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小說。九捲三十五回。
敘述楊少遊建功立業的一生，以及同鄭瓊貝、秦彩鳳、桂蟾月等八位佳人的愛情婚姻故事
《九雲記》是中國小說還是朝鮮小說？
兩派學者都說“鐵證如山”
□本報記者 張潔宇
二十多年前，在韓國嶺南大學中央圖書館的汶波文庫裏，一本9
18萬字的漢文小說被首次發現，封面題為《九雲記》，署名“無名子
添刪”。這部小說以漢文寫作，講述了一些清朝的中國人的故事，其
情節、描寫深受《紅樓夢》的影響。這樣一部作品，無論從文化遺産
整理的角度來講，還是從中韓文化交流的方面來說，都無疑具有重要
的價值和意義。但是，這位未肯留名的“無名子”到底是誰？這究竟
是一部由中國人撰寫的古代白話小說，還是由朝鮮人用漢文撰寫的朝
鮮小說？這樣一筆寶貴的文學遺産，到底是應該把它寫進中國的清代
小說史，還是將之納入韓國的文學史？……
這就是中、韓兩國學者至今爭論未休的、成為國際文化研究中一
個小小“熱點”的“《九雲記》之謎”。
韓國學者意見不一，我國學者多認其為中國小說，法國學者
陳慶浩以“內證”說明：“《九雲記》是朝鮮小說”
《九雲記》被發現的二十年來，已有不少韓國學者進行了專門研
究。以尹榮玉、陸宰用為代表的一派學者認為，《九雲記》是一部地
道的韓國小說。它承襲了朝鮮著名漢文小說《九雲夢》（作者為朝鮮
人金萬重），也受到《紅樓夢》、《鏡花緣》等中國古典小說的深刻
影響，是一部在中韓文化交流研究方面具有重大意義的小說。而以丁
奎福、崔溶澈二人為代表的另一派學者則認為，《九雲記》是一部中
國小說。它實際上就是史有記載、但目前尚未找到的中國清代文人梅
花所作的小說《九雲樓》的抄本。它的發現正可以說明，中韓兩國文
化史上不僅有中國小說對朝鮮小說的影響的關係，同時也有朝鮮小說
反過來影響中國小說的關係，這種相互和交流的關係意義深遠，甚至
可以說填補了史料的空白。
《九雲記》之所以可能成為一個“謎”，還要從“漢文化圈”說
起。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漢字不僅僅是中國人用以寫作的工具，
日本、朝鮮、越南、琉球等地都大量使用漢字，這些地區就形成了一
個“漢文化圈”。日本是到13世紀以後纔使用本民族文字的，而越南、
朝鮮則更晚，直至本世紀纔停止使用漢字。因此，這些國傢不僅保留
了大量的漢文文獻，同時也流傳下來很多漢文小說、詩歌、詩話、戲
劇等文學作品。有趣的是，朝鮮的漢文小說不像日本和越南小說那樣
衹寫本地的人和事，絶大多數朝鮮漢文小說描寫的是中國境內發生的
中國人的故事，並以此折射和反映朝鮮社會。正因此，作者不詳、
史上沒有記載的《九雲記》到底歸屬哪方，成為了引發研究者爭論的
一則難解之“謎”。
在韓國學者研究了十餘年之後，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
究所劉世德教授首次將《九雲記》介紹給了中國學術界。他的論文
《論〈九雲記〉》，以及他在《文藝報》、《人民日報》（海外版）
等報紙上發表的報道文章引起了中國學者們的重視。劉世德的觀點與
韓國丁、崔二位學者相同，即認為《九雲記》就是《九雲樓》，這是
一部中國小說。支持這個結論的最重要的證據來自韓人金進洙的《碧
蘆集》：此書記載了《九雲樓》作者的一段自序：“餘官西省也，於
舟中得見《九雲夢》，即朝鮮人所撰也。事有可采，而朝鮮不嫻於稗
官野史之書，故改撰雲。”劉世德解釋說，“西省”指的是今天的山
西省或陝西省，由此可見《九雲樓》的作者是中國人。而且他所說的
“朝鮮人不擅長於寫小說，所以要自己來寫”的話，更說明了他的中
國人的身份。而《九雲記》和《九雲樓》衹不過是同一部書的不同書
名而已。
1994年，由劉世德校點的《九雲記》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中
國的研究者和讀者終於可以讀到這部新發現的小說了。與此同時，劉
世德關於《九雲記》是中國小說的觀點也被國內學者所接受。1996年
出版的《清代小說史》（張俊著）收入了《九雲記》，1997年出版的
《韓國藏中國稀見珍本小說》也將之收了進去。到目前為止，還沒有
其他國內學者發表不同意見，看來，很多人已經認同了《九雲記》就
是我國文化遺産的一個部分。能在域外發現中國的古代小說，實現研
究材料上的突破，學者們無疑都會感到興奮和喜悅。
但是，今年6月，在臺北召開的“韓國漢文小說學術研討會”上
“殺出一個程咬金”，來自法國國傢科研中心的陳慶浩教授“撇開外
部的資料，直接從文本入手”，由“內證”得出肯定的結論：“《九
雲記》是朝鮮人的作品。”
近日，陳教授在北京專門就此問題接受了本報記者采訪。
陳慶浩：從文本入手、可以斷定，《九雲記》出自朝鮮人之手
多年從事“漢文化整體研究”的陳慶浩教授最近正在進行域外漢
文小說的研究。目前，他已主持收集出版了《越南漢文小說》，而
《日本漢文小說》和《朝鮮漢文小說》的收集工作也正在進行中。在
這項梳理漢文化歷史的大工程中，《九雲記》當然是其中的一部分，
這也是令陳慶浩關註“《九雲記》之謎”的一個直接原因。由於研究
的需要，陳慶浩接觸了大量域外漢文小說，他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
劉世德也承認：“陳先生專門研究域外漢文小說，他看的很多，這其
中有什麽規律，他是掌握的。而我不掌握。這是他的長處，也是他的
結論可以具有說服力的地方。”
基於閱讀和研究的經驗，陳慶浩首先從語言的角度發現了問題。
他說：“寫作和思想一樣，是一種潛語言，難免受到作者的母語影響。
對不是以漢語為母語或經常使用漢語的人，用白話文寫作是相當睏難
的，寫出來的作品，留下母語影響的痕跡亦較多。因此，考察一部漢
文作品是以漢語為母語還是別種語言為母語的人所寫，文字是最重要
的依據。”在《九雲記》中，不規範的詞句幾乎是每一頁都可以遇到，
比如“這麽一個好好的居”、“奉把禮物來了，擺兩道分上”之類。
有趣的是，陳慶浩曾請他的韓國朋友們來讀這些句子，他們卻認為這
些都是通順清楚的。陳慶浩說：“這是因為符合他們的語言習慣，他
們習而不察的緣故。”從這一點不難看出，這種語言出自朝鮮人之手。
在詞句和語法以外，陳慶浩當然還有進一步的論證。他說：“生
活環境、風俗習慣和社會制度的不同，自然也會在作品中表現出來，
這也是我們判斷的根據。”因此，他在稱謂、制度、地理、風俗及其
他幾個方面都進行了詳盡的文本考察，指出了《九雲記》中有關方面
的大量知識性錯誤。這些明顯的例證可以說明，小說的作者並不十分
熟悉中國的社會生活和自然環境，陳慶浩說：“一個外國人寫中國，
他肯定是要露馬腳的。”
從文本內部找到了不勝枚舉的“馬腳”之後，陳慶浩對劉世德等
學者的那條外部證據也作出瞭解釋。他說：“一個人說‘朝鮮人不善
於寫稗官野史，我來寫’，這並不能說明他就一定是中國人。其實這
樣一句話，自然中國人可以說出來，但一個自負的、認為自己很行、
可以寫好小說的朝鮮人也是可以來說出來的。所以，這並不是最有說
服力的證據。”外部資料的不明確，固然是陳慶浩直接從作品本身進
行考察的一個原因，但事實上，即使有更明確的外部資料，他也還是
認為“作品本身最為重要”。他說：“一個作品，就算有人證明它的
作者是中國人，或者就算作者自己說他是中國人，但文本本身的特徵
這樣明顯，那就要考慮考慮。沒有什麽比文本本身更重要。所以，我
現在就是從小說內部證明給大傢看，《九雲記》不可能是中國人寫的
小說。這簡直是鐵證如山。”
劉世德：《九雲記》就是中國古佚小說《九雲樓》
作為陳慶浩的好友，劉世德在接受記者的采訪以前已經讀到了陳
的文章。他告訴記者，他與陳慶浩已經有多次關於《九雲記》作者問
題的討論了。但直到今天，仍然是各執一詞，誰也說服不了誰。
“從作品本身並不能判定它是中國人寫的還是朝鮮人寫的”，劉
世德肯定地說，“因為現在看到的是朝鮮人的抄本，那麽在抄的過程
中是否有改動，現在看到的是否作品的原貌，這都是無法證明的。所
以說，是中國作者還是朝鮮作者，這兩種可能性都存在。要最終判定
作者的問題，必須另找證據。”
最重要的一條外證已經證明：《九雲樓》是中國人所作。因此下
面的問題是：《九雲樓》到底是不是《九雲記》？陳慶浩對此是持懷
疑態度的，而劉世德則認為這一點確鑿無疑。
在李樹廷的《金鰲新話跋》裏有這樣一句話：“《九雲夢》嚮為
清人某評點成十捲，印行於世。”劉世德認為，這條材料可以證明
《九雲樓》確實曾有十捲印行於世，而首捲全是畫像，這就和現在發
現的九捲的《九雲記》完全吻合。劉世德因此說：“如果沒有外在的
材料，陳慶浩先生從內證得出的看法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現在有外在
的證據可以證明中國人受《九雲夢》的影響寫了《九雲記》，一共十
本，與現在的情況完全符合。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考慮，原來衹從
文本來考察得出的結論的可能性不是百分之百。陳先生現在不考慮這
個因素，還是衹從本文來論證，我覺得是有欠缺的。”
此外，劉世德還解釋說：“中國古代小說有一個傳統，一本書有
好幾個名字，比如《紅樓夢》也叫《金陵十二釵》，很多書都是這樣。
所以《九雲記》和《九雲樓》是一本書的兩個名字，這是不足為怪的。
可以看到的是，在朝鮮小說《九雲夢》裏並沒有出現‘九雲樓’這個
名字，但是在《九雲記》中，男主人公的傢裏有一座樓的名字就叫
‘九雲樓’，書中好幾回都寫到男主人公與妻妾們一起在這座樓上遊
玩、作詩。中國古代白話小說中用樓的名字來作書名的有很多，《九
雲記》又叫《九雲樓》，這是完全可能的。”
對自己觀點的堅持，劉世德與陳慶浩的態度同樣不可動搖。他表
示不同意陳慶浩關於“內證最重要”的觀點，而是認為“沒有外證時
用內證是不錯的。但有了外證，而且與你得出的結論相反，那就要考
慮把內證與外證結合起來，尋求一個合理的解釋。”
爭論遠未結束。方法論上的分歧也許更重於“《九雲記》之謎”
本身，這也許是一個影響今後學術研究的重要問題。
劉世德的觀點已被不少國內學者所接受，這是事實。但同時記者
也瞭解到有一些國內學者，他們雖未公開發表文章，但實際是支持
“《九雲記》是朝鮮小說”的觀點的。例如記者在陳慶浩先生住處采
訪時偶遇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研究所的鬍小偉先生就明確表示：
“我同意陳慶浩先生的觀點，《九雲記》是朝鮮小說。”他認為陳慶
浩在研究域外漢文小說過程中見到的此類小說很多，而我們國內的學
者由於各種原因，見到的很少，因此陳慶浩的觀點更能令人信服。看
來，“《九雲記》出自朝鮮人之手”的觀點在國內學術界也决不是
“孤掌難鳴”。
顯然，《九雲記》的問題無論在中國還是韓國，都還處於討論之
中，雖然雙方都認為結論是明擺着的，而且“鐵證如山”，但目前仍
無法得出最後的結論。在國內，早在1993年北京的“中國古代小說國
際研討會”上，劉世德第一次發表關於《九雲記》的論文時，陳慶浩
就已經提出異議，爭論已然開始。l995年，當劉世德的論文譯到韓國
以後，持不同觀點的陸宰用撰文《〈九雲記〉研究現狀及其問題商榷》
進行了辯論。時至今年6月，在臺北的“韓國漢文小說學術研討會”上，
與陳慶浩持不同觀點的韓國學者崔溶澈又發表了論文《“九雲夢幻九
雲樓”——韓中小說史上共受註目的＜九雲記＞成書過程》進行商榷。
兩國國內及兩國之間的爭論依然熱烈，看來，一場爭論還遠遠沒有結
束。
但是，記者在采訪中感受到的是：在《九雲記》歸屬上的分歧實
在更是一種方法論上的分歧。後者的意義實際已超越了問題本身。
陳慶浩表示，他之所以提出《九雲記》的問題，就是要強調內證
的方法。他說：“我想告訴大傢的是，假如能夠好好去想，好好去讀
這些作品，即使作者沒有署名也沒有關係，作品本身能夠提供綫索，
外國人寫的小說是完全可以看得出來的。問題是我們不要被發現新材
料的興奮和喜悅所影響，從而作出不夠謹慎冷靜的判斷。學術研究是
不應該受到這種好奇心的影響的。”
據瞭解，《九雲記》並非第一部有爭議的小說。我國學者曾有過
將著名的朝鮮漢文小說《謝氏南徵記》和《紅白花傳》誤認為中國古
佚小說的錯誤，造成了“國際笑話”。至今，《紅白花傳》還收在中
國社科院編的《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提要》中，沒有在大範圍內將錯誤
糾正過來。據陳慶浩介紹，1997年出版的《韓國藏中國稀見珍本小說》
不僅誤收了《九雲記》，同時也誤收了另一部朝鮮小說《啖》。因
此，陳慶浩強調，內證的方法不僅應被用來判定《九雲記》的歸屬，
它同時也應被運用到對其他小說的判定中去。他提醒國內學者：“以
後假如再碰到這種情況，要用這種方式去思考，用這種方法去檢驗。
不要再發生同樣的錯誤了。”
方法的不同當然不說明研究結果的對錯。陳慶浩的說法無疑發人
深省，劉世德的觀點也引人深思。他一再強調“當內證不能說明問題
的時候，就應該從外面找證據。內證、外證相結合，才能找到最合理
的解釋。”這種方法看起來並不與陳慶浩截然對立，但顯然有着側重
點上的不同。
“《九雲記》之謎”的爭論尚未落下帷幕，方法論的分歧也還有
待於進一步的探討。無論如何，掌握一種正確的、好的方法就是掌握
了通往真理的方向。對正確方法的探索無疑將影響到今後的學術研究
進程，而且，這也許將變成一個與研究本身同樣、甚至更為重要的課
題。
敘述楊少遊建功立業的一生，以及同鄭瓊貝、秦彩鳳、桂蟾月等八位佳人的愛情婚姻故事
《九雲記》是中國小說還是朝鮮小說？
兩派學者都說“鐵證如山”
□本報記者 張潔宇
二十多年前，在韓國嶺南大學中央圖書館的汶波文庫裏，一本9
18萬字的漢文小說被首次發現，封面題為《九雲記》，署名“無名子
添刪”。這部小說以漢文寫作，講述了一些清朝的中國人的故事，其
情節、描寫深受《紅樓夢》的影響。這樣一部作品，無論從文化遺産
整理的角度來講，還是從中韓文化交流的方面來說，都無疑具有重要
的價值和意義。但是，這位未肯留名的“無名子”到底是誰？這究竟
是一部由中國人撰寫的古代白話小說，還是由朝鮮人用漢文撰寫的朝
鮮小說？這樣一筆寶貴的文學遺産，到底是應該把它寫進中國的清代
小說史，還是將之納入韓國的文學史？……
這就是中、韓兩國學者至今爭論未休的、成為國際文化研究中一
個小小“熱點”的“《九雲記》之謎”。
韓國學者意見不一，我國學者多認其為中國小說，法國學者
陳慶浩以“內證”說明：“《九雲記》是朝鮮小說”
《九雲記》被發現的二十年來，已有不少韓國學者進行了專門研
究。以尹榮玉、陸宰用為代表的一派學者認為，《九雲記》是一部地
道的韓國小說。它承襲了朝鮮著名漢文小說《九雲夢》（作者為朝鮮
人金萬重），也受到《紅樓夢》、《鏡花緣》等中國古典小說的深刻
影響，是一部在中韓文化交流研究方面具有重大意義的小說。而以丁
奎福、崔溶澈二人為代表的另一派學者則認為，《九雲記》是一部中
國小說。它實際上就是史有記載、但目前尚未找到的中國清代文人梅
花所作的小說《九雲樓》的抄本。它的發現正可以說明，中韓兩國文
化史上不僅有中國小說對朝鮮小說的影響的關係，同時也有朝鮮小說
反過來影響中國小說的關係，這種相互和交流的關係意義深遠，甚至
可以說填補了史料的空白。
《九雲記》之所以可能成為一個“謎”，還要從“漢文化圈”說
起。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漢字不僅僅是中國人用以寫作的工具，
日本、朝鮮、越南、琉球等地都大量使用漢字，這些地區就形成了一
個“漢文化圈”。日本是到13世紀以後纔使用本民族文字的，而越南、
朝鮮則更晚，直至本世紀纔停止使用漢字。因此，這些國傢不僅保留
了大量的漢文文獻，同時也流傳下來很多漢文小說、詩歌、詩話、戲
劇等文學作品。有趣的是，朝鮮的漢文小說不像日本和越南小說那樣
衹寫本地的人和事，絶大多數朝鮮漢文小說描寫的是中國境內發生的
中國人的故事，並以此折射和反映朝鮮社會。正因此，作者不詳、
史上沒有記載的《九雲記》到底歸屬哪方，成為了引發研究者爭論的
一則難解之“謎”。
在韓國學者研究了十餘年之後，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
究所劉世德教授首次將《九雲記》介紹給了中國學術界。他的論文
《論〈九雲記〉》，以及他在《文藝報》、《人民日報》（海外版）
等報紙上發表的報道文章引起了中國學者們的重視。劉世德的觀點與
韓國丁、崔二位學者相同，即認為《九雲記》就是《九雲樓》，這是
一部中國小說。支持這個結論的最重要的證據來自韓人金進洙的《碧
蘆集》：此書記載了《九雲樓》作者的一段自序：“餘官西省也，於
舟中得見《九雲夢》，即朝鮮人所撰也。事有可采，而朝鮮不嫻於稗
官野史之書，故改撰雲。”劉世德解釋說，“西省”指的是今天的山
西省或陝西省，由此可見《九雲樓》的作者是中國人。而且他所說的
“朝鮮人不擅長於寫小說，所以要自己來寫”的話，更說明了他的中
國人的身份。而《九雲記》和《九雲樓》衹不過是同一部書的不同書
名而已。
1994年，由劉世德校點的《九雲記》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中
國的研究者和讀者終於可以讀到這部新發現的小說了。與此同時，劉
世德關於《九雲記》是中國小說的觀點也被國內學者所接受。1996年
出版的《清代小說史》（張俊著）收入了《九雲記》，1997年出版的
《韓國藏中國稀見珍本小說》也將之收了進去。到目前為止，還沒有
其他國內學者發表不同意見，看來，很多人已經認同了《九雲記》就
是我國文化遺産的一個部分。能在域外發現中國的古代小說，實現研
究材料上的突破，學者們無疑都會感到興奮和喜悅。
但是，今年6月，在臺北召開的“韓國漢文小說學術研討會”上
“殺出一個程咬金”，來自法國國傢科研中心的陳慶浩教授“撇開外
部的資料，直接從文本入手”，由“內證”得出肯定的結論：“《九
雲記》是朝鮮人的作品。”
近日，陳教授在北京專門就此問題接受了本報記者采訪。
陳慶浩：從文本入手、可以斷定，《九雲記》出自朝鮮人之手
多年從事“漢文化整體研究”的陳慶浩教授最近正在進行域外漢
文小說的研究。目前，他已主持收集出版了《越南漢文小說》，而
《日本漢文小說》和《朝鮮漢文小說》的收集工作也正在進行中。在
這項梳理漢文化歷史的大工程中，《九雲記》當然是其中的一部分，
這也是令陳慶浩關註“《九雲記》之謎”的一個直接原因。由於研究
的需要，陳慶浩接觸了大量域外漢文小說，他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
劉世德也承認：“陳先生專門研究域外漢文小說，他看的很多，這其
中有什麽規律，他是掌握的。而我不掌握。這是他的長處，也是他的
結論可以具有說服力的地方。”
基於閱讀和研究的經驗，陳慶浩首先從語言的角度發現了問題。
他說：“寫作和思想一樣，是一種潛語言，難免受到作者的母語影響。
對不是以漢語為母語或經常使用漢語的人，用白話文寫作是相當睏難
的，寫出來的作品，留下母語影響的痕跡亦較多。因此，考察一部漢
文作品是以漢語為母語還是別種語言為母語的人所寫，文字是最重要
的依據。”在《九雲記》中，不規範的詞句幾乎是每一頁都可以遇到，
比如“這麽一個好好的居”、“奉把禮物來了，擺兩道分上”之類。
有趣的是，陳慶浩曾請他的韓國朋友們來讀這些句子，他們卻認為這
些都是通順清楚的。陳慶浩說：“這是因為符合他們的語言習慣，他
們習而不察的緣故。”從這一點不難看出，這種語言出自朝鮮人之手。
在詞句和語法以外，陳慶浩當然還有進一步的論證。他說：“生
活環境、風俗習慣和社會制度的不同，自然也會在作品中表現出來，
這也是我們判斷的根據。”因此，他在稱謂、制度、地理、風俗及其
他幾個方面都進行了詳盡的文本考察，指出了《九雲記》中有關方面
的大量知識性錯誤。這些明顯的例證可以說明，小說的作者並不十分
熟悉中國的社會生活和自然環境，陳慶浩說：“一個外國人寫中國，
他肯定是要露馬腳的。”
從文本內部找到了不勝枚舉的“馬腳”之後，陳慶浩對劉世德等
學者的那條外部證據也作出瞭解釋。他說：“一個人說‘朝鮮人不善
於寫稗官野史，我來寫’，這並不能說明他就一定是中國人。其實這
樣一句話，自然中國人可以說出來，但一個自負的、認為自己很行、
可以寫好小說的朝鮮人也是可以來說出來的。所以，這並不是最有說
服力的證據。”外部資料的不明確，固然是陳慶浩直接從作品本身進
行考察的一個原因，但事實上，即使有更明確的外部資料，他也還是
認為“作品本身最為重要”。他說：“一個作品，就算有人證明它的
作者是中國人，或者就算作者自己說他是中國人，但文本本身的特徵
這樣明顯，那就要考慮考慮。沒有什麽比文本本身更重要。所以，我
現在就是從小說內部證明給大傢看，《九雲記》不可能是中國人寫的
小說。這簡直是鐵證如山。”
劉世德：《九雲記》就是中國古佚小說《九雲樓》
作為陳慶浩的好友，劉世德在接受記者的采訪以前已經讀到了陳
的文章。他告訴記者，他與陳慶浩已經有多次關於《九雲記》作者問
題的討論了。但直到今天，仍然是各執一詞，誰也說服不了誰。
“從作品本身並不能判定它是中國人寫的還是朝鮮人寫的”，劉
世德肯定地說，“因為現在看到的是朝鮮人的抄本，那麽在抄的過程
中是否有改動，現在看到的是否作品的原貌，這都是無法證明的。所
以說，是中國作者還是朝鮮作者，這兩種可能性都存在。要最終判定
作者的問題，必須另找證據。”
最重要的一條外證已經證明：《九雲樓》是中國人所作。因此下
面的問題是：《九雲樓》到底是不是《九雲記》？陳慶浩對此是持懷
疑態度的，而劉世德則認為這一點確鑿無疑。
在李樹廷的《金鰲新話跋》裏有這樣一句話：“《九雲夢》嚮為
清人某評點成十捲，印行於世。”劉世德認為，這條材料可以證明
《九雲樓》確實曾有十捲印行於世，而首捲全是畫像，這就和現在發
現的九捲的《九雲記》完全吻合。劉世德因此說：“如果沒有外在的
材料，陳慶浩先生從內證得出的看法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現在有外在
的證據可以證明中國人受《九雲夢》的影響寫了《九雲記》，一共十
本，與現在的情況完全符合。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考慮，原來衹從
文本來考察得出的結論的可能性不是百分之百。陳先生現在不考慮這
個因素，還是衹從本文來論證，我覺得是有欠缺的。”
此外，劉世德還解釋說：“中國古代小說有一個傳統，一本書有
好幾個名字，比如《紅樓夢》也叫《金陵十二釵》，很多書都是這樣。
所以《九雲記》和《九雲樓》是一本書的兩個名字，這是不足為怪的。
可以看到的是，在朝鮮小說《九雲夢》裏並沒有出現‘九雲樓’這個
名字，但是在《九雲記》中，男主人公的傢裏有一座樓的名字就叫
‘九雲樓’，書中好幾回都寫到男主人公與妻妾們一起在這座樓上遊
玩、作詩。中國古代白話小說中用樓的名字來作書名的有很多，《九
雲記》又叫《九雲樓》，這是完全可能的。”
對自己觀點的堅持，劉世德與陳慶浩的態度同樣不可動搖。他表
示不同意陳慶浩關於“內證最重要”的觀點，而是認為“沒有外證時
用內證是不錯的。但有了外證，而且與你得出的結論相反，那就要考
慮把內證與外證結合起來，尋求一個合理的解釋。”
爭論遠未結束。方法論上的分歧也許更重於“《九雲記》之謎”
本身，這也許是一個影響今後學術研究的重要問題。
劉世德的觀點已被不少國內學者所接受，這是事實。但同時記者
也瞭解到有一些國內學者，他們雖未公開發表文章，但實際是支持
“《九雲記》是朝鮮小說”的觀點的。例如記者在陳慶浩先生住處采
訪時偶遇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研究所的鬍小偉先生就明確表示：
“我同意陳慶浩先生的觀點，《九雲記》是朝鮮小說。”他認為陳慶
浩在研究域外漢文小說過程中見到的此類小說很多，而我們國內的學
者由於各種原因，見到的很少，因此陳慶浩的觀點更能令人信服。看
來，“《九雲記》出自朝鮮人之手”的觀點在國內學術界也决不是
“孤掌難鳴”。
顯然，《九雲記》的問題無論在中國還是韓國，都還處於討論之
中，雖然雙方都認為結論是明擺着的，而且“鐵證如山”，但目前仍
無法得出最後的結論。在國內，早在1993年北京的“中國古代小說國
際研討會”上，劉世德第一次發表關於《九雲記》的論文時，陳慶浩
就已經提出異議，爭論已然開始。l995年，當劉世德的論文譯到韓國
以後，持不同觀點的陸宰用撰文《〈九雲記〉研究現狀及其問題商榷》
進行了辯論。時至今年6月，在臺北的“韓國漢文小說學術研討會”上，
與陳慶浩持不同觀點的韓國學者崔溶澈又發表了論文《“九雲夢幻九
雲樓”——韓中小說史上共受註目的＜九雲記＞成書過程》進行商榷。
兩國國內及兩國之間的爭論依然熱烈，看來，一場爭論還遠遠沒有結
束。
但是，記者在采訪中感受到的是：在《九雲記》歸屬上的分歧實
在更是一種方法論上的分歧。後者的意義實際已超越了問題本身。
陳慶浩表示，他之所以提出《九雲記》的問題，就是要強調內證
的方法。他說：“我想告訴大傢的是，假如能夠好好去想，好好去讀
這些作品，即使作者沒有署名也沒有關係，作品本身能夠提供綫索，
外國人寫的小說是完全可以看得出來的。問題是我們不要被發現新材
料的興奮和喜悅所影響，從而作出不夠謹慎冷靜的判斷。學術研究是
不應該受到這種好奇心的影響的。”
據瞭解，《九雲記》並非第一部有爭議的小說。我國學者曾有過
將著名的朝鮮漢文小說《謝氏南徵記》和《紅白花傳》誤認為中國古
佚小說的錯誤，造成了“國際笑話”。至今，《紅白花傳》還收在中
國社科院編的《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提要》中，沒有在大範圍內將錯誤
糾正過來。據陳慶浩介紹，1997年出版的《韓國藏中國稀見珍本小說》
不僅誤收了《九雲記》，同時也誤收了另一部朝鮮小說《啖》。因
此，陳慶浩強調，內證的方法不僅應被用來判定《九雲記》的歸屬，
它同時也應被運用到對其他小說的判定中去。他提醒國內學者：“以
後假如再碰到這種情況，要用這種方式去思考，用這種方法去檢驗。
不要再發生同樣的錯誤了。”
方法的不同當然不說明研究結果的對錯。陳慶浩的說法無疑發人
深省，劉世德的觀點也引人深思。他一再強調“當內證不能說明問題
的時候，就應該從外面找證據。內證、外證相結合，才能找到最合理
的解釋。”這種方法看起來並不與陳慶浩截然對立，但顯然有着側重
點上的不同。
“《九雲記》之謎”的爭論尚未落下帷幕，方法論的分歧也還有
待於進一步的探討。無論如何，掌握一種正確的、好的方法就是掌握
了通往真理的方向。對正確方法的探索無疑將影響到今後的學術研究
進程，而且，這也許將變成一個與研究本身同樣、甚至更為重要的課
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