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一册五八面三四、八○○字）不分卷，云间顾山贞撰；记明末川、贵之乱，起崇祯元年流寇之始，至永历十二年清吴三桂进兵贵州止。卷首有小题曰「川、贵寇乱」（今略），所述重心未尝在滇，当为顺氏（仕履不详）客滇时所作；或「客滇述」乃为全书，「川、贵寇乱」祇是其一部分而已。所述以明朔纪年（祟祯十七年起附注清历），顾氏又为明之遗民无疑。书中对张献忠及遗类之流毒、清兵之横行以及地方武力曾英、王祥、李占春、杨展等之混战，均直述无讳。
书后，今加不着撰人「蜀记」一卷，专记张献忠祸蜀事；记自甲申（崇祯十七年）六月，止丁亥（永历元年）正月。所记种种，多为第二六九种「蜀碧」一部分之所本。
明季蜀事置疑之一
《客滇述》为《荒书》前稿辨
献辞：
硬将此文塞给尊敬的余不乐、萧少英二位巨大的酋长脚下，以报复其万恶地催促和无私地支持。
目录
1．计量分析
2．《书》的写作和修改的稿次
3．《述》与《书》的独立流传
4．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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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明史的研究中，尤其是关于张献忠大西军在四川活动的史实方面，《客滇述》和《荒书》长期被当作两种不同的材料加以使用，其影响甚为广泛。①但通过对两书的对比，笔者认为，《述》与《书》是同一部书，《述》是《书》的前稿，其作者为费密。
①《客滇述》，以下简称《述》，无特别注明者，均采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05年12月版于浩辑《明清史料丛书八种》中所影印的乐天居士辑《痛史》本。《荒书》，以下简称《书》，无特别注明者，均采用浙江人民出版社83年10月版《明末清初史料选刊》两种合刊本，谢伏琛点校。
1．计量分析
《述》始于崇祯元年而终于顺治十六年，其中崇祯八、九、十五年及顺治十一、十二年阙，实际为二十七年之事。②《书》始于崇祯三年而终于康熙三年，其中崇祯四年无记，而崇祯二年之事件则在文中倒叙，共计三十六年，较《述》多出九年，并延展五年。很明显，是《述》写于前而《书》成于後。
通读两书，不难发现，《述》有大量的文字与《书》相同或相似。换言之，《书》保留了《述》的这部分文字。为了说明问题，将两书相同或相似的文字进行定量统计，以呈现其因袭关系，是一种较为客观的方式。也为了便于与费密的行状相对照，在进行计量分析时、将文本分为四个时段结构。③
⑴．崇祯十六年之前：《述》计2919字，占全书的21．885％。《书》计126行，占顺治十六年之前的30．361％。《述》被保留的文字2270字，比例为该部分文字的77．766％。
⑵．甲申年至顺治六年：《述》计8668字，占全书的64．987％。《书》计232行，占顺治十六年之前的55．904％。《述》被保留的文字4431字，比例为该部分文字的51．119％。
⑶．顺治七年至顺治九年：《述》计553字，占全书的4．146％。《书》计33．5行，占顺治十六年之前的8．072％。《述》被保留的文字38字，比例为该部分文字的6．872％。
⑷．顺治十年至顺治十六年：《述》计1198字，占全书的8．982％。《书》计23．5行，占顺治十五年之前的5．663％。《述》被保留的文字24字，比例为该部分的文字2．003％。
②《述》的纪年虽止于顺治十五年戊戌，但所记则有顺治十六年己亥的史事，应是抄录者系年之误。
③本文用作数据统计的《述》，其电子版本下载自台湾文献丛刊第271种。其计数不包括标点符号、甲子纪年、文中小注之文及书末的野史氏之文，共计13338字。
《书》无电子版，虽屡遣萧少、余不二酋长搜刮海内，吊烤士庶而不得。不得已，其统计以行数为据、并包括标点符号。若逐字计，则不胜其烦，且皓首未必。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再反对科学了。《书》共计447行，顺治十六年之前415行，占全书的92．841％。为与《述》统一比较，将顺治十六年之前的这部分内容独立出来，按100％计算。诸君若想知道分列的内容占全书的比例，请分别乘以92．841％即可。虽略有麻烦，但数学是科学，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告曰：统计标准例由球二世独断，然亦可朝议，纵有忌讳，概不罪之。为便诸君腹诽偶语，恭录御批《述》原稿于後。
数据显示，两书的前两部分内容、其于全书的分量甚大，均超过了86％。而这部分内容中，《述》保留于《书》的文字、平均为57．832％，尤其是第一部分、高达77．766％。若再将《述》和《书》看作是顾山贞和费密各自独立的著作，则相互间地参考和引用、已经大大超出了正常的范畴。可以这样认为，《书》复制了《述》。
但如果我们不固执于先入为主的陈见，而把两书看作是同一书不同阶段的产物，即《述》为《书》的前稿，对于两书的这种相似性，则将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
再对照费密的行状、将两书的篇幅结构进行综合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到另外一种解释。
乙酉夏，二十一岁的费密参与组织义军、进入什邡县高定关保民自守，以抗拒张献忠的大西军。丙戌秋，杨展和曹勋率领明军收复成都後，义军解散，费密远走云南并逗留了约一年的时间，因其父费经虞时任昆明知县。丁亥，费氏一家回到四川，由于战乱，不能归居新繁故里，乃迁徙于建昌、黎、雅一带。其间，费密曾为凹者蛮所掳，于戊子年赎归之後，便参加了杨展的军队，主要跟随杨展之子杨璟新从事屯田，驻扎在峨眉。己丑秋，杨展被李乾德、武大定、袁韬合谋杀害于犍为，杨璟新兴兵复仇而战败，费密随其残军屯垦于瓦屋山一带。庚寅，为武大定所追杀，费密被俘，而走投无路的杨璟新则往保宁投降了清军。之後，费密以计逃脱，并于辛卯四月回到了新繁老家。此时的川西，荒凉无人，且属武、袁的势力范围，于是于次年三月，举家逃入陕西，在沔县居住了六年。戊戌春，又携家至扬州，最後老死于此。
甲申年以前，费密还是一个少年，其关于张献忠、李自成、摇黄的记事，应主要得自于父老的传述。因不是亲历，这些传述材料被费密看作是一种基本的史实，故而在《述》已经形成的文字被《书》大部分地保留了下来，改动较少，这比较容易理解。但从《书》对行文顺序的大量调整可以看出，费密试图使这类材料的编排，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甲申至顺治六年间的记事，两书的篇幅最大。因为在这段时间里，费密曾是一名战士，披坚执锐，投身于救国保民的战斗；也曾是一个难民，奉父携母而流离奔波；最後因内部纷争而军覆身残。其身历多、亲见广、消息面宽，第一手材料丰富，故而书的篇幅也最大。对于《述》有而《书》无的这部分文字，经过仔细对比，是将一些类似于传闻和一些作者认为不合适的事件，作了完整地删节，而不是零星地修改。可以逆知，是作者对材料进行最终剪裁的一种态度。
关于顺治七年至九年间的内容，两书所记俱偏简，是比较令人费解的。因为在这个时段，费密尚未出川，而四川发生的事也不少，是否另有隐情，我认为是最值得深入探索的。但仍可以看到，《述》所记史事，《书》均予以保留，只是更加详细而已。
顺治十年之後的事，费密已离开了四川，其所记之事均应得自传闻。故两书对于史实取舍的差异较大，显然是受到材料来源的制约而不断进行的改动。
总观两书，篇幅的多少在四个时间段的分布大致相同，即书结构相似；史事的记录，在前三个时段，《述》所有的，《书》大部分也有，即史料的选择趋同；而文字的一致性，则在前两个时段显得十分突出。因此，两书的因承关系是明显。如果认为《书》抄袭于《述》，那只有一种解释，这就是，当时一个在四川的江南松江人顾山贞、在战乱中所见所闻之事，与一个身历战乱的四川新繁人费密的所见所闻之事几乎相同。後来顾山贞回到了松江，并写了《述》，与此同时，费密漂流并寓居于扬州，得到了《述》的稿本，于是抄袭，并进行续写。这应该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与其认同这种小概率，不如认为《述》与《书》的作者为同一个人，要么是顾山贞，要么是费密。费密既有此经历，也有著书的能力，其一生著述多达三十余种，抄袭的理由不充分。再以当时的政治气氛而言，窃占这样一部私史为己有，沽祸的风险远远大于沽名的得益，抄袭的理由显然也不充分。我认为，费密是作者的可能性更大，顾山贞只是《书》的前稿、即《述》的传抄者和保藏者。
2．《书》的写作和修改的稿次
《书》的完成，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关于初稿，费密写作的时间，应在顺治十五年至顺治十八年之间。顺治十五年春，费密奉父母妻室从陕西沔县寓居于扬州，其正式写作当在此之後。据费锡琮跋二所言：“初属草时，值乌程难作，不遑终其卷帙。”庄廷鑨明史案发生于顺治十八年，起因是查继佐等三人以擅列己名参校为不实而自首于官府，但案件此时尚未受到重视。至康熙元年，吴之荣上控于京，其案始大。康熙二年结案，以至杀了数十人。这对当时热衷于私修明史的文人，无疑是一个严厉的警示，故书稿未写完便因此而中辍，其时间应在康熙元年之前。
但费密完成此书的愿望是迫近的，便有梦见高巾方幅之士给予鼓励之说，于是继续该书的写作。梦境的借口，是一种甘冒杀身之祸的侥幸态度，也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康熙四年，“当诏修明史时，《荒书》削稿未成”。④写于康熙八年二月的自序言：“一旦诏修明史，庙堂燕许诸名卿、苟刺取当年蜀山遗事，则是编或亦所不废也与。”可见此时书稿已基本完成，且有意于官修明史的采集。自序中还说：“历代野史稗官足备正史取材，而密荒书所由作也。”则此时已定名为《荒书》了。这是第二稿。其记事至于康三年事，即李来亨自焚，费密以此作为明季蜀乱的终结点。
到了康熙十八年，清政府再次大规模修明史时，费密“乃裒旧稿，重为塗乙。”似乎准备进书于史馆，但终究没有拿出去。所谓“重为塗乙”，大概是因为要公诸于世，作了的润色；也许是为了避祸，对严重的违碍之处的进行了整理。如《述》中称南明为“帝”为“诏”者，在《书》中均直接删除，致使四川官员的被任命，是弘光或隆武变得不明确，而在《述》是清楚的。这是第三稿。
④康熙一代，有两次大规模的诏修明史，一在四年，一在十八年。费锡琮跋一所言诏修明史，当在四年，因为费密刚恢复对该书的续写，尚未完成。
费密死于康熙四十年，年七十七岁。其生前或许对《书》仍有修改增删之举，但并终究无力刊刻此书。到了康熙五十五年，费锡琮、费锡璜兄弟进行了校补，并在之後作了重录。⑤
⑤ 现行《书》中存有史照的序文一篇和费锡琮的跋文两篇，跋一作于康熙五十五年，史序作于康熙六十年，跋二为重录後所作，不记年月，当在其间。跋二最后说“至今藏于茅栏风雨之下，败匮蔽笥之中。长男锡琮重录又记。”可知在费密死後的约二十年的时间里，在其寓居的江南一带，《书》并没有被刊刻过。
琮、璜的校补，其文现存九条，其中六条为补充费密事迹，一条解释治院，一条辩正张献忠死亡日期，一条补充西山十三家之名目。与其说是校补，无宁说是对违碍文字再此作了更为彻底地清理。因为在康熙五十三年三月，戴名世因《南山集》中使用永曆年号的所谓大逆而被杀，琮、璜既要保存乃父的著者，又要避免祸患，所谓“校补”，是不得已之举。现书中凡“清”俱改作“大清”，且多有文理欠通处，应该是这次“校补”留下的痕迹。这是第四稿。
费锡琮雍正三年死在了开封，他的书籍寄存于前知府张某处。雍正五年，费锡璜之子费藻归籍回川时，专程至张某处取回这些书籍，其中就有《书》。因多有朽蠹，于是在雍正五年重新进行了缮写。在四川流传的《书》，就是这个本子的转钞。今本《书》的定型，就是费藻在雍正五年完成的，书前所题“成都费密编次，男锡琮、璜校补，孙藻敬录”，表明了费氏三代人对此书编写和整理的过程。这是第五稿。之後，《书》再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改动了。
如果说《述》是《书》的前稿，根据上述关于《书》的写作和修改的稿次线索，则应该是因庄廷鑨明史案发而中辍的第一稿，因为其所记之史事没有超越顺治之年。
据此，我们还可以解释关于第四时段中，在《述》有较多的记录吴三桂的事，而在《书》就很少的疑问。因为在康熙十二年之前，吴尚显赫，述其灭明事，有彰其为逆臣之嫌；康熙十二年之後，吴已反清，述其灭明事，则有显其为功臣之嫌。因此，无论就第二稿或第三稿的写作时间而言，吴事的保留俱为两难，删去这些文字，是不得已的选择。
3．《述》与《书》的独立流传
据琮跋二记载，费密第三稿改成後，发生了两件事：其一，曹溶据其所闻，认为吴继善死于张献忠攻陷成都之难，而《书》不表彰其事，以此质问。其二，沈荀蔚借观《书》稿，未经允许即抄录使用。于是费密告诫其子“但藏吾书，勿以示人耳。”这之後，纵便当世名公如徐乾学欲借观《书》稿而不能得，其中的原因或许是复杂的，我们不便揣测。但由此可知，续写完成後的《书》的稿本，最後被其孙费藻带回了四川，并没有在费密寓居过的江南一带流传，而在江南一带流传的就只有第一稿的《述》了。
3．1．蜀地流传
《书》的琮、璜校补本被费藻带回四川新繁老家后，流传其实并不广泛，因为有清一代，《书》并为在蜀地刊刻过。但就现有的资料来看，稿本的流传还是有一二线索可寻的，也曾为後来的史学家所引用。
彭遵泗写成于乾隆十年的《蜀碧》，其书前附录《征实》中所列书目即有《书》。⑥但我们发现，《蜀碧》中没有采用《书》的证据，且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与《书》完全不同。所以我怀疑，《征实》或许是後人所增加，不是彭氏原稿所有。虽然从时间上看，费藻于雍正十年中举，彭遵泗为雍正十三年乡试解元，⑦二人是有交往的机会的。或者在费藻生前，遵照其祖父费密之意，未将稿本示人，故与藻同时之人，反而不能见到《荒书》了。但後来《蜀碧》的整理者见到过《荒书》、却是事实。
成书于嘉庆二十年的《四川通志·艺文志》中、有《书》的记载，为四卷。唐鸿学认为四卷的说法有误，怀疑是未见原书的缘故。但也未必然，传钞过程中的卷数分合不足为奇，唐氏所得杨氏旧钞本即为两卷本。
道光间刊刻的孙錤的《蜀破镜》及咸封四年刘景伯写成的《蜀龟鉴》，都有采用《书》之处，并以此改正了《蜀碧》之误。值得注意的是，《蜀破镜》的小注中有一条引用琮跋二的文字，经对比，这些引文与现行本《书》相同。
《蜀破镜》和《蜀龟鉴》两书中，没有发现《述》有而《书》无的文字出现，也就是说，孙錤等人所见到的《书》，是费藻带回四川的琮、璜校补本。
⑥巴蜀书社02年4月版《张献忠剿四川实录》八种合刊，《蜀碧》正文前的《征实》列书25种，《荒书》是其中之一。北京古籍出版社02年9月版《蜀碧》三种合刊，无《征实》。两书附录之文，出入甚大，可互为补充。但俱无版本来源的说明，不能确知《征实》为彭氏原有，抑或後人补注时所加，存疑待考。
⑦巴蜀书社84年影印的嘉庆二十年《四川通志·选举志七·举人四》中有费、彭二人题名。
3．2．江南流传
就目前所知，江南一带可以见到两种书采用了《述》的文字。
华亭朱溶所著《忠义录》，成书于康熙二十四年前後，⑧其卷三涉蜀事者如《陈士奇、龙文光、马乾传》、《王锡传》、《李乾德、杨展传》、《王祥传》，文字与记事，常有与《述》相同或雷同之处。其中《书》删而《述》存者，如定远解米昭化之役、杨展求张献忠沉银之传奇、李乾德之弟巽德赴水殉节之事等，可见与《述》同源。朱溶的行迹，其《自叙》言“涉江、逾淮、浮济、渡大河、观乎京师、历边徼”，主要是在北方，并没有到过四川的记录。而《述》稿初成于顺治末年，且已有抄录本流出，所以《忠义录》参考《述》的可能性更大。
娄东梅村野史所著《鹿樵纪闻》，⑨关于蜀事之文的《献忠屠蜀》、《川中诸将》两篇，与《述》的文字完全相同之处比比皆是，尤其是《述》有《书》无的类于传闻之事被大量引用。而大端史事，亦显见其为综理《述》而成，且不出《述》所记的范围。
总而言之，蜀人所引，从藻本出；江南人所引，从顾本出，形成两个独立的引用体系，这与《书》和《述》特殊的流传情形是相符合的。同一书的两个不同阶段的稿本，因为在不同的地域独立地流传，才使得人们将《书》和《述》看成是费密和顾山贞各自独立完成的著作。而《述》为《书》的前稿这一事实，反而变得扑朔迷离了。
⑧《忠义录》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06年11版高洪钧编《明清遗书五种》。据叶闇叙：“……久之成帙，洎今得若干卷，名曰《忠义录》。乙丑秋，与余遇杭州，请署其首。” 乙丑，即康熙二十四年，书或已草成。毛奇龄康熙二十五年仲冬叙是书于杭州，曰：“（毛）间尝厠史馆，编篡前代史文。奉天子明命，无嫌无忌，因得远丐先生所为书，为之蓝本。……而煌煌国史，业经采择，则千秋已定，而先生犹兢兢慎之。出其稿相示，先後检覈，一篇之中，兼行并窜，甚或塗乙至溢幅者。”则此时作者对其书稿还在修改。
⑨《鹿樵纪闻》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05年12月版于浩辑《明清史料丛书八种》中所影印的乐天居士辑《痛史》本。书署名吴伟业著。
3．3．稿本流传图
关于《书》的写作和流传，我们可大致理麻而成线索。当然，由于掌握的材料所限，其间顺序不尽妥当，尚有待补充。⑩
四川线索：
1．初稿：未完稿，即《述》。写于顺治十五年至十八年，记事至于顺治十六年。
2．二稿：续写成于康熙八年，记事至于康熙三年。
3．三稿：改成于康熙十八年。
4．琮璜校补本：重录于康熙五十五年至六十年间。
5．藻录本：雍正五年重抄于四川。
5．1．嘉庆《四川通志》载四卷本。
彭遵泗《蜀碧》，後人增《征实》中列《书》名；
孙錤《蜀破镜》引用；
刘景伯《蜀龟鉴》引用。
5．2．清钞本：
新繁严渭春藏钞本；
新繁杨氏藏旧钞二卷本。
5．3．民国九年大关唐鸿学刻本：以严藏钞本与杨藏钞本校刊。
江南线索：
1．初稿：未完稿，即《述》。写于顺治十五年至十八年，记事至于顺治十六年。
2．顾山贞抄本。
梅村野史《鹿樵纪闻》抄缀蜀事。
朱溶《忠义录》参考蜀事。
3．转抄顾抄本：作小注。
乐天居士辑《痛史》本。
⑩本拟做成树图，以一目了然。但机器不从人愿，只好弄成这样了。可见机器也有缺陷，不可重用。毛子曰：“成败之机，器耶？人也。”卓识远见，诚哉斯言。
4．置疑
4．1．顾山贞
顾山贞其人无考，要真正弄清楚他与《述》的关系，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是不够的。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假设：顾山贞为费密之友，费密曾将《书》的初稿即《述》给他看过，他便抄录了一个副本，并在抄录本上题上自己名字，以示该抄本之所属。其时间大约在顺治末年，即庄廷鑨明史案发生之初。随着时间的推移，明遗民逐渐消亡，加之乾隆之世文字狱的叠兴，顾抄的《述》稿便只能深秘不露了。很多年後，当顾抄本被发现时，抄录者顾山贞就被误认为作者了。①当然，就本文所述而言，推理多于证据，有疑事从有之嫌。并且关于顾氏与费氏的个人资料，也显得十分的不对称，这对于顾山贞其人是不够公平的。也许，将就这些理由，也可以说明是费氏因袭于顾氏，虽然证据仍然不充分。或者在同时期的文人集中，有蛛丝马迹可寻，唯有待于材料的发现。
①本文所据的痛史本，无底本来源的介绍，惟置疑于此。
4．2．书名
关于《述》，我认为是《书》初稿之名。甲申之年，费密方二十岁，《书》中所记崇祯年十六年之前的事，其父费经虞的口述，或许占很大分量。费经虞为崇祯年十二年举人，十六年官云南昆明知县。丙戌秋，费密尝入滇省父，并在那里居留了一年左右。在昆明时，费氏父子或许已就记叙蜀乱之事有所计划。故书稿以《客滇述》名，是不掩其父功的意思。
关于《书》，费密在康熙八年春二月的《自序》中说：“历代野史稗官足备正史取材，而密荒书所由作也。”即在费密完成第二稿之时，已易名为《荒书》了。《禹贡》以距京城二千五百里的地域为“荒服”，蜀地遥远，偏在一隅，与此相符。故所谓《荒书》，即记载蜀事之书。费密自序的笔法，也有模仿《禹贡》的痕迹，其书名的取意当在于此。
观《述》与《书》之名，《书》更能概括全书的内容。
4．3．《述》之小注
痛史本《述》中，有双行小字者，暂且名之为小注。
关于纪年，《述》奉明朔，以崇祯、弘光、隆武、永暦为序，并称崇祯为毅宗、弘光为赧帝。又如崇祯、永暦，元年书年号，之後但以二年三年续之，明显表示出遗民自居的情结。小注则在明年号前加注干支，其後加注清年号，并注出“清”，且清年号还附在“鲁监国”之後。可以逆知，加注干支是为了便于推算年数，附注“清”年号和“鲁监国”之类，只是为了对照史实。因此，作小注之人，也应该是遗民，且时间不会太晚，约在康熙前期。
虽然《书》也采用干支纪年，我以为是琮、璜校补时为避祸所改，应该不是《述》的原文，故作统计时，并不视为同文计入。
除纪年外，还另有小注15条，可大致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对原文的校正2条。祯年十年：巡抚王为章，小注作“一名维。”《明史》及诸书亦作维，当是。祯年十七年：关于孙可望，小注作“原名旺，讹作望。”但蜀人诸记及沈荀蔚《蜀难叙略》均作望。
其二，对原文的解释5条。其中释地2条，释人3条。
其三，补充原文及录异闻8条。其称孙可望等惧怕张献忠杀戮而往云南降于永明王，完全不符合史实。而杨展被害细节则与《忠义录》近似，且文字更为生动文雅。我估计小注非顾山贞所加，而是後人转钞时所录入，其时间可能略晚，不排除曾见过《忠义录》。
4．4．《述》系年之误
在《述》中，关于杨展被害之事系于戊子年，显然是错误的，而《书》与《蜀乱》均系于己丑年。《蜀乱》的作者欧养直，其与费密曾同为杨展部属，关于杨展之死的记录，不应该有误。曾经因为这个原故，笔者对《述》为《书》的前稿一说而动摇。但仔细阅读痛史本的《述》，发现其每年之事，行文中有空格，我认为，其底本的原貌应为一事一条分记，痛史本在排版时予以了保留。古人写书，其草稿地增改、最常见的方式之一是附加小纸条并粘贴于原稿纸上，到誊清时再把纸条上的内容按序写成。《述》因事中辍，即是未完之稿，当然也不曾誊清。顾山贞在抄录时，把附加纸条上的事误系，应属情理之中。如果这个推断成立，则进一步证明了顾山贞不是《述》作者，而是抄者；也证明了顾山贞不是亲历之人。
除此之外，关于记事的系年，《述》误而《书》不误还有多处，其致误之由，当同杨展之事。
4．5．费《书》的见证人
费密在康熙八年的自序中说，因为书稿采用了前代地域区划之名，故“谈者以为不典”，可见是别人看後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琮跋一言 “闻者甚众，见者绝少”，虽言绝少，但亦说明当时曾有人见到过此书稿。
《蜀难叙略》的作者沈荀蔚就曾抄录并参考过《书》的内容，吕潜知道後，将此事告诉了费密，费密尝质问于沈。另外，曹溶也曾读过费密的书稿，并向费密质疑吴继善死难或降贼之事。②
②俱见琮跋二。
沈荀蔚，江南太仓人。甲申之难，其父华阳知县沈云祚被张献忠杀害，荀蔚方八岁，从此在蜀地漂泊，直到康熙四年才回到故里。以身历及见闻写成《蜀难叙略》一书，是有关明季蜀事的重要著者。
吕潜，四川遂宁人，吕大器之子。崇祯十六年进士，明亡後亦流寓江南吴兴、扬州一带，与费密过从甚密。同为遗民，又是同乡，于明季蜀事或亦多有商讨。
曹溶（1614～1685），嘉兴人，崇祯十年进士，官御史。明亡，入仕于清，康熙初归里，十九年以徐元文之荐与修明史。
据费锡琮两跋记载，当时知有此书而欲借观者有：徐乾学（1631～1694）、韩菼（1637～1704）、万斯同（1638～1702）、樊一衡之孙樊泽达等史官名士，可见费密当时写作《书》一事，知道的人是不在少数的。且费密作《书》的目的之一，也是供官修明史的采集。在江南文薮之地，以当时人抄袭当时人之书而不避当时之人，于情于理是说不通的。另一方面，在费密身前，《书》稿还未经过琮、璜的校补，理更应接近于《述》的原貌。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查不到任何关于费密抄袭顾山贞的私人记录，因为在文人当中，这样的事是会招来严厉批评的。
4．6．野史氏
《述》後有“野史氏曰”之文，综论蜀事。野史氏其人，在清初的明遗民中交往甚广，且甚为活跃，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其论史，除了《述》之外，尚见于《鹿樵纪闻》、《西南纪事》等书。汤斌等编《孙（奇逢）征君年谱》康熙三年载“先生故有《甲申大难录》一书，济宁州牧李为授梓。至是，严野史之禁，有老蠹见编内有野史氏字，以为此奇货可居，遂首大部，李被逮。”③孙书中的“野史氏”，或许也是此人。
《鹿樵纪闻》一书，原叙自署梅村野史，人多以为吴伟业，盖仅以梅村关联之。我比较赞同孙毓修在跋中所说的“所题梅村野史，当另是一人，非必定是骏公也。”④我甚至怀疑，“野史氏”即顾山贞，也即梅村野史，但也仅仅是怀疑而已。也许，通过考查野史氏其人，能够找到关于顾山贞的线索。
③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3年10月版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一书所转引。
④吴伟业（1609～1671），即生于万曆三十七年，卒于康熙十年。其曾为沈荀蔚所著的《蜀难叙略》一书作跋，沈既然见到并参考过费密的书稿，则吴也有可能。且吴并未到过四川，即使《鹿樵纪闻》为其所著，关于蜀事也应来源于他书。
(球溪河)
书后，今加不着撰人「蜀记」一卷，专记张献忠祸蜀事；记自甲申（崇祯十七年）六月，止丁亥（永历元年）正月。所记种种，多为第二六九种「蜀碧」一部分之所本。
明季蜀事置疑之一
《客滇述》为《荒书》前稿辨
献辞：
硬将此文塞给尊敬的余不乐、萧少英二位巨大的酋长脚下，以报复其万恶地催促和无私地支持。
目录
1．计量分析
2．《书》的写作和修改的稿次
3．《述》与《书》的独立流传
4．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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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明史的研究中，尤其是关于张献忠大西军在四川活动的史实方面，《客滇述》和《荒书》长期被当作两种不同的材料加以使用，其影响甚为广泛。①但通过对两书的对比，笔者认为，《述》与《书》是同一部书，《述》是《书》的前稿，其作者为费密。
①《客滇述》，以下简称《述》，无特别注明者，均采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05年12月版于浩辑《明清史料丛书八种》中所影印的乐天居士辑《痛史》本。《荒书》，以下简称《书》，无特别注明者，均采用浙江人民出版社83年10月版《明末清初史料选刊》两种合刊本，谢伏琛点校。
1．计量分析
《述》始于崇祯元年而终于顺治十六年，其中崇祯八、九、十五年及顺治十一、十二年阙，实际为二十七年之事。②《书》始于崇祯三年而终于康熙三年，其中崇祯四年无记，而崇祯二年之事件则在文中倒叙，共计三十六年，较《述》多出九年，并延展五年。很明显，是《述》写于前而《书》成于後。
通读两书，不难发现，《述》有大量的文字与《书》相同或相似。换言之，《书》保留了《述》的这部分文字。为了说明问题，将两书相同或相似的文字进行定量统计，以呈现其因袭关系，是一种较为客观的方式。也为了便于与费密的行状相对照，在进行计量分析时、将文本分为四个时段结构。③
⑴．崇祯十六年之前：《述》计2919字，占全书的21．885％。《书》计126行，占顺治十六年之前的30．361％。《述》被保留的文字2270字，比例为该部分文字的77．766％。
⑵．甲申年至顺治六年：《述》计8668字，占全书的64．987％。《书》计232行，占顺治十六年之前的55．904％。《述》被保留的文字4431字，比例为该部分文字的51．119％。
⑶．顺治七年至顺治九年：《述》计553字，占全书的4．146％。《书》计33．5行，占顺治十六年之前的8．072％。《述》被保留的文字38字，比例为该部分文字的6．872％。
⑷．顺治十年至顺治十六年：《述》计1198字，占全书的8．982％。《书》计23．5行，占顺治十五年之前的5．663％。《述》被保留的文字24字，比例为该部分的文字2．003％。
②《述》的纪年虽止于顺治十五年戊戌，但所记则有顺治十六年己亥的史事，应是抄录者系年之误。
③本文用作数据统计的《述》，其电子版本下载自台湾文献丛刊第271种。其计数不包括标点符号、甲子纪年、文中小注之文及书末的野史氏之文，共计13338字。
《书》无电子版，虽屡遣萧少、余不二酋长搜刮海内，吊烤士庶而不得。不得已，其统计以行数为据、并包括标点符号。若逐字计，则不胜其烦，且皓首未必。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再反对科学了。《书》共计447行，顺治十六年之前415行，占全书的92．841％。为与《述》统一比较，将顺治十六年之前的这部分内容独立出来，按100％计算。诸君若想知道分列的内容占全书的比例，请分别乘以92．841％即可。虽略有麻烦，但数学是科学，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告曰：统计标准例由球二世独断，然亦可朝议，纵有忌讳，概不罪之。为便诸君腹诽偶语，恭录御批《述》原稿于後。
数据显示，两书的前两部分内容、其于全书的分量甚大，均超过了86％。而这部分内容中，《述》保留于《书》的文字、平均为57．832％，尤其是第一部分、高达77．766％。若再将《述》和《书》看作是顾山贞和费密各自独立的著作，则相互间地参考和引用、已经大大超出了正常的范畴。可以这样认为，《书》复制了《述》。
但如果我们不固执于先入为主的陈见，而把两书看作是同一书不同阶段的产物，即《述》为《书》的前稿，对于两书的这种相似性，则将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
再对照费密的行状、将两书的篇幅结构进行综合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到另外一种解释。
乙酉夏，二十一岁的费密参与组织义军、进入什邡县高定关保民自守，以抗拒张献忠的大西军。丙戌秋，杨展和曹勋率领明军收复成都後，义军解散，费密远走云南并逗留了约一年的时间，因其父费经虞时任昆明知县。丁亥，费氏一家回到四川，由于战乱，不能归居新繁故里，乃迁徙于建昌、黎、雅一带。其间，费密曾为凹者蛮所掳，于戊子年赎归之後，便参加了杨展的军队，主要跟随杨展之子杨璟新从事屯田，驻扎在峨眉。己丑秋，杨展被李乾德、武大定、袁韬合谋杀害于犍为，杨璟新兴兵复仇而战败，费密随其残军屯垦于瓦屋山一带。庚寅，为武大定所追杀，费密被俘，而走投无路的杨璟新则往保宁投降了清军。之後，费密以计逃脱，并于辛卯四月回到了新繁老家。此时的川西，荒凉无人，且属武、袁的势力范围，于是于次年三月，举家逃入陕西，在沔县居住了六年。戊戌春，又携家至扬州，最後老死于此。
甲申年以前，费密还是一个少年，其关于张献忠、李自成、摇黄的记事，应主要得自于父老的传述。因不是亲历，这些传述材料被费密看作是一种基本的史实，故而在《述》已经形成的文字被《书》大部分地保留了下来，改动较少，这比较容易理解。但从《书》对行文顺序的大量调整可以看出，费密试图使这类材料的编排，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甲申至顺治六年间的记事，两书的篇幅最大。因为在这段时间里，费密曾是一名战士，披坚执锐，投身于救国保民的战斗；也曾是一个难民，奉父携母而流离奔波；最後因内部纷争而军覆身残。其身历多、亲见广、消息面宽，第一手材料丰富，故而书的篇幅也最大。对于《述》有而《书》无的这部分文字，经过仔细对比，是将一些类似于传闻和一些作者认为不合适的事件，作了完整地删节，而不是零星地修改。可以逆知，是作者对材料进行最终剪裁的一种态度。
关于顺治七年至九年间的内容，两书所记俱偏简，是比较令人费解的。因为在这个时段，费密尚未出川，而四川发生的事也不少，是否另有隐情，我认为是最值得深入探索的。但仍可以看到，《述》所记史事，《书》均予以保留，只是更加详细而已。
顺治十年之後的事，费密已离开了四川，其所记之事均应得自传闻。故两书对于史实取舍的差异较大，显然是受到材料来源的制约而不断进行的改动。
总观两书，篇幅的多少在四个时间段的分布大致相同，即书结构相似；史事的记录，在前三个时段，《述》所有的，《书》大部分也有，即史料的选择趋同；而文字的一致性，则在前两个时段显得十分突出。因此，两书的因承关系是明显。如果认为《书》抄袭于《述》，那只有一种解释，这就是，当时一个在四川的江南松江人顾山贞、在战乱中所见所闻之事，与一个身历战乱的四川新繁人费密的所见所闻之事几乎相同。後来顾山贞回到了松江，并写了《述》，与此同时，费密漂流并寓居于扬州，得到了《述》的稿本，于是抄袭，并进行续写。这应该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与其认同这种小概率，不如认为《述》与《书》的作者为同一个人，要么是顾山贞，要么是费密。费密既有此经历，也有著书的能力，其一生著述多达三十余种，抄袭的理由不充分。再以当时的政治气氛而言，窃占这样一部私史为己有，沽祸的风险远远大于沽名的得益，抄袭的理由显然也不充分。我认为，费密是作者的可能性更大，顾山贞只是《书》的前稿、即《述》的传抄者和保藏者。
2．《书》的写作和修改的稿次
《书》的完成，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关于初稿，费密写作的时间，应在顺治十五年至顺治十八年之间。顺治十五年春，费密奉父母妻室从陕西沔县寓居于扬州，其正式写作当在此之後。据费锡琮跋二所言：“初属草时，值乌程难作，不遑终其卷帙。”庄廷鑨明史案发生于顺治十八年，起因是查继佐等三人以擅列己名参校为不实而自首于官府，但案件此时尚未受到重视。至康熙元年，吴之荣上控于京，其案始大。康熙二年结案，以至杀了数十人。这对当时热衷于私修明史的文人，无疑是一个严厉的警示，故书稿未写完便因此而中辍，其时间应在康熙元年之前。
但费密完成此书的愿望是迫近的，便有梦见高巾方幅之士给予鼓励之说，于是继续该书的写作。梦境的借口，是一种甘冒杀身之祸的侥幸态度，也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康熙四年，“当诏修明史时，《荒书》削稿未成”。④写于康熙八年二月的自序言：“一旦诏修明史，庙堂燕许诸名卿、苟刺取当年蜀山遗事，则是编或亦所不废也与。”可见此时书稿已基本完成，且有意于官修明史的采集。自序中还说：“历代野史稗官足备正史取材，而密荒书所由作也。”则此时已定名为《荒书》了。这是第二稿。其记事至于康三年事，即李来亨自焚，费密以此作为明季蜀乱的终结点。
到了康熙十八年，清政府再次大规模修明史时，费密“乃裒旧稿，重为塗乙。”似乎准备进书于史馆，但终究没有拿出去。所谓“重为塗乙”，大概是因为要公诸于世，作了的润色；也许是为了避祸，对严重的违碍之处的进行了整理。如《述》中称南明为“帝”为“诏”者，在《书》中均直接删除，致使四川官员的被任命，是弘光或隆武变得不明确，而在《述》是清楚的。这是第三稿。
④康熙一代，有两次大规模的诏修明史，一在四年，一在十八年。费锡琮跋一所言诏修明史，当在四年，因为费密刚恢复对该书的续写，尚未完成。
费密死于康熙四十年，年七十七岁。其生前或许对《书》仍有修改增删之举，但并终究无力刊刻此书。到了康熙五十五年，费锡琮、费锡璜兄弟进行了校补，并在之後作了重录。⑤
⑤ 现行《书》中存有史照的序文一篇和费锡琮的跋文两篇，跋一作于康熙五十五年，史序作于康熙六十年，跋二为重录後所作，不记年月，当在其间。跋二最后说“至今藏于茅栏风雨之下，败匮蔽笥之中。长男锡琮重录又记。”可知在费密死後的约二十年的时间里，在其寓居的江南一带，《书》并没有被刊刻过。
琮、璜的校补，其文现存九条，其中六条为补充费密事迹，一条解释治院，一条辩正张献忠死亡日期，一条补充西山十三家之名目。与其说是校补，无宁说是对违碍文字再此作了更为彻底地清理。因为在康熙五十三年三月，戴名世因《南山集》中使用永曆年号的所谓大逆而被杀，琮、璜既要保存乃父的著者，又要避免祸患，所谓“校补”，是不得已之举。现书中凡“清”俱改作“大清”，且多有文理欠通处，应该是这次“校补”留下的痕迹。这是第四稿。
费锡琮雍正三年死在了开封，他的书籍寄存于前知府张某处。雍正五年，费锡璜之子费藻归籍回川时，专程至张某处取回这些书籍，其中就有《书》。因多有朽蠹，于是在雍正五年重新进行了缮写。在四川流传的《书》，就是这个本子的转钞。今本《书》的定型，就是费藻在雍正五年完成的，书前所题“成都费密编次，男锡琮、璜校补，孙藻敬录”，表明了费氏三代人对此书编写和整理的过程。这是第五稿。之後，《书》再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改动了。
如果说《述》是《书》的前稿，根据上述关于《书》的写作和修改的稿次线索，则应该是因庄廷鑨明史案发而中辍的第一稿，因为其所记之史事没有超越顺治之年。
据此，我们还可以解释关于第四时段中，在《述》有较多的记录吴三桂的事，而在《书》就很少的疑问。因为在康熙十二年之前，吴尚显赫，述其灭明事，有彰其为逆臣之嫌；康熙十二年之後，吴已反清，述其灭明事，则有显其为功臣之嫌。因此，无论就第二稿或第三稿的写作时间而言，吴事的保留俱为两难，删去这些文字，是不得已的选择。
3．《述》与《书》的独立流传
据琮跋二记载，费密第三稿改成後，发生了两件事：其一，曹溶据其所闻，认为吴继善死于张献忠攻陷成都之难，而《书》不表彰其事，以此质问。其二，沈荀蔚借观《书》稿，未经允许即抄录使用。于是费密告诫其子“但藏吾书，勿以示人耳。”这之後，纵便当世名公如徐乾学欲借观《书》稿而不能得，其中的原因或许是复杂的，我们不便揣测。但由此可知，续写完成後的《书》的稿本，最後被其孙费藻带回了四川，并没有在费密寓居过的江南一带流传，而在江南一带流传的就只有第一稿的《述》了。
3．1．蜀地流传
《书》的琮、璜校补本被费藻带回四川新繁老家后，流传其实并不广泛，因为有清一代，《书》并为在蜀地刊刻过。但就现有的资料来看，稿本的流传还是有一二线索可寻的，也曾为後来的史学家所引用。
彭遵泗写成于乾隆十年的《蜀碧》，其书前附录《征实》中所列书目即有《书》。⑥但我们发现，《蜀碧》中没有采用《书》的证据，且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与《书》完全不同。所以我怀疑，《征实》或许是後人所增加，不是彭氏原稿所有。虽然从时间上看，费藻于雍正十年中举，彭遵泗为雍正十三年乡试解元，⑦二人是有交往的机会的。或者在费藻生前，遵照其祖父费密之意，未将稿本示人，故与藻同时之人，反而不能见到《荒书》了。但後来《蜀碧》的整理者见到过《荒书》、却是事实。
成书于嘉庆二十年的《四川通志·艺文志》中、有《书》的记载，为四卷。唐鸿学认为四卷的说法有误，怀疑是未见原书的缘故。但也未必然，传钞过程中的卷数分合不足为奇，唐氏所得杨氏旧钞本即为两卷本。
道光间刊刻的孙錤的《蜀破镜》及咸封四年刘景伯写成的《蜀龟鉴》，都有采用《书》之处，并以此改正了《蜀碧》之误。值得注意的是，《蜀破镜》的小注中有一条引用琮跋二的文字，经对比，这些引文与现行本《书》相同。
《蜀破镜》和《蜀龟鉴》两书中，没有发现《述》有而《书》无的文字出现，也就是说，孙錤等人所见到的《书》，是费藻带回四川的琮、璜校补本。
⑥巴蜀书社02年4月版《张献忠剿四川实录》八种合刊，《蜀碧》正文前的《征实》列书25种，《荒书》是其中之一。北京古籍出版社02年9月版《蜀碧》三种合刊，无《征实》。两书附录之文，出入甚大，可互为补充。但俱无版本来源的说明，不能确知《征实》为彭氏原有，抑或後人补注时所加，存疑待考。
⑦巴蜀书社84年影印的嘉庆二十年《四川通志·选举志七·举人四》中有费、彭二人题名。
3．2．江南流传
就目前所知，江南一带可以见到两种书采用了《述》的文字。
华亭朱溶所著《忠义录》，成书于康熙二十四年前後，⑧其卷三涉蜀事者如《陈士奇、龙文光、马乾传》、《王锡传》、《李乾德、杨展传》、《王祥传》，文字与记事，常有与《述》相同或雷同之处。其中《书》删而《述》存者，如定远解米昭化之役、杨展求张献忠沉银之传奇、李乾德之弟巽德赴水殉节之事等，可见与《述》同源。朱溶的行迹，其《自叙》言“涉江、逾淮、浮济、渡大河、观乎京师、历边徼”，主要是在北方，并没有到过四川的记录。而《述》稿初成于顺治末年，且已有抄录本流出，所以《忠义录》参考《述》的可能性更大。
娄东梅村野史所著《鹿樵纪闻》，⑨关于蜀事之文的《献忠屠蜀》、《川中诸将》两篇，与《述》的文字完全相同之处比比皆是，尤其是《述》有《书》无的类于传闻之事被大量引用。而大端史事，亦显见其为综理《述》而成，且不出《述》所记的范围。
总而言之，蜀人所引，从藻本出；江南人所引，从顾本出，形成两个独立的引用体系，这与《书》和《述》特殊的流传情形是相符合的。同一书的两个不同阶段的稿本，因为在不同的地域独立地流传，才使得人们将《书》和《述》看成是费密和顾山贞各自独立完成的著作。而《述》为《书》的前稿这一事实，反而变得扑朔迷离了。
⑧《忠义录》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06年11版高洪钧编《明清遗书五种》。据叶闇叙：“……久之成帙，洎今得若干卷，名曰《忠义录》。乙丑秋，与余遇杭州，请署其首。” 乙丑，即康熙二十四年，书或已草成。毛奇龄康熙二十五年仲冬叙是书于杭州，曰：“（毛）间尝厠史馆，编篡前代史文。奉天子明命，无嫌无忌，因得远丐先生所为书，为之蓝本。……而煌煌国史，业经采择，则千秋已定，而先生犹兢兢慎之。出其稿相示，先後检覈，一篇之中，兼行并窜，甚或塗乙至溢幅者。”则此时作者对其书稿还在修改。
⑨《鹿樵纪闻》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05年12月版于浩辑《明清史料丛书八种》中所影印的乐天居士辑《痛史》本。书署名吴伟业著。
3．3．稿本流传图
关于《书》的写作和流传，我们可大致理麻而成线索。当然，由于掌握的材料所限，其间顺序不尽妥当，尚有待补充。⑩
四川线索：
1．初稿：未完稿，即《述》。写于顺治十五年至十八年，记事至于顺治十六年。
2．二稿：续写成于康熙八年，记事至于康熙三年。
3．三稿：改成于康熙十八年。
4．琮璜校补本：重录于康熙五十五年至六十年间。
5．藻录本：雍正五年重抄于四川。
5．1．嘉庆《四川通志》载四卷本。
彭遵泗《蜀碧》，後人增《征实》中列《书》名；
孙錤《蜀破镜》引用；
刘景伯《蜀龟鉴》引用。
5．2．清钞本：
新繁严渭春藏钞本；
新繁杨氏藏旧钞二卷本。
5．3．民国九年大关唐鸿学刻本：以严藏钞本与杨藏钞本校刊。
江南线索：
1．初稿：未完稿，即《述》。写于顺治十五年至十八年，记事至于顺治十六年。
2．顾山贞抄本。
梅村野史《鹿樵纪闻》抄缀蜀事。
朱溶《忠义录》参考蜀事。
3．转抄顾抄本：作小注。
乐天居士辑《痛史》本。
⑩本拟做成树图，以一目了然。但机器不从人愿，只好弄成这样了。可见机器也有缺陷，不可重用。毛子曰：“成败之机，器耶？人也。”卓识远见，诚哉斯言。
4．置疑
4．1．顾山贞
顾山贞其人无考，要真正弄清楚他与《述》的关系，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是不够的。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假设：顾山贞为费密之友，费密曾将《书》的初稿即《述》给他看过，他便抄录了一个副本，并在抄录本上题上自己名字，以示该抄本之所属。其时间大约在顺治末年，即庄廷鑨明史案发生之初。随着时间的推移，明遗民逐渐消亡，加之乾隆之世文字狱的叠兴，顾抄的《述》稿便只能深秘不露了。很多年後，当顾抄本被发现时，抄录者顾山贞就被误认为作者了。①当然，就本文所述而言，推理多于证据，有疑事从有之嫌。并且关于顾氏与费氏的个人资料，也显得十分的不对称，这对于顾山贞其人是不够公平的。也许，将就这些理由，也可以说明是费氏因袭于顾氏，虽然证据仍然不充分。或者在同时期的文人集中，有蛛丝马迹可寻，唯有待于材料的发现。
①本文所据的痛史本，无底本来源的介绍，惟置疑于此。
4．2．书名
关于《述》，我认为是《书》初稿之名。甲申之年，费密方二十岁，《书》中所记崇祯年十六年之前的事，其父费经虞的口述，或许占很大分量。费经虞为崇祯年十二年举人，十六年官云南昆明知县。丙戌秋，费密尝入滇省父，并在那里居留了一年左右。在昆明时，费氏父子或许已就记叙蜀乱之事有所计划。故书稿以《客滇述》名，是不掩其父功的意思。
关于《书》，费密在康熙八年春二月的《自序》中说：“历代野史稗官足备正史取材，而密荒书所由作也。”即在费密完成第二稿之时，已易名为《荒书》了。《禹贡》以距京城二千五百里的地域为“荒服”，蜀地遥远，偏在一隅，与此相符。故所谓《荒书》，即记载蜀事之书。费密自序的笔法，也有模仿《禹贡》的痕迹，其书名的取意当在于此。
观《述》与《书》之名，《书》更能概括全书的内容。
4．3．《述》之小注
痛史本《述》中，有双行小字者，暂且名之为小注。
关于纪年，《述》奉明朔，以崇祯、弘光、隆武、永暦为序，并称崇祯为毅宗、弘光为赧帝。又如崇祯、永暦，元年书年号，之後但以二年三年续之，明显表示出遗民自居的情结。小注则在明年号前加注干支，其後加注清年号，并注出“清”，且清年号还附在“鲁监国”之後。可以逆知，加注干支是为了便于推算年数，附注“清”年号和“鲁监国”之类，只是为了对照史实。因此，作小注之人，也应该是遗民，且时间不会太晚，约在康熙前期。
虽然《书》也采用干支纪年，我以为是琮、璜校补时为避祸所改，应该不是《述》的原文，故作统计时，并不视为同文计入。
除纪年外，还另有小注15条，可大致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对原文的校正2条。祯年十年：巡抚王为章，小注作“一名维。”《明史》及诸书亦作维，当是。祯年十七年：关于孙可望，小注作“原名旺，讹作望。”但蜀人诸记及沈荀蔚《蜀难叙略》均作望。
其二，对原文的解释5条。其中释地2条，释人3条。
其三，补充原文及录异闻8条。其称孙可望等惧怕张献忠杀戮而往云南降于永明王，完全不符合史实。而杨展被害细节则与《忠义录》近似，且文字更为生动文雅。我估计小注非顾山贞所加，而是後人转钞时所录入，其时间可能略晚，不排除曾见过《忠义录》。
4．4．《述》系年之误
在《述》中，关于杨展被害之事系于戊子年，显然是错误的，而《书》与《蜀乱》均系于己丑年。《蜀乱》的作者欧养直，其与费密曾同为杨展部属，关于杨展之死的记录，不应该有误。曾经因为这个原故，笔者对《述》为《书》的前稿一说而动摇。但仔细阅读痛史本的《述》，发现其每年之事，行文中有空格，我认为，其底本的原貌应为一事一条分记，痛史本在排版时予以了保留。古人写书，其草稿地增改、最常见的方式之一是附加小纸条并粘贴于原稿纸上，到誊清时再把纸条上的内容按序写成。《述》因事中辍，即是未完之稿，当然也不曾誊清。顾山贞在抄录时，把附加纸条上的事误系，应属情理之中。如果这个推断成立，则进一步证明了顾山贞不是《述》作者，而是抄者；也证明了顾山贞不是亲历之人。
除此之外，关于记事的系年，《述》误而《书》不误还有多处，其致误之由，当同杨展之事。
4．5．费《书》的见证人
费密在康熙八年的自序中说，因为书稿采用了前代地域区划之名，故“谈者以为不典”，可见是别人看後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琮跋一言 “闻者甚众，见者绝少”，虽言绝少，但亦说明当时曾有人见到过此书稿。
《蜀难叙略》的作者沈荀蔚就曾抄录并参考过《书》的内容，吕潜知道後，将此事告诉了费密，费密尝质问于沈。另外，曹溶也曾读过费密的书稿，并向费密质疑吴继善死难或降贼之事。②
②俱见琮跋二。
沈荀蔚，江南太仓人。甲申之难，其父华阳知县沈云祚被张献忠杀害，荀蔚方八岁，从此在蜀地漂泊，直到康熙四年才回到故里。以身历及见闻写成《蜀难叙略》一书，是有关明季蜀事的重要著者。
吕潜，四川遂宁人，吕大器之子。崇祯十六年进士，明亡後亦流寓江南吴兴、扬州一带，与费密过从甚密。同为遗民，又是同乡，于明季蜀事或亦多有商讨。
曹溶（1614～1685），嘉兴人，崇祯十年进士，官御史。明亡，入仕于清，康熙初归里，十九年以徐元文之荐与修明史。
据费锡琮两跋记载，当时知有此书而欲借观者有：徐乾学（1631～1694）、韩菼（1637～1704）、万斯同（1638～1702）、樊一衡之孙樊泽达等史官名士，可见费密当时写作《书》一事，知道的人是不在少数的。且费密作《书》的目的之一，也是供官修明史的采集。在江南文薮之地，以当时人抄袭当时人之书而不避当时之人，于情于理是说不通的。另一方面，在费密身前，《书》稿还未经过琮、璜的校补，理更应接近于《述》的原貌。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查不到任何关于费密抄袭顾山贞的私人记录，因为在文人当中，这样的事是会招来严厉批评的。
4．6．野史氏
《述》後有“野史氏曰”之文，综论蜀事。野史氏其人，在清初的明遗民中交往甚广，且甚为活跃，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其论史，除了《述》之外，尚见于《鹿樵纪闻》、《西南纪事》等书。汤斌等编《孙（奇逢）征君年谱》康熙三年载“先生故有《甲申大难录》一书，济宁州牧李为授梓。至是，严野史之禁，有老蠹见编内有野史氏字，以为此奇货可居，遂首大部，李被逮。”③孙书中的“野史氏”，或许也是此人。
《鹿樵纪闻》一书，原叙自署梅村野史，人多以为吴伟业，盖仅以梅村关联之。我比较赞同孙毓修在跋中所说的“所题梅村野史，当另是一人，非必定是骏公也。”④我甚至怀疑，“野史氏”即顾山贞，也即梅村野史，但也仅仅是怀疑而已。也许，通过考查野史氏其人，能够找到关于顾山贞的线索。
③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3年10月版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一书所转引。
④吴伟业（1609～1671），即生于万曆三十七年，卒于康熙十年。其曾为沈荀蔚所著的《蜀难叙略》一书作跋，沈既然见到并参考过费密的书稿，则吴也有可能。且吴并未到过四川，即使《鹿樵纪闻》为其所著，关于蜀事也应来源于他书。
(球溪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