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司馬遷著
（宋）裴駰集解
（唐）司馬貞索隱
（唐）張守節正義
《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作者是西漢時期的司馬遷。史記全書共一百三十篇，分為本紀、書、表、世傢、列傳五大部分。《史記》約成書於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來是沒有書名的，司馬遷完成這部巨著後曾給當時的大學者東方朔看過，東方朔非常欽佩，就在書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馬遷的官職，“公”是美稱，“太史公”也衹是表明誰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著錄這部書時，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後人則又簡化成《太史公記》、《太史公書》、《太史公傳》。《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一般稱為《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 《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近人梁啓超稱贊這部巨著是“千古之絶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魯迅譽之為“史傢之絶唱，無韻之《離騷》”（《漢文學史綱》）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任太史令，寫古今通史的願望沒有實現，臨終要司馬遷完成其夙願。後來，司馬遷繼任父親太史令之職，開始寫《史記》，十多年後，終於完成。
司馬遷著《史記》，其史學觀念在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傢之言”。司馬遷探求的天人之際，並非承認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視天人之間關係的演變，從而瞭解 “古今之變” 的關鍵，探求出歷史動態發展變化的層面，最終完成“一傢之言”。而他的撰述動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馬遷為了繼承其父司馬談編訂史書的遺志，完成撰述《史記》的宏願。司馬氏世代為太史，為繼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論述上代歷史。《隋書‧經籍志》說：“談乃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傢之言。”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春秋》以後的史事。漢武帝元封元年，武帝進行封禪大典，司馬談身為太史令，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引為終生之憾，憂憤而死。他死前將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餘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而《史記》以《封禪書》為其八書之一，即見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馬遷想繼承《春秋》精神。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顯揚志業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魯哀公獲麟之年，此後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司馬遷是紹繼《春秋》，並以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及太初元年改歷下限，撰寫史記。然而，司馬遷繼承《春秋》，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而且是重視《春秋》的性質，他在《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絶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可見司馬遷對“春秋之義”和“春秋筆法”心儀已久，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貶精神，撰述《史記》。
三、司馬遷要肩負史傢職責。據《後漢書百官志》載，“太史令”衹是俸祿六百石的小官，職責僅在於管理圖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衹是記錄上代及當代事情，並無著述的責任。然而，司馬談和司馬遷明顯不滿足於“拾遺補蓺”。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歷史的計劃，可惜卻“發憤而卒”，臨終前叮囑司馬遷，認為“自獲麟以來，史記放絶。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甚多，身為太史令，有完成論載上代歷史的任務。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說：“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傢、賢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述往事以思來者”的責任感，决意撰述《史記》。在《報任安書》中亦透露著述《史記》的目的，他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傢之言。”可見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任，更要盡史學家的職責。
《史記》是一部貫穿古今的通史，此書記事始於傳說中的黃帝時期，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敘述了中國古代三千年左右的歷史。全書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傢、七十列傳，五十二萬六千五百一十五字。“本紀”是全書提綱，按年月記述帝王的言行政績。“表”用表格來簡列世係、人物和史事。“書”則記述制度發展，涉及禮樂制度、天文兵律、社會經濟、河渠地理等諸方面內容。“世傢”記述子孫世襲的王侯封國史跡。“列傳”是重要人物傳記。其中的本紀和列傳是主體。
按司馬遷所說，編寫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傢之言”。“究天人之際”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關係，作者批判了原來的“神意天命論”，提出了“帝王中心論”。“通古今之變”，即探究歷史的發展實況及其規律。
《史記》參考了衆多典籍，如《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和諸子百傢等，同時參考檔案、民間古文書籍。他還親自采訪，進行實地調查，然後對材料精心選擇使用，治學態度異常嚴謹。
漢代之前的歷史著作在內容、史事、材料、作者編撰水平上都無法和《史記》相比。可以說，《史記》是中國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規模巨大，體係完備，而且對此後的紀傳體史書影響很深，歷朝正史基本都用這種體裁撰寫。同時，書中的文字生動性，敘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魯迅先生對史記的評價也很高。
司馬遷在漢武帝年代擔任了太史公，太史公是崇天迷信的漢武帝設立的。集解如淳曰：“漢儀註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漢舊儀》、《西京雜記》等記載了直到漢宣帝的時候，太史公這個官職纔改為太史令，不再讓司馬遷的子孫擔任。
司馬遷去世之後，《史記》並沒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視。到漢宣帝時，司馬遷的外孫等人開始把《史記》部分內容流傳，西漢政府把《史記》正副本都作為宮廷秘籍收藏，阻止該書內容外傳，即使諸侯東平王要求朝廷賜書都遭到拒絶，直到東漢纔開始流傳，但到東漢時已經有了殘缺。
註釋方面，南朝宋的裴駰著有《史記集解》，是現存最早的舊註本，唐朝司馬貞撰寫《史記索隱》，有很多新見地，唐朝的張守節用畢生精力寫成《史記正義》，成就較高。
該書現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黃善夫傢塾刻本，被公認為善本，經商務印書館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朝的《二十一史》本、清朝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參考價值都很高。清朝同治年間有金陵書局的刻本。1959年中華書局所出標點校勘本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史記》重新作了校點。... ...
全書略於先秦，詳於秦漢，所述秦商鞅變法至漢武帝晚年的歷史，約占全書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據司馬遷說，全書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傢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紀”實際上就是帝王的傳記，因為帝王是統理國傢大事的最高的首腦，為他們作紀傳而名之曰“本紀“，正所以顯示天下本統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綱紀的緣故。同時，也是全書的總綱，是用編年體的方法記事的。在“本紀”的寫作中，司馬遷采取了詳今略遠的辦法，時代愈遠愈略，愈近愈詳。“本紀”托始黃帝，是因為黃帝是中華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師。將項羽列入“本紀”，一是秦漢間幾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書”，是記載歷代朝章國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專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傢，是無法撰寫成書的。班固《漢書》改稱“志”，成為通例。“書”的修撰，為研究各種專門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世傢”是記載諸侯王國之事的。這因諸侯開國承傢，子孫世襲，也就給了他們的傳記叫做世傢。從西周的大封建開始，發展到春秋、戰國，各諸侯國先後稱霸稱雄，盛極一時，用“世傢”體裁記述這一情況，是非常妥當的。司馬遷把孔子和陳涉也列入“世傢”，是一種例外。孔子雖非王侯，但卻是傳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況漢武帝時儒學獨尊，孔子是儒學的創始人，將之列入“世傢”也反映了思想領域的現實情況。至於陳涉，不但是首先起義亡秦的領導者，且是三代以來以平民起兵而反殘暴統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馬遷將之列入“世傢”，把他的功業和湯放桀，武王伐紂，孔子作《春秋》相比，將他寫成為震撼暴秦帝國統治、叱咤風雲的偉大歷史英雄，反映了作者進步的歷史觀。
“列傳”是記載帝王、諸侯以外的各種歷史人物的。有單傳，有合傳，有類傳。單傳是一人一傳，如《商君列傳》、《李斯列傳》等。合傳是記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傳》、《老莊申韓列傳》等。類傳是以類相從，把同一類人物的活動，歸到一個傳內，如《儒林列傳》、《循吏列傳》、《刺客列傳》等。司馬遷把當時我國四周少數民族的歷史情況，也用類傳的形式記載下來，如《匈奴列傳》、《朝鮮列傳》、《大宛列傳》等，這就為研究我國古代少數民族的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來源。
據司馬遷說，《史記》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 書八篇，世傢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漢書· 司馬遷傳》中提到《史記》缺少十篇。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傢》、《龜策列傳》、《傅靳蒯列傳》。今本《史記》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數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的手筆，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其中《武帝紀》、《三王世傢》、《龜策列傳》和《日者列傳》四篇由漢博士褚少孫補缺。《漢書·藝文志》載馮商續補《太史公》七篇，韋昭註云馮商“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劉知幾認為續補《史記》的不衹是褚,馮兩傢，而有十五傢之多。“《史記》所出,年止太初,其後劉嚮,嚮子欲,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繼撰續,迄於哀平間,尤名《史記》”。後人大多數不同意張晏的說法，但《史記》殘缺是確鑿無疑的。《史記》以後的歷代正史，除極個別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實的官史。而司馬遷雖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記》卻並不體現最高統治者漢武帝的意志。司馬遷寫《史記》秉筆直書，在某些方面,敢於批評朝廷，這是封建統治者所不能允許的。朝廷對《史記》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閱讀範圍限製於朝廷上層的極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詔刪節和續補《史記》。《後漢書·楊終傳》雲，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被刪後僅十餘萬言的《史記》，在漢以後即失傳，以後一直流傳的是經續補的《史記》。
（補註：許多人認為褚少孫是《史記》的主要續補者,但是他到底補缺多少,各人說法不一。張晏認為褚少孫續補四篇。但姚振寧在《隋書·經籍志考證》中說《史記》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孫續補。有的人認為《傅勒列傳》文章,格調酷似司馬遷,褚少孫未必能寫出如此文章。）
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長，我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所著《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近人稱為“史傢之絶唱，無韻之離騷。”（民國，魯迅）。司馬遷是西漢夏陽竜門人。夏陽，縣名，今韓城，靠近竜門。所以司馬遷自稱“遷生竜門”（太史公自序）。竜門，竜門山，很有名氣。傳說大禹曾在竜門開山治水。竜門山的南面是黃河。司馬遷的傢正好在黃河、竜門之間。當地名勝古跡很多。司馬遷從小在飽覽山河名勝的同時，也有機會聽到許多歷史傳說和故事。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司馬遷撰。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傢"，七十"列傳"，十""，八 "書"，共五個部分，約五十二萬六千多字。記述了從傳說中的黃帝至漢武帝太初年間上下三千年的歷史。它同時也是一部文學名著，是中國傳記文學的開創性著作。它的主體部分是本紀、世傢和列傳，其中列傳是全書的精華。
司馬遷撰寫史記，態度嚴謹認真，實錄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寫的每一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都經過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並對史實反復作了核對。司馬遷早在二十歲時，便離開首都長安遍踏名山大川，實地考察歷史遺跡，瞭解到許多歷史人物的遺聞鐵事以及許多地方的民情風俗和經濟生活，開擴了眼界，擴大了胸襟。漢朝的歷史學家班固說，司馬遷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也就是說，他的文章公正，史實可靠，不空講好話，不隱瞞壞事。這便高度評價了司馬遷的科學態度和史記的記事翔實。
司馬遷要堅持"實錄"精神，就必須面對現實、記錄現實，這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忌諱"的問題。可是他在給人物作傳記時，並不為傳統歷史記載的成規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對歷史事實的思想感情記錄。從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貴族，到將相大臣，再到地方長官等等，司馬遷當然不會抹殺他們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們的腐朽、醜惡以及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尤其揭露了漢代統治階級的罪惡。他雖是漢武帝的臣子，但對於他的過失，司馬遷絲毫沒有加以隱瞞，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當時盛行的封禪祭祖、祈求神仙活動的虛妄。在《封禪書》中，他把漢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計祈求不死之藥的荒謬無聊行為淋漓盡致地描繪了出來。
司馬遷想為封建統治者提供歷史的藉鑒作用，反映的是真實的歷史，這是非常可貴的。本着實錄的精神，司馬遷在選取人物時，並不是根據其官職或社會地位，而是以其實際行為表現為標準。比如，他寫了許多諸如遊俠、商人、醫生、倡優等下層人物的傳記。在司馬遷心目中，這些人都有可取之處。司馬遷首創了以人載事，始終敘述一個人生平事跡的寫法。着重寫其"為人"，並註意其"為人"的復雜性，是司馬遷的筆法。他在作傳時，把自己的看法寓於客觀的事實敘述之中，來表示自己對人物的愛憎態度。比如項羽這個人物，司馬遷同情他，以非常飽滿的熱情來寫這位失敗英雄。他既稱贊項羽的驍勇，又對他的胸無大志、殘暴自恃作出批評。可是，在《項羽本紀》中，司馬遷並沒有發議論，但是他對項羽的愛憎態度卻於敘事之中明顯地表現了出來。這便是司馬遷作傳的最大特點，即真實性和傾嚮性的統一。
對《史記》的研究與考證
《史記》在比較廣泛地傳播流行，大約是在東漢中期以後成為司馬遷著作的專稱，也開始於這個時候。在這以前，《史記》都稱為《太史公書》、《太史公記》和簡稱“太史公”。據現知材料考證，最早稱司馬遷這部史著為《史記》的，是東漢桓帝時寫的《東海廟碑》。到唐朝時候，由於古文運動的興起，文人們對《史記》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當時著名散文傢韓愈、柳宗元等都對《史記》特別推崇。宋元之後，歐陽修、鄭樵、洪邁、王應麟各傢，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贊賞《史記》的文筆。於是《史記》的聲望與日俱增，各傢各派註釋和評價《史記》的書也源源不斷出現。其中最有影響的是俗稱“三傢註”的《史記集解》（劉宋時裴駰(裴鬆之子)註）、《史記索隱》（唐司馬貞，註補：司馬貞，字子正，唐河內（今沁陽）人。開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館學士，主管編纂、撰述和起草詔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學家，著《史記索隱》三十捲，世號“小司馬”。司馬貞以《史記》舊註音義年遠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廣《史記音義》、裴駰《史記集解》、齊鄒誕生《史記集註》、唐劉伯莊《史記音義》、《史記地名》等諸傢的註文，參閱韋昭、賈逵、杜預、譙周等人的論著、間己見，撰成對後世很有影響的史學名著《史記索隱》，該書音義並重，註文翔實，對疏誤缺略補正頗多，具有極高的史學研究價值，與南朝時期的宋國裴駰的《史記集解》、唐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合稱“史記三傢註”。後世史學家譽稱該書“價值在裴、張兩傢之上。” ）和《史記正義》（唐張守節註）。《集解》兼采當時裴駰所能見到的前人有關《史記》諸書的研究成果，並一一註明作者名字。一絲不苟。《索隱》進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證不當的錯處。並對《史記》原文提出辨正，發語警闢。《正義》的作者長於輿地之學，對《史記》中地名的考證尤為精闢。讀《史記》原文，同時註意看一看這三傢註，對原書會有更進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華書局重新標點排印的《史記》，就是與這三傢註合刻的本子。
裴駰，裴鬆之的兒子，字竜駒。繼承傢學，博覽宏識，亦以註史著稱於世。司馬遷的《史記》被譽為“史傢之絶唱，無韻之離騷”，裴駰為《史記》作註而垂名於中國史壇。他反復研究《史記》，“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他博採經傳百傢及先儒學說，凡對作註有所裨益，便廣而錄之；凡所註引，務必去其浮言遊辭，取其精旨要義；如各傢說註不同，則兼收並蓄，不肯偏棄；如有未詳之處，寧缺不議，不憑臆想，妄加解說。終於寫成《史記集解》八十捲不朽之作，成為現存最早的《史記》註本。與唐司馬貞《史記索引》、張守節《史記正義》合稱“史記三傢註”。
《史記》成書後，由於它“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漢書·司馬遷傳》），被指責為對抗漢代正宗思想的異端代表。因此，在兩漢時，《史記》一直被視為離經叛道的“謗書”，不但得不到應有的公正評價，而且當時學者也不敢為之作註釋。唐初，《隋書·經籍志》在介紹《史記》、《漢書》的流傳時說：“《史記》傳者甚微”，司馬貞說“漢晉名賢未知見重。”（《史記索隱》序）我們註意到漢晉時期對《史記》也有一些積極的評價，如西漢劉嚮、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西晉華嶠也說：“遷文直而事核。”（《後漢書·班彪傳論》。據李賢註，此句為“華嶠之辭”。）在晉代，也有人從簡約的角度誇奬《史記》。張輔說：“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晉書·張輔傳》）這些評價雖然不錯，但在今天看來，卻還遠不足以反映出《史記》的特殊地位，因為得到類似評價的史書並不止《史記》一傢。如《三國志》作者陳壽，“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晉書·陳壽傳》）南朝劉勰說“陳壽三志，文質辨恰。”（《文心雕竜?史傳》）華嶠所撰《後漢書》在西晉也頗受好評，時人以為“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晉書?華嶠傳》）至於說到簡約，那也不是《史記》獨有的，如“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文心雕竜·史傳》）幹寶《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鹹稱良史”。（《晉書·幹寶傳》）總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人們並沒有把《史記》看得很特殊。這與我們對待《史記》的態度大不相同。自宋以後，研究《史記》的著述增多了，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繩的《史記志疑》、崔適的《史記探源》、張森楷的《史記新校註》、日本學者瀧川資言的《史記會註考證》，以及清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和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的有關部分，都是重要的參考書籍。張文虎著《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一書對《史記》的史文及註文進行了精審的校訂。他根據錢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見到的各種舊刻古本和時本，擇善而從，兼采諸傢，金陵局本就是經過他的校考之後刊行的。
日本學者瀧川資言撰《史記會註考證》，《考證》資料比較詳實。各種版本《史記》包括標點本多衹附錄三傢註，《考證》則以金陵書局本為底本，引錄三傢註以來有關中日典籍約一百二十多種，其中國人著作一百零幾種，日人著作二十幾種，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別擇綴輯於註文中，時加審辨說明，將一千二百年來諸傢衆說，以事串聯，較為係統地介紹出來，大大節省搜檢群書之勞，為研究者提供極大方便，顯然比三傢註優越。
《考證》資料豐富還表現在《正義》佚文整理上。三傢註原各自單獨成書，自宋代合刻於《史記》正文下，妄加刪削，大失原貌，尤以張守節《正義》最為嚴重，後世通行本《史記》三傢註皆襲此。可是張書既不像《索隱》有單刻本流傳，也不像《集解》有宋版《史記》集解本存世，以致佚文極難搜集。瀧川從日本所藏幾種古本《史記》校記中，輯得《正義》佚文一千二三百條，補入書內。這些資料有人認為並非全部是張書原文，但它們對探求《正義》原貌或理解《史記》，俱有裨益。《考證》內容繁富。裴駰等三傢註解一般局限於就事論事，瀧川卻綜合歷代研究成果，聯比考索，對史實、文字、詞語進行考辨、校訂、解釋，從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變竄易、文字歧異正誤、疑難文句意義，以及記載矛盾、失誤，等等。對前人未加解說或解之未詳的亦往往加以考說。再《史記》一書，多采舊典。瀧川常於正文之下，指出此事見於某書；與他書文字有異，也予註明。由於《左傳》、《國語》、先秦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處，幾乎逐節逐事交待明白，便於溯本求源，比勘研究。《考證》特別註重地理，每一地名，必註今地名，有助於瞭解事件的演變和人物的活動。此外，正文、註文全部斷句，這在標點本未問世之前，不能不說是一項成果。
全書末附有瀧川所撰《史記總論》，論述了司馬遷事歷和《史記》作書資料、體例、流傳、演變、版本等事，不失為研究司馬遷其人其書的有用材料。
應當指出，《考證》一書是有缺點的，有的還是比較突出的。首先在資料方面仍有遺漏，黃震、鮑彪、吳師道、張鵬一、雷學淇等人說法就未羅緻。尤其令人遺憾的是，金石文字和近人論著汲取不多，甚至連王國維的《殷卜辭中所見先王先公考》也衹字未載。其次在材料抉擇去取之間，也有偏守一說、疏漏失當之處；從而摘引某些評論，既違背考證體例，見解又頗為迂腐。在某些問題上，則徘徊兩可，甚少發明。再次，瀧川資言在訓詁方面，有時失於強自為解，斷句亦有失誤。但從總體講，張森楷《史記新校註稿》雖於六十年代影印問世，卻已部分殘缺，其他《史記》校證，固不乏精審之作，然未成書，因此《考證》縱然有不少缺點，仍瑕不掩瑜。在當前《史記》新集釋性註本未出現之前，《考證》堪稱是資料最豐富的《史記》註本，是研治《太史公書》和中國古代史的重要參考書。
《考證》雖參校了一些本子，可是不作校記而徑改徑補。後來水澤利忠在五十年代撰《史記會註考證校補》，以補其闕。它以《考證》本為底本，廣校衆本達三十多種，參考中日校記資料近四十種。其中宋本八種、元本二種、日本古本四種、燉煌寫本殘捲三種、日本古抄本殘捲十幾種，現存版本網羅殆盡。
《考證》輯錄《正義》佚文，省略出處，《校補》為之一一註明。又據二十多種日本古抄本校記等資料增輯《正義》佚文二百餘條，其中保存了少數失傳的古書文字。同時對《考證》迻錄三傢註張冠李戴錯誤，也加以訂正。 匯集歷代學者的註釋，加上他自己的考證，內容相當豐富，造詣非淺。
自漢代至清代，《史記》的研究專著達101部,單篇論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韻訓詁、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讀法、評註等領域,方法是抄攝材料,排比引證,基本是微觀的甲說乙說的"文獻"研究。詳見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編的《史記研究的資料和論文索引》，也可參閱載於《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陳乃乾《二十四史註補表譜考證書籍簡目》。他們所舉較為重要的有：清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和《考史拾遺》。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趙翼《廿二史札記》中有關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繩《史記志疑》，清郭嵩燾《史記札記》，清瀋傢本《史記瑣言》，近人陳直《史記新證》。上述諸書中，清人之作以錢大昕、梁玉繩、郭嵩燾之作最為特出。近人陳直之作，則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漢權量、石刻、竹簡、銅器、陶器之銘文印證《史記》，獨闢蹊徑，創獲尤多。因所著《漢書新證》成書在前，《史記新證》稿中關於漢武帝以前西漢史之考證與之重複者，均已刪去。
匯集《史記》各傢註釋考訂之作，有近人張森楷《史記新校註稿》，成書於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 年由楊傢駱編纂整理，交由臺灣中國學典館籌備處印行，但文有殘缺。南京圖書館收藏有張森楷《史記新斠註》稿本。從文學研究來看,因時代文化環境與研究者知識場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學者多側重於感性的直觀式評點的單篇讀感,缺少具有綜合性、邏輯性的宏觀義理闡釋和文、史兼顧的文學本體論分析。20世紀以來, 司馬遷與《史記》的學術研究隊伍日益壯大,學者除了對司馬遷生年、生平、傢世和《史記》的名稱、斷限、體製、取材、篇章殘缺與補竄、義例等具體問題的考證之外,更加擴展了《史記》的綜合集成研究。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進化論影響了一個世紀的學者,他們以文獻為本,汲取本土考古學成果,結合西方史學學理與方法,考證精嚴,論斷謹慎,邏輯分析嚴密,極大地推動了大陸《史記》從"史料學"到"《史記》學"的進展,突破性成果較多。例如王國維首用甲骨文、金文證明《史記》記載的三代歷史為可信,從王國維與郭沫若同用漢簡考證司馬遷的生年到陳直的《史記新證》,都可看出考古文獻得到了極大利用。而這一百年的考據研究主要集中於司馬遷的行年、《史記》疑案、馬班異同考論、《史記》與公羊學、《史記》三傢註等領域。學者藉鑒西方心理學、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的學理,又帶動了司馬遷人格與社會、民族、民俗思想的更進一層研究,而《史記》的文學研究仍是百年來的重頭戲。
有關《史記》的工具書，以前述《史記研究的資料和論文索引》最為有用。索引內容，包括版本、目錄、題解、關於《史記》全書及各個部分的研究、司馬遷生平事跡及其學術貢獻的研究、稿本和未見傳本目錄、有關《史記》的非專門著作日錄、唐宋元明筆記中有關《史記》的文字條目、外國研究論文和專著目錄等，甚為詳備。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編的《史記及註釋綜合引得》，黃福鑾《史記索引》、鐘華《史記人名索引》、段書安《史記三傢註引書索引》等書。其中黃福鑾《史記索引》對查索《史記》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詞彙及習俗語，最為有用。其中多文選入語文書。
1959年中華書局所出標點校勘本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史記》重新作了校點，適用於當代的讀者。
《史記》考證著作一覽
全書共有130篇。其中“本紀”12篇，以各代帝王為中心，記述每一朝代的興衰和重要政治事件，“表”10篇，有“世表”、“年表”、“月表”，以表格的形式，標明錯綜復雜的史實；“書”8篇，敘述和記載政治、經濟、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制度的源流和變化；“世傢”30篇，記述諸候事跡及其世係；“列傳”70 篇，大多數是人物傳記，有單傳，也有二人的合傳，還有以類相從的類傳，記載了貴族、交相、官吏、策士、政治等各階層人物的活動。
史記佚文1(清王仁俊輯)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1頁
史記正訛3捲（清王元啓） 二十五史三編第2册第881-927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 585-598頁 乾隆四十年刊本
訂正史記真本凡例(宋洪遵) 學海類編本 遜敏堂叢書本 此偽書
史記闕篇補篇考(清汪繼培、孫同元) 詁經精捨文初集捲8 汪文又見王端履重論文齋筆錄捲2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2-4頁
史記索隱30(唐司馬貞) 汲古閣本 掃葉山房刊本 廣雅書局刊本
小司馬索隱註誤1(明楊慎) 升庵文集捲47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5頁
史記正義(清譚師吉輯) 抄本 此書據王本史記摘出，並博考他書所引，為之補漏訂誤。光緒初年，稿本歸蘇州藝海堂書肆，見葉廷琯吹網錄。日本人作會註考證時所云得舊抄本史記正義，疑即此書。
史記正義校補(近人高步瀛) 稿本
史記辨惑11(金王若虛) 滹南遺老集捲9-19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6-49頁
史記考要10(明柯維騏) 嘉靖20年刊本
史詮5(明程一枝) 萬歷7年刊本 一枝曾助凌稚隆編史記評林
讀史隨筆1(明陳懿典) 學海類編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影印本，題“讀史漫筆”，50-55頁
史記註補正(清方苞) 抗希堂全集本 廣雅書局刊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56頁—83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875-902頁
史記評語1(清方苞) 戴鈞衡刊望溪全集 集外文補遺捲2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84-91頁
史記考證7(清杭世駿) 道古堂外集捲7-13 已散見殿本各捲考證中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92-158頁影印道古堂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517-583頁影印民國刻本
讀史記札記1(清潘永秀) 昭代叢書丁集補本
史記志疑36捲附錄3(清梁玉繩) 清白士集本 廣雅書局刊本 光緒14年餘姚朱氏刊本史學叢書一集影印廣雅本無附錄 叢書集成第148-159册 清儒多推重此書，惟李慈銘譏其強解三代以上事。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159-517頁縮印
讀史記雜志(清王念孫) 讀書雜志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518-620頁
史記疏證60(清瀋欽韓) 北京圖書館有抄本
史記評註12(清牛運震) 空山堂全集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621-897頁
補史記註130(清錢土占) 未刊 臨卒，以稿授鬆筠，見漢學師承記捲3.
史記辨證10(清尚鎔) 道光10年刊持雅堂全集本 同治中重刊全集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898-931頁，前附重刻持雅堂全集序（蕭瀎蘭）
史記集說130(清程餘慶) 1918年石印本 此書成於道光19年，嚮無刊本，石印甚簡陋，遂不為世重。
史記校2(清王筠) 故宮博物院鉛印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932-973頁題民國24年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校印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419-460頁民國24年印本
史記紀疑2(清劉青芝) 劉氏傳傢集本
史記蠡測1(清林伯桐) 修本堂叢書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974-988頁
史記拾遺7册(清林茂春) 北京圖書館藏抄本 引書止經籍篹詁，成書當在嘉慶以後。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659-874頁稿本
史記毛本正誤1(清丁晏) 頤志齋叢書本 廣雅書局刊本 叢書集成第147册 此正汲古閣刊本史記集解之誤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989-993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1027-？頁 廣雅本
景佑本史記校勘記（竜良楝）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925-1026頁臺灣影印本
校史記雜識(清錢泰吉) 甘泉鄉人稿捲5
讀史記1(清許玉 ) 蘇州圖書館藏稿本
史記正義佚文纂錄（近人李蔚芬）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195-231頁影民國刻本
史記正義佚文輯校（今人張衍田） 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
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5(清張文虎) 金陵書局刊本 文泱：中華書局1977年整理點校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71-194頁同治11年金陵局本
史記札記(清郭嵩燾) 1957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讀史記日記兩種(清李德基 朱錦綬) 學古堂日記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994-995頁牛錦綬讀史記日記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 李德基 399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朱錦綬413-418頁 雷瀎等編光緒刻本
讀史記日記3(近人瀋惟賢) 學古堂日記本
史記札記2(清李慈銘) 1928年北京圖書館鉛印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2册第71-79頁
點勘史記130(清吳汝綸) 1920年南宮邢氏刊本 1915年都門書局鉛印本 此書一評文為主，間附考證語極精。
史記散筆2(清於鬯)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史記校勘札記130捲論例1捲補1(清劉光蕡等) 光緒21年陝甘味經書院刊本
史記校註（佚名）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599-658頁民國影印本
讀史諍言4(清章詒燕) 江陰先哲遺書本
史記私箋1(清鹿興世) 光緒28年山西高平縣刊本
史記新斠註(清張森楷) 南京圖書館藏稿本
史記探源8(近人崔適) 宣統二年崔氏觶廬刊本 北京大學鉛印本 辨證史記之竄亂，以今文傢言為主 二十五史三編第2册第1-70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1-70頁宣統二年刻本
史記發微(近人楊贊襄) 1910年成都石印本
讀史記蠡述（李澄宇） 二十五史三編第2册第847-880頁
史記識誤(近人周尚木) 1928年石印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461-516頁 民國17年石印本
史記三傢註補正8(近人瞿方梅) 學衡第40、45、55、57、58期 二十五史三編第2册第80-125頁
史記解詁(近人吳國泰) 1933年成都居易簃叢著本
史記紀年考(近人劉坦) 1937年商務印書館石印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2册第126-461頁
史記考索(近人朱世榛──溱？) 1947年開明書店鉛印本 文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朱東潤)
史記舊註評議13(近人王駿圖撰王駿觀續) 1947年鉛印本
史記訂補8(近人李笠) 1924年自刊本 又有史記訂補之餘，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11號 二十五史三編第2册第462-556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233-331頁 民國13年刻本
史記會註考證130(日本瀧川龜太郎) 日本印本 1954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文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縮印本
史記會註考證駁議(近人魯實先) 1940年長沙湘芬書局鉛印本 文泱：嶽麓書社1986. 二十五史三編第2册第557-605頁
史記書錄(今人賀次君) 1958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讀史記十表10(清汪越撰徐剋範補) 雍正元年刊本 1927年南陵徐氏影印本 二十五史補編本刪史記原文第1册 據原刊本
史記六國表新校正1(近人陳漢章) 浙江圖書館藏稿本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正訛1(清王元啓) 廣雅書局刊本 二十五史補編本第1册（題：史記月表正偽）據廣雅書局刊本
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校補1(清盧文弨) 群書拾補本 二十五史補編本第1册
史表功比說1捲附侯第表(清張錫瑜) 廣雅書局刊本 史學叢書一集影印廣雅本 叢書集成第160册 二十五史三編第2册第606-？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902-924頁 廣雅書局刊本
楚漢帝月表1(明吳非) 貴池先哲遺書本 二十五史補編本第1册據劉氏唐石簃貴池先哲遺書本
《史記》的貢獻與特點
這部體大思精的史書的貢獻和特點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
（一）開創了“紀傳體”體例。何謂紀傳體呢？紀，指本紀，即皇帝的傳記；傳，指列傳，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傳記。歷史人物是豐富多彩的，歷史現象是紛紜復雜的。怎樣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種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書裏呢？司馬遷在前人的基礎上，在《史記》中以本紀、表、書、世傢、列傳五體結構。創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為主體的歷史編纂學方法。“本紀”按年代順序記敘帝王的言行和政跡；“表”按年代譜列各個時期的重大事件；“書 ”記錄了各種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傢”載述諸侯國的興衰和傑出人物的業績；“列傳”記載各種代表人物的活動。司馬遷創造性地把這五種體裁綜合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統一體係。
（二）《史記》開創了政治、經濟、民族、文化等各種知識的綜合纂史方法。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一直寫到漢武帝時期，記載了我國近三千年的歷史。是我國第一部規模宏大、貫通古今、內容廣博的百科全書式的通史。在《史記》中，司馬遷第一個為經濟史作傳：《平準書》、《貨殖列傳》；司馬遷又第一個為少數民族立傳：《匈奴列傳》、《西南夷列傳》等；他還第一個為卑微者列傳：《刺客列傳》、《遊俠列傳》等。《史記》第一次把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都包容在歷史學的研究範圍之內，從而開拓了歷史學研究的新領域，推動了我國歷史學的發展。由於紀傳體可以容納廣泛的內容，有一定的靈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級關係，因而這種撰史方法，為歷代史傢所采用，影響十分深遠。
（三）秉筆直書，是我國寶貴的史學傳統，司馬遷的《史記》對此有很好的發揮。所謂秉筆直書，就是史學家必須忠於歷史史實，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歷史的本來面貌撰寫歷史。《史記》明確表示反對那種“譽者或過其失，毀者或損其真”的作法。項羽是司馬遷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馬遷以極大的熱情和強烈的愛記述了項羽的偉業。但對於項羽的驕傲自大和企圖以武力徵服天下的致命弱點，司馬遷也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對於先秦的法傢和秦代的暴政，從感情上司馬遷是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惡。相反，對法傢的改革和秦代統一中國的歷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為司馬遷的實錄精神，纔使《史記》以信史聞名於世。《史記》還貫穿一條重要綫索，即重視人的歷史作用。司馬遷是反天命的。強調人是歷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寫帝王將相的同時、註意為社會上的各種人立傳，尤其是把農民起義的領袖陳勝、吳廣，放到與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會的聖人孔子同等的地位來寫。所以在《史記》中，既有戰國七雄的世傢、蕭丞相（蕭何）。留侯（張良）的世傢、孔子的世傢，同時也有《陳涉世傢》。司馬遷也很重視物質生産活動在歷史上的作用，把經濟狀況同政治上的治亂興衰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他還強調總結歷史經驗。提出以史為鏡、鑒往知來的思想。由於司馬遷在歷史編纂學上的偉大創造精神，他的進步的史學思想和嚴謹的治史方法，使《史記》成為我國史學史上一座巍峨的豐碑，司馬遷也贏得了“中國史學之父”的美名。
（四）《史記》也是一部形象生動的歷史，它的文采歷來為我國文學界所稱頌，它開創了我國傳記文學的先河。司馬遷像一個出色的畫傢，以他那十分傳神的畫筆，為我們勾畫出一個個栩栩如生的人物畫像；又像一位善於捕捉瞬間的雕塑傢，以他那鋒利的刻刀，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個風采各異的雕像。在《史記》這座人物畫廊裏，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歷史上那些有作為的王侯將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計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傢爭鳴的先秦諸子、“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諾必誠的遊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賈，以及醫卜、俳優等各種人物的風采，給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啓迪。司馬遷創造性地把文、史熔鑄於一爐，為我們寫下了一部形象的歷史。所以，魯迅先生稱贊《史記》為“史傢之絶唱，無韻之《離騷》”。正因為如此，在中國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記》擁有的讀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後世評價
《史記》的誕生，就中國史學的具體發展而言，《史記》的貢獻巨大。
第一，建立傑出的通史體裁。《史記》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貫通古今，網羅百代的通史名著。無論說它是古代中國史學史的最輝煌成就，還是說它是世界古代史學史的最輝煌成就，都毫不為過。這一點，衹要將之與希羅多德的《歷史》相比較，就會非常明白。正因為《史記》能夠會通古今撰成一書，開啓先例，樹立了榜樣，於是仿效這種體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繼而起了。通史傢風，一直影響着近現代的史學研究與寫作。
第二，建立了史學獨立地位。我國古代，史學是包含在經學範圍之內沒有自己的獨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書在劉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藝文志》裏，都是附在《春秋》的後面。自從司馬遷修成《史記》以後，作者繼起，專門的史學著作越來越多。於是，晉朝荀勖適應新的要求，纔把歷代的典籍分為四部：甲部記六藝小學，乙部記諸子兵術，丙部記史記皇覽，丁部記詩賦圖贊。從而，史學一門，在中國學術領域裏纔取得了獨立地位。飲水思源，這一功績應該歸於司馬遷和他的《史記》。
第三，建立了史傳文學傳統。司馬遷的文學修養深厚，其藝術手段特別高妙。往往某種極其復雜的事實，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貼，秩序井然，再加以視綫遠，見識高，文字生動，筆力洗煉，感情充沛，信手寫來，莫不詞氣縱橫，形象明快，使人“驚呼擊節，不自知其所以然”。（《容齋隨筆·史記簡妙處》）
但必須特別指出的是，由於作者受到當時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他的歷史觀是唯上唯心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作品內容的歷史真實性與全面性受到一定的影響。
《史記》作為第一部傳記文學的確立，是具有世界意義的。過去歐洲人以歐洲為中心，他們稱古希臘的普魯塔剋為“世界傳記之王”。普魯塔剋大約生於公元 46年，死於公元120年，著有《列傳》（今本譯作《希臘羅馬名人傳》）50篇，是歐洲傳記文學的開端。如果我們把普魯塔剋放到中國古代史的長河裏來比較一下，可以發現，普魯塔剋比班固（32—92）還要晚生14年，若和司馬遷相比，則要晚生191年了。司馬遷的《史記》要比普魯塔剋的《列傳》早産生幾乎兩個世紀。
《史記》無論在中國史學史還是在中國文學史上，都堪稱是一座偉大的豐碑。史學方面姑且不論，文學方面，它對古代的小說、戲劇、傳記文學、散文，都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首先，從總體上來說，《史記》作為我國第一部以描寫人物為中心的大規模作品，為後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基礎和多種可能性。《史記》所寫的雖然是歷史上的實有人物，但是，通過"互見"即突出人物某種主要特徵的方法，通過不同人物的對比，以及在細節方面的虛構，實際把人物加以類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學中，都有這樣的現象，這是人類通過藝術手段認識自身的一種方法。衹是中國文學最初的類型化人物出現在歷史著作中，情況較為特別。由此，《史記》為中國文學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後代的小說、戲劇中，所寫的帝王、英雄、俠客、官吏等各種人物形象，有不少是從《史記》的人物形象演化出來的。
在小說方面，除了人物類型，它的體裁和敘事方式也受到《史記》的顯著影響。中國傳統小說多以"傳"為名，以人物傳記式的形式展開，具有人物傳記式的開頭和結尾，以人物生平始終為脈絡，嚴格按時間順序展開情節，並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評論，這一切重要特徵，主要是淵源於《史記》的。
在戲劇方面，由於《史記》的故事具有強烈的戲劇性，人物性格鮮明，矛盾衝突尖銳，因而自然而然成為後代戲劇取材的寶庫。據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所載，取材於《史記》的劇目就有180多種。據李長之統計，在現存132種元雜劇中，有16種采自《史記》的故事。其中包括《趙氏孤兒》這樣的具有世界影響的名作。已經失傳的類似作品，當然更多。到後來的京劇中，仍然有許多是取材於《史記》的，如衆所周知的《霸王別姬》等。
在傳記文學方面，由於《史記》的紀傳體為後代史書所繼承，由此産生了大量的歷史人物傳記。雖然，後代史書的文學性顯著不如《史記》，但其數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將其中優秀傳記提取出來，也是極為可觀的。此外，史傳以外的別傳、傢傳、墓志銘等各種形式的傳記，也與《史記》所開創的傳記文學傳統有淵源關係。
《史記》固然"究無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傢之言"，從而開創了史學的種種先河，也堪稱是膾炙人口的文學佳作，但《史記》最為耀眼的閃光點在於它的平民立場。在司馬遷的《史記》之前，所謂的歷史僅僅是王侯的發傢史、光榮史、太平史。在司馬遷的《史記》裏，自以為功高蓋世的帝王們同樣有無恥、暴戾、虛假和懦弱的一面；雖然有着種種的過失和缺點並最終兵敗垓下，自刎烏江的楚霸王項羽不失為頂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陳勝曾經在田間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莊稼漢，也是滿懷鴻鵠之志的豪傑，正是他第一個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統文人對浪跡江湖的行徑嗤之以鼻的時候，司馬遷卻對荊軻、唐雎等四海漂泊的遊俠們和快意恩仇的遊俠精神贊譽有加、不勝神往……《史記》就是這樣以平民的立場、平民的視角、平民的情感看歷史、寫歷史、評說歷史，從而第一次給歷史以真實可親的面目，第一次給那些值得尊敬的靈魂們以尊嚴。清朝詩人宋湘曾經有句詩說："史有竜門詩少陵"，《史記》中所透出的民間精神，再現在杜甫那些憂國憂民的不朽詩作中，並成為流傳千古的力量源泉。
《史記》是中國歷史學上一個劃時代的標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傢之言”的偉大著作，是司馬遷對中國文化特別是歷史學方面的極其寶貴的貢獻。全書包括本紀、表、書、世傢和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本紀”除《秦本紀》外，敘述歷代最高統治者帝王的政跡；“表”是各個歷史時期的簡單大事記，是全書敘事的聯絡和補充；“書”是個別事件的始末文獻，它們分別敘述天文、歷法、水利、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面的發展和現狀，與後世的專門科學史相近；“世傢”主要敘述貴族侯王的歷史；“列傳”主要是各種不同類型、不同階層人物的傳記，少數列傳則是敘述國外和國內少數民族君長統治的歷史。《史記》就是通過這樣五種不同的體例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配合和補充而構成了完整的體係。它的記事，上自黃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年間，全面地敘述了我國上古至漢初三千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的歷史發展，是中國古代歷史的偉大總結。
由於司馬遷受時代的限製，《史記》也存在某些缺點與不足之處。例如，存在“天命”、災異和歷史循環論的神秘思想的影響。在《六國年表序》論述秦並天下的原因時，指出這是“天所助”的結果。《高祖本紀》帶有“三統循環論”的色彩，以為“三五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在《天官書》中，記述各種特殊的自然天象時，常常與人事聯繫在一起，更多地表現了災異的神秘思想。這些說明《史記》在“究天人之際”時，仍然沒有擺脫“天人感應”神學思想的影響，等等。
史記與戲劇
宋元時期,隨着中國戲劇的形成與成熟《史記》的內容與藝術也影響到戲劇創作.例如下列各類戲劇作品,均取材與《史記》。
1.宋元戲文:
趙氏孤兒報冤記
2.元明雜劇:
(1)冤報冤趙氏孤兒(元 紀君祥)
(2)卓文君私奔相如(明 朱權)
(3)灌將軍使酒駡座記(明 葉憲祖)
3.明清傳奇:
(1)竊符記
(2)易水歌(清 徐沁)
4. 地方戲及新編歷史劇
(1)搜孤救孤(京劇)
(2)臥薪嚐膽(漢劇 越劇)
(3)和氏璧(同州梆子)
(4)完壁歸趙(京劇)
(5) 鴻門宴(京劇 川劇 漢劇 秦腔)
(6)蕭何月下追韓信(京劇 川劇 漢劇 秦腔)
(7)霸王別姬(京劇)
(8)大風歌(話劇)
（宋）裴駰集解
（唐）司馬貞索隱
（唐）張守節正義
《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作者是西漢時期的司馬遷。史記全書共一百三十篇，分為本紀、書、表、世傢、列傳五大部分。《史記》約成書於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來是沒有書名的，司馬遷完成這部巨著後曾給當時的大學者東方朔看過，東方朔非常欽佩，就在書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馬遷的官職，“公”是美稱，“太史公”也衹是表明誰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著錄這部書時，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後人則又簡化成《太史公記》、《太史公書》、《太史公傳》。《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一般稱為《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 《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近人梁啓超稱贊這部巨著是“千古之絶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魯迅譽之為“史傢之絶唱，無韻之《離騷》”（《漢文學史綱》）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任太史令，寫古今通史的願望沒有實現，臨終要司馬遷完成其夙願。後來，司馬遷繼任父親太史令之職，開始寫《史記》，十多年後，終於完成。
司馬遷著《史記》，其史學觀念在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傢之言”。司馬遷探求的天人之際，並非承認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視天人之間關係的演變，從而瞭解 “古今之變” 的關鍵，探求出歷史動態發展變化的層面，最終完成“一傢之言”。而他的撰述動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馬遷為了繼承其父司馬談編訂史書的遺志，完成撰述《史記》的宏願。司馬氏世代為太史，為繼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論述上代歷史。《隋書‧經籍志》說：“談乃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傢之言。”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春秋》以後的史事。漢武帝元封元年，武帝進行封禪大典，司馬談身為太史令，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引為終生之憾，憂憤而死。他死前將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餘不得從行，是命也夫！餘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而《史記》以《封禪書》為其八書之一，即見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馬遷想繼承《春秋》精神。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顯揚志業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魯哀公獲麟之年，此後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司馬遷是紹繼《春秋》，並以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及太初元年改歷下限，撰寫史記。然而，司馬遷繼承《春秋》，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而且是重視《春秋》的性質，他在《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絶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可見司馬遷對“春秋之義”和“春秋筆法”心儀已久，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貶精神，撰述《史記》。
三、司馬遷要肩負史傢職責。據《後漢書百官志》載，“太史令”衹是俸祿六百石的小官，職責僅在於管理圖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衹是記錄上代及當代事情，並無著述的責任。然而，司馬談和司馬遷明顯不滿足於“拾遺補蓺”。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歷史的計劃，可惜卻“發憤而卒”，臨終前叮囑司馬遷，認為“自獲麟以來，史記放絶。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甚多，身為太史令，有完成論載上代歷史的任務。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說：“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傢、賢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述往事以思來者”的責任感，决意撰述《史記》。在《報任安書》中亦透露著述《史記》的目的，他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傢之言。”可見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任，更要盡史學家的職責。
《史記》是一部貫穿古今的通史，此書記事始於傳說中的黃帝時期，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元年，敘述了中國古代三千年左右的歷史。全書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傢、七十列傳，五十二萬六千五百一十五字。“本紀”是全書提綱，按年月記述帝王的言行政績。“表”用表格來簡列世係、人物和史事。“書”則記述制度發展，涉及禮樂制度、天文兵律、社會經濟、河渠地理等諸方面內容。“世傢”記述子孫世襲的王侯封國史跡。“列傳”是重要人物傳記。其中的本紀和列傳是主體。
按司馬遷所說，編寫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傢之言”。“究天人之際”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關係，作者批判了原來的“神意天命論”，提出了“帝王中心論”。“通古今之變”，即探究歷史的發展實況及其規律。
《史記》參考了衆多典籍，如《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和諸子百傢等，同時參考檔案、民間古文書籍。他還親自采訪，進行實地調查，然後對材料精心選擇使用，治學態度異常嚴謹。
漢代之前的歷史著作在內容、史事、材料、作者編撰水平上都無法和《史記》相比。可以說，《史記》是中國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規模巨大，體係完備，而且對此後的紀傳體史書影響很深，歷朝正史基本都用這種體裁撰寫。同時，書中的文字生動性，敘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魯迅先生對史記的評價也很高。
司馬遷在漢武帝年代擔任了太史公，太史公是崇天迷信的漢武帝設立的。集解如淳曰：“漢儀註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漢舊儀》、《西京雜記》等記載了直到漢宣帝的時候，太史公這個官職纔改為太史令，不再讓司馬遷的子孫擔任。
司馬遷去世之後，《史記》並沒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視。到漢宣帝時，司馬遷的外孫等人開始把《史記》部分內容流傳，西漢政府把《史記》正副本都作為宮廷秘籍收藏，阻止該書內容外傳，即使諸侯東平王要求朝廷賜書都遭到拒絶，直到東漢纔開始流傳，但到東漢時已經有了殘缺。
註釋方面，南朝宋的裴駰著有《史記集解》，是現存最早的舊註本，唐朝司馬貞撰寫《史記索隱》，有很多新見地，唐朝的張守節用畢生精力寫成《史記正義》，成就較高。
該書現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黃善夫傢塾刻本，被公認為善本，經商務印書館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朝的《二十一史》本、清朝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參考價值都很高。清朝同治年間有金陵書局的刻本。1959年中華書局所出標點校勘本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史記》重新作了校點。... ...
全書略於先秦，詳於秦漢，所述秦商鞅變法至漢武帝晚年的歷史，約占全書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據司馬遷說，全書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傢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紀”實際上就是帝王的傳記，因為帝王是統理國傢大事的最高的首腦，為他們作紀傳而名之曰“本紀“，正所以顯示天下本統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綱紀的緣故。同時，也是全書的總綱，是用編年體的方法記事的。在“本紀”的寫作中，司馬遷采取了詳今略遠的辦法，時代愈遠愈略，愈近愈詳。“本紀”托始黃帝，是因為黃帝是中華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師。將項羽列入“本紀”，一是秦漢間幾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書”，是記載歷代朝章國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專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傢，是無法撰寫成書的。班固《漢書》改稱“志”，成為通例。“書”的修撰，為研究各種專門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世傢”是記載諸侯王國之事的。這因諸侯開國承傢，子孫世襲，也就給了他們的傳記叫做世傢。從西周的大封建開始，發展到春秋、戰國，各諸侯國先後稱霸稱雄，盛極一時，用“世傢”體裁記述這一情況，是非常妥當的。司馬遷把孔子和陳涉也列入“世傢”，是一種例外。孔子雖非王侯，但卻是傳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況漢武帝時儒學獨尊，孔子是儒學的創始人，將之列入“世傢”也反映了思想領域的現實情況。至於陳涉，不但是首先起義亡秦的領導者，且是三代以來以平民起兵而反殘暴統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馬遷將之列入“世傢”，把他的功業和湯放桀，武王伐紂，孔子作《春秋》相比，將他寫成為震撼暴秦帝國統治、叱咤風雲的偉大歷史英雄，反映了作者進步的歷史觀。
“列傳”是記載帝王、諸侯以外的各種歷史人物的。有單傳，有合傳，有類傳。單傳是一人一傳，如《商君列傳》、《李斯列傳》等。合傳是記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傳》、《老莊申韓列傳》等。類傳是以類相從，把同一類人物的活動，歸到一個傳內，如《儒林列傳》、《循吏列傳》、《刺客列傳》等。司馬遷把當時我國四周少數民族的歷史情況，也用類傳的形式記載下來，如《匈奴列傳》、《朝鮮列傳》、《大宛列傳》等，這就為研究我國古代少數民族的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來源。
據司馬遷說，《史記》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 書八篇，世傢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漢書· 司馬遷傳》中提到《史記》缺少十篇。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傢》、《龜策列傳》、《傅靳蒯列傳》。今本《史記》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數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的手筆，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其中《武帝紀》、《三王世傢》、《龜策列傳》和《日者列傳》四篇由漢博士褚少孫補缺。《漢書·藝文志》載馮商續補《太史公》七篇，韋昭註云馮商“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劉知幾認為續補《史記》的不衹是褚,馮兩傢，而有十五傢之多。“《史記》所出,年止太初,其後劉嚮,嚮子欲,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繼撰續,迄於哀平間,尤名《史記》”。後人大多數不同意張晏的說法，但《史記》殘缺是確鑿無疑的。《史記》以後的歷代正史，除極個別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實的官史。而司馬遷雖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記》卻並不體現最高統治者漢武帝的意志。司馬遷寫《史記》秉筆直書，在某些方面,敢於批評朝廷，這是封建統治者所不能允許的。朝廷對《史記》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閱讀範圍限製於朝廷上層的極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詔刪節和續補《史記》。《後漢書·楊終傳》雲，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被刪後僅十餘萬言的《史記》，在漢以後即失傳，以後一直流傳的是經續補的《史記》。
（補註：許多人認為褚少孫是《史記》的主要續補者,但是他到底補缺多少,各人說法不一。張晏認為褚少孫續補四篇。但姚振寧在《隋書·經籍志考證》中說《史記》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孫續補。有的人認為《傅勒列傳》文章,格調酷似司馬遷,褚少孫未必能寫出如此文章。）
司馬遷（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長，我國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所著《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近人稱為“史傢之絶唱，無韻之離騷。”（民國，魯迅）。司馬遷是西漢夏陽竜門人。夏陽，縣名，今韓城，靠近竜門。所以司馬遷自稱“遷生竜門”（太史公自序）。竜門，竜門山，很有名氣。傳說大禹曾在竜門開山治水。竜門山的南面是黃河。司馬遷的傢正好在黃河、竜門之間。當地名勝古跡很多。司馬遷從小在飽覽山河名勝的同時，也有機會聽到許多歷史傳說和故事。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司馬遷撰。全書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傢"，七十"列傳"，十""，八 "書"，共五個部分，約五十二萬六千多字。記述了從傳說中的黃帝至漢武帝太初年間上下三千年的歷史。它同時也是一部文學名著，是中國傳記文學的開創性著作。它的主體部分是本紀、世傢和列傳，其中列傳是全書的精華。
司馬遷撰寫史記，態度嚴謹認真，實錄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寫的每一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都經過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並對史實反復作了核對。司馬遷早在二十歲時，便離開首都長安遍踏名山大川，實地考察歷史遺跡，瞭解到許多歷史人物的遺聞鐵事以及許多地方的民情風俗和經濟生活，開擴了眼界，擴大了胸襟。漢朝的歷史學家班固說，司馬遷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也就是說，他的文章公正，史實可靠，不空講好話，不隱瞞壞事。這便高度評價了司馬遷的科學態度和史記的記事翔實。
司馬遷要堅持"實錄"精神，就必須面對現實、記錄現實，這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忌諱"的問題。可是他在給人物作傳記時，並不為傳統歷史記載的成規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對歷史事實的思想感情記錄。從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貴族，到將相大臣，再到地方長官等等，司馬遷當然不會抹殺他們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們的腐朽、醜惡以及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尤其揭露了漢代統治階級的罪惡。他雖是漢武帝的臣子，但對於他的過失，司馬遷絲毫沒有加以隱瞞，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當時盛行的封禪祭祖、祈求神仙活動的虛妄。在《封禪書》中，他把漢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計祈求不死之藥的荒謬無聊行為淋漓盡致地描繪了出來。
司馬遷想為封建統治者提供歷史的藉鑒作用，反映的是真實的歷史，這是非常可貴的。本着實錄的精神，司馬遷在選取人物時，並不是根據其官職或社會地位，而是以其實際行為表現為標準。比如，他寫了許多諸如遊俠、商人、醫生、倡優等下層人物的傳記。在司馬遷心目中，這些人都有可取之處。司馬遷首創了以人載事，始終敘述一個人生平事跡的寫法。着重寫其"為人"，並註意其"為人"的復雜性，是司馬遷的筆法。他在作傳時，把自己的看法寓於客觀的事實敘述之中，來表示自己對人物的愛憎態度。比如項羽這個人物，司馬遷同情他，以非常飽滿的熱情來寫這位失敗英雄。他既稱贊項羽的驍勇，又對他的胸無大志、殘暴自恃作出批評。可是，在《項羽本紀》中，司馬遷並沒有發議論，但是他對項羽的愛憎態度卻於敘事之中明顯地表現了出來。這便是司馬遷作傳的最大特點，即真實性和傾嚮性的統一。
對《史記》的研究與考證
《史記》在比較廣泛地傳播流行，大約是在東漢中期以後成為司馬遷著作的專稱，也開始於這個時候。在這以前，《史記》都稱為《太史公書》、《太史公記》和簡稱“太史公”。據現知材料考證，最早稱司馬遷這部史著為《史記》的，是東漢桓帝時寫的《東海廟碑》。到唐朝時候，由於古文運動的興起，文人們對《史記》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當時著名散文傢韓愈、柳宗元等都對《史記》特別推崇。宋元之後，歐陽修、鄭樵、洪邁、王應麟各傢，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贊賞《史記》的文筆。於是《史記》的聲望與日俱增，各傢各派註釋和評價《史記》的書也源源不斷出現。其中最有影響的是俗稱“三傢註”的《史記集解》（劉宋時裴駰(裴鬆之子)註）、《史記索隱》（唐司馬貞，註補：司馬貞，字子正，唐河內（今沁陽）人。開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館學士，主管編纂、撰述和起草詔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學家，著《史記索隱》三十捲，世號“小司馬”。司馬貞以《史記》舊註音義年遠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廣《史記音義》、裴駰《史記集解》、齊鄒誕生《史記集註》、唐劉伯莊《史記音義》、《史記地名》等諸傢的註文，參閱韋昭、賈逵、杜預、譙周等人的論著、間己見，撰成對後世很有影響的史學名著《史記索隱》，該書音義並重，註文翔實，對疏誤缺略補正頗多，具有極高的史學研究價值，與南朝時期的宋國裴駰的《史記集解》、唐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合稱“史記三傢註”。後世史學家譽稱該書“價值在裴、張兩傢之上。” ）和《史記正義》（唐張守節註）。《集解》兼采當時裴駰所能見到的前人有關《史記》諸書的研究成果，並一一註明作者名字。一絲不苟。《索隱》進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證不當的錯處。並對《史記》原文提出辨正，發語警闢。《正義》的作者長於輿地之學，對《史記》中地名的考證尤為精闢。讀《史記》原文，同時註意看一看這三傢註，對原書會有更進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華書局重新標點排印的《史記》，就是與這三傢註合刻的本子。
裴駰，裴鬆之的兒子，字竜駒。繼承傢學，博覽宏識，亦以註史著稱於世。司馬遷的《史記》被譽為“史傢之絶唱，無韻之離騷”，裴駰為《史記》作註而垂名於中國史壇。他反復研究《史記》，“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他博採經傳百傢及先儒學說，凡對作註有所裨益，便廣而錄之；凡所註引，務必去其浮言遊辭，取其精旨要義；如各傢說註不同，則兼收並蓄，不肯偏棄；如有未詳之處，寧缺不議，不憑臆想，妄加解說。終於寫成《史記集解》八十捲不朽之作，成為現存最早的《史記》註本。與唐司馬貞《史記索引》、張守節《史記正義》合稱“史記三傢註”。
《史記》成書後，由於它“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漢書·司馬遷傳》），被指責為對抗漢代正宗思想的異端代表。因此，在兩漢時，《史記》一直被視為離經叛道的“謗書”，不但得不到應有的公正評價，而且當時學者也不敢為之作註釋。唐初，《隋書·經籍志》在介紹《史記》、《漢書》的流傳時說：“《史記》傳者甚微”，司馬貞說“漢晉名賢未知見重。”（《史記索隱》序）我們註意到漢晉時期對《史記》也有一些積極的評價，如西漢劉嚮、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漢書·司馬遷傳》）西晉華嶠也說：“遷文直而事核。”（《後漢書·班彪傳論》。據李賢註，此句為“華嶠之辭”。）在晉代，也有人從簡約的角度誇奬《史記》。張輔說：“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晉書·張輔傳》）這些評價雖然不錯，但在今天看來，卻還遠不足以反映出《史記》的特殊地位，因為得到類似評價的史書並不止《史記》一傢。如《三國志》作者陳壽，“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晉書·陳壽傳》）南朝劉勰說“陳壽三志，文質辨恰。”（《文心雕竜?史傳》）華嶠所撰《後漢書》在西晉也頗受好評，時人以為“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晉書?華嶠傳》）至於說到簡約，那也不是《史記》獨有的，如“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文心雕竜·史傳》）幹寶《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鹹稱良史”。（《晉書·幹寶傳》）總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人們並沒有把《史記》看得很特殊。這與我們對待《史記》的態度大不相同。自宋以後，研究《史記》的著述增多了，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繩的《史記志疑》、崔適的《史記探源》、張森楷的《史記新校註》、日本學者瀧川資言的《史記會註考證》，以及清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和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的有關部分，都是重要的參考書籍。張文虎著《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一書對《史記》的史文及註文進行了精審的校訂。他根據錢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見到的各種舊刻古本和時本，擇善而從，兼采諸傢，金陵局本就是經過他的校考之後刊行的。
日本學者瀧川資言撰《史記會註考證》，《考證》資料比較詳實。各種版本《史記》包括標點本多衹附錄三傢註，《考證》則以金陵書局本為底本，引錄三傢註以來有關中日典籍約一百二十多種，其中國人著作一百零幾種，日人著作二十幾種，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別擇綴輯於註文中，時加審辨說明，將一千二百年來諸傢衆說，以事串聯，較為係統地介紹出來，大大節省搜檢群書之勞，為研究者提供極大方便，顯然比三傢註優越。
《考證》資料豐富還表現在《正義》佚文整理上。三傢註原各自單獨成書，自宋代合刻於《史記》正文下，妄加刪削，大失原貌，尤以張守節《正義》最為嚴重，後世通行本《史記》三傢註皆襲此。可是張書既不像《索隱》有單刻本流傳，也不像《集解》有宋版《史記》集解本存世，以致佚文極難搜集。瀧川從日本所藏幾種古本《史記》校記中，輯得《正義》佚文一千二三百條，補入書內。這些資料有人認為並非全部是張書原文，但它們對探求《正義》原貌或理解《史記》，俱有裨益。《考證》內容繁富。裴駰等三傢註解一般局限於就事論事，瀧川卻綜合歷代研究成果，聯比考索，對史實、文字、詞語進行考辨、校訂、解釋，從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變竄易、文字歧異正誤、疑難文句意義，以及記載矛盾、失誤，等等。對前人未加解說或解之未詳的亦往往加以考說。再《史記》一書，多采舊典。瀧川常於正文之下，指出此事見於某書；與他書文字有異，也予註明。由於《左傳》、《國語》、先秦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處，幾乎逐節逐事交待明白，便於溯本求源，比勘研究。《考證》特別註重地理，每一地名，必註今地名，有助於瞭解事件的演變和人物的活動。此外，正文、註文全部斷句，這在標點本未問世之前，不能不說是一項成果。
全書末附有瀧川所撰《史記總論》，論述了司馬遷事歷和《史記》作書資料、體例、流傳、演變、版本等事，不失為研究司馬遷其人其書的有用材料。
應當指出，《考證》一書是有缺點的，有的還是比較突出的。首先在資料方面仍有遺漏，黃震、鮑彪、吳師道、張鵬一、雷學淇等人說法就未羅緻。尤其令人遺憾的是，金石文字和近人論著汲取不多，甚至連王國維的《殷卜辭中所見先王先公考》也衹字未載。其次在材料抉擇去取之間，也有偏守一說、疏漏失當之處；從而摘引某些評論，既違背考證體例，見解又頗為迂腐。在某些問題上，則徘徊兩可，甚少發明。再次，瀧川資言在訓詁方面，有時失於強自為解，斷句亦有失誤。但從總體講，張森楷《史記新校註稿》雖於六十年代影印問世，卻已部分殘缺，其他《史記》校證，固不乏精審之作，然未成書，因此《考證》縱然有不少缺點，仍瑕不掩瑜。在當前《史記》新集釋性註本未出現之前，《考證》堪稱是資料最豐富的《史記》註本，是研治《太史公書》和中國古代史的重要參考書。
《考證》雖參校了一些本子，可是不作校記而徑改徑補。後來水澤利忠在五十年代撰《史記會註考證校補》，以補其闕。它以《考證》本為底本，廣校衆本達三十多種，參考中日校記資料近四十種。其中宋本八種、元本二種、日本古本四種、燉煌寫本殘捲三種、日本古抄本殘捲十幾種，現存版本網羅殆盡。
《考證》輯錄《正義》佚文，省略出處，《校補》為之一一註明。又據二十多種日本古抄本校記等資料增輯《正義》佚文二百餘條，其中保存了少數失傳的古書文字。同時對《考證》迻錄三傢註張冠李戴錯誤，也加以訂正。 匯集歷代學者的註釋，加上他自己的考證，內容相當豐富，造詣非淺。
自漢代至清代，《史記》的研究專著達101部,單篇論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韻訓詁、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讀法、評註等領域,方法是抄攝材料,排比引證,基本是微觀的甲說乙說的"文獻"研究。詳見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編的《史記研究的資料和論文索引》，也可參閱載於《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陳乃乾《二十四史註補表譜考證書籍簡目》。他們所舉較為重要的有：清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和《考史拾遺》。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趙翼《廿二史札記》中有關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繩《史記志疑》，清郭嵩燾《史記札記》，清瀋傢本《史記瑣言》，近人陳直《史記新證》。上述諸書中，清人之作以錢大昕、梁玉繩、郭嵩燾之作最為特出。近人陳直之作，則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漢權量、石刻、竹簡、銅器、陶器之銘文印證《史記》，獨闢蹊徑，創獲尤多。因所著《漢書新證》成書在前，《史記新證》稿中關於漢武帝以前西漢史之考證與之重複者，均已刪去。
匯集《史記》各傢註釋考訂之作，有近人張森楷《史記新校註稿》，成書於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 年由楊傢駱編纂整理，交由臺灣中國學典館籌備處印行，但文有殘缺。南京圖書館收藏有張森楷《史記新斠註》稿本。從文學研究來看,因時代文化環境與研究者知識場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學者多側重於感性的直觀式評點的單篇讀感,缺少具有綜合性、邏輯性的宏觀義理闡釋和文、史兼顧的文學本體論分析。20世紀以來, 司馬遷與《史記》的學術研究隊伍日益壯大,學者除了對司馬遷生年、生平、傢世和《史記》的名稱、斷限、體製、取材、篇章殘缺與補竄、義例等具體問題的考證之外,更加擴展了《史記》的綜合集成研究。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進化論影響了一個世紀的學者,他們以文獻為本,汲取本土考古學成果,結合西方史學學理與方法,考證精嚴,論斷謹慎,邏輯分析嚴密,極大地推動了大陸《史記》從"史料學"到"《史記》學"的進展,突破性成果較多。例如王國維首用甲骨文、金文證明《史記》記載的三代歷史為可信,從王國維與郭沫若同用漢簡考證司馬遷的生年到陳直的《史記新證》,都可看出考古文獻得到了極大利用。而這一百年的考據研究主要集中於司馬遷的行年、《史記》疑案、馬班異同考論、《史記》與公羊學、《史記》三傢註等領域。學者藉鑒西方心理學、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的學理,又帶動了司馬遷人格與社會、民族、民俗思想的更進一層研究,而《史記》的文學研究仍是百年來的重頭戲。
有關《史記》的工具書，以前述《史記研究的資料和論文索引》最為有用。索引內容，包括版本、目錄、題解、關於《史記》全書及各個部分的研究、司馬遷生平事跡及其學術貢獻的研究、稿本和未見傳本目錄、有關《史記》的非專門著作日錄、唐宋元明筆記中有關《史記》的文字條目、外國研究論文和專著目錄等，甚為詳備。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編的《史記及註釋綜合引得》，黃福鑾《史記索引》、鐘華《史記人名索引》、段書安《史記三傢註引書索引》等書。其中黃福鑾《史記索引》對查索《史記》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詞彙及習俗語，最為有用。其中多文選入語文書。
1959年中華書局所出標點校勘本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史記》重新作了校點，適用於當代的讀者。
《史記》考證著作一覽
全書共有130篇。其中“本紀”12篇，以各代帝王為中心，記述每一朝代的興衰和重要政治事件，“表”10篇，有“世表”、“年表”、“月表”，以表格的形式，標明錯綜復雜的史實；“書”8篇，敘述和記載政治、經濟、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制度的源流和變化；“世傢”30篇，記述諸候事跡及其世係；“列傳”70 篇，大多數是人物傳記，有單傳，也有二人的合傳，還有以類相從的類傳，記載了貴族、交相、官吏、策士、政治等各階層人物的活動。
史記佚文1(清王仁俊輯)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1頁
史記正訛3捲（清王元啓） 二十五史三編第2册第881-927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 585-598頁 乾隆四十年刊本
訂正史記真本凡例(宋洪遵) 學海類編本 遜敏堂叢書本 此偽書
史記闕篇補篇考(清汪繼培、孫同元) 詁經精捨文初集捲8 汪文又見王端履重論文齋筆錄捲2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2-4頁
史記索隱30(唐司馬貞) 汲古閣本 掃葉山房刊本 廣雅書局刊本
小司馬索隱註誤1(明楊慎) 升庵文集捲47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5頁
史記正義(清譚師吉輯) 抄本 此書據王本史記摘出，並博考他書所引，為之補漏訂誤。光緒初年，稿本歸蘇州藝海堂書肆，見葉廷琯吹網錄。日本人作會註考證時所云得舊抄本史記正義，疑即此書。
史記正義校補(近人高步瀛) 稿本
史記辨惑11(金王若虛) 滹南遺老集捲9-19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6-49頁
史記考要10(明柯維騏) 嘉靖20年刊本
史詮5(明程一枝) 萬歷7年刊本 一枝曾助凌稚隆編史記評林
讀史隨筆1(明陳懿典) 學海類編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影印本，題“讀史漫筆”，50-55頁
史記註補正(清方苞) 抗希堂全集本 廣雅書局刊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56頁—83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875-902頁
史記評語1(清方苞) 戴鈞衡刊望溪全集 集外文補遺捲2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84-91頁
史記考證7(清杭世駿) 道古堂外集捲7-13 已散見殿本各捲考證中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92-158頁影印道古堂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517-583頁影印民國刻本
讀史記札記1(清潘永秀) 昭代叢書丁集補本
史記志疑36捲附錄3(清梁玉繩) 清白士集本 廣雅書局刊本 光緒14年餘姚朱氏刊本史學叢書一集影印廣雅本無附錄 叢書集成第148-159册 清儒多推重此書，惟李慈銘譏其強解三代以上事。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159-517頁縮印
讀史記雜志(清王念孫) 讀書雜志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518-620頁
史記疏證60(清瀋欽韓) 北京圖書館有抄本
史記評註12(清牛運震) 空山堂全集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621-897頁
補史記註130(清錢土占) 未刊 臨卒，以稿授鬆筠，見漢學師承記捲3.
史記辨證10(清尚鎔) 道光10年刊持雅堂全集本 同治中重刊全集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898-931頁，前附重刻持雅堂全集序（蕭瀎蘭）
史記集說130(清程餘慶) 1918年石印本 此書成於道光19年，嚮無刊本，石印甚簡陋，遂不為世重。
史記校2(清王筠) 故宮博物院鉛印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932-973頁題民國24年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校印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419-460頁民國24年印本
史記紀疑2(清劉青芝) 劉氏傳傢集本
史記蠡測1(清林伯桐) 修本堂叢書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974-988頁
史記拾遺7册(清林茂春) 北京圖書館藏抄本 引書止經籍篹詁，成書當在嘉慶以後。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659-874頁稿本
史記毛本正誤1(清丁晏) 頤志齋叢書本 廣雅書局刊本 叢書集成第147册 此正汲古閣刊本史記集解之誤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989-993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1027-？頁 廣雅本
景佑本史記校勘記（竜良楝）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925-1026頁臺灣影印本
校史記雜識(清錢泰吉) 甘泉鄉人稿捲5
讀史記1(清許玉 ) 蘇州圖書館藏稿本
史記正義佚文纂錄（近人李蔚芬）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195-231頁影民國刻本
史記正義佚文輯校（今人張衍田） 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
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5(清張文虎) 金陵書局刊本 文泱：中華書局1977年整理點校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71-194頁同治11年金陵局本
史記札記(清郭嵩燾) 1957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讀史記日記兩種(清李德基 朱錦綬) 學古堂日記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册第994-995頁牛錦綬讀史記日記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 李德基 399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朱錦綬413-418頁 雷瀎等編光緒刻本
讀史記日記3(近人瀋惟賢) 學古堂日記本
史記札記2(清李慈銘) 1928年北京圖書館鉛印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2册第71-79頁
點勘史記130(清吳汝綸) 1920年南宮邢氏刊本 1915年都門書局鉛印本 此書一評文為主，間附考證語極精。
史記散筆2(清於鬯)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史記校勘札記130捲論例1捲補1(清劉光蕡等) 光緒21年陝甘味經書院刊本
史記校註（佚名）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599-658頁民國影印本
讀史諍言4(清章詒燕) 江陰先哲遺書本
史記私箋1(清鹿興世) 光緒28年山西高平縣刊本
史記新斠註(清張森楷) 南京圖書館藏稿本
史記探源8(近人崔適) 宣統二年崔氏觶廬刊本 北京大學鉛印本 辨證史記之竄亂，以今文傢言為主 二十五史三編第2册第1-70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1-70頁宣統二年刻本
史記發微(近人楊贊襄) 1910年成都石印本
讀史記蠡述（李澄宇） 二十五史三編第2册第847-880頁
史記識誤(近人周尚木) 1928年石印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461-516頁 民國17年石印本
史記三傢註補正8(近人瞿方梅) 學衡第40、45、55、57、58期 二十五史三編第2册第80-125頁
史記解詁(近人吳國泰) 1933年成都居易簃叢著本
史記紀年考(近人劉坦) 1937年商務印書館石印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2册第126-461頁
史記考索(近人朱世榛──溱？) 1947年開明書店鉛印本 文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朱東潤)
史記舊註評議13(近人王駿圖撰王駿觀續) 1947年鉛印本
史記訂補8(近人李笠) 1924年自刊本 又有史記訂補之餘，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11號 二十五史三編第2册第462-556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233-331頁 民國13年刻本
史記會註考證130(日本瀧川龜太郎) 日本印本 1954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文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縮印本
史記會註考證駁議(近人魯實先) 1940年長沙湘芬書局鉛印本 文泱：嶽麓書社1986. 二十五史三編第2册第557-605頁
史記書錄(今人賀次君) 1958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讀史記十表10(清汪越撰徐剋範補) 雍正元年刊本 1927年南陵徐氏影印本 二十五史補編本刪史記原文第1册 據原刊本
史記六國表新校正1(近人陳漢章) 浙江圖書館藏稿本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正訛1(清王元啓) 廣雅書局刊本 二十五史補編本第1册（題：史記月表正偽）據廣雅書局刊本
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校補1(清盧文弨) 群書拾補本 二十五史補編本第1册
史表功比說1捲附侯第表(清張錫瑜) 廣雅書局刊本 史學叢書一集影印廣雅本 叢書集成第160册 二十五史三編第2册第606-？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册第902-924頁 廣雅書局刊本
楚漢帝月表1(明吳非) 貴池先哲遺書本 二十五史補編本第1册據劉氏唐石簃貴池先哲遺書本
《史記》的貢獻與特點
這部體大思精的史書的貢獻和特點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
（一）開創了“紀傳體”體例。何謂紀傳體呢？紀，指本紀，即皇帝的傳記；傳，指列傳，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傳記。歷史人物是豐富多彩的，歷史現象是紛紜復雜的。怎樣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種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書裏呢？司馬遷在前人的基礎上，在《史記》中以本紀、表、書、世傢、列傳五體結構。創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為主體的歷史編纂學方法。“本紀”按年代順序記敘帝王的言行和政跡；“表”按年代譜列各個時期的重大事件；“書 ”記錄了各種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傢”載述諸侯國的興衰和傑出人物的業績；“列傳”記載各種代表人物的活動。司馬遷創造性地把這五種體裁綜合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統一體係。
（二）《史記》開創了政治、經濟、民族、文化等各種知識的綜合纂史方法。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一直寫到漢武帝時期，記載了我國近三千年的歷史。是我國第一部規模宏大、貫通古今、內容廣博的百科全書式的通史。在《史記》中，司馬遷第一個為經濟史作傳：《平準書》、《貨殖列傳》；司馬遷又第一個為少數民族立傳：《匈奴列傳》、《西南夷列傳》等；他還第一個為卑微者列傳：《刺客列傳》、《遊俠列傳》等。《史記》第一次把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都包容在歷史學的研究範圍之內，從而開拓了歷史學研究的新領域，推動了我國歷史學的發展。由於紀傳體可以容納廣泛的內容，有一定的靈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級關係，因而這種撰史方法，為歷代史傢所采用，影響十分深遠。
（三）秉筆直書，是我國寶貴的史學傳統，司馬遷的《史記》對此有很好的發揮。所謂秉筆直書，就是史學家必須忠於歷史史實，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歷史的本來面貌撰寫歷史。《史記》明確表示反對那種“譽者或過其失，毀者或損其真”的作法。項羽是司馬遷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馬遷以極大的熱情和強烈的愛記述了項羽的偉業。但對於項羽的驕傲自大和企圖以武力徵服天下的致命弱點，司馬遷也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對於先秦的法傢和秦代的暴政，從感情上司馬遷是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惡。相反，對法傢的改革和秦代統一中國的歷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為司馬遷的實錄精神，纔使《史記》以信史聞名於世。《史記》還貫穿一條重要綫索，即重視人的歷史作用。司馬遷是反天命的。強調人是歷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寫帝王將相的同時、註意為社會上的各種人立傳，尤其是把農民起義的領袖陳勝、吳廣，放到與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會的聖人孔子同等的地位來寫。所以在《史記》中，既有戰國七雄的世傢、蕭丞相（蕭何）。留侯（張良）的世傢、孔子的世傢，同時也有《陳涉世傢》。司馬遷也很重視物質生産活動在歷史上的作用，把經濟狀況同政治上的治亂興衰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他還強調總結歷史經驗。提出以史為鏡、鑒往知來的思想。由於司馬遷在歷史編纂學上的偉大創造精神，他的進步的史學思想和嚴謹的治史方法，使《史記》成為我國史學史上一座巍峨的豐碑，司馬遷也贏得了“中國史學之父”的美名。
（四）《史記》也是一部形象生動的歷史，它的文采歷來為我國文學界所稱頌，它開創了我國傳記文學的先河。司馬遷像一個出色的畫傢，以他那十分傳神的畫筆，為我們勾畫出一個個栩栩如生的人物畫像；又像一位善於捕捉瞬間的雕塑傢，以他那鋒利的刻刀，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個風采各異的雕像。在《史記》這座人物畫廊裏，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歷史上那些有作為的王侯將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計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傢爭鳴的先秦諸子、“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諾必誠的遊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賈，以及醫卜、俳優等各種人物的風采，給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啓迪。司馬遷創造性地把文、史熔鑄於一爐，為我們寫下了一部形象的歷史。所以，魯迅先生稱贊《史記》為“史傢之絶唱，無韻之《離騷》”。正因為如此，在中國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記》擁有的讀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後世評價
《史記》的誕生，就中國史學的具體發展而言，《史記》的貢獻巨大。
第一，建立傑出的通史體裁。《史記》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貫通古今，網羅百代的通史名著。無論說它是古代中國史學史的最輝煌成就，還是說它是世界古代史學史的最輝煌成就，都毫不為過。這一點，衹要將之與希羅多德的《歷史》相比較，就會非常明白。正因為《史記》能夠會通古今撰成一書，開啓先例，樹立了榜樣，於是仿效這種體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繼而起了。通史傢風，一直影響着近現代的史學研究與寫作。
第二，建立了史學獨立地位。我國古代，史學是包含在經學範圍之內沒有自己的獨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書在劉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藝文志》裏，都是附在《春秋》的後面。自從司馬遷修成《史記》以後，作者繼起，專門的史學著作越來越多。於是，晉朝荀勖適應新的要求，纔把歷代的典籍分為四部：甲部記六藝小學，乙部記諸子兵術，丙部記史記皇覽，丁部記詩賦圖贊。從而，史學一門，在中國學術領域裏纔取得了獨立地位。飲水思源，這一功績應該歸於司馬遷和他的《史記》。
第三，建立了史傳文學傳統。司馬遷的文學修養深厚，其藝術手段特別高妙。往往某種極其復雜的事實，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貼，秩序井然，再加以視綫遠，見識高，文字生動，筆力洗煉，感情充沛，信手寫來，莫不詞氣縱橫，形象明快，使人“驚呼擊節，不自知其所以然”。（《容齋隨筆·史記簡妙處》）
但必須特別指出的是，由於作者受到當時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他的歷史觀是唯上唯心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作品內容的歷史真實性與全面性受到一定的影響。
《史記》作為第一部傳記文學的確立，是具有世界意義的。過去歐洲人以歐洲為中心，他們稱古希臘的普魯塔剋為“世界傳記之王”。普魯塔剋大約生於公元 46年，死於公元120年，著有《列傳》（今本譯作《希臘羅馬名人傳》）50篇，是歐洲傳記文學的開端。如果我們把普魯塔剋放到中國古代史的長河裏來比較一下，可以發現，普魯塔剋比班固（32—92）還要晚生14年，若和司馬遷相比，則要晚生191年了。司馬遷的《史記》要比普魯塔剋的《列傳》早産生幾乎兩個世紀。
《史記》無論在中國史學史還是在中國文學史上，都堪稱是一座偉大的豐碑。史學方面姑且不論，文學方面，它對古代的小說、戲劇、傳記文學、散文，都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首先，從總體上來說，《史記》作為我國第一部以描寫人物為中心的大規模作品，為後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基礎和多種可能性。《史記》所寫的雖然是歷史上的實有人物，但是，通過"互見"即突出人物某種主要特徵的方法，通過不同人物的對比，以及在細節方面的虛構，實際把人物加以類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學中，都有這樣的現象，這是人類通過藝術手段認識自身的一種方法。衹是中國文學最初的類型化人物出現在歷史著作中，情況較為特別。由此，《史記》為中國文學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後代的小說、戲劇中，所寫的帝王、英雄、俠客、官吏等各種人物形象，有不少是從《史記》的人物形象演化出來的。
在小說方面，除了人物類型，它的體裁和敘事方式也受到《史記》的顯著影響。中國傳統小說多以"傳"為名，以人物傳記式的形式展開，具有人物傳記式的開頭和結尾，以人物生平始終為脈絡，嚴格按時間順序展開情節，並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評論，這一切重要特徵，主要是淵源於《史記》的。
在戲劇方面，由於《史記》的故事具有強烈的戲劇性，人物性格鮮明，矛盾衝突尖銳，因而自然而然成為後代戲劇取材的寶庫。據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所載，取材於《史記》的劇目就有180多種。據李長之統計，在現存132種元雜劇中，有16種采自《史記》的故事。其中包括《趙氏孤兒》這樣的具有世界影響的名作。已經失傳的類似作品，當然更多。到後來的京劇中，仍然有許多是取材於《史記》的，如衆所周知的《霸王別姬》等。
在傳記文學方面，由於《史記》的紀傳體為後代史書所繼承，由此産生了大量的歷史人物傳記。雖然，後代史書的文學性顯著不如《史記》，但其數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將其中優秀傳記提取出來，也是極為可觀的。此外，史傳以外的別傳、傢傳、墓志銘等各種形式的傳記，也與《史記》所開創的傳記文學傳統有淵源關係。
《史記》固然"究無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傢之言"，從而開創了史學的種種先河，也堪稱是膾炙人口的文學佳作，但《史記》最為耀眼的閃光點在於它的平民立場。在司馬遷的《史記》之前，所謂的歷史僅僅是王侯的發傢史、光榮史、太平史。在司馬遷的《史記》裏，自以為功高蓋世的帝王們同樣有無恥、暴戾、虛假和懦弱的一面；雖然有着種種的過失和缺點並最終兵敗垓下，自刎烏江的楚霸王項羽不失為頂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陳勝曾經在田間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莊稼漢，也是滿懷鴻鵠之志的豪傑，正是他第一個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統文人對浪跡江湖的行徑嗤之以鼻的時候，司馬遷卻對荊軻、唐雎等四海漂泊的遊俠們和快意恩仇的遊俠精神贊譽有加、不勝神往……《史記》就是這樣以平民的立場、平民的視角、平民的情感看歷史、寫歷史、評說歷史，從而第一次給歷史以真實可親的面目，第一次給那些值得尊敬的靈魂們以尊嚴。清朝詩人宋湘曾經有句詩說："史有竜門詩少陵"，《史記》中所透出的民間精神，再現在杜甫那些憂國憂民的不朽詩作中，並成為流傳千古的力量源泉。
《史記》是中國歷史學上一個劃時代的標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傢之言”的偉大著作，是司馬遷對中國文化特別是歷史學方面的極其寶貴的貢獻。全書包括本紀、表、書、世傢和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本紀”除《秦本紀》外，敘述歷代最高統治者帝王的政跡；“表”是各個歷史時期的簡單大事記，是全書敘事的聯絡和補充；“書”是個別事件的始末文獻，它們分別敘述天文、歷法、水利、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面的發展和現狀，與後世的專門科學史相近；“世傢”主要敘述貴族侯王的歷史；“列傳”主要是各種不同類型、不同階層人物的傳記，少數列傳則是敘述國外和國內少數民族君長統治的歷史。《史記》就是通過這樣五種不同的體例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配合和補充而構成了完整的體係。它的記事，上自黃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年間，全面地敘述了我國上古至漢初三千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的歷史發展，是中國古代歷史的偉大總結。
由於司馬遷受時代的限製，《史記》也存在某些缺點與不足之處。例如，存在“天命”、災異和歷史循環論的神秘思想的影響。在《六國年表序》論述秦並天下的原因時，指出這是“天所助”的結果。《高祖本紀》帶有“三統循環論”的色彩，以為“三五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在《天官書》中，記述各種特殊的自然天象時，常常與人事聯繫在一起，更多地表現了災異的神秘思想。這些說明《史記》在“究天人之際”時，仍然沒有擺脫“天人感應”神學思想的影響，等等。
史記與戲劇
宋元時期,隨着中國戲劇的形成與成熟《史記》的內容與藝術也影響到戲劇創作.例如下列各類戲劇作品,均取材與《史記》。
1.宋元戲文:
趙氏孤兒報冤記
2.元明雜劇:
(1)冤報冤趙氏孤兒(元 紀君祥)
(2)卓文君私奔相如(明 朱權)
(3)灌將軍使酒駡座記(明 葉憲祖)
3.明清傳奇:
(1)竊符記
(2)易水歌(清 徐沁)
4. 地方戲及新編歷史劇
(1)搜孤救孤(京劇)
(2)臥薪嚐膽(漢劇 越劇)
(3)和氏璧(同州梆子)
(4)完壁歸趙(京劇)
(5) 鴻門宴(京劇 川劇 漢劇 秦腔)
(6)蕭何月下追韓信(京劇 川劇 漢劇 秦腔)
(7)霸王別姬(京劇)
(8)大風歌(話劇)
又稱前漢書，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東漢班固撰，主要記述漢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繼《史記》之後我國古代又一部重要史書。
《漢書》的編著者班固（32—92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鹹陽東北）人；“自幼聰敏”，“九歲能屬文，誦詩賦”；成年後博覽群書，“九流百傢之言，無不窮究”。由於《史記》衹寫到漢武帝的太初年間，因此，當時有不少人為它編寫續篇。據《史通·正義》記載，寫過《史記》續篇的人就有劉嚮、劉歆、馮商、揚雄等十多人，書名仍稱《史記》。班固的父親班彪（3—54）對這些續篇感到很不滿意，遂“采其舊事，旁貫異聞”為《史記》“作《後傳》六十五篇”。班彪死後，年僅二十幾歲的班固，動手整理父親的遺稿，决心繼承父業，完成這部接續《史記》的巨作——《史記後傳》。就在班固着手編撰《漢書》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嚮朝廷上書，告發班固“私改作國史”。皇帝下詔收捕，班固被關進了京兆監獄，傢中的書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擔心他受委屈而難以自明，便上書，在漢明帝面前申說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將其書稿送到朝廷。漢明帝瞭解情況後，很欣賞班固的才學，召他到校書部，任命他為蘭臺令史。蘭臺是漢朝收藏圖書之處。蘭臺的令史共有六名，秩六百石，掌管和校定圖書是其職責。
《漢書》出版以後，獲得了極高的評價，學者爭相傳誦，《漢書》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這兩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長班固死後獨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謙遜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班昭的學問十分精深，當時的大學者馬融，為了請求班昭的指導，還跪在東觀藏書閣外，聆聽班昭的講解呢！班昭年逾古稀而逝，皇太後為她素服舉哀。
《漢書》包括帝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後人劃分為一百二十捲。它的記事始於漢高帝劉邦元年（前206年），終於王莽地皇四年（23年）。
《漢書》在吸取《史記》成果的基礎上，糾偏補缺。如補立《惠帝紀》，補敘了當時有影響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吳芮、蒯通、伍被、賈山諸傳，還將張騫事跡從《衛將軍驃騎列傳》中抽出，加以擴充，設立專傳。此外，於賈誼、晁錯、韓安國等傳中，增補了不少詔令奏疏。其中，如賈誼的《治安策》，晁錯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為著名。比較完整地引用詔書、奏議，成為《漢書》的重要特點。此外，邊疆諸少數民族傳的內容也相當豐富。
《漢書》的體例與《史記》相比，已經發生了變化。《史記》是一部通史，《漢書》則是一部斷代史。《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志”，取消了“世傢”，漢代勳臣世傢一律編入傳。這些變化，被後來的一些史書沿襲下來。
《漢書》記載的時代與《史記》有交叉，漢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漢歷史，兩書都有記述。這一部分，《漢書》常常移用《史記》。但由於作者思想境界的差異和材料取捨標準不盡相同，移用時也有增刪改動。
《漢書》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刑法志》第一次係統地敘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體的律令規定。《地理志》記錄了當時的郡國行政區劃、歷史沿革和戶口數字，有關各地物産、經濟發展狀況、民情風俗的記載更加引人註目。《藝文志》考證了各種學術別派的源流，記錄了存世的書籍，它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食貨志》是由《平準書》演變來的，但內容更加豐富了。它有上下兩捲，上捲談“食”，即農業經濟狀況；下捲論“貨”，即商業和貨幣的情況，是當時的經濟專篇。
《漢書》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從太昊帝記到吳廣，有“古”而無“今”，因此引起了後人的譏責。後人非常推崇《漢書》的《百官公卿表》，這篇表首先講述了秦漢封官設職的情況，各種官職的權限和俸祿的數量，然後用分為十四級、三十四官格的簡表，記錄漢代公卿大臣的升降遷免。它篇幅不多，卻把當時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變遷清清楚楚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這部書中所用材料，第一是根據他父親所寫，又根據其他人如劉嚮、劉歆、揚雄、馮商、史岑諸人。在《漢書·藝文志》裏有一書稱《著記》一百九十捲，此是漢廷史官所撰，或許亦為班固撰《漢書》時所采用。而在葛洪《抱樸子》裏有一段話說：“傢有劉子駿漢書百餘捲。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沫得成而亡，故書無宗本，但雜錄而已。試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其所不取者二萬餘言而已。”此謂書無宗本，但雜錄而已者，亦可說衹是一些札記。故謂他“編錄漢事”，殆是一條一條一段一段地編錄。而以此一百多捲的編錄本來校班固的《漢書》，幾是全部采取了劉子駿的編錄，沒有用的衹有兩萬多字。葛洪這段話，不像是隨便造說，可是當好好審讀。第一，劉歆書衹是個雜錄，非有成書。第二，說“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此語可分兩個講法。一是班固《漢書》完全抄了劉歆；一是劉歆《漢書雜錄》，為班固完全抄了。此兩講法大不同，我們絶不能說班固《漢書》“全取劉書”，明明他父親就寫了幾十篇傳。但劉歆的編錄，班固卻全抄了，不抄的衹有二萬多字。劉歆乃西漢末年一位大學者，他編錄了一百多捲材料，全為班固所取，那亦必是很重要的。至於《漢著記》一百多捲中間材料如何，我們無法知道。若說如孔子以前的“未修春秋”，那恐未必然。而劉歆在西漢學術上的地位，則或許還應在揚雄之上，决不輸過班彪。班固花了幾十年工夫，憑藉他父親及劉揚編錄下的許多好材料在那裏，倘使諸位今天要寫一部民國史，而從前有人先有一部筆記預備寫民國史的留給你，那自然用處就大了！劉歆所錄下的材料總是很有用。試舉一例，《漢書》裏特別詳及𠔌永。此人對劉欲發生着大影響，在《劉嚮、歆父子年譜》裏，說𠔌永是當時大儒，漢代後半期的政治思想，此人影響非常大。劉歆助養代漢，自有一套政治思想作底，非如後來魏晉篡位之比。今《漢書》裏𠔌永材料特別多，或許正是劉歆所編錄也不可知。
我們批評《漢書》內容，同時就該批評到班固這個人。書的背後必該有人，讀其書不問其書作者之為人，决非善讀書者。諸位不要認為書寫出便是。如他寫了一部歷史書，他便是個史學家，此固不錯。但我們也得反過來看，因他是個史學家，才能寫出一部歷史。而且我們也不要認為每一作者之能事，盡衹在他寫的書上。孔子之為人，不能說專在寫《春秋》。周公之為人，也不能說專在《西周書》裏幾篇與他有關的文章上。司馬遷寫下了一部《史記》，但儘管有許多其他方面的，在《史記》裏不能寫進去。我們要根據《史記》來瞭解司馬遷一個活的人，若我們衹讀《史記》，而不問司馬遷其人，即是忽略了《史記》精神之某一方面，或許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若我們來講人的話，則班固遠不如司馬遷多了。在後代中國，唐以前多看重《漢書》，宋以後始知看重《史記》。鄭樵《通志》裏說：“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在《文選》裏班固有《兩都賦》、《幽通賦》等，故而說他是“浮華之士”。但若說他“全無學術，專事剽竊”，那話或許講得過分些。寫史當然要抄書，太史公《史記》也何嘗不是從舊史料中抄來。《漢書》最後一篇《敘傳》，正是學《史記》裏的《太史公自序》。但《太史公自序》把他寫書歸之其父之遺命，即在《報任少卿書》中亦然。而班固的《敘傳》卻並沒有講到他父親，說他自己的《漢書》衹是承續父業。有人為班固辯護，在《漢書》裏也曾稱到他父親，而稱“司徒椽班彪”。看這五字，便見與司馬遷不同。司馬遷稱他父親為太史“公”，不直稱太史令，又更不著姓名，那見是司馬遷之尊親。而班固稱他父親便直呼“司徒椽班彪”，這可說是班固的客觀史筆嗎？班固寫《漢書》，或說開始固是繼續着他父親的寫下，後來則是奉了朝廷詔旨而寫，因此他不能說我這書是繼續父親的，這也是強為辯護。無論怎麽講，總覺得班馬兩人有不同。班固明明是繼承父業，而把父業抹去了，在他《敘傳》裏沒有大書特書地把他父親寫出來，單拿這一點論，鄭樵稱之為“浮華之士”，實不為過。
當時有人說班固寫《漢書》有“受金之謗”。別人賄賂他，希望寫一篇好傳，或者把壞事情少寫幾句，這話見於劉知幾《史通》。當然是相傳下來有此話，所以劉知幾《史通》也講到了。在先有劉勰的《文心雕竜》，在《史傳篇》裏已為班固辯誣，說“徵賄鬻筆之愆”是沒有的。所以我們不能根據這些來批評《漢書》。可是鄭樵《通志》又說，東漢肅宗曾對竇憲說：重視班固而忽略了崔駰，那是不識人，等於葉公之好竜。平心而論，班固在人品上學術上或許不如崔駰，是可能的。然而《漢書》一出，“當事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在王充的《論衡》裏也就屢次提到班固《漢書》，可是後來又有人說王充看見了班固，那時班固還是一小孩子，王充摸着他頭說：這個小孩將來要做大事！這就不可靠，不過王充曾稱贊過《漢書》則是事實。衹舉一人，後來寫《後漢書》的范晔，在他的《後漢書》裏便有班彪班固的傳，他曾批評司馬遷班固說：“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這十字，十分有道理。司馬遷的文章“直”，而事則“核”，是經得起考據和批評的。當然《史記》裏也有事情講錯的，不曉得多少，大體言之，文直事核，縱有忽略，也可原諒。“贍”就不如“直”，“詳”亦不如“核”。若使文贍而不真，事詳而不核，那就要不得。范晔接着又說：“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此說《漢書》敘事不過激也不詭異，不把一人一事過分壓低，或過分擡高。“贍而不穢”，是說整齊幹淨不髒亂。“詳而有體”是說每事本末始終，表裏精粗都有體。故能“使讀之者亹亹不厭”，《漢書》能成大名，確有道理。範蔚宗此一批評卻很好。但范氏又說：“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輕仁義，賤守節。”此數句卻批評得甚為嚴重。這些病痛，當知並不在行文與敘事之技巧上，而在作者自己的見識與人格修養上。諸位如讀太史公書，即如《魏公子列傳》、《平原君列傳》、《刺客列傳》之類，此等文字，皆非《戰國策》書中所有，乃大史公特自寫之，而使人讀了無不興會淋漓，歡欣鼓舞，想見其人。《漢書》中此等文字絶找不到。諸位且把《漢書》從頭到尾翻一遍，何處見他排死節？何處見他否正直？例如《龔勝傳》，他是漢末一死節之士，而班固說他“竟夭天年”，這豈不是說照理還該活，而死節轉貽譏了嗎？又如王陵、汲黯，此兩人，太史公《史記》裏都有，《漢書》稱他們為“戇”。又如《王章傳》，那也是能殺身成仁的，而班固批評他說：“不論輕重，以陷刑戮”。又如《何武傳》，班固說：“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既怕危殆，自然也衹有依世。又如《翟義傳》，班固批評他“義不量力，以覆其宗”。即觀上舉諸例，可見班氏《漢書》不是無是非，而是把是非顛倒了。範蔚宗說他“輕仁義，賤守節”，一點也不冤枉。而他還要說司馬遷“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免極刑”。但班氏自己也豈不死在牢獄裏。司馬遷乃是為李陵辯護，而班固則投在竇憲門下。兩兩相比，大不相同。但他總不失為有纔、能文，也花了一輩子工夫，《漢書》也是寫得好。在魏晉南北朝唐初，群認《漢書》是部好書，正為那時人都講究做文章。後來韓柳古文興起，文學眼光不同，對《史》《漢》高下看法亦不同。上引範蔚宗論《漢書》，本亦承之華嶠，而傅玄亦貶班固，謂其“論國體，則飾主缺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可見當時史傢公論。範蔚宗也是不獲令終，死在監獄裏，但範蔚宗《後漢書》，在講仁義守節等事上，不知比《漢書》好了多少。又在《後漢書》班固的贊裏說：“彪識王命，固迷其紛”。班彪曾寫了一篇《王命論》，不為隗囂所屈，可說有見識，有操守。不如其子固，生值漢朝中興天下平治之際，對種種世俗紛紜還是看不清。把他們父子相比，也復恰如其分。總之，一位史學作者應有其自己之心胸與人格。對其所寫，有較高境界，較高情感的，而適為彼自己心胸所不能體會，不能領略，則在其筆下，自不能把此等事之深處高處麯麯達出，細細傳下。但如諸位此刻學歷史，不細讀一部書，衹一條條地檢材料，則從前史傢好處壞處都忽略了，都全不知道。
今再說班固《漢書》，略論考史方面，有他父親六十幾篇的傳，有劉欲之所編錄，選材大概是不差。論“寫史”，班氏文筆也不差。班氏所缺乃在不能“論史”。當知在考史寫史中，無不該有論史精神之滲入。如太史公寫《孔子世傢》，主要並不在考與寫，而在其背後之論。我們讀太史公書，常會“有意乎其人”，有意乎他之所寫，如信陵君、平原君、聶政、荊軻，往往使人在百代之下想見其人。此因太史公能欣賞這許多人，寫來一若平平凡凡，而都能躍然紙上。一部《史記》，所以都見其為是活的，乃因書背後有一活的司馬遷存在。所以司馬遷《史記》，不僅是一部史學書。文學書，而還有其教育意義之存在。即如《魏其武安侯傳》，這是在太史公當時武帝朝上兩位大臣，同時也是政敵，一升一沉，一得意，一失勢，事亦平凡，而太史公文章實在寫得好，顯因太史公自有一番真情滲人其間。又如他對李陵，因而及於陵之祖父李廣，史公付以極大同情，而對同時衛青之為大將軍者，反而對之漠然。今試問太史公在此等處，此一種情感是否要不得？他不僅作《孔子世傢》、《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等，在學術上的高下是非講得極清楚極正確，即對一普通人物普通事件，如魏其、武安兩人之相軋，在當時政治上也曾發生了大波瀾，其實從古今歷史大體言，也可說沒有什麽大關係，然而太史公這一篇《魏其武安列傳》，繪聲繪形，寫得真好。至於班固的《漢書》，往往有其事無其人。如說殺身成仁，其人之死事是有的，而其人之精神則沒有傳下。我們若用此種標準來讀此下的歷史，則真是差得又遠，還更不如班固。班固《漢書》贍而能詳，他把事情詳詳細細地都擺在那裏，又不亂七八糟，敘事得體，範蔚宗的批評正說準了他的好處。而範蔚宗《後漢書》長處自也不須多講。我們果能用這樣般的眼光來讀書，自能增長了自己的見識，抑且還提高了自己的人品。不是定要讀《論語》《孟子》，纔知講道理。讀歷史則衹講事情，其實在事情背後也還有一個道理。果自己無本領批評，諸位且莫盡看重近代人批評也該知有古人早有的批評。即如此論太史公《史記》和班固《漢書》之高下，範蔚宗的批評豈不更值得我們之欣賞。
《漢書》這部史學巨著，有記敘西漢帝王事跡的“紀”十二篇；志各類人物生平及少數民族、外國情況的“傳”七十篇；專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和各種社會現象的“志”十篇；史“表”八篇。全書八十萬字。書中的史料十分豐富翔實。漢武帝以前部分，基本上依據《史記》寫成。漢武帝以後部分，除吸收了班彪遺書和當時十幾傢讀《史記》書的資料外，還采用了大量的詔令、奏議、詩賦、類似起居註的《漢著記》、天文歷法書，以及班氏父子的“耳聞”。不少原始史料，他都是全文錄入書中。如《賈誼傳》錄入了《治安策》等奏議。《晁錯傳》錄入了《舉賢良對策》、《教太子疏》等奏疏。以前，有人從文學角度批評《漢書》說；“孟堅所綴拾以成一代之書者，不過歷朝之詔令，諸名臣之奏疏爾。”其實，從史書看，這正是它的優點。許多原始史料，今天已經看不到，多賴《漢書》收入，為我們保存下來。《漢書》的“志”即是《史記》的“書”，但比《史記》增加了《刑法志》、《地理志》、《藝文志》和《五行志》四篇，所包容的歷史現象更為博大豐腴。特別是《藝文志》，記述了當時和前代的書籍源流、存佚、內容，並作了分類，是我國留存最早的一部目錄學書。以後的“正史”大多效仿它，寫入這部分內容。作為史書，在敘事上，《漢書》的特點是註重史事的係統、完備，凡事力求有始有終，記述明白。這為我們瞭解、研究西漢歷史，提供了莫大方便。至今，凡研究西漢歷史的人，無不以《漢書》作為基本史料。
就體裁論。《漢書》與《史記》同為紀傳體史書。不同的是，《史記》起於傳說“三皇五帝”，止於漢武帝時代，是一部通史；而《漢書》卻是專一記述西漢一代史事的斷代史。這種紀傳體的斷代史體裁，是班固的創造。從此以後，歷代的“正史”都采用了這種體裁。這是班固對於我國史學的重大貢獻。《史通·六傢》說：“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煉，事甚該（賅）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古迄今，無改斯道。”劉知幾的這個評價，今天看來還是很公允的，它道出了班固及《漢書》在我國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毋庸諱言，作為一部封建史書，《漢書》在指導思想上有明顯的封建性。它宣揚漢傢王朝上“承堯運”，“以建帝業”；漢高祖劉邦“實天生德，聰明神武”。這就為當時以繼承西漢正宗而建立起來的東漢封建統治，披上一層神秘外衣。製造了其存在的神學合法依據。《漢書》認為，人民對於封建統治者，應該有“守職奉上之義”。必須服服帖帖地做到“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維護封建社會的等級統治秩序。不難看出，班固的史學思想正是時代和他本人情況的反映。當時的東漢王朝。專製主義封建制度已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班固師承儒傢正宗之學，又有着封建官宦的傢世。這一點與司馬遷作《史記》時的情況已經大不相同。歷來人們喜歡對比班馬，但是必須首先分析其時代的同異和個人經歷、傢世之差別，然後纔可以得出歷史主義的正確認識。否則，或褒或貶都會失去應有的依憑。《漢書》的封建正統思想，對於我國後世的正史，有着不可估量的影響。
《漢書》沿襲《史記》的體例，但作了一些改動，也有一些創新。在紀部分，《漢書》不稱“本紀”，而改稱為“紀”（如《高帝紀》），在《史記》的基礎上，《漢書》增立《惠帝紀》，以補《史記》的缺略；在《武帝紀》之後，又續寫了昭、宣、元、成、哀、平等6篇帝紀。《漢書》取消了《史記》中的《項羽本紀》，將項羽的事跡移入列傳，立了《陳勝項籍傳》。而王莽稱帝十餘年，《漢書》並未立紀，而將他歸入列傳，立了《王莽傳》。在表的部分，《漢書》立了8種表，其中6種王侯表裏根據《史記》有關各表製成的，主要記載漢代的人物事跡。衹有《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是《漢書》新增設的兩種表。《古今人表》名為“古今”，卻衹記載古代至楚漢之際的歷史人物，共分為九等，後人因此而指責它不合斷代之體。八表之中，最受後人推崇的是《百官公卿表》。此表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以文字記述秦漢職官設置年代、職權範圍、俸祿數量和官職演變等內容；第二部分列出各種職官的表格，記錄職官的升降遷免，較完整地介紹漢代的官製情況。在志部分，《漢書》改《史記》的“書”為“志”，而又豐富和發展了八書，形成我國史學上的書志體。
《漢書》的志，包括律歷、禮樂、刑法、食貨、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溝洫、藝文等10種。其中，改變或合併八書名稱的有律歷、禮樂、食貨、郊祀、天文、溝洫等6種，但它們的內容或者不同，或者有所增損。如《食貨志》在承襲《平準書》部分材料的同時，又增加新的內容，分為上、下兩捲。上捲記“食”，敘述農業經濟情況；下捲載“貨”，介紹工商及貨幣情況。《郊祀志》、《天文志》和《溝洫志》，也在《封禪書》、《天官書》、《河渠書》的基礎上，分別增加一些新的內容。除此之外，刑法、五行、地理、藝文等四志，都是《漢書》新創立的。其中的《藝文志》是記載我國古代學術文化的各種學科、不同學派的源流和得失，也記錄漢代官府藏書的情況，是我國現存的第一部目錄學的著作。在傳部分，《漢書》繼承《史記》的傳統。但它不設“世傢”一目，凡屬《史記》世傢類的漢代歷史人物，《漢書》都移入傳部分。原屬《史記》的一些附傳，《漢書》則擴充其內容，寫成專傳或合傳，如張騫、董仲舒、李陵等人的傳記。
《漢書》因襲《史記》，又不同於《史記》，其特點有三。
其一，《漢書》具有濃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時，封建神學思想已發展成為當時的統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的史學家，他們自然以維護封建神學思想為己任，將“聖人之道”作為自己著作的指導思想。這樣，作者一面承襲《史記》的內容，一面又指責它的“是非頗謬於聖人”，因而篡改《史記》的觀點，使《漢書》更加符合於封建正宗思想。《漢書》神化西漢皇權、擁漢為正統的思想，其目的是為論證東漢王朝的正統性和神化東漢皇權服務的。因此，以陰陽五行學說為理論根據的“五德終始說”和王權神授的封建神學說教，便成為《漢書》的主導思想。為了宣揚“天人感應”、災異祥瑞的封建神學思想，《漢書》首創《五行志》，專門記述五行災異的神秘學說，還創立《睦西夏侯京翼李傳》，專門記載五行傢的事跡。
其二，《漢書》開創斷代為史和整齊紀傳史的編纂體例。
班固之所以斷代為史，並不是偶然的，而是適應時代的要求。
他總結漢武帝到東漢初年，約一個半世紀的歷史著作，加以創造性的發展，其目的是為當時統治階級的政治服務。班固認為，《史記》的通史體例，將西漢一代“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既不利於宣揚“漢德”，又難以突出漢代的歷史地位。這是《漢書》斷代為史的根據。於是，《漢書》“包舉一代”，斷限起自西漢建立，終於新朝的滅亡，為了突出劉邦，就將《高帝紀》置於首篇。這種斷代為史的體例，受到後來封建史傢的贊譽，並成為歷代“正史”編纂的依據。
在編纂體例方面，《漢書》繼承而又發展《史記》的編纂形式，使紀傳體成為一種更加完備的編纂體例。例如，《史記》雖然立了《呂後本紀》，但卻用惠帝紀年，《漢書》補立《惠帝紀》，解决《史記》在體例上的混亂；對於年月的記載也比《史記》詳細和明確。再者，《漢書》新創立的四種志，對於西漢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文化的記載，比《史記》更加完備，從而提高了《漢書》的史料價值。對於傳記的編排，《漢書》基本上按時間先後為序，體例上也比《史記》整齊劃一。
其三，資料豐富，保存許多重要的歷史文獻。現存《漢書》約80萬字，捲帙比《史記》繁富。它增載不少重要的詔令，主要集中在帝紀部分。在許多人物傳記中，《漢書》又收入大量有關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對策、著述和書信。在《漢書》的10志中，也有類似的重要歷史文獻的收載，如《食貨志》收入晁錯的《論貴粟疏》等。
《漢書》還增補《史記》對於國內外各民族史的資料。例如，在《史記·匈奴列傳》的基礎上，《漢書》大量增補漢武帝以後的史實，比較完整地記述了自遠古至西漢末年匈奴民族的歷史。《漢書》又合併《史記》的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諸傳，在補充大量的史實基礎上，以合傳形式寫成較為詳細的《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同時，《漢書》改《史記·大宛列傳》為《西域傳》，記述今新疆境內我國各民族歷史，以及中亞和西南亞諸國史。
我們續講《漢書》和《史記》的比較。《漢書》也有比《史記》對後來影響大，該說是寫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漢書》的“志”，在《史記》裏稱作“書”。《史記》有《封禪書》，《漢書》改成了《郊祀志》。封禪是漢武帝時一件大事，司馬遷的父親就為對這事意見和當時朝廷不同，不見采用，抑鬱在傢病了，後來司馬遷作《史記》，專記這事成一篇。實際《史記·封禪書》也不是衹講了漢武帝一朝的封禪，但班孟堅就把這題目改稱《郊祀志》。“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祭天祀地是從來政府一項大禮節，封禪衹是在此項目中的一件事。班書從上講下，講的是這郊天祀地的演變，其實講法還是和太史公書差不多，衹是題目變了，意義便別。以後歷代正史都可有《郊祀志》，不如《史記》裏的《封禪書》，卻像衹是當時一項特殊事件。又如《史記》裏有《平準書》，《漢書》把來改成《食貨志》。“平準”乃是漢武帝時一項經濟政策，這是一項極重大的經濟政策，太史公特別把來作“書”名。而到班孟堅，把平準改成食貨。平準衹是講“貨”，此又加上了“食”，國傢經濟最重要的兩件事——便是“食”與“貨”。這一篇志，便成這一代的經濟史。後來每一部正史可以都有一篇《食貨志》，但不一定都有一項平準制度。又如太史公有《河渠書》，因漢武帝時及其以前黃河决口，漢朝屢施救治，太史公就作了《河渠書》。渠就是渠道，班孟堅再把此題目擴大，改做《溝洫志》。“溝洫”是古代井田制度裏的水利灌溉，當然治水害、開河渠，都可寫在這裏面。《史記》八書，每每特舉一事作題目，而《漢書》則改成一個會通的大題目，不限在一件特別的事上。《漢書》雖是斷代為史，而他的十志則是上下古今一氣直下，從古代一路講來，卻不以朝代為限斷。司馬遷《史記》本是一部通史，而他的八書命題，偏重當代。班孟堅把他題目換了，就等於看成一個通的，上下直貫，古今相沿的事。我們講過，歷史上換了一個朝代，便換出一個樣子，人物制度都可換，但在制度裏有許多是從頭貫通下來的，如像郊祀之禮、像食貨經濟情形等，在歷史上一路沿襲，不因朝代之變而全變。班氏找出幾項最大的題目來作“志”，於是此一體在歷代正史中成為一特出的。一般學歷史的人，覺得志最難讀，不像讀本紀列傳等，讀志纔像是一種專傢之學。學歷史要知道歷史中的事件較簡單，如漢武帝時怎樣、宣帝時怎樣，都是比較簡單。但要知道漢代一代的經濟水利等，像此之類，題目較大，必要一路從上貫下，不能把年代切斷。若照《史記》封禪、平準等篇名，好像衹是當時一特殊事項，從班孟堅改換篇名，顯然性質大變。
而且也有《史記》裏沒有，而《漢書》添進去的。《史記》衹有八書，而《漢書》有十志。如《漢書》裏的《地理志》，此後講到中國沿革地理的，第一部參考書是《禹貢》，實際《禹貢》衹是戰國晚年時的偽書，第二部書便是《漢書·地理志》，其效用影響甚大。地理內容又可分兩部分，一是當時的政治地理，分郡、分國，共一百零三個，使我們清清楚楚，一目瞭然雙代的政治區域大概劃分，盡在這裏了。以後歷代政治區域劃分不同，也幾乎每一斷代史裏都有《地理志》。會在一起，就可以研究中國的沿革地理。而同時班孟堅又根據《詩經》十五國風，把各地民情風俗彼此不同處，都扼要地寫上。這一部分卻又是《漢書·地理志》裏極重要的，惜乎後人不能根據此點繼續班氏來寫得更深更好。如我們今天，也都知道臺灣和福建不同，福建和廣東不同。每一時代之不同，如能有人學班固《地理志》寫出，這將為讀歷史人貢獻了一個極大重要之點。故自有《漢書》以後，歷代學歷史的人，特別對於《漢書》裏的十志工夫用得大。如《地理志》，衹講清代一代研究它的，就不曉得多少，這在史學中已成了一種專門之學。又如《漢書》另有一篇《藝文志》，亦為《史記》所沒有。《漢書·藝文志》是根據劉嚮劉歆的《七略》而來。劉嚮歆父子在當時是監管漢代皇傢圖書館的，外邊看不到的書，盡在皇傢圖書館裏，他們父子把這許多書匯集整理分類，成為《七略》，此是一種有提綱的分類編目，班固根據這編目來寫《漢書·藝文志》。雖然衹是根據劉嚮劉歆，並不是班固自己所寫，但這篇《藝文志》就變成了將來所謂目錄校讎學最深的泉源，最大的根本。在中國廿四史裏，就有八史有此同樣的志。後人把此八篇匯刻單行，稱為《八史經籍志》。從古書籍，任何一部書，從何時傳下，有的直傳到現在，有的半路失掉。如漢代有的書，到隋代沒有了。隋代有的，唐代、宋代沒有了。我們衹要一查各史《藝文志》、《經籍志》便知。要講學術史，有此一部兩千年積聚下來的大書目，這是歷代國立圖書館的書目，真是珍貴異常。可是從來的學者講究《地理志》較易，講究《藝文志》較難。直到南宋時代鄭樵《通志》裏的《校讎略》，清代章學誠的《文史通義》與《校讎通義》，纔把《漢書·藝文志》的內藴講得更深透。直到今天，成為我們講學術史，特別是講古代學術史的一個極大依據。當然普通讀《漢書》的人，有的不懂地理，不會看《漢書·地理志》。有的不會看《藝文志》，不懂《六藝略》、《諸子略》這種分類的重要。但亦有人專門研究《漢書》十志中的一部分，如《地理志》、《藝文志》等，其所貢獻也往往在研究《史記》者之上。
《漢書》也有表，中間有一《古今人表》，很受後人批評。因《漢書》是斷代的，而《古今人表》，則從古到今把一應人物都列上了，此與《漢書》體例不合。《史記》雖是通史，但古人列傳的並不多。第一篇是《伯夷傳》，伯夷前邊的人都不管了。第二篇《管晏列傳》，從伯夷到管仲這中間還盡有很多人，也全沒有了。而這個古今人表則網羅甚備。固然在當時應有書作據，而在現代，十之七八也還可考查得出。清代就專有人為此人表逐一查他出處。不過此表被人批評，重要的並不在這些人之多出在漢以前，而更為他把古今人分成了自上上到下下的九品。如孔子列上上，顔淵列上中，老子則放在下面去了。當然把歷史上人分成九品，不會都恰當。然而大體上說，堯舜在上上等，桀紂在下下等，像此之類，也不必特別太嚴苛地批評。因有人批評及此，就討論到《古今人表》是否班固所作，還是後人加上，我們現在不論這一點，衹講《古今人表》在《漢書》裏也如《地理志》、《藝文志》等，都是超出於《史記》之上的一類文章，該認為這是班固《漢書》有價值的地方。
讀《漢書》應該註意其版本。清代乾隆年間武英殿刊印的“殿本”和清代同治年間的“局本”都是較好的版本。尤其是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係影印北宋的景佑本而成，其中很少錯誤，是《漢書》的善本。現在新出版的中華書局《漢書》標點鉛印本，是經過了專傢學者的精校，又為之標點，讀起來更為方便。《漢書》多用古字古義，文字艱深難懂，以至班固同時代的人，竟必須為《漢書》作音義的註解方可讀懂。據《隋書·經籍志》記載，自東漢至南北朝期間，為《漢書》作註的大約就有近20傢，而其中以註釋音義居多。關於《漢書》的註本，唐以前諸傢所註都已失傳。清代王先謙(補註:王先謙，長沙人，字益吾，號葵園：室名虛受堂。王先謙學術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學。其仿經疏體例註釋舊史的代表作是《漢書補註》。該書旁采諸傢之說，經多年窮究，使疑難不解之處得以通曉，因而至今仍受國內外史學界推崇。其他的註釋著作《後漢書集解》、《新舊唐書合註》等也頗見功力，被後代史學史專傢評為“王氏所作補註、集解諸作，都是校註書中標準的著作。”)匯集唐以後四十多傢意見作成的《漢書補註》。這些註釋，對於《漢書》中的字音、字義和史實等均有詳細考證，為我們閱讀《漢書》提供了便利，成為今天使用《漢書》的重要工具。另外，近人楊樹達的《漢書管窺》及《漢書補註補正》，都可以參考閱讀。
顔師古以上所列名單及說明有不妥之處。首先，荀悅似不應列入。荀悅曾依《左傳》體改編《漢書》為《漢紀》,但並未註釋《漢書》。姚振宗《後漢藝文志》所載《漢書》註釋傢不收荀悅，應該說是合理的。其次，顔師古排列名單是以註釋傢生活時代為順序的。按此，荀悅應在服虔、應劭之後,而不能居於首位。最後，鄧展、文穎後所謂“魏建安中”雲雲是錯誤的。顧炎武就此批評道：“建安乃漢獻帝年號,雖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
拋開這些不論，可以看到以下幾點：第一、以上註釋傢,自漢末應劭以下至東晉郭璞之間，多數人往往事跡無聞，正如顔師古在《序例》中說:“諸傢註釋,雖見名氏,至於爵裏,頗或難知。”這與東漢有很大不同。東漢的註釋傢如延篤、服虔、應劭等均見諸史傳,屬當時一流的學者。建安以後衆多註釋傢事跡無聞，學術地位不高。這似乎說明對史書的註釋已非學術主流。第二，按時代而論,註釋傢以漢魏時期為主。荀悅以下至韋昭17人均屬這一時期。西晉衹有晉灼、劉寶、臣瓚三傢，東晉衹有郭璞、蔡謨兩傢。郭璞“止註《相如傳序》及遊獵詩賦，”而蔡謨衹是“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貢獻無多。按《敘例》所說，晉代註釋傢的工作是以集解為主：
《漢書》舊無批註,唯服虔、應劭等各為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捲,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註》。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於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傢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厠其末,舉駁前說,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捲,分為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並題雲然，斯不審耳。
這段說明頗為重要。按《隋書·經籍志》載，應劭着有《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捲。《後漢書》48《應奉傳附應劭傳》亦稱劭“集解《漢書》”。可是若按《敘例》說，應劭並未集解《漢書》，作集解的是西晉的“臣瓚”，應劭的註釋應稱為《漢書音義》。姚振宗不同意顔師古的說法。他在《後漢藝文志》中說：“按顔氏言《七志》、《七錄》已然，則自宋及梁由來已久，亦何至一誤再誤？至唐初修志猶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書又復遞相沿誤？揆諸事理，或不盡然。疑應書、瓚書捲數相同，顔監但見瓚書，不見應書，故有是言耳。”姚氏的懷疑雖有道理，但終無證據，顔氏之說不可輕易否定。《敘例》為應劭書特作說明，應該是有根據的。此外，應劭之前可以確認為《漢書》作註的衹有服虔一傢，應劭似不具備作集解的條件。如果這樣解釋可以成立，則集解《漢書》是西晉纔出現的。王鳴盛推測：“大約晉灼於服、應外，添入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昭、韋昭十四傢。臣瓚於晉所采外添入劉寶一傢。”晉代的的集解可以視之為對漢魏時期衆多的註釋所做的總結。註釋減少了，總結性的集解一再出現，這些都是學術將變的徵兆。
有關《漢書》的重要考訂之作，有如下數種：清王念孫《讀漢書雜志》，清瀋欽韓《漢書疏證》，清周壽昌《漢書註校補》，清錢大昭《漢書辨疑》，清朱一新《漢書管見》，清瀋傢本《漢書瑣言》，近人楊樹達《漢書窺管》，近人陳直《漢書新證》。
王、周之作，長於音訓文義。二瀋、錢、朱諸氏精於考證。楊樹達之訓詁校勘也頗有可取。惟陳直別開生面，係統利用居延和敦煌漢簡、漢碑、秦漢銅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漢印璽、封泥和瓦當等文字，以作新證，多所發明。其中對《百官公卿表》的發伏疏證，尤為精當。
此外，金少英《漢書食貨志集釋》是研究漢代經濟的重要參考書。岑仲勉的《漢書西域傳地裏校釋》則是研討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讀書。
清末王先謙集六十七傢考訂之作的精華，撰《漢書補註》。其個人發明雖不多，但綜合抉擇能力極強，成就斐然，至今無可替代，是閱讀《漢書》最基本的參考書。其缺點是對錢大昭、周壽昌諸人之精說，采摭均有未備。所以清代學者的考訂之書仍不可輕廢，而近現代學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視。
清人有關《漢書》表志的校補之作甚多，成就亦較大。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補編》及《史記漢書諸表訂補十種》二書中。其中夏燮《校書八表》、梁玉繩《人表考》、楊守敬《漢書地理志補校》、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最為重要
補：其他考訂著作一覽
漢書糾謬(漢伏儼撰清陳蜚聲輯)伏氏佚書九種本
漢書佚文（清王仁俊輯）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889頁
漢書許義1(清汪仁俊輯)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漢書古註輯存(清楊守敬)有自序，見晦明軒稿。文泱：湖北人民出版社19年版楊守敬集第册
漢書舊註1(清王仁俊輯)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漢書音義3(隋蕭該撰清臧庸輯)拜經堂叢書本附敘錄木犀軒叢書本附補遺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隋蕭該第29-58頁光緒24年刻本
漢書音義1(隋蕭該撰清蔡壽昌輯)未見傳本，蛻石文抄有序
漢書音義1(隋蕭該撰清王仁俊輯)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漢書古義考1(清侯鄴)販書偶記著錄稿本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1-28頁清抄本
漢書古字1捲音義異同1(清王念孫)稷香館叢書本
漢書古字類1(清郭夢星)寶樹堂遺書本
漢書書後2(明吳應箕)見毀禁書目漢書辯註4(清方世舉)原刊巾箱本
漢書疏證(失名)日本影印稿本書目答問雲，杭世駿漢書疏證未見傳本，疑即此書。
漢書正誤4(清王峻)虞山王氏頤慶堂傢刊本日本影印本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393-448頁傳抄本
讀漢書雜志16(清王念孫)讀書雜志本末捲為連語文泱：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1-238頁
漢書顔註拾遺(清趙一清)清吟閣書目、振綺堂書目均著錄
漢書註(清郝懿行)見郝氏遺書目
漢書註拾遺(失名)稽瑞樓書目著錄抄本1册
漢書疏證36(清瀋欽韓)浙江書局刊本自序未刊，見幼學堂集。此書與後漢書疏證，均有脫誤。原稿今藏上海圖書館，可資勘正。
漢書辨疑22(清錢大昭)嘉興瀋氏銅熨鬥齋刊本廣雅書局刊本史學叢書一集影印廣雅本叢書集成第161-164册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239-330頁，分册目錄誤題錢大昕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59-220頁廣雅本
漢書考異（錢大昕）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221-258頁暢園抄本，泱據印象以為即廿二史考異捲6（1）下
漢書拾遺1(清劉臺拱)劉端臨遺書捲7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331-335頁題漢學拾遺
漢書刊誤1(清石韞玉)獨學廬全稿本
漢書校證24(清史學海)科學圖書館有抄本，缺捲6-13及22-24.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259-292頁傳抄本
漢書正訛(清江其竜)見林茂春史記拾遺引用書目
漢書校語(清林茂春)販書偶記著錄稿本
宋槧漢書殘本考異(清錢泰吉)北京大學藏稿本據拜經樓藏殘宋本校，見曝書雜記上
漢書管見4(清朱一新)拙盦叢稿本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336-449頁
漢書讀12捲捲首1捲辨字2捲常談2(清張恕)四明叢書七集本
校讀漢書札記1(清許玉)蘇州圖書館藏稿本
漢書註考證（何若瑤）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549-560頁廣雅本
讀漢書日記四種(清王肇釗、鳳曾敘、徐鴻鈞、朱錦綬)學古堂日記本二十四史訂補第3册王肇釗第119頁、鳳曾敘第127頁、徐鴻鈞第133頁、朱錦綬第141頁、瀋惟賢第163頁
前漢書考證1(清何若瑤)何宮贊遺書本廣雅書局刊本
漢書註校補56(清周壽昌)光緒10年思益堂刊本廣雅書局刊本史學叢書一集影印廣雅本叢書集成第60-69册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450-690頁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561-988頁清刻本
漢書補註7(清王榮商)光緒17年自刊本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989-？頁清刻本
讀漢書札記1(清陳錦堂)販書偶記著錄稿本
漢書札記7(清李慈銘)1928年北京圖書館鉛印本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691-710頁
漢書補註訂誤（周正權）二十四史訂補第3册第59-220頁楚風樓雜著之一
讀前漢書斠文1(失名)北京大學藏鈔本，首題自然之室雜述二
漢書補註100(清王先謙)光緒26年自刊本1916年上海同文圖書館影印本上海文瑞樓石印本文泱：商務印書館鉛印斷句本，中華書局影印光緒年虛受堂刊本
漢書校勘札記100(清劉光蕡等)陝甘味經書院刊本
漢書箋遺12(近人楊昭儁)北京大學藏稿本
讀漢書札記（楊樹達）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471-542頁民國印本
讀漢書札記1(近人寧調元)鉛印太一遺書本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543-548頁民國4年印本
漢書補註補正6(近人楊樹達)1925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二十四史訂補第3册第21-76頁民國14年商務初印本
漢書窺管(近人楊樹達)1955年科學出版社鉛印本即據漢書補註補正擴充而成
漢書新證(今人陳直)195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鉛印本
漢書引經札記(清朱為弼)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漢書引經異文錄證6(清繆佑孫)光緒11年刊本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711-745頁二十四史訂補第3册第201-276頁
漢書八表註10(清錢坫)見江蘇采輯書目及書目答問
校漢書八表8(清夏燮)光緒16年傢刊本文淵樓叢書影印本二十五史補編重校本據光緒庚寅刊本
繼司馬遷撰寫《史記》之後，班固撰寫了《漢書》。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生於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父親班彪是一個史學家，曾作《後傳》六十五篇來續補《史記》。《漢書》就是在《後傳》的基礎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隨從車騎將軍竇憲出擊匈奴，參預謀議。後因事入獄，永元四年死在獄中。那時《漢書》還有八表和《天文志》沒有寫成，漢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補作，馬續協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絶無僅有的女作者。
《漢書》包括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後人劃分為一百二十捲。它的記事始於漢高帝劉邦元年，終於王莽地皇四年。
《漢書》的體例與《史記》相比，已經發生了變化。《史記》是一部通史，《漢書》則是一部斷代史。《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志”，取消了“世傢”，漢代勳臣世傢一律編入傳。這些變化，被後來的一些史書沿襲下來。
《漢書》記載的時代與《史記》有交叉，漢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漢歷史，兩書都有記述。這一部分，《漢書》常常移用《史記》。但由於作者思想境界的差異和材料取捨標準不盡相同，移用時也有增刪改易。
《漢書》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刑法志》第一次係統地敘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體的律令規定。《地理志》記錄了當時的郡國行政區劃、歷史沿革和戶口數字，有關各地物産、經濟發展狀況、民情風俗的記載更加引人註目。《藝文志》考證了各種學術別派的源流，記錄了存世的書籍，它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食貨志》是由《平準書》演變來的，但內容更加豐富了。它有上下兩捲，上捲談“食”，即農業經濟狀況；下捲論“貨”，即商業和貨幣的情況，是當時的經濟專篇。
《漢書》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從太昊帝記到吳廣，有“古”而無“今”，因此引起了後人的譏責。後人非常推崇《漢書》的《百官公卿表》，這篇表首先講述了秦漢分官設職的情況，各種官職的權限和俸祿的數量，然後用分為十四級、三十四官格的簡表，記錄漢代公卿大臣的升降遷免。它篇幅不多，卻把當時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變遷清清楚楚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從思想內容來看，《漢書》不如《史記》。班固曾批評司馬遷“論是非頗謬於聖人“。這集中反映了兩人的思想分歧。所謂“聖人”，就是孔子。司馬遷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見識卻不及司馬遷。從司馬遷到班固的這一變化，反映了東漢時期儒傢思想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已在史學領域立穩了腳根。《漢書》喜用古字古詞，比較難讀。
《漢書》的編著者班固（32—92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鹹陽東北）人；“自幼聰敏”，“九歲能屬文，誦詩賦”；成年後博覽群書，“九流百傢之言，無不窮究”。由於《史記》衹寫到漢武帝的太初年間，因此，當時有不少人為它編寫續篇。據《史通·正義》記載，寫過《史記》續篇的人就有劉嚮、劉歆、馮商、揚雄等十多人，書名仍稱《史記》。班固的父親班彪（3—54）對這些續篇感到很不滿意，遂“采其舊事，旁貫異聞”為《史記》“作《後傳》六十五篇”。班彪死後，年僅二十幾歲的班固，動手整理父親的遺稿，决心繼承父業，完成這部接續《史記》的巨作——《史記後傳》。就在班固着手編撰《漢書》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嚮朝廷上書，告發班固“私改作國史”。皇帝下詔收捕，班固被關進了京兆監獄，傢中的書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擔心他受委屈而難以自明，便上書，在漢明帝面前申說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將其書稿送到朝廷。漢明帝瞭解情況後，很欣賞班固的才學，召他到校書部，任命他為蘭臺令史。蘭臺是漢朝收藏圖書之處。蘭臺的令史共有六名，秩六百石，掌管和校定圖書是其職責。
《漢書》出版以後，獲得了極高的評價，學者爭相傳誦，《漢書》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這兩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長班固死後獨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謙遜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班昭的學問十分精深，當時的大學者馬融，為了請求班昭的指導，還跪在東觀藏書閣外，聆聽班昭的講解呢！班昭年逾古稀而逝，皇太後為她素服舉哀。
《漢書》包括帝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後人劃分為一百二十捲。它的記事始於漢高帝劉邦元年（前206年），終於王莽地皇四年（23年）。
《漢書》在吸取《史記》成果的基礎上，糾偏補缺。如補立《惠帝紀》，補敘了當時有影響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吳芮、蒯通、伍被、賈山諸傳，還將張騫事跡從《衛將軍驃騎列傳》中抽出，加以擴充，設立專傳。此外，於賈誼、晁錯、韓安國等傳中，增補了不少詔令奏疏。其中，如賈誼的《治安策》，晁錯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為著名。比較完整地引用詔書、奏議，成為《漢書》的重要特點。此外，邊疆諸少數民族傳的內容也相當豐富。
《漢書》的體例與《史記》相比，已經發生了變化。《史記》是一部通史，《漢書》則是一部斷代史。《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志”，取消了“世傢”，漢代勳臣世傢一律編入傳。這些變化，被後來的一些史書沿襲下來。
《漢書》記載的時代與《史記》有交叉，漢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漢歷史，兩書都有記述。這一部分，《漢書》常常移用《史記》。但由於作者思想境界的差異和材料取捨標準不盡相同，移用時也有增刪改動。
《漢書》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刑法志》第一次係統地敘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體的律令規定。《地理志》記錄了當時的郡國行政區劃、歷史沿革和戶口數字，有關各地物産、經濟發展狀況、民情風俗的記載更加引人註目。《藝文志》考證了各種學術別派的源流，記錄了存世的書籍，它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食貨志》是由《平準書》演變來的，但內容更加豐富了。它有上下兩捲，上捲談“食”，即農業經濟狀況；下捲論“貨”，即商業和貨幣的情況，是當時的經濟專篇。
《漢書》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從太昊帝記到吳廣，有“古”而無“今”，因此引起了後人的譏責。後人非常推崇《漢書》的《百官公卿表》，這篇表首先講述了秦漢封官設職的情況，各種官職的權限和俸祿的數量，然後用分為十四級、三十四官格的簡表，記錄漢代公卿大臣的升降遷免。它篇幅不多，卻把當時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變遷清清楚楚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這部書中所用材料，第一是根據他父親所寫，又根據其他人如劉嚮、劉歆、揚雄、馮商、史岑諸人。在《漢書·藝文志》裏有一書稱《著記》一百九十捲，此是漢廷史官所撰，或許亦為班固撰《漢書》時所采用。而在葛洪《抱樸子》裏有一段話說：“傢有劉子駿漢書百餘捲。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沫得成而亡，故書無宗本，但雜錄而已。試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其所不取者二萬餘言而已。”此謂書無宗本，但雜錄而已者，亦可說衹是一些札記。故謂他“編錄漢事”，殆是一條一條一段一段地編錄。而以此一百多捲的編錄本來校班固的《漢書》，幾是全部采取了劉子駿的編錄，沒有用的衹有兩萬多字。葛洪這段話，不像是隨便造說，可是當好好審讀。第一，劉歆書衹是個雜錄，非有成書。第二，說“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此語可分兩個講法。一是班固《漢書》完全抄了劉歆；一是劉歆《漢書雜錄》，為班固完全抄了。此兩講法大不同，我們絶不能說班固《漢書》“全取劉書”，明明他父親就寫了幾十篇傳。但劉歆的編錄，班固卻全抄了，不抄的衹有二萬多字。劉歆乃西漢末年一位大學者，他編錄了一百多捲材料，全為班固所取，那亦必是很重要的。至於《漢著記》一百多捲中間材料如何，我們無法知道。若說如孔子以前的“未修春秋”，那恐未必然。而劉歆在西漢學術上的地位，則或許還應在揚雄之上，决不輸過班彪。班固花了幾十年工夫，憑藉他父親及劉揚編錄下的許多好材料在那裏，倘使諸位今天要寫一部民國史，而從前有人先有一部筆記預備寫民國史的留給你，那自然用處就大了！劉歆所錄下的材料總是很有用。試舉一例，《漢書》裏特別詳及𠔌永。此人對劉欲發生着大影響，在《劉嚮、歆父子年譜》裏，說𠔌永是當時大儒，漢代後半期的政治思想，此人影響非常大。劉歆助養代漢，自有一套政治思想作底，非如後來魏晉篡位之比。今《漢書》裏𠔌永材料特別多，或許正是劉歆所編錄也不可知。
我們批評《漢書》內容，同時就該批評到班固這個人。書的背後必該有人，讀其書不問其書作者之為人，决非善讀書者。諸位不要認為書寫出便是。如他寫了一部歷史書，他便是個史學家，此固不錯。但我們也得反過來看，因他是個史學家，才能寫出一部歷史。而且我們也不要認為每一作者之能事，盡衹在他寫的書上。孔子之為人，不能說專在寫《春秋》。周公之為人，也不能說專在《西周書》裏幾篇與他有關的文章上。司馬遷寫下了一部《史記》，但儘管有許多其他方面的，在《史記》裏不能寫進去。我們要根據《史記》來瞭解司馬遷一個活的人，若我們衹讀《史記》，而不問司馬遷其人，即是忽略了《史記》精神之某一方面，或許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若我們來講人的話，則班固遠不如司馬遷多了。在後代中國，唐以前多看重《漢書》，宋以後始知看重《史記》。鄭樵《通志》裏說：“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在《文選》裏班固有《兩都賦》、《幽通賦》等，故而說他是“浮華之士”。但若說他“全無學術，專事剽竊”，那話或許講得過分些。寫史當然要抄書，太史公《史記》也何嘗不是從舊史料中抄來。《漢書》最後一篇《敘傳》，正是學《史記》裏的《太史公自序》。但《太史公自序》把他寫書歸之其父之遺命，即在《報任少卿書》中亦然。而班固的《敘傳》卻並沒有講到他父親，說他自己的《漢書》衹是承續父業。有人為班固辯護，在《漢書》裏也曾稱到他父親，而稱“司徒椽班彪”。看這五字，便見與司馬遷不同。司馬遷稱他父親為太史“公”，不直稱太史令，又更不著姓名，那見是司馬遷之尊親。而班固稱他父親便直呼“司徒椽班彪”，這可說是班固的客觀史筆嗎？班固寫《漢書》，或說開始固是繼續着他父親的寫下，後來則是奉了朝廷詔旨而寫，因此他不能說我這書是繼續父親的，這也是強為辯護。無論怎麽講，總覺得班馬兩人有不同。班固明明是繼承父業，而把父業抹去了，在他《敘傳》裏沒有大書特書地把他父親寫出來，單拿這一點論，鄭樵稱之為“浮華之士”，實不為過。
當時有人說班固寫《漢書》有“受金之謗”。別人賄賂他，希望寫一篇好傳，或者把壞事情少寫幾句，這話見於劉知幾《史通》。當然是相傳下來有此話，所以劉知幾《史通》也講到了。在先有劉勰的《文心雕竜》，在《史傳篇》裏已為班固辯誣，說“徵賄鬻筆之愆”是沒有的。所以我們不能根據這些來批評《漢書》。可是鄭樵《通志》又說，東漢肅宗曾對竇憲說：重視班固而忽略了崔駰，那是不識人，等於葉公之好竜。平心而論，班固在人品上學術上或許不如崔駰，是可能的。然而《漢書》一出，“當事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在王充的《論衡》裏也就屢次提到班固《漢書》，可是後來又有人說王充看見了班固，那時班固還是一小孩子，王充摸着他頭說：這個小孩將來要做大事！這就不可靠，不過王充曾稱贊過《漢書》則是事實。衹舉一人，後來寫《後漢書》的范晔，在他的《後漢書》裏便有班彪班固的傳，他曾批評司馬遷班固說：“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這十字，十分有道理。司馬遷的文章“直”，而事則“核”，是經得起考據和批評的。當然《史記》裏也有事情講錯的，不曉得多少，大體言之，文直事核，縱有忽略，也可原諒。“贍”就不如“直”，“詳”亦不如“核”。若使文贍而不真，事詳而不核，那就要不得。范晔接着又說：“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此說《漢書》敘事不過激也不詭異，不把一人一事過分壓低，或過分擡高。“贍而不穢”，是說整齊幹淨不髒亂。“詳而有體”是說每事本末始終，表裏精粗都有體。故能“使讀之者亹亹不厭”，《漢書》能成大名，確有道理。範蔚宗此一批評卻很好。但范氏又說：“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輕仁義，賤守節。”此數句卻批評得甚為嚴重。這些病痛，當知並不在行文與敘事之技巧上，而在作者自己的見識與人格修養上。諸位如讀太史公書，即如《魏公子列傳》、《平原君列傳》、《刺客列傳》之類，此等文字，皆非《戰國策》書中所有，乃大史公特自寫之，而使人讀了無不興會淋漓，歡欣鼓舞，想見其人。《漢書》中此等文字絶找不到。諸位且把《漢書》從頭到尾翻一遍，何處見他排死節？何處見他否正直？例如《龔勝傳》，他是漢末一死節之士，而班固說他“竟夭天年”，這豈不是說照理還該活，而死節轉貽譏了嗎？又如王陵、汲黯，此兩人，太史公《史記》裏都有，《漢書》稱他們為“戇”。又如《王章傳》，那也是能殺身成仁的，而班固批評他說：“不論輕重，以陷刑戮”。又如《何武傳》，班固說：“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既怕危殆，自然也衹有依世。又如《翟義傳》，班固批評他“義不量力，以覆其宗”。即觀上舉諸例，可見班氏《漢書》不是無是非，而是把是非顛倒了。範蔚宗說他“輕仁義，賤守節”，一點也不冤枉。而他還要說司馬遷“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免極刑”。但班氏自己也豈不死在牢獄裏。司馬遷乃是為李陵辯護，而班固則投在竇憲門下。兩兩相比，大不相同。但他總不失為有纔、能文，也花了一輩子工夫，《漢書》也是寫得好。在魏晉南北朝唐初，群認《漢書》是部好書，正為那時人都講究做文章。後來韓柳古文興起，文學眼光不同，對《史》《漢》高下看法亦不同。上引範蔚宗論《漢書》，本亦承之華嶠，而傅玄亦貶班固，謂其“論國體，則飾主缺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可見當時史傢公論。範蔚宗也是不獲令終，死在監獄裏，但範蔚宗《後漢書》，在講仁義守節等事上，不知比《漢書》好了多少。又在《後漢書》班固的贊裏說：“彪識王命，固迷其紛”。班彪曾寫了一篇《王命論》，不為隗囂所屈，可說有見識，有操守。不如其子固，生值漢朝中興天下平治之際，對種種世俗紛紜還是看不清。把他們父子相比，也復恰如其分。總之，一位史學作者應有其自己之心胸與人格。對其所寫，有較高境界，較高情感的，而適為彼自己心胸所不能體會，不能領略，則在其筆下，自不能把此等事之深處高處麯麯達出，細細傳下。但如諸位此刻學歷史，不細讀一部書，衹一條條地檢材料，則從前史傢好處壞處都忽略了，都全不知道。
今再說班固《漢書》，略論考史方面，有他父親六十幾篇的傳，有劉欲之所編錄，選材大概是不差。論“寫史”，班氏文筆也不差。班氏所缺乃在不能“論史”。當知在考史寫史中，無不該有論史精神之滲入。如太史公寫《孔子世傢》，主要並不在考與寫，而在其背後之論。我們讀太史公書，常會“有意乎其人”，有意乎他之所寫，如信陵君、平原君、聶政、荊軻，往往使人在百代之下想見其人。此因太史公能欣賞這許多人，寫來一若平平凡凡，而都能躍然紙上。一部《史記》，所以都見其為是活的，乃因書背後有一活的司馬遷存在。所以司馬遷《史記》，不僅是一部史學書。文學書，而還有其教育意義之存在。即如《魏其武安侯傳》，這是在太史公當時武帝朝上兩位大臣，同時也是政敵，一升一沉，一得意，一失勢，事亦平凡，而太史公文章實在寫得好，顯因太史公自有一番真情滲人其間。又如他對李陵，因而及於陵之祖父李廣，史公付以極大同情，而對同時衛青之為大將軍者，反而對之漠然。今試問太史公在此等處，此一種情感是否要不得？他不僅作《孔子世傢》、《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等，在學術上的高下是非講得極清楚極正確，即對一普通人物普通事件，如魏其、武安兩人之相軋，在當時政治上也曾發生了大波瀾，其實從古今歷史大體言，也可說沒有什麽大關係，然而太史公這一篇《魏其武安列傳》，繪聲繪形，寫得真好。至於班固的《漢書》，往往有其事無其人。如說殺身成仁，其人之死事是有的，而其人之精神則沒有傳下。我們若用此種標準來讀此下的歷史，則真是差得又遠，還更不如班固。班固《漢書》贍而能詳，他把事情詳詳細細地都擺在那裏，又不亂七八糟，敘事得體，範蔚宗的批評正說準了他的好處。而範蔚宗《後漢書》長處自也不須多講。我們果能用這樣般的眼光來讀書，自能增長了自己的見識，抑且還提高了自己的人品。不是定要讀《論語》《孟子》，纔知講道理。讀歷史則衹講事情，其實在事情背後也還有一個道理。果自己無本領批評，諸位且莫盡看重近代人批評也該知有古人早有的批評。即如此論太史公《史記》和班固《漢書》之高下，範蔚宗的批評豈不更值得我們之欣賞。
《漢書》這部史學巨著，有記敘西漢帝王事跡的“紀”十二篇；志各類人物生平及少數民族、外國情況的“傳”七十篇；專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和各種社會現象的“志”十篇；史“表”八篇。全書八十萬字。書中的史料十分豐富翔實。漢武帝以前部分，基本上依據《史記》寫成。漢武帝以後部分，除吸收了班彪遺書和當時十幾傢讀《史記》書的資料外，還采用了大量的詔令、奏議、詩賦、類似起居註的《漢著記》、天文歷法書，以及班氏父子的“耳聞”。不少原始史料，他都是全文錄入書中。如《賈誼傳》錄入了《治安策》等奏議。《晁錯傳》錄入了《舉賢良對策》、《教太子疏》等奏疏。以前，有人從文學角度批評《漢書》說；“孟堅所綴拾以成一代之書者，不過歷朝之詔令，諸名臣之奏疏爾。”其實，從史書看，這正是它的優點。許多原始史料，今天已經看不到，多賴《漢書》收入，為我們保存下來。《漢書》的“志”即是《史記》的“書”，但比《史記》增加了《刑法志》、《地理志》、《藝文志》和《五行志》四篇，所包容的歷史現象更為博大豐腴。特別是《藝文志》，記述了當時和前代的書籍源流、存佚、內容，並作了分類，是我國留存最早的一部目錄學書。以後的“正史”大多效仿它，寫入這部分內容。作為史書，在敘事上，《漢書》的特點是註重史事的係統、完備，凡事力求有始有終，記述明白。這為我們瞭解、研究西漢歷史，提供了莫大方便。至今，凡研究西漢歷史的人，無不以《漢書》作為基本史料。
就體裁論。《漢書》與《史記》同為紀傳體史書。不同的是，《史記》起於傳說“三皇五帝”，止於漢武帝時代，是一部通史；而《漢書》卻是專一記述西漢一代史事的斷代史。這種紀傳體的斷代史體裁，是班固的創造。從此以後，歷代的“正史”都采用了這種體裁。這是班固對於我國史學的重大貢獻。《史通·六傢》說：“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煉，事甚該（賅）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古迄今，無改斯道。”劉知幾的這個評價，今天看來還是很公允的，它道出了班固及《漢書》在我國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毋庸諱言，作為一部封建史書，《漢書》在指導思想上有明顯的封建性。它宣揚漢傢王朝上“承堯運”，“以建帝業”；漢高祖劉邦“實天生德，聰明神武”。這就為當時以繼承西漢正宗而建立起來的東漢封建統治，披上一層神秘外衣。製造了其存在的神學合法依據。《漢書》認為，人民對於封建統治者，應該有“守職奉上之義”。必須服服帖帖地做到“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維護封建社會的等級統治秩序。不難看出，班固的史學思想正是時代和他本人情況的反映。當時的東漢王朝。專製主義封建制度已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班固師承儒傢正宗之學，又有着封建官宦的傢世。這一點與司馬遷作《史記》時的情況已經大不相同。歷來人們喜歡對比班馬，但是必須首先分析其時代的同異和個人經歷、傢世之差別，然後纔可以得出歷史主義的正確認識。否則，或褒或貶都會失去應有的依憑。《漢書》的封建正統思想，對於我國後世的正史，有着不可估量的影響。
《漢書》沿襲《史記》的體例，但作了一些改動，也有一些創新。在紀部分，《漢書》不稱“本紀”，而改稱為“紀”（如《高帝紀》），在《史記》的基礎上，《漢書》增立《惠帝紀》，以補《史記》的缺略；在《武帝紀》之後，又續寫了昭、宣、元、成、哀、平等6篇帝紀。《漢書》取消了《史記》中的《項羽本紀》，將項羽的事跡移入列傳，立了《陳勝項籍傳》。而王莽稱帝十餘年，《漢書》並未立紀，而將他歸入列傳，立了《王莽傳》。在表的部分，《漢書》立了8種表，其中6種王侯表裏根據《史記》有關各表製成的，主要記載漢代的人物事跡。衹有《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是《漢書》新增設的兩種表。《古今人表》名為“古今”，卻衹記載古代至楚漢之際的歷史人物，共分為九等，後人因此而指責它不合斷代之體。八表之中，最受後人推崇的是《百官公卿表》。此表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以文字記述秦漢職官設置年代、職權範圍、俸祿數量和官職演變等內容；第二部分列出各種職官的表格，記錄職官的升降遷免，較完整地介紹漢代的官製情況。在志部分，《漢書》改《史記》的“書”為“志”，而又豐富和發展了八書，形成我國史學上的書志體。
《漢書》的志，包括律歷、禮樂、刑法、食貨、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溝洫、藝文等10種。其中，改變或合併八書名稱的有律歷、禮樂、食貨、郊祀、天文、溝洫等6種，但它們的內容或者不同，或者有所增損。如《食貨志》在承襲《平準書》部分材料的同時，又增加新的內容，分為上、下兩捲。上捲記“食”，敘述農業經濟情況；下捲載“貨”，介紹工商及貨幣情況。《郊祀志》、《天文志》和《溝洫志》，也在《封禪書》、《天官書》、《河渠書》的基礎上，分別增加一些新的內容。除此之外，刑法、五行、地理、藝文等四志，都是《漢書》新創立的。其中的《藝文志》是記載我國古代學術文化的各種學科、不同學派的源流和得失，也記錄漢代官府藏書的情況，是我國現存的第一部目錄學的著作。在傳部分，《漢書》繼承《史記》的傳統。但它不設“世傢”一目，凡屬《史記》世傢類的漢代歷史人物，《漢書》都移入傳部分。原屬《史記》的一些附傳，《漢書》則擴充其內容，寫成專傳或合傳，如張騫、董仲舒、李陵等人的傳記。
《漢書》因襲《史記》，又不同於《史記》，其特點有三。
其一，《漢書》具有濃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時，封建神學思想已發展成為當時的統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的史學家，他們自然以維護封建神學思想為己任，將“聖人之道”作為自己著作的指導思想。這樣，作者一面承襲《史記》的內容，一面又指責它的“是非頗謬於聖人”，因而篡改《史記》的觀點，使《漢書》更加符合於封建正宗思想。《漢書》神化西漢皇權、擁漢為正統的思想，其目的是為論證東漢王朝的正統性和神化東漢皇權服務的。因此，以陰陽五行學說為理論根據的“五德終始說”和王權神授的封建神學說教，便成為《漢書》的主導思想。為了宣揚“天人感應”、災異祥瑞的封建神學思想，《漢書》首創《五行志》，專門記述五行災異的神秘學說，還創立《睦西夏侯京翼李傳》，專門記載五行傢的事跡。
其二，《漢書》開創斷代為史和整齊紀傳史的編纂體例。
班固之所以斷代為史，並不是偶然的，而是適應時代的要求。
他總結漢武帝到東漢初年，約一個半世紀的歷史著作，加以創造性的發展，其目的是為當時統治階級的政治服務。班固認為，《史記》的通史體例，將西漢一代“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既不利於宣揚“漢德”，又難以突出漢代的歷史地位。這是《漢書》斷代為史的根據。於是，《漢書》“包舉一代”，斷限起自西漢建立，終於新朝的滅亡，為了突出劉邦，就將《高帝紀》置於首篇。這種斷代為史的體例，受到後來封建史傢的贊譽，並成為歷代“正史”編纂的依據。
在編纂體例方面，《漢書》繼承而又發展《史記》的編纂形式，使紀傳體成為一種更加完備的編纂體例。例如，《史記》雖然立了《呂後本紀》，但卻用惠帝紀年，《漢書》補立《惠帝紀》，解决《史記》在體例上的混亂；對於年月的記載也比《史記》詳細和明確。再者，《漢書》新創立的四種志，對於西漢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文化的記載，比《史記》更加完備，從而提高了《漢書》的史料價值。對於傳記的編排，《漢書》基本上按時間先後為序，體例上也比《史記》整齊劃一。
其三，資料豐富，保存許多重要的歷史文獻。現存《漢書》約80萬字，捲帙比《史記》繁富。它增載不少重要的詔令，主要集中在帝紀部分。在許多人物傳記中，《漢書》又收入大量有關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對策、著述和書信。在《漢書》的10志中，也有類似的重要歷史文獻的收載，如《食貨志》收入晁錯的《論貴粟疏》等。
《漢書》還增補《史記》對於國內外各民族史的資料。例如，在《史記·匈奴列傳》的基礎上，《漢書》大量增補漢武帝以後的史實，比較完整地記述了自遠古至西漢末年匈奴民族的歷史。《漢書》又合併《史記》的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諸傳，在補充大量的史實基礎上，以合傳形式寫成較為詳細的《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同時，《漢書》改《史記·大宛列傳》為《西域傳》，記述今新疆境內我國各民族歷史，以及中亞和西南亞諸國史。
我們續講《漢書》和《史記》的比較。《漢書》也有比《史記》對後來影響大，該說是寫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漢書》的“志”，在《史記》裏稱作“書”。《史記》有《封禪書》，《漢書》改成了《郊祀志》。封禪是漢武帝時一件大事，司馬遷的父親就為對這事意見和當時朝廷不同，不見采用，抑鬱在傢病了，後來司馬遷作《史記》，專記這事成一篇。實際《史記·封禪書》也不是衹講了漢武帝一朝的封禪，但班孟堅就把這題目改稱《郊祀志》。“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祭天祀地是從來政府一項大禮節，封禪衹是在此項目中的一件事。班書從上講下，講的是這郊天祀地的演變，其實講法還是和太史公書差不多，衹是題目變了，意義便別。以後歷代正史都可有《郊祀志》，不如《史記》裏的《封禪書》，卻像衹是當時一項特殊事件。又如《史記》裏有《平準書》，《漢書》把來改成《食貨志》。“平準”乃是漢武帝時一項經濟政策，這是一項極重大的經濟政策，太史公特別把來作“書”名。而到班孟堅，把平準改成食貨。平準衹是講“貨”，此又加上了“食”，國傢經濟最重要的兩件事——便是“食”與“貨”。這一篇志，便成這一代的經濟史。後來每一部正史可以都有一篇《食貨志》，但不一定都有一項平準制度。又如太史公有《河渠書》，因漢武帝時及其以前黃河决口，漢朝屢施救治，太史公就作了《河渠書》。渠就是渠道，班孟堅再把此題目擴大，改做《溝洫志》。“溝洫”是古代井田制度裏的水利灌溉，當然治水害、開河渠，都可寫在這裏面。《史記》八書，每每特舉一事作題目，而《漢書》則改成一個會通的大題目，不限在一件特別的事上。《漢書》雖是斷代為史，而他的十志則是上下古今一氣直下，從古代一路講來，卻不以朝代為限斷。司馬遷《史記》本是一部通史，而他的八書命題，偏重當代。班孟堅把他題目換了，就等於看成一個通的，上下直貫，古今相沿的事。我們講過，歷史上換了一個朝代，便換出一個樣子，人物制度都可換，但在制度裏有許多是從頭貫通下來的，如像郊祀之禮、像食貨經濟情形等，在歷史上一路沿襲，不因朝代之變而全變。班氏找出幾項最大的題目來作“志”，於是此一體在歷代正史中成為一特出的。一般學歷史的人，覺得志最難讀，不像讀本紀列傳等，讀志纔像是一種專傢之學。學歷史要知道歷史中的事件較簡單，如漢武帝時怎樣、宣帝時怎樣，都是比較簡單。但要知道漢代一代的經濟水利等，像此之類，題目較大，必要一路從上貫下，不能把年代切斷。若照《史記》封禪、平準等篇名，好像衹是當時一特殊事項，從班孟堅改換篇名，顯然性質大變。
而且也有《史記》裏沒有，而《漢書》添進去的。《史記》衹有八書，而《漢書》有十志。如《漢書》裏的《地理志》，此後講到中國沿革地理的，第一部參考書是《禹貢》，實際《禹貢》衹是戰國晚年時的偽書，第二部書便是《漢書·地理志》，其效用影響甚大。地理內容又可分兩部分，一是當時的政治地理，分郡、分國，共一百零三個，使我們清清楚楚，一目瞭然雙代的政治區域大概劃分，盡在這裏了。以後歷代政治區域劃分不同，也幾乎每一斷代史裏都有《地理志》。會在一起，就可以研究中國的沿革地理。而同時班孟堅又根據《詩經》十五國風，把各地民情風俗彼此不同處，都扼要地寫上。這一部分卻又是《漢書·地理志》裏極重要的，惜乎後人不能根據此點繼續班氏來寫得更深更好。如我們今天，也都知道臺灣和福建不同，福建和廣東不同。每一時代之不同，如能有人學班固《地理志》寫出，這將為讀歷史人貢獻了一個極大重要之點。故自有《漢書》以後，歷代學歷史的人，特別對於《漢書》裏的十志工夫用得大。如《地理志》，衹講清代一代研究它的，就不曉得多少，這在史學中已成了一種專門之學。又如《漢書》另有一篇《藝文志》，亦為《史記》所沒有。《漢書·藝文志》是根據劉嚮劉歆的《七略》而來。劉嚮歆父子在當時是監管漢代皇傢圖書館的，外邊看不到的書，盡在皇傢圖書館裏，他們父子把這許多書匯集整理分類，成為《七略》，此是一種有提綱的分類編目，班固根據這編目來寫《漢書·藝文志》。雖然衹是根據劉嚮劉歆，並不是班固自己所寫，但這篇《藝文志》就變成了將來所謂目錄校讎學最深的泉源，最大的根本。在中國廿四史裏，就有八史有此同樣的志。後人把此八篇匯刻單行，稱為《八史經籍志》。從古書籍，任何一部書，從何時傳下，有的直傳到現在，有的半路失掉。如漢代有的書，到隋代沒有了。隋代有的，唐代、宋代沒有了。我們衹要一查各史《藝文志》、《經籍志》便知。要講學術史，有此一部兩千年積聚下來的大書目，這是歷代國立圖書館的書目，真是珍貴異常。可是從來的學者講究《地理志》較易，講究《藝文志》較難。直到南宋時代鄭樵《通志》裏的《校讎略》，清代章學誠的《文史通義》與《校讎通義》，纔把《漢書·藝文志》的內藴講得更深透。直到今天，成為我們講學術史，特別是講古代學術史的一個極大依據。當然普通讀《漢書》的人，有的不懂地理，不會看《漢書·地理志》。有的不會看《藝文志》，不懂《六藝略》、《諸子略》這種分類的重要。但亦有人專門研究《漢書》十志中的一部分，如《地理志》、《藝文志》等，其所貢獻也往往在研究《史記》者之上。
《漢書》也有表，中間有一《古今人表》，很受後人批評。因《漢書》是斷代的，而《古今人表》，則從古到今把一應人物都列上了，此與《漢書》體例不合。《史記》雖是通史，但古人列傳的並不多。第一篇是《伯夷傳》，伯夷前邊的人都不管了。第二篇《管晏列傳》，從伯夷到管仲這中間還盡有很多人，也全沒有了。而這個古今人表則網羅甚備。固然在當時應有書作據，而在現代，十之七八也還可考查得出。清代就專有人為此人表逐一查他出處。不過此表被人批評，重要的並不在這些人之多出在漢以前，而更為他把古今人分成了自上上到下下的九品。如孔子列上上，顔淵列上中，老子則放在下面去了。當然把歷史上人分成九品，不會都恰當。然而大體上說，堯舜在上上等，桀紂在下下等，像此之類，也不必特別太嚴苛地批評。因有人批評及此，就討論到《古今人表》是否班固所作，還是後人加上，我們現在不論這一點，衹講《古今人表》在《漢書》裏也如《地理志》、《藝文志》等，都是超出於《史記》之上的一類文章，該認為這是班固《漢書》有價值的地方。
讀《漢書》應該註意其版本。清代乾隆年間武英殿刊印的“殿本”和清代同治年間的“局本”都是較好的版本。尤其是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係影印北宋的景佑本而成，其中很少錯誤，是《漢書》的善本。現在新出版的中華書局《漢書》標點鉛印本，是經過了專傢學者的精校，又為之標點，讀起來更為方便。《漢書》多用古字古義，文字艱深難懂，以至班固同時代的人，竟必須為《漢書》作音義的註解方可讀懂。據《隋書·經籍志》記載，自東漢至南北朝期間，為《漢書》作註的大約就有近20傢，而其中以註釋音義居多。關於《漢書》的註本，唐以前諸傢所註都已失傳。清代王先謙(補註:王先謙，長沙人，字益吾，號葵園：室名虛受堂。王先謙學術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學。其仿經疏體例註釋舊史的代表作是《漢書補註》。該書旁采諸傢之說，經多年窮究，使疑難不解之處得以通曉，因而至今仍受國內外史學界推崇。其他的註釋著作《後漢書集解》、《新舊唐書合註》等也頗見功力，被後代史學史專傢評為“王氏所作補註、集解諸作，都是校註書中標準的著作。”)匯集唐以後四十多傢意見作成的《漢書補註》。這些註釋，對於《漢書》中的字音、字義和史實等均有詳細考證，為我們閱讀《漢書》提供了便利，成為今天使用《漢書》的重要工具。另外，近人楊樹達的《漢書管窺》及《漢書補註補正》，都可以參考閱讀。
顔師古以上所列名單及說明有不妥之處。首先，荀悅似不應列入。荀悅曾依《左傳》體改編《漢書》為《漢紀》,但並未註釋《漢書》。姚振宗《後漢藝文志》所載《漢書》註釋傢不收荀悅，應該說是合理的。其次，顔師古排列名單是以註釋傢生活時代為順序的。按此，荀悅應在服虔、應劭之後,而不能居於首位。最後，鄧展、文穎後所謂“魏建安中”雲雲是錯誤的。顧炎武就此批評道：“建安乃漢獻帝年號,雖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
拋開這些不論，可以看到以下幾點：第一、以上註釋傢,自漢末應劭以下至東晉郭璞之間，多數人往往事跡無聞，正如顔師古在《序例》中說:“諸傢註釋,雖見名氏,至於爵裏,頗或難知。”這與東漢有很大不同。東漢的註釋傢如延篤、服虔、應劭等均見諸史傳,屬當時一流的學者。建安以後衆多註釋傢事跡無聞，學術地位不高。這似乎說明對史書的註釋已非學術主流。第二，按時代而論,註釋傢以漢魏時期為主。荀悅以下至韋昭17人均屬這一時期。西晉衹有晉灼、劉寶、臣瓚三傢，東晉衹有郭璞、蔡謨兩傢。郭璞“止註《相如傳序》及遊獵詩賦，”而蔡謨衹是“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貢獻無多。按《敘例》所說，晉代註釋傢的工作是以集解為主：
《漢書》舊無批註,唯服虔、應劭等各為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捲,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註》。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於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傢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厠其末,舉駁前說,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捲,分為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並題雲然，斯不審耳。
這段說明頗為重要。按《隋書·經籍志》載，應劭着有《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捲。《後漢書》48《應奉傳附應劭傳》亦稱劭“集解《漢書》”。可是若按《敘例》說，應劭並未集解《漢書》，作集解的是西晉的“臣瓚”，應劭的註釋應稱為《漢書音義》。姚振宗不同意顔師古的說法。他在《後漢藝文志》中說：“按顔氏言《七志》、《七錄》已然，則自宋及梁由來已久，亦何至一誤再誤？至唐初修志猶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書又復遞相沿誤？揆諸事理，或不盡然。疑應書、瓚書捲數相同，顔監但見瓚書，不見應書，故有是言耳。”姚氏的懷疑雖有道理，但終無證據，顔氏之說不可輕易否定。《敘例》為應劭書特作說明，應該是有根據的。此外，應劭之前可以確認為《漢書》作註的衹有服虔一傢，應劭似不具備作集解的條件。如果這樣解釋可以成立，則集解《漢書》是西晉纔出現的。王鳴盛推測：“大約晉灼於服、應外，添入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昭、韋昭十四傢。臣瓚於晉所采外添入劉寶一傢。”晉代的的集解可以視之為對漢魏時期衆多的註釋所做的總結。註釋減少了，總結性的集解一再出現，這些都是學術將變的徵兆。
有關《漢書》的重要考訂之作，有如下數種：清王念孫《讀漢書雜志》，清瀋欽韓《漢書疏證》，清周壽昌《漢書註校補》，清錢大昭《漢書辨疑》，清朱一新《漢書管見》，清瀋傢本《漢書瑣言》，近人楊樹達《漢書窺管》，近人陳直《漢書新證》。
王、周之作，長於音訓文義。二瀋、錢、朱諸氏精於考證。楊樹達之訓詁校勘也頗有可取。惟陳直別開生面，係統利用居延和敦煌漢簡、漢碑、秦漢銅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漢印璽、封泥和瓦當等文字，以作新證，多所發明。其中對《百官公卿表》的發伏疏證，尤為精當。
此外，金少英《漢書食貨志集釋》是研究漢代經濟的重要參考書。岑仲勉的《漢書西域傳地裏校釋》則是研討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讀書。
清末王先謙集六十七傢考訂之作的精華，撰《漢書補註》。其個人發明雖不多，但綜合抉擇能力極強，成就斐然，至今無可替代，是閱讀《漢書》最基本的參考書。其缺點是對錢大昭、周壽昌諸人之精說，采摭均有未備。所以清代學者的考訂之書仍不可輕廢，而近現代學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視。
清人有關《漢書》表志的校補之作甚多，成就亦較大。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補編》及《史記漢書諸表訂補十種》二書中。其中夏燮《校書八表》、梁玉繩《人表考》、楊守敬《漢書地理志補校》、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最為重要
補：其他考訂著作一覽
漢書糾謬(漢伏儼撰清陳蜚聲輯)伏氏佚書九種本
漢書佚文（清王仁俊輯）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889頁
漢書許義1(清汪仁俊輯)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漢書古註輯存(清楊守敬)有自序，見晦明軒稿。文泱：湖北人民出版社19年版楊守敬集第册
漢書舊註1(清王仁俊輯)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漢書音義3(隋蕭該撰清臧庸輯)拜經堂叢書本附敘錄木犀軒叢書本附補遺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隋蕭該第29-58頁光緒24年刻本
漢書音義1(隋蕭該撰清蔡壽昌輯)未見傳本，蛻石文抄有序
漢書音義1(隋蕭該撰清王仁俊輯)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漢書古義考1(清侯鄴)販書偶記著錄稿本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1-28頁清抄本
漢書古字1捲音義異同1(清王念孫)稷香館叢書本
漢書古字類1(清郭夢星)寶樹堂遺書本
漢書書後2(明吳應箕)見毀禁書目漢書辯註4(清方世舉)原刊巾箱本
漢書疏證(失名)日本影印稿本書目答問雲，杭世駿漢書疏證未見傳本，疑即此書。
漢書正誤4(清王峻)虞山王氏頤慶堂傢刊本日本影印本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393-448頁傳抄本
讀漢書雜志16(清王念孫)讀書雜志本末捲為連語文泱：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1-238頁
漢書顔註拾遺(清趙一清)清吟閣書目、振綺堂書目均著錄
漢書註(清郝懿行)見郝氏遺書目
漢書註拾遺(失名)稽瑞樓書目著錄抄本1册
漢書疏證36(清瀋欽韓)浙江書局刊本自序未刊，見幼學堂集。此書與後漢書疏證，均有脫誤。原稿今藏上海圖書館，可資勘正。
漢書辨疑22(清錢大昭)嘉興瀋氏銅熨鬥齋刊本廣雅書局刊本史學叢書一集影印廣雅本叢書集成第161-164册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239-330頁，分册目錄誤題錢大昕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59-220頁廣雅本
漢書考異（錢大昕）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221-258頁暢園抄本，泱據印象以為即廿二史考異捲6（1）下
漢書拾遺1(清劉臺拱)劉端臨遺書捲7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331-335頁題漢學拾遺
漢書刊誤1(清石韞玉)獨學廬全稿本
漢書校證24(清史學海)科學圖書館有抄本，缺捲6-13及22-24.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259-292頁傳抄本
漢書正訛(清江其竜)見林茂春史記拾遺引用書目
漢書校語(清林茂春)販書偶記著錄稿本
宋槧漢書殘本考異(清錢泰吉)北京大學藏稿本據拜經樓藏殘宋本校，見曝書雜記上
漢書管見4(清朱一新)拙盦叢稿本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336-449頁
漢書讀12捲捲首1捲辨字2捲常談2(清張恕)四明叢書七集本
校讀漢書札記1(清許玉)蘇州圖書館藏稿本
漢書註考證（何若瑤）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549-560頁廣雅本
讀漢書日記四種(清王肇釗、鳳曾敘、徐鴻鈞、朱錦綬)學古堂日記本二十四史訂補第3册王肇釗第119頁、鳳曾敘第127頁、徐鴻鈞第133頁、朱錦綬第141頁、瀋惟賢第163頁
前漢書考證1(清何若瑤)何宮贊遺書本廣雅書局刊本
漢書註校補56(清周壽昌)光緒10年思益堂刊本廣雅書局刊本史學叢書一集影印廣雅本叢書集成第60-69册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450-690頁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561-988頁清刻本
漢書補註7(清王榮商)光緒17年自刊本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989-？頁清刻本
讀漢書札記1(清陳錦堂)販書偶記著錄稿本
漢書札記7(清李慈銘)1928年北京圖書館鉛印本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691-710頁
漢書補註訂誤（周正權）二十四史訂補第3册第59-220頁楚風樓雜著之一
讀前漢書斠文1(失名)北京大學藏鈔本，首題自然之室雜述二
漢書補註100(清王先謙)光緒26年自刊本1916年上海同文圖書館影印本上海文瑞樓石印本文泱：商務印書館鉛印斷句本，中華書局影印光緒年虛受堂刊本
漢書校勘札記100(清劉光蕡等)陝甘味經書院刊本
漢書箋遺12(近人楊昭儁)北京大學藏稿本
讀漢書札記（楊樹達）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471-542頁民國印本
讀漢書札記1(近人寧調元)鉛印太一遺書本二十四史訂補第2册第543-548頁民國4年印本
漢書補註補正6(近人楊樹達)1925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二十四史訂補第3册第21-76頁民國14年商務初印本
漢書窺管(近人楊樹達)1955年科學出版社鉛印本即據漢書補註補正擴充而成
漢書新證(今人陳直)195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鉛印本
漢書引經札記(清朱為弼)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漢書引經異文錄證6(清繆佑孫)光緒11年刊本二十五史三編第3册第711-745頁二十四史訂補第3册第201-276頁
漢書八表註10(清錢坫)見江蘇采輯書目及書目答問
校漢書八表8(清夏燮)光緒16年傢刊本文淵樓叢書影印本二十五史補編重校本據光緒庚寅刊本
繼司馬遷撰寫《史記》之後，班固撰寫了《漢書》。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生於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父親班彪是一個史學家，曾作《後傳》六十五篇來續補《史記》。《漢書》就是在《後傳》的基礎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隨從車騎將軍竇憲出擊匈奴，參預謀議。後因事入獄，永元四年死在獄中。那時《漢書》還有八表和《天文志》沒有寫成，漢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補作，馬續協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絶無僅有的女作者。
《漢書》包括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後人劃分為一百二十捲。它的記事始於漢高帝劉邦元年，終於王莽地皇四年。
《漢書》的體例與《史記》相比，已經發生了變化。《史記》是一部通史，《漢書》則是一部斷代史。《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志”，取消了“世傢”，漢代勳臣世傢一律編入傳。這些變化，被後來的一些史書沿襲下來。
《漢書》記載的時代與《史記》有交叉，漢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漢歷史，兩書都有記述。這一部分，《漢書》常常移用《史記》。但由於作者思想境界的差異和材料取捨標準不盡相同，移用時也有增刪改易。
《漢書》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刑法志》第一次係統地敘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體的律令規定。《地理志》記錄了當時的郡國行政區劃、歷史沿革和戶口數字，有關各地物産、經濟發展狀況、民情風俗的記載更加引人註目。《藝文志》考證了各種學術別派的源流，記錄了存世的書籍，它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食貨志》是由《平準書》演變來的，但內容更加豐富了。它有上下兩捲，上捲談“食”，即農業經濟狀況；下捲論“貨”，即商業和貨幣的情況，是當時的經濟專篇。
《漢書》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從太昊帝記到吳廣，有“古”而無“今”，因此引起了後人的譏責。後人非常推崇《漢書》的《百官公卿表》，這篇表首先講述了秦漢分官設職的情況，各種官職的權限和俸祿的數量，然後用分為十四級、三十四官格的簡表，記錄漢代公卿大臣的升降遷免。它篇幅不多，卻把當時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變遷清清楚楚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從思想內容來看，《漢書》不如《史記》。班固曾批評司馬遷“論是非頗謬於聖人“。這集中反映了兩人的思想分歧。所謂“聖人”，就是孔子。司馬遷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見識卻不及司馬遷。從司馬遷到班固的這一變化，反映了東漢時期儒傢思想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已在史學領域立穩了腳根。《漢書》喜用古字古詞，比較難讀。
《三國志》是晉代陳壽編寫的一部主要記載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紀傳體國別史，詳細記載了從魏文帝黃初元年（２２０）到晉武帝太康元年（２８０）六十年的歷史。《三國志》全書六十五捲，《魏書》三十捲，《蜀書》十五捲，《吳書》二十捲，共六十五捲。陳壽是晉朝朝臣，晉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國志》尊魏為正統。《三國志》為曹操寫了本紀，而《蜀書》和《吳書》則記劉備為《先主傳》，記孫權稱《吳主傳》，均衹有傳，沒有紀。
《三國志》位列中國古代二十四史，與《史記》（司馬遷）、《漢書》（班固）、《後漢書》（范晔、司馬彪）並稱前四史。
《三國志》不僅是一部史學巨著，更是一部文學巨著。陳壽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以簡練、優美的語言為我們繪製了一幅幅三國人物肖像圖。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動。
作者介紹
陳壽（２３３－２９７），字承祚，西晉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學，就有志於史學事業，對於《尚書》《春秋》《史記》《漢書》等史書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師事同郡學者譙周，在蜀漢時任觀閣令史。當時，宦官黃皓專權，大臣都麯意附從。陳壽因為不肯屈從黃皓，所以屢遭遣黜。入晉以後，歷任著作郎、治書待御史等職。２８０年，西晉滅東吳，結束了分裂局面。陳壽當時四十八歲，開始撰寫《三國志》。
陳壽寫《三國志》以前，已出現一些有關魏、吳的史作，如王瀋（？－２６６）的《魏書》，魚豢的《魏略》，韋昭的《吳書》等。《三國志》中的《魏書》、《吳書》，主要取材於這些史書。蜀政權沒有設置史官，無專人負責搜集材料，編寫蜀史。《蜀書》的材料是由陳壽採集和編次的。
陳壽寫書的時代靠近三國，可資利用的他人成果並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沒有條件獲得大量的文獻檔案。閱讀《三國志》時，就會發現陳壽有史料不足的睏難，內容顯得不夠充實。陳壽沒有編寫志，瞭解三國時代的典章制度，衹好藉助於《晉書》。陳壽還著有《益部耆舊傳》、《古國志》等書，整理編輯過《諸葛亮集》，可惜這些書後來都亡佚了。
《三國志》特點與質疑
《三國志》善於敘事，文筆簡潔，剪裁得當，當時就受到贊許。與陳壽同時的夏侯湛寫作《魏書》，看到《三國志》，認為沒有另寫新史的必要，就毀棄了自己的著作。後人更是推崇備至，認為在記載三國歷史的史書中，獨有陳書可以同《史記》、《漢書》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傢的三國史相繼泯滅無聞，衹有《三國志》一直流傳到現在。南朝人劉勰在《文心雕竜·史傳》篇中講：“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勖）、張（華）比之(司馬)遷、(班)固，非妄譽也。”這就是說，那些同類史書不是立論偏激，根據不足；就是文筆疏闊，不得要領。衹有陳壽的作品達到了內容與文字表述的統一。
陳壽畢竟是晉臣，晉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國志》便尊曹魏為正統。在《魏書》中為曹操寫了本紀，而《蜀書》和《吳書》則衹有傳，沒有紀。記劉備則為《先主傳》，記孫權則稱《吳主傳》。這是編史書為政治服務的一個例子，也是《三國志》的一個特點。
陳壽雖然名義上尊魏為正統，實際上卻是以魏、蜀、吳三國各自成書，如實地記錄了三國鼎立的局勢，表明了它們各自為政，互不統屬，地位是相同的。就記事的方法來說，《先主傳》和《吳主傳》，也都是年經事緯，與本紀完全相同，衹是不稱紀而已。陳壽這樣處理，是附合當時實際情況的，這足見他的卓識和創見。《三國志》總起來說記事比較簡略，這可能與史料的多少有關。陳壽是三國時人，蜀國滅亡時三十一歲。他所修的《三國志》在當時屬於現代史，很多事是他親身經歷、耳聞目見的，比較真切，按說是有條件搜集史料的。但因為時代近，有許多史料還沒有披露出來；同時，因為恩怨還沒有消除，褒貶很難公允，也給材料的選用和修史帶來了一定的睏難。
從魏、蜀、吳三書比較來看，《蜀書》僅得十五捲，較魏、吳兩書更簡。這大概是魏、吳兩國的史料多於蜀的原故。陳壽寫《三國志》時，魏國已有王瀋的《魏書》，吳國也有韋昭的《吳書》可作參考，這給陳壽搜集史料提供了極大方便。而蜀漢既沒有史官，也沒有現成的史書可藉鑒，搜集史料就非常睏難。陳壽費了很大氣力，連一些零篇殘文也註意搜尋，《蜀書》纔僅得十五捲之數。《蜀書》中的許多重要人物的事跡，記載都十分簡略，可見蜀漢的史料是相當缺乏的。另外，因為政治上的原因，陳壽也可能捨棄了一些材料，如牽涉到司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寫，衹好捨棄了。
《三國志》取材精審。裴鬆之《三國志註》記漢魏交替之際的表奏册詔有２０篇之多，陳壽在《三國志·文帝紀》中，衹用一篇１７３字的册命就把這件大事寫出來。對孫策之死，捨棄《搜神記》等書上的妄誕傳說，衹記孫策為許貢的刺客所擊殺。這些都反映了他對史實認真考訂，慎重選擇的態度。
《三國志》行文簡明、幹淨。它常用簡潔的筆墨，寫出傳神的人物。《先主傳》記曹操與劉備論英雄，當曹操說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之時，“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記載，使劉備韜晦的心情，躍然紙上。
《周瑜魯肅呂蒙傳》記載的曹操聽到劉備占據了荊州之時，“方作書，落筆於地”的情態，生動烘托出劉備在曹操心目中和當時局勢中的地位。書中寫名士的風雅、謀士的方略、武將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卻栩栩如生。
陳壽在書中表現出品題人物的興趣。他說劉備是英雄，曹操是人傑，孫策、孫權是英傑，諸葛亮、周瑜、魯肅是奇才，龐統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劉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鬍質是彥士，王粲、秦宓是纔士，關羽、張飛、程普，黃蓋是虎臣，陳震、董允、薛綜是良臣，張遼、樂進是良將，這都反映了當時的時代風氣。
陳壽所著的《三國志》，與前三史一樣，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後，尚書郎範頵上表說：“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朋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采錄。”由此可見，《三國志》書成之後，就受到了當時人們的好評。陳壽敘事簡略，三書很少重複，記事翔實。在材料的取捨上也十分嚴慎，為歷代史學家所重視。史學界把《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視為紀傳體史學名著。
陳壽還能在敘事中做到隱諱而不失實錄，揚善而不隱蔽缺點。陳壽所處時代，各種政治關係復雜，歷史與現實問題糾纏在一起，陳壽在用麯折方式反映歷史真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國志》對漢魏關係有所隱諱，但措詞微而不誣，並於別處透露出來一些真實情況。如建安元年（１９３）漢獻帝遷都許昌，本是曹操企圖挾天子以令諸侯之舉。陳壽在這裏不用明文寫曹操的政治企圖，這是隱諱。但寫遷都而不稱天子，卻說董昭等勸太祖都許，這就是微詞了。另外，他在《荀彧傳》、《董昭傳》和《周瑜魯肅呂蒙傳·評》中都揭露了當時的真實情況。陳壽對蜀漢雖懷故國之情，卻不隱諱劉備、諸葛亮的過失，記下了劉備以私怨殺張裕和諸葛亮錯用馬謖等事。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個表現。
但是，唐朝房玄齡等奉詔撰寫的《晉書·陳壽傳》，在承認陳壽“善敘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時，又認為陳壽因為私仇而在書中有所表現。說“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晉書·陳壽傳》關於陳壽索米的這條史料，衹有少數幾位史學家如北周的柳虯、唐朝的劉知幾等相信，而多數的史學家則認為這條史料不合事實，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國志考證》中指出：“丁儀、丁廙，官不過右刺姦掾及黃門侍郎，外無摧鋒接刃之功，內無升堂廟勝之效，黨於陳思王，冀搖塚嗣，啓釁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隨之，斯實魏朝罪人，不得立傳明矣。《晉書》謂索米不得不為立傳，此最無識之言。”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也指出：《晉書》謂“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被髡，故壽為《亮傳》，謂將略非所長。此真無識之論也。亮之不可及處，原不必以用兵見長。觀壽校訂《諸葛集》，表言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姦，人懷自勵。至今梁、益之民，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産，無以過也。又《亮傳》後評曰：亮之為治也，開誠心，布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終於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其頌孔明可謂獨見其大矣。”由此可見，《晉書》貶陳壽之說，實為不實之詞，不可盡信。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國志》說過一些公道話：“以理而論，（陳）壽之謬萬萬無詞；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亦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避而不偽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看來，從東晉習鑿齒以來掀起的正統之爭，無不具有現實的目的和為當代政權服務的用心，知人論世，知世論史是至關要緊的，沒有永恆不變的正偽標的。
陳壽受後人批評的另一弊病是書中時有麯筆，多所回護。劉知幾在《史通·直書篇》說“當宜、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麯，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鹹杜其口而無言。”批評陳壽和王隱在修史時對當權人物曹操、司馬懿的醜事緘口無言，為之回護。在《三國志·魏書》中確實沒有看到劉知幾所論的內容，對此，清人趙翼在《廿二史札記》捲六中“三國志多回護”寫到：
《春秋》書天王狩於河陽，不言晉侯所召，而以為天子巡狩，既已開掩護之法，然此物為尊者諱也。至於孩父之事，則大書以正之，如許止、趙盾之類，皆一字不肯假藉，所以垂誠，義至嚴也。自陳壽作《魏本紀》多所回護，凡兩朝革易之際，進爵封國，賜劍履，加九錫，以及禪位，有詔有策，竟成一定書法。以後宋、齊、梁、陳諸書悉奉為成式，直以為作史之法固應如是。然壽回護過甚之處，究有未安者。
趙翼在回顧自《春秋》以來即有回護現象的存在，認為陳壽在這方面做得不好。於是趙翼列舉一些例證，如漢獻帝遜位之後，魏封其為山陽公，到他死時，纔追謚為獻帝，陳壽隱去曹王篡漢封山陽公一節，在《魏紀》中衹稱漢獻帝。同樣常道鄉公遜位，為陳留王，到死時纔追謚為元帝，陳壽也為之諱隱掩飾。司馬師廢齊王曹芳，《魏略》是這樣記載的：“（司馬）師遣郭一芝入宮，太後方與帝對弈，芝奏日：‘大將軍欲廢陛下。’帝乃起去，太後不悅。芝曰：‘大將軍意已定，太後但當順旨。’太後曰：‘我欲見大將軍。’芝曰：‘大將軍何可見邪。’太後乃付以璽緩。”是齊王之廢，全出於司馬師之主意，太後全然不知。陳壽《魏書》“反載太後之命，極言齊王無道不孝，以見其當廢，其誣齊王而黨司馬氏亦太甚關。”如此等等。
最為嚴重的麯筆是高貴鄉公被弒之事，據《漢晉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語》、《魏末傳》所載是高貴鄉公曹髦見司馬昭跋扈專橫，專權禍國，心不能甘，“發甲兵於凌雲臺，親討司馬昭。司馬昭令賈充拒之，時府兵尚不敢動，賈充即令成倅、成濟曰：‘公蓄養汝等，正為今日。’成濟乃抽戈犯帝，刃出於背而崩。”而陳壽《魏書》但書“高貴鄉公卒，年二十”，絶不見被弒之跡。反載太後之命，言高貴鄉公之當誅，欲以庶人禮葬之。並載昭奏，稱“公卒兵嚮臣，臣即敕將士不得傷害，騎督成倅弟成濟橫人兵陣，傷公，遂至殞命，臣輒收濟付廷尉，結正其罪。”……這樣，趙翼感嘆道：“本紀如此，又無列傳散見其事，此尤麯筆之甚者矣，然此猶曰身仕於晉，不敢不為晉諱也。至曹魏則隔朝之事，何必亦為之諱。”趙翼的責難，尖銳深刻，例證還多，餘如曹操徵陶謙時濫殺無辜，記曹魏對蜀之戰“專以諱敗誇勝為得體”，最後，趙翼認為陳壽不僅牽涉到當權統治者的本紀多回護，而列傳中也多所諱。這樣的回護麯筆，不竟讓趙翼睏惑不解：“豈壽以作史之法必應如是，回護耶？抑壽所據各國之原史本已諱而不書，遂仍其舊，而不復訂正耶？”
陳壽修史中的麯筆、回護的確存在，他顯然是處在曹魏、西晉政權交替過程中的一種避禍方式，作為封建時代的史書，必然會對當權者有所回護，為尊者諱是無法超越的潛在規則。就是趙翼所肯定的秉筆直書的南史、董狐也是經不起推敲的。所謂“趙盾弒君”（《左傳·宣公二年》）也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結論。他們立論的理由是趙盾“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計賊”，沒有盡到臣子的責任。
趙翼也為陳壽的麯筆作了歷史考辯，指出：“蓋壽修書在晉時，故於魏、晉革易之處，不得不多所回護。而魏之承漢，與晉之承魏，一也。既欲為晉回護，不得不先為魏回護……，當然，也有可能是陳壽所參考的魏、晉資料原來就是這樣記載，陳壽未作訂正，也不敢妄加篡改的。為陳所處的特定歷史環境，處於改朝換代之際修史者顧忌更多的實際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貴真實，不虛美，不隱惡應是史傢必須恪守的準則，麯筆是不足為訓的。應當看到，陳壽除了涉及魏晉易代的敏感問題與當權人物之外，其敘寫仍屬翔實可信的。不必諱言陳壽的麯筆，也不能因此而懷疑《三國志》的信史價值。錢大昕所說：“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敘事之可信。蓋史臣載筆，事久則議論易公，世近見聞必確。三國介漢晉之間，首尾相涉，垂及百年，兩史有違失者，往往賴此書正之……予性喜史學，馬班而外，即推此書，以為過於範（曄）、歐陽（修）。”（《三國志辯疑序》）
《三國志》也有其不足之處，不可不註意。在敘事時，除了在某些人的紀和傳中有矛盾之處外，其最大的缺點，就是對曹魏和司馬氏多有回護、溢美之詞，受到了歷代史學家的批評。另外，全書衹有紀和傳，而無志和表，這是一大缺欠。《三國志》成書之後，由於敘事過於簡要，到了南朝宋文帝時，著名史學家裴鬆之便為其作註，又增補了大量材料。
裴鬆之介紹
裴鬆之（３７２－４５１），字世期，南朝宋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裴鬆之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祿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員外郎。裴鬆之從小喜愛讀書，８歲時已熟知《論語》《詩經》諸書。後博覽典籍，學識日進。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３９１），裴鬆之任殿中將軍，時年２０歲。晉安帝隆安二年（３９８），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聯合兗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敗，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薦裴鬆之擔任新野太守。裴鬆之考慮風險過大，遲遲不肯動身。不久，軍閥火並，庾楷死於桓玄之手。裴鬆之免去了一場殺身之禍。
義熙初，裴鬆之先後擔任員外散騎侍郎，吳興故鄣縣縣令等職，後升調回朝廷，改任尚書祠部郎。
義熙十二年（４１６），太尉劉裕（即宋武帝）率軍北伐。裴鬆之時任司州主簿隨軍北行。劉裕十分賞識裴鬆之，贊他有“廟廊之才”，將他轉任治中從事史。晉軍占洛陽後，劉裕委任之為封國世子洗馬。裴鬆之成為劉裕集團中的重要成員。
《三國志》裴鬆之註本
東晉時歷仕零陵內史、國子博士等。入宋後任中書侍郎。宋文帝以陳壽所著《三國志》記事過簡，命他為之作補註。他在《上三國志註表》中說，“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註陳壽《三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註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所以裴註不僅解釋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於補充原書記載的遺漏和糾正錯誤。同一事幾傢記述不同的，他都收錄進來，以備參考。對於史事和人物，裴註有所評論；對於陳壽議論的不當，裴註也加以批評。裴註搜羅廣博，引書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為了註釋《三國志》，他收集了三國時期的原始材料達一百五十多種，博引各傢著作的原文，註文字數約超過原文的三倍。據瀋傢本統計，註中引書“經部廿二傢，史部一百四十二傢，子部廿三傢，集部廿三傢，凡二百十傢。”由此許多《三國志》中失載的歷史事實得以保存。裴註中也有運用傳統註釋方法的地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註《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蓋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侯康說：“至於箋註名物，訓釋文義，裴註間而有之而不詳，蓋非其宗旨所存。” 楊翼驤先生在《裴鬆之》一文中將這部分裴註歸納為字音、文義、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幹類。他認為：“作註的目的主要是增廣事實，而這一類的批註不過是附帶的工作”。他註《三國志》的重點是補闕和糾謬。正如他在《上三國志註表》中所說：“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納，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忘；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裴註的最大特點，就是廣采博引，極大地豐富了原書的內容。特別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經亡佚，幸而保留在裴註中，因而史料價值就非常珍貴。讀《三國志》時，一定要把裴鬆之的註文當作正文來讀。 裴註為史書註釋開闢了新的廣阔道路。
針對當時史書“疏略寡要”、“時有脫漏”的問題，裴氏將補闕列為第一項，主要補記重要事件與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陳壽僅在《武帝紀》和《任峻傳》中用５０幾個字略作記載，僅僅說明了“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而曹操在這一重大决策上有何認識與領導，推行中有何艱辛，推行後有何成效，陳壽則未作評敘。裴註以１８０字的篇幅闡明了以上問題，將屯田一事作為曹魏定國的重大國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領這一層面上，裴氏顯然高一籌。又如諸葛亮七擒孟獲一事，反映了蜀漢以“攻心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進行北伐前安定後方的重要措施，陳壽一筆帶過，而斐氏補充２００多字，其識見亦在陳壽之上。王弼開魏晉玄學之先聲，陳壽僅以２３字記之。裴氏引何邵《王弼傳》補其生平與學說，引孫盛《魏氏春秋》反映時人的評斷，引《博物志》介紹傢世，為我國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據。馬鈞其人其事，在《方技傳》中了無涉及。裴氏以１２００多字補充其生平與重大發明創造，有關指南車、翻車、連弩、發石車以及織綾機的記載，反映了當時的科技生産水平，填補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與重大事件與人物有關的重要文獻亦是補闕的內容，如曹操的《明志令》、《舉賢無拘品行令》、曹丕的《與吳質書》，李密的《陳情表》等，亦由裴註得以傳世。
所謂備異與懲妄，是針對同說一事，而各書記載卻“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之情況而言的。“並皆抄內、以備異聞”為備異，依本志或引證它書做“隨違矯正”工作，為懲妄。二者往往難以截然分開。如劉備三顧茅一事，《諸葛亮傳》所記情節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魚豢《魏略》和西晉司馬彪《九州春秋》所記則不同，認為是諸葛亮先拜訪劉備。裴氏將兩書記載均抄錄於註中，可為備異；又對其說加以辨析，引《出師表》所說“先帝不以臣卑鄙，蝟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一段，說明“非亮先詣備”這一結論，可謂懲妄。這種備異，懲妄，往往以壽書作為對比對象，再擴及到對其他史書的品評和總結。如在《魏書·文昭甄皇后傳註》中，錄有王沉《魏書》褒美甄後的記載，與壽書截然不同。裴氏依據《春秋》之義，認定《魏書》“崇飾虛文”，並說“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後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從而斷定“陳氏刪落，良有以也”。
對陳壽失誤而他書正確處，亦作明確判斷。如《吳書·樓玄傳註》引虞博《江表傳》所載樓玄自殺事，裴氏徑直判斷為“《江表傳》所言，於理為長”。《吳書·諸葛恪傳註》引鬍衝《吳歷》所載，裴氏判斷為“《吳歷》為長”。這種評斷，在論辨一條中有更多體現。論辨包括評史事與評史書兩個方面，評史事者隨處可見，是史傢主體認識的直接表達，因與本論題關係不大，故略而不論，評論史書，則有總結同期史著優劣的史學批評的意義，是本文討論的內容之一。裴氏對《三國志》一書的評論，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評價，又有散見於各註中的肯定或批評，是較為全面的；對同期其他史書，則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評點，概括來看，這些評論大致可分為體例安排、敘事描寫兩個方面。
中國史書體例自《春秋》《史記》後，編年體、紀傳體兩體漸趨成熟，儘管仍存在二體優劣的爭論，但其體式已較固定。裴氏較關註的是對現有體例，尤其是做為正史的紀傳體的規範化問題。紀傳體以人物傳記為主，專傳、合傳較好掌握，而類傳如何劃分，則頗不一致。裴氏主張取“事類相從”的原則，他說：“臣鬆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肯定了司馬遷首創“事類相從”的合理性，然後批評陳壽將非為一類的人放在一傳中，有失體例。如賈詡之儔，實屬“算無遺略、經權達變”的奇士，應放在善作籌劃的程昱、郭嘉等人的類傳中，但卻放在了德智兩全有王佐之風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類”，“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本質的異同，應是區分類傳的第一要義。其次，行事相類亦為重要原則。如魚豢《魏略·勇俠傳》不計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將漢末孫賓碩四人編入魏，是依據“其人接魏，事義相類”的原則處理的。對此，如果說魚豢還僅處於一種自發狀態的話，那麽，裴氏提出“事義相類”的原則，便已成為一種自覺的認識了。由實踐升華為理論，再指實踐，正是裴註史學意義在編纂學上的體現。
在敘事描寫上，強調通順合理，反對“語之不通”。註意容貌狀寫，如對荀彧之外貌，以陳壽不稱述為遺憾，特引《典略》、《平原禰稀傳》補充之，既反映了魏晉著文講究人物容止風藻的時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國史學講究形象描寫的特色，還體現了裴氏對歷史文學的審美要求，即生動形象的描寫可使史著更具魅力。
晁公武首先涉及裴註的字數：“（裴註）博採群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郡齋讀書志》捲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國志》中，李竜官等在校刊識語中更為具體地指出“裴鬆之註更三倍於正文”。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初，黃大受據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的殿本統計，陳壽本書為３５０８３３字，裴註為３２２６４３字（《三國志及裴註字數統計表》，載《三國志選註》，臺北中正書局，１９７２年版捲首。轉引自吳金華《三國志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９５頁）。王廷洽根據中華書局陳乃乾校點本統計出《三國志》為３６６６５７字，裴註為３２０７９９字（《略談〈三國志〉與裴註的數量問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１９８５年第３期）。吳金華據百衲本統計，陳壽本書為３６８０３９字，裴註為３２２１７１字（《三國志校詁附編》，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崔曙庭根據金陵活字本統計，《三國志》為３６７３２７宇，裴註為３２０８０５字（《〈三國志〉本文確實多於裴註》，《華中師範大學學報》１９９０年第２期）。如果以上述統計最少的《三國志》與統計最多的裴註字數比較，《三國志》也比裴註多３８０１４字，即便裴註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達到數倍於本書的文字。張子俠則認為：“《三國志》的版本和流傳的經過極為復雜，既有文字脫漏問題，也有註文混入正文的現象，因而正文與註文孰多孰少不能輕下結論。”（《〈三國志〉裴註研究三題》，《史學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明以前人若王通、劉知幾都譏其繁蕪，葉適至認為“註之所載，皆壽書之棄餘”（文獻通考一九一）。清代學者雖然推崇裴註，但也有人指責他有的應註而不註，有的不應註而註，引書有改字等等（見趙翼陔餘業考六、四庫提要四五及盧文弨的批註）。其實這些都是小缺點，並不能因此掩沒它的長處。裴註引用的魏、晉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種，著錄在隋書經籍志中的已經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後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註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儘管說它“繁蕪”，說它“壽之棄餘”，單就保存古代資料這一點說，也是值得重視的。
由於裴註引書具有較高的文獻學價值，因此裴註引書數量和書目的考證成了裴註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分歧最大的問題。錢大昕統計裴註引書“凡百四十餘種，其與史學無涉者不在數內”，所列書名１４４種（《廿二史考異》捲十五）。趙翼統計裴註引書“凡（百）五十餘種”，所列書名１５１種，亦為史部類數目（《廿二史札記》捲六）。趙紹祖統計裴註引書“凡一百八十餘種”，另外，引諸經及諸子字書“又四十餘種”（《讀書偶記》捲六）。錢大昭以時代，地理，人物，官製，類書，文章，別集，傢傳，別傳為類，統計裴註引書１６０餘種（《三國志辨疑》）。瀋傢本將裴註引書“依《隋書 經籍志》之例分為四部：計經部廿傢，史部一百四十二傢，子部廿三傢，集部廿三傢，凡二百十傢”（《三國志註引書目》）。王鐘翰統計“裴氏註記所引諸書名，凡二百四五十種”，並按錢大昭的分類列書名２５６種（《三國志裴註考證》，載《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五捲，１９４５年）。王祖彝除“諸傢評論與裴氏自註，傅子，袁子，孫盛，習鑿齒等論註以及引古書為詮釋者不計”外，統計“裴註徵引之書凡百五十六種”（《三國志人名錄裴註引用書目》，商務印書館，１９５６年）。馬念祖統計裴註引書“二百零三種”（《水經註等八種古籍引用書目匯編》，中華書局，１９５９年）。楊翼驤統計“以裴氏所引書目全部而言，為二百一十餘種；若除去關於詮釋文字及評論方面的，則為一百五十餘種”（《裴鬆之與〈三國志註〉》，《歷史教學》１９６３年第２期）。高秀英，楊濟安統計裴註引書２０３種（《三國志人名索引·裴註引書索引》，中華書局，１９８０年）。陳垣統計裴註“所引書在二百三十種以上”（《三國志註引書目》，載《中國古代史論叢》第七輯，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第３３１頁）。王樹民對趙翼的“裴鬆之三國志註”條裴註引書進行了部分考證（《廿二史札記校證》，中華書局，２００２年修訂版）。周國林統計裴註引用書目為２２４種，其中“用於箋釋名物訓詁音義的先秦至東漢中期著作及其為之作註的和文字訓詁方面的著作共四十餘種，用於補闕備異懲妄論辯方面的漢末迄晉著作共一百八十餘種”（《裴鬆之〈三國志註〉引書考》，載《中國歷史文獻研究（一）》，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６年）。高振鐸統計“裴鬆之註《三國志》共引書二百三十六種”（《裴註〈三國志〉引書考訂－－兼評〈廿二史札記校證〉》，《漢中師範學院學報》１９９３年第３期）。虞萬裏統計裴註引書“二百三十五種”（《〈三國志〉裴註引書新考》，《溫州師院學報》１９９４年第４期）。伍野春統計裴註引書凡２２９種，“另有十則未註明出處”（《裴鬆之評傳》，第２５０頁）。張子俠統計“裴氏共引書二百二十七種”。高敏曾與人合作《〈三國志〉裴註引書考》一文，統計引書達二百四五十種（《〈三國志〉說略》，載《經史說略二十五史說略》，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８７頁）。
《三國志》裴註引用書目
二畫
《九州島春秋》（司馬彪撰）
《九州島記》（荀綽撰。註：此書總名《九州島記》，則分為《冀州記》、《兗州記》等各篇）
三畫
《三輔决錄》（趙岐撰）《三朝錄》
《三國評》（徐衆撰）《山陽公載記》（樂資撰）
《山濤啓事》
四畫
《太康三年地記》
《文士傳》
（註：《曹休傳》註中說是張隱所撰，《荀彧傳》註中說是張衡所撰，《王粲傳》註中說是張騭所撰，待考）
《文章志》（摯虞撰） 《文章敘錄》（荀勖撰）
《孔氏譜》 《孔融集》
《王氏譜》 《王朗傢傳》
《王朗集》 《王弼傳》（何劭撰）
五畫
《世語》＝《魏晉世語》（郭頒撰）
《四體書勢》（衛恆撰）
六畫
《江表傳》（虞溥撰） 《交廣記》（王隱撰）
《交廣二州春秋》（王範撰）《先賢行狀》
《汝南先賢傳》 《任嘏別傳》
《列書》《列異傳》
《决疑要註》（摯虞撰）《百官志》
《百官名》
七畫
《吳書》（韋曜撰。註：韋曜本名昭，晉朝史官避司馬昭諱改）
《吳歷》（鬍衝撰） 《吳錄》（張勃撰）
《吳紀》（環某撰） 《吳質別傳》
《序傳》（司馬彪撰）《阮氏譜》
《志林》（虞喜撰）《杜氏新書》
八畫
《辛憲英傳》（夏侯湛撰） 《典略》（魚豢撰）
《邴原別傳》 《明堂論》（蔡邕撰）
《抱樸子》（葛洪撰） 《東阿王辯道論》
九畫
《後漢書》（謝承撰） 《英雄記》
《兗州記》（註：即《九州島記》其中一篇）
《風俗通》（應劭撰） 《鬍氏譜》
《姚信集》
十畫
《晉紀》（幹寶撰） 《晉書》（王隱撰）
《晉書》（幹寶撰） 《晉書》（虞預撰）
《晉諸公贊》（傅暢撰） 《晉陽秋》（孫盛撰）
《晉泰始起居註》 《晉惠帝起居註》（陸機撰）
《益州耆舊傳》 《益部耆舊傳》（陳壽撰）
《益部耆舊雜記》（陳壽撰。註：此書應為《耆舊傳》之附錄）
《高貴鄉公集》 《高士傳》（皇甫謐撰）
《烈女傳》（皇甫謐撰） 《荀氏傢傳》
《荀彧別傳》 《袁氏世紀》
《孫氏譜》 《孫資別傳》
《孫惠別傳》 《馬先生序》（傅玄撰）
《書林》（應璩撰）《神仙傳》（葛洪撰）
十一畫
《陳留耆舊傳》《陳氏譜》
《曹瞞傳》（吳人所撰） 《曹公集》
《曹志別傳》 《庾氏譜》
《郭氏譜》 《崔氏譜》
《陸氏世頌》 《陸氏祠堂像贊》
《陸遜銘》（陸機撰） 《啓蒙註》（顧愷之撰）
《通語》（殷基撰） 《異同雜語》（孫盛撰）
《異同評》（孫盛撰） 《異物志》
《異林》（陸某撰）
十二畫
《華陽國志》（常璩撰）《華佗別傳》
《博物志》（張華撰） 《博物記》
《嵇氏譜》《嵇康傳》
《嵇康集》《程曉別傳》
《費禕別傳》《傅子》（傅玄撰）
《傅鹹集》《張超集》
《逸士傳》（皇甫謐撰）《搜神記》（幹寶撰）
十三畫
《蜀記》（王隱撰） 《蜀本紀》
《蜀世譜》（孫盛撰） 《楚國先賢傳》
《零陵先賢傳》《會稽典錄》
《會稽邵氏傢傳》《虞翻別傳》
《楊都賦註》（庾闡撰）《萬機論》（蔣濟撰）
十四畫
《漢紀》（張璠撰）《漢紀》（袁宏撰）
《漢書》（華嶠撰）《漢魏春秋》（孔衍撰）
《漢晉春秋》（習鑿齒撰） 《漢末名士傳》
《管輅別傳》《趙雲別傳》
《裴氏傢紀》（傅暢撰）
十五畫
《鄭玄別傳》《潘尼別傳》
《潘嶽別傳》《潘嶽集》
《劉氏譜》《劉廙別傳》
十六畫
《冀州記》（註：即《九州島記》其中一篇）
《戰略》（司馬彪撰） 《盧諶別傳》
《諸葛氏譜》 《諸葛亮集》（陳壽次定）
《諸葛恪別傳》 《機雲別傳》
《默記》（張儼撰） 《褒賞令》
十七畫
《襄陽記》（習鑿齒撰）《鍾會母傳》
十八畫
《魏書》（王瀋撰） 《魏略》（魚豢撰）
《魏紀》（殷澹撰） 《魏氏春秋》（孫盛撰）
《魏末傳》 《魏武故事》
《魏名臣奏》 《魏世籍》（孫盛撰）
《魏世譜》 《魏都賦》
《雜記》（孫盛撰）《禮論》
十九畫
《廬江何氏傢傳》
二十畫
《獻帝傳》 《獻帝記》
《獻帝春秋》（袁暐撰） 《獻帝起居註》
《譜敘》（華嶠撰）
二十一畫
《續漢書》（司馬彪撰） 《顧譚傳》
二十四畫
《靈帝紀》（劉艾撰）
上所引書一百五十六種，不包括引用古書以為註釋者。
附錄
１撰人着一書以上者
荀綽：《九州島記》（《兗州記》《冀州記》等）
魚豢：《典略》《魏略》
習鑿齒：《漢晉春秋》《襄陽記》
傅暢：《晉諸公贊》《裴氏傢紀》
傅玄：《馬先生序》《傅子》
華嶠：《漢書》《譜敘》
摯虞：《文章志》《决疑要註》
葛弘：《抱樸子》《神仙傳》
何劭：《王弼傳》《荀粲傳》
陸機：《晉惠帝起居註》《陸遜銘》
王隱：《交廣記》《晉書》《蜀記》
皇甫謐：《高士傳》《烈女傳》《逸士傳》
幹寶：《晉紀》《晉書》《搜神記》
陳壽：《益部耆舊傳》《益部耆舊雜記》《諸葛亮集》
司馬彪：《九州島春秋》《序傳》《戰略》《續漢書》
孫盛：《晉陽秋》《異同雜語》《異同評》《蜀世譜》《魏氏春秋》《魏世籍》《雜記》
２同名著述
張璠《漢紀》、袁宏《漢紀》
幹寶《晉書》、王隱《晉書》、虞預《晉書》
分析與評價
作《後漢書》的范晔和裴鬆之同時，以年齡論，裴比範長二十歲，範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４４５），裴死更比範後六年。兩人雖然生在同一時期，同樣搜集史料，但他們運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晔組織所得的史料編或後漢書，裴鬆之則用來註陳壽的三國志。試取陳壽、范晔兩書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傳比較，範書比陳書篇幅增多約一倍，那些多出來的材料，大多是和裴註相同的。
裴註出現後，引來了許多評議，其中有褒有貶。劉知幾說：“少期集註《三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繁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與劉知幾不同，贊譽裴鬆之者多從保存史料方面對裴註給予肯定。侯康說：“陳承祚《三國志》世稱良史，裴註尤博贍可觀。” 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裴鬆之註《三國志》的評價:“宋元嘉中，裴鬆之受詔為註，所註雜引諸書，亦時下己意。綜其大致約有六端：一曰引諸傢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說，以核訛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麯；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其中往往嗜奇愛博，頗傷蕪雜。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註》、李善《文選註》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傢，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這個歸納是準確的。但又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註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這話毫無證據，衹能認為撰提要者的臆測之辭罷了。關於以往史傢對裴註的評價，楊翼驤先生在前引《裴鬆之》一文中有詳細介紹，可以參看。
以上對於裴註的評價反映了傳統史學批評的特點。評論者大多不能擺脫是與非、優與劣的思維框架。從史學史的角度來看待裴註，更應關註的是，歷來對史書的註釋都是從名物訓詁的角度着眼的，為什麽裴鬆之卻要發明出一種新的註釋方式？劉知幾說裴鬆之“纔短力微，不能自達”， 章學誠也說：“裴鬆之依光於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劉知幾、章學誠雖然都是傳統史學批評的大傢，但這些分析卻有失水準，帶有很強的好惡色彩。所謂“不能自達”、“不足自存”，都是要從註釋傢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釋。
不帶偏見闡釋裴註出現原因的當首推陳寅恪先生。陳氏認為，裴註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註”的影響所致。他在《支愍度學說考》一文中說：“中土佛典譯出既多，往往同本而異譯，於是有編纂‘合本’以資對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註：“三部合異二捲。”）雲：說戒者乃曰：僧和集會，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為？衆僧和聚會，悉受無戒！於僧有何事？答：說戒。僧答言：布薩。不來者囑授清淨說！諸人者，當說當來之淨！答言：說淨。陳氏解釋說：“據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夾註小字，子也。蓋取別本之義同文異者，列入小註中。與大字正文互相配擬。即所謂‘以子從母’，‘事類相對’者也。” 在《讀〈洛陽伽藍記〉書後》一文中，他又進一步發揮說：“裴鬆之《三國志註》人所習讀，但皆不知其為合本子註之體。” 周一良先生對陳說持懷疑態度。他在《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說：“裴鬆之、劉孝標、酈道元的註，多為補遺訂誤，而非字句出入，往往連篇纍牘，達千百言。這與同本異譯簡單明了的情況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與佛傢合本子註傳統有何淵源吧？”。陳寅恪先生的解釋是從史書編撰的的技術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樣編撰更便於讀者閱讀。對此，周一良先生的質疑是有力的。“補遺訂誤”纔是裴註的本質所在，這與合本子註似乎沒有什麽關係。
對陳氏觀點也不乏贊成者。逯耀東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註的意見，並在此基礎上，又試圖通過經學與史學的區別來解釋裴註的産生。他的基本思想是，傳統註釋方法與裴註的不同在於一是經註、一是史註。這主要是受到了錢大昭的啓發。錢大昭說：“註史與註經不同，註經以明理為宗。理寓於訓詁，訓詁明而理自見。註史以達事為主，事不明，訓詁雖精無益也。” 逯耀東就此說道：“因此，明理與達事是經註與史註的基本區分。‘達事’是更進一步敘述歷史的真相。” 他又說：“由經註的義理闡釋，轉嚮歷史事實的探討，是經史分途過程中重要轉變的關鍵。”衆所周知，魏晉以後，史學逐漸脫離經學而獨立。以此為背景來解釋經註演變為史註是不錯的，本文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但是，僅至於此的泛泛之論還是不夠的，因為裴註以後占據主流地位的史註還是經學式的。我們當然不能因此說史學與經學又合流了。
圍繞《三國志》及其裴註，實際上可以提出兩個問題，第一，為什麽《三國志》寫得如此簡略？第二，為什麽裴鬆之要不避繁瑣徵引那樣多的史籍？
有一種意見認為，陳壽所見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國志》寫得簡略。這種意見有一定道理，因為裴註中所徵引的許多書在陳壽寫《三國志》時確實還沒有問世。但這樣解釋也有問題，因為畢竟還有些書是陳壽有可能見到的。陳壽撰寫《三國志》在西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吳之後。據楊翼驤先生《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所列，在此之前，專記三國歷史的史書如王瀋《魏書》、韋昭《吳書》，魚豢《魏略》、《典略》已經問世。此外，如趙岐的《三輔决錄》、謝承的《後漢書》、王粲的《漢末英雄記》、司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三國志》的成書年代，史無明文，楊翼驤先生書編於太康六年（285年）下。案語說明道：“考《三國志》捲４８《孫皓傳》雲‘皓舉傢西遷，以太康元年三月集於京邑。五年，皓死於洛陽。’此為《三國志》中記事最晚之一條，則陳壽着成全書必在太康五年孫皓死後，故編於本年。”據同書，着有《帝王世紀》、《高士傳》的皇甫謐卒於太康三年（２８２）。陳壽寫《三國志》時見到皇甫謐書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上這些書裴註中都徵引了。據《三國志人名索引》附錄《三國志裴註引書索引》，裴註引用《魏書》一百九十條、《魏略》一百七十九條、《典略》四十九條、《吳書》一百一十九條、《三輔决錄》九條、《後漢書》十二條、《英雄記》六十九條、 《九州春秋》二十六條、《帝王世紀》一條、《高士傳》六條。這些材料陳壽應能見到，但他並沒有以此來充實《三國志》，倒是南朝的裴鬆之完成了這個工作。《三國志》21《王粲傳附吳質傳》載文帝與吳質書，近二百字，而裴註詳引《魏略》所載此書，竟多達八百餘字。裴鬆之就此解釋說：“臣鬆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關於曹魏屯田，據楊翼驤先生統計，《武帝紀》中僅用了“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十三個字來敘述。在《任峻傳》中又用了“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四十一字。而裴鬆之在《武帝紀》中引用王瀋《魏書》的記載，補充了一百四十七字。由此看來，對《三國志》的簡略不能衹從陳壽所見材料的多寡這個角度來加以解釋，還必須另想辦法。
裴鬆之嫌《三國志》寫得簡略，而這樣的意見在他以前是未曾見過的。《三國志》剛問世時，獲得了一片贊譽聲。《晉書》捲８２《陳壽傳》稱：“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着《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本傳又稱：“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範頵等上表曰：‘……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戒，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采錄。”東晉時，習鑿齒從正統論的角度對陳壽書以魏為正統的寫法提出異議，在其所着《漢晉春秋》中堅持以以蜀漢為正統。正統問題是政治問題，從學術的角度仍然不見對《三國志》的批評。看來，簡略在晉人眼裏是不成問題的，衹是到南朝裴鬆之才將其視之為缺點。這就提示我們應當從時代學術風氣變化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後人補充與考證
在北宋以前，魏、蜀、吳三書是各自成書的。《舊唐書·經籍志》以《魏書》為正史，歸《蜀書》、《吳書》入編年，分類極不科學，然其可證三書，當是時仍是互相獨立的三部。北宋雕板刻書，始合三書為一種。現存最早的刻本是北宋鹹平六年（1003）的國子監刻本。
《三國志》沒有表和志，清代以來不少學者補撰，雖然材料基本上不出原書和裴註，但經過分類排比，眉目清醒，有關地理、職官的表志，尤為有用。這類補表補志絶大多數收在《二十五史補編》和《後漢書三國志補表三十種》。今臚列有關《三國志》的補表補志於下：
萬斯同：《三國大事年表》。
周嘉猷：《三國紀年表》。
謝鐘英：《三國大事表》。
張守常：《三國大事表補正》。
萬斯同：《三國漢季方鎮年表》。
萬斯同：《三國諸王世表》。
萬斯同：《魏國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魏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魏方鎮年表》。
萬斯同：《漢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吳將柏大臣年表》。
黃大華：《三國志三公宰輔年表》。
周明泰：《三國志世係表》。據南宋本《世說新語》所附人名譜，補錄不見於陳壽書中者多人。
陶元珍：《三國志世係表補遺附訂》。
洪飴孫：《三國職官表》。曹魏官製大異於漢，而兩晉南北朝的職官多淵源於此，所以表中凡初建置者皆特著出。此表合職官志與表為一，每官下列前後居此官者姓名，可以考見官職高下和遷轉。
吳增僅、楊守敬：《三國郡縣表附考證》。吳氏訂正洪亮吉《補三國疆域志》，三國分列，按諸帝次序，依州郡縣列為表。楊氏補正。
謝鐘英：《三國疆域表》。列三國最後疆域所包括郡縣名，並註清末今地。
洪亮吉、謝鐘英：《補三國疆域志補註》。洪氏撰，謝氏補註，以三國最後疆域為斷。縣下註城鎮山川等及有關當地故實。
謝鐘英：《三國疆域志疑》。
金兆豐：《校補三國疆域志》。
侯康：《補三國藝文志》。
姚振宗：《三國藝文志》。
陶元珍：《三國食貨志）。
清代楊晨編《三國會要》二十二捲，分十六門。引用正史為正文，裴註等書低格寫。此書與以後朱銘盤所編南朝宋、齊、梁等會要一樣，都不能提供新史料，但可作分類的索引利用。
關於《三國志》的工具書，有哈佛燕京學社所出引得編纂處的《三國志及裴註綜合引得》，中華書局所出高秀芳、楊濟安編的《三國志人名索引》。前者是全面的索引，用處較廣。但編者在選定條目編入引得時，着眼不寬，衹註意習見的人名、地名、官名等，對於某些詞語，尤其是具有時代特徵而較少見的詞語，反未收錄。如“三史”、“人倫”、“人流”、“羌鬍𠔌”、“虜𠔌、“樓夢”、“保官”等，因而不能利用引得排列此類詞語進行研究。又如“中國”、“中州”、“部麯”等條目下所列出處，亦有脫漏。引得約纂處所出其他引得，與本段歷史有關的如《世說新語引得》，亦存在類似問題。
現代最通行的三國志刻本有四種：一、百衲本，據宋紹興、紹熙兩種刻本配合影印；二、清武英殿刻本，據明北監本校刻（鉛印石印各本都據武英殿本翻印）；三、金陵活字本，據明南監馮夢禎本校印；四、江南書局刻本，據毛氏汲古閣本校刻。這四種刻本，除百衲本影印外，其餘三種雖然在重刻時還不免增加了一些錯字，但都經過認真校勘，並改正了原本的不少錯誤。我們的校點工作，就用這四種通行本互相勘對，擇善而從。
歷代研究《三國志》及裴註者很多，其中尤以清代人用力最多。自顧炎武、何焯以下約二十余家，都能根據本書前後文互證，並參考它書，對於宋、元以來各種版本相沿未改的錯誤，分別提出意見，或批註書眉，或成為專門著作刊布。民國時，盧弼匯集歷代學者對《三國志》正文和裴註所作的註釋、版本校勘和考證，並將本人的註釋和按語統一編纂為《三國志集解》，可供讀《三國志》時參考。
除各種選註選譯本外，完整翻譯陳壽《三國志》的工作，已經進行了將近四十年的時間。搜羅到了各種《三國志》的今註今譯本共有十二種。有中、韓、日三個語種。中文最早的是中國臺灣學者王靜芝等人的《白話三國志》（臺北河洛出版社，１９８０年，僅翻譯了“陳志”，有註釋），進入20世紀九十年代後，中國大陸學者陸續推出了下面九種譯本：
１、蘇淵雷主編《三國志今註今譯》（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僅翻譯了“陳志”，有註釋）
２、田餘慶、吳樹平主編《三國志今譯》（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僅翻譯了“陳志”，沒有註釋）
３、劉國輝等譯《三國志現代文版》（紅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僅翻譯了“陳志”，沒有註釋）
４、曹文柱等主編《白話三國志》（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翻譯了“陳志”和少量“裴註”，沒有註釋）
５、戴逸主編《三國志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僅翻譯了“陳志”，沒有註釋）
６、杜經國譯《文白對照三國志》（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僅翻譯了“陳志”，沒有註釋）
７、方北辰註譯《三國志註譯》（陝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僅翻譯了“陳志”，有註釋）
８、上海古籍出版社譯《白話三國志》（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僅翻譯了“陳志”， 沒有註釋）
９、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三國志》分册）（漢語大詞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僅翻譯了“陳志”， 沒有註釋）。
《三國志》位列中國古代二十四史，與《史記》（司馬遷）、《漢書》（班固）、《後漢書》（范晔、司馬彪）並稱前四史。
《三國志》不僅是一部史學巨著，更是一部文學巨著。陳壽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以簡練、優美的語言為我們繪製了一幅幅三國人物肖像圖。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動。
作者介紹
陳壽（２３３－２９７），字承祚，西晉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學，就有志於史學事業，對於《尚書》《春秋》《史記》《漢書》等史書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師事同郡學者譙周，在蜀漢時任觀閣令史。當時，宦官黃皓專權，大臣都麯意附從。陳壽因為不肯屈從黃皓，所以屢遭遣黜。入晉以後，歷任著作郎、治書待御史等職。２８０年，西晉滅東吳，結束了分裂局面。陳壽當時四十八歲，開始撰寫《三國志》。
陳壽寫《三國志》以前，已出現一些有關魏、吳的史作，如王瀋（？－２６６）的《魏書》，魚豢的《魏略》，韋昭的《吳書》等。《三國志》中的《魏書》、《吳書》，主要取材於這些史書。蜀政權沒有設置史官，無專人負責搜集材料，編寫蜀史。《蜀書》的材料是由陳壽採集和編次的。
陳壽寫書的時代靠近三國，可資利用的他人成果並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沒有條件獲得大量的文獻檔案。閱讀《三國志》時，就會發現陳壽有史料不足的睏難，內容顯得不夠充實。陳壽沒有編寫志，瞭解三國時代的典章制度，衹好藉助於《晉書》。陳壽還著有《益部耆舊傳》、《古國志》等書，整理編輯過《諸葛亮集》，可惜這些書後來都亡佚了。
《三國志》特點與質疑
《三國志》善於敘事，文筆簡潔，剪裁得當，當時就受到贊許。與陳壽同時的夏侯湛寫作《魏書》，看到《三國志》，認為沒有另寫新史的必要，就毀棄了自己的著作。後人更是推崇備至，認為在記載三國歷史的史書中，獨有陳書可以同《史記》、《漢書》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傢的三國史相繼泯滅無聞，衹有《三國志》一直流傳到現在。南朝人劉勰在《文心雕竜·史傳》篇中講：“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勖）、張（華）比之(司馬)遷、(班)固，非妄譽也。”這就是說，那些同類史書不是立論偏激，根據不足；就是文筆疏闊，不得要領。衹有陳壽的作品達到了內容與文字表述的統一。
陳壽畢竟是晉臣，晉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國志》便尊曹魏為正統。在《魏書》中為曹操寫了本紀，而《蜀書》和《吳書》則衹有傳，沒有紀。記劉備則為《先主傳》，記孫權則稱《吳主傳》。這是編史書為政治服務的一個例子，也是《三國志》的一個特點。
陳壽雖然名義上尊魏為正統，實際上卻是以魏、蜀、吳三國各自成書，如實地記錄了三國鼎立的局勢，表明了它們各自為政，互不統屬，地位是相同的。就記事的方法來說，《先主傳》和《吳主傳》，也都是年經事緯，與本紀完全相同，衹是不稱紀而已。陳壽這樣處理，是附合當時實際情況的，這足見他的卓識和創見。《三國志》總起來說記事比較簡略，這可能與史料的多少有關。陳壽是三國時人，蜀國滅亡時三十一歲。他所修的《三國志》在當時屬於現代史，很多事是他親身經歷、耳聞目見的，比較真切，按說是有條件搜集史料的。但因為時代近，有許多史料還沒有披露出來；同時，因為恩怨還沒有消除，褒貶很難公允，也給材料的選用和修史帶來了一定的睏難。
從魏、蜀、吳三書比較來看，《蜀書》僅得十五捲，較魏、吳兩書更簡。這大概是魏、吳兩國的史料多於蜀的原故。陳壽寫《三國志》時，魏國已有王瀋的《魏書》，吳國也有韋昭的《吳書》可作參考，這給陳壽搜集史料提供了極大方便。而蜀漢既沒有史官，也沒有現成的史書可藉鑒，搜集史料就非常睏難。陳壽費了很大氣力，連一些零篇殘文也註意搜尋，《蜀書》纔僅得十五捲之數。《蜀書》中的許多重要人物的事跡，記載都十分簡略，可見蜀漢的史料是相當缺乏的。另外，因為政治上的原因，陳壽也可能捨棄了一些材料，如牽涉到司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寫，衹好捨棄了。
《三國志》取材精審。裴鬆之《三國志註》記漢魏交替之際的表奏册詔有２０篇之多，陳壽在《三國志·文帝紀》中，衹用一篇１７３字的册命就把這件大事寫出來。對孫策之死，捨棄《搜神記》等書上的妄誕傳說，衹記孫策為許貢的刺客所擊殺。這些都反映了他對史實認真考訂，慎重選擇的態度。
《三國志》行文簡明、幹淨。它常用簡潔的筆墨，寫出傳神的人物。《先主傳》記曹操與劉備論英雄，當曹操說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之時，“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記載，使劉備韜晦的心情，躍然紙上。
《周瑜魯肅呂蒙傳》記載的曹操聽到劉備占據了荊州之時，“方作書，落筆於地”的情態，生動烘托出劉備在曹操心目中和當時局勢中的地位。書中寫名士的風雅、謀士的方略、武將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卻栩栩如生。
陳壽在書中表現出品題人物的興趣。他說劉備是英雄，曹操是人傑，孫策、孫權是英傑，諸葛亮、周瑜、魯肅是奇才，龐統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劉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鬍質是彥士，王粲、秦宓是纔士，關羽、張飛、程普，黃蓋是虎臣，陳震、董允、薛綜是良臣，張遼、樂進是良將，這都反映了當時的時代風氣。
陳壽所著的《三國志》，與前三史一樣，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後，尚書郎範頵上表說：“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朋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采錄。”由此可見，《三國志》書成之後，就受到了當時人們的好評。陳壽敘事簡略，三書很少重複，記事翔實。在材料的取捨上也十分嚴慎，為歷代史學家所重視。史學界把《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視為紀傳體史學名著。
陳壽還能在敘事中做到隱諱而不失實錄，揚善而不隱蔽缺點。陳壽所處時代，各種政治關係復雜，歷史與現實問題糾纏在一起，陳壽在用麯折方式反映歷史真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國志》對漢魏關係有所隱諱，但措詞微而不誣，並於別處透露出來一些真實情況。如建安元年（１９３）漢獻帝遷都許昌，本是曹操企圖挾天子以令諸侯之舉。陳壽在這裏不用明文寫曹操的政治企圖，這是隱諱。但寫遷都而不稱天子，卻說董昭等勸太祖都許，這就是微詞了。另外，他在《荀彧傳》、《董昭傳》和《周瑜魯肅呂蒙傳·評》中都揭露了當時的真實情況。陳壽對蜀漢雖懷故國之情，卻不隱諱劉備、諸葛亮的過失，記下了劉備以私怨殺張裕和諸葛亮錯用馬謖等事。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個表現。
但是，唐朝房玄齡等奉詔撰寫的《晉書·陳壽傳》，在承認陳壽“善敘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時，又認為陳壽因為私仇而在書中有所表現。說“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晉書·陳壽傳》關於陳壽索米的這條史料，衹有少數幾位史學家如北周的柳虯、唐朝的劉知幾等相信，而多數的史學家則認為這條史料不合事實，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國志考證》中指出：“丁儀、丁廙，官不過右刺姦掾及黃門侍郎，外無摧鋒接刃之功，內無升堂廟勝之效，黨於陳思王，冀搖塚嗣，啓釁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隨之，斯實魏朝罪人，不得立傳明矣。《晉書》謂索米不得不為立傳，此最無識之言。”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也指出：《晉書》謂“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被髡，故壽為《亮傳》，謂將略非所長。此真無識之論也。亮之不可及處，原不必以用兵見長。觀壽校訂《諸葛集》，表言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姦，人懷自勵。至今梁、益之民，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産，無以過也。又《亮傳》後評曰：亮之為治也，開誠心，布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終於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其頌孔明可謂獨見其大矣。”由此可見，《晉書》貶陳壽之說，實為不實之詞，不可盡信。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國志》說過一些公道話：“以理而論，（陳）壽之謬萬萬無詞；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亦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避而不偽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看來，從東晉習鑿齒以來掀起的正統之爭，無不具有現實的目的和為當代政權服務的用心，知人論世，知世論史是至關要緊的，沒有永恆不變的正偽標的。
陳壽受後人批評的另一弊病是書中時有麯筆，多所回護。劉知幾在《史通·直書篇》說“當宜、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麯，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鹹杜其口而無言。”批評陳壽和王隱在修史時對當權人物曹操、司馬懿的醜事緘口無言，為之回護。在《三國志·魏書》中確實沒有看到劉知幾所論的內容，對此，清人趙翼在《廿二史札記》捲六中“三國志多回護”寫到：
《春秋》書天王狩於河陽，不言晉侯所召，而以為天子巡狩，既已開掩護之法，然此物為尊者諱也。至於孩父之事，則大書以正之，如許止、趙盾之類，皆一字不肯假藉，所以垂誠，義至嚴也。自陳壽作《魏本紀》多所回護，凡兩朝革易之際，進爵封國，賜劍履，加九錫，以及禪位，有詔有策，竟成一定書法。以後宋、齊、梁、陳諸書悉奉為成式，直以為作史之法固應如是。然壽回護過甚之處，究有未安者。
趙翼在回顧自《春秋》以來即有回護現象的存在，認為陳壽在這方面做得不好。於是趙翼列舉一些例證，如漢獻帝遜位之後，魏封其為山陽公，到他死時，纔追謚為獻帝，陳壽隱去曹王篡漢封山陽公一節，在《魏紀》中衹稱漢獻帝。同樣常道鄉公遜位，為陳留王，到死時纔追謚為元帝，陳壽也為之諱隱掩飾。司馬師廢齊王曹芳，《魏略》是這樣記載的：“（司馬）師遣郭一芝入宮，太後方與帝對弈，芝奏日：‘大將軍欲廢陛下。’帝乃起去，太後不悅。芝曰：‘大將軍意已定，太後但當順旨。’太後曰：‘我欲見大將軍。’芝曰：‘大將軍何可見邪。’太後乃付以璽緩。”是齊王之廢，全出於司馬師之主意，太後全然不知。陳壽《魏書》“反載太後之命，極言齊王無道不孝，以見其當廢，其誣齊王而黨司馬氏亦太甚關。”如此等等。
最為嚴重的麯筆是高貴鄉公被弒之事，據《漢晉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語》、《魏末傳》所載是高貴鄉公曹髦見司馬昭跋扈專橫，專權禍國，心不能甘，“發甲兵於凌雲臺，親討司馬昭。司馬昭令賈充拒之，時府兵尚不敢動，賈充即令成倅、成濟曰：‘公蓄養汝等，正為今日。’成濟乃抽戈犯帝，刃出於背而崩。”而陳壽《魏書》但書“高貴鄉公卒，年二十”，絶不見被弒之跡。反載太後之命，言高貴鄉公之當誅，欲以庶人禮葬之。並載昭奏，稱“公卒兵嚮臣，臣即敕將士不得傷害，騎督成倅弟成濟橫人兵陣，傷公，遂至殞命，臣輒收濟付廷尉，結正其罪。”……這樣，趙翼感嘆道：“本紀如此，又無列傳散見其事，此尤麯筆之甚者矣，然此猶曰身仕於晉，不敢不為晉諱也。至曹魏則隔朝之事，何必亦為之諱。”趙翼的責難，尖銳深刻，例證還多，餘如曹操徵陶謙時濫殺無辜，記曹魏對蜀之戰“專以諱敗誇勝為得體”，最後，趙翼認為陳壽不僅牽涉到當權統治者的本紀多回護，而列傳中也多所諱。這樣的回護麯筆，不竟讓趙翼睏惑不解：“豈壽以作史之法必應如是，回護耶？抑壽所據各國之原史本已諱而不書，遂仍其舊，而不復訂正耶？”
陳壽修史中的麯筆、回護的確存在，他顯然是處在曹魏、西晉政權交替過程中的一種避禍方式，作為封建時代的史書，必然會對當權者有所回護，為尊者諱是無法超越的潛在規則。就是趙翼所肯定的秉筆直書的南史、董狐也是經不起推敲的。所謂“趙盾弒君”（《左傳·宣公二年》）也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結論。他們立論的理由是趙盾“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計賊”，沒有盡到臣子的責任。
趙翼也為陳壽的麯筆作了歷史考辯，指出：“蓋壽修書在晉時，故於魏、晉革易之處，不得不多所回護。而魏之承漢，與晉之承魏，一也。既欲為晉回護，不得不先為魏回護……，當然，也有可能是陳壽所參考的魏、晉資料原來就是這樣記載，陳壽未作訂正，也不敢妄加篡改的。為陳所處的特定歷史環境，處於改朝換代之際修史者顧忌更多的實際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貴真實，不虛美，不隱惡應是史傢必須恪守的準則，麯筆是不足為訓的。應當看到，陳壽除了涉及魏晉易代的敏感問題與當權人物之外，其敘寫仍屬翔實可信的。不必諱言陳壽的麯筆，也不能因此而懷疑《三國志》的信史價值。錢大昕所說：“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敘事之可信。蓋史臣載筆，事久則議論易公，世近見聞必確。三國介漢晉之間，首尾相涉，垂及百年，兩史有違失者，往往賴此書正之……予性喜史學，馬班而外，即推此書，以為過於範（曄）、歐陽（修）。”（《三國志辯疑序》）
《三國志》也有其不足之處，不可不註意。在敘事時，除了在某些人的紀和傳中有矛盾之處外，其最大的缺點，就是對曹魏和司馬氏多有回護、溢美之詞，受到了歷代史學家的批評。另外，全書衹有紀和傳，而無志和表，這是一大缺欠。《三國志》成書之後，由於敘事過於簡要，到了南朝宋文帝時，著名史學家裴鬆之便為其作註，又增補了大量材料。
裴鬆之介紹
裴鬆之（３７２－４５１），字世期，南朝宋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裴鬆之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祿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員外郎。裴鬆之從小喜愛讀書，８歲時已熟知《論語》《詩經》諸書。後博覽典籍，學識日進。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３９１），裴鬆之任殿中將軍，時年２０歲。晉安帝隆安二年（３９８），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聯合兗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敗，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薦裴鬆之擔任新野太守。裴鬆之考慮風險過大，遲遲不肯動身。不久，軍閥火並，庾楷死於桓玄之手。裴鬆之免去了一場殺身之禍。
義熙初，裴鬆之先後擔任員外散騎侍郎，吳興故鄣縣縣令等職，後升調回朝廷，改任尚書祠部郎。
義熙十二年（４１６），太尉劉裕（即宋武帝）率軍北伐。裴鬆之時任司州主簿隨軍北行。劉裕十分賞識裴鬆之，贊他有“廟廊之才”，將他轉任治中從事史。晉軍占洛陽後，劉裕委任之為封國世子洗馬。裴鬆之成為劉裕集團中的重要成員。
《三國志》裴鬆之註本
東晉時歷仕零陵內史、國子博士等。入宋後任中書侍郎。宋文帝以陳壽所著《三國志》記事過簡，命他為之作補註。他在《上三國志註表》中說，“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註陳壽《三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註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所以裴註不僅解釋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於補充原書記載的遺漏和糾正錯誤。同一事幾傢記述不同的，他都收錄進來，以備參考。對於史事和人物，裴註有所評論；對於陳壽議論的不當，裴註也加以批評。裴註搜羅廣博，引書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為了註釋《三國志》，他收集了三國時期的原始材料達一百五十多種，博引各傢著作的原文，註文字數約超過原文的三倍。據瀋傢本統計，註中引書“經部廿二傢，史部一百四十二傢，子部廿三傢，集部廿三傢，凡二百十傢。”由此許多《三國志》中失載的歷史事實得以保存。裴註中也有運用傳統註釋方法的地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註《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蓋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侯康說：“至於箋註名物，訓釋文義，裴註間而有之而不詳，蓋非其宗旨所存。” 楊翼驤先生在《裴鬆之》一文中將這部分裴註歸納為字音、文義、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幹類。他認為：“作註的目的主要是增廣事實，而這一類的批註不過是附帶的工作”。他註《三國志》的重點是補闕和糾謬。正如他在《上三國志註表》中所說：“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納，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忘；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裴註的最大特點，就是廣采博引，極大地豐富了原書的內容。特別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經亡佚，幸而保留在裴註中，因而史料價值就非常珍貴。讀《三國志》時，一定要把裴鬆之的註文當作正文來讀。 裴註為史書註釋開闢了新的廣阔道路。
針對當時史書“疏略寡要”、“時有脫漏”的問題，裴氏將補闕列為第一項，主要補記重要事件與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陳壽僅在《武帝紀》和《任峻傳》中用５０幾個字略作記載，僅僅說明了“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而曹操在這一重大决策上有何認識與領導，推行中有何艱辛，推行後有何成效，陳壽則未作評敘。裴註以１８０字的篇幅闡明了以上問題，將屯田一事作為曹魏定國的重大國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領這一層面上，裴氏顯然高一籌。又如諸葛亮七擒孟獲一事，反映了蜀漢以“攻心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進行北伐前安定後方的重要措施，陳壽一筆帶過，而斐氏補充２００多字，其識見亦在陳壽之上。王弼開魏晉玄學之先聲，陳壽僅以２３字記之。裴氏引何邵《王弼傳》補其生平與學說，引孫盛《魏氏春秋》反映時人的評斷，引《博物志》介紹傢世，為我國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據。馬鈞其人其事，在《方技傳》中了無涉及。裴氏以１２００多字補充其生平與重大發明創造，有關指南車、翻車、連弩、發石車以及織綾機的記載，反映了當時的科技生産水平，填補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與重大事件與人物有關的重要文獻亦是補闕的內容，如曹操的《明志令》、《舉賢無拘品行令》、曹丕的《與吳質書》，李密的《陳情表》等，亦由裴註得以傳世。
所謂備異與懲妄，是針對同說一事，而各書記載卻“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之情況而言的。“並皆抄內、以備異聞”為備異，依本志或引證它書做“隨違矯正”工作，為懲妄。二者往往難以截然分開。如劉備三顧茅一事，《諸葛亮傳》所記情節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魚豢《魏略》和西晉司馬彪《九州春秋》所記則不同，認為是諸葛亮先拜訪劉備。裴氏將兩書記載均抄錄於註中，可為備異；又對其說加以辨析，引《出師表》所說“先帝不以臣卑鄙，蝟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一段，說明“非亮先詣備”這一結論，可謂懲妄。這種備異，懲妄，往往以壽書作為對比對象，再擴及到對其他史書的品評和總結。如在《魏書·文昭甄皇后傳註》中，錄有王沉《魏書》褒美甄後的記載，與壽書截然不同。裴氏依據《春秋》之義，認定《魏書》“崇飾虛文”，並說“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後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從而斷定“陳氏刪落，良有以也”。
對陳壽失誤而他書正確處，亦作明確判斷。如《吳書·樓玄傳註》引虞博《江表傳》所載樓玄自殺事，裴氏徑直判斷為“《江表傳》所言，於理為長”。《吳書·諸葛恪傳註》引鬍衝《吳歷》所載，裴氏判斷為“《吳歷》為長”。這種評斷，在論辨一條中有更多體現。論辨包括評史事與評史書兩個方面，評史事者隨處可見，是史傢主體認識的直接表達，因與本論題關係不大，故略而不論，評論史書，則有總結同期史著優劣的史學批評的意義，是本文討論的內容之一。裴氏對《三國志》一書的評論，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評價，又有散見於各註中的肯定或批評，是較為全面的；對同期其他史書，則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評點，概括來看，這些評論大致可分為體例安排、敘事描寫兩個方面。
中國史書體例自《春秋》《史記》後，編年體、紀傳體兩體漸趨成熟，儘管仍存在二體優劣的爭論，但其體式已較固定。裴氏較關註的是對現有體例，尤其是做為正史的紀傳體的規範化問題。紀傳體以人物傳記為主，專傳、合傳較好掌握，而類傳如何劃分，則頗不一致。裴氏主張取“事類相從”的原則，他說：“臣鬆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肯定了司馬遷首創“事類相從”的合理性，然後批評陳壽將非為一類的人放在一傳中，有失體例。如賈詡之儔，實屬“算無遺略、經權達變”的奇士，應放在善作籌劃的程昱、郭嘉等人的類傳中，但卻放在了德智兩全有王佐之風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類”，“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本質的異同，應是區分類傳的第一要義。其次，行事相類亦為重要原則。如魚豢《魏略·勇俠傳》不計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將漢末孫賓碩四人編入魏，是依據“其人接魏，事義相類”的原則處理的。對此，如果說魚豢還僅處於一種自發狀態的話，那麽，裴氏提出“事義相類”的原則，便已成為一種自覺的認識了。由實踐升華為理論，再指實踐，正是裴註史學意義在編纂學上的體現。
在敘事描寫上，強調通順合理，反對“語之不通”。註意容貌狀寫，如對荀彧之外貌，以陳壽不稱述為遺憾，特引《典略》、《平原禰稀傳》補充之，既反映了魏晉著文講究人物容止風藻的時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國史學講究形象描寫的特色，還體現了裴氏對歷史文學的審美要求，即生動形象的描寫可使史著更具魅力。
晁公武首先涉及裴註的字數：“（裴註）博採群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郡齋讀書志》捲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國志》中，李竜官等在校刊識語中更為具體地指出“裴鬆之註更三倍於正文”。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初，黃大受據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的殿本統計，陳壽本書為３５０８３３字，裴註為３２２６４３字（《三國志及裴註字數統計表》，載《三國志選註》，臺北中正書局，１９７２年版捲首。轉引自吳金華《三國志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９５頁）。王廷洽根據中華書局陳乃乾校點本統計出《三國志》為３６６６５７字，裴註為３２０７９９字（《略談〈三國志〉與裴註的數量問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１９８５年第３期）。吳金華據百衲本統計，陳壽本書為３６８０３９字，裴註為３２２１７１字（《三國志校詁附編》，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崔曙庭根據金陵活字本統計，《三國志》為３６７３２７宇，裴註為３２０８０５字（《〈三國志〉本文確實多於裴註》，《華中師範大學學報》１９９０年第２期）。如果以上述統計最少的《三國志》與統計最多的裴註字數比較，《三國志》也比裴註多３８０１４字，即便裴註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達到數倍於本書的文字。張子俠則認為：“《三國志》的版本和流傳的經過極為復雜，既有文字脫漏問題，也有註文混入正文的現象，因而正文與註文孰多孰少不能輕下結論。”（《〈三國志〉裴註研究三題》，《史學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明以前人若王通、劉知幾都譏其繁蕪，葉適至認為“註之所載，皆壽書之棄餘”（文獻通考一九一）。清代學者雖然推崇裴註，但也有人指責他有的應註而不註，有的不應註而註，引書有改字等等（見趙翼陔餘業考六、四庫提要四五及盧文弨的批註）。其實這些都是小缺點，並不能因此掩沒它的長處。裴註引用的魏、晉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種，著錄在隋書經籍志中的已經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後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註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儘管說它“繁蕪”，說它“壽之棄餘”，單就保存古代資料這一點說，也是值得重視的。
由於裴註引書具有較高的文獻學價值，因此裴註引書數量和書目的考證成了裴註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分歧最大的問題。錢大昕統計裴註引書“凡百四十餘種，其與史學無涉者不在數內”，所列書名１４４種（《廿二史考異》捲十五）。趙翼統計裴註引書“凡（百）五十餘種”，所列書名１５１種，亦為史部類數目（《廿二史札記》捲六）。趙紹祖統計裴註引書“凡一百八十餘種”，另外，引諸經及諸子字書“又四十餘種”（《讀書偶記》捲六）。錢大昭以時代，地理，人物，官製，類書，文章，別集，傢傳，別傳為類，統計裴註引書１６０餘種（《三國志辨疑》）。瀋傢本將裴註引書“依《隋書 經籍志》之例分為四部：計經部廿傢，史部一百四十二傢，子部廿三傢，集部廿三傢，凡二百十傢”（《三國志註引書目》）。王鐘翰統計“裴氏註記所引諸書名，凡二百四五十種”，並按錢大昭的分類列書名２５６種（《三國志裴註考證》，載《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五捲，１９４５年）。王祖彝除“諸傢評論與裴氏自註，傅子，袁子，孫盛，習鑿齒等論註以及引古書為詮釋者不計”外，統計“裴註徵引之書凡百五十六種”（《三國志人名錄裴註引用書目》，商務印書館，１９５６年）。馬念祖統計裴註引書“二百零三種”（《水經註等八種古籍引用書目匯編》，中華書局，１９５９年）。楊翼驤統計“以裴氏所引書目全部而言，為二百一十餘種；若除去關於詮釋文字及評論方面的，則為一百五十餘種”（《裴鬆之與〈三國志註〉》，《歷史教學》１９６３年第２期）。高秀英，楊濟安統計裴註引書２０３種（《三國志人名索引·裴註引書索引》，中華書局，１９８０年）。陳垣統計裴註“所引書在二百三十種以上”（《三國志註引書目》，載《中國古代史論叢》第七輯，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第３３１頁）。王樹民對趙翼的“裴鬆之三國志註”條裴註引書進行了部分考證（《廿二史札記校證》，中華書局，２００２年修訂版）。周國林統計裴註引用書目為２２４種，其中“用於箋釋名物訓詁音義的先秦至東漢中期著作及其為之作註的和文字訓詁方面的著作共四十餘種，用於補闕備異懲妄論辯方面的漢末迄晉著作共一百八十餘種”（《裴鬆之〈三國志註〉引書考》，載《中國歷史文獻研究（一）》，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６年）。高振鐸統計“裴鬆之註《三國志》共引書二百三十六種”（《裴註〈三國志〉引書考訂－－兼評〈廿二史札記校證〉》，《漢中師範學院學報》１９９３年第３期）。虞萬裏統計裴註引書“二百三十五種”（《〈三國志〉裴註引書新考》，《溫州師院學報》１９９４年第４期）。伍野春統計裴註引書凡２２９種，“另有十則未註明出處”（《裴鬆之評傳》，第２５０頁）。張子俠統計“裴氏共引書二百二十七種”。高敏曾與人合作《〈三國志〉裴註引書考》一文，統計引書達二百四五十種（《〈三國志〉說略》，載《經史說略二十五史說略》，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８７頁）。
《三國志》裴註引用書目
二畫
《九州島春秋》（司馬彪撰）
《九州島記》（荀綽撰。註：此書總名《九州島記》，則分為《冀州記》、《兗州記》等各篇）
三畫
《三輔决錄》（趙岐撰）《三朝錄》
《三國評》（徐衆撰）《山陽公載記》（樂資撰）
《山濤啓事》
四畫
《太康三年地記》
《文士傳》
（註：《曹休傳》註中說是張隱所撰，《荀彧傳》註中說是張衡所撰，《王粲傳》註中說是張騭所撰，待考）
《文章志》（摯虞撰） 《文章敘錄》（荀勖撰）
《孔氏譜》 《孔融集》
《王氏譜》 《王朗傢傳》
《王朗集》 《王弼傳》（何劭撰）
五畫
《世語》＝《魏晉世語》（郭頒撰）
《四體書勢》（衛恆撰）
六畫
《江表傳》（虞溥撰） 《交廣記》（王隱撰）
《交廣二州春秋》（王範撰）《先賢行狀》
《汝南先賢傳》 《任嘏別傳》
《列書》《列異傳》
《决疑要註》（摯虞撰）《百官志》
《百官名》
七畫
《吳書》（韋曜撰。註：韋曜本名昭，晉朝史官避司馬昭諱改）
《吳歷》（鬍衝撰） 《吳錄》（張勃撰）
《吳紀》（環某撰） 《吳質別傳》
《序傳》（司馬彪撰）《阮氏譜》
《志林》（虞喜撰）《杜氏新書》
八畫
《辛憲英傳》（夏侯湛撰） 《典略》（魚豢撰）
《邴原別傳》 《明堂論》（蔡邕撰）
《抱樸子》（葛洪撰） 《東阿王辯道論》
九畫
《後漢書》（謝承撰） 《英雄記》
《兗州記》（註：即《九州島記》其中一篇）
《風俗通》（應劭撰） 《鬍氏譜》
《姚信集》
十畫
《晉紀》（幹寶撰） 《晉書》（王隱撰）
《晉書》（幹寶撰） 《晉書》（虞預撰）
《晉諸公贊》（傅暢撰） 《晉陽秋》（孫盛撰）
《晉泰始起居註》 《晉惠帝起居註》（陸機撰）
《益州耆舊傳》 《益部耆舊傳》（陳壽撰）
《益部耆舊雜記》（陳壽撰。註：此書應為《耆舊傳》之附錄）
《高貴鄉公集》 《高士傳》（皇甫謐撰）
《烈女傳》（皇甫謐撰） 《荀氏傢傳》
《荀彧別傳》 《袁氏世紀》
《孫氏譜》 《孫資別傳》
《孫惠別傳》 《馬先生序》（傅玄撰）
《書林》（應璩撰）《神仙傳》（葛洪撰）
十一畫
《陳留耆舊傳》《陳氏譜》
《曹瞞傳》（吳人所撰） 《曹公集》
《曹志別傳》 《庾氏譜》
《郭氏譜》 《崔氏譜》
《陸氏世頌》 《陸氏祠堂像贊》
《陸遜銘》（陸機撰） 《啓蒙註》（顧愷之撰）
《通語》（殷基撰） 《異同雜語》（孫盛撰）
《異同評》（孫盛撰） 《異物志》
《異林》（陸某撰）
十二畫
《華陽國志》（常璩撰）《華佗別傳》
《博物志》（張華撰） 《博物記》
《嵇氏譜》《嵇康傳》
《嵇康集》《程曉別傳》
《費禕別傳》《傅子》（傅玄撰）
《傅鹹集》《張超集》
《逸士傳》（皇甫謐撰）《搜神記》（幹寶撰）
十三畫
《蜀記》（王隱撰） 《蜀本紀》
《蜀世譜》（孫盛撰） 《楚國先賢傳》
《零陵先賢傳》《會稽典錄》
《會稽邵氏傢傳》《虞翻別傳》
《楊都賦註》（庾闡撰）《萬機論》（蔣濟撰）
十四畫
《漢紀》（張璠撰）《漢紀》（袁宏撰）
《漢書》（華嶠撰）《漢魏春秋》（孔衍撰）
《漢晉春秋》（習鑿齒撰） 《漢末名士傳》
《管輅別傳》《趙雲別傳》
《裴氏傢紀》（傅暢撰）
十五畫
《鄭玄別傳》《潘尼別傳》
《潘嶽別傳》《潘嶽集》
《劉氏譜》《劉廙別傳》
十六畫
《冀州記》（註：即《九州島記》其中一篇）
《戰略》（司馬彪撰） 《盧諶別傳》
《諸葛氏譜》 《諸葛亮集》（陳壽次定）
《諸葛恪別傳》 《機雲別傳》
《默記》（張儼撰） 《褒賞令》
十七畫
《襄陽記》（習鑿齒撰）《鍾會母傳》
十八畫
《魏書》（王瀋撰） 《魏略》（魚豢撰）
《魏紀》（殷澹撰） 《魏氏春秋》（孫盛撰）
《魏末傳》 《魏武故事》
《魏名臣奏》 《魏世籍》（孫盛撰）
《魏世譜》 《魏都賦》
《雜記》（孫盛撰）《禮論》
十九畫
《廬江何氏傢傳》
二十畫
《獻帝傳》 《獻帝記》
《獻帝春秋》（袁暐撰） 《獻帝起居註》
《譜敘》（華嶠撰）
二十一畫
《續漢書》（司馬彪撰） 《顧譚傳》
二十四畫
《靈帝紀》（劉艾撰）
上所引書一百五十六種，不包括引用古書以為註釋者。
附錄
１撰人着一書以上者
荀綽：《九州島記》（《兗州記》《冀州記》等）
魚豢：《典略》《魏略》
習鑿齒：《漢晉春秋》《襄陽記》
傅暢：《晉諸公贊》《裴氏傢紀》
傅玄：《馬先生序》《傅子》
華嶠：《漢書》《譜敘》
摯虞：《文章志》《决疑要註》
葛弘：《抱樸子》《神仙傳》
何劭：《王弼傳》《荀粲傳》
陸機：《晉惠帝起居註》《陸遜銘》
王隱：《交廣記》《晉書》《蜀記》
皇甫謐：《高士傳》《烈女傳》《逸士傳》
幹寶：《晉紀》《晉書》《搜神記》
陳壽：《益部耆舊傳》《益部耆舊雜記》《諸葛亮集》
司馬彪：《九州島春秋》《序傳》《戰略》《續漢書》
孫盛：《晉陽秋》《異同雜語》《異同評》《蜀世譜》《魏氏春秋》《魏世籍》《雜記》
２同名著述
張璠《漢紀》、袁宏《漢紀》
幹寶《晉書》、王隱《晉書》、虞預《晉書》
分析與評價
作《後漢書》的范晔和裴鬆之同時，以年齡論，裴比範長二十歲，範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４４５），裴死更比範後六年。兩人雖然生在同一時期，同樣搜集史料，但他們運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晔組織所得的史料編或後漢書，裴鬆之則用來註陳壽的三國志。試取陳壽、范晔兩書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傳比較，範書比陳書篇幅增多約一倍，那些多出來的材料，大多是和裴註相同的。
裴註出現後，引來了許多評議，其中有褒有貶。劉知幾說：“少期集註《三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繁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與劉知幾不同，贊譽裴鬆之者多從保存史料方面對裴註給予肯定。侯康說：“陳承祚《三國志》世稱良史，裴註尤博贍可觀。” 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裴鬆之註《三國志》的評價:“宋元嘉中，裴鬆之受詔為註，所註雜引諸書，亦時下己意。綜其大致約有六端：一曰引諸傢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說，以核訛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麯；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其中往往嗜奇愛博，頗傷蕪雜。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註》、李善《文選註》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傢，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這個歸納是準確的。但又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註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這話毫無證據，衹能認為撰提要者的臆測之辭罷了。關於以往史傢對裴註的評價，楊翼驤先生在前引《裴鬆之》一文中有詳細介紹，可以參看。
以上對於裴註的評價反映了傳統史學批評的特點。評論者大多不能擺脫是與非、優與劣的思維框架。從史學史的角度來看待裴註，更應關註的是，歷來對史書的註釋都是從名物訓詁的角度着眼的，為什麽裴鬆之卻要發明出一種新的註釋方式？劉知幾說裴鬆之“纔短力微，不能自達”， 章學誠也說：“裴鬆之依光於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劉知幾、章學誠雖然都是傳統史學批評的大傢，但這些分析卻有失水準，帶有很強的好惡色彩。所謂“不能自達”、“不足自存”，都是要從註釋傢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釋。
不帶偏見闡釋裴註出現原因的當首推陳寅恪先生。陳氏認為，裴註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註”的影響所致。他在《支愍度學說考》一文中說：“中土佛典譯出既多，往往同本而異譯，於是有編纂‘合本’以資對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註：“三部合異二捲。”）雲：說戒者乃曰：僧和集會，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為？衆僧和聚會，悉受無戒！於僧有何事？答：說戒。僧答言：布薩。不來者囑授清淨說！諸人者，當說當來之淨！答言：說淨。陳氏解釋說：“據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夾註小字，子也。蓋取別本之義同文異者，列入小註中。與大字正文互相配擬。即所謂‘以子從母’，‘事類相對’者也。” 在《讀〈洛陽伽藍記〉書後》一文中，他又進一步發揮說：“裴鬆之《三國志註》人所習讀，但皆不知其為合本子註之體。” 周一良先生對陳說持懷疑態度。他在《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說：“裴鬆之、劉孝標、酈道元的註，多為補遺訂誤，而非字句出入，往往連篇纍牘，達千百言。這與同本異譯簡單明了的情況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與佛傢合本子註傳統有何淵源吧？”。陳寅恪先生的解釋是從史書編撰的的技術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樣編撰更便於讀者閱讀。對此，周一良先生的質疑是有力的。“補遺訂誤”纔是裴註的本質所在，這與合本子註似乎沒有什麽關係。
對陳氏觀點也不乏贊成者。逯耀東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註的意見，並在此基礎上，又試圖通過經學與史學的區別來解釋裴註的産生。他的基本思想是，傳統註釋方法與裴註的不同在於一是經註、一是史註。這主要是受到了錢大昭的啓發。錢大昭說：“註史與註經不同，註經以明理為宗。理寓於訓詁，訓詁明而理自見。註史以達事為主，事不明，訓詁雖精無益也。” 逯耀東就此說道：“因此，明理與達事是經註與史註的基本區分。‘達事’是更進一步敘述歷史的真相。” 他又說：“由經註的義理闡釋，轉嚮歷史事實的探討，是經史分途過程中重要轉變的關鍵。”衆所周知，魏晉以後，史學逐漸脫離經學而獨立。以此為背景來解釋經註演變為史註是不錯的，本文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但是，僅至於此的泛泛之論還是不夠的，因為裴註以後占據主流地位的史註還是經學式的。我們當然不能因此說史學與經學又合流了。
圍繞《三國志》及其裴註，實際上可以提出兩個問題，第一，為什麽《三國志》寫得如此簡略？第二，為什麽裴鬆之要不避繁瑣徵引那樣多的史籍？
有一種意見認為，陳壽所見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國志》寫得簡略。這種意見有一定道理，因為裴註中所徵引的許多書在陳壽寫《三國志》時確實還沒有問世。但這樣解釋也有問題，因為畢竟還有些書是陳壽有可能見到的。陳壽撰寫《三國志》在西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吳之後。據楊翼驤先生《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所列，在此之前，專記三國歷史的史書如王瀋《魏書》、韋昭《吳書》，魚豢《魏略》、《典略》已經問世。此外，如趙岐的《三輔决錄》、謝承的《後漢書》、王粲的《漢末英雄記》、司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三國志》的成書年代，史無明文，楊翼驤先生書編於太康六年（285年）下。案語說明道：“考《三國志》捲４８《孫皓傳》雲‘皓舉傢西遷，以太康元年三月集於京邑。五年，皓死於洛陽。’此為《三國志》中記事最晚之一條，則陳壽着成全書必在太康五年孫皓死後，故編於本年。”據同書，着有《帝王世紀》、《高士傳》的皇甫謐卒於太康三年（２８２）。陳壽寫《三國志》時見到皇甫謐書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上這些書裴註中都徵引了。據《三國志人名索引》附錄《三國志裴註引書索引》，裴註引用《魏書》一百九十條、《魏略》一百七十九條、《典略》四十九條、《吳書》一百一十九條、《三輔决錄》九條、《後漢書》十二條、《英雄記》六十九條、 《九州春秋》二十六條、《帝王世紀》一條、《高士傳》六條。這些材料陳壽應能見到，但他並沒有以此來充實《三國志》，倒是南朝的裴鬆之完成了這個工作。《三國志》21《王粲傳附吳質傳》載文帝與吳質書，近二百字，而裴註詳引《魏略》所載此書，竟多達八百餘字。裴鬆之就此解釋說：“臣鬆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關於曹魏屯田，據楊翼驤先生統計，《武帝紀》中僅用了“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十三個字來敘述。在《任峻傳》中又用了“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四十一字。而裴鬆之在《武帝紀》中引用王瀋《魏書》的記載，補充了一百四十七字。由此看來，對《三國志》的簡略不能衹從陳壽所見材料的多寡這個角度來加以解釋，還必須另想辦法。
裴鬆之嫌《三國志》寫得簡略，而這樣的意見在他以前是未曾見過的。《三國志》剛問世時，獲得了一片贊譽聲。《晉書》捲８２《陳壽傳》稱：“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着《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本傳又稱：“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範頵等上表曰：‘……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戒，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采錄。”東晉時，習鑿齒從正統論的角度對陳壽書以魏為正統的寫法提出異議，在其所着《漢晉春秋》中堅持以以蜀漢為正統。正統問題是政治問題，從學術的角度仍然不見對《三國志》的批評。看來，簡略在晉人眼裏是不成問題的，衹是到南朝裴鬆之才將其視之為缺點。這就提示我們應當從時代學術風氣變化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後人補充與考證
在北宋以前，魏、蜀、吳三書是各自成書的。《舊唐書·經籍志》以《魏書》為正史，歸《蜀書》、《吳書》入編年，分類極不科學，然其可證三書，當是時仍是互相獨立的三部。北宋雕板刻書，始合三書為一種。現存最早的刻本是北宋鹹平六年（1003）的國子監刻本。
《三國志》沒有表和志，清代以來不少學者補撰，雖然材料基本上不出原書和裴註，但經過分類排比，眉目清醒，有關地理、職官的表志，尤為有用。這類補表補志絶大多數收在《二十五史補編》和《後漢書三國志補表三十種》。今臚列有關《三國志》的補表補志於下：
萬斯同：《三國大事年表》。
周嘉猷：《三國紀年表》。
謝鐘英：《三國大事表》。
張守常：《三國大事表補正》。
萬斯同：《三國漢季方鎮年表》。
萬斯同：《三國諸王世表》。
萬斯同：《魏國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魏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魏方鎮年表》。
萬斯同：《漢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吳將柏大臣年表》。
黃大華：《三國志三公宰輔年表》。
周明泰：《三國志世係表》。據南宋本《世說新語》所附人名譜，補錄不見於陳壽書中者多人。
陶元珍：《三國志世係表補遺附訂》。
洪飴孫：《三國職官表》。曹魏官製大異於漢，而兩晉南北朝的職官多淵源於此，所以表中凡初建置者皆特著出。此表合職官志與表為一，每官下列前後居此官者姓名，可以考見官職高下和遷轉。
吳增僅、楊守敬：《三國郡縣表附考證》。吳氏訂正洪亮吉《補三國疆域志》，三國分列，按諸帝次序，依州郡縣列為表。楊氏補正。
謝鐘英：《三國疆域表》。列三國最後疆域所包括郡縣名，並註清末今地。
洪亮吉、謝鐘英：《補三國疆域志補註》。洪氏撰，謝氏補註，以三國最後疆域為斷。縣下註城鎮山川等及有關當地故實。
謝鐘英：《三國疆域志疑》。
金兆豐：《校補三國疆域志》。
侯康：《補三國藝文志》。
姚振宗：《三國藝文志》。
陶元珍：《三國食貨志）。
清代楊晨編《三國會要》二十二捲，分十六門。引用正史為正文，裴註等書低格寫。此書與以後朱銘盤所編南朝宋、齊、梁等會要一樣，都不能提供新史料，但可作分類的索引利用。
關於《三國志》的工具書，有哈佛燕京學社所出引得編纂處的《三國志及裴註綜合引得》，中華書局所出高秀芳、楊濟安編的《三國志人名索引》。前者是全面的索引，用處較廣。但編者在選定條目編入引得時，着眼不寬，衹註意習見的人名、地名、官名等，對於某些詞語，尤其是具有時代特徵而較少見的詞語，反未收錄。如“三史”、“人倫”、“人流”、“羌鬍𠔌”、“虜𠔌、“樓夢”、“保官”等，因而不能利用引得排列此類詞語進行研究。又如“中國”、“中州”、“部麯”等條目下所列出處，亦有脫漏。引得約纂處所出其他引得，與本段歷史有關的如《世說新語引得》，亦存在類似問題。
現代最通行的三國志刻本有四種：一、百衲本，據宋紹興、紹熙兩種刻本配合影印；二、清武英殿刻本，據明北監本校刻（鉛印石印各本都據武英殿本翻印）；三、金陵活字本，據明南監馮夢禎本校印；四、江南書局刻本，據毛氏汲古閣本校刻。這四種刻本，除百衲本影印外，其餘三種雖然在重刻時還不免增加了一些錯字，但都經過認真校勘，並改正了原本的不少錯誤。我們的校點工作，就用這四種通行本互相勘對，擇善而從。
歷代研究《三國志》及裴註者很多，其中尤以清代人用力最多。自顧炎武、何焯以下約二十余家，都能根據本書前後文互證，並參考它書，對於宋、元以來各種版本相沿未改的錯誤，分別提出意見，或批註書眉，或成為專門著作刊布。民國時，盧弼匯集歷代學者對《三國志》正文和裴註所作的註釋、版本校勘和考證，並將本人的註釋和按語統一編纂為《三國志集解》，可供讀《三國志》時參考。
除各種選註選譯本外，完整翻譯陳壽《三國志》的工作，已經進行了將近四十年的時間。搜羅到了各種《三國志》的今註今譯本共有十二種。有中、韓、日三個語種。中文最早的是中國臺灣學者王靜芝等人的《白話三國志》（臺北河洛出版社，１９８０年，僅翻譯了“陳志”，有註釋），進入20世紀九十年代後，中國大陸學者陸續推出了下面九種譯本：
１、蘇淵雷主編《三國志今註今譯》（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僅翻譯了“陳志”，有註釋）
２、田餘慶、吳樹平主編《三國志今譯》（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僅翻譯了“陳志”，沒有註釋）
３、劉國輝等譯《三國志現代文版》（紅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僅翻譯了“陳志”，沒有註釋）
４、曹文柱等主編《白話三國志》（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翻譯了“陳志”和少量“裴註”，沒有註釋）
５、戴逸主編《三國志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僅翻譯了“陳志”，沒有註釋）
６、杜經國譯《文白對照三國志》（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僅翻譯了“陳志”，沒有註釋）
７、方北辰註譯《三國志註譯》（陝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僅翻譯了“陳志”，有註釋）
８、上海古籍出版社譯《白話三國志》（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僅翻譯了“陳志”， 沒有註釋）
９、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三國志》分册）（漢語大詞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僅翻譯了“陳志”， 沒有註釋）。
裴鬆之註本
說起《晉書》，就會使人想到唐太宗在《修晉書詔》裏講的一句名言：“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唐大詔令集》81,《全唐文》8)意思是說，史書的作用大得很啊！唐太宗歷來很重視修史，今存“二十五史”，其中就有六部史書是在唐太宗時期修成的。他的這篇詔書，就是指示皇傢史館重寫一部《晉書》。
李世民統治時代所修的前代史書，在晉書之外，還有梁、陳、北齊、周、隋五代史，何以李世民偏要選擇晉書來寫史論呢？這主要因為西晉是個統一的王朝，它結束了三國時期幾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它的統一又是短暫的，不久就發生了中原地區的大混戰，此後便形成了東晉和十六國、南朝和北朝的長期對立。李世民作為統一的唐朝的創業之君，很想對於晉朝的治亂興亡進行一番探索，作為藉鑒。正由於這個緣故，所以把西晉王朝的奠基人司馬懿和完成統一事業的司馬炎當作主要研究對象（關於陸機、王羲之的史論，主要着眼於他們的文學藝術成就，屬於另一種情況，姑置不論）。宣帝（司馬懿）、武帝（司馬炎）二紀的史論，雖然比較籠統，沒有觸及晉朝治亂興衰的實質，但它指出司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處廣以思狹”，“以新集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這些評論總算是看到了一些現象。
晉書的修撰，從貞觀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開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書，歷時不到三年。參加編寫的前後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三人為監修，其餘十八人是令狐德棻、敬播、來濟、陸元仕、劉子翼、盧承基、李淳風、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功、辛丘馭、劉胤之、楊仁卿、李延壽、張文恭、李安期和李懷儼。天文、律歷、五行三志，出自李淳風之手；修史體例，是敬播擬訂的，沒有流傳下來。由於李世民（唐太宗）曾給宣帝（司馬懿）、武帝（司馬炎）一紀及陸機、王羲之兩傳寫了四篇史論，所以又題“禦撰”。
《晉書》一百三十捲，包括帝紀十捲，志二十捲，列傳七十捲，載記三十捲，記載了從司馬懿開始到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為止，包括西晉和東晉的歷史，並用“載記”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國割據政權的興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為的君主，他非常重視史書的撰修工作，在中國古代史學史上，大概寫晉朝歷史的人是最多的了。按一般的說法，在唐以前寫成的晉史有十八傢之多，而實際上則有二十幾傢。唐太宗認為前人寫的這些晉史有種種缺陷，都不是出於“良史之才”，因而在“深為嘆息”之餘，便指示大臣組織史傢、學者重寫《晉書》。唐太宗在修晉書詔中對各傢史著逐一進行了批評。撰寫一部係統、完整、旨趣較高的晉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願。貞觀二十年（646年）他下詔讓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擔任監修，組織編寫《晉書》。當時，擔任相當於宰相職務的房玄齡等人負責監修。他們組織了一大批史傢和學者，以南朝齊人臧榮緒所寫的《晉書》為藍本，同時參考其他諸傢晉史和有關著作，“采正典與雜說數十部”，兼引十六國所撰史籍，從貞觀二十年（646年）開始撰寫，至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就寫成了一部新的《晉書》。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見到的二十五史中的《晉書》。
衆人撰寫《晉書》，從受命到成書，僅歷時兩三年。成書時間之所以較短，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晉書》由於有政府作後盾，人力、物力、財力和圖書檔案資料都有保證，這些條件，是私人修史無法比擬的。二是有多種晉史著述可供參考。由於有藍本作為依據，成書自然較為容易。
《晉書》在取材方面，不十分註意史料的甄別取捨，喜歡采用小說筆記裏的奇聞軼事，《搜神錄》、《幽明錄》中一些荒誕不經之談也加以收錄，有損於它的史料價值。另外，書中有記事前後矛盾和疏漏遺脫的地方。《晉書》的執筆人，大多數擅長詩詞文賦，撰史過程中，有片面追求詞藻華麗的傾嚮。因此，後人批評它“競為綺豔，不求篤實”。這也是《晉書》的缺點之一。
這部《晉書》，包括敘例、目錄各一捲，帝紀十捲，志二十捲，列傳七十捲，載記三十捲，共一百三十二捲。後來敘例、目錄失傳，今存一百三十捲。《晉書》的內容，包含西晉、東晉以及與東晉同時存在的北方“十六國”的歷史。它記事的年代，上起三國時期司馬懿（即《晉書》本紀中的宣帝）早年的政治活動，下至東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劉裕以宋代晉。
這部新的《晉書》同以往諸傢晉史著作相比，有一個突出的優點，就是它在內容上“甚為詳洽”，詳盡而廣博。以往諸傢晉史，或僅記西晉一朝史事，或雖兼記兩晉史事，而對“十六國”史事則又不曾有比較係統的記述。因此，從嚴格的意義上講，它們都不是完全的晉史。《晉書》的“詳洽”，剋服了以往諸傢晉史的這個缺陷。還有，《晉書》中的志，往往從三國時期寫起，這就多少彌補了《三國志》有紀、傳而無志的不足。這也是它“詳洽”的一個重要方面。
唐太宗很重視《晉書》的修撰工作，他親自為《晉書》的《宣帝紀》、《武帝紀》、《陸機傳》、《王羲之傳》分別寫了史論。這四篇史論都題為“製曰”。他在《宣帝紀》的後論裏，說司馬懿這個人是“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又說他是“欺偽以成功”、“好回以定業”。肯定了他在政治上的成功，批評了他在做人方面的欺偽行為。早年，唐太宗曾同大臣虞世南論說歷史。“商略古今”。虞世南後來在自己的著作中就尖銳地批評司馬懿“多仗陰謀，不由仁義，猜忌詭狀，盈諸襟抱”；這說明他們對司馬懿的看法是一致的。唐太宗在《王羲之傳》後論裏，高度贊揚王羲之的書法藝術，說：“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風翥竜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這在中國古代書法評論史上，也可以說是一段佳話。
《晉書》同二十五史中的其他各史相比，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作者的衆多。《晉書》作者共二十一人，而且都留下了姓名，這在歷代皇朝修史工作中是不多見的。這麽多的作者合撰一書，各盡其纔是很重要的，如：
——令狐德棻，唐初著名史學家，曾主編過《周書》，並負責具體指導《梁書》、《陳書》、《北齊書》、《隋書》編寫中的協調工作。這次被所有參加編撰《晉書》的人“推為首”，在確定《晉書》的體例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令狐德棻是宜州華原（今陝西耀縣）人。他於隋文帝開皇三年（583年）出生於名聲顯赫的士族之傢。青年時代便以博學多才而知名當世。隋朝末年他被任命為藥城長，因世道混亂沒去就職。反隋義軍興起之時，他在李淵從弟手下任記室參軍。李淵入關後，他擔任大丞相府記室。高祖稱帝，任他為起居捨人，又升為秘書丞。唐太宗貞觀年間，他任過禮部侍郎，兼修國史，後轉任太子右庶子，受廢太子李承乾牽連，他被免職。
被召回參加修《晉書》工作。書成後升為秘書少監，以後又任過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學士、太常卿、國子祭酒、崇賢館學士等職，並被進爵為公。年近80致仕之時，加金紫光祿大夫。高宗乾封元年（666年）逝世，年84歲。
令狐德棻的一生為史學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他是初唐史學的第一要人。在唐朝初建時期，針對喪亂之後書籍嚴重缺乏的情況，他嚮高祖建議購求天下遺書，統一組織抄寫。這一建議得到高祖批準，使數十年間，群書畢備，為唐代文化的繁榮，提供了良好條件。唐初史學堪稱繁榮，這個繁榮局面，發端於令狐德棻修撰前代所缺各史的建議。
武德五年（622年）令狐德棻嚮高祖進言，提出近代以來各朝正史大多缺略，現在應該趁周、隋等朝滅亡未久，材料還好收集，抓緊修出這些朝的史書，以備鑒戒。他的建議得到唐統治者的重視，高祖下達了著名的《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做出了由蕭瑀等人修魏史，陳叔達、令狐德棻等人修周史，封德彝等人修隋史，崔善為等人修梁史，裴矩、魏徵等人修齊史，竇璡、姚思廉等人修陳史的安排。可惜這次修史工作沒有取得什麽成果。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重提修史之事，下詔由房玄齡和魏徵任總監修，由諸大臣分別撰寫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其中周史的修撰由令狐德棻和岑文本負責，令狐德棻還負責對五代史作總的協調工作。《周書》的修撰工作後來又加入了一個助手崔仁師，但是岑文本衹是寫了全書的史論，崔仁師也衹是協助令狐德棻工作而已，全書的修撰工作基本上是令狐德棻一人完成的，貞觀十年（637年），《周書》與其他各史全部完成。令狐德棻由於修史有功，得到了賜絹400匹的賞賜。貞觀二十年（646年），唐太宗又做出重修《晉書》的决定，並組成了一個由20餘人組成的寫作班子，令狐德棻和敬播擔任着實際主編之職，全書的體例均由他們二人裁定。令狐德棻參加編修的著作還有《藝文類聚》、《氏族志》、《五代史志》、《新禮》、《太宗實錄》、《高宗實錄》、《唐律令》等。此外《北史》和《南史》兩部重要史著，也是經他之手推薦行世的。
——敬播，唐初著名的文、史學者，與令狐德棻共同製訂《晉書》體例。
——李延壽，唐代史學家。安陽市人。貞觀年間，做過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後任御史臺主簿，官至符璽郎，兼修國史。他曾參加過官修的《隋書》、《五代史志》(即《經籍志》)、《晉書》及當朝國史的修撰，還獨力撰成《南史》、《北史》和《太宗政典》(已佚)。《南史》和《北史》所依據的歷史文獻，主要是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代“正史”，但並未拘泥於此，另外還參考了各種“雜史”千餘捲。從搜集史料到完成，用了長達30年的時間。“二史”後來被列入“二十四史”中，在我國史學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李淳風，唐初著名天文學家，《晉書》的《天文》、《律歷》、《五行》等志出於他的手筆。 唐代傑出的天文學家、數學家。陝西岐山人。公元602年生，670年卒。
622年，任秘閣郎中，奏請編新歷，644年編成《甲子元歷》，對後世天文、歷法、和數學的發展貢獻很大。他還著有《法象志》，共七捲，論“前代渾天儀得失之差”，對後世産生重大影響。641年負擔了編寫《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的總指導責任，為《晉書》親自撰寫了《天文志》、《律歷志》、《五行志》。保存了古代天象變化及自然災害史料。
李淳風是世界上第一個給風定級的科學家。他在世界最早的氣象學專著《乙已占》中，把風分為8級。1000年後，英國學者纔在《乙已占》的基礎上，把風力劃分為零到12級。
——房玄齡（579～648）唐朝初年名相。名喬，字玄齡，以字行。齊州臨淄（今山東淄博東北）人。父彥謙，隋司隸刺史。玄齡博覽經史，工書善文，十八歲時本州舉進士，授羽騎尉。隋末大亂，李淵率兵入關，玄齡於渭北投李世民，先後擔任秦王府記室、陝東道大行臺考功郎中。他屢從秦王出徵，參謀劃策，典管書記。
每平定一地，別人爭着求取珍玩，他卻首先為秦王幕府收羅人才。他與謀臣猛將密相交結，使他們各盡死力。他和杜如晦是秦王最得力的謀士。秦王弟兄間爭奪皇位，太子建成在高祖前譖毀他和如晦，遂同被斥出秦王府。唐武德九年（626）他參與玄武門之變的策劃，與杜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五人並功第一。李世民即位（即唐太宗李世民），玄齡為中書令。貞觀三年（629）二月為尚書左僕射。十一年封梁國公。至十六年七月進位司空，仍綜理朝政。十七年，與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晉王李治為太子時，他任太子太傅。太宗徵高麗時，他留守京師。二十二年病逝。
貞觀前，他協助李世民經營四方，削平群雄，奪取皇位。李世民稱贊他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貞觀中，他輔佐太宗，總領百司，掌政務達二十年；參與製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訂，又曾與魏徵同修唐禮；調整政府機構，省並中央官員；善於用人，不求備取人，也不問貴賤，隨材授任；恪守職責，不自居功。後世以他和杜如晦為良相的典範，合稱“房、杜”。
有這樣一支作者隊伍，是《晉書》之所以能夠超過以往各傢晉史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個特點是體例的創新。上面講到，《晉書》有“載記”三十捲。載記是記述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統治者建立的政權即“十六國”史事的形式，這是《晉書》在紀傳體史書體例上的一個創造。早先，東漢班固曾經寫過載記，但並不是用來記少數民族政權的史事，也沒有把它作為一部史書的組成部分。《晉書·載記》作為全書的一個組成部分，不僅豐富了紀傳體史書的體例，而且對於表現多民族國傢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東晉、十六國時期的歷史面貌有深遠的意義。
《晉書》問世後，“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兢從新撰”，說明它在當時和後世都受到人們的重視。當然，《晉書》也有明顯的缺點，這突出地表現在它記述了一些神怪故事和小說材料，而這些是不應當被當作歷史來看待的。我們在閱讀《晉書》的時候，必須註意到這一點。
《晉書》體例比較完備，使它能容納較多的歷史內容，而無繁雜紛亂之感。《晉書》的帝紀按時間順序排列史事，交待歷史發展的基本綫索，是全書的總綱。在帝紀中首先列宣、景、文三紀，追述晉武帝祖父司馬懿、伯父司馬師、父親司馬昭開創晉國基業的過程，使晉史的歷史淵源清晰明了，是很得史法的。書志部分記載典章制度，編排得類別清楚，敘事詳明，可以給人以較完備的歷史知識。列傳記載人物，編次以時代為序，以類別為輔，所立類傳或合傳眉目清楚，各類人員大都分配合理，使西晉近800歷史人物分門別類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構成晉代歷史活動的圖捲。書中的載記專寫與晉對峙的十六國歷史，在史書寫法上是善於出新的。載記之體略同於《史記》中的世傢，但世傢記諸侯國歷史，反映的是先秦貴族社會國傢緊密聯繫的特點。載記的名目來自《東觀漢紀》，可《東觀漢紀》用載記記載平林、新市及公孫述的事跡，不過是作為列傳的補充。
《晉書》采用世傢之體而取載記之名，用高於列傳的規格完整記述了各族政權在中原割據興滅的始末，給各割據政權以適當的歷史地位，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與各族政權並載一史的難題，這一作法大得歷代史傢贊賞。載記中對十六國政權衹稱“僭偽”，不辨華夷，體現了唐朝統治者華夷一體，天下一傢的大一統思想，這更是我們今天閱讀《晉書》時要特別註意的。晉代史事錯綜復雜，比兩漢史都要難寫一些，《晉書》用四種體裁相互配合，較好解决了這一難題。
《晉書》還有內容充實，文字簡練的長處。晉代的社會矛盾尖銳復雜，有地主階級與農民的矛盾，有鬍、漢的民族矛盾，有儒、道、釋的矛盾，還有君臣矛盾、抗戰派與清談派的矛盾等等。《晉書》中，提供了很多這些矛盾鬥爭的情況及文獻材料。如孫恩、盧循、張昌、王如等傳，反映了當時的農民起義情況；《江統傳》載《徙戎論》，《溫嶠傳》載《奏軍國要務七條》，提供了鬍漢鬥爭的材料；《郭璞傳》載《刑獄疏》，《李重傳》載《論九品中正製》，《傅玄傳》載興學校、勸農功諸疏，提供了研究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情況的材料；《裴頠傳》載《崇有論》，《阮瞻傳》載《無鬼論》等都是重要的思想文獻。此外如《束皙傳》記載《汲塚書》的發現經過，《裴秀傳》記載《禹貢地域圖》的製圖六法，《衛恆傳》記載論書法源流的《書勢》一篇，都是極珍貴的史料。唐修《晉書》距離晉亡已200多年，在記事上有條件改變以往史書誣罔不實的缺點。
書中除因襲舊文外，很少有撰者麯意回護的內容。書中在很多紀傳中揭露了統治階級貪婪、腐朽、驕奢淫逸的本性和殘害民衆的罪行，具有鑒戒意味。《晉書》作者，多是文學大傢，因而《晉書》敘事往往能做到簡明扼要，有時還有生動、精彩之筆。書中的載記寫得疏密相間，首尾照應，頗有些章法。如《苻堅》兩捲繪聲繪色，頗見功力。列傳中也往往能表達出歷史人物的情態，讀起來有點味道。
《晉書》的十志有：《天文志》、《地理志》、《律歷志》、《禮志》、《樂志》、《職官志》、《輿服志》、《食貨志》、《五行志》、《刑法志》。從名目上看與《五代史志》大同小異，相差的衹是加上了《輿服志》而去掉了《經籍志》。因為《隋志》與《晉志》多出於相同作者之手，修撰時間又很接近，所以在內容上有一些重複的地方。但《晉書》十志上承兩漢、下啓南北朝，還是具有相當高的價值的。它的類目比較齊全，反映的社會典章制度內容比較全面。《食貨志》和《刑法志》敘事包羅東漢，可補《後漢書》之不足。《地理志》對研究魏晉之際行政區劃變更，州縣製的變遷，都很有作用。《晉書》十志，多出於學有所長的專傢之手，內容比較精當。《天文志》、《律歷志》、《五行志》為著名科學家李淳風所修，一直為世所稱，其中《天文》、《律歷》二志尤為精審。《天文志》記載了漢魏以來天文學的三大流派；蓋天說、宣夜說和渾天說，並對渾天說作了肯定；《律歷志》記載魏晉時期幾種歷法，保存了科技史的重要材料，具有重要價值。
《晉書》的缺點主要有三條：
其一是宣揚了君權神授的神學思想和封建綱常倫理觀念。書中對晉朝的開國，作了神意論證，大談興亡有運，不可以力爭等陳詞濫調。書中又大講孝親尊君等封建倫理，詳述王祥臥冰得鯉等等孝親的事跡。天命有常與孝親忠君相配合，為封建統治者服務的意圖是明顯的。
劉知幾《史通》對於唐修《晉書》頗表不滿，主要理由是：①取材於晉代雜書，記述了一些詼諧和神怪的故事傳說，不符合聖賢之道。②論贊的文體和內容不求篤實，仿效南朝徐庾體，失於輕浮，不如《史記》、《漢書》的論具有補充本文的作用。第二點批評有一定道理。但《晉書》旁搜博採，從廣泛保存史料，以供知人論世而言，是有益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受劉知幾影響，認為《晉書》之大量采錄《世說新語》乃是“稗官之體”，不得稱為史傳，顯屬偏見。
唐何超所撰《晉書音義》三捲，有天寶六載（747）楊齊宣序。《音義》引用了包括字書在內的一些亡佚的古書，有助於古典文獻和文字音韻的研究。吳士鑒《晉書斠註》將後人對《晉書》的有關考證一一收入，廣列異說、補充遺漏並訂正錯誤，可供讀《晉書》時參考。
有關《晉書》的補表補志很多，臚列如下：萬斯同：《兩晉諸帝係統圖》。
萬斯同：《晉諸王世表》。
秦錫田：《補晉宗室王侯表》。收錄有爵可考之宗室，以封國為綱，凡徒封本國者皆列入，較萬表詳細周密。
萬斯同：《晉功臣世表》。
萬斯同：《晉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東晉將相大臣年表》。
秦錫田：《補晉異姓封爵表》。
秦錫圭：《補晉執政表》。補訂周濟《晉略》之執政表，較萬氏將相大① 李培棟：《晉書研究》，景蜀慧、鄭小容：《晉書的修撰及成書時間》（《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20 輯）及趙俊：《唐修晉書時間考》（《史學史研究》1984 年第3 期）三文不約而同地考定為貞觀二十年至二十二年。
臣年表為周密。
萬斯同：《晉方鎮年表》。
萬斯同：《東晉方鎮年表》。
秦錫圭：《補晉方鎮年表》。
吳廷燮：《晉方鎮年表》。
吳廷燮，《東晉萬鎮年表》。吳氏兩表皆遠較萬表秦表為詳細周密。
萬斯同：《晉僭偽諸國世表》。
萬斯同：《晉僭偽諸國年表》。
秦錫田：《補晉僭國年表》。
張愉曾：《十六國年表》。
萬、秦、張三表皆按年以各國政權為綱。
瀋維賢：《晉五鬍表》，以民族為綱。
萬斯同：《偽漢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偽成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偽趙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偽燕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偽秦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偽後秦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偽後燕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偽南燕將相大臣年表》。
練恕：《西秦百官表》。
繆荃孫（1844—1919）：《後涼百官表》。
繆荃孫：《南涼百官表》。
繆荃孫：《西涼百官表》。
繆荃孫：《北涼西官表》。
繆荃孫：《夏百官表》。
繆荃孫：《北燕百官表》。
盧文弨（1717—1796）：《晉書天文志校正》。
盧文弨：《晉書禮志校正》。
畢沅（1730—1797）：《晉書地理志新補正》。《晉書·地理志》詳於西晉之初，而又不以武帝時郡縣為斷限。惠帝時記述己略，東晉尤為疏漏。畢氏補漏訂訛凡數百條。
方愷：《新校晉書地理志》。
洪亮吉：《東晉疆域志》。分別敘述實州郡縣、實州僑郡中僑州郡縣，清晰有用。
洪亮吉：《十六國疆域志》。
錢儀吉（1783—1850）：《補普兵志》。
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
文廷式（1856—1904）：《補晉書藝文志》。
秦榮光：《補晉書藝文志》。收錄石刻一百三種，為其他補志所無。
吳士鑒：《補晉書經籍志》。
黃逢元：《補晉書藝文志》。以上補志五傢，互有詳略異同，大致以文氏吳氏書為較詳備。
補表補志之外，清代周傢祿、勞格皆有《晉書校勘記》，丁國鈞有《晉書校文》。吳士鑒（？—1933）字絅齋，浙江錢塘人，匯集各傢舊晉書佚文，和清代學者盧文弨、錢大昕、王鳴盛、趙翼、洪頤煊、張熷等諸傢校勘及考訂成果，編成《晉書斠註》。1928 年由劉承幹出資刊刻，所以他也列名為作者之一。清代學者對《晉書》註釋用力不如《三國志》之勤，吳士鑒鑽研此書功力也不深，雖匯總不少史料，而時有疏忽。如《資治通鑒》鬍註有助於理解《晉書》處，《斠註》未收。雖用《文選》中幹寶《晉紀總論》核對《晉書》捲五所收，衹註意了次要文字，《晉書》省略的幾句，《斠註》反未著出，李善註也未利用。黟縣姚銘恭著有《晉書纂註》，衹存本紀十捲。搜集不如吳氏書之廣，但本書內互證較吳書細密。《晉書斠註》性質與《三國志集解》相近，而質量不如，但仍不失為方便有用的本子。關於《晉書》的工具書，有中華書局所出張忱石編的《晉書人名索引》。
補：其他考訂著作一覽。
晉書佚文1(清王仁俊輯)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168頁
晉書考證(清孫人竜) 北京圖書館藏稿本 清抄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6册第1-491頁
晉書校勘記5(清周傢祿) 廣雅書局刊本(初刊本缺末捲並誤題周雲) 史學叢書二集影印廣雅本
叢書集成第169册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169-197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6册第585-635頁 廣雅本
晉書校勘記3(清勞格) 讀書雜識捲3-5 廣雅書局刊本 叢書集成第168册
自天文志中至阮玩傳止，首尾均缺。
晉書校文5(清丁國鈞) 光緒20年活字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198-226頁題“晉書校證”
二十四史訂補第6册第509-585頁 稿本
晉書札記5(清李慈銘) 1930年北京圖書館鉛印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227-245頁
殿本(清傅雲竜校) 抄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6册第491-509頁
晉書斠註130(近人吳世鑒) 1928年劉氏嘉業堂刊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印本
晉書校正1(清盧文弨) 群書拾補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校帝紀、天文志、禮志。二十五史補編本無帝紀。
兩晉諸帝統係圖1捲（清萬斯同）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據歷代史表原刊本
晉書地理志證今(清程廷祚) 春秋地名辨異附刻本
晉書地理志新補正5(清畢沅) 經訓堂叢書本 歷代地理志匯編本 式訓堂叢書本後並入校經山房叢書
思賢講捨刊本 廣雅書局刊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叢書集成第3059-60册
新校晉書地理志1(清方愷) 歷代地理志匯編本 廣雅書局刊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叢書集成第3061册
晉書地理志1(清方楷) 章鈺舊藏抄本 疑即方愷之誤
晉書地理志註2(近人馬與竜) 1932年湘鄂印刷公司鉛印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6册第911-？頁
東晉疆域志4捲十六國疆域志16(清洪亮吉) 嘉慶1年刊捲施閣全集本 授經堂重刊洪北江遺書本
歷代地理志匯編本無十六國志 廣雅書局刊本 史學叢書二集影印廣雅本 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
叢書集成第3062-64册
苻秦疆域志補正1(近人張鵬一) 1919年鉛印本
晉書四夷傳地理考證1(清丁謙) 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246-250頁
補晉兵志1(清錢儀吉) 衎石齋紀事初稿本 訓纂堂叢書本 廣雅書局刊本 史學叢書二集影印廣雅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叢書集成第956册
補晉書藝文志4捲附錄1捲補遺1捲刊誤1(清丁國鈞撰丁辰註) 光緒20年無錫文苑閣活字本 廣雅書局刊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叢書集成第4-5册 丁書有常熟訂氏叢書活字本，藏湖北省圖書館
補晉書藝文志校勘札記（楊守敬）楊守敬集第7册第1379-1398頁
補晉書藝文志6(清文廷式) 宣統1年長沙鉛印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補晉書經籍志4(近人吳士鑒) 光緒21年自刻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補晉書藝文志4(近人黃逢元) 1926年悟廬鉛印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晉書補表25(清趙在翰) 人文科學研究所舊藏稿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1-389頁 小積石山房印本
兩晉諸帝統係圖1捲晉諸王世表1捲晉功臣世表1捲晉將相大臣年表1捲東晉將相大臣年表1捲晉方鎮年表1捲東晉方鎮年表1捲晉僭偽諸國世表1捲偽漢將相大臣年表1捲偽成將相大臣年表1捲偽趙將相大臣年表1捲偽燕將相大臣年表1捲偽秦將相大臣年表1捲偽後秦將相大臣年表1捲偽後燕將相大臣年表1捲偽南燕將相大臣年表1捲偽西秦將相大臣年表1捲偽後涼將相大臣年表1捲偽南涼將相大臣年表1捲偽西涼將相大臣年表1捲偽北涼將相大臣年表1捲偽夏將相大臣年表1捲偽北燕將相大臣年表1捲（萬斯同）
歷代史表原刊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補晉宗室王侯表1捲補晉異姓封爵表1捲補晉執政表1捲補晉方鎮表1捲補晉書僭國年表1(近人秦錫田)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泱按：補晉執政表，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題秦錫圭，又錫圭補方鎮表1
晉方鎮年表1捲東晉方鎮年表2(近人吳廷燮) 景杜堂鉛印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東晉作一捲
十六國年表1(清張愉曾) 昭代叢書乙集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十六國紀年表(清汪曰楨) 北京圖書館藏稿本
十六國興亡表3捲世係圖1(清丁壽徵) 靜思軒藏書記著錄稿本
晉五鬍表1(近人瀋惟賢) 學古堂日記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西秦百官表1(清練恕) 多識錄捲2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後涼南涼西涼北涼夏北燕百官表(近人繆荃孫) 藝風堂續集捲3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晉書孫恩盧循傳補正(今人馮君實) 稿本
晉書補傳贊1(清杭世駿) 道古堂外集捲23 杭氏七種本 明辨齋叢書本
補文立、陳壽、翁長文、李密、杜軫、何攀六篇。 二十四史訂補第6册第901-911頁 錢塘何氏刻本
晉書音義（唐何超） 二十四史訂補第6册第635-669頁 元刻明修本
晉書輯本（清湯球輯） 二十四史訂補第6册第669-901頁 錢塘何氏刻本
晉五鬍指掌（明張大？）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389-425頁 昆山趙氏刻本
李世民統治時代所修的前代史書，在晉書之外，還有梁、陳、北齊、周、隋五代史，何以李世民偏要選擇晉書來寫史論呢？這主要因為西晉是個統一的王朝，它結束了三國時期幾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它的統一又是短暫的，不久就發生了中原地區的大混戰，此後便形成了東晉和十六國、南朝和北朝的長期對立。李世民作為統一的唐朝的創業之君，很想對於晉朝的治亂興亡進行一番探索，作為藉鑒。正由於這個緣故，所以把西晉王朝的奠基人司馬懿和完成統一事業的司馬炎當作主要研究對象（關於陸機、王羲之的史論，主要着眼於他們的文學藝術成就，屬於另一種情況，姑置不論）。宣帝（司馬懿）、武帝（司馬炎）二紀的史論，雖然比較籠統，沒有觸及晉朝治亂興衰的實質，但它指出司馬炎“居治而忘危”，“不知處廣以思狹”，“以新集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這些評論總算是看到了一些現象。
晉書的修撰，從貞觀二十年（公元六四六年）開始，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成書，歷時不到三年。參加編寫的前後二十一人，其中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三人為監修，其餘十八人是令狐德棻、敬播、來濟、陸元仕、劉子翼、盧承基、李淳風、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功、辛丘馭、劉胤之、楊仁卿、李延壽、張文恭、李安期和李懷儼。天文、律歷、五行三志，出自李淳風之手；修史體例，是敬播擬訂的，沒有流傳下來。由於李世民（唐太宗）曾給宣帝（司馬懿）、武帝（司馬炎）一紀及陸機、王羲之兩傳寫了四篇史論，所以又題“禦撰”。
《晉書》一百三十捲，包括帝紀十捲，志二十捲，列傳七十捲，載記三十捲，記載了從司馬懿開始到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為止，包括西晉和東晉的歷史，並用“載記”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國割據政權的興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為的君主，他非常重視史書的撰修工作，在中國古代史學史上，大概寫晉朝歷史的人是最多的了。按一般的說法，在唐以前寫成的晉史有十八傢之多，而實際上則有二十幾傢。唐太宗認為前人寫的這些晉史有種種缺陷，都不是出於“良史之才”，因而在“深為嘆息”之餘，便指示大臣組織史傢、學者重寫《晉書》。唐太宗在修晉書詔中對各傢史著逐一進行了批評。撰寫一部係統、完整、旨趣較高的晉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願。貞觀二十年（646年）他下詔讓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擔任監修，組織編寫《晉書》。當時，擔任相當於宰相職務的房玄齡等人負責監修。他們組織了一大批史傢和學者，以南朝齊人臧榮緒所寫的《晉書》為藍本，同時參考其他諸傢晉史和有關著作，“采正典與雜說數十部”，兼引十六國所撰史籍，從貞觀二十年（646年）開始撰寫，至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就寫成了一部新的《晉書》。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見到的二十五史中的《晉書》。
衆人撰寫《晉書》，從受命到成書，僅歷時兩三年。成書時間之所以較短，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晉書》由於有政府作後盾，人力、物力、財力和圖書檔案資料都有保證，這些條件，是私人修史無法比擬的。二是有多種晉史著述可供參考。由於有藍本作為依據，成書自然較為容易。
《晉書》在取材方面，不十分註意史料的甄別取捨，喜歡采用小說筆記裏的奇聞軼事，《搜神錄》、《幽明錄》中一些荒誕不經之談也加以收錄，有損於它的史料價值。另外，書中有記事前後矛盾和疏漏遺脫的地方。《晉書》的執筆人，大多數擅長詩詞文賦，撰史過程中，有片面追求詞藻華麗的傾嚮。因此，後人批評它“競為綺豔，不求篤實”。這也是《晉書》的缺點之一。
這部《晉書》，包括敘例、目錄各一捲，帝紀十捲，志二十捲，列傳七十捲，載記三十捲，共一百三十二捲。後來敘例、目錄失傳，今存一百三十捲。《晉書》的內容，包含西晉、東晉以及與東晉同時存在的北方“十六國”的歷史。它記事的年代，上起三國時期司馬懿（即《晉書》本紀中的宣帝）早年的政治活動，下至東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劉裕以宋代晉。
這部新的《晉書》同以往諸傢晉史著作相比，有一個突出的優點，就是它在內容上“甚為詳洽”，詳盡而廣博。以往諸傢晉史，或僅記西晉一朝史事，或雖兼記兩晉史事，而對“十六國”史事則又不曾有比較係統的記述。因此，從嚴格的意義上講，它們都不是完全的晉史。《晉書》的“詳洽”，剋服了以往諸傢晉史的這個缺陷。還有，《晉書》中的志，往往從三國時期寫起，這就多少彌補了《三國志》有紀、傳而無志的不足。這也是它“詳洽”的一個重要方面。
唐太宗很重視《晉書》的修撰工作，他親自為《晉書》的《宣帝紀》、《武帝紀》、《陸機傳》、《王羲之傳》分別寫了史論。這四篇史論都題為“製曰”。他在《宣帝紀》的後論裏，說司馬懿這個人是“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又說他是“欺偽以成功”、“好回以定業”。肯定了他在政治上的成功，批評了他在做人方面的欺偽行為。早年，唐太宗曾同大臣虞世南論說歷史。“商略古今”。虞世南後來在自己的著作中就尖銳地批評司馬懿“多仗陰謀，不由仁義，猜忌詭狀，盈諸襟抱”；這說明他們對司馬懿的看法是一致的。唐太宗在《王羲之傳》後論裏，高度贊揚王羲之的書法藝術，說：“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風翥竜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這在中國古代書法評論史上，也可以說是一段佳話。
《晉書》同二十五史中的其他各史相比，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作者的衆多。《晉書》作者共二十一人，而且都留下了姓名，這在歷代皇朝修史工作中是不多見的。這麽多的作者合撰一書，各盡其纔是很重要的，如：
——令狐德棻，唐初著名史學家，曾主編過《周書》，並負責具體指導《梁書》、《陳書》、《北齊書》、《隋書》編寫中的協調工作。這次被所有參加編撰《晉書》的人“推為首”，在確定《晉書》的體例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令狐德棻是宜州華原（今陝西耀縣）人。他於隋文帝開皇三年（583年）出生於名聲顯赫的士族之傢。青年時代便以博學多才而知名當世。隋朝末年他被任命為藥城長，因世道混亂沒去就職。反隋義軍興起之時，他在李淵從弟手下任記室參軍。李淵入關後，他擔任大丞相府記室。高祖稱帝，任他為起居捨人，又升為秘書丞。唐太宗貞觀年間，他任過禮部侍郎，兼修國史，後轉任太子右庶子，受廢太子李承乾牽連，他被免職。
被召回參加修《晉書》工作。書成後升為秘書少監，以後又任過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學士、太常卿、國子祭酒、崇賢館學士等職，並被進爵為公。年近80致仕之時，加金紫光祿大夫。高宗乾封元年（666年）逝世，年84歲。
令狐德棻的一生為史學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他是初唐史學的第一要人。在唐朝初建時期，針對喪亂之後書籍嚴重缺乏的情況，他嚮高祖建議購求天下遺書，統一組織抄寫。這一建議得到高祖批準，使數十年間，群書畢備，為唐代文化的繁榮，提供了良好條件。唐初史學堪稱繁榮，這個繁榮局面，發端於令狐德棻修撰前代所缺各史的建議。
武德五年（622年）令狐德棻嚮高祖進言，提出近代以來各朝正史大多缺略，現在應該趁周、隋等朝滅亡未久，材料還好收集，抓緊修出這些朝的史書，以備鑒戒。他的建議得到唐統治者的重視，高祖下達了著名的《命蕭瑀等修六代史詔》，做出了由蕭瑀等人修魏史，陳叔達、令狐德棻等人修周史，封德彝等人修隋史，崔善為等人修梁史，裴矩、魏徵等人修齊史，竇璡、姚思廉等人修陳史的安排。可惜這次修史工作沒有取得什麽成果。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重提修史之事，下詔由房玄齡和魏徵任總監修，由諸大臣分別撰寫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其中周史的修撰由令狐德棻和岑文本負責，令狐德棻還負責對五代史作總的協調工作。《周書》的修撰工作後來又加入了一個助手崔仁師，但是岑文本衹是寫了全書的史論，崔仁師也衹是協助令狐德棻工作而已，全書的修撰工作基本上是令狐德棻一人完成的，貞觀十年（637年），《周書》與其他各史全部完成。令狐德棻由於修史有功，得到了賜絹400匹的賞賜。貞觀二十年（646年），唐太宗又做出重修《晉書》的决定，並組成了一個由20餘人組成的寫作班子，令狐德棻和敬播擔任着實際主編之職，全書的體例均由他們二人裁定。令狐德棻參加編修的著作還有《藝文類聚》、《氏族志》、《五代史志》、《新禮》、《太宗實錄》、《高宗實錄》、《唐律令》等。此外《北史》和《南史》兩部重要史著，也是經他之手推薦行世的。
——敬播，唐初著名的文、史學者，與令狐德棻共同製訂《晉書》體例。
——李延壽，唐代史學家。安陽市人。貞觀年間，做過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後任御史臺主簿，官至符璽郎，兼修國史。他曾參加過官修的《隋書》、《五代史志》(即《經籍志》)、《晉書》及當朝國史的修撰，還獨力撰成《南史》、《北史》和《太宗政典》(已佚)。《南史》和《北史》所依據的歷史文獻，主要是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代“正史”，但並未拘泥於此，另外還參考了各種“雜史”千餘捲。從搜集史料到完成，用了長達30年的時間。“二史”後來被列入“二十四史”中，在我國史學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李淳風，唐初著名天文學家，《晉書》的《天文》、《律歷》、《五行》等志出於他的手筆。 唐代傑出的天文學家、數學家。陝西岐山人。公元602年生，670年卒。
622年，任秘閣郎中，奏請編新歷，644年編成《甲子元歷》，對後世天文、歷法、和數學的發展貢獻很大。他還著有《法象志》，共七捲，論“前代渾天儀得失之差”，對後世産生重大影響。641年負擔了編寫《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的總指導責任，為《晉書》親自撰寫了《天文志》、《律歷志》、《五行志》。保存了古代天象變化及自然災害史料。
李淳風是世界上第一個給風定級的科學家。他在世界最早的氣象學專著《乙已占》中，把風分為8級。1000年後，英國學者纔在《乙已占》的基礎上，把風力劃分為零到12級。
——房玄齡（579～648）唐朝初年名相。名喬，字玄齡，以字行。齊州臨淄（今山東淄博東北）人。父彥謙，隋司隸刺史。玄齡博覽經史，工書善文，十八歲時本州舉進士，授羽騎尉。隋末大亂，李淵率兵入關，玄齡於渭北投李世民，先後擔任秦王府記室、陝東道大行臺考功郎中。他屢從秦王出徵，參謀劃策，典管書記。
每平定一地，別人爭着求取珍玩，他卻首先為秦王幕府收羅人才。他與謀臣猛將密相交結，使他們各盡死力。他和杜如晦是秦王最得力的謀士。秦王弟兄間爭奪皇位，太子建成在高祖前譖毀他和如晦，遂同被斥出秦王府。唐武德九年（626）他參與玄武門之變的策劃，與杜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五人並功第一。李世民即位（即唐太宗李世民），玄齡為中書令。貞觀三年（629）二月為尚書左僕射。十一年封梁國公。至十六年七月進位司空，仍綜理朝政。十七年，與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晉王李治為太子時，他任太子太傅。太宗徵高麗時，他留守京師。二十二年病逝。
貞觀前，他協助李世民經營四方，削平群雄，奪取皇位。李世民稱贊他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貞觀中，他輔佐太宗，總領百司，掌政務達二十年；參與製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訂，又曾與魏徵同修唐禮；調整政府機構，省並中央官員；善於用人，不求備取人，也不問貴賤，隨材授任；恪守職責，不自居功。後世以他和杜如晦為良相的典範，合稱“房、杜”。
有這樣一支作者隊伍，是《晉書》之所以能夠超過以往各傢晉史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個特點是體例的創新。上面講到，《晉書》有“載記”三十捲。載記是記述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統治者建立的政權即“十六國”史事的形式，這是《晉書》在紀傳體史書體例上的一個創造。早先，東漢班固曾經寫過載記，但並不是用來記少數民族政權的史事，也沒有把它作為一部史書的組成部分。《晉書·載記》作為全書的一個組成部分，不僅豐富了紀傳體史書的體例，而且對於表現多民族國傢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東晉、十六國時期的歷史面貌有深遠的意義。
《晉書》問世後，“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兢從新撰”，說明它在當時和後世都受到人們的重視。當然，《晉書》也有明顯的缺點，這突出地表現在它記述了一些神怪故事和小說材料，而這些是不應當被當作歷史來看待的。我們在閱讀《晉書》的時候，必須註意到這一點。
《晉書》體例比較完備，使它能容納較多的歷史內容，而無繁雜紛亂之感。《晉書》的帝紀按時間順序排列史事，交待歷史發展的基本綫索，是全書的總綱。在帝紀中首先列宣、景、文三紀，追述晉武帝祖父司馬懿、伯父司馬師、父親司馬昭開創晉國基業的過程，使晉史的歷史淵源清晰明了，是很得史法的。書志部分記載典章制度，編排得類別清楚，敘事詳明，可以給人以較完備的歷史知識。列傳記載人物，編次以時代為序，以類別為輔，所立類傳或合傳眉目清楚，各類人員大都分配合理，使西晉近800歷史人物分門別類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構成晉代歷史活動的圖捲。書中的載記專寫與晉對峙的十六國歷史，在史書寫法上是善於出新的。載記之體略同於《史記》中的世傢，但世傢記諸侯國歷史，反映的是先秦貴族社會國傢緊密聯繫的特點。載記的名目來自《東觀漢紀》，可《東觀漢紀》用載記記載平林、新市及公孫述的事跡，不過是作為列傳的補充。
《晉書》采用世傢之體而取載記之名，用高於列傳的規格完整記述了各族政權在中原割據興滅的始末，給各割據政權以適當的歷史地位，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與各族政權並載一史的難題，這一作法大得歷代史傢贊賞。載記中對十六國政權衹稱“僭偽”，不辨華夷，體現了唐朝統治者華夷一體，天下一傢的大一統思想，這更是我們今天閱讀《晉書》時要特別註意的。晉代史事錯綜復雜，比兩漢史都要難寫一些，《晉書》用四種體裁相互配合，較好解决了這一難題。
《晉書》還有內容充實，文字簡練的長處。晉代的社會矛盾尖銳復雜，有地主階級與農民的矛盾，有鬍、漢的民族矛盾，有儒、道、釋的矛盾，還有君臣矛盾、抗戰派與清談派的矛盾等等。《晉書》中，提供了很多這些矛盾鬥爭的情況及文獻材料。如孫恩、盧循、張昌、王如等傳，反映了當時的農民起義情況；《江統傳》載《徙戎論》，《溫嶠傳》載《奏軍國要務七條》，提供了鬍漢鬥爭的材料；《郭璞傳》載《刑獄疏》，《李重傳》載《論九品中正製》，《傅玄傳》載興學校、勸農功諸疏，提供了研究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情況的材料；《裴頠傳》載《崇有論》，《阮瞻傳》載《無鬼論》等都是重要的思想文獻。此外如《束皙傳》記載《汲塚書》的發現經過，《裴秀傳》記載《禹貢地域圖》的製圖六法，《衛恆傳》記載論書法源流的《書勢》一篇，都是極珍貴的史料。唐修《晉書》距離晉亡已200多年，在記事上有條件改變以往史書誣罔不實的缺點。
書中除因襲舊文外，很少有撰者麯意回護的內容。書中在很多紀傳中揭露了統治階級貪婪、腐朽、驕奢淫逸的本性和殘害民衆的罪行，具有鑒戒意味。《晉書》作者，多是文學大傢，因而《晉書》敘事往往能做到簡明扼要，有時還有生動、精彩之筆。書中的載記寫得疏密相間，首尾照應，頗有些章法。如《苻堅》兩捲繪聲繪色，頗見功力。列傳中也往往能表達出歷史人物的情態，讀起來有點味道。
《晉書》的十志有：《天文志》、《地理志》、《律歷志》、《禮志》、《樂志》、《職官志》、《輿服志》、《食貨志》、《五行志》、《刑法志》。從名目上看與《五代史志》大同小異，相差的衹是加上了《輿服志》而去掉了《經籍志》。因為《隋志》與《晉志》多出於相同作者之手，修撰時間又很接近，所以在內容上有一些重複的地方。但《晉書》十志上承兩漢、下啓南北朝，還是具有相當高的價值的。它的類目比較齊全，反映的社會典章制度內容比較全面。《食貨志》和《刑法志》敘事包羅東漢，可補《後漢書》之不足。《地理志》對研究魏晉之際行政區劃變更，州縣製的變遷，都很有作用。《晉書》十志，多出於學有所長的專傢之手，內容比較精當。《天文志》、《律歷志》、《五行志》為著名科學家李淳風所修，一直為世所稱，其中《天文》、《律歷》二志尤為精審。《天文志》記載了漢魏以來天文學的三大流派；蓋天說、宣夜說和渾天說，並對渾天說作了肯定；《律歷志》記載魏晉時期幾種歷法，保存了科技史的重要材料，具有重要價值。
《晉書》的缺點主要有三條：
其一是宣揚了君權神授的神學思想和封建綱常倫理觀念。書中對晉朝的開國，作了神意論證，大談興亡有運，不可以力爭等陳詞濫調。書中又大講孝親尊君等封建倫理，詳述王祥臥冰得鯉等等孝親的事跡。天命有常與孝親忠君相配合，為封建統治者服務的意圖是明顯的。
劉知幾《史通》對於唐修《晉書》頗表不滿，主要理由是：①取材於晉代雜書，記述了一些詼諧和神怪的故事傳說，不符合聖賢之道。②論贊的文體和內容不求篤實，仿效南朝徐庾體，失於輕浮，不如《史記》、《漢書》的論具有補充本文的作用。第二點批評有一定道理。但《晉書》旁搜博採，從廣泛保存史料，以供知人論世而言，是有益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受劉知幾影響，認為《晉書》之大量采錄《世說新語》乃是“稗官之體”，不得稱為史傳，顯屬偏見。
唐何超所撰《晉書音義》三捲，有天寶六載（747）楊齊宣序。《音義》引用了包括字書在內的一些亡佚的古書，有助於古典文獻和文字音韻的研究。吳士鑒《晉書斠註》將後人對《晉書》的有關考證一一收入，廣列異說、補充遺漏並訂正錯誤，可供讀《晉書》時參考。
有關《晉書》的補表補志很多，臚列如下：萬斯同：《兩晉諸帝係統圖》。
萬斯同：《晉諸王世表》。
秦錫田：《補晉宗室王侯表》。收錄有爵可考之宗室，以封國為綱，凡徒封本國者皆列入，較萬表詳細周密。
萬斯同：《晉功臣世表》。
萬斯同：《晉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東晉將相大臣年表》。
秦錫田：《補晉異姓封爵表》。
秦錫圭：《補晉執政表》。補訂周濟《晉略》之執政表，較萬氏將相大① 李培棟：《晉書研究》，景蜀慧、鄭小容：《晉書的修撰及成書時間》（《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20 輯）及趙俊：《唐修晉書時間考》（《史學史研究》1984 年第3 期）三文不約而同地考定為貞觀二十年至二十二年。
臣年表為周密。
萬斯同：《晉方鎮年表》。
萬斯同：《東晉方鎮年表》。
秦錫圭：《補晉方鎮年表》。
吳廷燮：《晉方鎮年表》。
吳廷燮，《東晉萬鎮年表》。吳氏兩表皆遠較萬表秦表為詳細周密。
萬斯同：《晉僭偽諸國世表》。
萬斯同：《晉僭偽諸國年表》。
秦錫田：《補晉僭國年表》。
張愉曾：《十六國年表》。
萬、秦、張三表皆按年以各國政權為綱。
瀋維賢：《晉五鬍表》，以民族為綱。
萬斯同：《偽漢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偽成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偽趙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偽燕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偽秦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偽後秦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偽後燕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偽南燕將相大臣年表》。
練恕：《西秦百官表》。
繆荃孫（1844—1919）：《後涼百官表》。
繆荃孫：《南涼百官表》。
繆荃孫：《西涼百官表》。
繆荃孫：《北涼西官表》。
繆荃孫：《夏百官表》。
繆荃孫：《北燕百官表》。
盧文弨（1717—1796）：《晉書天文志校正》。
盧文弨：《晉書禮志校正》。
畢沅（1730—1797）：《晉書地理志新補正》。《晉書·地理志》詳於西晉之初，而又不以武帝時郡縣為斷限。惠帝時記述己略，東晉尤為疏漏。畢氏補漏訂訛凡數百條。
方愷：《新校晉書地理志》。
洪亮吉：《東晉疆域志》。分別敘述實州郡縣、實州僑郡中僑州郡縣，清晰有用。
洪亮吉：《十六國疆域志》。
錢儀吉（1783—1850）：《補普兵志》。
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
文廷式（1856—1904）：《補晉書藝文志》。
秦榮光：《補晉書藝文志》。收錄石刻一百三種，為其他補志所無。
吳士鑒：《補晉書經籍志》。
黃逢元：《補晉書藝文志》。以上補志五傢，互有詳略異同，大致以文氏吳氏書為較詳備。
補表補志之外，清代周傢祿、勞格皆有《晉書校勘記》，丁國鈞有《晉書校文》。吳士鑒（？—1933）字絅齋，浙江錢塘人，匯集各傢舊晉書佚文，和清代學者盧文弨、錢大昕、王鳴盛、趙翼、洪頤煊、張熷等諸傢校勘及考訂成果，編成《晉書斠註》。1928 年由劉承幹出資刊刻，所以他也列名為作者之一。清代學者對《晉書》註釋用力不如《三國志》之勤，吳士鑒鑽研此書功力也不深，雖匯總不少史料，而時有疏忽。如《資治通鑒》鬍註有助於理解《晉書》處，《斠註》未收。雖用《文選》中幹寶《晉紀總論》核對《晉書》捲五所收，衹註意了次要文字，《晉書》省略的幾句，《斠註》反未著出，李善註也未利用。黟縣姚銘恭著有《晉書纂註》，衹存本紀十捲。搜集不如吳氏書之廣，但本書內互證較吳書細密。《晉書斠註》性質與《三國志集解》相近，而質量不如，但仍不失為方便有用的本子。關於《晉書》的工具書，有中華書局所出張忱石編的《晉書人名索引》。
補：其他考訂著作一覽。
晉書佚文1(清王仁俊輯)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168頁
晉書考證(清孫人竜) 北京圖書館藏稿本 清抄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6册第1-491頁
晉書校勘記5(清周傢祿) 廣雅書局刊本(初刊本缺末捲並誤題周雲) 史學叢書二集影印廣雅本
叢書集成第169册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169-197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6册第585-635頁 廣雅本
晉書校勘記3(清勞格) 讀書雜識捲3-5 廣雅書局刊本 叢書集成第168册
自天文志中至阮玩傳止，首尾均缺。
晉書校文5(清丁國鈞) 光緒20年活字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198-226頁題“晉書校證”
二十四史訂補第6册第509-585頁 稿本
晉書札記5(清李慈銘) 1930年北京圖書館鉛印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227-245頁
殿本(清傅雲竜校) 抄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6册第491-509頁
晉書斠註130(近人吳世鑒) 1928年劉氏嘉業堂刊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印本
晉書校正1(清盧文弨) 群書拾補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校帝紀、天文志、禮志。二十五史補編本無帝紀。
兩晉諸帝統係圖1捲（清萬斯同）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據歷代史表原刊本
晉書地理志證今(清程廷祚) 春秋地名辨異附刻本
晉書地理志新補正5(清畢沅) 經訓堂叢書本 歷代地理志匯編本 式訓堂叢書本後並入校經山房叢書
思賢講捨刊本 廣雅書局刊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叢書集成第3059-60册
新校晉書地理志1(清方愷) 歷代地理志匯編本 廣雅書局刊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叢書集成第3061册
晉書地理志1(清方楷) 章鈺舊藏抄本 疑即方愷之誤
晉書地理志註2(近人馬與竜) 1932年湘鄂印刷公司鉛印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6册第911-？頁
東晉疆域志4捲十六國疆域志16(清洪亮吉) 嘉慶1年刊捲施閣全集本 授經堂重刊洪北江遺書本
歷代地理志匯編本無十六國志 廣雅書局刊本 史學叢書二集影印廣雅本 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
叢書集成第3062-64册
苻秦疆域志補正1(近人張鵬一) 1919年鉛印本
晉書四夷傳地理考證1(清丁謙) 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246-250頁
補晉兵志1(清錢儀吉) 衎石齋紀事初稿本 訓纂堂叢書本 廣雅書局刊本 史學叢書二集影印廣雅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叢書集成第956册
補晉書藝文志4捲附錄1捲補遺1捲刊誤1(清丁國鈞撰丁辰註) 光緒20年無錫文苑閣活字本 廣雅書局刊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叢書集成第4-5册 丁書有常熟訂氏叢書活字本，藏湖北省圖書館
補晉書藝文志校勘札記（楊守敬）楊守敬集第7册第1379-1398頁
補晉書藝文志6(清文廷式) 宣統1年長沙鉛印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補晉書經籍志4(近人吳士鑒) 光緒21年自刻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補晉書藝文志4(近人黃逢元) 1926年悟廬鉛印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晉書補表25(清趙在翰) 人文科學研究所舊藏稿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1-389頁 小積石山房印本
兩晉諸帝統係圖1捲晉諸王世表1捲晉功臣世表1捲晉將相大臣年表1捲東晉將相大臣年表1捲晉方鎮年表1捲東晉方鎮年表1捲晉僭偽諸國世表1捲偽漢將相大臣年表1捲偽成將相大臣年表1捲偽趙將相大臣年表1捲偽燕將相大臣年表1捲偽秦將相大臣年表1捲偽後秦將相大臣年表1捲偽後燕將相大臣年表1捲偽南燕將相大臣年表1捲偽西秦將相大臣年表1捲偽後涼將相大臣年表1捲偽南涼將相大臣年表1捲偽西涼將相大臣年表1捲偽北涼將相大臣年表1捲偽夏將相大臣年表1捲偽北燕將相大臣年表1捲（萬斯同）
歷代史表原刊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補晉宗室王侯表1捲補晉異姓封爵表1捲補晉執政表1捲補晉方鎮表1捲補晉書僭國年表1(近人秦錫田)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泱按：補晉執政表，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題秦錫圭，又錫圭補方鎮表1
晉方鎮年表1捲東晉方鎮年表2(近人吳廷燮) 景杜堂鉛印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東晉作一捲
十六國年表1(清張愉曾) 昭代叢書乙集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十六國紀年表(清汪曰楨) 北京圖書館藏稿本
十六國興亡表3捲世係圖1(清丁壽徵) 靜思軒藏書記著錄稿本
晉五鬍表1(近人瀋惟賢) 學古堂日記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西秦百官表1(清練恕) 多識錄捲2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後涼南涼西涼北涼夏北燕百官表(近人繆荃孫) 藝風堂續集捲3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晉書孫恩盧循傳補正(今人馮君實) 稿本
晉書補傳贊1(清杭世駿) 道古堂外集捲23 杭氏七種本 明辨齋叢書本
補文立、陳壽、翁長文、李密、杜軫、何攀六篇。 二十四史訂補第6册第901-911頁 錢塘何氏刻本
晉書音義（唐何超） 二十四史訂補第6册第635-669頁 元刻明修本
晉書輯本（清湯球輯） 二十四史訂補第6册第669-901頁 錢塘何氏刻本
晉五鬍指掌（明張大？）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389-425頁 昆山趙氏刻本
記述南朝劉宋一代歷史的紀傳體史書。梁瀋約撰﹐含本紀十捲﹑志三十捲﹑列傳六十捲﹐共一百捲。今本個別傳文有殘缺﹐少數列傳是後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補。八志原排在列傳之後﹐後人移於紀﹑傳之間﹐並把律歷志中律與歷兩部分分割開。
瀋約(441～513)﹐字休文。吳興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出身江南大族。歷仕宋﹑齊﹑梁三朝﹐曾自稱“少好百傢之言﹐身為四代之史”。齊永明五年 (487)時﹐任太子傢令兼著作郎﹐奉詔撰《宋書》。他依據宋代何承天﹑蘇寶生﹑徐爰等修撰的《宋書》及其他記述宋代歷史的書籍﹐增補宋末十幾年的事跡﹐衹用一年時間﹐到六年二月就完成紀﹑傳七十捲﹐後又續修八志三十捲。瀋約以文字稱世﹐有文集九捲。
《宋書》收錄當時的詔令奏議﹑書札﹑文章等各種文獻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於後代的研究。該書篇幅大﹐一個重要原因是很註意為豪門士族立傳。瀋約在宋時曾撰《晉史》﹐未成。當時流行的諸傢《晉書》﹐記述典章制度的極少。他在《宋書》諸志中的敘述﹐往往上溯到魏晉﹐可以補《三國志》等前史的缺略。禮志把郊祀天地﹑祭祖﹑朝會﹑輿服等合在一起﹐樂志詳述樂器﹐記載樂章﹐都是較好的體例。州郡志對於僑州郡縣的設置分合記載簡略﹔律歷志詳細記載楊偉《景初歷》﹑何承天《元嘉歷》﹑祖衝之《大明歷》全文﹐從中可反映當時自然科學水平。特設符瑞志﹐從遠古敘起﹐既乖體例﹐又荒誕不經﹔缺食貨與藝文兩志﹐亦是該書的缺點。
瀋約(441～513)﹐字休文。吳興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出身江南大族。歷仕宋﹑齊﹑梁三朝﹐曾自稱“少好百傢之言﹐身為四代之史”。齊永明五年 (487)時﹐任太子傢令兼著作郎﹐奉詔撰《宋書》。他依據宋代何承天﹑蘇寶生﹑徐爰等修撰的《宋書》及其他記述宋代歷史的書籍﹐增補宋末十幾年的事跡﹐衹用一年時間﹐到六年二月就完成紀﹑傳七十捲﹐後又續修八志三十捲。瀋約以文字稱世﹐有文集九捲。
《宋書》收錄當時的詔令奏議﹑書札﹑文章等各種文獻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於後代的研究。該書篇幅大﹐一個重要原因是很註意為豪門士族立傳。瀋約在宋時曾撰《晉史》﹐未成。當時流行的諸傢《晉書》﹐記述典章制度的極少。他在《宋書》諸志中的敘述﹐往往上溯到魏晉﹐可以補《三國志》等前史的缺略。禮志把郊祀天地﹑祭祖﹑朝會﹑輿服等合在一起﹐樂志詳述樂器﹐記載樂章﹐都是較好的體例。州郡志對於僑州郡縣的設置分合記載簡略﹔律歷志詳細記載楊偉《景初歷》﹑何承天《元嘉歷》﹑祖衝之《大明歷》全文﹐從中可反映當時自然科學水平。特設符瑞志﹐從遠古敘起﹐既乖體例﹐又荒誕不經﹔缺食貨與藝文兩志﹐亦是該書的缺點。
《南齊書》記述南朝蕭齊王朝自齊高帝建元元年（479年）至齊和帝中興二年（502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現存關於南齊最早的紀傳體斷代史。原名《齊書》，至宋代為區別於李百藥所著《北齊書》，改稱為《南齊書》，撰著者為蕭子顯。
南朝蕭齊皇朝在歷史上衹存在二十三年，是中國歷史上年代很短的一個封建皇朝。撰寫蕭齊皇朝時期歷史即《南齊書》的蕭子顯，是齊高帝蕭道成的孫子。一個史學家，以他曾經是宗室的身份來撰寫這個皇朝的歷史，這在二十五史的衆多的作者中別無第二人。
蕭子顯（487—537），字景陽，南朝梁南蘭陵（今江蘇武進西北）人。他十三歲的時候，蕭齊皇朝被蕭衍推翻了。蕭衍的父親蕭順之是齊高帝蕭道成的族弟，他們都是蕭姓，而且同族，但畢竟從他們的高祖父時候就分支了。蕭衍建立了梁朝，他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梁武帝。在梁朝，蕭子顯憑着他的才華、風度、談吐的出衆，受到梁武帝的禮遇和信任，官至吏部尚書。
蕭子顯是一個“風神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的人(南史捲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他“性愛山水”，曾在《自序》中說：“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鸎（yin)，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他又是一個“頗負才氣”的人，做吏部尚書時，“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衹是舉起手中的扇子一揮而已，所以有些士族地主內心裏對他很不滿。但梁武帝倒是自始至終都把他看作是一位“才子”。事實上，他的文才的確是有社會影響的。蕭子顯的同時代人、《宋書》的作者瀋約甚至稱贊他的文章是屬於東漢名傢班固一流的佳品。這個評價當然是過分高了，但也可以看出瀋約對他的文才的賞識。
史學是蕭子顯所酷愛的事業，在他的四十九年的生命歷史上，撰寫了五部歷史著作：《後漢書》一百捲，《晉史草》三十捲，《齊書》六十捲，《普通北伐記》五捲，《貴儉傳》三十捲。他撰《齊書》，是嚮梁武帝請示並得到梁武帝的批準的。蕭子顯撰寫和完成《齊書》的時間，按照唐代史學家劉知幾的說法，是在梁武帝天監年間（502—519年）。如果劉知幾的說法是有根據的話，那麽《齊書》的撰成當在天監八年（509年）至十八年（519年）期間，即蕭子顯二十歲以後至三十歲以前這十年當中。果然如此，那真是一位青年史學家了。除了《齊書》以外，蕭子顯的其他著作包括文集二十捲都已不存。後人為了區別蕭子顯的《齊書》和唐初李百藥所撰的《齊書》，把前者稱為《南齊書》，後者叫做《北齊書》。
蕭子顯在撰寫《南齊書》的過程中，可以參考的文獻資料和思想還是不少的。早在齊明帝時，史學家檀超和江淹奉詔修本朝史，他們製訂了齊史的體例，但沒有最後完成修撰工作。此外，還有熊襄著的《齊典》、瀋約著的《齊紀》、吳均著的《齊春秋》和江淹著的《齊史》十志。蕭子顯的撰述工作，在史書體例上“本（檁）超、（江）淹之舊而小變之”；在史書材料上汲取諸傢成果，終於著成《南齊書》六十捲。
《南齊書》包含：帝紀八捲，除追敘蕭道成在劉宋末年的政治活動外，主要記蕭齊皇朝（479—502年）二十三年間的史事。志八篇十一捲，其中有的上承劉宋，有的起於蕭齊立國，斷限比較明顯。傳四十捲，其中不少是記少數民族地區史事的，而以《魏虜傳》記北魏史事，這在性質上同《宋書·索虜傳》是一樣的。序錄一捲，劉知幾都不曾見到，說明它佚之甚早，故全書今存五十九捲。上面講到，蕭子顯既是蕭齊皇朝的宗室，又是蕭梁皇朝的寵臣，所以他撰《南齊書》一方面要為蕭道成避諱，一方面又要替蕭衍掩飾。例如他寫宋、齊之際的歷史，就不能直接寫蕭道成的篡奪之事，衹能閃爍其詞，微露痕跡；他寫齊、梁之際的歷史，則用很多篇幅揭露齊主惡跡，以襯托蕭衍代齊的合理。這是他作為齊之子孫、梁之臣子的“苦心”，也反映出他在史學上的局限性。
《南齊書》部帙不大，包含的年代又很短，竟然也撰就了八篇志，確乎難得。這裏面無疑包含了江淹的首創之功。《南齊書》有些傳，顯示了蕭子顯在歷史表述上的才華。如：他於《褚淵傳》，先寫褚淵在宋明帝時受到信任，而在宋明帝臨死，則寫他也參與“謀廢立”，違背宋明帝的意旨；於《王晏傳》，先敘其與齊高帝、齊武帝的密切關係，繼而寫其在齊武帝死後也參與“謀廢立”的事；於《蕭諶傳》，先說其受到齊武帝、鬱林王的信賴，後寫其在協助齊明帝奪取鬱林王皇位的政變中竟然領兵作前驅；於《蕭坦之傳》，先烘托其受到鬱林王的殊特信任，以至“得入內見皇后”，後寫他成了廢鬱林王而擁立明帝的關鍵人物；等等。蕭子顯在寫這些事件和人物的時候，都不直接發表議論，而是通過前後史事的對比來揭示人物的品格。清代史學家趙翼評價說：“此數傳皆同一用意，不著一議，而其人品自見，亦良史也。”用顧炎武的話說，這種寫歷史人物的方法叫做“於序事中寓論斷”，司馬遷寫《史記》最善於運用這種方法。蕭子顯學習司馬遷表述歷史的方法，並取得一定的成就，被後代史學家稱為“良史”，這是很自然的。
《南齊書》同《宋書》一樣，都宣揚神秘的思想、佛法的深遠，又都過分講究華麗的辭藻，這是它們的缺點，也是那個時代留下的印記。
《南齊書》現存五十九捲，其中帝紀八捲，志十一捲，列傳四十捲。所缺一捲為《自序》。
《南齊書》文字比較簡潔，文筆流暢，敘事完備。列傳的撰寫，繼承了班固《漢書》的類敘法，又藉鑒瀋約《宋書》的代敘法，能於一傳中列述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傳不勝其繁的弊病。又書中各志及類傳，除少數外，大都寫有序文，藉以概括全篇內容，提示寫作主旨。
南朝蕭齊皇朝在歷史上衹存在二十三年，是中國歷史上年代很短的一個封建皇朝。撰寫蕭齊皇朝時期歷史即《南齊書》的蕭子顯，是齊高帝蕭道成的孫子。一個史學家，以他曾經是宗室的身份來撰寫這個皇朝的歷史，這在二十五史的衆多的作者中別無第二人。
蕭子顯（487—537），字景陽，南朝梁南蘭陵（今江蘇武進西北）人。他十三歲的時候，蕭齊皇朝被蕭衍推翻了。蕭衍的父親蕭順之是齊高帝蕭道成的族弟，他們都是蕭姓，而且同族，但畢竟從他們的高祖父時候就分支了。蕭衍建立了梁朝，他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梁武帝。在梁朝，蕭子顯憑着他的才華、風度、談吐的出衆，受到梁武帝的禮遇和信任，官至吏部尚書。
蕭子顯是一個“風神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的人(南史捲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他“性愛山水”，曾在《自序》中說：“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鸎（yin)，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他又是一個“頗負才氣”的人，做吏部尚書時，“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衹是舉起手中的扇子一揮而已，所以有些士族地主內心裏對他很不滿。但梁武帝倒是自始至終都把他看作是一位“才子”。事實上，他的文才的確是有社會影響的。蕭子顯的同時代人、《宋書》的作者瀋約甚至稱贊他的文章是屬於東漢名傢班固一流的佳品。這個評價當然是過分高了，但也可以看出瀋約對他的文才的賞識。
史學是蕭子顯所酷愛的事業，在他的四十九年的生命歷史上，撰寫了五部歷史著作：《後漢書》一百捲，《晉史草》三十捲，《齊書》六十捲，《普通北伐記》五捲，《貴儉傳》三十捲。他撰《齊書》，是嚮梁武帝請示並得到梁武帝的批準的。蕭子顯撰寫和完成《齊書》的時間，按照唐代史學家劉知幾的說法，是在梁武帝天監年間（502—519年）。如果劉知幾的說法是有根據的話，那麽《齊書》的撰成當在天監八年（509年）至十八年（519年）期間，即蕭子顯二十歲以後至三十歲以前這十年當中。果然如此，那真是一位青年史學家了。除了《齊書》以外，蕭子顯的其他著作包括文集二十捲都已不存。後人為了區別蕭子顯的《齊書》和唐初李百藥所撰的《齊書》，把前者稱為《南齊書》，後者叫做《北齊書》。
蕭子顯在撰寫《南齊書》的過程中，可以參考的文獻資料和思想還是不少的。早在齊明帝時，史學家檀超和江淹奉詔修本朝史，他們製訂了齊史的體例，但沒有最後完成修撰工作。此外，還有熊襄著的《齊典》、瀋約著的《齊紀》、吳均著的《齊春秋》和江淹著的《齊史》十志。蕭子顯的撰述工作，在史書體例上“本（檁）超、（江）淹之舊而小變之”；在史書材料上汲取諸傢成果，終於著成《南齊書》六十捲。
《南齊書》包含：帝紀八捲，除追敘蕭道成在劉宋末年的政治活動外，主要記蕭齊皇朝（479—502年）二十三年間的史事。志八篇十一捲，其中有的上承劉宋，有的起於蕭齊立國，斷限比較明顯。傳四十捲，其中不少是記少數民族地區史事的，而以《魏虜傳》記北魏史事，這在性質上同《宋書·索虜傳》是一樣的。序錄一捲，劉知幾都不曾見到，說明它佚之甚早，故全書今存五十九捲。上面講到，蕭子顯既是蕭齊皇朝的宗室，又是蕭梁皇朝的寵臣，所以他撰《南齊書》一方面要為蕭道成避諱，一方面又要替蕭衍掩飾。例如他寫宋、齊之際的歷史，就不能直接寫蕭道成的篡奪之事，衹能閃爍其詞，微露痕跡；他寫齊、梁之際的歷史，則用很多篇幅揭露齊主惡跡，以襯托蕭衍代齊的合理。這是他作為齊之子孫、梁之臣子的“苦心”，也反映出他在史學上的局限性。
《南齊書》部帙不大，包含的年代又很短，竟然也撰就了八篇志，確乎難得。這裏面無疑包含了江淹的首創之功。《南齊書》有些傳，顯示了蕭子顯在歷史表述上的才華。如：他於《褚淵傳》，先寫褚淵在宋明帝時受到信任，而在宋明帝臨死，則寫他也參與“謀廢立”，違背宋明帝的意旨；於《王晏傳》，先敘其與齊高帝、齊武帝的密切關係，繼而寫其在齊武帝死後也參與“謀廢立”的事；於《蕭諶傳》，先說其受到齊武帝、鬱林王的信賴，後寫其在協助齊明帝奪取鬱林王皇位的政變中竟然領兵作前驅；於《蕭坦之傳》，先烘托其受到鬱林王的殊特信任，以至“得入內見皇后”，後寫他成了廢鬱林王而擁立明帝的關鍵人物；等等。蕭子顯在寫這些事件和人物的時候，都不直接發表議論，而是通過前後史事的對比來揭示人物的品格。清代史學家趙翼評價說：“此數傳皆同一用意，不著一議，而其人品自見，亦良史也。”用顧炎武的話說，這種寫歷史人物的方法叫做“於序事中寓論斷”，司馬遷寫《史記》最善於運用這種方法。蕭子顯學習司馬遷表述歷史的方法，並取得一定的成就，被後代史學家稱為“良史”，這是很自然的。
《南齊書》同《宋書》一樣，都宣揚神秘的思想、佛法的深遠，又都過分講究華麗的辭藻，這是它們的缺點，也是那個時代留下的印記。
《南齊書》現存五十九捲，其中帝紀八捲，志十一捲，列傳四十捲。所缺一捲為《自序》。
《南齊書》文字比較簡潔，文筆流暢，敘事完備。列傳的撰寫，繼承了班固《漢書》的類敘法，又藉鑒瀋約《宋書》的代敘法，能於一傳中列述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傳不勝其繁的弊病。又書中各志及類傳，除少數外，大都寫有序文，藉以概括全篇內容，提示寫作主旨。
《梁書》記載自梁武帝蕭衍建國至梁敬帝蕭方智亡國共五十六年間的歷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兩代人辛勤撰寫完成的。
梁書的歷史
梁代的歷史，曾由瀋約、周興嗣、裴子野和杜之偉、顧野王、許亨等在梁陳兩代先後受命編撰，許亨寫成梁史五十八捲。梁代謝吳又有梁書四十九捲，陳代何之元和隋代劉璠各成梁典三十捲。陳代的歷史，傅縡、顧野王都曾受命編撰，陳書顧野王傳說他有“國史紀傳二百捲，未就而卒”。陸瓊還著有陳書四十二捲。以上這些著作，姚氏父子修史時可能參考過，但都沒有流傳下來。
梁書撰成經過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李淵根據史臣令狐德棻的建議，詔群臣撰寫北魏、北齊、北周、隋、梁、陳六代史，姚思廉奉命參與撰寫陳史。但這次修史工作由於人事的迅速變動和組織工作方面的經驗不足，沒有取得什麽成果。直到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李世民重新下達撰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的任務，姚思廉一人獨力承擔梁、陳二史的編撰工作。為什麽唐高祖時要修六代史，唐太宗時衹命修五代史呢？因為唐太宗時史臣們經過認真討論，認為北魏的歷史已經有北齊魏收所撰《魏書》和隋代魏澹所撰《魏書》，它們都很詳備，沒有必要重修了。唐太宗采納了史臣們的意見，衹命重修五代史。七年後，即貞觀十年（636年），五代史同時撰成。姚思廉撰《梁書》五十捲、《陳書》三十六捲，終於實現了他父親的遺志。這一年，他八十歲。第二年他就去世了。姚思廉的史學事業，除了撰成《梁書》和《陳書》而外，他還是唐初第一個撰述本朝國史的人。劉知幾說他在貞觀初年撰紀傳體國史，“粗成三十捲”。成為唐代撰述國史的先聲。當代人稱贊姚思廉的人品和史學是：“志苦精勤，紀言實錄。臨危殉義，餘風勵俗。”
梁書內容簡介
《梁書》包含帝紀六捲、列傳五十捲，無表、無志。它主要記述了蕭齊末年的政治和蕭梁皇朝（502—557年）五十餘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捲的後論署為“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說明這些捲是出於姚察之手，這幾乎占了《梁書》的半數。姚思廉撰《梁書》，除了繼承他父親的遺稿以外，還參考、吸取了梁、陳、隋歷朝史傢編撰梁史的成果。
《梁書》、《陳書》修成，加通直散騎常侍，又拜散騎常侍，賜爵豐城縣男。姚思
廉的節義、文才深得唐太宗賞識，太宗即位後，他得以繪像列入十八學士，褚亮為撰贊
語雲：“志苦精勤，記言實錄，臨危殉義，餘風勵俗。”（同上）對他的去世，太宗深
悼惜之，為之廢朝一日，贈太常卿，謚曰“康”，賜葬地於昭陵。
《梁書》有本紀6捲，列傳50捲，56捲。記事起於公元502年梁武帝蕭衍稱帝，止
於557年陳霸先滅梁。
《梁書》的紀傳論贊，多有“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字樣，可知全書的編撰多出於姚
察之手，思廉所作可能多是筆削加工的工作。
《梁書》所依據的材料是很豐富的。在梁朝除史官所撰國史外，還有瀋約的《武帝
本紀》14捲，周興嗣的《梁皇帝實錄》5捲，鮑行卿的《乘輿飛竜記》2捲，蕭子顯的
《普通北伐記》5捲，蕭韶的《梁太清記》10捲，謝昊的《梁書》49捲。在陳朝有許亨
的《梁史》53捲，劉璠的《梁典》30捲，陰僧仁的《梁撮要》30捲，在周朝有蕭欣的
《梁史》100捲。
在隋朝有姚最的《梁後略》10捲。這些編纂整齊的歷史書籍，為姚氏父子撰寫《梁
書》奠定了較好的基礎。《梁書》在史料的豐富、完備方面是很有特長的。梁朝衹有55
年的歷史，《梁書》的列傳則達50捲之多。書中對於各類歷史人物的活動，敘述得很詳
細，很多文人和史傢都在《梁書》中得到反映。如對史學作出過貢獻的瀋約、江淹、任
昉、王亮、殷鈞、裴子野、王僧孺、劉昭、蕭子顯、蕭子云、周興嗣、吳均等，都有很
詳細的列傳，為後人研究這一時期的史學，提供很多可貴的史料。書中一些學者的傳記，
更有特殊的價值。《梁書》為唯物主義思想傢範縝立傳，保存了輝耀千古的《神滅論》
和《無因果論》；為處士阮孝緒立傳，反映了他著《七錄》及在古代文獻學上的地位；
為修道的陶弘景立傳，可以瞭解他對於醫學及科學的貢獻；為文學批評傢鍾嶸和劉勰立
傳，介紹了《詩品》和《文心雕竜》這兩部在文學史上産生了重大影響的著作。
《梁書》的謀篇佈局頗有章法，顯示出姚氏父子的史學技巧。書中承《漢書》類敘
之法，撰作列傳，能以此法省去煩冗，又不遺漏人物事實。如《滕曇恭傳》敘其孝行，
附錄徐普濟被火伏棺、宛陵女子搏虎救母，不但文筆精簡，而且給人以深刻印象。《文
學傳》中的《何遜傳》，由敘何遜工詩而及虞驀、孔翁等人，這又很像《三國志·王粲
傳》附記一時文人之法。這種編撰方法，很值得提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它：
“排整次第猶具《漢書》以來相傳之史法，要異乎取成衆手、編次失倫者矣。”這話是
很恰當的。《梁書》的行文，頗具簡潔洗練的特色，用趙翼的話說就是：“直欲遠追班
馬，……皆勁氣銳筆，麯折明暢，一洗六朝蕪冗之習。”
（《廿二史札記》9《古文自姚察始》）《梁書·韋睿傳》寫邵陽之役，有這樣
一段：“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為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睿裝大艦，使梁郡太守
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為水軍。值淮水暴長，睿即遣之。
鬥艦競發，皆臨戰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
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砍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而道根
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這個描寫有聲有色，
頗為精彩，較之《史記》、《漢書》也是不遜色的。
梁書的思想
《梁書》在思想上值得稱道之處不多。但它在對歷史變化的看法上，闡發了一些可
取的觀點。姚氏父子都是歷經數朝的史學家，梁、陳以至隋、唐之際歷史的盛衰興替、
風雲變化，促使他們進行認真的思考。書中闡述出的人事對於歷史變化起着重要作用的
觀點，當是他們思考的結果。書中對於政權興起的解釋，雖然使用了一些天意、歷數等
陳腐的詞彙，但把落腳點還是放在了人事與人謀上。對蕭衍建立梁政權和梁朝早期的治
績，書中作了充分肯定：“高祖英武睿哲，義起樊鄧，仗旗建號。……興文學，修郊祀，
治五禮，定六律，四聰既達，萬機斯理，治定功成，遠安邇肅。”（《梁書》3《武
帝紀》）在此，人們看到的是傑出人物的歷史活動，而不是天意、天命在支配人間治亂。
對於輔佐新朝的文臣武將，書中也註重稱道他們個人的才華謀略。《梁書》強調英雄創
造歷史，同科學唯物史觀不可同日而語，但在當時，同神意史觀相比還是有進步意義的。
書中的思想糟粕也有不少。充斥書中的大量陰陽災異、圖讖祥瑞，乃至望氣相面、
因果報應、神怪異聞等，給人以陳腐、庸俗之感。宣傳佛、道等宗教迷信，也是書中存
在的問題。《梁書》中的《處士傳》，全不同於《後漢書》的《逸民傳》，傳中所記除
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學的時代特色，另一方面
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
梁書的缺點
《梁書》在記事記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時間差誤、前後矛盾的地方。如《江蘋傳》
稱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傳》則稱其銓序明審，號為稱職。這些互相
牴牾的記載，使人莫衷一是，無所適從。《梁書》在筆法上也存在着麯筆增美諱惡的毛
病。對於篡代之際大動幹戈的血淋淋事實，書中很少如實反映。對於一些權貴，歪麯史
實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當多，與同時撰寫的《南史》比較，《梁書》的這個缺點顯得更
突出一些。
梁書的特點
《梁書》有幾點值得稱道的地方。
第一點，是它敘梁朝史事在內容上比較全面。如梁朝五十多年歷史，梁武帝統治了四十多年，《梁書》六捲帝紀中以三捲紀梁武帝，這對全面記述梁朝史事是很重要的。侯景之亂是梁朝歷史上一件大事，《梁書·侯景傳》長達一萬八千字，詳細記載了事件的經過。《範縝傳》則收入了這位無神論思想傢的傑作《神滅論》，突出地反映了姚氏父子的識見。《梁書》還比較詳細地記載了“海南諸國”的情況，這是它超出以前史書的地方。《梁書》類傳中還新增《止足傳》，有人說這是首創，我以為這可能是受到許亨、許善心父子所撰《梁書·止足傳》的啓發而設立的。《梁書》對當時的門閥制度、崇尚佛教等社會特點，也有突出的記載。它的不少傳記裏還反映了當時階級鬥爭的情況。
第二點，是文字簡練。清代史學家趙翼稱贊《梁書》對歷史的表述“行墨最簡”，文字“爽勁”。“尚簡”，是中國史學在文字表述上的優良傳統，劉知幾的《史通》特別強調了這方面的經驗。而姚察文章“精彩流贍”，時人稱為“宗匠”；姚思廉則被李世民列於“十八學士”，這同他們在文字表述上的工夫不是沒有關係的。
第三點，是它的史論除一般評論人物的功過、長短之外，往往還顧及到對於社會風氣和時代特點的概括。在這方面，姚察的見解比姚思廉更凝重、更具有歷史的縱深感。如捲三十五後論，是通過齊、梁二朝在對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態度的比較，說明這是一個關係到全局的問題。捲三十七後論指出：魏、晉時，“時俗尚於玄虛，貴為放誕”；降至東晉、南朝，這種不良風氣更加嚴重，甚至有人身為宰臣，“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結果是“望白署空，是稱清貴；格勤匪懈，終滯鄙俗”，“朝徑廢於上，職事隳於下”。像這樣的史論，在二十五史中，也算得上是佳品。
梁書的歷史
梁代的歷史，曾由瀋約、周興嗣、裴子野和杜之偉、顧野王、許亨等在梁陳兩代先後受命編撰，許亨寫成梁史五十八捲。梁代謝吳又有梁書四十九捲，陳代何之元和隋代劉璠各成梁典三十捲。陳代的歷史，傅縡、顧野王都曾受命編撰，陳書顧野王傳說他有“國史紀傳二百捲，未就而卒”。陸瓊還著有陳書四十二捲。以上這些著作，姚氏父子修史時可能參考過，但都沒有流傳下來。
梁書撰成經過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李淵根據史臣令狐德棻的建議，詔群臣撰寫北魏、北齊、北周、隋、梁、陳六代史，姚思廉奉命參與撰寫陳史。但這次修史工作由於人事的迅速變動和組織工作方面的經驗不足，沒有取得什麽成果。直到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李世民重新下達撰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的任務，姚思廉一人獨力承擔梁、陳二史的編撰工作。為什麽唐高祖時要修六代史，唐太宗時衹命修五代史呢？因為唐太宗時史臣們經過認真討論，認為北魏的歷史已經有北齊魏收所撰《魏書》和隋代魏澹所撰《魏書》，它們都很詳備，沒有必要重修了。唐太宗采納了史臣們的意見，衹命重修五代史。七年後，即貞觀十年（636年），五代史同時撰成。姚思廉撰《梁書》五十捲、《陳書》三十六捲，終於實現了他父親的遺志。這一年，他八十歲。第二年他就去世了。姚思廉的史學事業，除了撰成《梁書》和《陳書》而外，他還是唐初第一個撰述本朝國史的人。劉知幾說他在貞觀初年撰紀傳體國史，“粗成三十捲”。成為唐代撰述國史的先聲。當代人稱贊姚思廉的人品和史學是：“志苦精勤，紀言實錄。臨危殉義，餘風勵俗。”
梁書內容簡介
《梁書》包含帝紀六捲、列傳五十捲，無表、無志。它主要記述了蕭齊末年的政治和蕭梁皇朝（502—557年）五十餘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捲的後論署為“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說明這些捲是出於姚察之手，這幾乎占了《梁書》的半數。姚思廉撰《梁書》，除了繼承他父親的遺稿以外，還參考、吸取了梁、陳、隋歷朝史傢編撰梁史的成果。
《梁書》、《陳書》修成，加通直散騎常侍，又拜散騎常侍，賜爵豐城縣男。姚思
廉的節義、文才深得唐太宗賞識，太宗即位後，他得以繪像列入十八學士，褚亮為撰贊
語雲：“志苦精勤，記言實錄，臨危殉義，餘風勵俗。”（同上）對他的去世，太宗深
悼惜之，為之廢朝一日，贈太常卿，謚曰“康”，賜葬地於昭陵。
《梁書》有本紀6捲，列傳50捲，56捲。記事起於公元502年梁武帝蕭衍稱帝，止
於557年陳霸先滅梁。
《梁書》的紀傳論贊，多有“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字樣，可知全書的編撰多出於姚
察之手，思廉所作可能多是筆削加工的工作。
《梁書》所依據的材料是很豐富的。在梁朝除史官所撰國史外，還有瀋約的《武帝
本紀》14捲，周興嗣的《梁皇帝實錄》5捲，鮑行卿的《乘輿飛竜記》2捲，蕭子顯的
《普通北伐記》5捲，蕭韶的《梁太清記》10捲，謝昊的《梁書》49捲。在陳朝有許亨
的《梁史》53捲，劉璠的《梁典》30捲，陰僧仁的《梁撮要》30捲，在周朝有蕭欣的
《梁史》100捲。
在隋朝有姚最的《梁後略》10捲。這些編纂整齊的歷史書籍，為姚氏父子撰寫《梁
書》奠定了較好的基礎。《梁書》在史料的豐富、完備方面是很有特長的。梁朝衹有55
年的歷史，《梁書》的列傳則達50捲之多。書中對於各類歷史人物的活動，敘述得很詳
細，很多文人和史傢都在《梁書》中得到反映。如對史學作出過貢獻的瀋約、江淹、任
昉、王亮、殷鈞、裴子野、王僧孺、劉昭、蕭子顯、蕭子云、周興嗣、吳均等，都有很
詳細的列傳，為後人研究這一時期的史學，提供很多可貴的史料。書中一些學者的傳記，
更有特殊的價值。《梁書》為唯物主義思想傢範縝立傳，保存了輝耀千古的《神滅論》
和《無因果論》；為處士阮孝緒立傳，反映了他著《七錄》及在古代文獻學上的地位；
為修道的陶弘景立傳，可以瞭解他對於醫學及科學的貢獻；為文學批評傢鍾嶸和劉勰立
傳，介紹了《詩品》和《文心雕竜》這兩部在文學史上産生了重大影響的著作。
《梁書》的謀篇佈局頗有章法，顯示出姚氏父子的史學技巧。書中承《漢書》類敘
之法，撰作列傳，能以此法省去煩冗，又不遺漏人物事實。如《滕曇恭傳》敘其孝行，
附錄徐普濟被火伏棺、宛陵女子搏虎救母，不但文筆精簡，而且給人以深刻印象。《文
學傳》中的《何遜傳》，由敘何遜工詩而及虞驀、孔翁等人，這又很像《三國志·王粲
傳》附記一時文人之法。這種編撰方法，很值得提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它：
“排整次第猶具《漢書》以來相傳之史法，要異乎取成衆手、編次失倫者矣。”這話是
很恰當的。《梁書》的行文，頗具簡潔洗練的特色，用趙翼的話說就是：“直欲遠追班
馬，……皆勁氣銳筆，麯折明暢，一洗六朝蕪冗之習。”
（《廿二史札記》9《古文自姚察始》）《梁書·韋睿傳》寫邵陽之役，有這樣
一段：“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為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睿裝大艦，使梁郡太守
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為水軍。值淮水暴長，睿即遣之。
鬥艦競發，皆臨戰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
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砍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而道根
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這個描寫有聲有色，
頗為精彩，較之《史記》、《漢書》也是不遜色的。
梁書的思想
《梁書》在思想上值得稱道之處不多。但它在對歷史變化的看法上，闡發了一些可
取的觀點。姚氏父子都是歷經數朝的史學家，梁、陳以至隋、唐之際歷史的盛衰興替、
風雲變化，促使他們進行認真的思考。書中闡述出的人事對於歷史變化起着重要作用的
觀點，當是他們思考的結果。書中對於政權興起的解釋，雖然使用了一些天意、歷數等
陳腐的詞彙，但把落腳點還是放在了人事與人謀上。對蕭衍建立梁政權和梁朝早期的治
績，書中作了充分肯定：“高祖英武睿哲，義起樊鄧，仗旗建號。……興文學，修郊祀，
治五禮，定六律，四聰既達，萬機斯理，治定功成，遠安邇肅。”（《梁書》3《武
帝紀》）在此，人們看到的是傑出人物的歷史活動，而不是天意、天命在支配人間治亂。
對於輔佐新朝的文臣武將，書中也註重稱道他們個人的才華謀略。《梁書》強調英雄創
造歷史，同科學唯物史觀不可同日而語，但在當時，同神意史觀相比還是有進步意義的。
書中的思想糟粕也有不少。充斥書中的大量陰陽災異、圖讖祥瑞，乃至望氣相面、
因果報應、神怪異聞等，給人以陳腐、庸俗之感。宣傳佛、道等宗教迷信，也是書中存
在的問題。《梁書》中的《處士傳》，全不同於《後漢書》的《逸民傳》，傳中所記除
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學的時代特色，另一方面
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
梁書的缺點
《梁書》在記事記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時間差誤、前後矛盾的地方。如《江蘋傳》
稱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傳》則稱其銓序明審，號為稱職。這些互相
牴牾的記載，使人莫衷一是，無所適從。《梁書》在筆法上也存在着麯筆增美諱惡的毛
病。對於篡代之際大動幹戈的血淋淋事實，書中很少如實反映。對於一些權貴，歪麯史
實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當多，與同時撰寫的《南史》比較，《梁書》的這個缺點顯得更
突出一些。
梁書的特點
《梁書》有幾點值得稱道的地方。
第一點，是它敘梁朝史事在內容上比較全面。如梁朝五十多年歷史，梁武帝統治了四十多年，《梁書》六捲帝紀中以三捲紀梁武帝，這對全面記述梁朝史事是很重要的。侯景之亂是梁朝歷史上一件大事，《梁書·侯景傳》長達一萬八千字，詳細記載了事件的經過。《範縝傳》則收入了這位無神論思想傢的傑作《神滅論》，突出地反映了姚氏父子的識見。《梁書》還比較詳細地記載了“海南諸國”的情況，這是它超出以前史書的地方。《梁書》類傳中還新增《止足傳》，有人說這是首創，我以為這可能是受到許亨、許善心父子所撰《梁書·止足傳》的啓發而設立的。《梁書》對當時的門閥制度、崇尚佛教等社會特點，也有突出的記載。它的不少傳記裏還反映了當時階級鬥爭的情況。
第二點，是文字簡練。清代史學家趙翼稱贊《梁書》對歷史的表述“行墨最簡”，文字“爽勁”。“尚簡”，是中國史學在文字表述上的優良傳統，劉知幾的《史通》特別強調了這方面的經驗。而姚察文章“精彩流贍”，時人稱為“宗匠”；姚思廉則被李世民列於“十八學士”，這同他們在文字表述上的工夫不是沒有關係的。
第三點，是它的史論除一般評論人物的功過、長短之外，往往還顧及到對於社會風氣和時代特點的概括。在這方面，姚察的見解比姚思廉更凝重、更具有歷史的縱深感。如捲三十五後論，是通過齊、梁二朝在對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態度的比較，說明這是一個關係到全局的問題。捲三十七後論指出：魏、晉時，“時俗尚於玄虛，貴為放誕”；降至東晉、南朝，這種不良風氣更加嚴重，甚至有人身為宰臣，“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結果是“望白署空，是稱清貴；格勤匪懈，終滯鄙俗”，“朝徑廢於上，職事隳於下”。像這樣的史論，在二十五史中，也算得上是佳品。
《陳書》是南朝陳的紀傳體斷代史著作，記載了自陳武帝陳霸先即位至陳後主陳叔寶被隋文帝滅國首尾三十三年間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兩代人撰寫的。
《陳書》中的帝紀六捲，列傳三十捲，共三十六捲，無表志。
陳朝封建政權衹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沒有特別的建樹，或許與此有關。《陳書》內容比不上《梁書》那樣充實，本紀和列傳都過於簡略。
《陳書》的史料來源除陳朝的國史和姚氏父子所編舊稿外，還有陳《永定起居註》8捲，《天嘉起居註》23捲，《天康光大起居註》10捲，《太建起居註》56捲，《至德起居註》4捲等歷史材料和他人撰寫的史書，如顧野王的《陳書》3捲，傅縡的《陳書》3捲，陸瓊的《陳書》42捲等。
它主要記述了梁、陳之際的政治變化和陳皇朝時期（557—589年）三十餘年的史事。從《陳書》中，我們衹見到有兩捲帝紀的後論署為“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說明姚察在陳史撰述方面遺留給姚思廉的舊稿比梁史少得多。姚思廉撰《陳書》，主要是參考了陳朝史官陸瓊、顧野王、傅縡等人有關陳史的撰述。
《陳書》在內容上和文字上都趕不上《梁書》，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學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陳朝時期各方面狀況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說：陳朝的特點就是苟且偷安，它沒有什麽“風化之美”、“製治之法”可以為後世效仿的。這話說得大致是不錯的。
但是，《陳書》所記載的歷史內容，有些還是有意義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鞏、清朝的趙翼都認為；《陳書》在記述陳朝“其始之所以興”、“其終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陳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陳後主的“躭荒為長夜之飲，嬖寵同豔妻之孽”方面，還是有它的歷史價值的。另外，《陳書·皇后傳》記後主張貴妃幹預朝政，“內外宗族，多被引用”；《江總傳》記江總位當權宰，不持政務，衹是天天同一些人陪着陳後主在後庭遊宴，時人把他們稱為“狎客”。這對於後人瞭解陳朝末年的政治腐敗，提供了生動的材料。《文學·何之元傳》載何之無所撰《梁典》一書的序文，在史學上是一篇有一定價值的文章。《梁典》已不存，但今人可以從這篇序文中瞭解這部書的體裁、體例和內容。序文說，“開此一書，分為六意”，即《追述》、《太平》、《敘亂》、《世祖》、《敬帝》、《後嗣主》。它還引用史學家臧榮緒的話說：“史無裁斷，猶起居註耳。”這也是史學史上的寶貴的思想遺産之一。《陳書》在總體上雖不如《梁書》，但它在編次上卻有超過後者的地方，顯得更加嚴謹、合理。以上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最後，我想講講在閱讀《梁書》、《陳書》時需要註意到的幾個問題。
（一）要註意到魏徵為《梁書》、《陳書》所撰寫的總論。唐太宗詔修梁、陳、齊、周、隋五代史時，房玄齡和魏徵為總監修，而諸史總論都出於魏徵之手。《梁書》總論在捲六《帝紀》之末；《陳書》總論也在捲六《帝紀》之末，此外在捲七《皇后傳》之末，他對陳後主、張貴妃等人腐朽生活還作了史實上的補充，間或也有議論。閱讀魏徵寫的總論，可以作為從宏觀方面把握和分析梁、陳二代歷史的參考。一般地說，魏徵的見識要高於姚氏父子，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為前者是用政治傢的眼光來評論歷史的。不過在文體上，魏徵史論仍然沿襲六朝以來的四六對仗的駢體文；而姚氏父子（尤其是姚察）卻能在駢體文盛行的時代以散文作史論，這是他們在文風上超出魏徵的地方，而且對唐中葉古文運動的興起也不能沒有影響。
（二）閱讀《梁書》、《陳書》，還要註意把它們同李延壽撰的《南史》進行比較。《南史》是在《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的基礎上改寫而成的，不僅增加了一些新的材料，而且矯正了原書中的許多麯筆，同時還使這四部史書所敘述的歷史連貫起來。以麯筆而論，《梁書》對梁元帝的猜忌、兇殘，徐妃的淫穢，臨川王蕭宏的恣意聚斂、懦弱無能等等，都加以回護，麯筆不書。《陳書》為統治者避諱的地方也很多，典型的例子是《劉師知傳》對劉師知幫助陳武帝殺死梁敬帝一事衹字不提。這些，在《南史》中大多得到矯正。所以這種比較、對讀，是很必要的。順便說說，讀《宋書》、《南齊書》也應參照《南史》來讀，其中情況與上面說的多有類似之處。
（三）深入閱讀《梁書》、《陳書》，還應參考《隋書》的志。這是因為，《隋書》的志包含了梁、陳、齊、周、隋五個朝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流變，對於瞭解這五個朝代的歷史來說，是非讀不可的。
《陳書》中的帝紀六捲，列傳三十捲，共三十六捲，無表志。
陳朝封建政權衹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沒有特別的建樹，或許與此有關。《陳書》內容比不上《梁書》那樣充實，本紀和列傳都過於簡略。
《陳書》的史料來源除陳朝的國史和姚氏父子所編舊稿外，還有陳《永定起居註》8捲，《天嘉起居註》23捲，《天康光大起居註》10捲，《太建起居註》56捲，《至德起居註》4捲等歷史材料和他人撰寫的史書，如顧野王的《陳書》3捲，傅縡的《陳書》3捲，陸瓊的《陳書》42捲等。
它主要記述了梁、陳之際的政治變化和陳皇朝時期（557—589年）三十餘年的史事。從《陳書》中，我們衹見到有兩捲帝紀的後論署為“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說明姚察在陳史撰述方面遺留給姚思廉的舊稿比梁史少得多。姚思廉撰《陳書》，主要是參考了陳朝史官陸瓊、顧野王、傅縡等人有關陳史的撰述。
《陳書》在內容上和文字上都趕不上《梁書》，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學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陳朝時期各方面狀況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說：陳朝的特點就是苟且偷安，它沒有什麽“風化之美”、“製治之法”可以為後世效仿的。這話說得大致是不錯的。
但是，《陳書》所記載的歷史內容，有些還是有意義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鞏、清朝的趙翼都認為；《陳書》在記述陳朝“其始之所以興”、“其終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陳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陳後主的“躭荒為長夜之飲，嬖寵同豔妻之孽”方面，還是有它的歷史價值的。另外，《陳書·皇后傳》記後主張貴妃幹預朝政，“內外宗族，多被引用”；《江總傳》記江總位當權宰，不持政務，衹是天天同一些人陪着陳後主在後庭遊宴，時人把他們稱為“狎客”。這對於後人瞭解陳朝末年的政治腐敗，提供了生動的材料。《文學·何之元傳》載何之無所撰《梁典》一書的序文，在史學上是一篇有一定價值的文章。《梁典》已不存，但今人可以從這篇序文中瞭解這部書的體裁、體例和內容。序文說，“開此一書，分為六意”，即《追述》、《太平》、《敘亂》、《世祖》、《敬帝》、《後嗣主》。它還引用史學家臧榮緒的話說：“史無裁斷，猶起居註耳。”這也是史學史上的寶貴的思想遺産之一。《陳書》在總體上雖不如《梁書》，但它在編次上卻有超過後者的地方，顯得更加嚴謹、合理。以上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最後，我想講講在閱讀《梁書》、《陳書》時需要註意到的幾個問題。
（一）要註意到魏徵為《梁書》、《陳書》所撰寫的總論。唐太宗詔修梁、陳、齊、周、隋五代史時，房玄齡和魏徵為總監修，而諸史總論都出於魏徵之手。《梁書》總論在捲六《帝紀》之末；《陳書》總論也在捲六《帝紀》之末，此外在捲七《皇后傳》之末，他對陳後主、張貴妃等人腐朽生活還作了史實上的補充，間或也有議論。閱讀魏徵寫的總論，可以作為從宏觀方面把握和分析梁、陳二代歷史的參考。一般地說，魏徵的見識要高於姚氏父子，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為前者是用政治傢的眼光來評論歷史的。不過在文體上，魏徵史論仍然沿襲六朝以來的四六對仗的駢體文；而姚氏父子（尤其是姚察）卻能在駢體文盛行的時代以散文作史論，這是他們在文風上超出魏徵的地方，而且對唐中葉古文運動的興起也不能沒有影響。
（二）閱讀《梁書》、《陳書》，還要註意把它們同李延壽撰的《南史》進行比較。《南史》是在《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的基礎上改寫而成的，不僅增加了一些新的材料，而且矯正了原書中的許多麯筆，同時還使這四部史書所敘述的歷史連貫起來。以麯筆而論，《梁書》對梁元帝的猜忌、兇殘，徐妃的淫穢，臨川王蕭宏的恣意聚斂、懦弱無能等等，都加以回護，麯筆不書。《陳書》為統治者避諱的地方也很多，典型的例子是《劉師知傳》對劉師知幫助陳武帝殺死梁敬帝一事衹字不提。這些，在《南史》中大多得到矯正。所以這種比較、對讀，是很必要的。順便說說，讀《宋書》、《南齊書》也應參照《南史》來讀，其中情況與上面說的多有類似之處。
（三）深入閱讀《梁書》、《陳書》，還應參考《隋書》的志。這是因為，《隋書》的志包含了梁、陳、齊、周、隋五個朝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流變，對於瞭解這五個朝代的歷史來說，是非讀不可的。
《魏書》，一百二十四捲，其中本紀十二捲，列傳九十二捲，志二十捲。因有些紀、列傳和志篇幅過長，又分為上、下、或上、中、下三捲，實共一百三十捲。北齊魏收撰。
早在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權時，就曾由鄧淵編寫代記十餘捲，以後崔浩、高允等繼續編寫魏史，都采用編年體。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李彪參加修史，始改為紀傳體，大概編寫到拓跋弘統治時代。以後，邢巒、崔鴻等先後編寫了高祖（元宏）、世宗（元恪）、肅宗（元詡）三朝的起居註。北魏原有鄧淵所撰《代記》、崔浩所撰《國書》等編年史，和李彪、崔光改修的紀傳體史書等，為魏收取材所資，今皆亡佚。南朝著作如瀋約《宋書》等，魏收當亦得見。他於天保二年（551）奉詔撰魏史，五年（554）完成。雖有高隆之任總監，房延佑等六人協助斟酌，主要由魏收執筆。
魏收以前和同時代人曾經編寫過魏史和其他資料，隋、唐時期也有人另寫過幾種魏書，這些書都沒有傳下來。唐代李延壽的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書的節錄。因此，魏書是現存敘述北魏歷史的最原始和比較完備的資料。
魏收（505－572），字伯起，北齊鉅鹿下麯陽（今河北晉縣西）人，歷仕北魏、東魏、北齊三朝。他15歲已能屬文，顯露才華。入仕後，曾任太學博士等職。26歲遷散騎侍郎，典起居註，並修國史，兼中書侍郎。在東魏，官至秘書監，兼著作郎，定州大中正。入北齊,任中書令,兼著作郎。北齊天保二年（551年），他正式受命撰魏史。這距他開始接觸有關魏史的工作，已有二十年的歷史了。當時，文宣帝高洋對他說：“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高洋這個人在歷史上並不怎麽樣，但他能講出這樣的話，也是難得的。魏收撰《魏書》，可以直接繼承、藉鑒的文獻並不多。據他自己說，可資參考者，主要有鄧淵的《代記》十餘捲，崔浩的編年體《國書》（一稱《國記》），李彪改編年體為紀、表、志、傳綜合體國史等，但這些都不是完整的成品；再就是邢巒、崔鴻、王遵業等撰孝文帝以下三朝《起居註》和元暉業撰的《辨宗室錄》；其餘就是當時還能見到的有關譜碟、傢傳。魏收與房延佑、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幹等“博總斟酌”，衹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就撰成《魏書》一百三十篇：帝紀十四篇，列傳九十六篇，志二十篇。魏收自認為是“勒成一代大典”的盛事。
不料，《魏書》的撰成，在北齊統治集團中卻掀起了一陣陣軒然大波。有人說，《魏書》“遺其傢世職位”；有人說，“其傢不見記載”；也有人說，《魏書》記事“妄有非毀”，等等，一時間鬧得“群口沸騰”。這場風波對當時和後世都産生了不小的影響，一是北齊皇帝高洋、高演、高湛都相繼過問此事；二是在十幾年中魏收兩次奉命對《魏書》作了修改；三是於“衆口渲然”中《魏書》被有些人稱作“穢史”。這最後一條，影響所及，直至於今。
魏收是東魏、北齊間的主要作傢。“自武定二年(544年)已後,國傢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北齊書》本傳）。他的年輩小於溫子□、邢劭，而文譽齊名，世稱“三纔”。溫子□死後，他與邢劭是北齊文壇兩大派的領袖,“邢賞服瀋約而輕任□,魏愛慕任□而毀瀋約”，“各為朋黨”,互相譏訐。當時人祖□評論說:“任、瀋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顔之推《顔氏傢訓·文章》)大體中肯。
以今天的眼光怎樣看待《魏書》所引起的這場風波呢？至少有兩點是值得註意的。第一，在門閥地主居於統治地位的時代，死人的歷史地位直接關係到活人的現實利益，這比封建社會任何其他時期都更為突出。唯其如此，門閥地主對其傢世、郡望、先人的職位纔這樣敏感，這樣關心。《魏書》的風波，不過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地主直接幹預史書編撰工作的一個突出例子罷了。第二，不論是當時的人以《魏書》在記述門閥地主傢世時的某些“不實”為理由。還是後人以《魏書》“黨齊毀魏”（回護北齊而詆毀東魏）為口實，把《魏書》稱作“穢史”，都是不妥當的。麯筆，一嚮為正直的史傢和讀者所唾棄，無疑是應當反對的；但也不能因為一部史書存在某些麯筆就全然否定它，以致謚為“穢史”。麯筆和穢史，既有聯繫，又不可完全等同起來。否則，就會把許多存在麯筆的史書都視為“穢史”，那是極不妥當的。《魏書》的風波所造成的影響，直到今天還沒有完全消失。因此，澄清這些問題，是我們研讀《魏書》所必要的。
《魏書》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也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它是我國封建社會歷代“正史”中第一部專記少數民族政權史事的著作。過去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古代的史書是記載漢族的歷史。其實，這個看法並不是很妥帖的。自《史記》、《漢書》開始，歷代“正史”中都有少數民族歷史記載的專篇。十六國時，出現了許多記述各個割據政權史事的專書，可惜大部分都失傳了。《魏書》記述了我國北方鮮卑族拓跋部從四世紀末葉至六世紀中葉（即北魏道武帝至東魏孝靜帝）的歷史，內容涉及到它的發展興盛、統一北方、實現封建化和門閥化的過程，以及北魏、東魏與南朝宋、齊、梁三朝關係的歷史；《魏書·序紀》還追敘拓跋氏的遠祖至二十餘代的史事，雖未可盡信，但卻大致闡述了拓跋氏的歷史淵源。因此，研讀《魏書》，對於認識我國歷史是由多民族共同締造的這一客觀事實，必定會有很大的收穫。
《魏書》的另一個特點，是它的作者在反映時代特點方面的自覺性。除了它的列傳具有比《宋書》更突出的傢傳色彩以外，值得註意的是它的志。《魏書》的志，新增《官氏志》、《釋老志》兩篇。魏收在《前上十志啓》中說，這兩篇志所記述的內容是“魏代之急”、“當今之重”。《官氏志》首記官製，後敘姓族，是反映北魏統治封建化、門閥化的重要文獻。《釋老志》記佛、道二教，以記佛教為主。它敘述了佛教在中國傳播的過程，詳細記載了它在北魏的興衰史。重姓族，崇佛教，這正是當時的社會風尚和歷史特點。
這兩個特點，也可以看作是《魏書》的主要成就。
歷史上有不少人批評《魏書》，僅劉知幾《史通》一書，批評魏收及其《魏書》的地方，就有數十處之多。但歷史上也是有人肯定它的。唐初，許多史傢認為《魏書》“已為詳備”；李延壽更是稱贊它“追蹤班、馬，婉而有則，繁而不蕪，持論序言，鈎沉致遠”。隋唐時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載而下，諸傢盡亡，《魏書》獨存，說明它是經得起歷史的選擇的。
鮮卑族是我國古代東北大興安嶺東麓一個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紀末，隨着匈奴帝國的解體，鮮卑族逐漸嚮西遷徙，成為大漠一個強大的民族集團，公元三世紀初，鮮卑拓跋部首領猗盧在塞北建立了代國，公元376年，代政權被氏族建立的前秦消滅。公元386年，拓跋鮮卑各部復擁拓跋為代王，重建政權。拓跋解散了拓跋鮮卑
原有的部落組織，定居農耕，遷都平城，於公元398年改稱魏，史稱北魏。由於吸收先進的漢族文化，北魏國力日益強盛，終於在公元439年統一中國北方，結束了十六國時期的動蕩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改姓元氏，推行了一係列漢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時，北魏達到鼎盛時期，在西邊奪取漢中，進窺巴蜀，在東邊鞏固了洛陽周邊的防禦，並與梁朝爭奪淮南，但不久就由於政治腐敗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潰，分為東魏和西魏兩個對峙的政權。《魏書》記載了鮮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東魏被北齊取代這一階段的歷史。
雖然如此，十志還是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材料。食貨志記錄了太和九年（485年）的均田令和與此相關的三長製和租調製，是研究北魏和以後三百年封建土地所有製的基本材料。關於貨幣的記載，有助於對當時北魏境內各地社會經濟的瞭解。靈徵志的上捲留下北魏建國以來一百五十年間的各地地震記錄。官氏志和釋老志是魏收創立的志目。官氏志的姓氏部分列舉拓跋部和所屬部落，氏族的姓氏和元宏所改漢姓，為後來姓氏書基本材料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拓跋部族的形成和當時各族的部落、氏族的分並離合。釋老志敘述了佛教在北方的傳播和寇謙之修改道教的經過。志中反映了世俗地主和寺院地主的矛盾，特別是反映了寺院所屬奴隸和依附人口所遭到的地租剝削和高利貸剝削，這不僅是有關寺院經濟的重要資料，而且也有助於對當時全部封建剝削制度的瞭解。
不管紀傳和志，魏書都載入大量無關重要的詔令、奏議，以致篇幅臃腫。但卻也保存了一些有價值的資料，例如李安世傳載請均田疏，張普惠傳載論長尺大鬥和賦稅疏等，有助於對北魏均田製和殘酷剝削的瞭解。書中所載文章詩歌是後人搜輯北魏詩文的主要來源。
魏書在宋初業已殘缺，嘉佑六年（1061年）曾命館閣官校勘魏書和宋、齊、梁、陳、北齊、周書。今魏書前有目錄序，署名為劉攽、劉恕、安燾和范祖禹，不記年月，大致當在治平四年至熙寧三年（1067--1070）間。二劉和祖禹都是宋代有名史學家，尤其劉恕精熟南北朝史事。他們作了較細緻的校勘，查出本書殘缺為後人所補各捲，並比對了修文殿御覽、北史和唐人各種史鈔、史目，將補缺各捲的來源“各疏於逐捲之末”，目錄中也註明那一些捲“闕”或“不全”。今將補闕各捲的宋人校語移入校記，目錄傳本錯誤，有原闕無註，或不闕而註闕，今皆改正。通計全闕二十六捲，不全者三捲。
北宋初刻的確切年月無考，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至遲不晚於政和中。這個初刻本當時就流傳不廣，南宋紹興十四年（1144）曾在四川翻刻魏書和其他六史，這兩種本子都沒有傳下來。傳下來的魏書最早刻本也是南宋翻刻，但傳世的這個本子都有元、明二朝補版，即所謂“三朝本”。1935年商務印書館影印的所謂“宋蜀大字本”，其實也就是這種三朝本。北京圖書館藏魏書善本三部，也都是三朝本，該館善本書目七三五四號一種和商務印書館影印所據底本相近。
清代以來關於魏書的補表補志有：萬斯同：《魏諸帝統係圖》。
萬斯同：《魏諸王世表》。
萬斯同：《魏異姓諸王世表》。
萬斯同：《魏外戚諸王世衰》。
萬斯同：《魏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西魏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東魏將相大臣年表》。
吳廷燮：《元魏方鎮年表》。以州為綱，每州之下按年記途任刺史之人名，並舉出處。序文中概括敘述北魏疆域之開拓，較《地形志》更為簡要有用。
溫曰鑒：《魏書地形志校錄》。書名校錄，實為據正史及各種古地志為《地形志》訂訛補缺。雖未能恢復拓跋氏疆域全貌，足供利用《地形志》時參考。
盧文弨：《魏書禮志校補》。據《通典》補《禮志》第十四之缺頁。
陳毅：《魏書宮氏志疏證》。
𠔌霽光：《補魏書兵志》。
羅振玉（1866—1940）：《魏書宗室傳註及表》。據出土墓志註《魏書》神元平文諸帝子孫至孝文五王列傳，訂正名字年月誤字，補充世係官爵。附宗室世係表，增補周嘉猷表之脫漏。書成於1924年，以後出土的很多墓志未及利用。
朱祖延：《北魏佚書考》。清代謝啓昆（1737—1802），字藴山，撰《西魏書》二十四捲，紀、傳、載記之外，有三表（封爵、大事、異域）、四考（紀象、儀製、地域、百官）。材料來源於正史及《通鑒》等，可供參閱，不宜作為史料引用。
早在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權時，就曾由鄧淵編寫代記十餘捲，以後崔浩、高允等繼續編寫魏史，都采用編年體。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李彪參加修史，始改為紀傳體，大概編寫到拓跋弘統治時代。以後，邢巒、崔鴻等先後編寫了高祖（元宏）、世宗（元恪）、肅宗（元詡）三朝的起居註。北魏原有鄧淵所撰《代記》、崔浩所撰《國書》等編年史，和李彪、崔光改修的紀傳體史書等，為魏收取材所資，今皆亡佚。南朝著作如瀋約《宋書》等，魏收當亦得見。他於天保二年（551）奉詔撰魏史，五年（554）完成。雖有高隆之任總監，房延佑等六人協助斟酌，主要由魏收執筆。
魏收以前和同時代人曾經編寫過魏史和其他資料，隋、唐時期也有人另寫過幾種魏書，這些書都沒有傳下來。唐代李延壽的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書的節錄。因此，魏書是現存敘述北魏歷史的最原始和比較完備的資料。
魏收（505－572），字伯起，北齊鉅鹿下麯陽（今河北晉縣西）人，歷仕北魏、東魏、北齊三朝。他15歲已能屬文，顯露才華。入仕後，曾任太學博士等職。26歲遷散騎侍郎，典起居註，並修國史，兼中書侍郎。在東魏，官至秘書監，兼著作郎，定州大中正。入北齊,任中書令,兼著作郎。北齊天保二年（551年），他正式受命撰魏史。這距他開始接觸有關魏史的工作，已有二十年的歷史了。當時，文宣帝高洋對他說：“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高洋這個人在歷史上並不怎麽樣，但他能講出這樣的話，也是難得的。魏收撰《魏書》，可以直接繼承、藉鑒的文獻並不多。據他自己說，可資參考者，主要有鄧淵的《代記》十餘捲，崔浩的編年體《國書》（一稱《國記》），李彪改編年體為紀、表、志、傳綜合體國史等，但這些都不是完整的成品；再就是邢巒、崔鴻、王遵業等撰孝文帝以下三朝《起居註》和元暉業撰的《辨宗室錄》；其餘就是當時還能見到的有關譜碟、傢傳。魏收與房延佑、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幹等“博總斟酌”，衹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就撰成《魏書》一百三十篇：帝紀十四篇，列傳九十六篇，志二十篇。魏收自認為是“勒成一代大典”的盛事。
不料，《魏書》的撰成，在北齊統治集團中卻掀起了一陣陣軒然大波。有人說，《魏書》“遺其傢世職位”；有人說，“其傢不見記載”；也有人說，《魏書》記事“妄有非毀”，等等，一時間鬧得“群口沸騰”。這場風波對當時和後世都産生了不小的影響，一是北齊皇帝高洋、高演、高湛都相繼過問此事；二是在十幾年中魏收兩次奉命對《魏書》作了修改；三是於“衆口渲然”中《魏書》被有些人稱作“穢史”。這最後一條，影響所及，直至於今。
魏收是東魏、北齊間的主要作傢。“自武定二年(544年)已後,國傢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北齊書》本傳）。他的年輩小於溫子□、邢劭，而文譽齊名，世稱“三纔”。溫子□死後，他與邢劭是北齊文壇兩大派的領袖,“邢賞服瀋約而輕任□,魏愛慕任□而毀瀋約”，“各為朋黨”,互相譏訐。當時人祖□評論說:“任、瀋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顔之推《顔氏傢訓·文章》)大體中肯。
以今天的眼光怎樣看待《魏書》所引起的這場風波呢？至少有兩點是值得註意的。第一，在門閥地主居於統治地位的時代，死人的歷史地位直接關係到活人的現實利益，這比封建社會任何其他時期都更為突出。唯其如此，門閥地主對其傢世、郡望、先人的職位纔這樣敏感，這樣關心。《魏書》的風波，不過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地主直接幹預史書編撰工作的一個突出例子罷了。第二，不論是當時的人以《魏書》在記述門閥地主傢世時的某些“不實”為理由。還是後人以《魏書》“黨齊毀魏”（回護北齊而詆毀東魏）為口實，把《魏書》稱作“穢史”，都是不妥當的。麯筆，一嚮為正直的史傢和讀者所唾棄，無疑是應當反對的；但也不能因為一部史書存在某些麯筆就全然否定它，以致謚為“穢史”。麯筆和穢史，既有聯繫，又不可完全等同起來。否則，就會把許多存在麯筆的史書都視為“穢史”，那是極不妥當的。《魏書》的風波所造成的影響，直到今天還沒有完全消失。因此，澄清這些問題，是我們研讀《魏書》所必要的。
《魏書》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也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它是我國封建社會歷代“正史”中第一部專記少數民族政權史事的著作。過去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古代的史書是記載漢族的歷史。其實，這個看法並不是很妥帖的。自《史記》、《漢書》開始，歷代“正史”中都有少數民族歷史記載的專篇。十六國時，出現了許多記述各個割據政權史事的專書，可惜大部分都失傳了。《魏書》記述了我國北方鮮卑族拓跋部從四世紀末葉至六世紀中葉（即北魏道武帝至東魏孝靜帝）的歷史，內容涉及到它的發展興盛、統一北方、實現封建化和門閥化的過程，以及北魏、東魏與南朝宋、齊、梁三朝關係的歷史；《魏書·序紀》還追敘拓跋氏的遠祖至二十餘代的史事，雖未可盡信，但卻大致闡述了拓跋氏的歷史淵源。因此，研讀《魏書》，對於認識我國歷史是由多民族共同締造的這一客觀事實，必定會有很大的收穫。
《魏書》的另一個特點，是它的作者在反映時代特點方面的自覺性。除了它的列傳具有比《宋書》更突出的傢傳色彩以外，值得註意的是它的志。《魏書》的志，新增《官氏志》、《釋老志》兩篇。魏收在《前上十志啓》中說，這兩篇志所記述的內容是“魏代之急”、“當今之重”。《官氏志》首記官製，後敘姓族，是反映北魏統治封建化、門閥化的重要文獻。《釋老志》記佛、道二教，以記佛教為主。它敘述了佛教在中國傳播的過程，詳細記載了它在北魏的興衰史。重姓族，崇佛教，這正是當時的社會風尚和歷史特點。
這兩個特點，也可以看作是《魏書》的主要成就。
歷史上有不少人批評《魏書》，僅劉知幾《史通》一書，批評魏收及其《魏書》的地方，就有數十處之多。但歷史上也是有人肯定它的。唐初，許多史傢認為《魏書》“已為詳備”；李延壽更是稱贊它“追蹤班、馬，婉而有則，繁而不蕪，持論序言，鈎沉致遠”。隋唐時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載而下，諸傢盡亡，《魏書》獨存，說明它是經得起歷史的選擇的。
鮮卑族是我國古代東北大興安嶺東麓一個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紀末，隨着匈奴帝國的解體，鮮卑族逐漸嚮西遷徙，成為大漠一個強大的民族集團，公元三世紀初，鮮卑拓跋部首領猗盧在塞北建立了代國，公元376年，代政權被氏族建立的前秦消滅。公元386年，拓跋鮮卑各部復擁拓跋為代王，重建政權。拓跋解散了拓跋鮮卑
原有的部落組織，定居農耕，遷都平城，於公元398年改稱魏，史稱北魏。由於吸收先進的漢族文化，北魏國力日益強盛，終於在公元439年統一中國北方，結束了十六國時期的動蕩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改姓元氏，推行了一係列漢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時，北魏達到鼎盛時期，在西邊奪取漢中，進窺巴蜀，在東邊鞏固了洛陽周邊的防禦，並與梁朝爭奪淮南，但不久就由於政治腐敗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潰，分為東魏和西魏兩個對峙的政權。《魏書》記載了鮮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東魏被北齊取代這一階段的歷史。
雖然如此，十志還是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材料。食貨志記錄了太和九年（485年）的均田令和與此相關的三長製和租調製，是研究北魏和以後三百年封建土地所有製的基本材料。關於貨幣的記載，有助於對當時北魏境內各地社會經濟的瞭解。靈徵志的上捲留下北魏建國以來一百五十年間的各地地震記錄。官氏志和釋老志是魏收創立的志目。官氏志的姓氏部分列舉拓跋部和所屬部落，氏族的姓氏和元宏所改漢姓，為後來姓氏書基本材料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拓跋部族的形成和當時各族的部落、氏族的分並離合。釋老志敘述了佛教在北方的傳播和寇謙之修改道教的經過。志中反映了世俗地主和寺院地主的矛盾，特別是反映了寺院所屬奴隸和依附人口所遭到的地租剝削和高利貸剝削，這不僅是有關寺院經濟的重要資料，而且也有助於對當時全部封建剝削制度的瞭解。
不管紀傳和志，魏書都載入大量無關重要的詔令、奏議，以致篇幅臃腫。但卻也保存了一些有價值的資料，例如李安世傳載請均田疏，張普惠傳載論長尺大鬥和賦稅疏等，有助於對北魏均田製和殘酷剝削的瞭解。書中所載文章詩歌是後人搜輯北魏詩文的主要來源。
魏書在宋初業已殘缺，嘉佑六年（1061年）曾命館閣官校勘魏書和宋、齊、梁、陳、北齊、周書。今魏書前有目錄序，署名為劉攽、劉恕、安燾和范祖禹，不記年月，大致當在治平四年至熙寧三年（1067--1070）間。二劉和祖禹都是宋代有名史學家，尤其劉恕精熟南北朝史事。他們作了較細緻的校勘，查出本書殘缺為後人所補各捲，並比對了修文殿御覽、北史和唐人各種史鈔、史目，將補缺各捲的來源“各疏於逐捲之末”，目錄中也註明那一些捲“闕”或“不全”。今將補闕各捲的宋人校語移入校記，目錄傳本錯誤，有原闕無註，或不闕而註闕，今皆改正。通計全闕二十六捲，不全者三捲。
北宋初刻的確切年月無考，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至遲不晚於政和中。這個初刻本當時就流傳不廣，南宋紹興十四年（1144）曾在四川翻刻魏書和其他六史，這兩種本子都沒有傳下來。傳下來的魏書最早刻本也是南宋翻刻，但傳世的這個本子都有元、明二朝補版，即所謂“三朝本”。1935年商務印書館影印的所謂“宋蜀大字本”，其實也就是這種三朝本。北京圖書館藏魏書善本三部，也都是三朝本，該館善本書目七三五四號一種和商務印書館影印所據底本相近。
清代以來關於魏書的補表補志有：萬斯同：《魏諸帝統係圖》。
萬斯同：《魏諸王世表》。
萬斯同：《魏異姓諸王世表》。
萬斯同：《魏外戚諸王世衰》。
萬斯同：《魏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西魏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東魏將相大臣年表》。
吳廷燮：《元魏方鎮年表》。以州為綱，每州之下按年記途任刺史之人名，並舉出處。序文中概括敘述北魏疆域之開拓，較《地形志》更為簡要有用。
溫曰鑒：《魏書地形志校錄》。書名校錄，實為據正史及各種古地志為《地形志》訂訛補缺。雖未能恢復拓跋氏疆域全貌，足供利用《地形志》時參考。
盧文弨：《魏書禮志校補》。據《通典》補《禮志》第十四之缺頁。
陳毅：《魏書宮氏志疏證》。
𠔌霽光：《補魏書兵志》。
羅振玉（1866—1940）：《魏書宗室傳註及表》。據出土墓志註《魏書》神元平文諸帝子孫至孝文五王列傳，訂正名字年月誤字，補充世係官爵。附宗室世係表，增補周嘉猷表之脫漏。書成於1924年，以後出土的很多墓志未及利用。
朱祖延：《北魏佚書考》。清代謝啓昆（1737—1802），字藴山，撰《西魏書》二十四捲，紀、傳、載記之外，有三表（封爵、大事、異域）、四考（紀象、儀製、地域、百官）。材料來源於正史及《通鑒》等，可供參閱，不宜作為史料引用。
《北齊書》，共有五十捲，其中本紀八捲，列傳四十二捲，唐李百藥撰。
北魏末年，北方六鎮發生聲勢浩大的反叛浪潮，後出身於懷朔鎮低級武官的高歡獲得了對二十餘萬鮮卑人的領導權，控製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歡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長安，高歡於是另立孝靜帝元善見，遷都鄴城，史稱東魏。公元550年，高歡之子高洋廢孝靜帝自立，建立北齊。東魏、北齊統治區域南至長江，與梁、陳兩朝先後對峙，西邊在今山西、河南、湖北，與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齊被北周吞併。
從北齊到隋的五十年間，曾先後有人編寫出幾種不同體裁的北齊史，其中有隋李德林的紀傳體齊書和王劭的編年體齊志。公元622年（唐武德五年），唐高祖指派裴矩、祖孝孫、魏徵重寫北齊史，長期沒有寫成。629年（貞觀三年），唐太宗專設梁、陳、齊、周、隋五朝史的編寫機構，命李百藥寫北齊史。他在其父李德林齊書基礎上參考王劭齊志擴充改寫，636年（貞觀十年）全書完成。
《北齊書》本名《齊書》，宋時纔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雖以記載北齊歷史為主，但實際上記述了從高歡起兵到北齊滅亡前後約八十年的歷史，集中反映了東魏、北齊王朝的盛衰興亡。
《北齊書》的作者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生於565年，去世於648年，享年84歲。李百藥出身於仕宦家庭。父親李德林字公輔，北齊時官至中書侍郎，參與國史修撰，編成紀傳體《齊史》27捲，入隋官至內史令，封安平公，任內又奉詔續修《齊史》，全書未成而卒。李百藥自幼受到家庭影響，少年時就好學博聞，富於獨立見解。父親李德林（公元530--590）字公輔，北齊時官至中書侍郎，參與國史修撰，編成紀傳體《齊史》27捲，入隋官至內史令，封安平公，任內又奉詔續修《齊史》，全書未成而卒。李百藥自幼受到家庭影響，少年時就好學博聞，富於獨立見解。李百藥在隋開皇初年曾任東宮通事捨人、太子捨人、禮部員外郎等職，還承襲了父親李德林的安平公爵位。李百藥在隋開皇初年曾任東宮通事捨人、太子捨人、禮部員外郎等職，還承襲了父親李德林的安平公爵位。他的才能得到隋文帝賞識，一時朝中奏議文告，多出自他的手筆。隋煬帝時他受到排擠，官運蹇滯。隋朝末年農民大起義時，他曾被脅裹到瀋法興、李子通、杜伏威等人的隊伍中。入唐後，他受到唐太宗的重用，起用為中書捨人，賜爵安平縣男，又任禮部侍郎，最後官至宗正卿，封安平縣子。李百藥在唐太宗時參加了製定《五禮》及律令的工作。在輔佐太子李承乾之時，對承乾漫遊無度的行為數有匡正，對於朝中的其他政事，也不時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政治上有些作為。他除擅長文章外，還很善於寫詩。現在他的傳世之作有詩20餘首，文章13篇，以及被列入二十四史的《北齊書》。
唐朝初建之時，高祖就下令修撰前代缺略各史，可是由於組織不力，經數年竟無成果。太宗貞觀三年（629年），李世民又下詔修前朝史書，李百藥接受了撰修齊史的任務。在他父親舊稿基礎上，他幾經刪改、增補，於貞觀十年（636年）修成了50捲的《齊書》（後人為與《南齊書》區別，改稱《北齊書》）。
《北齊書》的撰修，吸收了前人修史的成果，北齊歷史的撰修，從高齊政權到隋朝，一直未曾中斷，修成了多部起居註、實錄和國史。此外記錄北齊歷史的專著還有李德林《齊書》24捲，王劭《齊志》20捲，復為《齊書》100捲，崔子發《齊紀》30捲，杜臺卿《齊紀》和姚最《北齊紀》20捲等。
這些史書經李百藥別擇去取，充實了《北齊書》的內容。
《北齊書》貫徹了以史為鑒的宗旨。李百藥自身經歷過朝代更迭之時的盛衰變化，對於總結政治得失的經驗教訓是很有一些看法的。他在書中集中揭露了以高洋為代表的北齊統治者的淫逸殘暴，總結了北齊滅亡的教訓。如文宣帝高洋是開國之君，建國之初，還留心政務，註意興利除弊以安定天下。過了六七年之後，他原形畢露，肆行淫暴。他徵集婦女在宮中與從官淫亂，觀之以取樂，又晝夜酗酒，酒後則以殺人為戲。為了滿足奢欲，他不惜勞擾民衆，使百役繁興，民不聊生。對於臣下他肆行殺戮，結果把自己弄成了孤傢寡人，把天下攪得不得安寧。高洋以後的政治狀況也是“政塞道喪”、“主暗時艱”，結果等待高齊政權的就衹能是敗亡的命運了。《北齊書》詳記了當時階級鬥爭的情況，也有很突出的藉鑒意味。在原書17捲中記載了杜洛周、葛榮、韓木蘭、柴覽、盧仲延、田竜、潘集、李延孫、張儉、路紹遵、劉盤陀、杜靈椿、陳暄、鄭子饒等數次各族人民起義的事實。這些記載雖稍簡略，卻是研究東魏、北齊時期有關農民起義的重要史料。這些史料在《北史》中多被刪除，更可見其價值的珍貴。
書中關於思想文化方面的記載也是豐富的。在科學技術方面，書中記載了信都芳和綦母懷文的事跡。從《北齊書》的記載中我們瞭解到：信都芳是個發明傢，他明習算學，為發明之事常常廢寢忘食。他著有《器準圖》3捲，書中把古來渾天、地動、欹器、漏刻等發明匯編在一起，配上圖樣及文字說明，是一部可貴的古代科學發明史專著。綦母懷文是灌鋼技術的發明者。他總結勞動人民的經驗，發明了用生鐵灌註熟鐵之中的灌鋼冶煉法，用這種材料製造的刀，能砍透三十層鎧甲。通過《北齊書》，我們知道灌鋼技術的發明在我國約有1500年的歷史，比歐洲的煉鋼法要早上1000多年。在學術思想方面，書中記載了佛、道二教在當時的流傳情況，也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此的一些看法。《樊遜傳》記載樊遜評論二教：“……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又末葉以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黑，以為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
這樣的思想材料是很寶貴的。書中的《杜弼傳》反映邢邵反對佛教唯心主義的論辯，具有理論性質。邢邵繼承範縝的唯物主義思想，對佛教生死輪回、靈魂不死等教義進行了批判。
他說“人死還生，恐為蛇足”，對生死輪回的說法加以否定。
他繼承東漢桓譚以來用燭與火來比喻形神關係的說法，指出“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有力地回擊了佛教靈魂不滅的謬說。邢邵的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北齊書》對此加以記述的意義則不言自明。
《北齊書》在體例上也有可取之處。北齊朝建立於文宣帝高洋，但他的開國事業是由高歡和高澄奠定的。《北齊書》在本紀中首列《神武本紀》和《文襄本紀》，追敘北齊建國前的史事，既可交待清楚北齊建國的歷史起源，又可補充北魏晚期的歷史事實，是很得史學要領的。這種寫法創始於陳壽的《三國志》，魏收寫《魏書》改造運用了這一方法。李百藥把它運用於《北齊書》的撰寫之中，體現了他歷史見解的卓越。
《北齊書》還具有敘事簡要的特點。李百藥修史態度認真，下筆不苟，對於瑣言碎語及一些荒誕不經的史實，作了大量刪削，這是本書的一個很大優點。但由於作者水平的緣故，撿起芝麻丟了西瓜的情況，在書中是存在的，這又成了書中的一個缺點。對此劉知幾、王鳴盛、趙翼等史傢都曾作過評論。
其中趙翼的說法比較客觀一些。趙翼在《陔餘叢考》中把《北齊書》和《北史》作了比較，舉出實例論證這兩部書在記事的繁簡方面互有得失。因此從史料價值上看，二書長期並存，互相補充還是比較適當的。
《北齊書》貫徹了封建正宗思想。對於北齊政權的建立，書中作了一些神異的描寫，如寫高洋出生前有赤光照室，出生時“鱗身、重踝”，即位時“京師獲赤雀”等等，以此證明封建政權的建立是天命所歸，這是書中最主要的糟粕所在。
《北齊書》的列傳中，存在着敘事年代紊亂的毛病，對此劉知幾在《史通》中作過分析。
北齊政權中，皇族內部叔侄、兄弟相互殘殺，使這個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換了六個皇帝。《北齊書》對封建統治者之間的權勢爭奪有較多的敘述。
傳本北齊書大部分出於後人所補，用北史補的部份，北史具在，而且補的人還常有刪節，這部份基本上可有可無；另一部份用唐人史鈔補的，雖也出於北齊書，但把原文刪節得不像樣子，除個別地方可供參考外，價值也很低。然而從五十捲全書來說，包括補缺部份在內，它留下了這段歷史的比較全而的材料。其中保留下來的十七捲李百藥原文，還保存了一些不見他書的有用的材料。此外，在具體敘事上，北史常有刪改北齊書而錯了的，也可憑本書糾正。如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義是南北朝時期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一次武裝起義，北齊書記載了各地起義軍活動的材料，有一些在北史中就作了刪削（李元忠附李愍傳、叱列平傳等）。
在唐初同時編寫的各史中，北齊書對當時封建統治者的醜事記載較多。這是由於隋唐兩朝繼承北周，北齊是一個被戰敗滅亡的割據政權，被認為是“僣偽”，隋唐編寫北齊史就相對地較少忌諱，同時也藉此證明周滅齊是所謂“有道伐無道”。北齊書之較多揭露性的記敘，也是同吸收王劭齊志的記載有關。劉知幾說，王劭齊志敘事生動，語言通俗，這兩點在北齊書中也仍然有所體現。
李德林父子生長於齊代，掌握資料方便，而成書又遠在齊亡之後，寫作顧慮較少。隋王劭著《齊志》，記載北齊事忠實可據。多用當時口語，如實傳達時人風貌，尤為劉知幾所贊賞。李百藥可能也充分利用了王劭的著作，所以《北齊書》中頗保留生動的口語。可惜的是，《北齊書》自北宋時即亡伏約三分之二，現存李百藥原書衹有捲四、捲十二、捲十六至廿五、捲四十一至四十五、捲五十，其他都是後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補，這使《北齊書》的價值大大降低。然而，《北齊書》又畢竟是幸運的。這是因為，後人用以補成《北齊書》佚文的材料，主要來源於唐代史學家李延壽所撰《北史》中的北齊史部分。有趣的是，李延壽《北史》撰成於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年），上距《北齊書》成書僅二十三年；其時《北齊書》尚屬完璧，而《北史》的北齊史部分則多采自《北齊書》。由於《北史》在流傳中沒有遭到損失，故後人據《北史》以補《北齊書》，在文字上雖非盡屬李百藥原文，但在內容上則不失存其本相。唯其如此，我們今天讀的《北齊書》，署為李百藥所撰，應是毫無疑義的。
《北齊書》的補表有：
萬斯同：《北齊諸王世表》。
萬斯同：《北齊異姓諸王世表》。
萬斯同：《北齊將相大臣年表》。
北魏末年，北方六鎮發生聲勢浩大的反叛浪潮，後出身於懷朔鎮低級武官的高歡獲得了對二十餘萬鮮卑人的領導權，控製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歡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長安，高歡於是另立孝靜帝元善見，遷都鄴城，史稱東魏。公元550年，高歡之子高洋廢孝靜帝自立，建立北齊。東魏、北齊統治區域南至長江，與梁、陳兩朝先後對峙，西邊在今山西、河南、湖北，與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齊被北周吞併。
從北齊到隋的五十年間，曾先後有人編寫出幾種不同體裁的北齊史，其中有隋李德林的紀傳體齊書和王劭的編年體齊志。公元622年（唐武德五年），唐高祖指派裴矩、祖孝孫、魏徵重寫北齊史，長期沒有寫成。629年（貞觀三年），唐太宗專設梁、陳、齊、周、隋五朝史的編寫機構，命李百藥寫北齊史。他在其父李德林齊書基礎上參考王劭齊志擴充改寫，636年（貞觀十年）全書完成。
《北齊書》本名《齊書》，宋時纔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雖以記載北齊歷史為主，但實際上記述了從高歡起兵到北齊滅亡前後約八十年的歷史，集中反映了東魏、北齊王朝的盛衰興亡。
《北齊書》的作者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生於565年，去世於648年，享年84歲。李百藥出身於仕宦家庭。父親李德林字公輔，北齊時官至中書侍郎，參與國史修撰，編成紀傳體《齊史》27捲，入隋官至內史令，封安平公，任內又奉詔續修《齊史》，全書未成而卒。李百藥自幼受到家庭影響，少年時就好學博聞，富於獨立見解。父親李德林（公元530--590）字公輔，北齊時官至中書侍郎，參與國史修撰，編成紀傳體《齊史》27捲，入隋官至內史令，封安平公，任內又奉詔續修《齊史》，全書未成而卒。李百藥自幼受到家庭影響，少年時就好學博聞，富於獨立見解。李百藥在隋開皇初年曾任東宮通事捨人、太子捨人、禮部員外郎等職，還承襲了父親李德林的安平公爵位。李百藥在隋開皇初年曾任東宮通事捨人、太子捨人、禮部員外郎等職，還承襲了父親李德林的安平公爵位。他的才能得到隋文帝賞識，一時朝中奏議文告，多出自他的手筆。隋煬帝時他受到排擠，官運蹇滯。隋朝末年農民大起義時，他曾被脅裹到瀋法興、李子通、杜伏威等人的隊伍中。入唐後，他受到唐太宗的重用，起用為中書捨人，賜爵安平縣男，又任禮部侍郎，最後官至宗正卿，封安平縣子。李百藥在唐太宗時參加了製定《五禮》及律令的工作。在輔佐太子李承乾之時，對承乾漫遊無度的行為數有匡正，對於朝中的其他政事，也不時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政治上有些作為。他除擅長文章外，還很善於寫詩。現在他的傳世之作有詩20餘首，文章13篇，以及被列入二十四史的《北齊書》。
唐朝初建之時，高祖就下令修撰前代缺略各史，可是由於組織不力，經數年竟無成果。太宗貞觀三年（629年），李世民又下詔修前朝史書，李百藥接受了撰修齊史的任務。在他父親舊稿基礎上，他幾經刪改、增補，於貞觀十年（636年）修成了50捲的《齊書》（後人為與《南齊書》區別，改稱《北齊書》）。
《北齊書》的撰修，吸收了前人修史的成果，北齊歷史的撰修，從高齊政權到隋朝，一直未曾中斷，修成了多部起居註、實錄和國史。此外記錄北齊歷史的專著還有李德林《齊書》24捲，王劭《齊志》20捲，復為《齊書》100捲，崔子發《齊紀》30捲，杜臺卿《齊紀》和姚最《北齊紀》20捲等。
這些史書經李百藥別擇去取，充實了《北齊書》的內容。
《北齊書》貫徹了以史為鑒的宗旨。李百藥自身經歷過朝代更迭之時的盛衰變化，對於總結政治得失的經驗教訓是很有一些看法的。他在書中集中揭露了以高洋為代表的北齊統治者的淫逸殘暴，總結了北齊滅亡的教訓。如文宣帝高洋是開國之君，建國之初，還留心政務，註意興利除弊以安定天下。過了六七年之後，他原形畢露，肆行淫暴。他徵集婦女在宮中與從官淫亂，觀之以取樂，又晝夜酗酒，酒後則以殺人為戲。為了滿足奢欲，他不惜勞擾民衆，使百役繁興，民不聊生。對於臣下他肆行殺戮，結果把自己弄成了孤傢寡人，把天下攪得不得安寧。高洋以後的政治狀況也是“政塞道喪”、“主暗時艱”，結果等待高齊政權的就衹能是敗亡的命運了。《北齊書》詳記了當時階級鬥爭的情況，也有很突出的藉鑒意味。在原書17捲中記載了杜洛周、葛榮、韓木蘭、柴覽、盧仲延、田竜、潘集、李延孫、張儉、路紹遵、劉盤陀、杜靈椿、陳暄、鄭子饒等數次各族人民起義的事實。這些記載雖稍簡略，卻是研究東魏、北齊時期有關農民起義的重要史料。這些史料在《北史》中多被刪除，更可見其價值的珍貴。
書中關於思想文化方面的記載也是豐富的。在科學技術方面，書中記載了信都芳和綦母懷文的事跡。從《北齊書》的記載中我們瞭解到：信都芳是個發明傢，他明習算學，為發明之事常常廢寢忘食。他著有《器準圖》3捲，書中把古來渾天、地動、欹器、漏刻等發明匯編在一起，配上圖樣及文字說明，是一部可貴的古代科學發明史專著。綦母懷文是灌鋼技術的發明者。他總結勞動人民的經驗，發明了用生鐵灌註熟鐵之中的灌鋼冶煉法，用這種材料製造的刀，能砍透三十層鎧甲。通過《北齊書》，我們知道灌鋼技術的發明在我國約有1500年的歷史，比歐洲的煉鋼法要早上1000多年。在學術思想方面，書中記載了佛、道二教在當時的流傳情況，也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此的一些看法。《樊遜傳》記載樊遜評論二教：“……淮南成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又末葉以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黑，以為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
這樣的思想材料是很寶貴的。書中的《杜弼傳》反映邢邵反對佛教唯心主義的論辯，具有理論性質。邢邵繼承範縝的唯物主義思想，對佛教生死輪回、靈魂不死等教義進行了批判。
他說“人死還生，恐為蛇足”，對生死輪回的說法加以否定。
他繼承東漢桓譚以來用燭與火來比喻形神關係的說法，指出“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有力地回擊了佛教靈魂不滅的謬說。邢邵的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北齊書》對此加以記述的意義則不言自明。
《北齊書》在體例上也有可取之處。北齊朝建立於文宣帝高洋，但他的開國事業是由高歡和高澄奠定的。《北齊書》在本紀中首列《神武本紀》和《文襄本紀》，追敘北齊建國前的史事，既可交待清楚北齊建國的歷史起源，又可補充北魏晚期的歷史事實，是很得史學要領的。這種寫法創始於陳壽的《三國志》，魏收寫《魏書》改造運用了這一方法。李百藥把它運用於《北齊書》的撰寫之中，體現了他歷史見解的卓越。
《北齊書》還具有敘事簡要的特點。李百藥修史態度認真，下筆不苟，對於瑣言碎語及一些荒誕不經的史實，作了大量刪削，這是本書的一個很大優點。但由於作者水平的緣故，撿起芝麻丟了西瓜的情況，在書中是存在的，這又成了書中的一個缺點。對此劉知幾、王鳴盛、趙翼等史傢都曾作過評論。
其中趙翼的說法比較客觀一些。趙翼在《陔餘叢考》中把《北齊書》和《北史》作了比較，舉出實例論證這兩部書在記事的繁簡方面互有得失。因此從史料價值上看，二書長期並存，互相補充還是比較適當的。
《北齊書》貫徹了封建正宗思想。對於北齊政權的建立，書中作了一些神異的描寫，如寫高洋出生前有赤光照室，出生時“鱗身、重踝”，即位時“京師獲赤雀”等等，以此證明封建政權的建立是天命所歸，這是書中最主要的糟粕所在。
《北齊書》的列傳中，存在着敘事年代紊亂的毛病，對此劉知幾在《史通》中作過分析。
北齊政權中，皇族內部叔侄、兄弟相互殘殺，使這個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換了六個皇帝。《北齊書》對封建統治者之間的權勢爭奪有較多的敘述。
傳本北齊書大部分出於後人所補，用北史補的部份，北史具在，而且補的人還常有刪節，這部份基本上可有可無；另一部份用唐人史鈔補的，雖也出於北齊書，但把原文刪節得不像樣子，除個別地方可供參考外，價值也很低。然而從五十捲全書來說，包括補缺部份在內，它留下了這段歷史的比較全而的材料。其中保留下來的十七捲李百藥原文，還保存了一些不見他書的有用的材料。此外，在具體敘事上，北史常有刪改北齊書而錯了的，也可憑本書糾正。如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義是南北朝時期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一次武裝起義，北齊書記載了各地起義軍活動的材料，有一些在北史中就作了刪削（李元忠附李愍傳、叱列平傳等）。
在唐初同時編寫的各史中，北齊書對當時封建統治者的醜事記載較多。這是由於隋唐兩朝繼承北周，北齊是一個被戰敗滅亡的割據政權，被認為是“僣偽”，隋唐編寫北齊史就相對地較少忌諱，同時也藉此證明周滅齊是所謂“有道伐無道”。北齊書之較多揭露性的記敘，也是同吸收王劭齊志的記載有關。劉知幾說，王劭齊志敘事生動，語言通俗，這兩點在北齊書中也仍然有所體現。
李德林父子生長於齊代，掌握資料方便，而成書又遠在齊亡之後，寫作顧慮較少。隋王劭著《齊志》，記載北齊事忠實可據。多用當時口語，如實傳達時人風貌，尤為劉知幾所贊賞。李百藥可能也充分利用了王劭的著作，所以《北齊書》中頗保留生動的口語。可惜的是，《北齊書》自北宋時即亡伏約三分之二，現存李百藥原書衹有捲四、捲十二、捲十六至廿五、捲四十一至四十五、捲五十，其他都是後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補，這使《北齊書》的價值大大降低。然而，《北齊書》又畢竟是幸運的。這是因為，後人用以補成《北齊書》佚文的材料，主要來源於唐代史學家李延壽所撰《北史》中的北齊史部分。有趣的是，李延壽《北史》撰成於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年），上距《北齊書》成書僅二十三年；其時《北齊書》尚屬完璧，而《北史》的北齊史部分則多采自《北齊書》。由於《北史》在流傳中沒有遭到損失，故後人據《北史》以補《北齊書》，在文字上雖非盡屬李百藥原文，但在內容上則不失存其本相。唯其如此，我們今天讀的《北齊書》，署為李百藥所撰，應是毫無疑義的。
《北齊書》的補表有：
萬斯同：《北齊諸王世表》。
萬斯同：《北齊異姓諸王世表》。
萬斯同：《北齊將相大臣年表》。
北魏分裂後，一部分鮮卑貴族在長安（今陝西西安）建立了政權，史稱西魏（535—557），與它並立的是東魏政權（534—550）。後來，西魏的鮮卑族宇文氏貴族奪取了拓跋氏的皇位，建周皇朝，史稱北周（557—581）。專記西魏、北周史事的“正史”是《周書》。
《周書》五十捲，唐初史學家令狐德棻等撰。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詔修梁、陳、齊、周、隋五代史。令狐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師負責撰北周史，成書於貞觀十年（636年），號曰《周書》。它包括帝紀八捲、列傳四十二捲，而全書史論多出於岑文本之手。《周書》問世以前，西魏史宮柳虯所寫的“國史”和隋代牛弘撰述的“周史”（僅有十八捲），都沒有成書，但它們為《周書》的撰寫提供了部分資料。
北魏末年，政治動蕩，亂事遍起。出身於北魏北方六鎮中武川鎮的宇文泰，率領一批以武川鎮人為主的鮮卑族軍隊，聯合關隴地區的漢人豪族武裝，建立起西魏政權。後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覺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稱北周。西魏、北周這兩個前後相續的政權，統治區域大致包括今天陝西、寧夏、甘肅和四川的大部，山西
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與東邊的東魏、北齊和江南的梁、陳成鼎足之勢。公元577年，北周滅北齊，統一中國北方。公元581年，楊堅代周，建立隋朝。
《周書》雖以“周”題名，但實際上記述了從公元534年東、西魏分裂到楊堅代周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歷史。
主編《周書》的令狐德棻是唐初一位很有才幹的史學家，編撰前朝歷史的建議就是他首先提出來的。他曾嚮高祖建議：“陛下既受禪於隋，復承周氏歷數，國傢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舊唐書》本傳）因而提出修周隋兩朝史。武德五年（622），德棻與陳叔達、庾儉負責修周史，迄未成。貞觀三年（629），又奉詔與岑文本、崔仁師修周史，十年（636）書成。貞觀年間編撰“五代史”，他是事實上的總裁，後來又參與重修《晉書》的工作，並被所有修撰者“推為首”，在製訂《晉書》體例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還熱情支持史學家李延壽撰寫《南史》、《北史》的工作，使這兩部史書得以順利地進呈皇傢，被列為“正史”。由此可見，唐初所修八部“正史”，都跟令狐德棻有密切的關係，他不愧是一位有遠見、有度量、有組織才能的史學家。令狐德棻主編的《周書》在三個問題上是值得提出來的。
（一）特殊的體例。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關於西魏史的表述。北齊承東魏，故以東魏為正統；魏收在北齊撰《魏書》自亦以東魏為正統、以西魏為僭偽，因而於東魏所記甚詳，於西魏則斥而不書。正因為如此，所以唐代史學家撰寫北齊史，衹須上承《魏書》就可以了。然而，撰北周史卻無法上承《魏書》，這裏不僅有個“正統”觀念問題，而且在北魏、北周之間也不能空白了西魏一朝史事。為了表明北魏－西魏－北周這樣一個“正統”的繼承關係，也為瞭解决西魏史事在表述上的睏難，令狐德棻等便在《周書·文帝紀》中以西魏皇帝年號記事，詳細記述了西魏文帝、廢帝、恭帝共二十二年的政治、軍事大事。《周書》中的一些人物傳記，也反映了自北魏末年經西魏至北周的若幹史事。其次，是關於後梁史事的表述。《周書·蕭詧傳》及其衆多的人物附傳，記載了後梁政權的歷史。後梁是梁朝宗室蕭詧在西魏扶持下建立的一個封建小朝廷，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屬地僅有江陵附近數縣，先後是西魏、北周和隋的附庸，傳三世，歷三十三年（555—587年），滅於隋。應當註意的是，後梁不像陳朝那樣可以上承於梁，而且它又是在西魏的扶持下建立起來的，不把它的歷史寫入《梁書》而載入《周書》，這種在體例上的特殊安排，反映了《周書》作者的匠心。
（二）開闊的視野。《周書》雖然衹是記述西魏，北周皇朝史事的史書，但它着意於反映當時的歷史全貌這一顯著特點，表明它的作者具有很開闊的歷史視野。這表現在《周書》所記內容兼顧了同時代的東魏與北齊、梁與陳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如帝位更迭、重大動亂，皆一一載明，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全國歷史發展的大勢及紛繁的歷史事件。《周書》的這一特點，不僅《梁書》、《陳書》、《北齊書》趕不上，就是後來李延壽所撰的《南史》、《北史》與之相比，也還有一些遜色的地方。這顯然跟令狐德棻在事實上負責“五代史”的編撰工作有關，使他對當時的歷史發展狀況能夠有一種全局的觀點。
（三）簡勁的文筆。《周書》文筆簡潔爽勁，為後人所贊許。清人趙翼說它“敘事繁簡得宜，文筆亦極簡勁”。如《王羆傳》記王羆守荊州時與將士同甘共苦的精神，倉促間乃“襢身露髻徒跣”迎擊敵人的氣概，以及“老羆當道臥，貆子安得過”的决心，都寫得簡潔有力，人物形象躍然紙上。又如《韋孝寬傳》記韋孝寬守玉壁之戰，作者把他的機智、膽識和慷慨激昂的精神都寫得栩栩如生，讀來令人感奮。宋人葉適說，這兩篇傳，“學者能詳看，所長氣力不少”，這就不僅是從文筆的簡潔而且還從歷史文學的教育作用來推崇《周書》了。歷史文學是指史學家對歷史表述的藝術性，這是中國史學上的優良傳統之一。《左傳》、《史記》、《資治通鑒》在歷史文學上的成就是衆所公認的。《周書》在這方面的成就雖不如它們突出，但也確有值得註意和總結的地方，《王羆傳》和《韋孝寬傳》衹不過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例子罷了。
《周書》在史料上的價值，如關於經濟史方面的有徵庸代役的開端的記載；關於軍事史方面的有府兵制度的産生的記載；關於民族史方面的有突厥、稽鬍的首次記載；關於階級鬥爭的狀況和門閥地主的顯赫的記載等。這些都歷來為人們所重視。還有不少論述，這裏就不來多講了。
《周書》在流傳中也有散失，但散失的部分很少，而且也都被後人據《北史》,高峻《小史》等書補上了，所以它的歷史命運比《北齊書》要好得多。
《周書》由於根據的資料貧乏，再加上它所記載的人物多是本朝顯官的祖先，因而顯得單薄而不盡合事實。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權的建立，建立後三個封建政權之間的戰爭，以及宇文政權上層集團內部鬥爭的情況，是今天研究和瞭解西魏、北周歷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書。
周書在收集、考訂史料方面也存在着問題。它的資料來源，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舊史，包括西魏史官柳虯所寫（可能周代史官曾經續寫）的官史和隋代牛弘沒有完成的周史；二是唐初為了修史而徵集的傢狀之類。牛史是本書的蓋本。劉知幾曾經說過，周書衹憑牛史，“重加潤色”，“不能別求他述，用廣異文”，可見周書根據的資料是很貧乏的。而且在很有限的資料範圍內，考核修訂的工作也是很草率的。我們曾將庾信為當時官僚貴族所作的碑志和本書有關列傳比對，年月歷官常有出入，其中有些可以確定是本傳錯了的。還有不少記事記年自相矛盾的地方。
雖然周書作為資料也很不完備，而且有不少錯誤，但是這部書對於我們研究、瞭解這段歷史還有一定的資料價值。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權的建立，建立後三個對建政權間（特別是東西魏或齊周間）的戰爭，以及宇文政權上層內訌的有關情況。周書衹有紀和傳，沒有志，一些有關土地、賦役以及所謂禮、樂、刑、政等制度的資料，寫入五代史志，和隋書合編。但從散見於紀傳的零星記載中，也保存了一些諸如奴婢、部麯、客女的地位，徵庸役的開端，府兵制度的産生等，對於後來隋唐兩代有影響的社會關係、政治、軍事制度的片斷的資料。本書最後一篇異域傳混淆了當時國內少數民族和外國的界限，也有不少歪麯。
事實和侮辱性的記載。但其中也包含一些可供參考的歷史資料，特別是各少數民族的傳中反映了一些各族人民配合漢族人民反抗封建統治的頑強鬥爭。另外，傳中第一次記載了突厥、稽鬍的歷史。散見於本書紀傳的各地人民武裝起義，西起秦隴（李賢傳、史寧傳）巴蜀（陸騰傳、伊婁穆傳、崔謙傳、柳昂傳等），東至幽州（宇文神舉傳），南達襄陽（伊婁穆傳），北到太原（宇文神舉傳），以致迫近國都長安的蓮勺也是“數有群盜”（劉志傳）。這些都是當時各地人民反抗封建統治的歷史資料。
唐以前記述這段歷史的史籍都沒有傳下來。稍後編寫的北史，其中西魏、北周部分基本上是刪節周書，很少補充改正。刪改之處，有些是對的，有些卻是刪節不當或是改錯了的。因此，就現存的有關這段歷史的資料來說，周書成書較早，保存的資料也比較原始。
周書在宋初已經殘缺，後人以北史和唐人某種史鈔補上。公元1005年（景德二年）編輯册府元龜，引用周書缺捲各條已是後人的補本。宋人曾在本書缺捲後附有校語，說明不是周書原文，清人錢大昕也曾加考證。我們重新檢查，殘缺情況是：捲一八、捲二四、捲二六、捲三一、捲三二共五捲全缺；捲三六可能全缺，可能半缺；捲二一大半缺。此外，也有宋初未缺而傳世各本脫去的大段文字，如捲六武帝紀下、捲三九杜杲傳都脫去幾百字，但册府元龜引文卻沒有缺。周書最早刻印的確切年月我們還不清楚。舊本宋人安燾、王安國、林希的目錄序，內有“今既鏤板以傳學官”的話。據序文和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李燾續通鑒長編，校刊南北朝各史的工作是公元1061年（宋嘉佑六年）開始交給“館閣官”辦理的。今考王安國和林希都在熙寧初任職館閣，安國死於1074年（熙寧七年），則周書第一次刻板應在1068至1074年即熙寧元年至七年間。這個最早的本子早已不存。1174年（紹興十四年），周書和其他六史在眉山重刻，即所謂“宋蜀本”或“眉山七史本”。這個本子也沒有流傳下來。現在流傳的是南宋翻刻，並有元明兩代補板的所謂“三朝本”。
《周書》的補表有：萬斯同：《周諸王世表》。
萬斯同：《周公卿年表》。
練恕：《北周公卿表》。
敘述中國北朝宇文周一代歷史的紀傳體史書。唐令狐德等撰。含本紀8捲、列傳42捲，共50捲。該書北宋時已殘缺不全。今本每捲紀傳都有史臣論，而第18、24、26、31、32共5捲缺，大約不是令狐德的原本。其中31、32兩捲全用《北史》補。24、26兩捲大約是用高峻《小史》所補，而第24捲脫漏尤多。令狐德(583～666)，宜州華原(今陝西耀縣)人，唐初頗有文名，多次參加官書的編寫。武德五年(622)任秘書丞，嚮唐高祖李淵提出：梁陳和北齊還有記載保存，而由於隋末戰亂，周隋文獻多有遺缺，現在耳目所及，還能得到可以憑信的史料，建議修梁、陳、齊、周、隋五朝史。高祖采納其意見，並給每一史都委派了主持人。時過數年，修史事業未能成就。貞觀三年(629)，唐太宗李世民又下令修梁、陳、齊、周、隋史，周史由令狐德和秘書郎岑文本負責，德又推薦殿中侍御史崔仁師協助。貞觀十年成書。北周詔令文書多仿先秦文體，《周書》如實照錄。但書中敘事記言也常過於文雅，華而失實，不能恰當反映北周當時風氣，因而《周書》在《史通》中多處受到劉知幾的批評。
《周書》五十捲，唐初史學家令狐德棻等撰。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詔修梁、陳、齊、周、隋五代史。令狐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師負責撰北周史，成書於貞觀十年（636年），號曰《周書》。它包括帝紀八捲、列傳四十二捲，而全書史論多出於岑文本之手。《周書》問世以前，西魏史宮柳虯所寫的“國史”和隋代牛弘撰述的“周史”（僅有十八捲），都沒有成書，但它們為《周書》的撰寫提供了部分資料。
北魏末年，政治動蕩，亂事遍起。出身於北魏北方六鎮中武川鎮的宇文泰，率領一批以武川鎮人為主的鮮卑族軍隊，聯合關隴地區的漢人豪族武裝，建立起西魏政權。後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覺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稱北周。西魏、北周這兩個前後相續的政權，統治區域大致包括今天陝西、寧夏、甘肅和四川的大部，山西
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與東邊的東魏、北齊和江南的梁、陳成鼎足之勢。公元577年，北周滅北齊，統一中國北方。公元581年，楊堅代周，建立隋朝。
《周書》雖以“周”題名，但實際上記述了從公元534年東、西魏分裂到楊堅代周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歷史。
主編《周書》的令狐德棻是唐初一位很有才幹的史學家，編撰前朝歷史的建議就是他首先提出來的。他曾嚮高祖建議：“陛下既受禪於隋，復承周氏歷數，國傢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舊唐書》本傳）因而提出修周隋兩朝史。武德五年（622），德棻與陳叔達、庾儉負責修周史，迄未成。貞觀三年（629），又奉詔與岑文本、崔仁師修周史，十年（636）書成。貞觀年間編撰“五代史”，他是事實上的總裁，後來又參與重修《晉書》的工作，並被所有修撰者“推為首”，在製訂《晉書》體例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還熱情支持史學家李延壽撰寫《南史》、《北史》的工作，使這兩部史書得以順利地進呈皇傢，被列為“正史”。由此可見，唐初所修八部“正史”，都跟令狐德棻有密切的關係，他不愧是一位有遠見、有度量、有組織才能的史學家。令狐德棻主編的《周書》在三個問題上是值得提出來的。
（一）特殊的體例。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關於西魏史的表述。北齊承東魏，故以東魏為正統；魏收在北齊撰《魏書》自亦以東魏為正統、以西魏為僭偽，因而於東魏所記甚詳，於西魏則斥而不書。正因為如此，所以唐代史學家撰寫北齊史，衹須上承《魏書》就可以了。然而，撰北周史卻無法上承《魏書》，這裏不僅有個“正統”觀念問題，而且在北魏、北周之間也不能空白了西魏一朝史事。為了表明北魏－西魏－北周這樣一個“正統”的繼承關係，也為瞭解决西魏史事在表述上的睏難，令狐德棻等便在《周書·文帝紀》中以西魏皇帝年號記事，詳細記述了西魏文帝、廢帝、恭帝共二十二年的政治、軍事大事。《周書》中的一些人物傳記，也反映了自北魏末年經西魏至北周的若幹史事。其次，是關於後梁史事的表述。《周書·蕭詧傳》及其衆多的人物附傳，記載了後梁政權的歷史。後梁是梁朝宗室蕭詧在西魏扶持下建立的一個封建小朝廷，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屬地僅有江陵附近數縣，先後是西魏、北周和隋的附庸，傳三世，歷三十三年（555—587年），滅於隋。應當註意的是，後梁不像陳朝那樣可以上承於梁，而且它又是在西魏的扶持下建立起來的，不把它的歷史寫入《梁書》而載入《周書》，這種在體例上的特殊安排，反映了《周書》作者的匠心。
（二）開闊的視野。《周書》雖然衹是記述西魏，北周皇朝史事的史書，但它着意於反映當時的歷史全貌這一顯著特點，表明它的作者具有很開闊的歷史視野。這表現在《周書》所記內容兼顧了同時代的東魏與北齊、梁與陳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如帝位更迭、重大動亂，皆一一載明，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全國歷史發展的大勢及紛繁的歷史事件。《周書》的這一特點，不僅《梁書》、《陳書》、《北齊書》趕不上，就是後來李延壽所撰的《南史》、《北史》與之相比，也還有一些遜色的地方。這顯然跟令狐德棻在事實上負責“五代史”的編撰工作有關，使他對當時的歷史發展狀況能夠有一種全局的觀點。
（三）簡勁的文筆。《周書》文筆簡潔爽勁，為後人所贊許。清人趙翼說它“敘事繁簡得宜，文筆亦極簡勁”。如《王羆傳》記王羆守荊州時與將士同甘共苦的精神，倉促間乃“襢身露髻徒跣”迎擊敵人的氣概，以及“老羆當道臥，貆子安得過”的决心，都寫得簡潔有力，人物形象躍然紙上。又如《韋孝寬傳》記韋孝寬守玉壁之戰，作者把他的機智、膽識和慷慨激昂的精神都寫得栩栩如生，讀來令人感奮。宋人葉適說，這兩篇傳，“學者能詳看，所長氣力不少”，這就不僅是從文筆的簡潔而且還從歷史文學的教育作用來推崇《周書》了。歷史文學是指史學家對歷史表述的藝術性，這是中國史學上的優良傳統之一。《左傳》、《史記》、《資治通鑒》在歷史文學上的成就是衆所公認的。《周書》在這方面的成就雖不如它們突出，但也確有值得註意和總結的地方，《王羆傳》和《韋孝寬傳》衹不過是其中比較突出的例子罷了。
《周書》在史料上的價值，如關於經濟史方面的有徵庸代役的開端的記載；關於軍事史方面的有府兵制度的産生的記載；關於民族史方面的有突厥、稽鬍的首次記載；關於階級鬥爭的狀況和門閥地主的顯赫的記載等。這些都歷來為人們所重視。還有不少論述，這裏就不來多講了。
《周書》在流傳中也有散失，但散失的部分很少，而且也都被後人據《北史》,高峻《小史》等書補上了，所以它的歷史命運比《北齊書》要好得多。
《周書》由於根據的資料貧乏，再加上它所記載的人物多是本朝顯官的祖先，因而顯得單薄而不盡合事實。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權的建立，建立後三個封建政權之間的戰爭，以及宇文政權上層集團內部鬥爭的情況，是今天研究和瞭解西魏、北周歷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書。
周書在收集、考訂史料方面也存在着問題。它的資料來源，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舊史，包括西魏史官柳虯所寫（可能周代史官曾經續寫）的官史和隋代牛弘沒有完成的周史；二是唐初為了修史而徵集的傢狀之類。牛史是本書的蓋本。劉知幾曾經說過，周書衹憑牛史，“重加潤色”，“不能別求他述，用廣異文”，可見周書根據的資料是很貧乏的。而且在很有限的資料範圍內，考核修訂的工作也是很草率的。我們曾將庾信為當時官僚貴族所作的碑志和本書有關列傳比對，年月歷官常有出入，其中有些可以確定是本傳錯了的。還有不少記事記年自相矛盾的地方。
雖然周書作為資料也很不完備，而且有不少錯誤，但是這部書對於我們研究、瞭解這段歷史還有一定的資料價值。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權的建立，建立後三個對建政權間（特別是東西魏或齊周間）的戰爭，以及宇文政權上層內訌的有關情況。周書衹有紀和傳，沒有志，一些有關土地、賦役以及所謂禮、樂、刑、政等制度的資料，寫入五代史志，和隋書合編。但從散見於紀傳的零星記載中，也保存了一些諸如奴婢、部麯、客女的地位，徵庸役的開端，府兵制度的産生等，對於後來隋唐兩代有影響的社會關係、政治、軍事制度的片斷的資料。本書最後一篇異域傳混淆了當時國內少數民族和外國的界限，也有不少歪麯。
事實和侮辱性的記載。但其中也包含一些可供參考的歷史資料，特別是各少數民族的傳中反映了一些各族人民配合漢族人民反抗封建統治的頑強鬥爭。另外，傳中第一次記載了突厥、稽鬍的歷史。散見於本書紀傳的各地人民武裝起義，西起秦隴（李賢傳、史寧傳）巴蜀（陸騰傳、伊婁穆傳、崔謙傳、柳昂傳等），東至幽州（宇文神舉傳），南達襄陽（伊婁穆傳），北到太原（宇文神舉傳），以致迫近國都長安的蓮勺也是“數有群盜”（劉志傳）。這些都是當時各地人民反抗封建統治的歷史資料。
唐以前記述這段歷史的史籍都沒有傳下來。稍後編寫的北史，其中西魏、北周部分基本上是刪節周書，很少補充改正。刪改之處，有些是對的，有些卻是刪節不當或是改錯了的。因此，就現存的有關這段歷史的資料來說，周書成書較早，保存的資料也比較原始。
周書在宋初已經殘缺，後人以北史和唐人某種史鈔補上。公元1005年（景德二年）編輯册府元龜，引用周書缺捲各條已是後人的補本。宋人曾在本書缺捲後附有校語，說明不是周書原文，清人錢大昕也曾加考證。我們重新檢查，殘缺情況是：捲一八、捲二四、捲二六、捲三一、捲三二共五捲全缺；捲三六可能全缺，可能半缺；捲二一大半缺。此外，也有宋初未缺而傳世各本脫去的大段文字，如捲六武帝紀下、捲三九杜杲傳都脫去幾百字，但册府元龜引文卻沒有缺。周書最早刻印的確切年月我們還不清楚。舊本宋人安燾、王安國、林希的目錄序，內有“今既鏤板以傳學官”的話。據序文和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李燾續通鑒長編，校刊南北朝各史的工作是公元1061年（宋嘉佑六年）開始交給“館閣官”辦理的。今考王安國和林希都在熙寧初任職館閣，安國死於1074年（熙寧七年），則周書第一次刻板應在1068至1074年即熙寧元年至七年間。這個最早的本子早已不存。1174年（紹興十四年），周書和其他六史在眉山重刻，即所謂“宋蜀本”或“眉山七史本”。這個本子也沒有流傳下來。現在流傳的是南宋翻刻，並有元明兩代補板的所謂“三朝本”。
《周書》的補表有：萬斯同：《周諸王世表》。
萬斯同：《周公卿年表》。
練恕：《北周公卿表》。
敘述中國北朝宇文周一代歷史的紀傳體史書。唐令狐德等撰。含本紀8捲、列傳42捲，共50捲。該書北宋時已殘缺不全。今本每捲紀傳都有史臣論，而第18、24、26、31、32共5捲缺，大約不是令狐德的原本。其中31、32兩捲全用《北史》補。24、26兩捲大約是用高峻《小史》所補，而第24捲脫漏尤多。令狐德(583～666)，宜州華原(今陝西耀縣)人，唐初頗有文名，多次參加官書的編寫。武德五年(622)任秘書丞，嚮唐高祖李淵提出：梁陳和北齊還有記載保存，而由於隋末戰亂，周隋文獻多有遺缺，現在耳目所及，還能得到可以憑信的史料，建議修梁、陳、齊、周、隋五朝史。高祖采納其意見，並給每一史都委派了主持人。時過數年，修史事業未能成就。貞觀三年(629)，唐太宗李世民又下令修梁、陳、齊、周、隋史，周史由令狐德和秘書郎岑文本負責，德又推薦殿中侍御史崔仁師協助。貞觀十年成書。北周詔令文書多仿先秦文體，《周書》如實照錄。但書中敘事記言也常過於文雅，華而失實，不能恰當反映北周當時風氣，因而《周書》在《史通》中多處受到劉知幾的批評。
《南史》是合南朝宋、齊、梁、陳四代歷史為一編的紀傳體史著，記事起自南朝宋武帝劉裕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止於陳後主陳叔寶禎明三年（公元589年），記述南朝四代一百七十年的歷史。《南史》與《北史》為姊妹篇，是由李大師及其子李延壽兩代人編撰完成的。
當李大師開始編纂南北史的時候，瀋約的宋書、蕭子顯的齊書、魏收的魏書已經流傳很久，魏澹的魏書和王劭的齊志等也已成書。而當李延壽繼續編纂南北史的時候，梁、東、北齊、周、隋五代史的編纂工作也正在進行或定稿。既然關於南北朝的史書已有多種，那麽，李氏父子為什麽還要另外編寫這一時期的歷史著作呢？李延壽的自序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他的父親“常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別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常欲改正”。顯然，在隋、唐全國統一的局面形成後，人們很需要綜合敘述南北各朝歷史的新著。同時，分裂的封建政權互相敵視的用語如“索虜”、“島夷”之類，已與全國統一後南北各民族大融合的形勢不相適應比李延壽時代稍後的劉知幾也強烈反對這種稱謂。所以李氏父子打破了朝代的斷限，通敘南北各朝歷史，又在書中刪改了一些不利於統一的提法，正是反映了當時歷史的要求。這也是南北史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李大師（公元570--628），相州（今河南安陽）人，南朝末期由隋入唐的歷史學家。他認為南北朝時期各朝的斷代史，彼此孤立，記事重複，又缺乏聯繫，打算采用編年體，撰寫《南史》與《北史》，使南朝與北國各代的歷史，分別統編於這兩部史著之中。隋末，李大師曾參加農民起義領袖竇建德建立的夏政權，任尚書禮部侍郎。因此，在唐初流放到西會州（今甘肅境內），後遇赦放回，死於唐太宗貞觀二年（公元628年），所撰《南史》與《北史》未能成書。此後，由李延壽繼續撰成，合稱為《南北史》。
李延壽，唐代史學家。安陽市人。貞觀年間，做過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後任御史臺主簿，官至符璽郎，兼修國史。他曾參加過官修的《隋書》、《五代史志》(即《經籍志》)、《晉書》及當朝國史的修撰，還獨力撰成《南史》、《北史》和《太宗政典》(已佚)。《南史》和《北史》所依據的歷史文獻，主要是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代“正史”，但並未拘泥於此，另外還參考了各種“雜史”千餘捲。從搜集史料到完成，用了長達30年的時間。“二史”後來被列入“二十四史”中，在我國史學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南史》以《宋書》、《南齊書》、《梁書》及《陳書》為本，刪繁就簡，重新編纂，成為史林新著，成書於唐高宗顯慶四年（公元659年）。《南史》有本紀和列傳，無表、志。本紀十捲，列傳七十捲，共八十捲。其編撰方法按朝代順序、帝王在位先後，排列各朝帝王、宗室、諸王、大臣等紀傳。
本紀中有《宋本紀》三捲，《齊本紀》二捲，《梁本紀》三捲，《陳本紀》二捲。列傳中除專傳外，列“類傳”九種。
《南史》沒有采取編年體，而是把南朝各史的紀傳匯合起來，刪煩就簡，以便閱讀。列傳中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孫，以傢族為單位合為一捲，對於瞭解門閥制度盛行的南北朝社會，有一定的方便。對各朝正史以刪節為主，但有應刪而未刪的，如宋、齊、梁、陳四朝受禪前後的九錫文和告天之詞等官樣文章；有過求簡練以致混亂不確切的，如把都督某某幾州諸軍事、某州刺史的官銜，一律省成某某州刺史加都督；也有由於對原書史文未能很好領會而把重要字句刪去的。《南史》中也有瀋約《宋書》、蕭子顯《南齊書》等書中所未載的材料。雖然細微瑣事較多，而且雜以神怪迷信，但也不乏有意義的史料。《宋書》未立文學傳，《南史》以因襲為主，因而文學傳不包括宋而從南齊丘靈鞠開始。這說明李延壽撰寫《南史》、《北史》的體製是匯集正史的紀傳，因而拘泥於原書，沒有達到李太師橫則溝通南北，縱則貫串幾代，綜合成為新著的意圖。《新唐書》李延壽傳的評語說，“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是不恰當的。
《南史》文字簡明，事增文省，在史學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足處在於作者突出門閥士族地位，過多采用傢傳形式。例如將不同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代，集中於一篇中敘述，實際成為大族族譜。《南史》《北史》中，某些傳文亦有重複現象。
宋書音義4(清洪亮吉) 見南獻遺徵 書目答問雲未刻
宋書考證4(清孫？) 北平圖書館館刊第9捲第1-4期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251-472頁題宋書考論
宋書札記1(清李慈銘) 1930年北京圖書館鉛印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473-482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425-433頁 民國印本
宋書州郡志校勘記1(清成孺) 南菁書院叢書六集本 歷代地理匯編本 廣雅書局刊本
史學叢書二集影印廣雅本 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 叢書集成第169册
申範1(清陳灃) 菊坡精捨刊本 古學匯刊本 申宋書范晔傳之誣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483-498頁
宋書夷貊傳地理考證1(清丁謙) 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
宋書補表4(清盛大士) 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 據南京？？裏國學圖書館寫本
補紀元表、諸侯王表、王子侯表、功臣侯表、外戚侯表、恩幸侯表六種
宋諸王世表1捲（清萬斯同） 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 據歷代史表原刊本
宋將相年表1捲（清萬斯同） 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 據歷代史表原刊本
宋方鎮年表1捲（清萬斯同） 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 據歷代史表原刊本
補宋書宗室世係表(近人羅振玉) 永豐鄉人雜著續編本 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
補宋書刑法志1捲食貨志1(清郝懿行) 嘉慶21年自刊本 光緒10年刊郝氏遺書本
粵雅堂叢書二十九集本附刊鬍承珙校語(以下各本同) 廣雅書局刊本 史學叢書二集影印廣雅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叢書集成第766、781册
補宋書藝文志1(清汪仁俊)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補宋書藝文志1(近人聶崇岐) 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據稿本
晉宋書故(清郝懿行) 嘉慶21年自刊本 郝氏遺書本 粵雅堂叢書二十九集本 廣雅書局刊本
史學叢書二集影印廣雅本 孫：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499-519頁
補校宋書州郡志札記（楊守敬） 楊守敬集第7册 續群書拾補 據金陵書局本，已見迻校者不錄
禹貢半月刊第6捲第7期
齊諸王世表1捲（萬斯同） 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
齊將相大臣年表1捲（萬斯同） 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
齊方鎮年表1捲（萬斯同） 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
南齊書校勘記(清周星詒) 上海文管會藏稿本
孫：南齊書校議(今人朱季海) 中華書局1984年版，相當於中華點校本之校勘記
南齊書夷貊傳地理考證1(清丁謙) 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520-523頁
補南齊書藝文志4(今人陳述)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據稿本
補南齊書經籍志（陳鴻儒等編）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433-459頁 民國間？印本、抄本
梁書佚文1(清王仁俊輯)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524頁
梁書斠議（羅振玉）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461-469頁
毛本梁書校議(清陳灃) 信古閣小叢書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525-530頁
梁書札記1(清李慈銘) 1930年北京圖書館鉛印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531-541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459-461頁
補梁疆域志4(清洪齮孫) 道光15年李兆洛刊本 歷代地理志匯編本 廣雅書局刊本
史學叢書二集影印廣雅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叢書集成第3080-82册
梁書夷貊傳地理考證(清丁謙) 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本
補梁書藝文志1(清王仁俊)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梁諸王世表1捲（萬斯同） 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梁將相大臣年表1捲（萬斯同） 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陳書斠議（羅振玉）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469-477頁
補陳疆域志(近人臧勵龢) 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據稿本
陳州府職官備考1(清朱撰卿) 1916年淮陽縣志附刻本
陳諸王世表1捲（萬斯同） 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陳將相大臣年表1捲（萬斯同） 二十五史補編本第4册
南史佚文1(清王仁俊輯)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542頁
讀南史記疑1(清王懋竑) 讀書記疑捲8
南史存校1(清王懋竑) 讀書記疑捲13
南史札記1(清李慈銘) 1930年北京圖書館鉛印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543-557頁
宋齊梁陳方鎮年表4(近人吳廷燮) 景杜堂鉛印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558-683頁
魏書校勘記1(清王先謙等) 思賢講捨刊本 廣雅書局刊本 史學叢書二集影印廣雅本 叢書集成第168册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684-701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489-525頁
魏書札記1(清李慈銘) 1930年北京圖書館鉛印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852-859頁
魏書宗室傳註12捲世係表2(近人羅振玉) 1924年東方學會鉛印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702-832頁題傳註12捲等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537-669頁 民國印本
魏書宗室傳註校補1(近人羅振玉) 貞鬆老人遺稿乙集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833-851頁實册數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669-687頁
魏書鐵佛劉虎傳註(近人羅振玉)
魏書地形志校錄3(清溫曰鑒) 道光16年拾香草堂刻巾箱本題作校異有附錄 適園叢書本
二十五史補編本第4册據適園叢書本
讀魏書地形志隨筆1(清溫曰鑒) 北京圖書館藏管廷芬輯花近樓叢書抄本
延昌地形志20(清張穆) 傳抄本
稿本舊藏祁氏，後歸陳士可，僅存捲1-3司州及目錄1捲。各傢傳抄本多從何秋濤抄本轉錄。
北魏地形志札記（楊守敬） 歷代輿地圖·北魏地形志圖，楊守敬集第7册郗志群校註〈續群書拾補〉第1399-1424頁
魏書外國傳地理考證1捲西域傳地理考證1捲外國傳補地理考證1(清丁謙) 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955-985頁
魏書校補1(清盧文弨) 群書拾補本 二十五史補編本第4册魏書禮志校補1
補樂志缺文，未全，後經陳垣據册府元龜補足，已印入百衲本魏書。
魏書源流考（李正奮）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477-489頁 抄本
魏諸帝統係圖1捲魏諸王世表1捲魏異姓諸王世表1捲魏外戚諸王世表1捲魏將相大臣年表1捲西魏將相大臣年表1捲東魏將相大臣年表1捲（清萬斯同）
歷代史表原刊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魏書官氏志疏證1(清陳毅) 光緒23年刊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補魏書兵志1(清？今人𠔌霽光) 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補後魏書藝文志(近人李正奮) 北京圖書館有抄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687-733頁 民國抄本
元魏方鎮年表2(近人吳廷燮) 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據排印本
西魏書（清謝啓昆）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733-911頁 清刻本
北齊書佚文1(清王仁俊輯)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524頁
北齊書疏證(清杭世駿) 見南獻遺徵 書目答問雲未見傳本
北齊書斠議（羅振玉）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911-917頁
北齊書校證（願學齋主人）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917-947頁 稿本
北齊書旁證（願學齋主人）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947-1019頁 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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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齊諸王世表1捲北齊異姓諸王世表1捲北齊將相大臣年表1捲（萬斯同） 歷代史表原刊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周書校勘記(清周星詒) 見宋本北周書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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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公卿表(清練恕) 多識錄捲2 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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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書異域傳地理考證1(清丁謙) 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986-9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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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師（公元570--628），相州（今河南安陽）人，南朝末期由隋入唐的歷史學家。他認為南北朝時期各朝的斷代史，彼此孤立，記事重複，又缺乏聯繫，打算采用編年體，撰寫《南史》與《北史》，使南朝與北國各代的歷史，分別統編於這兩部史著之中。隋末，李大師曾參加農民起義領袖竇建德建立的夏政權，任尚書禮部侍郎。因此，在唐初流放到西會州（今甘肅境內），後遇赦放回，死於唐太宗貞觀二年（公元628年），所撰《南史》與《北史》未能成書。此後，由李延壽繼續撰成，合稱為《南北史》。
李延壽，唐代史學家。安陽市人。貞觀年間，做過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後任御史臺主簿，官至符璽郎，兼修國史。他曾參加過官修的《隋書》、《五代史志》(即《經籍志》)、《晉書》及當朝國史的修撰，還獨力撰成《南史》、《北史》和《太宗政典》(已佚)。《南史》和《北史》所依據的歷史文獻，主要是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代“正史”，但並未拘泥於此，另外還參考了各種“雜史”千餘捲。從搜集史料到完成，用了長達30年的時間。“二史”後來被列入“二十四史”中，在我國史學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南史》以《宋書》、《南齊書》、《梁書》及《陳書》為本，刪繁就簡，重新編纂，成為史林新著，成書於唐高宗顯慶四年（公元659年）。《南史》有本紀和列傳，無表、志。本紀十捲，列傳七十捲，共八十捲。其編撰方法按朝代順序、帝王在位先後，排列各朝帝王、宗室、諸王、大臣等紀傳。
本紀中有《宋本紀》三捲，《齊本紀》二捲，《梁本紀》三捲，《陳本紀》二捲。列傳中除專傳外，列“類傳”九種。
《南史》沒有采取編年體，而是把南朝各史的紀傳匯合起來，刪煩就簡，以便閱讀。列傳中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孫，以傢族為單位合為一捲，對於瞭解門閥制度盛行的南北朝社會，有一定的方便。對各朝正史以刪節為主，但有應刪而未刪的，如宋、齊、梁、陳四朝受禪前後的九錫文和告天之詞等官樣文章；有過求簡練以致混亂不確切的，如把都督某某幾州諸軍事、某州刺史的官銜，一律省成某某州刺史加都督；也有由於對原書史文未能很好領會而把重要字句刪去的。《南史》中也有瀋約《宋書》、蕭子顯《南齊書》等書中所未載的材料。雖然細微瑣事較多，而且雜以神怪迷信，但也不乏有意義的史料。《宋書》未立文學傳，《南史》以因襲為主，因而文學傳不包括宋而從南齊丘靈鞠開始。這說明李延壽撰寫《南史》、《北史》的體製是匯集正史的紀傳，因而拘泥於原書，沒有達到李太師橫則溝通南北，縱則貫串幾代，綜合成為新著的意圖。《新唐書》李延壽傳的評語說，“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是不恰當的。
《南史》文字簡明，事增文省，在史學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足處在於作者突出門閥士族地位，過多采用傢傳形式。例如將不同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代，集中於一篇中敘述，實際成為大族族譜。《南史》《北史》中，某些傳文亦有重複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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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書札記1(清李慈銘) 1930年北京圖書館鉛印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473-4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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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書州郡志校勘記1(清成孺) 南菁書院叢書六集本 歷代地理匯編本 廣雅書局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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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書補表4(清盛大士) 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 據南京？？裏國學圖書館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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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陳疆域志(近人臧勵龢) 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據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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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南史記疑1(清王懋竑) 讀書記疑捲8
南史存校1(清王懋竑) 讀書記疑捲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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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齊梁陳方鎮年表4(近人吳廷燮) 景杜堂鉛印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558-6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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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684-701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489-525頁
魏書札記1(清李慈銘) 1930年北京圖書館鉛印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852-859頁
魏書宗室傳註12捲世係表2(近人羅振玉) 1924年東方學會鉛印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702-832頁題傳註12捲等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537-669頁 民國印本
魏書宗室傳註校補1(近人羅振玉) 貞鬆老人遺稿乙集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833-851頁實册數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669-687頁
魏書鐵佛劉虎傳註(近人羅振玉)
魏書地形志校錄3(清溫曰鑒) 道光16年拾香草堂刻巾箱本題作校異有附錄 適園叢書本
二十五史補編本第4册據適園叢書本
讀魏書地形志隨筆1(清溫曰鑒) 北京圖書館藏管廷芬輯花近樓叢書抄本
延昌地形志20(清張穆) 傳抄本
稿本舊藏祁氏，後歸陳士可，僅存捲1-3司州及目錄1捲。各傢傳抄本多從何秋濤抄本轉錄。
北魏地形志札記（楊守敬） 歷代輿地圖·北魏地形志圖，楊守敬集第7册郗志群校註〈續群書拾補〉第1399-1424頁
魏書外國傳地理考證1捲西域傳地理考證1捲外國傳補地理考證1(清丁謙) 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955-985頁
魏書校補1(清盧文弨) 群書拾補本 二十五史補編本第4册魏書禮志校補1
補樂志缺文，未全，後經陳垣據册府元龜補足，已印入百衲本魏書。
魏書源流考（李正奮）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477-489頁 抄本
魏諸帝統係圖1捲魏諸王世表1捲魏異姓諸王世表1捲魏外戚諸王世表1捲魏將相大臣年表1捲西魏將相大臣年表1捲東魏將相大臣年表1捲（清萬斯同）
歷代史表原刊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魏書官氏志疏證1(清陳毅) 光緒23年刊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補魏書兵志1(清？今人𠔌霽光) 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補後魏書藝文志(近人李正奮) 北京圖書館有抄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687-733頁 民國抄本
元魏方鎮年表2(近人吳廷燮) 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據排印本
西魏書（清謝啓昆）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733-911頁 清刻本
北齊書佚文1(清王仁俊輯)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524頁
北齊書疏證(清杭世駿) 見南獻遺徵 書目答問雲未見傳本
北齊書斠議（羅振玉）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911-917頁
北齊書校證（願學齋主人）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917-947頁 稿本
北齊書旁證（願學齋主人）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947-1019頁 稿本
補北齊書疆域志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1019-1031頁
北齊諸王世表1捲北齊異姓諸王世表1捲北齊將相大臣年表1捲（萬斯同） 歷代史表原刊本 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周書校勘記(清周星詒) 見宋本北周書跋
周書斠議（羅振玉）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1031-1037頁
周諸王世表1捲周公卿年表1捲（清萬斯同） 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北周公卿表(清練恕) 多識錄捲2 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周書緩案（陳故章） 中華書局1959年石印綫裝本
周書異域傳地理考證1(清丁謙) 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986-991頁
《北史》一百捲，其中本紀十二捲，列傳八十八捲。記述北朝從公元386年到618年，魏、齊（包括東魏）、周（包括西魏）、隋四個封建政權共二百三十三年的歷史。
《北史》主要在魏、齊、周、隋四書基礎上刪訂改編而成，但也參考了當時所見各種雜史，增補了不少材料。
總的來看，《北史》雖有內容偶呈蕪雜之弊，但畢竟體例完整、材料充實、文字簡練，在後代頗受重視，以致魏、齊、周三書唐以後皆殘缺不完，後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補足。作為研究北朝歷史的資料，《北史》與魏、齊、周、隋四書有互相補充的作用，不可偏廢。
《北史》上起北魏登國元年（386年），下迄隋義寧二年（618年），記北朝北魏、西魏、東魏、北周、北齊及隋六代二百三十三年史事。應當指出的是，隋代的最初九年即開皇元年至開皇九年（581－589年）的歷史，可以作為北朝歷史看待；至於開皇九年隋滅陳統一全國以後的歷史，本是統一的封建皇朝的歷史，把這一段歷史看成北朝史而寫入《北史》是不恰當的。當然，也許是作者考慮到編纂上的睏難，不得不作這樣的安排，但我們今天來看待和敘述北朝史，則不應沿襲《北史》的這個做法。
《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壽撰寫這兩部書，本是為了“追終先志”，繼承父親李大師未竟的事業。李大師（570－628），字君威，隋唐之際人。他熟悉前代歷史，又長於評論當世人物，青年時代就産生了撰寫一部編年體南北朝史的志嚮。但他着手做這件工作時，已是唐朝武德初年了。不久，他因生活條件的變化，又曾一度中輟了這件事。當他再次獲得從事於此種撰述機會時，已是武德九年（626年），而他在貞觀二年（628年）就去世了。他在臨終之前，因“所撰未畢，以為沒齒之恨”。父親的事業和遺恨，深深地影響着李延壽，對他産生了一種感召的力量。李延壽，字遐齡，貞觀初年參與《隋書》編撰工作，從這時起，他就决心把南北朝史寫出來。以實現父親的遺願。李延壽用了十五、六年的時間搜集資料，而在貞觀十七年（643年）因參與修撰《五代史志》的工作，便得以廣泛閱讀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朝正史，於是正式開始撰寫《南史》《北史》。除八朝正史外，李延壽還參考各種雜史一千餘捲，歷時十六年，於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年），撰成《南史》、《北史》共一百八十捲。據說唐高宗還為《南史》、《北史》寫了一篇序，可惜這篇序文早已失傳。
《南史》、《北史》主要取材於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書。李延壽撰寫“二史”的方法是對“八書”進行“抄錄”和“連綴”，並“鳩聚遺逸，以廣異聞”，“除其冗長，捃其菁華”。這是一個改寫、補充和刪節的過程，並非一般的抄錄可比。不過，李大師原來是打算“編年以備南北”，而李延壽卻以紀傳體撰成《南史》、《北史》，這是後者在“追終先志”過程中的一個變化，無礙於他們共同的目的和旨趣。瞭解了上面這些基本情況，對於怎樣讀《南史》《北史》的問題就比較好理解了。
把《南史》、《北史》作為一定意義上的“通史”來讀。
在二十五史中，《史記》是完全意義上的通史，而《南史》是通宋、齊、梁、陳四個皇朝的歷史，《北史》是通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六個皇朝的歷史，它們分別把南朝和北朝（包括隋朝）看作一個大的歷史階段，故可視為一定意義上的通史。李延壽說，他撰《南史》、《北史》，是“以擬司馬遷《史記》”，當然不衹是指采用紀傳體而言，也包含了“通”的思想和要求。正因為如此，唐代史學評論傢劉知幾在講到《南史》、《北史》時，把它們都歸於“《史記》之流”。這說明前人就很重視《南史》、《北史》在“通”的方面的特點。
把《南史》、《北史》作為一定意義上的通史來讀，一則有益於瞭解整個南朝和整個北朝歷史發展的脈絡，有助於我們從總體上去認識和思考南北朝時期的歷史問題。再則，這也有益於我們瞭解作者分別把南北朝各朝歷史貫串一氣的歷史見解和撰述思想，並對前人批評它們“以傢為限斷不以代為限斷”的論點有恰當的認識。應當說，在以某一個皇朝的興衰存亡為斷限而著史的歷史環境下，李延壽能夠以數代之史為一史，“斷代為仍行通法”，無疑是個創造。
充分註意到《南史》、《北史》重視國傢統一的歷史思想。
李大師為什麽要寫南北朝史？李延壽是這樣講的：“大師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別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這種情況，從上面介紹的《宋書》、《南齊書》、《魏書》可以看得很清楚。而李大師所能見到的當時人的著作一定比這要多得多，因而感觸也會更深。李大師認為應當“改正”這種不正常的作史態度，所以纔打算“編年以備南北”，寫一部貫通南北朝的史書。從史學跟社會的關係來看，國傢的統一，必然要求産生與之相適的歷史著作、唐初，皇傢組織撰寫梁、陳、齊、周、隋五代史以及重修《晉書》，衹說“正統”和“僭偽”，不特別強調“華”、“夷”界限，衹有在統一的政治形勢下才能做到。這反映了隋唐統一後“天下一傢”的思想。李大師生活於隋唐之際，他提出“編年以備南北”的撰述計劃時，“五代史”尚未着手撰寫，重修《晉書》的工作還沒有提到日程上來，足見他重視國傢統一的歷史思想是十分可貴的＿
李延壽繼承了父親的這一歷史思想，在《南史》中取消了《索虜傳》，在《北史》裏也不再立《島夷傳》；於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歷史均立“本紀”；於宋、齊、梁、陳歷史亦均立“本紀”。從而擺脫了南北朝時期因政治分裂而造成的史學家的偏見和局限，大致擺平了南、北歷史的地位。這不僅反映了在國傢統一局面下“天下一傢”的政治要求，也反映了魏晉南北朝以來我國各民族大融合的歷史結局。我們讀《南史》、《北史》、不能不瞭解作者所處的歷史環境以及在這個歷史環境下所形成的撰述旨趣。
以“二史”同“八書”作比較。
“二史”出於“八書”，但又在許多方面不同於“八書”，除了上面講的兩點以外，還表現在：
第一，內容上有增刪之別。“二史”對於“八書”的增與刪，有利也有弊。其所刪部分，多是皇帝册文、詔令，大臣奏議、文章，從而使史文緊湊、醒目，可讀性強，這是利的方面。但是“二史”也刪去了“八書”中的一些重要史實。這是弊的方面。其所增部分，因多采自雜史中的預言和故事，因而加重了某些史事、人物的神秘色彩，這是弊的方面。但李延壽撰寫“二史”，參考的書籍比較多，因而增加了“八書”中原來所沒有的一些重要史料，擴大了某些人物傳記的篇幅，甚至還增寫了一些人物傳記。這是利的方面。可見，在增刪問題上，“二史”與“八書”各有得失，不能作簡單的看待。
第二，書法上有麯直之分。南北朝時期人們作史，因多所忌諱而形成麯筆者甚多。《南史》、《北史》對這些麯筆有不少改正。如魏收在北齊文宣帝高洋時撰《魏書》，凡事涉高洋父親高歡在東魏所作所為時，多麯為回護；《北史》對此大多據實直書，予以改正。《梁書》、《陳書》雖是姚思廉撰成於唐初，但因部分史稿係繼承其父姚察舊作，而姚察又多據梁、陳史官所錄，故麯筆也不少。如《梁書》對臨川王蕭宏大加褒美，稱贊他“性寬和篤厚”，“時稱其長者”；而《南史》則揭露他是個品行低劣、恣意聚斂、貪生怕死之徒。《南史》改正《陳書》麯筆之處更多，“使姦惡不能藏匿”。當然，“二史”亦並非完全沒有麯筆，但總的來看，在書法的麯直上“二史”是勝過“八書”的。
第三，文字上有繁簡之異。“八書”共五百三十七捲，“二史”衹有一百八十捲，僅占原書捲數三分之一。這是李延壽“刪落釀辭”、“敘事簡勁”的長處。《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稱贊《南史》、《北史》“敘事簡勁，比於南北正史，無繁冗、蕪穢之辭”，堪為“近世之佳史”，並認為陳壽之後，衹有李延壽可以與之相比擬。正因為如此，“二史”比“八書”流傳廣、影響大。北宋以前，“八書”中有的頗多散失，而“二史”卻完整地保存下來，就是最好的證明。
李延壽自序說他補充的史料很多出於當時的“雜史”，即所謂“小說短書”，故事性較強，且多口語材料，增補入傳，常常能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動，更能反映當時真實情況。這類資料在南史的何佟之傳，北史的東魏孝靜帝紀、高昂傳、斛律金傳、李稚廉傳、尒朱榮傳中都可以發現。但因此也摻入了大量神鬼故事、謠言讖語、戲謔笑料，這又是它的嚴重缺點。總之，南北史就史料的豐富完整來說，不加八書，但也不乏勝過八書的地方。作為研究南北朝歷史的資料，可以和八書互相補充，而不可以偏廢。
《南史》、《北史》也有一些明顯的缺點，以至於糟粕。如在歌頌帝王將相方面，在誣衊人民起義方面，在宣揚祥瑞災異、神怪荒誕之說方面，散布了許多封建主義思想和唯心主義歷史觀點。不僅“二史”如此，“八書”也如此，衹是形式和程度不盡相同罷了。這是我們在閱讀“八書”、“二史”時不能不註意的。
以“二史”與“八書”相比，不是說“二史”可以代替“八書”，或者相反，那都不是正確的態度。在“二史”與“八書”的關係的問題上，正確的看法應當是：（一）對於“二史”和“八書”撰述的歷史條件的不同，對於它們的作者在思想上的異趣，以及它們在材料運用上和表述形式上的區別，都應根據實際情況來分析、說明；（二）“二史”和“八書”在反映南北朝時期歷史面貌方面，在保存和傳播這一時期的歷史知識方面，各自都有貢獻，都有應當受到重視的理由和根據，我們不應在它們之間進行抑揚和褒貶；
（三）對“二史”和“八書”作比較，目的在於總結和說明它們的特點和優點，以便更好地認識它們，運用它們所提供的而又確實經過我們鑒別的歷史知識為今天的社會實踐服務。讀“八書”、“二史”如此，讀其他史書也是如此。
關於南北史的補表補志有：周嘉猷：《南北史年表》。
周嘉猷：《南北史帝王世係表》。
周嘉猷：《南北朝世係表》。計收一百十余姓，各姓又接不同郡望分列，頗有用。
汪士鐸（1802—1889）：《南北史補志》。存天文、地理、五行、禮儀，共十四捲。地理志以宋齊為一篇，梁陳為一篇，魏齊為一篇，周隋為一篇。宋以大明八年為準，魏以武定之世為準，皆仍《宋書·州郡志》、《魏書·地形志》之舊，參考價值不大。禮志依據紀傳諸志及《通典》等，而未註出處，唯五行志註明出處，徵引時須檢原書。
汪士鐸：《南北史補志未刊稿》。存輿服、樂律、刑法、職官、氏族、道釋，共十三捲，體例與天文志等相同。《廿五史補編》首次據稿本印行。徐崇：《補南北史藝文志》。分南史、北史、載記三篇，以見於南北史紀傳者為準。不見於南北史僅見於八書者入載記。《隋書·經籍志》未收者居十之六七。各條皆註明出處，便於利用。
徐文範：《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分年表、州郡表、郡縣沿革表三部分。年表自晉惠帝太安二年（303）起至隋煬帝大業四年（608）止，按年排列。以西晉末的二十一州為綱，每州下舉出當年變遷沿革，各朝重要年份舉出當時全疆域所統州郡名稱數目。州郡衰接二十一州次序，每州下依朝代舉出本州及所統郡的變遷。郡縣表按各州所統郡為次序，每郡及所統縣下又依朝代敘述變遷。南北朝皆有僑州郡縣，大抵多在淮南、淮西、沔北、漢東。徐氏註意考出實土所在，以免讀史者為空名所惑，故詳州郡之建置分合於郡縣之下，因而州郡表及郡縣沿革表有重複處。此書與周嘉猷世係表為讀南北朝史的兩部重要工具書。
宋書音義4(清洪亮吉)見南獻遺徵書目答問雲未刻
宋書考證4(清孫？)北平圖書館館刊第9捲第1-4期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251-472頁題宋書考論
宋書札記1(清李慈銘)1930年北京圖書館鉛印本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473-482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425-433頁民國印本
宋書州郡志校勘記1(清成孺)南菁書院叢書六集本歷代地理匯編本廣雅書局刊本
史學叢書二集影印廣雅本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叢書集成第169册
申範1(清陳灃)菊坡精捨刊本古學匯刊本申宋書范晔傳之誣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483-498頁
宋書夷貊傳地理考證1(清丁謙)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本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
宋書補表4(清盛大士)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據南京？？裏國學圖書館寫本
補紀元表、諸侯王表、王子侯表、功臣侯表、外戚侯表、恩幸侯表六種
宋諸王世表1捲（清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據歷代史表原刊本
宋將相年表1捲（清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據歷代史表原刊本
宋方鎮年表1捲（清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據歷代史表原刊本
補宋書宗室世係表(近人羅振玉)永豐鄉人雜著續編本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
補宋書刑法志1捲食貨志1(清郝懿行)嘉慶21年自刊本光緒10年刊郝氏遺書本
粵雅堂叢書二十九集本附刊鬍承珙校語(以下各本同)廣雅書局刊本史學叢書二集影印廣雅本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叢書集成第766、781册
補宋書藝文志1(清汪仁俊)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補宋書藝文志1(近人聶崇岐)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據稿本
晉宋書故(清郝懿行)嘉慶21年自刊本郝氏遺書本粵雅堂叢書二十九集本廣雅書局刊本
史學叢書二集影印廣雅本孫：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499-519頁
補校宋書州郡志札記（楊守敬）楊守敬集第7册續群書拾補據金陵書局本，已見迻校者不錄
禹貢半月刊第6捲第7期
齊諸王世表1捲（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
齊將相大臣年表1捲（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
齊方鎮年表1捲（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
南齊書校勘記(清周星詒)上海文管會藏稿本
孫：南齊書校議(今人朱季海)中華書局1984年版，相當於中華點校本之校勘記
南齊書夷貊傳地理考證1(清丁謙)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本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520-523頁
補南齊書藝文志4(今人陳述)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據稿本
補南齊書經籍志（陳鴻儒等編）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433-459頁民國間？印本、抄本
梁書佚文1(清王仁俊輯)上海圖書館藏稿本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524頁
梁書斠議（羅振玉）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461-469頁
毛本梁書校議(清陳灃)信古閣小叢書本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525-530頁
梁書札記1(清李慈銘)1930年北京圖書館鉛印本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531-541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459-461頁
補梁疆域志4(清洪齮孫)道光15年李兆洛刊本歷代地理志匯編本廣雅書局刊本
史學叢書二集影印廣雅本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叢書集成第3080-82册
梁書夷貊傳地理考證(清丁謙)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本
補梁書藝文志1(清王仁俊)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梁諸王世表1捲（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梁將相大臣年表1捲（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陳書斠議（羅振玉）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469-477頁
補陳疆域志(近人臧勵龢)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據稿本
陳州府職官備考1(清朱撰卿)1916年淮陽縣志附刻本
陳諸王世表1捲（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陳將相大臣年表1捲（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本第4册
南史佚文1(清王仁俊輯)上海圖書館藏稿本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542頁
讀南史記疑1(清王懋竑)讀書記疑捲8
南史存校1(清王懋竑)讀書記疑捲13
南史札記1(清李慈銘)1930年北京圖書館鉛印本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543-557頁
宋齊梁陳方鎮年表4(近人吳廷燮)景杜堂鉛印本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558-683頁
魏書校勘記1(清王先謙等)思賢講捨刊本廣雅書局刊本史學叢書二集影印廣雅本叢書集成第168册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684-701頁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489-525頁
魏書札記1(清李慈銘)1930年北京圖書館鉛印本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852-859頁
魏書宗室傳註12捲世係表2(近人羅振玉)1924年東方學會鉛印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702-832頁題傳註12捲等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537-669頁民國印本
魏書宗室傳註校補1(近人羅振玉)貞鬆老人遺稿乙集本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833-851頁實册數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669-687頁
魏書鐵佛劉虎傳註(近人羅振玉)
魏書地形志校錄3(清溫曰鑒)道光16年拾香草堂刻巾箱本題作校異有附錄適園叢書本
二十五史補編本第4册據適園叢書本
讀魏書地形志隨筆1(清溫曰鑒)北京圖書館藏管廷芬輯花近樓叢書抄本
延昌地形志20(清張穆)傳抄本
稿本舊藏祁氏，後歸陳士可，僅存捲1-3司州及目錄1捲。各傢傳抄本多從何秋濤抄本轉錄。
北魏地形志札記（楊守敬）歷代輿地圖·北魏地形志圖，楊守敬集第7册郗志群校註〈續群書拾補〉第1399-1424頁
魏書外國傳地理考證1捲西域傳地理考證1捲外國傳補地理考證1(清丁謙)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955-985頁
魏書校補1(清盧文弨)群書拾補本二十五史補編本第4册魏書禮志校補1
補樂志缺文，未全，後經陳垣據册府元龜補足，已印入百衲本魏書。
魏書源流考（李正奮）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477-489頁抄本
魏諸帝統係圖1捲魏諸王世表1捲魏異姓諸王世表1捲魏外戚諸王世表1捲魏將相大臣年表1捲西魏將相大臣年表1捲東魏將相大臣年表1捲（清萬斯同）
歷代史表原刊本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魏書官氏志疏證1(清陳毅)光緒23年刊本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補魏書兵志1(清？今人𠔌霽光)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補後魏書藝文志(近人李正奮)北京圖書館有抄本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687-733頁民國抄本
元魏方鎮年表2(近人吳廷燮)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據排印本
西魏書（清謝啓昆）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733-911頁清刻本
北齊書佚文1(清王仁俊輯)上海圖書館藏稿本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524頁
北齊書疏證(清杭世駿)見南獻遺徵書目答問雲未見傳本
北齊書斠議（羅振玉）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911-917頁
北齊書校證（願學齋主人）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917-947頁稿本
北齊書旁證（願學齋主人）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947-1019頁稿本
補北齊書疆域志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1019-1031頁
北齊諸王世表1捲北齊異姓諸王世表1捲北齊將相大臣年表1捲（萬斯同）歷代史表原刊本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周書校勘記(清周星詒)見宋本北周書跋
周書斠議（羅振玉）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1031-1037頁
周諸王世表1捲周公卿年表1捲（清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北周公卿表(清練恕)多識錄捲2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周書緩案（陳故章）中華書局1959年石印綫裝本
周書異域傳地理考證1(清丁謙)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本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986-991頁
殿本隋書考證(清傅雲竜校)二十四史訂補第8册第1-21頁影印抄本
隋書札記1(清李慈銘)1930北京圖書館鉛印本二十四史訂補第8册第21-29頁影印讀史札記之九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860-863頁
隋書求是(近人岑仲勉)1958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孫：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864-948頁
縮印本，刪去附錄
北史
捲一 魏本紀第一
捲二 魏本紀第二
捲三 魏本紀第三
捲四 魏本紀第四
捲五 魏本紀第五
捲六 齊本紀上第六
捲七 齊本紀中第七
捲八 齊本紀下第八
捲九 周本紀上第九
捲十 周本紀下第十
捲十一 隋本紀上第十一
捲十二 隋本紀下第十二
捲十三 列傳第一
捲十四 列傳第二
捲十五 列傳第三
捲十六 列傳第四
捲十七 列傳第五
捲十八 列傳第六
捲十九 列傳第七
捲二十 列傳第八
捲二十一 列傳第九
捲二十二 列傳第十
捲二十三 列傳第十一
捲二十四 列傳第十二
捲二十五 列傳第十三
捲二十六 列傳第十四
捲二十七 列傳第十五
捲二十八 列傳第十六
捲二十九 列傳第十七
捲三十 列傳第十八
捲三十一 列傳第十九
捲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
捲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
捲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二
捲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三
捲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四
捲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五
捲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六
捲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七
捲四十 列傳第二十八
捲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九
捲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
捲四十三 列傳三十一
捲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二
捲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三
捲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四
捲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五
捲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六
捲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七
捲五十 列傳第三十八
捲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九
捲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
捲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
捲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二
捲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三
捲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四
捲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五
捲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六
捲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七
捲六十 列傳第四十八
捲六十一 列傳第四十九
捲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
捲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一
捲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二
捲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三
捲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四
捲六十七 列傳第五十五
捲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六
捲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七
捲七十 列傳第五十八
捲七十一 列傳第五十九
捲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
捲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一
捲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二
捲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三
捲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四
捲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五
捲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六
捲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七
捲八十 列傳第六十八
捲八十一 列傳第六十九
捲八十二 列傳第七十
捲八十三 列傳第七十一
捲八十四 列傳第七十二
捲八十五 列傳第七十三
捲八十六 列傳第七十四
捲八十七 列傳第七十五
捲八十八 列傳第七十六
捲八十九 列傳第七十七
捲九十 列傳第七十八
捲九十一 列傳第七十九
捲九十二 列傳第八十
捲九十三 列傳第八十一
捲九十四 列傳第八十二
捲九十五 列傳第八十三
捲九十六 列傳第八十四
捲九十七 列傳第八十五
捲九十八 列傳第八十六
捲九十九 列傳第八十七
捲一百 序傳第八十八
《北史》主要在魏、齊、周、隋四書基礎上刪訂改編而成，但也參考了當時所見各種雜史，增補了不少材料。
總的來看，《北史》雖有內容偶呈蕪雜之弊，但畢竟體例完整、材料充實、文字簡練，在後代頗受重視，以致魏、齊、周三書唐以後皆殘缺不完，後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補足。作為研究北朝歷史的資料，《北史》與魏、齊、周、隋四書有互相補充的作用，不可偏廢。
《北史》上起北魏登國元年（386年），下迄隋義寧二年（618年），記北朝北魏、西魏、東魏、北周、北齊及隋六代二百三十三年史事。應當指出的是，隋代的最初九年即開皇元年至開皇九年（581－589年）的歷史，可以作為北朝歷史看待；至於開皇九年隋滅陳統一全國以後的歷史，本是統一的封建皇朝的歷史，把這一段歷史看成北朝史而寫入《北史》是不恰當的。當然，也許是作者考慮到編纂上的睏難，不得不作這樣的安排，但我們今天來看待和敘述北朝史，則不應沿襲《北史》的這個做法。
《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壽撰寫這兩部書，本是為了“追終先志”，繼承父親李大師未竟的事業。李大師（570－628），字君威，隋唐之際人。他熟悉前代歷史，又長於評論當世人物，青年時代就産生了撰寫一部編年體南北朝史的志嚮。但他着手做這件工作時，已是唐朝武德初年了。不久，他因生活條件的變化，又曾一度中輟了這件事。當他再次獲得從事於此種撰述機會時，已是武德九年（626年），而他在貞觀二年（628年）就去世了。他在臨終之前，因“所撰未畢，以為沒齒之恨”。父親的事業和遺恨，深深地影響着李延壽，對他産生了一種感召的力量。李延壽，字遐齡，貞觀初年參與《隋書》編撰工作，從這時起，他就决心把南北朝史寫出來。以實現父親的遺願。李延壽用了十五、六年的時間搜集資料，而在貞觀十七年（643年）因參與修撰《五代史志》的工作，便得以廣泛閱讀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朝正史，於是正式開始撰寫《南史》《北史》。除八朝正史外，李延壽還參考各種雜史一千餘捲，歷時十六年，於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年），撰成《南史》、《北史》共一百八十捲。據說唐高宗還為《南史》、《北史》寫了一篇序，可惜這篇序文早已失傳。
《南史》、《北史》主要取材於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書。李延壽撰寫“二史”的方法是對“八書”進行“抄錄”和“連綴”，並“鳩聚遺逸，以廣異聞”，“除其冗長，捃其菁華”。這是一個改寫、補充和刪節的過程，並非一般的抄錄可比。不過，李大師原來是打算“編年以備南北”，而李延壽卻以紀傳體撰成《南史》、《北史》，這是後者在“追終先志”過程中的一個變化，無礙於他們共同的目的和旨趣。瞭解了上面這些基本情況，對於怎樣讀《南史》《北史》的問題就比較好理解了。
把《南史》、《北史》作為一定意義上的“通史”來讀。
在二十五史中，《史記》是完全意義上的通史，而《南史》是通宋、齊、梁、陳四個皇朝的歷史，《北史》是通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六個皇朝的歷史，它們分別把南朝和北朝（包括隋朝）看作一個大的歷史階段，故可視為一定意義上的通史。李延壽說，他撰《南史》、《北史》，是“以擬司馬遷《史記》”，當然不衹是指采用紀傳體而言，也包含了“通”的思想和要求。正因為如此，唐代史學評論傢劉知幾在講到《南史》、《北史》時，把它們都歸於“《史記》之流”。這說明前人就很重視《南史》、《北史》在“通”的方面的特點。
把《南史》、《北史》作為一定意義上的通史來讀，一則有益於瞭解整個南朝和整個北朝歷史發展的脈絡，有助於我們從總體上去認識和思考南北朝時期的歷史問題。再則，這也有益於我們瞭解作者分別把南北朝各朝歷史貫串一氣的歷史見解和撰述思想，並對前人批評它們“以傢為限斷不以代為限斷”的論點有恰當的認識。應當說，在以某一個皇朝的興衰存亡為斷限而著史的歷史環境下，李延壽能夠以數代之史為一史，“斷代為仍行通法”，無疑是個創造。
充分註意到《南史》、《北史》重視國傢統一的歷史思想。
李大師為什麽要寫南北朝史？李延壽是這樣講的：“大師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別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這種情況，從上面介紹的《宋書》、《南齊書》、《魏書》可以看得很清楚。而李大師所能見到的當時人的著作一定比這要多得多，因而感觸也會更深。李大師認為應當“改正”這種不正常的作史態度，所以纔打算“編年以備南北”，寫一部貫通南北朝的史書。從史學跟社會的關係來看，國傢的統一，必然要求産生與之相適的歷史著作、唐初，皇傢組織撰寫梁、陳、齊、周、隋五代史以及重修《晉書》，衹說“正統”和“僭偽”，不特別強調“華”、“夷”界限，衹有在統一的政治形勢下才能做到。這反映了隋唐統一後“天下一傢”的思想。李大師生活於隋唐之際，他提出“編年以備南北”的撰述計劃時，“五代史”尚未着手撰寫，重修《晉書》的工作還沒有提到日程上來，足見他重視國傢統一的歷史思想是十分可貴的＿
李延壽繼承了父親的這一歷史思想，在《南史》中取消了《索虜傳》，在《北史》裏也不再立《島夷傳》；於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歷史均立“本紀”；於宋、齊、梁、陳歷史亦均立“本紀”。從而擺脫了南北朝時期因政治分裂而造成的史學家的偏見和局限，大致擺平了南、北歷史的地位。這不僅反映了在國傢統一局面下“天下一傢”的政治要求，也反映了魏晉南北朝以來我國各民族大融合的歷史結局。我們讀《南史》、《北史》、不能不瞭解作者所處的歷史環境以及在這個歷史環境下所形成的撰述旨趣。
以“二史”同“八書”作比較。
“二史”出於“八書”，但又在許多方面不同於“八書”，除了上面講的兩點以外，還表現在：
第一，內容上有增刪之別。“二史”對於“八書”的增與刪，有利也有弊。其所刪部分，多是皇帝册文、詔令，大臣奏議、文章，從而使史文緊湊、醒目，可讀性強，這是利的方面。但是“二史”也刪去了“八書”中的一些重要史實。這是弊的方面。其所增部分，因多采自雜史中的預言和故事，因而加重了某些史事、人物的神秘色彩，這是弊的方面。但李延壽撰寫“二史”，參考的書籍比較多，因而增加了“八書”中原來所沒有的一些重要史料，擴大了某些人物傳記的篇幅，甚至還增寫了一些人物傳記。這是利的方面。可見，在增刪問題上，“二史”與“八書”各有得失，不能作簡單的看待。
第二，書法上有麯直之分。南北朝時期人們作史，因多所忌諱而形成麯筆者甚多。《南史》、《北史》對這些麯筆有不少改正。如魏收在北齊文宣帝高洋時撰《魏書》，凡事涉高洋父親高歡在東魏所作所為時，多麯為回護；《北史》對此大多據實直書，予以改正。《梁書》、《陳書》雖是姚思廉撰成於唐初，但因部分史稿係繼承其父姚察舊作，而姚察又多據梁、陳史官所錄，故麯筆也不少。如《梁書》對臨川王蕭宏大加褒美，稱贊他“性寬和篤厚”，“時稱其長者”；而《南史》則揭露他是個品行低劣、恣意聚斂、貪生怕死之徒。《南史》改正《陳書》麯筆之處更多，“使姦惡不能藏匿”。當然，“二史”亦並非完全沒有麯筆，但總的來看，在書法的麯直上“二史”是勝過“八書”的。
第三，文字上有繁簡之異。“八書”共五百三十七捲，“二史”衹有一百八十捲，僅占原書捲數三分之一。這是李延壽“刪落釀辭”、“敘事簡勁”的長處。《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稱贊《南史》、《北史》“敘事簡勁，比於南北正史，無繁冗、蕪穢之辭”，堪為“近世之佳史”，並認為陳壽之後，衹有李延壽可以與之相比擬。正因為如此，“二史”比“八書”流傳廣、影響大。北宋以前，“八書”中有的頗多散失，而“二史”卻完整地保存下來，就是最好的證明。
李延壽自序說他補充的史料很多出於當時的“雜史”，即所謂“小說短書”，故事性較強，且多口語材料，增補入傳，常常能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動，更能反映當時真實情況。這類資料在南史的何佟之傳，北史的東魏孝靜帝紀、高昂傳、斛律金傳、李稚廉傳、尒朱榮傳中都可以發現。但因此也摻入了大量神鬼故事、謠言讖語、戲謔笑料，這又是它的嚴重缺點。總之，南北史就史料的豐富完整來說，不加八書，但也不乏勝過八書的地方。作為研究南北朝歷史的資料，可以和八書互相補充，而不可以偏廢。
《南史》、《北史》也有一些明顯的缺點，以至於糟粕。如在歌頌帝王將相方面，在誣衊人民起義方面，在宣揚祥瑞災異、神怪荒誕之說方面，散布了許多封建主義思想和唯心主義歷史觀點。不僅“二史”如此，“八書”也如此，衹是形式和程度不盡相同罷了。這是我們在閱讀“八書”、“二史”時不能不註意的。
以“二史”與“八書”相比，不是說“二史”可以代替“八書”，或者相反，那都不是正確的態度。在“二史”與“八書”的關係的問題上，正確的看法應當是：（一）對於“二史”和“八書”撰述的歷史條件的不同，對於它們的作者在思想上的異趣，以及它們在材料運用上和表述形式上的區別，都應根據實際情況來分析、說明；（二）“二史”和“八書”在反映南北朝時期歷史面貌方面，在保存和傳播這一時期的歷史知識方面，各自都有貢獻，都有應當受到重視的理由和根據，我們不應在它們之間進行抑揚和褒貶；
（三）對“二史”和“八書”作比較，目的在於總結和說明它們的特點和優點，以便更好地認識它們，運用它們所提供的而又確實經過我們鑒別的歷史知識為今天的社會實踐服務。讀“八書”、“二史”如此，讀其他史書也是如此。
關於南北史的補表補志有：周嘉猷：《南北史年表》。
周嘉猷：《南北史帝王世係表》。
周嘉猷：《南北朝世係表》。計收一百十余姓，各姓又接不同郡望分列，頗有用。
汪士鐸（1802—1889）：《南北史補志》。存天文、地理、五行、禮儀，共十四捲。地理志以宋齊為一篇，梁陳為一篇，魏齊為一篇，周隋為一篇。宋以大明八年為準，魏以武定之世為準，皆仍《宋書·州郡志》、《魏書·地形志》之舊，參考價值不大。禮志依據紀傳諸志及《通典》等，而未註出處，唯五行志註明出處，徵引時須檢原書。
汪士鐸：《南北史補志未刊稿》。存輿服、樂律、刑法、職官、氏族、道釋，共十三捲，體例與天文志等相同。《廿五史補編》首次據稿本印行。徐崇：《補南北史藝文志》。分南史、北史、載記三篇，以見於南北史紀傳者為準。不見於南北史僅見於八書者入載記。《隋書·經籍志》未收者居十之六七。各條皆註明出處，便於利用。
徐文範：《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分年表、州郡表、郡縣沿革表三部分。年表自晉惠帝太安二年（303）起至隋煬帝大業四年（608）止，按年排列。以西晉末的二十一州為綱，每州下舉出當年變遷沿革，各朝重要年份舉出當時全疆域所統州郡名稱數目。州郡衰接二十一州次序，每州下依朝代舉出本州及所統郡的變遷。郡縣表按各州所統郡為次序，每郡及所統縣下又依朝代敘述變遷。南北朝皆有僑州郡縣，大抵多在淮南、淮西、沔北、漢東。徐氏註意考出實土所在，以免讀史者為空名所惑，故詳州郡之建置分合於郡縣之下，因而州郡表及郡縣沿革表有重複處。此書與周嘉猷世係表為讀南北朝史的兩部重要工具書。
宋書音義4(清洪亮吉)見南獻遺徵書目答問雲未刻
宋書考證4(清孫？)北平圖書館館刊第9捲第1-4期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251-472頁題宋書考論
宋書札記1(清李慈銘)1930年北京圖書館鉛印本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473-482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425-433頁民國印本
宋書州郡志校勘記1(清成孺)南菁書院叢書六集本歷代地理匯編本廣雅書局刊本
史學叢書二集影印廣雅本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叢書集成第169册
申範1(清陳灃)菊坡精捨刊本古學匯刊本申宋書范晔傳之誣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483-498頁
宋書夷貊傳地理考證1(清丁謙)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本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
宋書補表4(清盛大士)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據南京？？裏國學圖書館寫本
補紀元表、諸侯王表、王子侯表、功臣侯表、外戚侯表、恩幸侯表六種
宋諸王世表1捲（清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據歷代史表原刊本
宋將相年表1捲（清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據歷代史表原刊本
宋方鎮年表1捲（清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據歷代史表原刊本
補宋書宗室世係表(近人羅振玉)永豐鄉人雜著續編本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
補宋書刑法志1捲食貨志1(清郝懿行)嘉慶21年自刊本光緒10年刊郝氏遺書本
粵雅堂叢書二十九集本附刊鬍承珙校語(以下各本同)廣雅書局刊本史學叢書二集影印廣雅本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叢書集成第766、781册
補宋書藝文志1(清汪仁俊)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補宋書藝文志1(近人聶崇岐)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據稿本
晉宋書故(清郝懿行)嘉慶21年自刊本郝氏遺書本粵雅堂叢書二十九集本廣雅書局刊本
史學叢書二集影印廣雅本孫：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499-519頁
補校宋書州郡志札記（楊守敬）楊守敬集第7册續群書拾補據金陵書局本，已見迻校者不錄
禹貢半月刊第6捲第7期
齊諸王世表1捲（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
齊將相大臣年表1捲（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
齊方鎮年表1捲（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本第3册
南齊書校勘記(清周星詒)上海文管會藏稿本
孫：南齊書校議(今人朱季海)中華書局1984年版，相當於中華點校本之校勘記
南齊書夷貊傳地理考證1(清丁謙)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本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520-523頁
補南齊書藝文志4(今人陳述)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據稿本
補南齊書經籍志（陳鴻儒等編）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433-459頁民國間？印本、抄本
梁書佚文1(清王仁俊輯)上海圖書館藏稿本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524頁
梁書斠議（羅振玉）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461-469頁
毛本梁書校議(清陳灃)信古閣小叢書本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525-530頁
梁書札記1(清李慈銘)1930年北京圖書館鉛印本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531-541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459-461頁
補梁疆域志4(清洪齮孫)道光15年李兆洛刊本歷代地理志匯編本廣雅書局刊本
史學叢書二集影印廣雅本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叢書集成第3080-82册
梁書夷貊傳地理考證(清丁謙)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本
補梁書藝文志1(清王仁俊)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梁諸王世表1捲（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梁將相大臣年表1捲（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第3册
陳書斠議（羅振玉）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469-477頁
補陳疆域志(近人臧勵龢)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據稿本
陳州府職官備考1(清朱撰卿)1916年淮陽縣志附刻本
陳諸王世表1捲（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陳將相大臣年表1捲（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本第4册
南史佚文1(清王仁俊輯)上海圖書館藏稿本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542頁
讀南史記疑1(清王懋竑)讀書記疑捲8
南史存校1(清王懋竑)讀書記疑捲13
南史札記1(清李慈銘)1930年北京圖書館鉛印本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543-557頁
宋齊梁陳方鎮年表4(近人吳廷燮)景杜堂鉛印本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558-683頁
魏書校勘記1(清王先謙等)思賢講捨刊本廣雅書局刊本史學叢書二集影印廣雅本叢書集成第168册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684-701頁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489-525頁
魏書札記1(清李慈銘)1930年北京圖書館鉛印本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852-859頁
魏書宗室傳註12捲世係表2(近人羅振玉)1924年東方學會鉛印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702-832頁題傳註12捲等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537-669頁民國印本
魏書宗室傳註校補1(近人羅振玉)貞鬆老人遺稿乙集本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833-851頁實册數
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669-687頁
魏書鐵佛劉虎傳註(近人羅振玉)
魏書地形志校錄3(清溫曰鑒)道光16年拾香草堂刻巾箱本題作校異有附錄適園叢書本
二十五史補編本第4册據適園叢書本
讀魏書地形志隨筆1(清溫曰鑒)北京圖書館藏管廷芬輯花近樓叢書抄本
延昌地形志20(清張穆)傳抄本
稿本舊藏祁氏，後歸陳士可，僅存捲1-3司州及目錄1捲。各傢傳抄本多從何秋濤抄本轉錄。
北魏地形志札記（楊守敬）歷代輿地圖·北魏地形志圖，楊守敬集第7册郗志群校註〈續群書拾補〉第1399-1424頁
魏書外國傳地理考證1捲西域傳地理考證1捲外國傳補地理考證1(清丁謙)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955-985頁
魏書校補1(清盧文弨)群書拾補本二十五史補編本第4册魏書禮志校補1
補樂志缺文，未全，後經陳垣據册府元龜補足，已印入百衲本魏書。
魏書源流考（李正奮）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477-489頁抄本
魏諸帝統係圖1捲魏諸王世表1捲魏異姓諸王世表1捲魏外戚諸王世表1捲魏將相大臣年表1捲西魏將相大臣年表1捲東魏將相大臣年表1捲（清萬斯同）
歷代史表原刊本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魏書官氏志疏證1(清陳毅)光緒23年刊本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補魏書兵志1(清？今人𠔌霽光)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補後魏書藝文志(近人李正奮)北京圖書館有抄本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687-733頁民國抄本
元魏方鎮年表2(近人吳廷燮)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據排印本
西魏書（清謝啓昆）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733-911頁清刻本
北齊書佚文1(清王仁俊輯)上海圖書館藏稿本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524頁
北齊書疏證(清杭世駿)見南獻遺徵書目答問雲未見傳本
北齊書斠議（羅振玉）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911-917頁
北齊書校證（願學齋主人）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917-947頁稿本
北齊書旁證（願學齋主人）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947-1019頁稿本
補北齊書疆域志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1019-1031頁
北齊諸王世表1捲北齊異姓諸王世表1捲北齊將相大臣年表1捲（萬斯同）歷代史表原刊本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周書校勘記(清周星詒)見宋本北周書跋
周書斠議（羅振玉）二十四史訂補第7册第1031-1037頁
周諸王世表1捲周公卿年表1捲（清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北周公卿表(清練恕)多識錄捲2二十五史補編第4册
周書緩案（陳故章）中華書局1959年石印綫裝本
周書異域傳地理考證1(清丁謙)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本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986-991頁
殿本隋書考證(清傅雲竜校)二十四史訂補第8册第1-21頁影印抄本
隋書札記1(清李慈銘)1930北京圖書館鉛印本二十四史訂補第8册第21-29頁影印讀史札記之九
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860-863頁
隋書求是(近人岑仲勉)1958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孫：二十五史三編第5册第864-948頁
縮印本，刪去附錄
北史
捲一 魏本紀第一
捲二 魏本紀第二
捲三 魏本紀第三
捲四 魏本紀第四
捲五 魏本紀第五
捲六 齊本紀上第六
捲七 齊本紀中第七
捲八 齊本紀下第八
捲九 周本紀上第九
捲十 周本紀下第十
捲十一 隋本紀上第十一
捲十二 隋本紀下第十二
捲十三 列傳第一
捲十四 列傳第二
捲十五 列傳第三
捲十六 列傳第四
捲十七 列傳第五
捲十八 列傳第六
捲十九 列傳第七
捲二十 列傳第八
捲二十一 列傳第九
捲二十二 列傳第十
捲二十三 列傳第十一
捲二十四 列傳第十二
捲二十五 列傳第十三
捲二十六 列傳第十四
捲二十七 列傳第十五
捲二十八 列傳第十六
捲二十九 列傳第十七
捲三十 列傳第十八
捲三十一 列傳第十九
捲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
捲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
捲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二
捲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三
捲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四
捲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五
捲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六
捲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七
捲四十 列傳第二十八
捲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九
捲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
捲四十三 列傳三十一
捲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二
捲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三
捲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四
捲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五
捲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六
捲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七
捲五十 列傳第三十八
捲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九
捲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
捲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
捲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二
捲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三
捲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四
捲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五
捲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六
捲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七
捲六十 列傳第四十八
捲六十一 列傳第四十九
捲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
捲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一
捲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二
捲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三
捲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四
捲六十七 列傳第五十五
捲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六
捲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七
捲七十 列傳第五十八
捲七十一 列傳第五十九
捲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
捲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一
捲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二
捲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三
捲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四
捲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五
捲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六
捲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七
捲八十 列傳第六十八
捲八十一 列傳第六十九
捲八十二 列傳第七十
捲八十三 列傳第七十一
捲八十四 列傳第七十二
捲八十五 列傳第七十三
捲八十六 列傳第七十四
捲八十七 列傳第七十五
捲八十八 列傳第七十六
捲八十九 列傳第七十七
捲九十 列傳第七十八
捲九十一 列傳第七十九
捲九十二 列傳第八十
捲九十三 列傳第八十一
捲九十四 列傳第八十二
捲九十五 列傳第八十三
捲九十六 列傳第八十四
捲九十七 列傳第八十五
捲九十八 列傳第八十六
捲九十九 列傳第八十七
捲一百 序傳第八十八
《隋書》共八十五捲，其中帝紀五捲，列傳五十捲，志三十捲。本書由多人共同編撰，分為兩階段成書，從草創到全部修完共歷時三十五年。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棻提出修梁、陳、北齊、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議。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編修，但數年過後，仍未成書。貞觀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徵“總知其務”，並主編《隋書》。
《隋書》的作者都是飽學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書》是現存最早的隋史專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確的指導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親歷了滅隋的戰爭，在執政之後，他經常談論隋朝滅亡的教訓，明確提出“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的看法。汲取歷史教訓，以史為鑒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導思想。其次，《隋書》弘揚秉筆直書的優良史學傳統，品評人物較少阿附隱諱。主編魏徵剛正不阿，他主持編寫的紀傳，較少麯筆，不為尊者諱。如隋文帝之“刻薄”專斷，“不悅詩書”，“暗於大道”，隋煬帝矯情飾貌，殺父淫母，“鋤誅骨肉，屠剿忠良”等情況，都照實寫來，了無隱諱。
再次，《隋書》保存了大量政治、經濟以及科技文化資料。其中十志記載梁、陳、北齊、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漢魏。
關於《隋書》的作者，一直搞得很亂，《舊唐書》記載“魏徽等撰”。而劉知幾《史通》則說顔師古、孔穎達等和於志寧、李淳風諸人共同撰成。還有題為長孫無忌撰述的。這是因為參加《隋書》撰述的人很多，幾乎集中了當時大部分有名之士；開始以魏徵為其主編，後來魏徵死了，又由長孫無忌續為主編，完成未完成的部分。
現行《隋書》共八十五捲，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紀傳部分，由魏徵主編，成書於唐太宗貞觀十年（636年）；另一部分為史志部分，始修於貞觀十五年（641年），成於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年），是由長孫無忌監修的。《隋書》的修史水平是較高的。一是因為當時唐朝集中了一大批有纔之士：先後參加編寫的孔穎達、許敬宗、於志寧皆名列貞觀時期著名的“十八學士”之列；顔師古是當時名垂一時的經史大師；負責修撰天文、律歷的是唐代著名天文學家李淳風。這樣，《隋書》的修撰，便得到了學術上的保證。二是因為修史當時離亡隋時間較近，有不少隋朝的史料尚可資證。如隋人王劭撰的《隋書》八十捲，便保存着許多隋王朝的詔策。此外，當時也還存有數十捲《開皇起居註》等。更重要的是，唐貞觀時離隋煬帝時不過二十餘年，有許多隋朝遺老仍健在於世，可以通過訪查直補史事。《舊唐書·孫思》便載：“魏徵等受詔修齊、梁、陳、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說明修《隋書》時，史官們曾訪問過不少人。還有不少修史的作者本人就在隋朝生活過，有着親身的經歷，因而史實也就較為準確。三是作為主編的魏徵，歷史上素稱諫臣，號為“良史”，他主編修史時一般能堅持據事直書，不像後代史書的一些紀傳有那麽多的忌諱。
《隋書》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全書貫串了以史為鑒的思想。主編魏徵在給唐太宗上書時曾經說過，“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惟其想到以史為鑒，所以對隋是如何滅亡的，對隋君臣上下驕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可謂有淋漓盡致的描寫和入木三分的揭露。比如對隋煬帝大興土木、荒淫無恥、三遊江都，都有翔實的敘寫。又因為魏徵等編書者有意寫出人民對隋王朝的反抗情緒，因此在《隋書》中也較多地敘述了隋末農民大起義的史實，這在《煬帝紀》兩捲中記載最為具體。據統計，在紀傳部分的五十五捲中有二十多捲，以及在《食貨志》、《五行志》裏，記載了有關農民起義的情況。
《隋書》還有個優點，就是比起其它同類史書來，它較少隱諱。比如，儘管虞世南在唐朝已成為唐太宗十分信任的大臣，但紀傳中寫到他哥哥虞世基的罪惡時，絲毫不加掩飾，再如，儘管裴矩、何稠等人已為唐臣，但對他們在隋朝的作為，也不加任何掩飾。至如隋煬帝殺害其父隋文帝，以及和文帝寵姬宣華夫人的那些骯髒事實，《隋書》也是毫不留情，秉直書寫。這些方面都是《隋書》勝於其它史書的地方。當然，《隋書》的作者也不免歷史的局限，因為礙於情面或政治上某些因素，在寫到某些人物時也有回護或偏愛的地方。如捲六十六中的《房彥謙傳》便是一例，房彥謙官微職卑，位不過州司馬、縣令，一生又無重大事跡可記，衹因為他是唐太宗時的宰相房玄齡的父親，使破格收入列傳。這在封建社會的史書裏，也算是難以避免的吧。
《隋書》另一個可取的地方，是保存了南北朝以來大量的典章制度，為後人研究隋代以及前幾朝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保留了豐富的資料。南北朝時期，留下來的典章制度方面的史料極少，而《隋書》的史志部分，多達三十捲，包括禮儀、音樂、律歷、天文、五行、食貨、刑法、百官、地理、經籍十志。這十志不僅敘述了隋朝的典章制度，而且概括了梁、陳、北齊、北周的政治、經濟情況，有的甚至追溯到漢魏。例如《食貨志》記載了自東晉以來的等級制度和貨幣制度；《地理志》記載了南北朝以來的建置沿革；《律歷志》和《天文志》總結了南北朝以後一百多年來天文學方面的成就；關於祖衝之的圓周率的詳細記錄，也保存在《隋書》中。《隋書》的《經籍志》是繼《漢書·藝文志》後的一部十分重要的目錄書，敘述了自漢至隋凡六百年我國書籍之存亡、學術之演變，是對我國古代書籍和學術史的第二次總結，也是對我國學術文化史的一大貢獻。《隋書·經籍志》還有一個重要貢獻，就是為我國以後的四部圖書分類奠定了基礎。《漢書·藝文志》曾把天下圖書分編為六大類，到東晉李充造《四部書目》，始分書籍為四部。《隋書·經籍志》吸取其長，正式將各類書籍標出經、史、子、集四大類，其下再分四十小類。這種圖書分類法，為後世遵用達一千餘年。
《隋書》也有不剋服的缺點。例如它過分強調“天道”和“帝王之道”，這當然是唯心主義的觀點。此外，由於隋末喪亂，圖書散佚嚴重，因此在撰寫時，也常常有史料不足的缺陷。有些傳衹能註明“圖籍在記，多從散逸，不能詳備”，造成某些傳記空洞無物。這當然是不能苛求於古人的。
《隋書》最早刻於北宋天聖二年(1024)，已失傳。另有南宋嘉定間刻本殘捲六十五捲及南宋另一刻本殘存五捲傳世。元朝大德年間饒州路刻本是比較好的版本，涵芬樓百衲本《隋書》即據此影印。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是較為流行的版本。1973年中華書局影印的校點本即依據以上數種版本校勘整理而成，是目前最好的通行本。
關於《隋書》的表志有：萬斯同：《隋諸王世表》。
萬斯同：《隋將相大臣年表》。
黃大華：《隋唐之際月表》。自大業七年（611）至貞觀二年（628），按月表列起兵者興亡。
楊守敬：《隋書地理志考證附補遺》。《地理志》以隋代統一的疆域為綱，梁陳齊周時的沿革列於註中，時有疏漏錯誤，為楊氏考證重點所在。張鵬一：《隋書經籍志補》。主要為志中失收的北魏北齊北周人著作。
章宗源（？—1800）：《隋書經諾志考證》。衹有史部。一說此書本名《史籍考》，後人誤改。註意輯錄佚文，而於書之原委、撰人始末多未詳考。姚振宗（1842—1906）：《隋書經籍志考證》。推尋志中所收書籍之本末源流，補直考訂志所遺漏，遠較章書為詳備。
補：其他考訂著作一覽
隋書考證清·傅雲竜校
隋書札記清·李慈銘著
隋書斠議清·羅振玉著
隋書目錄
紀
捲一帝紀第一
高祖楊堅上
開皇年前
開皇元年
開皇二年
開皇三年
開皇四年
開皇五年
開皇六年
開皇七年
捲二帝紀第二
高祖下
開皇八年
開皇九年
開皇十年
開皇十一年
開皇十二年
開皇十三年
開皇十四年
開皇十五年
開皇十六年
開皇十七年
開皇十八年
開皇十九年
開皇二十年
仁壽元年
仁壽二年
仁壽三年
仁壽四年
捲三帝紀第三
煬帝楊廣上
大業年前
大業元年
大業二年
大業三年
大業四年
大業五年
大業六年
大業七年
捲四帝紀第四
煬帝下
大業八年
大業九年
大業十年
大業十一年
大業十二年
大業十三年
捲五帝紀第五
恭帝楊侑
義寧年前
義寧元年
義寧二年
志
捲六志第一
禮儀一
捲七志第二
禮儀二
捲八志第三
禮儀三
捲九志第四
禮儀四
捲十志第五
禮儀五
捲十一志第六
禮儀六
捲十二志第七
禮儀七
捲十三志第八
音樂上
捲十四志第九
音樂中
捲十五志第十
音樂下
捲十六志第十一
律歷上
律
捲十七志第十二
律歷中
捲十八志第十三
律歷下
捲十九志第十四
天文上
天體
渾天儀
渾天象
蓋圖
地中
晷影
漏刻
經星中宮
捲二十志第十五
天文中
二十八捨
星官在二十八宿之外者
天占
七曜
瑞星
星雜變
妖星
雜妖
客星
流星
雲氣
瑞氣
妖氣
捲二十一志第十六
天文下
十煇
雜氣
五代災變應
捲二十二志第十七
五行上
木不麯直
金不從革
火失其性
水不潤下
稼穡不成
貌不恭
言不從
旱
詩妖
毛蟲之孽
犬禍
白眚白祥
木沴金
捲二十三志第十八
五行下
視不明
聽不聰
思心不容
皇不極
捲二十四志第十九
食貨
捲二十五志第二十
刑法
梁
陳
齊
周
隋
捲二十六志第二十一
百官上
南朝梁官製
南朝陳官製
捲二十七志第二十二
百官中
北齊官製
北周官製
捲二十八志第二十三
百官下
隋高祖時官製
隋煬帝官製
捲二十九志第二十四
地理上
京兆郡
馮翊郡
扶風郡
安定郡
北地郡
上郡
雕陰郡
延安部
弘化郡
平涼郡
朔方郡
????川郡
靈武郡
榆林郡
五原郡
天水郡
隴西郡
金城郡
枹罕郡
澆河郡
西平郡
武威郡
張掖部
敦煌郡
鄯善郡
且末郡
西海郡
河源郡
漢川郡
西城郡
房陵郡
清化郡
通川郡
宕渠郡
漢陽郡
臨洮郡
宕昌郡
武都郡
同昌郡
河池郡
順政郡
義城郡
平武郡
汶山郡
普安郡
金山郡
新城郡
巴西郡
遂寧郡
涪陵郡
巴郡
巴東郡
蜀郡
臨邛郡
眉山郡
隆山郡
資陽郡
瀘川郡
犍為郡
越巂郡
柯郡
黔安郡
捲三十志第二十五
地理中
河南郡
滎陽郡
梁郡
譙郡
濟陰郡
襄城郡
潁川郡
汝南郡
淮陽郡
汝陰郡
上洛郡
弘農郡
淅陽郡
南陽郡
淯陽郡
淮安郡
東郡
東平郡
濟北郡
武陽郡
渤海郡
平原郡
信都郡
清河郡
魏郡
汲郡
河內郡
長平郡
上黨郡
河東邵
絳郡
文城郡
臨汾郡
竜泉郡
西河郡
離石郡
雁門郡
馬邑郡
定襄郡
樓煩郡
太原郡
襄國郡
武安郡
趙郡
恆山郡
博陵郡
河間郡
涿郡
上𠔌郡
漁陽郡
北平郡
安樂郡
遼西郡
北海郡
齊郡
東萊郡
高密郡
捲三十一志第二十六
地理下
彭城郡
魯郡
琅邪郡
東海郡
下邳郡
江都郡
鍾離郡
淮南郡
弋陽郡
蘄春郡
廬江郡
同安郡
歷陽郡
丹陽郡
宣城郡
毗陵郡
吳郡
會稽郡
餘杭郡
新安郡
東陽郡
永嘉郡
建安郡
遂安郡
鄱陽郡
臨川郡
廬陵郡
南康郡
宜春郡
豫章郡
南海郡
竜川郡
義安郡
高涼郡
信安郡
永熙郡
蒼梧郡
始安郡
永平郡
鬱林郡
合浦郡
珠崖郡
寧越郡
交趾郡
九真郡
日南郡
比景郡
海陰郡
林邑郡
南郡
夷陵郡
竟陵郡
沔陽郡
沅陵郡
武陵郡
清江郡
襄陽郡
舂陵郡
漢東郡
安陸郡
永安郡
義陽郡
九江郡
江夏郡
澧陽郡
巴陵郡
長沙郡
衡山郡
桂陽郡
零陵郡
熙平郡
捲三十二志第二十七
經籍一經
易
書
詩
禮
樂
春秋
孝經
論語孔叢、傢語、爾雅等
讖緯之書
小學
傳曰
捲三十三志第二十八
經籍二史
正史
古史
雜史
霸史
起居註
舊事
職官
儀註
刑法
雜傳
地理
譜係
簿錄篇
捲三十四志第二十九
經籍三子
儒
道
法
名
墨
從橫
雜
農
小說
兵
天文
歷數
五行
醫方
捲三十五志第三十
經籍四集 道經 佛經
楚辭
別集
總集
道經
佛經
列傳
捲三十六列傳第一
後妃
文獻獨孤皇后
宣華夫人陳氏
容華夫人蔡氏
煬帝蕭皇后
捲三十七列傳第二
李穆
李穆子惇 怡 雅 恆
子渾
穆兄子詢
詢弟崇
崇子敏
梁睿
捲三十八列傳第三
劉昉
鄭譯
柳裘
皇甫績韋○
韋諅
盧賁
捲三十九列傳第四
於義子宣道 宣敏
於義
子宣道
子宣敏
陰壽子世師 骨儀
陰壽
子世師
骨儀
竇榮定
元景山
源雄
豆盧績子毓 績兄通
豆盧績
子毓
績兄通
賀若誼
捲四十列傳第五
梁士彥子剛 梁默
宇文忻
王誼
元諧
王世積
虞慶則
元胄
捲四十一列傳第六
高熲
蘇威子夔
蘇威
子夔
捲四十二列傳第七
李德林子百藥
捲四十三列傳第八
河間王弘子慶
河間王弘
子慶
楊處綱
楊子崇
觀德王雄弟達
觀德王雄
弟達
捲四十四列傳第九
滕穆王瓚嗣王綸
嗣王綸
道悼王靜
衛昭王爽嗣王集
衛昭王爽
嗣王集
蔡王智積
捲四十五列傳第十
文四子
高祖五男
房陵王勇子儼
秦孝王俊子浩
庶人秀
庶人諒
捲四十六列傳第十一
趙煚
趙芬
楊尚希
長孫平
元暉
韋師
楊
蘇孝慈兄子沙羅
蘇孝慈
兄子沙羅
李雄
張煚劉仁恩 郭均 馮世基 厙狄嶔
捲四十七列傳第十二
韋世康弟洸 藝 衝 從父弟壽
韋世康
弟洸
弟藝
弟衝
從父弟壽
柳機子述等
柳機
子述
機弟旦
機弟肅
從弟雄亮
從子謇之
族兄昂
昂子調
捲四十八列傳第十三
楊素弟約 從父文思 文紀
楊素
弟約
從父文思
從父文紀
捲四十九列傳第十四
牛弘
捲五十列傳第十五
宇文慶
李禮成
元孝矩弟褒
元孝矩
弟褒
郭榮
龐晃
李安
捲五十一列傳第十六
長孫覽從子熾 晟
長孫覽
從子熾
熾弟晟
捲五十二列傳第十七
韓擒虎弟僧壽 洪
韓擒虎
弟僧壽
弟洪
賀若弼
捲五十三列傳第十八
達奚長儒
賀婁子幹
史萬歲
劉方馮昱 王 李充 楊武通 陳永貴 房兆
捲五十四列傳第十九
王長述
李衍
伊婁謙
田仁恭
元亨
杜整
李徹
崔彭
捲五十五列傳第二十
杜彥
高勱
尒朱敞
周搖
獨孤揩
乞伏慧
張威
和洪
侯莫陳穎
捲五十六列傳第二十一
盧愷
令狐熙
薛胄
宇文
張衡
楊汪
捲五十七列傳第二十二
盧思道從父兄昌衡
盧思道
從父兄昌衡
李孝貞
薛道衡從弟孺
薛道衡
從弟孺
捲五十八列傳第二十三
明剋讓
魏澹
陸爽侯白
陸爽
侯白
杜臺卿
辛德源
柳
許善心
李文博
捲五十九列傳第二十四
煬帝三男
元德太子昭
齊王暕
趙王杲
捲六十列傳第二十五
崔仲方
於仲文兄顗 從父弟璽
於仲文
兄顗
從父弟璽
段文振
捲六十一列傳第二十六
宇文述雲定興
宇文述
雲定興
郭衍
捲六十二列傳第二十七
王韶
元巖
劉行本
梁毗
柳彧
趙綽
裴肅
捲六十三列傳第二十八
樊子蓋
史祥
元壽
楊義臣
衛玄
劉權
捲六十四列傳第二十九
李圓通
陳茂子政
張定和
張奫
麥鐵杖子孟纔
瀋光
來護兒
魚俱羅
陳稜
王辯斛斯萬善
王辯
斛斯萬善
捲六十五列傳第三十
周羅
周法尚
李景
慕容三藏
薛世雄
王仁恭
權武
吐萬緒
董純
趙纔
捲六十六列傳第三十一
李諤
鮑宏
裴政
柳莊
源師
郎茂
高構
張虔威
榮毗兄建緒
榮毗
兄建緒
陸知命
房彥謙
捲六十七列傳第三十二
虞世基
裴藴
裴矩
捲六十八列傳第三十三
宇文愷
閻毗
何稠
何稠
劉竜
黃弟袞
捲六十九列傳第三十四
王劭
袁充
捲七十列傳第三十五
楊玄感
李子雄
趙元淑
斛斯政
劉元進
李密
裴仁基
捲七十一列傳第三十六
誠節
劉弘
皇甫誕子無逸
陶模
敬釗
遊元
馮慈明
張須
楊善會
獨孤盛
元文都
盧楚
劉子翊
堯君素
陳孝意
張季珣
鬆贇
捲七十二列傳第三十七
孝義
陸彥師
田德懋
薛濬
王頒
楊慶
郭
田翼
紐回
劉士
郎方貴
翟普林
李德饒
華秋
徐孝肅
捲七十三列傳第三十八
循吏
梁彥光
樊叔略
趙軌
房恭懿
公孫景茂
辛公義
柳儉
郭絢
敬肅
劉曠
王伽
魏德深
捲七十四列傳第三十九
酷吏
厙狄士文
田式
燕榮
趙仲卿
崔弘度弟弘升
元弘嗣
王文同
捲七十五列傳第四十
儒林
元善
辛彥之
何妥
蕭該
包愷
房暉遠
馬光
劉焯
劉炫
褚輝
顧彪
魯世達
張衝
王孝籍
捲七十六列傳第四十一
文學
劉臻
王頍
崔儦
諸葛潁
孫萬壽
王貞
虞綽辛大德
王胄
庾自直
潘徽
杜正玄弟正藏
常得志
尹式
劉善經
祖君彥
孔德紹
劉斌
捲七十七列傳第四十二
隱逸
李士謙
崔廓子賾
徐則
張文詡
捲七十八列傳第四十三
藝術
庾季才子質
盧太翼
耿詢
韋鼎
來和
蕭吉
楊伯醜
臨孝恭
劉祐
張胄玄
許智藏
萬寶常王令言
捲七十九列傳第四十四
外戚
高祖外傢呂氏
獨孤羅弟
蕭巋子琮 瓛
捲八十列傳第四十五
列女
蘭陵公主
南陽公主
襄城王恪妃
華陽王楷妃
譙國夫人
鄭善果母
孝女王舜
韓覬妻
陸讓母
劉昶女
鍾士雄母
孝婦覃氏
元務光母
裴倫妻
趙元楷妻
捲八十一列傳第四十六
東夷
高麗
百濟
新羅
靺鞨
流求國
倭國
捲八十二列傳第四十七
南蠻
林邑
赤土
真臘
婆利
捲八十三列傳第四十八
西域
吐𠔌渾
党項
高昌
康國
安國
石國
女國
焉耆
龜茲
疏勒
於闐
鏺汗
吐火羅
挹怛
米國
史國
曹國
何國
烏那曷
穆國
波斯
漕國
附國
捲八十四列傳第四十九
北狄
突厥
西突厥
鐵勒
奚
契丹室韋
捲八十五列傳第五十
宇文化及弟智及
宇文化及
弟智及
司馬德戡
裴虔通
王充
段達
宋天聖二年隋書刊本原跋
宋天聖二年隋書刊本原跋
宋天聖二年隋書刊本原跋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棻提出修梁、陳、北齊、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議。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編修，但數年過後，仍未成書。貞觀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徵“總知其務”，並主編《隋書》。
《隋書》的作者都是飽學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書》是現存最早的隋史專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確的指導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親歷了滅隋的戰爭，在執政之後，他經常談論隋朝滅亡的教訓，明確提出“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的看法。汲取歷史教訓，以史為鑒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導思想。其次，《隋書》弘揚秉筆直書的優良史學傳統，品評人物較少阿附隱諱。主編魏徵剛正不阿，他主持編寫的紀傳，較少麯筆，不為尊者諱。如隋文帝之“刻薄”專斷，“不悅詩書”，“暗於大道”，隋煬帝矯情飾貌，殺父淫母，“鋤誅骨肉，屠剿忠良”等情況，都照實寫來，了無隱諱。
再次，《隋書》保存了大量政治、經濟以及科技文化資料。其中十志記載梁、陳、北齊、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漢魏。
關於《隋書》的作者，一直搞得很亂，《舊唐書》記載“魏徽等撰”。而劉知幾《史通》則說顔師古、孔穎達等和於志寧、李淳風諸人共同撰成。還有題為長孫無忌撰述的。這是因為參加《隋書》撰述的人很多，幾乎集中了當時大部分有名之士；開始以魏徵為其主編，後來魏徵死了，又由長孫無忌續為主編，完成未完成的部分。
現行《隋書》共八十五捲，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紀傳部分，由魏徵主編，成書於唐太宗貞觀十年（636年）；另一部分為史志部分，始修於貞觀十五年（641年），成於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年），是由長孫無忌監修的。《隋書》的修史水平是較高的。一是因為當時唐朝集中了一大批有纔之士：先後參加編寫的孔穎達、許敬宗、於志寧皆名列貞觀時期著名的“十八學士”之列；顔師古是當時名垂一時的經史大師；負責修撰天文、律歷的是唐代著名天文學家李淳風。這樣，《隋書》的修撰，便得到了學術上的保證。二是因為修史當時離亡隋時間較近，有不少隋朝的史料尚可資證。如隋人王劭撰的《隋書》八十捲，便保存着許多隋王朝的詔策。此外，當時也還存有數十捲《開皇起居註》等。更重要的是，唐貞觀時離隋煬帝時不過二十餘年，有許多隋朝遺老仍健在於世，可以通過訪查直補史事。《舊唐書·孫思》便載：“魏徵等受詔修齊、梁、陳、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說明修《隋書》時，史官們曾訪問過不少人。還有不少修史的作者本人就在隋朝生活過，有着親身的經歷，因而史實也就較為準確。三是作為主編的魏徵，歷史上素稱諫臣，號為“良史”，他主編修史時一般能堅持據事直書，不像後代史書的一些紀傳有那麽多的忌諱。
《隋書》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全書貫串了以史為鑒的思想。主編魏徵在給唐太宗上書時曾經說過，“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惟其想到以史為鑒，所以對隋是如何滅亡的，對隋君臣上下驕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可謂有淋漓盡致的描寫和入木三分的揭露。比如對隋煬帝大興土木、荒淫無恥、三遊江都，都有翔實的敘寫。又因為魏徵等編書者有意寫出人民對隋王朝的反抗情緒，因此在《隋書》中也較多地敘述了隋末農民大起義的史實，這在《煬帝紀》兩捲中記載最為具體。據統計，在紀傳部分的五十五捲中有二十多捲，以及在《食貨志》、《五行志》裏，記載了有關農民起義的情況。
《隋書》還有個優點，就是比起其它同類史書來，它較少隱諱。比如，儘管虞世南在唐朝已成為唐太宗十分信任的大臣，但紀傳中寫到他哥哥虞世基的罪惡時，絲毫不加掩飾，再如，儘管裴矩、何稠等人已為唐臣，但對他們在隋朝的作為，也不加任何掩飾。至如隋煬帝殺害其父隋文帝，以及和文帝寵姬宣華夫人的那些骯髒事實，《隋書》也是毫不留情，秉直書寫。這些方面都是《隋書》勝於其它史書的地方。當然，《隋書》的作者也不免歷史的局限，因為礙於情面或政治上某些因素，在寫到某些人物時也有回護或偏愛的地方。如捲六十六中的《房彥謙傳》便是一例，房彥謙官微職卑，位不過州司馬、縣令，一生又無重大事跡可記，衹因為他是唐太宗時的宰相房玄齡的父親，使破格收入列傳。這在封建社會的史書裏，也算是難以避免的吧。
《隋書》另一個可取的地方，是保存了南北朝以來大量的典章制度，為後人研究隋代以及前幾朝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保留了豐富的資料。南北朝時期，留下來的典章制度方面的史料極少，而《隋書》的史志部分，多達三十捲，包括禮儀、音樂、律歷、天文、五行、食貨、刑法、百官、地理、經籍十志。這十志不僅敘述了隋朝的典章制度，而且概括了梁、陳、北齊、北周的政治、經濟情況，有的甚至追溯到漢魏。例如《食貨志》記載了自東晉以來的等級制度和貨幣制度；《地理志》記載了南北朝以來的建置沿革；《律歷志》和《天文志》總結了南北朝以後一百多年來天文學方面的成就；關於祖衝之的圓周率的詳細記錄，也保存在《隋書》中。《隋書》的《經籍志》是繼《漢書·藝文志》後的一部十分重要的目錄書，敘述了自漢至隋凡六百年我國書籍之存亡、學術之演變，是對我國古代書籍和學術史的第二次總結，也是對我國學術文化史的一大貢獻。《隋書·經籍志》還有一個重要貢獻，就是為我國以後的四部圖書分類奠定了基礎。《漢書·藝文志》曾把天下圖書分編為六大類，到東晉李充造《四部書目》，始分書籍為四部。《隋書·經籍志》吸取其長，正式將各類書籍標出經、史、子、集四大類，其下再分四十小類。這種圖書分類法，為後世遵用達一千餘年。
《隋書》也有不剋服的缺點。例如它過分強調“天道”和“帝王之道”，這當然是唯心主義的觀點。此外，由於隋末喪亂，圖書散佚嚴重，因此在撰寫時，也常常有史料不足的缺陷。有些傳衹能註明“圖籍在記，多從散逸，不能詳備”，造成某些傳記空洞無物。這當然是不能苛求於古人的。
《隋書》最早刻於北宋天聖二年(1024)，已失傳。另有南宋嘉定間刻本殘捲六十五捲及南宋另一刻本殘存五捲傳世。元朝大德年間饒州路刻本是比較好的版本，涵芬樓百衲本《隋書》即據此影印。清乾隆年間武英殿刊本是較為流行的版本。1973年中華書局影印的校點本即依據以上數種版本校勘整理而成，是目前最好的通行本。
關於《隋書》的表志有：萬斯同：《隋諸王世表》。
萬斯同：《隋將相大臣年表》。
黃大華：《隋唐之際月表》。自大業七年（611）至貞觀二年（628），按月表列起兵者興亡。
楊守敬：《隋書地理志考證附補遺》。《地理志》以隋代統一的疆域為綱，梁陳齊周時的沿革列於註中，時有疏漏錯誤，為楊氏考證重點所在。張鵬一：《隋書經籍志補》。主要為志中失收的北魏北齊北周人著作。
章宗源（？—1800）：《隋書經諾志考證》。衹有史部。一說此書本名《史籍考》，後人誤改。註意輯錄佚文，而於書之原委、撰人始末多未詳考。姚振宗（1842—1906）：《隋書經籍志考證》。推尋志中所收書籍之本末源流，補直考訂志所遺漏，遠較章書為詳備。
補：其他考訂著作一覽
隋書考證清·傅雲竜校
隋書札記清·李慈銘著
隋書斠議清·羅振玉著
隋書目錄
紀
捲一帝紀第一
高祖楊堅上
開皇年前
開皇元年
開皇二年
開皇三年
開皇四年
開皇五年
開皇六年
開皇七年
捲二帝紀第二
高祖下
開皇八年
開皇九年
開皇十年
開皇十一年
開皇十二年
開皇十三年
開皇十四年
開皇十五年
開皇十六年
開皇十七年
開皇十八年
開皇十九年
開皇二十年
仁壽元年
仁壽二年
仁壽三年
仁壽四年
捲三帝紀第三
煬帝楊廣上
大業年前
大業元年
大業二年
大業三年
大業四年
大業五年
大業六年
大業七年
捲四帝紀第四
煬帝下
大業八年
大業九年
大業十年
大業十一年
大業十二年
大業十三年
捲五帝紀第五
恭帝楊侑
義寧年前
義寧元年
義寧二年
志
捲六志第一
禮儀一
捲七志第二
禮儀二
捲八志第三
禮儀三
捲九志第四
禮儀四
捲十志第五
禮儀五
捲十一志第六
禮儀六
捲十二志第七
禮儀七
捲十三志第八
音樂上
捲十四志第九
音樂中
捲十五志第十
音樂下
捲十六志第十一
律歷上
律
捲十七志第十二
律歷中
捲十八志第十三
律歷下
捲十九志第十四
天文上
天體
渾天儀
渾天象
蓋圖
地中
晷影
漏刻
經星中宮
捲二十志第十五
天文中
二十八捨
星官在二十八宿之外者
天占
七曜
瑞星
星雜變
妖星
雜妖
客星
流星
雲氣
瑞氣
妖氣
捲二十一志第十六
天文下
十煇
雜氣
五代災變應
捲二十二志第十七
五行上
木不麯直
金不從革
火失其性
水不潤下
稼穡不成
貌不恭
言不從
旱
詩妖
毛蟲之孽
犬禍
白眚白祥
木沴金
捲二十三志第十八
五行下
視不明
聽不聰
思心不容
皇不極
捲二十四志第十九
食貨
捲二十五志第二十
刑法
梁
陳
齊
周
隋
捲二十六志第二十一
百官上
南朝梁官製
南朝陳官製
捲二十七志第二十二
百官中
北齊官製
北周官製
捲二十八志第二十三
百官下
隋高祖時官製
隋煬帝官製
捲二十九志第二十四
地理上
京兆郡
馮翊郡
扶風郡
安定郡
北地郡
上郡
雕陰郡
延安部
弘化郡
平涼郡
朔方郡
????川郡
靈武郡
榆林郡
五原郡
天水郡
隴西郡
金城郡
枹罕郡
澆河郡
西平郡
武威郡
張掖部
敦煌郡
鄯善郡
且末郡
西海郡
河源郡
漢川郡
西城郡
房陵郡
清化郡
通川郡
宕渠郡
漢陽郡
臨洮郡
宕昌郡
武都郡
同昌郡
河池郡
順政郡
義城郡
平武郡
汶山郡
普安郡
金山郡
新城郡
巴西郡
遂寧郡
涪陵郡
巴郡
巴東郡
蜀郡
臨邛郡
眉山郡
隆山郡
資陽郡
瀘川郡
犍為郡
越巂郡
柯郡
黔安郡
捲三十志第二十五
地理中
河南郡
滎陽郡
梁郡
譙郡
濟陰郡
襄城郡
潁川郡
汝南郡
淮陽郡
汝陰郡
上洛郡
弘農郡
淅陽郡
南陽郡
淯陽郡
淮安郡
東郡
東平郡
濟北郡
武陽郡
渤海郡
平原郡
信都郡
清河郡
魏郡
汲郡
河內郡
長平郡
上黨郡
河東邵
絳郡
文城郡
臨汾郡
竜泉郡
西河郡
離石郡
雁門郡
馬邑郡
定襄郡
樓煩郡
太原郡
襄國郡
武安郡
趙郡
恆山郡
博陵郡
河間郡
涿郡
上𠔌郡
漁陽郡
北平郡
安樂郡
遼西郡
北海郡
齊郡
東萊郡
高密郡
捲三十一志第二十六
地理下
彭城郡
魯郡
琅邪郡
東海郡
下邳郡
江都郡
鍾離郡
淮南郡
弋陽郡
蘄春郡
廬江郡
同安郡
歷陽郡
丹陽郡
宣城郡
毗陵郡
吳郡
會稽郡
餘杭郡
新安郡
東陽郡
永嘉郡
建安郡
遂安郡
鄱陽郡
臨川郡
廬陵郡
南康郡
宜春郡
豫章郡
南海郡
竜川郡
義安郡
高涼郡
信安郡
永熙郡
蒼梧郡
始安郡
永平郡
鬱林郡
合浦郡
珠崖郡
寧越郡
交趾郡
九真郡
日南郡
比景郡
海陰郡
林邑郡
南郡
夷陵郡
竟陵郡
沔陽郡
沅陵郡
武陵郡
清江郡
襄陽郡
舂陵郡
漢東郡
安陸郡
永安郡
義陽郡
九江郡
江夏郡
澧陽郡
巴陵郡
長沙郡
衡山郡
桂陽郡
零陵郡
熙平郡
捲三十二志第二十七
經籍一經
易
書
詩
禮
樂
春秋
孝經
論語孔叢、傢語、爾雅等
讖緯之書
小學
傳曰
捲三十三志第二十八
經籍二史
正史
古史
雜史
霸史
起居註
舊事
職官
儀註
刑法
雜傳
地理
譜係
簿錄篇
捲三十四志第二十九
經籍三子
儒
道
法
名
墨
從橫
雜
農
小說
兵
天文
歷數
五行
醫方
捲三十五志第三十
經籍四集 道經 佛經
楚辭
別集
總集
道經
佛經
列傳
捲三十六列傳第一
後妃
文獻獨孤皇后
宣華夫人陳氏
容華夫人蔡氏
煬帝蕭皇后
捲三十七列傳第二
李穆
李穆子惇 怡 雅 恆
子渾
穆兄子詢
詢弟崇
崇子敏
梁睿
捲三十八列傳第三
劉昉
鄭譯
柳裘
皇甫績韋○
韋諅
盧賁
捲三十九列傳第四
於義子宣道 宣敏
於義
子宣道
子宣敏
陰壽子世師 骨儀
陰壽
子世師
骨儀
竇榮定
元景山
源雄
豆盧績子毓 績兄通
豆盧績
子毓
績兄通
賀若誼
捲四十列傳第五
梁士彥子剛 梁默
宇文忻
王誼
元諧
王世積
虞慶則
元胄
捲四十一列傳第六
高熲
蘇威子夔
蘇威
子夔
捲四十二列傳第七
李德林子百藥
捲四十三列傳第八
河間王弘子慶
河間王弘
子慶
楊處綱
楊子崇
觀德王雄弟達
觀德王雄
弟達
捲四十四列傳第九
滕穆王瓚嗣王綸
嗣王綸
道悼王靜
衛昭王爽嗣王集
衛昭王爽
嗣王集
蔡王智積
捲四十五列傳第十
文四子
高祖五男
房陵王勇子儼
秦孝王俊子浩
庶人秀
庶人諒
捲四十六列傳第十一
趙煚
趙芬
楊尚希
長孫平
元暉
韋師
楊
蘇孝慈兄子沙羅
蘇孝慈
兄子沙羅
李雄
張煚劉仁恩 郭均 馮世基 厙狄嶔
捲四十七列傳第十二
韋世康弟洸 藝 衝 從父弟壽
韋世康
弟洸
弟藝
弟衝
從父弟壽
柳機子述等
柳機
子述
機弟旦
機弟肅
從弟雄亮
從子謇之
族兄昂
昂子調
捲四十八列傳第十三
楊素弟約 從父文思 文紀
楊素
弟約
從父文思
從父文紀
捲四十九列傳第十四
牛弘
捲五十列傳第十五
宇文慶
李禮成
元孝矩弟褒
元孝矩
弟褒
郭榮
龐晃
李安
捲五十一列傳第十六
長孫覽從子熾 晟
長孫覽
從子熾
熾弟晟
捲五十二列傳第十七
韓擒虎弟僧壽 洪
韓擒虎
弟僧壽
弟洪
賀若弼
捲五十三列傳第十八
達奚長儒
賀婁子幹
史萬歲
劉方馮昱 王 李充 楊武通 陳永貴 房兆
捲五十四列傳第十九
王長述
李衍
伊婁謙
田仁恭
元亨
杜整
李徹
崔彭
捲五十五列傳第二十
杜彥
高勱
尒朱敞
周搖
獨孤揩
乞伏慧
張威
和洪
侯莫陳穎
捲五十六列傳第二十一
盧愷
令狐熙
薛胄
宇文
張衡
楊汪
捲五十七列傳第二十二
盧思道從父兄昌衡
盧思道
從父兄昌衡
李孝貞
薛道衡從弟孺
薛道衡
從弟孺
捲五十八列傳第二十三
明剋讓
魏澹
陸爽侯白
陸爽
侯白
杜臺卿
辛德源
柳
許善心
李文博
捲五十九列傳第二十四
煬帝三男
元德太子昭
齊王暕
趙王杲
捲六十列傳第二十五
崔仲方
於仲文兄顗 從父弟璽
於仲文
兄顗
從父弟璽
段文振
捲六十一列傳第二十六
宇文述雲定興
宇文述
雲定興
郭衍
捲六十二列傳第二十七
王韶
元巖
劉行本
梁毗
柳彧
趙綽
裴肅
捲六十三列傳第二十八
樊子蓋
史祥
元壽
楊義臣
衛玄
劉權
捲六十四列傳第二十九
李圓通
陳茂子政
張定和
張奫
麥鐵杖子孟纔
瀋光
來護兒
魚俱羅
陳稜
王辯斛斯萬善
王辯
斛斯萬善
捲六十五列傳第三十
周羅
周法尚
李景
慕容三藏
薛世雄
王仁恭
權武
吐萬緒
董純
趙纔
捲六十六列傳第三十一
李諤
鮑宏
裴政
柳莊
源師
郎茂
高構
張虔威
榮毗兄建緒
榮毗
兄建緒
陸知命
房彥謙
捲六十七列傳第三十二
虞世基
裴藴
裴矩
捲六十八列傳第三十三
宇文愷
閻毗
何稠
何稠
劉竜
黃弟袞
捲六十九列傳第三十四
王劭
袁充
捲七十列傳第三十五
楊玄感
李子雄
趙元淑
斛斯政
劉元進
李密
裴仁基
捲七十一列傳第三十六
誠節
劉弘
皇甫誕子無逸
陶模
敬釗
遊元
馮慈明
張須
楊善會
獨孤盛
元文都
盧楚
劉子翊
堯君素
陳孝意
張季珣
鬆贇
捲七十二列傳第三十七
孝義
陸彥師
田德懋
薛濬
王頒
楊慶
郭
田翼
紐回
劉士
郎方貴
翟普林
李德饒
華秋
徐孝肅
捲七十三列傳第三十八
循吏
梁彥光
樊叔略
趙軌
房恭懿
公孫景茂
辛公義
柳儉
郭絢
敬肅
劉曠
王伽
魏德深
捲七十四列傳第三十九
酷吏
厙狄士文
田式
燕榮
趙仲卿
崔弘度弟弘升
元弘嗣
王文同
捲七十五列傳第四十
儒林
元善
辛彥之
何妥
蕭該
包愷
房暉遠
馬光
劉焯
劉炫
褚輝
顧彪
魯世達
張衝
王孝籍
捲七十六列傳第四十一
文學
劉臻
王頍
崔儦
諸葛潁
孫萬壽
王貞
虞綽辛大德
王胄
庾自直
潘徽
杜正玄弟正藏
常得志
尹式
劉善經
祖君彥
孔德紹
劉斌
捲七十七列傳第四十二
隱逸
李士謙
崔廓子賾
徐則
張文詡
捲七十八列傳第四十三
藝術
庾季才子質
盧太翼
耿詢
韋鼎
來和
蕭吉
楊伯醜
臨孝恭
劉祐
張胄玄
許智藏
萬寶常王令言
捲七十九列傳第四十四
外戚
高祖外傢呂氏
獨孤羅弟
蕭巋子琮 瓛
捲八十列傳第四十五
列女
蘭陵公主
南陽公主
襄城王恪妃
華陽王楷妃
譙國夫人
鄭善果母
孝女王舜
韓覬妻
陸讓母
劉昶女
鍾士雄母
孝婦覃氏
元務光母
裴倫妻
趙元楷妻
捲八十一列傳第四十六
東夷
高麗
百濟
新羅
靺鞨
流求國
倭國
捲八十二列傳第四十七
南蠻
林邑
赤土
真臘
婆利
捲八十三列傳第四十八
西域
吐𠔌渾
党項
高昌
康國
安國
石國
女國
焉耆
龜茲
疏勒
於闐
鏺汗
吐火羅
挹怛
米國
史國
曹國
何國
烏那曷
穆國
波斯
漕國
附國
捲八十四列傳第四十九
北狄
突厥
西突厥
鐵勒
奚
契丹室韋
捲八十五列傳第五十
宇文化及弟智及
宇文化及
弟智及
司馬德戡
裴虔通
王充
段達
宋天聖二年隋書刊本原跋
宋天聖二年隋書刊本原跋
宋天聖二年隋書刊本原跋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時期。五代後晉時官修的《舊唐書》，是現存最早的係統記錄唐代歷史的一部史籍。它原名《唐書》，宋代歐陽修、宋祁等編寫的《新唐書》問世後，纔改稱《舊唐書》。《舊唐書》共二百捲，包括本紀二十捲，志三十捲，列傳一百五十捲。
唐朝歷代修有實錄。自唐初以來便在實錄基礎上撰寫國史，以吳兢、韋述所撰最為有名。吳兢撰成《唐書》六十五捲（一說九十八捲），韋述又補遺續缺，撰成國史一百一十二捲。此後，柳芳等人又有續作。但武宗實錄不全，以後歷朝實錄沒有修成，史事缺略。後梁、後唐兩代都曾下令廣泛徵集唐史資料。後晉時，賈緯以所搜集的遺文和故舊傳說等，編為《唐年補錄》六十五捲。後晉高祖天福六年（公元941年），石敬瑭命修唐史，由當時的宰相趙瑩負責監修。他挑選文士，擬訂了完整而龐大的搜集資料和編寫工作的計劃。寫作是在唐國史的基礎上，利用當時所收集的晚唐史料加以綴補而成。趙瑩即從兩個方面着手組織編纂。其一，根據史館所缺史料，奏請下詔購求唐武宗會昌元年至唐昭宗天祐元年“撰述得傳記及中書銀臺事、史館日曆、製詔册書等，不限年月多少，並許詣闕進納。如年月稍多，記錄詳備，請特行簡拔，不限資序”。其二，與張昭遠一道製定了完整的修史計劃，並提出若幹具體措施：司天台自唐高祖武德元年至昭宗天祐元年，“為轉年長歷一道，以憑編述諸帝本紀”；文武兩班及藩侯郡牧，各敘纍代官婚、名諱、行業、功勳狀一本，如有傢譜、傢牒，亦仰送官，“以憑纂敘列傳”；太常禮院、太常寺、大理寺、司天台、御史臺、兵部職方、秘書省等部門“備錄”、“條列”各相關材料，以憑撰述禮、樂、刑法、天文、律歷、五行、職官、郡國、經籍等志。兩年以後，趙瑩出任晉昌軍節度使，離史任，未竟其業。但是，編纂工作在張昭遠的具體主持下，仍然依計劃繼續進行。因此，史稱趙瑩“監修國史日，以唐代故事殘缺，署能者居職。纂補實錄及修正史二百捲行於時，瑩首有力焉”。到出帝開運二年（公元945年），全書修成，歷時僅四年多。《舊唐書》從後晉天福五年（940年）始奉石敬塘之命修撰，到後晉開運二年（945年）完成。因為書成時劉昫正在執政，按當時的規定，一般宰相都要作國傢修史的主編（監修），因此劉昫就成了署名撰者了。三任監修之外，參預纂修工作的，先後總計9人。他們是：張昭遠、賈緯、趙熙、王伸、呂琦、尹拙、崔梲、鄭受益、李為先（一作光）。其中，張昭遠始終具體負責其事，用力最勤。賈緯受詔不久即去職守喪，書成前一年起復，主要貢獻是其《唐年補遺錄》65捲提供了唐武宗以後的許多難得史料。趙熙始終其事，“竟畢其功”。王伸於書成之日，身列“恩奬”名單。呂琦預修唐史，史稱“有能名”。
《舊唐書》修成後的第二年，即946年，北方契丹即對後晉大舉進攻，造成了開封及河南州縣數百裏內杳無人煙的慘狀，公私損失都很嚴重，史籍遭劫自也難免。因此修成的《舊唐書》，在保存史料方面，是有很大積極意義的。《舊唐書》的作者去唐不遠，有條件接觸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時間裏修成這樣一部二百捲的大書。
關於唐代前期的歷史，吳兢、韋述、於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繼編寫的《唐書》130捲以及唐高祖到唐文宗的各朝實錄對唐初至唐代宗時期的歷史事件記述較為完整。一般認為，五代紛亂之時，唐代遺聞往事，雖懸詔購求，而所得無幾，故這部唐史援據較少，而其前半則“全用實錄、國史舊本”。（在研究新、舊《唐書》的論著中，大都沿引清代學者趙翼的說法：“《舊唐書》前半全用實錄、國史舊本” [1]，並由此判定《舊唐書》的史源。同時，在肯定《新唐書》“增舊書處”時，也引用趙翼在另一處所說：五代紛亂之時，《舊唐書》援據較少，至宋仁宗時，太平已久，舊時記載多出於世，故《新唐書》采取轉多。請註意趙翼下面的這一說法：“今第觀《新書?藝文志》所載，如吳兢《唐書備闕記》、王彥威《唐典》、蔣乂《大唐宰輔錄》、《凌煙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等傳、凌璠《唐錄政要》、南卓《唐朝綱領圖》、薛璠《唐聖運圖》、劉肅《大唐新語》、李肇《國史補》、林恩《補國史》等書，無慮數十百種，皆《舊唐書》所無者”，“皆五代修《唐書》時所未嘗見者。” 據此，更有人認為：“《新唐書?藝文志》所載，較《舊唐書?經籍志》增多可見。此皆晉修《舊唐書》時所未能見者也。”
其實，上述認識，不論是趙翼的兩段論述，還是今人的那種說法，都失於深入、細緻的考察。）更有甚者，以其《經籍志》沒有著錄的史籍，便是五代修史時未曾見到的書。其實，這些認識都缺乏深入、細緻的考察，不足以說明這部唐史的史料來源。《舊唐書·經籍志》所錄，以毋煚《古今書錄》為據，乃“開元盛時四部書。至於天寶以後的著述，並不是五代後晉時沒有看到，而是史臣們不打算將其混雜到“開元盛時”的著錄之中。對此，後晉史官說得十分清楚：天寶以後，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記禮法之沿革，或裁國史之繁略，皆張部類，其徒實繁。臣以後出之書，在開元四部之外，不欲雜其本部。今據所聞，附撰人等傳。其諸公文集，亦見本傳此並不錄。《舊唐書》46《經籍志上》。
這裏提到玄宗天寶以後的撰述有三類，一是“裁國史之繁略”者，二是“記禮法之沿革”者，三是“諸公文集”，衹不過都放在本人的傳記當中記述罷了。因此，凡是《舊唐書》紀、志、傳中提到的撰述，尤其是天寶以後的撰述，都應視為後晉纂修這部唐史的史料來源。
本紀部分，高祖至代宗，基本脫胎於吳兢、韋述等《唐書》帝紀；德宗至文宗，大體圍繞相關實錄多寡加減、編纂而成，與前半部已有現成帝紀可以直接引用的情況不盡相同；武宗以下，基本上采用的是賈緯《唐年補遺錄》65捲。《舊唐書》捲一八宣宗紀“史臣曰” 的第一句稱，“臣嘗聞黎老言大中故事”。我們知道，唐宣宗實錄在唐代沒有纂成。唐昭宗時，裴庭裕“采宣宗朝耳聞目睹，撰成三捲，目為《東觀奏記》，納於史館。”今本《唐會要·修國史》中的這一記載，在整部《舊唐書》中衹字不見，而且連裴庭裕這個人也未提起，後晉史官似未見其人、其書，這個“嘗聞黎老言大中故事”的“臣”衹能是賈緯了。因為後晉史官中，衹有賈緯為纂修唐史、補救唐武宗以下“缺略”而“搜訪遺文及耆舊傳說”，撰有《唐年補遺錄》。同樣，《舊唐書》捲一九上懿宗紀“史臣曰”的第一句，也是“臣常接鹹通耆老，言恭惠皇帝故事”。這更證明，《舊唐書》武宗以下的帝紀是采自賈緯之書，並無裴庭裕《東觀奏記》。
志的部分，有一個以往都未曾註意的問題。這就是：唐代關於“禮法之沿革”的幾部主要撰述，《舊唐書·經籍志》沒有著錄，後晉時卻曾為朝廷重視過。《册府元龜》捲五五九、《舊五代史》捲七八中，都有一段關於修《大晉政統》的記載。後晉高祖天福四年（939），即詔修唐史的前二年，左諫議大夫曹國珍上奏雲：
請於內外臣僚之中，擇選才略之士，聚《唐六典》、前後《會要》、《禮閣新儀》、《大中統類》、律令格式等，精詳纂集，別為一部，商議古今，俾無漏略，目之為《大晉政統》，用作成規。
其事雖未施行，但上奏中提到的幾部撰述後晉時顯然尚存。除了《禮閣新儀》外，其餘都可以在《舊唐書》的紀、志、傳找到它們的纂修情況和內容簡介。前、後《會要》，即蘇氏兄弟《會要》、崔鉉監修《續會要》，為今本《唐會要》的前身。這類有關“禮法之沿革”的撰述，無疑是《舊唐書》十志的主要取材之源。如果分別來說，大體可以作如下概括：禮儀志7捲，主要采自《大唐開元禮》、王彥威《麯臺新禮》和文宗以後的一些禮儀奏章，而編纂體例則參照了《通典·禮典》。音樂志4捲，志一主要依據前、後《會要》，並參照了《通典·樂典》；志二主要本於《通典》捲一四四至一四六各篇，並參照了前、後《會要》、昭宗時的有關奏議；志三、志四為後晉太常寺所保存或搜集的“諸廟樂章舞名”，這是修史計劃中作有規定的。歷志3捲，應當本於韋述《唐書》，這可從其序文中找到綫索，即所謂“但取《戊寅》、《麟德》、《大衍》三歷法，以備此志”。天文志2捲，大部分內容、文字都與今本《唐會要》捲四二至四四的相關記載同，顯然采自前、後《會要》；志下“災異編年，至德後”，不少見於各帝紀，當采自肅宗至武宗各帝實錄及司天台有關記載。五行志1捲，以前、後《會要》為主要史源，並參取各帝實錄、有關奏疏。地理志4捲，篇幅最長，極有可能是采自韋述《唐書·地理志》，起高祖，至代宗。職官志3捲，志一“錄永泰二年官品”，志二、志三的許多文字直接錄自《唐六典》及後晉尚存的《宮衛令》、《軍防令》等；德宗時的變革，主要錄以當時的詔敕。輿服志1捲，采錄《大唐開元禮》的同時，又以蘇氏《會要》為另一重要史料來源。經籍志2捲，節取毋煚《古今書錄》而成。食貨志2捲，為最初總體規劃中所無，在纂修過程中對唐代社會經濟發展逐漸有較深入的認識，加之最後一任監修劉昫在後唐、後晉都以宰相判三司，總管????鐵、戶部、度支，必然註意唐代中後期以來的錢𠔌、貨物，因而增立此志。就其所記內容而言，代宗至宣宗之事詳於玄宗和玄宗以前。代宗以前以韋述《唐書·食貨志》為底本，而德宗至宣宗間的主要史源則是前、後《會要》。刑法志1捲，以《大中統類》、律令格式為主要史料來源。總括起來說，《舊唐書》“十一志”基本不是采用唐代實錄、國史“舊本”，而是以“記禮法之沿革”的各項“專史”為主要史料來源，如《大唐開元禮》、《唐六典》、《通典》、《會要》、《續會要》、《麯臺新禮》、《大中統類》以及律令格式等。
列傳部分，以中華書局出版的點校本目錄為據，立傳者（包括目中出現的附傳、有目無傳者），除去重複，共1820餘人，周邊政權45個。
關於人物，大致有三種纂集辦法。第一，吳兢、韋述《唐書》中有傳者，後晉史官大都用為主要史源，或直接迻錄，或略作編排。第二，韋述《唐書》以後的人物，後晉史官多據各帝實錄進行剪裁。以韓愈《順宗實錄》為例，中有7人傳記，即張薦、令狐峘、張萬福、陸贄、陽城、王叔文、王伾、韋執誼傳。對照《舊唐書》中相關列傳，除不記言外，衹有取捨詳略和文字繁簡的差異，並無規模、形製方面的不同。尤其令狐峘、張萬福、陽城三傳，與《舊唐書》三人傳記，如出一轍。列傳剪裁實錄，還有一種情況，即以實錄中的記事補敘到相關人物傳中，如《玉海·唐河北三受降城》條所引《唐憲宗實錄》140餘字，幾乎完完整整地出現在《舊唐書·盧坦傳》中。第三，國史、實錄失記或記述不完整的人物，則傢傳、行狀、墓志、文集，乃至雜史、小說，不論《經籍志》是否著錄，凡武宗以前的著述，都可能是後晉史官的取材之源。
列傳中的45個周邊政權，取材情況與人物傳傳記不同。概括而言，不衹“國史、實錄舊本”，《通典》、前後《會要》、賈耽《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等，都是其重要史料來源。
總而言之，《舊唐書》的史料來源問題是一個很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但是，五代後晉史官在纂修這部唐史時，絶非僅僅限於唐代的國史、實錄舊本，這是必須清楚的。應當說，代宗以前的紀傳體唐代國史，德宗以前的編年體唐史，武宗以前的唐代各帝實錄，宣宗以前的有關“禮法沿革”的各種典志，以及《舊唐書》中提到的大臣奏議、諸公文集，乃至雜史、小說，都是後晉史官修史時的采摭對象。此外，不要忘記的就是《唐年補遺錄》了。至於剪裁是否恰當，考辨是否精審，又是另外的一個問題。由於宣宗以後的原始素材本來就短缺，儘管幾經搜求，仍然不足。所以，後晉史官不得不大為感嘆：“惜乎簡籍遺落，舊事十無三四，允墨揮翰，有所慊然！”《舊唐書》18下《宣宗紀》“史臣曰”。
然而《舊唐書》僅流傳了一百年左右，就遭到了厄運。從宋仁宗慶歷年間起，北宋朝廷認為《舊唐書》蕪雜不精，另命宋祁和歐陽修編撰唐書。這部唐書在1060年（宋仁宗嘉祐五年）寫成，開始“布書於天下”，從此，署名劉昫所編的唐書遂不再流傳。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經歷了四百七十八年坎坷命運的劉昫唐書，纔又得到重新刊行。後人為區別這兩種唐書，把後晉劉昫所著稱為《舊唐書》，而將宋祁等後修的唐書命名為《新唐書》。 《新唐書》行世後，《舊唐書》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幾乎被人們廢棄。
因為《新唐書》的作者宋祁、歐陽修，都是文壇大傢，後人一般也都沿襲他們的看法，對《舊唐書》貶責頗多，明末顧炎武評之為“頗步繁蕪”。的確，它本身有不少缺點。但平心而論，應當說《舊唐書》在如實保存史料方面，有着它巨大的功勞。這一點是應該給予充分肯定的。
為什麽這樣說呢？首先是在《舊唐書》裏，保存了唐朝的第一手史料。唐朝三百年歷史中，屢經戰亂，原始史料經過幾次大的浩劫，尤其是安史之亂和唐末軍閥混戰，致使“嚮時遺籍，尺簡無存”。幸而有肅宗時韋述編纂的國史，到後晉時，便成為修撰唐史的主要依據，肅宗以後，史料留存更少。特別是唐武宗以後的宣、懿、僖、昭、哀五代，連“實錄”也都沒有存下，衹因有張昭遠和賈緯等人在“喪亂之際”，雜采各傢傳聞和小說編出的《唐年補錄》和《唐末三朝聞見錄》諸書，使史實略有所補。編撰《舊唐書》時離唐亡僅三十多年，許多史料直接從唐人得來。《舊唐書》使這些難得的史料保存了下來。這是它的一大好處。例如某些傳裏的“今上踐祚”、“上即位”、“上初嗣位”等語句，便明顯是從當時國史和實錄直錄下來的痕跡。唯其直錄當時人的記錄，史料價值就尤其可貴。有些列傳，還采用了唐朝當時人寫的“行狀”、“傢傳”。這些傢傳，常常是唐代的名傢所書，不僅如實保留了史料，而且在文筆上也很有特色。趙翼《廿二史札記》評論說，《舊唐書》中的《封常清傳》，“鬱勃悲涼”，“千載下猶有生氣”；裴垍所寫的《郭子儀傳》，“首尾整潔，無一釀詞，因此可知唐史官之老於文學也”。《舊唐書》的紀傳裏，還大段大段地引錄唐朝君臣的詔令、手札、奏章，這些原始資料後來有的已蕩然無存，卻賴《舊唐書》的收錄而得以保留。正由於《舊唐書》有上述這些長處，司馬光等在修《資治通鑒》時，隋唐部分便大量采用了其中的材料。 另一方面，唐朝是我國一個強盛的朝代，多民族統一國傢有所發展。在《舊唐書》裏記錄了大量的我國少數民族的史料，以及他們和中原的唐王朝相互交往的親密關係。比如，文成公主和鬆贊幹布婚姻的記實，金城公主入藏的史跡，，以及突厥、回紇、吐蕃、契丹等北方、西北、東北、西南許多民族的歷史記錄，都在《舊唐書》裏有較多的記載。在唐朝和鄰國日本、朝鮮、印度的關係史方面，《舊唐書》記載也較為詳細。其分量比起別的同類正史來要多得多，史實也較可靠。
《舊唐書》在研究我國土地制度、賦稅制度等方面。也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史書。關於唐朝的均田製、租庸調製和兩稅法，都有比較翔實的記載，給後人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的條件。尤為可貴的，是《舊唐書》的志裏，保存了內容相當豐富的我國科技史的資料。在《歷志》和《天文志》裏，有著名天文歷法傢李淳風和僧一行製定的《麟德歷》和《大衍歷》的比較完整的內容。《五行志》一捲，列舉各地不同的自然災害，其中還有不少反映民生困苦、工商業狀況和國內外交通方面的資料。《地理志》四捲，記載了全國邊防鎮戍的分佈和兵馬人數，並以天寶十一載（752）疆域為準，分道敘述了各地州縣設置和戶口等情況。《職官志》三捲，不少文字是照抄《唐六典》，並記載了代宗永泰二年（766）時官品的變革。《輿服志》一捲，記載唐代帝、後、王、妃以及百官按品級規定的車輿、衣冠、服飾制度，用以區別貴賤士庶，是封建等級制度的體現。《經籍志》二捲，以開元盛世為準，記錄了經、史、子、集四部的存書。志序還扼要敘述了安史之亂後直至後梁遷洛期間國傢書籍的殘損情況。《食貨志》二捲，比較集中地記載了唐代田製、賦役、錢幣、????法、漕運、倉庫乃至雜稅、榷酤等有關經濟史資料。《刑法志》一捲，記載了唐代法典律、令、格、式（見律令格式）的製訂過程，並有關於執行情況的概略敘述。總的說來，《舊唐書》諸志集中了不少有價值的歷史資料，但也存在着錯訛和重大遺漏。
在《賈耽傳》裏記錄了他所著作的《隴右山南圖》和《海內華夷圖》等地理學上極為珍貴的資料，這是中外地理學家研究古地理學的難得的記錄。 但《舊唐書》的缺點也很明顯。因為它出自亂世，又出自衆手，成書迅速，因此不免有些粗率。有時轉抄的痕跡也很明顯，甚至一件公文，在紀和傳裏同時抄進，造成了不應有的蕪雜。因為編史隊伍的不穩定以及互不通氣，竟至出現某些人物同時並列兩傳的情況，如《楊朝晟傳》就同時列在捲一百二十二和捲一百四十四兩處；《王求禮傳》和《丘神績傳》也有類似情況。難怪北宋初年有人要否定，由宋、歐諸名傢另寫一部。但若由此把這部書全盤否定，甚至革出正史之列，也是不公平的。歷史畢竟已給予《舊唐書》坎坷的命運，使它無端沉沒了約五百年。
在北宋編撰的《新唐書》問世以後，《唐書》始有新舊之分。《新唐書》通行，該書受到冷遇。南宋初年刻印之後久無印本。明代中葉，有人在吳中張、王兩傢分別獲得宋版《唐書》的列傳和紀志。嘉靖十七年（1538），余姚聞人銓等重刻《舊唐書》，但傳布不廣。清乾隆時，《舊唐書》始復刻重印於世。由於長期沒有印本，書中存在不少殘缺和相互歧異之處。清人羅土琳等撰《舊唐書校勘記》六十六捲，可供參看。百衲本《舊唐書》是用南宋紹興刊本殘存的六十七捲，配以聞人銓本影印的，也是目前最好的版本。中華書局1975年出版的校點本現在比較通行。
補：其他考訂著作一覽
舊唐書校勘記 清·羅士琳等校
舊唐書疑義 清·張道著
舊唐書逸文 清·岑建功編
唐朝歷代修有實錄。自唐初以來便在實錄基礎上撰寫國史，以吳兢、韋述所撰最為有名。吳兢撰成《唐書》六十五捲（一說九十八捲），韋述又補遺續缺，撰成國史一百一十二捲。此後，柳芳等人又有續作。但武宗實錄不全，以後歷朝實錄沒有修成，史事缺略。後梁、後唐兩代都曾下令廣泛徵集唐史資料。後晉時，賈緯以所搜集的遺文和故舊傳說等，編為《唐年補錄》六十五捲。後晉高祖天福六年（公元941年），石敬瑭命修唐史，由當時的宰相趙瑩負責監修。他挑選文士，擬訂了完整而龐大的搜集資料和編寫工作的計劃。寫作是在唐國史的基礎上，利用當時所收集的晚唐史料加以綴補而成。趙瑩即從兩個方面着手組織編纂。其一，根據史館所缺史料，奏請下詔購求唐武宗會昌元年至唐昭宗天祐元年“撰述得傳記及中書銀臺事、史館日曆、製詔册書等，不限年月多少，並許詣闕進納。如年月稍多，記錄詳備，請特行簡拔，不限資序”。其二，與張昭遠一道製定了完整的修史計劃，並提出若幹具體措施：司天台自唐高祖武德元年至昭宗天祐元年，“為轉年長歷一道，以憑編述諸帝本紀”；文武兩班及藩侯郡牧，各敘纍代官婚、名諱、行業、功勳狀一本，如有傢譜、傢牒，亦仰送官，“以憑纂敘列傳”；太常禮院、太常寺、大理寺、司天台、御史臺、兵部職方、秘書省等部門“備錄”、“條列”各相關材料，以憑撰述禮、樂、刑法、天文、律歷、五行、職官、郡國、經籍等志。兩年以後，趙瑩出任晉昌軍節度使，離史任，未竟其業。但是，編纂工作在張昭遠的具體主持下，仍然依計劃繼續進行。因此，史稱趙瑩“監修國史日，以唐代故事殘缺，署能者居職。纂補實錄及修正史二百捲行於時，瑩首有力焉”。到出帝開運二年（公元945年），全書修成，歷時僅四年多。《舊唐書》從後晉天福五年（940年）始奉石敬塘之命修撰，到後晉開運二年（945年）完成。因為書成時劉昫正在執政，按當時的規定，一般宰相都要作國傢修史的主編（監修），因此劉昫就成了署名撰者了。三任監修之外，參預纂修工作的，先後總計9人。他們是：張昭遠、賈緯、趙熙、王伸、呂琦、尹拙、崔梲、鄭受益、李為先（一作光）。其中，張昭遠始終具體負責其事，用力最勤。賈緯受詔不久即去職守喪，書成前一年起復，主要貢獻是其《唐年補遺錄》65捲提供了唐武宗以後的許多難得史料。趙熙始終其事，“竟畢其功”。王伸於書成之日，身列“恩奬”名單。呂琦預修唐史，史稱“有能名”。
《舊唐書》修成後的第二年，即946年，北方契丹即對後晉大舉進攻，造成了開封及河南州縣數百裏內杳無人煙的慘狀，公私損失都很嚴重，史籍遭劫自也難免。因此修成的《舊唐書》，在保存史料方面，是有很大積極意義的。《舊唐書》的作者去唐不遠，有條件接觸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時間裏修成這樣一部二百捲的大書。
關於唐代前期的歷史，吳兢、韋述、於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繼編寫的《唐書》130捲以及唐高祖到唐文宗的各朝實錄對唐初至唐代宗時期的歷史事件記述較為完整。一般認為，五代紛亂之時，唐代遺聞往事，雖懸詔購求，而所得無幾，故這部唐史援據較少，而其前半則“全用實錄、國史舊本”。（在研究新、舊《唐書》的論著中，大都沿引清代學者趙翼的說法：“《舊唐書》前半全用實錄、國史舊本” [1]，並由此判定《舊唐書》的史源。同時，在肯定《新唐書》“增舊書處”時，也引用趙翼在另一處所說：五代紛亂之時，《舊唐書》援據較少，至宋仁宗時，太平已久，舊時記載多出於世，故《新唐書》采取轉多。請註意趙翼下面的這一說法：“今第觀《新書?藝文志》所載，如吳兢《唐書備闕記》、王彥威《唐典》、蔣乂《大唐宰輔錄》、《凌煙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等傳、凌璠《唐錄政要》、南卓《唐朝綱領圖》、薛璠《唐聖運圖》、劉肅《大唐新語》、李肇《國史補》、林恩《補國史》等書，無慮數十百種，皆《舊唐書》所無者”，“皆五代修《唐書》時所未嘗見者。” 據此，更有人認為：“《新唐書?藝文志》所載，較《舊唐書?經籍志》增多可見。此皆晉修《舊唐書》時所未能見者也。”
其實，上述認識，不論是趙翼的兩段論述，還是今人的那種說法，都失於深入、細緻的考察。）更有甚者，以其《經籍志》沒有著錄的史籍，便是五代修史時未曾見到的書。其實，這些認識都缺乏深入、細緻的考察，不足以說明這部唐史的史料來源。《舊唐書·經籍志》所錄，以毋煚《古今書錄》為據，乃“開元盛時四部書。至於天寶以後的著述，並不是五代後晉時沒有看到，而是史臣們不打算將其混雜到“開元盛時”的著錄之中。對此，後晉史官說得十分清楚：天寶以後，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記禮法之沿革，或裁國史之繁略，皆張部類，其徒實繁。臣以後出之書，在開元四部之外，不欲雜其本部。今據所聞，附撰人等傳。其諸公文集，亦見本傳此並不錄。《舊唐書》46《經籍志上》。
這裏提到玄宗天寶以後的撰述有三類，一是“裁國史之繁略”者，二是“記禮法之沿革”者，三是“諸公文集”，衹不過都放在本人的傳記當中記述罷了。因此，凡是《舊唐書》紀、志、傳中提到的撰述，尤其是天寶以後的撰述，都應視為後晉纂修這部唐史的史料來源。
本紀部分，高祖至代宗，基本脫胎於吳兢、韋述等《唐書》帝紀；德宗至文宗，大體圍繞相關實錄多寡加減、編纂而成，與前半部已有現成帝紀可以直接引用的情況不盡相同；武宗以下，基本上采用的是賈緯《唐年補遺錄》65捲。《舊唐書》捲一八宣宗紀“史臣曰” 的第一句稱，“臣嘗聞黎老言大中故事”。我們知道，唐宣宗實錄在唐代沒有纂成。唐昭宗時，裴庭裕“采宣宗朝耳聞目睹，撰成三捲，目為《東觀奏記》，納於史館。”今本《唐會要·修國史》中的這一記載，在整部《舊唐書》中衹字不見，而且連裴庭裕這個人也未提起，後晉史官似未見其人、其書，這個“嘗聞黎老言大中故事”的“臣”衹能是賈緯了。因為後晉史官中，衹有賈緯為纂修唐史、補救唐武宗以下“缺略”而“搜訪遺文及耆舊傳說”，撰有《唐年補遺錄》。同樣，《舊唐書》捲一九上懿宗紀“史臣曰”的第一句，也是“臣常接鹹通耆老，言恭惠皇帝故事”。這更證明，《舊唐書》武宗以下的帝紀是采自賈緯之書，並無裴庭裕《東觀奏記》。
志的部分，有一個以往都未曾註意的問題。這就是：唐代關於“禮法之沿革”的幾部主要撰述，《舊唐書·經籍志》沒有著錄，後晉時卻曾為朝廷重視過。《册府元龜》捲五五九、《舊五代史》捲七八中，都有一段關於修《大晉政統》的記載。後晉高祖天福四年（939），即詔修唐史的前二年，左諫議大夫曹國珍上奏雲：
請於內外臣僚之中，擇選才略之士，聚《唐六典》、前後《會要》、《禮閣新儀》、《大中統類》、律令格式等，精詳纂集，別為一部，商議古今，俾無漏略，目之為《大晉政統》，用作成規。
其事雖未施行，但上奏中提到的幾部撰述後晉時顯然尚存。除了《禮閣新儀》外，其餘都可以在《舊唐書》的紀、志、傳找到它們的纂修情況和內容簡介。前、後《會要》，即蘇氏兄弟《會要》、崔鉉監修《續會要》，為今本《唐會要》的前身。這類有關“禮法之沿革”的撰述，無疑是《舊唐書》十志的主要取材之源。如果分別來說，大體可以作如下概括：禮儀志7捲，主要采自《大唐開元禮》、王彥威《麯臺新禮》和文宗以後的一些禮儀奏章，而編纂體例則參照了《通典·禮典》。音樂志4捲，志一主要依據前、後《會要》，並參照了《通典·樂典》；志二主要本於《通典》捲一四四至一四六各篇，並參照了前、後《會要》、昭宗時的有關奏議；志三、志四為後晉太常寺所保存或搜集的“諸廟樂章舞名”，這是修史計劃中作有規定的。歷志3捲，應當本於韋述《唐書》，這可從其序文中找到綫索，即所謂“但取《戊寅》、《麟德》、《大衍》三歷法，以備此志”。天文志2捲，大部分內容、文字都與今本《唐會要》捲四二至四四的相關記載同，顯然采自前、後《會要》；志下“災異編年，至德後”，不少見於各帝紀，當采自肅宗至武宗各帝實錄及司天台有關記載。五行志1捲，以前、後《會要》為主要史源，並參取各帝實錄、有關奏疏。地理志4捲，篇幅最長，極有可能是采自韋述《唐書·地理志》，起高祖，至代宗。職官志3捲，志一“錄永泰二年官品”，志二、志三的許多文字直接錄自《唐六典》及後晉尚存的《宮衛令》、《軍防令》等；德宗時的變革，主要錄以當時的詔敕。輿服志1捲，采錄《大唐開元禮》的同時，又以蘇氏《會要》為另一重要史料來源。經籍志2捲，節取毋煚《古今書錄》而成。食貨志2捲，為最初總體規劃中所無，在纂修過程中對唐代社會經濟發展逐漸有較深入的認識，加之最後一任監修劉昫在後唐、後晉都以宰相判三司，總管????鐵、戶部、度支，必然註意唐代中後期以來的錢𠔌、貨物，因而增立此志。就其所記內容而言，代宗至宣宗之事詳於玄宗和玄宗以前。代宗以前以韋述《唐書·食貨志》為底本，而德宗至宣宗間的主要史源則是前、後《會要》。刑法志1捲，以《大中統類》、律令格式為主要史料來源。總括起來說，《舊唐書》“十一志”基本不是采用唐代實錄、國史“舊本”，而是以“記禮法之沿革”的各項“專史”為主要史料來源，如《大唐開元禮》、《唐六典》、《通典》、《會要》、《續會要》、《麯臺新禮》、《大中統類》以及律令格式等。
列傳部分，以中華書局出版的點校本目錄為據，立傳者（包括目中出現的附傳、有目無傳者），除去重複，共1820餘人，周邊政權45個。
關於人物，大致有三種纂集辦法。第一，吳兢、韋述《唐書》中有傳者，後晉史官大都用為主要史源，或直接迻錄，或略作編排。第二，韋述《唐書》以後的人物，後晉史官多據各帝實錄進行剪裁。以韓愈《順宗實錄》為例，中有7人傳記，即張薦、令狐峘、張萬福、陸贄、陽城、王叔文、王伾、韋執誼傳。對照《舊唐書》中相關列傳，除不記言外，衹有取捨詳略和文字繁簡的差異，並無規模、形製方面的不同。尤其令狐峘、張萬福、陽城三傳，與《舊唐書》三人傳記，如出一轍。列傳剪裁實錄，還有一種情況，即以實錄中的記事補敘到相關人物傳中，如《玉海·唐河北三受降城》條所引《唐憲宗實錄》140餘字，幾乎完完整整地出現在《舊唐書·盧坦傳》中。第三，國史、實錄失記或記述不完整的人物，則傢傳、行狀、墓志、文集，乃至雜史、小說，不論《經籍志》是否著錄，凡武宗以前的著述，都可能是後晉史官的取材之源。
列傳中的45個周邊政權，取材情況與人物傳傳記不同。概括而言，不衹“國史、實錄舊本”，《通典》、前後《會要》、賈耽《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等，都是其重要史料來源。
總而言之，《舊唐書》的史料來源問題是一個很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但是，五代後晉史官在纂修這部唐史時，絶非僅僅限於唐代的國史、實錄舊本，這是必須清楚的。應當說，代宗以前的紀傳體唐代國史，德宗以前的編年體唐史，武宗以前的唐代各帝實錄，宣宗以前的有關“禮法沿革”的各種典志，以及《舊唐書》中提到的大臣奏議、諸公文集，乃至雜史、小說，都是後晉史官修史時的采摭對象。此外，不要忘記的就是《唐年補遺錄》了。至於剪裁是否恰當，考辨是否精審，又是另外的一個問題。由於宣宗以後的原始素材本來就短缺，儘管幾經搜求，仍然不足。所以，後晉史官不得不大為感嘆：“惜乎簡籍遺落，舊事十無三四，允墨揮翰，有所慊然！”《舊唐書》18下《宣宗紀》“史臣曰”。
然而《舊唐書》僅流傳了一百年左右，就遭到了厄運。從宋仁宗慶歷年間起，北宋朝廷認為《舊唐書》蕪雜不精，另命宋祁和歐陽修編撰唐書。這部唐書在1060年（宋仁宗嘉祐五年）寫成，開始“布書於天下”，從此，署名劉昫所編的唐書遂不再流傳。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經歷了四百七十八年坎坷命運的劉昫唐書，纔又得到重新刊行。後人為區別這兩種唐書，把後晉劉昫所著稱為《舊唐書》，而將宋祁等後修的唐書命名為《新唐書》。 《新唐書》行世後，《舊唐書》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幾乎被人們廢棄。
因為《新唐書》的作者宋祁、歐陽修，都是文壇大傢，後人一般也都沿襲他們的看法，對《舊唐書》貶責頗多，明末顧炎武評之為“頗步繁蕪”。的確，它本身有不少缺點。但平心而論，應當說《舊唐書》在如實保存史料方面，有着它巨大的功勞。這一點是應該給予充分肯定的。
為什麽這樣說呢？首先是在《舊唐書》裏，保存了唐朝的第一手史料。唐朝三百年歷史中，屢經戰亂，原始史料經過幾次大的浩劫，尤其是安史之亂和唐末軍閥混戰，致使“嚮時遺籍，尺簡無存”。幸而有肅宗時韋述編纂的國史，到後晉時，便成為修撰唐史的主要依據，肅宗以後，史料留存更少。特別是唐武宗以後的宣、懿、僖、昭、哀五代，連“實錄”也都沒有存下，衹因有張昭遠和賈緯等人在“喪亂之際”，雜采各傢傳聞和小說編出的《唐年補錄》和《唐末三朝聞見錄》諸書，使史實略有所補。編撰《舊唐書》時離唐亡僅三十多年，許多史料直接從唐人得來。《舊唐書》使這些難得的史料保存了下來。這是它的一大好處。例如某些傳裏的“今上踐祚”、“上即位”、“上初嗣位”等語句，便明顯是從當時國史和實錄直錄下來的痕跡。唯其直錄當時人的記錄，史料價值就尤其可貴。有些列傳，還采用了唐朝當時人寫的“行狀”、“傢傳”。這些傢傳，常常是唐代的名傢所書，不僅如實保留了史料，而且在文筆上也很有特色。趙翼《廿二史札記》評論說，《舊唐書》中的《封常清傳》，“鬱勃悲涼”，“千載下猶有生氣”；裴垍所寫的《郭子儀傳》，“首尾整潔，無一釀詞，因此可知唐史官之老於文學也”。《舊唐書》的紀傳裏，還大段大段地引錄唐朝君臣的詔令、手札、奏章，這些原始資料後來有的已蕩然無存，卻賴《舊唐書》的收錄而得以保留。正由於《舊唐書》有上述這些長處，司馬光等在修《資治通鑒》時，隋唐部分便大量采用了其中的材料。 另一方面，唐朝是我國一個強盛的朝代，多民族統一國傢有所發展。在《舊唐書》裏記錄了大量的我國少數民族的史料，以及他們和中原的唐王朝相互交往的親密關係。比如，文成公主和鬆贊幹布婚姻的記實，金城公主入藏的史跡，，以及突厥、回紇、吐蕃、契丹等北方、西北、東北、西南許多民族的歷史記錄，都在《舊唐書》裏有較多的記載。在唐朝和鄰國日本、朝鮮、印度的關係史方面，《舊唐書》記載也較為詳細。其分量比起別的同類正史來要多得多，史實也較可靠。
《舊唐書》在研究我國土地制度、賦稅制度等方面。也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史書。關於唐朝的均田製、租庸調製和兩稅法，都有比較翔實的記載，給後人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的條件。尤為可貴的，是《舊唐書》的志裏，保存了內容相當豐富的我國科技史的資料。在《歷志》和《天文志》裏，有著名天文歷法傢李淳風和僧一行製定的《麟德歷》和《大衍歷》的比較完整的內容。《五行志》一捲，列舉各地不同的自然災害，其中還有不少反映民生困苦、工商業狀況和國內外交通方面的資料。《地理志》四捲，記載了全國邊防鎮戍的分佈和兵馬人數，並以天寶十一載（752）疆域為準，分道敘述了各地州縣設置和戶口等情況。《職官志》三捲，不少文字是照抄《唐六典》，並記載了代宗永泰二年（766）時官品的變革。《輿服志》一捲，記載唐代帝、後、王、妃以及百官按品級規定的車輿、衣冠、服飾制度，用以區別貴賤士庶，是封建等級制度的體現。《經籍志》二捲，以開元盛世為準，記錄了經、史、子、集四部的存書。志序還扼要敘述了安史之亂後直至後梁遷洛期間國傢書籍的殘損情況。《食貨志》二捲，比較集中地記載了唐代田製、賦役、錢幣、????法、漕運、倉庫乃至雜稅、榷酤等有關經濟史資料。《刑法志》一捲，記載了唐代法典律、令、格、式（見律令格式）的製訂過程，並有關於執行情況的概略敘述。總的說來，《舊唐書》諸志集中了不少有價值的歷史資料，但也存在着錯訛和重大遺漏。
在《賈耽傳》裏記錄了他所著作的《隴右山南圖》和《海內華夷圖》等地理學上極為珍貴的資料，這是中外地理學家研究古地理學的難得的記錄。 但《舊唐書》的缺點也很明顯。因為它出自亂世，又出自衆手，成書迅速，因此不免有些粗率。有時轉抄的痕跡也很明顯，甚至一件公文，在紀和傳裏同時抄進，造成了不應有的蕪雜。因為編史隊伍的不穩定以及互不通氣，竟至出現某些人物同時並列兩傳的情況，如《楊朝晟傳》就同時列在捲一百二十二和捲一百四十四兩處；《王求禮傳》和《丘神績傳》也有類似情況。難怪北宋初年有人要否定，由宋、歐諸名傢另寫一部。但若由此把這部書全盤否定，甚至革出正史之列，也是不公平的。歷史畢竟已給予《舊唐書》坎坷的命運，使它無端沉沒了約五百年。
在北宋編撰的《新唐書》問世以後，《唐書》始有新舊之分。《新唐書》通行，該書受到冷遇。南宋初年刻印之後久無印本。明代中葉，有人在吳中張、王兩傢分別獲得宋版《唐書》的列傳和紀志。嘉靖十七年（1538），余姚聞人銓等重刻《舊唐書》，但傳布不廣。清乾隆時，《舊唐書》始復刻重印於世。由於長期沒有印本，書中存在不少殘缺和相互歧異之處。清人羅土琳等撰《舊唐書校勘記》六十六捲，可供參看。百衲本《舊唐書》是用南宋紹興刊本殘存的六十七捲，配以聞人銓本影印的，也是目前最好的版本。中華書局1975年出版的校點本現在比較通行。
補：其他考訂著作一覽
舊唐書校勘記 清·羅士琳等校
舊唐書疑義 清·張道著
舊唐書逸文 清·岑建功編
《新唐書》記載中國唐代歷史的紀傳體史書。二百二十五捲，包括本紀十捲，志五十捲，表十五捲，列傳一百五十捲。北宋宋祁、歐陽修等撰，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全書完成，由曾公亮進呈。《新唐書》所增列傳多取材於本人的章奏或後人的追述，碑志石刻和各種雜史、筆記、小說都被采輯編入。
修史經過
宋仁宗認為的《唐書》淺陋，下詔重修。前後參預其事的有歐陽修、宋祁、范镇、呂夏卿、王疇、宋敏求、劉羲叟等人。總的說來，列傳部分主要由宋祁負責編寫，志和表分別由范镇、呂夏卿負責編寫。最後在歐陽修主持下完成。本紀10捲和贊、志、表的序以及《選舉志》、《儀衛志》等都出自歐陽修之手。因為列傳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歐陽修衹是主持了志、表的編寫，出於謙遜，同時歐陽修認為宋祁是前輩，所以他沒有對宋祁所寫的列傳部分從全書整體的角度作統一工作，因而《新唐書》存在着記事矛盾、風格體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書》署“歐陽修、宋祁撰”。
宋祁有文名，曾任知製誥、翰林學士等職。他歷時十餘年完成列傳，於嘉三年（公元1058年）交齊全部列傳的稿子。歐陽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學家，擅長古文，他因參加推行“慶歷新政”的活動，被貶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調到朝廷任翰林學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寫定本紀、志、表，已是於嘉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清代王鳴盛以《宋史·宋祁傳》、《歐陽修傳》為據，認為宋祁修書“在仁宗天聖之晚年，歷明道、景佑、寶元、康定，至慶歷中告成，以書成進左丞雲雲”；“（歐陽）修之修《唐書》，乃在嘉佑之前至和年間事，距祁稿成時，相去已十餘年”，“書成，上距祁稿成約又二十餘年矣”。因此，“二公修書不同時明矣”。這一說法，迄今仍為部分學者沿用，都未發現王鳴盛搞錯的關鍵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傳》將“詔求直言”的時間誤作“景佑中”，而這又是《宋祁傳》中唯一的一個年號。傳中宋祁受命纂修《唐書》在“詔求直言”前，故王鳴盛誤以為宋祁修《唐書》自天聖至慶歷，前後差不多也是17個年頭。但《宋史·仁宗紀》景佑年間並無“詔求直言”一類的事，皇佑元年纔有“詔臺諫非朝廷得失”。《宋祁傳》中宋祁“直言對”後緊接“進溫成皇后為貴妃”，與《仁宗紀三》的記載相符，時在“皇佑”，而非“景佑”。顯然，《宋祁傳》是將“皇佑”誤作“景佑”了，一下子把時間提前了10多年。王鳴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隨”，《宋祁傳》說得很清楚，是因為“坐其子從張彥方遊”。傳中雖無明確紀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傳後的，前面《宋庠傳》明明白白地寫着：皇佑三年，“祁子與越國夫人曹氏客張彥方遊”。宋庠受牽連罷相在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這一年。此時尚“以稿自隨”，仍在修撰中，怎麽會在慶歷中告成？王嗚盛的失誤，一是不知“景佑”當為“皇佑”，二是後來在《蛾術編》捲九考知“祁修書凡七年，而自皇佑元年至三年獨秉筆，自此出知亳州，皆書局自隨以至於成，凡歷十六年也”，卻仍然堅持“宋歐修《新唐書》不同時”的結論。《宋史·宋祁傳》的這一年號錯誤，除了《宋景文集》捲二九《直言對》有案語註明“仁宗本紀皇佑三年春三月詔求直言”，“本傳作景佑中誤”而外，迄今竟似無人知曉，請同仁們註意。就整個《新唐書》的纂修而言，應當說：新修唐史前後17個年頭，前10年宋祁主持編修，7年歐、宋共同“刊修”。
修撰《新唐書》的指導思想，在《進新修唐書表》中說得非常清楚：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跡，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簡册。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沬。補緝闕亡，黜正偽繆，剋備一傢之史，以為萬世之傳，……商、周以來，為國長久，唯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俊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嘆也！
新舊唐書對比
《新唐書》比起《舊唐書》來，確有自己的一些特點和優點。因為宋代大體上繼承了唐代的制度，為了總結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參考，《新唐書》對志特別重視，新增了《舊唐書》所沒有的《儀衛志》、《選舉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書》的首創。《選舉志》與《兵志》係統地整理了唐朝科舉制度和兵製的演變資料。《食貨志》增加為5捲，不僅比《舊唐書》份量大而且比較有係統、有條理地保存了大量社會經濟史資料。《地理志》着重敘述唐朝地理沿革，記載軍府設置、物産分佈、水利興廢等情況，補充了不少《舊唐書·地理志》所沒有的資料。《天文志》和《歷志》在篇幅上超過《舊唐書》3倍以上，記載了唐代流行的7種歷法，特別是保存了歷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歷》的《歷議》，反映了唐代歷法理論的水平和發展高度。《藝文志》比《舊唐書·經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別是唐玄宗開元以後的著作補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舊唐書》所沒有收錄的。北宋人認為，《新唐書》要比《舊唐書》高明。他們嚴厲批評《舊唐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曾公亮進新唐書表》），自以為《新唐書》無論從體例、剪裁、文采等各方面都很完善。《新唐書》修成後，其主編曾公亮曾上皇帝表，頗為得意地說：“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其舊”，認為這是大大勝過《舊唐書》的地方。的確，《新唐書》從文采和編纂上比《舊唐書》強。
一、其主要作者宋祁、歐陽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學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當時有“二宋”之稱，宋人《東軒筆錄》說宋祁“博學能文，天資藴籍”；歐陽修為唐宋八大傢之一，散文為其特長。他們筆下的功夫當然不同一般。參加編撰《新唐書》的其它作者，也都為北宋時期名傢高手。宋仁宗嘉佑年間曾公亮《進新唐書表》中所列之范镇、王疇、宋敏求、劉羲叟等，都是當時文壇知名人物。范镇曾為翰林學士，文筆流暢，有《東齋紀事》等百餘捲流傳於世。王疇文辭嚴麗，一嚮為世所稱。宋敏求為北宋一代掌故大傢，富於藏書，曾編《唐大詔令集》和《長安志》，對唐史十分熟悉。劉羲叟是著名天文學家，後來曾助司馬光編《資治通鑒》。《新唐書》用這些人主筆，自然文采粲然，體例嚴謹。另一方面，宋、歐等人在修《新唐書》時，態度也很認真。歐陽修負責本紀、志、表部分，撰稿六、七年。宋祁的列傳部分時間更長，前後長達十餘年。他曾一度為亳州太守，“出入內外”把這部稿子隨身攜帶。在任成都知府時，每天晚宴過後，開門垂簾燃燭，幾乎都要著作到深夜。這種認真謹嚴的態度，使《新唐書》在不少方面的確勝過《舊唐書》。
《舊唐書》因撰稿時間倉促，有些轉抄自唐實錄、國史的痕跡都沒能抹掉，存在許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樣。宋祁等在新修時，把這些不倫不類的話都刪削了。使《新唐書》在體例和筆法、風格上顯得比《舊唐書》完整嚴謹得多。另外，《新唐書》在列傳的標名上也作了歸納整理，如把少數民族仕唐將領合併到“諸夷蕃將傳”中；把割據的藩鎮也歸到一起來寫等等。這樣，就使得眉目更為清楚。這些都是在文筆、編裁方面，新書勝過舊書之處。
通常都以新書廢舊書61傳、增331傳，但對其原始根據卻說法不一。有說是“文徵明《重刻舊唐書序》言”，有引作“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指出”，也有不少人看出馬端臨是引用的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的著錄：“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清代錢大昕另有統計，也被認為“遺漏很多”。近年來，黃永年統計說，新書共增修了315傳，包括“衹有一兩句話極簡略”的記載，不包括“諸帝公主傳所記二百一十二個公主”。事實上，那種“衹有一兩句話”追述其在唐代先祖的記載，作為“人名索引”開列得越細緻越有利於讀者，但這絶不能視為是人物小傳或新增人物傳，兩者不應混同。其實，關於新書增廢舊傳的情況，《新唐書》的編修者是有他們的統計標準和統計數字的。《郡齋讀書志》捲七《史評類》著錄，呂夏卿撰《唐書直筆》4捲、《唐書新例須知》1捲，為其“在書局時所建明”。其中，《唐書新例須知》記有“新書比舊書增減志、傳及其總數”。這就告訴人們，呂夏卿作為編修官，在當時有過統計。儘管在《郡齋讀書志》的著錄中未記錄其“增減志、傳及其總數”的具體數字，但這個統計數字無疑會存於書局，並為各編修官所熟記。據《玉海》捲四六《嘉佑新唐書》條引《國史志》雲：紀十、志五十、列傳百五十。凡廢舊傳六十一，增新傳三百三十一，又增三志、四表，凡二百二十五捲、錄一捲。（舊史凡一百九十萬字，新史凡一百七十五萬九百三十字。）所謂《國史志》，指北宋《國史》中的《藝文志》。北宋《國史》，仁宗天聖八年修成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國史》，神宗元豐五年修成宋仁宗、宋英宗《兩朝國史》，南宋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修成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宋欽宗《四朝國史》。其中，仁、英《兩朝國史》120捲，紀5捲、志45捲、列傳70捲，宋敏求作為史館修撰參預其編修。因此，《兩朝國史·藝文志》著錄《嘉佑新唐書》，必然要依據當年書局的統計數字，更何況宋敏求又是當年《新唐書》的六編修官之一。《郡齋讀書志》據此記錄了“舊書約一百九十萬，新書約一百七十四萬（言）”，而《直齋書錄解題》則據此記錄了“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百十一、志三、表四”，為《文獻通考》、文徵明等轉相引錄。筆者以兩部《唐書》每捲人物列傳前的目錄為統計依據，除去各自的重複，所增（包括正傳、附傳）、所廢（僅指正傳）數字極為接近上面所引《國史志》的數字（諸帝公主不在統計之列），證明“廢舊傳六十一，增新傳三百三十一”，確實是《新唐書》書局留給後人的一個權威性的統計。今後，再引用這個數字時，不要誤以為是書局“局外”人的說法，並請分清其增、廢的具體情況。
二、在史料方面，因為北宋時期比較安寧，有許多在戰亂時期不易收集到的史料，到北宋初年得到了徵集和整理。據專傢估計，司馬光修《資治通鑒》時參考史料達三百種之多，《新唐書》的修撰與《通鑒》時間相近，司馬光看到的，宋、歐等勢必見到。如在《新唐書》增加的《李績傳》記載立武後之爭時的態度，記房玄齡論守成之難易，都是《舊唐書》和其它書所不及的。其它如《新唐書》的《食貨志》裏增加了唐朝屯田、和糴、礦冶等資料；《地理志》記載各地河渠陂堰的灌溉情況和各州的土特産，也都是他書少見的珍貴史料。歐陽修還是當時有數的金石大傢，他對古代金石學頗有研究，曾撰《集古錄》，用金石刻的記載考證史實。最有名一例，即他用孔穎達碑文考證出這位唐初傑出經史學家表字衝遠的事實。這些都使《新唐書》在某些史實考證方面略勝《舊唐書》一籌。
新唐書還在列傳中保存了一些舊唐書所未載的史料。自安史之亂以後，史料散失不少，唐穆宗以下又無官修實錄，所以宋祁為唐後期人物立傳，采用了不少小說、筆記、傳狀、碑志、傢譜、野史等資料。同時，還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傳。關於少數民族的種族、部落的記載，新唐書比舊唐書多而且詳。據趙翼《廿二史札記·新唐書》載：“觀《新唐書·藝文志》所載唐代史事，無慮百數十種，皆五代修唐書時所未嘗見者。據以參考，自得為詳。又宋初績學之士，各據所見聞，別有撰述。”這一切對修唐書都提供了有用的資料。許多列傳中采用了小說、文集、碑志、逸史和政書等文獻。諸志在采用“舊書”各志資料之外，又有新的擴大。有關實錄、政書、逸史、文集、碑志以及小說等文獻，均在采摘之列。
三、《新唐書》在體例上第一次寫出了《兵志》、《選舉志》，係統論述唐代府兵等軍事制度和科舉制度。這是我國正史體裁史書的一大開創，為以後《宋史》等所沿襲，保存了我國軍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許多寶貴史料。《新唐書》的宰相、方鎮諸表，也給讀者認識唐朝宰相族係（世傢大族）的升降和藩鎮勢力的消長，提供了一條綫索。著名史論傢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說：“新書最佳者志、表”。這是公允的評價。自司馬遷創紀、表、志、傳體史書後，魏晉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書》始又恢復了這種體例的完整性。以後各朝史書，多循此製。這也是《新唐書》在我國史學史上的一大功勞。
此外，由於歐陽修過分強調寫史為當時的統治階級服務，有些史實他是有意避諱的。如後周有位大將叫韓通。他忠於後周王朝，反對趙匡胤的陳橋兵變，歐陽修就不給他立傳。這在當時就遇到同輩的議論。據周密《齊東野語》記載，當時有個史學家劉攽（曾參加《資治通鑒》的編寫），曾問歐陽修的弟子焦幹之，五代史脫稿沒有，焦說即將脫稿。劉又問：為韓瞠眼（韓通的外號）立傳沒有，焦說沒有。劉攽大笑說：“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這個故事說明歐陽修也未能完全忠實於歷史。這是時代給歐陽修打下的烙印，不能不說是《新五代史》的缺陷。
《新唐書》也有明顯的缺點，最主要之點是封建正統思想較為嚴重。編寫者對隋末、唐末農民起義大加撻伐。在《黃巢傳》前冠以“逆臣”二字；對隋末竇建德等農民軍使用了極為惡毒的詞彙，如“蝟毛而奮”、“磨牙搖毒”、“孽氣腥焰”等等。對武則天，則誣為“弒君篡國之主”，聲言寫《武後本紀》目的為“著其大惡”，以便清算等等。諸如此類，都可看出《新唐書》在觀點的正統方面更勝於《舊唐書》。在寫法上，《新唐書》也有不及《舊唐書》的地方。例如有的紀、傳失之太簡，甚至作了毫無道理的砍削。清代史評傢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曾提及，《新唐書》本紀較舊書幾乎減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統計，《舊唐書·本紀》部分近三十萬字，到《新唐書》僅剩下九萬字，而《哀帝本紀》舊書約一萬三千字，新書衹剩千字左右。這種過簡的寫法，使《新唐書》失去了許多重要史料。又由於苛求文字精煉，宋祁、歐陽修等不惜刪去許多重要情節，如《舊唐書》裏寫得十分生動、極為悲壯的《封常清傳》、《高仙芝傳》，到新書刪削得索然無味。尤其不應該的是由於排佛的偏見，《新唐書》將玄奘、一行等事跡一概不寫，致使這兩位偉大翻譯傢和科學家，在《新唐書》中竟無反映。
版本
由於《新唐書》歷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統地位，一般人衹讀《新唐書》而不讀《舊唐書》，所以《新唐書》宋以來的版本遠多於《舊唐書》，流傳的主要版本有：
（1）南宋刻本4種，分別是十四行殘本，舊藏皕宋樓，現藏日本靜嘉文庫；同十四行元補版殘本，藏於北京圖書館；十六行殘本124捲，亦藏北京圖書館；建陽書坊魏仲立刻殘本，舊藏嘉業堂。
（2）元刻本，明國子監根據元版修補印行。
（3）明刻本3種，分別是成化年間（1465~1487）國子監刻本，萬歷年間（1573—1620）北京國子監二十一史本，明末毛晉汲古閣十七史本。
（4）清刻本多種，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附宋董衝《唐書釋音》25捲。殿本又有各種翻刻本、影刻本、排印本、縮印本以及五局合刻本、開明二十五史本等。
（5）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以靜嘉堂本為主，配合“北圖”、“雙鑒樓”及“嘉業堂”藏本，保存了《新唐書》舊刻的真面目，勝於殿本。
（6）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版，底本用百衲本。2000年，中華書局又推出了簡體橫排本。
後世對《新唐書》進行糾謬、辨證的著作頗多，舉其要者有：
（1）吳縝《新唐書糾謬》，20捲，分20門，凡400餘事，宋元佑四年（1089）成書，紹聖四年（1097）上於朝廷。
（2）汪應辰《唐書列傳辨證》，20捲，專攻《新唐書》列傳缺點。
（3）王若虛《新唐書辨》，3捲，見《滹南遺老集》。
（4）陳黃中《新唐書刊誤》3捲。
（5）佚名《新唐書證誤》（《稽瑞樓書目》註錄抄本一册）。
（6）羅振常《南監本新唐書斠義》1捲，1936年上海石印本。
其他考訂著作
舊唐書逸文12捲（清岑建功輯）二十四史訂補第9册第215-329頁影印本
舊唐書考正(清張宗泰)甘泉岑氏校舊唐書嘗據此
讀舊唐書隨筆1(清蔡世鈸)味蕉小寮集本題讀劉昫書隨筆豫章叢刊本叢書集成第3834册
舊唐書校勘記66(清羅士琳、陳立、劉文淇、劉毓崧同校)道光28年揚州岑氏刊本同治11年定遠方瀎頤補刊二十五史三編第6册影印本捲1至捲55二十四史訂補第8册第45-？頁羅、劉？盈齋刻本；56至捲66二十四史訂補第8册第1-1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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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訂補第9册第173-215頁影印光緒7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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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唐書大食傳考證1(清洪鈞)元史譯文證補捲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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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書札記二十五史三編第7册第182-2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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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書糾謬校補(清錢大昕)嘉定錢大昕全集第4册，陳文和輯校本
新唐書辨3(金王若虛)滹南遺老集捲22-24二十五史三編第7册第64-83頁
新唐書刊誤3(清陳黃中)見南獻遺徵書目答問雲未刻
新唐書證誤(失名)稽瑞樓書目著錄抄本1
唐書釋音(宋董衝)二十四史訂補第9册第347-391頁影印重刻汲古閣本
唐書註10(清唐景崇)1935年鉛印本原稿已成50捲，今藏章氏。鉛印本僅本紀10捲。二十四史訂補第9册第391-581頁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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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監本新唐書斠義1(近人羅振常)1936年上海？隱廬石印本
新唐書斠議正誤(羅振常)二十四史訂補第9册第329-347頁民國時期印本
新唐書天文志疏證(清張宗泰)未見傳本
唐書兵志箋證4(今人唐長孺)1957年科學出版社鉛印本
唐折衝府考4(清勞經原撰勞格補)？齋叢書本二十五史補編本第6册
唐折衝府考補1(近人羅振玉)永豐鄉人雜著本附補遺廣倉學社叢書二集本二十五史補編本第6册遼居雜著乙編增訂本
唐折衝府考補拾遺1(近人羅振玉)遼居雜著乙編本二十五史補編本第6册
唐折衝府考校補1(近人𠔌霽光)二十五史補編本第6册
新唐書藝文志註(失名)二十四史訂補第9册第607-853頁民國間抄本
唐書方鎮表考證20(清董沛)未刻
唐方鎮年表8捲考證2(近人吳廷燮)景杜堂鉛印本二十五史補編本第6册孫：中華書局年本附岑仲勉
唐藩鎮表(清華湛恩)未見傳本
唐藩鎮年表1(清黃大華)二十五史補編本第5册
唐藩鎮指掌（明張大？）二十四史訂補第9册第853-889頁影印民國重刻明刊本
唐將相大臣年表3捲（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本第5册
唐功臣世表1捲（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本第5册
唐鎮十道節度使表1捲（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本第5册
唐邊鎮年表1捲（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本第5册
唐宦官封爵表1捲（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本第6册
武氏諸王年表1捲（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本第6册
唐諸蕃君長年表1捲（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本第6册
唐書宰相世係表訂訛12(清瀋炳震)新舊唐書合鈔附勘本二十五史補編第6册刪原表據清來堂本
唐書宰相世係表補正2(近人羅振玉)七經堪叢刊本
新唐書突厥傳地理考證1捲吐蕃傳地理考證1捲回紇等國傳地理考證1捲沙陀傳地理考證1捲北狄列傳地理考證1捲東夷列傳地理考證1捲南蠻列傳地理考證1(清丁謙)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本二十五史三編第7册第205-270頁
新唐書吐蕃傳箋證(今人王忠)科學出版社1958年鉛印本
唐書西域傳註4(清瀋惟賢)光緒24年刊本二十四史訂補第9册第581-607頁影印本
唐書南詔傳箋註(今人王忠)稿本新唐書南詔傳箋證中華書局1963年
補唐書張義潮傳1(清羅振玉)永豐鄉人雜著本二十五史三編第7册第84-85頁
新舊唐書合鈔260(清瀋炳震)補正6(清丁子復)嘉慶18年海寧查世？刊本同治10年錢塘吳氏青？來堂刊本
新舊唐書互證20(清趙紹祖)嘉慶18年古墨齋刊本廣雅書局刊本史學叢書二集影印廣雅本叢書集成第3838-41册二十五史三編第7册第88-172頁
新舊唐書合註(清王先謙)稿本，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新舊唐書魏徵列傳合註(清王先謙)光緒9年自刊本此即新舊唐書合註中之一捲
新舊唐書西域傳地理考證1(清丁謙)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本二十五史三編第7册有新唐書各外國傳地理考證
續唐書（清陳鱣）二十四史訂補第8册第889-？頁道光四年刻本
修史經過
宋仁宗認為的《唐書》淺陋，下詔重修。前後參預其事的有歐陽修、宋祁、范镇、呂夏卿、王疇、宋敏求、劉羲叟等人。總的說來，列傳部分主要由宋祁負責編寫，志和表分別由范镇、呂夏卿負責編寫。最後在歐陽修主持下完成。本紀10捲和贊、志、表的序以及《選舉志》、《儀衛志》等都出自歐陽修之手。因為列傳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歐陽修衹是主持了志、表的編寫，出於謙遜，同時歐陽修認為宋祁是前輩，所以他沒有對宋祁所寫的列傳部分從全書整體的角度作統一工作，因而《新唐書》存在着記事矛盾、風格體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書》署“歐陽修、宋祁撰”。
宋祁有文名，曾任知製誥、翰林學士等職。他歷時十餘年完成列傳，於嘉三年（公元1058年）交齊全部列傳的稿子。歐陽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學家，擅長古文，他因參加推行“慶歷新政”的活動，被貶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調到朝廷任翰林學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寫定本紀、志、表，已是於嘉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清代王鳴盛以《宋史·宋祁傳》、《歐陽修傳》為據，認為宋祁修書“在仁宗天聖之晚年，歷明道、景佑、寶元、康定，至慶歷中告成，以書成進左丞雲雲”；“（歐陽）修之修《唐書》，乃在嘉佑之前至和年間事，距祁稿成時，相去已十餘年”，“書成，上距祁稿成約又二十餘年矣”。因此，“二公修書不同時明矣”。這一說法，迄今仍為部分學者沿用，都未發現王鳴盛搞錯的關鍵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傳》將“詔求直言”的時間誤作“景佑中”，而這又是《宋祁傳》中唯一的一個年號。傳中宋祁受命纂修《唐書》在“詔求直言”前，故王鳴盛誤以為宋祁修《唐書》自天聖至慶歷，前後差不多也是17個年頭。但《宋史·仁宗紀》景佑年間並無“詔求直言”一類的事，皇佑元年纔有“詔臺諫非朝廷得失”。《宋祁傳》中宋祁“直言對”後緊接“進溫成皇后為貴妃”，與《仁宗紀三》的記載相符，時在“皇佑”，而非“景佑”。顯然，《宋祁傳》是將“皇佑”誤作“景佑”了，一下子把時間提前了10多年。王鳴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隨”，《宋祁傳》說得很清楚，是因為“坐其子從張彥方遊”。傳中雖無明確紀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傳後的，前面《宋庠傳》明明白白地寫着：皇佑三年，“祁子與越國夫人曹氏客張彥方遊”。宋庠受牽連罷相在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這一年。此時尚“以稿自隨”，仍在修撰中，怎麽會在慶歷中告成？王嗚盛的失誤，一是不知“景佑”當為“皇佑”，二是後來在《蛾術編》捲九考知“祁修書凡七年，而自皇佑元年至三年獨秉筆，自此出知亳州，皆書局自隨以至於成，凡歷十六年也”，卻仍然堅持“宋歐修《新唐書》不同時”的結論。《宋史·宋祁傳》的這一年號錯誤，除了《宋景文集》捲二九《直言對》有案語註明“仁宗本紀皇佑三年春三月詔求直言”，“本傳作景佑中誤”而外，迄今竟似無人知曉，請同仁們註意。就整個《新唐書》的纂修而言，應當說：新修唐史前後17個年頭，前10年宋祁主持編修，7年歐、宋共同“刊修”。
修撰《新唐書》的指導思想，在《進新修唐書表》中說得非常清楚：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跡，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簡册。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沬。補緝闕亡，黜正偽繆，剋備一傢之史，以為萬世之傳，……商、周以來，為國長久，唯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俊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嘆也！
新舊唐書對比
《新唐書》比起《舊唐書》來，確有自己的一些特點和優點。因為宋代大體上繼承了唐代的制度，為了總結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參考，《新唐書》對志特別重視，新增了《舊唐書》所沒有的《儀衛志》、《選舉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書》的首創。《選舉志》與《兵志》係統地整理了唐朝科舉制度和兵製的演變資料。《食貨志》增加為5捲，不僅比《舊唐書》份量大而且比較有係統、有條理地保存了大量社會經濟史資料。《地理志》着重敘述唐朝地理沿革，記載軍府設置、物産分佈、水利興廢等情況，補充了不少《舊唐書·地理志》所沒有的資料。《天文志》和《歷志》在篇幅上超過《舊唐書》3倍以上，記載了唐代流行的7種歷法，特別是保存了歷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歷》的《歷議》，反映了唐代歷法理論的水平和發展高度。《藝文志》比《舊唐書·經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別是唐玄宗開元以後的著作補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舊唐書》所沒有收錄的。北宋人認為，《新唐書》要比《舊唐書》高明。他們嚴厲批評《舊唐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曾公亮進新唐書表》），自以為《新唐書》無論從體例、剪裁、文采等各方面都很完善。《新唐書》修成後，其主編曾公亮曾上皇帝表，頗為得意地說：“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其舊”，認為這是大大勝過《舊唐書》的地方。的確，《新唐書》從文采和編纂上比《舊唐書》強。
一、其主要作者宋祁、歐陽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學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當時有“二宋”之稱，宋人《東軒筆錄》說宋祁“博學能文，天資藴籍”；歐陽修為唐宋八大傢之一，散文為其特長。他們筆下的功夫當然不同一般。參加編撰《新唐書》的其它作者，也都為北宋時期名傢高手。宋仁宗嘉佑年間曾公亮《進新唐書表》中所列之范镇、王疇、宋敏求、劉羲叟等，都是當時文壇知名人物。范镇曾為翰林學士，文筆流暢，有《東齋紀事》等百餘捲流傳於世。王疇文辭嚴麗，一嚮為世所稱。宋敏求為北宋一代掌故大傢，富於藏書，曾編《唐大詔令集》和《長安志》，對唐史十分熟悉。劉羲叟是著名天文學家，後來曾助司馬光編《資治通鑒》。《新唐書》用這些人主筆，自然文采粲然，體例嚴謹。另一方面，宋、歐等人在修《新唐書》時，態度也很認真。歐陽修負責本紀、志、表部分，撰稿六、七年。宋祁的列傳部分時間更長，前後長達十餘年。他曾一度為亳州太守，“出入內外”把這部稿子隨身攜帶。在任成都知府時，每天晚宴過後，開門垂簾燃燭，幾乎都要著作到深夜。這種認真謹嚴的態度，使《新唐書》在不少方面的確勝過《舊唐書》。
《舊唐書》因撰稿時間倉促，有些轉抄自唐實錄、國史的痕跡都沒能抹掉，存在許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樣。宋祁等在新修時，把這些不倫不類的話都刪削了。使《新唐書》在體例和筆法、風格上顯得比《舊唐書》完整嚴謹得多。另外，《新唐書》在列傳的標名上也作了歸納整理，如把少數民族仕唐將領合併到“諸夷蕃將傳”中；把割據的藩鎮也歸到一起來寫等等。這樣，就使得眉目更為清楚。這些都是在文筆、編裁方面，新書勝過舊書之處。
通常都以新書廢舊書61傳、增331傳，但對其原始根據卻說法不一。有說是“文徵明《重刻舊唐書序》言”，有引作“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指出”，也有不少人看出馬端臨是引用的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的著錄：“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清代錢大昕另有統計，也被認為“遺漏很多”。近年來，黃永年統計說，新書共增修了315傳，包括“衹有一兩句話極簡略”的記載，不包括“諸帝公主傳所記二百一十二個公主”。事實上，那種“衹有一兩句話”追述其在唐代先祖的記載，作為“人名索引”開列得越細緻越有利於讀者，但這絶不能視為是人物小傳或新增人物傳，兩者不應混同。其實，關於新書增廢舊傳的情況，《新唐書》的編修者是有他們的統計標準和統計數字的。《郡齋讀書志》捲七《史評類》著錄，呂夏卿撰《唐書直筆》4捲、《唐書新例須知》1捲，為其“在書局時所建明”。其中，《唐書新例須知》記有“新書比舊書增減志、傳及其總數”。這就告訴人們，呂夏卿作為編修官，在當時有過統計。儘管在《郡齋讀書志》的著錄中未記錄其“增減志、傳及其總數”的具體數字，但這個統計數字無疑會存於書局，並為各編修官所熟記。據《玉海》捲四六《嘉佑新唐書》條引《國史志》雲：紀十、志五十、列傳百五十。凡廢舊傳六十一，增新傳三百三十一，又增三志、四表，凡二百二十五捲、錄一捲。（舊史凡一百九十萬字，新史凡一百七十五萬九百三十字。）所謂《國史志》，指北宋《國史》中的《藝文志》。北宋《國史》，仁宗天聖八年修成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國史》，神宗元豐五年修成宋仁宗、宋英宗《兩朝國史》，南宋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修成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宋欽宗《四朝國史》。其中，仁、英《兩朝國史》120捲，紀5捲、志45捲、列傳70捲，宋敏求作為史館修撰參預其編修。因此，《兩朝國史·藝文志》著錄《嘉佑新唐書》，必然要依據當年書局的統計數字，更何況宋敏求又是當年《新唐書》的六編修官之一。《郡齋讀書志》據此記錄了“舊書約一百九十萬，新書約一百七十四萬（言）”，而《直齋書錄解題》則據此記錄了“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百十一、志三、表四”，為《文獻通考》、文徵明等轉相引錄。筆者以兩部《唐書》每捲人物列傳前的目錄為統計依據，除去各自的重複，所增（包括正傳、附傳）、所廢（僅指正傳）數字極為接近上面所引《國史志》的數字（諸帝公主不在統計之列），證明“廢舊傳六十一，增新傳三百三十一”，確實是《新唐書》書局留給後人的一個權威性的統計。今後，再引用這個數字時，不要誤以為是書局“局外”人的說法，並請分清其增、廢的具體情況。
二、在史料方面，因為北宋時期比較安寧，有許多在戰亂時期不易收集到的史料，到北宋初年得到了徵集和整理。據專傢估計，司馬光修《資治通鑒》時參考史料達三百種之多，《新唐書》的修撰與《通鑒》時間相近，司馬光看到的，宋、歐等勢必見到。如在《新唐書》增加的《李績傳》記載立武後之爭時的態度，記房玄齡論守成之難易，都是《舊唐書》和其它書所不及的。其它如《新唐書》的《食貨志》裏增加了唐朝屯田、和糴、礦冶等資料；《地理志》記載各地河渠陂堰的灌溉情況和各州的土特産，也都是他書少見的珍貴史料。歐陽修還是當時有數的金石大傢，他對古代金石學頗有研究，曾撰《集古錄》，用金石刻的記載考證史實。最有名一例，即他用孔穎達碑文考證出這位唐初傑出經史學家表字衝遠的事實。這些都使《新唐書》在某些史實考證方面略勝《舊唐書》一籌。
新唐書還在列傳中保存了一些舊唐書所未載的史料。自安史之亂以後，史料散失不少，唐穆宗以下又無官修實錄，所以宋祁為唐後期人物立傳，采用了不少小說、筆記、傳狀、碑志、傢譜、野史等資料。同時，還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傳。關於少數民族的種族、部落的記載，新唐書比舊唐書多而且詳。據趙翼《廿二史札記·新唐書》載：“觀《新唐書·藝文志》所載唐代史事，無慮百數十種，皆五代修唐書時所未嘗見者。據以參考，自得為詳。又宋初績學之士，各據所見聞，別有撰述。”這一切對修唐書都提供了有用的資料。許多列傳中采用了小說、文集、碑志、逸史和政書等文獻。諸志在采用“舊書”各志資料之外，又有新的擴大。有關實錄、政書、逸史、文集、碑志以及小說等文獻，均在采摘之列。
三、《新唐書》在體例上第一次寫出了《兵志》、《選舉志》，係統論述唐代府兵等軍事制度和科舉制度。這是我國正史體裁史書的一大開創，為以後《宋史》等所沿襲，保存了我國軍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許多寶貴史料。《新唐書》的宰相、方鎮諸表，也給讀者認識唐朝宰相族係（世傢大族）的升降和藩鎮勢力的消長，提供了一條綫索。著名史論傢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說：“新書最佳者志、表”。這是公允的評價。自司馬遷創紀、表、志、傳體史書後，魏晉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書》始又恢復了這種體例的完整性。以後各朝史書，多循此製。這也是《新唐書》在我國史學史上的一大功勞。
此外，由於歐陽修過分強調寫史為當時的統治階級服務，有些史實他是有意避諱的。如後周有位大將叫韓通。他忠於後周王朝，反對趙匡胤的陳橋兵變，歐陽修就不給他立傳。這在當時就遇到同輩的議論。據周密《齊東野語》記載，當時有個史學家劉攽（曾參加《資治通鑒》的編寫），曾問歐陽修的弟子焦幹之，五代史脫稿沒有，焦說即將脫稿。劉又問：為韓瞠眼（韓通的外號）立傳沒有，焦說沒有。劉攽大笑說：“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這個故事說明歐陽修也未能完全忠實於歷史。這是時代給歐陽修打下的烙印，不能不說是《新五代史》的缺陷。
《新唐書》也有明顯的缺點，最主要之點是封建正統思想較為嚴重。編寫者對隋末、唐末農民起義大加撻伐。在《黃巢傳》前冠以“逆臣”二字；對隋末竇建德等農民軍使用了極為惡毒的詞彙，如“蝟毛而奮”、“磨牙搖毒”、“孽氣腥焰”等等。對武則天，則誣為“弒君篡國之主”，聲言寫《武後本紀》目的為“著其大惡”，以便清算等等。諸如此類，都可看出《新唐書》在觀點的正統方面更勝於《舊唐書》。在寫法上，《新唐書》也有不及《舊唐書》的地方。例如有的紀、傳失之太簡，甚至作了毫無道理的砍削。清代史評傢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曾提及，《新唐書》本紀較舊書幾乎減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統計，《舊唐書·本紀》部分近三十萬字，到《新唐書》僅剩下九萬字，而《哀帝本紀》舊書約一萬三千字，新書衹剩千字左右。這種過簡的寫法，使《新唐書》失去了許多重要史料。又由於苛求文字精煉，宋祁、歐陽修等不惜刪去許多重要情節，如《舊唐書》裏寫得十分生動、極為悲壯的《封常清傳》、《高仙芝傳》，到新書刪削得索然無味。尤其不應該的是由於排佛的偏見，《新唐書》將玄奘、一行等事跡一概不寫，致使這兩位偉大翻譯傢和科學家，在《新唐書》中竟無反映。
版本
由於《新唐書》歷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統地位，一般人衹讀《新唐書》而不讀《舊唐書》，所以《新唐書》宋以來的版本遠多於《舊唐書》，流傳的主要版本有：
（1）南宋刻本4種，分別是十四行殘本，舊藏皕宋樓，現藏日本靜嘉文庫；同十四行元補版殘本，藏於北京圖書館；十六行殘本124捲，亦藏北京圖書館；建陽書坊魏仲立刻殘本，舊藏嘉業堂。
（2）元刻本，明國子監根據元版修補印行。
（3）明刻本3種，分別是成化年間（1465~1487）國子監刻本，萬歷年間（1573—1620）北京國子監二十一史本，明末毛晉汲古閣十七史本。
（4）清刻本多種，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附宋董衝《唐書釋音》25捲。殿本又有各種翻刻本、影刻本、排印本、縮印本以及五局合刻本、開明二十五史本等。
（5）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以靜嘉堂本為主，配合“北圖”、“雙鑒樓”及“嘉業堂”藏本，保存了《新唐書》舊刻的真面目，勝於殿本。
（6）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版，底本用百衲本。2000年，中華書局又推出了簡體橫排本。
後世對《新唐書》進行糾謬、辨證的著作頗多，舉其要者有：
（1）吳縝《新唐書糾謬》，20捲，分20門，凡400餘事，宋元佑四年（1089）成書，紹聖四年（1097）上於朝廷。
（2）汪應辰《唐書列傳辨證》，20捲，專攻《新唐書》列傳缺點。
（3）王若虛《新唐書辨》，3捲，見《滹南遺老集》。
（4）陳黃中《新唐書刊誤》3捲。
（5）佚名《新唐書證誤》（《稽瑞樓書目》註錄抄本一册）。
（6）羅振常《南監本新唐書斠義》1捲，1936年上海石印本。
其他考訂著作
舊唐書逸文12捲（清岑建功輯）二十四史訂補第9册第215-329頁影印本
舊唐書考正(清張宗泰)甘泉岑氏校舊唐書嘗據此
讀舊唐書隨筆1(清蔡世鈸)味蕉小寮集本題讀劉昫書隨筆豫章叢刊本叢書集成第3834册
舊唐書校勘記66(清羅士琳、陳立、劉文淇、劉毓崧同校)道光28年揚州岑氏刊本同治11年定遠方瀎頤補刊二十五史三編第6册影印本捲1至捲55二十四史訂補第8册第45-？頁羅、劉？盈齋刻本；56至捲66二十四史訂補第8册第1-1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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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訂補第9册第173-215頁影印光緒7年刊本
舊唐書李靖傳考證1(清汪宗沂)浙西精捨叢書本
舊唐書大食傳考證1(清洪鈞)元史譯文證補捲30
舊唐書札記（清李慈銘）二十五史三編第7册第173-181頁
新唐書札記二十五史三編第7册第182-204頁
新唐書糾謬20(宋吳縝)明萬歷中海虞趙開美刊本武英殿聚珍本福建廣東覆聚珍本附校勘記2捲知不足齋叢書十五集本附錢大昕修唐書史臣表1捲四部叢刊三編影印萬歷本叢書集成第3835-37册二十五史三編第7册第1-65頁
新唐書糾謬校補(清錢大昕)嘉定錢大昕全集第4册，陳文和輯校本
新唐書辨3(金王若虛)滹南遺老集捲22-24二十五史三編第7册第64-83頁
新唐書刊誤3(清陳黃中)見南獻遺徵書目答問雲未刻
新唐書證誤(失名)稽瑞樓書目著錄抄本1
唐書釋音(宋董衝)二十四史訂補第9册第347-391頁影印重刻汲古閣本
唐書註10(清唐景崇)1935年鉛印本原稿已成50捲，今藏章氏。鉛印本僅本紀10捲。二十四史訂補第9册第391-581頁影印本
唐書註稿偶存4册(近人陳漢章)浙江圖書館藏稿本
南監本新唐書斠義1(近人羅振常)1936年上海？隱廬石印本
新唐書斠議正誤(羅振常)二十四史訂補第9册第329-347頁民國時期印本
新唐書天文志疏證(清張宗泰)未見傳本
唐書兵志箋證4(今人唐長孺)1957年科學出版社鉛印本
唐折衝府考4(清勞經原撰勞格補)？齋叢書本二十五史補編本第6册
唐折衝府考補1(近人羅振玉)永豐鄉人雜著本附補遺廣倉學社叢書二集本二十五史補編本第6册遼居雜著乙編增訂本
唐折衝府考補拾遺1(近人羅振玉)遼居雜著乙編本二十五史補編本第6册
唐折衝府考校補1(近人𠔌霽光)二十五史補編本第6册
新唐書藝文志註(失名)二十四史訂補第9册第607-853頁民國間抄本
唐書方鎮表考證20(清董沛)未刻
唐方鎮年表8捲考證2(近人吳廷燮)景杜堂鉛印本二十五史補編本第6册孫：中華書局年本附岑仲勉
唐藩鎮表(清華湛恩)未見傳本
唐藩鎮年表1(清黃大華)二十五史補編本第5册
唐藩鎮指掌（明張大？）二十四史訂補第9册第853-889頁影印民國重刻明刊本
唐將相大臣年表3捲（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本第5册
唐功臣世表1捲（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本第5册
唐鎮十道節度使表1捲（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本第5册
唐邊鎮年表1捲（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本第5册
唐宦官封爵表1捲（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本第6册
武氏諸王年表1捲（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本第6册
唐諸蕃君長年表1捲（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本第6册
唐書宰相世係表訂訛12(清瀋炳震)新舊唐書合鈔附勘本二十五史補編第6册刪原表據清來堂本
唐書宰相世係表補正2(近人羅振玉)七經堪叢刊本
新唐書突厥傳地理考證1捲吐蕃傳地理考證1捲回紇等國傳地理考證1捲沙陀傳地理考證1捲北狄列傳地理考證1捲東夷列傳地理考證1捲南蠻列傳地理考證1(清丁謙)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本二十五史三編第7册第205-270頁
新唐書吐蕃傳箋證(今人王忠)科學出版社1958年鉛印本
唐書西域傳註4(清瀋惟賢)光緒24年刊本二十四史訂補第9册第581-607頁影印本
唐書南詔傳箋註(今人王忠)稿本新唐書南詔傳箋證中華書局1963年
補唐書張義潮傳1(清羅振玉)永豐鄉人雜著本二十五史三編第7册第84-85頁
新舊唐書合鈔260(清瀋炳震)補正6(清丁子復)嘉慶18年海寧查世？刊本同治10年錢塘吳氏青？來堂刊本
新舊唐書互證20(清趙紹祖)嘉慶18年古墨齋刊本廣雅書局刊本史學叢書二集影印廣雅本叢書集成第3838-41册二十五史三編第7册第88-172頁
新舊唐書合註(清王先謙)稿本，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新舊唐書魏徵列傳合註(清王先謙)光緒9年自刊本此即新舊唐書合註中之一捲
新舊唐書西域傳地理考證1(清丁謙)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本二十五史三編第7册有新唐書各外國傳地理考證
續唐書（清陳鱣）二十四史訂補第8册第889-？頁道光四年刻本
《舊五代史》，原名《五代史》，也稱《梁唐晉漢周書》，後人為區別於歐陽修的《新五代史》，便習稱《舊五代史》。後歐陽修五代史記出，稱為新五代史，薛史則稱為舊五代史。原書已佚，現行本是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時的輯本。
這是由宋太祖詔令編纂的官修史書。薛居正（公元912--981年）監修，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等同修。那時五代時期的各朝“實錄”基本沒有散失，又有範質的《五代通錄》作底本，再加上編書者對史料比較熟悉，因此成書時間很快，經始於宋太祖開寶六年（公元973年）四月，至次年閏十月甲子日完竣呈上，前後衹用了一年半左右時間。成書如此迅速，主要在於宋太祖十分重視，組織的撰修班子規格高、陣容強；同時也因為去古未遠，可資參考的史料相當齊備。五代各朝均有實錄，範質又在此基礎上整理出實錄簡編——《建隆五代通錄》，從而為修史提供了極大便利。
在我國歷史上，唐朝和宋朝之間曾有過封建社會中最後一次的大規模分裂割據時期。從公元907年朱溫代唐稱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的五十三年間，中原地區相繼出現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過吳、南唐、吳越、楚、閩、南漢、前蜀、後蜀、南平、北漢等十個小國，周邊地區還有契丹
、吐蕃、渤海、党項、南詔、於闐、東丹等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習慣上稱之為“五代十國”。《舊五代史》記載的就是這段歷史。
從宋朝藏書傢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記載看，《舊五代史》的實際作者有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等諸人。他們是當時的學者名流，在《宋史》裏都有傳。史稱盧多遜少年成名，甚有“篤學”；扈、張二人也是“少能文”，“幼而好學，有纔藻”；李昉更是知識廣博，曾主編過《文苑英華》、《太平廣記》等大部頭類書。他們大部分又在五代時期生活過一段，對那段歷史比較瞭解，因此《舊五代史》材料較為豐富。尤其是保存了許多後來已經散失的當時的詔令公文和當時人寫的“行狀”、墓志銘等，這都是人物傳紀的第一手的資料。《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論說：“其時秉筆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見聞較近，紀、傳皆首尾完具，可以徵信。”因此，宋初《舊五代史》編成後，受到文人和史傢的重視。司馬光修《資治通鑒》，以及後來鬍三省撰《通鑒註》”，皆從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壇名傢瀋括、洪邁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又因為此書修於北宋太祖開寶六年，此時南方諸國尚存，許多編者對南方史事更為熟悉，因而更多地編進了有關十國的第一手資料。直到明清之際，史傢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時，還有記載說他曾嚮當時著名思想傢黃宗羲藉過《舊五代史》，這足證在《舊五代史》裏包含着許多南方十國的可貴的資料。
《舊五代史》共一百五十捲，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按五代斷代為書，梁書、唐書、晉書、漢書、周書各十餘捲至五十捲不等。各代的《書》是斷代史，《志》則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雜傳》則記述包括十國在內的各割據政權的情況。這種編寫體例使全書以中原王朝的興亡為主綫，以十國的興亡和周邊民族的起伏為副綫，敘述條理清晰，較好地展現了這段歷史的面貌。對於南方和北漢十國以及周圍少數民族政權如契丹、吐蕃等，則以《世襲列傳》、《僭偽列傳》、《外國列傳》來概括。因此這部書雖名為五代史，實為當時整個五代十國時期各民族的一部斷代史。
《舊五代史》也有不少缺點。其中最主要的是因為成書太快，因而來不及對史料加以慎重的鑒別，有的照抄五代時期的實錄，以至把當時人明顯為了某種政治目的而歪麯史實和溢美人物的不實之辭錄入書中。如對後唐的權臣張全義，傳中就大肆贊美他的治洛（陽）的功勳，而諱言其大量醜行。而這些醜聞在後來宋人王禹稱寫的《五代史闕文》中揭露甚多。正由於這樣，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對《舊五代史》指責很多，專門寫了“薛史書法回護處”和“薛史失檢處”兩個專題，舉了好些例證說明薛史的不實。但是從史料角度說，“薛史”為後人保存了大量原始資料，這畢竟是它的功勞。尤其經過長期南北分裂混亂，許多五代時期的“實錄”和其它第一手材料大部散佚，因而這部近乎“實錄”壓縮本的史書，價值就更高了。
北宋仁宗皇祐年間（1049—1054年），出自文史大傢歐陽修之手的《新五代史》撰成。此後，薛居正的《舊五代史》就開始不那麽流行了。到了金代，金章宗又斷然下令學官服讀“歐史”，“薛史”更被冷落，後來就逐漸散失。明朝初年衹有內府纔有傳本，到清朝時這本書就完全散失了。今本係清乾隆修《四庫全書》時，館臣邵晉涵等自《永樂大典》中輯出，用《册府元龜》、《太平御覽》、《通鑒考異》、《五代會要》、《契丹志》等書補充，並參考新、舊《唐書》、《東都事略》、《續資治通鑒長編》、《五代春秋》、《九國志》、《十國春秋》及宋人說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數十種典籍，作為考異附註，大體按原書篇目編排而成，實為《舊五代史》輯本。雖非原書，但仍保留大量史料，與歐史可互相補充。輯本中凡觸犯清朝避忌，及遇鬍、虜、夷、狄等字時，多有竄改。近人陳垣著《舊五代史輯本發覆》，敘述甚詳。原印行的輯本共有三種：①乾隆四十九年（1784）武英殿刊本；②1921年豐城熊氏影印南昌彭氏藏本，即《四庫全書》初寫本；③1925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刻甬東盧氏抄藏四庫原輯本，百衲本即用該本影印。1976年中華書局點校本乃以熊本為底本，並參校其他版本和有關書籍整理而成。
北宋時期，新舊兩史並行。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規定“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修所撰”。［一］到了元代，舊五代史就逐漸不行於世。清乾隆中開四庫館時，未能找到原本。館臣邵晉涵等就永樂大典中輯錄排纂，再用册府元龜、資治通鑒考異等書引用的舊五代史材料作補充，大致恢復了原來面貌的十分之七八。同時還從其他史籍、類書、宋人說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數十種典籍中輯錄了有關的資料，作為考異附註，與今輯本舊五代史正文相五補充印證，在不少方面豐富了原本的內容。他除參與史館的日常工作，撰寫史部各書的提要外，用了兩年時間，輯出這部多達150捲的大書，工作效率非常高。梁啓超曾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提出鑒別輯逸書學術質量的四條標準，即逸文註明出處，所錄務求全備，逸文甄別真偽，還原原書編次，並在分析清代各傢輯逸書後，認為以邵輯《舊五代史》為最優。這一評價，邵晉涵當之無愧。與收入《四庫全書》的多數輯逸書比較，邵輯《舊五代史》一是取資範圍較寬，二是交待來源，最初奏進本(後由民國初年江西人熊羅宿影印)是逐條註明文獻來源的，衹是在正式編入《四庫全書》並由武英殿聚珍本印行後，將出處都刪去了；三是對《舊五代史》所涉紛繁復雜的史事，援據唐末、五代、宋代的大量史乘、文集、筆記、碑碣，作細緻的考訂；四是援據宋人關於此書編次的點滴記錄，分為“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玉海》捲四六引《中興書目》)，充分利用《永樂大典》保存的原書分捲編次痕跡，盡可能地恢復原書面貌。《四庫全書》中的大多數輯逸書，僅據《永樂大典》所存，采用新的體例，如詩文按體分編，姓書按韻目編錄之類，考訂也較粗疏。就此而言，邵輯本的水平確比其同僚所輯高出很多。今輯本舊五代史作為四庫金書之一，於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編成繕寫進呈，標明原文輯錄出處，補充和考證史實的註文附在有關正文之下，部分文字考訂則另附黃色粘籤。1921年南昌熊氏曾影印出版（簡稱“影庫本”）。後來又有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繕寫的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和武英殿刊本（簡稱“殿本”），補充史實的註文仍附於正文之下，文字、史實考訂則作為“考證”附於捲末，文字頗有改動，內容也有不少增刪，並刪去了輯文的出處。現存的舊五代史一般刊本及石印本都是根據殿本翻印的。此外，還有乾隆時期孔葒𠔌的校抄本（簡稱“孔本”，現僅看到近人章鈺過錄本）、彭元瑞校抄本（簡稱“彭本”）及抱經樓盧氏抄本（簡稱“盧本”），它們都以保存輯文出處為貴，內容大致和影庫本相同。其中孔本是根據較早的輯錄稿本抄寫的，未改的清朝忌諱字較多，並保存了後來編定本刪去的數十條註文。至於1925年的嘉業堂刊本（簡稱“劉本”），則以盧本為底本，再根據殿本作了大量校補，體例比較蕪雜。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舊五代史，就是根據劉本影印的。這幾本都保存了文獻出處，諱改部分也未改盡，行世後引起許多學者的關註，清輯本的缺憾，也逐漸明朗。其大端主要有：
其一，懾於清廷的政治氛圍，大量篡改原書中貶斥異族的辭語，也就是陳垣《舊五代史輯本發覆》特別揭示的涉及戎虜夷狄之類字句的任意篡改，如改“虜主”為“契丹主”，改“虜騎”為“敵騎”、“獯戎犯闕”改“契丹入汴”、“北戎盜據中夏”改“契丹據有中夏”之類，在在多有。陳垣的考證，在《永樂大典》原捲影印後得到了證實。就現在已經公佈的四庫檔案來分析，這些篡改並不一定出於乾隆帝的詔旨，更多的是館臣畏禍而改。《舊五代史》輯本進呈後，乾隆帝即曾垂詢金人禁行此書的原因，邵晉涵惶恐而致病，幸虧大學士於敏中盡力為之周旋，方得無事。輯本後來一再諱改，就因為此。
其二，輯錄史文缺漏太多。就當時主要依據的《永樂大典》和《册府元龜》等書來說，漏輯現象就已經非常嚴重。《永樂大典》現存本衹有800多捲，引用《舊五代史》不足100則，清輯本即漏收了安彥威、馬希範、王弘贄、安從進、李從昶等傳逸文。《册府元龜》存五代文獻超過萬條，清輯本僅輯入三百則，缺漏極其嚴重。
其三是采輯未廣。就現在所知，宋、元、明三代典籍引有《舊五代史》逸文者，大約超過三十種，當時僅據《永樂大典》、《册府元龜》、《資治通鑒考異》、《資治通鑒註》、《太平御覽》、《容齋隨筆》六種書輯錄逸文，不少書當時可以見到而沒有用，比方《四庫全書》收錄的《大事記續編》、《職官分紀》等，也有不少是後來纔通行的。
其四是錄文多誤。邵晉涵以後，許多學者從事校訂，中華書局校點本也改正了一千多處，問題仍復不少。試舉幾例。《晉高祖紀》天福六年七月“辛酉，以前鄧州節度使焦方為貝州節度使”。焦方僅此一見，節度使官高，不應別無表見，參前後史文，可以確定是《舊五代史》有傳的馬萬之誤，“馬”字手書與“焦”字相近，“萬”字俗寫作“萬”，增一點則為“方”。再如《唐明宗紀》長興二年二月“詔：諸府少尹上任以二十五日為限。諸州刺史、諸道行軍司馬、副使、兩使判官以下賓職，團防軍事判官、推官、府縣官等，並以三十日為限，幕職隨府者不在此例。”(中華本576頁)同年六月“丙子，詔諸道觀察使均補苗稅，將有力人戶出剩田苗，補貧下不迨頃畝，有嗣者排改檢括，自今年起為定額。”(同上580頁)前一段似乎是對官員上任期限的規定，但不可理解的是為何少尹官高，獨另立程限，而天下之大，各州府道途近遠懸隔，又何能統一規定？查《册府元龜》捲六三三，此處“上任”作“上佐”，兩處“日”均作“月”，原詔是對官員任職期限的規定，與上任赴職無關。後一段講均補苗稅，“有嗣者排改檢括”一句很難理解，一是“排改”不詞，二是僅講檢括田苗，何以牽涉到有無嗣子？查《册府元龜》捲四八八，此處作“自肯者即具狀徵收，有詞者即排段檢括”，是說有力人戶同意者就照此徵收，不同意而有詞訴者，再分段檢括，以作取捨。兩段史文，經此校改，文意方得豁然明曉。與前述人為諱改不同，這是流傳偶誤所致。
近代史學大傢陳垣最早提出全面校訂清輯本，其設想見於其1936年所作而身後發表的《以册府校薛史計畫》(收入《陳垣史學論文集》第二集，中華書局1981)一文，認為應先編製四種目錄，然後據四種目錄將二書互相比讀，註出有無，進而逐字校讎，寫定文本。這一計劃，非常周密而可行。得力於這些比讀，他發表了研究《舊五代史》的一係列重要論文。1959年，陳垣為中華書局影印明本《册府元龜》所作序中，提出了新的設想：“乾隆中四庫館輯薛《五代史》，大部分本可由《册府》輯出，乃以《册府》習見，外間多有，《永樂大典》孤本，為內府所藏，遂標榜采用《大典》，而《册府》衹可為輔。”可能是作序而特別強調其重要的一種說法，實施情況不明。
中華書局校點本《舊五代史》的整理，是在“文革”特殊時期進行的。最初由陳垣承擔，後因高層幹預，改由復旦大學中文、歷史兩係部分教師承擔。作為整套《二十四史》整理中的一部，體例是整理舊本而不是另輯新本，因此，校點本對清輯本係統的文本作了全面的清理和會校，可以說是清輯本的集成，但沒有突破這個基本框架。近年有些學者對此本《出版說明》中“輯本因避諱而改動的文字，除影響文義的外，一般不再改回”一段提出責疑，雖有道理，但似乎超越了當時的整理規範。
現存古籍中，引有《舊五代史》者有《永樂大典》、《册府元龜》、《太平御覽》、《新五代史註》、《資治通鑒考異》、《資治通鑒註》、《容齋隨筆》、《廣卓異記》、《通歷》、《類要》、《方輿勝覽》、《錦綉萬花𠔌》、《職官分紀》、《折獄龜鑒》、《古今姓氏書辯證》、《玉海》、《能改齋漫錄》、《大事記續編》、《天中記》等三十多種書。其中一部分是清代的通行書，衹是因為疏忽而未及檢用，有一些不太易見，如《類要》僅有鈔本流傳，《通歷》後經阮元奏進，《古今姓氏書辨證》則剛從《永樂大典》中輯出。這些著作引錄《舊五代史》，有些是直接標明引錄該書，取資較易，有些則未有說明，如《通歷》，但衹要將其有關五代史文與清輯本《舊五代史》作一比讀，不難發現這部分全部據後者節寫而成。當然，輯錄《舊五代史》的主要依憑，或者說保存五代文獻的兩大淵藪，還是《永樂大典》和《册府元龜》。
因為收進二十四史的《舊五代史》畢竟還是“輯本”，有些紀傳零落不全，十二篇志中序言僅及其半，後世史傢對此深以為憾，總期望有全貌的《舊五代史》從民間再現。本世紀三十年代，曾有信息說安徽藏有一套金朝刊本《舊五代史》，後又傳說藏在上海，但經輾轉查詢，至今猶未問世。今輯本《舊五代史》經諸傢研究考實，發現乾隆時從《永樂大典》抄出的原文，已被清朝史官篡改。著名史學家陳垣曾專著《舊五代史輯本發覆》三捲，依次用《册府元龜》對比了乾隆輯本凡一百九十四條，總結出清朝史官增刪挖補的十類，都有政治用意。因此，今天我們在研究和引用《舊五代史》時，是應當有所鑒別的。
歷時二十年艱苦嚴謹的治學，復旦學者陳尚君完成了700萬字巨著《全唐文補編》、《舊五代史新輯會證》，這兩部書於復旦大學百年校慶之際，先後由中華書局和復旦大學出版社隆重推出。這是我國文史研究領域的又一重大收穫。
《舊五代史新輯會證》是二十四史之一的《舊五代史》的最新輯本。抗戰以前，史學大師陳垣就曾提出重新校訂此書的設想，近二十年間，海峽兩岸也有許多學者作此倡議，但因所涉文獻極其浩博繁雜，此項工作始終沒有完成。陳尚君教授從1994年始，歷時11年，輯成此書。全書320萬字，內容方面有很大增加和修訂，據不完全統計，共重新輯錄紀、傳、志53篇，新增列傳60篇，刪去清人誤收者9篇，增補逸文數萬字，改動、補訂、刪除、乙正史文近萬處，適當調整了原書的編次，同時附錄了該書據以編修的五代實錄的遺文達100多萬字。提供了這部正史的相對完整可靠的文本，是清代二十四史定型後的一個新文本，對五代時期的紛繁史事作了全面的清理，提供了五代實錄為主的大量第一手歷史文獻，揭示了該書編撰時所依據和刪除文獻的基本面貌，開創了正史註本的一種新範例。
這是由宋太祖詔令編纂的官修史書。薛居正（公元912--981年）監修，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等同修。那時五代時期的各朝“實錄”基本沒有散失，又有範質的《五代通錄》作底本，再加上編書者對史料比較熟悉，因此成書時間很快，經始於宋太祖開寶六年（公元973年）四月，至次年閏十月甲子日完竣呈上，前後衹用了一年半左右時間。成書如此迅速，主要在於宋太祖十分重視，組織的撰修班子規格高、陣容強；同時也因為去古未遠，可資參考的史料相當齊備。五代各朝均有實錄，範質又在此基礎上整理出實錄簡編——《建隆五代通錄》，從而為修史提供了極大便利。
在我國歷史上，唐朝和宋朝之間曾有過封建社會中最後一次的大規模分裂割據時期。從公元907年朱溫代唐稱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的五十三年間，中原地區相繼出現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過吳、南唐、吳越、楚、閩、南漢、前蜀、後蜀、南平、北漢等十個小國，周邊地區還有契丹
、吐蕃、渤海、党項、南詔、於闐、東丹等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習慣上稱之為“五代十國”。《舊五代史》記載的就是這段歷史。
從宋朝藏書傢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記載看，《舊五代史》的實際作者有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等諸人。他們是當時的學者名流，在《宋史》裏都有傳。史稱盧多遜少年成名，甚有“篤學”；扈、張二人也是“少能文”，“幼而好學，有纔藻”；李昉更是知識廣博，曾主編過《文苑英華》、《太平廣記》等大部頭類書。他們大部分又在五代時期生活過一段，對那段歷史比較瞭解，因此《舊五代史》材料較為豐富。尤其是保存了許多後來已經散失的當時的詔令公文和當時人寫的“行狀”、墓志銘等，這都是人物傳紀的第一手的資料。《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論說：“其時秉筆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見聞較近，紀、傳皆首尾完具，可以徵信。”因此，宋初《舊五代史》編成後，受到文人和史傢的重視。司馬光修《資治通鑒》，以及後來鬍三省撰《通鑒註》”，皆從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壇名傢瀋括、洪邁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又因為此書修於北宋太祖開寶六年，此時南方諸國尚存，許多編者對南方史事更為熟悉，因而更多地編進了有關十國的第一手資料。直到明清之際，史傢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時，還有記載說他曾嚮當時著名思想傢黃宗羲藉過《舊五代史》，這足證在《舊五代史》裏包含着許多南方十國的可貴的資料。
《舊五代史》共一百五十捲，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按五代斷代為書，梁書、唐書、晉書、漢書、周書各十餘捲至五十捲不等。各代的《書》是斷代史，《志》則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雜傳》則記述包括十國在內的各割據政權的情況。這種編寫體例使全書以中原王朝的興亡為主綫，以十國的興亡和周邊民族的起伏為副綫，敘述條理清晰，較好地展現了這段歷史的面貌。對於南方和北漢十國以及周圍少數民族政權如契丹、吐蕃等，則以《世襲列傳》、《僭偽列傳》、《外國列傳》來概括。因此這部書雖名為五代史，實為當時整個五代十國時期各民族的一部斷代史。
《舊五代史》也有不少缺點。其中最主要的是因為成書太快，因而來不及對史料加以慎重的鑒別，有的照抄五代時期的實錄，以至把當時人明顯為了某種政治目的而歪麯史實和溢美人物的不實之辭錄入書中。如對後唐的權臣張全義，傳中就大肆贊美他的治洛（陽）的功勳，而諱言其大量醜行。而這些醜聞在後來宋人王禹稱寫的《五代史闕文》中揭露甚多。正由於這樣，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對《舊五代史》指責很多，專門寫了“薛史書法回護處”和“薛史失檢處”兩個專題，舉了好些例證說明薛史的不實。但是從史料角度說，“薛史”為後人保存了大量原始資料，這畢竟是它的功勞。尤其經過長期南北分裂混亂，許多五代時期的“實錄”和其它第一手材料大部散佚，因而這部近乎“實錄”壓縮本的史書，價值就更高了。
北宋仁宗皇祐年間（1049—1054年），出自文史大傢歐陽修之手的《新五代史》撰成。此後，薛居正的《舊五代史》就開始不那麽流行了。到了金代，金章宗又斷然下令學官服讀“歐史”，“薛史”更被冷落，後來就逐漸散失。明朝初年衹有內府纔有傳本，到清朝時這本書就完全散失了。今本係清乾隆修《四庫全書》時，館臣邵晉涵等自《永樂大典》中輯出，用《册府元龜》、《太平御覽》、《通鑒考異》、《五代會要》、《契丹志》等書補充，並參考新、舊《唐書》、《東都事略》、《續資治通鑒長編》、《五代春秋》、《九國志》、《十國春秋》及宋人說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數十種典籍，作為考異附註，大體按原書篇目編排而成，實為《舊五代史》輯本。雖非原書，但仍保留大量史料，與歐史可互相補充。輯本中凡觸犯清朝避忌，及遇鬍、虜、夷、狄等字時，多有竄改。近人陳垣著《舊五代史輯本發覆》，敘述甚詳。原印行的輯本共有三種：①乾隆四十九年（1784）武英殿刊本；②1921年豐城熊氏影印南昌彭氏藏本，即《四庫全書》初寫本；③1925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刻甬東盧氏抄藏四庫原輯本，百衲本即用該本影印。1976年中華書局點校本乃以熊本為底本，並參校其他版本和有關書籍整理而成。
北宋時期，新舊兩史並行。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規定“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修所撰”。［一］到了元代，舊五代史就逐漸不行於世。清乾隆中開四庫館時，未能找到原本。館臣邵晉涵等就永樂大典中輯錄排纂，再用册府元龜、資治通鑒考異等書引用的舊五代史材料作補充，大致恢復了原來面貌的十分之七八。同時還從其他史籍、類書、宋人說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數十種典籍中輯錄了有關的資料，作為考異附註，與今輯本舊五代史正文相五補充印證，在不少方面豐富了原本的內容。他除參與史館的日常工作，撰寫史部各書的提要外，用了兩年時間，輯出這部多達150捲的大書，工作效率非常高。梁啓超曾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提出鑒別輯逸書學術質量的四條標準，即逸文註明出處，所錄務求全備，逸文甄別真偽，還原原書編次，並在分析清代各傢輯逸書後，認為以邵輯《舊五代史》為最優。這一評價，邵晉涵當之無愧。與收入《四庫全書》的多數輯逸書比較，邵輯《舊五代史》一是取資範圍較寬，二是交待來源，最初奏進本(後由民國初年江西人熊羅宿影印)是逐條註明文獻來源的，衹是在正式編入《四庫全書》並由武英殿聚珍本印行後，將出處都刪去了；三是對《舊五代史》所涉紛繁復雜的史事，援據唐末、五代、宋代的大量史乘、文集、筆記、碑碣，作細緻的考訂；四是援據宋人關於此書編次的點滴記錄，分為“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玉海》捲四六引《中興書目》)，充分利用《永樂大典》保存的原書分捲編次痕跡，盡可能地恢復原書面貌。《四庫全書》中的大多數輯逸書，僅據《永樂大典》所存，采用新的體例，如詩文按體分編，姓書按韻目編錄之類，考訂也較粗疏。就此而言，邵輯本的水平確比其同僚所輯高出很多。今輯本舊五代史作為四庫金書之一，於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編成繕寫進呈，標明原文輯錄出處，補充和考證史實的註文附在有關正文之下，部分文字考訂則另附黃色粘籤。1921年南昌熊氏曾影印出版（簡稱“影庫本”）。後來又有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繕寫的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和武英殿刊本（簡稱“殿本”），補充史實的註文仍附於正文之下，文字、史實考訂則作為“考證”附於捲末，文字頗有改動，內容也有不少增刪，並刪去了輯文的出處。現存的舊五代史一般刊本及石印本都是根據殿本翻印的。此外，還有乾隆時期孔葒𠔌的校抄本（簡稱“孔本”，現僅看到近人章鈺過錄本）、彭元瑞校抄本（簡稱“彭本”）及抱經樓盧氏抄本（簡稱“盧本”），它們都以保存輯文出處為貴，內容大致和影庫本相同。其中孔本是根據較早的輯錄稿本抄寫的，未改的清朝忌諱字較多，並保存了後來編定本刪去的數十條註文。至於1925年的嘉業堂刊本（簡稱“劉本”），則以盧本為底本，再根據殿本作了大量校補，體例比較蕪雜。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舊五代史，就是根據劉本影印的。這幾本都保存了文獻出處，諱改部分也未改盡，行世後引起許多學者的關註，清輯本的缺憾，也逐漸明朗。其大端主要有：
其一，懾於清廷的政治氛圍，大量篡改原書中貶斥異族的辭語，也就是陳垣《舊五代史輯本發覆》特別揭示的涉及戎虜夷狄之類字句的任意篡改，如改“虜主”為“契丹主”，改“虜騎”為“敵騎”、“獯戎犯闕”改“契丹入汴”、“北戎盜據中夏”改“契丹據有中夏”之類，在在多有。陳垣的考證，在《永樂大典》原捲影印後得到了證實。就現在已經公佈的四庫檔案來分析，這些篡改並不一定出於乾隆帝的詔旨，更多的是館臣畏禍而改。《舊五代史》輯本進呈後，乾隆帝即曾垂詢金人禁行此書的原因，邵晉涵惶恐而致病，幸虧大學士於敏中盡力為之周旋，方得無事。輯本後來一再諱改，就因為此。
其二，輯錄史文缺漏太多。就當時主要依據的《永樂大典》和《册府元龜》等書來說，漏輯現象就已經非常嚴重。《永樂大典》現存本衹有800多捲，引用《舊五代史》不足100則，清輯本即漏收了安彥威、馬希範、王弘贄、安從進、李從昶等傳逸文。《册府元龜》存五代文獻超過萬條，清輯本僅輯入三百則，缺漏極其嚴重。
其三是采輯未廣。就現在所知，宋、元、明三代典籍引有《舊五代史》逸文者，大約超過三十種，當時僅據《永樂大典》、《册府元龜》、《資治通鑒考異》、《資治通鑒註》、《太平御覽》、《容齋隨筆》六種書輯錄逸文，不少書當時可以見到而沒有用，比方《四庫全書》收錄的《大事記續編》、《職官分紀》等，也有不少是後來纔通行的。
其四是錄文多誤。邵晉涵以後，許多學者從事校訂，中華書局校點本也改正了一千多處，問題仍復不少。試舉幾例。《晉高祖紀》天福六年七月“辛酉，以前鄧州節度使焦方為貝州節度使”。焦方僅此一見，節度使官高，不應別無表見，參前後史文，可以確定是《舊五代史》有傳的馬萬之誤，“馬”字手書與“焦”字相近，“萬”字俗寫作“萬”，增一點則為“方”。再如《唐明宗紀》長興二年二月“詔：諸府少尹上任以二十五日為限。諸州刺史、諸道行軍司馬、副使、兩使判官以下賓職，團防軍事判官、推官、府縣官等，並以三十日為限，幕職隨府者不在此例。”(中華本576頁)同年六月“丙子，詔諸道觀察使均補苗稅，將有力人戶出剩田苗，補貧下不迨頃畝，有嗣者排改檢括，自今年起為定額。”(同上580頁)前一段似乎是對官員上任期限的規定，但不可理解的是為何少尹官高，獨另立程限，而天下之大，各州府道途近遠懸隔，又何能統一規定？查《册府元龜》捲六三三，此處“上任”作“上佐”，兩處“日”均作“月”，原詔是對官員任職期限的規定，與上任赴職無關。後一段講均補苗稅，“有嗣者排改檢括”一句很難理解，一是“排改”不詞，二是僅講檢括田苗，何以牽涉到有無嗣子？查《册府元龜》捲四八八，此處作“自肯者即具狀徵收，有詞者即排段檢括”，是說有力人戶同意者就照此徵收，不同意而有詞訴者，再分段檢括，以作取捨。兩段史文，經此校改，文意方得豁然明曉。與前述人為諱改不同，這是流傳偶誤所致。
近代史學大傢陳垣最早提出全面校訂清輯本，其設想見於其1936年所作而身後發表的《以册府校薛史計畫》(收入《陳垣史學論文集》第二集，中華書局1981)一文，認為應先編製四種目錄，然後據四種目錄將二書互相比讀，註出有無，進而逐字校讎，寫定文本。這一計劃，非常周密而可行。得力於這些比讀，他發表了研究《舊五代史》的一係列重要論文。1959年，陳垣為中華書局影印明本《册府元龜》所作序中，提出了新的設想：“乾隆中四庫館輯薛《五代史》，大部分本可由《册府》輯出，乃以《册府》習見，外間多有，《永樂大典》孤本，為內府所藏，遂標榜采用《大典》，而《册府》衹可為輔。”可能是作序而特別強調其重要的一種說法，實施情況不明。
中華書局校點本《舊五代史》的整理，是在“文革”特殊時期進行的。最初由陳垣承擔，後因高層幹預，改由復旦大學中文、歷史兩係部分教師承擔。作為整套《二十四史》整理中的一部，體例是整理舊本而不是另輯新本，因此，校點本對清輯本係統的文本作了全面的清理和會校，可以說是清輯本的集成，但沒有突破這個基本框架。近年有些學者對此本《出版說明》中“輯本因避諱而改動的文字，除影響文義的外，一般不再改回”一段提出責疑，雖有道理，但似乎超越了當時的整理規範。
現存古籍中，引有《舊五代史》者有《永樂大典》、《册府元龜》、《太平御覽》、《新五代史註》、《資治通鑒考異》、《資治通鑒註》、《容齋隨筆》、《廣卓異記》、《通歷》、《類要》、《方輿勝覽》、《錦綉萬花𠔌》、《職官分紀》、《折獄龜鑒》、《古今姓氏書辯證》、《玉海》、《能改齋漫錄》、《大事記續編》、《天中記》等三十多種書。其中一部分是清代的通行書，衹是因為疏忽而未及檢用，有一些不太易見，如《類要》僅有鈔本流傳，《通歷》後經阮元奏進，《古今姓氏書辨證》則剛從《永樂大典》中輯出。這些著作引錄《舊五代史》，有些是直接標明引錄該書，取資較易，有些則未有說明，如《通歷》，但衹要將其有關五代史文與清輯本《舊五代史》作一比讀，不難發現這部分全部據後者節寫而成。當然，輯錄《舊五代史》的主要依憑，或者說保存五代文獻的兩大淵藪，還是《永樂大典》和《册府元龜》。
因為收進二十四史的《舊五代史》畢竟還是“輯本”，有些紀傳零落不全，十二篇志中序言僅及其半，後世史傢對此深以為憾，總期望有全貌的《舊五代史》從民間再現。本世紀三十年代，曾有信息說安徽藏有一套金朝刊本《舊五代史》，後又傳說藏在上海，但經輾轉查詢，至今猶未問世。今輯本《舊五代史》經諸傢研究考實，發現乾隆時從《永樂大典》抄出的原文，已被清朝史官篡改。著名史學家陳垣曾專著《舊五代史輯本發覆》三捲，依次用《册府元龜》對比了乾隆輯本凡一百九十四條，總結出清朝史官增刪挖補的十類，都有政治用意。因此，今天我們在研究和引用《舊五代史》時，是應當有所鑒別的。
歷時二十年艱苦嚴謹的治學，復旦學者陳尚君完成了700萬字巨著《全唐文補編》、《舊五代史新輯會證》，這兩部書於復旦大學百年校慶之際，先後由中華書局和復旦大學出版社隆重推出。這是我國文史研究領域的又一重大收穫。
《舊五代史新輯會證》是二十四史之一的《舊五代史》的最新輯本。抗戰以前，史學大師陳垣就曾提出重新校訂此書的設想，近二十年間，海峽兩岸也有許多學者作此倡議，但因所涉文獻極其浩博繁雜，此項工作始終沒有完成。陳尚君教授從1994年始，歷時11年，輯成此書。全書320萬字，內容方面有很大增加和修訂，據不完全統計，共重新輯錄紀、傳、志53篇，新增列傳60篇，刪去清人誤收者9篇，增補逸文數萬字，改動、補訂、刪除、乙正史文近萬處，適當調整了原書的編次，同時附錄了該書據以編修的五代實錄的遺文達100多萬字。提供了這部正史的相對完整可靠的文本，是清代二十四史定型後的一個新文本，對五代時期的紛繁史事作了全面的清理，提供了五代實錄為主的大量第一手歷史文獻，揭示了該書編撰時所依據和刪除文獻的基本面貌，開創了正史註本的一種新範例。
《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記》，是唐代設館修史以後唯一的私修正史。撰者歐陽修（公元1007—1072年）。
在已有了薛居正等主編的五代史以後，歐陽修為什麽獨出心裁，重又編出一部體例和寫法不一樣的新的五代史呢？《宋史·歐陽修傳》中對此作了簡約的說明：“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所謂“自撰”，是說這部史書不是奉朝廷之意，而是私傢所撰。而“《春秋》遺旨”即《春秋》筆法。歐陽修自己說：“嗚呼，五代之亂極矣！”“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他作史的目的，正是為了抨擊這些他認為沒有“廉恥”的現象，達到孔子所說的“《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的目的。
從他給尹洙、梅堯臣等人的信件看，在景佑三年（1036年）之前，已着手編寫，到皇佑五年（1053年）基本完成，這是史學界公認的說法。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八月，在歐陽修去世一個月後，下詔命他的傢人奏上。然後藏進國傢圖書館。到金章宗時候，這本新的五代史纔逐漸代替了《舊五代史》。
歐陽修，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是北宋古文運動的領袖，唐宋八大傢之一，也是著名的史學家，奉命和宋祁領銜編撰《新唐書》。崇儒復古是他的政治主張，也是他修史的指導思想。他意稟承孔子的《春秋》筆法、“褒貶”義例，對《舊五代史》改編重修。在編排體例上，推翻《舊五代史》一朝一史的基本格局，取法《南史》、《北史》，打破朝代界綫，把五朝的人事綜合統編在一起，按時間順序排列。
《舊五代史》成書於宋建國後不久，所依據的史料多為五代實錄。《新五代史》修撰時，距宋建國已有八九十年，距舊史的成書也已經60多年，這個時期又新出現了許多新的資料，這樣就使得《新五代史》可以在《舊五代史》的基礎上增加一些新的史料。《新五代史》全書七十四捲，包括本紀十二捲、列傳四十五捲、考三捲、世傢及世傢年譜十一捲、四夷附錄四捲。其中的列傳，最有特色。它采用類傳的形式，設立《傢人傳》、《臣傳》、《死節傳》、《死事傳》、《一行傳》、《唐六臣傳》、《義兒傳》、《伶官傳》、《宦者傳》、《雜傳》等名目。每類傳目，內寓特定涵義，用以貫徹作者的“褒貶”義例。臂如將相大臣，凡專事一朝的在《臣傳》，歷事幾朝的則列《雜傳》。又如根據死者忠的不同程度，分為兩等，頭等的進《死節傳》，次等的入《死事傳》。
一般史書的“志”，《新五代史》稱作“考”，僅有《司天考》、《職方考》，分別相當於《舊五代史》的《天文志》、《郡縣志》。作者認為五代是個名分綱常顛倒的亂世，其典章制度一無可取，所以將《舊五代史》的“志”刪除。這也是為了體現以“禮”修史的原則。
本書的世傢及世傢年譜，大致相當於《舊五代史》的《世襲列傳》和《僭偽列傳》，明確將中原以外的割據政權分為吳、南唐、前蜀、後蜀、南漢、楚、吳越、閩、南平、東漢等十國。各小國的劃分編排，條理清晰，首尾完具，顯然勝於舊史。《四夷附錄》相當於舊史的《外國列傳》。
歐陽修還恢復設表，《史記》創立十表，以後衹有班固采用，歐陽修加以恢復。
就整體而論，《新五代史》的史料價值比《舊五代史》要略遜一籌，這是歐陽修在刪繁就簡時，將不少具體資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於他對舊“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為訓。但《新五代史》後出，采用了實錄以外的筆記、小說等多種材料，在刪削的同時也新增了一些史料。《新五代史》新增史料最多的是《十國世傢》。列傳人物部分也有補充，歐陽修采用了新的材料以及筆記、小說中的材料，補充了事實，使人物事跡更為生動、豐富。對於少數民族的記述，也有新的增加，如根據鬍嶠《陷虜記》，記述了在契丹的親身見聞。在《於闐錄》中記述了高如晦出使於闐時所見到的沿途各國的山川、風土情況。在《司天考》中，歐陽修將後周天文學家王樸的《欽天歷經》4篇的主要內容記錄下來，因為《舊五代史》這部分內容已經不全，所以歐陽修的記錄在我國天文學史上是有重要貢獻的。此外，歐陽修對所采用的史料進行了細緻的考辨，訂正了《舊五代史》和其他史籍的不少錯誤。由於《舊五代史》已非原帙，殘缺不全，《新五代史》特有的價值就更不應低估。再從其它角度來着眼，歐陽修撰史，渾然一體，結構嚴謹，選材講究，文字凝煉；思想上不像舊史那樣大肆渲染“天命”而註重人事；創《職方考》用表的形式，將290餘州郡的廢置更易情況明白地顯示出來。獨樹一幟，提綱挈領，眉清目秀，頗受稱道，都是它的長處。總得來看，兩部五代史互有短長，現存《舊五代史》全書是《新五代史》的兩倍多，舊史列傳人物460餘人，新史衹有256人；舊史有志10篇，新史衹有2篇。新史的世傢10捲，對十國歷史的記述更為完備。在個別人物傳的字數上也多於舊史。這兩部史著都是研究五代十國歷史的重要材料。
由於歐陽修編寫新五代史後於舊五代史，看到了舊五代史編撰者所沒有看到的一些資料，他往往采用小說、筆記之類的記載，補充了舊五代史中所沒有的一些史實。如王景仁、郭崇韜、安重誨、李茂貞、孔謙、王彥章、段凝、趙在禮、範延光、盧文紀、馬胤孫、姚顗、崔稅、呂琦、楊渥等傳都或多或少地補充了若幹事實，有些則插入比較生動的情節，以小見大，使讀者加深對五代時期的人物和事件的瞭解。就歷史資料方面而言，新五代史和舊五代史是可以互為補充的。
《新五代史》仿《春秋》筆法，用不同的字句表現微言大義，個人好惡往往影響了史實的記述，終於招致了後人的批評。但是，歐陽修是宋代著名的文學大傢，古文運動的領導人和集大成者，所以《新五代史》文筆簡潔，敘事生動，當時人就認為它的筆力與《史記》不相上下。《新五代史》的文筆之出色，的確在二十四史中是罕見的。
《新五代史》問世後，即有徐無黨註。但徐註旨在解釋《春秋》筆法、闡述微言大意，對讀者並無多少裨益。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明令立該書於學官，從此大行於世。
對《新五代史》進行考訂的著作主要有：宋吳縝撰《五代史纂誤》3捲，專取五代史本文，摘其舛誤，輯為一書；清吳蘭庭撰《五代史記纂誤補》6捲，主要是補吳縝《纂誤》之作，共載309事；清人對“歐史”考補之作還有楊陸榮撰《五代史記志疑》4捲，杜貴墀撰《五代史記註削繁》以及牛坤撰《五代史續補》2捲（補義兒傳93人）等。
另外，兩部《五代史》缺門也有不少，清人補作計有四種：周嘉猷《五代史紀年表》，陳恕的《五代地理考》1捲，顧檈三與宋祖駿各作的《補五代史藝文志》1捲。
補：其他考訂著作一覽
舊五代史考異(清邵晉涵)北京南京兩圖書館均有抄本
舊五代史輯本發覆3捲附薛史輯本避諱例1(今人陳垣)勵耘書屋叢刻二集本
二十四史訂補（發覆）第10册第1-33頁二十五史三編第7册第271-302頁
五代史校勘札記（清劉光蕡）二十四史訂補第10册第33-147頁清刻本
五代史補5(宋陶嶽)汲古閣刊本紫藤書屋叢刊本掃葉山房刊本豫章叢書本附校勘記
懺花？叢書本二十四史訂補第10册第381-411頁毛氏汲古閣刻本
五代史闕文1(宋王禹稱)汲古閣刊本紫藤書屋叢刊本懺花？叢書本
五代史記纂誤3(宋吳縝)武英殿聚珍本福建廣東江西覆聚珍本知不足齋叢書十七集本
叢書集成第3857册二十五史三編第7册第303-314頁
五代史記纂誤補4(清吳蘭庭)嘉慶8年桐鄉馮氏刊本知不足齋叢書二十集本吳興叢書本有附錄
叢書集成第3857册二十四史訂補第10册第147-209頁嘉慶刻本二十五史三編第7册第315-335頁
五代史記纂誤補續1(清周壽昌)光緒8年小對竹軒刊本廣雅書局刊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10册第355-359頁小對竹軒刻本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1(清吳光耀)二十四史訂補第10册第209-355頁光緒14年江夏吳氏刊本
五代史補考24(清徐炯)適園叢書本二十四史訂補第12册第1-261頁
五代史記志疑4(清楊陸榮)康熙59年刊本
五代史補註(清錢師徵)見江蘇采輯書目
五代史考異4(清吳蘭庭)未刊見五代史纂誤補跋
五代史記補註74(清彭元瑞、劉鳳誥)道光8年彭氏刊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10-11册題五代史記註補（清徐炯）清抄本
五代史續補2捲附廢朱梁論(清牛坤)道光24年自刊本補義兒傳93人
二十四史訂補第10册第411-439頁道光刻本
五代史記註削繁(清杜貴墀)巴陵杜氏遺書本
五代史校勘記74(清劉光蕡)陝甘味經書院刊本
讀五代史隨筆1(近人王元稚)無暇逸齋叢書本
五代諸王世表1捲五代諸國世表1捲五代將相大臣年表1捲五代諸國年表1捲五代諸鎮年表1捲吳將相大臣年表刻本1捲又稿本1捲南唐將相大臣年表刻本1捲蜀將相大臣年表刻本1捲後蜀將相大臣年表刻本1捲南漢將相大臣年表刻本1捲北漢將相大臣年表刻本1
吳越將相大臣年表刻本1捲吳越將相州鎮年表1捲（清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第6册
五代吳越世傢疑辨1(明馬？臣)嘉靖39年錢德洪刻本
五代紀年表1(清周嘉猷)正覺樓叢刻本題孔廣牧撰廣雅書局刊本二十五史補編第6册據廣雅本
五代地理考1(清練恕)道光18年刊多識錄捲3二十五史補編第6册
新五代史四夷附錄地理考證1(清丁謙)浙江圖書館一集本二十五史三編第7册第486-496頁
補五代史藝文志1(清顧櫰三)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二集本金陵叢刻本金陵叢書乙集本
廣雅書局刊本史學叢書二集影印廣雅本二十五史補編第6册叢書集成第10册
補五代史藝文志1(清宋祖駿)樸學廬全集本二十四史訂補第11册第775-787頁鹹豐刻本
五代春秋志疑（清華湛恩）二十四史訂補第10册第359-381頁光緒刻本
補南唐書藝文志（清王之昌）二十四史訂補第11册第787-？頁光緒25年刻本
《新五代史·吳越世傢》補正（近人）徐映璞《兩浙史事叢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0月。
在已有了薛居正等主編的五代史以後，歐陽修為什麽獨出心裁，重又編出一部體例和寫法不一樣的新的五代史呢？《宋史·歐陽修傳》中對此作了簡約的說明：“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所謂“自撰”，是說這部史書不是奉朝廷之意，而是私傢所撰。而“《春秋》遺旨”即《春秋》筆法。歐陽修自己說：“嗚呼，五代之亂極矣！”“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他作史的目的，正是為了抨擊這些他認為沒有“廉恥”的現象，達到孔子所說的“《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的目的。
從他給尹洙、梅堯臣等人的信件看，在景佑三年（1036年）之前，已着手編寫，到皇佑五年（1053年）基本完成，這是史學界公認的說法。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八月，在歐陽修去世一個月後，下詔命他的傢人奏上。然後藏進國傢圖書館。到金章宗時候，這本新的五代史纔逐漸代替了《舊五代史》。
歐陽修，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是北宋古文運動的領袖，唐宋八大傢之一，也是著名的史學家，奉命和宋祁領銜編撰《新唐書》。崇儒復古是他的政治主張，也是他修史的指導思想。他意稟承孔子的《春秋》筆法、“褒貶”義例，對《舊五代史》改編重修。在編排體例上，推翻《舊五代史》一朝一史的基本格局，取法《南史》、《北史》，打破朝代界綫，把五朝的人事綜合統編在一起，按時間順序排列。
《舊五代史》成書於宋建國後不久，所依據的史料多為五代實錄。《新五代史》修撰時，距宋建國已有八九十年，距舊史的成書也已經60多年，這個時期又新出現了許多新的資料，這樣就使得《新五代史》可以在《舊五代史》的基礎上增加一些新的史料。《新五代史》全書七十四捲，包括本紀十二捲、列傳四十五捲、考三捲、世傢及世傢年譜十一捲、四夷附錄四捲。其中的列傳，最有特色。它采用類傳的形式，設立《傢人傳》、《臣傳》、《死節傳》、《死事傳》、《一行傳》、《唐六臣傳》、《義兒傳》、《伶官傳》、《宦者傳》、《雜傳》等名目。每類傳目，內寓特定涵義，用以貫徹作者的“褒貶”義例。臂如將相大臣，凡專事一朝的在《臣傳》，歷事幾朝的則列《雜傳》。又如根據死者忠的不同程度，分為兩等，頭等的進《死節傳》，次等的入《死事傳》。
一般史書的“志”，《新五代史》稱作“考”，僅有《司天考》、《職方考》，分別相當於《舊五代史》的《天文志》、《郡縣志》。作者認為五代是個名分綱常顛倒的亂世，其典章制度一無可取，所以將《舊五代史》的“志”刪除。這也是為了體現以“禮”修史的原則。
本書的世傢及世傢年譜，大致相當於《舊五代史》的《世襲列傳》和《僭偽列傳》，明確將中原以外的割據政權分為吳、南唐、前蜀、後蜀、南漢、楚、吳越、閩、南平、東漢等十國。各小國的劃分編排，條理清晰，首尾完具，顯然勝於舊史。《四夷附錄》相當於舊史的《外國列傳》。
歐陽修還恢復設表，《史記》創立十表，以後衹有班固采用，歐陽修加以恢復。
就整體而論，《新五代史》的史料價值比《舊五代史》要略遜一籌，這是歐陽修在刪繁就簡時，將不少具體資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於他對舊“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為訓。但《新五代史》後出，采用了實錄以外的筆記、小說等多種材料，在刪削的同時也新增了一些史料。《新五代史》新增史料最多的是《十國世傢》。列傳人物部分也有補充，歐陽修采用了新的材料以及筆記、小說中的材料，補充了事實，使人物事跡更為生動、豐富。對於少數民族的記述，也有新的增加，如根據鬍嶠《陷虜記》，記述了在契丹的親身見聞。在《於闐錄》中記述了高如晦出使於闐時所見到的沿途各國的山川、風土情況。在《司天考》中，歐陽修將後周天文學家王樸的《欽天歷經》4篇的主要內容記錄下來，因為《舊五代史》這部分內容已經不全，所以歐陽修的記錄在我國天文學史上是有重要貢獻的。此外，歐陽修對所采用的史料進行了細緻的考辨，訂正了《舊五代史》和其他史籍的不少錯誤。由於《舊五代史》已非原帙，殘缺不全，《新五代史》特有的價值就更不應低估。再從其它角度來着眼，歐陽修撰史，渾然一體，結構嚴謹，選材講究，文字凝煉；思想上不像舊史那樣大肆渲染“天命”而註重人事；創《職方考》用表的形式，將290餘州郡的廢置更易情況明白地顯示出來。獨樹一幟，提綱挈領，眉清目秀，頗受稱道，都是它的長處。總得來看，兩部五代史互有短長，現存《舊五代史》全書是《新五代史》的兩倍多，舊史列傳人物460餘人，新史衹有256人；舊史有志10篇，新史衹有2篇。新史的世傢10捲，對十國歷史的記述更為完備。在個別人物傳的字數上也多於舊史。這兩部史著都是研究五代十國歷史的重要材料。
由於歐陽修編寫新五代史後於舊五代史，看到了舊五代史編撰者所沒有看到的一些資料，他往往采用小說、筆記之類的記載，補充了舊五代史中所沒有的一些史實。如王景仁、郭崇韜、安重誨、李茂貞、孔謙、王彥章、段凝、趙在禮、範延光、盧文紀、馬胤孫、姚顗、崔稅、呂琦、楊渥等傳都或多或少地補充了若幹事實，有些則插入比較生動的情節，以小見大，使讀者加深對五代時期的人物和事件的瞭解。就歷史資料方面而言，新五代史和舊五代史是可以互為補充的。
《新五代史》仿《春秋》筆法，用不同的字句表現微言大義，個人好惡往往影響了史實的記述，終於招致了後人的批評。但是，歐陽修是宋代著名的文學大傢，古文運動的領導人和集大成者，所以《新五代史》文筆簡潔，敘事生動，當時人就認為它的筆力與《史記》不相上下。《新五代史》的文筆之出色，的確在二十四史中是罕見的。
《新五代史》問世後，即有徐無黨註。但徐註旨在解釋《春秋》筆法、闡述微言大意，對讀者並無多少裨益。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明令立該書於學官，從此大行於世。
對《新五代史》進行考訂的著作主要有：宋吳縝撰《五代史纂誤》3捲，專取五代史本文，摘其舛誤，輯為一書；清吳蘭庭撰《五代史記纂誤補》6捲，主要是補吳縝《纂誤》之作，共載309事；清人對“歐史”考補之作還有楊陸榮撰《五代史記志疑》4捲，杜貴墀撰《五代史記註削繁》以及牛坤撰《五代史續補》2捲（補義兒傳93人）等。
另外，兩部《五代史》缺門也有不少，清人補作計有四種：周嘉猷《五代史紀年表》，陳恕的《五代地理考》1捲，顧檈三與宋祖駿各作的《補五代史藝文志》1捲。
補：其他考訂著作一覽
舊五代史考異(清邵晉涵)北京南京兩圖書館均有抄本
舊五代史輯本發覆3捲附薛史輯本避諱例1(今人陳垣)勵耘書屋叢刻二集本
二十四史訂補（發覆）第10册第1-33頁二十五史三編第7册第271-302頁
五代史校勘札記（清劉光蕡）二十四史訂補第10册第33-147頁清刻本
五代史補5(宋陶嶽)汲古閣刊本紫藤書屋叢刊本掃葉山房刊本豫章叢書本附校勘記
懺花？叢書本二十四史訂補第10册第381-411頁毛氏汲古閣刻本
五代史闕文1(宋王禹稱)汲古閣刊本紫藤書屋叢刊本懺花？叢書本
五代史記纂誤3(宋吳縝)武英殿聚珍本福建廣東江西覆聚珍本知不足齋叢書十七集本
叢書集成第3857册二十五史三編第7册第303-314頁
五代史記纂誤補4(清吳蘭庭)嘉慶8年桐鄉馮氏刊本知不足齋叢書二十集本吳興叢書本有附錄
叢書集成第3857册二十四史訂補第10册第147-209頁嘉慶刻本二十五史三編第7册第315-335頁
五代史記纂誤補續1(清周壽昌)光緒8年小對竹軒刊本廣雅書局刊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10册第355-359頁小對竹軒刻本
五代史記纂誤續補1(清吳光耀)二十四史訂補第10册第209-355頁光緒14年江夏吳氏刊本
五代史補考24(清徐炯)適園叢書本二十四史訂補第12册第1-261頁
五代史記志疑4(清楊陸榮)康熙59年刊本
五代史補註(清錢師徵)見江蘇采輯書目
五代史考異4(清吳蘭庭)未刊見五代史纂誤補跋
五代史記補註74(清彭元瑞、劉鳳誥)道光8年彭氏刊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10-11册題五代史記註補（清徐炯）清抄本
五代史續補2捲附廢朱梁論(清牛坤)道光24年自刊本補義兒傳93人
二十四史訂補第10册第411-439頁道光刻本
五代史記註削繁(清杜貴墀)巴陵杜氏遺書本
五代史校勘記74(清劉光蕡)陝甘味經書院刊本
讀五代史隨筆1(近人王元稚)無暇逸齋叢書本
五代諸王世表1捲五代諸國世表1捲五代將相大臣年表1捲五代諸國年表1捲五代諸鎮年表1捲吳將相大臣年表刻本1捲又稿本1捲南唐將相大臣年表刻本1捲蜀將相大臣年表刻本1捲後蜀將相大臣年表刻本1捲南漢將相大臣年表刻本1捲北漢將相大臣年表刻本1
吳越將相大臣年表刻本1捲吳越將相州鎮年表1捲（清萬斯同）二十五史補編第6册
五代吳越世傢疑辨1(明馬？臣)嘉靖39年錢德洪刻本
五代紀年表1(清周嘉猷)正覺樓叢刻本題孔廣牧撰廣雅書局刊本二十五史補編第6册據廣雅本
五代地理考1(清練恕)道光18年刊多識錄捲3二十五史補編第6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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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五代史·吳越世傢》補正（近人）徐映璞《兩浙史事叢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0月。
宋史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詔修宋史，因體例未定而未能成書。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下令修遼、金、宋三史，到五年十月，歷時僅兩年半，即修成《宋史》。《宋史》由丞相脫脫挂名任都總裁，帖睦爾達世、賀惟一、張起岩、歐陽玄、李好文、王沂和楊宗瑞等七人任總裁，史官有斡玉倫徒、泰不華、杜秉彝、宋褧、王思誠、幹文傳、汪澤民、張瑾、麥文貴、貢師道、李齊、餘闕、劉聞、賈魯、馮福可、趙中、陳祖仁、王儀、餘貞、譚慥、張翥、吳當和危素等二十三人，絶大多數為漢族文人。《宋史》即是由總裁與史官三十人集體編撰，而總裁的作用尤為重要，如歐陽玄、張起岩、李好文等，都頗有名望。
《宋史》的特點是史料豐富，敘事詳盡。兩宋時期，經濟繁榮，文化學術活躍，雕版印刷盛行，編寫的史書，便於刊布流傳。科舉製的發展，形成龐大的文官群，他們的俸祿優厚，有很好的條件著述。加之統治者重視修撰本朝史，更促成宋代史學的發達。修撰本朝史的工作，在北宋前期由崇文院承擔；王安石變法改革官製後，主要由秘書省負責。官修的當代史有記載皇帝言行的起居註，記載宰相、執政議事及與皇帝問對的時政記，根據起居註、時政記等按月日編的日曆，詳細記載典章制度的會要，還有編年體的“實錄”和紀傳體的“國史”。元末修撰的這部宋史，是元人利用舊有宋朝國史編撰而成，基本上保存了宋朝國史的原貌。
宋史對於宋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關係、典章制度以及活動在這一歷史時期的許多人物都做了較為詳盡的記載，是研究兩宋三百多年歷史的基本史料。例如，從食貨志中，不僅可以看到兩宋社會經濟發展的概況和我國各民族、各地區之間經濟聯擊的加強，還可以看到勞動人民創造的超越往代的巨大物質財富和他們所遭受的殘酷剝削。天文志、律歷志、五行志等，保存了許多天文氣象資料、科學數據以及關於地震等自然災害的豐富史料。
除官修的當代史外，私傢撰述的歷史著作也不少，像南宋初年史學家李燾編撰的《續資治通鑒長編》，專記北宋一代史實；南宋孝宗時的史學家徐夢莘修撰的《三朝北盟會編》，專記徽宗、欽宗、高宗三朝與金和戰的關係。因此元朝修《宋史》時，擁有足夠的資料。以志來說，《宋史》共十五志，一百六十二捲，約占全書三分之一篇幅，僅次於列傳。其例目之多，分量之大，也是二十五史所僅見。其中的《職官志》，詳細地記述了宋朝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僚機構的組織情況，還包括職官的食邑、蔭補、俸祿等，從中可以看出宋朝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加強。此外，《地理志》、《職官志》、《食貨志》、《兵志》編得也比較好。《宋史》的志書基本上能反映當時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各方面的情況。
《宋史》的體例完備，融會貫通了以往紀傳體史書所有體例，紀、傳、表、志俱全，而且有所創新。如外國和變夷分別列傳，這就分清了國內的民族和國外的鄰邦的界限。《宋史》的列傳比前代史書都豐富，共收入兩千多人。“五代史”中未列傳的重要人物，如韓通，《宋史》把他和為擁周反宋的李筠、李重進一同列入《周三臣傳》裏，既彌補了“五代史”的不足，又反映了韓通等三人的歷史作用，這種處理是十分恰當的。
《宋史》是在原宋《國史》的基礎上刪削而成的。兩宋時期，史官組織完備，雕版印刷術廣泛應用，書籍流傳和保存都較為便利，積纍了大量史料。這就為元修《宋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礎。但是由於《宋史》修撰者匆匆急就，在史料的裁剪、史實的考訂、文字的修飾、全書體例等方面存在不少缺點，如一人兩傳，無傳而說有傳，一事數見，有目無文，紀與傳，傳與傳，表與傳，傳文與傳論之間互相抵牾等，這使它在二十五史中有繁蕪雜亂之稱。
《宋史》的最大缺點是比較粗糙。由於成書時間短，衹用了兩年零七個月，而且時值元朝瀕臨崩潰的前夕，因此編纂得比較草率。編寫中對史料缺乏認真鑒別考訂，資料也沒有精心裁剪；書的結構比較混亂，編排失當，從整體來看，北宋詳而南宋略，如《文苑傳》裏，北宋文人達八十一名，而南宋僅有十一名；《循吏傳》裏，南宋竟無一人。此外，寧宗以後的史實多缺而不載。列傳雖然占的篇幅很大，入傳的人物有兩千八百多人，但缺漏的人物仍然不少。如南宋後期抵抗蒙古軍守合州有功的王堅，其英勇程度，不減唐朝的張巡守睢陽，但在《宋史》中卻無專傳，其事跡衹散見於《宋史》、《元史》的本紀和列傳中。又如生祭文天祥的王炎午，終身面不嚮北的鄭思肖，愛國詩人劉剋莊等，也都沒有列傳。有的還出現一人兩傳的現象，如《宋史》列傳一百一十六有《李熙靖傳》，二百十二又有《李熙靖傳》。還有列傳的編排不以時間為序，造成了前後順序的混亂。
《宋史》尊奉道學（理學）的思想傾嚮很明顯。在《儒林傳》之前，首創《道學傳》，記載了兩宋的道學家，如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等，突出了道學的地位。再有忠義、孝義、列女三傳也都是宣揚道學思想的。其中《忠義傳》裏的人物竟有二百七十八人之多。這些內容雖旨在宣揚封建的倫理道德，但為後世研究理學，提供了寶貴的材料。
《宋史》儘管疏漏較多，但仍保存了不少已失散的原始資料，是瞭解和研究兩宋歷史的重要史書。明清以來，不少人對《宋史》加以糾正或補充。成書的有明朝柯維騏的《宋史新編》二百捲，合宋、遼、金史為一編，以宋為正統。《宋史新編》訂正了《宋史》的一些錯誤，但史料的豐富遠不及《宋史》。清末陸心源的《宋史翼》四十捲，根據歷代碑文及私人筆記,增補《宋史》列傳七百八十三人，附傳六十四人。
儘管《宋史》存在不少缺點，但是它捲帙浩繁，比《舊唐書·列傳》多出一倍；敘事詳盡，就史料的學術價值而言詳勝於略。同時《宋史》的主要材料是宋代的國史、實錄、日曆等書，這些史籍現在幾乎全部佚失了，而《宋史》是保存宋代官方和私傢史料最有係統的一部書。
宋史的版本，主要有下列幾種：公元1346年（元至正六年）杭州路刻印的至正本；公元1480年（明成化十六年）的成化本（朱英在廣州按元刻本的抄本刻印，後來的版本大都以此為底本）：明嘉靖南京國子監本（南監本）：明萬歷北京國子監本（北監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殿本）；清光緒元年浙江書局本（局本）；193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百衲本（1958年縮印本個別捲帙有抽換）。由於百衲本是用至正本和明成化本配補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對校，修補和改正了某些錯字，是一個較好的版本。1977年中華書局出版《宋史》標點校勘本，是以百衲本為工作本，同時吸收葉渭清《元槧宋史校記》和張元濟《宋史校勘記》稿本的成果，參校了殿本和局本，是目前較好的版本。但中華書局校點本中亦有不少錯誤，故百衲本仍不可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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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史》撰成於元朝，全書一百一十六捲，包括本紀三十捲，志三十二捲，表八捲，列傳四十五捲，國語解一捲。遼史》記載的是遼朝的歷史。遼朝是十世紀至十二世紀前期契丹族在我國北部、東北部以至西北部遼闊地區建立的強大王朝。契丹的名字，最早見於《魏書》，它的含意，據《金史》上說是“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現代史學界雖有不同看法，但多數仍持此說。契丹族的祖先屬東鬍的一支。後又為鮮卑一部分。原居遼河上遊一帶，在悠長的歲月裏，縱橫於千裏草原上，“草居野次，靡有所定”，“生生之資，仰給畜牧”。從東晉到隋唐之際，契丹有八個部落；到唐朝末年，契丹勢力開始強大起來；十世紀初，契丹領袖耶律阿保機稱帝，建立契丹國，都城設在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到遼朝第二代皇帝耶律德光時，改國號為遼，以後有時稱遼，有時稱契丹。遼朝與北宋、西夏並立，比北宋的疆域還要大。
阿保機建國後。任用漢人韓延徽等，接受了漢族文化。受中原皇朝重視史學的傳統的影響，在政府機構中，設有國史院，置監修國史、史館學士、史館修撰、起居部、起居捨人等史官。像遼景宗耶律賢統治時期，就以樞密使、北府宰相室防監修國史。室防修“實錄”二十捲，受到遼聖宗的表揚。遼興宗耶律宗真時的史傢蕭韓傢奴，能堅持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秉筆直書。有一次，遼興宗出去打獵，跟從他的人中有幾十個被熊、虎咬死咬傷，蕭韓傢奴如實記載了這件事。遼興宗看到後，命令他刪去這個內容。蕭韓傢奴刪去這個內容後，重又寫上去。幾天後，遼興宗看到蕭韓傢奴的記載說：“史筆當如是。”正是由於遼朝統治者重視修史，因此遼朝的史料能夠保存下來，為以後修遼史提供了有利條件。
遼朝受漢族文化影響很大。早在遼太祖時，就設有“監修國史”的官職。從遼聖宗時起。仿照五代和宋朝，編修了“實錄”。遼末天祚帝時，又讓監修國史的耶律儼修太祖諸帝“實錄”。遼朝時，也沿用唐及五代各國的制度，設立有國史館，修纂有起居註、日曆、實錄、國史等，但這些原始材料大部分已經散佚。元後期修《遼史》依據的主要是遼、金、宋人的著作中的第二手資料。原始文獻主要衹有以下幾種：一、遼耶律儼的《遼實錄》70捲。二、金陳大任的《遼史》。金滅遼之後，曾兩次下令纂修《遼史》。一次是在熙宗皇統年間（1141—1149年）由耶律固主持修纂，由其弟子蕭永琪最後完成的《遼史》75捲，但未刊行；一次是在章宗時期，因為皇帝的重視和支持，這次修《遼史》頗花了些功夫，時間長達17年之久，參加的史官除陳大任之外，還有黨懷英、郝俁，移刺益、趙渢等十餘人，最後由陳大任完成。後人一般稱此書為陳大任《遼史》。不過此書亦未正式刊行，到元修遼史時稿本已散佚無存。三、南宋葉隆禮的《契丹國志》。第二次在完顔璟（章宗）時代，由移剌履、黨懷英等十三人纂修，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由陳大任最後完成，後人稱之為陳大任遼史。當時由於修史的所謂“義例”未定，主要是金朝繼承哪一朝的“帝統”問題還未解决。所以陳大任遼史也沒有經金朝批準刊行。
元代《遼史》的編寫是從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年）開始的。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年）七月，原金朝狀元，時任元朝翰林學承旨的王鄂，嚮元世祖忽必烈建議修遼、金二史，忽必烈接受了這一建議，但因軍事繁忙，時局未穩，沒能實行。
至元元年（1264年），王鄂再次建議修遼、金二史，時元翰林國史院也建立起來，但這一次也未見諸行動。以後仁宗延佑、文宗天歷曾多次詔修遼、宋、金三史，都因正統問題的爭論未决，義例未定，因而都未成功。直至元順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在右丞相脫脫、平章也先帖木兒、鐵睦爾達世、右丞太平、參議長仙、郎中孛裏不花、員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請下，詔修遼、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脫脫裁定三史各為正統、從而徹底解决正統、義例問題的前提下，《遼史》纔最後纂修成功。當時以脫脫為遼、金、宋三史都總裁官，《遼史》的總裁官是鐵木兒塔識、賀惟一（太平）、張世岩、歐陽玄、揭傒斯、呂思誠。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陳繹曾等4人分別執筆撰寫而成。與金章宗時修《遼史》不一樣，元代在組織撰寫、成書，特別神速。從至正三年四月（1343年）始修，至次年三月便大功告成，衹用了11個月時間。
《遼史》的特點是列表較多，共有八表，僅次於《史記》和《漢書》。《遼史》的表多，減少了立傳之繁，省卻了許多篇幅，彌補了紀、志、傳記載的不足。其中的《遊幸》、《部族》、《屬國》三表，是《遼史》的創新。通過列表，使讀者對各部族、各屬國的情況，以及與遼朝中央的關係，都一目瞭然。減省了不少筆墨。當然，表裏記載的材料難免與紀、志、傳中的重複，但列表多彌補了《遼史》過於簡略的缺點，從而使“一代之事跡亦略備”。
在《遼史》的志書中，新創《營衛志》，記載了契丹營衛概況、各部族的建置和分佈等；把《兵志》改為《兵衛志》，記述了遼的軍事組織情況，包括禦帳親軍、宮衛騎軍、大首領部族軍、衆部族軍、五京鄉丁、屬國軍、邊境戍兵等等。這兩種志書對瞭解和研究遼代的政治、軍事和民族情況有很大幫助。
另外，《遼史》的最後有《國語解》一捲，對書中用契丹語記載的官製、宮衛、部族、地名等分別加以註釋，為閱讀《遼史》提供很大方便。不過譯音有不少錯誤，後來清朝時敕撰的《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彌補了這一不足。
近人說《遼史》“在歷代正史中最為下乘”，此說不無道理。《遼史》同《宋史》一樣成書也很倉促，而依據史料範圍又比較狹窄，書中的缺陷確實是比較多的。《遼史》所據資料既少，又匆匆成書，存在許多缺點便是很自然的了。因此，數百年來，一直受到學者們的批評和指責。清代史學家顧炎武、錢大昕、趙翼等對它都有過評論。概括地說，其缺點主要表現在：第一，過於簡略，以致漏載了許多修史所必不可少的內容。如建國後，曾幾次改變國號，先稱契丹、後稱大遼、後又稱大契丹、又後復稱大遼。這樣重大的事實，在《遼史》中竟然沒有反映。又如從整體上看，《遼史》有116捲，捲數為《宋史》的1/5，而字數卻僅47萬字，衹有後者的1/10。第二，記事前後矛盾。如《太祖記》載：
“天贊三年，獲甘州回鶻都督畢離遏，因遣使諭其主烏母主可汗。”而《屬國表》記載同一事件卻說成是“天贊三年，獲甘州回鶻都督烏母主可汗。”究竟俘獲的是畢離遏還是烏母主可汗？使人無所適從。第三，記事錯誤甚多。其中既有紀年錯誤，如《太祖紀》：元年（907年）“夏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廢其主，尋弒之，自立為帝，國號梁，遣使來告。”而據歐陽修《五代史記》等書記載：宋全忠自立為帝是在四月甲子，明年正月纔弒濟陰王；也有文字、史實錯誤，如《遼史》中記載道宗有壽隆年號。這顯然是錯誤的。因為第一，道宗先帝聖宗名隆緒，斷無取祖先名字作年號的道理。第二，現在所見遼代碑刻、錢幣皆作“壽昌”。
元修遼史時，既沒有認真搜集和考訂史料，再加上紀、志、表、傳之間相互檢對也很不夠，因此前後重複，史實錯誤、缺漏和自相矛盾之處很多。甚至把一件事當成兩件事，一個人當成兩個人或三個人。這種混亂現象在二十四史中是很突出的。但由於耶律儼實錄和陳大任遼史都已失傳，元修遼史成了現存唯一的一部比較係統、完整地記載遼的官修史書。它提供了一些研究當時階級鬥爭、生産鬥爭、民族關係等問題的材料。
例如，天祚紀反映出，當遼朝對女真的戰爭節節失敗的時候，漢族農民和各族人民紛紛起義，其中由安生兒、張高兒領導的起義軍多達二十萬人。又如營衛志、禮志提供了契丹部落的建置、分佈，以及遊牧民族風俗習慣的材料。地理志和百官志記錄了當時的地理建置和農牧區統治機構的概況。本紀、部族表、屬國表、二國外紀等部分還保存了一些研究契丹以外各族歷史以及中外關係史的參考資料。從遼史裏還可以看到，當時草原上由於農業的發展，手工業人口的增加，逐步出現了一些農業聚落和城市。特別是先後建立的上京和中京，與南京（今北京）有着密切的聯繫，從而溝通了這一廣阔地區的經濟和文化。
《遼史》的缺陷雖多，《遼史》作為現存唯一的一部比較係統、完整地記載了遼朝歷史事實的著作，其珍貴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遼史》保存了許多由耶律儼的《遼實錄》和陳大任的《遼史》二書所記載的許多材料，因而其史料價值還是比較高的。後人對《遼史》的增補、校註，有清朝厲鶚著的《遼史拾遺》二十四捲，搜集各類書籍三百餘種，對《遼史》加以補充校訂，很有參考價值。此外還有清朝楊復去著的《遼史拾遺補》五捲，對《遼史》進一步作了補充。
遼史於元順帝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與金史同時刊刻，衹印了一百部，這次的印本已經失傳。明初修永樂大典引用的很可能就是這個初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係用幾種元末或明初翻刻本殘本拼湊而成，雖有不少脫誤，但也有許多勝於後出諸本的地方。明南監本源於百衲本所據的元本。北監本脫誤與南監本同，且偶有誤改。清乾隆殿本係據北監本校刻。道光殿本據四庫本改譯人名、官名等，有失原書面目。
清厲鶚《遼史拾遺》二十四捲，摘錄《遼史》原文為綱，參考他書條列於下，凡有異同，則分析考訂，綴以按語，引用群書至三百餘種，足備參考。楊復吉又以厲鶚未曾見到的《舊五代史》和《契丹國志》等徵引未臻周備的資料作《遼史拾遺補》五捲，都是研究遼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在《遼史》出現後的約300年間，此書及遼朝史沒有引起史傢的多大重視。有明一代，僅有楊循吉撰《遼小史》1捲。到了清代，情況有所變化，陸續有關於《遼史》補正、考訂之類撰述問世。
（一）拾遺補闕。如厲鶚撰《遼史拾遺》24捲。該書廣采博搜，徵引書籍358種，或註或補，將有關紀事係於《遼史》紀、志、傳文之下。此書雖未臻完善，有許多史料如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鄭麟趾《高麗史》等，厲鶚都未見過全本，但它還是給後來治遼史者以很大方便。梁啓超說：“遼金元三史最為世詬病。清儒治遼史者莫勤於厲樊榭（鶚）之《遼史拾遺》二十四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294頁，中國書店，1987年）。後來，楊復吉又撰《遼史拾遺補》5捲，采厲鄂未見書及散見他書中有關遼事400條，與厲書相輔流行。厲、楊兩書是研究遼史的重要參考書。
（二）增補表志。補表有萬斯同《遼大臣年表》、汪遠孫《遼史紀年表》等。補藝文志尤多，如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吳騫《四朝經籍志補》、厲鄂《遼史拾遺》補經籍志、楊復吉《遼史拾遺補》經籍志、倪燦和盧文弨《補遼金元藝文志》、金門詔《補三史藝文志》、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附遼代部分、《續文獻通考·經籍考》、繆荃孫《遼藝文志》等，分別含有或專補遼藝文。
（三）紀事本末體史書編撰。李有棠《遼史紀事本末》40捲。分正文與考異兩部分。正文以《遼史》為主，參之以五代與宋、金諸史及各傳記，“區別條流，各從其類”；考異占全書大半，凡與他史及各傳記事有異同，詞有詳細，兼仿裴鬆之補註《三國志》及鬍三省之註《通鑒》，並取司馬光所著《考異》30捲散入各條例，分載每條之下。本書對人名、地名、職官、年代等多所考證，徵引書目達600多種。有光緒十九年（1893年）初刻和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重刻本。
（四）詩文輯錄。由於遼代“書禁甚嚴”，所印書籍不許流至境外，“傳入中國（指北宋）者法皆死”（瀋括《夢溪筆談》捲一五），加之以後的散佚，所以遼人著作流傳下來者甚少。因此遼人詩文輯錄工作受到學者的關註。清周春撰《遼詩話》1捲，後來增補為2捲，定名為《增訂遼詩話》（1797年）。書中除收錄遼人詩作外，還有宋人使遼詩以及後人詠遼代遺跡的詩。光緒中葉，繆荃孫輯《遼文存》6捲，所收資料以金石碑刻居多。
先談關於《遼史》補正、校勘和遼人著作輯錄。
進入本世紀以來，有關這方面的撰述相繼問世。有李慎儒《遼史地理志考》5捲，這應是本世紀最早出現的《遼史》考訂之作。是書“於遼五京州縣山川悉為考核，標明今之某處，凡舛錯者逐一駁正，疑者闕之”。此外，將四捺鉢，五國部，南北各三關，散見於紀、志、傳中者為《遼地附錄》二篇，《天祚播遷處考》、《西遼地考》各一篇，並附於書後。本書以《遼史》正文為本體，中加小字，詳為考證。丁謙《遼史各外國地理考證》1捲（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1915年），“就百官志中所標王府者，計四十餘國為主，有遺采他條補之”。吳廷燮《遼方鎮年表》，為氏所著《歷代方鎮年表》之一捲。黃任恆《遼代年表》1捲（1915年），以遼為主，與“中國”（五代、宋）、西夏、高麗紀年相對照。譚其驤《遼史地理志補正》、《遼史訂補三種》（《浙江大學文學院集刊》第二集，1942年），後者包括“訂正皇子表”、“補皇子傳”、“訂正皇族表”三日。羅繼祖《遼漢臣世係年表》1捲（1937年）。作者因《遼史》中“漢臣有傳者僅二十餘人，漏略滋多”，於是采摭有關史書、文集，編成此表，“凡得族三十有九，得姓二十有五”。張亮采《補遼史交聘表》5捲（有中華書局1958年本）。因《金史》有交聘表而《遼史》無之，作者乃“鈎核群籍，綴補闕遺，以備研史者考覽”。傅樂煥《宋遼聘使表稿》（《史語所集刊》14本，1949年；後收入《遼史叢考》，中華書局，1984年），主要據李燾《長編》，參照《遼史》、《宋會要》、《宋史》以及宋人筆記文集等，編成此表，並有“附考”及“使名索引”。王仁俊《遼史藝文志補證》1捲、黃任恆《補遼史藝文志》1捲等，是繼前人所作有關遼代藝文志的補殘綴拾之作。尤其是王仁俊《遼史藝文志補證》將以前諸傢所有，悉皆標註，又補30餘種，統加考證，並附“宋金人談遼事書目”及清人談遼書目凡26種，與以前同類補志相比最為完備。後收入《遼海叢書》第6集。陳漢章《遼史索隱》8捲（綴學堂叢書初集本，1936年；中華書局本，1960年），作者“采摭故典，探求異聞”，“探頤索隱”，將有關紀事係於《遼史》紀、志、傳文之下。此書重在考證地理。
《遼史》校勘成果可觀，是本時期遼史學取得進展的一個重要標志。《遼史》的缺略、訛誤勘稱二十四史之最。對於《遼史》的缺略，如前所述，從清代以來就不斷有學者為之拾補；而對其訛誤的校勘，到本世紀纔有較大進展。主要有：馮傢升《遼史初校》。馮氏自1931年秋起，遍閱所能見到的《遼史》各種版本，凡23種，歷時2年，撰成《遼史初校》。以同文書局本為底本，以“百衲”、“南監”、北監”各本互校。此書後來收入《〈遼史〉誤證三種》（中華書局1959年）。羅繼祖《遼史校勘記》8捲。作者在序中指出，《遼史》“繆戾非僂指所可計”，撮其要者約為四端：一曰姓名之異，二曰名字互稱緻稱歧誤，三曰記事矛盾，四曰疏漏。於是依清武英殿本，而參以元刊及明南北監本校之。此書撰成於1938年。195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張元濟《遼史校勘記》（稿本）也是這方面的重要著述。此外，馮傢升《〈遼史〉與〈金史〉〈新舊五代史〉互證舉例》（《史學年報》21期，1934年；後收入《馮傢升論著輯粹》），傅樂煥《遼史復文舉例》（收入《遼史叢考》），也屬《遼史》校勘方面的著作。這些校勘成果，為後來中華書局出版的校點本所采用。
阿保機建國後。任用漢人韓延徽等，接受了漢族文化。受中原皇朝重視史學的傳統的影響，在政府機構中，設有國史院，置監修國史、史館學士、史館修撰、起居部、起居捨人等史官。像遼景宗耶律賢統治時期，就以樞密使、北府宰相室防監修國史。室防修“實錄”二十捲，受到遼聖宗的表揚。遼興宗耶律宗真時的史傢蕭韓傢奴，能堅持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秉筆直書。有一次，遼興宗出去打獵，跟從他的人中有幾十個被熊、虎咬死咬傷，蕭韓傢奴如實記載了這件事。遼興宗看到後，命令他刪去這個內容。蕭韓傢奴刪去這個內容後，重又寫上去。幾天後，遼興宗看到蕭韓傢奴的記載說：“史筆當如是。”正是由於遼朝統治者重視修史，因此遼朝的史料能夠保存下來，為以後修遼史提供了有利條件。
遼朝受漢族文化影響很大。早在遼太祖時，就設有“監修國史”的官職。從遼聖宗時起。仿照五代和宋朝，編修了“實錄”。遼末天祚帝時，又讓監修國史的耶律儼修太祖諸帝“實錄”。遼朝時，也沿用唐及五代各國的制度，設立有國史館，修纂有起居註、日曆、實錄、國史等，但這些原始材料大部分已經散佚。元後期修《遼史》依據的主要是遼、金、宋人的著作中的第二手資料。原始文獻主要衹有以下幾種：一、遼耶律儼的《遼實錄》70捲。二、金陳大任的《遼史》。金滅遼之後，曾兩次下令纂修《遼史》。一次是在熙宗皇統年間（1141—1149年）由耶律固主持修纂，由其弟子蕭永琪最後完成的《遼史》75捲，但未刊行；一次是在章宗時期，因為皇帝的重視和支持，這次修《遼史》頗花了些功夫，時間長達17年之久，參加的史官除陳大任之外，還有黨懷英、郝俁，移刺益、趙渢等十餘人，最後由陳大任完成。後人一般稱此書為陳大任《遼史》。不過此書亦未正式刊行，到元修遼史時稿本已散佚無存。三、南宋葉隆禮的《契丹國志》。第二次在完顔璟（章宗）時代，由移剌履、黨懷英等十三人纂修，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由陳大任最後完成，後人稱之為陳大任遼史。當時由於修史的所謂“義例”未定，主要是金朝繼承哪一朝的“帝統”問題還未解决。所以陳大任遼史也沒有經金朝批準刊行。
元代《遼史》的編寫是從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年）開始的。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年）七月，原金朝狀元，時任元朝翰林學承旨的王鄂，嚮元世祖忽必烈建議修遼、金二史，忽必烈接受了這一建議，但因軍事繁忙，時局未穩，沒能實行。
至元元年（1264年），王鄂再次建議修遼、金二史，時元翰林國史院也建立起來，但這一次也未見諸行動。以後仁宗延佑、文宗天歷曾多次詔修遼、宋、金三史，都因正統問題的爭論未决，義例未定，因而都未成功。直至元順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在右丞相脫脫、平章也先帖木兒、鐵睦爾達世、右丞太平、參議長仙、郎中孛裏不花、員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請下，詔修遼、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脫脫裁定三史各為正統、從而徹底解决正統、義例問題的前提下，《遼史》纔最後纂修成功。當時以脫脫為遼、金、宋三史都總裁官，《遼史》的總裁官是鐵木兒塔識、賀惟一（太平）、張世岩、歐陽玄、揭傒斯、呂思誠。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陳繹曾等4人分別執筆撰寫而成。與金章宗時修《遼史》不一樣，元代在組織撰寫、成書，特別神速。從至正三年四月（1343年）始修，至次年三月便大功告成，衹用了11個月時間。
《遼史》的特點是列表較多，共有八表，僅次於《史記》和《漢書》。《遼史》的表多，減少了立傳之繁，省卻了許多篇幅，彌補了紀、志、傳記載的不足。其中的《遊幸》、《部族》、《屬國》三表，是《遼史》的創新。通過列表，使讀者對各部族、各屬國的情況，以及與遼朝中央的關係，都一目瞭然。減省了不少筆墨。當然，表裏記載的材料難免與紀、志、傳中的重複，但列表多彌補了《遼史》過於簡略的缺點，從而使“一代之事跡亦略備”。
在《遼史》的志書中，新創《營衛志》，記載了契丹營衛概況、各部族的建置和分佈等；把《兵志》改為《兵衛志》，記述了遼的軍事組織情況，包括禦帳親軍、宮衛騎軍、大首領部族軍、衆部族軍、五京鄉丁、屬國軍、邊境戍兵等等。這兩種志書對瞭解和研究遼代的政治、軍事和民族情況有很大幫助。
另外，《遼史》的最後有《國語解》一捲，對書中用契丹語記載的官製、宮衛、部族、地名等分別加以註釋，為閱讀《遼史》提供很大方便。不過譯音有不少錯誤，後來清朝時敕撰的《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彌補了這一不足。
近人說《遼史》“在歷代正史中最為下乘”，此說不無道理。《遼史》同《宋史》一樣成書也很倉促，而依據史料範圍又比較狹窄，書中的缺陷確實是比較多的。《遼史》所據資料既少，又匆匆成書，存在許多缺點便是很自然的了。因此，數百年來，一直受到學者們的批評和指責。清代史學家顧炎武、錢大昕、趙翼等對它都有過評論。概括地說，其缺點主要表現在：第一，過於簡略，以致漏載了許多修史所必不可少的內容。如建國後，曾幾次改變國號，先稱契丹、後稱大遼、後又稱大契丹、又後復稱大遼。這樣重大的事實，在《遼史》中竟然沒有反映。又如從整體上看，《遼史》有116捲，捲數為《宋史》的1/5，而字數卻僅47萬字，衹有後者的1/10。第二，記事前後矛盾。如《太祖記》載：
“天贊三年，獲甘州回鶻都督畢離遏，因遣使諭其主烏母主可汗。”而《屬國表》記載同一事件卻說成是“天贊三年，獲甘州回鶻都督烏母主可汗。”究竟俘獲的是畢離遏還是烏母主可汗？使人無所適從。第三，記事錯誤甚多。其中既有紀年錯誤，如《太祖紀》：元年（907年）“夏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廢其主，尋弒之，自立為帝，國號梁，遣使來告。”而據歐陽修《五代史記》等書記載：宋全忠自立為帝是在四月甲子，明年正月纔弒濟陰王；也有文字、史實錯誤，如《遼史》中記載道宗有壽隆年號。這顯然是錯誤的。因為第一，道宗先帝聖宗名隆緒，斷無取祖先名字作年號的道理。第二，現在所見遼代碑刻、錢幣皆作“壽昌”。
元修遼史時，既沒有認真搜集和考訂史料，再加上紀、志、表、傳之間相互檢對也很不夠，因此前後重複，史實錯誤、缺漏和自相矛盾之處很多。甚至把一件事當成兩件事，一個人當成兩個人或三個人。這種混亂現象在二十四史中是很突出的。但由於耶律儼實錄和陳大任遼史都已失傳，元修遼史成了現存唯一的一部比較係統、完整地記載遼的官修史書。它提供了一些研究當時階級鬥爭、生産鬥爭、民族關係等問題的材料。
例如，天祚紀反映出，當遼朝對女真的戰爭節節失敗的時候，漢族農民和各族人民紛紛起義，其中由安生兒、張高兒領導的起義軍多達二十萬人。又如營衛志、禮志提供了契丹部落的建置、分佈，以及遊牧民族風俗習慣的材料。地理志和百官志記錄了當時的地理建置和農牧區統治機構的概況。本紀、部族表、屬國表、二國外紀等部分還保存了一些研究契丹以外各族歷史以及中外關係史的參考資料。從遼史裏還可以看到，當時草原上由於農業的發展，手工業人口的增加，逐步出現了一些農業聚落和城市。特別是先後建立的上京和中京，與南京（今北京）有着密切的聯繫，從而溝通了這一廣阔地區的經濟和文化。
《遼史》的缺陷雖多，《遼史》作為現存唯一的一部比較係統、完整地記載了遼朝歷史事實的著作，其珍貴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遼史》保存了許多由耶律儼的《遼實錄》和陳大任的《遼史》二書所記載的許多材料，因而其史料價值還是比較高的。後人對《遼史》的增補、校註，有清朝厲鶚著的《遼史拾遺》二十四捲，搜集各類書籍三百餘種，對《遼史》加以補充校訂，很有參考價值。此外還有清朝楊復去著的《遼史拾遺補》五捲，對《遼史》進一步作了補充。
遼史於元順帝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與金史同時刊刻，衹印了一百部，這次的印本已經失傳。明初修永樂大典引用的很可能就是這個初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係用幾種元末或明初翻刻本殘本拼湊而成，雖有不少脫誤，但也有許多勝於後出諸本的地方。明南監本源於百衲本所據的元本。北監本脫誤與南監本同，且偶有誤改。清乾隆殿本係據北監本校刻。道光殿本據四庫本改譯人名、官名等，有失原書面目。
清厲鶚《遼史拾遺》二十四捲，摘錄《遼史》原文為綱，參考他書條列於下，凡有異同，則分析考訂，綴以按語，引用群書至三百餘種，足備參考。楊復吉又以厲鶚未曾見到的《舊五代史》和《契丹國志》等徵引未臻周備的資料作《遼史拾遺補》五捲，都是研究遼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在《遼史》出現後的約300年間，此書及遼朝史沒有引起史傢的多大重視。有明一代，僅有楊循吉撰《遼小史》1捲。到了清代，情況有所變化，陸續有關於《遼史》補正、考訂之類撰述問世。
（一）拾遺補闕。如厲鶚撰《遼史拾遺》24捲。該書廣采博搜，徵引書籍358種，或註或補，將有關紀事係於《遼史》紀、志、傳文之下。此書雖未臻完善，有許多史料如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鄭麟趾《高麗史》等，厲鶚都未見過全本，但它還是給後來治遼史者以很大方便。梁啓超說：“遼金元三史最為世詬病。清儒治遼史者莫勤於厲樊榭（鶚）之《遼史拾遺》二十四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294頁，中國書店，1987年）。後來，楊復吉又撰《遼史拾遺補》5捲，采厲鄂未見書及散見他書中有關遼事400條，與厲書相輔流行。厲、楊兩書是研究遼史的重要參考書。
（二）增補表志。補表有萬斯同《遼大臣年表》、汪遠孫《遼史紀年表》等。補藝文志尤多，如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吳騫《四朝經籍志補》、厲鄂《遼史拾遺》補經籍志、楊復吉《遼史拾遺補》經籍志、倪燦和盧文弨《補遼金元藝文志》、金門詔《補三史藝文志》、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附遼代部分、《續文獻通考·經籍考》、繆荃孫《遼藝文志》等，分別含有或專補遼藝文。
（三）紀事本末體史書編撰。李有棠《遼史紀事本末》40捲。分正文與考異兩部分。正文以《遼史》為主，參之以五代與宋、金諸史及各傳記，“區別條流，各從其類”；考異占全書大半，凡與他史及各傳記事有異同，詞有詳細，兼仿裴鬆之補註《三國志》及鬍三省之註《通鑒》，並取司馬光所著《考異》30捲散入各條例，分載每條之下。本書對人名、地名、職官、年代等多所考證，徵引書目達600多種。有光緒十九年（1893年）初刻和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重刻本。
（四）詩文輯錄。由於遼代“書禁甚嚴”，所印書籍不許流至境外，“傳入中國（指北宋）者法皆死”（瀋括《夢溪筆談》捲一五），加之以後的散佚，所以遼人著作流傳下來者甚少。因此遼人詩文輯錄工作受到學者的關註。清周春撰《遼詩話》1捲，後來增補為2捲，定名為《增訂遼詩話》（1797年）。書中除收錄遼人詩作外，還有宋人使遼詩以及後人詠遼代遺跡的詩。光緒中葉，繆荃孫輯《遼文存》6捲，所收資料以金石碑刻居多。
先談關於《遼史》補正、校勘和遼人著作輯錄。
進入本世紀以來，有關這方面的撰述相繼問世。有李慎儒《遼史地理志考》5捲，這應是本世紀最早出現的《遼史》考訂之作。是書“於遼五京州縣山川悉為考核，標明今之某處，凡舛錯者逐一駁正，疑者闕之”。此外，將四捺鉢，五國部，南北各三關，散見於紀、志、傳中者為《遼地附錄》二篇，《天祚播遷處考》、《西遼地考》各一篇，並附於書後。本書以《遼史》正文為本體，中加小字，詳為考證。丁謙《遼史各外國地理考證》1捲（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1915年），“就百官志中所標王府者，計四十餘國為主，有遺采他條補之”。吳廷燮《遼方鎮年表》，為氏所著《歷代方鎮年表》之一捲。黃任恆《遼代年表》1捲（1915年），以遼為主，與“中國”（五代、宋）、西夏、高麗紀年相對照。譚其驤《遼史地理志補正》、《遼史訂補三種》（《浙江大學文學院集刊》第二集，1942年），後者包括“訂正皇子表”、“補皇子傳”、“訂正皇族表”三日。羅繼祖《遼漢臣世係年表》1捲（1937年）。作者因《遼史》中“漢臣有傳者僅二十餘人，漏略滋多”，於是采摭有關史書、文集，編成此表，“凡得族三十有九，得姓二十有五”。張亮采《補遼史交聘表》5捲（有中華書局1958年本）。因《金史》有交聘表而《遼史》無之，作者乃“鈎核群籍，綴補闕遺，以備研史者考覽”。傅樂煥《宋遼聘使表稿》（《史語所集刊》14本，1949年；後收入《遼史叢考》，中華書局，1984年），主要據李燾《長編》，參照《遼史》、《宋會要》、《宋史》以及宋人筆記文集等，編成此表，並有“附考”及“使名索引”。王仁俊《遼史藝文志補證》1捲、黃任恆《補遼史藝文志》1捲等，是繼前人所作有關遼代藝文志的補殘綴拾之作。尤其是王仁俊《遼史藝文志補證》將以前諸傢所有，悉皆標註，又補30餘種，統加考證，並附“宋金人談遼事書目”及清人談遼書目凡26種，與以前同類補志相比最為完備。後收入《遼海叢書》第6集。陳漢章《遼史索隱》8捲（綴學堂叢書初集本，1936年；中華書局本，1960年），作者“采摭故典，探求異聞”，“探頤索隱”，將有關紀事係於《遼史》紀、志、傳文之下。此書重在考證地理。
《遼史》校勘成果可觀，是本時期遼史學取得進展的一個重要標志。《遼史》的缺略、訛誤勘稱二十四史之最。對於《遼史》的缺略，如前所述，從清代以來就不斷有學者為之拾補；而對其訛誤的校勘，到本世紀纔有較大進展。主要有：馮傢升《遼史初校》。馮氏自1931年秋起，遍閱所能見到的《遼史》各種版本，凡23種，歷時2年，撰成《遼史初校》。以同文書局本為底本，以“百衲”、“南監”、北監”各本互校。此書後來收入《〈遼史〉誤證三種》（中華書局1959年）。羅繼祖《遼史校勘記》8捲。作者在序中指出，《遼史》“繆戾非僂指所可計”，撮其要者約為四端：一曰姓名之異，二曰名字互稱緻稱歧誤，三曰記事矛盾，四曰疏漏。於是依清武英殿本，而參以元刊及明南北監本校之。此書撰成於1938年。195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張元濟《遼史校勘記》（稿本）也是這方面的重要著述。此外，馮傢升《〈遼史〉與〈金史〉〈新舊五代史〉互證舉例》（《史學年報》21期，1934年；後收入《馮傢升論著輯粹》），傅樂煥《遼史復文舉例》（收入《遼史叢考》），也屬《遼史》校勘方面的著作。這些校勘成果，為後來中華書局出版的校點本所采用。
《金史》撰成於元代，全書一百三十五捲，其中本紀十九捲，志三十九捲，表四捲，列傳七十三捲，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興衰始末的重要史籍。
《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議修於元世祖中統二年（公元1261年），以後在至元元年、十六年，以及仁宗朝、文宗朝都分別議論過修史的事，都因義例難定未付諸實行，直到元順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纔决定“各與正統”，《遼》、《金》、《宋》三史分別撰修。翌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後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元朝脫脫等主持編修的《金史》，是宋、遼、金三史中編撰得最好的一部，具體參加修纂的有沙剌班、王理、伯顔、趙時敏、費著、商企翁，鐵木爾塔識、張起岩、歐陽玄、王沂、楊宗瑞等，其中歐陽玄的貢獻最為突出，他製訂《金史》撰修的發凡舉例，書中的論、贊、表、奏皆他屬筆。從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開始編撰，至第二年十一月成書。全書共一百三十五捲，其中有本紀十九捲，志三十九捲，表四捲，列傳七十三捲。記載了上起金太祖收國元年（1115年）阿骨打稱帝，下至金哀宗天興三年（1234年）蒙古滅金，共一百二十年的歷史。
歷代對《金史》的評價很高，認為它不僅超過了《宋史》、《遼史》，也比《元史》高出一籌。《金史》編得好，是由於原有的底本比較好，及金朝註重史書的編纂工作。
學者們一般認為，《金史》在二十四史中雖談不上是上乘之作，不能與《史記》、《漢書》、《三國志》等比美。但是，在元末所修三史中卻是最好的一部。清代史學家趙翼評論說：“《金史》敘事最詳略，文筆亦極老潔，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記》27）《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說：“元人之於此書，經營已久，與宋、遼二史倉促成書者不一樣，所以本書首尾完備、條例整齊、簡約而無疏漏、周贍而不繁蕪，在宋、遼、金三史之中，是最為完善的。”確實，與宋、遼二史相比，其優點是比較突出的。首先，在編纂體例和內容方面，便有許多超越前史的獨特之處。如《金史》不但記載了金建國以後120年的歷史，而且為了專門敘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跡，回顧了女真族建國前的歷史，從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歷史的珍貴材料，備受今人重視；在各《本紀》的末尾，設立了《世紀補》一篇，專門記述了幾位未曾即位稱帝，而被後代追認的幾位皇帝的事
跡，這在體例處理方面十分得體，為後代修史者所繼承；此外，《金史》在最末尾專立《金國語解》一篇，用漢語標出了表現在官稱、人事、物象、姓氏等等之中的女真語稱謂，是參照釋讀《金史》及研究女真語言文字的重要資料；《金史》還根據具體需要，創立了《交聘表》，以編年體表格的方式記述了金朝與鄰國（如宋、西夏、高麗）的和戰及來往關係，形式新穎，內容清晰。
其次，在史料剪裁及記述方面，處理也比較得體。對重要歷史事件、人物一般記載比較詳細，從而反映出其歷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樣詳略失當、比例失調的現象。記述歷史事實也比較客觀審慎，因而，真實性是比較可靠的。特別是本書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將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較係統、全面地記載下來。如《禮志》、《樂志》、《輿服志》、《食貨志》、《選舉志》、《百官志》等。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女真的遠祖可以追溯到商周時代的肅順。唐代時稱靺鞨。五代時，契丹稱黑水靺鞨為女真。女真從始祖函普到烏雅束八代，尚無文字，那時自然談不上史事的記載。到阿骨打建立金國以後，最初也無文字。阿骨打的侄兒、金大將完顔宗翰喜好訪問女真老人，多得先人遺事。後來，女真統治者逐步吸取漢族文化，設立國史院，置監修國史等史官，開始編撰史書。金太宗天會六年（1128年），令完顔勖與耶律廸延掌國史。完顔勖等就把宗翰瞭解到的從始祖以下十帝的事，綜合為三捲。金照宗皇統八年（1148年），完顔勖等又進《太祖實錄》二十捲。金世宗時，修《睿宗實錄》。世宗讓修史的人拿着修好的《睿宗實錄》去請教老臣彀英，彀英為之更正了不少錯誤。所以金代的“實錄”是比較詳實的，從世祖函普起，到哀宗守緒，共十九代，大致都有記載。其中固然有一部分是追述的，不盡可靠，但都是金朝人追述的，比後世人的追述要真實些。金亡以後，“實錄”均存於順天的張萬戶（張柔）傢。張曾任金經略使，後來投降蒙古，並為前驅，1233年，參加攻金都城汴京（今河南開封）之役。城破後，張柔“於金帛一無所取，獨入史館，取《金實錄》並秘府圖書”。至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年），張柔把《金實錄》獻給朝廷。元世祖的謀士劉秉忠、王鶚等都曾先後請修《金史》。元英宗時，又修過一次《金史》。有了上述編撰的基礎，到元順帝時，自然有了豐富的史料，也能很快成書。
在這之前，金末文人元好問（欲之）曾想利用金實錄撰修金史，未能實現。但所傳中州集及壬辰雜編，保存了不少他蒐集的金史史料，這兩部書也為修撰金史之所本。又，金末文人劉祁（京叔），目睹金的亡國，他從汴京輾轉兩千餘裏，回到故鄉渾源以後，寫了歸潛志一書，記載了作者所熟悉的人和事，對瞭解金末文人及社會情況有極大參考價值。故元史館的臣僚說：“劉京叔歸潛志與元欲之壬辰雜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金史捲一一五完顔奴申傳）這些都為修金史提供了很好的條件。所以在元人修的三史之中，金史要算是較好的一部。
與遼相比，金代修史制度要完善得多。有記註院，掌修起居註；秘書監設有著作局，掌修日曆；還有國史院，掌修實錄和國史。其實錄編修最為完備，太祖以下除衛紹王、金哀宗之外，均有實錄；除此之外，還有記載金朝先世的《先朝實錄》3捲；生前未稱帝，死後追加尊號的世宗生父睿宗、章宗生父顯宗也都有實錄；此外還修有國史，包括皇帝本紀及功臣列傳；金宣宗時，因害怕蒙古軍的再次進犯，金由中都（今北京）遷往開封，這些歷史文獻也隨之攜至汴京。汴京被蒙古軍攻剋之後，當時依附於蒙古，並參與了攻汴戰鬥的漢族地主軍閥張柔頗具遠見，在其他蒙軍將士爭搶金帛財寶時，他卻來到金史館，將金朝實錄及其他秘府圖書運回了傢中。這些圖書文獻在中統二年（1261年）被獻之於朝廷。天興三年（1234年）正月，蒙宋聯軍攻剋蔡州，金朝滅亡了。元朝建立後，金朝遺老王鄂不但嚮元世祖忽必烈提出了修遼、金二史的建議，而且開始着手搜集、整理金代的歷史資料。衛紹王朝沒有實錄，現在衛紹王本紀中的材料都是中統三年王鄂收集的；金朝遷蔡州之後，史書記載中斷，也是因為王鄂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著有《汝南遺事》4捲，纔得以將這一段亡國的歷史始末記載下來。因而金代歷史文獻保存得比遼朝多而且完整，加上金朝其他文人也註意搜集金代史實，如金末文人劉祁著《歸潛志》、詩人元好問著《壬辰雜編》（今已佚）等也保存了不少金代史實。可見元末修《金史》，既有實錄、國史為根據，又有王鄂等人的搜集、補綴，還有劉祁、元好問等人的著作可直接資以參證，其所依據與《遼史》纂修時所據要豐富多了。加上這些資料又已經過不少人的加工整理，使編纂者易於着手，這與《宋史》撰寫時面對一堆數量龐大、毫無整理的原始材料又不一樣。於是《金史》比遼、宋二史高出一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歷次修《金史》，除依據張萬戶獻上的實錄外，還有就是金朝末年兩位學者的著述，即劉祁的《歸潛志》和元好問的《壬辰雜編》。金亡以後，元好問以編史為己任，聽說《金實錄》在張萬戶傢，就嚮他表示，願修金史，希望看到《金實錄》，但沒有如願。不過，他沒有灰心，並且說：“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於是就在傢裏著述，“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餘萬言。”名之為“野史”，即《壬辰雜編》一書。劉祁的《歸潛志》也是元代編寫《金史》的主要史料之一。元好問和劉祁二人親身經歷了金末的喪亂之事，書中所論都是耳聞目睹，且二人文筆又好，所以《金史》中有關金末歷史的記載，寫得十分生動，使人讀之歷歷如見。
正因為元末《金史》的成書經營很久，同《宋史》、《遼史》的倉促成書不同，所以有高下之分。《四庫全書總目》中贊揚《金史》說：“首尾完密，條例整齊，約而不疏，瞻而不蕪，在三史之中，獨為最善。”這個評價是不錯的。例如書中對金代戰爭的記述，既生動、又不冗繁。金代的戰爭比較多，如果一一鋪敘，容易寫得繁瑣冗長。而《金史》中衹是把每一件大事在一兩個主事人的紀、傳中詳述，對其他事和人，衹是在其他紀、傳中從側面加以補充。這樣就能有綱有紀，條理井然。金建國前的抗遼戰爭的河店一戰，是完顔阿骨打親自率領攻打的，《金史》就在金太祖本紀裏詳述了此次戰役。後來。金追獲遼朝皇帝，又擄取宋朝皇帝，則在大將宗翰、宗望的傳裏記述了這兩件事。
在編寫體例上，《金史》也有創新。書中的本紀第一捲，不是從金太祖阿骨打開始，而是以《世紀》為開始，追述阿骨打以前十代的事跡，便於讀者對女真先世在氏族部落時的社會情況有個大致的瞭解。本紀的最後一捲，又增加了《世紀補》，用以記述熙宗的父親景宣帝、金世宗的父親睿宗、金章宗的父親顯宗。這三人原來都是大臣，衹是由於他們的兒子做了皇帝，不便列入諸臣傳，所以又立《世記補》。這種體例，後來為《元史》、《明史》所效法。《金史》裏還可以看到《交聘表》，這是用表格形式把金與宋、西夏、高麗等國和戰，以及它們之間的往來諸事，一一記錄下來，讀起來一目瞭然。
《金史》以“實錄”為依據，史料翔實可信。如在記述金與遼的往來和徵戰中，對金統治者所用的詐謀詭計等，都能如實地敘述；對金朝統治階級的殘暴、荒淫、互相傾軋，也能比較充分地揭露。
《金史》的志書內容比較詳細，共有三十九捲，占全書的三分之一弱。其中的《河渠志》、《兵志》、《食貨志》、《選舉志》、《百官志》五種寫得不錯，能反映出金朝社會的基本特徵。
當然,《金史》也有許多不足之處。有的重要人物沒有列傳，甚至無記載。如金初建策阿骨打稱帝的渤海人楊樸，是阿骨打身邊重要的謀臣，金建國之初，“諸事革創，朝儀制度，皆出其手”，這樣重要的人物為什麽在《金史》中衹字未提呢？大約不會是疏漏，而是不願把阿骨打稱帝這件開創金朝基業的事，說成是渤海人的主意。有的重要事情沒有記載，如天會十年（1132年）金立的偽齊遷都汴，十二年（1134年）金、偽齊合兵伐宋等，都是金國大事，《金史》中一概不書。此外，《金史》列傳中的人名雜亂，一人多名或譯名不一的現象很多。
百衲本影印的元至正刊本（其中八十捲是初刻，五十五捲是元朝後來的覆刻本），是現存金史最早的本子。
《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議修於元世祖中統二年（公元1261年），以後在至元元年、十六年，以及仁宗朝、文宗朝都分別議論過修史的事，都因義例難定未付諸實行，直到元順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纔决定“各與正統”，《遼》、《金》、《宋》三史分別撰修。翌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後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元朝脫脫等主持編修的《金史》，是宋、遼、金三史中編撰得最好的一部，具體參加修纂的有沙剌班、王理、伯顔、趙時敏、費著、商企翁，鐵木爾塔識、張起岩、歐陽玄、王沂、楊宗瑞等，其中歐陽玄的貢獻最為突出，他製訂《金史》撰修的發凡舉例，書中的論、贊、表、奏皆他屬筆。從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開始編撰，至第二年十一月成書。全書共一百三十五捲，其中有本紀十九捲，志三十九捲，表四捲，列傳七十三捲。記載了上起金太祖收國元年（1115年）阿骨打稱帝，下至金哀宗天興三年（1234年）蒙古滅金，共一百二十年的歷史。
歷代對《金史》的評價很高，認為它不僅超過了《宋史》、《遼史》，也比《元史》高出一籌。《金史》編得好，是由於原有的底本比較好，及金朝註重史書的編纂工作。
學者們一般認為，《金史》在二十四史中雖談不上是上乘之作，不能與《史記》、《漢書》、《三國志》等比美。但是，在元末所修三史中卻是最好的一部。清代史學家趙翼評論說：“《金史》敘事最詳略，文筆亦極老潔，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記》27）《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說：“元人之於此書，經營已久，與宋、遼二史倉促成書者不一樣，所以本書首尾完備、條例整齊、簡約而無疏漏、周贍而不繁蕪，在宋、遼、金三史之中，是最為完善的。”確實，與宋、遼二史相比，其優點是比較突出的。首先，在編纂體例和內容方面，便有許多超越前史的獨特之處。如《金史》不但記載了金建國以後120年的歷史，而且為了專門敘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跡，回顧了女真族建國前的歷史，從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歷史的珍貴材料，備受今人重視；在各《本紀》的末尾，設立了《世紀補》一篇，專門記述了幾位未曾即位稱帝，而被後代追認的幾位皇帝的事
跡，這在體例處理方面十分得體，為後代修史者所繼承；此外，《金史》在最末尾專立《金國語解》一篇，用漢語標出了表現在官稱、人事、物象、姓氏等等之中的女真語稱謂，是參照釋讀《金史》及研究女真語言文字的重要資料；《金史》還根據具體需要，創立了《交聘表》，以編年體表格的方式記述了金朝與鄰國（如宋、西夏、高麗）的和戰及來往關係，形式新穎，內容清晰。
其次，在史料剪裁及記述方面，處理也比較得體。對重要歷史事件、人物一般記載比較詳細，從而反映出其歷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樣詳略失當、比例失調的現象。記述歷史事實也比較客觀審慎，因而，真實性是比較可靠的。特別是本書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將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較係統、全面地記載下來。如《禮志》、《樂志》、《輿服志》、《食貨志》、《選舉志》、《百官志》等。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女真的遠祖可以追溯到商周時代的肅順。唐代時稱靺鞨。五代時，契丹稱黑水靺鞨為女真。女真從始祖函普到烏雅束八代，尚無文字，那時自然談不上史事的記載。到阿骨打建立金國以後，最初也無文字。阿骨打的侄兒、金大將完顔宗翰喜好訪問女真老人，多得先人遺事。後來，女真統治者逐步吸取漢族文化，設立國史院，置監修國史等史官，開始編撰史書。金太宗天會六年（1128年），令完顔勖與耶律廸延掌國史。完顔勖等就把宗翰瞭解到的從始祖以下十帝的事，綜合為三捲。金照宗皇統八年（1148年），完顔勖等又進《太祖實錄》二十捲。金世宗時，修《睿宗實錄》。世宗讓修史的人拿着修好的《睿宗實錄》去請教老臣彀英，彀英為之更正了不少錯誤。所以金代的“實錄”是比較詳實的，從世祖函普起，到哀宗守緒，共十九代，大致都有記載。其中固然有一部分是追述的，不盡可靠，但都是金朝人追述的，比後世人的追述要真實些。金亡以後，“實錄”均存於順天的張萬戶（張柔）傢。張曾任金經略使，後來投降蒙古，並為前驅，1233年，參加攻金都城汴京（今河南開封）之役。城破後，張柔“於金帛一無所取，獨入史館，取《金實錄》並秘府圖書”。至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年），張柔把《金實錄》獻給朝廷。元世祖的謀士劉秉忠、王鶚等都曾先後請修《金史》。元英宗時，又修過一次《金史》。有了上述編撰的基礎，到元順帝時，自然有了豐富的史料，也能很快成書。
在這之前，金末文人元好問（欲之）曾想利用金實錄撰修金史，未能實現。但所傳中州集及壬辰雜編，保存了不少他蒐集的金史史料，這兩部書也為修撰金史之所本。又，金末文人劉祁（京叔），目睹金的亡國，他從汴京輾轉兩千餘裏，回到故鄉渾源以後，寫了歸潛志一書，記載了作者所熟悉的人和事，對瞭解金末文人及社會情況有極大參考價值。故元史館的臣僚說：“劉京叔歸潛志與元欲之壬辰雜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金史捲一一五完顔奴申傳）這些都為修金史提供了很好的條件。所以在元人修的三史之中，金史要算是較好的一部。
與遼相比，金代修史制度要完善得多。有記註院，掌修起居註；秘書監設有著作局，掌修日曆；還有國史院，掌修實錄和國史。其實錄編修最為完備，太祖以下除衛紹王、金哀宗之外，均有實錄；除此之外，還有記載金朝先世的《先朝實錄》3捲；生前未稱帝，死後追加尊號的世宗生父睿宗、章宗生父顯宗也都有實錄；此外還修有國史，包括皇帝本紀及功臣列傳；金宣宗時，因害怕蒙古軍的再次進犯，金由中都（今北京）遷往開封，這些歷史文獻也隨之攜至汴京。汴京被蒙古軍攻剋之後，當時依附於蒙古，並參與了攻汴戰鬥的漢族地主軍閥張柔頗具遠見，在其他蒙軍將士爭搶金帛財寶時，他卻來到金史館，將金朝實錄及其他秘府圖書運回了傢中。這些圖書文獻在中統二年（1261年）被獻之於朝廷。天興三年（1234年）正月，蒙宋聯軍攻剋蔡州，金朝滅亡了。元朝建立後，金朝遺老王鄂不但嚮元世祖忽必烈提出了修遼、金二史的建議，而且開始着手搜集、整理金代的歷史資料。衛紹王朝沒有實錄，現在衛紹王本紀中的材料都是中統三年王鄂收集的；金朝遷蔡州之後，史書記載中斷，也是因為王鄂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著有《汝南遺事》4捲，纔得以將這一段亡國的歷史始末記載下來。因而金代歷史文獻保存得比遼朝多而且完整，加上金朝其他文人也註意搜集金代史實，如金末文人劉祁著《歸潛志》、詩人元好問著《壬辰雜編》（今已佚）等也保存了不少金代史實。可見元末修《金史》，既有實錄、國史為根據，又有王鄂等人的搜集、補綴，還有劉祁、元好問等人的著作可直接資以參證，其所依據與《遼史》纂修時所據要豐富多了。加上這些資料又已經過不少人的加工整理，使編纂者易於着手，這與《宋史》撰寫時面對一堆數量龐大、毫無整理的原始材料又不一樣。於是《金史》比遼、宋二史高出一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歷次修《金史》，除依據張萬戶獻上的實錄外，還有就是金朝末年兩位學者的著述，即劉祁的《歸潛志》和元好問的《壬辰雜編》。金亡以後，元好問以編史為己任，聽說《金實錄》在張萬戶傢，就嚮他表示，願修金史，希望看到《金實錄》，但沒有如願。不過，他沒有灰心，並且說：“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於是就在傢裏著述，“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餘萬言。”名之為“野史”，即《壬辰雜編》一書。劉祁的《歸潛志》也是元代編寫《金史》的主要史料之一。元好問和劉祁二人親身經歷了金末的喪亂之事，書中所論都是耳聞目睹，且二人文筆又好，所以《金史》中有關金末歷史的記載，寫得十分生動，使人讀之歷歷如見。
正因為元末《金史》的成書經營很久，同《宋史》、《遼史》的倉促成書不同，所以有高下之分。《四庫全書總目》中贊揚《金史》說：“首尾完密，條例整齊，約而不疏，瞻而不蕪，在三史之中，獨為最善。”這個評價是不錯的。例如書中對金代戰爭的記述，既生動、又不冗繁。金代的戰爭比較多，如果一一鋪敘，容易寫得繁瑣冗長。而《金史》中衹是把每一件大事在一兩個主事人的紀、傳中詳述，對其他事和人，衹是在其他紀、傳中從側面加以補充。這樣就能有綱有紀，條理井然。金建國前的抗遼戰爭的河店一戰，是完顔阿骨打親自率領攻打的，《金史》就在金太祖本紀裏詳述了此次戰役。後來。金追獲遼朝皇帝，又擄取宋朝皇帝，則在大將宗翰、宗望的傳裏記述了這兩件事。
在編寫體例上，《金史》也有創新。書中的本紀第一捲，不是從金太祖阿骨打開始，而是以《世紀》為開始，追述阿骨打以前十代的事跡，便於讀者對女真先世在氏族部落時的社會情況有個大致的瞭解。本紀的最後一捲，又增加了《世紀補》，用以記述熙宗的父親景宣帝、金世宗的父親睿宗、金章宗的父親顯宗。這三人原來都是大臣，衹是由於他們的兒子做了皇帝，不便列入諸臣傳，所以又立《世記補》。這種體例，後來為《元史》、《明史》所效法。《金史》裏還可以看到《交聘表》，這是用表格形式把金與宋、西夏、高麗等國和戰，以及它們之間的往來諸事，一一記錄下來，讀起來一目瞭然。
《金史》以“實錄”為依據，史料翔實可信。如在記述金與遼的往來和徵戰中，對金統治者所用的詐謀詭計等，都能如實地敘述；對金朝統治階級的殘暴、荒淫、互相傾軋，也能比較充分地揭露。
《金史》的志書內容比較詳細，共有三十九捲，占全書的三分之一弱。其中的《河渠志》、《兵志》、《食貨志》、《選舉志》、《百官志》五種寫得不錯，能反映出金朝社會的基本特徵。
當然,《金史》也有許多不足之處。有的重要人物沒有列傳，甚至無記載。如金初建策阿骨打稱帝的渤海人楊樸，是阿骨打身邊重要的謀臣，金建國之初，“諸事革創，朝儀制度，皆出其手”，這樣重要的人物為什麽在《金史》中衹字未提呢？大約不會是疏漏，而是不願把阿骨打稱帝這件開創金朝基業的事，說成是渤海人的主意。有的重要事情沒有記載，如天會十年（1132年）金立的偽齊遷都汴，十二年（1134年）金、偽齊合兵伐宋等，都是金國大事，《金史》中一概不書。此外，《金史》列傳中的人名雜亂，一人多名或譯名不一的現象很多。
百衲本影印的元至正刊本（其中八十捲是初刻，五十五捲是元朝後來的覆刻本），是現存金史最早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