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一册五八面三四、八○○字）不分捲，雲間顧山貞撰；記明末川、貴之亂，起崇禎元年流寇之始，至永歷十二年清吳三桂進兵貴州止。捲首有小題曰「川、貴寇亂」（今略），所述重心未嘗在滇，當為順氏（仕履不詳）客滇時所作；或「客滇述」乃為全書，「川、貴寇亂」祇是其一部分而已。所述以明朔紀年（祟禎十七年起附註清歷），顧氏又為明之遺民無疑。書中對張獻忠及遺類之流毒、清兵之橫行以及地方武力曾英、王祥、李占春、楊展等之混戰，均直述無諱。
書後，今加不着撰人「蜀記」一捲，專記張獻忠禍蜀事；記自甲申（崇禎十七年）六月，止丁亥（永歷元年）正月。所記種種，多為第二六九種「蜀碧」一部分之所本。
明季蜀事置疑之一
《客滇述》為《荒書》前稿辨
獻辭：
硬將此文塞給尊敬的餘不樂、蕭少英二位巨大的酋長腳下，以報復其萬惡地催促和無私地支持。
目錄
1．計量分析
2．《書》的寫作和修改的稿次
3．《述》與《書》的獨立流傳
4．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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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明史的研究中，尤其是關於張獻忠大西軍在四川活動的史實方面，《客滇述》和《荒書》長期被當作兩種不同的材料加以使用，其影響甚為廣泛。①但通過對兩書的對比，筆者認為，《述》與《書》是同一部書，《述》是《書》的前稿，其作者為費密。
①《客滇述》，以下簡稱《述》，無特別註明者，均采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05年12月版於浩輯《明清史料叢書八種》中所影印的樂天居士輯《痛史》本。《荒書》，以下簡稱《書》，無特別註明者，均采用浙江人民出版社83年10月版《明末清初史料選刊》兩種合刊本，謝伏琛點校。
1．計量分析
《述》始於崇禎元年而終於順治十六年，其中崇禎八、九、十五年及順治十一、十二年闕，實際為二十七年之事。②《書》始於崇禎三年而終於康熙三年，其中崇禎四年無記，而崇禎二年之事件則在文中倒敘，共計三十六年，較《述》多出九年，並延展五年。很明顯，是《述》寫於前而《書》成於後。
通讀兩書，不難發現，《述》有大量的文字與《書》相同或相似。換言之，《書》保留了《述》的這部分文字。為了說明問題，將兩書相同或相似的文字進行定量統計，以呈現其因襲關係，是一種較為客觀的方式。也為了便於與費密的行狀相對照，在進行計量分析時、將文本分為四個時段結構。③
⑴．崇禎十六年之前：《述》計2919字，占全書的21．885％。《書》計126行，占順治十六年之前的30．361％。《述》被保留的文字2270字，比例為該部分文字的77．766％。
⑵．甲申年至順治六年：《述》計8668字，占全書的64．987％。《書》計232行，占順治十六年之前的55．904％。《述》被保留的文字4431字，比例為該部分文字的51．119％。
⑶．順治七年至順治九年：《述》計553字，占全書的4．146％。《書》計33．5行，占順治十六年之前的8．072％。《述》被保留的文字38字，比例為該部分文字的6．872％。
⑷．順治十年至順治十六年：《述》計1198字，占全書的8．982％。《書》計23．5行，占順治十五年之前的5．663％。《述》被保留的文字24字，比例為該部分的文字2．003％。
②《述》的紀年雖止於順治十五年戊戌，但所記則有順治十六年己亥的史事，應是抄錄者係年之誤。
③本文用作數據統計的《述》，其電子版本下載自臺灣文獻叢刊第271種。其計數不包括標點符號、甲子紀年、文中小註之文及書末的野史氏之文，共計13338字。
《書》無電子版，雖屢遣蕭少、餘不二酋長搜刮海內，吊烤士庶而不得。不得已，其統計以行數為據、並包括標點符號。若逐字計，則不勝其煩，且皓首未必。由此可見，我們不能再反對科學了。《書》共計447行，順治十六年之前415行，占全書的92．841％。為與《述》統一比較，將順治十六年之前的這部分內容獨立出來，按100％計算。諸君若想知道分列的內容占全書的比例，請分別乘以92．841％即可。雖略有麻煩，但數學是科學，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告曰：統計標準例由球二世獨斷，然亦可朝議，縱有忌諱，概不罪之。為便諸君腹誹偶語，恭錄禦批《述》原稿於後。
數據顯示，兩書的前兩部分內容、其於全書的分量甚大，均超過了86％。而這部分內容中，《述》保留於《書》的文字、平均為57．832％，尤其是第一部分、高達77．766％。若再將《述》和《書》看作是顧山貞和費密各自獨立的著作，則相互間地參考和引用、已經大大超出了正常的範疇。可以這樣認為，《書》復製了《述》。
但如果我們不固執於先入為主的陳見，而把兩書看作是同一書不同階段的産物，即《述》為《書》的前稿，對於兩書的這種相似性，則將不失為一種合理的解釋。
再對照費密的行狀、將兩書的篇幅結構進行綜合分析，我們還可以得到另外一種解釋。
乙酉夏，二十一歲的費密參與組織義軍、進入什邡縣高定關保民自守，以抗拒張獻忠的大西軍。丙戌秋，楊展和曹勳率領明軍收復成都後，義軍解散，費密遠走雲南並逗留了約一年的時間，因其父費經虞時任昆明知縣。丁亥，費氏一傢回到四川，由於戰亂，不能歸居新繁故裏，乃遷徙於建昌、黎、雅一帶。其間，費密曾為凹者蠻所擄，於戊子年贖歸之後，便參加了楊展的軍隊，主要跟隨楊展之子楊璟新從事屯田，駐紮在峨眉。己醜秋，楊展被李乾德、武大定、袁韜合謀殺害於犍為，楊璟新興兵復仇而戰敗，費密隨其殘軍屯墾於瓦屋山一帶。庚寅，為武大定所追殺，費密被俘，而走投無路的楊璟新則往保寧投降了清軍。之後，費密以計逃脫，並於辛卯四月回到了新繁老傢。此時的川西，荒涼無人，且屬武、袁的勢力範圍，於是於次年三月，舉傢逃入陝西，在沔縣居住了六年。戊戌春，又攜傢至揚州，最後老死於此。
甲申年以前，費密還是一個少年，其關於張獻忠、李自成、搖黃的記事，應主要得自於父老的傳述。因不是親歷，這些傳述材料被費密看作是一種基本的史實，故而在《述》已經形成的文字被《書》大部分地保留了下來，改動較少，這比較容易理解。但從《書》對行文順序的大量調整可以看出，費密試圖使這類材料的編排，更接近歷史的真實。
甲申至順治六年間的記事，兩書的篇幅最大。因為在這段時間裏，費密曾是一名戰士，披堅執銳，投身於救國保民的戰鬥；也曾是一個難民，奉父攜母而流離奔波；最後因內部紛爭而軍覆身殘。其身歷多、親見廣、消息面寬，第一手材料豐富，故而書的篇幅也最大。對於《述》有而《書》無的這部分文字，經過仔細對比，是將一些類似於傳聞和一些作者認為不合適的事件，作了完整地刪節，而不是零星地修改。可以逆知，是作者對材料進行最終剪裁的一種態度。
關於順治七年至九年間的內容，兩書所記俱偏簡，是比較令人費解的。因為在這個時段，費密尚未出川，而四川發生的事也不少，是否另有隱情，我認為是最值得深入探索的。但仍可以看到，《述》所記史事，《書》均予以保留，衹是更加詳細而已。
順治十年之後的事，費密已離開了四川，其所記之事均應得自傳聞。故兩書對於史實取捨的差異較大，顯然是受到材料來源的製約而不斷進行的改動。
總觀兩書，篇幅的多少在四個時間段的分佈大致相同，即書結構相似；史事的記錄，在前三個時段，《述》所有的，《書》大部分也有，即史料的選擇趨同；而文字的一致性，則在前兩個時段顯得十分突出。因此，兩書的因承關係是明顯。如果認為《書》抄襲於《述》，那衹有一種解釋，這就是，當時一個在四川的江南鬆江人顧山貞、在戰亂中所見所聞之事，與一個身歷戰亂的四川新繁人費密的所見所聞之事幾乎相同。後來顧山貞回到了鬆江，並寫了《述》，與此同時，費密漂流並寓居於揚州，得到了《述》的稿本，於是抄襲，並進行續寫。這應該是一個小概率的事件。與其認同這種小概率，不如認為《述》與《書》的作者為同一個人，要麽是顧山貞，要麽是費密。費密既有此經歷，也有著書的能力，其一生著述多達三十餘種，抄襲的理由不充分。再以當時的政治氣氛而言，竊占這樣一部私史為己有，沽禍的風險遠遠大於沽名的得益，抄襲的理由顯然也不充分。我認為，費密是作者的可能性更大，顧山貞衹是《書》的前稿、即《述》的傳抄者和保藏者。
2．《書》的寫作和修改的稿次
《書》的完成，有一個漫長而麯折的過程。
關於初稿，費密寫作的時間，應在順治十五年至順治十八年之間。順治十五年春，費密奉父母妻室從陝西沔縣寓居於揚州，其正式寫作當在此之後。據費錫琮跋二所言：“初屬草時，值烏程難作，不遑終其捲帙。”莊廷鑨明史案發生於順治十八年，起因是查繼佐等三人以擅列己名參校為不實而自首於官府，但案件此時尚未受到重視。至康熙元年，吳之榮上控於京，其案始大。康熙二年結案，以至殺了數十人。這對當時熱衷於私修明史的文人，無疑是一個嚴厲的警示，故書稿未寫完便因此而中輟，其時間應在康熙元年之前。
但費密完成此書的願望是迫近的，便有夢見高巾方幅之士給予鼓勵之說，於是繼續該書的寫作。夢境的藉口，是一種甘冒殺身之禍的僥幸態度，也是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康熙四年，“當詔修明史時，《荒書》削稿未成”。④寫於康熙八年二月的自序言：“一旦詔修明史，廟堂燕許諸名卿、苟刺取當年蜀山遺事，則是編或亦所不廢也與。”可見此時書稿已基本完成，且有意於官修明史的採集。自序中還說：“歷代野史稗官足備正史取材，而密荒書所由作也。”則此時已定名為《荒書》了。這是第二稿。其記事至於康三年事，即李來亨自焚，費密以此作為明季蜀亂的終結點。
到了康熙十八年，清政府再次大規模修明史時，費密“乃裒舊稿，重為塗乙。”似乎準備進書於史館，但終究沒有拿出去。所謂“重為塗乙”，大概是因為要公諸於世，作了的潤色；也許是為了避禍，對嚴重的違礙之處的進行了整理。如《述》中稱南明為“帝”為“詔”者，在《書》中均直接刪除，致使四川官員的被任命，是弘光或隆武變得不明確，而在《述》是清楚的。這是第三稿。
④康熙一代，有兩次大規模的詔修明史，一在四年，一在十八年。費錫琮跋一所言詔修明史，當在四年，因為費密剛恢復對該書的續寫，尚未完成。
費密死於康熙四十年，年七十七歲。其生前或許對《書》仍有修改增刪之舉，但並終究無力刊刻此書。到了康熙五十五年，費錫琮、費錫璜兄弟進行了校補，並在之後作了重錄。⑤
⑤ 現行《書》中存有史照的序文一篇和費錫琮的跋文兩篇，跋一作於康熙五十五年，史序作於康熙六十年，跋二為重錄後所作，不記年月，當在其間。跋二最後說“至今藏於茅欄風雨之下，敗匱蔽笥之中。長男錫琮重錄又記。”可知在費密死後的約二十年的時間裏，在其寓居的江南一帶，《書》並沒有被刊刻過。
琮、璜的校補，其文現存九條，其中六條為補充費密事跡，一條解釋治院，一條辯正張獻忠死亡日期，一條補充西山十三傢之名目。與其說是校補，無寧說是對違礙文字再此作了更為徹底地清理。因為在康熙五十三年三月，戴名世因《南山集》中使用永曆年號的所謂大逆而被殺，琮、璜既要保存乃父的著者，又要避免禍患，所謂“校補”，是不得已之舉。現書中凡“清”俱改作“大清”，且多有文理欠通處，應該是這次“校補”留下的痕跡。這是第四稿。
費錫琮雍正三年死在了開封，他的書籍寄存於前知府張某處。雍正五年，費錫璜之子費藻歸籍回川時，專程至張某處取回這些書籍，其中就有《書》。因多有朽蠹，於是在雍正五年重新進行了繕寫。在四川流傳的《書》，就是這個本子的轉鈔。今本《書》的定型，就是費藻在雍正五年完成的，書前所題“成都費密編次，男錫琮、璜校補，孫藻敬錄”，表明了費氏三代人對此書編寫和整理的過程。這是第五稿。之後，《書》再沒有了真正意義上的改動了。
如果說《述》是《書》的前稿，根據上述關於《書》的寫作和修改的稿次綫索，則應該是因莊廷鑨明史案發而中輟的第一稿，因為其所記之史事沒有超越順治之年。
據此，我們還可以解釋關於第四時段中，在《述》有較多的記錄吳三桂的事，而在《書》就很少的疑問。因為在康熙十二年之前，吳尚顯赫，述其滅明事，有彰其為逆臣之嫌；康熙十二年之後，吳已反清，述其滅明事，則有顯其為功臣之嫌。因此，無論就第二稿或第三稿的寫作時間而言，吳事的保留俱為兩難，刪去這些文字，是不得已的選擇。
3．《述》與《書》的獨立流傳
據琮跋二記載，費密第三稿改成後，發生了兩件事：其一，曹溶據其所聞，認為吳繼善死於張獻忠攻陷成都之難，而《書》不表彰其事，以此質問。其二，瀋荀蔚藉觀《書》稿，未經允許即抄錄使用。於是費密告誡其子“但藏吾書，勿以示人耳。”這之後，縱便當世名公如徐乾學欲藉觀《書》稿而不能得，其中的原因或許是復雜的，我們不便揣測。但由此可知，續寫完成後的《書》的稿本，最後被其孫費藻帶回了四川，並沒有在費密寓居過的江南一帶流傳，而在江南一帶流傳的就衹有第一稿的《述》了。
3．1．蜀地流傳
《書》的琮、璜校補本被費藻帶回四川新繁老傢後，流傳其實並不廣泛，因為有清一代，《書》並為在蜀地刊刻過。但就現有的資料來看，稿本的流傳還是有一二綫索可尋的，也曾為後來的史學家所引用。
彭遵泗寫成於乾隆十年的《蜀碧》，其書前附錄《徵實》中所列書目即有《書》。⑥但我們發現，《蜀碧》中沒有采用《書》的證據，且在許多重要問題上，與《書》完全不同。所以我懷疑，《徵實》或許是後人所增加，不是彭氏原稿所有。雖然從時間上看，費藻於雍正十年中舉，彭遵泗為雍正十三年鄉試解元，⑦二人是有交往的機會的。或者在費藻生前，遵照其祖父費密之意，未將稿本示人，故與藻同時之人，反而不能見到《荒書》了。但後來《蜀碧》的整理者見到過《荒書》、卻是事實。
成書於嘉慶二十年的《四川通志·藝文志》中、有《書》的記載，為四捲。唐鴻學認為四捲的說法有誤，懷疑是未見原書的緣故。但也未必然，傳鈔過程中的捲數分合不足為奇，唐氏所得楊氏舊鈔本即為兩捲本。
道光間刊刻的孫錤的《蜀破鏡》及鹹封四年劉景伯寫成的《蜀龜鑒》，都有采用《書》之處，並以此改正了《蜀碧》之誤。值得註意的是，《蜀破鏡》的小註中有一條引用琮跋二的文字，經對比，這些引文與現行本《書》相同。
《蜀破鏡》和《蜀龜鑒》兩書中，沒有發現《述》有而《書》無的文字出現，也就是說，孫錤等人所見到的《書》，是費藻帶回四川的琮、璜校補本。
⑥巴蜀書社02年4月版《張獻忠剿四川實錄》八種合刊，《蜀碧》正文前的《徵實》列書25種，《荒書》是其中之一。北京古籍出版社02年9月版《蜀碧》三種合刊，無《徵實》。兩書附錄之文，出入甚大，可互為補充。但俱無版本來源的說明，不能確知《徵實》為彭氏原有，抑或後人補註時所加，存疑待考。
⑦巴蜀書社84年影印的嘉慶二十年《四川通志·選舉志七·舉人四》中有費、彭二人題名。
3．2．江南流傳
就目前所知，江南一帶可以見到兩種書采用了《述》的文字。
華亭朱溶所著《忠義錄》，成書於康熙二十四年前後，⑧其捲三涉蜀事者如《陳士奇、竜文光、馬乾傳》、《王錫傳》、《李乾德、楊展傳》、《王祥傳》，文字與記事，常有與《述》相同或雷同之處。其中《書》刪而《述》存者，如定遠解米昭化之役、楊展求張獻忠沉銀之傳奇、李乾德之弟巽德赴水殉節之事等，可見與《述》同源。朱溶的行跡，其《自敘》言“涉江、逾淮、浮濟、渡大河、觀乎京師、歷邊徼”，主要是在北方，並沒有到過四川的記錄。而《述》稿初成於順治末年，且已有抄錄本流出，所以《忠義錄》參考《述》的可能性更大。
婁東梅村野史所著《鹿樵紀聞》，⑨關於蜀事之文的《獻忠屠蜀》、《川中諸將》兩篇，與《述》的文字完全相同之處比比皆是，尤其是《述》有《書》無的類於傳聞之事被大量引用。而大端史事，亦顯見其為綜理《述》而成，且不出《述》所記的範圍。
總而言之，蜀人所引，從藻本出；江南人所引，從顧本出，形成兩個獨立的引用體係，這與《書》和《述》特殊的流傳情形是相符合的。同一書的兩個不同階段的稿本，因為在不同的地域獨立地流傳，纔使得人們將《書》和《述》看成是費密和顧山貞各自獨立完成的著作。而《述》為《書》的前稿這一事實，反而變得撲朔迷離了。
⑧《忠義錄》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06年11版高洪鈞編《明清遺書五種》。據葉闇敘：“……久之成帙，洎今得若幹捲，名曰《忠義錄》。乙醜秋，與餘遇杭州，請署其首。” 乙醜，即康熙二十四年，書或已草成。毛奇齡康熙二十五年仲鼕敘是書於杭州，曰：“（毛）間嘗厠史館，編篡前代史文。奉天子明命，無嫌無忌，因得遠丐先生所為書，為之藍本。……而煌煌國史，業經采擇，則千秋已定，而先生猶兢兢慎之。出其稿相示，先後檢覈，一篇之中，兼行並竄，甚或塗乙至溢幅者。”則此時作者對其書稿還在修改。
⑨《鹿樵紀聞》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05年12月版於浩輯《明清史料叢書八種》中所影印的樂天居士輯《痛史》本。書署名吳偉業著。
3．3．稿本流傳圖
關於《書》的寫作和流傳，我們可大致理麻而成綫索。當然，由於掌握的材料所限，其間順序不盡妥當，尚有待補充。⑩
四川綫索：
1．初稿：未完稿，即《述》。寫於順治十五年至十八年，記事至於順治十六年。
2．二稿：續寫成於康熙八年，記事至於康熙三年。
3．三稿：改成於康熙十八年。
4．琮璜校補本：重錄於康熙五十五年至六十年間。
5．藻錄本：雍正五年重抄於四川。
5．1．嘉慶《四川通志》載四捲本。
彭遵泗《蜀碧》，後人增《徵實》中列《書》名；
孫錤《蜀破鏡》引用；
劉景伯《蜀龜鑒》引用。
5．2．清鈔本：
新繁嚴渭春藏鈔本；
新繁楊氏藏舊鈔二捲本。
5．3．民國九年大關唐鴻學刻本：以嚴藏鈔本與楊藏鈔本校刊。
江南綫索：
1．初稿：未完稿，即《述》。寫於順治十五年至十八年，記事至於順治十六年。
2．顧山貞抄本。
梅村野史《鹿樵紀聞》抄綴蜀事。
朱溶《忠義錄》參考蜀事。
3．轉抄顧抄本：作小註。
樂天居士輯《痛史》本。
⑩本擬做成樹圖，以一目瞭然。但機器不從人願，衹好弄成這樣了。可見機器也有缺陷，不可重用。毛子曰：“成敗之機，器耶？人也。”卓識遠見，誠哉斯言。
4．置疑
4．1．顧山貞
顧山貞其人無考，要真正弄清楚他與《述》的關係，就目前掌握的資料而言，是不夠的。我們或許可以這樣假設：顧山貞為費密之友，費密曾將《書》的初稿即《述》給他看過，他便抄錄了一個副本，並在抄錄本上題上自己名字，以示該抄本之所屬。其時間大約在順治末年，即莊廷鑨明史案發生之初。隨着時間的推移，明遺民逐漸消亡，加之乾隆之世文字獄的疊興，顧抄的《述》稿便衹能深秘不露了。很多年後，當顧抄本被發現時，抄錄者顧山貞就被誤認為作者了。①當然，就本文所述而言，推理多於證據，有疑事從有之嫌。並且關於顧氏與費氏的個人資料，也顯得十分的不對稱，這對於顧山貞其人是不夠公平的。也許，將就這些理由，也可以說明是費氏因襲於顧氏，雖然證據仍然不充分。或者在同時期的文人集中，有蛛絲馬跡可尋，唯有待於材料的發現。
①本文所據的痛史本，無底本來源的介紹，惟置疑於此。
4．2．書名
關於《述》，我認為是《書》初稿之名。甲申之年，費密方二十歲，《書》中所記崇禎年十六年之前的事，其父費經虞的口述，或許占很大分量。費經虞為崇禎年十二年舉人，十六年官雲南昆明知縣。丙戌秋，費密嘗入滇省父，並在那裏居留了一年左右。在昆明時，費氏父子或許已就記敘蜀亂之事有所計劃。故書稿以《客滇述》名，是不掩其父功的意思。
關於《書》，費密在康熙八年春二月的《自序》中說：“歷代野史稗官足備正史取材，而密荒書所由作也。”即在費密完成第二稿之時，已易名為《荒書》了。《禹貢》以距京城二千五百裏的地域為“荒服”，蜀地遙遠，偏在一隅，與此相符。故所謂《荒書》，即記載蜀事之書。費密自序的筆法，也有模仿《禹貢》的痕跡，其書名的取意當在於此。
觀《述》與《書》之名，《書》更能概括全書的內容。
4．3．《述》之小註
痛史本《述》中，有雙行小字者，暫且名之為小註。
關於紀年，《述》奉明朔，以崇禎、弘光、隆武、永暦為序，並稱崇禎為毅宗、弘光為赧帝。又如崇禎、永暦，元年書年號，之後但以二年三年續之，明顯表示出遺民自居的情結。小註則在明年號前加註幹支，其後加註清年號，並註出“清”，且清年號還附在“魯監國”之後。可以逆知，加註幹支是為了便於推算年數，附註“清”年號和“魯監國”之類，衹是為了對照史實。因此，作小註之人，也應該是遺民，且時間不會太晚，約在康熙前期。
雖然《書》也采用幹支紀年，我以為是琮、璜校補時為避禍所改，應該不是《述》的原文，故作統計時，並不視為同文計入。
除紀年外，還另有小註15條，可大致分為三個方面的內容：
其一，對原文的校正2條。禎年十年：巡撫王為章，小註作“一名維。”《明史》及諸書亦作維，當是。禎年十七年：關於孫可望，小註作“原名旺，訛作望。”但蜀人諸記及瀋荀蔚《蜀難敘略》均作望。
其二，對原文的解釋5條。其中釋地2條，釋人3條。
其三，補充原文及錄異聞8條。其稱孫可望等懼怕張獻忠殺戮而往雲南降於永明王，完全不符合史實。而楊展被害細節則與《忠義錄》近似，且文字更為生動文雅。我估計小註非顧山貞所加，而是後人轉鈔時所錄入，其時間可能略晚，不排除曾見過《忠義錄》。
4．4．《述》係年之誤
在《述》中，關於楊展被害之事係於戊子年，顯然是錯誤的，而《書》與《蜀亂》均係於己醜年。《蜀亂》的作者歐養直，其與費密曾同為楊展部屬，關於楊展之死的記錄，不應該有誤。曾經因為這個原故，筆者對《述》為《書》的前稿一說而動搖。但仔細閱讀痛史本的《述》，發現其每年之事，行文中有空格，我認為，其底本的原貌應為一事一條分記，痛史本在排版時予以了保留。古人寫書，其草稿地增改、最常見的方式之一是附加小紙條並粘貼於原稿紙上，到謄清時再把紙條上的內容按序寫成。《述》因事中輟，即是未完之稿，當然也不曾謄清。顧山貞在抄錄時，把附加紙條上的事誤係，應屬情理之中。如果這個推斷成立，則進一步證明了顧山貞不是《述》作者，而是抄者；也證明了顧山貞不是親歷之人。
除此之外，關於記事的係年，《述》誤而《書》不誤還有多處，其緻誤之由，當同楊展之事。
4．5．費《書》的見證人
費密在康熙八年的自序中說，因為書稿采用了前代地域區劃之名，故“談者以為不典”，可見是別人看後提出了不同的意見。琮跋一言 “聞者甚衆，見者絶少”，雖言絶少，但亦說明當時曾有人見到過此書稿。
《蜀難敘略》的作者瀋荀蔚就曾抄錄並參考過《書》的內容，呂潛知道後，將此事告訴了費密，費密嘗質問於瀋。另外，曹溶也曾讀過費密的書稿，並嚮費密質疑吳繼善死難或降賊之事。②
②俱見琮跋二。
瀋荀蔚，江南太倉人。甲申之難，其父華陽知縣瀋雲祚被張獻忠殺害，荀蔚方八歲，從此在蜀地漂泊，直到康熙四年纔回到故裏。以身歷及見聞寫成《蜀難敘略》一書，是有關明季蜀事的重要著者。
呂潛，四川遂寧人，呂大器之子。崇禎十六年進士，明亡後亦流寓江南吳興、揚州一帶，與費密過從甚密。同為遺民，又是同鄉，於明季蜀事或亦多有商討。
曹溶（1614～1685），嘉興人，崇禎十年進士，官御史。明亡，入仕於清，康熙初歸裏，十九年以徐元文之薦與修明史。
據費錫琮兩跋記載，當時知有此書而欲藉觀者有：徐乾學（1631～1694）、韓菼（1637～1704）、萬斯同（1638～1702）、樊一衡之孫樊澤達等史官名士，可見費密當時寫作《書》一事，知道的人是不在少數的。且費密作《書》的目的之一，也是供官修明史的採集。在江南文藪之地，以當時人抄襲當時人之書而不避當時之人，於情於理是說不通的。另一方面，在費密身前，《書》稿還未經過琮、璜的校補，理更應接近於《述》的原貌。但從現有的資料來看，我們查不到任何關於費密抄襲顧山貞的私人記錄，因為在文人當中，這樣的事是會招來嚴厲批評的。
4．6．野史氏
《述》後有“野史氏曰”之文，綜論蜀事。野史氏其人，在清初的明遺民中交往甚廣，且甚為活躍，是一個值得註意的人物。其論史，除了《述》之外，尚見於《鹿樵紀聞》、《西南紀事》等書。湯斌等編《孫（奇逢）徵君年譜》康熙三年載“先生故有《甲申大難錄》一書，濟寧州牧李為授梓。至是，嚴野史之禁，有老蠹見編內有野史氏字，以為此奇貨可居，遂首大部，李被逮。”③孫書中的“野史氏”，或許也是此人。
《鹿樵紀聞》一書，原敘自署梅村野史，人多以為吳偉業，蓋僅以梅村關聯之。我比較贊同孫毓修在跋中所說的“所題梅村野史，當另是一人，非必定是駿公也。”④我甚至懷疑，“野史氏”即顧山貞，也即梅村野史，但也僅僅是懷疑而已。也許，通過考查野史氏其人，能夠找到關於顧山貞的綫索。
③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03年10月版錢茂偉《明代史學的歷程》一書所轉引。
④吳偉業（1609～1671），即生於萬曆三十七年，卒於康熙十年。其曾為瀋荀蔚所著的《蜀難敘略》一書作跋，瀋既然見到並參考過費密的書稿，則吳也有可能。且吳並未到過四川，即使《鹿樵紀聞》為其所著，關於蜀事也應來源於他書。
(球溪河)
書後，今加不着撰人「蜀記」一捲，專記張獻忠禍蜀事；記自甲申（崇禎十七年）六月，止丁亥（永歷元年）正月。所記種種，多為第二六九種「蜀碧」一部分之所本。
明季蜀事置疑之一
《客滇述》為《荒書》前稿辨
獻辭：
硬將此文塞給尊敬的餘不樂、蕭少英二位巨大的酋長腳下，以報復其萬惡地催促和無私地支持。
目錄
1．計量分析
2．《書》的寫作和修改的稿次
3．《述》與《書》的獨立流傳
4．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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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明史的研究中，尤其是關於張獻忠大西軍在四川活動的史實方面，《客滇述》和《荒書》長期被當作兩種不同的材料加以使用，其影響甚為廣泛。①但通過對兩書的對比，筆者認為，《述》與《書》是同一部書，《述》是《書》的前稿，其作者為費密。
①《客滇述》，以下簡稱《述》，無特別註明者，均采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05年12月版於浩輯《明清史料叢書八種》中所影印的樂天居士輯《痛史》本。《荒書》，以下簡稱《書》，無特別註明者，均采用浙江人民出版社83年10月版《明末清初史料選刊》兩種合刊本，謝伏琛點校。
1．計量分析
《述》始於崇禎元年而終於順治十六年，其中崇禎八、九、十五年及順治十一、十二年闕，實際為二十七年之事。②《書》始於崇禎三年而終於康熙三年，其中崇禎四年無記，而崇禎二年之事件則在文中倒敘，共計三十六年，較《述》多出九年，並延展五年。很明顯，是《述》寫於前而《書》成於後。
通讀兩書，不難發現，《述》有大量的文字與《書》相同或相似。換言之，《書》保留了《述》的這部分文字。為了說明問題，將兩書相同或相似的文字進行定量統計，以呈現其因襲關係，是一種較為客觀的方式。也為了便於與費密的行狀相對照，在進行計量分析時、將文本分為四個時段結構。③
⑴．崇禎十六年之前：《述》計2919字，占全書的21．885％。《書》計126行，占順治十六年之前的30．361％。《述》被保留的文字2270字，比例為該部分文字的77．766％。
⑵．甲申年至順治六年：《述》計8668字，占全書的64．987％。《書》計232行，占順治十六年之前的55．904％。《述》被保留的文字4431字，比例為該部分文字的51．119％。
⑶．順治七年至順治九年：《述》計553字，占全書的4．146％。《書》計33．5行，占順治十六年之前的8．072％。《述》被保留的文字38字，比例為該部分文字的6．872％。
⑷．順治十年至順治十六年：《述》計1198字，占全書的8．982％。《書》計23．5行，占順治十五年之前的5．663％。《述》被保留的文字24字，比例為該部分的文字2．003％。
②《述》的紀年雖止於順治十五年戊戌，但所記則有順治十六年己亥的史事，應是抄錄者係年之誤。
③本文用作數據統計的《述》，其電子版本下載自臺灣文獻叢刊第271種。其計數不包括標點符號、甲子紀年、文中小註之文及書末的野史氏之文，共計13338字。
《書》無電子版，雖屢遣蕭少、餘不二酋長搜刮海內，吊烤士庶而不得。不得已，其統計以行數為據、並包括標點符號。若逐字計，則不勝其煩，且皓首未必。由此可見，我們不能再反對科學了。《書》共計447行，順治十六年之前415行，占全書的92．841％。為與《述》統一比較，將順治十六年之前的這部分內容獨立出來，按100％計算。諸君若想知道分列的內容占全書的比例，請分別乘以92．841％即可。雖略有麻煩，但數學是科學，萬萬不可粗心大意。
告曰：統計標準例由球二世獨斷，然亦可朝議，縱有忌諱，概不罪之。為便諸君腹誹偶語，恭錄禦批《述》原稿於後。
數據顯示，兩書的前兩部分內容、其於全書的分量甚大，均超過了86％。而這部分內容中，《述》保留於《書》的文字、平均為57．832％，尤其是第一部分、高達77．766％。若再將《述》和《書》看作是顧山貞和費密各自獨立的著作，則相互間地參考和引用、已經大大超出了正常的範疇。可以這樣認為，《書》復製了《述》。
但如果我們不固執於先入為主的陳見，而把兩書看作是同一書不同階段的産物，即《述》為《書》的前稿，對於兩書的這種相似性，則將不失為一種合理的解釋。
再對照費密的行狀、將兩書的篇幅結構進行綜合分析，我們還可以得到另外一種解釋。
乙酉夏，二十一歲的費密參與組織義軍、進入什邡縣高定關保民自守，以抗拒張獻忠的大西軍。丙戌秋，楊展和曹勳率領明軍收復成都後，義軍解散，費密遠走雲南並逗留了約一年的時間，因其父費經虞時任昆明知縣。丁亥，費氏一傢回到四川，由於戰亂，不能歸居新繁故裏，乃遷徙於建昌、黎、雅一帶。其間，費密曾為凹者蠻所擄，於戊子年贖歸之後，便參加了楊展的軍隊，主要跟隨楊展之子楊璟新從事屯田，駐紮在峨眉。己醜秋，楊展被李乾德、武大定、袁韜合謀殺害於犍為，楊璟新興兵復仇而戰敗，費密隨其殘軍屯墾於瓦屋山一帶。庚寅，為武大定所追殺，費密被俘，而走投無路的楊璟新則往保寧投降了清軍。之後，費密以計逃脫，並於辛卯四月回到了新繁老傢。此時的川西，荒涼無人，且屬武、袁的勢力範圍，於是於次年三月，舉傢逃入陝西，在沔縣居住了六年。戊戌春，又攜傢至揚州，最後老死於此。
甲申年以前，費密還是一個少年，其關於張獻忠、李自成、搖黃的記事，應主要得自於父老的傳述。因不是親歷，這些傳述材料被費密看作是一種基本的史實，故而在《述》已經形成的文字被《書》大部分地保留了下來，改動較少，這比較容易理解。但從《書》對行文順序的大量調整可以看出，費密試圖使這類材料的編排，更接近歷史的真實。
甲申至順治六年間的記事，兩書的篇幅最大。因為在這段時間裏，費密曾是一名戰士，披堅執銳，投身於救國保民的戰鬥；也曾是一個難民，奉父攜母而流離奔波；最後因內部紛爭而軍覆身殘。其身歷多、親見廣、消息面寬，第一手材料豐富，故而書的篇幅也最大。對於《述》有而《書》無的這部分文字，經過仔細對比，是將一些類似於傳聞和一些作者認為不合適的事件，作了完整地刪節，而不是零星地修改。可以逆知，是作者對材料進行最終剪裁的一種態度。
關於順治七年至九年間的內容，兩書所記俱偏簡，是比較令人費解的。因為在這個時段，費密尚未出川，而四川發生的事也不少，是否另有隱情，我認為是最值得深入探索的。但仍可以看到，《述》所記史事，《書》均予以保留，衹是更加詳細而已。
順治十年之後的事，費密已離開了四川，其所記之事均應得自傳聞。故兩書對於史實取捨的差異較大，顯然是受到材料來源的製約而不斷進行的改動。
總觀兩書，篇幅的多少在四個時間段的分佈大致相同，即書結構相似；史事的記錄，在前三個時段，《述》所有的，《書》大部分也有，即史料的選擇趨同；而文字的一致性，則在前兩個時段顯得十分突出。因此，兩書的因承關係是明顯。如果認為《書》抄襲於《述》，那衹有一種解釋，這就是，當時一個在四川的江南鬆江人顧山貞、在戰亂中所見所聞之事，與一個身歷戰亂的四川新繁人費密的所見所聞之事幾乎相同。後來顧山貞回到了鬆江，並寫了《述》，與此同時，費密漂流並寓居於揚州，得到了《述》的稿本，於是抄襲，並進行續寫。這應該是一個小概率的事件。與其認同這種小概率，不如認為《述》與《書》的作者為同一個人，要麽是顧山貞，要麽是費密。費密既有此經歷，也有著書的能力，其一生著述多達三十餘種，抄襲的理由不充分。再以當時的政治氣氛而言，竊占這樣一部私史為己有，沽禍的風險遠遠大於沽名的得益，抄襲的理由顯然也不充分。我認為，費密是作者的可能性更大，顧山貞衹是《書》的前稿、即《述》的傳抄者和保藏者。
2．《書》的寫作和修改的稿次
《書》的完成，有一個漫長而麯折的過程。
關於初稿，費密寫作的時間，應在順治十五年至順治十八年之間。順治十五年春，費密奉父母妻室從陝西沔縣寓居於揚州，其正式寫作當在此之後。據費錫琮跋二所言：“初屬草時，值烏程難作，不遑終其捲帙。”莊廷鑨明史案發生於順治十八年，起因是查繼佐等三人以擅列己名參校為不實而自首於官府，但案件此時尚未受到重視。至康熙元年，吳之榮上控於京，其案始大。康熙二年結案，以至殺了數十人。這對當時熱衷於私修明史的文人，無疑是一個嚴厲的警示，故書稿未寫完便因此而中輟，其時間應在康熙元年之前。
但費密完成此書的願望是迫近的，便有夢見高巾方幅之士給予鼓勵之說，於是繼續該書的寫作。夢境的藉口，是一種甘冒殺身之禍的僥幸態度，也是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康熙四年，“當詔修明史時，《荒書》削稿未成”。④寫於康熙八年二月的自序言：“一旦詔修明史，廟堂燕許諸名卿、苟刺取當年蜀山遺事，則是編或亦所不廢也與。”可見此時書稿已基本完成，且有意於官修明史的採集。自序中還說：“歷代野史稗官足備正史取材，而密荒書所由作也。”則此時已定名為《荒書》了。這是第二稿。其記事至於康三年事，即李來亨自焚，費密以此作為明季蜀亂的終結點。
到了康熙十八年，清政府再次大規模修明史時，費密“乃裒舊稿，重為塗乙。”似乎準備進書於史館，但終究沒有拿出去。所謂“重為塗乙”，大概是因為要公諸於世，作了的潤色；也許是為了避禍，對嚴重的違礙之處的進行了整理。如《述》中稱南明為“帝”為“詔”者，在《書》中均直接刪除，致使四川官員的被任命，是弘光或隆武變得不明確，而在《述》是清楚的。這是第三稿。
④康熙一代，有兩次大規模的詔修明史，一在四年，一在十八年。費錫琮跋一所言詔修明史，當在四年，因為費密剛恢復對該書的續寫，尚未完成。
費密死於康熙四十年，年七十七歲。其生前或許對《書》仍有修改增刪之舉，但並終究無力刊刻此書。到了康熙五十五年，費錫琮、費錫璜兄弟進行了校補，並在之後作了重錄。⑤
⑤ 現行《書》中存有史照的序文一篇和費錫琮的跋文兩篇，跋一作於康熙五十五年，史序作於康熙六十年，跋二為重錄後所作，不記年月，當在其間。跋二最後說“至今藏於茅欄風雨之下，敗匱蔽笥之中。長男錫琮重錄又記。”可知在費密死後的約二十年的時間裏，在其寓居的江南一帶，《書》並沒有被刊刻過。
琮、璜的校補，其文現存九條，其中六條為補充費密事跡，一條解釋治院，一條辯正張獻忠死亡日期，一條補充西山十三傢之名目。與其說是校補，無寧說是對違礙文字再此作了更為徹底地清理。因為在康熙五十三年三月，戴名世因《南山集》中使用永曆年號的所謂大逆而被殺，琮、璜既要保存乃父的著者，又要避免禍患，所謂“校補”，是不得已之舉。現書中凡“清”俱改作“大清”，且多有文理欠通處，應該是這次“校補”留下的痕跡。這是第四稿。
費錫琮雍正三年死在了開封，他的書籍寄存於前知府張某處。雍正五年，費錫璜之子費藻歸籍回川時，專程至張某處取回這些書籍，其中就有《書》。因多有朽蠹，於是在雍正五年重新進行了繕寫。在四川流傳的《書》，就是這個本子的轉鈔。今本《書》的定型，就是費藻在雍正五年完成的，書前所題“成都費密編次，男錫琮、璜校補，孫藻敬錄”，表明了費氏三代人對此書編寫和整理的過程。這是第五稿。之後，《書》再沒有了真正意義上的改動了。
如果說《述》是《書》的前稿，根據上述關於《書》的寫作和修改的稿次綫索，則應該是因莊廷鑨明史案發而中輟的第一稿，因為其所記之史事沒有超越順治之年。
據此，我們還可以解釋關於第四時段中，在《述》有較多的記錄吳三桂的事，而在《書》就很少的疑問。因為在康熙十二年之前，吳尚顯赫，述其滅明事，有彰其為逆臣之嫌；康熙十二年之後，吳已反清，述其滅明事，則有顯其為功臣之嫌。因此，無論就第二稿或第三稿的寫作時間而言，吳事的保留俱為兩難，刪去這些文字，是不得已的選擇。
3．《述》與《書》的獨立流傳
據琮跋二記載，費密第三稿改成後，發生了兩件事：其一，曹溶據其所聞，認為吳繼善死於張獻忠攻陷成都之難，而《書》不表彰其事，以此質問。其二，瀋荀蔚藉觀《書》稿，未經允許即抄錄使用。於是費密告誡其子“但藏吾書，勿以示人耳。”這之後，縱便當世名公如徐乾學欲藉觀《書》稿而不能得，其中的原因或許是復雜的，我們不便揣測。但由此可知，續寫完成後的《書》的稿本，最後被其孫費藻帶回了四川，並沒有在費密寓居過的江南一帶流傳，而在江南一帶流傳的就衹有第一稿的《述》了。
3．1．蜀地流傳
《書》的琮、璜校補本被費藻帶回四川新繁老傢後，流傳其實並不廣泛，因為有清一代，《書》並為在蜀地刊刻過。但就現有的資料來看，稿本的流傳還是有一二綫索可尋的，也曾為後來的史學家所引用。
彭遵泗寫成於乾隆十年的《蜀碧》，其書前附錄《徵實》中所列書目即有《書》。⑥但我們發現，《蜀碧》中沒有采用《書》的證據，且在許多重要問題上，與《書》完全不同。所以我懷疑，《徵實》或許是後人所增加，不是彭氏原稿所有。雖然從時間上看，費藻於雍正十年中舉，彭遵泗為雍正十三年鄉試解元，⑦二人是有交往的機會的。或者在費藻生前，遵照其祖父費密之意，未將稿本示人，故與藻同時之人，反而不能見到《荒書》了。但後來《蜀碧》的整理者見到過《荒書》、卻是事實。
成書於嘉慶二十年的《四川通志·藝文志》中、有《書》的記載，為四捲。唐鴻學認為四捲的說法有誤，懷疑是未見原書的緣故。但也未必然，傳鈔過程中的捲數分合不足為奇，唐氏所得楊氏舊鈔本即為兩捲本。
道光間刊刻的孫錤的《蜀破鏡》及鹹封四年劉景伯寫成的《蜀龜鑒》，都有采用《書》之處，並以此改正了《蜀碧》之誤。值得註意的是，《蜀破鏡》的小註中有一條引用琮跋二的文字，經對比，這些引文與現行本《書》相同。
《蜀破鏡》和《蜀龜鑒》兩書中，沒有發現《述》有而《書》無的文字出現，也就是說，孫錤等人所見到的《書》，是費藻帶回四川的琮、璜校補本。
⑥巴蜀書社02年4月版《張獻忠剿四川實錄》八種合刊，《蜀碧》正文前的《徵實》列書25種，《荒書》是其中之一。北京古籍出版社02年9月版《蜀碧》三種合刊，無《徵實》。兩書附錄之文，出入甚大，可互為補充。但俱無版本來源的說明，不能確知《徵實》為彭氏原有，抑或後人補註時所加，存疑待考。
⑦巴蜀書社84年影印的嘉慶二十年《四川通志·選舉志七·舉人四》中有費、彭二人題名。
3．2．江南流傳
就目前所知，江南一帶可以見到兩種書采用了《述》的文字。
華亭朱溶所著《忠義錄》，成書於康熙二十四年前後，⑧其捲三涉蜀事者如《陳士奇、竜文光、馬乾傳》、《王錫傳》、《李乾德、楊展傳》、《王祥傳》，文字與記事，常有與《述》相同或雷同之處。其中《書》刪而《述》存者，如定遠解米昭化之役、楊展求張獻忠沉銀之傳奇、李乾德之弟巽德赴水殉節之事等，可見與《述》同源。朱溶的行跡，其《自敘》言“涉江、逾淮、浮濟、渡大河、觀乎京師、歷邊徼”，主要是在北方，並沒有到過四川的記錄。而《述》稿初成於順治末年，且已有抄錄本流出，所以《忠義錄》參考《述》的可能性更大。
婁東梅村野史所著《鹿樵紀聞》，⑨關於蜀事之文的《獻忠屠蜀》、《川中諸將》兩篇，與《述》的文字完全相同之處比比皆是，尤其是《述》有《書》無的類於傳聞之事被大量引用。而大端史事，亦顯見其為綜理《述》而成，且不出《述》所記的範圍。
總而言之，蜀人所引，從藻本出；江南人所引，從顧本出，形成兩個獨立的引用體係，這與《書》和《述》特殊的流傳情形是相符合的。同一書的兩個不同階段的稿本，因為在不同的地域獨立地流傳，纔使得人們將《書》和《述》看成是費密和顧山貞各自獨立完成的著作。而《述》為《書》的前稿這一事實，反而變得撲朔迷離了。
⑧《忠義錄》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06年11版高洪鈞編《明清遺書五種》。據葉闇敘：“……久之成帙，洎今得若幹捲，名曰《忠義錄》。乙醜秋，與餘遇杭州，請署其首。” 乙醜，即康熙二十四年，書或已草成。毛奇齡康熙二十五年仲鼕敘是書於杭州，曰：“（毛）間嘗厠史館，編篡前代史文。奉天子明命，無嫌無忌，因得遠丐先生所為書，為之藍本。……而煌煌國史，業經采擇，則千秋已定，而先生猶兢兢慎之。出其稿相示，先後檢覈，一篇之中，兼行並竄，甚或塗乙至溢幅者。”則此時作者對其書稿還在修改。
⑨《鹿樵紀聞》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05年12月版於浩輯《明清史料叢書八種》中所影印的樂天居士輯《痛史》本。書署名吳偉業著。
3．3．稿本流傳圖
關於《書》的寫作和流傳，我們可大致理麻而成綫索。當然，由於掌握的材料所限，其間順序不盡妥當，尚有待補充。⑩
四川綫索：
1．初稿：未完稿，即《述》。寫於順治十五年至十八年，記事至於順治十六年。
2．二稿：續寫成於康熙八年，記事至於康熙三年。
3．三稿：改成於康熙十八年。
4．琮璜校補本：重錄於康熙五十五年至六十年間。
5．藻錄本：雍正五年重抄於四川。
5．1．嘉慶《四川通志》載四捲本。
彭遵泗《蜀碧》，後人增《徵實》中列《書》名；
孫錤《蜀破鏡》引用；
劉景伯《蜀龜鑒》引用。
5．2．清鈔本：
新繁嚴渭春藏鈔本；
新繁楊氏藏舊鈔二捲本。
5．3．民國九年大關唐鴻學刻本：以嚴藏鈔本與楊藏鈔本校刊。
江南綫索：
1．初稿：未完稿，即《述》。寫於順治十五年至十八年，記事至於順治十六年。
2．顧山貞抄本。
梅村野史《鹿樵紀聞》抄綴蜀事。
朱溶《忠義錄》參考蜀事。
3．轉抄顧抄本：作小註。
樂天居士輯《痛史》本。
⑩本擬做成樹圖，以一目瞭然。但機器不從人願，衹好弄成這樣了。可見機器也有缺陷，不可重用。毛子曰：“成敗之機，器耶？人也。”卓識遠見，誠哉斯言。
4．置疑
4．1．顧山貞
顧山貞其人無考，要真正弄清楚他與《述》的關係，就目前掌握的資料而言，是不夠的。我們或許可以這樣假設：顧山貞為費密之友，費密曾將《書》的初稿即《述》給他看過，他便抄錄了一個副本，並在抄錄本上題上自己名字，以示該抄本之所屬。其時間大約在順治末年，即莊廷鑨明史案發生之初。隨着時間的推移，明遺民逐漸消亡，加之乾隆之世文字獄的疊興，顧抄的《述》稿便衹能深秘不露了。很多年後，當顧抄本被發現時，抄錄者顧山貞就被誤認為作者了。①當然，就本文所述而言，推理多於證據，有疑事從有之嫌。並且關於顧氏與費氏的個人資料，也顯得十分的不對稱，這對於顧山貞其人是不夠公平的。也許，將就這些理由，也可以說明是費氏因襲於顧氏，雖然證據仍然不充分。或者在同時期的文人集中，有蛛絲馬跡可尋，唯有待於材料的發現。
①本文所據的痛史本，無底本來源的介紹，惟置疑於此。
4．2．書名
關於《述》，我認為是《書》初稿之名。甲申之年，費密方二十歲，《書》中所記崇禎年十六年之前的事，其父費經虞的口述，或許占很大分量。費經虞為崇禎年十二年舉人，十六年官雲南昆明知縣。丙戌秋，費密嘗入滇省父，並在那裏居留了一年左右。在昆明時，費氏父子或許已就記敘蜀亂之事有所計劃。故書稿以《客滇述》名，是不掩其父功的意思。
關於《書》，費密在康熙八年春二月的《自序》中說：“歷代野史稗官足備正史取材，而密荒書所由作也。”即在費密完成第二稿之時，已易名為《荒書》了。《禹貢》以距京城二千五百裏的地域為“荒服”，蜀地遙遠，偏在一隅，與此相符。故所謂《荒書》，即記載蜀事之書。費密自序的筆法，也有模仿《禹貢》的痕跡，其書名的取意當在於此。
觀《述》與《書》之名，《書》更能概括全書的內容。
4．3．《述》之小註
痛史本《述》中，有雙行小字者，暫且名之為小註。
關於紀年，《述》奉明朔，以崇禎、弘光、隆武、永暦為序，並稱崇禎為毅宗、弘光為赧帝。又如崇禎、永暦，元年書年號，之後但以二年三年續之，明顯表示出遺民自居的情結。小註則在明年號前加註幹支，其後加註清年號，並註出“清”，且清年號還附在“魯監國”之後。可以逆知，加註幹支是為了便於推算年數，附註“清”年號和“魯監國”之類，衹是為了對照史實。因此，作小註之人，也應該是遺民，且時間不會太晚，約在康熙前期。
雖然《書》也采用幹支紀年，我以為是琮、璜校補時為避禍所改，應該不是《述》的原文，故作統計時，並不視為同文計入。
除紀年外，還另有小註15條，可大致分為三個方面的內容：
其一，對原文的校正2條。禎年十年：巡撫王為章，小註作“一名維。”《明史》及諸書亦作維，當是。禎年十七年：關於孫可望，小註作“原名旺，訛作望。”但蜀人諸記及瀋荀蔚《蜀難敘略》均作望。
其二，對原文的解釋5條。其中釋地2條，釋人3條。
其三，補充原文及錄異聞8條。其稱孫可望等懼怕張獻忠殺戮而往雲南降於永明王，完全不符合史實。而楊展被害細節則與《忠義錄》近似，且文字更為生動文雅。我估計小註非顧山貞所加，而是後人轉鈔時所錄入，其時間可能略晚，不排除曾見過《忠義錄》。
4．4．《述》係年之誤
在《述》中，關於楊展被害之事係於戊子年，顯然是錯誤的，而《書》與《蜀亂》均係於己醜年。《蜀亂》的作者歐養直，其與費密曾同為楊展部屬，關於楊展之死的記錄，不應該有誤。曾經因為這個原故，筆者對《述》為《書》的前稿一說而動搖。但仔細閱讀痛史本的《述》，發現其每年之事，行文中有空格，我認為，其底本的原貌應為一事一條分記，痛史本在排版時予以了保留。古人寫書，其草稿地增改、最常見的方式之一是附加小紙條並粘貼於原稿紙上，到謄清時再把紙條上的內容按序寫成。《述》因事中輟，即是未完之稿，當然也不曾謄清。顧山貞在抄錄時，把附加紙條上的事誤係，應屬情理之中。如果這個推斷成立，則進一步證明了顧山貞不是《述》作者，而是抄者；也證明了顧山貞不是親歷之人。
除此之外，關於記事的係年，《述》誤而《書》不誤還有多處，其緻誤之由，當同楊展之事。
4．5．費《書》的見證人
費密在康熙八年的自序中說，因為書稿采用了前代地域區劃之名，故“談者以為不典”，可見是別人看後提出了不同的意見。琮跋一言 “聞者甚衆，見者絶少”，雖言絶少，但亦說明當時曾有人見到過此書稿。
《蜀難敘略》的作者瀋荀蔚就曾抄錄並參考過《書》的內容，呂潛知道後，將此事告訴了費密，費密嘗質問於瀋。另外，曹溶也曾讀過費密的書稿，並嚮費密質疑吳繼善死難或降賊之事。②
②俱見琮跋二。
瀋荀蔚，江南太倉人。甲申之難，其父華陽知縣瀋雲祚被張獻忠殺害，荀蔚方八歲，從此在蜀地漂泊，直到康熙四年纔回到故裏。以身歷及見聞寫成《蜀難敘略》一書，是有關明季蜀事的重要著者。
呂潛，四川遂寧人，呂大器之子。崇禎十六年進士，明亡後亦流寓江南吳興、揚州一帶，與費密過從甚密。同為遺民，又是同鄉，於明季蜀事或亦多有商討。
曹溶（1614～1685），嘉興人，崇禎十年進士，官御史。明亡，入仕於清，康熙初歸裏，十九年以徐元文之薦與修明史。
據費錫琮兩跋記載，當時知有此書而欲藉觀者有：徐乾學（1631～1694）、韓菼（1637～1704）、萬斯同（1638～1702）、樊一衡之孫樊澤達等史官名士，可見費密當時寫作《書》一事，知道的人是不在少數的。且費密作《書》的目的之一，也是供官修明史的採集。在江南文藪之地，以當時人抄襲當時人之書而不避當時之人，於情於理是說不通的。另一方面，在費密身前，《書》稿還未經過琮、璜的校補，理更應接近於《述》的原貌。但從現有的資料來看，我們查不到任何關於費密抄襲顧山貞的私人記錄，因為在文人當中，這樣的事是會招來嚴厲批評的。
4．6．野史氏
《述》後有“野史氏曰”之文，綜論蜀事。野史氏其人，在清初的明遺民中交往甚廣，且甚為活躍，是一個值得註意的人物。其論史，除了《述》之外，尚見於《鹿樵紀聞》、《西南紀事》等書。湯斌等編《孫（奇逢）徵君年譜》康熙三年載“先生故有《甲申大難錄》一書，濟寧州牧李為授梓。至是，嚴野史之禁，有老蠹見編內有野史氏字，以為此奇貨可居，遂首大部，李被逮。”③孫書中的“野史氏”，或許也是此人。
《鹿樵紀聞》一書，原敘自署梅村野史，人多以為吳偉業，蓋僅以梅村關聯之。我比較贊同孫毓修在跋中所說的“所題梅村野史，當另是一人，非必定是駿公也。”④我甚至懷疑，“野史氏”即顧山貞，也即梅村野史，但也僅僅是懷疑而已。也許，通過考查野史氏其人，能夠找到關於顧山貞的綫索。
③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03年10月版錢茂偉《明代史學的歷程》一書所轉引。
④吳偉業（1609～1671），即生於萬曆三十七年，卒於康熙十年。其曾為瀋荀蔚所著的《蜀難敘略》一書作跋，瀋既然見到並參考過費密的書稿，則吳也有可能。且吳並未到過四川，即使《鹿樵紀聞》為其所著，關於蜀事也應來源於他書。
(球溪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