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司马迁著
（宋）裴骃集解
（唐）司马贞索隐
（唐）张守节正义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大部分。《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 《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蓺”。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他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可以说，《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也很高。
司马迁在汉武帝年代担任了太史公，太史公是崇天迷信的汉武帝设立的。集解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後，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汉旧仪》、《西京杂记》等记载了直到汉宣帝的时候，太史公这个官职才改为太史令，不再让司马迁的子孙担任。
司马迁去世之后，《史记》并没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视。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等人开始把《史记》部分内容流传，西汉政府把《史记》正副本都作为宫廷秘籍收藏，阻止该书内容外传，即使诸侯东平王要求朝廷赐书都遭到拒绝，直到东汉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注释方面，南朝宋的裴骃著有《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旧注本，唐朝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有很多新见地，唐朝的张守节用毕生精力写成《史记正义》，成就较高。
该书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朝的《二十一史》本、清朝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参考价值都很高。清朝同治年间有金陵书局的刻本。1959年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校勘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重新作了校点。... ...
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据司马迁说，《史记》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 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 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近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民国，鲁迅）。司马迁是西汉夏阳龙门人。夏阳，县名，今韩城，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字。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著作。它的主体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其中列传是全书的精华。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对《史记》的研究与考证
《史记》在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
裴骃，裴松之的儿子，字龙驹。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著称于世。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裴骃为《史记》作注而垂名于中国史坛。他反复研究《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裨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终于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与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我们注意到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这与我们对待《史记》的态度大不相同。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
《考证》资料丰富还表现在《正义》佚文整理上。三家注原各自单独成书，自宋代合刻于《史记》正文下，妄加删削，大失原貌，尤以张守节《正义》最为严重，后世通行本《史记》三家注皆袭此。可是张书既不像《索隐》有单刻本流传，也不像《集解》有宋版《史记》集解本存世，以致佚文极难搜集。泷川从日本所藏几种古本《史记》校记中，辑得《正义》佚文一千二三百条，补入书内。这些资料有人认为并非全部是张书原文，但它们对探求《正义》原貌或理解《史记》，俱有裨益。《考证》内容繁富。裴骃等三家注解一般局限于就事论事，泷川却综合历代研究成果，联比考索，对史实、文字、词语进行考辨、校订、解释，从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异正误、疑难文句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误，等等。对前人未加解说或解之未详的亦往往加以考说。再《史记》一书，多采旧典。泷川常于正文之下，指出此事见于某书；与他书文字有异，也予注明。由于《左传》、《国语》、先秦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处，几乎逐节逐事交待明白，便于溯本求源，比勘研究。《考证》特别注重地理，每一地名，必注今地名，有助于了解事件的演变和人物的活动。此外，正文、注文全部断句，这在标点本未问世之前，不能不说是一项成果。
全书末附有泷川所撰《史记总论》，论述了司马迁事历和《史记》作书资料、体例、流传、演变、版本等事，不失为研究司马迁其人其书的有用材料。
应当指出，《考证》一书是有缺点的，有的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资料方面仍有遗漏，黄震、鲍彪、吴师道、张鹏一、雷学淇等人说法就未罗致。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金石文字和近人论著汲取不多，甚至连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也只字未载。其次在材料抉择去取之间，也有偏守一说、疏漏失当之处；从而摘引某些评论，既违背考证体例，见解又颇为迂腐。在某些问题上，则徘徊两可，甚少发明。再次，泷川资言在训诂方面，有时失于强自为解，断句亦有失误。但从总体讲，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虽于六十年代影印问世，却已部分残缺，其他《史记》校证，固不乏精审之作，然未成书，因此《考证》纵然有不少缺点，仍瑕不掩瑜。在当前《史记》新集释性注本未出现之前，《考证》堪称是资料最丰富的《史记》注本，是研治《太史公书》和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
《考证》虽参校了一些本子，可是不作校记而径改径补。后来水泽利忠在五十年代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其阙。它以《考证》本为底本，广校众本达三十多种，参考中日校记资料近四十种。其中宋本八种、元本二种、日本古本四种、炖煌写本残卷三种、日本古抄本残卷十几种，现存版本网罗殆尽。
《考证》辑录《正义》佚文，省略出处，《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据二十多种日本古抄本校记等资料增辑《正义》佚文二百余条，其中保存了少数失传的古书文字。同时对《考证》迻录三家注张冠李戴错误，也加以订正。 汇集历代学者的注释，加上他自己的考证，内容相当丰富，造诣非浅。
自汉代至清代，《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他们所举较为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
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 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从文学研究来看,因时代文化环境与研究者知识场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学者多侧重于感性的直观式评点的单篇读感,缺少具有综合性、逻辑性的宏观义理阐释和文、史兼顾的文学本体论分析。20世纪以来, 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进化论影响了一个世纪的学者,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结合西方史学学理与方法,考证精严,论断谨慎,逻辑分析严密,极大地推动了大陆《史记》从"史料学"到"《史记》学"的进展,突破性成果较多。例如王国维首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从王国维与郭沫若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到陈直的《史记新证》,都可看出考古文献得到了极大利用。而这一百年的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学者借鉴西方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学理,又带动了司马迁人格与社会、民族、民俗思想的更进一层研究,而《史记》的文学研究仍是百年来的重头戏。
有关《史记》的工具书，以前述《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稿本和未见传本目录、有关《史记》的非专门著作日录、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的文字条目、外国研究论文和专著目录等，甚为详备。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史记索引》、钟华《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等书。其中黄福銮《史记索引》对查索《史记》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词汇及习俗语，最为有用。其中多文选入语文书。
1959年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校勘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重新作了校点，适用于当代的读者。
《史记》考证著作一览
全书共有130篇。其中“本纪”12篇，以各代帝王为中心，记述每一朝代的兴衰和重要政治事件，“表”10篇，有“世表”、“年表”、“月表”，以表格的形式，标明错综复杂的史实；“书”8篇，叙述和记载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制度的源流和变化；“世家”30篇，记述诸候事迹及其世系；“列传”70 篇，大多数是人物传记，有单传，也有二人的合传，还有以类相从的类传，记载了贵族、交相、官吏、策士、政治等各阶层人物的活动。
史记佚文1卷(清王仁俊辑)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1页
史记正讹3卷（清王元启）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881-927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 585-598页 乾隆四十年刊本
订正史记真本凡例(宋洪遵) 学海类编本 逊敏堂丛书本 此伪书
史记阙篇补篇考(清汪继培、孙同元) 诂经精舍文初集卷8 汪文又见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2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2-4页
史记索隐30卷(唐司马贞) 汲古阁本 扫叶山房刊本 广雅书局刊本
小司马索隐注误1卷(明杨慎) 升庵文集卷47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5页
史记正义(清谭师吉辑) 抄本 此书据王本史记摘出，并博考他书所引，为之补漏订误。光绪初年，稿本归苏州艺海堂书肆，见叶廷琯吹网录。日本人作会注考证时所云得旧抄本史记正义，疑即此书。
史记正义校补(近人高步瀛) 稿本
史记辨惑11卷(金王若虚) 滹南遗老集卷9-19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6-49页
史记考要10卷(明柯维骐) 嘉靖20年刊本
史诠5卷(明程一枝) 万历7年刊本 一枝曾助凌稚隆编史记评林
读史随笔1卷(明陈懿典) 学海类编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影印本，题“读史漫笔”，50-55页
史记注补正(清方苞) 抗希堂全集本 广雅书局刊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56页—83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875-902页
史记评语1卷(清方苞) 戴钧衡刊望溪全集 集外文补遗卷2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84-91页
史记考证7卷(清杭世骏) 道古堂外集卷7-13 已散见殿本各卷考证中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92-158页影印道古堂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517-583页影印民国刻本
读史记札记1卷(清潘永秀) 昭代丛书丁集补本
史记志疑36卷附录3卷(清梁玉绳) 清白士集本 广雅书局刊本 光绪14年馀姚朱氏刊本史学丛书一集影印广雅本无附录 丛书集成第148-159册 清儒多推重此书，惟李慈铭讥其强解三代以上事。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159-517页缩印
读史记杂志(清王念孙) 读书杂志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518-620页
史记疏证60卷(清沈钦韩) 北京图书馆有抄本
史记评注12卷(清牛运震) 空山堂全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621-897页
补史记注130卷(清钱土占) 未刊 临卒，以稿授松筠，见汉学师承记卷3.
史记辨证10卷(清尚镕) 道光10年刊持雅堂全集本 同治中重刊全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898-931页，前附重刻持雅堂全集序（萧浚兰）
史记集说130卷(清程馀庆) 1918年石印本 此书成于道光19年，向无刊本，石印甚简陋，遂不为世重。
史记校2卷(清王筠) 故宫博物院铅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932-973页题民国24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校印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419-460页民国24年印本
史记纪疑2卷(清刘青芝) 刘氏传家集本
史记蠡测1卷(清林伯桐) 修本堂丛书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974-988页
史记拾遗7册(清林茂春) 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引书止经籍篹诂，成书当在嘉庆以后。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659-874页稿本
史记毛本正误1卷(清丁晏) 颐志斋丛书本 广雅书局刊本 丛书集成第147册 此正汲古阁刊本史记集解之误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989-993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1027-？页 广雅本
景佑本史记校勘记（龙良楝）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925-1026页台湾影印本
校史记杂识(清钱泰吉) 甘泉乡人稿卷5
读史记1卷(清许玉 ) 苏州图书馆藏稿本
史记正义佚文纂录（近人李蔚芬）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195-231页影民国刻本
史记正义佚文辑校（今人张衍田）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5卷(清张文虎) 金陵书局刊本 文泱：中华书局1977年整理点校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71-194页同治11年金陵局本
史记札记(清郭嵩焘) 1957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读史记日记两种(清李德基 朱锦绶) 学古堂日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994-995页牛锦绶读史记日记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 李德基 399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朱锦绶413-418页 雷浚等编光绪刻本
读史记日记3卷(近人沈惟贤) 学古堂日记本
史记札记2卷(清李慈铭) 1928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71-79页
点勘史记130卷(清吴汝纶) 1920年南宫邢氏刊本 1915年都门书局铅印本 此书一评文为主，间附考证语极精。
史记散笔2卷(清于鬯)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史记校勘札记130卷论例1卷补1卷(清刘光蕡等) 光绪21年陕甘味经书院刊本
史记校注（佚名）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599-658页民国影印本
读史诤言4卷(清章诒燕) 江阴先哲遗书本
史记私笺1卷(清鹿兴世) 光绪28年山西高平县刊本
史记新斠注(清张森楷) 南京图书馆藏稿本
史记探源8卷(近人崔适) 宣统二年崔氏觯庐刊本 北京大学铅印本 辨证史记之窜乱，以今文家言为主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1-70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1-70页宣统二年刻本
史记发微(近人杨赞襄) 1910年成都石印本
读史记蠡述（李澄宇）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847-880页
史记识误(近人周尚木) 1928年石印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461-516页 民国17年石印本
史记三家注补正8卷(近人瞿方梅) 学衡第40、45、55、57、58期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80-125页
史记解诂(近人吴国泰) 1933年成都居易簃丛著本
史记纪年考(近人刘坦) 1937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126-461页
史记考索(近人朱世榛──溱？) 1947年开明书店铅印本 文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朱东润)
史记旧注评议13卷(近人王骏图撰王骏观续) 1947年铅印本
史记订补8卷(近人李笠) 1924年自刊本 又有史记订补之馀，见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卷1号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462-556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233-331页 民国13年刻本
史记会注考证130卷(日本泷川龟太郎) 日本印本 1954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文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缩印本
史记会注考证驳议(近人鲁实先) 1940年长沙湘芬书局铅印本 文泱：岳麓书社1986.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557-605页
史记书录(今人贺次君) 1958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读史记十表10卷(清汪越撰徐克范补) 雍正元年刊本 1927年南陵徐氏影印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删史记原文第1册 据原刊本
史记六国表新校正1卷(近人陈汉章) 浙江图书馆藏稿本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正讹1卷(清王元启) 广雅书局刊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1册（题：史记月表正伪）据广雅书局刊本
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校补1卷(清卢文弨) 群书拾补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1册
史表功比说1卷附侯第表(清张锡瑜) 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一集影印广雅本 丛书集成第160册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606-？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902-924页 广雅书局刊本
楚汉帝月表1卷(明吴非) 贵池先哲遗书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1册据刘氏唐石簃贵池先哲遗书本
《史记》的贡献与特点
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 ”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
（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
（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后世评价
《史记》的诞生，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作者受到当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的历史观是唯上唯心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作品内容的历史真实性与全面性受到一定的影响。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 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
《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史记》固然"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开创了史学的种种先河，也堪称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但《史记》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它的平民立场。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陈胜曾经在田间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候，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侠们和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赞誉有加、不胜神往……《史记》就是这样以平民的立场、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感看历史、写历史、评说历史，从而第一次给历史以真实可亲的面目，第一次给那些值得尊敬的灵魂们以尊严。清朝诗人宋湘曾经有句诗说："史有龙门诗少陵"，《史记》中所透出的民间精神，再现在杜甫那些忧国忧民的不朽诗作中，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力量源泉。
《史记》是中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
史记与戏剧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戏剧的形成与成熟《史记》的内容与艺术也影响到戏剧创作.例如下列各类戏剧作品,均取材与《史记》。
1.宋元戏文:
赵氏孤儿报冤记
2.元明杂剧:
(1)冤报冤赵氏孤儿(元 纪君祥)
(2)卓文君私奔相如(明 朱权)
(3)灌将军使酒骂座记(明 叶宪祖)
3.明清传奇:
(1)窃符记
(2)易水歌(清 徐沁)
4. 地方戏及新编历史剧
(1)搜孤救孤(京剧)
(2)卧薪尝胆(汉剧 越剧)
(3)和氏璧(同州梆子)
(4)完壁归赵(京剧)
(5) 鸿门宴(京剧 川剧 汉剧 秦腔)
(6)萧何月下追韩信(京剧 川剧 汉剧 秦腔)
(7)霸王别姬(京剧)
(8)大风歌(话剧)
（宋）裴骃集解
（唐）司马贞索隐
（唐）张守节正义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大部分。《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 《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蓺”。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他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可以说，《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也很高。
司马迁在汉武帝年代担任了太史公，太史公是崇天迷信的汉武帝设立的。集解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後，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汉旧仪》、《西京杂记》等记载了直到汉宣帝的时候，太史公这个官职才改为太史令，不再让司马迁的子孙担任。
司马迁去世之后，《史记》并没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视。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等人开始把《史记》部分内容流传，西汉政府把《史记》正副本都作为宫廷秘籍收藏，阻止该书内容外传，即使诸侯东平王要求朝廷赐书都遭到拒绝，直到东汉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注释方面，南朝宋的裴骃著有《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旧注本，唐朝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有很多新见地，唐朝的张守节用毕生精力写成《史记正义》，成就较高。
该书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朝的《二十一史》本、清朝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参考价值都很高。清朝同治年间有金陵书局的刻本。1959年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校勘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重新作了校点。... ...
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据司马迁说，《史记》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 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 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近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民国，鲁迅）。司马迁是西汉夏阳龙门人。夏阳，县名，今韩城，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字。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著作。它的主体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其中列传是全书的精华。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对《史记》的研究与考证
《史记》在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
裴骃，裴松之的儿子，字龙驹。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著称于世。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裴骃为《史记》作注而垂名于中国史坛。他反复研究《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裨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终于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与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我们注意到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这与我们对待《史记》的态度大不相同。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
《考证》资料丰富还表现在《正义》佚文整理上。三家注原各自单独成书，自宋代合刻于《史记》正文下，妄加删削，大失原貌，尤以张守节《正义》最为严重，后世通行本《史记》三家注皆袭此。可是张书既不像《索隐》有单刻本流传，也不像《集解》有宋版《史记》集解本存世，以致佚文极难搜集。泷川从日本所藏几种古本《史记》校记中，辑得《正义》佚文一千二三百条，补入书内。这些资料有人认为并非全部是张书原文，但它们对探求《正义》原貌或理解《史记》，俱有裨益。《考证》内容繁富。裴骃等三家注解一般局限于就事论事，泷川却综合历代研究成果，联比考索，对史实、文字、词语进行考辨、校订、解释，从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异正误、疑难文句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误，等等。对前人未加解说或解之未详的亦往往加以考说。再《史记》一书，多采旧典。泷川常于正文之下，指出此事见于某书；与他书文字有异，也予注明。由于《左传》、《国语》、先秦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处，几乎逐节逐事交待明白，便于溯本求源，比勘研究。《考证》特别注重地理，每一地名，必注今地名，有助于了解事件的演变和人物的活动。此外，正文、注文全部断句，这在标点本未问世之前，不能不说是一项成果。
全书末附有泷川所撰《史记总论》，论述了司马迁事历和《史记》作书资料、体例、流传、演变、版本等事，不失为研究司马迁其人其书的有用材料。
应当指出，《考证》一书是有缺点的，有的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资料方面仍有遗漏，黄震、鲍彪、吴师道、张鹏一、雷学淇等人说法就未罗致。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金石文字和近人论著汲取不多，甚至连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也只字未载。其次在材料抉择去取之间，也有偏守一说、疏漏失当之处；从而摘引某些评论，既违背考证体例，见解又颇为迂腐。在某些问题上，则徘徊两可，甚少发明。再次，泷川资言在训诂方面，有时失于强自为解，断句亦有失误。但从总体讲，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虽于六十年代影印问世，却已部分残缺，其他《史记》校证，固不乏精审之作，然未成书，因此《考证》纵然有不少缺点，仍瑕不掩瑜。在当前《史记》新集释性注本未出现之前，《考证》堪称是资料最丰富的《史记》注本，是研治《太史公书》和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
《考证》虽参校了一些本子，可是不作校记而径改径补。后来水泽利忠在五十年代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其阙。它以《考证》本为底本，广校众本达三十多种，参考中日校记资料近四十种。其中宋本八种、元本二种、日本古本四种、炖煌写本残卷三种、日本古抄本残卷十几种，现存版本网罗殆尽。
《考证》辑录《正义》佚文，省略出处，《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据二十多种日本古抄本校记等资料增辑《正义》佚文二百余条，其中保存了少数失传的古书文字。同时对《考证》迻录三家注张冠李戴错误，也加以订正。 汇集历代学者的注释，加上他自己的考证，内容相当丰富，造诣非浅。
自汉代至清代，《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他们所举较为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
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 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从文学研究来看,因时代文化环境与研究者知识场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学者多侧重于感性的直观式评点的单篇读感,缺少具有综合性、逻辑性的宏观义理阐释和文、史兼顾的文学本体论分析。20世纪以来, 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进化论影响了一个世纪的学者,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结合西方史学学理与方法,考证精严,论断谨慎,逻辑分析严密,极大地推动了大陆《史记》从"史料学"到"《史记》学"的进展,突破性成果较多。例如王国维首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从王国维与郭沫若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到陈直的《史记新证》,都可看出考古文献得到了极大利用。而这一百年的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学者借鉴西方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学理,又带动了司马迁人格与社会、民族、民俗思想的更进一层研究,而《史记》的文学研究仍是百年来的重头戏。
有关《史记》的工具书，以前述《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稿本和未见传本目录、有关《史记》的非专门著作日录、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的文字条目、外国研究论文和专著目录等，甚为详备。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黄福銮《史记索引》、钟华《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等书。其中黄福銮《史记索引》对查索《史记》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词汇及习俗语，最为有用。其中多文选入语文书。
1959年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校勘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重新作了校点，适用于当代的读者。
《史记》考证著作一览
全书共有130篇。其中“本纪”12篇，以各代帝王为中心，记述每一朝代的兴衰和重要政治事件，“表”10篇，有“世表”、“年表”、“月表”，以表格的形式，标明错综复杂的史实；“书”8篇，叙述和记载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制度的源流和变化；“世家”30篇，记述诸候事迹及其世系；“列传”70 篇，大多数是人物传记，有单传，也有二人的合传，还有以类相从的类传，记载了贵族、交相、官吏、策士、政治等各阶层人物的活动。
史记佚文1卷(清王仁俊辑)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1页
史记正讹3卷（清王元启）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881-927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 585-598页 乾隆四十年刊本
订正史记真本凡例(宋洪遵) 学海类编本 逊敏堂丛书本 此伪书
史记阙篇补篇考(清汪继培、孙同元) 诂经精舍文初集卷8 汪文又见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2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2-4页
史记索隐30卷(唐司马贞) 汲古阁本 扫叶山房刊本 广雅书局刊本
小司马索隐注误1卷(明杨慎) 升庵文集卷47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5页
史记正义(清谭师吉辑) 抄本 此书据王本史记摘出，并博考他书所引，为之补漏订误。光绪初年，稿本归苏州艺海堂书肆，见叶廷琯吹网录。日本人作会注考证时所云得旧抄本史记正义，疑即此书。
史记正义校补(近人高步瀛) 稿本
史记辨惑11卷(金王若虚) 滹南遗老集卷9-19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6-49页
史记考要10卷(明柯维骐) 嘉靖20年刊本
史诠5卷(明程一枝) 万历7年刊本 一枝曾助凌稚隆编史记评林
读史随笔1卷(明陈懿典) 学海类编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影印本，题“读史漫笔”，50-55页
史记注补正(清方苞) 抗希堂全集本 广雅书局刊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56页—83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875-902页
史记评语1卷(清方苞) 戴钧衡刊望溪全集 集外文补遗卷2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84-91页
史记考证7卷(清杭世骏) 道古堂外集卷7-13 已散见殿本各卷考证中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92-158页影印道古堂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517-583页影印民国刻本
读史记札记1卷(清潘永秀) 昭代丛书丁集补本
史记志疑36卷附录3卷(清梁玉绳) 清白士集本 广雅书局刊本 光绪14年馀姚朱氏刊本史学丛书一集影印广雅本无附录 丛书集成第148-159册 清儒多推重此书，惟李慈铭讥其强解三代以上事。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159-517页缩印
读史记杂志(清王念孙) 读书杂志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518-620页
史记疏证60卷(清沈钦韩) 北京图书馆有抄本
史记评注12卷(清牛运震) 空山堂全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621-897页
补史记注130卷(清钱土占) 未刊 临卒，以稿授松筠，见汉学师承记卷3.
史记辨证10卷(清尚镕) 道光10年刊持雅堂全集本 同治中重刊全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898-931页，前附重刻持雅堂全集序（萧浚兰）
史记集说130卷(清程馀庆) 1918年石印本 此书成于道光19年，向无刊本，石印甚简陋，遂不为世重。
史记校2卷(清王筠) 故宫博物院铅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932-973页题民国24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校印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419-460页民国24年印本
史记纪疑2卷(清刘青芝) 刘氏传家集本
史记蠡测1卷(清林伯桐) 修本堂丛书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974-988页
史记拾遗7册(清林茂春) 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引书止经籍篹诂，成书当在嘉庆以后。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659-874页稿本
史记毛本正误1卷(清丁晏) 颐志斋丛书本 广雅书局刊本 丛书集成第147册 此正汲古阁刊本史记集解之误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989-993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1027-？页 广雅本
景佑本史记校勘记（龙良楝）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925-1026页台湾影印本
校史记杂识(清钱泰吉) 甘泉乡人稿卷5
读史记1卷(清许玉 ) 苏州图书馆藏稿本
史记正义佚文纂录（近人李蔚芬）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195-231页影民国刻本
史记正义佚文辑校（今人张衍田）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5卷(清张文虎) 金陵书局刊本 文泱：中华书局1977年整理点校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71-194页同治11年金陵局本
史记札记(清郭嵩焘) 1957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读史记日记两种(清李德基 朱锦绶) 学古堂日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994-995页牛锦绶读史记日记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 李德基 399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朱锦绶413-418页 雷浚等编光绪刻本
读史记日记3卷(近人沈惟贤) 学古堂日记本
史记札记2卷(清李慈铭) 1928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71-79页
点勘史记130卷(清吴汝纶) 1920年南宫邢氏刊本 1915年都门书局铅印本 此书一评文为主，间附考证语极精。
史记散笔2卷(清于鬯)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史记校勘札记130卷论例1卷补1卷(清刘光蕡等) 光绪21年陕甘味经书院刊本
史记校注（佚名）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599-658页民国影印本
读史诤言4卷(清章诒燕) 江阴先哲遗书本
史记私笺1卷(清鹿兴世) 光绪28年山西高平县刊本
史记新斠注(清张森楷) 南京图书馆藏稿本
史记探源8卷(近人崔适) 宣统二年崔氏觯庐刊本 北京大学铅印本 辨证史记之窜乱，以今文家言为主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1-70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1-70页宣统二年刻本
史记发微(近人杨赞襄) 1910年成都石印本
读史记蠡述（李澄宇）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847-880页
史记识误(近人周尚木) 1928年石印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461-516页 民国17年石印本
史记三家注补正8卷(近人瞿方梅) 学衡第40、45、55、57、58期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80-125页
史记解诂(近人吴国泰) 1933年成都居易簃丛著本
史记纪年考(近人刘坦) 1937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126-461页
史记考索(近人朱世榛──溱？) 1947年开明书店铅印本 文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朱东润)
史记旧注评议13卷(近人王骏图撰王骏观续) 1947年铅印本
史记订补8卷(近人李笠) 1924年自刊本 又有史记订补之馀，见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卷1号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462-556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233-331页 民国13年刻本
史记会注考证130卷(日本泷川龟太郎) 日本印本 1954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文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缩印本
史记会注考证驳议(近人鲁实先) 1940年长沙湘芬书局铅印本 文泱：岳麓书社1986.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557-605页
史记书录(今人贺次君) 1958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读史记十表10卷(清汪越撰徐克范补) 雍正元年刊本 1927年南陵徐氏影印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删史记原文第1册 据原刊本
史记六国表新校正1卷(近人陈汉章) 浙江图书馆藏稿本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正讹1卷(清王元启) 广雅书局刊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1册（题：史记月表正伪）据广雅书局刊本
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校补1卷(清卢文弨) 群书拾补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1册
史表功比说1卷附侯第表(清张锡瑜) 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一集影印广雅本 丛书集成第160册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606-？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902-924页 广雅书局刊本
楚汉帝月表1卷(明吴非) 贵池先哲遗书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1册据刘氏唐石簃贵池先哲遗书本
《史记》的贡献与特点
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 ”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
（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
（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后世评价
《史记》的诞生，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作者受到当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的历史观是唯上唯心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作品内容的历史真实性与全面性受到一定的影响。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 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
《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史记》固然"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开创了史学的种种先河，也堪称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但《史记》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它的平民立场。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陈胜曾经在田间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候，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侠们和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赞誉有加、不胜神往……《史记》就是这样以平民的立场、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感看历史、写历史、评说历史，从而第一次给历史以真实可亲的面目，第一次给那些值得尊敬的灵魂们以尊严。清朝诗人宋湘曾经有句诗说："史有龙门诗少陵"，《史记》中所透出的民间精神，再现在杜甫那些忧国忧民的不朽诗作中，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力量源泉。
《史记》是中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
史记与戏剧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戏剧的形成与成熟《史记》的内容与艺术也影响到戏剧创作.例如下列各类戏剧作品,均取材与《史记》。
1.宋元戏文:
赵氏孤儿报冤记
2.元明杂剧:
(1)冤报冤赵氏孤儿(元 纪君祥)
(2)卓文君私奔相如(明 朱权)
(3)灌将军使酒骂座记(明 叶宪祖)
3.明清传奇:
(1)窃符记
(2)易水歌(清 徐沁)
4. 地方戏及新编历史剧
(1)搜孤救孤(京剧)
(2)卧薪尝胆(汉剧 越剧)
(3)和氏璧(同州梆子)
(4)完壁归赵(京剧)
(5) 鸿门宴(京剧 川剧 汉剧 秦腔)
(6)萧何月下追韩信(京剧 川剧 汉剧 秦腔)
(7)霸王别姬(京剧)
(8)大风歌(话剧)
又称前汉书，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东汉班固撰，主要记述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
《汉书》的编著者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自幼聪敏”，“九岁能属文，诵诗赋”；成年后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它编写续篇。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3—54）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二十几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史记》的巨作——《史记后传》。就在班固着手编撰《汉书》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皇帝下诏收捕，班固被关进了京兆监狱，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担心他受委屈而难以自明，便上书，在汉明帝面前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之处。兰台的令史共有六名，秩六百石，掌管和校定图书是其职责。
《汉书》出版以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学者争相传诵，《汉书》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这两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长班固死后独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谦逊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班昭的学问十分精深，当时的大学者马融，为了请求班昭的指导，还跪在东观藏书阁外，聆听班昭的讲解呢！班昭年逾古稀而逝，皇太后为她素服举哀。
《汉书》包括帝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前206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23年）。
《汉书》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如补立《惠帝纪》，补叙了当时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诸传，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此外，于贾谊、晁错、韩安国等传中，增补了不少诏令奏疏。其中，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为著名。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封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部书中所用材料，第一是根据他父亲所写，又根据其他人如刘向、刘歆、扬雄、冯商、史岑诸人。在《汉书·艺文志》里有一书称《著记》一百九十卷，此是汉廷史官所撰，或许亦为班固撰《汉书》时所采用。而在葛洪《抱朴子》里有一段话说：“家有刘子骏汉书百余卷。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沫得成而亡，故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试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其所不取者二万余言而已。”此谓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者，亦可说只是一些札记。故谓他“编录汉事”，殆是一条一条一段一段地编录。而以此一百多卷的编录本来校班固的《汉书》，几是全部采取了刘子骏的编录，没有用的只有两万多字。葛洪这段话，不像是随便造说，可是当好好审读。第一，刘歆书只是个杂录，非有成书。第二，说“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此语可分两个讲法。一是班固《汉书》完全抄了刘歆；一是刘歆《汉书杂录》，为班固完全抄了。此两讲法大不同，我们绝不能说班固《汉书》“全取刘书”，明明他父亲就写了几十篇传。但刘歆的编录，班固却全抄了，不抄的只有二万多字。刘歆乃西汉末年一位大学者，他编录了一百多卷材料，全为班固所取，那亦必是很重要的。至于《汉著记》一百多卷中间材料如何，我们无法知道。若说如孔子以前的“未修春秋”，那恐未必然。而刘歆在西汉学术上的地位，则或许还应在扬雄之上，决不输过班彪。班固花了几十年工夫，凭借他父亲及刘扬编录下的许多好材料在那里，倘使诸位今天要写一部民国史，而从前有人先有一部笔记预备写民国史的留给你，那自然用处就大了！刘歆所录下的材料总是很有用。试举一例，《汉书》里特别详及谷永。此人对刘欲发生着大影响，在《刘向、歆父子年谱》里，说谷永是当时大儒，汉代后半期的政治思想，此人影响非常大。刘歆助养代汉，自有一套政治思想作底，非如后来魏晋篡位之比。今《汉书》里谷永材料特别多，或许正是刘歆所编录也不可知。
我们批评《汉书》内容，同时就该批评到班固这个人。书的背后必该有人，读其书不问其书作者之为人，决非善读书者。诸位不要认为书写出便是。如他写了一部历史书，他便是个史学家，此固不错。但我们也得反过来看，因他是个史学家，才能写出一部历史。而且我们也不要认为每一作者之能事，尽只在他写的书上。孔子之为人，不能说专在写《春秋》。周公之为人，也不能说专在《西周书》里几篇与他有关的文章上。司马迁写下了一部《史记》，但尽管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在《史记》里不能写进去。我们要根据《史记》来了解司马迁一个活的人，若我们只读《史记》，而不问司马迁其人，即是忽略了《史记》精神之某一方面，或许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若我们来讲人的话，则班固远不如司马迁多了。在后代中国，唐以前多看重《汉书》，宋以后始知看重《史记》。郑樵《通志》里说：“班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在《文选》里班固有《两都赋》、《幽通赋》等，故而说他是“浮华之士”。但若说他“全无学术，专事剽窃”，那话或许讲得过分些。写史当然要抄书，太史公《史记》也何尝不是从旧史料中抄来。《汉书》最后一篇《叙传》，正是学《史记》里的《太史公自序》。但《太史公自序》把他写书归之其父之遗命，即在《报任少卿书》中亦然。而班固的《叙传》却并没有讲到他父亲，说他自己的《汉书》只是承续父业。有人为班固辩护，在《汉书》里也曾称到他父亲，而称“司徒椽班彪”。看这五字，便见与司马迁不同。司马迁称他父亲为太史“公”，不直称太史令，又更不著姓名，那见是司马迁之尊亲。而班固称他父亲便直呼“司徒椽班彪”，这可说是班固的客观史笔吗？班固写《汉书》，或说开始固是继续着他父亲的写下，后来则是奉了朝廷诏旨而写，因此他不能说我这书是继续父亲的，这也是强为辩护。无论怎么讲，总觉得班马两人有不同。班固明明是继承父业，而把父业抹去了，在他《叙传》里没有大书特书地把他父亲写出来，单拿这一点论，郑樵称之为“浮华之士”，实不为过。
当时有人说班固写《汉书》有“受金之谤”。别人贿赂他，希望写一篇好传，或者把坏事情少写几句，这话见于刘知几《史通》。当然是相传下来有此话，所以刘知几《史通》也讲到了。在先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在《史传篇》里已为班固辩诬，说“征贿鬻笔之愆”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能根据这些来批评《汉书》。可是郑樵《通志》又说，东汉肃宗曾对窦宪说：重视班固而忽略了崔骃，那是不识人，等于叶公之好龙。平心而论，班固在人品上学术上或许不如崔骃，是可能的。然而《汉书》一出，“当事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在王充的《论衡》里也就屡次提到班固《汉书》，可是后来又有人说王充看见了班固，那时班固还是一小孩子，王充摸着他头说：这个小孩将来要做大事！这就不可靠，不过王充曾称赞过《汉书》则是事实。只举一人，后来写《后汉书》的范晔，在他的《后汉书》里便有班彪班固的传，他曾批评司马迁班固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这十字，十分有道理。司马迁的文章“直”，而事则“核”，是经得起考据和批评的。当然《史记》里也有事情讲错的，不晓得多少，大体言之，文直事核，纵有忽略，也可原谅。“赡”就不如“直”，“详”亦不如“核”。若使文赡而不真，事详而不核，那就要不得。范晔接着又说：“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此说《汉书》叙事不过激也不诡异，不把一人一事过分压低，或过分抬高。“赡而不秽”，是说整齐干净不脏乱。“详而有体”是说每事本末始终，表里精粗都有体。故能“使读之者亹亹不厌”，《汉书》能成大名，确有道理。范蔚宗此一批评却很好。但范氏又说：“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轻仁义，贱守节。”此数句却批评得甚为严重。这些病痛，当知并不在行文与叙事之技巧上，而在作者自己的见识与人格修养上。诸位如读太史公书，即如《魏公子列传》、《平原君列传》、《刺客列传》之类，此等文字，皆非《战国策》书中所有，乃大史公特自写之，而使人读了无不兴会淋漓，欢欣鼓舞，想见其人。《汉书》中此等文字绝找不到。诸位且把《汉书》从头到尾翻一遍，何处见他排死节？何处见他否正直？例如《龚胜传》，他是汉末一死节之士，而班固说他“竟夭天年”，这岂不是说照理还该活，而死节转贻讥了吗？又如王陵、汲黯，此两人，太史公《史记》里都有，《汉书》称他们为“戆”。又如《王章传》，那也是能杀身成仁的，而班固批评他说：“不论轻重，以陷刑戮”。又如《何武传》，班固说：“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既怕危殆，自然也只有依世。又如《翟义传》，班固批评他“义不量力，以覆其宗”。即观上举诸例，可见班氏《汉书》不是无是非，而是把是非颠倒了。范蔚宗说他“轻仁义，贱守节”，一点也不冤枉。而他还要说司马迁“博物洽闻”，而“不能以智免极刑”。但班氏自己也岂不死在牢狱里。司马迁乃是为李陵辩护，而班固则投在窦宪门下。两两相比，大不相同。但他总不失为有才、能文，也花了一辈子工夫，《汉书》也是写得好。在魏晋南北朝唐初，群认《汉书》是部好书，正为那时人都讲究做文章。后来韩柳古文兴起，文学眼光不同，对《史》《汉》高下看法亦不同。上引范蔚宗论《汉书》，本亦承之华峤，而傅玄亦贬班固，谓其“论国体，则饰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可见当时史家公论。范蔚宗也是不获令终，死在监狱里，但范蔚宗《后汉书》，在讲仁义守节等事上，不知比《汉书》好了多少。又在《后汉书》班固的赞里说：“彪识王命，固迷其纷”。班彪曾写了一篇《王命论》，不为隗嚣所屈，可说有见识，有操守。不如其子固，生值汉朝中兴天下平治之际，对种种世俗纷纭还是看不清。把他们父子相比，也复恰如其分。总之，一位史学作者应有其自己之心胸与人格。对其所写，有较高境界，较高情感的，而适为彼自己心胸所不能体会，不能领略，则在其笔下，自不能把此等事之深处高处曲曲达出，细细传下。但如诸位此刻学历史，不细读一部书，只一条条地检材料，则从前史家好处坏处都忽略了，都全不知道。
今再说班固《汉书》，略论考史方面，有他父亲六十几篇的传，有刘欲之所编录，选材大概是不差。论“写史”，班氏文笔也不差。班氏所缺乃在不能“论史”。当知在考史写史中，无不该有论史精神之渗入。如太史公写《孔子世家》，主要并不在考与写，而在其背后之论。我们读太史公书，常会“有意乎其人”，有意乎他之所写，如信陵君、平原君、聂政、荆轲，往往使人在百代之下想见其人。此因太史公能欣赏这许多人，写来一若平平凡凡，而都能跃然纸上。一部《史记》，所以都见其为是活的，乃因书背后有一活的司马迁存在。所以司马迁《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书。文学书，而还有其教育意义之存在。即如《魏其武安侯传》，这是在太史公当时武帝朝上两位大臣，同时也是政敌，一升一沉，一得意，一失势，事亦平凡，而太史公文章实在写得好，显因太史公自有一番真情渗人其间。又如他对李陵，因而及于陵之祖父李广，史公付以极大同情，而对同时卫青之为大将军者，反而对之漠然。今试问太史公在此等处，此一种情感是否要不得？他不仅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等，在学术上的高下是非讲得极清楚极正确，即对一普通人物普通事件，如魏其、武安两人之相轧，在当时政治上也曾发生了大波澜，其实从古今历史大体言，也可说没有什么大关系，然而太史公这一篇《魏其武安列传》，绘声绘形，写得真好。至于班固的《汉书》，往往有其事无其人。如说杀身成仁，其人之死事是有的，而其人之精神则没有传下。我们若用此种标准来读此下的历史，则真是差得又远，还更不如班固。班固《汉书》赡而能详，他把事情详详细细地都摆在那里，又不乱七八糟，叙事得体，范蔚宗的批评正说准了他的好处。而范蔚宗《后汉书》长处自也不须多讲。我们果能用这样般的眼光来读书，自能增长了自己的见识，抑且还提高了自己的人品。不是定要读《论语》《孟子》，才知讲道理。读历史则只讲事情，其实在事情背后也还有一个道理。果自己无本领批评，诸位且莫尽看重近代人批评也该知有古人早有的批评。即如此论太史公《史记》和班固《汉书》之高下，范蔚宗的批评岂不更值得我们之欣赏。
《汉书》这部史学巨著，有记叙西汉帝王事迹的“纪”十二篇；志各类人物生平及少数民族、外国情况的“传”七十篇；专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和各种社会现象的“志”十篇；史“表”八篇。全书八十万字。书中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汉武帝以前部分，基本上依据《史记》写成。汉武帝以后部分，除吸收了班彪遗书和当时十几家读《史记》书的资料外，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类似起居注的《汉著记》、天文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他都是全文录入书中。如《贾谊传》录入了《治安策》等奏议。《晁错传》录入了《举贤良对策》、《教太子疏》等奏疏。以前，有人从文学角度批评《汉书》说；“孟坚所缀拾以成一代之书者，不过历朝之诏令，诸名臣之奏疏尔。”其实，从史书看，这正是它的优点。许多原始史料，今天已经看不到，多赖《汉书》收入，为我们保存下来。《汉书》的“志”即是《史记》的“书”，但比《史记》增加了《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和《五行志》四篇，所包容的历史现象更为博大丰腴。特别是《艺文志》，记述了当时和前代的书籍源流、存佚、内容，并作了分类，是我国留存最早的一部目录学书。以后的“正史”大多效仿它，写入这部分内容。作为史书，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莫大方便。至今，凡研究西汉历史的人，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
就体裁论。《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三皇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代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从此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史通·六家》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赅）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古迄今，无改斯道。”刘知几的这个评价，今天看来还是很公允的，它道出了班固及《汉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毋庸讳言，作为一部封建史书，《汉书》在指导思想上有明显的封建性。它宣扬汉家王朝上“承尧运”，“以建帝业”；汉高祖刘邦“实天生德，聪明神武”。这就为当时以继承西汉正宗而建立起来的东汉封建统治，披上一层神秘外衣。制造了其存在的神学合法依据。《汉书》认为，人民对于封建统治者，应该有“守职奉上之义”。必须服服帖帖地做到“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统治秩序。不难看出，班固的史学思想正是时代和他本人情况的反映。当时的东汉王朝。专制主义封建制度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班固师承儒家正宗之学，又有着封建官宦的家世。这一点与司马迁作《史记》时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历来人们喜欢对比班马，但是必须首先分析其时代的同异和个人经历、家世之差别，然后才可以得出历史主义的正确认识。否则，或褒或贬都会失去应有的依凭。《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对于我国后世的正史，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但作了一些改动，也有一些创新。在纪部分，《汉书》不称“本纪”，而改称为“纪”（如《高帝纪》），在《史记》的基础上，《汉书》增立《惠帝纪》，以补《史记》的缺略；在《武帝纪》之后，又续写了昭、宣、元、成、哀、平等6篇帝纪。《汉书》取消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将项羽的事迹移入列传，立了《陈胜项籍传》。而王莽称帝十余年，《汉书》并未立纪，而将他归入列传，立了《王莽传》。在表的部分，《汉书》立了8种表，其中6种王侯表里根据《史记》有关各表制成的，主要记载汉代的人物事迹。只有《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是《汉书》新增设的两种表。《古今人表》名为“古今”，却只记载古代至楚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共分为九等，后人因此而指责它不合断代之体。八表之中，最受后人推崇的是《百官公卿表》。此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文字记述秦汉职官设置年代、职权范围、俸禄数量和官职演变等内容；第二部分列出各种职官的表格，记录职官的升降迁免，较完整地介绍汉代的官制情况。在志部分，《汉书》改《史记》的“书”为“志”，而又丰富和发展了八书，形成我国史学上的书志体。
《汉书》的志，包括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10种。其中，改变或合并八书名称的有律历、礼乐、食货、郊祀、天文、沟洫等6种，但它们的内容或者不同，或者有所增损。如《食货志》在承袭《平准书》部分材料的同时，又增加新的内容，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记“食”，叙述农业经济情况；下卷载“货”，介绍工商及货币情况。《郊祀志》、《天文志》和《沟洫志》，也在《封禅书》、《天官书》、《河渠书》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一些新的内容。除此之外，刑法、五行、地理、艺文等四志，都是《汉书》新创立的。其中的《艺文志》是记载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各种学科、不同学派的源流和得失，也记录汉代官府藏书的情况，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目录学的著作。在传部分，《汉书》继承《史记》的传统。但它不设“世家”一目，凡属《史记》世家类的汉代历史人物，《汉书》都移入传部分。原属《史记》的一些附传，《汉书》则扩充其内容，写成专传或合传，如张骞、董仲舒、李陵等人的传记。
《汉书》因袭《史记》，又不同于《史记》，其特点有三。
其一，《汉书》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时，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宗思想。《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
其二，《汉书》开创断代为史和整齐纪传史的编纂体例。
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
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
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
其三，资料丰富，保存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的10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
《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
我们续讲《汉书》和《史记》的比较。《汉书》也有比《史记》对后来影响大，该说是写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汉书》的“志”，在《史记》里称作“书”。《史记》有《封禅书》，《汉书》改成了《郊祀志》。封禅是汉武帝时一件大事，司马迁的父亲就为对这事意见和当时朝廷不同，不见采用，抑郁在家病了，后来司马迁作《史记》，专记这事成一篇。实际《史记·封禅书》也不是只讲了汉武帝一朝的封禅，但班孟坚就把这题目改称《郊祀志》。“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祭天祀地是从来政府一项大礼节，封禅只是在此项目中的一件事。班书从上讲下，讲的是这郊天祀地的演变，其实讲法还是和太史公书差不多，只是题目变了，意义便别。以后历代正史都可有《郊祀志》，不如《史记》里的《封禅书》，却像只是当时一项特殊事件。又如《史记》里有《平准书》，《汉书》把来改成《食货志》。“平准”乃是汉武帝时一项经济政策，这是一项极重大的经济政策，太史公特别把来作“书”名。而到班孟坚，把平准改成食货。平准只是讲“货”，此又加上了“食”，国家经济最重要的两件事——便是“食”与“货”。这一篇志，便成这一代的经济史。后来每一部正史可以都有一篇《食货志》，但不一定都有一项平准制度。又如太史公有《河渠书》，因汉武帝时及其以前黄河决口，汉朝屡施救治，太史公就作了《河渠书》。渠就是渠道，班孟坚再把此题目扩大，改做《沟洫志》。“沟洫”是古代井田制度里的水利灌溉，当然治水害、开河渠，都可写在这里面。《史记》八书，每每特举一事作题目，而《汉书》则改成一个会通的大题目，不限在一件特别的事上。《汉书》虽是断代为史，而他的十志则是上下古今一气直下，从古代一路讲来，却不以朝代为限断。司马迁《史记》本是一部通史，而他的八书命题，偏重当代。班孟坚把他题目换了，就等于看成一个通的，上下直贯，古今相沿的事。我们讲过，历史上换了一个朝代，便换出一个样子，人物制度都可换，但在制度里有许多是从头贯通下来的，如像郊祀之礼、像食货经济情形等，在历史上一路沿袭，不因朝代之变而全变。班氏找出几项最大的题目来作“志”，于是此一体在历代正史中成为一特出的。一般学历史的人，觉得志最难读，不像读本纪列传等，读志才像是一种专家之学。学历史要知道历史中的事件较简单，如汉武帝时怎样、宣帝时怎样，都是比较简单。但要知道汉代一代的经济水利等，像此之类，题目较大，必要一路从上贯下，不能把年代切断。若照《史记》封禅、平准等篇名，好像只是当时一特殊事项，从班孟坚改换篇名，显然性质大变。
而且也有《史记》里没有，而《汉书》添进去的。《史记》只有八书，而《汉书》有十志。如《汉书》里的《地理志》，此后讲到中国沿革地理的，第一部参考书是《禹贡》，实际《禹贡》只是战国晚年时的伪书，第二部书便是《汉书·地理志》，其效用影响甚大。地理内容又可分两部分，一是当时的政治地理，分郡、分国，共一百零三个，使我们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双代的政治区域大概划分，尽在这里了。以后历代政治区域划分不同，也几乎每一断代史里都有《地理志》。会在一起，就可以研究中国的沿革地理。而同时班孟坚又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把各地民情风俗彼此不同处，都扼要地写上。这一部分却又是《汉书·地理志》里极重要的，惜乎后人不能根据此点继续班氏来写得更深更好。如我们今天，也都知道台湾和福建不同，福建和广东不同。每一时代之不同，如能有人学班固《地理志》写出，这将为读历史人贡献了一个极大重要之点。故自有《汉书》以后，历代学历史的人，特别对于《汉书》里的十志工夫用得大。如《地理志》，只讲清代一代研究它的，就不晓得多少，这在史学中已成了一种专门之学。又如《汉书》另有一篇《艺文志》，亦为《史记》所没有。《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而来。刘向歆父子在当时是监管汉代皇家图书馆的，外边看不到的书，尽在皇家图书馆里，他们父子把这许多书汇集整理分类，成为《七略》，此是一种有提纲的分类编目，班固根据这编目来写《汉书·艺文志》。虽然只是根据刘向刘歆，并不是班固自己所写，但这篇《艺文志》就变成了将来所谓目录校雠学最深的泉源，最大的根本。在中国廿四史里，就有八史有此同样的志。后人把此八篇汇刻单行，称为《八史经籍志》。从古书籍，任何一部书，从何时传下，有的直传到现在，有的半路失掉。如汉代有的书，到隋代没有了。隋代有的，唐代、宋代没有了。我们只要一查各史《艺文志》、《经籍志》便知。要讲学术史，有此一部两千年积聚下来的大书目，这是历代国立图书馆的书目，真是珍贵异常。可是从来的学者讲究《地理志》较易，讲究《艺文志》较难。直到南宋时代郑樵《通志》里的《校雠略》，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才把《汉书·艺文志》的内蕴讲得更深透。直到今天，成为我们讲学术史，特别是讲古代学术史的一个极大依据。当然普通读《汉书》的人，有的不懂地理，不会看《汉书·地理志》。有的不会看《艺文志》，不懂《六艺略》、《诸子略》这种分类的重要。但亦有人专门研究《汉书》十志中的一部分，如《地理志》、《艺文志》等，其所贡献也往往在研究《史记》者之上。
《汉书》也有表，中间有一《古今人表》，很受后人批评。因《汉书》是断代的，而《古今人表》，则从古到今把一应人物都列上了，此与《汉书》体例不合。《史记》虽是通史，但古人列传的并不多。第一篇是《伯夷传》，伯夷前边的人都不管了。第二篇《管晏列传》，从伯夷到管仲这中间还尽有很多人，也全没有了。而这个古今人表则网罗甚备。固然在当时应有书作据，而在现代，十之七八也还可考查得出。清代就专有人为此人表逐一查他出处。不过此表被人批评，重要的并不在这些人之多出在汉以前，而更为他把古今人分成了自上上到下下的九品。如孔子列上上，颜渊列上中，老子则放在下面去了。当然把历史上人分成九品，不会都恰当。然而大体上说，尧舜在上上等，桀纣在下下等，像此之类，也不必特别太严苛地批评。因有人批评及此，就讨论到《古今人表》是否班固所作，还是后人加上，我们现在不论这一点，只讲《古今人表》在《汉书》里也如《地理志》、《艺文志》等，都是超出于《史记》之上的一类文章，该认为这是班固《汉书》有价值的地方。
读《汉书》应该注意其版本。清代乾隆年间武英殿刊印的“殿本”和清代同治年间的“局本”都是较好的版本。尤其是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系影印北宋的景佑本而成，其中很少错误，是《汉书》的善本。现在新出版的中华书局《汉书》标点铅印本，是经过了专家学者的精校，又为之标点，读起来更为方便。《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清代王先谦(补注:王先谦，长沙人，字益吾，号葵园：室名虚受堂。王先谦学术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学。其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是《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其他的注释著作《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等也颇见功力，被后代史学史专家评为“王氏所作补注、集解诸作，都是校注书中标准的著作。”)汇集唐以后四十多家意见作成的《汉书补注》。这些注释，对于《汉书》中的字音、字义和史实等均有详细考证，为我们阅读《汉书》提供了便利，成为今天使用《汉书》的重要工具。另外，近人杨树达的《汉书管窥》及《汉书补注补正》，都可以参考阅读。
颜师古以上所列名单及说明有不妥之处。首先，荀悦似不应列入。荀悦曾依《左传》体改编《汉书》为《汉纪》,但并未注释《汉书》。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所载《汉书》注释家不收荀悦，应该说是合理的。其次，颜师古排列名单是以注释家生活时代为顺序的。按此，荀悦应在服虔、应劭之后,而不能居于首位。最后，邓展、文颖后所谓“魏建安中”云云是错误的。顾炎武就此批评道：“建安乃汉献帝年号,虽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
抛开这些不论，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以上注释家,自汉末应劭以下至东晋郭璞之间，多数人往往事迹无闻，正如颜师古在《序例》中说:“诸家注释,虽见名氏,至于爵里,颇或难知。”这与东汉有很大不同。东汉的注释家如延笃、服虔、应劭等均见诸史传,属当时一流的学者。建安以后众多注释家事迹无闻，学术地位不高。这似乎说明对史书的注释已非学术主流。第二，按时代而论,注释家以汉魏时期为主。荀悦以下至韦昭17人均属这一时期。西晋只有晋灼、刘宝、臣瓒三家，东晋只有郭璞、蔡谟两家。郭璞“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而蔡谟只是“全取臣瓒一部散入《汉书》”，贡献无多。按《叙例》所说，晋代注释家的工作是以集解为主：
《汉书》旧无批注,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晋灼,集为一部,凡十四卷,又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注》。属永嘉丧乱,金行播迁,此书虽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东晋迄于梁陈,南方学者皆弗之见。有臣瓒者,莫知氏族,考其时代,亦在晋初,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之所见,续厕其末,举驳前说,喜引《竹书》,自谓甄明,非无差爽,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今之《集解音义》则是其书,而后人见者不知臣瓒所作,乃谓之应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录》，并题云然，斯不审耳。
这段说明颇为重要。按《隋书·经籍志》载，应劭着有《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后汉书》卷48《应奉传附应劭传》亦称劭“集解《汉书》”。可是若按《叙例》说，应劭并未集解《汉书》，作集解的是西晋的“臣瓒”，应劭的注释应称为《汉书音义》。姚振宗不同意颜师古的说法。他在《后汉艺文志》中说：“按颜氏言《七志》、《七录》已然，则自宋及梁由来已久，亦何至一误再误？至唐初修志犹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书又复递相沿误？揆诸事理，或不尽然。疑应书、瓒书卷数相同，颜监但见瓒书，不见应书，故有是言耳。”姚氏的怀疑虽有道理，但终无证据，颜氏之说不可轻易否定。《叙例》为应劭书特作说明，应该是有根据的。此外，应劭之前可以确认为《汉书》作注的只有服虔一家，应劭似不具备作集解的条件。如果这样解释可以成立，则集解《汉书》是西晋才出现的。王鸣盛推测：“大约晋灼于服、应外，添入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十四家。臣瓒于晋所采外添入刘宝一家。”晋代的的集解可以视之为对汉魏时期众多的注释所做的总结。注释减少了，总结性的集解一再出现，这些都是学术将变的征兆。
有关《汉书》的重要考订之作，有如下数种：清王念孙《读汉书杂志》，清沈钦韩《汉书疏证》，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清钱大昭《汉书辨疑》，清朱一新《汉书管见》，清沈家本《汉书琐言》，近人杨树达《汉书窥管》，近人陈直《汉书新证》。
王、周之作，长于音训文义。二沈、钱、朱诸氏精于考证。杨树达之训诂校勘也颇有可取。惟陈直别开生面，系统利用居延和敦煌汉简、汉碑、秦汉铜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汉印玺、封泥和瓦当等文字，以作新证，多所发明。其中对《百官公卿表》的发伏疏证，尤为精当。
此外，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是研究汉代经济的重要参考书。岑仲勉的《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则是研讨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读书。
清末王先谦集六十七家考订之作的精华，撰《汉书补注》。其个人发明虽不多，但综合抉择能力极强，成就斐然，至今无可替代，是阅读《汉书》最基本的参考书。其缺点是对钱大昭、周寿昌诸人之精说，采摭均有未备。所以清代学者的考订之书仍不可轻废，而近现代学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视。
清人有关《汉书》表志的校补之作甚多，成就亦较大。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补编》及《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二书中。其中夏燮《校书八表》、梁玉绳《人表考》、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最为重要
补：其他考订著作一览
汉书纠谬(汉伏俨撰清陈蜚声辑)伏氏佚书九种本
汉书佚文（清王仁俊辑）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889页
汉书许义1卷(清汪仁俊辑)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汉书古注辑存(清杨守敬)有自序，见晦明轩稿。文泱：湖北人民出版社19年版杨守敬集第册
汉书旧注1卷(清王仁俊辑)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汉书音义3卷(隋萧该撰清臧庸辑)拜经堂丛书本附叙录木犀轩丛书本附补遗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隋萧该第29-58页光绪24年刻本
汉书音义1卷(隋萧该撰清蔡寿昌辑)未见传本，蜕石文抄有序
汉书音义1卷(隋萧该撰清王仁俊辑)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汉书古义考1卷(清侯邺)贩书偶记著录稿本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1-28页清抄本
汉书古字1卷音义异同1卷(清王念孙)稷香馆丛书本
汉书古字类1卷(清郭梦星)宝树堂遗书本
汉书书后2卷(明吴应箕)见毁禁书目汉书辩注4卷(清方世举)原刊巾箱本
汉书疏证(失名)日本影印稿本书目答问云，杭世骏汉书疏证未见传本，疑即此书。
汉书正误4卷(清王峻)虞山王氏颐庆堂家刊本日本影印本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393-448页传抄本
读汉书杂志16卷(清王念孙)读书杂志本末卷为连语文泱：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1-238页
汉书颜注拾遗(清赵一清)清吟阁书目、振绮堂书目均著录
汉书注(清郝懿行)见郝氏遗书目
汉书注拾遗(失名)稽瑞楼书目著录抄本1册
汉书疏证36卷(清沈钦韩)浙江书局刊本自序未刊，见幼学堂集。此书与后汉书疏证，均有脱误。原稿今藏上海图书馆，可资勘正。
汉书辨疑22卷(清钱大昭)嘉兴沈氏铜熨斗斋刊本广雅书局刊本史学丛书一集影印广雅本丛书集成第161-164册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239-330页，分册目录误题钱大昕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59-220页广雅本
汉书考异（钱大昕）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221-258页畅园抄本，泱据印象以为即廿二史考异卷6（1）下
汉书拾遗1卷(清刘台拱)刘端临遗书卷7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331-335页题汉学拾遗
汉书刊误1卷(清石韫玉)独学庐全稿本
汉书校证24卷(清史学海)科学图书馆有抄本，缺卷6-13及22-24.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259-292页传抄本
汉书正讹(清江其龙)见林茂春史记拾遗引用书目
汉书校语(清林茂春)贩书偶记著录稿本
宋椠汉书残本考异(清钱泰吉)北京大学藏稿本据拜经楼藏残宋本校，见曝书杂记上
汉书管见4卷(清朱一新)拙盦丛稿本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336-449页
汉书读12卷卷首1卷辨字2卷常谈2卷(清张恕)四明丛书七集本
校读汉书札记1卷(清许玉)苏州图书馆藏稿本
汉书注考证（何若瑶）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549-560页广雅本
读汉书日记四种(清王肇钊、凤曾叙、徐鸿钧、朱锦绶)学古堂日记本二十四史订补第3册王肇钊第119页、凤曾叙第127页、徐鸿钧第133页、朱锦绶第141页、沈惟贤第163页
前汉书考证1卷(清何若瑶)何宫赞遗书本广雅书局刊本
汉书注校补56卷(清周寿昌)光绪10年思益堂刊本广雅书局刊本史学丛书一集影印广雅本丛书集成第60-69册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450-690页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561-988页清刻本
汉书补注7卷(清王荣商)光绪17年自刊本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989-？页清刻本
读汉书札记1卷(清陈锦堂)贩书偶记著录稿本
汉书札记7卷(清李慈铭)1928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691-710页
汉书补注订误（周正权）二十四史订补第3册第59-220页楚风楼杂著之一
读前汉书斠文1卷(失名)北京大学藏钞本，首题自然之室杂述二
汉书补注100卷(清王先谦)光绪26年自刊本1916年上海同文图书馆影印本上海文瑞楼石印本文泱：商务印书馆铅印断句本，中华书局影印光绪年虚受堂刊本
汉书校勘札记100卷(清刘光蕡等)陕甘味经书院刊本
汉书笺遗12卷(近人杨昭儁)北京大学藏稿本
读汉书札记（杨树达）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471-542页民国印本
读汉书札记1卷(近人宁调元)铅印太一遗书本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543-548页民国4年印本
汉书补注补正6卷(近人杨树达)1925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二十四史订补第3册第21-76页民国14年商务初印本
汉书窥管(近人杨树达)1955年科学出版社铅印本即据汉书补注补正扩充而成
汉书新证(今人陈直)195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铅印本
汉书引经札记(清朱为弼)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汉书引经异文录证6卷(清缪佑孙)光绪11年刊本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711-745页二十四史订补第3册第201-276页
汉书八表注10卷(清钱坫)见江苏采辑书目及书目答问
校汉书八表8卷(清夏燮)光绪16年家刊本文渊楼丛书影印本二十五史补编重校本据光绪庚寅刊本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
《汉书》的编著者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自幼聪敏”，“九岁能属文，诵诗赋”；成年后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它编写续篇。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3—54）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二十几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史记》的巨作——《史记后传》。就在班固着手编撰《汉书》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皇帝下诏收捕，班固被关进了京兆监狱，家中的书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担心他受委屈而难以自明，便上书，在汉明帝面前申说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将其书稿送到朝廷。汉明帝了解情况后，很欣赏班固的才学，召他到校书部，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收藏图书之处。兰台的令史共有六名，秩六百石，掌管和校定图书是其职责。
《汉书》出版以后，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学者争相传诵，《汉书》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这两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长班固死后独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谦逊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班昭的学问十分精深，当时的大学者马融，为了请求班昭的指导，还跪在东观藏书阁外，聆听班昭的讲解呢！班昭年逾古稀而逝，皇太后为她素服举哀。
《汉书》包括帝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前206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23年）。
《汉书》在吸取《史记》成果的基础上，纠偏补缺。如补立《惠帝纪》，补叙了当时有影响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诸传，还将张骞事迹从《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抽出，加以扩充，设立专传。此外，于贾谊、晁错、韩安国等传中，增补了不少诏令奏疏。其中，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为著名。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封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部书中所用材料，第一是根据他父亲所写，又根据其他人如刘向、刘歆、扬雄、冯商、史岑诸人。在《汉书·艺文志》里有一书称《著记》一百九十卷，此是汉廷史官所撰，或许亦为班固撰《汉书》时所采用。而在葛洪《抱朴子》里有一段话说：“家有刘子骏汉书百余卷。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沫得成而亡，故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试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其所不取者二万余言而已。”此谓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者，亦可说只是一些札记。故谓他“编录汉事”，殆是一条一条一段一段地编录。而以此一百多卷的编录本来校班固的《汉书》，几是全部采取了刘子骏的编录，没有用的只有两万多字。葛洪这段话，不像是随便造说，可是当好好审读。第一，刘歆书只是个杂录，非有成书。第二，说“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此语可分两个讲法。一是班固《汉书》完全抄了刘歆；一是刘歆《汉书杂录》，为班固完全抄了。此两讲法大不同，我们绝不能说班固《汉书》“全取刘书”，明明他父亲就写了几十篇传。但刘歆的编录，班固却全抄了，不抄的只有二万多字。刘歆乃西汉末年一位大学者，他编录了一百多卷材料，全为班固所取，那亦必是很重要的。至于《汉著记》一百多卷中间材料如何，我们无法知道。若说如孔子以前的“未修春秋”，那恐未必然。而刘歆在西汉学术上的地位，则或许还应在扬雄之上，决不输过班彪。班固花了几十年工夫，凭借他父亲及刘扬编录下的许多好材料在那里，倘使诸位今天要写一部民国史，而从前有人先有一部笔记预备写民国史的留给你，那自然用处就大了！刘歆所录下的材料总是很有用。试举一例，《汉书》里特别详及谷永。此人对刘欲发生着大影响，在《刘向、歆父子年谱》里，说谷永是当时大儒，汉代后半期的政治思想，此人影响非常大。刘歆助养代汉，自有一套政治思想作底，非如后来魏晋篡位之比。今《汉书》里谷永材料特别多，或许正是刘歆所编录也不可知。
我们批评《汉书》内容，同时就该批评到班固这个人。书的背后必该有人，读其书不问其书作者之为人，决非善读书者。诸位不要认为书写出便是。如他写了一部历史书，他便是个史学家，此固不错。但我们也得反过来看，因他是个史学家，才能写出一部历史。而且我们也不要认为每一作者之能事，尽只在他写的书上。孔子之为人，不能说专在写《春秋》。周公之为人，也不能说专在《西周书》里几篇与他有关的文章上。司马迁写下了一部《史记》，但尽管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在《史记》里不能写进去。我们要根据《史记》来了解司马迁一个活的人，若我们只读《史记》，而不问司马迁其人，即是忽略了《史记》精神之某一方面，或许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若我们来讲人的话，则班固远不如司马迁多了。在后代中国，唐以前多看重《汉书》，宋以后始知看重《史记》。郑樵《通志》里说：“班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在《文选》里班固有《两都赋》、《幽通赋》等，故而说他是“浮华之士”。但若说他“全无学术，专事剽窃”，那话或许讲得过分些。写史当然要抄书，太史公《史记》也何尝不是从旧史料中抄来。《汉书》最后一篇《叙传》，正是学《史记》里的《太史公自序》。但《太史公自序》把他写书归之其父之遗命，即在《报任少卿书》中亦然。而班固的《叙传》却并没有讲到他父亲，说他自己的《汉书》只是承续父业。有人为班固辩护，在《汉书》里也曾称到他父亲，而称“司徒椽班彪”。看这五字，便见与司马迁不同。司马迁称他父亲为太史“公”，不直称太史令，又更不著姓名，那见是司马迁之尊亲。而班固称他父亲便直呼“司徒椽班彪”，这可说是班固的客观史笔吗？班固写《汉书》，或说开始固是继续着他父亲的写下，后来则是奉了朝廷诏旨而写，因此他不能说我这书是继续父亲的，这也是强为辩护。无论怎么讲，总觉得班马两人有不同。班固明明是继承父业，而把父业抹去了，在他《叙传》里没有大书特书地把他父亲写出来，单拿这一点论，郑樵称之为“浮华之士”，实不为过。
当时有人说班固写《汉书》有“受金之谤”。别人贿赂他，希望写一篇好传，或者把坏事情少写几句，这话见于刘知几《史通》。当然是相传下来有此话，所以刘知几《史通》也讲到了。在先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在《史传篇》里已为班固辩诬，说“征贿鬻笔之愆”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能根据这些来批评《汉书》。可是郑樵《通志》又说，东汉肃宗曾对窦宪说：重视班固而忽略了崔骃，那是不识人，等于叶公之好龙。平心而论，班固在人品上学术上或许不如崔骃，是可能的。然而《汉书》一出，“当事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在王充的《论衡》里也就屡次提到班固《汉书》，可是后来又有人说王充看见了班固，那时班固还是一小孩子，王充摸着他头说：这个小孩将来要做大事！这就不可靠，不过王充曾称赞过《汉书》则是事实。只举一人，后来写《后汉书》的范晔，在他的《后汉书》里便有班彪班固的传，他曾批评司马迁班固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这十字，十分有道理。司马迁的文章“直”，而事则“核”，是经得起考据和批评的。当然《史记》里也有事情讲错的，不晓得多少，大体言之，文直事核，纵有忽略，也可原谅。“赡”就不如“直”，“详”亦不如“核”。若使文赡而不真，事详而不核，那就要不得。范晔接着又说：“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此说《汉书》叙事不过激也不诡异，不把一人一事过分压低，或过分抬高。“赡而不秽”，是说整齐干净不脏乱。“详而有体”是说每事本末始终，表里精粗都有体。故能“使读之者亹亹不厌”，《汉书》能成大名，确有道理。范蔚宗此一批评却很好。但范氏又说：“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轻仁义，贱守节。”此数句却批评得甚为严重。这些病痛，当知并不在行文与叙事之技巧上，而在作者自己的见识与人格修养上。诸位如读太史公书，即如《魏公子列传》、《平原君列传》、《刺客列传》之类，此等文字，皆非《战国策》书中所有，乃大史公特自写之，而使人读了无不兴会淋漓，欢欣鼓舞，想见其人。《汉书》中此等文字绝找不到。诸位且把《汉书》从头到尾翻一遍，何处见他排死节？何处见他否正直？例如《龚胜传》，他是汉末一死节之士，而班固说他“竟夭天年”，这岂不是说照理还该活，而死节转贻讥了吗？又如王陵、汲黯，此两人，太史公《史记》里都有，《汉书》称他们为“戆”。又如《王章传》，那也是能杀身成仁的，而班固批评他说：“不论轻重，以陷刑戮”。又如《何武传》，班固说：“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既怕危殆，自然也只有依世。又如《翟义传》，班固批评他“义不量力，以覆其宗”。即观上举诸例，可见班氏《汉书》不是无是非，而是把是非颠倒了。范蔚宗说他“轻仁义，贱守节”，一点也不冤枉。而他还要说司马迁“博物洽闻”，而“不能以智免极刑”。但班氏自己也岂不死在牢狱里。司马迁乃是为李陵辩护，而班固则投在窦宪门下。两两相比，大不相同。但他总不失为有才、能文，也花了一辈子工夫，《汉书》也是写得好。在魏晋南北朝唐初，群认《汉书》是部好书，正为那时人都讲究做文章。后来韩柳古文兴起，文学眼光不同，对《史》《汉》高下看法亦不同。上引范蔚宗论《汉书》，本亦承之华峤，而傅玄亦贬班固，谓其“论国体，则饰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可见当时史家公论。范蔚宗也是不获令终，死在监狱里，但范蔚宗《后汉书》，在讲仁义守节等事上，不知比《汉书》好了多少。又在《后汉书》班固的赞里说：“彪识王命，固迷其纷”。班彪曾写了一篇《王命论》，不为隗嚣所屈，可说有见识，有操守。不如其子固，生值汉朝中兴天下平治之际，对种种世俗纷纭还是看不清。把他们父子相比，也复恰如其分。总之，一位史学作者应有其自己之心胸与人格。对其所写，有较高境界，较高情感的，而适为彼自己心胸所不能体会，不能领略，则在其笔下，自不能把此等事之深处高处曲曲达出，细细传下。但如诸位此刻学历史，不细读一部书，只一条条地检材料，则从前史家好处坏处都忽略了，都全不知道。
今再说班固《汉书》，略论考史方面，有他父亲六十几篇的传，有刘欲之所编录，选材大概是不差。论“写史”，班氏文笔也不差。班氏所缺乃在不能“论史”。当知在考史写史中，无不该有论史精神之渗入。如太史公写《孔子世家》，主要并不在考与写，而在其背后之论。我们读太史公书，常会“有意乎其人”，有意乎他之所写，如信陵君、平原君、聂政、荆轲，往往使人在百代之下想见其人。此因太史公能欣赏这许多人，写来一若平平凡凡，而都能跃然纸上。一部《史记》，所以都见其为是活的，乃因书背后有一活的司马迁存在。所以司马迁《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书。文学书，而还有其教育意义之存在。即如《魏其武安侯传》，这是在太史公当时武帝朝上两位大臣，同时也是政敌，一升一沉，一得意，一失势，事亦平凡，而太史公文章实在写得好，显因太史公自有一番真情渗人其间。又如他对李陵，因而及于陵之祖父李广，史公付以极大同情，而对同时卫青之为大将军者，反而对之漠然。今试问太史公在此等处，此一种情感是否要不得？他不仅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等，在学术上的高下是非讲得极清楚极正确，即对一普通人物普通事件，如魏其、武安两人之相轧，在当时政治上也曾发生了大波澜，其实从古今历史大体言，也可说没有什么大关系，然而太史公这一篇《魏其武安列传》，绘声绘形，写得真好。至于班固的《汉书》，往往有其事无其人。如说杀身成仁，其人之死事是有的，而其人之精神则没有传下。我们若用此种标准来读此下的历史，则真是差得又远，还更不如班固。班固《汉书》赡而能详，他把事情详详细细地都摆在那里，又不乱七八糟，叙事得体，范蔚宗的批评正说准了他的好处。而范蔚宗《后汉书》长处自也不须多讲。我们果能用这样般的眼光来读书，自能增长了自己的见识，抑且还提高了自己的人品。不是定要读《论语》《孟子》，才知讲道理。读历史则只讲事情，其实在事情背后也还有一个道理。果自己无本领批评，诸位且莫尽看重近代人批评也该知有古人早有的批评。即如此论太史公《史记》和班固《汉书》之高下，范蔚宗的批评岂不更值得我们之欣赏。
《汉书》这部史学巨著，有记叙西汉帝王事迹的“纪”十二篇；志各类人物生平及少数民族、外国情况的“传”七十篇；专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和各种社会现象的“志”十篇；史“表”八篇。全书八十万字。书中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汉武帝以前部分，基本上依据《史记》写成。汉武帝以后部分，除吸收了班彪遗书和当时十几家读《史记》书的资料外，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类似起居注的《汉著记》、天文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他都是全文录入书中。如《贾谊传》录入了《治安策》等奏议。《晁错传》录入了《举贤良对策》、《教太子疏》等奏疏。以前，有人从文学角度批评《汉书》说；“孟坚所缀拾以成一代之书者，不过历朝之诏令，诸名臣之奏疏尔。”其实，从史书看，这正是它的优点。许多原始史料，今天已经看不到，多赖《汉书》收入，为我们保存下来。《汉书》的“志”即是《史记》的“书”，但比《史记》增加了《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和《五行志》四篇，所包容的历史现象更为博大丰腴。特别是《艺文志》，记述了当时和前代的书籍源流、存佚、内容，并作了分类，是我国留存最早的一部目录学书。以后的“正史”大多效仿它，写入这部分内容。作为史书，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莫大方便。至今，凡研究西汉历史的人，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
就体裁论。《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三皇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代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从此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史通·六家》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赅）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古迄今，无改斯道。”刘知几的这个评价，今天看来还是很公允的，它道出了班固及《汉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毋庸讳言，作为一部封建史书，《汉书》在指导思想上有明显的封建性。它宣扬汉家王朝上“承尧运”，“以建帝业”；汉高祖刘邦“实天生德，聪明神武”。这就为当时以继承西汉正宗而建立起来的东汉封建统治，披上一层神秘外衣。制造了其存在的神学合法依据。《汉书》认为，人民对于封建统治者，应该有“守职奉上之义”。必须服服帖帖地做到“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统治秩序。不难看出，班固的史学思想正是时代和他本人情况的反映。当时的东汉王朝。专制主义封建制度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班固师承儒家正宗之学，又有着封建官宦的家世。这一点与司马迁作《史记》时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历来人们喜欢对比班马，但是必须首先分析其时代的同异和个人经历、家世之差别，然后才可以得出历史主义的正确认识。否则，或褒或贬都会失去应有的依凭。《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对于我国后世的正史，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但作了一些改动，也有一些创新。在纪部分，《汉书》不称“本纪”，而改称为“纪”（如《高帝纪》），在《史记》的基础上，《汉书》增立《惠帝纪》，以补《史记》的缺略；在《武帝纪》之后，又续写了昭、宣、元、成、哀、平等6篇帝纪。《汉书》取消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将项羽的事迹移入列传，立了《陈胜项籍传》。而王莽称帝十余年，《汉书》并未立纪，而将他归入列传，立了《王莽传》。在表的部分，《汉书》立了8种表，其中6种王侯表里根据《史记》有关各表制成的，主要记载汉代的人物事迹。只有《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是《汉书》新增设的两种表。《古今人表》名为“古今”，却只记载古代至楚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共分为九等，后人因此而指责它不合断代之体。八表之中，最受后人推崇的是《百官公卿表》。此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文字记述秦汉职官设置年代、职权范围、俸禄数量和官职演变等内容；第二部分列出各种职官的表格，记录职官的升降迁免，较完整地介绍汉代的官制情况。在志部分，《汉书》改《史记》的“书”为“志”，而又丰富和发展了八书，形成我国史学上的书志体。
《汉书》的志，包括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10种。其中，改变或合并八书名称的有律历、礼乐、食货、郊祀、天文、沟洫等6种，但它们的内容或者不同，或者有所增损。如《食货志》在承袭《平准书》部分材料的同时，又增加新的内容，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记“食”，叙述农业经济情况；下卷载“货”，介绍工商及货币情况。《郊祀志》、《天文志》和《沟洫志》，也在《封禅书》、《天官书》、《河渠书》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一些新的内容。除此之外，刑法、五行、地理、艺文等四志，都是《汉书》新创立的。其中的《艺文志》是记载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各种学科、不同学派的源流和得失，也记录汉代官府藏书的情况，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目录学的著作。在传部分，《汉书》继承《史记》的传统。但它不设“世家”一目，凡属《史记》世家类的汉代历史人物，《汉书》都移入传部分。原属《史记》的一些附传，《汉书》则扩充其内容，写成专传或合传，如张骞、董仲舒、李陵等人的传记。
《汉书》因袭《史记》，又不同于《史记》，其特点有三。
其一，《汉书》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时，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宗思想。《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
其二，《汉书》开创断代为史和整齐纪传史的编纂体例。
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
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
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
其三，资料丰富，保存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的10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
《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
我们续讲《汉书》和《史记》的比较。《汉书》也有比《史记》对后来影响大，该说是写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汉书》的“志”，在《史记》里称作“书”。《史记》有《封禅书》，《汉书》改成了《郊祀志》。封禅是汉武帝时一件大事，司马迁的父亲就为对这事意见和当时朝廷不同，不见采用，抑郁在家病了，后来司马迁作《史记》，专记这事成一篇。实际《史记·封禅书》也不是只讲了汉武帝一朝的封禅，但班孟坚就把这题目改称《郊祀志》。“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祭天祀地是从来政府一项大礼节，封禅只是在此项目中的一件事。班书从上讲下，讲的是这郊天祀地的演变，其实讲法还是和太史公书差不多，只是题目变了，意义便别。以后历代正史都可有《郊祀志》，不如《史记》里的《封禅书》，却像只是当时一项特殊事件。又如《史记》里有《平准书》，《汉书》把来改成《食货志》。“平准”乃是汉武帝时一项经济政策，这是一项极重大的经济政策，太史公特别把来作“书”名。而到班孟坚，把平准改成食货。平准只是讲“货”，此又加上了“食”，国家经济最重要的两件事——便是“食”与“货”。这一篇志，便成这一代的经济史。后来每一部正史可以都有一篇《食货志》，但不一定都有一项平准制度。又如太史公有《河渠书》，因汉武帝时及其以前黄河决口，汉朝屡施救治，太史公就作了《河渠书》。渠就是渠道，班孟坚再把此题目扩大，改做《沟洫志》。“沟洫”是古代井田制度里的水利灌溉，当然治水害、开河渠，都可写在这里面。《史记》八书，每每特举一事作题目，而《汉书》则改成一个会通的大题目，不限在一件特别的事上。《汉书》虽是断代为史，而他的十志则是上下古今一气直下，从古代一路讲来，却不以朝代为限断。司马迁《史记》本是一部通史，而他的八书命题，偏重当代。班孟坚把他题目换了，就等于看成一个通的，上下直贯，古今相沿的事。我们讲过，历史上换了一个朝代，便换出一个样子，人物制度都可换，但在制度里有许多是从头贯通下来的，如像郊祀之礼、像食货经济情形等，在历史上一路沿袭，不因朝代之变而全变。班氏找出几项最大的题目来作“志”，于是此一体在历代正史中成为一特出的。一般学历史的人，觉得志最难读，不像读本纪列传等，读志才像是一种专家之学。学历史要知道历史中的事件较简单，如汉武帝时怎样、宣帝时怎样，都是比较简单。但要知道汉代一代的经济水利等，像此之类，题目较大，必要一路从上贯下，不能把年代切断。若照《史记》封禅、平准等篇名，好像只是当时一特殊事项，从班孟坚改换篇名，显然性质大变。
而且也有《史记》里没有，而《汉书》添进去的。《史记》只有八书，而《汉书》有十志。如《汉书》里的《地理志》，此后讲到中国沿革地理的，第一部参考书是《禹贡》，实际《禹贡》只是战国晚年时的伪书，第二部书便是《汉书·地理志》，其效用影响甚大。地理内容又可分两部分，一是当时的政治地理，分郡、分国，共一百零三个，使我们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双代的政治区域大概划分，尽在这里了。以后历代政治区域划分不同，也几乎每一断代史里都有《地理志》。会在一起，就可以研究中国的沿革地理。而同时班孟坚又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把各地民情风俗彼此不同处，都扼要地写上。这一部分却又是《汉书·地理志》里极重要的，惜乎后人不能根据此点继续班氏来写得更深更好。如我们今天，也都知道台湾和福建不同，福建和广东不同。每一时代之不同，如能有人学班固《地理志》写出，这将为读历史人贡献了一个极大重要之点。故自有《汉书》以后，历代学历史的人，特别对于《汉书》里的十志工夫用得大。如《地理志》，只讲清代一代研究它的，就不晓得多少，这在史学中已成了一种专门之学。又如《汉书》另有一篇《艺文志》，亦为《史记》所没有。《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而来。刘向歆父子在当时是监管汉代皇家图书馆的，外边看不到的书，尽在皇家图书馆里，他们父子把这许多书汇集整理分类，成为《七略》，此是一种有提纲的分类编目，班固根据这编目来写《汉书·艺文志》。虽然只是根据刘向刘歆，并不是班固自己所写，但这篇《艺文志》就变成了将来所谓目录校雠学最深的泉源，最大的根本。在中国廿四史里，就有八史有此同样的志。后人把此八篇汇刻单行，称为《八史经籍志》。从古书籍，任何一部书，从何时传下，有的直传到现在，有的半路失掉。如汉代有的书，到隋代没有了。隋代有的，唐代、宋代没有了。我们只要一查各史《艺文志》、《经籍志》便知。要讲学术史，有此一部两千年积聚下来的大书目，这是历代国立图书馆的书目，真是珍贵异常。可是从来的学者讲究《地理志》较易，讲究《艺文志》较难。直到南宋时代郑樵《通志》里的《校雠略》，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才把《汉书·艺文志》的内蕴讲得更深透。直到今天，成为我们讲学术史，特别是讲古代学术史的一个极大依据。当然普通读《汉书》的人，有的不懂地理，不会看《汉书·地理志》。有的不会看《艺文志》，不懂《六艺略》、《诸子略》这种分类的重要。但亦有人专门研究《汉书》十志中的一部分，如《地理志》、《艺文志》等，其所贡献也往往在研究《史记》者之上。
《汉书》也有表，中间有一《古今人表》，很受后人批评。因《汉书》是断代的，而《古今人表》，则从古到今把一应人物都列上了，此与《汉书》体例不合。《史记》虽是通史，但古人列传的并不多。第一篇是《伯夷传》，伯夷前边的人都不管了。第二篇《管晏列传》，从伯夷到管仲这中间还尽有很多人，也全没有了。而这个古今人表则网罗甚备。固然在当时应有书作据，而在现代，十之七八也还可考查得出。清代就专有人为此人表逐一查他出处。不过此表被人批评，重要的并不在这些人之多出在汉以前，而更为他把古今人分成了自上上到下下的九品。如孔子列上上，颜渊列上中，老子则放在下面去了。当然把历史上人分成九品，不会都恰当。然而大体上说，尧舜在上上等，桀纣在下下等，像此之类，也不必特别太严苛地批评。因有人批评及此，就讨论到《古今人表》是否班固所作，还是后人加上，我们现在不论这一点，只讲《古今人表》在《汉书》里也如《地理志》、《艺文志》等，都是超出于《史记》之上的一类文章，该认为这是班固《汉书》有价值的地方。
读《汉书》应该注意其版本。清代乾隆年间武英殿刊印的“殿本”和清代同治年间的“局本”都是较好的版本。尤其是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系影印北宋的景佑本而成，其中很少错误，是《汉书》的善本。现在新出版的中华书局《汉书》标点铅印本，是经过了专家学者的精校，又为之标点，读起来更为方便。《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清代王先谦(补注:王先谦，长沙人，字益吾，号葵园：室名虚受堂。王先谦学术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学。其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是《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其他的注释著作《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等也颇见功力，被后代史学史专家评为“王氏所作补注、集解诸作，都是校注书中标准的著作。”)汇集唐以后四十多家意见作成的《汉书补注》。这些注释，对于《汉书》中的字音、字义和史实等均有详细考证，为我们阅读《汉书》提供了便利，成为今天使用《汉书》的重要工具。另外，近人杨树达的《汉书管窥》及《汉书补注补正》，都可以参考阅读。
颜师古以上所列名单及说明有不妥之处。首先，荀悦似不应列入。荀悦曾依《左传》体改编《汉书》为《汉纪》,但并未注释《汉书》。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所载《汉书》注释家不收荀悦，应该说是合理的。其次，颜师古排列名单是以注释家生活时代为顺序的。按此，荀悦应在服虔、应劭之后,而不能居于首位。最后，邓展、文颖后所谓“魏建安中”云云是错误的。顾炎武就此批评道：“建安乃汉献帝年号,虽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
抛开这些不论，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以上注释家,自汉末应劭以下至东晋郭璞之间，多数人往往事迹无闻，正如颜师古在《序例》中说:“诸家注释,虽见名氏,至于爵里,颇或难知。”这与东汉有很大不同。东汉的注释家如延笃、服虔、应劭等均见诸史传,属当时一流的学者。建安以后众多注释家事迹无闻，学术地位不高。这似乎说明对史书的注释已非学术主流。第二，按时代而论,注释家以汉魏时期为主。荀悦以下至韦昭17人均属这一时期。西晋只有晋灼、刘宝、臣瓒三家，东晋只有郭璞、蔡谟两家。郭璞“止注《相如传序》及游猎诗赋，”而蔡谟只是“全取臣瓒一部散入《汉书》”，贡献无多。按《叙例》所说，晋代注释家的工作是以集解为主：
《汉书》旧无批注,唯服虔、应劭等各为音义,自别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晋灼,集为一部,凡十四卷,又颇以意增益,时辩前人当否,号曰《汉书集注》。属永嘉丧乱,金行播迁,此书虽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东晋迄于梁陈,南方学者皆弗之见。有臣瓒者,莫知氏族,考其时代,亦在晋初,又总集诸家音义,稍以己之所见,续厕其末,举驳前说,喜引《竹书》,自谓甄明,非无差爽,凡二十四卷,分为两帙。今之《集解音义》则是其书,而后人见者不知臣瓒所作,乃谓之应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录》，并题云然，斯不审耳。
这段说明颇为重要。按《隋书·经籍志》载，应劭着有《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后汉书》卷48《应奉传附应劭传》亦称劭“集解《汉书》”。可是若按《叙例》说，应劭并未集解《汉书》，作集解的是西晋的“臣瓒”，应劭的注释应称为《汉书音义》。姚振宗不同意颜师古的说法。他在《后汉艺文志》中说：“按颜氏言《七志》、《七录》已然，则自宋及梁由来已久，亦何至一误再误？至唐初修志犹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书又复递相沿误？揆诸事理，或不尽然。疑应书、瓒书卷数相同，颜监但见瓒书，不见应书，故有是言耳。”姚氏的怀疑虽有道理，但终无证据，颜氏之说不可轻易否定。《叙例》为应劭书特作说明，应该是有根据的。此外，应劭之前可以确认为《汉书》作注的只有服虔一家，应劭似不具备作集解的条件。如果这样解释可以成立，则集解《汉书》是西晋才出现的。王鸣盛推测：“大约晋灼于服、应外，添入伏俨、刘德、郑氏、李斐、李奇、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项昭、韦昭十四家。臣瓒于晋所采外添入刘宝一家。”晋代的的集解可以视之为对汉魏时期众多的注释所做的总结。注释减少了，总结性的集解一再出现，这些都是学术将变的征兆。
有关《汉书》的重要考订之作，有如下数种：清王念孙《读汉书杂志》，清沈钦韩《汉书疏证》，清周寿昌《汉书注校补》，清钱大昭《汉书辨疑》，清朱一新《汉书管见》，清沈家本《汉书琐言》，近人杨树达《汉书窥管》，近人陈直《汉书新证》。
王、周之作，长于音训文义。二沈、钱、朱诸氏精于考证。杨树达之训诂校勘也颇有可取。惟陈直别开生面，系统利用居延和敦煌汉简、汉碑、秦汉铜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汉印玺、封泥和瓦当等文字，以作新证，多所发明。其中对《百官公卿表》的发伏疏证，尤为精当。
此外，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是研究汉代经济的重要参考书。岑仲勉的《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则是研讨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读书。
清末王先谦集六十七家考订之作的精华，撰《汉书补注》。其个人发明虽不多，但综合抉择能力极强，成就斐然，至今无可替代，是阅读《汉书》最基本的参考书。其缺点是对钱大昭、周寿昌诸人之精说，采摭均有未备。所以清代学者的考订之书仍不可轻废，而近现代学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视。
清人有关《汉书》表志的校补之作甚多，成就亦较大。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补编》及《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二书中。其中夏燮《校书八表》、梁玉绳《人表考》、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最为重要
补：其他考订著作一览
汉书纠谬(汉伏俨撰清陈蜚声辑)伏氏佚书九种本
汉书佚文（清王仁俊辑）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889页
汉书许义1卷(清汪仁俊辑)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汉书古注辑存(清杨守敬)有自序，见晦明轩稿。文泱：湖北人民出版社19年版杨守敬集第册
汉书旧注1卷(清王仁俊辑)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汉书音义3卷(隋萧该撰清臧庸辑)拜经堂丛书本附叙录木犀轩丛书本附补遗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隋萧该第29-58页光绪24年刻本
汉书音义1卷(隋萧该撰清蔡寿昌辑)未见传本，蜕石文抄有序
汉书音义1卷(隋萧该撰清王仁俊辑)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汉书古义考1卷(清侯邺)贩书偶记著录稿本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1-28页清抄本
汉书古字1卷音义异同1卷(清王念孙)稷香馆丛书本
汉书古字类1卷(清郭梦星)宝树堂遗书本
汉书书后2卷(明吴应箕)见毁禁书目汉书辩注4卷(清方世举)原刊巾箱本
汉书疏证(失名)日本影印稿本书目答问云，杭世骏汉书疏证未见传本，疑即此书。
汉书正误4卷(清王峻)虞山王氏颐庆堂家刊本日本影印本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393-448页传抄本
读汉书杂志16卷(清王念孙)读书杂志本末卷为连语文泱：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1-238页
汉书颜注拾遗(清赵一清)清吟阁书目、振绮堂书目均著录
汉书注(清郝懿行)见郝氏遗书目
汉书注拾遗(失名)稽瑞楼书目著录抄本1册
汉书疏证36卷(清沈钦韩)浙江书局刊本自序未刊，见幼学堂集。此书与后汉书疏证，均有脱误。原稿今藏上海图书馆，可资勘正。
汉书辨疑22卷(清钱大昭)嘉兴沈氏铜熨斗斋刊本广雅书局刊本史学丛书一集影印广雅本丛书集成第161-164册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239-330页，分册目录误题钱大昕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59-220页广雅本
汉书考异（钱大昕）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221-258页畅园抄本，泱据印象以为即廿二史考异卷6（1）下
汉书拾遗1卷(清刘台拱)刘端临遗书卷7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331-335页题汉学拾遗
汉书刊误1卷(清石韫玉)独学庐全稿本
汉书校证24卷(清史学海)科学图书馆有抄本，缺卷6-13及22-24.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259-292页传抄本
汉书正讹(清江其龙)见林茂春史记拾遗引用书目
汉书校语(清林茂春)贩书偶记著录稿本
宋椠汉书残本考异(清钱泰吉)北京大学藏稿本据拜经楼藏残宋本校，见曝书杂记上
汉书管见4卷(清朱一新)拙盦丛稿本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336-449页
汉书读12卷卷首1卷辨字2卷常谈2卷(清张恕)四明丛书七集本
校读汉书札记1卷(清许玉)苏州图书馆藏稿本
汉书注考证（何若瑶）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549-560页广雅本
读汉书日记四种(清王肇钊、凤曾叙、徐鸿钧、朱锦绶)学古堂日记本二十四史订补第3册王肇钊第119页、凤曾叙第127页、徐鸿钧第133页、朱锦绶第141页、沈惟贤第163页
前汉书考证1卷(清何若瑶)何宫赞遗书本广雅书局刊本
汉书注校补56卷(清周寿昌)光绪10年思益堂刊本广雅书局刊本史学丛书一集影印广雅本丛书集成第60-69册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450-690页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561-988页清刻本
汉书补注7卷(清王荣商)光绪17年自刊本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989-？页清刻本
读汉书札记1卷(清陈锦堂)贩书偶记著录稿本
汉书札记7卷(清李慈铭)1928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691-710页
汉书补注订误（周正权）二十四史订补第3册第59-220页楚风楼杂著之一
读前汉书斠文1卷(失名)北京大学藏钞本，首题自然之室杂述二
汉书补注100卷(清王先谦)光绪26年自刊本1916年上海同文图书馆影印本上海文瑞楼石印本文泱：商务印书馆铅印断句本，中华书局影印光绪年虚受堂刊本
汉书校勘札记100卷(清刘光蕡等)陕甘味经书院刊本
汉书笺遗12卷(近人杨昭儁)北京大学藏稿本
读汉书札记（杨树达）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471-542页民国印本
读汉书札记1卷(近人宁调元)铅印太一遗书本二十四史订补第2册第543-548页民国4年印本
汉书补注补正6卷(近人杨树达)1925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二十四史订补第3册第21-76页民国14年商务初印本
汉书窥管(近人杨树达)1955年科学出版社铅印本即据汉书补注补正扩充而成
汉书新证(今人陈直)195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铅印本
汉书引经札记(清朱为弼)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汉书引经异文录证6卷(清缪佑孙)光绪11年刊本二十五史三编第3册第711-745页二十四史订补第3册第201-276页
汉书八表注10卷(清钱坫)见江苏采辑书目及书目答问
校汉书八表8卷(清夏燮)光绪16年家刊本文渊楼丛书影印本二十五史补编重校本据光绪庚寅刊本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
《三国志》是晋代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２２０）到晋武帝太康元年（２８０）六十年的历史。《三国志》全书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
《三国志》位列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与《史记》（司马迁）、《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并称前四史。
《三国志》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
作者介绍
陈寿（２３３－２９７），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学，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待御史等职。２８０年，西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２６６）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
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陈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了。
《三国志》特点与质疑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陈寿毕竟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国志》便尊曹魏为正统。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是附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三国志》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陈寿是三国时人，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另外，因为政治上的原因，陈寿也可能舍弃了一些材料，如牵涉到司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写，只好舍弃了。
《三国志》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２０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１７３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三国志》行文简明、干净。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人杰，孙策、孙权是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庞统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１９３）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但是，唐朝房玄龄等奉诏撰写的《晋书·陈寿传》，在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时，又认为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书中有所表现。说“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晋书·陈寿传》关于陈寿索米的这条史料，只有少数几位史学家如北周的柳虬、唐朝的刘知几等相信，而多数的史学家则认为这条史料不合事实，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国志考证》中指出：“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晋书》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指出：《晋书》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订《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由此可见，《晋书》贬陈寿之说，实为不实之词，不可尽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说过一些公道话：“以理而论，（陈）寿之谬万万无词；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亦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看来，从东晋习凿齿以来掀起的正统之争，无不具有现实的目的和为当代政权服务的用心，知人论世，知世论史是至关要紧的，没有永恒不变的正伪标的。
陈寿受后人批评的另一弊病是书中时有曲笔，多所回护。刘知几在《史通·直书篇》说“当宜、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其口而无言。”批评陈寿和王隐在修史时对当权人物曹操、司马懿的丑事缄口无言，为之回护。在《三国志·魏书》中确实没有看到刘知几所论的内容，对此，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六中“三国志多回护”写到：
《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不言晋侯所召，而以为天子巡狩，既已开掩护之法，然此物为尊者讳也。至于孩父之事，则大书以正之，如许止、赵盾之类，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诚，义至严也。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者。
赵翼在回顾自《春秋》以来即有回护现象的存在，认为陈寿在这方面做得不好。于是赵翼列举一些例证，如汉献帝逊位之后，魏封其为山阳公，到他死时，才追谥为献帝，陈寿隐去曹王篡汉封山阳公一节，在《魏纪》中只称汉献帝。同样常道乡公逊位，为陈留王，到死时才追谥为元帝，陈寿也为之讳隐掩饰。司马师废齐王曹芳，《魏略》是这样记载的：“（司马）师遣郭一芝入宫，太后方与帝对弈，芝奏日：‘大将军欲废陛下。’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大将军意已定，太后但当顺旨。’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芝曰：‘大将军何可见邪。’太后乃付以玺缓。”是齐王之废，全出于司马师之主意，太后全然不知。陈寿《魏书》“反载太后之命，极言齐王无道不孝，以见其当废，其诬齐王而党司马氏亦太甚关。”如此等等。
最为严重的曲笔是高贵乡公被弑之事，据《汉晋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语》、《魏末传》所载是高贵乡公曹髦见司马昭跋扈专横，专权祸国，心不能甘，“发甲兵于凌云台，亲讨司马昭。司马昭令贾充拒之，时府兵尚不敢动，贾充即令成倅、成济曰：‘公蓄养汝等，正为今日。’成济乃抽戈犯帝，刃出于背而崩。”而陈寿《魏书》但书“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被弑之迹。反载太后之命，言高贵乡公之当诛，欲以庶人礼葬之。并载昭奏，称“公卒兵向臣，臣即敕将士不得伤害，骑督成倅弟成济横人兵阵，伤公，遂至殒命，臣辄收济付廷尉，结正其罪。”……这样，赵翼感叹道：“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然此犹曰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也。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赵翼的责难，尖锐深刻，例证还多，余如曹操征陶谦时滥杀无辜，记曹魏对蜀之战“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最后，赵翼认为陈寿不仅牵涉到当权统治者的本纪多回护，而列传中也多所讳。这样的回护曲笔，不竟让赵翼困惑不解：“岂寿以作史之法必应如是，回护耶？抑寿所据各国之原史本已讳而不书，遂仍其旧，而不复订正耶？”
陈寿修史中的曲笔、回护的确存在，他显然是处在曹魏、西晋政权交替过程中的一种避祸方式，作为封建时代的史书，必然会对当权者有所回护，为尊者讳是无法超越的潜在规则。就是赵翼所肯定的秉笔直书的南史、董狐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所谓“赵盾弑君”（《左传·宣公二年》）也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结论。他们立论的理由是赵盾“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计贼”，没有尽到臣子的责任。
赵翼也为陈寿的曲笔作了历史考辩，指出：“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当然，也有可能是陈寿所参考的魏、晋资料原来就是这样记载，陈寿未作订正，也不敢妄加篡改的。为陈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处于改朝换代之际修史者顾忌更多的实际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贵真实，不虚美，不隐恶应是史家必须恪守的准则，曲笔是不足为训的。应当看到，陈寿除了涉及魏晋易代的敏感问题与当权人物之外，其叙写仍属翔实可信的。不必讳言陈寿的曲笔，也不能因此而怀疑《三国志》的信史价值。钱大昕所说：“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叙事之可信。盖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见闻必确。三国介汉晋之间，首尾相涉，垂及百年，两史有违失者，往往赖此书正之……予性喜史学，马班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晔）、欧阳（修）。”（《三国志辩疑序》）
《三国志》也有其不足之处，不可不注意。在叙事时，除了在某些人的纪和传中有矛盾之处外，其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曹魏和司马氏多有回护、溢美之词，受到了历代史学家的批评。另外，全书只有纪和传，而无志和表，这是一大缺欠。《三国志》成书之后，由于叙事过于简要，到了南朝宋文帝时，著名史学家裴松之便为其作注，又增补了大量材料。
裴松之介绍
裴松之（３７２－４５１），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裴松之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禄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员外郎。裴松之从小喜爱读书，８岁时已熟知《论语》《诗经》诸书。后博览典籍，学识日进。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３９１），裴松之任殿中将军，时年２０岁。晋安帝隆安二年（３９８），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联合兖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败，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荐裴松之担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虑风险过大，迟迟不肯动身。不久，军阀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
义熙初，裴松之先后担任员外散骑侍郎，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后升调回朝廷，改任尚书祠部郎。
义熙十二年（４１６），太尉刘裕（即宋武帝）率军北伐。裴松之时任司州主簿随军北行。刘裕十分赏识裴松之，赞他有“庙廊之才”，将他转任治中从事史。晋军占洛阳后，刘裕委任之为封国世子洗马。裴松之成为刘裕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三国志》裴松之注本
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书侍郎。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他为之作补注。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据沈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侯康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 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他注《三国志》的重点是补阙和纠谬。正如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忘；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注的最大特点，就是广采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读《三国志》时，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当作正文来读。 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针对当时史书“疏略寡要”、“时有脱漏”的问题，裴氏将补阙列为第一项，主要补记重要事件与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陈寿仅在《武帝纪》和《任峻传》中用５０几个字略作记载，仅仅说明了“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而曹操在这一重大决策上有何认识与领导，推行中有何艰辛，推行后有何成效，陈寿则未作评叙。裴注以１８０字的篇幅阐明了以上问题，将屯田一事作为曹魏定国的重大国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领这一层面上，裴氏显然高一筹。又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一事，反映了蜀汉以“攻心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进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陈寿一笔带过，而斐氏补充２００多字，其识见亦在陈寿之上。王弼开魏晋玄学之先声，陈寿仅以２３字记之。裴氏引何邵《王弼传》补其生平与学说，引孙盛《魏氏春秋》反映时人的评断，引《博物志》介绍家世，为我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马钧其人其事，在《方技传》中了无涉及。裴氏以１２００多字补充其生平与重大发明创造，有关指南车、翻车、连弩、发石车以及织绫机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科技生产水平，填补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与重大事件与人物有关的重要文献亦是补阙的内容，如曹操的《明志令》、《举贤无拘品行令》、曹丕的《与吴质书》，李密的《陈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传世。
所谓备异与惩妄，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言的。“并皆抄内、以备异闻”为备异，依本志或引证它书做“随违矫正”工作，为惩妄。二者往往难以截然分开。如刘备三顾茅一事，《诸葛亮传》所记情节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鱼豢《魏略》和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所记则不同，认为是诸葛亮先拜访刘备。裴氏将两书记载均抄录于注中，可为备异；又对其说加以辨析，引《出师表》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一段，说明“非亮先诣备”这一结论，可谓惩妄。这种备异，惩妄，往往以寿书作为对比对象，再扩及到对其他史书的品评和总结。如在《魏书·文昭甄皇后传注》中，录有王沉《魏书》褒美甄后的记载，与寿书截然不同。裴氏依据《春秋》之义，认定《魏书》“崇饰虚文”，并说“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从而断定“陈氏删落，良有以也”。
对陈寿失误而他书正确处，亦作明确判断。如《吴书·楼玄传注》引虞博《江表传》所载楼玄自杀事，裴氏径直判断为“《江表传》所言，于理为长”。《吴书·诸葛恪传注》引胡冲《吴历》所载，裴氏判断为“《吴历》为长”。这种评断，在论辨一条中有更多体现。论辨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两个方面，评史事者随处可见，是史家主体认识的直接表达，因与本论题关系不大，故略而不论，评论史书，则有总结同期史著优劣的史学批评的意义，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之一。裴氏对《三国志》一书的评论，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评价，又有散见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评，是较为全面的；对同期其他史书，则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评点，概括来看，这些评论大致可分为体例安排、叙事描写两个方面。
中国史书体例自《春秋》《史记》后，编年体、纪传体两体渐趋成熟，尽管仍存在二体优劣的争论，但其体式已较固定。裴氏较关注的是对现有体例，尤其是做为正史的纪传体的规范化问题。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主，专传、合传较好掌握，而类传如何划分，则颇不一致。裴氏主张取“事类相从”的原则，他说：“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肯定了司马迁首创“事类相从”的合理性，然后批评陈寿将非为一类的人放在一传中，有失体例。如贾诩之俦，实属“算无遗略、经权达变”的奇士，应放在善作筹划的程昱、郭嘉等人的类传中，但却放在了德智两全有王佐之风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类”，“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本质的异同，应是区分类传的第一要义。其次，行事相类亦为重要原则。如鱼豢《魏略·勇侠传》不计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将汉末孙宾硕四人编入魏，是依据“其人接魏，事义相类”的原则处理的。对此，如果说鱼豢还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话，那么，裴氏提出“事义相类”的原则，便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了。由实践升华为理论，再指实践，正是裴注史学意义在编纂学上的体现。
在叙事描写上，强调通顺合理，反对“语之不通”。注意容貌状写，如对荀彧之外貌，以陈寿不称述为遗憾，特引《典略》、《平原祢稀传》补充之，既反映了魏晋著文讲究人物容止风藻的时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国史学讲究形象描写的特色，还体现了裴氏对历史文学的审美要求，即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使史著更具魅力。
晁公武首先涉及裴注的字数：“（裴注）博采群说，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郡斋读书志》卷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国志》中，李龙官等在校刊识语中更为具体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黄大受据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的殿本统计，陈寿本书为３５０８３３字，裴注为３２２６４３字（《三国志及裴注字数统计表》，载《三国志选注》，台北中正书局，１９７２年版卷首。转引自吴金华《三国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９５页）。王廷洽根据中华书局陈乃乾校点本统计出《三国志》为３６６６５７字，裴注为３２０７９９字（《略谈〈三国志〉与裴注的数量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１９８５年第３期）。吴金华据百衲本统计，陈寿本书为３６８０３９字，裴注为３２２１７１字（《三国志校诂附编》，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崔曙庭根据金陵活字本统计，《三国志》为３６７３２７宇，裴注为３２０８０５字（《〈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２期）。如果以上述统计最少的《三国志》与统计最多的裴注字数比较，《三国志》也比裴注多３８０１４字，即便裴注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达到数倍于本书的文字。张子侠则认为：“《三国志》的版本和流传的经过极为复杂，既有文字脱漏问题，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现象，因而正文与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轻下结论。”（《〈三国志〉裴注研究三题》，《史学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明以前人若王通、刘知几都讥其繁芜，叶适至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一九一）。清代学者虽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责他有的应注而不注，有的不应注而注，引书有改字等等（见赵翼陔余业考六、四库提要四五及卢文弨的批注）。其实这些都是小缺点，并不能因此掩没它的长处。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种，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尽管说它“繁芜”，说它“寿之弃余”，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也是值得重视的。
由于裴注引书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因此裴注引书数量和书目的考证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分歧最大的问题。钱大昕统计裴注引书“凡百四十余种，其与史学无涉者不在数内”，所列书名１４４种（《廿二史考异》卷十五）。赵翼统计裴注引书“凡（百）五十余种”，所列书名１５１种，亦为史部类数目（《廿二史札记》卷六）。赵绍祖统计裴注引书“凡一百八十余种”，另外，引诸经及诸子字书“又四十余种”（《读书偶记》卷六）。钱大昭以时代，地理，人物，官制，类书，文章，别集，家传，别传为类，统计裴注引书１６０余种（《三国志辨疑》）。沈家本将裴注引书“依《隋书 经籍志》之例分为四部：计经部廿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三国志注引书目》）。王钟翰统计“裴氏注记所引诸书名，凡二百四五十种”，并按钱大昭的分类列书名２５６种（《三国志裴注考证》，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五卷，１９４５年）。王祖彝除“诸家评论与裴氏自注，傅子，袁子，孙盛，习凿齿等论注以及引古书为诠释者不计”外，统计“裴注征引之书凡百五十六种”（《三国志人名录裴注引用书目》，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６年）。马念祖统计裴注引书“二百零三种”（《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杨翼骧统计“以裴氏所引书目全部而言，为二百一十余种；若除去关于诠释文字及评论方面的，则为一百五十余种”（《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历史教学》１９６３年第２期）。高秀英，杨济安统计裴注引书２０３种（《三国志人名索引·裴注引书索引》，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陈垣统计裴注“所引书在二百三十种以上”（《三国志注引书目》，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七辑，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第３３１页）。王树民对赵翼的“裴松之三国志注”条裴注引书进行了部分考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修订版）。周国林统计裴注引用书目为２２４种，其中“用于笺释名物训诂音义的先秦至东汉中期著作及其为之作注的和文字训诂方面的著作共四十余种，用于补阙备异惩妄论辩方面的汉末迄晋著作共一百八十余种”（《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书考》，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高振铎统计“裴松之注《三国志》共引书二百三十六种”（《裴注〈三国志〉引书考订－－兼评〈廿二史札记校证〉》，《汉中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３期）。虞万里统计裴注引书“二百三十五种”（《〈三国志〉裴注引书新考》，《温州师院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４期）。伍野春统计裴注引书凡２２９种，“另有十则未注明出处”（《裴松之评传》，第２５０页）。张子侠统计“裴氏共引书二百二十七种”。高敏曾与人合作《〈三国志〉裴注引书考》一文，统计引书达二百四五十种（《〈三国志〉说略》，载《经史说略二十五史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８７页）。
《三国志》裴注引用书目
二画
《九州岛春秋》（司马彪撰）
《九州岛记》（荀绰撰。注：此书总名《九州岛记》，则分为《冀州记》、《兖州记》等各篇）
三画
《三辅决录》（赵岐撰）《三朝录》
《三国评》（徐众撰）《山阳公载记》（乐资撰）
《山涛启事》
四画
《太康三年地记》
《文士传》
（注：《曹休传》注中说是张隐所撰，《荀彧传》注中说是张衡所撰，《王粲传》注中说是张骘所撰，待考）
《文章志》（挚虞撰） 《文章叙录》（荀勖撰）
《孔氏谱》 《孔融集》
《王氏谱》 《王朗家传》
《王朗集》 《王弼传》（何劭撰）
五画
《世语》＝《魏晋世语》（郭颁撰）
《四体书势》（卫恒撰）
六画
《江表传》（虞溥撰） 《交广记》（王隐撰）
《交广二州春秋》（王范撰）《先贤行状》
《汝南先贤传》 《任嘏别传》
《列书》《列异传》
《决疑要注》（挚虞撰）《百官志》
《百官名》
七画
《吴书》（韦曜撰。注：韦曜本名昭，晋朝史官避司马昭讳改）
《吴历》（胡冲撰） 《吴录》（张勃撰）
《吴纪》（环某撰） 《吴质别传》
《序传》（司马彪撰）《阮氏谱》
《志林》（虞喜撰）《杜氏新书》
八画
《辛宪英传》（夏侯湛撰） 《典略》（鱼豢撰）
《邴原别传》 《明堂论》（蔡邕撰）
《抱朴子》（葛洪撰） 《东阿王辩道论》
九画
《后汉书》（谢承撰） 《英雄记》
《兖州记》（注：即《九州岛记》其中一篇）
《风俗通》（应劭撰） 《胡氏谱》
《姚信集》
十画
《晋纪》（干宝撰） 《晋书》（王隐撰）
《晋书》（干宝撰） 《晋书》（虞预撰）
《晋诸公赞》（傅畅撰） 《晋阳秋》（孙盛撰）
《晋泰始起居注》 《晋惠帝起居注》（陆机撰）
《益州耆旧传》 《益部耆旧传》（陈寿撰）
《益部耆旧杂记》（陈寿撰。注：此书应为《耆旧传》之附录）
《高贵乡公集》 《高士传》（皇甫谧撰）
《烈女传》（皇甫谧撰） 《荀氏家传》
《荀彧别传》 《袁氏世纪》
《孙氏谱》 《孙资别传》
《孙惠别传》 《马先生序》（傅玄撰）
《书林》（应璩撰）《神仙传》（葛洪撰）
十一画
《陈留耆旧传》《陈氏谱》
《曹瞒传》（吴人所撰） 《曹公集》
《曹志别传》 《庾氏谱》
《郭氏谱》 《崔氏谱》
《陆氏世颂》 《陆氏祠堂像赞》
《陆逊铭》（陆机撰） 《启蒙注》（顾恺之撰）
《通语》（殷基撰） 《异同杂语》（孙盛撰）
《异同评》（孙盛撰） 《异物志》
《异林》（陆某撰）
十二画
《华阳国志》（常璩撰）《华佗别传》
《博物志》（张华撰） 《博物记》
《嵇氏谱》《嵇康传》
《嵇康集》《程晓别传》
《费祎别传》《傅子》（傅玄撰）
《傅咸集》《张超集》
《逸士传》（皇甫谧撰）《搜神记》（干宝撰）
十三画
《蜀记》（王隐撰） 《蜀本纪》
《蜀世谱》（孙盛撰） 《楚国先贤传》
《零陵先贤传》《会稽典录》
《会稽邵氏家传》《虞翻别传》
《杨都赋注》（庾阐撰）《万机论》（蒋济撰）
十四画
《汉纪》（张璠撰）《汉纪》（袁宏撰）
《汉书》（华峤撰）《汉魏春秋》（孔衍撰）
《汉晋春秋》（习凿齿撰） 《汉末名士传》
《管辂别传》《赵云别传》
《裴氏家纪》（傅畅撰）
十五画
《郑玄别传》《潘尼别传》
《潘岳别传》《潘岳集》
《刘氏谱》《刘廙别传》
十六画
《冀州记》（注：即《九州岛记》其中一篇）
《战略》（司马彪撰） 《卢谌别传》
《诸葛氏谱》 《诸葛亮集》（陈寿次定）
《诸葛恪别传》 《机云别传》
《默记》（张俨撰） 《褒赏令》
十七画
《襄阳记》（习凿齿撰）《锺会母传》
十八画
《魏书》（王沈撰） 《魏略》（鱼豢撰）
《魏纪》（殷澹撰） 《魏氏春秋》（孙盛撰）
《魏末传》 《魏武故事》
《魏名臣奏》 《魏世籍》（孙盛撰）
《魏世谱》 《魏都赋》
《杂记》（孙盛撰）《礼论》
十九画
《庐江何氏家传》
二十画
《献帝传》 《献帝记》
《献帝春秋》（袁暐撰） 《献帝起居注》
《谱叙》（华峤撰）
二十一画
《续汉书》（司马彪撰） 《顾谭传》
二十四画
《灵帝纪》（刘艾撰）
上所引书一百五十六种，不包括引用古书以为注释者。
附录
１撰人着一书以上者
荀绰：《九州岛记》（《兖州记》《冀州记》等）
鱼豢：《典略》《魏略》
习凿齿：《汉晋春秋》《襄阳记》
傅畅：《晋诸公赞》《裴氏家纪》
傅玄：《马先生序》《傅子》
华峤：《汉书》《谱叙》
挚虞：《文章志》《决疑要注》
葛弘：《抱朴子》《神仙传》
何劭：《王弼传》《荀粲传》
陆机：《晋惠帝起居注》《陆逊铭》
王隐：《交广记》《晋书》《蜀记》
皇甫谧：《高士传》《烈女传》《逸士传》
干宝：《晋纪》《晋书》《搜神记》
陈寿：《益部耆旧传》《益部耆旧杂记》《诸葛亮集》
司马彪：《九州岛春秋》《序传》《战略》《续汉书》
孙盛：《晋阳秋》《异同杂语》《异同评》《蜀世谱》《魏氏春秋》《魏世籍》《杂记》
２同名著述
张璠《汉纪》、袁宏《汉纪》
干宝《晋书》、王隐《晋书》、虞预《晋书》
分析与评价
作《后汉书》的范晔和裴松之同时，以年龄论，裴比范长二十岁，范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４４５），裴死更比范后六年。两人虽然生在同一时期，同样搜集史料，但他们运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晔组织所得的史料编或后汉书，裴松之则用来注陈寿的三国志。试取陈寿、范晔两书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传比较，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
裴注出现后，引来了许多评议，其中有褒有贬。刘知几说：“少期集注《三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繁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与刘知几不同，赞誉裴松之者多从保存史料方面对裴注给予肯定。侯康说：“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 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裴松之注《三国志》的评价:“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这个归纳是准确的。但又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这话毫无证据，只能认为撰提要者的臆测之辞罢了。关于以往史家对裴注的评价，杨翼骧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详细介绍，可以参看。
以上对于裴注的评价反映了传统史学批评的特点。评论者大多不能摆脱是与非、优与劣的思维框架。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待裴注，更应关注的是，历来对史书的注释都是从名物训诂的角度着眼的，为什么裴松之却要发明出一种新的注释方式？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 章学诚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刘知几、章学诚虽然都是传统史学批评的大家，但这些分析却有失水准，带有很强的好恶色彩。所谓“不能自达”、“不足自存”，都是要从注释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释。
不带偏见阐释裴注出现原因的当首推陈寅恪先生。陈氏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异二卷。”）云：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为？众僧和聚会，悉受无戒！于僧有何事？答：说戒。僧答言：布萨。不来者嘱授清净说！诸人者，当说当来之净！答言：说净。陈氏解释说：“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 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一文中，他又进一步发挥说：“裴松之《三国志注》人所习读，但皆不知其为合本子注之体。” 周一良先生对陈说持怀疑态度。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有何渊源吧？”。陈寅恪先生的解释是从史书编撰的的技术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样编撰更便于读者阅读。对此，周一良先生的质疑是有力的。“补遗订误”才是裴注的本质所在，这与合本子注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对陈氏观点也不乏赞成者。逯耀东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注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又试图通过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来解释裴注的产生。他的基本思想是，传统注释方法与裴注的不同在于一是经注、一是史注。这主要是受到了钱大昭的启发。钱大昭说：“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 逯耀东就此说道：“因此，明理与达事是经注与史注的基本区分。‘达事’是更进一步叙述历史的真相。” 他又说：“由经注的义理阐释，转向历史事实的探讨，是经史分途过程中重要转变的关键。”众所周知，魏晋以后，史学逐渐脱离经学而独立。以此为背景来解释经注演变为史注是不错的，本文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仅至于此的泛泛之论还是不够的，因为裴注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史注还是经学式的。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说史学与经学又合流了。
围绕《三国志》及其裴注，实际上可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三国志》写得如此简略？第二，为什么裴松之要不避繁琐征引那样多的史籍？
有一种意见认为，陈寿所见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国志》写得简略。这种意见有一定道理，因为裴注中所征引的许多书在陈寿写《三国志》时确实还没有问世。但这样解释也有问题，因为毕竟还有些书是陈寿有可能见到的。陈寿撰写《三国志》在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之后。据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所列，在此之前，专记三国历史的史书如王沈《魏书》、韦昭《吴书》，鱼豢《魏略》、《典略》已经问世。此外，如赵岐的《三辅决录》、谢承的《后汉书》、王粲的《汉末英雄记》、司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三国志》的成书年代，史无明文，杨翼骧先生书编于太康六年（285年）下。案语说明道：“考《三国志》卷４８《孙皓传》云‘皓举家西迁，以太康元年三月集于京邑。五年，皓死于洛阳。’此为《三国志》中记事最晚之一条，则陈寿着成全书必在太康五年孙皓死后，故编于本年。”据同书，着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的皇甫谧卒于太康三年（２８２）。陈寿写《三国志》时见到皇甫谧书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上这些书裴注中都征引了。据《三国志人名索引》附录《三国志裴注引书索引》，裴注引用《魏书》一百九十条、《魏略》一百七十九条、《典略》四十九条、《吴书》一百一十九条、《三辅决录》九条、《后汉书》十二条、《英雄记》六十九条、 《九州春秋》二十六条、《帝王世纪》一条、《高士传》六条。这些材料陈寿应能见到，但他并没有以此来充实《三国志》，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这个工作。《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载文帝与吴质书，近二百字，而裴注详引《魏略》所载此书，竟多达八百余字。裴松之就此解释说：“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关于曹魏屯田，据杨翼骧先生统计，《武帝纪》中仅用了“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十三个字来叙述。在《任峻传》中又用了“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四十一字。而裴松之在《武帝纪》中引用王沈《魏书》的记载，补充了一百四十七字。由此看来，对《三国志》的简略不能只从陈寿所见材料的多寡这个角度来加以解释，还必须另想办法。
裴松之嫌《三国志》写得简略，而这样的意见在他以前是未曾见过的。《三国志》刚问世时，获得了一片赞誉声。《晋书》卷８２《陈寿传》称：“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着《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本传又称：“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东晋时，习凿齿从正统论的角度对陈寿书以魏为正统的写法提出异议，在其所着《汉晋春秋》中坚持以以蜀汉为正统。正统问题是政治问题，从学术的角度仍然不见对《三国志》的批评。看来，简略在晋人眼里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将其视之为缺点。这就提示我们应当从时代学术风气变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后人补充与考证
在北宋以前，魏、蜀、吴三书是各自成书的。《旧唐书·经籍志》以《魏书》为正史，归《蜀书》、《吴书》入编年，分类极不科学，然其可证三书，当是时仍是互相独立的三部。北宋雕板刻书，始合三书为一种。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咸平六年（1003）的国子监刻本。
《三国志》没有表和志，清代以来不少学者补撰，虽然材料基本上不出原书和裴注，但经过分类排比，眉目清醒，有关地理、职官的表志，尤为有用。这类补表补志绝大多数收在《二十五史补编》和《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今胪列有关《三国志》的补表补志于下：
万斯同：《三国大事年表》。
周嘉猷：《三国纪年表》。
谢钟英：《三国大事表》。
张守常：《三国大事表补正》。
万斯同：《三国汉季方镇年表》。
万斯同：《三国诸王世表》。
万斯同：《魏国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魏方镇年表》。
万斯同：《汉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吴将柏大臣年表》。
黄大华：《三国志三公宰辅年表》。
周明泰：《三国志世系表》。据南宋本《世说新语》所附人名谱，补录不见于陈寿书中者多人。
陶元珍：《三国志世系表补遗附订》。
洪饴孙：《三国职官表》。曹魏官制大异于汉，而两晋南北朝的职官多渊源于此，所以表中凡初建置者皆特著出。此表合职官志与表为一，每官下列前后居此官者姓名，可以考见官职高下和迁转。
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吴氏订正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三国分列，按诸帝次序，依州郡县列为表。杨氏补正。
谢钟英：《三国疆域表》。列三国最后疆域所包括郡县名，并注清末今地。
洪亮吉、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洪氏撰，谢氏补注，以三国最后疆域为断。县下注城镇山川等及有关当地故实。
谢钟英：《三国疆域志疑》。
金兆丰：《校补三国疆域志》。
侯康：《补三国艺文志》。
姚振宗：《三国艺文志》。
陶元珍：《三国食货志）。
清代杨晨编《三国会要》二十二卷，分十六门。引用正史为正文，裴注等书低格写。此书与以后朱铭盘所编南朝宋、齐、梁等会要一样，都不能提供新史料，但可作分类的索引利用。
关于《三国志》的工具书，有哈佛燕京学社所出引得编纂处的《三国志及裴注综合引得》，中华书局所出高秀芳、杨济安编的《三国志人名索引》。前者是全面的索引，用处较广。但编者在选定条目编入引得时，着眼不宽，只注意习见的人名、地名、官名等，对于某些词语，尤其是具有时代特征而较少见的词语，反未收录。如“三史”、“人伦”、“人流”、“羌胡谷”、“虏谷、“楼梦”、“保官”等，因而不能利用引得排列此类词语进行研究。又如“中国”、“中州”、“部曲”等条目下所列出处，亦有脱漏。引得约纂处所出其他引得，与本段历史有关的如《世说新语引得》，亦存在类似问题。
现代最通行的三国志刻本有四种：一、百衲本，据宋绍兴、绍熙两种刻本配合影印；二、清武英殿刻本，据明北监本校刻（铅印石印各本都据武英殿本翻印）；三、金陵活字本，据明南监冯梦祯本校印；四、江南书局刻本，据毛氏汲古阁本校刻。这四种刻本，除百衲本影印外，其余三种虽然在重刻时还不免增加了一些错字，但都经过认真校勘，并改正了原本的不少错误。我们的校点工作，就用这四种通行本互相勘对，择善而从。
历代研究《三国志》及裴注者很多，其中尤以清代人用力最多。自顾炎武、何焯以下约二十余家，都能根据本书前后文互证，并参考它书，对于宋、元以来各种版本相沿未改的错误，分别提出意见，或批注书眉，或成为专门著作刊布。民国时，卢弼汇集历代学者对《三国志》正文和裴注所作的注释、版本校勘和考证，并将本人的注释和按语统一编纂为《三国志集解》，可供读《三国志》时参考。
除各种选注选译本外，完整翻译陈寿《三国志》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搜罗到了各种《三国志》的今注今译本共有十二种。有中、韩、日三个语种。中文最早的是中国台湾学者王静芝等人的《白话三国志》（台北河洛出版社，１９８０年，仅翻译了“陈志”，有注释），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大陆学者陆续推出了下面九种译本：
１、苏渊雷主编《三国志今注今译》（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仅翻译了“陈志”，有注释）
２、田余庆、吴树平主编《三国志今译》（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３、刘国辉等译《三国志现代文版》（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４、曹文柱等主编《白话三国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翻译了“陈志”和少量“裴注”，没有注释）
５、戴逸主编《三国志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６、杜经国译《文白对照三国志》（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７、方北辰注译《三国志注译》（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仅翻译了“陈志”，有注释）
８、上海古籍出版社译《白话三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仅翻译了“陈志”， 没有注释）
９、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三国志》分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仅翻译了“陈志”， 没有注释）。
《三国志》位列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与《史记》（司马迁）、《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并称前四史。
《三国志》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
作者介绍
陈寿（２３３－２９７），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学，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待御史等职。２８０年，西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２６６）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
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陈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了。
《三国志》特点与质疑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陈寿毕竟是晋臣，晋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国志》便尊曹魏为正统。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的一个特点。
陈寿虽然名义上尊魏为正统，实际上却是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地位是相同的。就记事的方法来说，《先主传》和《吴主传》，也都是年经事纬，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不称纪而已。陈寿这样处理，是附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这足见他的卓识和创见。《三国志》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陈寿是三国时人，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从魏、蜀、吴三书比较来看，《蜀书》仅得十五卷，较魏、吴两书更简。这大概是魏、吴两国的史料多于蜀的原故。陈寿写《三国志》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另外，因为政治上的原因，陈寿也可能舍弃了一些材料，如牵涉到司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写，只好舍弃了。
《三国志》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２０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１７３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三国志》行文简明、干净。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人杰，孙策、孙权是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庞统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１９３）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但是，唐朝房玄龄等奉诏撰写的《晋书·陈寿传》，在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时，又认为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书中有所表现。说“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晋书·陈寿传》关于陈寿索米的这条史料，只有少数几位史学家如北周的柳虬、唐朝的刘知几等相信，而多数的史学家则认为这条史料不合事实，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国志考证》中指出：“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晋书》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指出：《晋书》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订《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由此可见，《晋书》贬陈寿之说，实为不实之词，不可尽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说过一些公道话：“以理而论，（陈）寿之谬万万无词；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亦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看来，从东晋习凿齿以来掀起的正统之争，无不具有现实的目的和为当代政权服务的用心，知人论世，知世论史是至关要紧的，没有永恒不变的正伪标的。
陈寿受后人批评的另一弊病是书中时有曲笔，多所回护。刘知几在《史通·直书篇》说“当宜、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其口而无言。”批评陈寿和王隐在修史时对当权人物曹操、司马懿的丑事缄口无言，为之回护。在《三国志·魏书》中确实没有看到刘知几所论的内容，对此，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六中“三国志多回护”写到：
《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不言晋侯所召，而以为天子巡狩，既已开掩护之法，然此物为尊者讳也。至于孩父之事，则大书以正之，如许止、赵盾之类，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诚，义至严也。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者。
赵翼在回顾自《春秋》以来即有回护现象的存在，认为陈寿在这方面做得不好。于是赵翼列举一些例证，如汉献帝逊位之后，魏封其为山阳公，到他死时，才追谥为献帝，陈寿隐去曹王篡汉封山阳公一节，在《魏纪》中只称汉献帝。同样常道乡公逊位，为陈留王，到死时才追谥为元帝，陈寿也为之讳隐掩饰。司马师废齐王曹芳，《魏略》是这样记载的：“（司马）师遣郭一芝入宫，太后方与帝对弈，芝奏日：‘大将军欲废陛下。’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大将军意已定，太后但当顺旨。’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芝曰：‘大将军何可见邪。’太后乃付以玺缓。”是齐王之废，全出于司马师之主意，太后全然不知。陈寿《魏书》“反载太后之命，极言齐王无道不孝，以见其当废，其诬齐王而党司马氏亦太甚关。”如此等等。
最为严重的曲笔是高贵乡公被弑之事，据《汉晋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语》、《魏末传》所载是高贵乡公曹髦见司马昭跋扈专横，专权祸国，心不能甘，“发甲兵于凌云台，亲讨司马昭。司马昭令贾充拒之，时府兵尚不敢动，贾充即令成倅、成济曰：‘公蓄养汝等，正为今日。’成济乃抽戈犯帝，刃出于背而崩。”而陈寿《魏书》但书“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被弑之迹。反载太后之命，言高贵乡公之当诛，欲以庶人礼葬之。并载昭奏，称“公卒兵向臣，臣即敕将士不得伤害，骑督成倅弟成济横人兵阵，伤公，遂至殒命，臣辄收济付廷尉，结正其罪。”……这样，赵翼感叹道：“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然此犹曰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也。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赵翼的责难，尖锐深刻，例证还多，余如曹操征陶谦时滥杀无辜，记曹魏对蜀之战“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最后，赵翼认为陈寿不仅牵涉到当权统治者的本纪多回护，而列传中也多所讳。这样的回护曲笔，不竟让赵翼困惑不解：“岂寿以作史之法必应如是，回护耶？抑寿所据各国之原史本已讳而不书，遂仍其旧，而不复订正耶？”
陈寿修史中的曲笔、回护的确存在，他显然是处在曹魏、西晋政权交替过程中的一种避祸方式，作为封建时代的史书，必然会对当权者有所回护，为尊者讳是无法超越的潜在规则。就是赵翼所肯定的秉笔直书的南史、董狐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所谓“赵盾弑君”（《左传·宣公二年》）也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结论。他们立论的理由是赵盾“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计贼”，没有尽到臣子的责任。
赵翼也为陈寿的曲笔作了历史考辩，指出：“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当然，也有可能是陈寿所参考的魏、晋资料原来就是这样记载，陈寿未作订正，也不敢妄加篡改的。为陈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处于改朝换代之际修史者顾忌更多的实际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贵真实，不虚美，不隐恶应是史家必须恪守的准则，曲笔是不足为训的。应当看到，陈寿除了涉及魏晋易代的敏感问题与当权人物之外，其叙写仍属翔实可信的。不必讳言陈寿的曲笔，也不能因此而怀疑《三国志》的信史价值。钱大昕所说：“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叙事之可信。盖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见闻必确。三国介汉晋之间，首尾相涉，垂及百年，两史有违失者，往往赖此书正之……予性喜史学，马班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晔）、欧阳（修）。”（《三国志辩疑序》）
《三国志》也有其不足之处，不可不注意。在叙事时，除了在某些人的纪和传中有矛盾之处外，其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曹魏和司马氏多有回护、溢美之词，受到了历代史学家的批评。另外，全书只有纪和传，而无志和表，这是一大缺欠。《三国志》成书之后，由于叙事过于简要，到了南朝宋文帝时，著名史学家裴松之便为其作注，又增补了大量材料。
裴松之介绍
裴松之（３７２－４５１），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裴松之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禄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员外郎。裴松之从小喜爱读书，８岁时已熟知《论语》《诗经》诸书。后博览典籍，学识日进。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３９１），裴松之任殿中将军，时年２０岁。晋安帝隆安二年（３９８），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联合兖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败，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荐裴松之担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虑风险过大，迟迟不肯动身。不久，军阀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
义熙初，裴松之先后担任员外散骑侍郎，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后升调回朝廷，改任尚书祠部郎。
义熙十二年（４１６），太尉刘裕（即宋武帝）率军北伐。裴松之时任司州主簿随军北行。刘裕十分赏识裴松之，赞他有“庙廊之才”，将他转任治中从事史。晋军占洛阳后，刘裕委任之为封国世子洗马。裴松之成为刘裕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三国志》裴松之注本
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书侍郎。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他为之作补注。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据沈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侯康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 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他注《三国志》的重点是补阙和纠谬。正如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忘；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注的最大特点，就是广采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读《三国志》时，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当作正文来读。 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针对当时史书“疏略寡要”、“时有脱漏”的问题，裴氏将补阙列为第一项，主要补记重要事件与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陈寿仅在《武帝纪》和《任峻传》中用５０几个字略作记载，仅仅说明了“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而曹操在这一重大决策上有何认识与领导，推行中有何艰辛，推行后有何成效，陈寿则未作评叙。裴注以１８０字的篇幅阐明了以上问题，将屯田一事作为曹魏定国的重大国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领这一层面上，裴氏显然高一筹。又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一事，反映了蜀汉以“攻心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进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陈寿一笔带过，而斐氏补充２００多字，其识见亦在陈寿之上。王弼开魏晋玄学之先声，陈寿仅以２３字记之。裴氏引何邵《王弼传》补其生平与学说，引孙盛《魏氏春秋》反映时人的评断，引《博物志》介绍家世，为我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马钧其人其事，在《方技传》中了无涉及。裴氏以１２００多字补充其生平与重大发明创造，有关指南车、翻车、连弩、发石车以及织绫机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科技生产水平，填补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与重大事件与人物有关的重要文献亦是补阙的内容，如曹操的《明志令》、《举贤无拘品行令》、曹丕的《与吴质书》，李密的《陈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传世。
所谓备异与惩妄，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言的。“并皆抄内、以备异闻”为备异，依本志或引证它书做“随违矫正”工作，为惩妄。二者往往难以截然分开。如刘备三顾茅一事，《诸葛亮传》所记情节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鱼豢《魏略》和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所记则不同，认为是诸葛亮先拜访刘备。裴氏将两书记载均抄录于注中，可为备异；又对其说加以辨析，引《出师表》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一段，说明“非亮先诣备”这一结论，可谓惩妄。这种备异，惩妄，往往以寿书作为对比对象，再扩及到对其他史书的品评和总结。如在《魏书·文昭甄皇后传注》中，录有王沉《魏书》褒美甄后的记载，与寿书截然不同。裴氏依据《春秋》之义，认定《魏书》“崇饰虚文”，并说“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从而断定“陈氏删落，良有以也”。
对陈寿失误而他书正确处，亦作明确判断。如《吴书·楼玄传注》引虞博《江表传》所载楼玄自杀事，裴氏径直判断为“《江表传》所言，于理为长”。《吴书·诸葛恪传注》引胡冲《吴历》所载，裴氏判断为“《吴历》为长”。这种评断，在论辨一条中有更多体现。论辨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两个方面，评史事者随处可见，是史家主体认识的直接表达，因与本论题关系不大，故略而不论，评论史书，则有总结同期史著优劣的史学批评的意义，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之一。裴氏对《三国志》一书的评论，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评价，又有散见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评，是较为全面的；对同期其他史书，则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评点，概括来看，这些评论大致可分为体例安排、叙事描写两个方面。
中国史书体例自《春秋》《史记》后，编年体、纪传体两体渐趋成熟，尽管仍存在二体优劣的争论，但其体式已较固定。裴氏较关注的是对现有体例，尤其是做为正史的纪传体的规范化问题。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主，专传、合传较好掌握，而类传如何划分，则颇不一致。裴氏主张取“事类相从”的原则，他说：“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肯定了司马迁首创“事类相从”的合理性，然后批评陈寿将非为一类的人放在一传中，有失体例。如贾诩之俦，实属“算无遗略、经权达变”的奇士，应放在善作筹划的程昱、郭嘉等人的类传中，但却放在了德智两全有王佐之风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类”，“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本质的异同，应是区分类传的第一要义。其次，行事相类亦为重要原则。如鱼豢《魏略·勇侠传》不计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将汉末孙宾硕四人编入魏，是依据“其人接魏，事义相类”的原则处理的。对此，如果说鱼豢还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话，那么，裴氏提出“事义相类”的原则，便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了。由实践升华为理论，再指实践，正是裴注史学意义在编纂学上的体现。
在叙事描写上，强调通顺合理，反对“语之不通”。注意容貌状写，如对荀彧之外貌，以陈寿不称述为遗憾，特引《典略》、《平原祢稀传》补充之，既反映了魏晋著文讲究人物容止风藻的时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国史学讲究形象描写的特色，还体现了裴氏对历史文学的审美要求，即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使史著更具魅力。
晁公武首先涉及裴注的字数：“（裴注）博采群说，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郡斋读书志》卷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国志》中，李龙官等在校刊识语中更为具体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黄大受据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的殿本统计，陈寿本书为３５０８３３字，裴注为３２２６４３字（《三国志及裴注字数统计表》，载《三国志选注》，台北中正书局，１９７２年版卷首。转引自吴金华《三国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９５页）。王廷洽根据中华书局陈乃乾校点本统计出《三国志》为３６６６５７字，裴注为３２０７９９字（《略谈〈三国志〉与裴注的数量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１９８５年第３期）。吴金华据百衲本统计，陈寿本书为３６８０３９字，裴注为３２２１７１字（《三国志校诂附编》，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崔曙庭根据金陵活字本统计，《三国志》为３６７３２７宇，裴注为３２０８０５字（《〈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２期）。如果以上述统计最少的《三国志》与统计最多的裴注字数比较，《三国志》也比裴注多３８０１４字，即便裴注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达到数倍于本书的文字。张子侠则认为：“《三国志》的版本和流传的经过极为复杂，既有文字脱漏问题，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现象，因而正文与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轻下结论。”（《〈三国志〉裴注研究三题》，《史学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明以前人若王通、刘知几都讥其繁芜，叶适至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一九一）。清代学者虽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责他有的应注而不注，有的不应注而注，引书有改字等等（见赵翼陔余业考六、四库提要四五及卢文弨的批注）。其实这些都是小缺点，并不能因此掩没它的长处。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种，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尽管说它“繁芜”，说它“寿之弃余”，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也是值得重视的。
由于裴注引书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因此裴注引书数量和书目的考证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分歧最大的问题。钱大昕统计裴注引书“凡百四十余种，其与史学无涉者不在数内”，所列书名１４４种（《廿二史考异》卷十五）。赵翼统计裴注引书“凡（百）五十余种”，所列书名１５１种，亦为史部类数目（《廿二史札记》卷六）。赵绍祖统计裴注引书“凡一百八十余种”，另外，引诸经及诸子字书“又四十余种”（《读书偶记》卷六）。钱大昭以时代，地理，人物，官制，类书，文章，别集，家传，别传为类，统计裴注引书１６０余种（《三国志辨疑》）。沈家本将裴注引书“依《隋书 经籍志》之例分为四部：计经部廿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三国志注引书目》）。王钟翰统计“裴氏注记所引诸书名，凡二百四五十种”，并按钱大昭的分类列书名２５６种（《三国志裴注考证》，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五卷，１９４５年）。王祖彝除“诸家评论与裴氏自注，傅子，袁子，孙盛，习凿齿等论注以及引古书为诠释者不计”外，统计“裴注征引之书凡百五十六种”（《三国志人名录裴注引用书目》，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６年）。马念祖统计裴注引书“二百零三种”（《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杨翼骧统计“以裴氏所引书目全部而言，为二百一十余种；若除去关于诠释文字及评论方面的，则为一百五十余种”（《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历史教学》１９６３年第２期）。高秀英，杨济安统计裴注引书２０３种（《三国志人名索引·裴注引书索引》，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陈垣统计裴注“所引书在二百三十种以上”（《三国志注引书目》，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七辑，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第３３１页）。王树民对赵翼的“裴松之三国志注”条裴注引书进行了部分考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修订版）。周国林统计裴注引用书目为２２４种，其中“用于笺释名物训诂音义的先秦至东汉中期著作及其为之作注的和文字训诂方面的著作共四十余种，用于补阙备异惩妄论辩方面的汉末迄晋著作共一百八十余种”（《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书考》，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高振铎统计“裴松之注《三国志》共引书二百三十六种”（《裴注〈三国志〉引书考订－－兼评〈廿二史札记校证〉》，《汉中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３期）。虞万里统计裴注引书“二百三十五种”（《〈三国志〉裴注引书新考》，《温州师院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４期）。伍野春统计裴注引书凡２２９种，“另有十则未注明出处”（《裴松之评传》，第２５０页）。张子侠统计“裴氏共引书二百二十七种”。高敏曾与人合作《〈三国志〉裴注引书考》一文，统计引书达二百四五十种（《〈三国志〉说略》，载《经史说略二十五史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８７页）。
《三国志》裴注引用书目
二画
《九州岛春秋》（司马彪撰）
《九州岛记》（荀绰撰。注：此书总名《九州岛记》，则分为《冀州记》、《兖州记》等各篇）
三画
《三辅决录》（赵岐撰）《三朝录》
《三国评》（徐众撰）《山阳公载记》（乐资撰）
《山涛启事》
四画
《太康三年地记》
《文士传》
（注：《曹休传》注中说是张隐所撰，《荀彧传》注中说是张衡所撰，《王粲传》注中说是张骘所撰，待考）
《文章志》（挚虞撰） 《文章叙录》（荀勖撰）
《孔氏谱》 《孔融集》
《王氏谱》 《王朗家传》
《王朗集》 《王弼传》（何劭撰）
五画
《世语》＝《魏晋世语》（郭颁撰）
《四体书势》（卫恒撰）
六画
《江表传》（虞溥撰） 《交广记》（王隐撰）
《交广二州春秋》（王范撰）《先贤行状》
《汝南先贤传》 《任嘏别传》
《列书》《列异传》
《决疑要注》（挚虞撰）《百官志》
《百官名》
七画
《吴书》（韦曜撰。注：韦曜本名昭，晋朝史官避司马昭讳改）
《吴历》（胡冲撰） 《吴录》（张勃撰）
《吴纪》（环某撰） 《吴质别传》
《序传》（司马彪撰）《阮氏谱》
《志林》（虞喜撰）《杜氏新书》
八画
《辛宪英传》（夏侯湛撰） 《典略》（鱼豢撰）
《邴原别传》 《明堂论》（蔡邕撰）
《抱朴子》（葛洪撰） 《东阿王辩道论》
九画
《后汉书》（谢承撰） 《英雄记》
《兖州记》（注：即《九州岛记》其中一篇）
《风俗通》（应劭撰） 《胡氏谱》
《姚信集》
十画
《晋纪》（干宝撰） 《晋书》（王隐撰）
《晋书》（干宝撰） 《晋书》（虞预撰）
《晋诸公赞》（傅畅撰） 《晋阳秋》（孙盛撰）
《晋泰始起居注》 《晋惠帝起居注》（陆机撰）
《益州耆旧传》 《益部耆旧传》（陈寿撰）
《益部耆旧杂记》（陈寿撰。注：此书应为《耆旧传》之附录）
《高贵乡公集》 《高士传》（皇甫谧撰）
《烈女传》（皇甫谧撰） 《荀氏家传》
《荀彧别传》 《袁氏世纪》
《孙氏谱》 《孙资别传》
《孙惠别传》 《马先生序》（傅玄撰）
《书林》（应璩撰）《神仙传》（葛洪撰）
十一画
《陈留耆旧传》《陈氏谱》
《曹瞒传》（吴人所撰） 《曹公集》
《曹志别传》 《庾氏谱》
《郭氏谱》 《崔氏谱》
《陆氏世颂》 《陆氏祠堂像赞》
《陆逊铭》（陆机撰） 《启蒙注》（顾恺之撰）
《通语》（殷基撰） 《异同杂语》（孙盛撰）
《异同评》（孙盛撰） 《异物志》
《异林》（陆某撰）
十二画
《华阳国志》（常璩撰）《华佗别传》
《博物志》（张华撰） 《博物记》
《嵇氏谱》《嵇康传》
《嵇康集》《程晓别传》
《费祎别传》《傅子》（傅玄撰）
《傅咸集》《张超集》
《逸士传》（皇甫谧撰）《搜神记》（干宝撰）
十三画
《蜀记》（王隐撰） 《蜀本纪》
《蜀世谱》（孙盛撰） 《楚国先贤传》
《零陵先贤传》《会稽典录》
《会稽邵氏家传》《虞翻别传》
《杨都赋注》（庾阐撰）《万机论》（蒋济撰）
十四画
《汉纪》（张璠撰）《汉纪》（袁宏撰）
《汉书》（华峤撰）《汉魏春秋》（孔衍撰）
《汉晋春秋》（习凿齿撰） 《汉末名士传》
《管辂别传》《赵云别传》
《裴氏家纪》（傅畅撰）
十五画
《郑玄别传》《潘尼别传》
《潘岳别传》《潘岳集》
《刘氏谱》《刘廙别传》
十六画
《冀州记》（注：即《九州岛记》其中一篇）
《战略》（司马彪撰） 《卢谌别传》
《诸葛氏谱》 《诸葛亮集》（陈寿次定）
《诸葛恪别传》 《机云别传》
《默记》（张俨撰） 《褒赏令》
十七画
《襄阳记》（习凿齿撰）《锺会母传》
十八画
《魏书》（王沈撰） 《魏略》（鱼豢撰）
《魏纪》（殷澹撰） 《魏氏春秋》（孙盛撰）
《魏末传》 《魏武故事》
《魏名臣奏》 《魏世籍》（孙盛撰）
《魏世谱》 《魏都赋》
《杂记》（孙盛撰）《礼论》
十九画
《庐江何氏家传》
二十画
《献帝传》 《献帝记》
《献帝春秋》（袁暐撰） 《献帝起居注》
《谱叙》（华峤撰）
二十一画
《续汉书》（司马彪撰） 《顾谭传》
二十四画
《灵帝纪》（刘艾撰）
上所引书一百五十六种，不包括引用古书以为注释者。
附录
１撰人着一书以上者
荀绰：《九州岛记》（《兖州记》《冀州记》等）
鱼豢：《典略》《魏略》
习凿齿：《汉晋春秋》《襄阳记》
傅畅：《晋诸公赞》《裴氏家纪》
傅玄：《马先生序》《傅子》
华峤：《汉书》《谱叙》
挚虞：《文章志》《决疑要注》
葛弘：《抱朴子》《神仙传》
何劭：《王弼传》《荀粲传》
陆机：《晋惠帝起居注》《陆逊铭》
王隐：《交广记》《晋书》《蜀记》
皇甫谧：《高士传》《烈女传》《逸士传》
干宝：《晋纪》《晋书》《搜神记》
陈寿：《益部耆旧传》《益部耆旧杂记》《诸葛亮集》
司马彪：《九州岛春秋》《序传》《战略》《续汉书》
孙盛：《晋阳秋》《异同杂语》《异同评》《蜀世谱》《魏氏春秋》《魏世籍》《杂记》
２同名著述
张璠《汉纪》、袁宏《汉纪》
干宝《晋书》、王隐《晋书》、虞预《晋书》
分析与评价
作《后汉书》的范晔和裴松之同时，以年龄论，裴比范长二十岁，范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４４５），裴死更比范后六年。两人虽然生在同一时期，同样搜集史料，但他们运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晔组织所得的史料编或后汉书，裴松之则用来注陈寿的三国志。试取陈寿、范晔两书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传比较，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
裴注出现后，引来了许多评议，其中有褒有贬。刘知几说：“少期集注《三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繁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与刘知几不同，赞誉裴松之者多从保存史料方面对裴注给予肯定。侯康说：“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 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裴松之注《三国志》的评价:“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这个归纳是准确的。但又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这话毫无证据，只能认为撰提要者的臆测之辞罢了。关于以往史家对裴注的评价，杨翼骧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详细介绍，可以参看。
以上对于裴注的评价反映了传统史学批评的特点。评论者大多不能摆脱是与非、优与劣的思维框架。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待裴注，更应关注的是，历来对史书的注释都是从名物训诂的角度着眼的，为什么裴松之却要发明出一种新的注释方式？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 章学诚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刘知几、章学诚虽然都是传统史学批评的大家，但这些分析却有失水准，带有很强的好恶色彩。所谓“不能自达”、“不足自存”，都是要从注释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释。
不带偏见阐释裴注出现原因的当首推陈寅恪先生。陈氏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异二卷。”）云：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为？众僧和聚会，悉受无戒！于僧有何事？答：说戒。僧答言：布萨。不来者嘱授清净说！诸人者，当说当来之净！答言：说净。陈氏解释说：“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 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一文中，他又进一步发挥说：“裴松之《三国志注》人所习读，但皆不知其为合本子注之体。” 周一良先生对陈说持怀疑态度。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有何渊源吧？”。陈寅恪先生的解释是从史书编撰的的技术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样编撰更便于读者阅读。对此，周一良先生的质疑是有力的。“补遗订误”才是裴注的本质所在，这与合本子注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对陈氏观点也不乏赞成者。逯耀东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注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又试图通过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来解释裴注的产生。他的基本思想是，传统注释方法与裴注的不同在于一是经注、一是史注。这主要是受到了钱大昭的启发。钱大昭说：“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 逯耀东就此说道：“因此，明理与达事是经注与史注的基本区分。‘达事’是更进一步叙述历史的真相。” 他又说：“由经注的义理阐释，转向历史事实的探讨，是经史分途过程中重要转变的关键。”众所周知，魏晋以后，史学逐渐脱离经学而独立。以此为背景来解释经注演变为史注是不错的，本文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仅至于此的泛泛之论还是不够的，因为裴注以后占据主流地位的史注还是经学式的。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说史学与经学又合流了。
围绕《三国志》及其裴注，实际上可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三国志》写得如此简略？第二，为什么裴松之要不避繁琐征引那样多的史籍？
有一种意见认为，陈寿所见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国志》写得简略。这种意见有一定道理，因为裴注中所征引的许多书在陈寿写《三国志》时确实还没有问世。但这样解释也有问题，因为毕竟还有些书是陈寿有可能见到的。陈寿撰写《三国志》在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之后。据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所列，在此之前，专记三国历史的史书如王沈《魏书》、韦昭《吴书》，鱼豢《魏略》、《典略》已经问世。此外，如赵岐的《三辅决录》、谢承的《后汉书》、王粲的《汉末英雄记》、司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三国志》的成书年代，史无明文，杨翼骧先生书编于太康六年（285年）下。案语说明道：“考《三国志》卷４８《孙皓传》云‘皓举家西迁，以太康元年三月集于京邑。五年，皓死于洛阳。’此为《三国志》中记事最晚之一条，则陈寿着成全书必在太康五年孙皓死后，故编于本年。”据同书，着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的皇甫谧卒于太康三年（２８２）。陈寿写《三国志》时见到皇甫谧书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上这些书裴注中都征引了。据《三国志人名索引》附录《三国志裴注引书索引》，裴注引用《魏书》一百九十条、《魏略》一百七十九条、《典略》四十九条、《吴书》一百一十九条、《三辅决录》九条、《后汉书》十二条、《英雄记》六十九条、 《九州春秋》二十六条、《帝王世纪》一条、《高士传》六条。这些材料陈寿应能见到，但他并没有以此来充实《三国志》，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这个工作。《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载文帝与吴质书，近二百字，而裴注详引《魏略》所载此书，竟多达八百余字。裴松之就此解释说：“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关于曹魏屯田，据杨翼骧先生统计，《武帝纪》中仅用了“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十三个字来叙述。在《任峻传》中又用了“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四十一字。而裴松之在《武帝纪》中引用王沈《魏书》的记载，补充了一百四十七字。由此看来，对《三国志》的简略不能只从陈寿所见材料的多寡这个角度来加以解释，还必须另想办法。
裴松之嫌《三国志》写得简略，而这样的意见在他以前是未曾见过的。《三国志》刚问世时，获得了一片赞誉声。《晋书》卷８２《陈寿传》称：“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着《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本传又称：“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东晋时，习凿齿从正统论的角度对陈寿书以魏为正统的写法提出异议，在其所着《汉晋春秋》中坚持以以蜀汉为正统。正统问题是政治问题，从学术的角度仍然不见对《三国志》的批评。看来，简略在晋人眼里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将其视之为缺点。这就提示我们应当从时代学术风气变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后人补充与考证
在北宋以前，魏、蜀、吴三书是各自成书的。《旧唐书·经籍志》以《魏书》为正史，归《蜀书》、《吴书》入编年，分类极不科学，然其可证三书，当是时仍是互相独立的三部。北宋雕板刻书，始合三书为一种。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咸平六年（1003）的国子监刻本。
《三国志》没有表和志，清代以来不少学者补撰，虽然材料基本上不出原书和裴注，但经过分类排比，眉目清醒，有关地理、职官的表志，尤为有用。这类补表补志绝大多数收在《二十五史补编》和《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今胪列有关《三国志》的补表补志于下：
万斯同：《三国大事年表》。
周嘉猷：《三国纪年表》。
谢钟英：《三国大事表》。
张守常：《三国大事表补正》。
万斯同：《三国汉季方镇年表》。
万斯同：《三国诸王世表》。
万斯同：《魏国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魏方镇年表》。
万斯同：《汉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吴将柏大臣年表》。
黄大华：《三国志三公宰辅年表》。
周明泰：《三国志世系表》。据南宋本《世说新语》所附人名谱，补录不见于陈寿书中者多人。
陶元珍：《三国志世系表补遗附订》。
洪饴孙：《三国职官表》。曹魏官制大异于汉，而两晋南北朝的职官多渊源于此，所以表中凡初建置者皆特著出。此表合职官志与表为一，每官下列前后居此官者姓名，可以考见官职高下和迁转。
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吴氏订正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三国分列，按诸帝次序，依州郡县列为表。杨氏补正。
谢钟英：《三国疆域表》。列三国最后疆域所包括郡县名，并注清末今地。
洪亮吉、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洪氏撰，谢氏补注，以三国最后疆域为断。县下注城镇山川等及有关当地故实。
谢钟英：《三国疆域志疑》。
金兆丰：《校补三国疆域志》。
侯康：《补三国艺文志》。
姚振宗：《三国艺文志》。
陶元珍：《三国食货志）。
清代杨晨编《三国会要》二十二卷，分十六门。引用正史为正文，裴注等书低格写。此书与以后朱铭盘所编南朝宋、齐、梁等会要一样，都不能提供新史料，但可作分类的索引利用。
关于《三国志》的工具书，有哈佛燕京学社所出引得编纂处的《三国志及裴注综合引得》，中华书局所出高秀芳、杨济安编的《三国志人名索引》。前者是全面的索引，用处较广。但编者在选定条目编入引得时，着眼不宽，只注意习见的人名、地名、官名等，对于某些词语，尤其是具有时代特征而较少见的词语，反未收录。如“三史”、“人伦”、“人流”、“羌胡谷”、“虏谷、“楼梦”、“保官”等，因而不能利用引得排列此类词语进行研究。又如“中国”、“中州”、“部曲”等条目下所列出处，亦有脱漏。引得约纂处所出其他引得，与本段历史有关的如《世说新语引得》，亦存在类似问题。
现代最通行的三国志刻本有四种：一、百衲本，据宋绍兴、绍熙两种刻本配合影印；二、清武英殿刻本，据明北监本校刻（铅印石印各本都据武英殿本翻印）；三、金陵活字本，据明南监冯梦祯本校印；四、江南书局刻本，据毛氏汲古阁本校刻。这四种刻本，除百衲本影印外，其余三种虽然在重刻时还不免增加了一些错字，但都经过认真校勘，并改正了原本的不少错误。我们的校点工作，就用这四种通行本互相勘对，择善而从。
历代研究《三国志》及裴注者很多，其中尤以清代人用力最多。自顾炎武、何焯以下约二十余家，都能根据本书前后文互证，并参考它书，对于宋、元以来各种版本相沿未改的错误，分别提出意见，或批注书眉，或成为专门著作刊布。民国时，卢弼汇集历代学者对《三国志》正文和裴注所作的注释、版本校勘和考证，并将本人的注释和按语统一编纂为《三国志集解》，可供读《三国志》时参考。
除各种选注选译本外，完整翻译陈寿《三国志》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搜罗到了各种《三国志》的今注今译本共有十二种。有中、韩、日三个语种。中文最早的是中国台湾学者王静芝等人的《白话三国志》（台北河洛出版社，１９８０年，仅翻译了“陈志”，有注释），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大陆学者陆续推出了下面九种译本：
１、苏渊雷主编《三国志今注今译》（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仅翻译了“陈志”，有注释）
２、田余庆、吴树平主编《三国志今译》（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３、刘国辉等译《三国志现代文版》（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４、曹文柱等主编《白话三国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翻译了“陈志”和少量“裴注”，没有注释）
５、戴逸主编《三国志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６、杜经国译《文白对照三国志》（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７、方北辰注译《三国志注译》（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仅翻译了“陈志”，有注释）
８、上海古籍出版社译《白话三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仅翻译了“陈志”， 没有注释）
９、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三国志》分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仅翻译了“陈志”， 没有注释）。
裴松之注本
说起《晋书》，就会使人想到唐太宗在《修晋书诏》里讲的一句名言：“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唐大诏令集》卷81,《全唐文》卷8)意思是说，史书的作用大得很啊！唐太宗历来很重视修史，今存“二十五史”，其中就有六部史书是在唐太宗时期修成的。他的这篇诏书，就是指示皇家史馆重写一部《晋书》。
李世民统治时代所修的前代史书，在晋书之外，还有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何以李世民偏要选择晋书来写史论呢？这主要因为西晋是个统一的王朝，它结束了三国时期几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它的统一又是短暂的，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地区的大混战，此后便形成了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的长期对立。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于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鉴。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把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和完成统一事业的司马炎当作主要研究对象（关于陆机、王羲之的史论，主要着眼于他们的文学艺术成就，属于另一种情况，姑置不论）。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的史论，虽然比较笼统，没有触及晋朝治乱兴衰的实质，但它指出司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处广以思狭”，“以新集易动之基，而无久安难拔之虑”，这些评论总算是看到了一些现象。
晋书的修撰，从贞观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开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书，历时不到三年。参加编写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其余十八人是令狐德棻、敬播、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出自李淳风之手；修史体例，是敬播拟订的，没有流传下来。由于李世民（唐太宗）曾给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一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又题“御撰”。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大概写晋朝历史的人是最多的了。按一般的说法，在唐以前写成的晋史有十八家之多，而实际上则有二十几家。唐太宗认为前人写的这些晋史有种种缺陷，都不是出于“良史之才”，因而在“深为叹息”之余，便指示大臣组织史家、学者重写《晋书》。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646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当时，担任相当于宰相职务的房玄龄等人负责监修。他们组织了一大批史家和学者，以南朝齐人臧荣绪所写的《晋书》为蓝本，同时参考其他诸家晋史和有关著作，“采正典与杂说数十部”，兼引十六国所撰史籍，从贞观二十年（646年）开始撰写，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就写成了一部新的《晋书》。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二十五史中的《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这部《晋书》，包括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晋书》的内容，包含西晋、东晋以及与东晋同时存在的北方“十六国”的历史。它记事的年代，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即《晋书》本纪中的宣帝）早年的政治活动，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以宋代晋。
这部新的《晋书》同以往诸家晋史著作相比，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它在内容上“甚为详洽”，详尽而广博。以往诸家晋史，或仅记西晋一朝史事，或虽兼记两晋史事，而对“十六国”史事则又不曾有比较系统的记述。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它们都不是完全的晋史。《晋书》的“详洽”，克服了以往诸家晋史的这个缺陷。还有，《晋书》中的志，往往从三国时期写起，这就多少弥补了《三国志》有纪、传而无志的不足。这也是它“详洽”的一个重要方面。
唐太宗很重视《晋书》的修撰工作，他亲自为《晋书》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分别写了史论。这四篇史论都题为“制曰”。他在《宣帝纪》的后论里，说司马懿这个人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延安于将危之命”；又说他是“欺伪以成功”、“好回以定业”。肯定了他在政治上的成功，批评了他在做人方面的欺伪行为。早年，唐太宗曾同大臣虞世南论说历史。“商略古今”。虞世南后来在自己的著作中就尖锐地批评司马懿“多仗阴谋，不由仁义，猜忌诡状，盈诸襟抱”；这说明他们对司马懿的看法是一致的。唐太宗在《王羲之传》后论里，高度赞扬王羲之的书法艺术，说：“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风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这在中国古代书法评论史上，也可以说是一段佳话。
《晋书》同二十五史中的其他各史相比，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作者的众多。《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而且都留下了姓名，这在历代皇朝修史工作中是不多见的。这么多的作者合撰一书，各尽其才是很重要的，如：
——令狐德棻，唐初著名史学家，曾主编过《周书》，并负责具体指导《梁书》、《陈书》、《北齐书》、《隋书》编写中的协调工作。这次被所有参加编撰《晋书》的人“推为首”，在确定《晋书》的体例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令狐德棻是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他于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出生于名声显赫的士族之家。青年时代便以博学多才而知名当世。隋朝末年他被任命为药城长，因世道混乱没去就职。反隋义军兴起之时，他在李渊从弟手下任记室参军。李渊入关后，他担任大丞相府记室。高祖称帝，任他为起居舍人，又升为秘书丞。唐太宗贞观年间，他任过礼部侍郎，兼修国史，后转任太子右庶子，受废太子李承乾牵连，他被免职。后
被召回参加修《晋书》工作。书成后升为秘书少监，以后又任过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太常卿、国子祭酒、崇贤馆学士等职，并被进爵为公。年近80致仕之时，加金紫光禄大夫。高宗乾封元年（666年）逝世，年84岁。
令狐德棻的一生为史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初唐史学的第一要人。在唐朝初建时期，针对丧乱之后书籍严重缺乏的情况，他向高祖建议购求天下遗书，统一组织抄写。这一建议得到高祖批准，使数十年间，群书毕备，为唐代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良好条件。唐初史学堪称繁荣，这个繁荣局面，发端于令狐德棻修撰前代所缺各史的建议。
武德五年（622年）令狐德棻向高祖进言，提出近代以来各朝正史大多缺略，现在应该趁周、隋等朝灭亡未久，材料还好收集，抓紧修出这些朝的史书，以备鉴戒。他的建议得到唐统治者的重视，高祖下达了著名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做出了由萧瑀等人修魏史，陈叔达、令狐德棻等人修周史，封德彝等人修隋史，崔善为等人修梁史，裴矩、魏征等人修齐史，窦琎、姚思廉等人修陈史的安排。可惜这次修史工作没有取得什么成果。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重提修史之事，下诏由房玄龄和魏征任总监修，由诸大臣分别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其中周史的修撰由令狐德棻和岑文本负责，令狐德棻还负责对五代史作总的协调工作。《周书》的修撰工作后来又加入了一个助手崔仁师，但是岑文本只是写了全书的史论，崔仁师也只是协助令狐德棻工作而已，全书的修撰工作基本上是令狐德棻一人完成的，贞观十年（637年），《周书》与其他各史全部完成。令狐德棻由于修史有功，得到了赐绢400匹的赏赐。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又做出重修《晋书》的决定，并组成了一个由20余人组成的写作班子，令狐德棻和敬播担任着实际主编之职，全书的体例均由他们二人裁定。令狐德棻参加编修的著作还有《艺文类聚》、《氏族志》、《五代史志》、《新礼》、《太宗实录》、《高宗实录》、《唐律令》等。此外《北史》和《南史》两部重要史著，也是经他之手推荐行世的。
——敬播，唐初著名的文、史学者，与令狐德棻共同制订《晋书》体例。
——李延寿，唐代史学家。安阳市人。贞观年间，做过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后任御史台主簿，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他曾参加过官修的《隋书》、《五代史志》(即《经籍志》)、《晋书》及当朝国史的修撰，还独力撰成《南史》、《北史》和《太宗政典》(已佚)。《南史》和《北史》所依据的历史文献，主要是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代“正史”，但并未拘泥于此，另外还参考了各种“杂史”千余卷。从搜集史料到完成，用了长达30年的时间。“二史”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史”中，在我国史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李淳风，唐初著名天文学家，《晋书》的《天文》、《律历》、《五行》等志出于他的手笔。 唐代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陕西岐山人。公元602年生，670年卒。
622年，任秘阁郎中，奏请编新历，644年编成《甲子元历》，对后世天文、历法、和数学的发展贡献很大。他还著有《法象志》，共七卷，论“前代浑天仪得失之差”，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641年负担了编写《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的总指导责任，为《晋书》亲自撰写了《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保存了古代天象变化及自然灾害史料。
李淳风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科学家。他在世界最早的气象学专著《乙已占》中，把风分为8级。1000年后，英国学者才在《乙已占》的基础上，把风力划分为零到12级。
——房玄龄（579～648）唐朝初年名相。名乔，字玄龄，以字行。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父彦谦，隋司隶刺史。玄龄博览经史，工书善文，十八岁时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隋末大乱，李渊率兵入关，玄龄于渭北投李世民，先后担任秦王府记室、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他屡从秦王出征，参谋划策，典管书记。
每平定一地，别人争着求取珍玩，他却首先为秦王幕府收罗人才。他与谋臣猛将密相交结，使他们各尽死力。他和杜如晦是秦王最得力的谋士。秦王弟兄间争夺皇位，太子建成在高祖前谮毁他和如晦，遂同被斥出秦王府。唐武德九年（626）他参与玄武门之变的策划，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李世民即位（即唐太宗李世民），玄龄为中书令。贞观三年（629）二月为尚书左仆射。十一年封梁国公。至十六年七月进位司空，仍综理朝政。十七年，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图形于凌烟阁。晋王李治为太子时，他任太子太傅。太宗征高丽时，他留守京师。二十二年病逝。
贞观前，他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削平群雄，夺取皇位。李世民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贞观中，他辅佐太宗，总领百司，掌政务达二十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订，又曾与魏徵同修唐礼；调整政府机构，省并中央官员；善于用人，不求备取人，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杜”。
有这样一支作者队伍，是《晋书》之所以能够超过以往各家晋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特点是体例的创新。上面讲到，《晋书》有“载记”三十卷。载记是记述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即“十六国”史事的形式，这是《晋书》在纪传体史书体例上的一个创造。早先，东汉班固曾经写过载记，但并不是用来记少数民族政权的史事，也没有把它作为一部史书的组成部分。《晋书·载记》作为全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丰富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而且对于表现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历史面貌有深远的意义。
《晋书》问世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兢从新撰”，说明它在当时和后世都受到人们的重视。当然，《晋书》也有明显的缺点，这突出地表现在它记述了一些神怪故事和小说材料，而这些是不应当被当作历史来看待的。我们在阅读《晋书》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晋书》体例比较完备，使它能容纳较多的历史内容，而无繁杂纷乱之感。《晋书》的帝纪按时间顺序排列史事，交待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全书的总纲。在帝纪中首先列宣、景、文三纪，追述晋武帝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开创晋国基业的过程，使晋史的历史渊源清晰明了，是很得史法的。书志部分记载典章制度，编排得类别清楚，叙事详明，可以给人以较完备的历史知识。列传记载人物，编次以时代为序，以类别为辅，所立类传或合传眉目清楚，各类人员大都分配合理，使西晋近800历史人物分门别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构成晋代历史活动的图卷。书中的载记专写与晋对峙的十六国历史，在史书写法上是善于出新的。载记之体略同于《史记》中的世家，但世家记诸侯国历史，反映的是先秦贵族社会国家紧密联系的特点。载记的名目来自《东观汉纪》，可《东观汉纪》用载记记载平林、新市及公孙述的事迹，不过是作为列传的补充。
《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
《晋书》还有内容充实，文字简练的长处。晋代的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有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有胡、汉的民族矛盾，有儒、道、释的矛盾，还有君臣矛盾、抗战派与清谈派的矛盾等等。《晋书》中，提供了很多这些矛盾斗争的情况及文献材料。如孙恩、卢循、张昌、王如等传，反映了当时的农民起义情况；《江统传》载《徙戎论》，《温峤传》载《奏军国要务七条》，提供了胡汉斗争的材料；《郭璞传》载《刑狱疏》，《李重传》载《论九品中正制》，《傅玄传》载兴学校、劝农功诸疏，提供了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材料；《裴頠传》载《崇有论》，《阮瞻传》载《无鬼论》等都是重要的思想文献。此外如《束皙传》记载《汲冢书》的发现经过，《裴秀传》记载《禹贡地域图》的制图六法，《卫恒传》记载论书法源流的《书势》一篇，都是极珍贵的史料。唐修《晋书》距离晋亡已200多年，在记事上有条件改变以往史书诬罔不实的缺点。
书中除因袭旧文外，很少有撰者曲意回护的内容。书中在很多纪传中揭露了统治阶级贪婪、腐朽、骄奢淫逸的本性和残害民众的罪行，具有鉴戒意味。《晋书》作者，多是文学大家，因而《晋书》叙事往往能做到简明扼要，有时还有生动、精彩之笔。书中的载记写得疏密相间，首尾照应，颇有些章法。如《苻坚》两卷绘声绘色，颇见功力。列传中也往往能表达出历史人物的情态，读起来有点味道。
《晋书》的十志有：《天文志》、《地理志》、《律历志》、《礼志》、《乐志》、《职官志》、《舆服志》、《食货志》、《五行志》、《刑法志》。从名目上看与《五代史志》大同小异，相差的只是加上了《舆服志》而去掉了《经籍志》。因为《隋志》与《晋志》多出于相同作者之手，修撰时间又很接近，所以在内容上有一些重复的地方。但《晋书》十志上承两汉、下启南北朝，还是具有相当高的价值的。它的类目比较齐全，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东汉，可补《后汉书》之不足。《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李淳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为精审。《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对浑天说作了肯定；《律历志》记载魏晋时期几种历法，保存了科技史的重要材料，具有重要价值。
《晋书》的缺点主要有三条：
其一是宣扬了君权神授的神学思想和封建纲常伦理观念。书中对晋朝的开国，作了神意论证，大谈兴亡有运，不可以力争等陈词滥调。书中又大讲孝亲尊君等封建伦理，详述王祥卧冰得鲤等等孝亲的事迹。天命有常与孝亲忠君相配合，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意图是明显的。
刘知几《史通》对于唐修《晋书》颇表不满，主要理由是：①取材于晋代杂书，记述了一些诙谐和神怪的故事传说，不符合圣贤之道。②论赞的文体和内容不求笃实，仿效南朝徐庾体，失于轻浮，不如《史记》、《汉书》的论具有补充本文的作用。第二点批评有一定道理。但《晋书》旁搜博采，从广泛保存史料，以供知人论世而言，是有益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受刘知几影响，认为《晋书》之大量采录《世说新语》乃是“稗官之体”，不得称为史传，显属偏见。
唐何超所撰《晋书音义》三卷，有天宝六载（747）杨齐宣序。《音义》引用了包括字书在内的一些亡佚的古书，有助于古典文献和文字音韵的研究。吴士鉴《晋书斠注》将后人对《晋书》的有关考证一一收入，广列异说、补充遗漏并订正错误，可供读《晋书》时参考。
有关《晋书》的补表补志很多，胪列如下：万斯同：《两晋诸帝系统图》。
万斯同：《晋诸王世表》。
秦锡田：《补晋宗室王侯表》。收录有爵可考之宗室，以封国为纲，凡徒封本国者皆列入，较万表详细周密。
万斯同：《晋功臣世表》。
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东晋将相大臣年表》。
秦锡田：《补晋异姓封爵表》。
秦锡圭：《补晋执政表》。补订周济《晋略》之执政表，较万氏将相大① 李培栋：《晋书研究》，景蜀慧、郑小容：《晋书的修撰及成书时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0 辑）及赵俊：《唐修晋书时间考》（《史学史研究》1984 年第3 期）三文不约而同地考定为贞观二十年至二十二年。
臣年表为周密。
万斯同：《晋方镇年表》。
万斯同：《东晋方镇年表》。
秦锡圭：《补晋方镇年表》。
吴廷燮：《晋方镇年表》。
吴廷燮，《东晋万镇年表》。吴氏两表皆远较万表秦表为详细周密。
万斯同：《晋僭伪诸国世表》。
万斯同：《晋僭伪诸国年表》。
秦锡田：《补晋僭国年表》。
张愉曾：《十六国年表》。
万、秦、张三表皆按年以各国政权为纲。
沈维贤：《晋五胡表》，以民族为纲。
万斯同：《伪汉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成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赵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燕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秦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后秦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后燕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南燕将相大臣年表》。
练恕：《西秦百官表》。
缪荃孙（1844—1919）：《后凉百官表》。
缪荃孙：《南凉百官表》。
缪荃孙：《西凉百官表》。
缪荃孙：《北凉西官表》。
缪荃孙：《夏百官表》。
缪荃孙：《北燕百官表》。
卢文弨（1717—1796）：《晋书天文志校正》。
卢文弨：《晋书礼志校正》。
毕沅（1730—1797）：《晋书地理志新补正》。《晋书·地理志》详于西晋之初，而又不以武帝时郡县为断限。惠帝时记述己略，东晋尤为疏漏。毕氏补漏订讹凡数百条。
方恺：《新校晋书地理志》。
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分别叙述实州郡县、实州侨郡中侨州郡县，清晰有用。
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
钱仪吉（1783—1850）：《补普兵志》。
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
文廷式（1856—1904）：《补晋书艺文志》。
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收录石刻一百三种，为其他补志所无。
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
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以上补志五家，互有详略异同，大致以文氏吴氏书为较详备。
补表补志之外，清代周家禄、劳格皆有《晋书校勘记》，丁国钧有《晋书校文》。吴士鉴（？—1933）字絅斋，浙江钱塘人，汇集各家旧晋书佚文，和清代学者卢文弨、钱大昕、王鸣盛、赵翼、洪颐煊、张熷等诸家校勘及考订成果，编成《晋书斠注》。1928 年由刘承干出资刊刻，所以他也列名为作者之一。清代学者对《晋书》注释用力不如《三国志》之勤，吴士鉴钻研此书功力也不深，虽汇总不少史料，而时有疏忽。如《资治通鉴》胡注有助于理解《晋书》处，《斠注》未收。虽用《文选》中干宝《晋纪总论》核对《晋书》卷五所收，只注意了次要文字，《晋书》省略的几句，《斠注》反未著出，李善注也未利用。黟县姚铭恭著有《晋书纂注》，只存本纪十卷。搜集不如吴氏书之广，但本书内互证较吴书细密。《晋书斠注》性质与《三国志集解》相近，而质量不如，但仍不失为方便有用的本子。关于《晋书》的工具书，有中华书局所出张忱石编的《晋书人名索引》。
补：其他考订著作一览。
晋书佚文1卷(清王仁俊辑)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168页
晋书考证(清孙人龙) 北京图书馆藏稿本 清抄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6册第1-491页
晋书校勘记5卷(清周家禄) 广雅书局刊本(初刊本缺末卷并误题周云) 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
丛书集成第169册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169-197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6册第585-635页 广雅本
晋书校勘记3卷(清劳格) 读书杂识卷3-5 广雅书局刊本 丛书集成第168册
自天文志中至阮玩传止，首尾均缺。
晋书校文5卷(清丁国钧) 光绪20年活字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198-226页题“晋书校证”
二十四史订补第6册第509-585页 稿本
晋书札记5卷(清李慈铭) 1930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227-245页
殿本(清傅云龙校) 抄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6册第491-509页
晋书斠注130卷(近人吴世鉴) 1928年刘氏嘉业堂刊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印本
晋书校正1卷(清卢文弨) 群书拾补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校帝纪、天文志、礼志。二十五史补编本无帝纪。
两晋诸帝统系图1卷（清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据历代史表原刊本
晋书地理志证今(清程廷祚) 春秋地名辨异附刻本
晋书地理志新补正5卷(清毕沅) 经训堂丛书本 历代地理志汇编本 式训堂丛书本后并入校经山房丛书
思贤讲舍刊本 广雅书局刊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丛书集成第3059-60册
新校晋书地理志1卷(清方恺) 历代地理志汇编本 广雅书局刊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丛书集成第3061册
晋书地理志1卷(清方楷) 章钰旧藏抄本 疑即方恺之误
晋书地理志注2卷(近人马与龙) 1932年湘鄂印刷公司铅印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6册第911-？页
东晋疆域志4卷十六国疆域志16卷(清洪亮吉) 嘉庆1年刊卷施阁全集本 授经堂重刊洪北江遗书本
历代地理志汇编本无十六国志 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
丛书集成第3062-64册
苻秦疆域志补正1卷(近人张鹏一) 1919年铅印本
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 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246-250页
补晋兵志1卷(清钱仪吉) 衎石斋纪事初稿本 训纂堂丛书本 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丛书集成第956册
补晋书艺文志4卷附录1卷补遗1卷刊误1卷(清丁国钧撰丁辰注) 光绪20年无锡文苑阁活字本 广雅书局刊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丛书集成第4-5册 丁书有常熟订氏丛书活字本，藏湖北省图书馆
补晋书艺文志校勘札记（杨守敬）杨守敬集第7册第1379-1398页
补晋书艺文志6卷(清文廷式) 宣统1年长沙铅印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补晋书经籍志4卷(近人吴士鉴) 光绪21年自刻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补晋书艺文志4卷(近人黄逢元) 1926年悟庐铅印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晋书补表25卷(清赵在翰) 人文科学研究所旧藏稿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1-389页 小积石山房印本
两晋诸帝统系图1卷晋诸王世表1卷晋功臣世表1卷晋将相大臣年表1卷东晋将相大臣年表1卷晋方镇年表1卷东晋方镇年表1卷晋僭伪诸国世表1卷伪汉将相大臣年表1卷伪成将相大臣年表1卷伪赵将相大臣年表1卷伪燕将相大臣年表1卷伪秦将相大臣年表1卷伪后秦将相大臣年表1卷伪后燕将相大臣年表1卷伪南燕将相大臣年表1卷伪西秦将相大臣年表1卷伪后凉将相大臣年表1卷伪南凉将相大臣年表1卷伪西凉将相大臣年表1卷伪北凉将相大臣年表1卷伪夏将相大臣年表1卷伪北燕将相大臣年表1卷（万斯同）
历代史表原刊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补晋宗室王侯表1卷补晋异姓封爵表1卷补晋执政表1卷补晋方镇表1卷补晋书僭国年表1卷(近人秦锡田)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泱按：补晋执政表，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题秦锡圭，又锡圭补方镇表1卷
晋方镇年表1卷东晋方镇年表2卷(近人吴廷燮) 景杜堂铅印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东晋作一卷
十六国年表1卷(清张愉曾) 昭代丛书乙集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十六国纪年表(清汪曰桢) 北京图书馆藏稿本
十六国兴亡表3卷世系图1卷(清丁寿徵) 静思轩藏书记著录稿本
晋五胡表1卷(近人沈惟贤) 学古堂日记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西秦百官表1卷(清练恕) 多识录卷2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夏北燕百官表(近人缪荃孙) 艺风堂续集卷3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晋书孙恩卢循传补正(今人冯君实) 稿本
晋书补传赞1卷(清杭世骏) 道古堂外集卷23 杭氏七种本 明辨斋丛书本
补文立、陈寿、翁长文、李密、杜轸、何攀六篇。 二十四史订补第6册第901-911页 钱塘何氏刻本
晋书音义（唐何超） 二十四史订补第6册第635-669页 元刻明修本
晋书辑本（清汤球辑） 二十四史订补第6册第669-901页 钱塘何氏刻本
晋五胡指掌（明张大？）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389-425页 昆山赵氏刻本
李世民统治时代所修的前代史书，在晋书之外，还有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何以李世民偏要选择晋书来写史论呢？这主要因为西晋是个统一的王朝，它结束了三国时期几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它的统一又是短暂的，不久就发生了中原地区的大混战，此后便形成了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的长期对立。李世民作为统一的唐朝的创业之君，很想对于晋朝的治乱兴亡进行一番探索，作为借鉴。正由于这个缘故，所以把西晋王朝的奠基人司马懿和完成统一事业的司马炎当作主要研究对象（关于陆机、王羲之的史论，主要着眼于他们的文学艺术成就，属于另一种情况，姑置不论）。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二纪的史论，虽然比较笼统，没有触及晋朝治乱兴衰的实质，但它指出司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处广以思狭”，“以新集易动之基，而无久安难拔之虑”，这些评论总算是看到了一些现象。
晋书的修撰，从贞观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开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书，历时不到三年。参加编写的前后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为监修，其余十八人是令狐德棻、敬播、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出自李淳风之手；修史体例，是敬播拟订的，没有流传下来。由于李世民（唐太宗）曾给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一纪及陆机、王羲之两传写了四篇史论，所以又题“御撰”。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大概写晋朝历史的人是最多的了。按一般的说法，在唐以前写成的晋史有十八家之多，而实际上则有二十几家。唐太宗认为前人写的这些晋史有种种缺陷，都不是出于“良史之才”，因而在“深为叹息”之余，便指示大臣组织史家、学者重写《晋书》。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646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当时，担任相当于宰相职务的房玄龄等人负责监修。他们组织了一大批史家和学者，以南朝齐人臧荣绪所写的《晋书》为蓝本，同时参考其他诸家晋史和有关著作，“采正典与杂说数十部”，兼引十六国所撰史籍，从贞观二十年（646年）开始撰写，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就写成了一部新的《晋书》。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二十五史中的《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这部《晋书》，包括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晋书》的内容，包含西晋、东晋以及与东晋同时存在的北方“十六国”的历史。它记事的年代，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即《晋书》本纪中的宣帝）早年的政治活动，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以宋代晋。
这部新的《晋书》同以往诸家晋史著作相比，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它在内容上“甚为详洽”，详尽而广博。以往诸家晋史，或仅记西晋一朝史事，或虽兼记两晋史事，而对“十六国”史事则又不曾有比较系统的记述。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它们都不是完全的晋史。《晋书》的“详洽”，克服了以往诸家晋史的这个缺陷。还有，《晋书》中的志，往往从三国时期写起，这就多少弥补了《三国志》有纪、传而无志的不足。这也是它“详洽”的一个重要方面。
唐太宗很重视《晋书》的修撰工作，他亲自为《晋书》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分别写了史论。这四篇史论都题为“制曰”。他在《宣帝纪》的后论里，说司马懿这个人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延安于将危之命”；又说他是“欺伪以成功”、“好回以定业”。肯定了他在政治上的成功，批评了他在做人方面的欺伪行为。早年，唐太宗曾同大臣虞世南论说历史。“商略古今”。虞世南后来在自己的著作中就尖锐地批评司马懿“多仗阴谋，不由仁义，猜忌诡状，盈诸襟抱”；这说明他们对司马懿的看法是一致的。唐太宗在《王羲之传》后论里，高度赞扬王羲之的书法艺术，说：“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风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这在中国古代书法评论史上，也可以说是一段佳话。
《晋书》同二十五史中的其他各史相比，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作者的众多。《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而且都留下了姓名，这在历代皇朝修史工作中是不多见的。这么多的作者合撰一书，各尽其才是很重要的，如：
——令狐德棻，唐初著名史学家，曾主编过《周书》，并负责具体指导《梁书》、《陈书》、《北齐书》、《隋书》编写中的协调工作。这次被所有参加编撰《晋书》的人“推为首”，在确定《晋书》的体例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令狐德棻是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他于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出生于名声显赫的士族之家。青年时代便以博学多才而知名当世。隋朝末年他被任命为药城长，因世道混乱没去就职。反隋义军兴起之时，他在李渊从弟手下任记室参军。李渊入关后，他担任大丞相府记室。高祖称帝，任他为起居舍人，又升为秘书丞。唐太宗贞观年间，他任过礼部侍郎，兼修国史，后转任太子右庶子，受废太子李承乾牵连，他被免职。后
被召回参加修《晋书》工作。书成后升为秘书少监，以后又任过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太常卿、国子祭酒、崇贤馆学士等职，并被进爵为公。年近80致仕之时，加金紫光禄大夫。高宗乾封元年（666年）逝世，年84岁。
令狐德棻的一生为史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初唐史学的第一要人。在唐朝初建时期，针对丧乱之后书籍严重缺乏的情况，他向高祖建议购求天下遗书，统一组织抄写。这一建议得到高祖批准，使数十年间，群书毕备，为唐代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良好条件。唐初史学堪称繁荣，这个繁荣局面，发端于令狐德棻修撰前代所缺各史的建议。
武德五年（622年）令狐德棻向高祖进言，提出近代以来各朝正史大多缺略，现在应该趁周、隋等朝灭亡未久，材料还好收集，抓紧修出这些朝的史书，以备鉴戒。他的建议得到唐统治者的重视，高祖下达了著名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做出了由萧瑀等人修魏史，陈叔达、令狐德棻等人修周史，封德彝等人修隋史，崔善为等人修梁史，裴矩、魏征等人修齐史，窦琎、姚思廉等人修陈史的安排。可惜这次修史工作没有取得什么成果。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重提修史之事，下诏由房玄龄和魏征任总监修，由诸大臣分别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其中周史的修撰由令狐德棻和岑文本负责，令狐德棻还负责对五代史作总的协调工作。《周书》的修撰工作后来又加入了一个助手崔仁师，但是岑文本只是写了全书的史论，崔仁师也只是协助令狐德棻工作而已，全书的修撰工作基本上是令狐德棻一人完成的，贞观十年（637年），《周书》与其他各史全部完成。令狐德棻由于修史有功，得到了赐绢400匹的赏赐。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又做出重修《晋书》的决定，并组成了一个由20余人组成的写作班子，令狐德棻和敬播担任着实际主编之职，全书的体例均由他们二人裁定。令狐德棻参加编修的著作还有《艺文类聚》、《氏族志》、《五代史志》、《新礼》、《太宗实录》、《高宗实录》、《唐律令》等。此外《北史》和《南史》两部重要史著，也是经他之手推荐行世的。
——敬播，唐初著名的文、史学者，与令狐德棻共同制订《晋书》体例。
——李延寿，唐代史学家。安阳市人。贞观年间，做过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后任御史台主簿，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他曾参加过官修的《隋书》、《五代史志》(即《经籍志》)、《晋书》及当朝国史的修撰，还独力撰成《南史》、《北史》和《太宗政典》(已佚)。《南史》和《北史》所依据的历史文献，主要是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代“正史”，但并未拘泥于此，另外还参考了各种“杂史”千余卷。从搜集史料到完成，用了长达30年的时间。“二史”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史”中，在我国史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李淳风，唐初著名天文学家，《晋书》的《天文》、《律历》、《五行》等志出于他的手笔。 唐代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陕西岐山人。公元602年生，670年卒。
622年，任秘阁郎中，奏请编新历，644年编成《甲子元历》，对后世天文、历法、和数学的发展贡献很大。他还著有《法象志》，共七卷，论“前代浑天仪得失之差”，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641年负担了编写《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的总指导责任，为《晋书》亲自撰写了《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保存了古代天象变化及自然灾害史料。
李淳风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科学家。他在世界最早的气象学专著《乙已占》中，把风分为8级。1000年后，英国学者才在《乙已占》的基础上，把风力划分为零到12级。
——房玄龄（579～648）唐朝初年名相。名乔，字玄龄，以字行。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父彦谦，隋司隶刺史。玄龄博览经史，工书善文，十八岁时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隋末大乱，李渊率兵入关，玄龄于渭北投李世民，先后担任秦王府记室、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他屡从秦王出征，参谋划策，典管书记。
每平定一地，别人争着求取珍玩，他却首先为秦王幕府收罗人才。他与谋臣猛将密相交结，使他们各尽死力。他和杜如晦是秦王最得力的谋士。秦王弟兄间争夺皇位，太子建成在高祖前谮毁他和如晦，遂同被斥出秦王府。唐武德九年（626）他参与玄武门之变的策划，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李世民即位（即唐太宗李世民），玄龄为中书令。贞观三年（629）二月为尚书左仆射。十一年封梁国公。至十六年七月进位司空，仍综理朝政。十七年，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图形于凌烟阁。晋王李治为太子时，他任太子太傅。太宗征高丽时，他留守京师。二十二年病逝。
贞观前，他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削平群雄，夺取皇位。李世民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贞观中，他辅佐太宗，总领百司，掌政务达二十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订，又曾与魏徵同修唐礼；调整政府机构，省并中央官员；善于用人，不求备取人，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杜”。
有这样一支作者队伍，是《晋书》之所以能够超过以往各家晋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特点是体例的创新。上面讲到，《晋书》有“载记”三十卷。载记是记述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即“十六国”史事的形式，这是《晋书》在纪传体史书体例上的一个创造。早先，东汉班固曾经写过载记，但并不是用来记少数民族政权的史事，也没有把它作为一部史书的组成部分。《晋书·载记》作为全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丰富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而且对于表现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历史面貌有深远的意义。
《晋书》问世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兢从新撰”，说明它在当时和后世都受到人们的重视。当然，《晋书》也有明显的缺点，这突出地表现在它记述了一些神怪故事和小说材料，而这些是不应当被当作历史来看待的。我们在阅读《晋书》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一点。
《晋书》体例比较完备，使它能容纳较多的历史内容，而无繁杂纷乱之感。《晋书》的帝纪按时间顺序排列史事，交待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全书的总纲。在帝纪中首先列宣、景、文三纪，追述晋武帝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开创晋国基业的过程，使晋史的历史渊源清晰明了，是很得史法的。书志部分记载典章制度，编排得类别清楚，叙事详明，可以给人以较完备的历史知识。列传记载人物，编次以时代为序，以类别为辅，所立类传或合传眉目清楚，各类人员大都分配合理，使西晋近800历史人物分门别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构成晋代历史活动的图卷。书中的载记专写与晋对峙的十六国历史，在史书写法上是善于出新的。载记之体略同于《史记》中的世家，但世家记诸侯国历史，反映的是先秦贵族社会国家紧密联系的特点。载记的名目来自《东观汉纪》，可《东观汉纪》用载记记载平林、新市及公孙述的事迹，不过是作为列传的补充。
《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
《晋书》还有内容充实，文字简练的长处。晋代的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有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有胡、汉的民族矛盾，有儒、道、释的矛盾，还有君臣矛盾、抗战派与清谈派的矛盾等等。《晋书》中，提供了很多这些矛盾斗争的情况及文献材料。如孙恩、卢循、张昌、王如等传，反映了当时的农民起义情况；《江统传》载《徙戎论》，《温峤传》载《奏军国要务七条》，提供了胡汉斗争的材料；《郭璞传》载《刑狱疏》，《李重传》载《论九品中正制》，《傅玄传》载兴学校、劝农功诸疏，提供了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材料；《裴頠传》载《崇有论》，《阮瞻传》载《无鬼论》等都是重要的思想文献。此外如《束皙传》记载《汲冢书》的发现经过，《裴秀传》记载《禹贡地域图》的制图六法，《卫恒传》记载论书法源流的《书势》一篇，都是极珍贵的史料。唐修《晋书》距离晋亡已200多年，在记事上有条件改变以往史书诬罔不实的缺点。
书中除因袭旧文外，很少有撰者曲意回护的内容。书中在很多纪传中揭露了统治阶级贪婪、腐朽、骄奢淫逸的本性和残害民众的罪行，具有鉴戒意味。《晋书》作者，多是文学大家，因而《晋书》叙事往往能做到简明扼要，有时还有生动、精彩之笔。书中的载记写得疏密相间，首尾照应，颇有些章法。如《苻坚》两卷绘声绘色，颇见功力。列传中也往往能表达出历史人物的情态，读起来有点味道。
《晋书》的十志有：《天文志》、《地理志》、《律历志》、《礼志》、《乐志》、《职官志》、《舆服志》、《食货志》、《五行志》、《刑法志》。从名目上看与《五代史志》大同小异，相差的只是加上了《舆服志》而去掉了《经籍志》。因为《隋志》与《晋志》多出于相同作者之手，修撰时间又很接近，所以在内容上有一些重复的地方。但《晋书》十志上承两汉、下启南北朝，还是具有相当高的价值的。它的类目比较齐全，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东汉，可补《后汉书》之不足。《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李淳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为精审。《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对浑天说作了肯定；《律历志》记载魏晋时期几种历法，保存了科技史的重要材料，具有重要价值。
《晋书》的缺点主要有三条：
其一是宣扬了君权神授的神学思想和封建纲常伦理观念。书中对晋朝的开国，作了神意论证，大谈兴亡有运，不可以力争等陈词滥调。书中又大讲孝亲尊君等封建伦理，详述王祥卧冰得鲤等等孝亲的事迹。天命有常与孝亲忠君相配合，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意图是明显的。
刘知几《史通》对于唐修《晋书》颇表不满，主要理由是：①取材于晋代杂书，记述了一些诙谐和神怪的故事传说，不符合圣贤之道。②论赞的文体和内容不求笃实，仿效南朝徐庾体，失于轻浮，不如《史记》、《汉书》的论具有补充本文的作用。第二点批评有一定道理。但《晋书》旁搜博采，从广泛保存史料，以供知人论世而言，是有益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受刘知几影响，认为《晋书》之大量采录《世说新语》乃是“稗官之体”，不得称为史传，显属偏见。
唐何超所撰《晋书音义》三卷，有天宝六载（747）杨齐宣序。《音义》引用了包括字书在内的一些亡佚的古书，有助于古典文献和文字音韵的研究。吴士鉴《晋书斠注》将后人对《晋书》的有关考证一一收入，广列异说、补充遗漏并订正错误，可供读《晋书》时参考。
有关《晋书》的补表补志很多，胪列如下：万斯同：《两晋诸帝系统图》。
万斯同：《晋诸王世表》。
秦锡田：《补晋宗室王侯表》。收录有爵可考之宗室，以封国为纲，凡徒封本国者皆列入，较万表详细周密。
万斯同：《晋功臣世表》。
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东晋将相大臣年表》。
秦锡田：《补晋异姓封爵表》。
秦锡圭：《补晋执政表》。补订周济《晋略》之执政表，较万氏将相大① 李培栋：《晋书研究》，景蜀慧、郑小容：《晋书的修撰及成书时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0 辑）及赵俊：《唐修晋书时间考》（《史学史研究》1984 年第3 期）三文不约而同地考定为贞观二十年至二十二年。
臣年表为周密。
万斯同：《晋方镇年表》。
万斯同：《东晋方镇年表》。
秦锡圭：《补晋方镇年表》。
吴廷燮：《晋方镇年表》。
吴廷燮，《东晋万镇年表》。吴氏两表皆远较万表秦表为详细周密。
万斯同：《晋僭伪诸国世表》。
万斯同：《晋僭伪诸国年表》。
秦锡田：《补晋僭国年表》。
张愉曾：《十六国年表》。
万、秦、张三表皆按年以各国政权为纲。
沈维贤：《晋五胡表》，以民族为纲。
万斯同：《伪汉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成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赵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燕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秦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后秦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后燕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伪南燕将相大臣年表》。
练恕：《西秦百官表》。
缪荃孙（1844—1919）：《后凉百官表》。
缪荃孙：《南凉百官表》。
缪荃孙：《西凉百官表》。
缪荃孙：《北凉西官表》。
缪荃孙：《夏百官表》。
缪荃孙：《北燕百官表》。
卢文弨（1717—1796）：《晋书天文志校正》。
卢文弨：《晋书礼志校正》。
毕沅（1730—1797）：《晋书地理志新补正》。《晋书·地理志》详于西晋之初，而又不以武帝时郡县为断限。惠帝时记述己略，东晋尤为疏漏。毕氏补漏订讹凡数百条。
方恺：《新校晋书地理志》。
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分别叙述实州郡县、实州侨郡中侨州郡县，清晰有用。
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
钱仪吉（1783—1850）：《补普兵志》。
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
文廷式（1856—1904）：《补晋书艺文志》。
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收录石刻一百三种，为其他补志所无。
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
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以上补志五家，互有详略异同，大致以文氏吴氏书为较详备。
补表补志之外，清代周家禄、劳格皆有《晋书校勘记》，丁国钧有《晋书校文》。吴士鉴（？—1933）字絅斋，浙江钱塘人，汇集各家旧晋书佚文，和清代学者卢文弨、钱大昕、王鸣盛、赵翼、洪颐煊、张熷等诸家校勘及考订成果，编成《晋书斠注》。1928 年由刘承干出资刊刻，所以他也列名为作者之一。清代学者对《晋书》注释用力不如《三国志》之勤，吴士鉴钻研此书功力也不深，虽汇总不少史料，而时有疏忽。如《资治通鉴》胡注有助于理解《晋书》处，《斠注》未收。虽用《文选》中干宝《晋纪总论》核对《晋书》卷五所收，只注意了次要文字，《晋书》省略的几句，《斠注》反未著出，李善注也未利用。黟县姚铭恭著有《晋书纂注》，只存本纪十卷。搜集不如吴氏书之广，但本书内互证较吴书细密。《晋书斠注》性质与《三国志集解》相近，而质量不如，但仍不失为方便有用的本子。关于《晋书》的工具书，有中华书局所出张忱石编的《晋书人名索引》。
补：其他考订著作一览。
晋书佚文1卷(清王仁俊辑)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168页
晋书考证(清孙人龙) 北京图书馆藏稿本 清抄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6册第1-491页
晋书校勘记5卷(清周家禄) 广雅书局刊本(初刊本缺末卷并误题周云) 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
丛书集成第169册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169-197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6册第585-635页 广雅本
晋书校勘记3卷(清劳格) 读书杂识卷3-5 广雅书局刊本 丛书集成第168册
自天文志中至阮玩传止，首尾均缺。
晋书校文5卷(清丁国钧) 光绪20年活字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198-226页题“晋书校证”
二十四史订补第6册第509-585页 稿本
晋书札记5卷(清李慈铭) 1930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227-245页
殿本(清傅云龙校) 抄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6册第491-509页
晋书斠注130卷(近人吴世鉴) 1928年刘氏嘉业堂刊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印本
晋书校正1卷(清卢文弨) 群书拾补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校帝纪、天文志、礼志。二十五史补编本无帝纪。
两晋诸帝统系图1卷（清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据历代史表原刊本
晋书地理志证今(清程廷祚) 春秋地名辨异附刻本
晋书地理志新补正5卷(清毕沅) 经训堂丛书本 历代地理志汇编本 式训堂丛书本后并入校经山房丛书
思贤讲舍刊本 广雅书局刊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丛书集成第3059-60册
新校晋书地理志1卷(清方恺) 历代地理志汇编本 广雅书局刊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丛书集成第3061册
晋书地理志1卷(清方楷) 章钰旧藏抄本 疑即方恺之误
晋书地理志注2卷(近人马与龙) 1932年湘鄂印刷公司铅印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6册第911-？页
东晋疆域志4卷十六国疆域志16卷(清洪亮吉) 嘉庆1年刊卷施阁全集本 授经堂重刊洪北江遗书本
历代地理志汇编本无十六国志 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
丛书集成第3062-64册
苻秦疆域志补正1卷(近人张鹏一) 1919年铅印本
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 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246-250页
补晋兵志1卷(清钱仪吉) 衎石斋纪事初稿本 训纂堂丛书本 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丛书集成第956册
补晋书艺文志4卷附录1卷补遗1卷刊误1卷(清丁国钧撰丁辰注) 光绪20年无锡文苑阁活字本 广雅书局刊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丛书集成第4-5册 丁书有常熟订氏丛书活字本，藏湖北省图书馆
补晋书艺文志校勘札记（杨守敬）杨守敬集第7册第1379-1398页
补晋书艺文志6卷(清文廷式) 宣统1年长沙铅印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补晋书经籍志4卷(近人吴士鉴) 光绪21年自刻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补晋书艺文志4卷(近人黄逢元) 1926年悟庐铅印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晋书补表25卷(清赵在翰) 人文科学研究所旧藏稿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1-389页 小积石山房印本
两晋诸帝统系图1卷晋诸王世表1卷晋功臣世表1卷晋将相大臣年表1卷东晋将相大臣年表1卷晋方镇年表1卷东晋方镇年表1卷晋僭伪诸国世表1卷伪汉将相大臣年表1卷伪成将相大臣年表1卷伪赵将相大臣年表1卷伪燕将相大臣年表1卷伪秦将相大臣年表1卷伪后秦将相大臣年表1卷伪后燕将相大臣年表1卷伪南燕将相大臣年表1卷伪西秦将相大臣年表1卷伪后凉将相大臣年表1卷伪南凉将相大臣年表1卷伪西凉将相大臣年表1卷伪北凉将相大臣年表1卷伪夏将相大臣年表1卷伪北燕将相大臣年表1卷（万斯同）
历代史表原刊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补晋宗室王侯表1卷补晋异姓封爵表1卷补晋执政表1卷补晋方镇表1卷补晋书僭国年表1卷(近人秦锡田)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泱按：补晋执政表，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题秦锡圭，又锡圭补方镇表1卷
晋方镇年表1卷东晋方镇年表2卷(近人吴廷燮) 景杜堂铅印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东晋作一卷
十六国年表1卷(清张愉曾) 昭代丛书乙集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十六国纪年表(清汪曰桢) 北京图书馆藏稿本
十六国兴亡表3卷世系图1卷(清丁寿徵) 静思轩藏书记著录稿本
晋五胡表1卷(近人沈惟贤) 学古堂日记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西秦百官表1卷(清练恕) 多识录卷2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夏北燕百官表(近人缪荃孙) 艺风堂续集卷3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晋书孙恩卢循传补正(今人冯君实) 稿本
晋书补传赞1卷(清杭世骏) 道古堂外集卷23 杭氏七种本 明辨斋丛书本
补文立、陈寿、翁长文、李密、杜轸、何攀六篇。 二十四史订补第6册第901-911页 钱塘何氏刻本
晋书音义（唐何超） 二十四史订补第6册第635-669页 元刻明修本
晋书辑本（清汤球辑） 二十四史订补第6册第669-901页 钱塘何氏刻本
晋五胡指掌（明张大？）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389-425页 昆山赵氏刻本
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梁沈约撰﹐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今本个别传文有残缺﹐少数列传是後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八志原排在列传之後﹐後人移於纪﹑传之间﹐并把律历志中律与历两部分分割开。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出身江南大族。历仕宋﹑齐﹑梁三朝﹐曾自称“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齐永明五年 (487)时﹐任太子家令兼著作郎﹐奉诏撰《宋书》。他依据宋代何承天﹑苏宝生﹑徐爰等修撰的《宋书》及其他记述宋代历史的书籍﹐增补宋末十几年的事迹﹐只用一年时间﹐到六年二月就完成纪﹑传七十卷﹐後又续修八志三十卷。沈约以文字称世﹐有文集九卷。
《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後代的研究。该书篇幅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沈约在宋时曾撰《晋史》﹐未成。当时流行的诸家《晋书》﹐记述典章制度的极少。他在《宋书》诸志中的叙述﹐往往上溯到魏晋﹐可以补《三国志》等前史的缺略。礼志把郊祀天地﹑祭祖﹑朝会﹑舆服等合在一起﹐乐志详述乐器﹐记载乐章﹐都是较好的体例。州郡志对于侨州郡县的设置分合记载简略﹔律历志详细记载杨伟《景初历》﹑何承天《元嘉历》﹑祖冲之《大明历》全文﹐从中可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特设符瑞志﹐从远古叙起﹐既乖体例﹐又荒诞不经﹔缺食货与艺文两志﹐亦是该书的缺点。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出身江南大族。历仕宋﹑齐﹑梁三朝﹐曾自称“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齐永明五年 (487)时﹐任太子家令兼著作郎﹐奉诏撰《宋书》。他依据宋代何承天﹑苏宝生﹑徐爰等修撰的《宋书》及其他记述宋代历史的书籍﹐增补宋末十几年的事迹﹐只用一年时间﹐到六年二月就完成纪﹑传七十卷﹐後又续修八志三十卷。沈约以文字称世﹐有文集九卷。
《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後代的研究。该书篇幅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沈约在宋时曾撰《晋史》﹐未成。当时流行的诸家《晋书》﹐记述典章制度的极少。他在《宋书》诸志中的叙述﹐往往上溯到魏晋﹐可以补《三国志》等前史的缺略。礼志把郊祀天地﹑祭祖﹑朝会﹑舆服等合在一起﹐乐志详述乐器﹐记载乐章﹐都是较好的体例。州郡志对于侨州郡县的设置分合记载简略﹔律历志详细记载杨伟《景初历》﹑何承天《元嘉历》﹑祖冲之《大明历》全文﹐从中可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特设符瑞志﹐从远古叙起﹐既乖体例﹐又荒诞不经﹔缺食货与艺文两志﹐亦是该书的缺点。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502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南朝萧齐皇朝在历史上只存在二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年代很短的一个封建皇朝。撰写萧齐皇朝时期历史即《南齐书》的萧子显，是齐高帝萧道成的孙子。一个史学家，以他曾经是宗室的身份来撰写这个皇朝的历史，这在二十五史的众多的作者中别无第二人。
萧子显（487—537），字景阳，南朝梁南兰陵（今江苏武进西北）人。他十三岁的时候，萧齐皇朝被萧衍推翻了。萧衍的父亲萧顺之是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他们都是萧姓，而且同族，但毕竟从他们的高祖父时候就分支了。萧衍建立了梁朝，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梁武帝。在梁朝，萧子显凭着他的才华、风度、谈吐的出众，受到梁武帝的礼遇和信任，官至吏部尚书。
萧子显是一个“风神洒落，雍容闲雅，简通宾客，不畏鬼神”的人(南史卷四十二 列传第三十二)。他“性爱山水”，曾在《自序》中说：“若乃登高目极，临水送归，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鸎（yin)，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他又是一个“颇负才气”的人，做吏部尚书时，“见九流宾客，不与交言”，只是举起手中的扇子一挥而已，所以有些士族地主内心里对他很不满。但梁武帝倒是自始至终都把他看作是一位“才子”。事实上，他的文才的确是有社会影响的。萧子显的同时代人、《宋书》的作者沈约甚至称赞他的文章是属于东汉名家班固一流的佳品。这个评价当然是过分高了，但也可以看出沈约对他的文才的赏识。
史学是萧子显所酷爱的事业，在他的四十九年的生命历史上，撰写了五部历史著作：《后汉书》一百卷，《晋史草》三十卷，《齐书》六十卷，《普通北伐记》五卷，《贵俭传》三十卷。他撰《齐书》，是向梁武帝请示并得到梁武帝的批准的。萧子显撰写和完成《齐书》的时间，按照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说法，是在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年）。如果刘知几的说法是有根据的话，那么《齐书》的撰成当在天监八年（509年）至十八年（519年）期间，即萧子显二十岁以后至三十岁以前这十年当中。果然如此，那真是一位青年史学家了。除了《齐书》以外，萧子显的其他著作包括文集二十卷都已不存。后人为了区别萧子显的《齐书》和唐初李百药所撰的《齐书》，把前者称为《南齐书》，后者叫做《北齐书》。
萧子显在撰写《南齐书》的过程中，可以参考的文献资料和思想还是不少的。早在齐明帝时，史学家檀超和江淹奉诏修本朝史，他们制订了齐史的体例，但没有最后完成修撰工作。此外，还有熊襄著的《齐典》、沈约著的《齐纪》、吴均著的《齐春秋》和江淹著的《齐史》十志。萧子显的撰述工作，在史书体例上“本（檩）超、（江）淹之旧而小变之”；在史书材料上汲取诸家成果，终于著成《南齐书》六十卷。
《南齐书》包含：帝纪八卷，除追叙萧道成在刘宋末年的政治活动外，主要记萧齐皇朝（479—502年）二十三年间的史事。志八篇十一卷，其中有的上承刘宋，有的起于萧齐立国，断限比较明显。传四十卷，其中不少是记少数民族地区史事的，而以《魏虏传》记北魏史事，这在性质上同《宋书·索虏传》是一样的。序录一卷，刘知几都不曾见到，说明它佚之甚早，故全书今存五十九卷。上面讲到，萧子显既是萧齐皇朝的宗室，又是萧梁皇朝的宠臣，所以他撰《南齐书》一方面要为萧道成避讳，一方面又要替萧衍掩饰。例如他写宋、齐之际的历史，就不能直接写萧道成的篡夺之事，只能闪烁其词，微露痕迹；他写齐、梁之际的历史，则用很多篇幅揭露齐主恶迹，以衬托萧衍代齐的合理。这是他作为齐之子孙、梁之臣子的“苦心”，也反映出他在史学上的局限性。
《南齐书》部帙不大，包含的年代又很短，竟然也撰就了八篇志，确乎难得。这里面无疑包含了江淹的首创之功。《南齐书》有些传，显示了萧子显在历史表述上的才华。如：他于《褚渊传》，先写褚渊在宋明帝时受到信任，而在宋明帝临死，则写他也参与“谋废立”，违背宋明帝的意旨；于《王晏传》，先叙其与齐高帝、齐武帝的密切关系，继而写其在齐武帝死后也参与“谋废立”的事；于《萧谌传》，先说其受到齐武帝、郁林王的信赖，后写其在协助齐明帝夺取郁林王皇位的政变中竟然领兵作前驱；于《萧坦之传》，先烘托其受到郁林王的殊特信任，以至“得入内见皇后”，后写他成了废郁林王而拥立明帝的关键人物；等等。萧子显在写这些事件和人物的时候，都不直接发表议论，而是通过前后史事的对比来揭示人物的品格。清代史学家赵翼评价说：“此数传皆同一用意，不著一议，而其人品自见，亦良史也。”用顾炎武的话说，这种写历史人物的方法叫做“于序事中寓论断”，司马迁写《史记》最善于运用这种方法。萧子显学习司马迁表述历史的方法，并取得一定的成就，被后代史学家称为“良史”，这是很自然的。
《南齐书》同《宋书》一样，都宣扬神秘的思想、佛法的深远，又都过分讲究华丽的辞藻，这是它们的缺点，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繁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
南朝萧齐皇朝在历史上只存在二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年代很短的一个封建皇朝。撰写萧齐皇朝时期历史即《南齐书》的萧子显，是齐高帝萧道成的孙子。一个史学家，以他曾经是宗室的身份来撰写这个皇朝的历史，这在二十五史的众多的作者中别无第二人。
萧子显（487—537），字景阳，南朝梁南兰陵（今江苏武进西北）人。他十三岁的时候，萧齐皇朝被萧衍推翻了。萧衍的父亲萧顺之是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他们都是萧姓，而且同族，但毕竟从他们的高祖父时候就分支了。萧衍建立了梁朝，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梁武帝。在梁朝，萧子显凭着他的才华、风度、谈吐的出众，受到梁武帝的礼遇和信任，官至吏部尚书。
萧子显是一个“风神洒落，雍容闲雅，简通宾客，不畏鬼神”的人(南史卷四十二 列传第三十二)。他“性爱山水”，曾在《自序》中说：“若乃登高目极，临水送归，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鸎（yin)，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他又是一个“颇负才气”的人，做吏部尚书时，“见九流宾客，不与交言”，只是举起手中的扇子一挥而已，所以有些士族地主内心里对他很不满。但梁武帝倒是自始至终都把他看作是一位“才子”。事实上，他的文才的确是有社会影响的。萧子显的同时代人、《宋书》的作者沈约甚至称赞他的文章是属于东汉名家班固一流的佳品。这个评价当然是过分高了，但也可以看出沈约对他的文才的赏识。
史学是萧子显所酷爱的事业，在他的四十九年的生命历史上，撰写了五部历史著作：《后汉书》一百卷，《晋史草》三十卷，《齐书》六十卷，《普通北伐记》五卷，《贵俭传》三十卷。他撰《齐书》，是向梁武帝请示并得到梁武帝的批准的。萧子显撰写和完成《齐书》的时间，按照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说法，是在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年）。如果刘知几的说法是有根据的话，那么《齐书》的撰成当在天监八年（509年）至十八年（519年）期间，即萧子显二十岁以后至三十岁以前这十年当中。果然如此，那真是一位青年史学家了。除了《齐书》以外，萧子显的其他著作包括文集二十卷都已不存。后人为了区别萧子显的《齐书》和唐初李百药所撰的《齐书》，把前者称为《南齐书》，后者叫做《北齐书》。
萧子显在撰写《南齐书》的过程中，可以参考的文献资料和思想还是不少的。早在齐明帝时，史学家檀超和江淹奉诏修本朝史，他们制订了齐史的体例，但没有最后完成修撰工作。此外，还有熊襄著的《齐典》、沈约著的《齐纪》、吴均著的《齐春秋》和江淹著的《齐史》十志。萧子显的撰述工作，在史书体例上“本（檩）超、（江）淹之旧而小变之”；在史书材料上汲取诸家成果，终于著成《南齐书》六十卷。
《南齐书》包含：帝纪八卷，除追叙萧道成在刘宋末年的政治活动外，主要记萧齐皇朝（479—502年）二十三年间的史事。志八篇十一卷，其中有的上承刘宋，有的起于萧齐立国，断限比较明显。传四十卷，其中不少是记少数民族地区史事的，而以《魏虏传》记北魏史事，这在性质上同《宋书·索虏传》是一样的。序录一卷，刘知几都不曾见到，说明它佚之甚早，故全书今存五十九卷。上面讲到，萧子显既是萧齐皇朝的宗室，又是萧梁皇朝的宠臣，所以他撰《南齐书》一方面要为萧道成避讳，一方面又要替萧衍掩饰。例如他写宋、齐之际的历史，就不能直接写萧道成的篡夺之事，只能闪烁其词，微露痕迹；他写齐、梁之际的历史，则用很多篇幅揭露齐主恶迹，以衬托萧衍代齐的合理。这是他作为齐之子孙、梁之臣子的“苦心”，也反映出他在史学上的局限性。
《南齐书》部帙不大，包含的年代又很短，竟然也撰就了八篇志，确乎难得。这里面无疑包含了江淹的首创之功。《南齐书》有些传，显示了萧子显在历史表述上的才华。如：他于《褚渊传》，先写褚渊在宋明帝时受到信任，而在宋明帝临死，则写他也参与“谋废立”，违背宋明帝的意旨；于《王晏传》，先叙其与齐高帝、齐武帝的密切关系，继而写其在齐武帝死后也参与“谋废立”的事；于《萧谌传》，先说其受到齐武帝、郁林王的信赖，后写其在协助齐明帝夺取郁林王皇位的政变中竟然领兵作前驱；于《萧坦之传》，先烘托其受到郁林王的殊特信任，以至“得入内见皇后”，后写他成了废郁林王而拥立明帝的关键人物；等等。萧子显在写这些事件和人物的时候，都不直接发表议论，而是通过前后史事的对比来揭示人物的品格。清代史学家赵翼评价说：“此数传皆同一用意，不著一议，而其人品自见，亦良史也。”用顾炎武的话说，这种写历史人物的方法叫做“于序事中寓论断”，司马迁写《史记》最善于运用这种方法。萧子显学习司马迁表述历史的方法，并取得一定的成就，被后代史学家称为“良史”，这是很自然的。
《南齐书》同《宋书》一样，都宣扬神秘的思想、佛法的深远，又都过分讲究华丽的辞藻，这是它们的缺点，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繁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梁书的历史
梁代的历史，曾由沈约、周兴嗣、裴子野和杜之伟、顾野王、许亨等在梁陈两代先后受命编撰，许亨写成梁史五十八卷。梁代谢吴又有梁书四十九卷，陈代何之元和隋代刘璠各成梁典三十卷。陈代的历史，傅縡、顾野王都曾受命编撰，陈书顾野王传说他有“国史纪传二百卷，未就而卒”。陆琼还著有陈书四十二卷。以上这些著作，姚氏父子修史时可能参考过，但都没有流传下来。
梁书撰成经过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李渊根据史臣令狐德棻的建议，诏群臣撰写北魏、北齐、北周、隋、梁、陈六代史，姚思廉奉命参与撰写陈史。但这次修史工作由于人事的迅速变动和组织工作方面的经验不足，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直到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重新下达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任务，姚思廉一人独力承担梁、陈二史的编撰工作。为什么唐高祖时要修六代史，唐太宗时只命修五代史呢？因为唐太宗时史臣们经过认真讨论，认为北魏的历史已经有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和隋代魏澹所撰《魏书》，它们都很详备，没有必要重修了。唐太宗采纳了史臣们的意见，只命重修五代史。七年后，即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同时撰成。姚思廉撰《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终于实现了他父亲的遗志。这一年，他八十岁。第二年他就去世了。姚思廉的史学事业，除了撰成《梁书》和《陈书》而外，他还是唐初第一个撰述本朝国史的人。刘知几说他在贞观初年撰纪传体国史，“粗成三十卷”。成为唐代撰述国史的先声。当代人称赞姚思廉的人品和史学是：“志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
梁书内容简介
《梁书》包含帝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它主要记述了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姚察之手，这几乎占了《梁书》的半数。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
《梁书》、《陈书》修成，加通直散骑常侍，又拜散骑常侍，赐爵丰城县男。姚思
廉的节义、文才深得唐太宗赏识，太宗即位后，他得以绘像列入十八学士，褚亮为撰赞
语云：“志苦精勤，记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同上）对他的去世，太宗深
悼惜之，为之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曰“康”，赐葬地于昭陵。
《梁书》有本纪6卷，列传50卷，合56卷。记事起于公元502年梁武帝萧衍称帝，止
于557年陈霸先灭梁。
《梁书》的纪传论赞，多有“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字样，可知全书的编撰多出于姚
察之手，思廉所作可能多是笔削加工的工作。
《梁书》所依据的材料是很丰富的。在梁朝除史官所撰国史外，还有沈约的《武帝
本纪》14卷，周兴嗣的《梁皇帝实录》5卷，鲍行卿的《乘舆飞龙记》2卷，萧子显的
《普通北伐记》5卷，萧韶的《梁太清记》10卷，谢昊的《梁书》49卷。在陈朝有许亨
的《梁史》53卷，刘璠的《梁典》30卷，阴僧仁的《梁撮要》30卷，在周朝有萧欣的
《梁史》100卷。
在隋朝有姚最的《梁后略》10卷。这些编纂整齐的历史书籍，为姚氏父子撰写《梁
书》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梁书》在史料的丰富、完备方面是很有特长的。梁朝只有55
年的历史，《梁书》的列传则达50卷之多。书中对于各类历史人物的活动，叙述得很详
细，很多文人和史家都在《梁书》中得到反映。如对史学作出过贡献的沈约、江淹、任
昉、王亮、殷钧、裴子野、王僧孺、刘昭、萧子显、萧子云、周兴嗣、吴均等，都有很
详细的列传，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史学，提供很多可贵的史料。书中一些学者的传记，
更有特殊的价值。《梁书》为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立传，保存了辉耀千古的《神灭论》
和《无因果论》；为处士阮孝绪立传，反映了他著《七录》及在古代文献学上的地位；
为修道的陶弘景立传，可以了解他对于医学及科学的贡献；为文学批评家锺嵘和刘勰立
传，介绍了《诗品》和《文心雕龙》这两部在文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著作。
《梁书》的谋篇布局颇有章法，显示出姚氏父子的史学技巧。书中承《汉书》类叙
之法，撰作列传，能以此法省去烦冗，又不遗漏人物事实。如《滕昙恭传》叙其孝行，
附录徐普济被火伏棺、宛陵女子搏虎救母，不但文笔精简，而且给人以深刻印象。《文
学传》中的《何逊传》，由叙何逊工诗而及虞蓦、孔翁等人，这又很像《三国志·王粲
传》附记一时文人之法。这种编撰方法，很值得提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
“排整次第犹具《汉书》以来相传之史法，要异乎取成众手、编次失伦者矣。”这话是
很恰当的。《梁书》的行文，颇具简洁洗练的特色，用赵翼的话说就是：“直欲远追班
马，……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
（《廿二史札记》卷9《古文自姚察始》）《梁书·韦睿传》写邵阳之役，有这样
一段：“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睿装大舰，使梁郡太守
冯道根、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为水军。值淮水暴长，睿即遣之。
斗舰竞发，皆临战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
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敢死之士拔栅砍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而道根
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人大溃”。这个描写有声有色，
颇为精彩，较之《史记》、《汉书》也是不逊色的。
梁书的思想
《梁书》在思想上值得称道之处不多。但它在对历史变化的看法上，阐发了一些可
取的观点。姚氏父子都是历经数朝的史学家，梁、陈以至隋、唐之际历史的盛衰兴替、
风云变化，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书中阐述出的人事对于历史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的
观点，当是他们思考的结果。书中对于政权兴起的解释，虽然使用了一些天意、历数等
陈腐的词汇，但把落脚点还是放在了人事与人谋上。对萧衍建立梁政权和梁朝早期的治
绩，书中作了充分肯定：“高祖英武睿哲，义起樊邓，仗旗建号。……兴文学，修郊祀，
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梁书》卷3《武
帝纪》）在此，人们看到的是杰出人物的历史活动，而不是天意、天命在支配人间治乱。
对于辅佐新朝的文臣武将，书中也注重称道他们个人的才华谋略。《梁书》强调英雄创
造历史，同科学唯物史观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当时，同神意史观相比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书中的思想糟粕也有不少。充斥书中的大量阴阳灾异、图谶祥瑞，乃至望气相面、
因果报应、神怪异闻等，给人以陈腐、庸俗之感。宣传佛、道等宗教迷信，也是书中存
在的问题。《梁书》中的《处士传》，全不同于《后汉书》的《逸民传》，传中所记除
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学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
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
梁书的缺点
《梁书》在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苹传》
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传》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这些互相
牴牾的记载，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梁书》在笔法上也存在着曲笔增美讳恶的毛
病。对于篡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事实，书中很少如实反映。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
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同时撰写的《南史》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
突出一些。
梁书的特点
《梁书》有几点值得称道的地方。
第一点，是它叙梁朝史事在内容上比较全面。如梁朝五十多年历史，梁武帝统治了四十多年，《梁书》六卷帝纪中以三卷纪梁武帝，这对全面记述梁朝史事是很重要的。侯景之乱是梁朝历史上一件大事，《梁书·侯景传》长达一万八千字，详细记载了事件的经过。《范缜传》则收入了这位无神论思想家的杰作《神灭论》，突出地反映了姚氏父子的识见。《梁书》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海南诸国”的情况，这是它超出以前史书的地方。《梁书》类传中还新增《止足传》，有人说这是首创，我以为这可能是受到许亨、许善心父子所撰《梁书·止足传》的启发而设立的。《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它的不少传记里还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情况。
第二点，是文字简练。清代史学家赵翼称赞《梁书》对历史的表述“行墨最简”，文字“爽劲”。“尚简”，是中国史学在文字表述上的优良传统，刘知几的《史通》特别强调了这方面的经验。而姚察文章“精彩流赡”，时人称为“宗匠”；姚思廉则被李世民列于“十八学士”，这同他们在文字表述上的工夫不是没有关系的。
第三点，是它的史论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在这方面，姚察的见解比姚思廉更凝重、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如卷三十五后论，是通过齐、梁二朝在对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态度的比较，说明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卷三十七后论指出：魏、晋时，“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降至东晋、南朝，这种不良风气更加严重，甚至有人身为宰臣，“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结果是“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格勤匪懈，终滞鄙俗”，“朝径废于上，职事隳于下”。像这样的史论，在二十五史中，也算得上是佳品。
梁书的历史
梁代的历史，曾由沈约、周兴嗣、裴子野和杜之伟、顾野王、许亨等在梁陈两代先后受命编撰，许亨写成梁史五十八卷。梁代谢吴又有梁书四十九卷，陈代何之元和隋代刘璠各成梁典三十卷。陈代的历史，傅縡、顾野王都曾受命编撰，陈书顾野王传说他有“国史纪传二百卷，未就而卒”。陆琼还著有陈书四十二卷。以上这些著作，姚氏父子修史时可能参考过，但都没有流传下来。
梁书撰成经过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李渊根据史臣令狐德棻的建议，诏群臣撰写北魏、北齐、北周、隋、梁、陈六代史，姚思廉奉命参与撰写陈史。但这次修史工作由于人事的迅速变动和组织工作方面的经验不足，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直到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重新下达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任务，姚思廉一人独力承担梁、陈二史的编撰工作。为什么唐高祖时要修六代史，唐太宗时只命修五代史呢？因为唐太宗时史臣们经过认真讨论，认为北魏的历史已经有北齐魏收所撰《魏书》和隋代魏澹所撰《魏书》，它们都很详备，没有必要重修了。唐太宗采纳了史臣们的意见，只命重修五代史。七年后，即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同时撰成。姚思廉撰《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终于实现了他父亲的遗志。这一年，他八十岁。第二年他就去世了。姚思廉的史学事业，除了撰成《梁书》和《陈书》而外，他还是唐初第一个撰述本朝国史的人。刘知几说他在贞观初年撰纪传体国史，“粗成三十卷”。成为唐代撰述国史的先声。当代人称赞姚思廉的人品和史学是：“志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
梁书内容简介
《梁书》包含帝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它主要记述了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姚察之手，这几乎占了《梁书》的半数。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
《梁书》、《陈书》修成，加通直散骑常侍，又拜散骑常侍，赐爵丰城县男。姚思
廉的节义、文才深得唐太宗赏识，太宗即位后，他得以绘像列入十八学士，褚亮为撰赞
语云：“志苦精勤，记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同上）对他的去世，太宗深
悼惜之，为之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曰“康”，赐葬地于昭陵。
《梁书》有本纪6卷，列传50卷，合56卷。记事起于公元502年梁武帝萧衍称帝，止
于557年陈霸先灭梁。
《梁书》的纪传论赞，多有“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字样，可知全书的编撰多出于姚
察之手，思廉所作可能多是笔削加工的工作。
《梁书》所依据的材料是很丰富的。在梁朝除史官所撰国史外，还有沈约的《武帝
本纪》14卷，周兴嗣的《梁皇帝实录》5卷，鲍行卿的《乘舆飞龙记》2卷，萧子显的
《普通北伐记》5卷，萧韶的《梁太清记》10卷，谢昊的《梁书》49卷。在陈朝有许亨
的《梁史》53卷，刘璠的《梁典》30卷，阴僧仁的《梁撮要》30卷，在周朝有萧欣的
《梁史》100卷。
在隋朝有姚最的《梁后略》10卷。这些编纂整齐的历史书籍，为姚氏父子撰写《梁
书》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梁书》在史料的丰富、完备方面是很有特长的。梁朝只有55
年的历史，《梁书》的列传则达50卷之多。书中对于各类历史人物的活动，叙述得很详
细，很多文人和史家都在《梁书》中得到反映。如对史学作出过贡献的沈约、江淹、任
昉、王亮、殷钧、裴子野、王僧孺、刘昭、萧子显、萧子云、周兴嗣、吴均等，都有很
详细的列传，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史学，提供很多可贵的史料。书中一些学者的传记，
更有特殊的价值。《梁书》为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立传，保存了辉耀千古的《神灭论》
和《无因果论》；为处士阮孝绪立传，反映了他著《七录》及在古代文献学上的地位；
为修道的陶弘景立传，可以了解他对于医学及科学的贡献；为文学批评家锺嵘和刘勰立
传，介绍了《诗品》和《文心雕龙》这两部在文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著作。
《梁书》的谋篇布局颇有章法，显示出姚氏父子的史学技巧。书中承《汉书》类叙
之法，撰作列传，能以此法省去烦冗，又不遗漏人物事实。如《滕昙恭传》叙其孝行，
附录徐普济被火伏棺、宛陵女子搏虎救母，不但文笔精简，而且给人以深刻印象。《文
学传》中的《何逊传》，由叙何逊工诗而及虞蓦、孔翁等人，这又很像《三国志·王粲
传》附记一时文人之法。这种编撰方法，很值得提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
“排整次第犹具《汉书》以来相传之史法，要异乎取成众手、编次失伦者矣。”这话是
很恰当的。《梁书》的行文，颇具简洁洗练的特色，用赵翼的话说就是：“直欲远追班
马，……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
（《廿二史札记》卷9《古文自姚察始》）《梁书·韦睿传》写邵阳之役，有这样
一段：“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睿装大舰，使梁郡太守
冯道根、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为水军。值淮水暴长，睿即遣之。
斗舰竞发，皆临战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
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敢死之士拔栅砍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而道根
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人大溃”。这个描写有声有色，
颇为精彩，较之《史记》、《汉书》也是不逊色的。
梁书的思想
《梁书》在思想上值得称道之处不多。但它在对历史变化的看法上，阐发了一些可
取的观点。姚氏父子都是历经数朝的史学家，梁、陈以至隋、唐之际历史的盛衰兴替、
风云变化，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书中阐述出的人事对于历史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的
观点，当是他们思考的结果。书中对于政权兴起的解释，虽然使用了一些天意、历数等
陈腐的词汇，但把落脚点还是放在了人事与人谋上。对萧衍建立梁政权和梁朝早期的治
绩，书中作了充分肯定：“高祖英武睿哲，义起樊邓，仗旗建号。……兴文学，修郊祀，
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梁书》卷3《武
帝纪》）在此，人们看到的是杰出人物的历史活动，而不是天意、天命在支配人间治乱。
对于辅佐新朝的文臣武将，书中也注重称道他们个人的才华谋略。《梁书》强调英雄创
造历史，同科学唯物史观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当时，同神意史观相比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书中的思想糟粕也有不少。充斥书中的大量阴阳灾异、图谶祥瑞，乃至望气相面、
因果报应、神怪异闻等，给人以陈腐、庸俗之感。宣传佛、道等宗教迷信，也是书中存
在的问题。《梁书》中的《处士传》，全不同于《后汉书》的《逸民传》，传中所记除
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学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
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
梁书的缺点
《梁书》在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苹传》
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传》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这些互相
牴牾的记载，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梁书》在笔法上也存在着曲笔增美讳恶的毛
病。对于篡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事实，书中很少如实反映。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
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同时撰写的《南史》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
突出一些。
梁书的特点
《梁书》有几点值得称道的地方。
第一点，是它叙梁朝史事在内容上比较全面。如梁朝五十多年历史，梁武帝统治了四十多年，《梁书》六卷帝纪中以三卷纪梁武帝，这对全面记述梁朝史事是很重要的。侯景之乱是梁朝历史上一件大事，《梁书·侯景传》长达一万八千字，详细记载了事件的经过。《范缜传》则收入了这位无神论思想家的杰作《神灭论》，突出地反映了姚氏父子的识见。《梁书》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海南诸国”的情况，这是它超出以前史书的地方。《梁书》类传中还新增《止足传》，有人说这是首创，我以为这可能是受到许亨、许善心父子所撰《梁书·止足传》的启发而设立的。《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它的不少传记里还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情况。
第二点，是文字简练。清代史学家赵翼称赞《梁书》对历史的表述“行墨最简”，文字“爽劲”。“尚简”，是中国史学在文字表述上的优良传统，刘知几的《史通》特别强调了这方面的经验。而姚察文章“精彩流赡”，时人称为“宗匠”；姚思廉则被李世民列于“十八学士”，这同他们在文字表述上的工夫不是没有关系的。
第三点，是它的史论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在这方面，姚察的见解比姚思廉更凝重、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如卷三十五后论，是通过齐、梁二朝在对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态度的比较，说明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卷三十七后论指出：魏、晋时，“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降至东晋、南朝，这种不良风气更加严重，甚至有人身为宰臣，“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结果是“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格勤匪懈，终滞鄙俗”，“朝径废于上，职事隳于下”。像这样的史论，在二十五史中，也算得上是佳品。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8卷，《天嘉起居注》23卷，《天康光大起居注》10卷，《太建起居注》56卷，《至德起居注》4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如顾野王的《陈书》3卷，傅縡的《陈书》3卷，陆琼的《陈书》42卷等。
它主要记述了梁、陈之际的政治变化和陈皇朝时期（557—589年）三十余年的史事。从《陈书》中，我们只见到有两卷帝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姚思廉撰《陈书》，主要是参考了陈朝史官陆琼、顾野王、傅縡等人有关陈史的撰述。
《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说：陈朝的特点就是苟且偷安，它没有什么“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以为后世效仿的。这话说得大致是不错的。
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另外，《陈书·皇后传》记后主张贵妃干预朝政，“内外宗族，多被引用”；《江总传》记江总位当权宰，不持政务，只是天天同一些人陪着陈后主在后庭游宴，时人把他们称为“狎客”。这对于后人了解陈朝末年的政治腐败，提供了生动的材料。《文学·何之元传》载何之无所撰《梁典》一书的序文，在史学上是一篇有一定价值的文章。《梁典》已不存，但今人可以从这篇序文中了解这部书的体裁、体例和内容。序文说，“开此一书，分为六意”，即《追述》、《太平》、《叙乱》、《世祖》、《敬帝》、《后嗣主》。它还引用史学家臧荣绪的话说：“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这也是史学史上的宝贵的思想遗产之一。《陈书》在总体上虽不如《梁书》，但它在编次上却有超过后者的地方，显得更加严谨、合理。以上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最后，我想讲讲在阅读《梁书》、《陈书》时需要注意到的几个问题。
（一）要注意到魏徵为《梁书》、《陈书》所撰写的总论。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时，房玄龄和魏徵为总监修，而诸史总论都出于魏徵之手。《梁书》总论在卷六《帝纪》之末；《陈书》总论也在卷六《帝纪》之末，此外在卷七《皇后传》之末，他对陈后主、张贵妃等人腐朽生活还作了史实上的补充，间或也有议论。阅读魏徵写的总论，可以作为从宏观方面把握和分析梁、陈二代历史的参考。一般地说，魏徵的见识要高于姚氏父子，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前者是用政治家的眼光来评论历史的。不过在文体上，魏徵史论仍然沿袭六朝以来的四六对仗的骈体文；而姚氏父子（尤其是姚察）却能在骈体文盛行的时代以散文作史论，这是他们在文风上超出魏徵的地方，而且对唐中叶古文运动的兴起也不能没有影响。
（二）阅读《梁书》、《陈书》，还要注意把它们同李延寿撰的《南史》进行比较。《南史》是在《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不仅增加了一些新的材料，而且矫正了原书中的许多曲笔，同时还使这四部史书所叙述的历史连贯起来。以曲笔而论，《梁书》对梁元帝的猜忌、凶残，徐妃的淫秽，临川王萧宏的恣意聚敛、懦弱无能等等，都加以回护，曲笔不书。《陈书》为统治者避讳的地方也很多，典型的例子是《刘师知传》对刘师知帮助陈武帝杀死梁敬帝一事只字不提。这些，在《南史》中大多得到矫正。所以这种比较、对读，是很必要的。顺便说说，读《宋书》、《南齐书》也应参照《南史》来读，其中情况与上面说的多有类似之处。
（三）深入阅读《梁书》、《陈书》，还应参考《隋书》的志。这是因为，《隋书》的志包含了梁、陈、齐、周、隋五个朝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流变，对于了解这五个朝代的历史来说，是非读不可的。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8卷，《天嘉起居注》23卷，《天康光大起居注》10卷，《太建起居注》56卷，《至德起居注》4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如顾野王的《陈书》3卷，傅縡的《陈书》3卷，陆琼的《陈书》42卷等。
它主要记述了梁、陈之际的政治变化和陈皇朝时期（557—589年）三十余年的史事。从《陈书》中，我们只见到有两卷帝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姚思廉撰《陈书》，主要是参考了陈朝史官陆琼、顾野王、傅縡等人有关陈史的撰述。
《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说：陈朝的特点就是苟且偷安，它没有什么“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以为后世效仿的。这话说得大致是不错的。
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另外，《陈书·皇后传》记后主张贵妃干预朝政，“内外宗族，多被引用”；《江总传》记江总位当权宰，不持政务，只是天天同一些人陪着陈后主在后庭游宴，时人把他们称为“狎客”。这对于后人了解陈朝末年的政治腐败，提供了生动的材料。《文学·何之元传》载何之无所撰《梁典》一书的序文，在史学上是一篇有一定价值的文章。《梁典》已不存，但今人可以从这篇序文中了解这部书的体裁、体例和内容。序文说，“开此一书，分为六意”，即《追述》、《太平》、《叙乱》、《世祖》、《敬帝》、《后嗣主》。它还引用史学家臧荣绪的话说：“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这也是史学史上的宝贵的思想遗产之一。《陈书》在总体上虽不如《梁书》，但它在编次上却有超过后者的地方，显得更加严谨、合理。以上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最后，我想讲讲在阅读《梁书》、《陈书》时需要注意到的几个问题。
（一）要注意到魏徵为《梁书》、《陈书》所撰写的总论。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时，房玄龄和魏徵为总监修，而诸史总论都出于魏徵之手。《梁书》总论在卷六《帝纪》之末；《陈书》总论也在卷六《帝纪》之末，此外在卷七《皇后传》之末，他对陈后主、张贵妃等人腐朽生活还作了史实上的补充，间或也有议论。阅读魏徵写的总论，可以作为从宏观方面把握和分析梁、陈二代历史的参考。一般地说，魏徵的见识要高于姚氏父子，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前者是用政治家的眼光来评论历史的。不过在文体上，魏徵史论仍然沿袭六朝以来的四六对仗的骈体文；而姚氏父子（尤其是姚察）却能在骈体文盛行的时代以散文作史论，这是他们在文风上超出魏徵的地方，而且对唐中叶古文运动的兴起也不能没有影响。
（二）阅读《梁书》、《陈书》，还要注意把它们同李延寿撰的《南史》进行比较。《南史》是在《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不仅增加了一些新的材料，而且矫正了原书中的许多曲笔，同时还使这四部史书所叙述的历史连贯起来。以曲笔而论，《梁书》对梁元帝的猜忌、凶残，徐妃的淫秽，临川王萧宏的恣意聚敛、懦弱无能等等，都加以回护，曲笔不书。《陈书》为统治者避讳的地方也很多，典型的例子是《刘师知传》对刘师知帮助陈武帝杀死梁敬帝一事只字不提。这些，在《南史》中大多得到矫正。所以这种比较、对读，是很必要的。顺便说说，读《宋书》、《南齐书》也应参照《南史》来读，其中情况与上面说的多有类似之处。
（三）深入阅读《梁书》、《陈书》，还应参考《隋书》的志。这是因为，《隋书》的志包含了梁、陈、齐、周、隋五个朝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流变，对于了解这五个朝代的历史来说，是非读不可的。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早在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时，就曾由邓渊编写代记十余卷，以后崔浩、高允等继续编写魏史，都采用编年体。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李彪参加修史，始改为纪传体，大概编写到拓跋弘统治时代。以后，邢峦、崔鸿等先后编写了高祖（元宏）、世宗（元恪）、肃宗（元诩）三朝的起居注。北魏原有邓渊所撰《代记》、崔浩所撰《国书》等编年史，和李彪、崔光改修的纪传体史书等，为魏收取材所资，今皆亡佚。南朝著作如沈约《宋书》等，魏收当亦得见。他于天保二年（551）奉诏撰魏史，五年（554）完成。虽有高隆之任总监，房延佑等六人协助斟酌，主要由魏收执笔。
魏收以前和同时代人曾经编写过魏史和其他资料，隋、唐时期也有人另写过几种魏书，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唐代李延寿的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书的节录。因此，魏书是现存叙述北魏历史的最原始和比较完备的资料。
魏收（505－572），字伯起，北齐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他15岁已能属文，显露才华。入仕后，曾任太学博士等职。26岁迁散骑侍郎，典起居注，并修国史，兼中书侍郎。在东魏，官至秘书监，兼著作郎，定州大中正。入北齐,任中书令,兼著作郎。北齐天保二年（551年），他正式受命撰魏史。这距他开始接触有关魏史的工作，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了。当时，文宣帝高洋对他说：“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高洋这个人在历史上并不怎么样，但他能讲出这样的话，也是难得的。魏收撰《魏书》，可以直接继承、借鉴的文献并不多。据他自己说，可资参考者，主要有邓渊的《代记》十余卷，崔浩的编年体《国书》（一称《国记》），李彪改编年体为纪、表、志、传综合体国史等，但这些都不是完整的成品；再就是邢峦、崔鸿、王遵业等撰孝文帝以下三朝《起居注》和元晖业撰的《辨宗室录》；其余就是当时还能见到的有关谱碟、家传。魏收与房延佑、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等“博总斟酌”，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撰成《魏书》一百三十篇：帝纪十四篇，列传九十六篇，志二十篇。魏收自认为是“勒成一代大典”的盛事。
不料，《魏书》的撰成，在北齐统治集团中却掀起了一阵阵轩然大波。有人说，《魏书》“遗其家世职位”；有人说，“其家不见记载”；也有人说，《魏书》记事“妄有非毁”，等等，一时间闹得“群口沸腾”。这场风波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是北齐皇帝高洋、高演、高湛都相继过问此事；二是在十几年中魏收两次奉命对《魏书》作了修改；三是于“众口渲然”中《魏书》被有些人称作“秽史”。这最后一条，影响所及，直至于今。
魏收是东魏、北齐间的主要作家。“自武定二年(544年)已后,国家大事诏命,军国文词,皆收所作”（《北齐书》本传）。他的年辈小于温子□、邢劭，而文誉齐名，世称“三才”。温子□死后，他与邢劭是北齐文坛两大派的领袖,“邢赏服沈约而轻任□,魏爱慕任□而毁沈约”，“各为朋党”,互相讥讦。当时人祖□评论说:“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大体中肯。
以今天的眼光怎样看待《魏书》所引起的这场风波呢？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在门阀地主居于统治地位的时代，死人的历史地位直接关系到活人的现实利益，这比封建社会任何其他时期都更为突出。唯其如此，门阀地主对其家世、郡望、先人的职位才这样敏感，这样关心。《魏书》的风波，不过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直接干预史书编撰工作的一个突出例子罢了。第二，不论是当时的人以《魏书》在记述门阀地主家世时的某些“不实”为理由。还是后人以《魏书》“党齐毁魏”（回护北齐而诋毁东魏）为口实，把《魏书》称作“秽史”，都是不妥当的。曲笔，一向为正直的史家和读者所唾弃，无疑是应当反对的；但也不能因为一部史书存在某些曲笔就全然否定它，以致谥为“秽史”。曲笔和秽史，既有联系，又不可完全等同起来。否则，就会把许多存在曲笔的史书都视为“秽史”，那是极不妥当的。《魏书》的风波所造成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消失。因此，澄清这些问题，是我们研读《魏书》所必要的。
《魏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也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的史书是记载汉族的历史。其实，这个看法并不是很妥帖的。自《史记》、《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中都有少数民族历史记载的专篇。十六国时，出现了许多记述各个割据政权史事的专书，可惜大部分都失传了。《魏书》记述了我国北方鲜卑族拓跋部从四世纪末叶至六世纪中叶（即北魏道武帝至东魏孝静帝）的历史，内容涉及到它的发展兴盛、统一北方、实现封建化和门阀化的过程，以及北魏、东魏与南朝宋、齐、梁三朝关系的历史；《魏书·序纪》还追叙拓跋氏的远祖至二十余代的史事，虽未可尽信，但却大致阐述了拓跋氏的历史渊源。因此，研读《魏书》，对于认识我国历史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一客观事实，必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魏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作者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的自觉性。除了它的列传具有比《宋书》更突出的家传色彩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志。《魏书》的志，新增《官氏志》、《释老志》两篇。魏收在《前上十志启》中说，这两篇志所记述的内容是“魏代之急”、“当今之重”。《官氏志》首记官制，后叙姓族，是反映北魏统治封建化、门阀化的重要文献。《释老志》记佛、道二教，以记佛教为主。它叙述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详细记载了它在北魏的兴衰史。重姓族，崇佛教，这正是当时的社会风尚和历史特点。
这两个特点，也可以看作是《魏书》的主要成就。
历史上有不少人批评《魏书》，仅刘知几《史通》一书，批评魏收及其《魏书》的地方，就有数十处之多。但历史上也是有人肯定它的。唐初，许多史家认为《魏书》“已为详备”；李延寿更是称赞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沉致远”。隋唐时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载而下，诸家尽亡，《魏书》独存，说明它是经得起历史的选择的。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氏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解散了拓跋鲜卑
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虽然如此，十志还是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食货志记录了太和九年（485年）的均田令和与此相关的三长制和租调制，是研究北魏和以后三百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材料。关于货币的记载，有助于对当时北魏境内各地社会经济的了解。灵徵志的上卷留下北魏建国以来一百五十年间的各地地震记录。官氏志和释老志是魏收创立的志目。官氏志的姓氏部分列举拓跋部和所属部落，氏族的姓氏和元宏所改汉姓，为后来姓氏书基本材料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拓跋部族的形成和当时各族的部落、氏族的分并离合。释老志叙述了佛教在北方的传播和寇谦之修改道教的经过。志中反映了世俗地主和寺院地主的矛盾，特别是反映了寺院所属奴隶和依附人口所遭到的地租剥削和高利贷剥削，这不仅是有关寺院经济的重要资料，而且也有助于对当时全部封建剥削制度的了解。
不管纪传和志，魏书都载入大量无关重要的诏令、奏议，以致篇幅臃肿。但却也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例如李安世传载请均田疏，张普惠传载论长尺大斗和赋税疏等，有助于对北魏均田制和残酷剥削的了解。书中所载文章诗歌是后人搜辑北魏诗文的主要来源。
魏书在宋初业已残缺，嘉佑六年（1061年）曾命馆阁官校勘魏书和宋、齐、梁、陈、北齐、周书。今魏书前有目录序，署名为刘攽、刘恕、安焘和范祖禹，不记年月，大致当在治平四年至熙宁三年（1067--1070）间。二刘和祖禹都是宋代有名史学家，尤其刘恕精熟南北朝史事。他们作了较细致的校勘，查出本书残缺为后人所补各卷，并比对了修文殿御览、北史和唐人各种史钞、史目，将补缺各卷的来源“各疏于逐卷之末”，目录中也注明那一些卷“阙”或“不全”。今将补阙各卷的宋人校语移入校记，目录传本错误，有原阙无注，或不阙而注阙，今皆改正。通计全阙二十六卷，不全者三卷。
北宋初刻的确切年月无考，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至迟不晚于政和中。这个初刻本当时就流传不广，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曾在四川翻刻魏书和其他六史，这两种本子都没有传下来。传下来的魏书最早刻本也是南宋翻刻，但传世的这个本子都有元、明二朝补版，即所谓“三朝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所谓“宋蜀大字本”，其实也就是这种三朝本。北京图书馆藏魏书善本三部，也都是三朝本，该馆善本书目七三五四号一种和商务印书馆影印所据底本相近。
清代以来关于魏书的补表补志有：万斯同：《魏诸帝统系图》。
万斯同：《魏诸王世表》。
万斯同：《魏异姓诸王世表》。
万斯同：《魏外戚诸王世衰》。
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西魏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东魏将相大臣年表》。
吴廷燮：《元魏方镇年表》。以州为纲，每州之下按年记途任刺史之人名，并举出处。序文中概括叙述北魏疆域之开拓，较《地形志》更为简要有用。
温曰鉴：《魏书地形志校录》。书名校录，实为据正史及各种古地志为《地形志》订讹补缺。虽未能恢复拓跋氏疆域全貌，足供利用《地形志》时参考。
卢文弨：《魏书礼志校补》。据《通典》补《礼志》第十四之缺页。
陈毅：《魏书宫氏志疏证》。
谷霁光：《补魏书兵志》。
罗振玉（1866—1940）：《魏书宗室传注及表》。据出土墓志注《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至孝文五王列传，订正名字年月误字，补充世系官爵。附宗室世系表，增补周嘉猷表之脱漏。书成于1924年，以后出土的很多墓志未及利用。
朱祖延：《北魏佚书考》。清代谢启昆（1737—1802），字蕴山，撰《西魏书》二十四卷，纪、传、载记之外，有三表（封爵、大事、异域）、四考（纪象、仪制、地域、百官）。材料来源于正史及《通鉴》等，可供参阅，不宜作为史料引用。
早在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时，就曾由邓渊编写代记十余卷，以后崔浩、高允等继续编写魏史，都采用编年体。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李彪参加修史，始改为纪传体，大概编写到拓跋弘统治时代。以后，邢峦、崔鸿等先后编写了高祖（元宏）、世宗（元恪）、肃宗（元诩）三朝的起居注。北魏原有邓渊所撰《代记》、崔浩所撰《国书》等编年史，和李彪、崔光改修的纪传体史书等，为魏收取材所资，今皆亡佚。南朝著作如沈约《宋书》等，魏收当亦得见。他于天保二年（551）奉诏撰魏史，五年（554）完成。虽有高隆之任总监，房延佑等六人协助斟酌，主要由魏收执笔。
魏收以前和同时代人曾经编写过魏史和其他资料，隋、唐时期也有人另写过几种魏书，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唐代李延寿的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书的节录。因此，魏书是现存叙述北魏历史的最原始和比较完备的资料。
魏收（505－572），字伯起，北齐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历仕北魏、东魏、北齐三朝。他15岁已能属文，显露才华。入仕后，曾任太学博士等职。26岁迁散骑侍郎，典起居注，并修国史，兼中书侍郎。在东魏，官至秘书监，兼著作郎，定州大中正。入北齐,任中书令,兼著作郎。北齐天保二年（551年），他正式受命撰魏史。这距他开始接触有关魏史的工作，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了。当时，文宣帝高洋对他说：“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高洋这个人在历史上并不怎么样，但他能讲出这样的话，也是难得的。魏收撰《魏书》，可以直接继承、借鉴的文献并不多。据他自己说，可资参考者，主要有邓渊的《代记》十余卷，崔浩的编年体《国书》（一称《国记》），李彪改编年体为纪、表、志、传综合体国史等，但这些都不是完整的成品；再就是邢峦、崔鸿、王遵业等撰孝文帝以下三朝《起居注》和元晖业撰的《辨宗室录》；其余就是当时还能见到的有关谱碟、家传。魏收与房延佑、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等“博总斟酌”，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撰成《魏书》一百三十篇：帝纪十四篇，列传九十六篇，志二十篇。魏收自认为是“勒成一代大典”的盛事。
不料，《魏书》的撰成，在北齐统治集团中却掀起了一阵阵轩然大波。有人说，《魏书》“遗其家世职位”；有人说，“其家不见记载”；也有人说，《魏书》记事“妄有非毁”，等等，一时间闹得“群口沸腾”。这场风波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是北齐皇帝高洋、高演、高湛都相继过问此事；二是在十几年中魏收两次奉命对《魏书》作了修改；三是于“众口渲然”中《魏书》被有些人称作“秽史”。这最后一条，影响所及，直至于今。
魏收是东魏、北齐间的主要作家。“自武定二年(544年)已后,国家大事诏命,军国文词,皆收所作”（《北齐书》本传）。他的年辈小于温子□、邢劭，而文誉齐名，世称“三才”。温子□死后，他与邢劭是北齐文坛两大派的领袖,“邢赏服沈约而轻任□,魏爱慕任□而毁沈约”，“各为朋党”,互相讥讦。当时人祖□评论说:“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大体中肯。
以今天的眼光怎样看待《魏书》所引起的这场风波呢？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在门阀地主居于统治地位的时代，死人的历史地位直接关系到活人的现实利益，这比封建社会任何其他时期都更为突出。唯其如此，门阀地主对其家世、郡望、先人的职位才这样敏感，这样关心。《魏书》的风波，不过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直接干预史书编撰工作的一个突出例子罢了。第二，不论是当时的人以《魏书》在记述门阀地主家世时的某些“不实”为理由。还是后人以《魏书》“党齐毁魏”（回护北齐而诋毁东魏）为口实，把《魏书》称作“秽史”，都是不妥当的。曲笔，一向为正直的史家和读者所唾弃，无疑是应当反对的；但也不能因为一部史书存在某些曲笔就全然否定它，以致谥为“秽史”。曲笔和秽史，既有联系，又不可完全等同起来。否则，就会把许多存在曲笔的史书都视为“秽史”，那是极不妥当的。《魏书》的风波所造成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消失。因此，澄清这些问题，是我们研读《魏书》所必要的。
《魏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也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的史书是记载汉族的历史。其实，这个看法并不是很妥帖的。自《史记》、《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中都有少数民族历史记载的专篇。十六国时，出现了许多记述各个割据政权史事的专书，可惜大部分都失传了。《魏书》记述了我国北方鲜卑族拓跋部从四世纪末叶至六世纪中叶（即北魏道武帝至东魏孝静帝）的历史，内容涉及到它的发展兴盛、统一北方、实现封建化和门阀化的过程，以及北魏、东魏与南朝宋、齐、梁三朝关系的历史；《魏书·序纪》还追叙拓跋氏的远祖至二十余代的史事，虽未可尽信，但却大致阐述了拓跋氏的历史渊源。因此，研读《魏书》，对于认识我国历史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一客观事实，必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魏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作者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的自觉性。除了它的列传具有比《宋书》更突出的家传色彩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志。《魏书》的志，新增《官氏志》、《释老志》两篇。魏收在《前上十志启》中说，这两篇志所记述的内容是“魏代之急”、“当今之重”。《官氏志》首记官制，后叙姓族，是反映北魏统治封建化、门阀化的重要文献。《释老志》记佛、道二教，以记佛教为主。它叙述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详细记载了它在北魏的兴衰史。重姓族，崇佛教，这正是当时的社会风尚和历史特点。
这两个特点，也可以看作是《魏书》的主要成就。
历史上有不少人批评《魏书》，仅刘知几《史通》一书，批评魏收及其《魏书》的地方，就有数十处之多。但历史上也是有人肯定它的。唐初，许多史家认为《魏书》“已为详备”；李延寿更是称赞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沉致远”。隋唐时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载而下，诸家尽亡，《魏书》独存，说明它是经得起历史的选择的。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氏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解散了拓跋鲜卑
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虽然如此，十志还是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食货志记录了太和九年（485年）的均田令和与此相关的三长制和租调制，是研究北魏和以后三百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材料。关于货币的记载，有助于对当时北魏境内各地社会经济的了解。灵徵志的上卷留下北魏建国以来一百五十年间的各地地震记录。官氏志和释老志是魏收创立的志目。官氏志的姓氏部分列举拓跋部和所属部落，氏族的姓氏和元宏所改汉姓，为后来姓氏书基本材料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拓跋部族的形成和当时各族的部落、氏族的分并离合。释老志叙述了佛教在北方的传播和寇谦之修改道教的经过。志中反映了世俗地主和寺院地主的矛盾，特别是反映了寺院所属奴隶和依附人口所遭到的地租剥削和高利贷剥削，这不仅是有关寺院经济的重要资料，而且也有助于对当时全部封建剥削制度的了解。
不管纪传和志，魏书都载入大量无关重要的诏令、奏议，以致篇幅臃肿。但却也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例如李安世传载请均田疏，张普惠传载论长尺大斗和赋税疏等，有助于对北魏均田制和残酷剥削的了解。书中所载文章诗歌是后人搜辑北魏诗文的主要来源。
魏书在宋初业已残缺，嘉佑六年（1061年）曾命馆阁官校勘魏书和宋、齐、梁、陈、北齐、周书。今魏书前有目录序，署名为刘攽、刘恕、安焘和范祖禹，不记年月，大致当在治平四年至熙宁三年（1067--1070）间。二刘和祖禹都是宋代有名史学家，尤其刘恕精熟南北朝史事。他们作了较细致的校勘，查出本书残缺为后人所补各卷，并比对了修文殿御览、北史和唐人各种史钞、史目，将补缺各卷的来源“各疏于逐卷之末”，目录中也注明那一些卷“阙”或“不全”。今将补阙各卷的宋人校语移入校记，目录传本错误，有原阙无注，或不阙而注阙，今皆改正。通计全阙二十六卷，不全者三卷。
北宋初刻的确切年月无考，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至迟不晚于政和中。这个初刻本当时就流传不广，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曾在四川翻刻魏书和其他六史，这两种本子都没有传下来。传下来的魏书最早刻本也是南宋翻刻，但传世的这个本子都有元、明二朝补版，即所谓“三朝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所谓“宋蜀大字本”，其实也就是这种三朝本。北京图书馆藏魏书善本三部，也都是三朝本，该馆善本书目七三五四号一种和商务印书馆影印所据底本相近。
清代以来关于魏书的补表补志有：万斯同：《魏诸帝统系图》。
万斯同：《魏诸王世表》。
万斯同：《魏异姓诸王世表》。
万斯同：《魏外戚诸王世衰》。
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西魏将相大臣年表》。
万斯同：《东魏将相大臣年表》。
吴廷燮：《元魏方镇年表》。以州为纲，每州之下按年记途任刺史之人名，并举出处。序文中概括叙述北魏疆域之开拓，较《地形志》更为简要有用。
温曰鉴：《魏书地形志校录》。书名校录，实为据正史及各种古地志为《地形志》订讹补缺。虽未能恢复拓跋氏疆域全貌，足供利用《地形志》时参考。
卢文弨：《魏书礼志校补》。据《通典》补《礼志》第十四之缺页。
陈毅：《魏书宫氏志疏证》。
谷霁光：《补魏书兵志》。
罗振玉（1866—1940）：《魏书宗室传注及表》。据出土墓志注《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至孝文五王列传，订正名字年月误字，补充世系官爵。附宗室世系表，增补周嘉猷表之脱漏。书成于1924年，以后出土的很多墓志未及利用。
朱祖延：《北魏佚书考》。清代谢启昆（1737—1802），字蕴山，撰《西魏书》二十四卷，纪、传、载记之外，有三表（封爵、大事、异域）、四考（纪象、仪制、地域、百官）。材料来源于正史及《通鉴》等，可供参阅，不宜作为史料引用。
《北齐书》，共有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李百药撰。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从北齐到隋的五十年间，曾先后有人编写出几种不同体裁的北齐史，其中有隋李德林的纪传体齐书和王劭的编年体齐志。公元622年（唐武德五年），唐高祖指派裴矩、祖孝孙、魏徵重写北齐史，长期没有写成。629年（贞观三年），唐太宗专设梁、陈、齐、周、隋五朝史的编写机构，命李百药写北齐史。他在其父李德林齐书基础上参考王劭齐志扩充改写，636年（贞观十年）全书完成。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北齐书》的作者李百药，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生于565年，去世于648年，享年84岁。李百药出身于仕宦家庭。父亲李德林字公辅，北齐时官至中书侍郎，参与国史修撰，编成纪传体《齐史》27卷，入隋官至内史令，封安平公，任内又奉诏续修《齐史》，全书未成而卒。李百药自幼受到家庭影响，少年时就好学博闻，富于独立见解。父亲李德林（公元530--590）字公辅，北齐时官至中书侍郎，参与国史修撰，编成纪传体《齐史》27卷，入隋官至内史令，封安平公，任内又奉诏续修《齐史》，全书未成而卒。李百药自幼受到家庭影响，少年时就好学博闻，富于独立见解。李百药在隋开皇初年曾任东宫通事舍人、太子舍人、礼部员外郎等职，还承袭了父亲李德林的安平公爵位。李百药在隋开皇初年曾任东宫通事舍人、太子舍人、礼部员外郎等职，还承袭了父亲李德林的安平公爵位。他的才能得到隋文帝赏识，一时朝中奏议文告，多出自他的手笔。隋炀帝时他受到排挤，官运蹇滞。隋朝末年农民大起义时，他曾被胁裹到沈法兴、李子通、杜伏威等人的队伍中。入唐后，他受到唐太宗的重用，起用为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又任礼部侍郎，最后官至宗正卿，封安平县子。李百药在唐太宗时参加了制定《五礼》及律令的工作。在辅佐太子李承乾之时，对承乾漫游无度的行为数有匡正，对于朝中的其他政事，也不时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政治上有些作为。他除擅长文章外，还很善于写诗。现在他的传世之作有诗20余首，文章13篇，以及被列入二十四史的《北齐书》。
唐朝初建之时，高祖就下令修撰前代缺略各史，可是由于组织不力，经数年竟无成果。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又下诏修前朝史书，李百药接受了撰修齐史的任务。在他父亲旧稿基础上，他几经删改、增补，于贞观十年（636年）修成了50卷的《齐书》（后人为与《南齐书》区别，改称《北齐书》）。
《北齐书》的撰修，吸收了前人修史的成果，北齐历史的撰修，从高齐政权到隋朝，一直未曾中断，修成了多部起居注、实录和国史。此外记录北齐历史的专著还有李德林《齐书》24卷，王劭《齐志》20卷，复为《齐书》100卷，崔子发《齐纪》30卷，杜台卿《齐纪》和姚最《北齐纪》20卷等。
这些史书经李百药别择去取，充实了《北齐书》的内容。
《北齐书》贯彻了以史为鉴的宗旨。李百药自身经历过朝代更迭之时的盛衰变化，对于总结政治得失的经验教训是很有一些看法的。他在书中集中揭露了以高洋为代表的北齐统治者的淫逸残暴，总结了北齐灭亡的教训。如文宣帝高洋是开国之君，建国之初，还留心政务，注意兴利除弊以安定天下。过了六七年之后，他原形毕露，肆行淫暴。他征集妇女在宫中与从官淫乱，观之以取乐，又昼夜酗酒，酒后则以杀人为戏。为了满足奢欲，他不惜劳扰民众，使百役繁兴，民不聊生。对于臣下他肆行杀戮，结果把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把天下搅得不得安宁。高洋以后的政治状况也是“政塞道丧”、“主暗时艰”，结果等待高齐政权的就只能是败亡的命运了。《北齐书》详记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情况，也有很突出的借鉴意味。在原书17卷中记载了杜洛周、葛荣、韩木兰、柴览、卢仲延、田龙、潘集、李延孙、张俭、路绍遵、刘盘陀、杜灵椿、陈暄、郑子饶等数次各族人民起义的事实。这些记载虽稍简略，却是研究东魏、北齐时期有关农民起义的重要史料。这些史料在《北史》中多被删除，更可见其价值的珍贵。
书中关于思想文化方面的记载也是丰富的。在科学技术方面，书中记载了信都芳和綦母怀文的事迹。从《北齐书》的记载中我们了解到：信都芳是个发明家，他明习算学，为发明之事常常废寝忘食。他著有《器准图》3卷，书中把古来浑天、地动、欹器、漏刻等发明汇编在一起，配上图样及文字说明，是一部可贵的古代科学发明史专著。綦母怀文是灌钢技术的发明者。他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发明了用生铁灌注熟铁之中的灌钢冶炼法，用这种材料制造的刀，能砍透三十层铠甲。通过《北齐书》，我们知道灌钢技术的发明在我国约有1500年的历史，比欧洲的炼钢法要早上1000多年。在学术思想方面，书中记载了佛、道二教在当时的流传情况，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此的一些看法。《樊逊传》记载樊逊评论二教：“……淮南成道，犬吠云中，子乔得仙，剑飞天上，皆是凭虚之说。……又末叶以来，大存佛教，写经西土，画像南宫。昆池地黑，以为劫烧之灰，春秋夜明，谓是降神之日。”
这样的思想材料是很宝贵的。书中的《杜弼传》反映邢邵反对佛教唯心主义的论辩，具有理论性质。邢邵继承范缜的唯物主义思想，对佛教生死轮回、灵魂不死等教义进行了批判。
他说“人死还生，恐为蛇足”，对生死轮回的说法加以否定。
他继承东汉桓谭以来用烛与火来比喻形神关系的说法，指出“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有力地回击了佛教灵魂不灭的谬说。邢邵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北齐书》对此加以记述的意义则不言自明。
《北齐书》在体例上也有可取之处。北齐朝建立于文宣帝高洋，但他的开国事业是由高欢和高澄奠定的。《北齐书》在本纪中首列《神武本纪》和《文襄本纪》，追叙北齐建国前的史事，既可交待清楚北齐建国的历史起源，又可补充北魏晚期的历史事实，是很得史学要领的。这种写法创始于陈寿的《三国志》，魏收写《魏书》改造运用了这一方法。李百药把它运用于《北齐书》的撰写之中，体现了他历史见解的卓越。
《北齐书》还具有叙事简要的特点。李百药修史态度认真，下笔不苟，对于琐言碎语及一些荒诞不经的史实，作了大量删削，这是本书的一个很大优点。但由于作者水平的缘故，捡起芝麻丢了西瓜的情况，在书中是存在的，这又成了书中的一个缺点。对此刘知几、王鸣盛、赵翼等史家都曾作过评论。
其中赵翼的说法比较客观一些。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把《北齐书》和《北史》作了比较，举出实例论证这两部书在记事的繁简方面互有得失。因此从史料价值上看，二书长期并存，互相补充还是比较适当的。
《北齐书》贯彻了封建正宗思想。对于北齐政权的建立，书中作了一些神异的描写，如写高洋出生前有赤光照室，出生时“鳞身、重踝”，即位时“京师获赤雀”等等，以此证明封建政权的建立是天命所归，这是书中最主要的糟粕所在。
《北齐书》的列传中，存在着叙事年代紊乱的毛病，对此刘知几在《史通》中作过分析。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
传本北齐书大部分出于后人所补，用北史补的部份，北史具在，而且补的人还常有删节，这部份基本上可有可无；另一部份用唐人史钞补的，虽也出于北齐书，但把原文删节得不像样子，除个别地方可供参考外，价值也很低。然而从五十卷全书来说，包括补缺部份在内，它留下了这段历史的比较全而的材料。其中保留下来的十七卷李百药原文，还保存了一些不见他书的有用的材料。此外，在具体叙事上，北史常有删改北齐书而错了的，也可凭本书纠正。如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是南北朝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武装起义，北齐书记载了各地起义军活动的材料，有一些在北史中就作了删削（李元忠附李愍传、叱列平传等）。
在唐初同时编写的各史中，北齐书对当时封建统治者的丑事记载较多。这是由于隋唐两朝继承北周，北齐是一个被战败灭亡的割据政权，被认为是“僣伪”，隋唐编写北齐史就相对地较少忌讳，同时也藉此证明周灭齐是所谓“有道伐无道”。北齐书之较多揭露性的记叙，也是同吸收王劭齐志的记载有关。刘知几说，王劭齐志叙事生动，语言通俗，这两点在北齐书中也仍然有所体现。
李德林父子生长于齐代，掌握资料方便，而成书又远在齐亡之后，写作顾虑较少。隋王劭著《齐志》，记载北齐事忠实可据。多用当时口语，如实传达时人风貌，尤为刘知几所赞赏。李百药可能也充分利用了王劭的著作，所以《北齐书》中颇保留生动的口语。可惜的是，《北齐书》自北宋时即亡伏约三分之二，现存李百药原书只有卷四、卷十二、卷十六至廿五、卷四十一至四十五、卷五十，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然而，《北齐书》又毕竟是幸运的。这是因为，后人用以补成《北齐书》佚文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唐代史学家李延寿所撰《北史》中的北齐史部分。有趣的是，李延寿《北史》撰成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上距《北齐书》成书仅二十三年；其时《北齐书》尚属完璧，而《北史》的北齐史部分则多采自《北齐书》。由于《北史》在流传中没有遭到损失，故后人据《北史》以补《北齐书》，在文字上虽非尽属李百药原文，但在内容上则不失存其本相。唯其如此，我们今天读的《北齐书》，署为李百药所撰，应是毫无疑义的。
《北齐书》的补表有：
万斯同：《北齐诸王世表》。
万斯同：《北齐异姓诸王世表》。
万斯同：《北齐将相大臣年表》。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从北齐到隋的五十年间，曾先后有人编写出几种不同体裁的北齐史，其中有隋李德林的纪传体齐书和王劭的编年体齐志。公元622年（唐武德五年），唐高祖指派裴矩、祖孝孙、魏徵重写北齐史，长期没有写成。629年（贞观三年），唐太宗专设梁、陈、齐、周、隋五朝史的编写机构，命李百药写北齐史。他在其父李德林齐书基础上参考王劭齐志扩充改写，636年（贞观十年）全书完成。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北齐书》的作者李百药，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生于565年，去世于648年，享年84岁。李百药出身于仕宦家庭。父亲李德林字公辅，北齐时官至中书侍郎，参与国史修撰，编成纪传体《齐史》27卷，入隋官至内史令，封安平公，任内又奉诏续修《齐史》，全书未成而卒。李百药自幼受到家庭影响，少年时就好学博闻，富于独立见解。父亲李德林（公元530--590）字公辅，北齐时官至中书侍郎，参与国史修撰，编成纪传体《齐史》27卷，入隋官至内史令，封安平公，任内又奉诏续修《齐史》，全书未成而卒。李百药自幼受到家庭影响，少年时就好学博闻，富于独立见解。李百药在隋开皇初年曾任东宫通事舍人、太子舍人、礼部员外郎等职，还承袭了父亲李德林的安平公爵位。李百药在隋开皇初年曾任东宫通事舍人、太子舍人、礼部员外郎等职，还承袭了父亲李德林的安平公爵位。他的才能得到隋文帝赏识，一时朝中奏议文告，多出自他的手笔。隋炀帝时他受到排挤，官运蹇滞。隋朝末年农民大起义时，他曾被胁裹到沈法兴、李子通、杜伏威等人的队伍中。入唐后，他受到唐太宗的重用，起用为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又任礼部侍郎，最后官至宗正卿，封安平县子。李百药在唐太宗时参加了制定《五礼》及律令的工作。在辅佐太子李承乾之时，对承乾漫游无度的行为数有匡正，对于朝中的其他政事，也不时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政治上有些作为。他除擅长文章外，还很善于写诗。现在他的传世之作有诗20余首，文章13篇，以及被列入二十四史的《北齐书》。
唐朝初建之时，高祖就下令修撰前代缺略各史，可是由于组织不力，经数年竟无成果。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又下诏修前朝史书，李百药接受了撰修齐史的任务。在他父亲旧稿基础上，他几经删改、增补，于贞观十年（636年）修成了50卷的《齐书》（后人为与《南齐书》区别，改称《北齐书》）。
《北齐书》的撰修，吸收了前人修史的成果，北齐历史的撰修，从高齐政权到隋朝，一直未曾中断，修成了多部起居注、实录和国史。此外记录北齐历史的专著还有李德林《齐书》24卷，王劭《齐志》20卷，复为《齐书》100卷，崔子发《齐纪》30卷，杜台卿《齐纪》和姚最《北齐纪》20卷等。
这些史书经李百药别择去取，充实了《北齐书》的内容。
《北齐书》贯彻了以史为鉴的宗旨。李百药自身经历过朝代更迭之时的盛衰变化，对于总结政治得失的经验教训是很有一些看法的。他在书中集中揭露了以高洋为代表的北齐统治者的淫逸残暴，总结了北齐灭亡的教训。如文宣帝高洋是开国之君，建国之初，还留心政务，注意兴利除弊以安定天下。过了六七年之后，他原形毕露，肆行淫暴。他征集妇女在宫中与从官淫乱，观之以取乐，又昼夜酗酒，酒后则以杀人为戏。为了满足奢欲，他不惜劳扰民众，使百役繁兴，民不聊生。对于臣下他肆行杀戮，结果把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把天下搅得不得安宁。高洋以后的政治状况也是“政塞道丧”、“主暗时艰”，结果等待高齐政权的就只能是败亡的命运了。《北齐书》详记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情况，也有很突出的借鉴意味。在原书17卷中记载了杜洛周、葛荣、韩木兰、柴览、卢仲延、田龙、潘集、李延孙、张俭、路绍遵、刘盘陀、杜灵椿、陈暄、郑子饶等数次各族人民起义的事实。这些记载虽稍简略，却是研究东魏、北齐时期有关农民起义的重要史料。这些史料在《北史》中多被删除，更可见其价值的珍贵。
书中关于思想文化方面的记载也是丰富的。在科学技术方面，书中记载了信都芳和綦母怀文的事迹。从《北齐书》的记载中我们了解到：信都芳是个发明家，他明习算学，为发明之事常常废寝忘食。他著有《器准图》3卷，书中把古来浑天、地动、欹器、漏刻等发明汇编在一起，配上图样及文字说明，是一部可贵的古代科学发明史专著。綦母怀文是灌钢技术的发明者。他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发明了用生铁灌注熟铁之中的灌钢冶炼法，用这种材料制造的刀，能砍透三十层铠甲。通过《北齐书》，我们知道灌钢技术的发明在我国约有1500年的历史，比欧洲的炼钢法要早上1000多年。在学术思想方面，书中记载了佛、道二教在当时的流传情况，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此的一些看法。《樊逊传》记载樊逊评论二教：“……淮南成道，犬吠云中，子乔得仙，剑飞天上，皆是凭虚之说。……又末叶以来，大存佛教，写经西土，画像南宫。昆池地黑，以为劫烧之灰，春秋夜明，谓是降神之日。”
这样的思想材料是很宝贵的。书中的《杜弼传》反映邢邵反对佛教唯心主义的论辩，具有理论性质。邢邵继承范缜的唯物主义思想，对佛教生死轮回、灵魂不死等教义进行了批判。
他说“人死还生，恐为蛇足”，对生死轮回的说法加以否定。
他继承东汉桓谭以来用烛与火来比喻形神关系的说法，指出“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有力地回击了佛教灵魂不灭的谬说。邢邵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北齐书》对此加以记述的意义则不言自明。
《北齐书》在体例上也有可取之处。北齐朝建立于文宣帝高洋，但他的开国事业是由高欢和高澄奠定的。《北齐书》在本纪中首列《神武本纪》和《文襄本纪》，追叙北齐建国前的史事，既可交待清楚北齐建国的历史起源，又可补充北魏晚期的历史事实，是很得史学要领的。这种写法创始于陈寿的《三国志》，魏收写《魏书》改造运用了这一方法。李百药把它运用于《北齐书》的撰写之中，体现了他历史见解的卓越。
《北齐书》还具有叙事简要的特点。李百药修史态度认真，下笔不苟，对于琐言碎语及一些荒诞不经的史实，作了大量删削，这是本书的一个很大优点。但由于作者水平的缘故，捡起芝麻丢了西瓜的情况，在书中是存在的，这又成了书中的一个缺点。对此刘知几、王鸣盛、赵翼等史家都曾作过评论。
其中赵翼的说法比较客观一些。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把《北齐书》和《北史》作了比较，举出实例论证这两部书在记事的繁简方面互有得失。因此从史料价值上看，二书长期并存，互相补充还是比较适当的。
《北齐书》贯彻了封建正宗思想。对于北齐政权的建立，书中作了一些神异的描写，如写高洋出生前有赤光照室，出生时“鳞身、重踝”，即位时“京师获赤雀”等等，以此证明封建政权的建立是天命所归，这是书中最主要的糟粕所在。
《北齐书》的列传中，存在着叙事年代紊乱的毛病，对此刘知几在《史通》中作过分析。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
传本北齐书大部分出于后人所补，用北史补的部份，北史具在，而且补的人还常有删节，这部份基本上可有可无；另一部份用唐人史钞补的，虽也出于北齐书，但把原文删节得不像样子，除个别地方可供参考外，价值也很低。然而从五十卷全书来说，包括补缺部份在内，它留下了这段历史的比较全而的材料。其中保留下来的十七卷李百药原文，还保存了一些不见他书的有用的材料。此外，在具体叙事上，北史常有删改北齐书而错了的，也可凭本书纠正。如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义是南北朝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武装起义，北齐书记载了各地起义军活动的材料，有一些在北史中就作了删削（李元忠附李愍传、叱列平传等）。
在唐初同时编写的各史中，北齐书对当时封建统治者的丑事记载较多。这是由于隋唐两朝继承北周，北齐是一个被战败灭亡的割据政权，被认为是“僣伪”，隋唐编写北齐史就相对地较少忌讳，同时也藉此证明周灭齐是所谓“有道伐无道”。北齐书之较多揭露性的记叙，也是同吸收王劭齐志的记载有关。刘知几说，王劭齐志叙事生动，语言通俗，这两点在北齐书中也仍然有所体现。
李德林父子生长于齐代，掌握资料方便，而成书又远在齐亡之后，写作顾虑较少。隋王劭著《齐志》，记载北齐事忠实可据。多用当时口语，如实传达时人风貌，尤为刘知几所赞赏。李百药可能也充分利用了王劭的著作，所以《北齐书》中颇保留生动的口语。可惜的是，《北齐书》自北宋时即亡伏约三分之二，现存李百药原书只有卷四、卷十二、卷十六至廿五、卷四十一至四十五、卷五十，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然而，《北齐书》又毕竟是幸运的。这是因为，后人用以补成《北齐书》佚文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唐代史学家李延寿所撰《北史》中的北齐史部分。有趣的是，李延寿《北史》撰成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上距《北齐书》成书仅二十三年；其时《北齐书》尚属完璧，而《北史》的北齐史部分则多采自《北齐书》。由于《北史》在流传中没有遭到损失，故后人据《北史》以补《北齐书》，在文字上虽非尽属李百药原文，但在内容上则不失存其本相。唯其如此，我们今天读的《北齐书》，署为李百药所撰，应是毫无疑义的。
《北齐书》的补表有：
万斯同：《北齐诸王世表》。
万斯同：《北齐异姓诸王世表》。
万斯同：《北齐将相大臣年表》。
北魏分裂后，一部分鲜卑贵族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建立了政权，史称西魏（535—557），与它并立的是东魏政权（534—550）。后来，西魏的鲜卑族宇文氏贵族夺取了拓跋氏的皇位，建周皇朝，史称北周（557—581）。专记西魏、北周史事的“正史”是《周书》。
《周书》五十卷，唐初史学家令狐德棻等撰。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令狐德棻与岑文本、崔仁师负责撰北周史，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号曰《周书》。它包括帝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而全书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周书》问世以前，西魏史宫柳虬所写的“国史”和隋代牛弘撰述的“周史”（仅有十八卷），都没有成书，但它们为《周书》的撰写提供了部分资料。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
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主编《周书》的令狐德棻是唐初一位很有才干的史学家，编撰前朝历史的建议就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他曾向高祖建议：“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旧唐书》本传）因而提出修周隋两朝史。武德五年（622），德棻与陈叔达、庾俭负责修周史，迄未成。贞观三年（629），又奉诏与岑文本、崔仁师修周史，十年（636）书成。贞观年间编撰“五代史”，他是事实上的总裁，后来又参与重修《晋书》的工作，并被所有修撰者“推为首”，在制订《晋书》体例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还热情支持史学家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工作，使这两部史书得以顺利地进呈皇家，被列为“正史”。由此可见，唐初所修八部“正史”，都跟令狐德棻有密切的关系，他不愧是一位有远见、有度量、有组织才能的史学家。令狐德棻主编的《周书》在三个问题上是值得提出来的。
（一）特殊的体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关于西魏史的表述。北齐承东魏，故以东魏为正统；魏收在北齐撰《魏书》自亦以东魏为正统、以西魏为僭伪，因而于东魏所记甚详，于西魏则斥而不书。正因为如此，所以唐代史学家撰写北齐史，只须上承《魏书》就可以了。然而，撰北周史却无法上承《魏书》，这里不仅有个“正统”观念问题，而且在北魏、北周之间也不能空白了西魏一朝史事。为了表明北魏－西魏－北周这样一个“正统”的继承关系，也为了解决西魏史事在表述上的困难，令狐德棻等便在《周书·文帝纪》中以西魏皇帝年号记事，详细记述了西魏文帝、废帝、恭帝共二十二年的政治、军事大事。《周书》中的一些人物传记，也反映了自北魏末年经西魏至北周的若干史事。其次，是关于后梁史事的表述。《周书·萧詧传》及其众多的人物附传，记载了后梁政权的历史。后梁是梁朝宗室萧詧在西魏扶持下建立的一个封建小朝廷，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属地仅有江陵附近数县，先后是西魏、北周和隋的附庸，传三世，历三十三年（555—587年），灭于隋。应当注意的是，后梁不像陈朝那样可以上承于梁，而且它又是在西魏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不把它的历史写入《梁书》而载入《周书》，这种在体例上的特殊安排，反映了《周书》作者的匠心。
（二）开阔的视野。《周书》虽然只是记述西魏，北周皇朝史事的史书，但它着意于反映当时的历史全貌这一显著特点，表明它的作者具有很开阔的历史视野。这表现在《周书》所记内容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与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如帝位更迭、重大动乱，皆一一载明，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全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及纷繁的历史事件。《周书》的这一特点，不仅《梁书》、《陈书》、《北齐书》赶不上，就是后来李延寿所撰的《南史》、《北史》与之相比，也还有一些逊色的地方。这显然跟令狐德棻在事实上负责“五代史”的编撰工作有关，使他对当时的历史发展状况能够有一种全局的观点。
（三）简劲的文笔。《周书》文笔简洁爽劲，为后人所赞许。清人赵翼说它“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如《王罴传》记王罴守荆州时与将士同甘共苦的精神，仓促间乃“袒身露髻徒跣”迎击敌人的气概，以及“老罴当道卧，貆子安得过”的决心，都写得简洁有力，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又如《韦孝宽传》记韦孝宽守玉壁之战，作者把他的机智、胆识和慷慨激昂的精神都写得栩栩如生，读来令人感奋。宋人叶适说，这两篇传，“学者能详看，所长气力不少”，这就不仅是从文笔的简洁而且还从历史文学的教育作用来推崇《周书》了。历史文学是指史学家对历史表述的艺术性，这是中国史学上的优良传统之一。《左传》、《史记》、《资治通鉴》在历史文学上的成就是众所公认的。《周书》在这方面的成就虽不如它们突出，但也确有值得注意和总结的地方，《王罴传》和《韦孝宽传》只不过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子罢了。
《周书》在史料上的价值，如关于经济史方面的有征庸代役的开端的记载；关于军事史方面的有府兵制度的产生的记载；关于民族史方面的有突厥、稽胡的首次记载；关于阶级斗争的状况和门阀地主的显赫的记载等。这些都历来为人们所重视。还有不少论述，这里就不来多讲了。
《周书》在流传中也有散失，但散失的部分很少，而且也都被后人据《北史》,高峻《小史》等书补上了，所以它的历史命运比《北齐书》要好得多。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今天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周书在收集、考订史料方面也存在着问题。它的资料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旧史，包括西魏史官柳虬所写（可能周代史官曾经续写）的官史和隋代牛弘没有完成的周史；二是唐初为了修史而征集的家状之类。牛史是本书的盖本。刘知几曾经说过，周书只凭牛史，“重加润色”，“不能别求他述，用广异文”，可见周书根据的资料是很贫乏的。而且在很有限的资料范围内，考核修订的工作也是很草率的。我们曾将庾信为当时官僚贵族所作的碑志和本书有关列传比对，年月历官常有出入，其中有些可以确定是本传错了的。还有不少记事记年自相矛盾的地方。
虽然周书作为资料也很不完备，而且有不少错误，但是这部书对于我们研究、了解这段历史还有一定的资料价值。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对建政权间（特别是东西魏或齐周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内讧的有关情况。周书只有纪和传，没有志，一些有关土地、赋役以及所谓礼、乐、刑、政等制度的资料，写入五代史志，和隋书合编。但从散见于纪传的零星记载中，也保存了一些诸如奴婢、部曲、客女的地位，征庸役的开端，府兵制度的产生等，对于后来隋唐两代有影响的社会关系、政治、军事制度的片断的资料。本书最后一篇异域传混淆了当时国内少数民族和外国的界限，也有不少歪曲。
事实和侮辱性的记载。但其中也包含一些可供参考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各少数民族的传中反映了一些各族人民配合汉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顽强斗争。另外，传中第一次记载了突厥、稽胡的历史。散见于本书纪传的各地人民武装起义，西起秦陇（李贤传、史宁传）巴蜀（陆腾传、伊娄穆传、崔谦传、柳昂传等），东至幽州（宇文神举传），南达襄阳（伊娄穆传），北到太原（宇文神举传），以致迫近国都长安的莲勺也是“数有群盗”（刘志传）。这些都是当时各地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历史资料。
唐以前记述这段历史的史籍都没有传下来。稍后编写的北史，其中西魏、北周部分基本上是删节周书，很少补充改正。删改之处，有些是对的，有些却是删节不当或是改错了的。因此，就现存的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来说，周书成书较早，保存的资料也比较原始。
周书在宋初已经残缺，后人以北史和唐人某种史钞补上。公元1005年（景德二年）编辑册府元龟，引用周书缺卷各条已是后人的补本。宋人曾在本书缺卷后附有校语，说明不是周书原文，清人钱大昕也曾加考证。我们重新检查，残缺情况是：卷一八、卷二四、卷二六、卷三一、卷三二共五卷全缺；卷三六可能全缺，可能半缺；卷二一大半缺。此外，也有宋初未缺而传世各本脱去的大段文字，如卷六武帝纪下、卷三九杜杲传都脱去几百字，但册府元龟引文却没有缺。周书最早刻印的确切年月我们还不清楚。旧本宋人安焘、王安国、林希的目录序，内有“今既镂板以传学官”的话。据序文和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李焘续通鉴长编，校刊南北朝各史的工作是公元1061年（宋嘉佑六年）开始交给“馆阁官”办理的。今考王安国和林希都在熙宁初任职馆阁，安国死于1074年（熙宁七年），则周书第一次刻板应在1068至1074年即熙宁元年至七年间。这个最早的本子早已不存。1174年（绍兴十四年），周书和其他六史在眉山重刻，即所谓“宋蜀本”或“眉山七史本”。这个本子也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流传的是南宋翻刻，并有元明两代补板的所谓“三朝本”。
《周书》的补表有：万斯同：《周诸王世表》。
万斯同：《周公卿年表》。
练恕：《北周公卿表》。
叙述中国北朝宇文周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唐令狐德等撰。含本纪8卷、列传42卷，共50卷。该书北宋时已残缺不全。今本每卷纪传都有史臣论，而第18、24、26、31、32共5卷缺，大约不是令狐德的原本。其中31、32两卷全用《北史》补。24、26两卷大约是用高峻《小史》所补，而第24卷脱漏尤多。令狐德(583～666)，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唐初颇有文名，多次参加官书的编写。武德五年(622)任秘书丞，向唐高祖李渊提出：梁陈和北齐还有记载保存，而由于隋末战乱，周隋文献多有遗缺，现在耳目所及，还能得到可以凭信的史料，建议修梁、陈、齐、周、隋五朝史。高祖采纳其意见，并给每一史都委派了主持人。时过数年，修史事业未能成就。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李世民又下令修梁、陈、齐、周、隋史，周史由令狐德和秘书郎岑文本负责，德又推荐殿中侍御史崔仁师协助。贞观十年成书。北周诏令文书多仿先秦文体，《周书》如实照录。但书中叙事记言也常过于文雅，华而失实，不能恰当反映北周当时风气，因而《周书》在《史通》中多处受到刘知几的批评。
《周书》五十卷，唐初史学家令狐德棻等撰。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令狐德棻与岑文本、崔仁师负责撰北周史，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号曰《周书》。它包括帝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而全书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周书》问世以前，西魏史宫柳虬所写的“国史”和隋代牛弘撰述的“周史”（仅有十八卷），都没有成书，但它们为《周书》的撰写提供了部分资料。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
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主编《周书》的令狐德棻是唐初一位很有才干的史学家，编撰前朝历史的建议就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他曾向高祖建议：“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旧唐书》本传）因而提出修周隋两朝史。武德五年（622），德棻与陈叔达、庾俭负责修周史，迄未成。贞观三年（629），又奉诏与岑文本、崔仁师修周史，十年（636）书成。贞观年间编撰“五代史”，他是事实上的总裁，后来又参与重修《晋书》的工作，并被所有修撰者“推为首”，在制订《晋书》体例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还热情支持史学家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工作，使这两部史书得以顺利地进呈皇家，被列为“正史”。由此可见，唐初所修八部“正史”，都跟令狐德棻有密切的关系，他不愧是一位有远见、有度量、有组织才能的史学家。令狐德棻主编的《周书》在三个问题上是值得提出来的。
（一）特殊的体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关于西魏史的表述。北齐承东魏，故以东魏为正统；魏收在北齐撰《魏书》自亦以东魏为正统、以西魏为僭伪，因而于东魏所记甚详，于西魏则斥而不书。正因为如此，所以唐代史学家撰写北齐史，只须上承《魏书》就可以了。然而，撰北周史却无法上承《魏书》，这里不仅有个“正统”观念问题，而且在北魏、北周之间也不能空白了西魏一朝史事。为了表明北魏－西魏－北周这样一个“正统”的继承关系，也为了解决西魏史事在表述上的困难，令狐德棻等便在《周书·文帝纪》中以西魏皇帝年号记事，详细记述了西魏文帝、废帝、恭帝共二十二年的政治、军事大事。《周书》中的一些人物传记，也反映了自北魏末年经西魏至北周的若干史事。其次，是关于后梁史事的表述。《周书·萧詧传》及其众多的人物附传，记载了后梁政权的历史。后梁是梁朝宗室萧詧在西魏扶持下建立的一个封建小朝廷，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属地仅有江陵附近数县，先后是西魏、北周和隋的附庸，传三世，历三十三年（555—587年），灭于隋。应当注意的是，后梁不像陈朝那样可以上承于梁，而且它又是在西魏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不把它的历史写入《梁书》而载入《周书》，这种在体例上的特殊安排，反映了《周书》作者的匠心。
（二）开阔的视野。《周书》虽然只是记述西魏，北周皇朝史事的史书，但它着意于反映当时的历史全貌这一显著特点，表明它的作者具有很开阔的历史视野。这表现在《周书》所记内容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与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如帝位更迭、重大动乱，皆一一载明，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全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及纷繁的历史事件。《周书》的这一特点，不仅《梁书》、《陈书》、《北齐书》赶不上，就是后来李延寿所撰的《南史》、《北史》与之相比，也还有一些逊色的地方。这显然跟令狐德棻在事实上负责“五代史”的编撰工作有关，使他对当时的历史发展状况能够有一种全局的观点。
（三）简劲的文笔。《周书》文笔简洁爽劲，为后人所赞许。清人赵翼说它“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如《王罴传》记王罴守荆州时与将士同甘共苦的精神，仓促间乃“袒身露髻徒跣”迎击敌人的气概，以及“老罴当道卧，貆子安得过”的决心，都写得简洁有力，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又如《韦孝宽传》记韦孝宽守玉壁之战，作者把他的机智、胆识和慷慨激昂的精神都写得栩栩如生，读来令人感奋。宋人叶适说，这两篇传，“学者能详看，所长气力不少”，这就不仅是从文笔的简洁而且还从历史文学的教育作用来推崇《周书》了。历史文学是指史学家对历史表述的艺术性，这是中国史学上的优良传统之一。《左传》、《史记》、《资治通鉴》在历史文学上的成就是众所公认的。《周书》在这方面的成就虽不如它们突出，但也确有值得注意和总结的地方，《王罴传》和《韦孝宽传》只不过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子罢了。
《周书》在史料上的价值，如关于经济史方面的有征庸代役的开端的记载；关于军事史方面的有府兵制度的产生的记载；关于民族史方面的有突厥、稽胡的首次记载；关于阶级斗争的状况和门阀地主的显赫的记载等。这些都历来为人们所重视。还有不少论述，这里就不来多讲了。
《周书》在流传中也有散失，但散失的部分很少，而且也都被后人据《北史》,高峻《小史》等书补上了，所以它的历史命运比《北齐书》要好得多。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今天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周书在收集、考订史料方面也存在着问题。它的资料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旧史，包括西魏史官柳虬所写（可能周代史官曾经续写）的官史和隋代牛弘没有完成的周史；二是唐初为了修史而征集的家状之类。牛史是本书的盖本。刘知几曾经说过，周书只凭牛史，“重加润色”，“不能别求他述，用广异文”，可见周书根据的资料是很贫乏的。而且在很有限的资料范围内，考核修订的工作也是很草率的。我们曾将庾信为当时官僚贵族所作的碑志和本书有关列传比对，年月历官常有出入，其中有些可以确定是本传错了的。还有不少记事记年自相矛盾的地方。
虽然周书作为资料也很不完备，而且有不少错误，但是这部书对于我们研究、了解这段历史还有一定的资料价值。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对建政权间（特别是东西魏或齐周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内讧的有关情况。周书只有纪和传，没有志，一些有关土地、赋役以及所谓礼、乐、刑、政等制度的资料，写入五代史志，和隋书合编。但从散见于纪传的零星记载中，也保存了一些诸如奴婢、部曲、客女的地位，征庸役的开端，府兵制度的产生等，对于后来隋唐两代有影响的社会关系、政治、军事制度的片断的资料。本书最后一篇异域传混淆了当时国内少数民族和外国的界限，也有不少歪曲。
事实和侮辱性的记载。但其中也包含一些可供参考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各少数民族的传中反映了一些各族人民配合汉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顽强斗争。另外，传中第一次记载了突厥、稽胡的历史。散见于本书纪传的各地人民武装起义，西起秦陇（李贤传、史宁传）巴蜀（陆腾传、伊娄穆传、崔谦传、柳昂传等），东至幽州（宇文神举传），南达襄阳（伊娄穆传），北到太原（宇文神举传），以致迫近国都长安的莲勺也是“数有群盗”（刘志传）。这些都是当时各地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历史资料。
唐以前记述这段历史的史籍都没有传下来。稍后编写的北史，其中西魏、北周部分基本上是删节周书，很少补充改正。删改之处，有些是对的，有些却是删节不当或是改错了的。因此，就现存的有关这段历史的资料来说，周书成书较早，保存的资料也比较原始。
周书在宋初已经残缺，后人以北史和唐人某种史钞补上。公元1005年（景德二年）编辑册府元龟，引用周书缺卷各条已是后人的补本。宋人曾在本书缺卷后附有校语，说明不是周书原文，清人钱大昕也曾加考证。我们重新检查，残缺情况是：卷一八、卷二四、卷二六、卷三一、卷三二共五卷全缺；卷三六可能全缺，可能半缺；卷二一大半缺。此外，也有宋初未缺而传世各本脱去的大段文字，如卷六武帝纪下、卷三九杜杲传都脱去几百字，但册府元龟引文却没有缺。周书最早刻印的确切年月我们还不清楚。旧本宋人安焘、王安国、林希的目录序，内有“今既镂板以传学官”的话。据序文和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李焘续通鉴长编，校刊南北朝各史的工作是公元1061年（宋嘉佑六年）开始交给“馆阁官”办理的。今考王安国和林希都在熙宁初任职馆阁，安国死于1074年（熙宁七年），则周书第一次刻板应在1068至1074年即熙宁元年至七年间。这个最早的本子早已不存。1174年（绍兴十四年），周书和其他六史在眉山重刻，即所谓“宋蜀本”或“眉山七史本”。这个本子也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流传的是南宋翻刻，并有元明两代补板的所谓“三朝本”。
《周书》的补表有：万斯同：《周诸王世表》。
万斯同：《周公卿年表》。
练恕：《北周公卿表》。
叙述中国北朝宇文周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唐令狐德等撰。含本纪8卷、列传42卷，共50卷。该书北宋时已残缺不全。今本每卷纪传都有史臣论，而第18、24、26、31、32共5卷缺，大约不是令狐德的原本。其中31、32两卷全用《北史》补。24、26两卷大约是用高峻《小史》所补，而第24卷脱漏尤多。令狐德(583～666)，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唐初颇有文名，多次参加官书的编写。武德五年(622)任秘书丞，向唐高祖李渊提出：梁陈和北齐还有记载保存，而由于隋末战乱，周隋文献多有遗缺，现在耳目所及，还能得到可以凭信的史料，建议修梁、陈、齐、周、隋五朝史。高祖采纳其意见，并给每一史都委派了主持人。时过数年，修史事业未能成就。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李世民又下令修梁、陈、齐、周、隋史，周史由令狐德和秘书郎岑文本负责，德又推荐殿中侍御史崔仁师协助。贞观十年成书。北周诏令文书多仿先秦文体，《周书》如实照录。但书中叙事记言也常过于文雅，华而失实，不能恰当反映北周当时风气，因而《周书》在《史通》中多处受到刘知几的批评。
《南史》是合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历史为一编的纪传体史著，记事起自南朝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止于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公元589年），记述南朝四代一百七十年的历史。《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
当李大师开始编纂南北史的时候，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齐书、魏收的魏书已经流传很久，魏澹的魏书和王劭的齐志等也已成书。而当李延寿继续编纂南北史的时候，梁、东、北齐、周、隋五代史的编纂工作也正在进行或定稿。既然关于南北朝的史书已有多种，那么，李氏父子为什么还要另外编写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呢？李延寿的自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的父亲“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显然，在隋、唐全国统一的局面形成后，人们很需要综合叙述南北各朝历史的新著。同时，分裂的封建政权互相敌视的用语如“索虏”、“岛夷”之类，已与全国统一后南北各民族大融合的形势不相适应比李延寿时代稍后的刘知几也强烈反对这种称谓。所以李氏父子打破了朝代的断限，通叙南北各朝历史，又在书中删改了一些不利于统一的提法，正是反映了当时历史的要求。这也是南北史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大师（公元570--628），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南朝末期由隋入唐的历史学家。他认为南北朝时期各朝的断代史，彼此孤立，记事重复，又缺乏联系，打算采用编年体，撰写《南史》与《北史》，使南朝与北国各代的历史，分别统编于这两部史著之中。隋末，李大师曾参加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建立的夏政权，任尚书礼部侍郎。因此，在唐初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境内），后遇赦放回，死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所撰《南史》与《北史》未能成书。此后，由李延寿继续撰成，合称为《南北史》。
李延寿，唐代史学家。安阳市人。贞观年间，做过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后任御史台主簿，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他曾参加过官修的《隋书》、《五代史志》(即《经籍志》)、《晋书》及当朝国史的修撰，还独力撰成《南史》、《北史》和《太宗政典》(已佚)。《南史》和《北史》所依据的历史文献，主要是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代“正史”，但并未拘泥于此，另外还参考了各种“杂史”千余卷。从搜集史料到完成，用了长达30年的时间。“二史”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史”中，在我国史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南史》以《宋书》、《南齐书》、《梁书》及《陈书》为本，删繁就简，重新编纂，成为史林新著，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南史》有本纪和列传，无表、志。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共八十卷。其编撰方法按朝代顺序、帝王在位先后，排列各朝帝王、宗室、诸王、大臣等纪传。
本纪中有《宋本纪》三卷，《齐本纪》二卷，《梁本纪》三卷，《陈本纪》二卷。列传中除专传外，列“类传”九种。
《南史》没有采取编年体，而是把南朝各史的纪传汇合起来，删烦就简，以便阅读。列传中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孙，以家族为单位合为一卷，对于了解门阀制度盛行的南北朝社会，有一定的方便。对各朝正史以删节为主，但有应删而未删的，如宋、齐、梁、陈四朝受禅前后的九锡文和告天之词等官样文章；有过求简练以致混乱不确切的，如把都督某某几州诸军事、某州刺史的官衔，一律省成某某州刺史加都督；也有由于对原书史文未能很好领会而把重要字句删去的。《南史》中也有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书中所未载的材料。虽然细微琐事较多，而且杂以神怪迷信，但也不乏有意义的史料。《宋书》未立文学传，《南史》以因袭为主，因而文学传不包括宋而从南齐丘灵鞠开始。这说明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体制是汇集正史的纪传，因而拘泥于原书，没有达到李太师横则沟通南北，纵则贯串几代，综合成为新著的意图。《新唐书》李延寿传的评语说，“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是不恰当的。
《南史》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足处在于作者突出门阀士族地位，过多采用家传形式。例如将不同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代，集中于一篇中叙述，实际成为大族族谱。《南史》《北史》中，某些传文亦有重复现象。
宋书音义4卷(清洪亮吉) 见南献遗徵 书目答问云未刻
宋书考证4卷(清孙？) 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1-4期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251-472页题宋书考论
宋书札记1卷(清李慈铭) 1930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473-482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425-433页 民国印本
宋书州郡志校勘记1卷(清成孺) 南菁书院丛书六集本 历代地理汇编本 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 丛书集成第169册
申范1卷(清陈沣) 菊坡精舍刊本 古学汇刊本 申宋书范晔传之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483-498页
宋书夷貊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 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
宋书补表4卷(清盛大士)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 据南京？？里国学图书馆写本
补纪元表、诸侯王表、王子侯表、功臣侯表、外戚侯表、恩幸侯表六种
宋诸王世表1卷（清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 据历代史表原刊本
宋将相年表1卷（清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 据历代史表原刊本
宋方镇年表1卷（清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 据历代史表原刊本
补宋书宗室世系表(近人罗振玉) 永丰乡人杂著续编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
补宋书刑法志1卷食货志1卷(清郝懿行) 嘉庆21年自刊本 光绪10年刊郝氏遗书本
粤雅堂丛书二十九集本附刊胡承珙校语(以下各本同) 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丛书集成第766、781册
补宋书艺文志1卷(清汪仁俊)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补宋书艺文志1卷(近人聂崇岐)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据稿本
晋宋书故(清郝懿行) 嘉庆21年自刊本 郝氏遗书本 粤雅堂丛书二十九集本 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 孙：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499-519页
补校宋书州郡志札记（杨守敬） 杨守敬集第7册 续群书拾补 据金陵书局本，已见迻校者不录
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7期
齐诸王世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
齐将相大臣年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
齐方镇年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
南齐书校勘记(清周星诒) 上海文管会藏稿本
孙：南齐书校议(今人朱季海) 中华书局1984年版，相当于中华点校本之校勘记
南齐书夷貊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 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20-523页
补南齐书艺文志4卷(今人陈述)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据稿本
补南齐书经籍志（陈鸿儒等编）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433-459页 民国间？印本、抄本
梁书佚文1卷(清王仁俊辑)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24页
梁书斠议（罗振玉）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461-469页
毛本梁书校议(清陈沣) 信古阁小丛书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25-530页
梁书札记1卷(清李慈铭) 1930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31-541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459-461页
补梁疆域志4卷(清洪齮孙) 道光15年李兆洛刊本 历代地理志汇编本 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丛书集成第3080-82册
梁书夷貊传地理考证(清丁谦) 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
补梁书艺文志1卷(清王仁俊)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梁诸王世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梁将相大臣年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陈书斠议（罗振玉）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469-477页
补陈疆域志(近人臧励龢) 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据稿本
陈州府职官备考1卷(清朱撰卿) 1916年淮阳县志附刻本
陈诸王世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陈将相大臣年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4册
南史佚文1卷(清王仁俊辑)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42页
读南史记疑1卷(清王懋竑) 读书记疑卷8
南史存校1卷(清王懋竑) 读书记疑卷13
南史札记1卷(清李慈铭) 1930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43-557页
宋齐梁陈方镇年表4卷(近人吴廷燮) 景杜堂铅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58-683页
魏书校勘记1卷(清王先谦等) 思贤讲舍刊本 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 丛书集成第168册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684-701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489-525页
魏书札记1卷(清李慈铭) 1930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852-859页
魏书宗室传注12卷世系表2卷(近人罗振玉) 1924年东方学会铅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702-832页题传注12卷等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537-669页 民国印本
魏书宗室传注校补1卷(近人罗振玉) 贞松老人遗稿乙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833-851页实册数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669-687页
魏书铁佛刘虎传注(近人罗振玉)
魏书地形志校录3卷(清温曰鉴) 道光16年拾香草堂刻巾箱本题作校异有附录 适园丛书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4册据适园丛书本
读魏书地形志随笔1卷(清温曰鉴) 北京图书馆藏管廷芬辑花近楼丛书抄本
延昌地形志20卷(清张穆) 传抄本
稿本旧藏祁氏，后归陈士可，仅存卷1-3司州及目录1卷。各家传抄本多从何秋涛抄本转录。
北魏地形志札记（杨守敬） 历代舆地图·北魏地形志图，杨守敬集第7册郗志群校注〈续群书拾补〉第1399-1424页
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1卷西域传地理考证1卷外国传补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 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955-985页
魏书校补1卷(清卢文弨) 群书拾补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4册魏书礼志校补1卷
补乐志缺文，未全，后经陈垣据册府元龟补足，已印入百衲本魏书。
魏书源流考（李正奋）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477-489页 抄本
魏诸帝统系图1卷魏诸王世表1卷魏异姓诸王世表1卷魏外戚诸王世表1卷魏将相大臣年表1卷西魏将相大臣年表1卷东魏将相大臣年表1卷（清万斯同）
历代史表原刊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魏书官氏志疏证1卷(清陈毅) 光绪23年刊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补魏书兵志1卷(清？今人谷霁光) 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补后魏书艺文志(近人李正奋) 北京图书馆有抄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687-733页 民国抄本
元魏方镇年表2卷(近人吴廷燮) 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据排印本
西魏书（清谢启昆）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733-911页 清刻本
北齐书佚文1卷(清王仁俊辑)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24页
北齐书疏证(清杭世骏) 见南献遗徵 书目答问云未见传本
北齐书斠议（罗振玉）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911-917页
北齐书校证（愿学斋主人）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917-947页 稿本
北齐书旁证（愿学斋主人）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947-1019页 稿本
补北齐书疆域志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1019-1031页
北齐诸王世表1卷北齐异姓诸王世表1卷北齐将相大臣年表1卷（万斯同） 历代史表原刊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周书校勘记(清周星诒) 见宋本北周书跋
周书斠议（罗振玉）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1031-1037页
周诸王世表1卷周公卿年表1卷（清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北周公卿表(清练恕) 多识录卷2 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周书缓案（陈故章） 中华书局1959年石印线装本
周书异域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 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986-991页
当李大师开始编纂南北史的时候，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齐书、魏收的魏书已经流传很久，魏澹的魏书和王劭的齐志等也已成书。而当李延寿继续编纂南北史的时候，梁、东、北齐、周、隋五代史的编纂工作也正在进行或定稿。既然关于南北朝的史书已有多种，那么，李氏父子为什么还要另外编写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呢？李延寿的自序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的父亲“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显然，在隋、唐全国统一的局面形成后，人们很需要综合叙述南北各朝历史的新著。同时，分裂的封建政权互相敌视的用语如“索虏”、“岛夷”之类，已与全国统一后南北各民族大融合的形势不相适应比李延寿时代稍后的刘知几也强烈反对这种称谓。所以李氏父子打破了朝代的断限，通叙南北各朝历史，又在书中删改了一些不利于统一的提法，正是反映了当时历史的要求。这也是南北史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大师（公元570--628），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南朝末期由隋入唐的历史学家。他认为南北朝时期各朝的断代史，彼此孤立，记事重复，又缺乏联系，打算采用编年体，撰写《南史》与《北史》，使南朝与北国各代的历史，分别统编于这两部史著之中。隋末，李大师曾参加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建立的夏政权，任尚书礼部侍郎。因此，在唐初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境内），后遇赦放回，死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所撰《南史》与《北史》未能成书。此后，由李延寿继续撰成，合称为《南北史》。
李延寿，唐代史学家。安阳市人。贞观年间，做过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后任御史台主簿，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他曾参加过官修的《隋书》、《五代史志》(即《经籍志》)、《晋书》及当朝国史的修撰，还独力撰成《南史》、《北史》和《太宗政典》(已佚)。《南史》和《北史》所依据的历史文献，主要是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代“正史”，但并未拘泥于此，另外还参考了各种“杂史”千余卷。从搜集史料到完成，用了长达30年的时间。“二史”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史”中，在我国史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南史》以《宋书》、《南齐书》、《梁书》及《陈书》为本，删繁就简，重新编纂，成为史林新著，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南史》有本纪和列传，无表、志。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共八十卷。其编撰方法按朝代顺序、帝王在位先后，排列各朝帝王、宗室、诸王、大臣等纪传。
本纪中有《宋本纪》三卷，《齐本纪》二卷，《梁本纪》三卷，《陈本纪》二卷。列传中除专传外，列“类传”九种。
《南史》没有采取编年体，而是把南朝各史的纪传汇合起来，删烦就简，以便阅读。列传中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孙，以家族为单位合为一卷，对于了解门阀制度盛行的南北朝社会，有一定的方便。对各朝正史以删节为主，但有应删而未删的，如宋、齐、梁、陈四朝受禅前后的九锡文和告天之词等官样文章；有过求简练以致混乱不确切的，如把都督某某几州诸军事、某州刺史的官衔，一律省成某某州刺史加都督；也有由于对原书史文未能很好领会而把重要字句删去的。《南史》中也有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书中所未载的材料。虽然细微琐事较多，而且杂以神怪迷信，但也不乏有意义的史料。《宋书》未立文学传，《南史》以因袭为主，因而文学传不包括宋而从南齐丘灵鞠开始。这说明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体制是汇集正史的纪传，因而拘泥于原书，没有达到李太师横则沟通南北，纵则贯串几代，综合成为新著的意图。《新唐书》李延寿传的评语说，“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是不恰当的。
《南史》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足处在于作者突出门阀士族地位，过多采用家传形式。例如将不同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代，集中于一篇中叙述，实际成为大族族谱。《南史》《北史》中，某些传文亦有重复现象。
宋书音义4卷(清洪亮吉) 见南献遗徵 书目答问云未刻
宋书考证4卷(清孙？) 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1-4期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251-472页题宋书考论
宋书札记1卷(清李慈铭) 1930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473-482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425-433页 民国印本
宋书州郡志校勘记1卷(清成孺) 南菁书院丛书六集本 历代地理汇编本 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 丛书集成第169册
申范1卷(清陈沣) 菊坡精舍刊本 古学汇刊本 申宋书范晔传之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483-498页
宋书夷貊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 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
宋书补表4卷(清盛大士)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 据南京？？里国学图书馆写本
补纪元表、诸侯王表、王子侯表、功臣侯表、外戚侯表、恩幸侯表六种
宋诸王世表1卷（清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 据历代史表原刊本
宋将相年表1卷（清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 据历代史表原刊本
宋方镇年表1卷（清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 据历代史表原刊本
补宋书宗室世系表(近人罗振玉) 永丰乡人杂著续编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
补宋书刑法志1卷食货志1卷(清郝懿行) 嘉庆21年自刊本 光绪10年刊郝氏遗书本
粤雅堂丛书二十九集本附刊胡承珙校语(以下各本同) 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丛书集成第766、781册
补宋书艺文志1卷(清汪仁俊)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补宋书艺文志1卷(近人聂崇岐)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据稿本
晋宋书故(清郝懿行) 嘉庆21年自刊本 郝氏遗书本 粤雅堂丛书二十九集本 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 孙：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499-519页
补校宋书州郡志札记（杨守敬） 杨守敬集第7册 续群书拾补 据金陵书局本，已见迻校者不录
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7期
齐诸王世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
齐将相大臣年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
齐方镇年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
南齐书校勘记(清周星诒) 上海文管会藏稿本
孙：南齐书校议(今人朱季海) 中华书局1984年版，相当于中华点校本之校勘记
南齐书夷貊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 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20-523页
补南齐书艺文志4卷(今人陈述)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据稿本
补南齐书经籍志（陈鸿儒等编）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433-459页 民国间？印本、抄本
梁书佚文1卷(清王仁俊辑)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24页
梁书斠议（罗振玉）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461-469页
毛本梁书校议(清陈沣) 信古阁小丛书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25-530页
梁书札记1卷(清李慈铭) 1930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31-541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459-461页
补梁疆域志4卷(清洪齮孙) 道光15年李兆洛刊本 历代地理志汇编本 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丛书集成第3080-82册
梁书夷貊传地理考证(清丁谦) 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
补梁书艺文志1卷(清王仁俊)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梁诸王世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梁将相大臣年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陈书斠议（罗振玉）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469-477页
补陈疆域志(近人臧励龢) 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据稿本
陈州府职官备考1卷(清朱撰卿) 1916年淮阳县志附刻本
陈诸王世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陈将相大臣年表1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4册
南史佚文1卷(清王仁俊辑)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42页
读南史记疑1卷(清王懋竑) 读书记疑卷8
南史存校1卷(清王懋竑) 读书记疑卷13
南史札记1卷(清李慈铭) 1930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43-557页
宋齐梁陈方镇年表4卷(近人吴廷燮) 景杜堂铅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58-683页
魏书校勘记1卷(清王先谦等) 思贤讲舍刊本 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 丛书集成第168册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684-701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489-525页
魏书札记1卷(清李慈铭) 1930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852-859页
魏书宗室传注12卷世系表2卷(近人罗振玉) 1924年东方学会铅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702-832页题传注12卷等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537-669页 民国印本
魏书宗室传注校补1卷(近人罗振玉) 贞松老人遗稿乙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833-851页实册数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669-687页
魏书铁佛刘虎传注(近人罗振玉)
魏书地形志校录3卷(清温曰鉴) 道光16年拾香草堂刻巾箱本题作校异有附录 适园丛书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4册据适园丛书本
读魏书地形志随笔1卷(清温曰鉴) 北京图书馆藏管廷芬辑花近楼丛书抄本
延昌地形志20卷(清张穆) 传抄本
稿本旧藏祁氏，后归陈士可，仅存卷1-3司州及目录1卷。各家传抄本多从何秋涛抄本转录。
北魏地形志札记（杨守敬） 历代舆地图·北魏地形志图，杨守敬集第7册郗志群校注〈续群书拾补〉第1399-1424页
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1卷西域传地理考证1卷外国传补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 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955-985页
魏书校补1卷(清卢文弨) 群书拾补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4册魏书礼志校补1卷
补乐志缺文，未全，后经陈垣据册府元龟补足，已印入百衲本魏书。
魏书源流考（李正奋）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477-489页 抄本
魏诸帝统系图1卷魏诸王世表1卷魏异姓诸王世表1卷魏外戚诸王世表1卷魏将相大臣年表1卷西魏将相大臣年表1卷东魏将相大臣年表1卷（清万斯同）
历代史表原刊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魏书官氏志疏证1卷(清陈毅) 光绪23年刊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补魏书兵志1卷(清？今人谷霁光) 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补后魏书艺文志(近人李正奋) 北京图书馆有抄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687-733页 民国抄本
元魏方镇年表2卷(近人吴廷燮) 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据排印本
西魏书（清谢启昆）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733-911页 清刻本
北齐书佚文1卷(清王仁俊辑)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24页
北齐书疏证(清杭世骏) 见南献遗徵 书目答问云未见传本
北齐书斠议（罗振玉）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911-917页
北齐书校证（愿学斋主人）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917-947页 稿本
北齐书旁证（愿学斋主人）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947-1019页 稿本
补北齐书疆域志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1019-1031页
北齐诸王世表1卷北齐异姓诸王世表1卷北齐将相大臣年表1卷（万斯同） 历代史表原刊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周书校勘记(清周星诒) 见宋本北周书跋
周书斠议（罗振玉）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1031-1037页
周诸王世表1卷周公卿年表1卷（清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北周公卿表(清练恕) 多识录卷2 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周书缓案（陈故章） 中华书局1959年石印线装本
周书异域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 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986-991页
《北史》一百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记述北朝从公元386年到618年，魏、齐（包括东魏）、周（包括西魏）、隋四个封建政权共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
《北史》主要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但也参考了当时所见各种杂史，增补了不少材料。
总的来看，《北史》虽有内容偶呈芜杂之弊，但毕竟体例完整、材料充实、文字简练，在后代颇受重视，以致魏、齐、周三书唐以后皆残缺不完，后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补足。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资料，《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书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可偏废。
《北史》上起北魏登国元年（386年），下迄隋义宁二年（618年），记北朝北魏、西魏、东魏、北周、北齐及隋六代二百三十三年史事。应当指出的是，隋代的最初九年即开皇元年至开皇九年（581－589年）的历史，可以作为北朝历史看待；至于开皇九年隋灭陈统一全国以后的历史，本是统一的封建皇朝的历史，把这一段历史看成北朝史而写入《北史》是不恰当的。当然，也许是作者考虑到编纂上的困难，不得不作这样的安排，但我们今天来看待和叙述北朝史，则不应沿袭《北史》的这个做法。
《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撰写这两部书，本是为了“追终先志”，继承父亲李大师未竟的事业。李大师（570－628），字君威，隋唐之际人。他熟悉前代历史，又长于评论当世人物，青年时代就产生了撰写一部编年体南北朝史的志向。但他着手做这件工作时，已是唐朝武德初年了。不久，他因生活条件的变化，又曾一度中辍了这件事。当他再次获得从事于此种撰述机会时，已是武德九年（626年），而他在贞观二年（628年）就去世了。他在临终之前，因“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父亲的事业和遗恨，深深地影响着李延寿，对他产生了一种感召的力量。李延寿，字遐龄，贞观初年参与《隋书》编撰工作，从这时起，他就决心把南北朝史写出来。以实现父亲的遗愿。李延寿用了十五、六年的时间搜集资料，而在贞观十七年（643年）因参与修撰《五代史志》的工作，便得以广泛阅读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朝正史，于是正式开始撰写《南史》《北史》。除八朝正史外，李延寿还参考各种杂史一千余卷，历时十六年，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撰成《南史》、《北史》共一百八十卷。据说唐高宗还为《南史》、《北史》写了一篇序，可惜这篇序文早已失传。
《南史》、《北史》主要取材于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李延寿撰写“二史”的方法是对“八书”进行“抄录”和“连缀”，并“鸠聚遗逸，以广异闻”，“除其冗长，捃其菁华”。这是一个改写、补充和删节的过程，并非一般的抄录可比。不过，李大师原来是打算“编年以备南北”，而李延寿却以纪传体撰成《南史》、《北史》，这是后者在“追终先志”过程中的一个变化，无碍于他们共同的目的和旨趣。了解了上面这些基本情况，对于怎样读《南史》《北史》的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
把《南史》、《北史》作为一定意义上的“通史”来读。
在二十五史中，《史记》是完全意义上的通史，而《南史》是通宋、齐、梁、陈四个皇朝的历史，《北史》是通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六个皇朝的历史，它们分别把南朝和北朝（包括隋朝）看作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故可视为一定意义上的通史。李延寿说，他撰《南史》、《北史》，是“以拟司马迁《史记》”，当然不只是指采用纪传体而言，也包含了“通”的思想和要求。正因为如此，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讲到《南史》、《北史》时，把它们都归于“《史记》之流”。这说明前人就很重视《南史》、《北史》在“通”的方面的特点。
把《南史》、《北史》作为一定意义上的通史来读，一则有益于了解整个南朝和整个北朝历史发展的脉络，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去认识和思考南北朝时期的历史问题。再则，这也有益于我们了解作者分别把南北朝各朝历史贯串一气的历史见解和撰述思想，并对前人批评它们“以家为限断不以代为限断”的论点有恰当的认识。应当说，在以某一个皇朝的兴衰存亡为断限而著史的历史环境下，李延寿能够以数代之史为一史，“断代为仍行通法”，无疑是个创造。
充分注意到《南史》、《北史》重视国家统一的历史思想。
李大师为什么要写南北朝史？李延寿是这样讲的：“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这种情况，从上面介绍的《宋书》、《南齐书》、《魏书》可以看得很清楚。而李大师所能见到的当时人的著作一定比这要多得多，因而感触也会更深。李大师认为应当“改正”这种不正常的作史态度，所以才打算“编年以备南北”，写一部贯通南北朝的史书。从史学跟社会的关系来看，国家的统一，必然要求产生与之相适的历史著作、唐初，皇家组织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以及重修《晋书》，只说“正统”和“僭伪”，不特别强调“华”、“夷”界限，只有在统一的政治形势下才能做到。这反映了隋唐统一后“天下一家”的思想。李大师生活于隋唐之际，他提出“编年以备南北”的撰述计划时，“五代史”尚未着手撰写，重修《晋书》的工作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足见他重视国家统一的历史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李延寿继承了父亲的这一历史思想，在《南史》中取消了《索虏传》，在《北史》里也不再立《岛夷传》；于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历史均立“本纪”；于宋、齐、梁、陈历史亦均立“本纪”。从而摆脱了南北朝时期因政治分裂而造成的史学家的偏见和局限，大致摆平了南、北历史的地位。这不仅反映了在国家统一局面下“天下一家”的政治要求，也反映了魏晋南北朝以来我国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结局。我们读《南史》、《北史》、不能不了解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在这个历史环境下所形成的撰述旨趣。
以“二史”同“八书”作比较。
“二史”出于“八书”，但又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八书”，除了上面讲的两点以外，还表现在：
第一，内容上有增删之别。“二史”对于“八书”的增与删，有利也有弊。其所删部分，多是皇帝册文、诏令，大臣奏议、文章，从而使史文紧凑、醒目，可读性强，这是利的方面。但是“二史”也删去了“八书”中的一些重要史实。这是弊的方面。其所增部分，因多采自杂史中的预言和故事，因而加重了某些史事、人物的神秘色彩，这是弊的方面。但李延寿撰写“二史”，参考的书籍比较多，因而增加了“八书”中原来所没有的一些重要史料，扩大了某些人物传记的篇幅，甚至还增写了一些人物传记。这是利的方面。可见，在增删问题上，“二史”与“八书”各有得失，不能作简单的看待。
第二，书法上有曲直之分。南北朝时期人们作史，因多所忌讳而形成曲笔者甚多。《南史》、《北史》对这些曲笔有不少改正。如魏收在北齐文宣帝高洋时撰《魏书》，凡事涉高洋父亲高欢在东魏所作所为时，多曲为回护；《北史》对此大多据实直书，予以改正。《梁书》、《陈书》虽是姚思廉撰成于唐初，但因部分史稿系继承其父姚察旧作，而姚察又多据梁、陈史官所录，故曲笔也不少。如《梁书》对临川王萧宏大加褒美，称赞他“性宽和笃厚”，“时称其长者”；而《南史》则揭露他是个品行低劣、恣意聚敛、贪生怕死之徒。《南史》改正《陈书》曲笔之处更多，“使奸恶不能藏匿”。当然，“二史”亦并非完全没有曲笔，但总的来看，在书法的曲直上“二史”是胜过“八书”的。
第三，文字上有繁简之异。“八书”共五百三十七卷，“二史”只有一百八十卷，仅占原书卷数三分之一。这是李延寿“删落酿辞”、“叙事简劲”的长处。《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称赞《南史》、《北史》“叙事简劲，比于南北正史，无繁冗、芜秽之辞”，堪为“近世之佳史”，并认为陈寿之后，只有李延寿可以与之相比拟。正因为如此，“二史”比“八书”流传广、影响大。北宋以前，“八书”中有的颇多散失，而“二史”却完整地保存下来，就是最好的证明。
李延寿自序说他补充的史料很多出于当时的“杂史”，即所谓“小说短书”，故事性较强，且多口语材料，增补入传，常常能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更能反映当时真实情况。这类资料在南史的何佟之传，北史的东魏孝静帝纪、高昂传、斛律金传、李稚廉传、尒朱荣传中都可以发现。但因此也掺入了大量神鬼故事、谣言谶语、戏谑笑料，这又是它的严重缺点。总之，南北史就史料的丰富完整来说，不加八书，但也不乏胜过八书的地方。作为研究南北朝历史的资料，可以和八书互相补充，而不可以偏废。
《南史》、《北史》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以至于糟粕。如在歌颂帝王将相方面，在诬蔑人民起义方面，在宣扬祥瑞灾异、神怪荒诞之说方面，散布了许多封建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点。不仅“二史”如此，“八书”也如此，只是形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罢了。这是我们在阅读“八书”、“二史”时不能不注意的。
以“二史”与“八书”相比，不是说“二史”可以代替“八书”，或者相反，那都不是正确的态度。在“二史”与“八书”的关系的问题上，正确的看法应当是：（一）对于“二史”和“八书”撰述的历史条件的不同，对于它们的作者在思想上的异趣，以及它们在材料运用上和表述形式上的区别，都应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说明；（二）“二史”和“八书”在反映南北朝时期历史面貌方面，在保存和传播这一时期的历史知识方面，各自都有贡献，都有应当受到重视的理由和根据，我们不应在它们之间进行抑扬和褒贬；
（三）对“二史”和“八书”作比较，目的在于总结和说明它们的特点和优点，以便更好地认识它们，运用它们所提供的而又确实经过我们鉴别的历史知识为今天的社会实践服务。读“八书”、“二史”如此，读其他史书也是如此。
关于南北史的补表补志有：周嘉猷：《南北史年表》。
周嘉猷：《南北史帝王世系表》。
周嘉猷：《南北朝世系表》。计收一百十余姓，各姓又接不同郡望分列，颇有用。
汪士铎（1802—1889）：《南北史补志》。存天文、地理、五行、礼仪，共十四卷。地理志以宋齐为一篇，梁陈为一篇，魏齐为一篇，周隋为一篇。宋以大明八年为准，魏以武定之世为准，皆仍《宋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之旧，参考价值不大。礼志依据纪传诸志及《通典》等，而未注出处，唯五行志注明出处，征引时须检原书。
汪士铎：《南北史补志未刊稿》。存舆服、乐律、刑法、职官、氏族、道释，共十三卷，体例与天文志等相同。《廿五史补编》首次据稿本印行。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分南史、北史、载记三篇，以见于南北史纪传者为准。不见于南北史仅见于八书者入载记。《隋书·经籍志》未收者居十之六七。各条皆注明出处，便于利用。
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分年表、州郡表、郡县沿革表三部分。年表自晋惠帝太安二年（303）起至隋炀帝大业四年（608）止，按年排列。以西晋末的二十一州为纲，每州下举出当年变迁沿革，各朝重要年份举出当时全疆域所统州郡名称数目。州郡衰接二十一州次序，每州下依朝代举出本州及所统郡的变迁。郡县表按各州所统郡为次序，每郡及所统县下又依朝代叙述变迁。南北朝皆有侨州郡县，大抵多在淮南、淮西、沔北、汉东。徐氏注意考出实土所在，以免读史者为空名所惑，故详州郡之建置分合于郡县之下，因而州郡表及郡县沿革表有重复处。此书与周嘉猷世系表为读南北朝史的两部重要工具书。
宋书音义4卷(清洪亮吉)见南献遗徵书目答问云未刻
宋书考证4卷(清孙？)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1-4期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251-472页题宋书考论
宋书札记1卷(清李慈铭)1930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473-482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425-433页民国印本
宋书州郡志校勘记1卷(清成孺)南菁书院丛书六集本历代地理汇编本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丛书集成第169册
申范1卷(清陈沣)菊坡精舍刊本古学汇刊本申宋书范晔传之诬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483-498页
宋书夷貊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
宋书补表4卷(清盛大士)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据南京？？里国学图书馆写本
补纪元表、诸侯王表、王子侯表、功臣侯表、外戚侯表、恩幸侯表六种
宋诸王世表1卷（清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据历代史表原刊本
宋将相年表1卷（清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据历代史表原刊本
宋方镇年表1卷（清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据历代史表原刊本
补宋书宗室世系表(近人罗振玉)永丰乡人杂著续编本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
补宋书刑法志1卷食货志1卷(清郝懿行)嘉庆21年自刊本光绪10年刊郝氏遗书本
粤雅堂丛书二十九集本附刊胡承珙校语(以下各本同)广雅书局刊本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丛书集成第766、781册
补宋书艺文志1卷(清汪仁俊)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补宋书艺文志1卷(近人聂崇岐)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据稿本
晋宋书故(清郝懿行)嘉庆21年自刊本郝氏遗书本粤雅堂丛书二十九集本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孙：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499-519页
补校宋书州郡志札记（杨守敬）杨守敬集第7册续群书拾补据金陵书局本，已见迻校者不录
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7期
齐诸王世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
齐将相大臣年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
齐方镇年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
南齐书校勘记(清周星诒)上海文管会藏稿本
孙：南齐书校议(今人朱季海)中华书局1984年版，相当于中华点校本之校勘记
南齐书夷貊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20-523页
补南齐书艺文志4卷(今人陈述)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据稿本
补南齐书经籍志（陈鸿儒等编）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433-459页民国间？印本、抄本
梁书佚文1卷(清王仁俊辑)上海图书馆藏稿本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24页
梁书斠议（罗振玉）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461-469页
毛本梁书校议(清陈沣)信古阁小丛书本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25-530页
梁书札记1卷(清李慈铭)1930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31-541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459-461页
补梁疆域志4卷(清洪齮孙)道光15年李兆洛刊本历代地理志汇编本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丛书集成第3080-82册
梁书夷貊传地理考证(清丁谦)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
补梁书艺文志1卷(清王仁俊)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梁诸王世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梁将相大臣年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陈书斠议（罗振玉）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469-477页
补陈疆域志(近人臧励龢)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据稿本
陈州府职官备考1卷(清朱撰卿)1916年淮阳县志附刻本
陈诸王世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陈将相大臣年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4册
南史佚文1卷(清王仁俊辑)上海图书馆藏稿本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42页
读南史记疑1卷(清王懋竑)读书记疑卷8
南史存校1卷(清王懋竑)读书记疑卷13
南史札记1卷(清李慈铭)1930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43-557页
宋齐梁陈方镇年表4卷(近人吴廷燮)景杜堂铅印本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58-683页
魏书校勘记1卷(清王先谦等)思贤讲舍刊本广雅书局刊本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丛书集成第168册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684-701页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489-525页
魏书札记1卷(清李慈铭)1930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852-859页
魏书宗室传注12卷世系表2卷(近人罗振玉)1924年东方学会铅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702-832页题传注12卷等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537-669页民国印本
魏书宗室传注校补1卷(近人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乙集本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833-851页实册数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669-687页
魏书铁佛刘虎传注(近人罗振玉)
魏书地形志校录3卷(清温曰鉴)道光16年拾香草堂刻巾箱本题作校异有附录适园丛书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4册据适园丛书本
读魏书地形志随笔1卷(清温曰鉴)北京图书馆藏管廷芬辑花近楼丛书抄本
延昌地形志20卷(清张穆)传抄本
稿本旧藏祁氏，后归陈士可，仅存卷1-3司州及目录1卷。各家传抄本多从何秋涛抄本转录。
北魏地形志札记（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北魏地形志图，杨守敬集第7册郗志群校注〈续群书拾补〉第1399-1424页
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1卷西域传地理考证1卷外国传补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955-985页
魏书校补1卷(清卢文弨)群书拾补本二十五史补编本第4册魏书礼志校补1卷
补乐志缺文，未全，后经陈垣据册府元龟补足，已印入百衲本魏书。
魏书源流考（李正奋）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477-489页抄本
魏诸帝统系图1卷魏诸王世表1卷魏异姓诸王世表1卷魏外戚诸王世表1卷魏将相大臣年表1卷西魏将相大臣年表1卷东魏将相大臣年表1卷（清万斯同）
历代史表原刊本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魏书官氏志疏证1卷(清陈毅)光绪23年刊本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补魏书兵志1卷(清？今人谷霁光)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补后魏书艺文志(近人李正奋)北京图书馆有抄本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687-733页民国抄本
元魏方镇年表2卷(近人吴廷燮)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据排印本
西魏书（清谢启昆）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733-911页清刻本
北齐书佚文1卷(清王仁俊辑)上海图书馆藏稿本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24页
北齐书疏证(清杭世骏)见南献遗徵书目答问云未见传本
北齐书斠议（罗振玉）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911-917页
北齐书校证（愿学斋主人）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917-947页稿本
北齐书旁证（愿学斋主人）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947-1019页稿本
补北齐书疆域志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1019-1031页
北齐诸王世表1卷北齐异姓诸王世表1卷北齐将相大臣年表1卷（万斯同）历代史表原刊本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周书校勘记(清周星诒)见宋本北周书跋
周书斠议（罗振玉）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1031-1037页
周诸王世表1卷周公卿年表1卷（清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北周公卿表(清练恕)多识录卷2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周书缓案（陈故章）中华书局1959年石印线装本
周书异域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986-991页
殿本隋书考证(清傅云龙校)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1-21页影印抄本
隋书札记1卷(清李慈铭)1930北京图书馆铅印本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21-29页影印读史札记之九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860-863页
隋书求是(近人岑仲勉)1958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孙：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864-948页
缩印本，删去附录
北史
卷一 魏本纪第一
卷二 魏本纪第二
卷三 魏本纪第三
卷四 魏本纪第四
卷五 魏本纪第五
卷六 齐本纪上第六
卷七 齐本纪中第七
卷八 齐本纪下第八
卷九 周本纪上第九
卷十 周本纪下第十
卷十一 隋本纪上第十一
卷十二 隋本纪下第十二
卷十三 列传第一
卷十四 列传第二
卷十五 列传第三
卷十六 列传第四
卷十七 列传第五
卷十八 列传第六
卷十九 列传第七
卷二十 列传第八
卷二十一 列传第九
卷二十二 列传第十
卷二十三 列传第十一
卷二十四 列传第十二
卷二十五 列传第十三
卷二十六 列传第十四
卷二十七 列传第十五
卷二十八 列传第十六
卷二十九 列传第十七
卷三十 列传第十八
卷三十一 列传第十九
卷三十二 列传第二十
卷三十三 列传第二十一
卷三十四 列传第二十二
卷三十五 列传第二十三
卷三十六 列传第二十四
卷三十七 列传第二十五
卷三十八 列传第二十六
卷三十九 列传第二十七
卷四十 列传第二十八
卷四十一 列传第二十九
卷四十二 列传第三十
卷四十三 列传三十一
卷四十四 列传第三十二
卷四十五 列传第三十三
卷四十六 列传第三十四
卷四十七 列传第三十五
卷四十八 列传第三十六
卷四十九 列传第三十七
卷五十 列传第三十八
卷五十一 列传第三十九
卷五十二 列传第四十
卷五十三 列传第四十一
卷五十四 列传第四十二
卷五十五 列传第四十三
卷五十六 列传第四十四
卷五十七 列传第四十五
卷五十八 列传第四十六
卷五十九 列传第四十七
卷六十 列传第四十八
卷六十一 列传第四十九
卷六十二 列传第五十
卷六十三 列传第五十一
卷六十四 列传第五十二
卷六十五 列传第五十三
卷六十六 列传第五十四
卷六十七 列传第五十五
卷六十八 列传第五十六
卷六十九 列传第五十七
卷七十 列传第五十八
卷七十一 列传第五十九
卷七十二 列传第六十
卷七十三 列传第六十一
卷七十四 列传第六十二
卷七十五 列传第六十三
卷七十六 列传第六十四
卷七十七 列传第六十五
卷七十八 列传第六十六
卷七十九 列传第六十七
卷八十 列传第六十八
卷八十一 列传第六十九
卷八十二 列传第七十
卷八十三 列传第七十一
卷八十四 列传第七十二
卷八十五 列传第七十三
卷八十六 列传第七十四
卷八十七 列传第七十五
卷八十八 列传第七十六
卷八十九 列传第七十七
卷九十 列传第七十八
卷九十一 列传第七十九
卷九十二 列传第八十
卷九十三 列传第八十一
卷九十四 列传第八十二
卷九十五 列传第八十三
卷九十六 列传第八十四
卷九十七 列传第八十五
卷九十八 列传第八十六
卷九十九 列传第八十七
卷一百 序传第八十八
《北史》主要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但也参考了当时所见各种杂史，增补了不少材料。
总的来看，《北史》虽有内容偶呈芜杂之弊，但毕竟体例完整、材料充实、文字简练，在后代颇受重视，以致魏、齐、周三书唐以后皆残缺不完，后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补足。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资料，《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书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可偏废。
《北史》上起北魏登国元年（386年），下迄隋义宁二年（618年），记北朝北魏、西魏、东魏、北周、北齐及隋六代二百三十三年史事。应当指出的是，隋代的最初九年即开皇元年至开皇九年（581－589年）的历史，可以作为北朝历史看待；至于开皇九年隋灭陈统一全国以后的历史，本是统一的封建皇朝的历史，把这一段历史看成北朝史而写入《北史》是不恰当的。当然，也许是作者考虑到编纂上的困难，不得不作这样的安排，但我们今天来看待和叙述北朝史，则不应沿袭《北史》的这个做法。
《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撰写这两部书，本是为了“追终先志”，继承父亲李大师未竟的事业。李大师（570－628），字君威，隋唐之际人。他熟悉前代历史，又长于评论当世人物，青年时代就产生了撰写一部编年体南北朝史的志向。但他着手做这件工作时，已是唐朝武德初年了。不久，他因生活条件的变化，又曾一度中辍了这件事。当他再次获得从事于此种撰述机会时，已是武德九年（626年），而他在贞观二年（628年）就去世了。他在临终之前，因“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父亲的事业和遗恨，深深地影响着李延寿，对他产生了一种感召的力量。李延寿，字遐龄，贞观初年参与《隋书》编撰工作，从这时起，他就决心把南北朝史写出来。以实现父亲的遗愿。李延寿用了十五、六年的时间搜集资料，而在贞观十七年（643年）因参与修撰《五代史志》的工作，便得以广泛阅读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朝正史，于是正式开始撰写《南史》《北史》。除八朝正史外，李延寿还参考各种杂史一千余卷，历时十六年，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撰成《南史》、《北史》共一百八十卷。据说唐高宗还为《南史》、《北史》写了一篇序，可惜这篇序文早已失传。
《南史》、《北史》主要取材于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李延寿撰写“二史”的方法是对“八书”进行“抄录”和“连缀”，并“鸠聚遗逸，以广异闻”，“除其冗长，捃其菁华”。这是一个改写、补充和删节的过程，并非一般的抄录可比。不过，李大师原来是打算“编年以备南北”，而李延寿却以纪传体撰成《南史》、《北史》，这是后者在“追终先志”过程中的一个变化，无碍于他们共同的目的和旨趣。了解了上面这些基本情况，对于怎样读《南史》《北史》的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
把《南史》、《北史》作为一定意义上的“通史”来读。
在二十五史中，《史记》是完全意义上的通史，而《南史》是通宋、齐、梁、陈四个皇朝的历史，《北史》是通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六个皇朝的历史，它们分别把南朝和北朝（包括隋朝）看作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故可视为一定意义上的通史。李延寿说，他撰《南史》、《北史》，是“以拟司马迁《史记》”，当然不只是指采用纪传体而言，也包含了“通”的思想和要求。正因为如此，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讲到《南史》、《北史》时，把它们都归于“《史记》之流”。这说明前人就很重视《南史》、《北史》在“通”的方面的特点。
把《南史》、《北史》作为一定意义上的通史来读，一则有益于了解整个南朝和整个北朝历史发展的脉络，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去认识和思考南北朝时期的历史问题。再则，这也有益于我们了解作者分别把南北朝各朝历史贯串一气的历史见解和撰述思想，并对前人批评它们“以家为限断不以代为限断”的论点有恰当的认识。应当说，在以某一个皇朝的兴衰存亡为断限而著史的历史环境下，李延寿能够以数代之史为一史，“断代为仍行通法”，无疑是个创造。
充分注意到《南史》、《北史》重视国家统一的历史思想。
李大师为什么要写南北朝史？李延寿是这样讲的：“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这种情况，从上面介绍的《宋书》、《南齐书》、《魏书》可以看得很清楚。而李大师所能见到的当时人的著作一定比这要多得多，因而感触也会更深。李大师认为应当“改正”这种不正常的作史态度，所以才打算“编年以备南北”，写一部贯通南北朝的史书。从史学跟社会的关系来看，国家的统一，必然要求产生与之相适的历史著作、唐初，皇家组织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以及重修《晋书》，只说“正统”和“僭伪”，不特别强调“华”、“夷”界限，只有在统一的政治形势下才能做到。这反映了隋唐统一后“天下一家”的思想。李大师生活于隋唐之际，他提出“编年以备南北”的撰述计划时，“五代史”尚未着手撰写，重修《晋书》的工作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足见他重视国家统一的历史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李延寿继承了父亲的这一历史思想，在《南史》中取消了《索虏传》，在《北史》里也不再立《岛夷传》；于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历史均立“本纪”；于宋、齐、梁、陈历史亦均立“本纪”。从而摆脱了南北朝时期因政治分裂而造成的史学家的偏见和局限，大致摆平了南、北历史的地位。这不仅反映了在国家统一局面下“天下一家”的政治要求，也反映了魏晋南北朝以来我国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结局。我们读《南史》、《北史》、不能不了解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在这个历史环境下所形成的撰述旨趣。
以“二史”同“八书”作比较。
“二史”出于“八书”，但又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八书”，除了上面讲的两点以外，还表现在：
第一，内容上有增删之别。“二史”对于“八书”的增与删，有利也有弊。其所删部分，多是皇帝册文、诏令，大臣奏议、文章，从而使史文紧凑、醒目，可读性强，这是利的方面。但是“二史”也删去了“八书”中的一些重要史实。这是弊的方面。其所增部分，因多采自杂史中的预言和故事，因而加重了某些史事、人物的神秘色彩，这是弊的方面。但李延寿撰写“二史”，参考的书籍比较多，因而增加了“八书”中原来所没有的一些重要史料，扩大了某些人物传记的篇幅，甚至还增写了一些人物传记。这是利的方面。可见，在增删问题上，“二史”与“八书”各有得失，不能作简单的看待。
第二，书法上有曲直之分。南北朝时期人们作史，因多所忌讳而形成曲笔者甚多。《南史》、《北史》对这些曲笔有不少改正。如魏收在北齐文宣帝高洋时撰《魏书》，凡事涉高洋父亲高欢在东魏所作所为时，多曲为回护；《北史》对此大多据实直书，予以改正。《梁书》、《陈书》虽是姚思廉撰成于唐初，但因部分史稿系继承其父姚察旧作，而姚察又多据梁、陈史官所录，故曲笔也不少。如《梁书》对临川王萧宏大加褒美，称赞他“性宽和笃厚”，“时称其长者”；而《南史》则揭露他是个品行低劣、恣意聚敛、贪生怕死之徒。《南史》改正《陈书》曲笔之处更多，“使奸恶不能藏匿”。当然，“二史”亦并非完全没有曲笔，但总的来看，在书法的曲直上“二史”是胜过“八书”的。
第三，文字上有繁简之异。“八书”共五百三十七卷，“二史”只有一百八十卷，仅占原书卷数三分之一。这是李延寿“删落酿辞”、“叙事简劲”的长处。《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称赞《南史》、《北史》“叙事简劲，比于南北正史，无繁冗、芜秽之辞”，堪为“近世之佳史”，并认为陈寿之后，只有李延寿可以与之相比拟。正因为如此，“二史”比“八书”流传广、影响大。北宋以前，“八书”中有的颇多散失，而“二史”却完整地保存下来，就是最好的证明。
李延寿自序说他补充的史料很多出于当时的“杂史”，即所谓“小说短书”，故事性较强，且多口语材料，增补入传，常常能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更能反映当时真实情况。这类资料在南史的何佟之传，北史的东魏孝静帝纪、高昂传、斛律金传、李稚廉传、尒朱荣传中都可以发现。但因此也掺入了大量神鬼故事、谣言谶语、戏谑笑料，这又是它的严重缺点。总之，南北史就史料的丰富完整来说，不加八书，但也不乏胜过八书的地方。作为研究南北朝历史的资料，可以和八书互相补充，而不可以偏废。
《南史》、《北史》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以至于糟粕。如在歌颂帝王将相方面，在诬蔑人民起义方面，在宣扬祥瑞灾异、神怪荒诞之说方面，散布了许多封建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点。不仅“二史”如此，“八书”也如此，只是形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罢了。这是我们在阅读“八书”、“二史”时不能不注意的。
以“二史”与“八书”相比，不是说“二史”可以代替“八书”，或者相反，那都不是正确的态度。在“二史”与“八书”的关系的问题上，正确的看法应当是：（一）对于“二史”和“八书”撰述的历史条件的不同，对于它们的作者在思想上的异趣，以及它们在材料运用上和表述形式上的区别，都应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说明；（二）“二史”和“八书”在反映南北朝时期历史面貌方面，在保存和传播这一时期的历史知识方面，各自都有贡献，都有应当受到重视的理由和根据，我们不应在它们之间进行抑扬和褒贬；
（三）对“二史”和“八书”作比较，目的在于总结和说明它们的特点和优点，以便更好地认识它们，运用它们所提供的而又确实经过我们鉴别的历史知识为今天的社会实践服务。读“八书”、“二史”如此，读其他史书也是如此。
关于南北史的补表补志有：周嘉猷：《南北史年表》。
周嘉猷：《南北史帝王世系表》。
周嘉猷：《南北朝世系表》。计收一百十余姓，各姓又接不同郡望分列，颇有用。
汪士铎（1802—1889）：《南北史补志》。存天文、地理、五行、礼仪，共十四卷。地理志以宋齐为一篇，梁陈为一篇，魏齐为一篇，周隋为一篇。宋以大明八年为准，魏以武定之世为准，皆仍《宋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之旧，参考价值不大。礼志依据纪传诸志及《通典》等，而未注出处，唯五行志注明出处，征引时须检原书。
汪士铎：《南北史补志未刊稿》。存舆服、乐律、刑法、职官、氏族、道释，共十三卷，体例与天文志等相同。《廿五史补编》首次据稿本印行。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分南史、北史、载记三篇，以见于南北史纪传者为准。不见于南北史仅见于八书者入载记。《隋书·经籍志》未收者居十之六七。各条皆注明出处，便于利用。
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分年表、州郡表、郡县沿革表三部分。年表自晋惠帝太安二年（303）起至隋炀帝大业四年（608）止，按年排列。以西晋末的二十一州为纲，每州下举出当年变迁沿革，各朝重要年份举出当时全疆域所统州郡名称数目。州郡衰接二十一州次序，每州下依朝代举出本州及所统郡的变迁。郡县表按各州所统郡为次序，每郡及所统县下又依朝代叙述变迁。南北朝皆有侨州郡县，大抵多在淮南、淮西、沔北、汉东。徐氏注意考出实土所在，以免读史者为空名所惑，故详州郡之建置分合于郡县之下，因而州郡表及郡县沿革表有重复处。此书与周嘉猷世系表为读南北朝史的两部重要工具书。
宋书音义4卷(清洪亮吉)见南献遗徵书目答问云未刻
宋书考证4卷(清孙？)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1-4期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251-472页题宋书考论
宋书札记1卷(清李慈铭)1930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473-482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425-433页民国印本
宋书州郡志校勘记1卷(清成孺)南菁书院丛书六集本历代地理汇编本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丛书集成第169册
申范1卷(清陈沣)菊坡精舍刊本古学汇刊本申宋书范晔传之诬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483-498页
宋书夷貊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
宋书补表4卷(清盛大士)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据南京？？里国学图书馆写本
补纪元表、诸侯王表、王子侯表、功臣侯表、外戚侯表、恩幸侯表六种
宋诸王世表1卷（清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据历代史表原刊本
宋将相年表1卷（清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据历代史表原刊本
宋方镇年表1卷（清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据历代史表原刊本
补宋书宗室世系表(近人罗振玉)永丰乡人杂著续编本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
补宋书刑法志1卷食货志1卷(清郝懿行)嘉庆21年自刊本光绪10年刊郝氏遗书本
粤雅堂丛书二十九集本附刊胡承珙校语(以下各本同)广雅书局刊本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丛书集成第766、781册
补宋书艺文志1卷(清汪仁俊)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补宋书艺文志1卷(近人聂崇岐)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据稿本
晋宋书故(清郝懿行)嘉庆21年自刊本郝氏遗书本粤雅堂丛书二十九集本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孙：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499-519页
补校宋书州郡志札记（杨守敬）杨守敬集第7册续群书拾补据金陵书局本，已见迻校者不录
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7期
齐诸王世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
齐将相大臣年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
齐方镇年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3册
南齐书校勘记(清周星诒)上海文管会藏稿本
孙：南齐书校议(今人朱季海)中华书局1984年版，相当于中华点校本之校勘记
南齐书夷貊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20-523页
补南齐书艺文志4卷(今人陈述)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据稿本
补南齐书经籍志（陈鸿儒等编）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433-459页民国间？印本、抄本
梁书佚文1卷(清王仁俊辑)上海图书馆藏稿本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24页
梁书斠议（罗振玉）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461-469页
毛本梁书校议(清陈沣)信古阁小丛书本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25-530页
梁书札记1卷(清李慈铭)1930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31-541页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459-461页
补梁疆域志4卷(清洪齮孙)道光15年李兆洛刊本历代地理志汇编本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丛书集成第3080-82册
梁书夷貊传地理考证(清丁谦)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
补梁书艺文志1卷(清王仁俊)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梁诸王世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梁将相大臣年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
陈书斠议（罗振玉）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469-477页
补陈疆域志(近人臧励龢)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据稿本
陈州府职官备考1卷(清朱撰卿)1916年淮阳县志附刻本
陈诸王世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陈将相大臣年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4册
南史佚文1卷(清王仁俊辑)上海图书馆藏稿本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42页
读南史记疑1卷(清王懋竑)读书记疑卷8
南史存校1卷(清王懋竑)读书记疑卷13
南史札记1卷(清李慈铭)1930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43-557页
宋齐梁陈方镇年表4卷(近人吴廷燮)景杜堂铅印本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58-683页
魏书校勘记1卷(清王先谦等)思贤讲舍刊本广雅书局刊本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丛书集成第168册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684-701页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489-525页
魏书札记1卷(清李慈铭)1930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852-859页
魏书宗室传注12卷世系表2卷(近人罗振玉)1924年东方学会铅印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702-832页题传注12卷等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537-669页民国印本
魏书宗室传注校补1卷(近人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乙集本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833-851页实册数
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669-687页
魏书铁佛刘虎传注(近人罗振玉)
魏书地形志校录3卷(清温曰鉴)道光16年拾香草堂刻巾箱本题作校异有附录适园丛书本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4册据适园丛书本
读魏书地形志随笔1卷(清温曰鉴)北京图书馆藏管廷芬辑花近楼丛书抄本
延昌地形志20卷(清张穆)传抄本
稿本旧藏祁氏，后归陈士可，仅存卷1-3司州及目录1卷。各家传抄本多从何秋涛抄本转录。
北魏地形志札记（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北魏地形志图，杨守敬集第7册郗志群校注〈续群书拾补〉第1399-1424页
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1卷西域传地理考证1卷外国传补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955-985页
魏书校补1卷(清卢文弨)群书拾补本二十五史补编本第4册魏书礼志校补1卷
补乐志缺文，未全，后经陈垣据册府元龟补足，已印入百衲本魏书。
魏书源流考（李正奋）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477-489页抄本
魏诸帝统系图1卷魏诸王世表1卷魏异姓诸王世表1卷魏外戚诸王世表1卷魏将相大臣年表1卷西魏将相大臣年表1卷东魏将相大臣年表1卷（清万斯同）
历代史表原刊本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魏书官氏志疏证1卷(清陈毅)光绪23年刊本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补魏书兵志1卷(清？今人谷霁光)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补后魏书艺文志(近人李正奋)北京图书馆有抄本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687-733页民国抄本
元魏方镇年表2卷(近人吴廷燮)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据排印本
西魏书（清谢启昆）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733-911页清刻本
北齐书佚文1卷(清王仁俊辑)上海图书馆藏稿本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524页
北齐书疏证(清杭世骏)见南献遗徵书目答问云未见传本
北齐书斠议（罗振玉）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911-917页
北齐书校证（愿学斋主人）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917-947页稿本
北齐书旁证（愿学斋主人）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947-1019页稿本
补北齐书疆域志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1019-1031页
北齐诸王世表1卷北齐异姓诸王世表1卷北齐将相大臣年表1卷（万斯同）历代史表原刊本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周书校勘记(清周星诒)见宋本北周书跋
周书斠议（罗振玉）二十四史订补第7册第1031-1037页
周诸王世表1卷周公卿年表1卷（清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北周公卿表(清练恕)多识录卷2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
周书缓案（陈故章）中华书局1959年石印线装本
周书异域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986-991页
殿本隋书考证(清傅云龙校)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1-21页影印抄本
隋书札记1卷(清李慈铭)1930北京图书馆铅印本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21-29页影印读史札记之九
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860-863页
隋书求是(近人岑仲勉)1958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孙：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第864-948页
缩印本，删去附录
北史
卷一 魏本纪第一
卷二 魏本纪第二
卷三 魏本纪第三
卷四 魏本纪第四
卷五 魏本纪第五
卷六 齐本纪上第六
卷七 齐本纪中第七
卷八 齐本纪下第八
卷九 周本纪上第九
卷十 周本纪下第十
卷十一 隋本纪上第十一
卷十二 隋本纪下第十二
卷十三 列传第一
卷十四 列传第二
卷十五 列传第三
卷十六 列传第四
卷十七 列传第五
卷十八 列传第六
卷十九 列传第七
卷二十 列传第八
卷二十一 列传第九
卷二十二 列传第十
卷二十三 列传第十一
卷二十四 列传第十二
卷二十五 列传第十三
卷二十六 列传第十四
卷二十七 列传第十五
卷二十八 列传第十六
卷二十九 列传第十七
卷三十 列传第十八
卷三十一 列传第十九
卷三十二 列传第二十
卷三十三 列传第二十一
卷三十四 列传第二十二
卷三十五 列传第二十三
卷三十六 列传第二十四
卷三十七 列传第二十五
卷三十八 列传第二十六
卷三十九 列传第二十七
卷四十 列传第二十八
卷四十一 列传第二十九
卷四十二 列传第三十
卷四十三 列传三十一
卷四十四 列传第三十二
卷四十五 列传第三十三
卷四十六 列传第三十四
卷四十七 列传第三十五
卷四十八 列传第三十六
卷四十九 列传第三十七
卷五十 列传第三十八
卷五十一 列传第三十九
卷五十二 列传第四十
卷五十三 列传第四十一
卷五十四 列传第四十二
卷五十五 列传第四十三
卷五十六 列传第四十四
卷五十七 列传第四十五
卷五十八 列传第四十六
卷五十九 列传第四十七
卷六十 列传第四十八
卷六十一 列传第四十九
卷六十二 列传第五十
卷六十三 列传第五十一
卷六十四 列传第五十二
卷六十五 列传第五十三
卷六十六 列传第五十四
卷六十七 列传第五十五
卷六十八 列传第五十六
卷六十九 列传第五十七
卷七十 列传第五十八
卷七十一 列传第五十九
卷七十二 列传第六十
卷七十三 列传第六十一
卷七十四 列传第六十二
卷七十五 列传第六十三
卷七十六 列传第六十四
卷七十七 列传第六十五
卷七十八 列传第六十六
卷七十九 列传第六十七
卷八十 列传第六十八
卷八十一 列传第六十九
卷八十二 列传第七十
卷八十三 列传第七十一
卷八十四 列传第七十二
卷八十五 列传第七十三
卷八十六 列传第七十四
卷八十七 列传第七十五
卷八十八 列传第七十六
卷八十九 列传第七十七
卷九十 列传第七十八
卷九十一 列传第七十九
卷九十二 列传第八十
卷九十三 列传第八十一
卷九十四 列传第八十二
卷九十五 列传第八十三
卷九十六 列传第八十四
卷九十七 列传第八十五
卷九十八 列传第八十六
卷九十九 列传第八十七
卷一百 序传第八十八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棻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
《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杀父淫母，“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
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关于《隋书》的作者，一直搞得很乱，《旧唐书》记载“魏徽等撰”。而刘知几《史通》则说颜师古、孔颖达等和于志宁、李淳风诸人共同撰成。还有题为长孙无忌撰述的。这是因为参加《隋书》撰述的人很多，几乎集中了当时大部分有名之士；开始以魏徵为其主编，后来魏徵死了，又由长孙无忌续为主编，完成未完成的部分。
现行《隋书》共八十五卷，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纪传部分，由魏徵主编，成书于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另一部分为史志部分，始修于贞观十五年（641年），成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是由长孙无忌监修的。《隋书》的修史水平是较高的。一是因为当时唐朝集中了一大批有才之士：先后参加编写的孔颖达、许敬宗、于志宁皆名列贞观时期著名的“十八学士”之列；颜师古是当时名垂一时的经史大师；负责修撰天文、律历的是唐代著名天文学家李淳风。这样，《隋书》的修撰，便得到了学术上的保证。二是因为修史当时离亡隋时间较近，有不少隋朝的史料尚可资证。如隋人王劭撰的《隋书》八十卷，便保存着许多隋王朝的诏策。此外，当时也还存有数十卷《开皇起居注》等。更重要的是，唐贞观时离隋炀帝时不过二十余年，有许多隋朝遗老仍健在于世，可以通过访查直补史事。《旧唐书·孙思》便载：“魏徵等受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说明修《隋书》时，史官们曾访问过不少人。还有不少修史的作者本人就在隋朝生活过，有着亲身的经历，因而史实也就较为准确。三是作为主编的魏徵，历史上素称谏臣，号为“良史”，他主编修史时一般能坚持据事直书，不像后代史书的一些纪传有那么多的忌讳。
《隋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书贯串了以史为鉴的思想。主编魏徵在给唐太宗上书时曾经说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惟其想到以史为鉴，所以对隋是如何灭亡的，对隋君臣上下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可谓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揭露。比如对隋炀帝大兴土木、荒淫无耻、三游江都，都有翔实的叙写。又因为魏徵等编书者有意写出人民对隋王朝的反抗情绪，因此在《隋书》中也较多地叙述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史实，这在《炀帝纪》两卷中记载最为具体。据统计，在纪传部分的五十五卷中有二十多卷，以及在《食货志》、《五行志》里，记载了有关农民起义的情况。
《隋书》还有个优点，就是比起其它同类史书来，它较少隐讳。比如，尽管虞世南在唐朝已成为唐太宗十分信任的大臣，但纪传中写到他哥哥虞世基的罪恶时，丝毫不加掩饰，再如，尽管裴矩、何稠等人已为唐臣，但对他们在隋朝的作为，也不加任何掩饰。至如隋炀帝杀害其父隋文帝，以及和文帝宠姬宣华夫人的那些肮脏事实，《隋书》也是毫不留情，秉直书写。这些方面都是《隋书》胜于其它史书的地方。当然，《隋书》的作者也不免历史的局限，因为碍于情面或政治上某些因素，在写到某些人物时也有回护或偏爱的地方。如卷六十六中的《房彦谦传》便是一例，房彦谦官微职卑，位不过州司马、县令，一生又无重大事迹可记，只因为他是唐太宗时的宰相房玄龄的父亲，使破格收入列传。这在封建社会的史书里，也算是难以避免的吧。
《隋书》另一个可取的地方，是保存了南北朝以来大量的典章制度，为后人研究隋代以及前几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保留了丰富的资料。南北朝时期，留下来的典章制度方面的史料极少，而《隋书》的史志部分，多达三十卷，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十志。这十志不仅叙述了隋朝的典章制度，而且概括了梁、陈、北齐、北周的政治、经济情况，有的甚至追溯到汉魏。例如《食货志》记载了自东晋以来的等级制度和货币制度；《地理志》记载了南北朝以来的建置沿革；《律历志》和《天文志》总结了南北朝以后一百多年来天文学方面的成就；关于祖冲之的圆周率的详细记录，也保存在《隋书》中。《隋书》的《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的一部十分重要的目录书，叙述了自汉至隋凡六百年我国书籍之存亡、学术之演变，是对我国古代书籍和学术史的第二次总结，也是对我国学术文化史的一大贡献。《隋书·经籍志》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我国以后的四部图书分类奠定了基础。《汉书·艺文志》曾把天下图书分编为六大类，到东晋李充造《四部书目》，始分书籍为四部。《隋书·经籍志》吸取其长，正式将各类书籍标出经、史、子、集四大类，其下再分四十小类。这种图书分类法，为后世遵用达一千余年。
《隋书》也有不克服的缺点。例如它过分强调“天道”和“帝王之道”，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观点。此外，由于隋末丧乱，图书散佚严重，因此在撰写时，也常常有史料不足的缺陷。有些传只能注明“图籍在记，多从散逸，不能详备”，造成某些传记空洞无物。这当然是不能苛求于古人的。
《隋书》最早刻于北宋天圣二年(1024)，已失传。另有南宋嘉定间刻本残卷六十五卷及南宋另一刻本残存五卷传世。元朝大德年间饶州路刻本是比较好的版本，涵芬楼百衲本《隋书》即据此影印。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刊本是较为流行的版本。1973年中华书局影印的校点本即依据以上数种版本校勘整理而成，是目前最好的通行本。
关于《隋书》的表志有：万斯同：《隋诸王世表》。
万斯同：《隋将相大臣年表》。
黄大华：《隋唐之际月表》。自大业七年（611）至贞观二年（628），按月表列起兵者兴亡。
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地理志》以隋代统一的疆域为纲，梁陈齐周时的沿革列于注中，时有疏漏错误，为杨氏考证重点所在。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主要为志中失收的北魏北齐北周人著作。
章宗源（？—1800）：《隋书经诺志考证》。只有史部。一说此书本名《史籍考》，后人误改。注意辑录佚文，而于书之原委、撰人始末多未详考。姚振宗（1842—1906）：《隋书经籍志考证》。推寻志中所收书籍之本末源流，补直考订志所遗漏，远较章书为详备。
补：其他考订著作一览
隋书考证清·傅云龙校
隋书札记清·李慈铭著
隋书斠议清·罗振玉著
隋书目录
纪
卷一帝纪第一
高祖杨坚上
开皇年前
开皇元年
开皇二年
开皇三年
开皇四年
开皇五年
开皇六年
开皇七年
卷二帝纪第二
高祖下
开皇八年
开皇九年
开皇十年
开皇十一年
开皇十二年
开皇十三年
开皇十四年
开皇十五年
开皇十六年
开皇十七年
开皇十八年
开皇十九年
开皇二十年
仁寿元年
仁寿二年
仁寿三年
仁寿四年
卷三帝纪第三
炀帝杨广上
大业年前
大业元年
大业二年
大业三年
大业四年
大业五年
大业六年
大业七年
卷四帝纪第四
炀帝下
大业八年
大业九年
大业十年
大业十一年
大业十二年
大业十三年
卷五帝纪第五
恭帝杨侑
义宁年前
义宁元年
义宁二年
志
卷六志第一
礼仪一
卷七志第二
礼仪二
卷八志第三
礼仪三
卷九志第四
礼仪四
卷十志第五
礼仪五
卷十一志第六
礼仪六
卷十二志第七
礼仪七
卷十三志第八
音乐上
卷十四志第九
音乐中
卷十五志第十
音乐下
卷十六志第十一
律历上
律
卷十七志第十二
律历中
卷十八志第十三
律历下
历
卷十九志第十四
天文上
天体
浑天仪
浑天象
盖图
地中
晷影
漏刻
经星中宫
卷二十志第十五
天文中
二十八舍
星官在二十八宿之外者
天占
七曜
瑞星
星杂变
妖星
杂妖
客星
流星
云气
瑞气
妖气
卷二十一志第十六
天文下
十煇
杂气
五代灾变应
卷二十二志第十七
五行上
木不曲直
金不从革
火失其性
水不润下
稼穑不成
貌不恭
言不从
旱
诗妖
毛虫之孽
犬祸
白眚白祥
木沴金
卷二十三志第十八
五行下
视不明
听不聪
思心不容
皇不极
卷二十四志第十九
食货
卷二十五志第二十
刑法
梁
陈
齐
周
隋
卷二十六志第二十一
百官上
南朝梁官制
南朝陈官制
卷二十七志第二十二
百官中
北齐官制
北周官制
卷二十八志第二十三
百官下
隋高祖时官制
隋炀帝官制
卷二十九志第二十四
地理上
京兆郡
冯翊郡
扶风郡
安定郡
北地郡
上郡
雕阴郡
延安部
弘化郡
平凉郡
朔方郡
盐川郡
灵武郡
榆林郡
五原郡
天水郡
陇西郡
金城郡
枹罕郡
浇河郡
西平郡
武威郡
张掖部
敦煌郡
鄯善郡
且末郡
西海郡
河源郡
汉川郡
西城郡
房陵郡
清化郡
通川郡
宕渠郡
汉阳郡
临洮郡
宕昌郡
武都郡
同昌郡
河池郡
顺政郡
义城郡
平武郡
汶山郡
普安郡
金山郡
新城郡
巴西郡
遂宁郡
涪陵郡
巴郡
巴东郡
蜀郡
临邛郡
眉山郡
隆山郡
资阳郡
泸川郡
犍为郡
越巂郡
柯郡
黔安郡
卷三十志第二十五
地理中
河南郡
荥阳郡
梁郡
谯郡
济阴郡
襄城郡
颍川郡
汝南郡
淮阳郡
汝阴郡
上洛郡
弘农郡
淅阳郡
南阳郡
淯阳郡
淮安郡
东郡
东平郡
济北郡
武阳郡
渤海郡
平原郡
信都郡
清河郡
魏郡
汲郡
河内郡
长平郡
上党郡
河东邵
绛郡
文城郡
临汾郡
龙泉郡
西河郡
离石郡
雁门郡
马邑郡
定襄郡
楼烦郡
太原郡
襄国郡
武安郡
赵郡
恒山郡
博陵郡
河间郡
涿郡
上谷郡
渔阳郡
北平郡
安乐郡
辽西郡
北海郡
齐郡
东莱郡
高密郡
卷三十一志第二十六
地理下
彭城郡
鲁郡
琅邪郡
东海郡
下邳郡
江都郡
锺离郡
淮南郡
弋阳郡
蕲春郡
庐江郡
同安郡
历阳郡
丹阳郡
宣城郡
毗陵郡
吴郡
会稽郡
馀杭郡
新安郡
东阳郡
永嘉郡
建安郡
遂安郡
鄱阳郡
临川郡
庐陵郡
南康郡
宜春郡
豫章郡
南海郡
龙川郡
义安郡
高凉郡
信安郡
永熙郡
苍梧郡
始安郡
永平郡
郁林郡
合浦郡
珠崖郡
宁越郡
交趾郡
九真郡
日南郡
比景郡
海阴郡
林邑郡
南郡
夷陵郡
竟陵郡
沔阳郡
沅陵郡
武陵郡
清江郡
襄阳郡
舂陵郡
汉东郡
安陆郡
永安郡
义阳郡
九江郡
江夏郡
澧阳郡
巴陵郡
长沙郡
衡山郡
桂阳郡
零陵郡
熙平郡
卷三十二志第二十七
经籍一经
易
书
诗
礼
乐
春秋
孝经
论语孔丛、家语、尔雅等
谶纬之书
小学
传曰
卷三十三志第二十八
经籍二史
正史
古史
杂史
霸史
起居注
旧事
职官
仪注
刑法
杂传
地理
谱系
簿录篇
卷三十四志第二十九
经籍三子
儒
道
法
名
墨
从横
杂
农
小说
兵
天文
历数
五行
医方
卷三十五志第三十
经籍四集 道经 佛经
楚辞
别集
总集
道经
佛经
列传
卷三十六列传第一
后妃
文献独孤皇后
宣华夫人陈氏
容华夫人蔡氏
炀帝萧皇后
卷三十七列传第二
李穆
李穆子惇 怡 雅 恒
子浑
穆兄子询
询弟崇
崇子敏
梁睿
卷三十八列传第三
刘昉
郑译
柳裘
皇甫绩韦○
韦諅
卢贲
卷三十九列传第四
于义子宣道 宣敏
于义
子宣道
子宣敏
阴寿子世师 骨仪
阴寿
子世师
骨仪
窦荣定
元景山
源雄
豆卢绩子毓 绩兄通
豆卢绩
子毓
绩兄通
贺若谊
卷四十列传第五
梁士彦子刚 梁默
宇文忻
王谊
元谐
王世积
虞庆则
元胄
卷四十一列传第六
高熲
苏威子夔
苏威
子夔
卷四十二列传第七
李德林子百药
卷四十三列传第八
河间王弘子庆
河间王弘
子庆
杨处纲
杨子崇
观德王雄弟达
观德王雄
弟达
卷四十四列传第九
滕穆王瓒嗣王纶
嗣王纶
道悼王静
卫昭王爽嗣王集
卫昭王爽
嗣王集
蔡王智积
卷四十五列传第十
文四子
高祖五男
房陵王勇子俨
秦孝王俊子浩
庶人秀
庶人谅
卷四十六列传第十一
赵煚
赵芬
杨尚希
长孙平
元晖
韦师
杨
苏孝慈兄子沙罗
苏孝慈
兄子沙罗
李雄
张煚刘仁恩 郭均 冯世基 厍狄嶔
卷四十七列传第十二
韦世康弟洸 艺 冲 从父弟寿
韦世康
弟洸
弟艺
弟冲
从父弟寿
柳机子述等
柳机
子述
机弟旦
机弟肃
从弟雄亮
从子謇之
族兄昂
昂子调
卷四十八列传第十三
杨素弟约 从父文思 文纪
杨素
弟约
从父文思
从父文纪
卷四十九列传第十四
牛弘
卷五十列传第十五
宇文庆
李礼成
元孝矩弟褒
元孝矩
弟褒
郭荣
庞晃
李安
卷五十一列传第十六
长孙览从子炽 晟
长孙览
从子炽
炽弟晟
卷五十二列传第十七
韩擒虎弟僧寿 洪
韩擒虎
弟僧寿
弟洪
贺若弼
卷五十三列传第十八
达奚长儒
贺娄子干
史万岁
刘方冯昱 王 李充 杨武通 陈永贵 房兆
卷五十四列传第十九
王长述
李衍
伊娄谦
田仁恭
元亨
杜整
李彻
崔彭
卷五十五列传第二十
杜彦
高劢
尒朱敞
周摇
独孤揩
乞伏慧
张威
和洪
侯莫陈颖
卷五十六列传第二十一
卢恺
令狐熙
薛胄
宇文
张衡
杨汪
卷五十七列传第二十二
卢思道从父兄昌衡
卢思道
从父兄昌衡
李孝贞
薛道衡从弟孺
薛道衡
从弟孺
卷五十八列传第二十三
明克让
魏澹
陆爽侯白
陆爽
侯白
杜台卿
辛德源
柳
许善心
李文博
卷五十九列传第二十四
炀帝三男
元德太子昭
齐王暕
赵王杲
卷六十列传第二十五
崔仲方
于仲文兄顗 从父弟玺
于仲文
兄顗
从父弟玺
段文振
卷六十一列传第二十六
宇文述云定兴
宇文述
云定兴
郭衍
卷六十二列传第二十七
王韶
元巖
刘行本
梁毗
柳彧
赵绰
裴肃
卷六十三列传第二十八
樊子盖
史祥
元寿
杨义臣
卫玄
刘权
卷六十四列传第二十九
李圆通
陈茂子政
张定和
张奫
麦铁杖子孟才
沈光
来护儿
鱼俱罗
陈稜
王辩斛斯万善
王辩
斛斯万善
卷六十五列传第三十
周罗
周法尚
李景
慕容三藏
薛世雄
王仁恭
权武
吐万绪
董纯
赵才
卷六十六列传第三十一
李谔
鲍宏
裴政
柳庄
源师
郎茂
高构
张虔威
荣毗兄建绪
荣毗
兄建绪
陆知命
房彦谦
卷六十七列传第三十二
虞世基
裴蕴
裴矩
卷六十八列传第三十三
宇文恺
阎毗
何稠
何稠
刘龙
黄弟衮
卷六十九列传第三十四
王劭
袁充
卷七十列传第三十五
杨玄感
李子雄
赵元淑
斛斯政
刘元进
李密
裴仁基
卷七十一列传第三十六
诚节
刘弘
皇甫诞子无逸
陶模
敬钊
游元
冯慈明
张须
杨善会
独孤盛
元文都
卢楚
刘子翊
尧君素
陈孝意
张季珣
松贇
卷七十二列传第三十七
孝义
陆彦师
田德懋
薛濬
王颁
杨庆
郭
田翼
纽回
刘士
郎方贵
翟普林
李德饶
华秋
徐孝肃
卷七十三列传第三十八
循吏
梁彦光
樊叔略
赵轨
房恭懿
公孙景茂
辛公义
柳俭
郭绚
敬肃
刘旷
王伽
魏德深
卷七十四列传第三十九
酷吏
厍狄士文
田式
燕荣
赵仲卿
崔弘度弟弘升
元弘嗣
王文同
卷七十五列传第四十
儒林
元善
辛彦之
何妥
萧该
包恺
房晖远
马光
刘焯
刘炫
褚辉
顾彪
鲁世达
张冲
王孝籍
卷七十六列传第四十一
文学
刘臻
王頍
崔儦
诸葛颍
孙万寿
王贞
虞绰辛大德
王胄
庾自直
潘徽
杜正玄弟正藏
常得志
尹式
刘善经
祖君彦
孔德绍
刘斌
卷七十七列传第四十二
隐逸
李士谦
崔廓子赜
徐则
张文诩
卷七十八列传第四十三
艺术
庾季才子质
卢太翼
耿询
韦鼎
来和
萧吉
杨伯丑
临孝恭
刘祐
张胄玄
许智藏
万宝常王令言
卷七十九列传第四十四
外戚
高祖外家吕氏
独孤罗弟
萧岿子琮 瓛
卷八十列传第四十五
列女
兰陵公主
南阳公主
襄城王恪妃
华阳王楷妃
谯国夫人
郑善果母
孝女王舜
韩觊妻
陆让母
刘昶女
锺士雄母
孝妇覃氏
元务光母
裴伦妻
赵元楷妻
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
东夷
高丽
百济
新罗
靺鞨
流求国
倭国
卷八十二列传第四十七
南蛮
林邑
赤土
真腊
婆利
卷八十三列传第四十八
西域
吐谷浑
党项
高昌
康国
安国
石国
女国
焉耆
龟兹
疏勒
于阗
鏺汗
吐火罗
挹怛
米国
史国
曹国
何国
乌那曷
穆国
波斯
漕国
附国
卷八十四列传第四十九
北狄
突厥
西突厥
铁勒
奚
契丹室韦
卷八十五列传第五十
宇文化及弟智及
宇文化及
弟智及
司马德戡
裴虔通
王充
段达
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原跋
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原跋
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原跋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棻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
《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杀父淫母，“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
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关于《隋书》的作者，一直搞得很乱，《旧唐书》记载“魏徽等撰”。而刘知几《史通》则说颜师古、孔颖达等和于志宁、李淳风诸人共同撰成。还有题为长孙无忌撰述的。这是因为参加《隋书》撰述的人很多，几乎集中了当时大部分有名之士；开始以魏徵为其主编，后来魏徵死了，又由长孙无忌续为主编，完成未完成的部分。
现行《隋书》共八十五卷，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纪传部分，由魏徵主编，成书于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另一部分为史志部分，始修于贞观十五年（641年），成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是由长孙无忌监修的。《隋书》的修史水平是较高的。一是因为当时唐朝集中了一大批有才之士：先后参加编写的孔颖达、许敬宗、于志宁皆名列贞观时期著名的“十八学士”之列；颜师古是当时名垂一时的经史大师；负责修撰天文、律历的是唐代著名天文学家李淳风。这样，《隋书》的修撰，便得到了学术上的保证。二是因为修史当时离亡隋时间较近，有不少隋朝的史料尚可资证。如隋人王劭撰的《隋书》八十卷，便保存着许多隋王朝的诏策。此外，当时也还存有数十卷《开皇起居注》等。更重要的是，唐贞观时离隋炀帝时不过二十余年，有许多隋朝遗老仍健在于世，可以通过访查直补史事。《旧唐书·孙思》便载：“魏徵等受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说明修《隋书》时，史官们曾访问过不少人。还有不少修史的作者本人就在隋朝生活过，有着亲身的经历，因而史实也就较为准确。三是作为主编的魏徵，历史上素称谏臣，号为“良史”，他主编修史时一般能坚持据事直书，不像后代史书的一些纪传有那么多的忌讳。
《隋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书贯串了以史为鉴的思想。主编魏徵在给唐太宗上书时曾经说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惟其想到以史为鉴，所以对隋是如何灭亡的，对隋君臣上下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可谓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揭露。比如对隋炀帝大兴土木、荒淫无耻、三游江都，都有翔实的叙写。又因为魏徵等编书者有意写出人民对隋王朝的反抗情绪，因此在《隋书》中也较多地叙述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史实，这在《炀帝纪》两卷中记载最为具体。据统计，在纪传部分的五十五卷中有二十多卷，以及在《食货志》、《五行志》里，记载了有关农民起义的情况。
《隋书》还有个优点，就是比起其它同类史书来，它较少隐讳。比如，尽管虞世南在唐朝已成为唐太宗十分信任的大臣，但纪传中写到他哥哥虞世基的罪恶时，丝毫不加掩饰，再如，尽管裴矩、何稠等人已为唐臣，但对他们在隋朝的作为，也不加任何掩饰。至如隋炀帝杀害其父隋文帝，以及和文帝宠姬宣华夫人的那些肮脏事实，《隋书》也是毫不留情，秉直书写。这些方面都是《隋书》胜于其它史书的地方。当然，《隋书》的作者也不免历史的局限，因为碍于情面或政治上某些因素，在写到某些人物时也有回护或偏爱的地方。如卷六十六中的《房彦谦传》便是一例，房彦谦官微职卑，位不过州司马、县令，一生又无重大事迹可记，只因为他是唐太宗时的宰相房玄龄的父亲，使破格收入列传。这在封建社会的史书里，也算是难以避免的吧。
《隋书》另一个可取的地方，是保存了南北朝以来大量的典章制度，为后人研究隋代以及前几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保留了丰富的资料。南北朝时期，留下来的典章制度方面的史料极少，而《隋书》的史志部分，多达三十卷，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十志。这十志不仅叙述了隋朝的典章制度，而且概括了梁、陈、北齐、北周的政治、经济情况，有的甚至追溯到汉魏。例如《食货志》记载了自东晋以来的等级制度和货币制度；《地理志》记载了南北朝以来的建置沿革；《律历志》和《天文志》总结了南北朝以后一百多年来天文学方面的成就；关于祖冲之的圆周率的详细记录，也保存在《隋书》中。《隋书》的《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后的一部十分重要的目录书，叙述了自汉至隋凡六百年我国书籍之存亡、学术之演变，是对我国古代书籍和学术史的第二次总结，也是对我国学术文化史的一大贡献。《隋书·经籍志》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我国以后的四部图书分类奠定了基础。《汉书·艺文志》曾把天下图书分编为六大类，到东晋李充造《四部书目》，始分书籍为四部。《隋书·经籍志》吸取其长，正式将各类书籍标出经、史、子、集四大类，其下再分四十小类。这种图书分类法，为后世遵用达一千余年。
《隋书》也有不克服的缺点。例如它过分强调“天道”和“帝王之道”，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观点。此外，由于隋末丧乱，图书散佚严重，因此在撰写时，也常常有史料不足的缺陷。有些传只能注明“图籍在记，多从散逸，不能详备”，造成某些传记空洞无物。这当然是不能苛求于古人的。
《隋书》最早刻于北宋天圣二年(1024)，已失传。另有南宋嘉定间刻本残卷六十五卷及南宋另一刻本残存五卷传世。元朝大德年间饶州路刻本是比较好的版本，涵芬楼百衲本《隋书》即据此影印。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刊本是较为流行的版本。1973年中华书局影印的校点本即依据以上数种版本校勘整理而成，是目前最好的通行本。
关于《隋书》的表志有：万斯同：《隋诸王世表》。
万斯同：《隋将相大臣年表》。
黄大华：《隋唐之际月表》。自大业七年（611）至贞观二年（628），按月表列起兵者兴亡。
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地理志》以隋代统一的疆域为纲，梁陈齐周时的沿革列于注中，时有疏漏错误，为杨氏考证重点所在。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主要为志中失收的北魏北齐北周人著作。
章宗源（？—1800）：《隋书经诺志考证》。只有史部。一说此书本名《史籍考》，后人误改。注意辑录佚文，而于书之原委、撰人始末多未详考。姚振宗（1842—1906）：《隋书经籍志考证》。推寻志中所收书籍之本末源流，补直考订志所遗漏，远较章书为详备。
补：其他考订著作一览
隋书考证清·傅云龙校
隋书札记清·李慈铭著
隋书斠议清·罗振玉著
隋书目录
纪
卷一帝纪第一
高祖杨坚上
开皇年前
开皇元年
开皇二年
开皇三年
开皇四年
开皇五年
开皇六年
开皇七年
卷二帝纪第二
高祖下
开皇八年
开皇九年
开皇十年
开皇十一年
开皇十二年
开皇十三年
开皇十四年
开皇十五年
开皇十六年
开皇十七年
开皇十八年
开皇十九年
开皇二十年
仁寿元年
仁寿二年
仁寿三年
仁寿四年
卷三帝纪第三
炀帝杨广上
大业年前
大业元年
大业二年
大业三年
大业四年
大业五年
大业六年
大业七年
卷四帝纪第四
炀帝下
大业八年
大业九年
大业十年
大业十一年
大业十二年
大业十三年
卷五帝纪第五
恭帝杨侑
义宁年前
义宁元年
义宁二年
志
卷六志第一
礼仪一
卷七志第二
礼仪二
卷八志第三
礼仪三
卷九志第四
礼仪四
卷十志第五
礼仪五
卷十一志第六
礼仪六
卷十二志第七
礼仪七
卷十三志第八
音乐上
卷十四志第九
音乐中
卷十五志第十
音乐下
卷十六志第十一
律历上
律
卷十七志第十二
律历中
卷十八志第十三
律历下
历
卷十九志第十四
天文上
天体
浑天仪
浑天象
盖图
地中
晷影
漏刻
经星中宫
卷二十志第十五
天文中
二十八舍
星官在二十八宿之外者
天占
七曜
瑞星
星杂变
妖星
杂妖
客星
流星
云气
瑞气
妖气
卷二十一志第十六
天文下
十煇
杂气
五代灾变应
卷二十二志第十七
五行上
木不曲直
金不从革
火失其性
水不润下
稼穑不成
貌不恭
言不从
旱
诗妖
毛虫之孽
犬祸
白眚白祥
木沴金
卷二十三志第十八
五行下
视不明
听不聪
思心不容
皇不极
卷二十四志第十九
食货
卷二十五志第二十
刑法
梁
陈
齐
周
隋
卷二十六志第二十一
百官上
南朝梁官制
南朝陈官制
卷二十七志第二十二
百官中
北齐官制
北周官制
卷二十八志第二十三
百官下
隋高祖时官制
隋炀帝官制
卷二十九志第二十四
地理上
京兆郡
冯翊郡
扶风郡
安定郡
北地郡
上郡
雕阴郡
延安部
弘化郡
平凉郡
朔方郡
盐川郡
灵武郡
榆林郡
五原郡
天水郡
陇西郡
金城郡
枹罕郡
浇河郡
西平郡
武威郡
张掖部
敦煌郡
鄯善郡
且末郡
西海郡
河源郡
汉川郡
西城郡
房陵郡
清化郡
通川郡
宕渠郡
汉阳郡
临洮郡
宕昌郡
武都郡
同昌郡
河池郡
顺政郡
义城郡
平武郡
汶山郡
普安郡
金山郡
新城郡
巴西郡
遂宁郡
涪陵郡
巴郡
巴东郡
蜀郡
临邛郡
眉山郡
隆山郡
资阳郡
泸川郡
犍为郡
越巂郡
柯郡
黔安郡
卷三十志第二十五
地理中
河南郡
荥阳郡
梁郡
谯郡
济阴郡
襄城郡
颍川郡
汝南郡
淮阳郡
汝阴郡
上洛郡
弘农郡
淅阳郡
南阳郡
淯阳郡
淮安郡
东郡
东平郡
济北郡
武阳郡
渤海郡
平原郡
信都郡
清河郡
魏郡
汲郡
河内郡
长平郡
上党郡
河东邵
绛郡
文城郡
临汾郡
龙泉郡
西河郡
离石郡
雁门郡
马邑郡
定襄郡
楼烦郡
太原郡
襄国郡
武安郡
赵郡
恒山郡
博陵郡
河间郡
涿郡
上谷郡
渔阳郡
北平郡
安乐郡
辽西郡
北海郡
齐郡
东莱郡
高密郡
卷三十一志第二十六
地理下
彭城郡
鲁郡
琅邪郡
东海郡
下邳郡
江都郡
锺离郡
淮南郡
弋阳郡
蕲春郡
庐江郡
同安郡
历阳郡
丹阳郡
宣城郡
毗陵郡
吴郡
会稽郡
馀杭郡
新安郡
东阳郡
永嘉郡
建安郡
遂安郡
鄱阳郡
临川郡
庐陵郡
南康郡
宜春郡
豫章郡
南海郡
龙川郡
义安郡
高凉郡
信安郡
永熙郡
苍梧郡
始安郡
永平郡
郁林郡
合浦郡
珠崖郡
宁越郡
交趾郡
九真郡
日南郡
比景郡
海阴郡
林邑郡
南郡
夷陵郡
竟陵郡
沔阳郡
沅陵郡
武陵郡
清江郡
襄阳郡
舂陵郡
汉东郡
安陆郡
永安郡
义阳郡
九江郡
江夏郡
澧阳郡
巴陵郡
长沙郡
衡山郡
桂阳郡
零陵郡
熙平郡
卷三十二志第二十七
经籍一经
易
书
诗
礼
乐
春秋
孝经
论语孔丛、家语、尔雅等
谶纬之书
小学
传曰
卷三十三志第二十八
经籍二史
正史
古史
杂史
霸史
起居注
旧事
职官
仪注
刑法
杂传
地理
谱系
簿录篇
卷三十四志第二十九
经籍三子
儒
道
法
名
墨
从横
杂
农
小说
兵
天文
历数
五行
医方
卷三十五志第三十
经籍四集 道经 佛经
楚辞
别集
总集
道经
佛经
列传
卷三十六列传第一
后妃
文献独孤皇后
宣华夫人陈氏
容华夫人蔡氏
炀帝萧皇后
卷三十七列传第二
李穆
李穆子惇 怡 雅 恒
子浑
穆兄子询
询弟崇
崇子敏
梁睿
卷三十八列传第三
刘昉
郑译
柳裘
皇甫绩韦○
韦諅
卢贲
卷三十九列传第四
于义子宣道 宣敏
于义
子宣道
子宣敏
阴寿子世师 骨仪
阴寿
子世师
骨仪
窦荣定
元景山
源雄
豆卢绩子毓 绩兄通
豆卢绩
子毓
绩兄通
贺若谊
卷四十列传第五
梁士彦子刚 梁默
宇文忻
王谊
元谐
王世积
虞庆则
元胄
卷四十一列传第六
高熲
苏威子夔
苏威
子夔
卷四十二列传第七
李德林子百药
卷四十三列传第八
河间王弘子庆
河间王弘
子庆
杨处纲
杨子崇
观德王雄弟达
观德王雄
弟达
卷四十四列传第九
滕穆王瓒嗣王纶
嗣王纶
道悼王静
卫昭王爽嗣王集
卫昭王爽
嗣王集
蔡王智积
卷四十五列传第十
文四子
高祖五男
房陵王勇子俨
秦孝王俊子浩
庶人秀
庶人谅
卷四十六列传第十一
赵煚
赵芬
杨尚希
长孙平
元晖
韦师
杨
苏孝慈兄子沙罗
苏孝慈
兄子沙罗
李雄
张煚刘仁恩 郭均 冯世基 厍狄嶔
卷四十七列传第十二
韦世康弟洸 艺 冲 从父弟寿
韦世康
弟洸
弟艺
弟冲
从父弟寿
柳机子述等
柳机
子述
机弟旦
机弟肃
从弟雄亮
从子謇之
族兄昂
昂子调
卷四十八列传第十三
杨素弟约 从父文思 文纪
杨素
弟约
从父文思
从父文纪
卷四十九列传第十四
牛弘
卷五十列传第十五
宇文庆
李礼成
元孝矩弟褒
元孝矩
弟褒
郭荣
庞晃
李安
卷五十一列传第十六
长孙览从子炽 晟
长孙览
从子炽
炽弟晟
卷五十二列传第十七
韩擒虎弟僧寿 洪
韩擒虎
弟僧寿
弟洪
贺若弼
卷五十三列传第十八
达奚长儒
贺娄子干
史万岁
刘方冯昱 王 李充 杨武通 陈永贵 房兆
卷五十四列传第十九
王长述
李衍
伊娄谦
田仁恭
元亨
杜整
李彻
崔彭
卷五十五列传第二十
杜彦
高劢
尒朱敞
周摇
独孤揩
乞伏慧
张威
和洪
侯莫陈颖
卷五十六列传第二十一
卢恺
令狐熙
薛胄
宇文
张衡
杨汪
卷五十七列传第二十二
卢思道从父兄昌衡
卢思道
从父兄昌衡
李孝贞
薛道衡从弟孺
薛道衡
从弟孺
卷五十八列传第二十三
明克让
魏澹
陆爽侯白
陆爽
侯白
杜台卿
辛德源
柳
许善心
李文博
卷五十九列传第二十四
炀帝三男
元德太子昭
齐王暕
赵王杲
卷六十列传第二十五
崔仲方
于仲文兄顗 从父弟玺
于仲文
兄顗
从父弟玺
段文振
卷六十一列传第二十六
宇文述云定兴
宇文述
云定兴
郭衍
卷六十二列传第二十七
王韶
元巖
刘行本
梁毗
柳彧
赵绰
裴肃
卷六十三列传第二十八
樊子盖
史祥
元寿
杨义臣
卫玄
刘权
卷六十四列传第二十九
李圆通
陈茂子政
张定和
张奫
麦铁杖子孟才
沈光
来护儿
鱼俱罗
陈稜
王辩斛斯万善
王辩
斛斯万善
卷六十五列传第三十
周罗
周法尚
李景
慕容三藏
薛世雄
王仁恭
权武
吐万绪
董纯
赵才
卷六十六列传第三十一
李谔
鲍宏
裴政
柳庄
源师
郎茂
高构
张虔威
荣毗兄建绪
荣毗
兄建绪
陆知命
房彦谦
卷六十七列传第三十二
虞世基
裴蕴
裴矩
卷六十八列传第三十三
宇文恺
阎毗
何稠
何稠
刘龙
黄弟衮
卷六十九列传第三十四
王劭
袁充
卷七十列传第三十五
杨玄感
李子雄
赵元淑
斛斯政
刘元进
李密
裴仁基
卷七十一列传第三十六
诚节
刘弘
皇甫诞子无逸
陶模
敬钊
游元
冯慈明
张须
杨善会
独孤盛
元文都
卢楚
刘子翊
尧君素
陈孝意
张季珣
松贇
卷七十二列传第三十七
孝义
陆彦师
田德懋
薛濬
王颁
杨庆
郭
田翼
纽回
刘士
郎方贵
翟普林
李德饶
华秋
徐孝肃
卷七十三列传第三十八
循吏
梁彦光
樊叔略
赵轨
房恭懿
公孙景茂
辛公义
柳俭
郭绚
敬肃
刘旷
王伽
魏德深
卷七十四列传第三十九
酷吏
厍狄士文
田式
燕荣
赵仲卿
崔弘度弟弘升
元弘嗣
王文同
卷七十五列传第四十
儒林
元善
辛彦之
何妥
萧该
包恺
房晖远
马光
刘焯
刘炫
褚辉
顾彪
鲁世达
张冲
王孝籍
卷七十六列传第四十一
文学
刘臻
王頍
崔儦
诸葛颍
孙万寿
王贞
虞绰辛大德
王胄
庾自直
潘徽
杜正玄弟正藏
常得志
尹式
刘善经
祖君彦
孔德绍
刘斌
卷七十七列传第四十二
隐逸
李士谦
崔廓子赜
徐则
张文诩
卷七十八列传第四十三
艺术
庾季才子质
卢太翼
耿询
韦鼎
来和
萧吉
杨伯丑
临孝恭
刘祐
张胄玄
许智藏
万宝常王令言
卷七十九列传第四十四
外戚
高祖外家吕氏
独孤罗弟
萧岿子琮 瓛
卷八十列传第四十五
列女
兰陵公主
南阳公主
襄城王恪妃
华阳王楷妃
谯国夫人
郑善果母
孝女王舜
韩觊妻
陆让母
刘昶女
锺士雄母
孝妇覃氏
元务光母
裴伦妻
赵元楷妻
卷八十一列传第四十六
东夷
高丽
百济
新罗
靺鞨
流求国
倭国
卷八十二列传第四十七
南蛮
林邑
赤土
真腊
婆利
卷八十三列传第四十八
西域
吐谷浑
党项
高昌
康国
安国
石国
女国
焉耆
龟兹
疏勒
于阗
鏺汗
吐火罗
挹怛
米国
史国
曹国
何国
乌那曷
穆国
波斯
漕国
附国
卷八十四列传第四十九
北狄
突厥
西突厥
铁勒
奚
契丹室韦
卷八十五列传第五十
宇文化及弟智及
宇文化及
弟智及
司马德戡
裴虔通
王充
段达
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原跋
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原跋
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原跋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时期。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它原名《唐书》，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写的《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共二百卷，包括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唐朝历代修有实录。自唐初以来便在实录基础上撰写国史，以吴兢、韦述所撰最为有名。吴兢撰成《唐书》六十五卷（一说九十八卷），韦述又补遗续缺，撰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此后，柳芳等人又有续作。但武宗实录不全，以后历朝实录没有修成，史事缺略。后梁、后唐两代都曾下令广泛征集唐史资料。后晋时，贾纬以所搜集的遗文和故旧传说等，编为《唐年补录》六十五卷。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941年），石敬瑭命修唐史，由当时的宰相赵莹负责监修。他挑选文士，拟订了完整而庞大的搜集资料和编写工作的计划。写作是在唐国史的基础上，利用当时所收集的晚唐史料加以缀补而成。赵莹即从两个方面着手组织编纂。其一，根据史馆所缺史料，奏请下诏购求唐武宗会昌元年至唐昭宗天祐元年“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事、史馆日历、制诏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阙进纳。如年月稍多，记录详备，请特行简拔，不限资序”。其二，与张昭远一道制定了完整的修史计划，并提出若干具体措施：司天台自唐高祖武德元年至昭宗天祐元年，“为转年长历一道，以凭编述诸帝本纪”；文武两班及藩侯郡牧，各叙累代官婚、名讳、行业、功勋状一本，如有家谱、家牒，亦仰送官，“以凭纂叙列传”；太常礼院、太常寺、大理寺、司天台、御史台、兵部职方、秘书省等部门“备录”、“条列”各相关材料，以凭撰述礼、乐、刑法、天文、律历、五行、职官、郡国、经籍等志。两年以后，赵莹出任晋昌军节度使，离史任，未竟其业。但是，编纂工作在张昭远的具体主持下，仍然依计划继续进行。因此，史称赵莹“监修国史日，以唐代故事残缺，署能者居职。纂补实录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时，莹首有力焉”。到出帝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全书修成，历时仅四年多。《旧唐书》从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始奉石敬塘之命修撰，到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完成。因为书成时刘昫正在执政，按当时的规定，一般宰相都要作国家修史的主编（监修），因此刘昫就成了署名撰者了。三任监修之外，参预纂修工作的，先后总计9人。他们是：张昭远、贾纬、赵熙、王伸、吕琦、尹拙、崔棁、郑受益、李为先（一作光）。其中，张昭远始终具体负责其事，用力最勤。贾纬受诏不久即去职守丧，书成前一年起复，主要贡献是其《唐年补遗录》65卷提供了唐武宗以后的许多难得史料。赵熙始终其事，“竟毕其功”。王伸于书成之日，身列“恩奖”名单。吕琦预修唐史，史称“有能名”。
《旧唐书》修成后的第二年，即946年，北方契丹即对后晋大举进攻，造成了开封及河南州县数百里内杳无人烟的惨状，公私损失都很严重，史籍遭劫自也难免。因此修成的《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旧唐书》的作者去唐不远，有条件接触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修成这样一部二百卷的大书。
关于唐代前期的历史，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编写的《唐书》130卷以及唐高祖到唐文宗的各朝实录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记述较为完整。一般认为，五代纷乱之时，唐代遗闻往事，虽悬诏购求，而所得无几，故这部唐史援据较少，而其前半则“全用实录、国史旧本”。（在研究新、旧《唐书》的论著中，大都沿引清代学者赵翼的说法：“《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 [1]，并由此判定《旧唐书》的史源。同时，在肯定《新唐书》“增旧书处”时，也引用赵翼在另一处所说：五代纷乱之时，《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太平已久，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请注意赵翼下面的这一说法：“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威《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璠《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 据此，更有人认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较《旧唐书?经籍志》增多可见。此皆晋修《旧唐书》时所未能见者也。”
其实，上述认识，不论是赵翼的两段论述，还是今人的那种说法，都失于深入、细致的考察。）更有甚者，以其《经籍志》没有著录的史籍，便是五代修史时未曾见到的书。其实，这些认识都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不足以说明这部唐史的史料来源。《旧唐书·经籍志》所录，以毋煚《古今书录》为据，乃“开元盛时四部书。至于天宝以后的著述，并不是五代后晋时没有看到，而是史臣们不打算将其混杂到“开元盛时”的著录之中。对此，后晋史官说得十分清楚：天宝以后，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
这里提到玄宗天宝以后的撰述有三类，一是“裁国史之繁略”者，二是“记礼法之沿革”者，三是“诸公文集”，只不过都放在本人的传记当中记述罢了。因此，凡是《旧唐书》纪、志、传中提到的撰述，尤其是天宝以后的撰述，都应视为后晋纂修这部唐史的史料来源。
本纪部分，高祖至代宗，基本脱胎于吴兢、韦述等《唐书》帝纪；德宗至文宗，大体围绕相关实录多寡加减、编纂而成，与前半部已有现成帝纪可以直接引用的情况不尽相同；武宗以下，基本上采用的是贾纬《唐年补遗录》65卷。《旧唐书》卷一八宣宗纪“史臣曰” 的第一句称，“臣尝闻黎老言大中故事”。我们知道，唐宣宗实录在唐代没有纂成。唐昭宗时，裴庭裕“采宣宗朝耳闻目睹，撰成三卷，目为《东观奏记》，纳于史馆。”今本《唐会要·修国史》中的这一记载，在整部《旧唐书》中只字不见，而且连裴庭裕这个人也未提起，后晋史官似未见其人、其书，这个“尝闻黎老言大中故事”的“臣”只能是贾纬了。因为后晋史官中，只有贾纬为纂修唐史、补救唐武宗以下“缺略”而“搜访遗文及耆旧传说”，撰有《唐年补遗录》。同样，《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史臣曰”的第一句，也是“臣常接咸通耆老，言恭惠皇帝故事”。这更证明，《旧唐书》武宗以下的帝纪是采自贾纬之书，并无裴庭裕《东观奏记》。
志的部分，有一个以往都未曾注意的问题。这就是：唐代关于“礼法之沿革”的几部主要撰述，《旧唐书·经籍志》没有著录，后晋时却曾为朝廷重视过。《册府元龟》卷五五九、《旧五代史》卷七八中，都有一段关于修《大晋政统》的记载。后晋高祖天福四年（939），即诏修唐史的前二年，左谏议大夫曹国珍上奏云：
请于内外臣僚之中，择选才略之士，聚《唐六典》、前后《会要》、《礼阁新仪》、《大中统类》、律令格式等，精详纂集，别为一部，商议古今，俾无漏略，目之为《大晋政统》，用作成规。
其事虽未施行，但上奏中提到的几部撰述后晋时显然尚存。除了《礼阁新仪》外，其余都可以在《旧唐书》的纪、志、传找到它们的纂修情况和内容简介。前、后《会要》，即苏氏兄弟《会要》、崔铉监修《续会要》，为今本《唐会要》的前身。这类有关“礼法之沿革”的撰述，无疑是《旧唐书》十志的主要取材之源。如果分别来说，大体可以作如下概括：礼仪志7卷，主要采自《大唐开元礼》、王彦威《曲台新礼》和文宗以后的一些礼仪奏章，而编纂体例则参照了《通典·礼典》。音乐志4卷，志一主要依据前、后《会要》，并参照了《通典·乐典》；志二主要本于《通典》卷一四四至一四六各篇，并参照了前、后《会要》、昭宗时的有关奏议；志三、志四为后晋太常寺所保存或搜集的“诸庙乐章舞名”，这是修史计划中作有规定的。历志3卷，应当本于韦述《唐书》，这可从其序文中找到线索，即所谓“但取《戊寅》、《麟德》、《大衍》三历法，以备此志”。天文志2卷，大部分内容、文字都与今本《唐会要》卷四二至四四的相关记载同，显然采自前、后《会要》；志下“灾异编年，至德后”，不少见于各帝纪，当采自肃宗至武宗各帝实录及司天台有关记载。五行志1卷，以前、后《会要》为主要史源，并参取各帝实录、有关奏疏。地理志4卷，篇幅最长，极有可能是采自韦述《唐书·地理志》，起高祖，至代宗。职官志3卷，志一“录永泰二年官品”，志二、志三的许多文字直接录自《唐六典》及后晋尚存的《宫卫令》、《军防令》等；德宗时的变革，主要录以当时的诏敕。舆服志1卷，采录《大唐开元礼》的同时，又以苏氏《会要》为另一重要史料来源。经籍志2卷，节取毋煚《古今书录》而成。食货志2卷，为最初总体规划中所无，在纂修过程中对唐代社会经济发展逐渐有较深入的认识，加之最后一任监修刘昫在后唐、后晋都以宰相判三司，总管盐铁、户部、度支，必然注意唐代中后期以来的钱谷、货物，因而增立此志。就其所记内容而言，代宗至宣宗之事详于玄宗和玄宗以前。代宗以前以韦述《唐书·食货志》为底本，而德宗至宣宗间的主要史源则是前、后《会要》。刑法志1卷，以《大中统类》、律令格式为主要史料来源。总括起来说，《旧唐书》“十一志”基本不是采用唐代实录、国史“旧本”，而是以“记礼法之沿革”的各项“专史”为主要史料来源，如《大唐开元礼》、《唐六典》、《通典》、《会要》、《续会要》、《曲台新礼》、《大中统类》以及律令格式等。
列传部分，以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目录为据，立传者（包括目中出现的附传、有目无传者），除去重复，共1820余人，周边政权45个。
关于人物，大致有三种纂集办法。第一，吴兢、韦述《唐书》中有传者，后晋史官大都用为主要史源，或直接迻录，或略作编排。第二，韦述《唐书》以后的人物，后晋史官多据各帝实录进行剪裁。以韩愈《顺宗实录》为例，中有7人传记，即张荐、令狐峘、张万福、陆贽、阳城、王叔文、王伾、韦执谊传。对照《旧唐书》中相关列传，除不记言外，只有取舍详略和文字繁简的差异，并无规模、形制方面的不同。尤其令狐峘、张万福、阳城三传，与《旧唐书》三人传记，如出一辙。列传剪裁实录，还有一种情况，即以实录中的记事补叙到相关人物传中，如《玉海·唐河北三受降城》条所引《唐宪宗实录》140余字，几乎完完整整地出现在《旧唐书·卢坦传》中。第三，国史、实录失记或记述不完整的人物，则家传、行状、墓志、文集，乃至杂史、小说，不论《经籍志》是否著录，凡武宗以前的著述，都可能是后晋史官的取材之源。
列传中的45个周边政权，取材情况与人物传传记不同。概括而言，不只“国史、实录旧本”，《通典》、前后《会要》、贾耽《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等，都是其重要史料来源。
总而言之，《旧唐书》的史料来源问题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但是，五代后晋史官在纂修这部唐史时，绝非仅仅限于唐代的国史、实录旧本，这是必须清楚的。应当说，代宗以前的纪传体唐代国史，德宗以前的编年体唐史，武宗以前的唐代各帝实录，宣宗以前的有关“礼法沿革”的各种典志，以及《旧唐书》中提到的大臣奏议、诸公文集，乃至杂史、小说，都是后晋史官修史时的采摭对象。此外，不要忘记的就是《唐年补遗录》了。至于剪裁是否恰当，考辨是否精审，又是另外的一个问题。由于宣宗以后的原始素材本来就短缺，尽管几经搜求，仍然不足。所以，后晋史官不得不大为感叹：“惜乎简籍遗落，旧事十无三四，允墨挥翰，有所慊然！”《旧唐书》卷18下《宣宗纪》“史臣曰”。
然而《旧唐书》仅流传了一百年左右，就遭到了厄运。从宋仁宗庆历年间起，北宋朝廷认为《旧唐书》芜杂不精，另命宋祁和欧阳修编撰唐书。这部唐书在1060年（宋仁宗嘉祐五年）写成，开始“布书于天下”，从此，署名刘昫所编的唐书遂不再流传。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经历了四百七十八年坎坷命运的刘昫唐书，才又得到重新刊行。后人为区别这两种唐书，把后晋刘昫所著称为《旧唐书》，而将宋祁等后修的唐书命名为《新唐书》。 《新唐书》行世后，《旧唐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被人们废弃。
因为《新唐书》的作者宋祁、欧阳修，都是文坛大家，后人一般也都沿袭他们的看法，对《旧唐书》贬责颇多，明末顾炎武评之为“颇步繁芜”。的确，它本身有不少缺点。但平心而论，应当说《旧唐书》在如实保存史料方面，有着它巨大的功劳。这一点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是在《旧唐书》里，保存了唐朝的第一手史料。唐朝三百年历史中，屡经战乱，原始史料经过几次大的浩劫，尤其是安史之乱和唐末军阀混战，致使“向时遗籍，尺简无存”。幸而有肃宗时韦述编纂的国史，到后晋时，便成为修撰唐史的主要依据，肃宗以后，史料留存更少。特别是唐武宗以后的宣、懿、僖、昭、哀五代，连“实录”也都没有存下，只因有张昭远和贾纬等人在“丧乱之际”，杂采各家传闻和小说编出的《唐年补录》和《唐末三朝闻见录》诸书，使史实略有所补。编撰《旧唐书》时离唐亡仅三十多年，许多史料直接从唐人得来。《旧唐书》使这些难得的史料保存了下来。这是它的一大好处。例如某些传里的“今上践祚”、“上即位”、“上初嗣位”等语句，便明显是从当时国史和实录直录下来的痕迹。唯其直录当时人的记录，史料价值就尤其可贵。有些列传，还采用了唐朝当时人写的“行状”、“家传”。这些家传，常常是唐代的名家所书，不仅如实保留了史料，而且在文笔上也很有特色。赵翼《廿二史札记》评论说，《旧唐书》中的《封常清传》，“郁勃悲凉”，“千载下犹有生气”；裴垍所写的《郭子仪传》，“首尾整洁，无一酿词，因此可知唐史官之老于文学也”。《旧唐书》的纪传里，还大段大段地引录唐朝君臣的诏令、手札、奏章，这些原始资料后来有的已荡然无存，却赖《旧唐书》的收录而得以保留。正由于《旧唐书》有上述这些长处，司马光等在修《资治通鉴》时，隋唐部分便大量采用了其中的材料。 另一方面，唐朝是我国一个强盛的朝代，多民族统一国家有所发展。在《旧唐书》里记录了大量的我国少数民族的史料，以及他们和中原的唐王朝相互交往的亲密关系。比如，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婚姻的记实，金城公主入藏的史迹，，以及突厥、回纥、吐蕃、契丹等北方、西北、东北、西南许多民族的历史记录，都在《旧唐书》里有较多的记载。在唐朝和邻国日本、朝鲜、印度的关系史方面，《旧唐书》记载也较为详细。其分量比起别的同类正史来要多得多，史实也较可靠。
《旧唐书》在研究我国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方面。也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史书。关于唐朝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和两税法，都有比较翔实的记载，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尤为可贵的，是《旧唐书》的志里，保存了内容相当丰富的我国科技史的资料。在《历志》和《天文志》里，有著名天文历法家李淳风和僧一行制定的《麟德历》和《大衍历》的比较完整的内容。《五行志》一卷，列举各地不同的自然灾害，其中还有不少反映民生困苦、工商业状况和国内外交通方面的资料。《地理志》四卷，记载了全国边防镇戍的分布和兵马人数，并以天宝十一载（752）疆域为准，分道叙述了各地州县设置和户口等情况。《职官志》三卷，不少文字是照抄《唐六典》，并记载了代宗永泰二年（766）时官品的变革。《舆服志》一卷，记载唐代帝、后、王、妃以及百官按品级规定的车舆、衣冠、服饰制度，用以区别贵贱士庶，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体现。《经籍志》二卷，以开元盛世为准，记录了经、史、子、集四部的存书。志序还扼要叙述了安史之乱后直至后梁迁洛期间国家书籍的残损情况。《食货志》二卷，比较集中地记载了唐代田制、赋役、钱币、盐法、漕运、仓库乃至杂税、榷酤等有关经济史资料。《刑法志》一卷，记载了唐代法典律、令、格、式（见律令格式）的制订过程，并有关于执行情况的概略叙述。总的说来，《旧唐书》诸志集中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但也存在着错讹和重大遗漏。
在《贾耽传》里记录了他所著作的《陇右山南图》和《海内华夷图》等地理学上极为珍贵的资料，这是中外地理学家研究古地理学的难得的记录。 但《旧唐书》的缺点也很明显。因为它出自乱世，又出自众手，成书迅速，因此不免有些粗率。有时转抄的痕迹也很明显，甚至一件公文，在纪和传里同时抄进，造成了不应有的芜杂。因为编史队伍的不稳定以及互不通气，竟至出现某些人物同时并列两传的情况，如《杨朝晟传》就同时列在卷一百二十二和卷一百四十四两处；《王求礼传》和《丘神绩传》也有类似情况。难怪北宋初年有人要否定，由宋、欧诸名家另写一部。但若由此把这部书全盘否定，甚至革出正史之列，也是不公平的。历史毕竟已给予《旧唐书》坎坷的命运，使它无端沉没了约五百年。
在北宋编撰的《新唐书》问世以后，《唐书》始有新旧之分。《新唐书》通行，该书受到冷遇。南宋初年刻印之后久无印本。明代中叶，有人在吴中张、王两家分别获得宋版《唐书》的列传和纪志。嘉靖十七年（1538），余姚闻人铨等重刻《旧唐书》，但传布不广。清乾隆时，《旧唐书》始复刻重印于世。由于长期没有印本，书中存在不少残缺和相互歧异之处。清人罗土琳等撰《旧唐书校勘记》六十六卷，可供参看。百衲本《旧唐书》是用南宋绍兴刊本残存的六十七卷，配以闻人铨本影印的，也是目前最好的版本。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的校点本现在比较通行。
补：其他考订著作一览
旧唐书校勘记 清·罗士琳等校
旧唐书疑义 清·张道著
旧唐书逸文 清·岑建功编
唐朝历代修有实录。自唐初以来便在实录基础上撰写国史，以吴兢、韦述所撰最为有名。吴兢撰成《唐书》六十五卷（一说九十八卷），韦述又补遗续缺，撰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此后，柳芳等人又有续作。但武宗实录不全，以后历朝实录没有修成，史事缺略。后梁、后唐两代都曾下令广泛征集唐史资料。后晋时，贾纬以所搜集的遗文和故旧传说等，编为《唐年补录》六十五卷。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941年），石敬瑭命修唐史，由当时的宰相赵莹负责监修。他挑选文士，拟订了完整而庞大的搜集资料和编写工作的计划。写作是在唐国史的基础上，利用当时所收集的晚唐史料加以缀补而成。赵莹即从两个方面着手组织编纂。其一，根据史馆所缺史料，奏请下诏购求唐武宗会昌元年至唐昭宗天祐元年“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事、史馆日历、制诏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阙进纳。如年月稍多，记录详备，请特行简拔，不限资序”。其二，与张昭远一道制定了完整的修史计划，并提出若干具体措施：司天台自唐高祖武德元年至昭宗天祐元年，“为转年长历一道，以凭编述诸帝本纪”；文武两班及藩侯郡牧，各叙累代官婚、名讳、行业、功勋状一本，如有家谱、家牒，亦仰送官，“以凭纂叙列传”；太常礼院、太常寺、大理寺、司天台、御史台、兵部职方、秘书省等部门“备录”、“条列”各相关材料，以凭撰述礼、乐、刑法、天文、律历、五行、职官、郡国、经籍等志。两年以后，赵莹出任晋昌军节度使，离史任，未竟其业。但是，编纂工作在张昭远的具体主持下，仍然依计划继续进行。因此，史称赵莹“监修国史日，以唐代故事残缺，署能者居职。纂补实录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时，莹首有力焉”。到出帝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全书修成，历时仅四年多。《旧唐书》从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始奉石敬塘之命修撰，到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完成。因为书成时刘昫正在执政，按当时的规定，一般宰相都要作国家修史的主编（监修），因此刘昫就成了署名撰者了。三任监修之外，参预纂修工作的，先后总计9人。他们是：张昭远、贾纬、赵熙、王伸、吕琦、尹拙、崔棁、郑受益、李为先（一作光）。其中，张昭远始终具体负责其事，用力最勤。贾纬受诏不久即去职守丧，书成前一年起复，主要贡献是其《唐年补遗录》65卷提供了唐武宗以后的许多难得史料。赵熙始终其事，“竟毕其功”。王伸于书成之日，身列“恩奖”名单。吕琦预修唐史，史称“有能名”。
《旧唐书》修成后的第二年，即946年，北方契丹即对后晋大举进攻，造成了开封及河南州县数百里内杳无人烟的惨状，公私损失都很严重，史籍遭劫自也难免。因此修成的《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旧唐书》的作者去唐不远，有条件接触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修成这样一部二百卷的大书。
关于唐代前期的历史，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编写的《唐书》130卷以及唐高祖到唐文宗的各朝实录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记述较为完整。一般认为，五代纷乱之时，唐代遗闻往事，虽悬诏购求，而所得无几，故这部唐史援据较少，而其前半则“全用实录、国史旧本”。（在研究新、旧《唐书》的论著中，大都沿引清代学者赵翼的说法：“《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 [1]，并由此判定《旧唐书》的史源。同时，在肯定《新唐书》“增旧书处”时，也引用赵翼在另一处所说：五代纷乱之时，《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太平已久，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请注意赵翼下面的这一说法：“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威《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璠《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 据此，更有人认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较《旧唐书?经籍志》增多可见。此皆晋修《旧唐书》时所未能见者也。”
其实，上述认识，不论是赵翼的两段论述，还是今人的那种说法，都失于深入、细致的考察。）更有甚者，以其《经籍志》没有著录的史籍，便是五代修史时未曾见到的书。其实，这些认识都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不足以说明这部唐史的史料来源。《旧唐书·经籍志》所录，以毋煚《古今书录》为据，乃“开元盛时四部书。至于天宝以后的著述，并不是五代后晋时没有看到，而是史臣们不打算将其混杂到“开元盛时”的著录之中。对此，后晋史官说得十分清楚：天宝以后，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
这里提到玄宗天宝以后的撰述有三类，一是“裁国史之繁略”者，二是“记礼法之沿革”者，三是“诸公文集”，只不过都放在本人的传记当中记述罢了。因此，凡是《旧唐书》纪、志、传中提到的撰述，尤其是天宝以后的撰述，都应视为后晋纂修这部唐史的史料来源。
本纪部分，高祖至代宗，基本脱胎于吴兢、韦述等《唐书》帝纪；德宗至文宗，大体围绕相关实录多寡加减、编纂而成，与前半部已有现成帝纪可以直接引用的情况不尽相同；武宗以下，基本上采用的是贾纬《唐年补遗录》65卷。《旧唐书》卷一八宣宗纪“史臣曰” 的第一句称，“臣尝闻黎老言大中故事”。我们知道，唐宣宗实录在唐代没有纂成。唐昭宗时，裴庭裕“采宣宗朝耳闻目睹，撰成三卷，目为《东观奏记》，纳于史馆。”今本《唐会要·修国史》中的这一记载，在整部《旧唐书》中只字不见，而且连裴庭裕这个人也未提起，后晋史官似未见其人、其书，这个“尝闻黎老言大中故事”的“臣”只能是贾纬了。因为后晋史官中，只有贾纬为纂修唐史、补救唐武宗以下“缺略”而“搜访遗文及耆旧传说”，撰有《唐年补遗录》。同样，《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史臣曰”的第一句，也是“臣常接咸通耆老，言恭惠皇帝故事”。这更证明，《旧唐书》武宗以下的帝纪是采自贾纬之书，并无裴庭裕《东观奏记》。
志的部分，有一个以往都未曾注意的问题。这就是：唐代关于“礼法之沿革”的几部主要撰述，《旧唐书·经籍志》没有著录，后晋时却曾为朝廷重视过。《册府元龟》卷五五九、《旧五代史》卷七八中，都有一段关于修《大晋政统》的记载。后晋高祖天福四年（939），即诏修唐史的前二年，左谏议大夫曹国珍上奏云：
请于内外臣僚之中，择选才略之士，聚《唐六典》、前后《会要》、《礼阁新仪》、《大中统类》、律令格式等，精详纂集，别为一部，商议古今，俾无漏略，目之为《大晋政统》，用作成规。
其事虽未施行，但上奏中提到的几部撰述后晋时显然尚存。除了《礼阁新仪》外，其余都可以在《旧唐书》的纪、志、传找到它们的纂修情况和内容简介。前、后《会要》，即苏氏兄弟《会要》、崔铉监修《续会要》，为今本《唐会要》的前身。这类有关“礼法之沿革”的撰述，无疑是《旧唐书》十志的主要取材之源。如果分别来说，大体可以作如下概括：礼仪志7卷，主要采自《大唐开元礼》、王彦威《曲台新礼》和文宗以后的一些礼仪奏章，而编纂体例则参照了《通典·礼典》。音乐志4卷，志一主要依据前、后《会要》，并参照了《通典·乐典》；志二主要本于《通典》卷一四四至一四六各篇，并参照了前、后《会要》、昭宗时的有关奏议；志三、志四为后晋太常寺所保存或搜集的“诸庙乐章舞名”，这是修史计划中作有规定的。历志3卷，应当本于韦述《唐书》，这可从其序文中找到线索，即所谓“但取《戊寅》、《麟德》、《大衍》三历法，以备此志”。天文志2卷，大部分内容、文字都与今本《唐会要》卷四二至四四的相关记载同，显然采自前、后《会要》；志下“灾异编年，至德后”，不少见于各帝纪，当采自肃宗至武宗各帝实录及司天台有关记载。五行志1卷，以前、后《会要》为主要史源，并参取各帝实录、有关奏疏。地理志4卷，篇幅最长，极有可能是采自韦述《唐书·地理志》，起高祖，至代宗。职官志3卷，志一“录永泰二年官品”，志二、志三的许多文字直接录自《唐六典》及后晋尚存的《宫卫令》、《军防令》等；德宗时的变革，主要录以当时的诏敕。舆服志1卷，采录《大唐开元礼》的同时，又以苏氏《会要》为另一重要史料来源。经籍志2卷，节取毋煚《古今书录》而成。食货志2卷，为最初总体规划中所无，在纂修过程中对唐代社会经济发展逐渐有较深入的认识，加之最后一任监修刘昫在后唐、后晋都以宰相判三司，总管盐铁、户部、度支，必然注意唐代中后期以来的钱谷、货物，因而增立此志。就其所记内容而言，代宗至宣宗之事详于玄宗和玄宗以前。代宗以前以韦述《唐书·食货志》为底本，而德宗至宣宗间的主要史源则是前、后《会要》。刑法志1卷，以《大中统类》、律令格式为主要史料来源。总括起来说，《旧唐书》“十一志”基本不是采用唐代实录、国史“旧本”，而是以“记礼法之沿革”的各项“专史”为主要史料来源，如《大唐开元礼》、《唐六典》、《通典》、《会要》、《续会要》、《曲台新礼》、《大中统类》以及律令格式等。
列传部分，以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目录为据，立传者（包括目中出现的附传、有目无传者），除去重复，共1820余人，周边政权45个。
关于人物，大致有三种纂集办法。第一，吴兢、韦述《唐书》中有传者，后晋史官大都用为主要史源，或直接迻录，或略作编排。第二，韦述《唐书》以后的人物，后晋史官多据各帝实录进行剪裁。以韩愈《顺宗实录》为例，中有7人传记，即张荐、令狐峘、张万福、陆贽、阳城、王叔文、王伾、韦执谊传。对照《旧唐书》中相关列传，除不记言外，只有取舍详略和文字繁简的差异，并无规模、形制方面的不同。尤其令狐峘、张万福、阳城三传，与《旧唐书》三人传记，如出一辙。列传剪裁实录，还有一种情况，即以实录中的记事补叙到相关人物传中，如《玉海·唐河北三受降城》条所引《唐宪宗实录》140余字，几乎完完整整地出现在《旧唐书·卢坦传》中。第三，国史、实录失记或记述不完整的人物，则家传、行状、墓志、文集，乃至杂史、小说，不论《经籍志》是否著录，凡武宗以前的著述，都可能是后晋史官的取材之源。
列传中的45个周边政权，取材情况与人物传传记不同。概括而言，不只“国史、实录旧本”，《通典》、前后《会要》、贾耽《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等，都是其重要史料来源。
总而言之，《旧唐书》的史料来源问题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但是，五代后晋史官在纂修这部唐史时，绝非仅仅限于唐代的国史、实录旧本，这是必须清楚的。应当说，代宗以前的纪传体唐代国史，德宗以前的编年体唐史，武宗以前的唐代各帝实录，宣宗以前的有关“礼法沿革”的各种典志，以及《旧唐书》中提到的大臣奏议、诸公文集，乃至杂史、小说，都是后晋史官修史时的采摭对象。此外，不要忘记的就是《唐年补遗录》了。至于剪裁是否恰当，考辨是否精审，又是另外的一个问题。由于宣宗以后的原始素材本来就短缺，尽管几经搜求，仍然不足。所以，后晋史官不得不大为感叹：“惜乎简籍遗落，旧事十无三四，允墨挥翰，有所慊然！”《旧唐书》卷18下《宣宗纪》“史臣曰”。
然而《旧唐书》仅流传了一百年左右，就遭到了厄运。从宋仁宗庆历年间起，北宋朝廷认为《旧唐书》芜杂不精，另命宋祁和欧阳修编撰唐书。这部唐书在1060年（宋仁宗嘉祐五年）写成，开始“布书于天下”，从此，署名刘昫所编的唐书遂不再流传。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经历了四百七十八年坎坷命运的刘昫唐书，才又得到重新刊行。后人为区别这两种唐书，把后晋刘昫所著称为《旧唐书》，而将宋祁等后修的唐书命名为《新唐书》。 《新唐书》行世后，《旧唐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被人们废弃。
因为《新唐书》的作者宋祁、欧阳修，都是文坛大家，后人一般也都沿袭他们的看法，对《旧唐书》贬责颇多，明末顾炎武评之为“颇步繁芜”。的确，它本身有不少缺点。但平心而论，应当说《旧唐书》在如实保存史料方面，有着它巨大的功劳。这一点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是在《旧唐书》里，保存了唐朝的第一手史料。唐朝三百年历史中，屡经战乱，原始史料经过几次大的浩劫，尤其是安史之乱和唐末军阀混战，致使“向时遗籍，尺简无存”。幸而有肃宗时韦述编纂的国史，到后晋时，便成为修撰唐史的主要依据，肃宗以后，史料留存更少。特别是唐武宗以后的宣、懿、僖、昭、哀五代，连“实录”也都没有存下，只因有张昭远和贾纬等人在“丧乱之际”，杂采各家传闻和小说编出的《唐年补录》和《唐末三朝闻见录》诸书，使史实略有所补。编撰《旧唐书》时离唐亡仅三十多年，许多史料直接从唐人得来。《旧唐书》使这些难得的史料保存了下来。这是它的一大好处。例如某些传里的“今上践祚”、“上即位”、“上初嗣位”等语句，便明显是从当时国史和实录直录下来的痕迹。唯其直录当时人的记录，史料价值就尤其可贵。有些列传，还采用了唐朝当时人写的“行状”、“家传”。这些家传，常常是唐代的名家所书，不仅如实保留了史料，而且在文笔上也很有特色。赵翼《廿二史札记》评论说，《旧唐书》中的《封常清传》，“郁勃悲凉”，“千载下犹有生气”；裴垍所写的《郭子仪传》，“首尾整洁，无一酿词，因此可知唐史官之老于文学也”。《旧唐书》的纪传里，还大段大段地引录唐朝君臣的诏令、手札、奏章，这些原始资料后来有的已荡然无存，却赖《旧唐书》的收录而得以保留。正由于《旧唐书》有上述这些长处，司马光等在修《资治通鉴》时，隋唐部分便大量采用了其中的材料。 另一方面，唐朝是我国一个强盛的朝代，多民族统一国家有所发展。在《旧唐书》里记录了大量的我国少数民族的史料，以及他们和中原的唐王朝相互交往的亲密关系。比如，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婚姻的记实，金城公主入藏的史迹，，以及突厥、回纥、吐蕃、契丹等北方、西北、东北、西南许多民族的历史记录，都在《旧唐书》里有较多的记载。在唐朝和邻国日本、朝鲜、印度的关系史方面，《旧唐书》记载也较为详细。其分量比起别的同类正史来要多得多，史实也较可靠。
《旧唐书》在研究我国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方面。也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史书。关于唐朝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和两税法，都有比较翔实的记载，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尤为可贵的，是《旧唐书》的志里，保存了内容相当丰富的我国科技史的资料。在《历志》和《天文志》里，有著名天文历法家李淳风和僧一行制定的《麟德历》和《大衍历》的比较完整的内容。《五行志》一卷，列举各地不同的自然灾害，其中还有不少反映民生困苦、工商业状况和国内外交通方面的资料。《地理志》四卷，记载了全国边防镇戍的分布和兵马人数，并以天宝十一载（752）疆域为准，分道叙述了各地州县设置和户口等情况。《职官志》三卷，不少文字是照抄《唐六典》，并记载了代宗永泰二年（766）时官品的变革。《舆服志》一卷，记载唐代帝、后、王、妃以及百官按品级规定的车舆、衣冠、服饰制度，用以区别贵贱士庶，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体现。《经籍志》二卷，以开元盛世为准，记录了经、史、子、集四部的存书。志序还扼要叙述了安史之乱后直至后梁迁洛期间国家书籍的残损情况。《食货志》二卷，比较集中地记载了唐代田制、赋役、钱币、盐法、漕运、仓库乃至杂税、榷酤等有关经济史资料。《刑法志》一卷，记载了唐代法典律、令、格、式（见律令格式）的制订过程，并有关于执行情况的概略叙述。总的说来，《旧唐书》诸志集中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但也存在着错讹和重大遗漏。
在《贾耽传》里记录了他所著作的《陇右山南图》和《海内华夷图》等地理学上极为珍贵的资料，这是中外地理学家研究古地理学的难得的记录。 但《旧唐书》的缺点也很明显。因为它出自乱世，又出自众手，成书迅速，因此不免有些粗率。有时转抄的痕迹也很明显，甚至一件公文，在纪和传里同时抄进，造成了不应有的芜杂。因为编史队伍的不稳定以及互不通气，竟至出现某些人物同时并列两传的情况，如《杨朝晟传》就同时列在卷一百二十二和卷一百四十四两处；《王求礼传》和《丘神绩传》也有类似情况。难怪北宋初年有人要否定，由宋、欧诸名家另写一部。但若由此把这部书全盘否定，甚至革出正史之列，也是不公平的。历史毕竟已给予《旧唐书》坎坷的命运，使它无端沉没了约五百年。
在北宋编撰的《新唐书》问世以后，《唐书》始有新旧之分。《新唐书》通行，该书受到冷遇。南宋初年刻印之后久无印本。明代中叶，有人在吴中张、王两家分别获得宋版《唐书》的列传和纪志。嘉靖十七年（1538），余姚闻人铨等重刻《旧唐书》，但传布不广。清乾隆时，《旧唐书》始复刻重印于世。由于长期没有印本，书中存在不少残缺和相互歧异之处。清人罗土琳等撰《旧唐书校勘记》六十六卷，可供参看。百衲本《旧唐书》是用南宋绍兴刊本残存的六十七卷，配以闻人铨本影印的，也是目前最好的版本。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的校点本现在比较通行。
补：其他考订著作一览
旧唐书校勘记 清·罗士琳等校
旧唐书疑义 清·张道著
旧唐书逸文 清·岑建功编
《新唐书》记载中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北宋宋祁、欧阳修等撰，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全书完成，由曾公亮进呈。《新唐书》所增列传多取材于本人的章奏或后人的追述，碑志石刻和各种杂史、笔记、小说都被采辑编入。
修史经过
宋仁宗认为的《唐书》浅陋，下诏重修。前后参预其事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人。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欧阳修之手。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出于谦逊，同时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度作统一工作，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
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于嘉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清代王鸣盛以《宋史·宋祁传》、《欧阳修传》为据，认为宋祁修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佑、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欧阳）修之修《唐书》，乃在嘉佑之前至和年间事，距祁稿成时，相去已十余年”，“书成，上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因此，“二公修书不同时明矣”。这一说法，迄今仍为部分学者沿用，都未发现王鸣盛搞错的关键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传》将“诏求直言”的时间误作“景佑中”，而这又是《宋祁传》中唯一的一个年号。传中宋祁受命纂修《唐书》在“诏求直言”前，故王鸣盛误以为宋祁修《唐书》自天圣至庆历，前后差不多也是17个年头。但《宋史·仁宗纪》景佑年间并无“诏求直言”一类的事，皇佑元年才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宋祁传》中宋祁“直言对”后紧接“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仁宗纪三》的记载相符，时在“皇佑”，而非“景佑”。显然，《宋祁传》是将“皇佑”误作“景佑”了，一下子把时间提前了10多年。王鸣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坐其子从张彦方游”。传中虽无明确纪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传后的，前面《宋庠传》明明白白地写着：皇佑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宋庠受牵连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这一年。此时尚“以稿自随”，仍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中告成？王呜盛的失误，一是不知“景佑”当为“皇佑”，二是后来在《蛾术编》卷九考知“祁修书凡七年，而自皇佑元年至三年独秉笔，自此出知亳州，皆书局自随以至于成，凡历十六年也”，却仍然坚持“宋欧修《新唐书》不同时”的结论。《宋史·宋祁传》的这一年号错误，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对》有案语注明“仁宗本纪皇佑三年春三月诏求直言”，“本传作景佑中误”而外，迄今竟似无人知晓，请同仁们注意。就整个《新唐书》的纂修而言，应当说：新修唐史前后17个年头，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
修撰《新唐书》的指导思想，在《进新修唐书表》中说得非常清楚：唐有天下，几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简册。而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盖又百有五十年，然后得以发挥幽沬。补缉阙亡，黜正伪缪，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商、周以来，为国长久，唯汉与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
新旧唐书对比
《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食货志》增加为5卷，不仅比《旧唐书》份量大而且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情况，补充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所没有的资料。《天文志》和《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3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7种历法，特别是保存了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的《历议》，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和发展高度。《艺文志》比《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旧唐书》所没有收录的。北宋人认为，《新唐书》要比《旧唐书》高明。他们严厉批评《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曾公亮进新唐书表》），自以为《新唐书》无论从体例、剪裁、文采等各方面都很完善。《新唐书》修成后，其主编曾公亮曾上皇帝表，颇为得意地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认为这是大大胜过《旧唐书》的地方。的确，《新唐书》从文采和编纂上比《旧唐书》强。
一、其主要作者宋祁、欧阳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学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当时有“二宋”之称，宋人《东轩笔录》说宋祁“博学能文，天资蕴籍”；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为其特长。他们笔下的功夫当然不同一般。参加编撰《新唐书》的其它作者，也都为北宋时期名家高手。宋仁宗嘉佑年间曾公亮《进新唐书表》中所列之范镇、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都是当时文坛知名人物。范镇曾为翰林学士，文笔流畅，有《东斋纪事》等百余卷流传于世。王畴文辞严丽，一向为世所称。宋敏求为北宋一代掌故大家，富于藏书，曾编《唐大诏令集》和《长安志》，对唐史十分熟悉。刘羲叟是著名天文学家，后来曾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新唐书》用这些人主笔，自然文采粲然，体例严谨。另一方面，宋、欧等人在修《新唐书》时，态度也很认真。欧阳修负责本纪、志、表部分，撰稿六、七年。宋祁的列传部分时间更长，前后长达十余年。他曾一度为亳州太守，“出入内外”把这部稿子随身携带。在任成都知府时，每天晚宴过后，开门垂帘燃烛，几乎都要著作到深夜。这种认真谨严的态度，使《新唐书》在不少方面的确胜过《旧唐书》。
《旧唐书》因撰稿时间仓促，有些转抄自唐实录、国史的痕迹都没能抹掉，存在许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样。宋祁等在新修时，把这些不伦不类的话都删削了。使《新唐书》在体例和笔法、风格上显得比《旧唐书》完整严谨得多。另外，《新唐书》在列传的标名上也作了归纳整理，如把少数民族仕唐将领合并到“诸夷蕃将传”中；把割据的藩镇也归到一起来写等等。这样，就使得眉目更为清楚。这些都是在文笔、编裁方面，新书胜过旧书之处。
通常都以新书废旧书61传、增331传，但对其原始根据却说法不一。有说是“文征明《重刻旧唐书序》言”，有引作“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指出”，也有不少人看出马端临是引用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清代钱大昕另有统计，也被认为“遗漏很多”。近年来，黄永年统计说，新书共增修了315传，包括“只有一两句话极简略”的记载，不包括“诸帝公主传所记二百一十二个公主”。事实上，那种“只有一两句话”追述其在唐代先祖的记载，作为“人名索引”开列得越细致越有利于读者，但这绝不能视为是人物小传或新增人物传，两者不应混同。其实，关于新书增废旧传的情况，《新唐书》的编修者是有他们的统计标准和统计数字的。《郡斋读书志》卷七《史评类》著录，吕夏卿撰《唐书直笔》4卷、《唐书新例须知》1卷，为其“在书局时所建明”。其中，《唐书新例须知》记有“新书比旧书增减志、传及其总数”。这就告诉人们，吕夏卿作为编修官，在当时有过统计。尽管在《郡斋读书志》的著录中未记录其“增减志、传及其总数”的具体数字，但这个统计数字无疑会存于书局，并为各编修官所熟记。据《玉海》卷四六《嘉佑新唐书》条引《国史志》云：纪十、志五十、列传百五十。凡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又增三志、四表，凡二百二十五卷、录一卷。（旧史凡一百九十万字，新史凡一百七十五万九百三十字。）所谓《国史志》，指北宋《国史》中的《艺文志》。北宋《国史》，仁宗天圣八年修成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国史》，神宗元丰五年修成宋仁宗、宋英宗《两朝国史》，南宋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修成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宋钦宗《四朝国史》。其中，仁、英《两朝国史》120卷，纪5卷、志45卷、列传70卷，宋敏求作为史馆修撰参预其编修。因此，《两朝国史·艺文志》著录《嘉佑新唐书》，必然要依据当年书局的统计数字，更何况宋敏求又是当年《新唐书》的六编修官之一。《郡斋读书志》据此记录了“旧书约一百九十万，新书约一百七十四万（言）”，而《直斋书录解题》则据此记录了“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百十一、志三、表四”，为《文献通考》、文征明等转相引录。笔者以两部《唐书》每卷人物列传前的目录为统计依据，除去各自的重复，所增（包括正传、附传）、所废（仅指正传）数字极为接近上面所引《国史志》的数字（诸帝公主不在统计之列），证明“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确实是《新唐书》书局留给后人的一个权威性的统计。今后，再引用这个数字时，不要误以为是书局“局外”人的说法，并请分清其增、废的具体情况。
二、在史料方面，因为北宋时期比较安宁，有许多在战乱时期不易收集到的史料，到北宋初年得到了征集和整理。据专家估计，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参考史料达三百种之多，《新唐书》的修撰与《通鉴》时间相近，司马光看到的，宋、欧等势必见到。如在《新唐书》增加的《李绩传》记载立武后之争时的态度，记房玄龄论守成之难易，都是《旧唐书》和其它书所不及的。其它如《新唐书》的《食货志》里增加了唐朝屯田、和籴、矿冶等资料；《地理志》记载各地河渠陂堰的灌溉情况和各州的土特产，也都是他书少见的珍贵史料。欧阳修还是当时有数的金石大家，他对古代金石学颇有研究，曾撰《集古录》，用金石刻的记载考证史实。最有名一例，即他用孔颖达碑文考证出这位唐初杰出经史学家表字冲远的事实。这些都使《新唐书》在某些史实考证方面略胜《旧唐书》一筹。
新唐书还在列传中保存了一些旧唐书所未载的史料。自安史之乱以后，史料散失不少，唐穆宗以下又无官修实录，所以宋祁为唐后期人物立传，采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新唐书》载：“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代史事，无虑百数十种，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以参考，自得为详。又宋初绩学之士，各据所见闻，别有撰述。”这一切对修唐书都提供了有用的资料。许多列传中采用了小说、文集、碑志、逸史和政书等文献。诸志在采用“旧书”各志资料之外，又有新的扩大。有关实录、政书、逸史、文集、碑志以及小说等文献，均在采摘之列。
三、《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保存了我国军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许多宝贵史料。《新唐书》的宰相、方镇诸表，也给读者认识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镇势力的消长，提供了一条线索。著名史论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这是公允的评价。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
此外，由于欧阳修过分强调写史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有些史实他是有意避讳的。如后周有位大将叫韩通。他忠于后周王朝，反对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欧阳修就不给他立传。这在当时就遇到同辈的议论。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当时有个史学家刘攽（曾参加《资治通鉴》的编写），曾问欧阳修的弟子焦干之，五代史脱稿没有，焦说即将脱稿。刘又问：为韩瞠眼（韩通的外号）立传没有，焦说没有。刘攽大笑说：“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这个故事说明欧阳修也未能完全忠实于历史。这是时代给欧阳修打下的烙印，不能不说是《新五代史》的缺陷。
《新唐书》也有明显的缺点，最主要之点是封建正统思想较为严重。编写者对隋末、唐末农民起义大加挞伐。在《黄巢传》前冠以“逆臣”二字；对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使用了极为恶毒的词汇，如“猬毛而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等。对武则天，则诬为“弑君篡国之主”，声言写《武后本纪》目的为“著其大恶”，以便清算等等。诸如此类，都可看出《新唐书》在观点的正统方面更胜于《旧唐书》。在写法上，《新唐书》也有不及《旧唐书》的地方。例如有的纪、传失之太简，甚至作了毫无道理的砍削。清代史评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曾提及，《新唐书》本纪较旧书几乎减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统计，《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新唐书》仅剩下九万字，而《哀帝本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新书只剩千字左右。这种过简的写法，使《新唐书》失去了许多重要史料。又由于苛求文字精炼，宋祁、欧阳修等不惜删去许多重要情节，如《旧唐书》里写得十分生动、极为悲壮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到新书删削得索然无味。尤其不应该的是由于排佛的偏见，《新唐书》将玄奘、一行等事迹一概不写，致使这两位伟大翻译家和科学家，在《新唐书》中竟无反映。
版本
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新唐书》宋以来的版本远多于《旧唐书》，流传的主要版本有：
（1）南宋刻本4种，分别是十四行残本，旧藏皕宋楼，现藏日本静嘉文库；同十四行元补版残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十六行残本124卷，亦藏北京图书馆；建阳书坊魏仲立刻残本，旧藏嘉业堂。
（2）元刻本，明国子监根据元版修补印行。
（3）明刻本3种，分别是成化年间（1465~1487）国子监刻本，万历年间（1573—1620）北京国子监二十一史本，明末毛晋汲古阁十七史本。
（4）清刻本多种，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附宋董冲《唐书释音》25卷。殿本又有各种翻刻本、影刻本、排印本、缩印本以及五局合刻本、开明二十五史本等。
（5）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以静嘉堂本为主，配合“北图”、“双鉴楼”及“嘉业堂”藏本，保存了《新唐书》旧刻的真面目，胜于殿本。
（6）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底本用百衲本。2000年，中华书局又推出了简体横排本。
后世对《新唐书》进行纠谬、辨证的著作颇多，举其要者有：
（1）吴缜《新唐书纠谬》，20卷，分20门，凡400余事，宋元佑四年（1089）成书，绍圣四年（1097）上于朝廷。
（2）汪应辰《唐书列传辨证》，20卷，专攻《新唐书》列传缺点。
（3）王若虚《新唐书辨》，3卷，见《滹南遗老集》。
（4）陈黄中《新唐书刊误》3卷。
（5）佚名《新唐书证误》（《稽瑞楼书目》注录抄本一册）。
（6）罗振常《南监本新唐书斠义》1卷，1936年上海石印本。
其他考订著作
旧唐书逸文12卷（清岑建功辑）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215-329页影印本
旧唐书考正(清张宗泰)甘泉岑氏校旧唐书尝据此
读旧唐书随笔1卷(清蔡世钹)味蕉小寮集本题读刘昫书随笔豫章丛刊本丛书集成第3834册
旧唐书校勘记66卷(清罗士琳、陈立、刘文淇、刘毓崧同校)道光28年扬州岑氏刊本同治11年定远方浚颐补刊二十五史三编第6册影印本卷1至卷55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45-？页罗、刘？盈斋刻本；卷56至卷66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1-173页
旧唐书疑义4卷(清张道)正觉楼丛刊本上海图书馆藏稿本附勘同1卷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173-215页影印光绪7年刊本
旧唐书李靖传考证1卷(清汪宗沂)浙西精舍丛书本
旧唐书大食传考证1卷(清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30
旧唐书札记（清李慈铭）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173-181页
新唐书札记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182-204页
新唐书纠谬20卷(宋吴缜)明万历中海虞赵开美刊本武英殿聚珍本福建广东覆聚珍本附校勘记2卷知不足斋丛书十五集本附钱大昕修唐书史臣表1卷四部丛刊三编影印万历本丛书集成第3835-37册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1-65页
新唐书纠谬校补(清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第4册，陈文和辑校本
新唐书辨3卷(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22-24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64-83页
新唐书刊误3卷(清陈黄中)见南献遗徵书目答问云未刻
新唐书证误(失名)稽瑞楼书目著录抄本1卷
唐书释音(宋董冲)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347-391页影印重刻汲古阁本
唐书注10卷(清唐景崇)1935年铅印本原稿已成50卷，今藏章氏。铅印本仅本纪10卷。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391-581页影印本
唐书注稿偶存4册(近人陈汉章)浙江图书馆藏稿本
南监本新唐书斠义1卷(近人罗振常)1936年上海？隐庐石印本
新唐书斠议正误(罗振常)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329-347页民国时期印本
新唐书天文志疏证(清张宗泰)未见传本
唐书兵志笺证4卷(今人唐长孺)1957年科学出版社铅印本
唐折冲府考4卷(清劳经原撰劳格补)？斋丛书本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折冲府考补1卷(近人罗振玉)永丰乡人杂著本附补遗广仓学社丛书二集本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辽居杂著乙编增订本
唐折冲府考补拾遗1卷(近人罗振玉)辽居杂著乙编本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折冲府考校补1卷(近人谷霁光)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新唐书艺文志注(失名)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607-853页民国间抄本
唐书方镇表考证20卷(清董沛)未刻
唐方镇年表8卷考证2卷(近人吴廷燮)景杜堂铅印本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孙：中华书局年本附岑仲勉
唐藩镇表(清华湛恩)未见传本
唐藩镇年表1卷(清黄大华)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藩镇指掌（明张大？）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853-889页影印民国重刻明刊本
唐将相大臣年表3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功臣世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镇十道节度使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边镇年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宦官封爵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武氏诸王年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诸蕃君长年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12卷(清沈炳震)新旧唐书合钞附勘本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删原表据清来堂本
唐书宰相世系表补正2卷(近人罗振玉)七经堪丛刊本
新唐书突厥传地理考证1卷吐蕃传地理考证1卷回纥等国传地理考证1卷沙陀传地理考证1卷北狄列传地理考证1卷东夷列传地理考证1卷南蛮列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205-270页
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今人王忠)科学出版社1958年铅印本
唐书西域传注4卷(清沈惟贤)光绪24年刊本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581-607页影印本
唐书南诏传笺注(今人王忠)稿本新唐书南诏传笺证中华书局1963年
补唐书张义潮传1卷(清罗振玉)永丰乡人杂著本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84-85页
新旧唐书合钞260卷(清沈炳震)补正6卷(清丁子复)嘉庆18年海宁查世？刊本同治10年钱塘吴氏青？来堂刊本
新旧唐书互证20卷(清赵绍祖)嘉庆18年古墨斋刊本广雅书局刊本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丛书集成第3838-41册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88-172页
新旧唐书合注(清王先谦)稿本，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新旧唐书魏徵列传合注(清王先谦)光绪9年自刊本此即新旧唐书合注中之一卷
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有新唐书各外国传地理考证
续唐书（清陈鳣）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889-？页道光四年刻本
修史经过
宋仁宗认为的《唐书》浅陋，下诏重修。前后参预其事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人。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都出自欧阳修之手。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出于谦逊，同时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度作统一工作，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
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于嘉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清代王鸣盛以《宋史·宋祁传》、《欧阳修传》为据，认为宋祁修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佑、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欧阳）修之修《唐书》，乃在嘉佑之前至和年间事，距祁稿成时，相去已十余年”，“书成，上距祁稿成约又二十余年矣”。因此，“二公修书不同时明矣”。这一说法，迄今仍为部分学者沿用，都未发现王鸣盛搞错的关键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传》将“诏求直言”的时间误作“景佑中”，而这又是《宋祁传》中唯一的一个年号。传中宋祁受命纂修《唐书》在“诏求直言”前，故王鸣盛误以为宋祁修《唐书》自天圣至庆历，前后差不多也是17个年头。但《宋史·仁宗纪》景佑年间并无“诏求直言”一类的事，皇佑元年才有“诏台谏非朝廷得失”。《宋祁传》中宋祁“直言对”后紧接“进温成皇后为贵妃”，与《仁宗纪三》的记载相符，时在“皇佑”，而非“景佑”。显然，《宋祁传》是将“皇佑”误作“景佑”了，一下子把时间提前了10多年。王鸣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随”，《宋祁传》说得很清楚，是因为“坐其子从张彦方游”。传中虽无明确纪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传后的，前面《宋庠传》明明白白地写着：皇佑三年，“祁子与越国夫人曹氏客张彦方游”。宋庠受牵连罢相在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这一年。此时尚“以稿自随”，仍在修撰中，怎么会在庆历中告成？王呜盛的失误，一是不知“景佑”当为“皇佑”，二是后来在《蛾术编》卷九考知“祁修书凡七年，而自皇佑元年至三年独秉笔，自此出知亳州，皆书局自随以至于成，凡历十六年也”，却仍然坚持“宋欧修《新唐书》不同时”的结论。《宋史·宋祁传》的这一年号错误，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对》有案语注明“仁宗本纪皇佑三年春三月诏求直言”，“本传作景佑中误”而外，迄今竟似无人知晓，请同仁们注意。就整个《新唐书》的纂修而言，应当说：新修唐史前后17个年头，前10年宋祁主持编修，后7年欧、宋共同“刊修”。
修撰《新唐书》的指导思想，在《进新修唐书表》中说得非常清楚：唐有天下，几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简册。而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盖又百有五十年，然后得以发挥幽沬。补缉阙亡，黜正伪缪，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商、周以来，为国长久，唯汉与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
新旧唐书对比
《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食货志》增加为5卷，不仅比《旧唐书》份量大而且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情况，补充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所没有的资料。《天文志》和《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3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7种历法，特别是保存了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的《历议》，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和发展高度。《艺文志》比《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旧唐书》所没有收录的。北宋人认为，《新唐书》要比《旧唐书》高明。他们严厉批评《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曾公亮进新唐书表》），自以为《新唐书》无论从体例、剪裁、文采等各方面都很完善。《新唐书》修成后，其主编曾公亮曾上皇帝表，颇为得意地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认为这是大大胜过《旧唐书》的地方。的确，《新唐书》从文采和编纂上比《旧唐书》强。
一、其主要作者宋祁、欧阳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学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当时有“二宋”之称，宋人《东轩笔录》说宋祁“博学能文，天资蕴籍”；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为其特长。他们笔下的功夫当然不同一般。参加编撰《新唐书》的其它作者，也都为北宋时期名家高手。宋仁宗嘉佑年间曾公亮《进新唐书表》中所列之范镇、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都是当时文坛知名人物。范镇曾为翰林学士，文笔流畅，有《东斋纪事》等百余卷流传于世。王畴文辞严丽，一向为世所称。宋敏求为北宋一代掌故大家，富于藏书，曾编《唐大诏令集》和《长安志》，对唐史十分熟悉。刘羲叟是著名天文学家，后来曾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新唐书》用这些人主笔，自然文采粲然，体例严谨。另一方面，宋、欧等人在修《新唐书》时，态度也很认真。欧阳修负责本纪、志、表部分，撰稿六、七年。宋祁的列传部分时间更长，前后长达十余年。他曾一度为亳州太守，“出入内外”把这部稿子随身携带。在任成都知府时，每天晚宴过后，开门垂帘燃烛，几乎都要著作到深夜。这种认真谨严的态度，使《新唐书》在不少方面的确胜过《旧唐书》。
《旧唐书》因撰稿时间仓促，有些转抄自唐实录、国史的痕迹都没能抹掉，存在许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样。宋祁等在新修时，把这些不伦不类的话都删削了。使《新唐书》在体例和笔法、风格上显得比《旧唐书》完整严谨得多。另外，《新唐书》在列传的标名上也作了归纳整理，如把少数民族仕唐将领合并到“诸夷蕃将传”中；把割据的藩镇也归到一起来写等等。这样，就使得眉目更为清楚。这些都是在文笔、编裁方面，新书胜过旧书之处。
通常都以新书废旧书61传、增331传，但对其原始根据却说法不一。有说是“文征明《重刻旧唐书序》言”，有引作“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指出”，也有不少人看出马端临是引用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清代钱大昕另有统计，也被认为“遗漏很多”。近年来，黄永年统计说，新书共增修了315传，包括“只有一两句话极简略”的记载，不包括“诸帝公主传所记二百一十二个公主”。事实上，那种“只有一两句话”追述其在唐代先祖的记载，作为“人名索引”开列得越细致越有利于读者，但这绝不能视为是人物小传或新增人物传，两者不应混同。其实，关于新书增废旧传的情况，《新唐书》的编修者是有他们的统计标准和统计数字的。《郡斋读书志》卷七《史评类》著录，吕夏卿撰《唐书直笔》4卷、《唐书新例须知》1卷，为其“在书局时所建明”。其中，《唐书新例须知》记有“新书比旧书增减志、传及其总数”。这就告诉人们，吕夏卿作为编修官，在当时有过统计。尽管在《郡斋读书志》的著录中未记录其“增减志、传及其总数”的具体数字，但这个统计数字无疑会存于书局，并为各编修官所熟记。据《玉海》卷四六《嘉佑新唐书》条引《国史志》云：纪十、志五十、列传百五十。凡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又增三志、四表，凡二百二十五卷、录一卷。（旧史凡一百九十万字，新史凡一百七十五万九百三十字。）所谓《国史志》，指北宋《国史》中的《艺文志》。北宋《国史》，仁宗天圣八年修成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国史》，神宗元丰五年修成宋仁宗、宋英宗《两朝国史》，南宋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修成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宋钦宗《四朝国史》。其中，仁、英《两朝国史》120卷，纪5卷、志45卷、列传70卷，宋敏求作为史馆修撰参预其编修。因此，《两朝国史·艺文志》著录《嘉佑新唐书》，必然要依据当年书局的统计数字，更何况宋敏求又是当年《新唐书》的六编修官之一。《郡斋读书志》据此记录了“旧书约一百九十万，新书约一百七十四万（言）”，而《直斋书录解题》则据此记录了“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百十一、志三、表四”，为《文献通考》、文征明等转相引录。笔者以两部《唐书》每卷人物列传前的目录为统计依据，除去各自的重复，所增（包括正传、附传）、所废（仅指正传）数字极为接近上面所引《国史志》的数字（诸帝公主不在统计之列），证明“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确实是《新唐书》书局留给后人的一个权威性的统计。今后，再引用这个数字时，不要误以为是书局“局外”人的说法，并请分清其增、废的具体情况。
二、在史料方面，因为北宋时期比较安宁，有许多在战乱时期不易收集到的史料，到北宋初年得到了征集和整理。据专家估计，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参考史料达三百种之多，《新唐书》的修撰与《通鉴》时间相近，司马光看到的，宋、欧等势必见到。如在《新唐书》增加的《李绩传》记载立武后之争时的态度，记房玄龄论守成之难易，都是《旧唐书》和其它书所不及的。其它如《新唐书》的《食货志》里增加了唐朝屯田、和籴、矿冶等资料；《地理志》记载各地河渠陂堰的灌溉情况和各州的土特产，也都是他书少见的珍贵史料。欧阳修还是当时有数的金石大家，他对古代金石学颇有研究，曾撰《集古录》，用金石刻的记载考证史实。最有名一例，即他用孔颖达碑文考证出这位唐初杰出经史学家表字冲远的事实。这些都使《新唐书》在某些史实考证方面略胜《旧唐书》一筹。
新唐书还在列传中保存了一些旧唐书所未载的史料。自安史之乱以后，史料散失不少，唐穆宗以下又无官修实录，所以宋祁为唐后期人物立传，采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新唐书》载：“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代史事，无虑百数十种，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以参考，自得为详。又宋初绩学之士，各据所见闻，别有撰述。”这一切对修唐书都提供了有用的资料。许多列传中采用了小说、文集、碑志、逸史和政书等文献。诸志在采用“旧书”各志资料之外，又有新的扩大。有关实录、政书、逸史、文集、碑志以及小说等文献，均在采摘之列。
三、《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保存了我国军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许多宝贵史料。《新唐书》的宰相、方镇诸表，也给读者认识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镇势力的消长，提供了一条线索。著名史论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这是公允的评价。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
此外，由于欧阳修过分强调写史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有些史实他是有意避讳的。如后周有位大将叫韩通。他忠于后周王朝，反对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欧阳修就不给他立传。这在当时就遇到同辈的议论。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当时有个史学家刘攽（曾参加《资治通鉴》的编写），曾问欧阳修的弟子焦干之，五代史脱稿没有，焦说即将脱稿。刘又问：为韩瞠眼（韩通的外号）立传没有，焦说没有。刘攽大笑说：“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这个故事说明欧阳修也未能完全忠实于历史。这是时代给欧阳修打下的烙印，不能不说是《新五代史》的缺陷。
《新唐书》也有明显的缺点，最主要之点是封建正统思想较为严重。编写者对隋末、唐末农民起义大加挞伐。在《黄巢传》前冠以“逆臣”二字；对隋末窦建德等农民军使用了极为恶毒的词汇，如“猬毛而奋”、“磨牙摇毒”、“孽气腥焰”等等。对武则天，则诬为“弑君篡国之主”，声言写《武后本纪》目的为“著其大恶”，以便清算等等。诸如此类，都可看出《新唐书》在观点的正统方面更胜于《旧唐书》。在写法上，《新唐书》也有不及《旧唐书》的地方。例如有的纪、传失之太简，甚至作了毫无道理的砍削。清代史评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曾提及，《新唐书》本纪较旧书几乎减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统计，《旧唐书·本纪》部分近三十万字，到《新唐书》仅剩下九万字，而《哀帝本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新书只剩千字左右。这种过简的写法，使《新唐书》失去了许多重要史料。又由于苛求文字精炼，宋祁、欧阳修等不惜删去许多重要情节，如《旧唐书》里写得十分生动、极为悲壮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到新书删削得索然无味。尤其不应该的是由于排佛的偏见，《新唐书》将玄奘、一行等事迹一概不写，致使这两位伟大翻译家和科学家，在《新唐书》中竟无反映。
版本
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新唐书》宋以来的版本远多于《旧唐书》，流传的主要版本有：
（1）南宋刻本4种，分别是十四行残本，旧藏皕宋楼，现藏日本静嘉文库；同十四行元补版残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十六行残本124卷，亦藏北京图书馆；建阳书坊魏仲立刻残本，旧藏嘉业堂。
（2）元刻本，明国子监根据元版修补印行。
（3）明刻本3种，分别是成化年间（1465~1487）国子监刻本，万历年间（1573—1620）北京国子监二十一史本，明末毛晋汲古阁十七史本。
（4）清刻本多种，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附宋董冲《唐书释音》25卷。殿本又有各种翻刻本、影刻本、排印本、缩印本以及五局合刻本、开明二十五史本等。
（5）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以静嘉堂本为主，配合“北图”、“双鉴楼”及“嘉业堂”藏本，保存了《新唐书》旧刻的真面目，胜于殿本。
（6）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底本用百衲本。2000年，中华书局又推出了简体横排本。
后世对《新唐书》进行纠谬、辨证的著作颇多，举其要者有：
（1）吴缜《新唐书纠谬》，20卷，分20门，凡400余事，宋元佑四年（1089）成书，绍圣四年（1097）上于朝廷。
（2）汪应辰《唐书列传辨证》，20卷，专攻《新唐书》列传缺点。
（3）王若虚《新唐书辨》，3卷，见《滹南遗老集》。
（4）陈黄中《新唐书刊误》3卷。
（5）佚名《新唐书证误》（《稽瑞楼书目》注录抄本一册）。
（6）罗振常《南监本新唐书斠义》1卷，1936年上海石印本。
其他考订著作
旧唐书逸文12卷（清岑建功辑）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215-329页影印本
旧唐书考正(清张宗泰)甘泉岑氏校旧唐书尝据此
读旧唐书随笔1卷(清蔡世钹)味蕉小寮集本题读刘昫书随笔豫章丛刊本丛书集成第3834册
旧唐书校勘记66卷(清罗士琳、陈立、刘文淇、刘毓崧同校)道光28年扬州岑氏刊本同治11年定远方浚颐补刊二十五史三编第6册影印本卷1至卷55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45-？页罗、刘？盈斋刻本；卷56至卷66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1-173页
旧唐书疑义4卷(清张道)正觉楼丛刊本上海图书馆藏稿本附勘同1卷
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173-215页影印光绪7年刊本
旧唐书李靖传考证1卷(清汪宗沂)浙西精舍丛书本
旧唐书大食传考证1卷(清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30
旧唐书札记（清李慈铭）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173-181页
新唐书札记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182-204页
新唐书纠谬20卷(宋吴缜)明万历中海虞赵开美刊本武英殿聚珍本福建广东覆聚珍本附校勘记2卷知不足斋丛书十五集本附钱大昕修唐书史臣表1卷四部丛刊三编影印万历本丛书集成第3835-37册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1-65页
新唐书纠谬校补(清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第4册，陈文和辑校本
新唐书辨3卷(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22-24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64-83页
新唐书刊误3卷(清陈黄中)见南献遗徵书目答问云未刻
新唐书证误(失名)稽瑞楼书目著录抄本1卷
唐书释音(宋董冲)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347-391页影印重刻汲古阁本
唐书注10卷(清唐景崇)1935年铅印本原稿已成50卷，今藏章氏。铅印本仅本纪10卷。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391-581页影印本
唐书注稿偶存4册(近人陈汉章)浙江图书馆藏稿本
南监本新唐书斠义1卷(近人罗振常)1936年上海？隐庐石印本
新唐书斠议正误(罗振常)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329-347页民国时期印本
新唐书天文志疏证(清张宗泰)未见传本
唐书兵志笺证4卷(今人唐长孺)1957年科学出版社铅印本
唐折冲府考4卷(清劳经原撰劳格补)？斋丛书本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折冲府考补1卷(近人罗振玉)永丰乡人杂著本附补遗广仓学社丛书二集本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辽居杂著乙编增订本
唐折冲府考补拾遗1卷(近人罗振玉)辽居杂著乙编本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折冲府考校补1卷(近人谷霁光)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新唐书艺文志注(失名)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607-853页民国间抄本
唐书方镇表考证20卷(清董沛)未刻
唐方镇年表8卷考证2卷(近人吴廷燮)景杜堂铅印本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孙：中华书局年本附岑仲勉
唐藩镇表(清华湛恩)未见传本
唐藩镇年表1卷(清黄大华)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藩镇指掌（明张大？）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853-889页影印民国重刻明刊本
唐将相大臣年表3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功臣世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镇十道节度使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边镇年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5册
唐宦官封爵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武氏诸王年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诸蕃君长年表1卷（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
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12卷(清沈炳震)新旧唐书合钞附勘本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删原表据清来堂本
唐书宰相世系表补正2卷(近人罗振玉)七经堪丛刊本
新唐书突厥传地理考证1卷吐蕃传地理考证1卷回纥等国传地理考证1卷沙陀传地理考证1卷北狄列传地理考证1卷东夷列传地理考证1卷南蛮列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205-270页
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今人王忠)科学出版社1958年铅印本
唐书西域传注4卷(清沈惟贤)光绪24年刊本二十四史订补第9册第581-607页影印本
唐书南诏传笺注(今人王忠)稿本新唐书南诏传笺证中华书局1963年
补唐书张义潮传1卷(清罗振玉)永丰乡人杂著本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84-85页
新旧唐书合钞260卷(清沈炳震)补正6卷(清丁子复)嘉庆18年海宁查世？刊本同治10年钱塘吴氏青？来堂刊本
新旧唐书互证20卷(清赵绍祖)嘉庆18年古墨斋刊本广雅书局刊本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丛书集成第3838-41册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88-172页
新旧唐书合注(清王先谦)稿本，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新旧唐书魏徵列传合注(清王先谦)光绪9年自刊本此即新旧唐书合注中之一卷
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有新唐书各外国传地理考证
续唐书（清陈鳣）二十四史订补第8册第889-？页道光四年刻本
《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后人为区别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便习称《旧五代史》。后欧阳修五代史记出，称为新五代史，薛史则称为旧五代史。原书已佚，现行本是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时的辑本。
这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公元912--981年）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那时五代时期的各朝“实录”基本没有散失，又有范质的《五代通录》作底本，再加上编书者对史料比较熟悉，因此成书时间很快，经始于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四月，至次年闰十月甲子日完竣呈上，前后只用了一年半左右时间。成书如此迅速，主要在于宋太祖十分重视，组织的撰修班子规格高、阵容强；同时也因为去古未远，可资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范质又在此基础上整理出实录简编——《建隆五代通录》，从而为修史提供了极大便利。
在我国历史上，唐朝和宋朝之间曾有过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的大规模分裂割据时期。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的五十三年间，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
、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
从宋朝藏书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记载看，《旧五代史》的实际作者有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等诸人。他们是当时的学者名流，在《宋史》里都有传。史称卢多逊少年成名，甚有“笃学”；扈、张二人也是“少能文”，“幼而好学，有才藻”；李昉更是知识广博，曾主编过《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大部头类书。他们大部分又在五代时期生活过一段，对那段历史比较了解，因此《旧五代史》材料较为丰富。尤其是保存了许多后来已经散失的当时的诏令公文和当时人写的“行状”、墓志铭等，这都是人物传纪的第一手的资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因此，宋初《旧五代史》编成后，受到文人和史家的重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及后来胡三省撰《通鉴注》”，皆从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坛名家沈括、洪迈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又因为此书修于北宋太祖开宝六年，此时南方诸国尚存，许多编者对南方史事更为熟悉，因而更多地编进了有关十国的第一手资料。直到明清之际，史家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还有记载说他曾向当时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借过《旧五代史》，这足证在《旧五代史》里包含着许多南方十国的可贵的资料。
《旧五代史》共一百五十卷，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按五代断代为书，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十余卷至五十卷不等。各代的《书》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杂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对于南方和北汉十国以及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如契丹、吐蕃等，则以《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外国列传》来概括。因此这部书虽名为五代史，实为当时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各民族的一部断代史。
《旧五代史》也有不少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成书太快，因而来不及对史料加以慎重的鉴别，有的照抄五代时期的实录，以至把当时人明显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歪曲史实和溢美人物的不实之辞录入书中。如对后唐的权臣张全义，传中就大肆赞美他的治洛（阳）的功勋，而讳言其大量丑行。而这些丑闻在后来宋人王禹偁写的《五代史阙文》中揭露甚多。正由于这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旧五代史》指责很多，专门写了“薛史书法回护处”和“薛史失检处”两个专题，举了好些例证说明薛史的不实。但是从史料角度说，“薛史”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这毕竟是它的功劳。尤其经过长期南北分裂混乱，许多五代时期的“实录”和其它第一手材料大部散佚，因而这部近乎“实录”压缩本的史书，价值就更高了。
北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年），出自文史大家欧阳修之手的《新五代史》撰成。此后，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就开始不那么流行了。到了金代，金章宗又断然下令学官服读“欧史”，“薛史”更被冷落，后来就逐渐散失。明朝初年只有内府才有传本，到清朝时这本书就完全散失了。今本系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馆臣邵晋涵等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用《册府元龟》、《太平御览》、《通鉴考异》、《五代会要》、《契丹志》等书补充，并参考新、旧《唐书》、《东都事略》、《续资治通鉴长编》、《五代春秋》、《九国志》、《十国春秋》及宋人说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数十种典籍，作为考异附注，大体按原书篇目编排而成，实为《旧五代史》辑本。虽非原书，但仍保留大量史料，与欧史可互相补充。辑本中凡触犯清朝避忌，及遇胡、虏、夷、狄等字时，多有窜改。近人陈垣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叙述甚详。原印行的辑本共有三种：①乾隆四十九年（1784）武英殿刊本；②1921年丰城熊氏影印南昌彭氏藏本，即《四库全书》初写本；③1925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甬东卢氏抄藏四库原辑本，百衲本即用该本影印。1976年中华书局点校本乃以熊本为底本，并参校其他版本和有关书籍整理而成。
北宋时期，新旧两史并行。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规定“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一］到了元代，旧五代史就逐渐不行于世。清乾隆中开四库馆时，未能找到原本。馆臣邵晋涵等就永乐大典中辑录排纂，再用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考异等书引用的旧五代史材料作补充，大致恢复了原来面貌的十分之七八。同时还从其他史籍、类书、宋人说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数十种典籍中辑录了有关的资料，作为考异附注，与今辑本旧五代史正文相五补充印证，在不少方面丰富了原本的内容。他除参与史馆的日常工作，撰写史部各书的提要外，用了两年时间，辑出这部多达150卷的大书，工作效率非常高。梁启超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出鉴别辑逸书学术质量的四条标准，即逸文注明出处，所录务求全备，逸文甄别真伪，还原原书编次，并在分析清代各家辑逸书后，认为以邵辑《旧五代史》为最优。这一评价，邵晋涵当之无愧。与收入《四库全书》的多数辑逸书比较，邵辑《旧五代史》一是取资范围较宽，二是交待来源，最初奏进本(后由民国初年江西人熊罗宿影印)是逐条注明文献来源的，只是在正式编入《四库全书》并由武英殿聚珍本印行后，将出处都删去了；三是对《旧五代史》所涉纷繁复杂的史事，援据唐末、五代、宋代的大量史乘、文集、笔记、碑碣，作细致的考订；四是援据宋人关于此书编次的点滴记录，分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玉海》卷四六引《中兴书目》)，充分利用《永乐大典》保存的原书分卷编次痕迹，尽可能地恢复原书面貌。《四库全书》中的大多数辑逸书，仅据《永乐大典》所存，采用新的体例，如诗文按体分编，姓书按韵目编录之类，考订也较粗疏。就此而言，邵辑本的水平确比其同僚所辑高出很多。今辑本旧五代史作为四库金书之一，于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编成缮写进呈，标明原文辑录出处，补充和考证史实的注文附在有关正文之下，部分文字考订则另附黄色粘籤。1921年南昌熊氏曾影印出版（简称“影库本”）。后来又有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缮写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和武英殿刊本（简称“殿本”），补充史实的注文仍附于正文之下，文字、史实考订则作为“考证”附于卷末，文字颇有改动，内容也有不少增删，并删去了辑文的出处。现存的旧五代史一般刊本及石印本都是根据殿本翻印的。此外，还有乾隆时期孔荭谷的校抄本（简称“孔本”，现仅看到近人章钰过录本）、彭元瑞校抄本（简称“彭本”）及抱经楼卢氏抄本（简称“卢本”），它们都以保存辑文出处为贵，内容大致和影库本相同。其中孔本是根据较早的辑录稿本抄写的，未改的清朝忌讳字较多，并保存了后来编定本删去的数十条注文。至于1925年的嘉业堂刊本（简称“刘本”），则以卢本为底本，再根据殿本作了大量校补，体例比较芜杂。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就是根据刘本影印的。这几本都保存了文献出处，讳改部分也未改尽，行世后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清辑本的缺憾，也逐渐明朗。其大端主要有：
其一，慑于清廷的政治氛围，大量篡改原书中贬斥异族的辞语，也就是陈垣《旧五代史辑本发覆》特别揭示的涉及戎虏夷狄之类字句的任意篡改，如改“虏主”为“契丹主”，改“虏骑”为“敌骑”、“獯戎犯阙”改“契丹入汴”、“北戎盗据中夏”改“契丹据有中夏”之类，在在多有。陈垣的考证，在《永乐大典》原卷影印后得到了证实。就现在已经公布的四库档案来分析，这些篡改并不一定出于乾隆帝的诏旨，更多的是馆臣畏祸而改。《旧五代史》辑本进呈后，乾隆帝即曾垂询金人禁行此书的原因，邵晋涵惶恐而致病，幸亏大学士于敏中尽力为之周旋，方得无事。辑本后来一再讳改，就因为此。
其二，辑录史文缺漏太多。就当时主要依据的《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等书来说，漏辑现象就已经非常严重。《永乐大典》现存本只有800多卷，引用《旧五代史》不足100则，清辑本即漏收了安彦威、马希范、王弘贽、安从进、李从昶等传逸文。《册府元龟》存五代文献超过万条，清辑本仅辑入三百则，缺漏极其严重。
其三是采辑未广。就现在所知，宋、元、明三代典籍引有《旧五代史》逸文者，大约超过三十种，当时仅据《永乐大典》、《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考异》、《资治通鉴注》、《太平御览》、《容斋随笔》六种书辑录逸文，不少书当时可以见到而没有用，比方《四库全书》收录的《大事记续编》、《职官分纪》等，也有不少是后来才通行的。
其四是录文多误。邵晋涵以后，许多学者从事校订，中华书局校点本也改正了一千多处，问题仍复不少。试举几例。《晋高祖纪》天福六年七月“辛酉，以前邓州节度使焦方为贝州节度使”。焦方仅此一见，节度使官高，不应别无表见，参前后史文，可以确定是《旧五代史》有传的马万之误，“马”字手书与“焦”字相近，“万”字俗写作“万”，增一点则为“方”。再如《唐明宗纪》长兴二年二月“诏：诸府少尹上任以二十五日为限。诸州刺史、诸道行军司马、副使、两使判官以下宾职，团防军事判官、推官、府县官等，并以三十日为限，幕职随府者不在此例。”(中华本576页)同年六月“丙子，诏诸道观察使均补苗税，将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不迨顷亩，有嗣者排改检括，自今年起为定额。”(同上580页)前一段似乎是对官员上任期限的规定，但不可理解的是为何少尹官高，独另立程限，而天下之大，各州府道途近远悬隔，又何能统一规定？查《册府元龟》卷六三三，此处“上任”作“上佐”，两处“日”均作“月”，原诏是对官员任职期限的规定，与上任赴职无关。后一段讲均补苗税，“有嗣者排改检括”一句很难理解，一是“排改”不词，二是仅讲检括田苗，何以牵涉到有无嗣子？查《册府元龟》卷四八八，此处作“自肯者即具状征收，有词者即排段检括”，是说有力人户同意者就照此征收，不同意而有词诉者，再分段检括，以作取舍。两段史文，经此校改，文意方得豁然明晓。与前述人为讳改不同，这是流传偶误所致。
近代史学大家陈垣最早提出全面校订清辑本，其设想见于其1936年所作而身后发表的《以册府校薛史计画》(收入《陈垣史学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一文，认为应先编制四种目录，然后据四种目录将二书互相比读，注出有无，进而逐字校雠，写定文本。这一计划，非常周密而可行。得力于这些比读，他发表了研究《旧五代史》的一系列重要论文。1959年，陈垣为中华书局影印明本《册府元龟》所作序中，提出了新的设想：“乾隆中四库馆辑薛《五代史》，大部分本可由《册府》辑出，乃以《册府》习见，外间多有，《永乐大典》孤本，为内府所藏，遂标榜采用《大典》，而《册府》只可为辅。”可能是作序而特别强调其重要的一种说法，实施情况不明。
中华书局校点本《旧五代史》的整理，是在“文革”特殊时期进行的。最初由陈垣承担，后因高层干预，改由复旦大学中文、历史两系部分教师承担。作为整套《二十四史》整理中的一部，体例是整理旧本而不是另辑新本，因此，校点本对清辑本系统的文本作了全面的清理和会校，可以说是清辑本的集成，但没有突破这个基本框架。近年有些学者对此本《出版说明》中“辑本因避讳而改动的文字，除影响文义的外，一般不再改回”一段提出责疑，虽有道理，但似乎超越了当时的整理规范。
现存古籍中，引有《旧五代史》者有《永乐大典》、《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新五代史注》、《资治通鉴考异》、《资治通鉴注》、《容斋随笔》、《广卓异记》、《通历》、《类要》、《方舆胜览》、《锦绣万花谷》、《职官分纪》、《折狱龟鉴》、《古今姓氏书辩证》、《玉海》、《能改斋漫录》、《大事记续编》、《天中记》等三十多种书。其中一部分是清代的通行书，只是因为疏忽而未及检用，有一些不太易见，如《类要》仅有钞本流传，《通历》后经阮元奏进，《古今姓氏书辨证》则刚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这些著作引录《旧五代史》，有些是直接标明引录该书，取资较易，有些则未有说明，如《通历》，但只要将其有关五代史文与清辑本《旧五代史》作一比读，不难发现这部分全部据后者节写而成。当然，辑录《旧五代史》的主要依凭，或者说保存五代文献的两大渊薮，还是《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
因为收进二十四史的《旧五代史》毕竟还是“辑本”，有些纪传零落不全，十二篇志中序言仅及其半，后世史家对此深以为憾，总期望有全貌的《旧五代史》从民间再现。本世纪三十年代，曾有信息说安徽藏有一套金朝刊本《旧五代史》，后又传说藏在上海，但经辗转查询，至今犹未问世。今辑本《旧五代史》经诸家研究考实，发现乾隆时从《永乐大典》抄出的原文，已被清朝史官篡改。著名史学家陈垣曾专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三卷，依次用《册府元龟》对比了乾隆辑本凡一百九十四条，总结出清朝史官增删挖补的十类，都有政治用意。因此，今天我们在研究和引用《旧五代史》时，是应当有所鉴别的。
历时二十年艰苦严谨的治学，复旦学者陈尚君完成了700万字巨著《全唐文补编》、《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这两部书于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先后由中华书局和复旦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这是我国文史研究领域的又一重大收获。
《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是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的最新辑本。抗战以前，史学大师陈垣就曾提出重新校订此书的设想，近二十年间，海峡两岸也有许多学者作此倡议，但因所涉文献极其浩博繁杂，此项工作始终没有完成。陈尚君教授从1994年始，历时11年，辑成此书。全书320万字，内容方面有很大增加和修订，据不完全统计，共重新辑录纪、传、志53篇，新增列传60篇，删去清人误收者9篇，增补逸文数万字，改动、补订、删除、乙正史文近万处，适当调整了原书的编次，同时附录了该书据以编修的五代实录的遗文达100多万字。提供了这部正史的相对完整可靠的文本，是清代二十四史定型后的一个新文本，对五代时期的纷繁史事作了全面的清理，提供了五代实录为主的大量第一手历史文献，揭示了该书编撰时所依据和删除文献的基本面貌，开创了正史注本的一种新范例。
这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公元912--981年）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那时五代时期的各朝“实录”基本没有散失，又有范质的《五代通录》作底本，再加上编书者对史料比较熟悉，因此成书时间很快，经始于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四月，至次年闰十月甲子日完竣呈上，前后只用了一年半左右时间。成书如此迅速，主要在于宋太祖十分重视，组织的撰修班子规格高、阵容强；同时也因为去古未远，可资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范质又在此基础上整理出实录简编——《建隆五代通录》，从而为修史提供了极大便利。
在我国历史上，唐朝和宋朝之间曾有过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的大规模分裂割据时期。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的五十三年间，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
、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
从宋朝藏书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记载看，《旧五代史》的实际作者有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等诸人。他们是当时的学者名流，在《宋史》里都有传。史称卢多逊少年成名，甚有“笃学”；扈、张二人也是“少能文”，“幼而好学，有才藻”；李昉更是知识广博，曾主编过《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大部头类书。他们大部分又在五代时期生活过一段，对那段历史比较了解，因此《旧五代史》材料较为丰富。尤其是保存了许多后来已经散失的当时的诏令公文和当时人写的“行状”、墓志铭等，这都是人物传纪的第一手的资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因此，宋初《旧五代史》编成后，受到文人和史家的重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及后来胡三省撰《通鉴注》”，皆从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坛名家沈括、洪迈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又因为此书修于北宋太祖开宝六年，此时南方诸国尚存，许多编者对南方史事更为熟悉，因而更多地编进了有关十国的第一手资料。直到明清之际，史家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还有记载说他曾向当时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借过《旧五代史》，这足证在《旧五代史》里包含着许多南方十国的可贵的资料。
《旧五代史》共一百五十卷，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按五代断代为书，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十余卷至五十卷不等。各代的《书》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杂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对于南方和北汉十国以及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如契丹、吐蕃等，则以《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外国列传》来概括。因此这部书虽名为五代史，实为当时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各民族的一部断代史。
《旧五代史》也有不少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成书太快，因而来不及对史料加以慎重的鉴别，有的照抄五代时期的实录，以至把当时人明显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歪曲史实和溢美人物的不实之辞录入书中。如对后唐的权臣张全义，传中就大肆赞美他的治洛（阳）的功勋，而讳言其大量丑行。而这些丑闻在后来宋人王禹偁写的《五代史阙文》中揭露甚多。正由于这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旧五代史》指责很多，专门写了“薛史书法回护处”和“薛史失检处”两个专题，举了好些例证说明薛史的不实。但是从史料角度说，“薛史”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这毕竟是它的功劳。尤其经过长期南北分裂混乱，许多五代时期的“实录”和其它第一手材料大部散佚，因而这部近乎“实录”压缩本的史书，价值就更高了。
北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年），出自文史大家欧阳修之手的《新五代史》撰成。此后，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就开始不那么流行了。到了金代，金章宗又断然下令学官服读“欧史”，“薛史”更被冷落，后来就逐渐散失。明朝初年只有内府才有传本，到清朝时这本书就完全散失了。今本系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馆臣邵晋涵等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用《册府元龟》、《太平御览》、《通鉴考异》、《五代会要》、《契丹志》等书补充，并参考新、旧《唐书》、《东都事略》、《续资治通鉴长编》、《五代春秋》、《九国志》、《十国春秋》及宋人说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数十种典籍，作为考异附注，大体按原书篇目编排而成，实为《旧五代史》辑本。虽非原书，但仍保留大量史料，与欧史可互相补充。辑本中凡触犯清朝避忌，及遇胡、虏、夷、狄等字时，多有窜改。近人陈垣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叙述甚详。原印行的辑本共有三种：①乾隆四十九年（1784）武英殿刊本；②1921年丰城熊氏影印南昌彭氏藏本，即《四库全书》初写本；③1925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甬东卢氏抄藏四库原辑本，百衲本即用该本影印。1976年中华书局点校本乃以熊本为底本，并参校其他版本和有关书籍整理而成。
北宋时期，新旧两史并行。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规定“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一］到了元代，旧五代史就逐渐不行于世。清乾隆中开四库馆时，未能找到原本。馆臣邵晋涵等就永乐大典中辑录排纂，再用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考异等书引用的旧五代史材料作补充，大致恢复了原来面貌的十分之七八。同时还从其他史籍、类书、宋人说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数十种典籍中辑录了有关的资料，作为考异附注，与今辑本旧五代史正文相五补充印证，在不少方面丰富了原本的内容。他除参与史馆的日常工作，撰写史部各书的提要外，用了两年时间，辑出这部多达150卷的大书，工作效率非常高。梁启超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出鉴别辑逸书学术质量的四条标准，即逸文注明出处，所录务求全备，逸文甄别真伪，还原原书编次，并在分析清代各家辑逸书后，认为以邵辑《旧五代史》为最优。这一评价，邵晋涵当之无愧。与收入《四库全书》的多数辑逸书比较，邵辑《旧五代史》一是取资范围较宽，二是交待来源，最初奏进本(后由民国初年江西人熊罗宿影印)是逐条注明文献来源的，只是在正式编入《四库全书》并由武英殿聚珍本印行后，将出处都删去了；三是对《旧五代史》所涉纷繁复杂的史事，援据唐末、五代、宋代的大量史乘、文集、笔记、碑碣，作细致的考订；四是援据宋人关于此书编次的点滴记录，分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玉海》卷四六引《中兴书目》)，充分利用《永乐大典》保存的原书分卷编次痕迹，尽可能地恢复原书面貌。《四库全书》中的大多数辑逸书，仅据《永乐大典》所存，采用新的体例，如诗文按体分编，姓书按韵目编录之类，考订也较粗疏。就此而言，邵辑本的水平确比其同僚所辑高出很多。今辑本旧五代史作为四库金书之一，于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编成缮写进呈，标明原文辑录出处，补充和考证史实的注文附在有关正文之下，部分文字考订则另附黄色粘籤。1921年南昌熊氏曾影印出版（简称“影库本”）。后来又有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缮写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和武英殿刊本（简称“殿本”），补充史实的注文仍附于正文之下，文字、史实考订则作为“考证”附于卷末，文字颇有改动，内容也有不少增删，并删去了辑文的出处。现存的旧五代史一般刊本及石印本都是根据殿本翻印的。此外，还有乾隆时期孔荭谷的校抄本（简称“孔本”，现仅看到近人章钰过录本）、彭元瑞校抄本（简称“彭本”）及抱经楼卢氏抄本（简称“卢本”），它们都以保存辑文出处为贵，内容大致和影库本相同。其中孔本是根据较早的辑录稿本抄写的，未改的清朝忌讳字较多，并保存了后来编定本删去的数十条注文。至于1925年的嘉业堂刊本（简称“刘本”），则以卢本为底本，再根据殿本作了大量校补，体例比较芜杂。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就是根据刘本影印的。这几本都保存了文献出处，讳改部分也未改尽，行世后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清辑本的缺憾，也逐渐明朗。其大端主要有：
其一，慑于清廷的政治氛围，大量篡改原书中贬斥异族的辞语，也就是陈垣《旧五代史辑本发覆》特别揭示的涉及戎虏夷狄之类字句的任意篡改，如改“虏主”为“契丹主”，改“虏骑”为“敌骑”、“獯戎犯阙”改“契丹入汴”、“北戎盗据中夏”改“契丹据有中夏”之类，在在多有。陈垣的考证，在《永乐大典》原卷影印后得到了证实。就现在已经公布的四库档案来分析，这些篡改并不一定出于乾隆帝的诏旨，更多的是馆臣畏祸而改。《旧五代史》辑本进呈后，乾隆帝即曾垂询金人禁行此书的原因，邵晋涵惶恐而致病，幸亏大学士于敏中尽力为之周旋，方得无事。辑本后来一再讳改，就因为此。
其二，辑录史文缺漏太多。就当时主要依据的《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等书来说，漏辑现象就已经非常严重。《永乐大典》现存本只有800多卷，引用《旧五代史》不足100则，清辑本即漏收了安彦威、马希范、王弘贽、安从进、李从昶等传逸文。《册府元龟》存五代文献超过万条，清辑本仅辑入三百则，缺漏极其严重。
其三是采辑未广。就现在所知，宋、元、明三代典籍引有《旧五代史》逸文者，大约超过三十种，当时仅据《永乐大典》、《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考异》、《资治通鉴注》、《太平御览》、《容斋随笔》六种书辑录逸文，不少书当时可以见到而没有用，比方《四库全书》收录的《大事记续编》、《职官分纪》等，也有不少是后来才通行的。
其四是录文多误。邵晋涵以后，许多学者从事校订，中华书局校点本也改正了一千多处，问题仍复不少。试举几例。《晋高祖纪》天福六年七月“辛酉，以前邓州节度使焦方为贝州节度使”。焦方仅此一见，节度使官高，不应别无表见，参前后史文，可以确定是《旧五代史》有传的马万之误，“马”字手书与“焦”字相近，“万”字俗写作“万”，增一点则为“方”。再如《唐明宗纪》长兴二年二月“诏：诸府少尹上任以二十五日为限。诸州刺史、诸道行军司马、副使、两使判官以下宾职，团防军事判官、推官、府县官等，并以三十日为限，幕职随府者不在此例。”(中华本576页)同年六月“丙子，诏诸道观察使均补苗税，将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不迨顷亩，有嗣者排改检括，自今年起为定额。”(同上580页)前一段似乎是对官员上任期限的规定，但不可理解的是为何少尹官高，独另立程限，而天下之大，各州府道途近远悬隔，又何能统一规定？查《册府元龟》卷六三三，此处“上任”作“上佐”，两处“日”均作“月”，原诏是对官员任职期限的规定，与上任赴职无关。后一段讲均补苗税，“有嗣者排改检括”一句很难理解，一是“排改”不词，二是仅讲检括田苗，何以牵涉到有无嗣子？查《册府元龟》卷四八八，此处作“自肯者即具状征收，有词者即排段检括”，是说有力人户同意者就照此征收，不同意而有词诉者，再分段检括，以作取舍。两段史文，经此校改，文意方得豁然明晓。与前述人为讳改不同，这是流传偶误所致。
近代史学大家陈垣最早提出全面校订清辑本，其设想见于其1936年所作而身后发表的《以册府校薛史计画》(收入《陈垣史学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一文，认为应先编制四种目录，然后据四种目录将二书互相比读，注出有无，进而逐字校雠，写定文本。这一计划，非常周密而可行。得力于这些比读，他发表了研究《旧五代史》的一系列重要论文。1959年，陈垣为中华书局影印明本《册府元龟》所作序中，提出了新的设想：“乾隆中四库馆辑薛《五代史》，大部分本可由《册府》辑出，乃以《册府》习见，外间多有，《永乐大典》孤本，为内府所藏，遂标榜采用《大典》，而《册府》只可为辅。”可能是作序而特别强调其重要的一种说法，实施情况不明。
中华书局校点本《旧五代史》的整理，是在“文革”特殊时期进行的。最初由陈垣承担，后因高层干预，改由复旦大学中文、历史两系部分教师承担。作为整套《二十四史》整理中的一部，体例是整理旧本而不是另辑新本，因此，校点本对清辑本系统的文本作了全面的清理和会校，可以说是清辑本的集成，但没有突破这个基本框架。近年有些学者对此本《出版说明》中“辑本因避讳而改动的文字，除影响文义的外，一般不再改回”一段提出责疑，虽有道理，但似乎超越了当时的整理规范。
现存古籍中，引有《旧五代史》者有《永乐大典》、《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新五代史注》、《资治通鉴考异》、《资治通鉴注》、《容斋随笔》、《广卓异记》、《通历》、《类要》、《方舆胜览》、《锦绣万花谷》、《职官分纪》、《折狱龟鉴》、《古今姓氏书辩证》、《玉海》、《能改斋漫录》、《大事记续编》、《天中记》等三十多种书。其中一部分是清代的通行书，只是因为疏忽而未及检用，有一些不太易见，如《类要》仅有钞本流传，《通历》后经阮元奏进，《古今姓氏书辨证》则刚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这些著作引录《旧五代史》，有些是直接标明引录该书，取资较易，有些则未有说明，如《通历》，但只要将其有关五代史文与清辑本《旧五代史》作一比读，不难发现这部分全部据后者节写而成。当然，辑录《旧五代史》的主要依凭，或者说保存五代文献的两大渊薮，还是《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
因为收进二十四史的《旧五代史》毕竟还是“辑本”，有些纪传零落不全，十二篇志中序言仅及其半，后世史家对此深以为憾，总期望有全貌的《旧五代史》从民间再现。本世纪三十年代，曾有信息说安徽藏有一套金朝刊本《旧五代史》，后又传说藏在上海，但经辗转查询，至今犹未问世。今辑本《旧五代史》经诸家研究考实，发现乾隆时从《永乐大典》抄出的原文，已被清朝史官篡改。著名史学家陈垣曾专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三卷，依次用《册府元龟》对比了乾隆辑本凡一百九十四条，总结出清朝史官增删挖补的十类，都有政治用意。因此，今天我们在研究和引用《旧五代史》时，是应当有所鉴别的。
历时二十年艰苦严谨的治学，复旦学者陈尚君完成了700万字巨著《全唐文补编》、《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这两部书于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先后由中华书局和复旦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这是我国文史研究领域的又一重大收获。
《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是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的最新辑本。抗战以前，史学大师陈垣就曾提出重新校订此书的设想，近二十年间，海峡两岸也有许多学者作此倡议，但因所涉文献极其浩博繁杂，此项工作始终没有完成。陈尚君教授从1994年始，历时11年，辑成此书。全书320万字，内容方面有很大增加和修订，据不完全统计，共重新辑录纪、传、志53篇，新增列传60篇，删去清人误收者9篇，增补逸文数万字，改动、补订、删除、乙正史文近万处，适当调整了原书的编次，同时附录了该书据以编修的五代实录的遗文达100多万字。提供了这部正史的相对完整可靠的文本，是清代二十四史定型后的一个新文本，对五代时期的纷繁史事作了全面的清理，提供了五代实录为主的大量第一手历史文献，揭示了该书编撰时所依据和删除文献的基本面貌，开创了正史注本的一种新范例。
《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是唐代设馆修史以后唯一的私修正史。撰者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
在已有了薛居正等主编的五代史以后，欧阳修为什么独出心裁，重又编出一部体例和写法不一样的新的五代史呢？《宋史·欧阳修传》中对此作了简约的说明：“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所谓“自撰”，是说这部史书不是奉朝廷之意，而是私家所撰。而“《春秋》遗旨”即《春秋》笔法。欧阳修自己说：“呜呼，五代之乱极矣！”“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他作史的目的，正是为了抨击这些他认为没有“廉耻”的现象，达到孔子所说的“《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的目的。
从他给尹洙、梅尧臣等人的信件看，在景佑三年（1036年）之前，已着手编写，到皇佑五年（1053年）基本完成，这是史学界公认的说法。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后藏进国家图书馆。到金章宗时候，这本新的五代史才逐渐代替了《旧五代史》。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著名的史学家，奉命和宋祁领衔编撰《新唐书》。崇儒复古是他的政治主张，也是他修史的指导思想。他意禀承孔子的《春秋》笔法、“褒贬”义例，对《旧五代史》改编重修。在编排体例上，推翻《旧五代史》一朝一史的基本格局，取法《南史》、《北史》，打破朝代界线，把五朝的人事综合统编在一起，按时间顺序排列。
《旧五代史》成书于宋建国后不久，所依据的史料多为五代实录。《新五代史》修撰时，距宋建国已有八九十年，距旧史的成书也已经60多年，这个时期又新出现了许多新的资料，这样就使得《新五代史》可以在《旧五代史》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新的史料。《新五代史》全书七十四卷，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世家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四卷。其中的列传，最有特色。它采用类传的形式，设立《家人传》、《臣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杂传》等名目。每类传目，内寓特定涵义，用以贯彻作者的“褒贬”义例。臂如将相大臣，凡专事一朝的在《臣传》，历事几朝的则列《杂传》。又如根据死者忠的不同程度，分为两等，头等的进《死节传》，次等的入《死事传》。
一般史书的“志”，《新五代史》称作“考”，仅有《司天考》、《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乱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删除。这也是为了体现以“礼”修史的原则。
本书的世家及世家年谱，大致相当于《旧五代史》的《世袭列传》和《僭伪列传》，明确将中原以外的割据政权分为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南平、东汉等十国。各小国的划分编排，条理清晰，首尾完具，显然胜于旧史。《四夷附录》相当于旧史的《外国列传》。
欧阳修还恢复设表，《史记》创立十表，以后只有班固采用，欧阳修加以恢复。
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但《新五代史》后出，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新五代史》新增史料最多的是《十国世家》。列传人物部分也有补充，欧阳修采用了新的材料以及笔记、小说中的材料，补充了事实，使人物事迹更为生动、丰富。对于少数民族的记述，也有新的增加，如根据胡峤《陷虏记》，记述了在契丹的亲身见闻。在《于阗录》中记述了高如晦出使于阗时所见到的沿途各国的山川、风土情况。在《司天考》中，欧阳修将后周天文学家王朴的《钦天历经》4篇的主要内容记录下来，因为《旧五代史》这部分内容已经不全，所以欧阳修的记录在我国天文学史上是有重要贡献的。此外，欧阳修对所采用的史料进行了细致的考辨，订正了《旧五代史》和其他史籍的不少错误。由于《旧五代史》已非原帙，残缺不全，《新五代史》特有的价值就更不应低估。再从其它角度来着眼，欧阳修撰史，浑然一体，结构严谨，选材讲究，文字凝炼；思想上不像旧史那样大肆渲染“天命”而注重人事；创《职方考》用表的形式，将290余州郡的废置更易情况明白地显示出来。独树一帜，提纲挈领，眉清目秀，颇受称道，都是它的长处。总得来看，两部五代史互有短长，现存《旧五代史》全书是《新五代史》的两倍多，旧史列传人物460余人，新史只有256人；旧史有志10篇，新史只有2篇。新史的世家10卷，对十国历史的记述更为完备。在个别人物传的字数上也多于旧史。这两部史著都是研究五代十国历史的重要材料。
由于欧阳修编写新五代史后于旧五代史，看到了旧五代史编撰者所没有看到的一些资料，他往往采用小说、笔记之类的记载，补充了旧五代史中所没有的一些史实。如王景仁、郭崇韬、安重诲、李茂贞、孔谦、王彦章、段凝、赵在礼、范延光、卢文纪、马胤孙、姚顗、崔税、吕琦、杨渥等传都或多或少地补充了若干事实，有些则插入比较生动的情节，以小见大，使读者加深对五代时期的人物和事件的了解。就历史资料方面而言，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是可以互为补充的。
《新五代史》仿《春秋》笔法，用不同的字句表现微言大义，个人好恶往往影响了史实的记述，终于招致了后人的批评。但是，欧阳修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大家，古文运动的领导人和集大成者，所以《新五代史》文笔简洁，叙事生动，当时人就认为它的笔力与《史记》不相上下。《新五代史》的文笔之出色，的确在二十四史中是罕见的。
《新五代史》问世后，即有徐无党注。但徐注旨在解释《春秋》笔法、阐述微言大意，对读者并无多少裨益。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明令立该书于学官，从此大行于世。
对《新五代史》进行考订的著作主要有：宋吴缜撰《五代史纂误》3卷，专取五代史本文，摘其舛误，辑为一书；清吴兰庭撰《五代史记纂误补》6卷，主要是补吴缜《纂误》之作，共载309事；清人对“欧史”考补之作还有杨陆荣撰《五代史记志疑》4卷，杜贵墀撰《五代史记注削繁》以及牛坤撰《五代史续补》2卷（补义儿传93人）等。
另外，两部《五代史》缺门也有不少，清人补作计有四种：周嘉猷《五代史纪年表》，陈恕的《五代地理考》1卷，顾檈三与宋祖骏各作的《补五代史艺文志》1卷。
补：其他考订著作一览
旧五代史考异(清邵晋涵)北京南京两图书馆均有抄本
旧五代史辑本发覆3卷附薛史辑本避讳例1卷(今人陈垣)励耘书屋丛刻二集本
二十四史订补（发覆）第10册第1-33页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271-302页
五代史校勘札记（清刘光蕡）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33-147页清刻本
五代史补5卷(宋陶岳)汲古阁刊本紫藤书屋丛刊本扫叶山房刊本豫章丛书本附校勘记
忏花？丛书本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381-411页毛氏汲古阁刻本
五代史阙文1卷(宋王禹偁)汲古阁刊本紫藤书屋丛刊本忏花？丛书本
五代史记纂误3卷(宋吴缜)武英殿聚珍本福建广东江西覆聚珍本知不足斋丛书十七集本
丛书集成第3857册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303-314页
五代史记纂误补4卷(清吴兰庭)嘉庆8年桐乡冯氏刊本知不足斋丛书二十集本吴兴丛书本有附录
丛书集成第3857册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147-209页嘉庆刻本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315-335页
五代史记纂误补续1卷(清周寿昌)光绪8年小对竹轩刊本广雅书局刊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355-359页小对竹轩刻本
五代史记纂误续补1卷(清吴光耀)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209-355页光绪14年江夏吴氏刊本
五代史补考24卷(清徐炯)适园丛书本二十四史订补第12册第1-261页
五代史记志疑4卷(清杨陆荣)康熙59年刊本
五代史补注(清钱师徵)见江苏采辑书目
五代史考异4卷(清吴兰庭)未刊见五代史纂误补跋
五代史记补注74卷(清彭元瑞、刘凤诰)道光8年彭氏刊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10-11册题五代史记注补（清徐炯）清抄本
五代史续补2卷附废朱梁论(清牛坤)道光24年自刊本补义儿传93人
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411-439页道光刻本
五代史记注削繁(清杜贵墀)巴陵杜氏遗书本
五代史校勘记74卷(清刘光蕡)陕甘味经书院刊本
读五代史随笔1卷(近人王元稚)无暇逸斋丛书本
五代诸王世表1卷五代诸国世表1卷五代将相大臣年表1卷五代诸国年表1卷五代诸镇年表1卷吴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又稿本1卷南唐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蜀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后蜀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南汉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北汉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
吴越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吴越将相州镇年表1卷（清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
五代吴越世家疑辨1卷(明马？臣)嘉靖39年钱德洪刻本
五代纪年表1卷(清周嘉猷)正觉楼丛刻本题孔广牧撰广雅书局刊本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据广雅本
五代地理考1卷(清练恕)道光18年刊多识录卷3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浙江图书馆一集本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486-496页
补五代史艺文志1卷(清顾櫰三)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二集本金陵丛刻本金陵丛书乙集本
广雅书局刊本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丛书集成第10册
补五代史艺文志1卷(清宋祖骏)朴学庐全集本二十四史订补第11册第775-787页咸丰刻本
五代春秋志疑（清华湛恩）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359-381页光绪刻本
补南唐书艺文志（清王之昌）二十四史订补第11册第787-？页光绪25年刻本
《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补正（近人）徐映璞《两浙史事丛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0月。
在已有了薛居正等主编的五代史以后，欧阳修为什么独出心裁，重又编出一部体例和写法不一样的新的五代史呢？《宋史·欧阳修传》中对此作了简约的说明：“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所谓“自撰”，是说这部史书不是奉朝廷之意，而是私家所撰。而“《春秋》遗旨”即《春秋》笔法。欧阳修自己说：“呜呼，五代之乱极矣！”“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他作史的目的，正是为了抨击这些他认为没有“廉耻”的现象，达到孔子所说的“《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的目的。
从他给尹洙、梅尧臣等人的信件看，在景佑三年（1036年）之前，已着手编写，到皇佑五年（1053年）基本完成，这是史学界公认的说法。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后藏进国家图书馆。到金章宗时候，这本新的五代史才逐渐代替了《旧五代史》。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著名的史学家，奉命和宋祁领衔编撰《新唐书》。崇儒复古是他的政治主张，也是他修史的指导思想。他意禀承孔子的《春秋》笔法、“褒贬”义例，对《旧五代史》改编重修。在编排体例上，推翻《旧五代史》一朝一史的基本格局，取法《南史》、《北史》，打破朝代界线，把五朝的人事综合统编在一起，按时间顺序排列。
《旧五代史》成书于宋建国后不久，所依据的史料多为五代实录。《新五代史》修撰时，距宋建国已有八九十年，距旧史的成书也已经60多年，这个时期又新出现了许多新的资料，这样就使得《新五代史》可以在《旧五代史》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新的史料。《新五代史》全书七十四卷，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世家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四卷。其中的列传，最有特色。它采用类传的形式，设立《家人传》、《臣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杂传》等名目。每类传目，内寓特定涵义，用以贯彻作者的“褒贬”义例。臂如将相大臣，凡专事一朝的在《臣传》，历事几朝的则列《杂传》。又如根据死者忠的不同程度，分为两等，头等的进《死节传》，次等的入《死事传》。
一般史书的“志”，《新五代史》称作“考”，仅有《司天考》、《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乱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删除。这也是为了体现以“礼”修史的原则。
本书的世家及世家年谱，大致相当于《旧五代史》的《世袭列传》和《僭伪列传》，明确将中原以外的割据政权分为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南平、东汉等十国。各小国的划分编排，条理清晰，首尾完具，显然胜于旧史。《四夷附录》相当于旧史的《外国列传》。
欧阳修还恢复设表，《史记》创立十表，以后只有班固采用，欧阳修加以恢复。
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但《新五代史》后出，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新五代史》新增史料最多的是《十国世家》。列传人物部分也有补充，欧阳修采用了新的材料以及笔记、小说中的材料，补充了事实，使人物事迹更为生动、丰富。对于少数民族的记述，也有新的增加，如根据胡峤《陷虏记》，记述了在契丹的亲身见闻。在《于阗录》中记述了高如晦出使于阗时所见到的沿途各国的山川、风土情况。在《司天考》中，欧阳修将后周天文学家王朴的《钦天历经》4篇的主要内容记录下来，因为《旧五代史》这部分内容已经不全，所以欧阳修的记录在我国天文学史上是有重要贡献的。此外，欧阳修对所采用的史料进行了细致的考辨，订正了《旧五代史》和其他史籍的不少错误。由于《旧五代史》已非原帙，残缺不全，《新五代史》特有的价值就更不应低估。再从其它角度来着眼，欧阳修撰史，浑然一体，结构严谨，选材讲究，文字凝炼；思想上不像旧史那样大肆渲染“天命”而注重人事；创《职方考》用表的形式，将290余州郡的废置更易情况明白地显示出来。独树一帜，提纲挈领，眉清目秀，颇受称道，都是它的长处。总得来看，两部五代史互有短长，现存《旧五代史》全书是《新五代史》的两倍多，旧史列传人物460余人，新史只有256人；旧史有志10篇，新史只有2篇。新史的世家10卷，对十国历史的记述更为完备。在个别人物传的字数上也多于旧史。这两部史著都是研究五代十国历史的重要材料。
由于欧阳修编写新五代史后于旧五代史，看到了旧五代史编撰者所没有看到的一些资料，他往往采用小说、笔记之类的记载，补充了旧五代史中所没有的一些史实。如王景仁、郭崇韬、安重诲、李茂贞、孔谦、王彦章、段凝、赵在礼、范延光、卢文纪、马胤孙、姚顗、崔税、吕琦、杨渥等传都或多或少地补充了若干事实，有些则插入比较生动的情节，以小见大，使读者加深对五代时期的人物和事件的了解。就历史资料方面而言，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是可以互为补充的。
《新五代史》仿《春秋》笔法，用不同的字句表现微言大义，个人好恶往往影响了史实的记述，终于招致了后人的批评。但是，欧阳修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大家，古文运动的领导人和集大成者，所以《新五代史》文笔简洁，叙事生动，当时人就认为它的笔力与《史记》不相上下。《新五代史》的文笔之出色，的确在二十四史中是罕见的。
《新五代史》问世后，即有徐无党注。但徐注旨在解释《春秋》笔法、阐述微言大意，对读者并无多少裨益。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明令立该书于学官，从此大行于世。
对《新五代史》进行考订的著作主要有：宋吴缜撰《五代史纂误》3卷，专取五代史本文，摘其舛误，辑为一书；清吴兰庭撰《五代史记纂误补》6卷，主要是补吴缜《纂误》之作，共载309事；清人对“欧史”考补之作还有杨陆荣撰《五代史记志疑》4卷，杜贵墀撰《五代史记注削繁》以及牛坤撰《五代史续补》2卷（补义儿传93人）等。
另外，两部《五代史》缺门也有不少，清人补作计有四种：周嘉猷《五代史纪年表》，陈恕的《五代地理考》1卷，顾檈三与宋祖骏各作的《补五代史艺文志》1卷。
补：其他考订著作一览
旧五代史考异(清邵晋涵)北京南京两图书馆均有抄本
旧五代史辑本发覆3卷附薛史辑本避讳例1卷(今人陈垣)励耘书屋丛刻二集本
二十四史订补（发覆）第10册第1-33页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271-302页
五代史校勘札记（清刘光蕡）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33-147页清刻本
五代史补5卷(宋陶岳)汲古阁刊本紫藤书屋丛刊本扫叶山房刊本豫章丛书本附校勘记
忏花？丛书本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381-411页毛氏汲古阁刻本
五代史阙文1卷(宋王禹偁)汲古阁刊本紫藤书屋丛刊本忏花？丛书本
五代史记纂误3卷(宋吴缜)武英殿聚珍本福建广东江西覆聚珍本知不足斋丛书十七集本
丛书集成第3857册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303-314页
五代史记纂误补4卷(清吴兰庭)嘉庆8年桐乡冯氏刊本知不足斋丛书二十集本吴兴丛书本有附录
丛书集成第3857册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147-209页嘉庆刻本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315-335页
五代史记纂误补续1卷(清周寿昌)光绪8年小对竹轩刊本广雅书局刊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355-359页小对竹轩刻本
五代史记纂误续补1卷(清吴光耀)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209-355页光绪14年江夏吴氏刊本
五代史补考24卷(清徐炯)适园丛书本二十四史订补第12册第1-261页
五代史记志疑4卷(清杨陆荣)康熙59年刊本
五代史补注(清钱师徵)见江苏采辑书目
五代史考异4卷(清吴兰庭)未刊见五代史纂误补跋
五代史记补注74卷(清彭元瑞、刘凤诰)道光8年彭氏刊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10-11册题五代史记注补（清徐炯）清抄本
五代史续补2卷附废朱梁论(清牛坤)道光24年自刊本补义儿传93人
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411-439页道光刻本
五代史记注削繁(清杜贵墀)巴陵杜氏遗书本
五代史校勘记74卷(清刘光蕡)陕甘味经书院刊本
读五代史随笔1卷(近人王元稚)无暇逸斋丛书本
五代诸王世表1卷五代诸国世表1卷五代将相大臣年表1卷五代诸国年表1卷五代诸镇年表1卷吴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又稿本1卷南唐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蜀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后蜀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南汉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北汉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
吴越将相大臣年表刻本1卷吴越将相州镇年表1卷（清万斯同）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
五代吴越世家疑辨1卷(明马？臣)嘉靖39年钱德洪刻本
五代纪年表1卷(清周嘉猷)正觉楼丛刻本题孔广牧撰广雅书局刊本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据广雅本
五代地理考1卷(清练恕)道光18年刊多识录卷3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浙江图书馆一集本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486-496页
补五代史艺文志1卷(清顾櫰三)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二集本金陵丛刻本金陵丛书乙集本
广雅书局刊本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丛书集成第10册
补五代史艺文志1卷(清宋祖骏)朴学庐全集本二十四史订补第11册第775-787页咸丰刻本
五代春秋志疑（清华湛恩）二十四史订补第10册第359-381页光绪刻本
补南唐书艺文志（清王之昌）二十四史订补第11册第787-？页光绪25年刻本
《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补正（近人）徐映璞《两浙史事丛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0月。
宋史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因体例未定而未能成书。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下令修辽、金、宋三史，到五年十月，历时仅两年半，即修成《宋史》。《宋史》由丞相脱脱挂名任都总裁，帖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李好文、王沂和杨宗瑞等七人任总裁，史官有斡玉伦徒、泰不华、杜秉彝、宋褧、王思诚、干文传、汪泽民、张瑾、麦文贵、贡师道、李齐、余阙、刘闻、贾鲁、冯福可、赵中、陈祖仁、王仪、余贞、谭慥、张翥、吴当和危素等二十三人，绝大多数为汉族文人。《宋史》即是由总裁与史官三十人集体编撰，而总裁的作用尤为重要，如欧阳玄、张起岩、李好文等，都颇有名望。
《宋史》的特点是史料丰富，叙事详尽。两宋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学术活跃，雕版印刷盛行，编写的史书，便于刊布流传。科举制的发展，形成庞大的文官群，他们的俸禄优厚，有很好的条件著述。加之统治者重视修撰本朝史，更促成宋代史学的发达。修撰本朝史的工作，在北宋前期由崇文院承担；王安石变法改革官制后，主要由秘书省负责。官修的当代史有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记载宰相、执政议事及与皇帝问对的时政记，根据起居注、时政记等按月日编的日历，详细记载典章制度的会要，还有编年体的“实录”和纪传体的“国史”。元末修撰的这部宋史，是元人利用旧有宋朝国史编撰而成，基本上保存了宋朝国史的原貌。
宋史对于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典章制度以及活动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人物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载，是研究两宋三百多年历史的基本史料。例如，从食货志中，不仅可以看到两宋社会经济发展的概况和我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联击的加强，还可以看到劳动人民创造的超越往代的巨大物质财富和他们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等，保存了许多天文气象资料、科学数据以及关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丰富史料。
除官修的当代史外，私家撰述的历史著作也不少，像南宋初年史学家李焘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专记北宋一代史实；南宋孝宗时的史学家徐梦莘修撰的《三朝北盟会编》，专记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和战的关系。因此元朝修《宋史》时，拥有足够的资料。以志来说，《宋史》共十五志，一百六十二卷，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仅次于列传。其例目之多，分量之大，也是二十五史所仅见。其中的《职官志》，详细地记述了宋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僚机构的组织情况，还包括职官的食邑、荫补、俸禄等，从中可以看出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此外，《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编得也比较好。《宋史》的志书基本上能反映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方面的情况。
《宋史》的体例完备，融会贯通了以往纪传体史书所有体例，纪、传、表、志俱全，而且有所创新。如外国和变夷分别列传，这就分清了国内的民族和国外的邻邦的界限。《宋史》的列传比前代史书都丰富，共收入两千多人。“五代史”中未列传的重要人物，如韩通，《宋史》把他和为拥周反宋的李筠、李重进一同列入《周三臣传》里，既弥补了“五代史”的不足，又反映了韩通等三人的历史作用，这种处理是十分恰当的。
《宋史》是在原宋《国史》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两宋时期，史官组织完备，雕版印刷术广泛应用，书籍流传和保存都较为便利，积累了大量史料。这就为元修《宋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宋史》修撰者匆匆急就，在史料的裁剪、史实的考订、文字的修饰、全书体例等方面存在不少缺点，如一人两传，无传而说有传，一事数见，有目无文，纪与传，传与传，表与传，传文与传论之间互相抵牾等，这使它在二十五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
《宋史》的最大缺点是比较粗糙。由于成书时间短，只用了两年零七个月，而且时值元朝濒临崩溃的前夕，因此编纂得比较草率。编写中对史料缺乏认真鉴别考订，资料也没有精心裁剪；书的结构比较混乱，编排失当，从整体来看，北宋详而南宋略，如《文苑传》里，北宋文人达八十一名，而南宋仅有十一名；《循吏传》里，南宋竟无一人。此外，宁宗以后的史实多缺而不载。列传虽然占的篇幅很大，入传的人物有两千八百多人，但缺漏的人物仍然不少。如南宋后期抵抗蒙古军守合州有功的王坚，其英勇程度，不减唐朝的张巡守睢阳，但在《宋史》中却无专传，其事迹只散见于《宋史》、《元史》的本纪和列传中。又如生祭文天祥的王炎午，终身面不向北的郑思肖，爱国诗人刘克庄等，也都没有列传。有的还出现一人两传的现象，如《宋史》列传一百一十六有《李熙靖传》，二百十二又有《李熙靖传》。还有列传的编排不以时间为序，造成了前后顺序的混乱。
《宋史》尊奉道学（理学）的思想倾向很明显。在《儒林传》之前，首创《道学传》，记载了两宋的道学家，如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等，突出了道学的地位。再有忠义、孝义、列女三传也都是宣扬道学思想的。其中《忠义传》里的人物竟有二百七十八人之多。这些内容虽旨在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但为后世研究理学，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宋史》尽管疏漏较多，但仍保存了不少已失散的原始资料，是了解和研究两宋历史的重要史书。明清以来，不少人对《宋史》加以纠正或补充。成书的有明朝柯维骐的《宋史新编》二百卷，合宋、辽、金史为一编，以宋为正统。《宋史新编》订正了《宋史》的一些错误，但史料的丰富远不及《宋史》。清末陆心源的《宋史翼》四十卷，根据历代碑文及私人笔记,增补《宋史》列传七百八十三人，附传六十四人。
尽管《宋史》存在不少缺点，但是它卷帙浩繁，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叙事详尽，就史料的学术价值而言详胜于略。同时《宋史》的主要材料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书，这些史籍现在几乎全部佚失了，而《宋史》是保存宋代官方和私家史料最有系统的一部书。
宋史的版本，主要有下列几种：公元1346年（元至正六年）杭州路刻印的至正本；公元1480年（明成化十六年）的成化本（朱英在广州按元刻本的抄本刻印，后来的版本大都以此为底本）：明嘉靖南京国子监本（南监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本（北监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殿本）；清光绪元年浙江书局本（局本）；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百衲本（1958年缩印本个别卷帙有抽换）。由于百衲本是用至正本和明成化本配补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对校，修补和改正了某些错字，是一个较好的版本。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宋史》标点校勘本，是以百衲本为工作本，同时吸收叶渭清《元椠宋史校记》和张元济《宋史校勘记》稿本的成果，参校了殿本和局本，是目前较好的版本。但中华书局校点本中亦有不少错误，故百衲本仍不可废。
补：其他考订著作一览
宋史偶识3卷(明秀水项梦原) 明刊本
宋史记250卷(明王维俭) 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宋史记凡例(明王维俭) 同治1年溪山书屋刊本
宋史稿170卷(清陈黄中) 未见传本
宋史札记（清李慈铭）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935-949页
宋史地理志考异1卷(近人聂崇岐) 二十五史补编本第6册据稿本
宋史艺文志补1卷(清卢文弨) 群书拾补本 八史经籍志本 金陵丛刻本 广雅书局刊本
史学丛书二集影印广雅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 丛书集成第11册
宋史艺文志(清朱文藻) 清吟阁书目有抄本16册
宋史艺文志宋史新编艺文志歧异表(上海书报合作社编) 中国历代艺文志本
宋史宰相表2卷(清赵晓荣) 见江苏采辑书目
宋大臣年表2卷（万斯同） 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据稿本
宋中兴三公年表1卷(宋失名) 藕香零拾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藕香零拾刻永乐大典本
宋史方镇年表1卷(近人吴廷燮) 景杜堂铅印本
北宋经抚年表2卷(近人吴廷燮) 景杜堂铅印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据稿本分5卷
南宋制抚年表2卷(近人吴廷燮) 景杜堂铅印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
宋史孝宗纪补脱1卷(清卢文弨) 群书拾补本 脱文已见百衲本宋史
宋史李重进列传传注1卷( ) 黄氏逸书考附刊本 二十四史订补第12册第269-273页
宋史忠义传王禀补传(近人王国维) 学术丛编二集本 观堂集林卷22 二十四史订补第12册第261-269页
广仓学社丛书本
宋人世系考2卷(清劳格) 读书杂识卷9-10
宋史翼40卷(清陆心源) 潜园丛书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479-934页
宋史外国传地理考证1卷(清丁谦) 浙江图书馆丛书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编第7册第950-963页
宋史夏国传集注14卷系表1卷(近人罗福苌撰今人罗福颐补) 1937年石印本
西夏艺文志1卷(近人王仁俊) 西夏文缀附刊本 二十五史补编第6册
西夏志略 二十四史订补第12册第273-375页
西夏纪（戴锡章） 二十四史订补第12册第375-697页
西夏书事42卷（清吴广成） 二十四史订补第12-13册民国印本
《辽史》撰成于元朝，全书一百一十六卷，包括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辽史》记载的是辽朝的历史。辽朝是十世纪至十二世纪前期契丹族在我国北部、东北部以至西北部辽阔地区建立的强大王朝。契丹的名字，最早见于《魏书》，它的含意，据《金史》上说是“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现代史学界虽有不同看法，但多数仍持此说。契丹族的祖先属东胡的一支。后又为鲜卑一部分。原居辽河上游一带，在悠长的岁月里，纵横于千里草原上，“草居野次，靡有所定”，“生生之资，仰给畜牧”。从东晋到隋唐之际，契丹有八个部落；到唐朝末年，契丹势力开始强大起来；十世纪初，契丹领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契丹国，都城设在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到辽朝第二代皇帝耶律德光时，改国号为辽，以后有时称辽，有时称契丹。辽朝与北宋、西夏并立，比北宋的疆域还要大。
阿保机建国后。任用汉人韩延徽等，接受了汉族文化。受中原皇朝重视史学的传统的影响，在政府机构中，设有国史院，置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起居部、起居舍人等史官。像辽景宗耶律贤统治时期，就以枢密使、北府宰相室防监修国史。室防修“实录”二十卷，受到辽圣宗的表扬。辽兴宗耶律宗真时的史家萧韩家奴，能坚持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秉笔直书。有一次，辽兴宗出去打猎，跟从他的人中有几十个被熊、虎咬死咬伤，萧韩家奴如实记载了这件事。辽兴宗看到后，命令他删去这个内容。萧韩家奴删去这个内容后，重又写上去。几天后，辽兴宗看到萧韩家奴的记载说：“史笔当如是。”正是由于辽朝统治者重视修史，因此辽朝的史料能够保存下来，为以后修辽史提供了有利条件。
辽朝受汉族文化影响很大。早在辽太祖时，就设有“监修国史”的官职。从辽圣宗时起。仿照五代和宋朝，编修了“实录”。辽末天祚帝时，又让监修国史的耶律俨修太祖诸帝“实录”。辽朝时，也沿用唐及五代各国的制度，设立有国史馆，修纂有起居注、日历、实录、国史等，但这些原始材料大部分已经散佚。元后期修《辽史》依据的主要是辽、金、宋人的著作中的第二手资料。原始文献主要只有以下几种：一、辽耶律俨的《辽实录》70卷。二、金陈大任的《辽史》。金灭辽之后，曾两次下令纂修《辽史》。一次是在熙宗皇统年间（1141—1149年）由耶律固主持修纂，由其弟子萧永琪最后完成的《辽史》75卷，但未刊行；一次是在章宗时期，因为皇帝的重视和支持，这次修《辽史》颇花了些功夫，时间长达17年之久，参加的史官除陈大任之外，还有党怀英、郝俣，移刺益、赵沨等十余人，最后由陈大任完成。后人一般称此书为陈大任《辽史》。不过此书亦未正式刊行，到元修辽史时稿本已散佚无存。三、南宋叶隆礼的《契丹国志》。第二次在完颜璟（章宗）时代，由移剌履、党怀英等十三人纂修，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由陈大任最后完成，后人称之为陈大任辽史。当时由于修史的所谓“义例”未定，主要是金朝继承哪一朝的“帝统”问题还未解决。所以陈大任辽史也没有经金朝批准刊行。
元代《辽史》的编写是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开始的。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七月，原金朝状元，时任元朝翰林学承旨的王鄂，向元世祖忽必烈建议修辽、金二史，忽必烈接受了这一建议，但因军事繁忙，时局未稳，没能实行。
至元元年（1264年），王鄂再次建议修辽、金二史，时元翰林国史院也建立起来，但这一次也未见诸行动。以后仁宗延佑、文宗天历曾多次诏修辽、宋、金三史，都因正统问题的争论未决，义例未定，因而都未成功。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在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请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脱脱裁定三史各为正统、从而彻底解决正统、义例问题的前提下，《辽史》才最后纂修成功。当时以脱脱为辽、金、宋三史都总裁官，《辽史》的总裁官是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太平）、张世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等4人分别执笔撰写而成。与金章宗时修《辽史》不一样，元代在组织撰写、成书，特别神速。从至正三年四月（1343年）始修，至次年三月便大功告成，只用了11个月时间。
《辽史》的特点是列表较多，共有八表，仅次于《史记》和《汉书》。《辽史》的表多，减少了立传之繁，省却了许多篇幅，弥补了纪、志、传记载的不足。其中的《游幸》、《部族》、《属国》三表，是《辽史》的创新。通过列表，使读者对各部族、各属国的情况，以及与辽朝中央的关系，都一目了然。减省了不少笔墨。当然，表里记载的材料难免与纪、志、传中的重复，但列表多弥补了《辽史》过于简略的缺点，从而使“一代之事迹亦略备”。
在《辽史》的志书中，新创《营卫志》，记载了契丹营卫概况、各部族的建置和分布等；把《兵志》改为《兵卫志》，记述了辽的军事组织情况，包括御帐亲军、宫卫骑军、大首领部族军、众部族军、五京乡丁、属国军、边境戍兵等等。这两种志书对了解和研究辽代的政治、军事和民族情况有很大帮助。
另外，《辽史》的最后有《国语解》一卷，对书中用契丹语记载的官制、宫卫、部族、地名等分别加以注释，为阅读《辽史》提供很大方便。不过译音有不少错误，后来清朝时敕撰的《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弥补了这一不足。
近人说《辽史》“在历代正史中最为下乘”，此说不无道理。《辽史》同《宋史》一样成书也很仓促，而依据史料范围又比较狭窄，书中的缺陷确实是比较多的。《辽史》所据资料既少，又匆匆成书，存在许多缺点便是很自然的了。因此，数百年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批评和指责。清代史学家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对它都有过评论。概括地说，其缺点主要表现在：第一，过于简略，以致漏载了许多修史所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建国后，曾几次改变国号，先称契丹、后称大辽、后又称大契丹、又后复称大辽。这样重大的事实，在《辽史》中竟然没有反映。又如从整体上看，《辽史》有116卷，卷数为《宋史》的1/5，而字数却仅47万字，只有后者的1/10。第二，记事前后矛盾。如《太祖记》载：
“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而《属国表》记载同一事件却说成是“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都督乌母主可汗。”究竟俘获的是毕离遏还是乌母主可汗？使人无所适从。第三，记事错误甚多。其中既有纪年错误，如《太祖纪》：元年（907年）“夏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废其主，寻弑之，自立为帝，国号梁，遣使来告。”而据欧阳修《五代史记》等书记载：宋全忠自立为帝是在四月甲子，明年正月才弑济阴王；也有文字、史实错误，如《辽史》中记载道宗有寿隆年号。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第一，道宗先帝圣宗名隆绪，断无取祖先名字作年号的道理。第二，现在所见辽代碑刻、钱币皆作“寿昌”。
元修辽史时，既没有认真搜集和考订史料，再加上纪、志、表、传之间相互检对也很不够，因此前后重复，史实错误、缺漏和自相矛盾之处很多。甚至把一件事当成两件事，一个人当成两个人或三个人。这种混乱现象在二十四史中是很突出的。但由于耶律俨实录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它提供了一些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材料。
例如，天祚纪反映出，当辽朝对女真的战争节节失败的时候，汉族农民和各族人民纷纷起义，其中由安生儿、张高儿领导的起义军多达二十万人。又如营卫志、礼志提供了契丹部落的建置、分布，以及游牧民族风俗习惯的材料。地理志和百官志记录了当时的地理建置和农牧区统治机构的概况。本纪、部族表、属国表、二国外纪等部分还保存了一些研究契丹以外各族历史以及中外关系史的参考资料。从辽史里还可以看到，当时草原上由于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人口的增加，逐步出现了一些农业聚落和城市。特别是先后建立的上京和中京，与南京（今北京）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沟通了这一广阔地区的经济和文化。
《辽史》的缺陷虽多，《辽史》作为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辽史》保存了许多由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后人对《辽史》的增补、校注，有清朝厉鹗著的《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搜集各类书籍三百余种，对《辽史》加以补充校订，很有参考价值。此外还有清朝杨复去著的《辽史拾遗补》五卷，对《辽史》进一步作了补充。
辽史于元顺帝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与金史同时刊刻，只印了一百部，这次的印本已经失传。明初修永乐大典引用的很可能就是这个初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系用几种元末或明初翻刻本残本拼凑而成，虽有不少脱误，但也有许多胜于后出诸本的地方。明南监本源于百衲本所据的元本。北监本脱误与南监本同，且偶有误改。清乾隆殿本系据北监本校刻。道光殿本据四库本改译人名、官名等，有失原书面目。
清厉鹗《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摘录《辽史》原文为纲，参考他书条列于下，凡有异同，则分析考订，缀以按语，引用群书至三百余种，足备参考。杨复吉又以厉鹗未曾见到的《旧五代史》和《契丹国志》等征引未臻周备的资料作《辽史拾遗补》五卷，都是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辽史》出现后的约300年间，此书及辽朝史没有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视。有明一代，仅有杨循吉撰《辽小史》1卷。到了清代，情况有所变化，陆续有关于《辽史》补正、考订之类撰述问世。
（一）拾遗补阙。如厉鹗撰《辽史拾遗》24卷。该书广采博搜，征引书籍358种，或注或补，将有关纪事系于《辽史》纪、志、传文之下。此书虽未臻完善，有许多史料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郑麟趾《高丽史》等，厉鹗都未见过全本，但它还是给后来治辽史者以很大方便。梁启超说：“辽金元三史最为世诟病。清儒治辽史者莫勤于厉樊榭（鹗）之《辽史拾遗》二十四卷”（《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94页，中国书店，1987年）。后来，杨复吉又撰《辽史拾遗补》5卷，采厉鄂未见书及散见他书中有关辽事400条，与厉书相辅流行。厉、杨两书是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书。
（二）增补表志。补表有万斯同《辽大臣年表》、汪远孙《辽史纪年表》等。补艺文志尤多，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吴骞《四朝经籍志补》、厉鄂《辽史拾遗》补经籍志、杨复吉《辽史拾遗补》经籍志、倪灿和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附辽代部分、《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缪荃孙《辽艺文志》等，分别含有或专补辽艺文。
（三）纪事本末体史书编撰。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40卷。分正文与考异两部分。正文以《辽史》为主，参之以五代与宋、金诸史及各传记，“区别条流，各从其类”；考异占全书大半，凡与他史及各传记事有异同，词有详细，兼仿裴松之补注《三国志》及胡三省之注《通鉴》，并取司马光所著《考异》30卷散入各条例，分载每条之下。本书对人名、地名、职官、年代等多所考证，征引书目达600多种。有光绪十九年（1893年）初刻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重刻本。
（四）诗文辑录。由于辽代“书禁甚严”，所印书籍不许流至境外，“传入中国（指北宋）者法皆死”（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五），加之以后的散佚，所以辽人著作流传下来者甚少。因此辽人诗文辑录工作受到学者的关注。清周春撰《辽诗话》1卷，后来增补为2卷，定名为《增订辽诗话》（1797年）。书中除收录辽人诗作外，还有宋人使辽诗以及后人咏辽代遗迹的诗。光绪中叶，缪荃孙辑《辽文存》6卷，所收资料以金石碑刻居多。
先谈关于《辽史》补正、校勘和辽人著作辑录。
进入本世纪以来，有关这方面的撰述相继问世。有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5卷，这应是本世纪最早出现的《辽史》考订之作。是书“于辽五京州县山川悉为考核，标明今之某处，凡舛错者逐一驳正，疑者阙之”。此外，将四捺钵，五国部，南北各三关，散见于纪、志、传中者为《辽地附录》二篇，《天祚播迁处考》、《西辽地考》各一篇，并附于书后。本书以《辽史》正文为本体，中加小字，详为考证。丁谦《辽史各外国地理考证》1卷（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集，1915年），“就百官志中所标王府者，计四十余国为主，有遗采他条补之”。吴廷燮《辽方镇年表》，为氏所著《历代方镇年表》之一卷。黄任恒《辽代年表》1卷（1915年），以辽为主，与“中国”（五代、宋）、西夏、高丽纪年相对照。谭其骧《辽史地理志补正》、《辽史订补三种》（《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二集，1942年），后者包括“订正皇子表”、“补皇子传”、“订正皇族表”三日。罗继祖《辽汉臣世系年表》1卷（1937年）。作者因《辽史》中“汉臣有传者仅二十余人，漏略滋多”，于是采摭有关史书、文集，编成此表，“凡得族三十有九，得姓二十有五”。张亮采《补辽史交聘表》5卷（有中华书局1958年本）。因《金史》有交聘表而《辽史》无之，作者乃“钩核群籍，缀补阙遗，以备研史者考览”。傅乐焕《宋辽聘使表稿》（《史语所集刊》14本，1949年；后收入《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主要据李焘《长编》，参照《辽史》、《宋会要》、《宋史》以及宋人笔记文集等，编成此表，并有“附考”及“使名索引”。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1卷、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1卷等，是继前人所作有关辽代艺文志的补残缀拾之作。尤其是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将以前诸家所有，悉皆标注，又补30余种，统加考证，并附“宋金人谈辽事书目”及清人谈辽书目凡26种，与以前同类补志相比最为完备。后收入《辽海丛书》第6集。陈汉章《辽史索隐》8卷（缀学堂丛书初集本，1936年；中华书局本，1960年），作者“采摭故典，探求异闻”，“探颐索隐”，将有关纪事系于《辽史》纪、志、传文之下。此书重在考证地理。
《辽史》校勘成果可观，是本时期辽史学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辽史》的缺略、讹误勘称二十四史之最。对于《辽史》的缺略，如前所述，从清代以来就不断有学者为之拾补；而对其讹误的校勘，到本世纪才有较大进展。主要有：冯家升《辽史初校》。冯氏自1931年秋起，遍阅所能见到的《辽史》各种版本，凡23种，历时2年，撰成《辽史初校》。以同文书局本为底本，以“百衲”、“南监”、北监”各本互校。此书后来收入《〈辽史〉误证三种》（中华书局1959年）。罗继祖《辽史校勘记》8卷。作者在序中指出，《辽史》“缪戾非偻指所可计”，撮其要者约为四端：一曰姓名之异，二曰名字互称致称歧误，三曰记事矛盾，四曰疏漏。于是依清武英殿本，而参以元刊及明南北监本校之。此书撰成于1938年。195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张元济《辽史校勘记》（稿本）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著述。此外，冯家升《〈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史学年报》2卷1期，1934年；后收入《冯家升论著辑粹》），傅乐焕《辽史复文举例》（收入《辽史丛考》），也属《辽史》校勘方面的著作。这些校勘成果，为后来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所采用。
阿保机建国后。任用汉人韩延徽等，接受了汉族文化。受中原皇朝重视史学的传统的影响，在政府机构中，设有国史院，置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起居部、起居舍人等史官。像辽景宗耶律贤统治时期，就以枢密使、北府宰相室防监修国史。室防修“实录”二十卷，受到辽圣宗的表扬。辽兴宗耶律宗真时的史家萧韩家奴，能坚持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秉笔直书。有一次，辽兴宗出去打猎，跟从他的人中有几十个被熊、虎咬死咬伤，萧韩家奴如实记载了这件事。辽兴宗看到后，命令他删去这个内容。萧韩家奴删去这个内容后，重又写上去。几天后，辽兴宗看到萧韩家奴的记载说：“史笔当如是。”正是由于辽朝统治者重视修史，因此辽朝的史料能够保存下来，为以后修辽史提供了有利条件。
辽朝受汉族文化影响很大。早在辽太祖时，就设有“监修国史”的官职。从辽圣宗时起。仿照五代和宋朝，编修了“实录”。辽末天祚帝时，又让监修国史的耶律俨修太祖诸帝“实录”。辽朝时，也沿用唐及五代各国的制度，设立有国史馆，修纂有起居注、日历、实录、国史等，但这些原始材料大部分已经散佚。元后期修《辽史》依据的主要是辽、金、宋人的著作中的第二手资料。原始文献主要只有以下几种：一、辽耶律俨的《辽实录》70卷。二、金陈大任的《辽史》。金灭辽之后，曾两次下令纂修《辽史》。一次是在熙宗皇统年间（1141—1149年）由耶律固主持修纂，由其弟子萧永琪最后完成的《辽史》75卷，但未刊行；一次是在章宗时期，因为皇帝的重视和支持，这次修《辽史》颇花了些功夫，时间长达17年之久，参加的史官除陈大任之外，还有党怀英、郝俣，移刺益、赵沨等十余人，最后由陈大任完成。后人一般称此书为陈大任《辽史》。不过此书亦未正式刊行，到元修辽史时稿本已散佚无存。三、南宋叶隆礼的《契丹国志》。第二次在完颜璟（章宗）时代，由移剌履、党怀英等十三人纂修，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由陈大任最后完成，后人称之为陈大任辽史。当时由于修史的所谓“义例”未定，主要是金朝继承哪一朝的“帝统”问题还未解决。所以陈大任辽史也没有经金朝批准刊行。
元代《辽史》的编写是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开始的。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七月，原金朝状元，时任元朝翰林学承旨的王鄂，向元世祖忽必烈建议修辽、金二史，忽必烈接受了这一建议，但因军事繁忙，时局未稳，没能实行。
至元元年（1264年），王鄂再次建议修辽、金二史，时元翰林国史院也建立起来，但这一次也未见诸行动。以后仁宗延佑、文宗天历曾多次诏修辽、宋、金三史，都因正统问题的争论未决，义例未定，因而都未成功。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在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请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脱脱裁定三史各为正统、从而彻底解决正统、义例问题的前提下，《辽史》才最后纂修成功。当时以脱脱为辽、金、宋三史都总裁官，《辽史》的总裁官是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太平）、张世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等4人分别执笔撰写而成。与金章宗时修《辽史》不一样，元代在组织撰写、成书，特别神速。从至正三年四月（1343年）始修，至次年三月便大功告成，只用了11个月时间。
《辽史》的特点是列表较多，共有八表，仅次于《史记》和《汉书》。《辽史》的表多，减少了立传之繁，省却了许多篇幅，弥补了纪、志、传记载的不足。其中的《游幸》、《部族》、《属国》三表，是《辽史》的创新。通过列表，使读者对各部族、各属国的情况，以及与辽朝中央的关系，都一目了然。减省了不少笔墨。当然，表里记载的材料难免与纪、志、传中的重复，但列表多弥补了《辽史》过于简略的缺点，从而使“一代之事迹亦略备”。
在《辽史》的志书中，新创《营卫志》，记载了契丹营卫概况、各部族的建置和分布等；把《兵志》改为《兵卫志》，记述了辽的军事组织情况，包括御帐亲军、宫卫骑军、大首领部族军、众部族军、五京乡丁、属国军、边境戍兵等等。这两种志书对了解和研究辽代的政治、军事和民族情况有很大帮助。
另外，《辽史》的最后有《国语解》一卷，对书中用契丹语记载的官制、宫卫、部族、地名等分别加以注释，为阅读《辽史》提供很大方便。不过译音有不少错误，后来清朝时敕撰的《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弥补了这一不足。
近人说《辽史》“在历代正史中最为下乘”，此说不无道理。《辽史》同《宋史》一样成书也很仓促，而依据史料范围又比较狭窄，书中的缺陷确实是比较多的。《辽史》所据资料既少，又匆匆成书，存在许多缺点便是很自然的了。因此，数百年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批评和指责。清代史学家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对它都有过评论。概括地说，其缺点主要表现在：第一，过于简略，以致漏载了许多修史所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建国后，曾几次改变国号，先称契丹、后称大辽、后又称大契丹、又后复称大辽。这样重大的事实，在《辽史》中竟然没有反映。又如从整体上看，《辽史》有116卷，卷数为《宋史》的1/5，而字数却仅47万字，只有后者的1/10。第二，记事前后矛盾。如《太祖记》载：
“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而《属国表》记载同一事件却说成是“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都督乌母主可汗。”究竟俘获的是毕离遏还是乌母主可汗？使人无所适从。第三，记事错误甚多。其中既有纪年错误，如《太祖纪》：元年（907年）“夏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废其主，寻弑之，自立为帝，国号梁，遣使来告。”而据欧阳修《五代史记》等书记载：宋全忠自立为帝是在四月甲子，明年正月才弑济阴王；也有文字、史实错误，如《辽史》中记载道宗有寿隆年号。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第一，道宗先帝圣宗名隆绪，断无取祖先名字作年号的道理。第二，现在所见辽代碑刻、钱币皆作“寿昌”。
元修辽史时，既没有认真搜集和考订史料，再加上纪、志、表、传之间相互检对也很不够，因此前后重复，史实错误、缺漏和自相矛盾之处很多。甚至把一件事当成两件事，一个人当成两个人或三个人。这种混乱现象在二十四史中是很突出的。但由于耶律俨实录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它提供了一些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材料。
例如，天祚纪反映出，当辽朝对女真的战争节节失败的时候，汉族农民和各族人民纷纷起义，其中由安生儿、张高儿领导的起义军多达二十万人。又如营卫志、礼志提供了契丹部落的建置、分布，以及游牧民族风俗习惯的材料。地理志和百官志记录了当时的地理建置和农牧区统治机构的概况。本纪、部族表、属国表、二国外纪等部分还保存了一些研究契丹以外各族历史以及中外关系史的参考资料。从辽史里还可以看到，当时草原上由于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人口的增加，逐步出现了一些农业聚落和城市。特别是先后建立的上京和中京，与南京（今北京）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沟通了这一广阔地区的经济和文化。
《辽史》的缺陷虽多，《辽史》作为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辽史》保存了许多由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后人对《辽史》的增补、校注，有清朝厉鹗著的《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搜集各类书籍三百余种，对《辽史》加以补充校订，很有参考价值。此外还有清朝杨复去著的《辽史拾遗补》五卷，对《辽史》进一步作了补充。
辽史于元顺帝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与金史同时刊刻，只印了一百部，这次的印本已经失传。明初修永乐大典引用的很可能就是这个初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系用几种元末或明初翻刻本残本拼凑而成，虽有不少脱误，但也有许多胜于后出诸本的地方。明南监本源于百衲本所据的元本。北监本脱误与南监本同，且偶有误改。清乾隆殿本系据北监本校刻。道光殿本据四库本改译人名、官名等，有失原书面目。
清厉鹗《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摘录《辽史》原文为纲，参考他书条列于下，凡有异同，则分析考订，缀以按语，引用群书至三百余种，足备参考。杨复吉又以厉鹗未曾见到的《旧五代史》和《契丹国志》等征引未臻周备的资料作《辽史拾遗补》五卷，都是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辽史》出现后的约300年间，此书及辽朝史没有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视。有明一代，仅有杨循吉撰《辽小史》1卷。到了清代，情况有所变化，陆续有关于《辽史》补正、考订之类撰述问世。
（一）拾遗补阙。如厉鹗撰《辽史拾遗》24卷。该书广采博搜，征引书籍358种，或注或补，将有关纪事系于《辽史》纪、志、传文之下。此书虽未臻完善，有许多史料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郑麟趾《高丽史》等，厉鹗都未见过全本，但它还是给后来治辽史者以很大方便。梁启超说：“辽金元三史最为世诟病。清儒治辽史者莫勤于厉樊榭（鹗）之《辽史拾遗》二十四卷”（《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94页，中国书店，1987年）。后来，杨复吉又撰《辽史拾遗补》5卷，采厉鄂未见书及散见他书中有关辽事400条，与厉书相辅流行。厉、杨两书是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书。
（二）增补表志。补表有万斯同《辽大臣年表》、汪远孙《辽史纪年表》等。补艺文志尤多，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吴骞《四朝经籍志补》、厉鄂《辽史拾遗》补经籍志、杨复吉《辽史拾遗补》经籍志、倪灿和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附辽代部分、《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缪荃孙《辽艺文志》等，分别含有或专补辽艺文。
（三）纪事本末体史书编撰。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40卷。分正文与考异两部分。正文以《辽史》为主，参之以五代与宋、金诸史及各传记，“区别条流，各从其类”；考异占全书大半，凡与他史及各传记事有异同，词有详细，兼仿裴松之补注《三国志》及胡三省之注《通鉴》，并取司马光所著《考异》30卷散入各条例，分载每条之下。本书对人名、地名、职官、年代等多所考证，征引书目达600多种。有光绪十九年（1893年）初刻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重刻本。
（四）诗文辑录。由于辽代“书禁甚严”，所印书籍不许流至境外，“传入中国（指北宋）者法皆死”（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五），加之以后的散佚，所以辽人著作流传下来者甚少。因此辽人诗文辑录工作受到学者的关注。清周春撰《辽诗话》1卷，后来增补为2卷，定名为《增订辽诗话》（1797年）。书中除收录辽人诗作外，还有宋人使辽诗以及后人咏辽代遗迹的诗。光绪中叶，缪荃孙辑《辽文存》6卷，所收资料以金石碑刻居多。
先谈关于《辽史》补正、校勘和辽人著作辑录。
进入本世纪以来，有关这方面的撰述相继问世。有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5卷，这应是本世纪最早出现的《辽史》考订之作。是书“于辽五京州县山川悉为考核，标明今之某处，凡舛错者逐一驳正，疑者阙之”。此外，将四捺钵，五国部，南北各三关，散见于纪、志、传中者为《辽地附录》二篇，《天祚播迁处考》、《西辽地考》各一篇，并附于书后。本书以《辽史》正文为本体，中加小字，详为考证。丁谦《辽史各外国地理考证》1卷（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集，1915年），“就百官志中所标王府者，计四十余国为主，有遗采他条补之”。吴廷燮《辽方镇年表》，为氏所著《历代方镇年表》之一卷。黄任恒《辽代年表》1卷（1915年），以辽为主，与“中国”（五代、宋）、西夏、高丽纪年相对照。谭其骧《辽史地理志补正》、《辽史订补三种》（《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二集，1942年），后者包括“订正皇子表”、“补皇子传”、“订正皇族表”三日。罗继祖《辽汉臣世系年表》1卷（1937年）。作者因《辽史》中“汉臣有传者仅二十余人，漏略滋多”，于是采摭有关史书、文集，编成此表，“凡得族三十有九，得姓二十有五”。张亮采《补辽史交聘表》5卷（有中华书局1958年本）。因《金史》有交聘表而《辽史》无之，作者乃“钩核群籍，缀补阙遗，以备研史者考览”。傅乐焕《宋辽聘使表稿》（《史语所集刊》14本，1949年；后收入《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主要据李焘《长编》，参照《辽史》、《宋会要》、《宋史》以及宋人笔记文集等，编成此表，并有“附考”及“使名索引”。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1卷、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1卷等，是继前人所作有关辽代艺文志的补残缀拾之作。尤其是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将以前诸家所有，悉皆标注，又补30余种，统加考证，并附“宋金人谈辽事书目”及清人谈辽书目凡26种，与以前同类补志相比最为完备。后收入《辽海丛书》第6集。陈汉章《辽史索隐》8卷（缀学堂丛书初集本，1936年；中华书局本，1960年），作者“采摭故典，探求异闻”，“探颐索隐”，将有关纪事系于《辽史》纪、志、传文之下。此书重在考证地理。
《辽史》校勘成果可观，是本时期辽史学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辽史》的缺略、讹误勘称二十四史之最。对于《辽史》的缺略，如前所述，从清代以来就不断有学者为之拾补；而对其讹误的校勘，到本世纪才有较大进展。主要有：冯家升《辽史初校》。冯氏自1931年秋起，遍阅所能见到的《辽史》各种版本，凡23种，历时2年，撰成《辽史初校》。以同文书局本为底本，以“百衲”、“南监”、北监”各本互校。此书后来收入《〈辽史〉误证三种》（中华书局1959年）。罗继祖《辽史校勘记》8卷。作者在序中指出，《辽史》“缪戾非偻指所可计”，撮其要者约为四端：一曰姓名之异，二曰名字互称致称歧误，三曰记事矛盾，四曰疏漏。于是依清武英殿本，而参以元刊及明南北监本校之。此书撰成于1938年。195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张元济《辽史校勘记》（稿本）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著述。此外，冯家升《〈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史学年报》2卷1期，1934年；后收入《冯家升论著辑粹》），傅乐焕《辽史复文举例》（收入《辽史丛考》），也属《辽史》校勘方面的著作。这些校勘成果，为后来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所采用。
《金史》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
《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议修于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以后在至元元年、十六年，以及仁宗朝、文宗朝都分别议论过修史的事，都因义例难定未付诸实行，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才决定“各与正统”，《辽》、《金》、《宋》三史分别撰修。翌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元朝脱脱等主持编修的《金史》，是宋、辽、金三史中编撰得最好的一部，具体参加修纂的有沙剌班、王理、伯颜、赵时敏、费著、商企翁，铁木尔塔识、张起岩、欧阳玄、王沂、杨宗瑞等，其中欧阳玄的贡献最为突出，他制订《金史》撰修的发凡举例，书中的论、赞、表、奏皆他属笔。从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开始编撰，至第二年十一月成书。全书共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有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记载了上起金太祖收国元年（1115年）阿骨打称帝，下至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年）蒙古灭金，共一百二十年的历史。
历代对《金史》的评价很高，认为它不仅超过了《宋史》、《辽史》，也比《元史》高出一筹。《金史》编得好，是由于原有的底本比较好，及金朝注重史书的编纂工作。
学者们一般认为，《金史》在二十四史中虽谈不上是上乘之作，不能与《史记》、《汉书》、《三国志》等比美。但是，在元末所修三史中却是最好的一部。清代史学家赵翼评论说：“《金史》叙事最详略，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记》卷2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在宋、辽、金三史之中，是最为完善的。”确实，与宋、辽二史相比，其优点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在各《本纪》的末尾，设立了《世纪补》一篇，专门记述了几位未曾即位称帝，而被后代追认的几位皇帝的事
迹，这在体例处理方面十分得体，为后代修史者所继承；此外，《金史》在最末尾专立《金国语解》一篇，用汉语标出了表现在官称、人事、物象、姓氏等等之中的女真语称谓，是参照释读《金史》及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金史》还根据具体需要，创立了《交聘表》，以编年体表格的方式记述了金朝与邻国（如宋、西夏、高丽）的和战及来往关系，形式新颖，内容清晰。
其次，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女真的远祖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的肃顺。唐代时称靺鞨。五代时，契丹称黑水靺鞨为女真。女真从始祖函普到乌雅束八代，尚无文字，那时自然谈不上史事的记载。到阿骨打建立金国以后，最初也无文字。阿骨打的侄儿、金大将完颜宗翰喜好访问女真老人，多得先人遗事。后来，女真统治者逐步吸取汉族文化，设立国史院，置监修国史等史官，开始编撰史书。金太宗天会六年（1128年），令完颜勖与耶律廸延掌国史。完颜勖等就把宗翰了解到的从始祖以下十帝的事，综合为三卷。金照宗皇统八年（1148年），完颜勖等又进《太祖实录》二十卷。金世宗时，修《睿宗实录》。世宗让修史的人拿着修好的《睿宗实录》去请教老臣彀英，彀英为之更正了不少错误。所以金代的“实录”是比较详实的，从世祖函普起，到哀宗守绪，共十九代，大致都有记载。其中固然有一部分是追述的，不尽可靠，但都是金朝人追述的，比后世人的追述要真实些。金亡以后，“实录”均存于顺天的张万户（张柔）家。张曾任金经略使，后来投降蒙古，并为前驱，1233年，参加攻金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之役。城破后，张柔“于金帛一无所取，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至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张柔把《金实录》献给朝廷。元世祖的谋士刘秉忠、王鹗等都曾先后请修《金史》。元英宗时，又修过一次《金史》。有了上述编撰的基础，到元顺帝时，自然有了丰富的史料，也能很快成书。
在这之前，金末文人元好问（欲之）曾想利用金实录撰修金史，未能实现。但所传中州集及壬辰杂编，保存了不少他蒐集的金史史料，这两部书也为修撰金史之所本。又，金末文人刘祁（京叔），目睹金的亡国，他从汴京辗转两千余里，回到故乡浑源以后，写了归潜志一书，记载了作者所熟悉的人和事，对了解金末文人及社会情况有极大参考价值。故元史馆的臣僚说：“刘京叔归潜志与元欲之壬辰杂编二书，虽微有异同，而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徵者焉。”（金史卷一一五完颜奴申传）这些都为修金史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所以在元人修的三史之中，金史要算是较好的一部。
与辽相比，金代修史制度要完善得多。有记注院，掌修起居注；秘书监设有著作局，掌修日历；还有国史院，掌修实录和国史。其实录编修最为完备，太祖以下除卫绍王、金哀宗之外，均有实录；除此之外，还有记载金朝先世的《先朝实录》3卷；生前未称帝，死后追加尊号的世宗生父睿宗、章宗生父显宗也都有实录；此外还修有国史，包括皇帝本纪及功臣列传；金宣宗时，因害怕蒙古军的再次进犯，金由中都（今北京）迁往开封，这些历史文献也随之携至汴京。汴京被蒙古军攻克之后，当时依附于蒙古，并参与了攻汴战斗的汉族地主军阀张柔颇具远见，在其他蒙军将士争抢金帛财宝时，他却来到金史馆，将金朝实录及其他秘府图书运回了家中。这些图书文献在中统二年（1261年）被献之于朝廷。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蒙宋联军攻克蔡州，金朝灭亡了。元朝建立后，金朝遗老王鄂不但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了修辽、金二史的建议，而且开始着手搜集、整理金代的历史资料。卫绍王朝没有实录，现在卫绍王本纪中的材料都是中统三年王鄂收集的；金朝迁蔡州之后，史书记载中断，也是因为王鄂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著有《汝南遗事》4卷，才得以将这一段亡国的历史始末记载下来。因而金代历史文献保存得比辽朝多而且完整，加上金朝其他文人也注意搜集金代史实，如金末文人刘祁著《归潜志》、诗人元好问著《壬辰杂编》（今已佚）等也保存了不少金代史实。可见元末修《金史》，既有实录、国史为根据，又有王鄂等人的搜集、补缀，还有刘祁、元好问等人的著作可直接资以参证，其所依据与《辽史》纂修时所据要丰富多了。加上这些资料又已经过不少人的加工整理，使编纂者易于着手，这与《宋史》撰写时面对一堆数量庞大、毫无整理的原始材料又不一样。于是《金史》比辽、宋二史高出一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历次修《金史》，除依据张万户献上的实录外，还有就是金朝末年两位学者的著述，即刘祁的《归潜志》和元好问的《壬辰杂编》。金亡以后，元好问以编史为己任，听说《金实录》在张万户家，就向他表示，愿修金史，希望看到《金实录》，但没有如愿。不过，他没有灰心，并且说：“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于是就在家里著述，“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名之为“野史”，即《壬辰杂编》一书。刘祁的《归潜志》也是元代编写《金史》的主要史料之一。元好问和刘祁二人亲身经历了金末的丧乱之事，书中所论都是耳闻目睹，且二人文笔又好，所以《金史》中有关金末历史的记载，写得十分生动，使人读之历历如见。
正因为元末《金史》的成书经营很久，同《宋史》、《辽史》的仓促成书不同，所以有高下之分。《四库全书总目》中赞扬《金史》说：“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瞻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这个评价是不错的。例如书中对金代战争的记述，既生动、又不冗繁。金代的战争比较多，如果一一铺叙，容易写得繁琐冗长。而《金史》中只是把每一件大事在一两个主事人的纪、传中详述，对其他事和人，只是在其他纪、传中从侧面加以补充。这样就能有纲有纪，条理井然。金建国前的抗辽战争的河店一战，是完颜阿骨打亲自率领攻打的，《金史》就在金太祖本纪里详述了此次战役。后来。金追获辽朝皇帝，又掳取宋朝皇帝，则在大将宗翰、宗望的传里记述了这两件事。
在编写体例上，《金史》也有创新。书中的本纪第一卷，不是从金太祖阿骨打开始，而是以《世纪》为开始，追述阿骨打以前十代的事迹，便于读者对女真先世在氏族部落时的社会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本纪的最后一卷，又增加了《世纪补》，用以记述熙宗的父亲景宣帝、金世宗的父亲睿宗、金章宗的父亲显宗。这三人原来都是大臣，只是由于他们的儿子做了皇帝，不便列入诸臣传，所以又立《世记补》。这种体例，后来为《元史》、《明史》所效法。《金史》里还可以看到《交聘表》，这是用表格形式把金与宋、西夏、高丽等国和战，以及它们之间的往来诸事，一一记录下来，读起来一目了然。
《金史》以“实录”为依据，史料翔实可信。如在记述金与辽的往来和征战中，对金统治者所用的诈谋诡计等，都能如实地叙述；对金朝统治阶级的残暴、荒淫、互相倾轧，也能比较充分地揭露。
《金史》的志书内容比较详细，共有三十九卷，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弱。其中的《河渠志》、《兵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五种写得不错，能反映出金朝社会的基本特征。
当然,《金史》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有的重要人物没有列传，甚至无记载。如金初建策阿骨打称帝的渤海人杨朴，是阿骨打身边重要的谋臣，金建国之初，“诸事革创，朝仪制度，皆出其手”，这样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在《金史》中只字未提呢？大约不会是疏漏，而是不愿把阿骨打称帝这件开创金朝基业的事，说成是渤海人的主意。有的重要事情没有记载，如天会十年（1132年）金立的伪齐迁都汴，十二年（1134年）金、伪齐合兵伐宋等，都是金国大事，《金史》中一概不书。此外，《金史》列传中的人名杂乱，一人多名或译名不一的现象很多。
百衲本影印的元至正刊本（其中八十卷是初刻，五十五卷是元朝后来的覆刻本），是现存金史最早的本子。
《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议修于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以后在至元元年、十六年，以及仁宗朝、文宗朝都分别议论过修史的事，都因义例难定未付诸实行，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才决定“各与正统”，《辽》、《金》、《宋》三史分别撰修。翌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元朝脱脱等主持编修的《金史》，是宋、辽、金三史中编撰得最好的一部，具体参加修纂的有沙剌班、王理、伯颜、赵时敏、费著、商企翁，铁木尔塔识、张起岩、欧阳玄、王沂、杨宗瑞等，其中欧阳玄的贡献最为突出，他制订《金史》撰修的发凡举例，书中的论、赞、表、奏皆他属笔。从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开始编撰，至第二年十一月成书。全书共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有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记载了上起金太祖收国元年（1115年）阿骨打称帝，下至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年）蒙古灭金，共一百二十年的历史。
历代对《金史》的评价很高，认为它不仅超过了《宋史》、《辽史》，也比《元史》高出一筹。《金史》编得好，是由于原有的底本比较好，及金朝注重史书的编纂工作。
学者们一般认为，《金史》在二十四史中虽谈不上是上乘之作，不能与《史记》、《汉书》、《三国志》等比美。但是，在元末所修三史中却是最好的一部。清代史学家赵翼评论说：“《金史》叙事最详略，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记》卷2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在宋、辽、金三史之中，是最为完善的。”确实，与宋、辽二史相比，其优点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在各《本纪》的末尾，设立了《世纪补》一篇，专门记述了几位未曾即位称帝，而被后代追认的几位皇帝的事
迹，这在体例处理方面十分得体，为后代修史者所继承；此外，《金史》在最末尾专立《金国语解》一篇，用汉语标出了表现在官称、人事、物象、姓氏等等之中的女真语称谓，是参照释读《金史》及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金史》还根据具体需要，创立了《交聘表》，以编年体表格的方式记述了金朝与邻国（如宋、西夏、高丽）的和战及来往关系，形式新颖，内容清晰。
其次，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女真的远祖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的肃顺。唐代时称靺鞨。五代时，契丹称黑水靺鞨为女真。女真从始祖函普到乌雅束八代，尚无文字，那时自然谈不上史事的记载。到阿骨打建立金国以后，最初也无文字。阿骨打的侄儿、金大将完颜宗翰喜好访问女真老人，多得先人遗事。后来，女真统治者逐步吸取汉族文化，设立国史院，置监修国史等史官，开始编撰史书。金太宗天会六年（1128年），令完颜勖与耶律廸延掌国史。完颜勖等就把宗翰了解到的从始祖以下十帝的事，综合为三卷。金照宗皇统八年（1148年），完颜勖等又进《太祖实录》二十卷。金世宗时，修《睿宗实录》。世宗让修史的人拿着修好的《睿宗实录》去请教老臣彀英，彀英为之更正了不少错误。所以金代的“实录”是比较详实的，从世祖函普起，到哀宗守绪，共十九代，大致都有记载。其中固然有一部分是追述的，不尽可靠，但都是金朝人追述的，比后世人的追述要真实些。金亡以后，“实录”均存于顺天的张万户（张柔）家。张曾任金经略使，后来投降蒙古，并为前驱，1233年，参加攻金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之役。城破后，张柔“于金帛一无所取，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至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张柔把《金实录》献给朝廷。元世祖的谋士刘秉忠、王鹗等都曾先后请修《金史》。元英宗时，又修过一次《金史》。有了上述编撰的基础，到元顺帝时，自然有了丰富的史料，也能很快成书。
在这之前，金末文人元好问（欲之）曾想利用金实录撰修金史，未能实现。但所传中州集及壬辰杂编，保存了不少他蒐集的金史史料，这两部书也为修撰金史之所本。又，金末文人刘祁（京叔），目睹金的亡国，他从汴京辗转两千余里，回到故乡浑源以后，写了归潜志一书，记载了作者所熟悉的人和事，对了解金末文人及社会情况有极大参考价值。故元史馆的臣僚说：“刘京叔归潜志与元欲之壬辰杂编二书，虽微有异同，而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徵者焉。”（金史卷一一五完颜奴申传）这些都为修金史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所以在元人修的三史之中，金史要算是较好的一部。
与辽相比，金代修史制度要完善得多。有记注院，掌修起居注；秘书监设有著作局，掌修日历；还有国史院，掌修实录和国史。其实录编修最为完备，太祖以下除卫绍王、金哀宗之外，均有实录；除此之外，还有记载金朝先世的《先朝实录》3卷；生前未称帝，死后追加尊号的世宗生父睿宗、章宗生父显宗也都有实录；此外还修有国史，包括皇帝本纪及功臣列传；金宣宗时，因害怕蒙古军的再次进犯，金由中都（今北京）迁往开封，这些历史文献也随之携至汴京。汴京被蒙古军攻克之后，当时依附于蒙古，并参与了攻汴战斗的汉族地主军阀张柔颇具远见，在其他蒙军将士争抢金帛财宝时，他却来到金史馆，将金朝实录及其他秘府图书运回了家中。这些图书文献在中统二年（1261年）被献之于朝廷。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蒙宋联军攻克蔡州，金朝灭亡了。元朝建立后，金朝遗老王鄂不但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了修辽、金二史的建议，而且开始着手搜集、整理金代的历史资料。卫绍王朝没有实录，现在卫绍王本纪中的材料都是中统三年王鄂收集的；金朝迁蔡州之后，史书记载中断，也是因为王鄂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著有《汝南遗事》4卷，才得以将这一段亡国的历史始末记载下来。因而金代历史文献保存得比辽朝多而且完整，加上金朝其他文人也注意搜集金代史实，如金末文人刘祁著《归潜志》、诗人元好问著《壬辰杂编》（今已佚）等也保存了不少金代史实。可见元末修《金史》，既有实录、国史为根据，又有王鄂等人的搜集、补缀，还有刘祁、元好问等人的著作可直接资以参证，其所依据与《辽史》纂修时所据要丰富多了。加上这些资料又已经过不少人的加工整理，使编纂者易于着手，这与《宋史》撰写时面对一堆数量庞大、毫无整理的原始材料又不一样。于是《金史》比辽、宋二史高出一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历次修《金史》，除依据张万户献上的实录外，还有就是金朝末年两位学者的著述，即刘祁的《归潜志》和元好问的《壬辰杂编》。金亡以后，元好问以编史为己任，听说《金实录》在张万户家，就向他表示，愿修金史，希望看到《金实录》，但没有如愿。不过，他没有灰心，并且说：“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于是就在家里著述，“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名之为“野史”，即《壬辰杂编》一书。刘祁的《归潜志》也是元代编写《金史》的主要史料之一。元好问和刘祁二人亲身经历了金末的丧乱之事，书中所论都是耳闻目睹，且二人文笔又好，所以《金史》中有关金末历史的记载，写得十分生动，使人读之历历如见。
正因为元末《金史》的成书经营很久，同《宋史》、《辽史》的仓促成书不同，所以有高下之分。《四库全书总目》中赞扬《金史》说：“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瞻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这个评价是不错的。例如书中对金代战争的记述，既生动、又不冗繁。金代的战争比较多，如果一一铺叙，容易写得繁琐冗长。而《金史》中只是把每一件大事在一两个主事人的纪、传中详述，对其他事和人，只是在其他纪、传中从侧面加以补充。这样就能有纲有纪，条理井然。金建国前的抗辽战争的河店一战，是完颜阿骨打亲自率领攻打的，《金史》就在金太祖本纪里详述了此次战役。后来。金追获辽朝皇帝，又掳取宋朝皇帝，则在大将宗翰、宗望的传里记述了这两件事。
在编写体例上，《金史》也有创新。书中的本纪第一卷，不是从金太祖阿骨打开始，而是以《世纪》为开始，追述阿骨打以前十代的事迹，便于读者对女真先世在氏族部落时的社会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本纪的最后一卷，又增加了《世纪补》，用以记述熙宗的父亲景宣帝、金世宗的父亲睿宗、金章宗的父亲显宗。这三人原来都是大臣，只是由于他们的儿子做了皇帝，不便列入诸臣传，所以又立《世记补》。这种体例，后来为《元史》、《明史》所效法。《金史》里还可以看到《交聘表》，这是用表格形式把金与宋、西夏、高丽等国和战，以及它们之间的往来诸事，一一记录下来，读起来一目了然。
《金史》以“实录”为依据，史料翔实可信。如在记述金与辽的往来和征战中，对金统治者所用的诈谋诡计等，都能如实地叙述；对金朝统治阶级的残暴、荒淫、互相倾轧，也能比较充分地揭露。
《金史》的志书内容比较详细，共有三十九卷，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弱。其中的《河渠志》、《兵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五种写得不错，能反映出金朝社会的基本特征。
当然,《金史》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有的重要人物没有列传，甚至无记载。如金初建策阿骨打称帝的渤海人杨朴，是阿骨打身边重要的谋臣，金建国之初，“诸事革创，朝仪制度，皆出其手”，这样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在《金史》中只字未提呢？大约不会是疏漏，而是不愿把阿骨打称帝这件开创金朝基业的事，说成是渤海人的主意。有的重要事情没有记载，如天会十年（1132年）金立的伪齐迁都汴，十二年（1134年）金、伪齐合兵伐宋等，都是金国大事，《金史》中一概不书。此外，《金史》列传中的人名杂乱，一人多名或译名不一的现象很多。
百衲本影印的元至正刊本（其中八十卷是初刻，五十五卷是元朝后来的覆刻本），是现存金史最早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