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北京城内发生了一桩时事公案——“春阿氏案 ”。“春阿氏一案，为近十年最大疑狱。京人知其事者，或以为贞，或以为淫，或视为不良，或代为不平，聚讼纷坛，莫明其真相也久矣”。时人说，“其事之因因果果，虚虚实实，既足已使人惊愕不已，而其情之哀哀艳艳，沉沉痛痛，尤足以使人悲悼，为之惋惜，终日不能去怀。盖此中情节离离奇奇，远出寻常人意料之外 ”。它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北京一地，而是遍及全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当时中国民众和海外传媒的一大关注热点。
其实，说起春阿氏案的来龙去脉，原也普通不过。
光绪年间，北京城内住着一户旗人阿洪阿，生有一女叫三蝶儿，长得如花似玉，而且知书达理。三蝶儿自幼与表兄弟聂玉吉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双方家长亦早有“结亲”之议。年岁及长，三蝶儿与聂玉吉更是灵犀一点，心心相印。谁知不久之后，玉吉父母同日暴亡，家境陡然败落。嫌贫爱富的三蝶儿之母德氏，悍然悔婚，将其另嫁家道殷实的小官吏文光之子、戆傻的春英为妻（以夫为姓，是为春阿氏）。昔日的爱情遭到破坏，于是婚后仅仅三个月，就演出了一场悲惨的情杀案件。
三蝶儿嫁给春英后，婆婆“平日管束较严，家内早晚两餐，俱由伊做饭。自祖婆母以下衣服，皆由伊浆洗。伊平素做事迟慢，每早梳头稍迟，即被大婆母斥骂，间逢家内诸人脱换衣服浆洗过多，不能早完，亦屡经大婆母斥责，因此常怀愁急”，整日心情忧郁，以泪洗脸。“自思过门不及百日，屡被谴责，嗣后何以过度？不如乘间寻死，免得日后受气”。再加上公公文光娶了一个大号“盖九城”的妓女为妾，三蝶儿的婚后生活就更加不幸了。“盖九城”刁蛮、凶悍，又与常在其家进出的帮闲普二有染，被春阿氏无意中撞见，于是，她把春阿氏看做眼中钉，肉中刺，常常借故生事，时时加以欺凌。一直未能忘情于三蝶儿的聂玉吉，听说了她婚后的不幸遭遇，忿忿不平。一次，他看到春阿氏当众受到婆婆责骂，气愤之下，丧失理智，夜间潜入春阿氏家中，杀死了春阿氏的丈夫春英，逃往外地。
案发后，春英家人皆视春阿氏为凶手，“盖九城”更是一口咬定春阿氏因奸谋害亲夫，必欲其为春英偿命而后快。春阿氏为了保护聂玉吉，也并不多作申辩，只说持刀自杀，误伤其夫，如今悔不当初，只求速死。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发现了许多疑点和难以解释之处，处处表明春阿氏决不是杀夫凶手，但是，清廷官员并无能力理清头绪，查明真相，在拖延了很长时间以后，为了敷衍塞责，只得草草宣布结案。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清廷大理院的结案奏折中这样写道：“臣等再四斟酌，拟请援强盗伙决无证、一时难于定谳之例，将该犯妇春阿氏改为监禁，仍由臣等随时详细访查。倘日后发露真情，或另出有凭证，仍可据实定断；如始终无从发觉，即将该犯妇永远监禁，遇赦不赦，似于服制人命重案更昭郑重。”圣旨也就居然批示：“依议，钦此”。真是一笔糊涂帐。
审判（法庭）不明，执法（监狱）更凶。春阿氏被判“永远监禁，遇赦不赦”，投入监狱以后，“此时正值瘟疫流行，狱内的犯人，不是生疮生疥的，便是疮疔腐烂、臭味难闻的..一间房内多至二十口人犯，对面是两张大床，床上铺着草帘子，每人有一件官被，大家乱挤着睡觉。那一份肮脏气味，不必说日久常住，就是偶然间闻一鼻子，也得受病。你望床上一看，黑洞洞乱摇乱动，如同蚂蚁打仗的一般。近看，乃是虱子、臭虫，成团树垒，摆阵操练..所有狱中人犯，生疮生疥的也有，上吐下泄的也有，疟疾痢疾的也有”，活脱脱一个人间地狱！在这样的人间地狱里，春阿氏“浑身是疥，头部浮肿红烧，可怜那一双素手，连烧带疥，肿似琉璃瓶儿一般。揭开脏被服一看，那雪白两段玉臂，俱是疥癣，所枕的半头砖以下，咕咕咙咙，成团论码的，俱是虱子、臭虫”，很快，春阿氏就染上了“头晕眼花，上吐下泄之症，每日昏昏沉沉”，水米不沾，不久就玉殒香消。春阿氏死了，沉冤未能昭雪，造成了清末历史上一桩著名的冤狱。总的来看，春阿氏案不过是一件普普通通的情杀致死人命案。像春阿氏这样的弱女子蒙冤受屈，死于狱中，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也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它之所以会惹人注意，引起风潮，是因为它发生于清朝末年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它是清末民初社会状况的一面镜子。
春阿氏案能够激荡风潮，引起人们越来越强烈的关注，首先是由于新闻媒介的介入。
清朝末年，迫于民间的要求，清政府不得不放松了报禁，一时间，民间办报蔚然成风。当时，除了上海《时务报》、天津《国闻报》等著名报纸外，各地都有一些民办的报纸，北京也有一份叫做《京话日报》的小报，专门报道北京消息、坊间新闻，在京城小有名气。春阿氏一案案发和审理期间，从光绪三十二年六月至八月，《京话日报》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春阿氏案情的消息报道、读者来函及质疑文章，扮演了一个推波助澜的厉害角色。
春阿氏案发受审以后，《京话日报》馆立即发表“编者按”：“春阿氏的冤枉，京城已经传遍，事关人命，本馆可不敢硬下断语。究竟有什么凭据，有甚么见证，知道底细的人，请多多来信，以便查考。”随后，《京话日报》逐日收到许多读者来函，议论纷纷，见仁见智，表现了民众对此案的极大关心。此外，《京话日报》又在政府执法机关之外，派出专人对此案详加调查，摆出了一副引导舆论，辨明是非，监督司法公正的架势：“现在中国改定法律，为自强的转机。外人的眼光都注重在我们的刑法上，故此不嫌麻烦，极力调查这回事，并不是为一人一家的曲直。如果春阿氏实在冤枉，提督衙门的黑暗，也未免太无天理了！还求知道底细的人，再与本馆来信。如有真凭实据，本馆敢担争论的责任。”
在《京话日报》所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替春阿氏声冤的十居八九，替‘盖九城’分辩的，只有一两信”，可见舆论是向着春阿氏的。据有些了解内情的读者来信说，春阿氏承认杀夫有罪，实是法庭上严刑逼供的结果，“熬审阿氏，用的非刑很是残忍，薰硫黄，拧麻辫子，跪锁，死过去三次，并无口供。后来又收拾她母亲，老太太受刑不过，就叫女儿屈招。阿氏说道：‘自己的本意，宁可死在当堂，决不死在法场。如今怕连累母亲，不能不尽这点孝心，只好屈认就是了。’”有三封来信揭露，承审官员这样虐待春阿氏，“屈打成招”，是因为他收受了贿赂。“人人传说，承审官使了四百两银子，所以才这样判断”。就连收受贿赂的承审官员，也是有名有姓的，“一个姓朱，一个姓钟，还有科房的刘某，全都使了钱，是一个窦姓给拉的纤”。据说这“承审官朱、钟二人，都是穷极了的人。钟姓有个外号，叫作‘ 穷钟’。人命重案，竟敢贪图贿赂，真是大胆！”
由揭露法庭对春阿氏屈打成招的事实，引起了对清政府司法机关刑讯犯人的控诉。 六月十四日、十五日两天，《京话日报》连载了题为《刑部虐待犯人的实情》的来稿：“过堂的时候，只凭司官一人，便能定各犯的死生。人命关天，本不是儿戏事，滥用非刑（即如跪锁，轧合拉）一概不准。请问现在过堂，哪个不用非刑呀？”连那些皂隶们，如果没有钱贿赂的话，也能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比如，过堂的时候，揪头发，拉耳朵，真比阎王殿的小鬼厉害万分；堂上说“打”，这班虎狼恶吏动起刑来，就会尽着力打。相反，如果有银钱到手，堂上说“打”，他们也会拖延着不动手。该文披露，凡是犯罪的人，一交到刑部手里，必须先有该犯的至亲好友托人疏通刑部官吏，贿赂的数额则是双方商定的。从进刑部大门开始讨价还价起，然后二门、栅栏、牢门、所儿里、监里、管铺的、书班皂吏等，都必须一一把价码说定，才敢送人犯到部。只要有一处没有打点周到，就会受到故意刁难，吃尽苦头。例如，监里的牢头如果打点不到，犯人的饮食、大小便一概不得自由，冬天的饭，要先用凉水喷过，结成冰了才准犯人吃；监里管铺的打点不到，他就在一张长一丈、宽六尺的床上给你编上二三十人，根本不管你的死活；堂上管记录的书班打点不到，“居然就能颠倒黑白，动不动有违例案，真是笔头儿一动，人命相连。俗语说，一字值千金，就是指着书班说的”。若是那些无钱无势的苦主，那就更是苦不堪言，“一到监里，百般凌虐，要把犯人虐死，先报犯人有病，然后报死”。如果讲妥价码了，入狱监禁的时候，“哪一处讲妥，哪一处如同走平道一般”。
司法制度的黑暗以外，清朝官员的昏聩无能，简直也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京话日报》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日三天，连载了一篇署名为“ 疑心子”的文章，逐条例举，批驳了该案的侦查、审讯官员所作判词的不合情理之处。文中愤慨地说：“这样欠通的问官，岂可问这样的重案，不但不能服春阿氏的心，并且不能服众人的心。..但盼着遇见一位明白问官，把这案问的清清楚楚，不怕春阿氏杀夫是真，也得有个真凭实据，内中也必有个大大的因由。不能因为大夫辱骂她两次，就敢动刀杀夫。不把此案问清，人心可就都不舒服了。” 七月十日，《京话日报》再次登载文章，要求司法程序的透明与公开，呼吁《请宣布春阿氏的罪状》：“听说刑部已经定了案，春阿氏定成死罪。如果是实，请刑部把她的罪状早早宣布出来。倘若含含糊糊定了罪，不叫旁人知道，中国的讼狱，可算黑暗到家了。”讼狱的黑暗，官吏的无能，正是清末统治阶级病入膏肓、极度腐朽的又一个侧面。据《清稗类钞》记载：面临内忧外困、岌岌可危的险境，清政府赖以维系政权的各级官员们照样文恬武嬉，醉生梦死，“天乐听完听庆乐（戏园），惠丰吃罢吃同丰（酒楼）；街头尽是郎员主（各级官员）；谈助无非白发中（麻将）；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妓院）”。这样的官员要为民作主，决无可能；这样的朝廷不尽快灭亡，是无天理！
从春阿氏一案的沸沸扬扬，耸动朝野，反映了清朝末年西学东来、民智渐开的社会现实。此案之审理，旷日持久，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案发，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糊里糊涂地结案，前后达两年之久。正是在这一时期，封建统治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打起了“预备立宪”的旗号，标榜要改革君主政体，实行还政于民，并且连连派遣大员出国考察国外宪政实行情况，摆出一副痛下决心、改弦更张的架式。一时间，惹的一些对清政府心存幻想的人将信将疑，一个个拭目以待，等着看此案的公正审理。结果由此案所暴露出来的政治的腐败黑暗、官员的昏聩无能，以及在清政府的司法制度下人们生命财产的毫无保障，这一切，都引起了人们对清政府的极度失望和极大愤慨。有一个署名“琴心女士”的读者给《京话日报》来信说：“贵刊请刑部宣布罪状，刑部守定了秘密宗旨，始终不肯宣布。现在预备立宪，立宪国民将来都有参与政事的权利，何况春阿氏一案本是民事，官场要治她的罪，本是给民间办事，既给民间办事，为什么不叫民间知道呀？..果真定成死罪，屈枉一人的性命事小，改变了法律，再出这样没天日的事，中国还能改甚么政治呀！我与春阿氏非亲非故，既是中国人，不能不管中国事。但我是一个女子，又没法子管。闷了好几天，写了这封信，告诉您知道知道就是了。唉，中国的黑暗世界，几时才能放光明呀？”《京话日报》在全文发表时，加上了“总有一天 ”的编者按语。生动地表明了清政府已经天怨人怒，民心丧尽。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武昌城头一声枪响，貌似巍然大物的清王朝就即刻土崩瓦解了。
有意思的是，春阿氏一案并不像许多哄动一时的事情那样很快成为过去，为人们所遗忘。宣统年间，北方的里巷坊间就开始有《实事小说春阿氏》的钞本流传，很受人们欢迎。到民国2年（1913），有笔名冷佛者，根据春阿氏案的实情，在清末钞本小说的基础上，写出了小说《春阿氏》。该书民国3年5月初版，民国5年二版，民国12年三版，直到30年代，仍不断印行，而且还有标点本出现。前不久，吉林文史出版社编辑出版《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又一次把《春阿氏》列入其中，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了。这本小说利用文学形式，形象地描述了春阿氏一案自始至终的全部过程。“书中之言，一切讯词口供，虽系实事，而编述小说者不能不略加渲染”，淋漓尽致地展示和揭露了封建王朝的腐朽黑暗，以及封建婚姻制度和传统贞节观念给青年男女带来的莫大不幸。从春阿氏一案的审判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自刑部堂官，下至狱卒皂隶，无一不是昏聩凶横，贪赃枉法，残忍狡诈。公堂上动辄非刑，昼夜熬审，牢狱里虐待无休，视同狗彘。清王朝的整个司法制度，实与人间地狱无异。正如《春阿氏》印行本《题辞》开宗明义所说：“黑暗难窥一线天，人间地狱倍堪怜；诬将贞妇为***，孽海谁能度大千！”《春阿氏》以清末冤狱为笔下主要批判对象，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三姐告状》等构成了清末小说的一种特殊样式——“冤狱小说”，它和揭露政治腐败、抨击时政弊端、讽刺官僚昏聩的“谴责小说”一道，提供了让人们认识这一黑暗社会、而且是这一社会最黑暗的一个方面的生动教材，具有着无庸置疑的社会意义。
对春阿氏案感兴趣的不仅是文学界，春阿氏的故事甚至还被搬上了戏剧舞台。《前北平国剧学会见于书目》中，记载有京剧演出本《春阿氏》。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冤怨缘》。民国时期，此剧久演不衰，颇受北平市民的欢迎，春阿氏的事情，当时也就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甚至有人说，《春阿氏》一剧，可以名列京剧的“四大悲剧”之一。直到50年代中期，在北京天桥的剧场戏园里，还在时常上演评剧《春阿氏》。可见人们对这个香消玉殒、沉冤不白的柔弱女子，寄予着无尽的同情；也是对那个风雨如磐、暗无天日的时代，进行着痛切的控诉。
其实，说起春阿氏案的来龙去脉，原也普通不过。
光绪年间，北京城内住着一户旗人阿洪阿，生有一女叫三蝶儿，长得如花似玉，而且知书达理。三蝶儿自幼与表兄弟聂玉吉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双方家长亦早有“结亲”之议。年岁及长，三蝶儿与聂玉吉更是灵犀一点，心心相印。谁知不久之后，玉吉父母同日暴亡，家境陡然败落。嫌贫爱富的三蝶儿之母德氏，悍然悔婚，将其另嫁家道殷实的小官吏文光之子、戆傻的春英为妻（以夫为姓，是为春阿氏）。昔日的爱情遭到破坏，于是婚后仅仅三个月，就演出了一场悲惨的情杀案件。
三蝶儿嫁给春英后，婆婆“平日管束较严，家内早晚两餐，俱由伊做饭。自祖婆母以下衣服，皆由伊浆洗。伊平素做事迟慢，每早梳头稍迟，即被大婆母斥骂，间逢家内诸人脱换衣服浆洗过多，不能早完，亦屡经大婆母斥责，因此常怀愁急”，整日心情忧郁，以泪洗脸。“自思过门不及百日，屡被谴责，嗣后何以过度？不如乘间寻死，免得日后受气”。再加上公公文光娶了一个大号“盖九城”的妓女为妾，三蝶儿的婚后生活就更加不幸了。“盖九城”刁蛮、凶悍，又与常在其家进出的帮闲普二有染，被春阿氏无意中撞见，于是，她把春阿氏看做眼中钉，肉中刺，常常借故生事，时时加以欺凌。一直未能忘情于三蝶儿的聂玉吉，听说了她婚后的不幸遭遇，忿忿不平。一次，他看到春阿氏当众受到婆婆责骂，气愤之下，丧失理智，夜间潜入春阿氏家中，杀死了春阿氏的丈夫春英，逃往外地。
案发后，春英家人皆视春阿氏为凶手，“盖九城”更是一口咬定春阿氏因奸谋害亲夫，必欲其为春英偿命而后快。春阿氏为了保护聂玉吉，也并不多作申辩，只说持刀自杀，误伤其夫，如今悔不当初，只求速死。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发现了许多疑点和难以解释之处，处处表明春阿氏决不是杀夫凶手，但是，清廷官员并无能力理清头绪，查明真相，在拖延了很长时间以后，为了敷衍塞责，只得草草宣布结案。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清廷大理院的结案奏折中这样写道：“臣等再四斟酌，拟请援强盗伙决无证、一时难于定谳之例，将该犯妇春阿氏改为监禁，仍由臣等随时详细访查。倘日后发露真情，或另出有凭证，仍可据实定断；如始终无从发觉，即将该犯妇永远监禁，遇赦不赦，似于服制人命重案更昭郑重。”圣旨也就居然批示：“依议，钦此”。真是一笔糊涂帐。
审判（法庭）不明，执法（监狱）更凶。春阿氏被判“永远监禁，遇赦不赦”，投入监狱以后，“此时正值瘟疫流行，狱内的犯人，不是生疮生疥的，便是疮疔腐烂、臭味难闻的..一间房内多至二十口人犯，对面是两张大床，床上铺着草帘子，每人有一件官被，大家乱挤着睡觉。那一份肮脏气味，不必说日久常住，就是偶然间闻一鼻子，也得受病。你望床上一看，黑洞洞乱摇乱动，如同蚂蚁打仗的一般。近看，乃是虱子、臭虫，成团树垒，摆阵操练..所有狱中人犯，生疮生疥的也有，上吐下泄的也有，疟疾痢疾的也有”，活脱脱一个人间地狱！在这样的人间地狱里，春阿氏“浑身是疥，头部浮肿红烧，可怜那一双素手，连烧带疥，肿似琉璃瓶儿一般。揭开脏被服一看，那雪白两段玉臂，俱是疥癣，所枕的半头砖以下，咕咕咙咙，成团论码的，俱是虱子、臭虫”，很快，春阿氏就染上了“头晕眼花，上吐下泄之症，每日昏昏沉沉”，水米不沾，不久就玉殒香消。春阿氏死了，沉冤未能昭雪，造成了清末历史上一桩著名的冤狱。总的来看，春阿氏案不过是一件普普通通的情杀致死人命案。像春阿氏这样的弱女子蒙冤受屈，死于狱中，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也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它之所以会惹人注意，引起风潮，是因为它发生于清朝末年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它是清末民初社会状况的一面镜子。
春阿氏案能够激荡风潮，引起人们越来越强烈的关注，首先是由于新闻媒介的介入。
清朝末年，迫于民间的要求，清政府不得不放松了报禁，一时间，民间办报蔚然成风。当时，除了上海《时务报》、天津《国闻报》等著名报纸外，各地都有一些民办的报纸，北京也有一份叫做《京话日报》的小报，专门报道北京消息、坊间新闻，在京城小有名气。春阿氏一案案发和审理期间，从光绪三十二年六月至八月，《京话日报》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春阿氏案情的消息报道、读者来函及质疑文章，扮演了一个推波助澜的厉害角色。
春阿氏案发受审以后，《京话日报》馆立即发表“编者按”：“春阿氏的冤枉，京城已经传遍，事关人命，本馆可不敢硬下断语。究竟有什么凭据，有甚么见证，知道底细的人，请多多来信，以便查考。”随后，《京话日报》逐日收到许多读者来函，议论纷纷，见仁见智，表现了民众对此案的极大关心。此外，《京话日报》又在政府执法机关之外，派出专人对此案详加调查，摆出了一副引导舆论，辨明是非，监督司法公正的架势：“现在中国改定法律，为自强的转机。外人的眼光都注重在我们的刑法上，故此不嫌麻烦，极力调查这回事，并不是为一人一家的曲直。如果春阿氏实在冤枉，提督衙门的黑暗，也未免太无天理了！还求知道底细的人，再与本馆来信。如有真凭实据，本馆敢担争论的责任。”
在《京话日报》所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替春阿氏声冤的十居八九，替‘盖九城’分辩的，只有一两信”，可见舆论是向着春阿氏的。据有些了解内情的读者来信说，春阿氏承认杀夫有罪，实是法庭上严刑逼供的结果，“熬审阿氏，用的非刑很是残忍，薰硫黄，拧麻辫子，跪锁，死过去三次，并无口供。后来又收拾她母亲，老太太受刑不过，就叫女儿屈招。阿氏说道：‘自己的本意，宁可死在当堂，决不死在法场。如今怕连累母亲，不能不尽这点孝心，只好屈认就是了。’”有三封来信揭露，承审官员这样虐待春阿氏，“屈打成招”，是因为他收受了贿赂。“人人传说，承审官使了四百两银子，所以才这样判断”。就连收受贿赂的承审官员，也是有名有姓的，“一个姓朱，一个姓钟，还有科房的刘某，全都使了钱，是一个窦姓给拉的纤”。据说这“承审官朱、钟二人，都是穷极了的人。钟姓有个外号，叫作‘ 穷钟’。人命重案，竟敢贪图贿赂，真是大胆！”
由揭露法庭对春阿氏屈打成招的事实，引起了对清政府司法机关刑讯犯人的控诉。 六月十四日、十五日两天，《京话日报》连载了题为《刑部虐待犯人的实情》的来稿：“过堂的时候，只凭司官一人，便能定各犯的死生。人命关天，本不是儿戏事，滥用非刑（即如跪锁，轧合拉）一概不准。请问现在过堂，哪个不用非刑呀？”连那些皂隶们，如果没有钱贿赂的话，也能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比如，过堂的时候，揪头发，拉耳朵，真比阎王殿的小鬼厉害万分；堂上说“打”，这班虎狼恶吏动起刑来，就会尽着力打。相反，如果有银钱到手，堂上说“打”，他们也会拖延着不动手。该文披露，凡是犯罪的人，一交到刑部手里，必须先有该犯的至亲好友托人疏通刑部官吏，贿赂的数额则是双方商定的。从进刑部大门开始讨价还价起，然后二门、栅栏、牢门、所儿里、监里、管铺的、书班皂吏等，都必须一一把价码说定，才敢送人犯到部。只要有一处没有打点周到，就会受到故意刁难，吃尽苦头。例如，监里的牢头如果打点不到，犯人的饮食、大小便一概不得自由，冬天的饭，要先用凉水喷过，结成冰了才准犯人吃；监里管铺的打点不到，他就在一张长一丈、宽六尺的床上给你编上二三十人，根本不管你的死活；堂上管记录的书班打点不到，“居然就能颠倒黑白，动不动有违例案，真是笔头儿一动，人命相连。俗语说，一字值千金，就是指着书班说的”。若是那些无钱无势的苦主，那就更是苦不堪言，“一到监里，百般凌虐，要把犯人虐死，先报犯人有病，然后报死”。如果讲妥价码了，入狱监禁的时候，“哪一处讲妥，哪一处如同走平道一般”。
司法制度的黑暗以外，清朝官员的昏聩无能，简直也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京话日报》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日三天，连载了一篇署名为“ 疑心子”的文章，逐条例举，批驳了该案的侦查、审讯官员所作判词的不合情理之处。文中愤慨地说：“这样欠通的问官，岂可问这样的重案，不但不能服春阿氏的心，并且不能服众人的心。..但盼着遇见一位明白问官，把这案问的清清楚楚，不怕春阿氏杀夫是真，也得有个真凭实据，内中也必有个大大的因由。不能因为大夫辱骂她两次，就敢动刀杀夫。不把此案问清，人心可就都不舒服了。” 七月十日，《京话日报》再次登载文章，要求司法程序的透明与公开，呼吁《请宣布春阿氏的罪状》：“听说刑部已经定了案，春阿氏定成死罪。如果是实，请刑部把她的罪状早早宣布出来。倘若含含糊糊定了罪，不叫旁人知道，中国的讼狱，可算黑暗到家了。”讼狱的黑暗，官吏的无能，正是清末统治阶级病入膏肓、极度腐朽的又一个侧面。据《清稗类钞》记载：面临内忧外困、岌岌可危的险境，清政府赖以维系政权的各级官员们照样文恬武嬉，醉生梦死，“天乐听完听庆乐（戏园），惠丰吃罢吃同丰（酒楼）；街头尽是郎员主（各级官员）；谈助无非白发中（麻将）；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妓院）”。这样的官员要为民作主，决无可能；这样的朝廷不尽快灭亡，是无天理！
从春阿氏一案的沸沸扬扬，耸动朝野，反映了清朝末年西学东来、民智渐开的社会现实。此案之审理，旷日持久，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案发，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糊里糊涂地结案，前后达两年之久。正是在这一时期，封建统治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打起了“预备立宪”的旗号，标榜要改革君主政体，实行还政于民，并且连连派遣大员出国考察国外宪政实行情况，摆出一副痛下决心、改弦更张的架式。一时间，惹的一些对清政府心存幻想的人将信将疑，一个个拭目以待，等着看此案的公正审理。结果由此案所暴露出来的政治的腐败黑暗、官员的昏聩无能，以及在清政府的司法制度下人们生命财产的毫无保障，这一切，都引起了人们对清政府的极度失望和极大愤慨。有一个署名“琴心女士”的读者给《京话日报》来信说：“贵刊请刑部宣布罪状，刑部守定了秘密宗旨，始终不肯宣布。现在预备立宪，立宪国民将来都有参与政事的权利，何况春阿氏一案本是民事，官场要治她的罪，本是给民间办事，既给民间办事，为什么不叫民间知道呀？..果真定成死罪，屈枉一人的性命事小，改变了法律，再出这样没天日的事，中国还能改甚么政治呀！我与春阿氏非亲非故，既是中国人，不能不管中国事。但我是一个女子，又没法子管。闷了好几天，写了这封信，告诉您知道知道就是了。唉，中国的黑暗世界，几时才能放光明呀？”《京话日报》在全文发表时，加上了“总有一天 ”的编者按语。生动地表明了清政府已经天怨人怒，民心丧尽。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武昌城头一声枪响，貌似巍然大物的清王朝就即刻土崩瓦解了。
有意思的是，春阿氏一案并不像许多哄动一时的事情那样很快成为过去，为人们所遗忘。宣统年间，北方的里巷坊间就开始有《实事小说春阿氏》的钞本流传，很受人们欢迎。到民国2年（1913），有笔名冷佛者，根据春阿氏案的实情，在清末钞本小说的基础上，写出了小说《春阿氏》。该书民国3年5月初版，民国5年二版，民国12年三版，直到30年代，仍不断印行，而且还有标点本出现。前不久，吉林文史出版社编辑出版《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又一次把《春阿氏》列入其中，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了。这本小说利用文学形式，形象地描述了春阿氏一案自始至终的全部过程。“书中之言，一切讯词口供，虽系实事，而编述小说者不能不略加渲染”，淋漓尽致地展示和揭露了封建王朝的腐朽黑暗，以及封建婚姻制度和传统贞节观念给青年男女带来的莫大不幸。从春阿氏一案的审判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自刑部堂官，下至狱卒皂隶，无一不是昏聩凶横，贪赃枉法，残忍狡诈。公堂上动辄非刑，昼夜熬审，牢狱里虐待无休，视同狗彘。清王朝的整个司法制度，实与人间地狱无异。正如《春阿氏》印行本《题辞》开宗明义所说：“黑暗难窥一线天，人间地狱倍堪怜；诬将贞妇为***，孽海谁能度大千！”《春阿氏》以清末冤狱为笔下主要批判对象，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三姐告状》等构成了清末小说的一种特殊样式——“冤狱小说”，它和揭露政治腐败、抨击时政弊端、讽刺官僚昏聩的“谴责小说”一道，提供了让人们认识这一黑暗社会、而且是这一社会最黑暗的一个方面的生动教材，具有着无庸置疑的社会意义。
对春阿氏案感兴趣的不仅是文学界，春阿氏的故事甚至还被搬上了戏剧舞台。《前北平国剧学会见于书目》中，记载有京剧演出本《春阿氏》。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冤怨缘》。民国时期，此剧久演不衰，颇受北平市民的欢迎，春阿氏的事情，当时也就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甚至有人说，《春阿氏》一剧，可以名列京剧的“四大悲剧”之一。直到50年代中期，在北京天桥的剧场戏园里，还在时常上演评剧《春阿氏》。可见人们对这个香消玉殒、沉冤不白的柔弱女子，寄予着无尽的同情；也是对那个风雨如磐、暗无天日的时代，进行着痛切的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