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八百年的兴衰史，在人类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且对后人总结兴亡得失，亦具有一定启示意义。这部书从楚国的建立、发展、崛起、称霸、鼎盛至衰亡的全过程，叙述甚详，史料翔实，立论有据，令人印象深刻。为楚国史的研究作了开创性的科学实践。
楚文化璀璨夺目，博大精深，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魏昌同志广泛引用考古发掘资料结合古文献，进行归类评述，把楚国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阐述得颇为全面精当，成为本书的一大特色。
楚文化璀璨夺目，博大精深，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魏昌同志广泛引用考古发掘资料结合古文献，进行归类评述，把楚国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阐述得颇为全面精当，成为本书的一大特色。
《南明史》一百二十卷，乃纪传体历史书，分本纪、志、表、列传等四部分。纪事自崇祯十七年五月至永历三十七年止，其数十年间，虽偏隅一方，苟延残喘，然而人事错综，琐碎芜杂，千头万绪，历代治南明史者皆感其难，究其脉络，盖非易事；而钱海岳先生毕四十余年之精力，参阅3400余种图书文献，钩稽爬梳，细为条理，大凡政治、经济、人物、战争等等，事无巨细，一概收入，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南明的历史在我国史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包括了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及随之而来的清兵进入山海关问鼎中原以来一直到康熙三年（1664）夔东抗清基地覆灭的各地反清运动的历史。从不同的角度看，它是群雄争霸，又是明朝的延续，也是清初历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称之为南明，是因为以崇祯皇帝朱由检为首的在北京的明朝廷业已覆亡，这段时期的战斗主要在南方展开，又是在复兴明朝的旗帜下进行，而弘光、隆武、鲁监国、永历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但是，抗击清朝的暴虐统治，并不仅仅局限于南方，陕西、甘肃、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抗清运动连绵不断，波涛叠起，清廷统治者多次感到患生肘腋，不得不动用重兵围剿。这是就地域而言，南明史的覆盖面并不只限于南方。如果就时间来探讨，南明史的上限过去和现在的史学家大抵是以弘光朝廷在南京继统为标志，本书作者认为南明的历史应该从甲申三月十九日北京被大顺军攻克、崇祯朝廷覆亡开始。这是因为朝廷虽然覆亡，明朝政权仍然控制着江南半壁江山，尽管在具体时间上（即1644年三月至五月）相差不远，但我们应该着眼于全国形势的演变，而不能拘泥于南明帝位的继统。如果因为甲申三月十九日到同年五月初三日明朝统治区没有皇帝（或监国）而把这段时间排除在南明史以外，就会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弘光帝被俘在1645年五月，隆武帝继统在同年闰六月；隆武帝被擒杀在 1646年八月，永历帝继统在同年十月，其间都有一两个月的帝位空缺。“国统”三绝不等于南明史三绝，这是稍加思索就能明白的道理。同样理由，南明史的下限不以1662年永历帝朱由榔被俘杀告终，而是以李来亨茅麓山战役作为结束。当然，把南明史的下限一直拉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进军台湾，郑克塽、刘国轩投降，也是一种认识和叙述的方法，因为郑氏家族在台湾始终奉行明朝永历正朔，虽然皇帝和朝廷早已不存在。本书没有采取这种方法，原因是康熙十二年到二十年（1673—1681）发生了三藩之变，其间郑经是参与了的。三藩之变同明清之际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密切关联。三藩（若考虑到原定南王藩下的孔四贞、孙延龄夫妇、线国安等人，也可以说是四藩）的形成实际上是由于满洲贵族因自身力量不足以征服全国不得不笼络一部分汉族军阀，而且这次变乱也确实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可是把三藩之变同南明史扯在一起毕竟不大合适。所以，在本书中叙述郑氏家族事迹仅限于郑成功去世为止。
这本书同过去各种南明史著（自清初以来）相比较，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它基本上是以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海寇”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而不是以南明几个朱家朝廷的兴衰为中心。二是贯串全书的脉络是强调历时二十年汉族和其他民族（如西北等地的回族、西南等地的多种少数民族）百姓反抗满洲贵族征服斗争终归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内部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严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多尔衮、福临等满洲贵族不仅代表着一种比较落后的生产方式，而且兵力和后备兵员非常有限，单凭自己的八旗兵根本不可能征服全国，汉族各派抗清势力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打倒了自己。说得准确一点，明清易代，是中华民族内部一个落后的人数不多却又是剽悍的满族上层人士勾结汉族中最反动的官绅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渔翁之利，窃取了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以后，在较为先进的汉文化影响下，自身发展取得阶段性的飞跃。清王朝在一段时期里是朝气蓬勃的，国势相当强盛，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奠定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就另一方面来说，满洲贵族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引起国内政局大动荡，打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也是不容忽视的。历史进展的事实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中国在明朝中期以前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期以后在科学技术等方面已经逐渐落后，但是直到明朝末年中国同西欧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不大，被大顺军推翻的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统治时期还是孜孜于引进西方科技，特别是火器和历算，不少士大夫也抛除畛域之见，注意吸收西方的新知识，尽管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挽救行将灭亡的明帝国。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稳定后的统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称之为康雍乾盛世。正是当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一百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盛世”过后不到五十年（如果按照某些学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来看，乾隆之后在位二十五年的嘉庆也应该算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说是无道昏君），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随之而来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使大清帝国的腐朽落后暴露无遗。本书作者在所著《明末农民战争史》中以确凿的事实证明了大顺军推翻明王朝接管整个黄河流域几乎对社会生产没有造成什么破坏，并且扫荡或狠狠打击了那些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贵族官绅势力。如果这一势头不被满洲贵族和变节的吴三桂等汉族军阀官绅所打断，中国社会将在明代已经取得的基础上实现较快的发展，近三百来年的历史也许是另外一种样子。“以史为鉴”是中国的传统，可惜过去绝大多数史家制作的镜子里，侏儒们被拔高了，坚毅挺拔的形象被歪曲了，甚或被挤出了镜框以外，成了道地的哈哈镜。
本书作者力图运用可靠的史实，重新描绘明清易代的这段历史；由于材料的不足，肯定不能尽如人意。希望通过这部书的出版，给读者提供一些较为接近真相的描述和论点。也许有人在看了这本书以后，会断言作者批判的锋芒只是指向清朝统治者（包括满洲贵族和汉族官绅中的拥清派），而对起自农民的大顺军和大西军则出于偏爱而处处掩饰。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书中首先批评了李自成领导的大顺政权在关键时刻在政治上和军事部署上犯下了难以挽回的大错，后面又指出了在李自成牺牲以后大顺军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领导核心，长期各自为战，未能在抗清斗争中发挥更大作用。对张献忠的非议在《明末农民战争史》内已说得很清楚；孙可望在前期是位出类拔萃的人物，后来飞扬跋扈，导致大局逆转，终至众叛亲离，仓皇出降，本书毫无回护之处。至于南明政权的腐朽、内讧本书同样作了如实的揭露。读者不难发现，书中不仅鞭笞了朱由崧、朱常淓、朱由榔等南明统治者的昏庸懦弱，对一些直到现在仍备受人们景仰的人物如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郑成功都颇有微词。有的读者可能会问：你对南明许多杰出人物是不是指责得过分了一点？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这些著名人物都像历来的史籍描写的那么完美，南明根本不会灭亡，这些人也将作为明朝的中兴将相名垂青史。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史学界长期关心的问题。在我看来，必然性只有一条：就是社会要发展，要前进；其间可能出现短期的逆转和曲折。至于统治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属于偶然因素。只不过人们太习惯于把既成事实当作历史必然，就本质而言，这同封建史籍中的“天命眷顾”没有多大区别。明朝自万历中期以来，朝政日益腐败，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覆亡不可避免，接替的可能是大顺王朝，可能是清王朝，甚至可能是孙可望掌握实权的朝廷，也不能排除在较长时间处于分裂的局面。本书作者着重分析的是各派势力的成败得失，而以哪一种势力取胜对中国社会生产破坏最小，最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前进为褒贬的标准。讲必然性，我认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明朝覆亡以后，中国仍将建立一个封建王朝，社会仍将处于封建制度的框架内（商品经济的发展或萎缩将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或破坏而定），只有这一点是肯定的。差异在于各派势力实行的政策和手段不同，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也将不同。如果把既成事实都说成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学习和研究历史就没有多大用处。历史科学的万古常青，就是教导后来者借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避免重蹈失败的覆辙，使我们的事业做得更顺一些，不要倒行逆施，为中华民族的兴盛作出贡献。时髦了一阵的“史学危机”论可以休矣，明智的中国人将从自己丰厚的历史遗产中汲取教益，把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推向前进。
南明的历史在我国史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包括了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及随之而来的清兵进入山海关问鼎中原以来一直到康熙三年（1664）夔东抗清基地覆灭的各地反清运动的历史。从不同的角度看，它是群雄争霸，又是明朝的延续，也是清初历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称之为南明，是因为以崇祯皇帝朱由检为首的在北京的明朝廷业已覆亡，这段时期的战斗主要在南方展开，又是在复兴明朝的旗帜下进行，而弘光、隆武、鲁监国、永历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但是，抗击清朝的暴虐统治，并不仅仅局限于南方，陕西、甘肃、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抗清运动连绵不断，波涛叠起，清廷统治者多次感到患生肘腋，不得不动用重兵围剿。这是就地域而言，南明史的覆盖面并不只限于南方。如果就时间来探讨，南明史的上限过去和现在的史学家大抵是以弘光朝廷在南京继统为标志，本书作者认为南明的历史应该从甲申三月十九日北京被大顺军攻克、崇祯朝廷覆亡开始。这是因为朝廷虽然覆亡，明朝政权仍然控制着江南半壁江山，尽管在具体时间上（即1644年三月至五月）相差不远，但我们应该着眼于全国形势的演变，而不能拘泥于南明帝位的继统。如果因为甲申三月十九日到同年五月初三日明朝统治区没有皇帝（或监国）而把这段时间排除在南明史以外，就会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弘光帝被俘在1645年五月，隆武帝继统在同年闰六月；隆武帝被擒杀在 1646年八月，永历帝继统在同年十月，其间都有一两个月的帝位空缺。“国统”三绝不等于南明史三绝，这是稍加思索就能明白的道理。同样理由，南明史的下限不以1662年永历帝朱由榔被俘杀告终，而是以李来亨茅麓山战役作为结束。当然，把南明史的下限一直拉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进军台湾，郑克塽、刘国轩投降，也是一种认识和叙述的方法，因为郑氏家族在台湾始终奉行明朝永历正朔，虽然皇帝和朝廷早已不存在。本书没有采取这种方法，原因是康熙十二年到二十年（1673—1681）发生了三藩之变，其间郑经是参与了的。三藩之变同明清之际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密切关联。三藩（若考虑到原定南王藩下的孔四贞、孙延龄夫妇、线国安等人，也可以说是四藩）的形成实际上是由于满洲贵族因自身力量不足以征服全国不得不笼络一部分汉族军阀，而且这次变乱也确实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可是把三藩之变同南明史扯在一起毕竟不大合适。所以，在本书中叙述郑氏家族事迹仅限于郑成功去世为止。
这本书同过去各种南明史著（自清初以来）相比较，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它基本上是以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海寇”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而不是以南明几个朱家朝廷的兴衰为中心。二是贯串全书的脉络是强调历时二十年汉族和其他民族（如西北等地的回族、西南等地的多种少数民族）百姓反抗满洲贵族征服斗争终归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内部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严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多尔衮、福临等满洲贵族不仅代表着一种比较落后的生产方式，而且兵力和后备兵员非常有限，单凭自己的八旗兵根本不可能征服全国，汉族各派抗清势力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打倒了自己。说得准确一点，明清易代，是中华民族内部一个落后的人数不多却又是剽悍的满族上层人士勾结汉族中最反动的官绅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渔翁之利，窃取了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以后，在较为先进的汉文化影响下，自身发展取得阶段性的飞跃。清王朝在一段时期里是朝气蓬勃的，国势相当强盛，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奠定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就另一方面来说，满洲贵族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引起国内政局大动荡，打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也是不容忽视的。历史进展的事实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中国在明朝中期以前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期以后在科学技术等方面已经逐渐落后，但是直到明朝末年中国同西欧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不大，被大顺军推翻的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统治时期还是孜孜于引进西方科技，特别是火器和历算，不少士大夫也抛除畛域之见，注意吸收西方的新知识，尽管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挽救行将灭亡的明帝国。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稳定后的统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称之为康雍乾盛世。正是当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一百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盛世”过后不到五十年（如果按照某些学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来看，乾隆之后在位二十五年的嘉庆也应该算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说是无道昏君），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随之而来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使大清帝国的腐朽落后暴露无遗。本书作者在所著《明末农民战争史》中以确凿的事实证明了大顺军推翻明王朝接管整个黄河流域几乎对社会生产没有造成什么破坏，并且扫荡或狠狠打击了那些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贵族官绅势力。如果这一势头不被满洲贵族和变节的吴三桂等汉族军阀官绅所打断，中国社会将在明代已经取得的基础上实现较快的发展，近三百来年的历史也许是另外一种样子。“以史为鉴”是中国的传统，可惜过去绝大多数史家制作的镜子里，侏儒们被拔高了，坚毅挺拔的形象被歪曲了，甚或被挤出了镜框以外，成了道地的哈哈镜。
本书作者力图运用可靠的史实，重新描绘明清易代的这段历史；由于材料的不足，肯定不能尽如人意。希望通过这部书的出版，给读者提供一些较为接近真相的描述和论点。也许有人在看了这本书以后，会断言作者批判的锋芒只是指向清朝统治者（包括满洲贵族和汉族官绅中的拥清派），而对起自农民的大顺军和大西军则出于偏爱而处处掩饰。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书中首先批评了李自成领导的大顺政权在关键时刻在政治上和军事部署上犯下了难以挽回的大错，后面又指出了在李自成牺牲以后大顺军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领导核心，长期各自为战，未能在抗清斗争中发挥更大作用。对张献忠的非议在《明末农民战争史》内已说得很清楚；孙可望在前期是位出类拔萃的人物，后来飞扬跋扈，导致大局逆转，终至众叛亲离，仓皇出降，本书毫无回护之处。至于南明政权的腐朽、内讧本书同样作了如实的揭露。读者不难发现，书中不仅鞭笞了朱由崧、朱常淓、朱由榔等南明统治者的昏庸懦弱，对一些直到现在仍备受人们景仰的人物如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郑成功都颇有微词。有的读者可能会问：你对南明许多杰出人物是不是指责得过分了一点？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这些著名人物都像历来的史籍描写的那么完美，南明根本不会灭亡，这些人也将作为明朝的中兴将相名垂青史。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史学界长期关心的问题。在我看来，必然性只有一条：就是社会要发展，要前进；其间可能出现短期的逆转和曲折。至于统治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属于偶然因素。只不过人们太习惯于把既成事实当作历史必然，就本质而言，这同封建史籍中的“天命眷顾”没有多大区别。明朝自万历中期以来，朝政日益腐败，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覆亡不可避免，接替的可能是大顺王朝，可能是清王朝，甚至可能是孙可望掌握实权的朝廷，也不能排除在较长时间处于分裂的局面。本书作者着重分析的是各派势力的成败得失，而以哪一种势力取胜对中国社会生产破坏最小，最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前进为褒贬的标准。讲必然性，我认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明朝覆亡以后，中国仍将建立一个封建王朝，社会仍将处于封建制度的框架内（商品经济的发展或萎缩将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或破坏而定），只有这一点是肯定的。差异在于各派势力实行的政策和手段不同，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也将不同。如果把既成事实都说成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学习和研究历史就没有多大用处。历史科学的万古常青，就是教导后来者借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避免重蹈失败的覆辙，使我们的事业做得更顺一些，不要倒行逆施，为中华民族的兴盛作出贡献。时髦了一阵的“史学危机”论可以休矣，明智的中国人将从自己丰厚的历史遗产中汲取教益，把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推向前进。
明末清初那些反抗民族奴役的烈士，会永远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不朽的荣光。正因他们的存在，中华国家短暂的四分五裂，因停滞而产生的遍体鳞伤，甚至政权一时间的分崩离析，都能在强大的民族精神力量下得以愈合创伤。一个朝代土崩瓦解了，一代又一代凤子龙孙被抛入了历史的深渊，但鲜活沸腾的灵魂，却从帝国死亡的躯体上腾然而起，引导我们进入更加光明的涅槃的另一端！
梅毅新作《亡天下——南明痛史》。一般读者虽然知道明崇祯帝死后的南明小朝廷和史可法、瞿式耜、李定国、郑成功等人物，却不熟悉这一时期的历史细节。书中涉及对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评价，与主流观点有所不同，再一次表现了其“另类历史”的特点。
梅毅新作《亡天下——南明痛史》。一般读者虽然知道明崇祯帝死后的南明小朝廷和史可法、瞿式耜、李定国、郑成功等人物，却不熟悉这一时期的历史细节。书中涉及对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评价，与主流观点有所不同，再一次表现了其“另类历史”的特点。
本书以鲜卑帝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北魏为主线，通过对北魏王朝兴盛、衰亡的描写，让朋友们了解从三国到隋唐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北魏在中国历史中占据148年的时间，却一直默默无闻，史籍寥寥无几，为什么一个胜利并建立起自己王国的民族却突然从华夏民族之林中消亡了呢？为什么它能在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所建之国经短暂辉煌之后，纷纷灭亡的严峻局面下而能保持住政权，不仅统一北方，还成功的实现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取得辉煌的成就呢？然而就在改革卓有成效、北魏国势日盛之时，却遭六镇起义，为什么顷刻间又土崩瓦解？也是谜！本书欲解开的就是这一个接一个的谜团。
北魏在中国历史中占据148年的时间，却一直默默无闻，史籍寥寥无几，为什么一个胜利并建立起自己王国的民族却突然从华夏民族之林中消亡了呢？为什么它能在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所建之国经短暂辉煌之后，纷纷灭亡的严峻局面下而能保持住政权，不仅统一北方，还成功的实现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取得辉煌的成就呢？然而就在改革卓有成效、北魏国势日盛之时，却遭六镇起义，为什么顷刻间又土崩瓦解？也是谜！本书欲解开的就是这一个接一个的谜团。
本书论述万历，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又比如海瑞，这也是一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15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们记忆犹新。在本书中专设海瑞一章，并不是要在这段已经了结的公案再来画蛇添足，而意在向读者介绍当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态。
太平天国史是罗玺纲精心结撰的新著。观点重加琢磨，材料丰富详细，洋洋百数十万言。发挥一己心得，汇聚众人成果。它不止在著者的研究工作中是带总结性的，在新中国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中，也可以认为是带总结性的。
《帝国的终结》深刻探究了中国帝国制度形成和灭亡的原因，是易中天迄今为止最为用力也最为看重的一部著作。如该书副题“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批判”所昭示的，作者意在揭露和批判中国古代帝制的乖舛和荒谬。透过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细节，作者对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帝国体制，给予抽丝剥茧式的剖析。该书承续了易氏著作生动、风趣、见解独到的一贯风格，讨论的是帝国体制命运这样的问题。
历史从来不缺精彩的篇章，然而不管历史是如何的惊涛拍案、乱石穿空，本书作者始终保持着观望者的冷静与超然，或以缜密严谨、不动声色的笔触梳理金匮之盟、烛影斧声的千古谜案，或以淡然难觅踪迹的忧郁铺写画金刺绣满罗衣的盛年景象和盛不下许多欢乐的柔美西湖，它们与杯酒释兵权的大气雍容、熙宁变法的锐意昂然、中兴四将的慷慨悲歌、易安居士的凄凄惨惨戚戚连缀在一起，成就了三百年大宋帝国的沧海桑田。
作者站在当下关注千年的时空转变。他谈世界史中的中国，也谈王朝疆界、都城和行政区划的变迁。他用随笔来说人论事更有对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化的深思。他从社会与自然来谈文化遗产并用自由的双脚游览天下。他深深追忆故去的师友并在如烟的岁月中刻画出自己的过去与现在。这就是一个历史地理学者写在时空缝隙里的感悟。这是本杂文和随笔集，是一个历史地理学者写在时空缝隙里的感悟。
盛极一时的西汉王朝是怎样建立的？其中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为什么称西汉为“被腰斩的王朝”？
在汉王朝兴盛近二百年后，是谁谋逆篡国，竟将刘氏江山拦腰截为“西汉”为“东汉”？这究竟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是什么造成了西汉王朝的衰落？是美色祸国，还是外戚干政？
《被腰斩的王朝——西汉历史的九个断面》为您解读另类的西汉历史，破解种种不为人知的历史谜团！
在汉王朝兴盛近二百年后，是谁谋逆篡国，竟将刘氏江山拦腰截为“西汉”为“东汉”？这究竟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是什么造成了西汉王朝的衰落？是美色祸国，还是外戚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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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是一个暴君吗？陈胜是一个好领导吗？刘邦是一个地痞吗？项羽是一个绅士吗？李斯是一个小人吗？焚书坑儒被历史误解了吗？沙丘之谋究竟发生了什么？巨鹿之战项羽靠什么以弱胜强？ …… 战国末年，秦始皇吞并诸侯，统一中国。后焚书坑儒、大修长城，不出几年，即在巡游途中暴毙而薨；权臣赵高诈受始皇遗诏，拥胡亥为秦二世，指鹿为马，一手遮天；陈胜、吴广不堪秦之暴政，于大泽乡揭竿而起；秦之“比干”李斯被赵高诬以谋反，腰斩咸阳；西楚霸王项羽麋战巨鹿，大破秦军，后汇合刘邦，一举推翻秦王朝。大秦十五年，每一年都惊心动魄、风起云涌！本书将和您一起，透过作者潇水笔下随性散淡的文字，穿越2200多年的时空，和那段尘封已久的隐秘历史扶手遥望。
用如此短的文章讲述一个如此复杂的过程是非常困难,但是作者基本把明朝的军事失误都写清楚了.明朝的灭亡军事上的失误是直接原因.内政上的失误是间接原因.
中国是个大国，皇帝建立强大军队和找有军事才的指挥官不难，但在通讯交通不如今天发达的情况下，保证军队效忠自己，不打内仗很难。从春秋到唐代，军事将领都是内行，农耕社会从没有被野蛮社会完全征服，但内战不断，百姓受的痛苦恐怕也不少。军队是“尾巴”，皇帝要担心尾大不掉。后来，皇族总结教训，至少要保证不让皇亲外的将领掌握大权。如果有战事，只让边防线的军队有实力，地方军队不能有太大实力，否则，地方军队造反了，对皇权来说，不比外族征服的损失小。
这种方法对比北方游牧民族并不差，北方游牧民族军事将领固然能力强，但武器差，一般完全可以应付，但野蛮民族首领一旦短期不能对文明社会获胜，那自己很快就打内仗，被内部消灭掉。几千年年来，北方游牧民族内部残杀数都数不清，比起中原只有弱干年遭到野蛮民族大屠杀的痛苦大得多。否则，为什么北方游牧民族征服中原后，一律接受争着华夏文明？
当然，这种制约自己军队的方法，有个致命缺点，就是一切控制归皇权。皇帝把军事力量只保存在边防线，内部基本上非军事化，地方领导人一定要有文治才能，但有军事才能就危险。地方军队作用不能超过警察。这样，如果皇帝过得去，百姓可不受野蛮民族骚扰。一旦皇权腐败，边防线被突破，整个中国自然就全垮了。而让边防线跨掉的是皇权腐败没有人能制约，而不是什么中国文化、人民道德观念等八杆子打不着的原因。其实，明朝汉族百姓比女真百姓幸福得多。明和平年代长，人口增加也快。而女真人因为不愿被蒙古和自己内部相互屠杀，才自动归顺明朝引入现在看来不太发达的文明机制。
（赵丰年）
中国是个大国，皇帝建立强大军队和找有军事才的指挥官不难，但在通讯交通不如今天发达的情况下，保证军队效忠自己，不打内仗很难。从春秋到唐代，军事将领都是内行，农耕社会从没有被野蛮社会完全征服，但内战不断，百姓受的痛苦恐怕也不少。军队是“尾巴”，皇帝要担心尾大不掉。后来，皇族总结教训，至少要保证不让皇亲外的将领掌握大权。如果有战事，只让边防线的军队有实力，地方军队不能有太大实力，否则，地方军队造反了，对皇权来说，不比外族征服的损失小。
这种方法对比北方游牧民族并不差，北方游牧民族军事将领固然能力强，但武器差，一般完全可以应付，但野蛮民族首领一旦短期不能对文明社会获胜，那自己很快就打内仗，被内部消灭掉。几千年年来，北方游牧民族内部残杀数都数不清，比起中原只有弱干年遭到野蛮民族大屠杀的痛苦大得多。否则，为什么北方游牧民族征服中原后，一律接受争着华夏文明？
当然，这种制约自己军队的方法，有个致命缺点，就是一切控制归皇权。皇帝把军事力量只保存在边防线，内部基本上非军事化，地方领导人一定要有文治才能，但有军事才能就危险。地方军队作用不能超过警察。这样，如果皇帝过得去，百姓可不受野蛮民族骚扰。一旦皇权腐败，边防线被突破，整个中国自然就全垮了。而让边防线跨掉的是皇权腐败没有人能制约，而不是什么中国文化、人民道德观念等八杆子打不着的原因。其实，明朝汉族百姓比女真百姓幸福得多。明和平年代长，人口增加也快。而女真人因为不愿被蒙古和自己内部相互屠杀，才自动归顺明朝引入现在看来不太发达的文明机制。
（赵丰年）
一个国家的历史，无论它有多少年代，如果常常因为虚幻情致的浸染而被叙述和描绘得满纸帝王将相，金袍青甲，才子佳人和柳絮飞花，那么这个民族的世世代代也就不可能有文明的进步和光荣的传承，更不可能有伟大的民族复兴。1901年，这个世纪之交的历史片段，是中华民族五千余年的历史过程中，最为恐怖，最为悲伤，最为痛心的年代……
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原为费正清、崔瑞德共任全书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于1986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剑桥中国史》不是按卷次先后印行的，在这卷之前，第10、11和3卷业已先后问世，并且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翻译出来，以《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国隋唐史》为题出版了。现在历史所的朋友们又译成《剑桥中国秦汉史》，要我在书端写几句话，我既感欣幸，又颇为惶恐。我在秦汉史方面学力有限，本没有着笔的资格，但承鲁惟一先生盛意，在本卷出书后即行寄赠，得以成为国内最早读者之一。细绎全卷，曾将一些感想写作书评，发表在《史学情报》上，其中即呼吁赶快把这卷书翻译出来。现在经过历史所各位努力，这个愿望实现了，写一篇小序确实是我的义务。
《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本卷也不例外。全卷16章，原文多达981页，分别执笔的学者大都对章节论述的范围有长期深入的研究。例如第1章《秦国和秦帝国》的作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退休教授卜德，30年代即已出版《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一书；第3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的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毕汉斯，著有《汉朝的中兴》；第6章《汉朝的对外关系》的作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著有《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9章《秦汉法律》的作者荷兰莱顿大学退休教授何四维，著有《秦法律残简》、《汉法律残简》；第7章《政府的结构与活动》、第12章《宗教和知识文化的背景》等的作者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院鲁惟一博士，著有《汉代的行政记录》、《通往仙境之路》等书，诸如此类，不遑枚举。还有的学者，如法国法兰西学院的戴密微、日本东京大学退休教授西嵨定生等，更是大家所熟悉的。因此，本卷的作者阵容在西方学术界可称极一时之选，这部书也可谓西方研究中国秦汉史的结晶。
西方对秦汉史的研究有相当长的历史。本卷《导论》对此有概括叙述，一直上溯到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卫匡国的著作。中国的二十四史始于《史记》、《汉书》，读史者也总是从前四史入手，所以一接触中国史就是秦汉，同时秦汉在整个中国史上又有其特殊的重要位置。西方学者研究秦汉史的较多，成绩也较丰硕。看本卷所附参考文献目录，便可得到相当的印象。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以综合和提高的。不很熟悉西方研究情况的读者，通过本卷不难知其涯略。卷中引用日本学者的论著也很多，足供读者参取。
这部书有几个特点，想在这里介绍一下。
首先是秦汉史列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这一点恐怕是国内读者不易理解，而且是会有较大意见的。《剑桥中国史》的总主编序对此曾有说明，他们提到，在筹划编著这部巨著的时候，本想从中国史的开端写起，可是我国的考古发现日新月异，70年代以来更有进一步扩大的倾向，把中国史前史以至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历史面貌几乎彻底改变了，而现在还没有能把崭新的考古材料与传统的文献记载融会贯通而成公认的成果，因而全书只好从有大量可靠文献依据的秦汉开始。这种看法，和晚清以来疑古思潮的见解是有实质差别的。
《剑桥中国秦汉史》广泛引用了文献材料，而且很注意文献的辨伪和考订，这是不少西方中国学家一贯坚持的作风。大家可以看到，本卷各章中的引文，大多注意了使用经过整理校订的版本，包括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学者的各种注释。卷中图表也尽量做到有足够的文献依据。这是作者很重视文献的一种表现。
这样说，并不意味本卷的写作不重视运用考古材料。相反的，本卷不少作者都征引了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成果。例如都城的发掘和一批大墓的发现，在书中好几个章节得到介绍引用。尤其是有关经济史和社会生活史的部分，涉及考古材料的地方更多。由于本卷作者有几位是秦汉简牍帛书研究的专家，他们写作的章节引用这方面材料，取得很好的效果。比如论法律时，征引云梦睡虎地秦简；论屯戍时，征引敦煌、居延等地汉简，使这些专门的研究汇合到历史的论述中去。中国的学者研究秦汉史，也是这样做的，但当前还有人在谈考古对历史研究的贡献时，总是过多地强调先秦，对秦汉考古重视不够，应该说这是不很公平的。
秦汉时期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外国学者有不少成果。本卷在这方面的叙述能对这些成果作出概括，并有新的见解。虽然限于篇幅，不能详细展开，但简明扼要，适合一般读者的要求。
卷中从第12到第16章，都是论述思想文化史的。在篇幅上占了全卷的三分之一。就这五章的内容而言，哲学、宗教以及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等，都涉及到了。各章是从不同的角度叙述的，所以有的思想家兼见于几章，例如董仲舒。所论的人物有的前人罕加探讨，例如班彪。思想文化史在全卷里有这样大的比重，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强调思想文化研究的特色，与我国通行的几部通史很不相同。这里要指出，戴密微的遗作，本卷第16章《汉代至隋代之间的哲学与宗教》，加上伦敦大学巴雷特所增补的《跋》，原文长达70页，简直可作专著来读。其中关于民间道教、佛教的传入和佛、道二教关系等，有不少值得注意的论述。
《剑桥中国秦汉史》的观点，在许多方面与国内学术界的看法不同，这是必然的。需要说的是，本卷虽有《导论》讨论了一些具有理论性或方法性的问题，但各章节由于执笔者各异，不能有彼此呼应的一贯理论。即使同属论思想文化史的五章，论点也多少有不一之处。这是按本书这种方式组织写作的学术著作常见的现象。不过，这种现象的结果却能使我们看到各位作者研究的个性，吟味其独到之处，未始没有它的优点。
这部书还有其不足之处。例如卷中插有若干图表，可是没有一张插图。当然这是《剑桥中国史》全书的体例，即以文字来表现。但是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太丰富了，有不少可直接与文献相印证。如果书中能适当配备一些插图，会有左图右史之效。从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结合来说，这不止是一个书籍的形式问题。
《史记》、《汉书》，一为通史，一为断代，然而都是纵横兼顾，叙事与分析并重。相对来说，国内近作的一些史书每每分析部分较多，而叙述事实原委不足。《剑桥中国秦汉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特别是除了思想史的部分以外，对人物的描写所用笔墨不多，很少对一个人物作多方面生动的叙述。在这里，看来我们都应该从古代的纪传体史籍吸取教益。
本卷编者曾经提到，由于条件不很成熟，未能多吸收文学艺术史和科技史的研究成果。但书中有些章节还是包含了这两个学科的内容，不过这毕竟是一个缺憾。
在中国读者看来，有一些颇有影响的中国学者的著作未能列入参考文献目录，未免可惜。例如陈直有好多种秦汉史研究专著，其特色是以考古文物材料与文献相印证，颇多胜义，参考文献目录仅引有《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一种，未列入《史记新证》、《汉书新证》等书；刘文典的著作，引有《庄子补正》，但未列入《淮南鸿烈集解》；刘汝霖的《汉晋学术编年》，也没有列入。总的说，材料方面所引较多，论著则较少。如我在书评中说过的，这种现象表明，中外学术界成果的彼此交流还有必要进一步加强。
本卷原文是三年前出版的，其中有的章节的属稿还要早得多，因此有一些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书中未能征引。大家知道，近年秦汉简帛的发现和整理有突出的成果，其间大量的佚书对当时学术思想的研究更有巨大影响。还有几项最新发现，如江陵张家山汉简中的《汉律》，极关重要，目前尚待公布。相信本卷的编者在有机会修订再版时，会将这些材料吸收进去，使全卷内涵更趋丰富。
《剑桥中国秦汉史》这样的大型专门著作，翻译是很不容易的。几位译者多是我的老友，他们富于学识和经验，竟能在很短的期间完成这一译作，将之绍介于国内学术界。我们读者应向他们表示感谢。
李学勤
1989年10月
《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本卷也不例外。全卷16章，原文多达981页，分别执笔的学者大都对章节论述的范围有长期深入的研究。例如第1章《秦国和秦帝国》的作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退休教授卜德，30年代即已出版《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一书；第3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的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毕汉斯，著有《汉朝的中兴》；第6章《汉朝的对外关系》的作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著有《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9章《秦汉法律》的作者荷兰莱顿大学退休教授何四维，著有《秦法律残简》、《汉法律残简》；第7章《政府的结构与活动》、第12章《宗教和知识文化的背景》等的作者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院鲁惟一博士，著有《汉代的行政记录》、《通往仙境之路》等书，诸如此类，不遑枚举。还有的学者，如法国法兰西学院的戴密微、日本东京大学退休教授西嵨定生等，更是大家所熟悉的。因此，本卷的作者阵容在西方学术界可称极一时之选，这部书也可谓西方研究中国秦汉史的结晶。
西方对秦汉史的研究有相当长的历史。本卷《导论》对此有概括叙述，一直上溯到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卫匡国的著作。中国的二十四史始于《史记》、《汉书》，读史者也总是从前四史入手，所以一接触中国史就是秦汉，同时秦汉在整个中国史上又有其特殊的重要位置。西方学者研究秦汉史的较多，成绩也较丰硕。看本卷所附参考文献目录，便可得到相当的印象。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以综合和提高的。不很熟悉西方研究情况的读者，通过本卷不难知其涯略。卷中引用日本学者的论著也很多，足供读者参取。
这部书有几个特点，想在这里介绍一下。
首先是秦汉史列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这一点恐怕是国内读者不易理解，而且是会有较大意见的。《剑桥中国史》的总主编序对此曾有说明，他们提到，在筹划编著这部巨著的时候，本想从中国史的开端写起，可是我国的考古发现日新月异，70年代以来更有进一步扩大的倾向，把中国史前史以至公元前第一千纪的历史面貌几乎彻底改变了，而现在还没有能把崭新的考古材料与传统的文献记载融会贯通而成公认的成果，因而全书只好从有大量可靠文献依据的秦汉开始。这种看法，和晚清以来疑古思潮的见解是有实质差别的。
《剑桥中国秦汉史》广泛引用了文献材料，而且很注意文献的辨伪和考订，这是不少西方中国学家一贯坚持的作风。大家可以看到，本卷各章中的引文，大多注意了使用经过整理校订的版本，包括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学者的各种注释。卷中图表也尽量做到有足够的文献依据。这是作者很重视文献的一种表现。
这样说，并不意味本卷的写作不重视运用考古材料。相反的，本卷不少作者都征引了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成果。例如都城的发掘和一批大墓的发现，在书中好几个章节得到介绍引用。尤其是有关经济史和社会生活史的部分，涉及考古材料的地方更多。由于本卷作者有几位是秦汉简牍帛书研究的专家，他们写作的章节引用这方面材料，取得很好的效果。比如论法律时，征引云梦睡虎地秦简；论屯戍时，征引敦煌、居延等地汉简，使这些专门的研究汇合到历史的论述中去。中国的学者研究秦汉史，也是这样做的，但当前还有人在谈考古对历史研究的贡献时，总是过多地强调先秦，对秦汉考古重视不够，应该说这是不很公平的。
秦汉时期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外国学者有不少成果。本卷在这方面的叙述能对这些成果作出概括，并有新的见解。虽然限于篇幅，不能详细展开，但简明扼要，适合一般读者的要求。
卷中从第12到第16章，都是论述思想文化史的。在篇幅上占了全卷的三分之一。就这五章的内容而言，哲学、宗教以及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等，都涉及到了。各章是从不同的角度叙述的，所以有的思想家兼见于几章，例如董仲舒。所论的人物有的前人罕加探讨，例如班彪。思想文化史在全卷里有这样大的比重，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强调思想文化研究的特色，与我国通行的几部通史很不相同。这里要指出，戴密微的遗作，本卷第16章《汉代至隋代之间的哲学与宗教》，加上伦敦大学巴雷特所增补的《跋》，原文长达70页，简直可作专著来读。其中关于民间道教、佛教的传入和佛、道二教关系等，有不少值得注意的论述。
《剑桥中国秦汉史》的观点，在许多方面与国内学术界的看法不同，这是必然的。需要说的是，本卷虽有《导论》讨论了一些具有理论性或方法性的问题，但各章节由于执笔者各异，不能有彼此呼应的一贯理论。即使同属论思想文化史的五章，论点也多少有不一之处。这是按本书这种方式组织写作的学术著作常见的现象。不过，这种现象的结果却能使我们看到各位作者研究的个性，吟味其独到之处，未始没有它的优点。
这部书还有其不足之处。例如卷中插有若干图表，可是没有一张插图。当然这是《剑桥中国史》全书的体例，即以文字来表现。但是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太丰富了，有不少可直接与文献相印证。如果书中能适当配备一些插图，会有左图右史之效。从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结合来说，这不止是一个书籍的形式问题。
《史记》、《汉书》，一为通史，一为断代，然而都是纵横兼顾，叙事与分析并重。相对来说，国内近作的一些史书每每分析部分较多，而叙述事实原委不足。《剑桥中国秦汉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特别是除了思想史的部分以外，对人物的描写所用笔墨不多，很少对一个人物作多方面生动的叙述。在这里，看来我们都应该从古代的纪传体史籍吸取教益。
本卷编者曾经提到，由于条件不很成熟，未能多吸收文学艺术史和科技史的研究成果。但书中有些章节还是包含了这两个学科的内容，不过这毕竟是一个缺憾。
在中国读者看来，有一些颇有影响的中国学者的著作未能列入参考文献目录，未免可惜。例如陈直有好多种秦汉史研究专著，其特色是以考古文物材料与文献相印证，颇多胜义，参考文献目录仅引有《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一种，未列入《史记新证》、《汉书新证》等书；刘文典的著作，引有《庄子补正》，但未列入《淮南鸿烈集解》；刘汝霖的《汉晋学术编年》，也没有列入。总的说，材料方面所引较多，论著则较少。如我在书评中说过的，这种现象表明，中外学术界成果的彼此交流还有必要进一步加强。
本卷原文是三年前出版的，其中有的章节的属稿还要早得多，因此有一些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书中未能征引。大家知道，近年秦汉简帛的发现和整理有突出的成果，其间大量的佚书对当时学术思想的研究更有巨大影响。还有几项最新发现，如江陵张家山汉简中的《汉律》，极关重要，目前尚待公布。相信本卷的编者在有机会修订再版时，会将这些材料吸收进去，使全卷内涵更趋丰富。
《剑桥中国秦汉史》这样的大型专门著作，翻译是很不容易的。几位译者多是我的老友，他们富于学识和经验，竟能在很短的期间完成这一译作，将之绍介于国内学术界。我们读者应向他们表示感谢。
李学勤
1989年10月
《剑桥中国史》是剑桥历史丛书的一种。本书为第3卷，论述隋唐时期的王朝历史，作为《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上卷。原书于1979年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外隋唐史研究的水平。本丛书的第4卷（即《剑桥中国隋唐史》下卷）将在以后出版。
本书是《剑桥中国史》的第6卷，英文原名是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直译为《异族王朝和边疆国家》，于 199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按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剑桥中国史》的通例和本书涉及的内容，我们将本卷中译本的书名译为《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本卷分为9章，辽、西夏、金朝的历史各设一章；其他6章专述元朝的历史，另有导言和书目介绍分置前后，全书原文共计864页。
《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本卷也不例外。导言的作者是本卷的两位主编，慕尼黑大学名誉教授傅海波和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崔瑞德。前者是著名的辽、金、元史研究专家，著述颇丰，尤长于金史研究，在本卷中还担任第3章金朝历史的写作；后者则多年来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亦是《剑桥中国史》秦汉、隋唐、明代等卷的主编，在本卷中还与克劳斯-彼得·蒂兹合写了第1章辽朝的历史。第2章西夏史的作者是肯永学院教授邓如萍，她已发表过一些有关西夏历史的论著。特伦顿州立学院教授托马斯·爱尔森主要研究早期蒙古国的历史，故撰写本卷的第4章。第5章的作者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学院教授莫里斯·罗沙比，著有《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等著作，所以专写忽必烈一朝的历史。第6章的作者萧启庆原为新加坡大学教授，现为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著有《元代的军事制度》、《元代史新探》、《蒙元史新研》等著作，此次担任元中期历史的写作，驾轻就熟。堪萨斯大学教授窦德士，主要研究元明思想史和政治史，著有《征服者与儒士》、《儒学与独裁统治》等著作，在本卷中撰写第7章元后期的历史。第8章作者是原在哈佛大学任教、现在米德尔斯伯里学院任教的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教授，她著有《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等著作，所以专述与元代政府和行政管理的有关问题。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牟复礼研究中国史多年，在本卷中写作第9章，专门讨论元朝统治下的社会问题。如本卷原书序言所说，牟复礼还通读了本卷全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应该承认，本卷是《剑桥中国史》中难度较大的一卷，因为它所叙述的辽、西夏、金、元四个王朝，都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研究这些王朝的历史时，既要面临许多语言、文字问题，还要深入研究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多元文化的构成及其相互影响、社会风俗的变化等一系列问题。本卷的编著者对这些问题作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探讨。
多元文化的构成及其相互影响，是10—14世纪中国历史的显著特征，也是本卷各章的作者反复强调和深入探讨的问题，由此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点。他们不仅较详细地论述了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各王朝统治制度的变化，讨论了各族统治者和统治精英对儒学和汉文化的态度；还重点揭示了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文化在各王朝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各种文化的走向，以及这些文化对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此外，来自中亚和欧洲的文化因素，也受到了重视。文化史的研究，尤其是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近年来颇受我国学者的注意，本书在不少方面可资借鉴。
10—14世纪中国境内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本卷中被视为国际关系，宋、辽、西夏、金、元乃至吐蕃、大理之间的通使、通贡和结盟等，均被视为外交关系。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0—14世纪宋、辽、金、西夏、元及吐蕃、大理之间的关系，是国内各政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它们与日本、高丽、东南亚诸国乃至中亚、西亚、欧洲各国的关系，才属于对外关系。事实上，《剑桥中国史》的其他各卷，也采取了同样的处理方法，对此我们是难以同意的。
民族的发展当然是本卷不可能回避的问题，对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的来源和发展，作者都有专门的叙述，但是又不囿于各族族源和具体构成的繁琐考证，应该说，这是本书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在族源问题上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理清主要线索，指出不同的学术观点，给予读者以清晰的印象，是难能可贵的。
本卷注意人物特征和人物间的关系。对于重要人物，如耶律阿保机、嵬名元昊、阿骨打、成吉思汗、忽必烈等，不但叙述其本人的出身和经历，还很注意他们的文化背景，并能认真分析促使其作出重大决策的各种因素。本卷各章经常使用“精英”一词，用来指帮助最高统治者建国或进行统治的群体。对精英的民族构成、文化背景、社会地位、政治倾向等的分析，在各章中都占有一定的比重。这样的叙述，不但使政治史的脉络清晰，而且容易解释各次政治斗争的前因后果。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萧启庆教授撰写的第6章。
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本卷在辽、西夏、金三章都辟专节加以讨论。尽管第4—7章所述元朝历史中都涉及了经济和社会问题，本卷还是专设了两章讨论元代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人口问题也引起了高度重视，尽管资料有限，作者还是尽可能地对10—14世纪人口的发展做出了估计。这方面的论述不乏精彩之处，当然，还大有可以探讨的余地。
与《剑桥中国史》其他卷相同，作者很注意收集以往的研究成果，并且在“书目介绍”中，分别介绍了所写章节的主要史料来源和主要研究成果。“书目介绍” 和所附“书目”，对中国读者了解国内外的研究情况，会有很大的帮助。需要说明的是，本卷各章成稿的时间差距较大，只有少数作者吸收了本世纪90年代初的成果，大多数作者使用的是较早的研究成果。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近十余年来我国辽、西夏、金、元史研究有很大进步，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在本卷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尽管本卷主编在导言中专门谈到了语言问题，特别指出应该注意各种文字资料的使用，但是本卷所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资料并不充分，尤其是西夏史部分，对西夏文资料的应用显然较少；辽、金时期的历史，亦有类似的问题。做的比较好的是蒙古国和元朝的历史，作者注意到了从波斯文、阿拉伯文、藏文文献及欧洲文献中寻找相关资料。国内考古学家近年来对辽、西夏、金、元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发现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文物。本卷编著者曾多次提到了考古和文物资料的重要性，但是在正文叙述中，使用考古和文物资料明显薄弱，对社会生活和科技等方面，本卷的重视显然不够，几乎没有专门的论述，这可以说是一个缺憾。
在翻译过程中，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做了以下技术处理：
（一）书目重排
原书书目按作者英文名字排序，为便于中国读者阅读和检索，我们将所有西文和日文书目仍按原书排序，保留原文，附以汉文译名。中文书目则从原书书目中摘出，分编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古籍和史料，按成书时间先后排列；第二部分为近人研究著述，按著者姓氏笔画排列。各书目录给以统一编号。
（二）注释化简
原书注释所引书目，大多注明了著作出版机构、时间、地点和论文所载刊物等。为减少重复翻译，我们在注释所引书目前均加上该书目的编号，保留作者、篇名、卷号和页码等，删去了著作出版的机构、时间、地点和论文所载刊物。根据所加书目编号，读者可以从书目中查到这些内容。书目介绍的注释，则保留著作出版的时间和地点。
（三）对原书明显错误之处的处理
本卷有一些明显的错误。有的可能是印刷错误，如年代错误、数字错误和所引书的卷数、页码错误等；有的则是史实理解错误。对这些明显的错误，在翻译中，我们都进行了处理。原书中明显的印刷错误，尤其是数字印刷错误，经反复核对后，由译者直接改正，不另加译者注。对翻译过程中发现的明显史实错误，仍按原文译出，附译者注加以说明。
（四）译名
本卷作者大量使用China和Chinese，这是西方学者的习惯用法，有时指中国和中国人，更多则指中原或专指汉人、汉族，所以必须在翻译中加以仔细斟酌，选择合适的译法。本卷作者用“满洲”指今天的东北地区，“蒙古”主要指现在蒙古国的地区，即中国古代常说的“漠北地区”，在翻译中一般改为东北地区和漠北。本卷作者习惯使用“夏国”或“夏”的称呼，为避免引起歧义，一律译为“西夏”。元朝皇帝在本卷中均称为××汗，译文完全照译。其他译名，采用《剑桥中国史》中文译本的通例。
本书的翻译，是从1996年1月开始的，翻译的分工如下：
第六卷序言、图表：史卫民
导言：马晓光
第一章：刘晓、史卫民
第二章：吴玉贵
第三章：定宜庄
第四章：刘晓、陈煜
第五章：何峻
第六章：史卫民
第七章：王湘云
第八章：王湘云
第九章：王湘云
书目介绍：史卫民
书目：陈高华、史卫民、马晓光
审校：陈高华、史卫民、马晓光、石晓
地图：马晓光、史卫民
制图：朱力雅
我们应该特别感谢萧启庆教授，他不仅帮助我们解决了书目中的许多翻译疑难问题，还审改了第6章的译稿。陈学霖、陶晋生、陈得芝、杨讷、刘迎胜、耿昇、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李玠奭、堤一昭等先生亦帮助我们订正了大量的书目译名，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因为涉及的内容复杂，并包含了各种文字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已经出版的《剑桥中国史》各卷中翻译难度最大的一本。我们虽然得到了许多国内外学者的帮助，但还是有一些问题无法解决，留下了少数疑点，并且很可能出现不少翻译错误，希望批评指正。《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是反映90年代以前西方学者研究水平的集大成之作。我们希望该书中文译本的出版，有助于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工作。
本卷分为9章，辽、西夏、金朝的历史各设一章；其他6章专述元朝的历史，另有导言和书目介绍分置前后，全书原文共计864页。
《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本卷也不例外。导言的作者是本卷的两位主编，慕尼黑大学名誉教授傅海波和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崔瑞德。前者是著名的辽、金、元史研究专家，著述颇丰，尤长于金史研究，在本卷中还担任第3章金朝历史的写作；后者则多年来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亦是《剑桥中国史》秦汉、隋唐、明代等卷的主编，在本卷中还与克劳斯-彼得·蒂兹合写了第1章辽朝的历史。第2章西夏史的作者是肯永学院教授邓如萍，她已发表过一些有关西夏历史的论著。特伦顿州立学院教授托马斯·爱尔森主要研究早期蒙古国的历史，故撰写本卷的第4章。第5章的作者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学院教授莫里斯·罗沙比，著有《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时代》等著作，所以专写忽必烈一朝的历史。第6章的作者萧启庆原为新加坡大学教授，现为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著有《元代的军事制度》、《元代史新探》、《蒙元史新研》等著作，此次担任元中期历史的写作，驾轻就熟。堪萨斯大学教授窦德士，主要研究元明思想史和政治史，著有《征服者与儒士》、《儒学与独裁统治》等著作，在本卷中撰写第7章元后期的历史。第8章作者是原在哈佛大学任教、现在米德尔斯伯里学院任教的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教授，她著有《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等著作，所以专述与元代政府和行政管理的有关问题。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牟复礼研究中国史多年，在本卷中写作第9章，专门讨论元朝统治下的社会问题。如本卷原书序言所说，牟复礼还通读了本卷全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应该承认，本卷是《剑桥中国史》中难度较大的一卷，因为它所叙述的辽、西夏、金、元四个王朝，都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研究这些王朝的历史时，既要面临许多语言、文字问题，还要深入研究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多元文化的构成及其相互影响、社会风俗的变化等一系列问题。本卷的编著者对这些问题作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探讨。
多元文化的构成及其相互影响，是10—14世纪中国历史的显著特征，也是本卷各章的作者反复强调和深入探讨的问题，由此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点。他们不仅较详细地论述了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各王朝统治制度的变化，讨论了各族统治者和统治精英对儒学和汉文化的态度；还重点揭示了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文化在各王朝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各种文化的走向，以及这些文化对中国社会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此外，来自中亚和欧洲的文化因素，也受到了重视。文化史的研究，尤其是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近年来颇受我国学者的注意，本书在不少方面可资借鉴。
10—14世纪中国境内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本卷中被视为国际关系，宋、辽、西夏、金、元乃至吐蕃、大理之间的通使、通贡和结盟等，均被视为外交关系。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0—14世纪宋、辽、金、西夏、元及吐蕃、大理之间的关系，是国内各政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它们与日本、高丽、东南亚诸国乃至中亚、西亚、欧洲各国的关系，才属于对外关系。事实上，《剑桥中国史》的其他各卷，也采取了同样的处理方法，对此我们是难以同意的。
民族的发展当然是本卷不可能回避的问题，对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的来源和发展，作者都有专门的叙述，但是又不囿于各族族源和具体构成的繁琐考证，应该说，这是本书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在族源问题上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理清主要线索，指出不同的学术观点，给予读者以清晰的印象，是难能可贵的。
本卷注意人物特征和人物间的关系。对于重要人物，如耶律阿保机、嵬名元昊、阿骨打、成吉思汗、忽必烈等，不但叙述其本人的出身和经历，还很注意他们的文化背景，并能认真分析促使其作出重大决策的各种因素。本卷各章经常使用“精英”一词，用来指帮助最高统治者建国或进行统治的群体。对精英的民族构成、文化背景、社会地位、政治倾向等的分析，在各章中都占有一定的比重。这样的叙述，不但使政治史的脉络清晰，而且容易解释各次政治斗争的前因后果。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萧启庆教授撰写的第6章。
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本卷在辽、西夏、金三章都辟专节加以讨论。尽管第4—7章所述元朝历史中都涉及了经济和社会问题，本卷还是专设了两章讨论元代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人口问题也引起了高度重视，尽管资料有限，作者还是尽可能地对10—14世纪人口的发展做出了估计。这方面的论述不乏精彩之处，当然，还大有可以探讨的余地。
与《剑桥中国史》其他卷相同，作者很注意收集以往的研究成果，并且在“书目介绍”中，分别介绍了所写章节的主要史料来源和主要研究成果。“书目介绍” 和所附“书目”，对中国读者了解国内外的研究情况，会有很大的帮助。需要说明的是，本卷各章成稿的时间差距较大，只有少数作者吸收了本世纪90年代初的成果，大多数作者使用的是较早的研究成果。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近十余年来我国辽、西夏、金、元史研究有很大进步，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在本卷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尽管本卷主编在导言中专门谈到了语言问题，特别指出应该注意各种文字资料的使用，但是本卷所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资料并不充分，尤其是西夏史部分，对西夏文资料的应用显然较少；辽、金时期的历史，亦有类似的问题。做的比较好的是蒙古国和元朝的历史，作者注意到了从波斯文、阿拉伯文、藏文文献及欧洲文献中寻找相关资料。国内考古学家近年来对辽、西夏、金、元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发现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文物。本卷编著者曾多次提到了考古和文物资料的重要性，但是在正文叙述中，使用考古和文物资料明显薄弱，对社会生活和科技等方面，本卷的重视显然不够，几乎没有专门的论述，这可以说是一个缺憾。
在翻译过程中，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做了以下技术处理：
（一）书目重排
原书书目按作者英文名字排序，为便于中国读者阅读和检索，我们将所有西文和日文书目仍按原书排序，保留原文，附以汉文译名。中文书目则从原书书目中摘出，分编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古籍和史料，按成书时间先后排列；第二部分为近人研究著述，按著者姓氏笔画排列。各书目录给以统一编号。
（二）注释化简
原书注释所引书目，大多注明了著作出版机构、时间、地点和论文所载刊物等。为减少重复翻译，我们在注释所引书目前均加上该书目的编号，保留作者、篇名、卷号和页码等，删去了著作出版的机构、时间、地点和论文所载刊物。根据所加书目编号，读者可以从书目中查到这些内容。书目介绍的注释，则保留著作出版的时间和地点。
（三）对原书明显错误之处的处理
本卷有一些明显的错误。有的可能是印刷错误，如年代错误、数字错误和所引书的卷数、页码错误等；有的则是史实理解错误。对这些明显的错误，在翻译中，我们都进行了处理。原书中明显的印刷错误，尤其是数字印刷错误，经反复核对后，由译者直接改正，不另加译者注。对翻译过程中发现的明显史实错误，仍按原文译出，附译者注加以说明。
（四）译名
本卷作者大量使用China和Chinese，这是西方学者的习惯用法，有时指中国和中国人，更多则指中原或专指汉人、汉族，所以必须在翻译中加以仔细斟酌，选择合适的译法。本卷作者用“满洲”指今天的东北地区，“蒙古”主要指现在蒙古国的地区，即中国古代常说的“漠北地区”，在翻译中一般改为东北地区和漠北。本卷作者习惯使用“夏国”或“夏”的称呼，为避免引起歧义，一律译为“西夏”。元朝皇帝在本卷中均称为××汗，译文完全照译。其他译名，采用《剑桥中国史》中文译本的通例。
本书的翻译，是从1996年1月开始的，翻译的分工如下：
第六卷序言、图表：史卫民
导言：马晓光
第一章：刘晓、史卫民
第二章：吴玉贵
第三章：定宜庄
第四章：刘晓、陈煜
第五章：何峻
第六章：史卫民
第七章：王湘云
第八章：王湘云
第九章：王湘云
书目介绍：史卫民
书目：陈高华、史卫民、马晓光
审校：陈高华、史卫民、马晓光、石晓
地图：马晓光、史卫民
制图：朱力雅
我们应该特别感谢萧启庆教授，他不仅帮助我们解决了书目中的许多翻译疑难问题，还审改了第6章的译稿。陈学霖、陶晋生、陈得芝、杨讷、刘迎胜、耿昇、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李玠奭、堤一昭等先生亦帮助我们订正了大量的书目译名，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因为涉及的内容复杂，并包含了各种文字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已经出版的《剑桥中国史》各卷中翻译难度最大的一本。我们虽然得到了许多国内外学者的帮助，但还是有一些问题无法解决，留下了少数疑点，并且很可能出现不少翻译错误，希望批评指正。《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是反映90年代以前西方学者研究水平的集大成之作。我们希望该书中文译本的出版，有助于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工作。
本书是《剑桥中国史》第7卷的中译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此出版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的中译本有：第1卷，《剑桥中国秦汉史》；第3卷，《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0、11卷，《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第14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中华民国史的两卷亦已列入近期出书计划；其余各卷在国外出书后也将尽快翻译出版。
出版15卷的《剑桥中国史》，是一个大项目。在多数学术译著印数不多，经济和印制困难的条件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承担了这一项目，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深表感谢。
本书的翻译仍遵循忠于原文的原则。少数中文资料未能查到原文，照字面回译，则删去引号。为方便读者查阅，在脚注的书名后用[ ]号标出相应的《书目》中的编号；并将《书目》所列条目译为中文。
本书译校分工如下：
张书生 译第1、2、3章和第4章前半
杨品泉 译第5、6章和第4章后半
思炜、张言 译第7、8、9章，整理、翻译《书目》；谢亮生参与了这部分的翻译，并负责全书的统稿、校订工作
黄沫 译第10、11、12章和《书目评注》
我们水平有限，不妥及错误之处敬请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此出版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的中译本有：第1卷，《剑桥中国秦汉史》；第3卷，《剑桥中国隋唐史》；第10、11卷，《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第14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中华民国史的两卷亦已列入近期出书计划；其余各卷在国外出书后也将尽快翻译出版。
出版15卷的《剑桥中国史》，是一个大项目。在多数学术译著印数不多，经济和印制困难的条件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承担了这一项目，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深表感谢。
本书的翻译仍遵循忠于原文的原则。少数中文资料未能查到原文，照字面回译，则删去引号。为方便读者查阅，在脚注的书名后用[ ]号标出相应的《书目》中的编号；并将《书目》所列条目译为中文。
本书译校分工如下：
张书生 译第1、2、3章和第4章前半
杨品泉 译第5、6章和第4章后半
思炜、张言 译第7、8、9章，整理、翻译《书目》；谢亮生参与了这部分的翻译，并负责全书的统稿、校订工作
黄沫 译第10、11、12章和《书目评注》
我们水平有限，不妥及错误之处敬请指正。
《剑桥中国晚清史》于1985年2月出版后，受到学术界重视，报刊上发表过多篇评论文章，引起了对一些问题的探讨。出版后不久，书即售罄。近一两年仍然有读者询问或函购此书，为满足需要，决定重排出版。此次重排改正了编校方面的一些明显错误。
本书上下两卷为《剑桥中国史》第10和第11卷的中译本。本社已出和正在印制的《剑桥中国史》其他卷次的中译本有：
第1卷 《剑桥中国秦汉史》
第3卷 《剑桥中国隋唐史》
第7卷 《剑桥中国明代史》
第12、13卷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
第14卷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
第15卷 《剑桥中国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年》
其他卷次在国外出书后，我们也将尽快翻译出版。
本书上下两卷为《剑桥中国史》第10和第11卷的中译本。本社已出和正在印制的《剑桥中国史》其他卷次的中译本有：
第1卷 《剑桥中国秦汉史》
第3卷 《剑桥中国隋唐史》
第7卷 《剑桥中国明代史》
第12、13卷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
第14卷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
第15卷 《剑桥中国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年》
其他卷次在国外出书后，我们也将尽快翻译出版。
隋帝国的短暂与辉煌：昙花王朝
隋朝在中华帝国的正午时分高调登场，却匆忙谢幕，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一段宛如昙花般脆弱短暂的璀璨辉煌。本书中有隋文帝杨坚的奋斗，万邦来朝的盛世欢歌，隋炀帝杨广的雄心，丞相杨素一家的沉浮，唐公李渊的犹豫和程咬金的粉墨登场……
隋朝在中华帝国的正午时分高调登场，却匆忙谢幕，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一段宛如昙花般脆弱短暂的璀璨辉煌。本书中有隋文帝杨坚的奋斗，万邦来朝的盛世欢歌，隋炀帝杨广的雄心，丞相杨素一家的沉浮，唐公李渊的犹豫和程咬金的粉墨登场……
本书对诸如以美色设计逼迫李渊晋阳起事，玄武门事变的复杂内幕，李世民因纳隋炀帝之女为妾而贻害后朝，皇太子的同性恋问题，武则天专政的历史逻辑、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爱情始末等看似平常的历史事件，因为都处在历史的关键环节中，所以左右了李唐王朝起伏迭荡，作者令人称奇的心得和研判，可以说是扣住了历史的脉门。
从朱元璋的洪武年到朱由检的崇祯年，大明朝已历经十七朝十六位帝王历时二百多年。作为朱明王朝新接任的大掌柜十七岁的崇祯皇帝只是被他接手的烂摊子弄得捉襟见肘一筹莫展，似乎从来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显得全无章法。文死谏武死战，天地经义成了历朝历代文臣武将各死所死死得其所的千古宿命。在某种程度上打败崇祯的其实就是崇祯自己。同样的打败李自成和他的大顺的其实也是他们自己。一个王朝结束了又一个王朝也就是又一次轮回开始了……
这些文章除了唐代政治部分是有计划地研究撰写，还有一些是应人之邀而写外，都是看书时有所发现才动笔。其中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人家没有讲过的作者来讲，当然必须是事关紧要的有用的。不能写”邻猫生子”式的文章。再是人家讲错了的作者来纠正，其中有些是纠正通行教科书的，而和陈寅恪先生异同处就更多。但从方法来讲，仍是受了寅恪先生的启发。而且撰写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习见之书，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这一点，也是继承了寅恪先生以及顾颉刚师等老一辈学人的做法。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 作者:崔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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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农民战争史：顾诚著作系列
《明末农民战争史》是历史学家顾诚先生的经典之作。顾诚从1977年开始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事，1982年冬写成此书，1984年出版发行，广受学界和读书界推崇，初版已脱销多年。
本书从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叙至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失败。基于对史料涸泽而渔式的爬梳（仅方志就参阅了近千部），作者屡有不刊之论推出，尤其对几成定论的所谓“流寇主义”、“起义军封建化”，以及“李自成败退北京的真正原因”等重大历史问题，均有精深独到的见解。另对李岩其人的证伪，对“荥阳大会”的解构等，均不独谨严，亦颇具趣味。
初版之后，顾诚本人曾对书中错漏之处做过一番校订，对书末所附《大顺政权地方官员表》等做了大规模增补。本书再版之际，将上述内容完整呈现；并以代序的形式，收录作者的一篇逸文《我的治学经历》。经家人同意，还精选了数幅照片置于卷首，以资纪念。
本书结构清晰，文字流畅，可读性强，被公推为明清史研究领域之典范佳作。
《明末农民战争史》是历史学家顾诚先生的经典之作。顾诚从1977年开始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事，1982年冬写成此书，1984年出版发行，广受学界和读书界推崇，初版已脱销多年。
本书从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叙至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失败。基于对史料涸泽而渔式的爬梳（仅方志就参阅了近千部），作者屡有不刊之论推出，尤其对几成定论的所谓“流寇主义”、“起义军封建化”，以及“李自成败退北京的真正原因”等重大历史问题，均有精深独到的见解。另对李岩其人的证伪，对“荥阳大会”的解构等，均不独谨严，亦颇具趣味。
初版之后，顾诚本人曾对书中错漏之处做过一番校订，对书末所附《大顺政权地方官员表》等做了大规模增补。本书再版之际，将上述内容完整呈现；并以代序的形式，收录作者的一篇逸文《我的治学经历》。经家人同意，还精选了数幅照片置于卷首，以资纪念。
本书结构清晰，文字流畅，可读性强，被公推为明清史研究领域之典范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