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北京城內發生了一樁時事公案——“春阿氏案 ”。“春阿氏一案，為近十年最大疑獄。京人知其事者，或以為貞，或以為淫，或視為不良，或代為不平，聚訟紛壇，莫明其真相也久矣”。時人說，“其事之因因果果，虛虛實實，既足已使人驚愕不已，而其情之哀哀豔豔，沉沉痛痛，尤足以使人悲悼，為之惋惜，終日不能去懷。蓋此中情節離離奇奇，遠出尋常人意料之外 ”。它的影響並不局限於北京一地，而是遍及全國，甚至遠至海外，成為當時中國民衆和海外傳媒的一大關註熱點。
其實，說起春阿氏案的來竜去脈，原也普通不過。
光緒年間，北京城內住着一戶旗人阿洪阿，生有一女叫三蝶兒，長得如花似玉，而且知書達理。三蝶兒自幼與表兄弟聶玉吉青梅竹馬，兩小無猜，雙方傢長亦早有“結親”之議。年歲及長，三蝶兒與聶玉吉更是靈犀一點，心心相印。誰知不久之後，玉吉父母同日暴亡，傢境陡然敗落。嫌貧愛富的三蝶兒之母德氏，悍然悔婚，將其另嫁傢道殷實的小官吏文光之子、戇傻的春英為妻（以夫為姓，是為春阿氏）。昔日的愛情遭到破壞，於是婚後僅僅三個月，就演出了一場悲慘的情殺案件。
三蝶兒嫁給春英後，婆婆“平日管束較嚴，傢內早晚兩餐，俱由伊做飯。自祖婆母以下衣服，皆由伊漿洗。伊平素做事遲慢，每早梳頭稍遲，即被大婆母斥駡，間逢傢內諸人脫換衣服漿洗過多，不能早完，亦屢經大婆母斥責，因此常懷愁急”，整日心情憂鬱，以淚洗臉。“自思過門不及百日，屢被譴責，嗣後何以過度？不如乘間尋死，免得日後受氣”。再加上公公文光娶了一個大號“蓋九城”的妓女為妾，三蝶兒的婚後生活就更加不幸了。“蓋九城”刁蠻、兇悍，又與常在其傢進出的幫閑普二有染，被春阿氏無意中撞見，於是，她把春阿氏看做眼中釘，肉中刺，常常藉故生事，時時加以欺凌。一直未能忘情於三蝶兒的聶玉吉，聽說了她婚後的不幸遭遇，忿忿不平。一次，他看到春阿氏當衆受到婆婆責駡，氣憤之下，喪失理智，夜間潛入春阿氏傢中，殺死了春阿氏的丈夫春英，逃往外地。
案發後，春英傢人皆視春阿氏為兇手，“蓋九城”更是一口咬定春阿氏因姦謀害親夫，必欲其為春英償命而後快。春阿氏為了保護聶玉吉，也並不多作申辯，衹說持刀自殺，誤傷其夫，如今悔不當初，衹求速死。在該案的審理過程中，發現了許多疑點和難以解釋之處，處處表明春阿氏决不是殺夫兇手，但是，清廷官員並無能力理清頭緒，查明真相，在拖延了很長時間以後，為了敷衍塞責，衹得草草宣佈結案。光緒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清廷大理院的結案奏摺中這樣寫道：“臣等再四斟酌，擬請援強盜夥决無證、一時難於定讞之例，將該犯婦春阿氏改為監禁，仍由臣等隨時詳細訪查。倘日後發露真情，或另出有憑證，仍可據實定斷；如始終無從發覺，即將該犯婦永遠監禁，遇赦不赦，似於服製人命重案更昭鄭重。”聖旨也就居然批示：“依議，欽此”。真是一筆糊塗帳。
審判（法庭）不明，執法（監獄）更兇。春阿氏被判“永遠監禁，遇赦不赦”，投入監獄以後，“此時正值瘟疫流行，獄內的犯人，不是生瘡生疥的，便是瘡疔腐爛、臭味難聞的..一間房內多至二十口人犯，對面是兩張大床，床上鋪着草簾子，每人有一件官被，大傢亂擠着睡覺。那一份骯髒氣味，不必說日久常住，就是偶然間聞一鼻子，也得受病。你望床上一看，黑洞洞亂搖亂動，如同螞蟻打仗的一般。近看，乃是虱子、臭蟲，成團樹壘，擺陣操練..所有獄中人犯，生瘡生疥的也有，上吐下泄的也有，瘧疾痢疾的也有”，活脫脫一個人間地獄！在這樣的人間地獄裏，春阿氏“渾身是疥，頭部浮腫紅燒，可憐那一雙素手，連燒帶疥，腫似琉璃瓶兒一般。揭開髒被服一看，那雪白兩段玉臂，俱是疥癬，所枕的半頭磚以下，咕咕嚨嚨，成團論碼的，俱是虱子、臭蟲”，很快，春阿氏就染上了“頭暈眼花，上吐下泄之癥，每日昏昏沉沉”，水米不沾，不久就玉殞香消。春阿氏死了，沉冤未能昭雪，造成了清末歷史上一樁著名的冤獄。總的來看，春阿氏案不過是一件普普通通的情殺致死人命案。像春阿氏這樣的弱女子蒙冤受屈，死於獄中，在中國的封建社會裏也是屢見不鮮的事情。它之所以會惹人註意，引起風潮，是因為它發生於清朝末年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它是清末民初社會狀況的一面鏡子。
春阿氏案能夠激蕩風潮，引起人們越來越強烈的關註，首先是由於新聞媒介的介入。
清朝末年，迫於民間的要求，清政府不得不放鬆了報禁，一時間，民間辦報蔚然成風。當時，除了上海《時務報》、天津《國聞報》等著名報紙外，各地都有一些民辦的報紙，北京也有一份叫做《京話日報》的小報，專門報道北京消息、坊間新聞，在京城小有名氣。春阿氏一案案發和審理期間，從光緒三十二年六月至八月，《京話日報》連篇纍牘地刊登有關春阿氏案情的消息報道、讀者來函及質疑文章，扮演了一個推波助瀾的厲害角色。
春阿氏案發受審以後，《京話日報》館立即發表“編者按”：“春阿氏的冤枉，京城已經傳遍，事關人命，本館可不敢硬下斷語。究竟有什麽憑據，有甚麽見證，知道底細的人，請多多來信，以便查考。”隨後，《京話日報》逐日收到許多讀者來函，議論紛紛，見仁見智，表現了民衆對此案的極大關心。此外，《京話日報》又在政府執法機關之外，派出專人對此案詳加調查，擺出了一副引導輿論，辨明是非，監督司法公正的架勢：“現在中國改定法律，為自強的轉機。外人的眼光都註重在我們的刑法上，故此不嫌麻煩，極力調查這回事，並不是為一人一傢的麯直。如果春阿氏實在冤枉，提督衙門的黑暗，也未免太無天理了！還求知道底細的人，再與本館來信。如有真憑實據，本館敢擔爭論的責任。”
在《京話日報》所收到的讀者來信中，“替春阿氏聲冤的十居八九，替‘蓋九城’分辯的，衹有一兩信”，可見輿論是嚮着春阿氏的。據有些瞭解內情的讀者來信說，春阿氏承認殺夫有罪，實是法庭上嚴刑逼供的結果，“熬審阿氏，用的非刑很是殘忍，薫硫黃，擰麻辮子，跪鎖，死過去三次，並無口供。後來又收拾她母親，老太太受刑不過，就叫女兒屈招。阿氏說道：‘自己的本意，寧可死在當堂，决不死在法場。如今怕連累母親，不能不盡這點孝心，衹好屈認就是了。’”有三封來信揭露，承審官員這樣虐待春阿氏，“屈打成招”，是因為他收受了賄賂。“人人傳說，承審官使了四百兩銀子，所以纔這樣判斷”。就連收受賄賂的承審官員，也是有名有姓的，“一個姓朱，一個姓鐘，還有科房的劉某，全都使了錢，是一個竇姓給拉的纖”。據說這“承審官朱、鐘二人，都是窮極了的人。鐘姓有個外號，叫作‘ 窮鐘’。人命重案，竟敢貪圖賄賂，真是大膽！”
由揭露法庭對春阿氏屈打成招的事實，引起了對清政府司法機關刑訊犯人的控訴。 六月十四日、十五日兩天，《京話日報》連載了題為《刑部虐待犯人的實情》的來稿：“過堂的時候，衹憑司官一人，便能定各犯的死生。人命關天，本不是兒戲事，濫用非刑（即如跪鎖，軋合拉）一概不準。請問現在過堂，哪個不用非刑呀？”連那些皂隸們，如果沒有錢賄賂的話，也能讓你吃不了兜着走。比如，過堂的時候，揪頭髮，拉耳朵，真比閻王殿的小鬼厲害萬分；堂上說“打”，這班虎狼惡吏動起刑來，就會盡着力打。相反，如果有銀錢到手，堂上說“打”，他們也會拖延着不動手。該文披露，凡是犯罪的人，一交到刑部手裏，必須先有該犯的至親好友托人疏通刑部官吏，賄賂的數額則是雙方商定的。從進刑部大門開始討價還價起，然後二門、柵欄、牢門、所兒裏、監裏、管鋪的、書班皂吏等，都必須一一把價碼說定，纔敢送人犯到部。衹要有一處沒有打點周到，就會受到故意刁難，吃盡苦頭。例如，監裏的牢頭如果打點不到，犯人的飲食、大小便一概不得自由，鼕天的飯，要先用涼水噴過，結成冰了纔準犯人吃；監裏管鋪的打點不到，他就在一張長一丈、寬六尺的床上給你編上二三十人，根本不管你的死活；堂上管記錄的書班打點不到，“居然就能顛倒黑白，動不動有違例案，真是筆頭兒一動，人命相連。俗語說，一字值千金，就是指着書班說的”。若是那些無錢無勢的苦主，那就更是苦不堪言，“一到監裏，百般凌虐，要把犯人虐死，先報犯人有病，然後報死”。如果講妥價碼了，入獄監禁的時候，“哪一處講妥，哪一處如同走平道一般”。
司法制度的黑暗以外，清朝官員的昏聵無能，簡直也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京話日報》光緒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日三天，連載了一篇署名為“ 疑心子”的文章，逐條例舉，批駁了該案的偵查、審訊官員所作判詞的不合情理之處。文中憤慨地說：“這樣欠通的問官，豈可問這樣的重案，不但不能服春阿氏的心，並且不能服衆人的心。..但盼着遇見一位明白問官，把這案問的清清楚楚，不怕春阿氏殺夫是真，也得有個真憑實據，內中也必有個大大的因由。不能因為大夫辱駡她兩次，就敢動刀殺夫。不把此案問清，人心可就都不舒服了。” 七月十日，《京話日報》再次登載文章，要求司法程序的透明與公開，呼籲《請宣佈春阿氏的罪狀》：“聽說刑部已經定了案，春阿氏定成死罪。如果是實，請刑部把她的罪狀早早宣佈出來。倘若含含糊糊定了罪，不叫旁人知道，中國的訟獄，可算黑暗到傢了。”訟獄的黑暗，官吏的無能，正是清末統治階級病入膏肓、極度腐朽的又一個側面。據《清稗類鈔》記載：面臨內憂外睏、岌岌可危的險境，清政府賴以維係政權的各級官員們照樣文恬武嬉，醉生夢死，“天樂聽完聽慶樂（戲園），惠豐吃罷吃同豐（酒樓）；街頭盡是郎員主（各級官員）；談助無非白發中（麻將）；除卻早衙遲畫到，閑來衹是逛鬍同（妓院）”。這樣的官員要為民作主，决無可能；這樣的朝廷不盡快滅亡，是無天理！
從春阿氏一案的沸沸揚揚，聳動朝野，反映了清朝末年西學東來、民智漸開的社會現實。此案之審理，曠日持久，從光緒三十二年（1906）五月案發，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三月糊裏糊塗地結案，前後達兩年之久。正是在這一時期，封建統治搖搖欲墜的清王朝，打起了“預備立憲”的旗號，標榜要改革君主政體，實行還政於民，並且連連派遣大員出國考察國外憲政實行情況，擺出一副痛下决心、改弦更張的架式。一時間，惹的一些對清政府心存幻想的人將信將疑，一個個拭目以待，等着看此案的公正審理。結果由此案所暴露出來的政治的腐敗黑暗、官員的昏聵無能，以及在清政府的司法制度下人們生命財産的毫無保障，這一切，都引起了人們對清政府的極度失望和極大憤慨。有一個署名“琴心女士”的讀者給《京話日報》來信說：“貴刊請刑部宣佈罪狀，刑部守定了秘密宗旨，始終不肯宣佈。現在預備立憲，立憲國民將來都有參與政事的權利，何況春阿氏一案本是民事，官場要治她的罪，本是給民間辦事，既給民間辦事，為什麽不叫民間知道呀？..果真定成死罪，屈枉一人的性命事小，改變了法律，再出這樣沒天日的事，中國還能改甚麽政治呀！我與春阿氏非親非故，既是中國人，不能不管中國事。但我是一個女子，又沒法子管。悶了好幾天，寫了這封信，告訴您知道知道就是了。唉，中國的黑暗世界，幾時才能放光明呀？”《京話日報》在全文發表時，加上了“總有一天 ”的編者按語。生動地表明了清政府已經天怨人怒，民心喪盡。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武昌城頭一聲槍響，貌似巍然大物的清王朝就即刻土崩瓦解了。
有意思的是，春阿氏一案並不像許多哄動一時的事情那樣很快成為過去，為人們所遺忘。宣統年間，北方的裏巷坊間就開始有《實事小說春阿氏》的鈔本流傳，很受人們歡迎。到民國2年（1913），有筆名冷佛者，根據春阿氏案的實情，在清末鈔本小說的基礎上，寫出了小說《春阿氏》。該書民國3年5月初版，民國5年二版，民國12年三版，直到30年代，仍不斷印行，而且還有標點本出現。前不久，吉林文史出版社編輯出版《晚清民國小說研究叢書》，又一次把《春阿氏》列入其中，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了。這本小說利用文學形式，形象地描述了春阿氏一案自始至終的全部過程。“書中之言，一切訊詞口供，雖係實事，而編述小說者不能不略加渲染”，淋漓盡致地展示和揭露了封建王朝的腐朽黑暗，以及封建婚姻制度和傳統貞節觀念給青年男女帶來的莫大不幸。從春阿氏一案的審判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自刑部堂官，下至獄卒皂隸，無一不是昏聵兇橫，貪贓枉法，殘忍狡詐。公堂上動輒非刑，晝夜熬審，牢獄裏虐待無休，視同狗彘。清王朝的整個司法制度，實與人間地獄無異。正如《春阿氏》印行本《題辭》開宗明義所說：“黑暗難窺一綫天，人間地獄倍堪憐；誣將貞婦為***，孽海誰能度大千！”《春阿氏》以清末冤獄為筆下主要批判對象，與《楊乃武與小白菜》、《楊三姐告狀》等構成了清末小說的一種特殊樣式——“冤獄小說”，它和揭露政治腐敗、抨擊時政弊端、諷刺官僚昏聵的“譴責小說”一道，提供了讓人們認識這一黑暗社會、而且是這一社會最黑暗的一個方面的生動教材，具有着無庸置疑的社會意義。
對春阿氏案感興趣的不僅是文學界，春阿氏的故事甚至還被搬上了戲劇舞臺。《前北平國劇學會見於書目》中，記載有京劇演出本《春阿氏》。它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冤怨緣》。民國時期，此劇久演不衰，頗受北平市民的歡迎，春阿氏的事情，當時也就可以說是傢喻戶曉。甚至有人說，《春阿氏》一劇，可以名列京劇的“四大悲劇”之一。直到50年代中期，在北京天橋的劇場戲園裏，還在時常上演評劇《春阿氏》。可見人們對這個香消玉殞、沉冤不白的柔弱女子，寄予着無盡的同情；也是對那個風雨如磐、暗無天日的時代，進行着痛切的控訴。
其實，說起春阿氏案的來竜去脈，原也普通不過。
光緒年間，北京城內住着一戶旗人阿洪阿，生有一女叫三蝶兒，長得如花似玉，而且知書達理。三蝶兒自幼與表兄弟聶玉吉青梅竹馬，兩小無猜，雙方傢長亦早有“結親”之議。年歲及長，三蝶兒與聶玉吉更是靈犀一點，心心相印。誰知不久之後，玉吉父母同日暴亡，傢境陡然敗落。嫌貧愛富的三蝶兒之母德氏，悍然悔婚，將其另嫁傢道殷實的小官吏文光之子、戇傻的春英為妻（以夫為姓，是為春阿氏）。昔日的愛情遭到破壞，於是婚後僅僅三個月，就演出了一場悲慘的情殺案件。
三蝶兒嫁給春英後，婆婆“平日管束較嚴，傢內早晚兩餐，俱由伊做飯。自祖婆母以下衣服，皆由伊漿洗。伊平素做事遲慢，每早梳頭稍遲，即被大婆母斥駡，間逢傢內諸人脫換衣服漿洗過多，不能早完，亦屢經大婆母斥責，因此常懷愁急”，整日心情憂鬱，以淚洗臉。“自思過門不及百日，屢被譴責，嗣後何以過度？不如乘間尋死，免得日後受氣”。再加上公公文光娶了一個大號“蓋九城”的妓女為妾，三蝶兒的婚後生活就更加不幸了。“蓋九城”刁蠻、兇悍，又與常在其傢進出的幫閑普二有染，被春阿氏無意中撞見，於是，她把春阿氏看做眼中釘，肉中刺，常常藉故生事，時時加以欺凌。一直未能忘情於三蝶兒的聶玉吉，聽說了她婚後的不幸遭遇，忿忿不平。一次，他看到春阿氏當衆受到婆婆責駡，氣憤之下，喪失理智，夜間潛入春阿氏傢中，殺死了春阿氏的丈夫春英，逃往外地。
案發後，春英傢人皆視春阿氏為兇手，“蓋九城”更是一口咬定春阿氏因姦謀害親夫，必欲其為春英償命而後快。春阿氏為了保護聶玉吉，也並不多作申辯，衹說持刀自殺，誤傷其夫，如今悔不當初，衹求速死。在該案的審理過程中，發現了許多疑點和難以解釋之處，處處表明春阿氏决不是殺夫兇手，但是，清廷官員並無能力理清頭緒，查明真相，在拖延了很長時間以後，為了敷衍塞責，衹得草草宣佈結案。光緒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清廷大理院的結案奏摺中這樣寫道：“臣等再四斟酌，擬請援強盜夥决無證、一時難於定讞之例，將該犯婦春阿氏改為監禁，仍由臣等隨時詳細訪查。倘日後發露真情，或另出有憑證，仍可據實定斷；如始終無從發覺，即將該犯婦永遠監禁，遇赦不赦，似於服製人命重案更昭鄭重。”聖旨也就居然批示：“依議，欽此”。真是一筆糊塗帳。
審判（法庭）不明，執法（監獄）更兇。春阿氏被判“永遠監禁，遇赦不赦”，投入監獄以後，“此時正值瘟疫流行，獄內的犯人，不是生瘡生疥的，便是瘡疔腐爛、臭味難聞的..一間房內多至二十口人犯，對面是兩張大床，床上鋪着草簾子，每人有一件官被，大傢亂擠着睡覺。那一份骯髒氣味，不必說日久常住，就是偶然間聞一鼻子，也得受病。你望床上一看，黑洞洞亂搖亂動，如同螞蟻打仗的一般。近看，乃是虱子、臭蟲，成團樹壘，擺陣操練..所有獄中人犯，生瘡生疥的也有，上吐下泄的也有，瘧疾痢疾的也有”，活脫脫一個人間地獄！在這樣的人間地獄裏，春阿氏“渾身是疥，頭部浮腫紅燒，可憐那一雙素手，連燒帶疥，腫似琉璃瓶兒一般。揭開髒被服一看，那雪白兩段玉臂，俱是疥癬，所枕的半頭磚以下，咕咕嚨嚨，成團論碼的，俱是虱子、臭蟲”，很快，春阿氏就染上了“頭暈眼花，上吐下泄之癥，每日昏昏沉沉”，水米不沾，不久就玉殞香消。春阿氏死了，沉冤未能昭雪，造成了清末歷史上一樁著名的冤獄。總的來看，春阿氏案不過是一件普普通通的情殺致死人命案。像春阿氏這樣的弱女子蒙冤受屈，死於獄中，在中國的封建社會裏也是屢見不鮮的事情。它之所以會惹人註意，引起風潮，是因為它發生於清朝末年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它是清末民初社會狀況的一面鏡子。
春阿氏案能夠激蕩風潮，引起人們越來越強烈的關註，首先是由於新聞媒介的介入。
清朝末年，迫於民間的要求，清政府不得不放鬆了報禁，一時間，民間辦報蔚然成風。當時，除了上海《時務報》、天津《國聞報》等著名報紙外，各地都有一些民辦的報紙，北京也有一份叫做《京話日報》的小報，專門報道北京消息、坊間新聞，在京城小有名氣。春阿氏一案案發和審理期間，從光緒三十二年六月至八月，《京話日報》連篇纍牘地刊登有關春阿氏案情的消息報道、讀者來函及質疑文章，扮演了一個推波助瀾的厲害角色。
春阿氏案發受審以後，《京話日報》館立即發表“編者按”：“春阿氏的冤枉，京城已經傳遍，事關人命，本館可不敢硬下斷語。究竟有什麽憑據，有甚麽見證，知道底細的人，請多多來信，以便查考。”隨後，《京話日報》逐日收到許多讀者來函，議論紛紛，見仁見智，表現了民衆對此案的極大關心。此外，《京話日報》又在政府執法機關之外，派出專人對此案詳加調查，擺出了一副引導輿論，辨明是非，監督司法公正的架勢：“現在中國改定法律，為自強的轉機。外人的眼光都註重在我們的刑法上，故此不嫌麻煩，極力調查這回事，並不是為一人一傢的麯直。如果春阿氏實在冤枉，提督衙門的黑暗，也未免太無天理了！還求知道底細的人，再與本館來信。如有真憑實據，本館敢擔爭論的責任。”
在《京話日報》所收到的讀者來信中，“替春阿氏聲冤的十居八九，替‘蓋九城’分辯的，衹有一兩信”，可見輿論是嚮着春阿氏的。據有些瞭解內情的讀者來信說，春阿氏承認殺夫有罪，實是法庭上嚴刑逼供的結果，“熬審阿氏，用的非刑很是殘忍，薫硫黃，擰麻辮子，跪鎖，死過去三次，並無口供。後來又收拾她母親，老太太受刑不過，就叫女兒屈招。阿氏說道：‘自己的本意，寧可死在當堂，决不死在法場。如今怕連累母親，不能不盡這點孝心，衹好屈認就是了。’”有三封來信揭露，承審官員這樣虐待春阿氏，“屈打成招”，是因為他收受了賄賂。“人人傳說，承審官使了四百兩銀子，所以纔這樣判斷”。就連收受賄賂的承審官員，也是有名有姓的，“一個姓朱，一個姓鐘，還有科房的劉某，全都使了錢，是一個竇姓給拉的纖”。據說這“承審官朱、鐘二人，都是窮極了的人。鐘姓有個外號，叫作‘ 窮鐘’。人命重案，竟敢貪圖賄賂，真是大膽！”
由揭露法庭對春阿氏屈打成招的事實，引起了對清政府司法機關刑訊犯人的控訴。 六月十四日、十五日兩天，《京話日報》連載了題為《刑部虐待犯人的實情》的來稿：“過堂的時候，衹憑司官一人，便能定各犯的死生。人命關天，本不是兒戲事，濫用非刑（即如跪鎖，軋合拉）一概不準。請問現在過堂，哪個不用非刑呀？”連那些皂隸們，如果沒有錢賄賂的話，也能讓你吃不了兜着走。比如，過堂的時候，揪頭髮，拉耳朵，真比閻王殿的小鬼厲害萬分；堂上說“打”，這班虎狼惡吏動起刑來，就會盡着力打。相反，如果有銀錢到手，堂上說“打”，他們也會拖延着不動手。該文披露，凡是犯罪的人，一交到刑部手裏，必須先有該犯的至親好友托人疏通刑部官吏，賄賂的數額則是雙方商定的。從進刑部大門開始討價還價起，然後二門、柵欄、牢門、所兒裏、監裏、管鋪的、書班皂吏等，都必須一一把價碼說定，纔敢送人犯到部。衹要有一處沒有打點周到，就會受到故意刁難，吃盡苦頭。例如，監裏的牢頭如果打點不到，犯人的飲食、大小便一概不得自由，鼕天的飯，要先用涼水噴過，結成冰了纔準犯人吃；監裏管鋪的打點不到，他就在一張長一丈、寬六尺的床上給你編上二三十人，根本不管你的死活；堂上管記錄的書班打點不到，“居然就能顛倒黑白，動不動有違例案，真是筆頭兒一動，人命相連。俗語說，一字值千金，就是指着書班說的”。若是那些無錢無勢的苦主，那就更是苦不堪言，“一到監裏，百般凌虐，要把犯人虐死，先報犯人有病，然後報死”。如果講妥價碼了，入獄監禁的時候，“哪一處講妥，哪一處如同走平道一般”。
司法制度的黑暗以外，清朝官員的昏聵無能，簡直也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京話日報》光緒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日三天，連載了一篇署名為“ 疑心子”的文章，逐條例舉，批駁了該案的偵查、審訊官員所作判詞的不合情理之處。文中憤慨地說：“這樣欠通的問官，豈可問這樣的重案，不但不能服春阿氏的心，並且不能服衆人的心。..但盼着遇見一位明白問官，把這案問的清清楚楚，不怕春阿氏殺夫是真，也得有個真憑實據，內中也必有個大大的因由。不能因為大夫辱駡她兩次，就敢動刀殺夫。不把此案問清，人心可就都不舒服了。” 七月十日，《京話日報》再次登載文章，要求司法程序的透明與公開，呼籲《請宣佈春阿氏的罪狀》：“聽說刑部已經定了案，春阿氏定成死罪。如果是實，請刑部把她的罪狀早早宣佈出來。倘若含含糊糊定了罪，不叫旁人知道，中國的訟獄，可算黑暗到傢了。”訟獄的黑暗，官吏的無能，正是清末統治階級病入膏肓、極度腐朽的又一個側面。據《清稗類鈔》記載：面臨內憂外睏、岌岌可危的險境，清政府賴以維係政權的各級官員們照樣文恬武嬉，醉生夢死，“天樂聽完聽慶樂（戲園），惠豐吃罷吃同豐（酒樓）；街頭盡是郎員主（各級官員）；談助無非白發中（麻將）；除卻早衙遲畫到，閑來衹是逛鬍同（妓院）”。這樣的官員要為民作主，决無可能；這樣的朝廷不盡快滅亡，是無天理！
從春阿氏一案的沸沸揚揚，聳動朝野，反映了清朝末年西學東來、民智漸開的社會現實。此案之審理，曠日持久，從光緒三十二年（1906）五月案發，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三月糊裏糊塗地結案，前後達兩年之久。正是在這一時期，封建統治搖搖欲墜的清王朝，打起了“預備立憲”的旗號，標榜要改革君主政體，實行還政於民，並且連連派遣大員出國考察國外憲政實行情況，擺出一副痛下决心、改弦更張的架式。一時間，惹的一些對清政府心存幻想的人將信將疑，一個個拭目以待，等着看此案的公正審理。結果由此案所暴露出來的政治的腐敗黑暗、官員的昏聵無能，以及在清政府的司法制度下人們生命財産的毫無保障，這一切，都引起了人們對清政府的極度失望和極大憤慨。有一個署名“琴心女士”的讀者給《京話日報》來信說：“貴刊請刑部宣佈罪狀，刑部守定了秘密宗旨，始終不肯宣佈。現在預備立憲，立憲國民將來都有參與政事的權利，何況春阿氏一案本是民事，官場要治她的罪，本是給民間辦事，既給民間辦事，為什麽不叫民間知道呀？..果真定成死罪，屈枉一人的性命事小，改變了法律，再出這樣沒天日的事，中國還能改甚麽政治呀！我與春阿氏非親非故，既是中國人，不能不管中國事。但我是一個女子，又沒法子管。悶了好幾天，寫了這封信，告訴您知道知道就是了。唉，中國的黑暗世界，幾時才能放光明呀？”《京話日報》在全文發表時，加上了“總有一天 ”的編者按語。生動地表明了清政府已經天怨人怒，民心喪盡。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武昌城頭一聲槍響，貌似巍然大物的清王朝就即刻土崩瓦解了。
有意思的是，春阿氏一案並不像許多哄動一時的事情那樣很快成為過去，為人們所遺忘。宣統年間，北方的裏巷坊間就開始有《實事小說春阿氏》的鈔本流傳，很受人們歡迎。到民國2年（1913），有筆名冷佛者，根據春阿氏案的實情，在清末鈔本小說的基礎上，寫出了小說《春阿氏》。該書民國3年5月初版，民國5年二版，民國12年三版，直到30年代，仍不斷印行，而且還有標點本出現。前不久，吉林文史出版社編輯出版《晚清民國小說研究叢書》，又一次把《春阿氏》列入其中，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了。這本小說利用文學形式，形象地描述了春阿氏一案自始至終的全部過程。“書中之言，一切訊詞口供，雖係實事，而編述小說者不能不略加渲染”，淋漓盡致地展示和揭露了封建王朝的腐朽黑暗，以及封建婚姻制度和傳統貞節觀念給青年男女帶來的莫大不幸。從春阿氏一案的審判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自刑部堂官，下至獄卒皂隸，無一不是昏聵兇橫，貪贓枉法，殘忍狡詐。公堂上動輒非刑，晝夜熬審，牢獄裏虐待無休，視同狗彘。清王朝的整個司法制度，實與人間地獄無異。正如《春阿氏》印行本《題辭》開宗明義所說：“黑暗難窺一綫天，人間地獄倍堪憐；誣將貞婦為***，孽海誰能度大千！”《春阿氏》以清末冤獄為筆下主要批判對象，與《楊乃武與小白菜》、《楊三姐告狀》等構成了清末小說的一種特殊樣式——“冤獄小說”，它和揭露政治腐敗、抨擊時政弊端、諷刺官僚昏聵的“譴責小說”一道，提供了讓人們認識這一黑暗社會、而且是這一社會最黑暗的一個方面的生動教材，具有着無庸置疑的社會意義。
對春阿氏案感興趣的不僅是文學界，春阿氏的故事甚至還被搬上了戲劇舞臺。《前北平國劇學會見於書目》中，記載有京劇演出本《春阿氏》。它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冤怨緣》。民國時期，此劇久演不衰，頗受北平市民的歡迎，春阿氏的事情，當時也就可以說是傢喻戶曉。甚至有人說，《春阿氏》一劇，可以名列京劇的“四大悲劇”之一。直到50年代中期，在北京天橋的劇場戲園裏，還在時常上演評劇《春阿氏》。可見人們對這個香消玉殞、沉冤不白的柔弱女子，寄予着無盡的同情；也是對那個風雨如磐、暗無天日的時代，進行着痛切的控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