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1619-1692)，明清之際思想傢。字而農，號薑齋。衡陽（今屬湖南）人。晚年居衡陽之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明亡，在衡陽舉兵起義，阻擊清軍南下，戰敗退肇慶，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又到桂林依瞿式耜，後目睹明王朝已腐敗不可救藥，遂憤而隱伏深山，刻苦研究，勤奮著述者垂四十餘年。學術成就很大，對天文、歷法、數學、地理學都有所研究，尤精於經學、史學、文學。主要貢獻是在哲學上總結和發展了中國傳統的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認為“盡天地之間，無不是氣，即無不是理也。”“氣”是物質實體，而“理”則是客觀規律。在知行關係關係上，強調行是知的基礎，“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在美學觀點上多獨到見解，如主張“神會”、“心意為主”、“鑒古酌今”，強調情景不可相離等。善詩文，也工詞麯。著作經後人編為《船山遺書》，其中在哲學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讀四書大全說》、《張子正蒙註》、《思問錄內外篇》、《黃書》、《噩夢》等。
李慈銘△讀永歷實錄
王夫之而農所著《永歷實錄》。凡二十六捲，紀一捲，題曰大行皇帝（鄭成功在臺灣上謚號曰昭宗匡皇帝，王氏遠隔楚南，故未知也。）傳二十五捲。首以瞿嚴兩公，終以叛臣列傳，為劉承允陳邦傅（基雲陳邦傅字霖寰，浙江紹興人，為他書所未見。王氏所極推重者，瞿忠宣與嚴忠節。忠節為山陰人，是錄乃以越人為終始，亦足刷鄉邦之恥矣。）兩人。其第二十四捲為《佞幸》，則馬吉翔嚴雲從（江西分宜人，嚴世蕃之曾孫。）侯性（河南歸德人，侯恂之弟。）三人。二十五捲為宦者，則李國輔王坤龐天壽夏國祥四人。而農當永歷時，以忠宣薦官行人，嘗請忠節力救五虎之獄。及忠節被彈，而農三上疏糾閣臣王化澄，因此遂歸，故於永歷入滇以後事多不詳。如極貶吳貞毓，而不知其後有十八先生之獄；馬吉翔實死於緬甸祝水之禍，而以為降我朝見殺；其餘舛繆，亦多不免。又甚不滿於何中湘，而極稱金堡，尤是明季門戶習氣，失是非之公。至叮楚因降李成棟見殺。而謂其據岑溪與我兵戰，不勝而死；郭之奇吳炳皆死節，而以為皆降而死；楊畏知始以兵拒孫可望被執，後終大駡而死，而以為被脅為用。郭之奇及魯可藻雖心地未純，皆可節取，而極貶之儕於程源萬翺之列，此皆舛戾不足為定評。又謂朱天麟欲逐嚴起恆殺金堡，乃與陳邦傅謀通款於孫可望，吳貞毓亦密啓稱臣，皆疑非實。惟自永歷居梧以前，而農身仕其朝，見聞較著，固有他書所不及詳者。如謂桂端王薨後，安仁王由棱承國事，未幾暴薨。永歷即位，追尊為桂恭王，可訂諸書或稱端王為恭王者之訛。（叮楚傳，謂魁楚故怨恭王，又受思文密旨偵桂邸動靜，遂欲因事中王。一日就王飲，刺其言以奏，未浹月，王暴薨。或曰魁楚奉密旨為之。此事疑近誣。）謂永歷初立，即上嫡母王氏為慈聖皇太後，生母馬氏為慈甯皇太後，可諸書或言王太後崩後始尊馬太後者之誤。（慈聖為神宗生母李太後徽號，不應相襲，當從瞿忠宣集作寧聖昭聖。）何騰蛟子文瑞以蔭至兵部侍郎，居桂林，廣西陷遇害。（張同敞傳言何文瑞以故督子仍督滇軍。）諸書言文瑞官止愈都御史，且不詳其所終。劉湘客擢翰林侍請學士，朱天麟王化澄言其非科目，不當入內製，湘客不自安，請外除，遂改命都御史協理院事，旋構梧州之獄。諸書稱湘客官，或曰侍讀，或曰少詹事，或曰禮部侍郎，或曰副都御史者，皆非。侯偉時於崇禎末已官吏部驗封司郎中，永歷時詔拜吏部右侍郎，代尚書李若星管部事，殉難後贈禮部尚書。《明史》諸書言偉時官吏部主事者，大誤。何中湘謚文忠，諸書或作忠烈，或作文烈，或作文節，（見瞿忠宣集。）以中湘資望論之，當以文忠為是。其他所載，如薑曰廣贈進賢伯，謚文忠；（紀作文愍，疑當從傳。所載薑曰廣江西反正時，加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吏兵二部尚書，再晉少師建極殿大學士，亦他書所未詳。）章曠贈華亭伯，謚文簡，曠兄簡，隆武中贈郎中，謚節愍；侯偉時謚忠靖；王得仁謚忠壯；（傳作武烈。）亦諸書所未見。晏清字元洲，劉遠生本名廣允，以字行，（湘客之兄。）劉季釒廣字安世，（同升之子。）袁彭年字介眉，（它書皆言彭年為宏道之子，此獨石中道之子，中道字小修，中郎之弟也。）郭之奇字菽子，萬翺字九臯，程源字金一，王化澄字登水，了時魁字鬥生，曹志建字光宇，楊國棟字瑞宇，馬進忠字葵宇，皮熊字玉山，李成棟字廷玉，子元允字元伯，皆足補霸史之闕。李定國它書稱其字鴻遠，此書作甯宇，因名推義，疑此為得。至焦璉之字，他書作國器，此作瑞庭；金聲桓之字，他書作虎臣，此作虎符；則未知孰是矣。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二月初四日
王夫之而農所著《永歷實錄》。凡二十六捲，紀一捲，題曰大行皇帝（鄭成功在臺灣上謚號曰昭宗匡皇帝，王氏遠隔楚南，故未知也。）傳二十五捲。首以瞿嚴兩公，終以叛臣列傳，為劉承允陳邦傅（基雲陳邦傅字霖寰，浙江紹興人，為他書所未見。王氏所極推重者，瞿忠宣與嚴忠節。忠節為山陰人，是錄乃以越人為終始，亦足刷鄉邦之恥矣。）兩人。其第二十四捲為《佞幸》，則馬吉翔嚴雲從（江西分宜人，嚴世蕃之曾孫。）侯性（河南歸德人，侯恂之弟。）三人。二十五捲為宦者，則李國輔王坤龐天壽夏國祥四人。而農當永歷時，以忠宣薦官行人，嘗請忠節力救五虎之獄。及忠節被彈，而農三上疏糾閣臣王化澄，因此遂歸，故於永歷入滇以後事多不詳。如極貶吳貞毓，而不知其後有十八先生之獄；馬吉翔實死於緬甸祝水之禍，而以為降我朝見殺；其餘舛繆，亦多不免。又甚不滿於何中湘，而極稱金堡，尤是明季門戶習氣，失是非之公。至叮楚因降李成棟見殺。而謂其據岑溪與我兵戰，不勝而死；郭之奇吳炳皆死節，而以為皆降而死；楊畏知始以兵拒孫可望被執，後終大駡而死，而以為被脅為用。郭之奇及魯可藻雖心地未純，皆可節取，而極貶之儕於程源萬翺之列，此皆舛戾不足為定評。又謂朱天麟欲逐嚴起恆殺金堡，乃與陳邦傅謀通款於孫可望，吳貞毓亦密啓稱臣，皆疑非實。惟自永歷居梧以前，而農身仕其朝，見聞較著，固有他書所不及詳者。如謂桂端王薨後，安仁王由棱承國事，未幾暴薨。永歷即位，追尊為桂恭王，可訂諸書或稱端王為恭王者之訛。（叮楚傳，謂魁楚故怨恭王，又受思文密旨偵桂邸動靜，遂欲因事中王。一日就王飲，刺其言以奏，未浹月，王暴薨。或曰魁楚奉密旨為之。此事疑近誣。）謂永歷初立，即上嫡母王氏為慈聖皇太後，生母馬氏為慈甯皇太後，可諸書或言王太後崩後始尊馬太後者之誤。（慈聖為神宗生母李太後徽號，不應相襲，當從瞿忠宣集作寧聖昭聖。）何騰蛟子文瑞以蔭至兵部侍郎，居桂林，廣西陷遇害。（張同敞傳言何文瑞以故督子仍督滇軍。）諸書言文瑞官止愈都御史，且不詳其所終。劉湘客擢翰林侍請學士，朱天麟王化澄言其非科目，不當入內製，湘客不自安，請外除，遂改命都御史協理院事，旋構梧州之獄。諸書稱湘客官，或曰侍讀，或曰少詹事，或曰禮部侍郎，或曰副都御史者，皆非。侯偉時於崇禎末已官吏部驗封司郎中，永歷時詔拜吏部右侍郎，代尚書李若星管部事，殉難後贈禮部尚書。《明史》諸書言偉時官吏部主事者，大誤。何中湘謚文忠，諸書或作忠烈，或作文烈，或作文節，（見瞿忠宣集。）以中湘資望論之，當以文忠為是。其他所載，如薑曰廣贈進賢伯，謚文忠；（紀作文愍，疑當從傳。所載薑曰廣江西反正時，加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吏兵二部尚書，再晉少師建極殿大學士，亦他書所未詳。）章曠贈華亭伯，謚文簡，曠兄簡，隆武中贈郎中，謚節愍；侯偉時謚忠靖；王得仁謚忠壯；（傳作武烈。）亦諸書所未見。晏清字元洲，劉遠生本名廣允，以字行，（湘客之兄。）劉季釒廣字安世，（同升之子。）袁彭年字介眉，（它書皆言彭年為宏道之子，此獨石中道之子，中道字小修，中郎之弟也。）郭之奇字菽子，萬翺字九臯，程源字金一，王化澄字登水，了時魁字鬥生，曹志建字光宇，楊國棟字瑞宇，馬進忠字葵宇，皮熊字玉山，李成棟字廷玉，子元允字元伯，皆足補霸史之闕。李定國它書稱其字鴻遠，此書作甯宇，因名推義，疑此為得。至焦璉之字，他書作國器，此作瑞庭；金聲桓之字，他書作虎臣，此作虎符；則未知孰是矣。
同治戊辰（一八六八）二月初四日
中國明清之際思想傢王夫之的哲學著作。共有 9捲。《正蒙》是北宋張載的主要哲學著作，闡發易理，論證了 “太虛即氣則無無”的唯物主義自然觀和 “一物兩體”、“動非自外”的辯證法思想。王夫之晚年對張載思想十分推崇，通過註解《正蒙》，繼承和發展了張載的哲學思想，對佛、道和宋明道學的唯心主義作了深刻批判。
書中對“氣”範疇作了更明確的哲學規定，完善了唯物主義的本體學說，認為宇宙間除了“彌淪無涯”、“通一而無二”的物質性的“氣”以外,“更無他物,亦無間隙”；“虛涵氣,氣充虛,無有所謂‘無’者”。對“氣”的普遍無限性作出了新規定。他指出，“氣”衹有聚散而沒有生滅，“散入無形而適得氣之體，聚為有形而不失氣之常”，並以一些實例論證物質不滅的思想。
書中肯定了物質和運動的統一，而物質運動變化的源泉是其內在矛盾。認為“陰陽者氣之二體，動靜者氣之二幾”，“一氣之中，二端既肇，摩之蕩之而變化無窮”。
本書還深化了唯物主義的認識論。認為認識的發生，需要“形”（感覺器官）、“神”（思維活動）、“物”(客觀對象)三者的結合；而作為認識對象之“物”，還需是主體作用的對象，“不然，物各自物，而非我所得用，非物矣”。至於已獲得的認識，還需要“實踐之”，衹有“心所素知，行焉皆順”，才能證明認識的真理性。
本書於王夫之逝世後10餘年由王敔初刊，後收入曾刻本《船山遺書》，1956年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1975年中華書局以金陵《船山遺書》刻本為底本，參以別本，重新校勘、標點，出版了新的排印本。
書中對“氣”範疇作了更明確的哲學規定，完善了唯物主義的本體學說，認為宇宙間除了“彌淪無涯”、“通一而無二”的物質性的“氣”以外,“更無他物,亦無間隙”；“虛涵氣,氣充虛,無有所謂‘無’者”。對“氣”的普遍無限性作出了新規定。他指出，“氣”衹有聚散而沒有生滅，“散入無形而適得氣之體，聚為有形而不失氣之常”，並以一些實例論證物質不滅的思想。
書中肯定了物質和運動的統一，而物質運動變化的源泉是其內在矛盾。認為“陰陽者氣之二體，動靜者氣之二幾”，“一氣之中，二端既肇，摩之蕩之而變化無窮”。
本書還深化了唯物主義的認識論。認為認識的發生，需要“形”（感覺器官）、“神”（思維活動）、“物”(客觀對象)三者的結合；而作為認識對象之“物”，還需是主體作用的對象，“不然，物各自物，而非我所得用，非物矣”。至於已獲得的認識，還需要“實踐之”，衹有“心所素知，行焉皆順”，才能證明認識的真理性。
本書於王夫之逝世後10餘年由王敔初刊，後收入曾刻本《船山遺書》，1956年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1975年中華書局以金陵《船山遺書》刻本為底本，參以別本，重新校勘、標點，出版了新的排印本。
（順治十二年）八月，王夫之撰完《老子衍》。他摒棄了過去註釋《老子》者的陳言，采取“入其壘，襲其輜，暴其恃，而見其瑕”的方法研究《老子》，既對其中的“道”在“物 ”先、“有”生於“無”的唯心論和把矛盾轉化看作是循環往復的形而上學觀點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又改造和吸取了其中某些關於對立面相互轉化的觀念，用來豐富自己的哲學思想。此外，王夫之認為《老子》主張統治者行“無為而治”，可以“節取”，因為統治者於人民睏敝之際，“使測老子之幾，以俟其自復，則有瘥也 ”。
《宋論》是王夫之的史學名著,前人曾給予極高評價。但它也含有不少相對保守的思想,主要表現為實踐主張消極,財政思想落後,法治觀念陳舊,對言論建策反感,而且性別歧視、階級歧視十分嚴重。從王夫之晚年的這些思想來看,他基本上還是一個傳統的士大夫。
《讀通鑒論》是王夫之畢其一生心血，從69歲開始動筆寫作，在其逝世前纔完成的一部史論。它藉引司馬光《資治通鑒》所載史實，係統地評論自泰至玉代之間漫長的封建社會歷史，分析歷代成敗興亡，盛哀得失，褒隊物，總結經驗，引纔鑒今．探求歷史發展進化規律，尋求民族復興的大免全書約60餘萬字，分為50捲，每捲之中，以朝代為別；每代之中，以帝王之號為目，共船目，目下又分作一個個專題；另在“捲末”附有“敘論”四篇。該書文采飛揚，議論縱橫，新見選出，論點精到，堪稱傳統史論中最係統、最精彩的傑作，同時也全面地反映了王夫之進步的歷史現和政治思想傾嚮。
“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
《讀通鑒論》是明末清初卓越思想傢王夫之有關古史評論的代表作之一。
作者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湖南衡陽人，晚年隱居衡陽石船山，學者尊稱為船山先生。生於明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崇禎十五年（1642年）壬午科舉人。明亡後參加南明抗清鬥爭，後來放棄政治活動，退隱鄉閭間，在極艱苦的條件下，以著述終其身，共計成書數十種，達300餘捲。
《讀通鑒論》是王夫之閱讀司馬光的歷史巨著《資治通鑒》的筆記，全書30捲，其中秦1捲，西漢4捲，東漢4捲，三國1捲，晉4捲，宋、齊、梁、陳、隋各1捲，唐8捲，五代3捲，另附《敘論》4篇為捲末。
這不是一部單純的歷史著作。首先，它是閱讀另一部歷史巨著的筆記，其中每一節都是針對《通鑒》所記的某一段史實而發的議論，如果不參照《資治通鑒》而單讀《讀通鑒論》，就會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其次，這部書是一個思想傢的歷史沉思錄。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際那段血與火的歷史之光，又積澱了一個當時心境極為痛苦與矛盾的思想傢的深邃反思。所以，總體水平遠超出一般史書。
王夫之是一個忠於明王朝，又具有濃厚漢民族意識的文人。對於明亡於清這一事實，他從其字裏行間透溢出痛苦和悲憤。但是，他並沒有簡單地藉古史來發泄自己的民族義憤，而是希望“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所以，其史論具有巨大的現實感。明亡後，若幹史學家探討其滅亡原因，或批評政治混亂，或分析制度弊端，或抨擊君主專製及其流弊，深度不一。其中，以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為代表的批判專製君主制度的思想最為深刻。王夫之與大多數史學家不同，他不僅具有這種現實感，而且能將其與歷史的沉思融合起來，試圖從中總結出更高層次的歷史哲學來。
首先，他清醒地反觀自身，認為“夷狄之蹂躪中國，亦非必有固獲之心，中國致之耳。”於是他在《讀通鑒論》中，批評君主與大臣聚斂財富，批評君主貪巧自矜濫殺忠良，批評姦臣敗壞綱紀使國傢衰微，批評大臣擁兵自重強枝弱幹，批評學風日衰邪說日盛，批評縱客商賈捨本逐末，批評姦臣引狼入室屈膝投降……批評幾乎涉及到歷代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在他心目中，前朝舊事衹不過是明朝現實而已。
其次，在歷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個啓示，就是“事隨勢遷而法必變”。他從遠古人類的“異於禽獸無幾”與今天人類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備”；從三代的“瀋酗”、“淫奔”、“黷貨”與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從三代的封建諸侯與秦始皇改郡縣製的成功中看到了“勢相激而理隨以易”。歷史的變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個哲理性的結論：“勢之順者，即理之當然者矣”，也就是說，順應歷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
“理勢合一”、“理因乎勢”是王夫之在歷史沉思中得出的最有光彩的結論。“變”是這個歷史哲學的核心。正是在此思想指導下，王夫之批判了封建史學中最要害的命題“正統論”，“統者，合而不離，續而不絶之謂也”，就是說，所謂“統”是統一了國傢並能較長久地持續下去的政權，不論是靠武力統一的，還是靠陰謀“篡弒”而來的，衹要它順應了大勢，使國傢“合而不離，續而不絶”，就是合理的、正統的，並不在乎它姓李還是姓趙。他說：“論之不及正統者，何也？
曰，正統之說，不知其所自昉也。自漢之亡，曹氏、司馬氏乘之，以竊天下，而為之名曰禪。於是為之說曰，必有所承以為統，而後可以為天子，義不相授受而強相綴係，以揜篡奪之跡，抑假鄒衍之邪說，與劉歆歷傢之緒論，文其詖辭，要豈事理之實然哉。”史書從朱熹著成《通鑒綱目》以後，正統的爭論已成為封建史學家所最關心的事，甚至影響到宋、遼、金三史的修撰，遲遲未能定稿。而王夫之此說完全粉碎了那些一無可取的謬論。如果說黃宗羲是從明代政治、經濟、文化的現實出發得出了批判明朝君主專製的理論，那麽，王夫之則是從歷史的不斷變化發展中得到了這一思想。千百年來，天不變道亦不變，宋元以來，為一傢一姓而爭正統的喧吵熱鬧非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則為王、為神、為聖，便是得天命、當正統，永遠私有天下，無人敢說不字。而黃宗羲、王夫之卻否定了這天經地義的結論，從歷史變化上指出了順應“勢”者纔合天理，無疑是一個進步。
當然，歷史遺留的負擔畢竟太沉重了，傳統文化在他身上積澱的畢竟太深厚了，當這位思想傢在進行歷史沉思時，常常不自覺地沿襲了傳統歷史觀與道德觀，陷入傳統的保守觀念之中。如他認為封建君主不能變，能變的衹是具體的措施與制度；封建思想觀念不能變，能變的衹是個別的方法與觀點，這便成了王夫之思想中一個永遠難以擺脫的矛盾。他理智上承認“勢之所趨”即“理”這一哲學命題，但感情上卻不能接受真正撲面而來的“勢”。他駡與正統理學相左的學派，如宋代的蘇學、浙學及明代李贄等人的異端史學，指斥李贄的《藏書》為害尤烈。當張獻忠請他加入起義隊伍時，他“剺面傷腕，誓死不肯”，而清兵南下時，他卻舉兵反抗，將民族大義與忠君思想糅在一起。所以，在閱讀《讀通鑒論》時，既要註意到他表露的進步史學思想，也不能忽視那些阻礙這種思想升華的種種保守因素。
書評
《讀通鑒論》是王夫之晚年係統的史論代表作之一。作者認真研讀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結合當時的社會政治現實，總結歷史經驗，有感而發，隨事闡述自己的見解、主張和思想認識。對歷史上的治亂興衰作了多方面的評論。全書約六十餘萬字，按朝代分為三十捲，捲末又附有《敘論》，沒有篇題。
全書內容豐富，集中表現了作者發展進化的歷史觀。他痕恨明王朝的腐敗政治，主張改革；反對分裂，主張國傢統一，反對民族壓迫；還以樸素的唯物主義對宋明以來的唯心主義道學進行了批判。作者有意識地把評史與論政治結合起來。他認為“讀古人之書”必須“揣當今之爭”，才能“為治之資”。因此王夫之的史論著作不僅貫穿着他的史學思想理論，也滲透了他的政治思想理論。
在對宋、明理學家厚古薄今，推崇“三代盛世”，妄稱三代以下“人欲橫流”、主張“法先王”的復古倒退思想進行批判時，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指出唐虞以前完全處於未開化的野蠻狀態，而三代則是“國少而君多……暴君橫取”，人民“稭面鳩刑，衣能結而食草木”，社會落後生活艱苦，根本也不是值得嚮往的盛世《讀通鑒論》捲二十。“世益降，物益備”《讀通鑒論》捲十九，隨着歷史的發展，物質生活纔日益豐富起來，歷史是不斷發展進步的，古代的辦法是治理古代天下的，不一定能通用於今天，沒有一成不變的制度法令和治國之道，必須“趨時更新”，“事隨勢遷而法必變”。
在對歷史發展的認識上，《讀通鑒論》指出“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亂有亂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違生之理，淺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夫國傢之治亂存亡，亦如此而已矣。”捲二十四國傢的治亂存亡與人的生死壽夭一樣都有自己的規律，並且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人所認識和掌握的。基於這種思想認識，作者認為秦始皇廢除分封行郡縣，是歷史進步和歷史發展趨勢的必然結果，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秦代以下，郡縣製“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捲一，被分封行郡縣變革的成功是順應了“勢之所趨”，符合“理”——歷史發展客觀規律的結果。作者還進一步帶證地指出“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而行其大公”捲一，秦始皇是出於“私天下”的動機而實行郡縣製的，而歷史規律的必然性又恰恰是通過秦始皇主觀動機這一偶然性體現出來的。
此外《讀通鑒論》一書在分析評論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時，多有獨到見解和中肯意見，又能一一例舉，但也有其局限，作者同情農民的疾苦，痛恨反動統治的腐敗，主張改革，但其認識還局限於對原有制度的改良，沒有認識到從根本上改變封建制度的必要。
“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
《讀通鑒論》是明末清初卓越思想傢王夫之有關古史評論的代表作之一。
作者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湖南衡陽人，晚年隱居衡陽石船山，學者尊稱為船山先生。生於明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崇禎十五年（1642年）壬午科舉人。明亡後參加南明抗清鬥爭，後來放棄政治活動，退隱鄉閭間，在極艱苦的條件下，以著述終其身，共計成書數十種，達300餘捲。
《讀通鑒論》是王夫之閱讀司馬光的歷史巨著《資治通鑒》的筆記，全書30捲，其中秦1捲，西漢4捲，東漢4捲，三國1捲，晉4捲，宋、齊、梁、陳、隋各1捲，唐8捲，五代3捲，另附《敘論》4篇為捲末。
這不是一部單純的歷史著作。首先，它是閱讀另一部歷史巨著的筆記，其中每一節都是針對《通鑒》所記的某一段史實而發的議論，如果不參照《資治通鑒》而單讀《讀通鑒論》，就會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其次，這部書是一個思想傢的歷史沉思錄。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際那段血與火的歷史之光，又積澱了一個當時心境極為痛苦與矛盾的思想傢的深邃反思。所以，總體水平遠超出一般史書。
王夫之是一個忠於明王朝，又具有濃厚漢民族意識的文人。對於明亡於清這一事實，他從其字裏行間透溢出痛苦和悲憤。但是，他並沒有簡單地藉古史來發泄自己的民族義憤，而是希望“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所以，其史論具有巨大的現實感。明亡後，若幹史學家探討其滅亡原因，或批評政治混亂，或分析制度弊端，或抨擊君主專製及其流弊，深度不一。其中，以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為代表的批判專製君主制度的思想最為深刻。王夫之與大多數史學家不同，他不僅具有這種現實感，而且能將其與歷史的沉思融合起來，試圖從中總結出更高層次的歷史哲學來。
首先，他清醒地反觀自身，認為“夷狄之蹂躪中國，亦非必有固獲之心，中國致之耳。”於是他在《讀通鑒論》中，批評君主與大臣聚斂財富，批評君主貪巧自矜濫殺忠良，批評姦臣敗壞綱紀使國傢衰微，批評大臣擁兵自重強枝弱幹，批評學風日衰邪說日盛，批評縱客商賈捨本逐末，批評姦臣引狼入室屈膝投降……批評幾乎涉及到歷代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在他心目中，前朝舊事衹不過是明朝現實而已。
其次，在歷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個啓示，就是“事隨勢遷而法必變”。他從遠古人類的“異於禽獸無幾”與今天人類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備”；從三代的“瀋酗”、“淫奔”、“黷貨”與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從三代的封建諸侯與秦始皇改郡縣製的成功中看到了“勢相激而理隨以易”。歷史的變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個哲理性的結論：“勢之順者，即理之當然者矣”，也就是說，順應歷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
“理勢合一”、“理因乎勢”是王夫之在歷史沉思中得出的最有光彩的結論。“變”是這個歷史哲學的核心。正是在此思想指導下，王夫之批判了封建史學中最要害的命題“正統論”，“統者，合而不離，續而不絶之謂也”，就是說，所謂“統”是統一了國傢並能較長久地持續下去的政權，不論是靠武力統一的，還是靠陰謀“篡弒”而來的，衹要它順應了大勢，使國傢“合而不離，續而不絶”，就是合理的、正統的，並不在乎它姓李還是姓趙。他說：“論之不及正統者，何也？
曰，正統之說，不知其所自昉也。自漢之亡，曹氏、司馬氏乘之，以竊天下，而為之名曰禪。於是為之說曰，必有所承以為統，而後可以為天子，義不相授受而強相綴係，以揜篡奪之跡，抑假鄒衍之邪說，與劉歆歷傢之緒論，文其詖辭，要豈事理之實然哉。”史書從朱熹著成《通鑒綱目》以後，正統的爭論已成為封建史學家所最關心的事，甚至影響到宋、遼、金三史的修撰，遲遲未能定稿。而王夫之此說完全粉碎了那些一無可取的謬論。如果說黃宗羲是從明代政治、經濟、文化的現實出發得出了批判明朝君主專製的理論，那麽，王夫之則是從歷史的不斷變化發展中得到了這一思想。千百年來，天不變道亦不變，宋元以來，為一傢一姓而爭正統的喧吵熱鬧非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則為王、為神、為聖，便是得天命、當正統，永遠私有天下，無人敢說不字。而黃宗羲、王夫之卻否定了這天經地義的結論，從歷史變化上指出了順應“勢”者纔合天理，無疑是一個進步。
當然，歷史遺留的負擔畢竟太沉重了，傳統文化在他身上積澱的畢竟太深厚了，當這位思想傢在進行歷史沉思時，常常不自覺地沿襲了傳統歷史觀與道德觀，陷入傳統的保守觀念之中。如他認為封建君主不能變，能變的衹是具體的措施與制度；封建思想觀念不能變，能變的衹是個別的方法與觀點，這便成了王夫之思想中一個永遠難以擺脫的矛盾。他理智上承認“勢之所趨”即“理”這一哲學命題，但感情上卻不能接受真正撲面而來的“勢”。他駡與正統理學相左的學派，如宋代的蘇學、浙學及明代李贄等人的異端史學，指斥李贄的《藏書》為害尤烈。當張獻忠請他加入起義隊伍時，他“剺面傷腕，誓死不肯”，而清兵南下時，他卻舉兵反抗，將民族大義與忠君思想糅在一起。所以，在閱讀《讀通鑒論》時，既要註意到他表露的進步史學思想，也不能忽視那些阻礙這種思想升華的種種保守因素。
書評
《讀通鑒論》是王夫之晚年係統的史論代表作之一。作者認真研讀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結合當時的社會政治現實，總結歷史經驗，有感而發，隨事闡述自己的見解、主張和思想認識。對歷史上的治亂興衰作了多方面的評論。全書約六十餘萬字，按朝代分為三十捲，捲末又附有《敘論》，沒有篇題。
全書內容豐富，集中表現了作者發展進化的歷史觀。他痕恨明王朝的腐敗政治，主張改革；反對分裂，主張國傢統一，反對民族壓迫；還以樸素的唯物主義對宋明以來的唯心主義道學進行了批判。作者有意識地把評史與論政治結合起來。他認為“讀古人之書”必須“揣當今之爭”，才能“為治之資”。因此王夫之的史論著作不僅貫穿着他的史學思想理論，也滲透了他的政治思想理論。
在對宋、明理學家厚古薄今，推崇“三代盛世”，妄稱三代以下“人欲橫流”、主張“法先王”的復古倒退思想進行批判時，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指出唐虞以前完全處於未開化的野蠻狀態，而三代則是“國少而君多……暴君橫取”，人民“稭面鳩刑，衣能結而食草木”，社會落後生活艱苦，根本也不是值得嚮往的盛世《讀通鑒論》捲二十。“世益降，物益備”《讀通鑒論》捲十九，隨着歷史的發展，物質生活纔日益豐富起來，歷史是不斷發展進步的，古代的辦法是治理古代天下的，不一定能通用於今天，沒有一成不變的制度法令和治國之道，必須“趨時更新”，“事隨勢遷而法必變”。
在對歷史發展的認識上，《讀通鑒論》指出“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亂有亂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違生之理，淺者以病，深者以死。人不自知而自取之，而自昧之……夫國傢之治亂存亡，亦如此而已矣。”捲二十四國傢的治亂存亡與人的生死壽夭一樣都有自己的規律，並且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人所認識和掌握的。基於這種思想認識，作者認為秦始皇廢除分封行郡縣，是歷史進步和歷史發展趨勢的必然結果，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秦代以下，郡縣製“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捲一，被分封行郡縣變革的成功是順應了“勢之所趨”，符合“理”——歷史發展客觀規律的結果。作者還進一步帶證地指出“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而行其大公”捲一，秦始皇是出於“私天下”的動機而實行郡縣製的，而歷史規律的必然性又恰恰是通過秦始皇主觀動機這一偶然性體現出來的。
此外《讀通鑒論》一書在分析評論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時，多有獨到見解和中肯意見，又能一一例舉，但也有其局限，作者同情農民的疾苦，痛恨反動統治的腐敗，主張改革，但其認識還局限於對原有制度的改良，沒有認識到從根本上改變封建制度的必要。
王子曰：嶽為峰七十二，蓮居其一。為嶽西偏，為郡東北，為邑西為上湘東側，又南為中湘南址。地從嶽而去者，漸上三十裏級嵩。從函口發者，以次上八十裏。縈一宿河源上者，直登二十裏。二道稍夷，顧遊者從峻級者，多略二道。至其千壑萬嶂，兩脈墳聚，奔乎蓮之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