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宋代柑橘专著。又名《永嘉橘录》。作者韩彦直,字子温,陕西延安府肤施县人。南宋名将韩世忠长子。生于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卒年不详。书成于 1178年作者“知温州”任内。有多种版本行世。近代以来,欧美和日本等国也有流传,不少柑橘著作都加以介绍和引用,受到许多果树园艺学者的重视。
《橘录》三卷,卷上、卷中叙述柑橘的分类、品种名称和性状,卷下阐说柑橘的栽培技术。本书第一次将柑橘类果树区分为柑、橘和“橙子之属类橘者”三大类,柑分8种,橘分14种,“橙子之属类橘者”分5种,并叙述每个品种的植株形态、果实大小、食味品质和产地来源等。在栽培技术部分分别述说种治、始栽、培植、去病、浇灌、采摘、收藏、制治和入药等各项技术环节,都有实际参考价值。如在“种治”中指出温州当地的柑橘都以朱栾为砧木,很耐斥卤,因而在涂泥上种植时 “实大而繁,味尤珍,耐久不损”;同时,以朱栾为砧木的柑橘嫁接技术,在历史上也属首次记载,且至今仍在应用。此外,对病虫害的防治、用河泥壅根施肥、采摘和贮藏方法等都提出了精辟的论述。
地位
世界上第一部有关柑橘的专著
《橘录》三卷,卷上、卷中叙述柑橘的分类、品种名称和性状,卷下阐说柑橘的栽培技术。本书第一次将柑橘类果树区分为柑、橘和“橙子之属类橘者”三大类,柑分8种,橘分14种,“橙子之属类橘者”分5种,并叙述每个品种的植株形态、果实大小、食味品质和产地来源等。在栽培技术部分分别述说种治、始栽、培植、去病、浇灌、采摘、收藏、制治和入药等各项技术环节,都有实际参考价值。如在“种治”中指出温州当地的柑橘都以朱栾为砧木,很耐斥卤,因而在涂泥上种植时 “实大而繁,味尤珍,耐久不损”;同时,以朱栾为砧木的柑橘嫁接技术,在历史上也属首次记载,且至今仍在应用。此外,对病虫害的防治、用河泥壅根施肥、采摘和贮藏方法等都提出了精辟的论述。
地位
世界上第一部有关柑橘的专著
《竹谱》一卷,旧本题晋戴凯之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凯之字庆预,武昌人。又引李淑《邯郸图书志》云,谓不知何代人。案《隋书·经籍志·谱系类》中有《竹谱》一卷,不著名氏。《旧唐书·经籍志》载入农家,始题戴凯之之名,然不著时代。左圭《百川学海》题曰晋人,而其字则曰庆豫。预、豫字近,未详孰是。其曰晋人,亦不知其何所本。然观其以仑韵年船,以邦韵同功,犹存古读,注中音训,皆引三苍。他所援引如虞豫《会稽典录》、常宽《蜀志》、徐广《杂记》、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郭璞《山海经注》、《尔雅注》,亦皆晋人之书,而《尚书》条簜既敷,犹用郑玄筱箭竹簜大竹之注。似在孔传未盛行以前。虽题为晋人别无显证,而李善注马融《长笛赋》已引其笼籦一条,段公路北户录引其{⺮紂}必六十复亦六年一条,足证为唐以前书。惟《酉阳杂俎》称《竹谱》竹类三十九,今本乃七十馀种,稍为不符,疑《酉阳杂俎》传写误也。其书以四言韵语记竹之种类,而自为之注,文皆古雅,所引《黄图》一条,今本无之,与徐广注《史记》所引《黄图》均为今本不载者其事相类,亦足证作是书时黄图旧本犹未改修矣。旧本传刻颇多讹脱,如盖竹所生,大抵江东,上密防露,下疏来风,连亩接町,竦散冈潭六句,潭字於韵不协。虽风字据诗卫风有孚金切一读,於古音可以协潭,而东字则万无协理,似乎潭冈散竦四字误倒其文,以竦韵东风,犹刘琨诗之以叟韵璆,潘岳诗之以荷韵歌也。然诸本并同,难以臆改。凡斯之类,皆姑仍其旧焉。
戴凯之与《竹谱》
作者:南浦渔翁
一
中国人自古爱竹。
竹青翠修长、素雅宁静的丰姿,虚心挺拔、刚直有节的特点,都被人们所喜爱。古人将竹比作“君子”,又誉其为“岁寒三友”之一。《诗经·卫风·淇奥》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从此,竹与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历代文人墨客,如刘禹锡、苏轼、文与可、郑板桥等等,以竹为对象,创作了许多不朽的诗画,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史上不可或缺的瑰宝。
与此同时,在我国历史上,还有着许多关于竹子的科学著作,描述了竹子的种类、产地、性状、用途和栽培,成为中国古代科学史(特别是植物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竹类专著——《竹谱》,则是我们鄂州人(古武昌人)戴凯之的杰作。
二
戴凯之的《竹谱》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对竹类研究的成果,首次对我国竹类资源进行了系统的概括总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竹谱》问世不久,贾恩勰便从《竹谱》中吸取竹类植物知识,并写入《齐民要术》。宋代以后,该书流传极广。后来问世的有关竹类著作,如宋代赞宁《笋谱》,元代刘美之《续竹谱》、李衎《竹谱详录》等,无不深受其影响。
可是,历史上,《竹谱》的作者戴凯之却一直默默无闻,甚至连他是哪朝哪代人都没有定论。《隋书·经籍志》谱系类录《竹谱》一卷,但没有载作者姓名;《旧唐书·经籍志》将其收入农家类,虽题“戴凯之撰”,但没有说明时代;左圭将《竹谱》收进《百川学海》,并说它的作者是晋代人,但没有说明根据。其实,戴凯之是南北朝刘宋时人,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晋人。
戴凯之,武昌人,生卒年不详,一说字庆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一说字庆豫(左圭《百川学海》),南朝刘宋明帝时曾为南康相。
《南齐书·本纪第三·武帝》载:“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反”,“子勋遣其将戴凯之为南康相,及军主张宗之千余人助之。上引兵向郡,击凯之别军主程超数百人于南康口,又进击宗之,破斩之,遂围郡城。凯之以数千人固守,上亲率将士尽日攻之,城陷,凯之奔走,杀伪赣令陶冲之”。《南史·齐本纪》载:“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反”,“上将讨戴凯之,大飨士卒”。可见,戴凯之是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的部将,曾随子勋叛乱,守南康郡城,后被萧赜(即后来的南齐武帝)击破,“奔走”不知所踪。在政治军事史上,戴凯之的确是一个小角色,甚至可以说是个失败者,所以不为人所注意。这次叛乱发生在宋明帝泰始二年,即公元466年。《资治通鉴》详细记载了这次叛乱的前后经过,但却没有提及戴凯之,可见其人不显。《南齐书》与《南史》如果不是为了歌颂齐武帝年少时的英勇功绩,肯定也不会提到戴凯之。
当然,我们可以质疑《竹谱》的作者戴凯之和刘子勋的部将戴凯之,并非同一个人。但是,从种种迹象分析,我们趋向于相信是同一个人。一方面,从《竹谱》的写作渊源及相互影响来看,它显然介于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成书于公元304年)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约成书于公元533-544年)之间;从《竹谱》援引的书籍来看,多为晋人之书,如郭璞《山海经注》、《尔雅注》,虞预《会稽典录》等。可见,《竹谱》的作者戴凯之,极有可能生活在四或五世纪。这与曾随刘子勋作乱(466年)的戴凯之,时代吻合。另一方面,从《竹谱》内容看,作者多次提到南康及其周边郡县(浔阳、安成、鄱阳、庐陵等)。如在总纲中说,“南康、临贺、始安三郡通广州”;在谈到桂竹时说,“南康以南所饶也”;在谈到另一种竹子时说,“南康所生”等等。可见,《竹谱》的作者戴凯之对南康是熟悉的,与曾作南康相、守南康郡城的戴凯之,极有可能是同一人。
三
《竹谱》一书不过四、五千字,为总分结构。前一部分是绪论,用一段简短的叙述,将竹的性质、型态、分类、分布、生育环境、开花生理及寿命作了概括性的介绍。后一部分是分论,详细记述了各种竹的名称、形态、生境、产地和用途。这一部分是文章主体。据唐代徐坚《初学记》记载,《竹谱》原书记述了六十一种竹类植物,今本实际只有三十多种,并且竹类名称有很多与现代不同,但记述的竹类数量仍然是空前的。
至于《竹谱》的文字风格,《四库全书·子部·<竹谱>提要》作了精辟的概括:“其书以四言韵话,记竹之种类,而自为之注,文皆古雅。”也就是说,《竹谱》全书以四字韵文为纲,再以散文形式逐条进行了解释。
《竹谱》开头对竹类植物特点进行概括,指出竹“不刚不柔,非草非木”,肯定竹是植物界里不同于草、木的一个独立的大类。“竹是一族之总名,一形之遍称也。”“植物之中有草、木、竹,犹动品之中有鱼、鸟、兽也。”
《竹谱》指出,竹虽然“小异空实”,即茎壁有厚薄之差异;但“大同节目”,茎杆“分节”和“空心”是所有竹的共同特点。《竹谱》还指出竹类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由于气候原因,“九河鲜育,五岭实繁”,指出黄河以北竹类很少,南方的竹类却很茂盛,大致上找到了以淮河、秦岭作为一条竹类生物分界线。另外,戴凯之还认识到竹林有六十年开花枯死,而经过六年又自然复新的现象。
《竹谱》一书的主体部分,记述了各种竹的名称、形态、生境、产地和用途,往往引经据典,详细而具体。仅以竹的用途为例,《竹谱》中就有单竹“可绩以为布,其精者如縠”;射同(竹)可以贮箭;筋竹为矛;簝竹材质“细软肌薄”,可以束物;白竹可以为簟;篃竹叶“可以作蓬”; “篁竹大者可以行船”等等。
书尾,戴凯之表达了自己实事求是的为学态度:“天地无边,苍生无量。人所闻见,因轨躅所及,然后知耳。盖何足云?若耳目所不知,便断以为不然,岂非囿近之徒耶?”
《竹谱》流传极广,影响深远,是我国古代植物学名著,在世界生物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但是,《竹谱》写作目的侧重品评、鉴赏,文学色彩浓厚,生产意识淡薄,根本不提栽培技术与方法,实用价值不足。这是《竹谱》的缺点。
戴凯之与《竹谱》
作者:南浦渔翁
一
中国人自古爱竹。
竹青翠修长、素雅宁静的丰姿,虚心挺拔、刚直有节的特点,都被人们所喜爱。古人将竹比作“君子”,又誉其为“岁寒三友”之一。《诗经·卫风·淇奥》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从此,竹与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历代文人墨客,如刘禹锡、苏轼、文与可、郑板桥等等,以竹为对象,创作了许多不朽的诗画,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史上不可或缺的瑰宝。
与此同时,在我国历史上,还有着许多关于竹子的科学著作,描述了竹子的种类、产地、性状、用途和栽培,成为中国古代科学史(特别是植物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竹类专著——《竹谱》,则是我们鄂州人(古武昌人)戴凯之的杰作。
二
戴凯之的《竹谱》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对竹类研究的成果,首次对我国竹类资源进行了系统的概括总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竹谱》问世不久,贾恩勰便从《竹谱》中吸取竹类植物知识,并写入《齐民要术》。宋代以后,该书流传极广。后来问世的有关竹类著作,如宋代赞宁《笋谱》,元代刘美之《续竹谱》、李衎《竹谱详录》等,无不深受其影响。
可是,历史上,《竹谱》的作者戴凯之却一直默默无闻,甚至连他是哪朝哪代人都没有定论。《隋书·经籍志》谱系类录《竹谱》一卷,但没有载作者姓名;《旧唐书·经籍志》将其收入农家类,虽题“戴凯之撰”,但没有说明时代;左圭将《竹谱》收进《百川学海》,并说它的作者是晋代人,但没有说明根据。其实,戴凯之是南北朝刘宋时人,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晋人。
戴凯之,武昌人,生卒年不详,一说字庆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一说字庆豫(左圭《百川学海》),南朝刘宋明帝时曾为南康相。
《南齐书·本纪第三·武帝》载:“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反”,“子勋遣其将戴凯之为南康相,及军主张宗之千余人助之。上引兵向郡,击凯之别军主程超数百人于南康口,又进击宗之,破斩之,遂围郡城。凯之以数千人固守,上亲率将士尽日攻之,城陷,凯之奔走,杀伪赣令陶冲之”。《南史·齐本纪》载:“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反”,“上将讨戴凯之,大飨士卒”。可见,戴凯之是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的部将,曾随子勋叛乱,守南康郡城,后被萧赜(即后来的南齐武帝)击破,“奔走”不知所踪。在政治军事史上,戴凯之的确是一个小角色,甚至可以说是个失败者,所以不为人所注意。这次叛乱发生在宋明帝泰始二年,即公元466年。《资治通鉴》详细记载了这次叛乱的前后经过,但却没有提及戴凯之,可见其人不显。《南齐书》与《南史》如果不是为了歌颂齐武帝年少时的英勇功绩,肯定也不会提到戴凯之。
当然,我们可以质疑《竹谱》的作者戴凯之和刘子勋的部将戴凯之,并非同一个人。但是,从种种迹象分析,我们趋向于相信是同一个人。一方面,从《竹谱》的写作渊源及相互影响来看,它显然介于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成书于公元304年)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约成书于公元533-544年)之间;从《竹谱》援引的书籍来看,多为晋人之书,如郭璞《山海经注》、《尔雅注》,虞预《会稽典录》等。可见,《竹谱》的作者戴凯之,极有可能生活在四或五世纪。这与曾随刘子勋作乱(466年)的戴凯之,时代吻合。另一方面,从《竹谱》内容看,作者多次提到南康及其周边郡县(浔阳、安成、鄱阳、庐陵等)。如在总纲中说,“南康、临贺、始安三郡通广州”;在谈到桂竹时说,“南康以南所饶也”;在谈到另一种竹子时说,“南康所生”等等。可见,《竹谱》的作者戴凯之对南康是熟悉的,与曾作南康相、守南康郡城的戴凯之,极有可能是同一人。
三
《竹谱》一书不过四、五千字,为总分结构。前一部分是绪论,用一段简短的叙述,将竹的性质、型态、分类、分布、生育环境、开花生理及寿命作了概括性的介绍。后一部分是分论,详细记述了各种竹的名称、形态、生境、产地和用途。这一部分是文章主体。据唐代徐坚《初学记》记载,《竹谱》原书记述了六十一种竹类植物,今本实际只有三十多种,并且竹类名称有很多与现代不同,但记述的竹类数量仍然是空前的。
至于《竹谱》的文字风格,《四库全书·子部·<竹谱>提要》作了精辟的概括:“其书以四言韵话,记竹之种类,而自为之注,文皆古雅。”也就是说,《竹谱》全书以四字韵文为纲,再以散文形式逐条进行了解释。
《竹谱》开头对竹类植物特点进行概括,指出竹“不刚不柔,非草非木”,肯定竹是植物界里不同于草、木的一个独立的大类。“竹是一族之总名,一形之遍称也。”“植物之中有草、木、竹,犹动品之中有鱼、鸟、兽也。”
《竹谱》指出,竹虽然“小异空实”,即茎壁有厚薄之差异;但“大同节目”,茎杆“分节”和“空心”是所有竹的共同特点。《竹谱》还指出竹类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由于气候原因,“九河鲜育,五岭实繁”,指出黄河以北竹类很少,南方的竹类却很茂盛,大致上找到了以淮河、秦岭作为一条竹类生物分界线。另外,戴凯之还认识到竹林有六十年开花枯死,而经过六年又自然复新的现象。
《竹谱》一书的主体部分,记述了各种竹的名称、形态、生境、产地和用途,往往引经据典,详细而具体。仅以竹的用途为例,《竹谱》中就有单竹“可绩以为布,其精者如縠”;射同(竹)可以贮箭;筋竹为矛;簝竹材质“细软肌薄”,可以束物;白竹可以为簟;篃竹叶“可以作蓬”; “篁竹大者可以行船”等等。
书尾,戴凯之表达了自己实事求是的为学态度:“天地无边,苍生无量。人所闻见,因轨躅所及,然后知耳。盖何足云?若耳目所不知,便断以为不然,岂非囿近之徒耶?”
《竹谱》流传极广,影响深远,是我国古代植物学名著,在世界生物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但是,《竹谱》写作目的侧重品评、鉴赏,文学色彩浓厚,生产意识淡薄,根本不提栽培技术与方法,实用价值不足。这是《竹谱》的缺点。
《笋谱》,一卷,不着撰人名氏。晁公武《读书志》作僧恵崇撰。陈振孙《书録解题》作僧赞宁撰。案:恵崇为宋初九僧之一,工于吟咏,有《句图》一卷。又工于画,有黄庭集题其所作芦雁图诗,然不闻曽作是书。考《宋史•艺文志》亦作赞宁,则振孙说是也。
赞宁,徳清髙氏子,出家杭州龙兴寺。呉越王钱镠署为两浙僧统。宋太宗尝召对于滋福殿,诏修《髙僧传》。咸平中,加右街僧录。至道二年卒。谥曰圆明大师。所著《物类相感志》,岁乆散佚。世所传者,皆赝本,惟此书犹其原本。
书分五类,曰一之名、二之出、三之食、四之事、五之说。其标题,葢仿陆羽《茶经》。援据奥博,所引古书,多今世所不传,深有资于考证。三之食以前皆有 注,似所自作。然“笋汗煮羮”一条注,乃驳正其说,以为“羮不如蒸”,又似后人之所附益。不可考矣。王得臣《麈史》曰“僧赞宁,为《笋谱》甚详。掎摭古人 诗咏,自梁元帝至唐杨师道,皆诗中言及笋者,惟孟蜀时学士徐光溥等二人絶句,亦可称勤笃,然未尽也。如退之『和侯协律咏诗二十六韵』不収,何耶?岂宁忿其 排释氏而私懐去取耶?抑文公集当时未出乎?不可知也。”云云。今检谱中,果佚是作。然以一人之耳而采摭歷代之诗歌,一二未周,势所必有,不足为是书病也。 案:此数句似有脱文,今姑仍其旧。
赞宁,徳清髙氏子,出家杭州龙兴寺。呉越王钱镠署为两浙僧统。宋太宗尝召对于滋福殿,诏修《髙僧传》。咸平中,加右街僧录。至道二年卒。谥曰圆明大师。所著《物类相感志》,岁乆散佚。世所传者,皆赝本,惟此书犹其原本。
书分五类,曰一之名、二之出、三之食、四之事、五之说。其标题,葢仿陆羽《茶经》。援据奥博,所引古书,多今世所不传,深有资于考证。三之食以前皆有 注,似所自作。然“笋汗煮羮”一条注,乃驳正其说,以为“羮不如蒸”,又似后人之所附益。不可考矣。王得臣《麈史》曰“僧赞宁,为《笋谱》甚详。掎摭古人 诗咏,自梁元帝至唐杨师道,皆诗中言及笋者,惟孟蜀时学士徐光溥等二人絶句,亦可称勤笃,然未尽也。如退之『和侯协律咏诗二十六韵』不収,何耶?岂宁忿其 排释氏而私懐去取耶?抑文公集当时未出乎?不可知也。”云云。今检谱中,果佚是作。然以一人之耳而采摭歷代之诗歌,一二未周,势所必有,不足为是书病也。 案:此数句似有脱文,今姑仍其旧。
《荔枝谱》,一卷,宋蔡襄撰。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人,天圣八年进士,官至端明殿学士,卒谥忠惠,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为闽中荔枝而作,凡七篇。其一原本始;其二标尤异;其三志贾鬻;其四明服食;其五慎护养;其六时法制;其七别种类。尝手写刻之,今尚有墨板传于世。亦载所著《端明集》中,末有“嘉佑四年岁次己亥秋八月二十日,莆阳葵某述”十九字,而此本无之。按其年月葢自福州移知泉州时也。荔枝之有谱自襄始,其叙述特详洁有笔力,而王世贞《四部稿》乃谓“白乐天、苏子瞻为荔枝传神,君谟不及”,殊非笃论。又案,襄诗篇中屡咏及荔枝,多可与谱相参考者。如《四月池上》一首:“荔枝纔似小青梅”句,刘克庄谓:“即谱中之火山”。又《七月二十四日食荔枝》一首:“绛衣仙子过中元”句,即谱中之中元红。又《谢宋评事》一首:“兵锋却后知神物”句,即谱中之宋公荔枝。又有《与昭文相公手帖》所谓“陈家紫号第一,辄献左右” 者,则集中不载,别见于洪迈《容斋随笔》。亦可以备此谱故实云。
《史氏菊谱》一卷,宋史正志撰。正志字志道,江都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累除司农丞。孝宗朝历守庐、扬、建康,官至吏部侍郎。归老姑苏,自号吴门老圃。所著有《清晖阁诗》、《建康志》、《菊圃集》诸书,今俱失传。此本载入左圭《百川学海》中,《宋史·艺文志》亦著於录。所列凡二十七种。前有自序,称自昔好事者,为牡丹、芍药、海棠、竹筍作谱记者多矣,独菊花未有为之谱者,余故以所见为之云云。然刘蒙《菊谱》先已在前,正志殆偶未见也。末有後序一首,辩王安石、欧阳修所争楚词落英事,谓菊有落有不落者,讥二人於草木之名未能尽识。其说甚详,是可以息两家之争。至於引诗访落之语,训落为始,虽亦根据《尔雅》,则反为牵合其文,自生蛇足。上句木兰之坠露,坠字又作何解乎?英落不可餐,岂露坠尚可饮乎?此所谓以文害词者也。
《刘氏菊谱》一卷,宋刘蒙撰。蒙,彭城人。不详其仕履,其叙中载崇宁甲申为龙门之游,访刘元孙所居,相与订论为此谱,盖徽宗时人。故王得臣《麈史》中 已引其说。焦竑《国史经籍志》列于范成大之后者,误也。其书首谱叙,次说疑,次定品,次列菊名三十五条,各叙其种类形色而评次之,以龙脑为第一,而以杂记 三萹终焉。书中所论诸菊名品,各详所出之地,自汴梁以及西京、陈州、邓州、雍州、相州、滑州、鄜州、阳翟诸处,大抵皆中州物产,而萃聚于洛阳园圃中者,与 后来史正志、范成大之专志吴中莳植者不同。然如金钱、酴醿诸名,史、范二志亦具载焉,意者本出自河北,而传其种于江左者欤。
《范村菊谱》一卷,宋范成大撰。记所居范村之菊,成于淳熙丙午。盖其以资政殿学士领宫祠家居时作。自序称所得三十六种,而此本所载凡黄者十六种,白 者十五种,杂色四种,实止三十五种,尚阙其一,疑传写有所脱佚也。菊之种类至繁,其形色幻化不一,与芍药、牡丹相类,而变态尤多。故成大自序称东阳人家菊 圃多至七十种,将益访求他品为后谱也。今以此谱与史正志谱相核,其异同已十之五六,则菊之不能以谱尽,大概可睹。但各据耳目所及以记一时之名品,正不必以 挂漏为嫌矣。至种植之法,《花史》特出芟蕊一条,使一枝之力尽归一蕊,则开花尤大。成大此谱,乃以一干所出数千百朵婆娑团植为贵,几于俗所谓千头菊矣。是 又古今赏鉴之不同,各随其时之风尚者也。又案谢采伯《密斋笔记》,称《菊谱》范石湖略,胡少瀹详。今考胡融谱尚载史铸《百菊集谱》中,其名目亦互有出入, 盖各举所知,更无庸以详略分优劣耳。
《扬州芍药谱》一卷,宋王观撰。观字达叟,如皋人。熙宁中尝以将仕郎守大理寺丞,知扬州江都县。在任为扬州赋上之,大蒙褒赏,赐绯衣银章。事迹见《嘉靖维扬志》中。汪士贤刻入《山居杂志》,题为江都人者误也。扬州芍药,自宋初名于天下,与洛阳牡丹俱贵于时。《宋史·艺文志》载为之谱者三家,其一孔武仲,其一刘攽,其一即观此谱。而观谱最后出,至今独存,孔、刘二家则世已无传,仅陈景沂《全芳备祖》载有其略。今与此谱相校,其所谓三十一品,前人所定者,实即本之于刘谱。惟刘谱有“妒裙红”一品,此谱改作“妒鹅黄”,又略为移易其次序,其刘谱所无者,新增八种而已。又观后论所称,或者谓唐张祜、杜牧、卢仝之徒,居扬日久,无一言及芍药,意古未有如今之盛云云,亦即孔谱序中语,观盖取其意而翻驳之。至孔谱谓可纪者三十有三种,具列其名,比刘谱较多二种。今《嘉靖维扬志》尚存原目,亦颇有所异同焉。
宋欧阳修撰。修有《诗本义》,已著录,是记凡三篇。一日花品,叙所列凡二十四种。二曰花释名,述花名之所自来。三曰风俗记,首略叙游宴及贡花,馀皆接植栽灌之事。文格古雅有法,蔡襄尝书而刻之於家,以拓本遗修。修自为跋,已编入《文忠全集》,此其单行之本也。周必大作《欧集考异》,称当时士大夫家有修《牡丹谱印》本,始列花品,叙及名品,与此卷前两篇颇同。其後则曰叙事、宫禁、贵家、寺观、府署、元白诗、讥鄙、吴蜀、诗集、记异、杂记、本朝、双头花、进花、丁晋公续花谱,凡十六门,万馀言。後有梅尧臣跋。其妄尤甚,盖出假托云云。据此,是宋时尚别有一本。《宋史。艺文志》以《牡丹谱》著录而不称《牡丹记》
欧阳修(一○○七~一○七二),字永叔,号醉翁,晚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仁宗天圣八年(一○三○)进士,初仕西京留守推官。景佑元年(一○三四),召试学士院,充馆阁校勘。三年,因范仲淹事切责谏官高若讷,降为峡州夷陵令。四年,移乾德令。宝元二年(一○三九)。迁武成军判官。康定元年(一○四○),复馆阁校勘。庆历三年(一○四三),知谏院,擢同修起居注,知制诰。四年,为河北都转运使。五年,庆历新政失败,因力为新政主持者范仲淹、韩琦、杜衍等申辩,贬知滁州,徙扬州、颍州。至和元年(一○五四)。权知开封府。五年,拜枢密副使。六年,进参知政事。英宗治平四年(一○六七),罢为观文殿学士,转刑部尚书知亳州。神宗熙宁元年(一○六八),徙知青州,因反对青苗法,再徙蔡州。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病逝颍州汝阴,年六十六。缢文忠。有《欧阳文忠公集》。又撰有《新唐书》、《新五代史》等。《宋史》卷三一九有传。宋胡柯编有《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
欧阳修诗,以《四部丛刊》影元本《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为底本。参校宋庆元二年周必大刻本(卷三至卷六缺,简称周本,藏北京图书馆)、宋刻本(存《居士集》五十卷,有校,简称宋刻、宋刻校,藏北京图书馆)及明正统刻《居士集》(有元曾鲁考异,简称曾本、曾本校)。底本系年原注目录下,今移至正文题下。底本孙谦益等所作校记,除删去少数异体字校外,皆予保留;卷末所附考证及续添校记,亦以续校名义补入正文。另辑得集外诗句,附于卷末。》,盖已误承其讹矣。
欧阳修(一○○七~一○七二),字永叔,号醉翁,晚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仁宗天圣八年(一○三○)进士,初仕西京留守推官。景佑元年(一○三四),召试学士院,充馆阁校勘。三年,因范仲淹事切责谏官高若讷,降为峡州夷陵令。四年,移乾德令。宝元二年(一○三九)。迁武成军判官。康定元年(一○四○),复馆阁校勘。庆历三年(一○四三),知谏院,擢同修起居注,知制诰。四年,为河北都转运使。五年,庆历新政失败,因力为新政主持者范仲淹、韩琦、杜衍等申辩,贬知滁州,徙扬州、颍州。至和元年(一○五四)。权知开封府。五年,拜枢密副使。六年,进参知政事。英宗治平四年(一○六七),罢为观文殿学士,转刑部尚书知亳州。神宗熙宁元年(一○六八),徙知青州,因反对青苗法,再徙蔡州。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病逝颍州汝阴,年六十六。缢文忠。有《欧阳文忠公集》。又撰有《新唐书》、《新五代史》等。《宋史》卷三一九有传。宋胡柯编有《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
欧阳修诗,以《四部丛刊》影元本《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为底本。参校宋庆元二年周必大刻本(卷三至卷六缺,简称周本,藏北京图书馆)、宋刻本(存《居士集》五十卷,有校,简称宋刻、宋刻校,藏北京图书馆)及明正统刻《居士集》(有元曾鲁考异,简称曾本、曾本校)。底本系年原注目录下,今移至正文题下。底本孙谦益等所作校记,除删去少数异体字校外,皆予保留;卷末所附考证及续添校记,亦以续校名义补入正文。另辑得集外诗句,附于卷末。》,盖已误承其讹矣。
四月,在南方腹地。邕水以南,或者以北的大片地带,有着无数的希望。漫天的春花一路扑卷。一亩亩,一垅垅。早年读屈子,始对那些奇花异草产生迷恋。江蓠、秋兰、木兰、椒、蕙、芳、薜荔,白芷,杜衡,春兰……注定与我今生有缘。她们的芬芳早就漫过我的衣衫,至今仍能让我幸福地沐浴。一年来,行走在南方。随处可见南方草木摇扬葳蕤,散发出盎然生意。山水纡曲。邕江两岸山峦重叠,丘陵延绵。大明山、大瑶山、十万大山皆不知里数,袅袅濯濯,封天蔽日。山渐深,草木泉石渐幽。空山无人,水流花开。有草木杂乱丛生,枝叶却茂盛。风吹草动。远远望去,仿佛丹青高手,逸笔草草。 我把采撷到的这些草木,带回去,夹入我的书中。让她们美好的品质,时时芳香我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