑不外两种：一是不相信佛是圣人，二是不相信佛法是实在。这些疑惑的产生，固然由于未能好好地研究佛理，同时也惑于道家相胜之说，这就须加以辩解。自第五卷魏曹植的《辩道论》起至第十四卷李师政的《内德论》止，所选文章共十九篇，都属此类。
《佛德篇》第三，这里将有关叙述佛的祥瑞与颂扬佛的盛德的文献选辑出来，以启发人们对内教的信仰。自第十五卷晋支遁《释迦文佛像赞》起至第十七卷隋安德王雄百官等《庆舍利感应表并答》止，所选文章共十四篇，都属此范围。
《法义篇》第四，这里辩解真俗二谛等佛教的法义。自第十八卷晋戴安《释疑论》起至第二十二卷太常博士柳宣《与翻经大德等书》并《答》止，所选文章共八十篇大都阐明此义。
《僧行篇》第五，佛法的弘扬，全靠学行高尚的僧友，自第二十三卷东晋丘道护的《道士支昙谛诔》并《序》起至第二十五卷彦琮的《沙门不应拜俗总论》止，所选辑的都是有关高僧大德的行事，共三十六篇。
《慈济篇》第六，释迦施教首重止杀并培养慈心，人都以慈为怀，自可胜残去杀。自第二十六卷沈休文的《究竟慈悲论》起至卷末梁高祖《断酒肉文》止，所选文章共五篇，都阐明此义。
《戒功篇》第七，欲登圣域，必先以戒德约束自己，戒律首重慈悲，一念慈悲即功德无量。自第二十七卷晋庐山释慧远《与隐士刘遗民等书》起至卷末唐终南山释氏的《统略齐文宣净行法门》止，所选文章共九篇，都阐明此义。
《启福篇》第八，佛教以慈济利众修福。自第二十八卷拓跋珪《与朗法师书》起至《唐西明寺钟铭》并《序》止，所选文章共三十八篇，皆阐明此义。
《悔罪篇》第九，诸佛大悲不忍众生因造罪业长沦生死，规定悔罪仪式使得自新。自第二十八卷梁简文帝《谢勅为建涅槃忏启》起至卷末梁、陈两朝皇帝《依经悔过文十首》止。所选文章共十五篇，皆阐明此义。
《统归篇》第十，以上九篇总从各方面护法明教。此篇系就佛法陈词颂德。自第二十九卷梁武帝《净业赋并序》起至三十卷今上《游京师大慈恩寺诗》止，共五十一篇，均此类文献。
本书撰述的主要宗旨，作者道宣在第十《统归篇序》的开头自己就说过，是为了“弘护法纲而开明有识”。这与《弘明集》的主要宗旨在于排斥异端而弘道明教的目的大致相同。
本书所收重要资料，首先是佛道之争，主要的有三次：在北魏时代因太武帝信奉道教并由崔浩的进谗，北方佛教遭受了第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在北周武帝时代复因黑衣当王的谶记，并经道士张宾、卫元嵩的构陷，北方佛教又遭受了第二次毁灭性的打击，但同时道教亦受到破坏。在唐高祖武德年间有沙门法琳与傅奕之争，这次佛教虽未受严重的打击，但后来韩愈辟佛，武宗毁法，直接间接都与傅奕的议论有关。其次是佛教思想史的问题，主要的有二：一在佛性问题，二为二谛问题。
佛性是《涅槃经》的中心思想，《涅槃》源出《般若》，但《般若经》未明言佛性，所以在两晋、南北朝时代，北方的鸠摩罗什虽宏《般若》而未畅说《涅槃》。门下道生始于佛性问题有大创见，即顿悟渐修说。道生以为佛性就是一切众生的本性，本性真实不虚，凡夫由无明而起乖异，是谓迷惑。以智慧力量除去迷妄，佛性自现，这是一个以不二的智慧冥契不分的真理而豁然贯通的顿悟过程。但觉悟非是自然生起，有赖于教与信修，即渐的功夫。道生的顿悟渐修说，大致如是。谢灵运作《辩宗论》并与法勗等诸家往返答辩，主顿悟信修说，而为道生张目。此外道生尚有阐提成佛说。
道生当时所见《涅槃》经文为法显所得的六卷本，其中本无阐提成佛义。但道生独具只眼，竟说此经传度未尽。他以为佛性为众生本有之性，反本即得。所谓见性成佛者，不过此本性的自然显发而已。阐提既是众生，当然也有佛性，既有佛性，当然也能成佛。道生之说虽受非难，六朝以后却大为盛行。
其次二谛，是《般若》三论学的骨干。当《般若》学流行于晋代，宋、齐间《涅槃》与《成实》并盛，而成实师之说，易与《般若》相乱，它不但于人空外主张法空，并且还大谈二谛与中道。梁代成实师的代表如庄严僧旻、开善智藏、龙支道绰诸家都认为二谛可以相即而与《般若》三论说法抵触，因此，《般若》三论学者，不能不对成实师之说加以批判。从周颙作《三宗论》而攻难之后，双方争论遂络绎不绝。如梁武帝注《大品经》，昭明太子谈二谛并与二十二家往返议论，都对《般若》三论的弘扬有很大影响，而本集都保存了这些资料。
此外，本书在北周佛道二教论争中所收的《二教论》、《笑道论》，又在初唐佛道论争中所收的《破邪论》、《决对废佛法僧事》、《辩正论·十喻九箴篇》等，也提供了中古宗教史上好多宝贵的资料。
现在通行的《广弘明集》有两种版本：一为吴刻本(万历十四年丙戌吴惟明刻本，出于宋、元藏)三十卷；一为嘉兴方册藏本四十卷。
本书各篇内容如次：
《归正篇》第一，从孔、老、释三家的比较上单独推尊佛教，以为只有佛才是归于正觉的，这和以前调和道释的看法不同，自第一卷《列御寇商太宰问孔子圣人》起至第四卷隋释彦琮的《通极论》止，所选文章共十五篇，都不外阐明这个宗旨。
《辩惑篇》第二，一般人的疑惑不外两种：一是不相信佛是圣人，二是不相信佛法是实在。这些疑惑的产生，固然由于未能好好地研究佛理，同时也惑于道家相胜之说，这就须加以辩解。自第五卷魏曹植的《辩道论》起至第十四卷李师政的《内德论》止，所选文章共十九篇，都属此类。
《佛德篇》第三，这里将有关叙述佛的祥瑞与颂扬佛的盛德的文献选辑出来，以启发人们对内教的信仰。自第十五卷晋支遁《释迦文佛像赞》起至第十七卷隋安德王雄百官等《庆舍利感应表并答》止，所选文章共十四篇，都属此范围。
《法义篇》第四，这里辩解真俗二谛等佛教的法义。自第十八卷晋戴安《释疑论》起至第二十二卷太常博士柳宣《与翻经大德等书》并《答》止，所选文章共八十篇大都阐明此义。
《僧行篇》第五，佛法的弘扬，全靠学行高尚的僧友，自第二十三卷东晋丘道护的《道士支昙谛诔》并《序》起至第二十五卷彦琮的《沙门不应拜俗总论》止，所选辑的都是有关高僧大德的行事，共三十六篇。
《慈济篇》第六，释迦施教首重止杀并培养慈心，人都以慈为怀，自可胜残去杀。自第二十六卷沈休文的《究竟慈悲论》起至卷末梁高祖《断酒肉文》止，所选文章共五篇，都阐明此义。
《戒功篇》第七，欲登圣域，必先以戒德约束自己，戒律首重慈悲，一念慈悲即功德无量。自第二十七卷晋庐山释慧远《与隐士刘遗民等书》起至卷末唐终南山释氏的《统略齐文宣净行法门》止，所选文章共九篇，都阐明此义。
《启福篇》第八，佛教以慈济利众修福。自第二十八卷拓跋珪《与朗法师书》起至《唐西明寺钟铭》并《序》止，所选文章共三十八篇，皆阐明此义。
《悔罪篇》第九，诸佛大悲不忍众生因造罪业长沦生死，规定悔罪仪式使得自新。自第二十八卷梁简文帝《谢勅为建涅槃忏启》起至卷末梁、陈两朝皇帝《依经悔过文十首》止。所选文章共十五篇，皆阐明此义。
《统归篇》第十，以上九篇总从各方面护法明教。此篇系就佛法陈词颂德。自第二十九卷梁武帝《净业赋并序》起至三十卷今上《游京师大慈恩寺诗》止，共五十一篇，均此类文献。
本书撰述的主要宗旨，作者道宣在第十《统归篇序》的开头自己就说过，是为了“弘护法纲而开明有识”。这与《弘明集》的主要宗旨在于排斥异端而弘道明教的目的大致相同。
本书所收重要资料，首先是佛道之争，主要的有三次：在北魏时代因太武帝信奉道教并由崔浩的进谗，北方佛教遭受了第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在北周武帝时代复因黑衣当王的谶记，并经道士张宾、卫元嵩的构陷，北方佛教又遭受了第二次毁灭性的打击，但同时道教亦受到破坏。在唐高祖武德年间有沙门法琳与傅奕之争，这次佛教虽未受严重的打击，但后来韩愈辟佛，武宗毁法，直接间接都与傅奕的议论有关。其次是佛教思想史的问题，主要的有二：一在佛性问题，二为二谛问题。
佛性是《涅槃经》的中心思想，《涅槃》源出《般若》，但《般若经》未明言佛性，所以在两晋、南北朝时代，北方的鸠摩罗什虽宏《般若》而未畅说《涅槃》。门下道生始于佛性问题有大创见，即顿悟渐修说。道生以为佛性就是一切众生的本性，本性真实不虚，凡夫由无明而起乖异，是谓迷惑。以智慧力量除去迷妄，佛性自现，这是一个以不二的智慧冥契不分的真理而豁然贯通的顿悟过程。但觉悟非是自然生起，有赖于教与信修，即渐的功夫。道生的顿悟渐修说，大致如是。谢灵运作《辩宗论》并与法勗等诸家往返答辩，主顿悟信修说，而为道生张目。此外道生尚有阐提成佛说。
道生当时所见《涅槃》经文为法显所得的六卷本，其中本无阐提成佛义。但道生独具只眼，竟说此经传度未尽。他以为佛性为众生本有之性，反本即得。所谓见性成佛者，不过此本性的自然显发而已。阐提既是众生，当然也有佛性，既有佛性，当然也能成佛。道生之说虽受非难，六朝以后却大为盛行。
其次二谛，是《般若》三论学的骨干。当《般若》学流行于晋代，宋、齐间《涅槃》与《成实》并盛，而成实师之说，易与《般若》相乱，它不但于人空外主张法空，并且还大谈二谛与中道。梁代成实师的代表如庄严僧旻、开善智藏、龙支道绰诸家都认为二谛可以相即而与《般若》三论说法抵触，因此，《般若》三论学者，不能不对成实师之说加以批判。从周颙作《三宗论》而攻难之后，双方争论遂络绎不绝。如梁武帝注《大品经》，昭明太子谈二谛并与二十二家往返议论，都对《般若》三论的弘扬有很大影响，而本集都保存了这些资料。
此外，本书在北周佛道二教论争中所收的《二教论》、《笑道论》，又在初唐佛道论争中所收的《破邪论》、《决对废佛法僧事》、《辩正论·十喻九箴篇》等，也提供了中古宗教史上好多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