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韜》又稱《太公六韜》、《太公兵法》，舊題周初太公望（即呂尚、姜子牙）所著，普遍認為是後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現在一般認為此書成於戰國時代。全書以太公與文王、武王對話的方式編成。此書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兵傢類中不見著錄，但在儒傢類著錄有《國史六》“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字與韜同也。”《隋書·經籍志》明確記載：“《太公六韜》五捲，周文王師薑望撰。”但從南宋開始，《六韜》一直被懷疑為偽書，特別是清代，更被確定為偽書。然而，1972年4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古墓中，發現了大批竹簡，其中就有《六韜》的五十多枚，這就證明《六韜》至少在西漢時已廣泛流傳了，對它的懷疑與否定也不攻自破了。
《六韜》是一部集先秦軍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對後代的軍事思想有很大的影響，被譽為是兵傢權謀類的始祖。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傢》稱：“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北宋神宗元豐年間，《六韜》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為武學必讀之書。《六韜》在16世紀傳入日本，18世紀傳入歐洲，現今已翻譯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種文字。
今存版本有：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殘本、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竹簡殘本、敦煌遺書殘本、《群書治要》摘要本、《四庫全書》本、《續古逸叢書》影宋《武經七書》本、1935年中華學藝社影宋刻《武經七書》本、丁氏八千捲樓藏劉寅《武經七書直解》影印本。
今本《六韜》共分六捲。文韜——論治國用人的韜略；武韜——講用兵的韜略；竜韜——論軍事組織；虎韜——論戰爭環境以及武器與布陣；豹韜——論戰術；犬韜——論軍隊的指揮訓練。
主要思想
《六韜》一書，在軍事方面，主張“伐亂禁暴”，“上戰無與戰”，強調“知彼知己”，“密察敵人之機”，“形人而我無形”，“先見弱於敵”。要求戰爭指導者“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機動靈活地運用各種戰略戰術。它認為作戰中最重要的是奇正變化，“不能分移，不可語奇”。對於攻城，它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圍困打援，迫敵投降。它重視地形、天候對戰術的影響。總結了步、車、騎兵種各自的戰法及諸兵種的協同戰術。它重視部隊的編製和裝備，詳細記述了古代指揮機關的人員組成和各自的職責，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長分別進行編隊的原則。它認為“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詳細記述了古代武器裝備的形製和戰鬥性能。重視軍中秘密通訊，記述了古代軍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它還重視將帥修養和選拔，認為“社稷安危，一在將軍”要求將帥不僅要諳熟戰略戰術、知進退攻守、出奇製勝的謀略，而且要懂得治亂興衰之道，要能與士卒同甘苦，共安危，並提出了考察將帥的八條方法，即所謂“八徵”。在軍事哲理方面，《六韜》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它一方面反對巫祝卜筮迷信活動，把它列為必須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面又主張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敵人。它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初步認識到了矛盾的對立和轉化，提出了“板反其常"的重要辯證法思想，是對古代辯證法思想的重要貢獻。它的許多軍事思想都是建立在這一思想基礎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強必折，太張必缺”，“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等等。
詳解
《六韜》分別以文、武、竜、虎、豹、犬為標題，各為一捲，共六十一篇，近二萬字。捲一《文韜》內分《文師》、《盈虛》、《國務》、《大禮》、《明傅》、《六守》、《守土》、《守國》、《上賢》、《舉賢》、《賞罰》、《兵道》等十二篇，主要論述作戰前如何充實國傢的實力，在物質上和精神上作好戰爭準備。如對內先要富國強民，對人民進行教育訓練，使之萬衆一心，同仇敵愾；對外要掌握敵方的情況，註意保守自己的秘密，這樣才能立於不敗之地。捲二《武韜》內分《發啓》、《文啓》、《文伐》、《順啓》、《三疑》五篇，有的版本把“《兵道》”列於《三疑》前。
這一捲主要論述取得政權及對敵鬥爭的策略，強調在作戰前必須先對敵我雙方的情況了如指掌，進行比較，以己之長剋敵之短，才能製勝。捲三《竜韜》內分《王翼》、《論將》、《選將》、《主將》、《將威》、《勵軍》、《陰符》、《陰書》、《軍勢》、《奇兵》、《五音》、《兵徵》、《農器》等十三篇，主要論述軍事指揮和兵力部署的藝術，指出在戰爭中要調動對方，選擇將帥、嚴明紀律，然後確定如何發號令、通信息。還指出要註意天時地利、武器裝備和物質供應等。
捲四《虎韜》內分《軍用》、《三陣》、《疾戰》、《必出》、《軍略》、《臨境》、《動靜》、《金鼓》、《絶道》、《略地》、《火戰》、《壘虛》等十二篇，主要論述在寬闊地區作戰中的戰術及其他應註意的問題。捲五《豹略》內分《林戰》、《突戰》、《幫強》、《敵武》、《山兵》、《澤兵》、《少衆》、《分險》等八篇，主要論述在各種特殊的地形作戰中的戰術及其他應註意的問題。捲六《犬韜》內分《分合》、《武鋒》、《練士》、《教戰》、《均兵》、《武車士》、《武騎士》、《戰騎》、《戰車》、《戰步》等十篇，主要論述教練與編選士卒以及各種兵種如何配合作戰，以發揮軍隊效能等問題。《六韜》的內容十分廣泛，涉及戰爭觀、軍隊建設、戰略戰術等有關軍事的許多方面，其中又以戰略和戰術的論述最為精彩，它的權謀傢思想也很突出。
《六韜》的軍事思想比較復雜，差不多先秦各傢的軍事思想在書中都有反映。書中最突出的是陰謀權術思想。《六韜》一開頭就說：“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傢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文師》）這就是說，國君統治百姓，就要像漁人釣魚，以釣餌來誘使人們上鈎，聽從驅使。權謀可以表現在多方面：第一，“予之為取”。就是欲將取之，必先與之。《文師》說：“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
《國務》說：“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瘳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於己。此愛民之道也。“在感情、道義、物質上付出這麽多，對人又仁既愛，其目的是什麽呢？就是“欲使主尊人安”（《國務》），“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發啓》）。第二，“攻強必先養強”。《三疑》說：“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大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這就是說，要攻打強大的敵人時，不妨采用讓敵人驕傲自大的策略，敵人驕傲自大了，自然就容易對付了。第三，“文伐”。
《文伐》中列舉了十二條屬於文伐，不屬於武攻的陰謀詭計。一是投其所好，讓敵人産生驕傲之心；二是“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心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是“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四是用珠玉、美人來腐蝕麻痹敵人；五是挑撥敵方忠臣與君主的關係；六是收買敵人的內臣，離間其外臣；七是送給敵人大量財物，使其輕視生産，因而導致蓄積空虛；八是與敵國偽結親誼以麻痹敵人，使其為我所用；九、十是表面上尊崇敵國，示之卑微順從，使其驕怠自斃；十一、十二是要收買敵國大臣，堵塞敵之耳目。使其豪傑智士為我所用，用亂臣美女迷惑其主。一般兵書大都重視戰場上的戰略戰術，對陰謀手段論述得較少。把陰謀論述得如此詳細的，《六韜》是最突出的。
在戰略戰術上，《六韜》有其獨到之處。《兵道》說：“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這是說，用兵的原則在於“一”。所謂“一”，就是事權要專一，兵力要集中，行動要統一，這樣才能獨往獨來，機動靈活，不受牽製，取得戰爭的主動權。《軍勢》載：“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敵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是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不製者，兵也。’”這裏強調的是“因敵之動”，“倏而和主，忽而來”，核心是突出機動靈活，不為敵人所牽製。能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就可以戰無不勝。
《六韜》還強調了用兵要見機而作，以謀略取勝，而不以力戰。“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與無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在《六韜》中，還論述到了步、車、騎三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戰術問題。《均兵》指出了車、騎的地位及其不同作用：“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陣），要（邀擊）強敵，遮走北（敗軍）也。騎者，軍之伺侯也，所以踵敗軍。絶糧道，擊便寇也。”如果步兵與車、騎作戰，那麽，“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發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戰步》）。如果是平地作戰，方法是“令我士卒為行馬、木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步，闌車以為壘，推而前後，立而為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不解。”（《戰騎》）對車、騎、步的協同作戰及如何運用步兵對付敵人車、騎兵的辦法作了詳細的論述。
對於軍隊的建設，《六韜》認為首先應註意將領的選拔與培養。因為“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論將》）“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主將》）所以，對於將領的選拔、考察就不能不認真細緻。它認為：“將有五材十過。……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論將》）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長處與短處，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它還提出了選擇考察將領的各種方法。值得註意的是，《六韜》還提出了建立參謀部的問題。
《王翼》載：“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為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帥師，以將為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和工，隨時變化，以為紀鋼。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這是說，國君率領軍隊，必須要有得力的輔佐。全軍的生命掌握在將帥的手中，但是將帥的職責是全面領導，不能局限在其一個局部，因此就應該建立一個由七十二人組成的參謀部，並根據各人的才能授予職務，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七十二人是些什麽樣的人呢？《六韜》的安排是腹心一人，謀士五人，天文三人，地利三人，兵法九人，通糧四人，奮威四人，旗鼓三人，股肱四人，通纔二人，權士三人，耳目七人，爪牙五人，羽翼四人，遊士八人，術士二人，方士三人，法算二人等等。這是我國軍事史上最早的見於明文規定的參謀部組織法，是《六韜》的一大創造。
《六韜》還係統地論述了將領的自主權問題。《立將》明確記述了國君於太廟誓師，以斧鉞授將，將受命出徵的具體儀式，而且還鄭重其事地論述了將帥應有的統率三軍，獨斷專行的權利。“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禦。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决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鬥，氣厲青雲，疾苦馳鶩，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這裏的核心是“軍不可從中禦”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意思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軍隊不能由國君在中樞機構中具體指揮，而應完全由將領根據戰場上的實際情況來指揮，這樣才能取得勝利。將領有自主權，就有了主動權。對於士卒，《六韜》也很重視其選拔與訓練。
《練士》說：“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為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陳（陣）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鈎、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絶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絶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鬥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與其將報仇者，取秋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贅婿人虜欲掩跡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貧窮憤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廉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偉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這裏強調的是對士卒的因材施用與組織方法。士卒的才能、性格等是千差萬別的，把這些人按一定的原則組織起來，就可以充分發揮他們潛能，取得勝利。對於軍隊的治理，《六韜》提出了刑賞並重和“殺貴大，賞貴小”的原則。
《將威》中寫武王問太公怎樣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樹立將帥的威信，太公說：“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牛竪馬洗廄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殺和賞都是將帥建立威信的手段，這一點在《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兵書中提到過，但明確地提出“殺大賞小”原則的以《六韜》為最早。所謂“殺大賞小”，就是殺位高者以震懾他人，賞位卑者以激勵衆幹。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六韜》雖然從總體水平來說趕不上《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但也有其獨特的價值。
《六韜》是一部集先秦軍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對後代的軍事思想有很大的影響，被譽為是兵傢權謀類的始祖。司馬遷《史記·齊太公世傢》稱：“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北宋神宗元豐年間，《六韜》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為武學必讀之書。《六韜》在16世紀傳入日本，18世紀傳入歐洲，現今已翻譯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種文字。
今存版本有：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殘本、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竹簡殘本、敦煌遺書殘本、《群書治要》摘要本、《四庫全書》本、《續古逸叢書》影宋《武經七書》本、1935年中華學藝社影宋刻《武經七書》本、丁氏八千捲樓藏劉寅《武經七書直解》影印本。
今本《六韜》共分六捲。文韜——論治國用人的韜略；武韜——講用兵的韜略；竜韜——論軍事組織；虎韜——論戰爭環境以及武器與布陣；豹韜——論戰術；犬韜——論軍隊的指揮訓練。
主要思想
《六韜》一書，在軍事方面，主張“伐亂禁暴”，“上戰無與戰”，強調“知彼知己”，“密察敵人之機”，“形人而我無形”，“先見弱於敵”。要求戰爭指導者“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機動靈活地運用各種戰略戰術。它認為作戰中最重要的是奇正變化，“不能分移，不可語奇”。對於攻城，它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圍困打援，迫敵投降。它重視地形、天候對戰術的影響。總結了步、車、騎兵種各自的戰法及諸兵種的協同戰術。它重視部隊的編製和裝備，詳細記述了古代指揮機關的人員組成和各自的職責，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長分別進行編隊的原則。它認為“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詳細記述了古代武器裝備的形製和戰鬥性能。重視軍中秘密通訊，記述了古代軍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它還重視將帥修養和選拔，認為“社稷安危，一在將軍”要求將帥不僅要諳熟戰略戰術、知進退攻守、出奇製勝的謀略，而且要懂得治亂興衰之道，要能與士卒同甘苦，共安危，並提出了考察將帥的八條方法，即所謂“八徵”。在軍事哲理方面，《六韜》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它一方面反對巫祝卜筮迷信活動，把它列為必須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面又主張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敵人。它具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初步認識到了矛盾的對立和轉化，提出了“板反其常"的重要辯證法思想，是對古代辯證法思想的重要貢獻。它的許多軍事思想都是建立在這一思想基礎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強必折，太張必缺”，“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等等。
詳解
《六韜》分別以文、武、竜、虎、豹、犬為標題，各為一捲，共六十一篇，近二萬字。捲一《文韜》內分《文師》、《盈虛》、《國務》、《大禮》、《明傅》、《六守》、《守土》、《守國》、《上賢》、《舉賢》、《賞罰》、《兵道》等十二篇，主要論述作戰前如何充實國傢的實力，在物質上和精神上作好戰爭準備。如對內先要富國強民，對人民進行教育訓練，使之萬衆一心，同仇敵愾；對外要掌握敵方的情況，註意保守自己的秘密，這樣才能立於不敗之地。捲二《武韜》內分《發啓》、《文啓》、《文伐》、《順啓》、《三疑》五篇，有的版本把“《兵道》”列於《三疑》前。
這一捲主要論述取得政權及對敵鬥爭的策略，強調在作戰前必須先對敵我雙方的情況了如指掌，進行比較，以己之長剋敵之短，才能製勝。捲三《竜韜》內分《王翼》、《論將》、《選將》、《主將》、《將威》、《勵軍》、《陰符》、《陰書》、《軍勢》、《奇兵》、《五音》、《兵徵》、《農器》等十三篇，主要論述軍事指揮和兵力部署的藝術，指出在戰爭中要調動對方，選擇將帥、嚴明紀律，然後確定如何發號令、通信息。還指出要註意天時地利、武器裝備和物質供應等。
捲四《虎韜》內分《軍用》、《三陣》、《疾戰》、《必出》、《軍略》、《臨境》、《動靜》、《金鼓》、《絶道》、《略地》、《火戰》、《壘虛》等十二篇，主要論述在寬闊地區作戰中的戰術及其他應註意的問題。捲五《豹略》內分《林戰》、《突戰》、《幫強》、《敵武》、《山兵》、《澤兵》、《少衆》、《分險》等八篇，主要論述在各種特殊的地形作戰中的戰術及其他應註意的問題。捲六《犬韜》內分《分合》、《武鋒》、《練士》、《教戰》、《均兵》、《武車士》、《武騎士》、《戰騎》、《戰車》、《戰步》等十篇，主要論述教練與編選士卒以及各種兵種如何配合作戰，以發揮軍隊效能等問題。《六韜》的內容十分廣泛，涉及戰爭觀、軍隊建設、戰略戰術等有關軍事的許多方面，其中又以戰略和戰術的論述最為精彩，它的權謀傢思想也很突出。
《六韜》的軍事思想比較復雜，差不多先秦各傢的軍事思想在書中都有反映。書中最突出的是陰謀權術思想。《六韜》一開頭就說：“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傢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文師》）這就是說，國君統治百姓，就要像漁人釣魚，以釣餌來誘使人們上鈎，聽從驅使。權謀可以表現在多方面：第一，“予之為取”。就是欲將取之，必先與之。《文師》說：“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
《國務》說：“故善為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瘳則為之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於己。此愛民之道也。“在感情、道義、物質上付出這麽多，對人又仁既愛，其目的是什麽呢？就是“欲使主尊人安”（《國務》），“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發啓》）。第二，“攻強必先養強”。《三疑》說：“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大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這就是說，要攻打強大的敵人時，不妨采用讓敵人驕傲自大的策略，敵人驕傲自大了，自然就容易對付了。第三，“文伐”。
《文伐》中列舉了十二條屬於文伐，不屬於武攻的陰謀詭計。一是投其所好，讓敵人産生驕傲之心；二是“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心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是“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四是用珠玉、美人來腐蝕麻痹敵人；五是挑撥敵方忠臣與君主的關係；六是收買敵人的內臣，離間其外臣；七是送給敵人大量財物，使其輕視生産，因而導致蓄積空虛；八是與敵國偽結親誼以麻痹敵人，使其為我所用；九、十是表面上尊崇敵國，示之卑微順從，使其驕怠自斃；十一、十二是要收買敵國大臣，堵塞敵之耳目。使其豪傑智士為我所用，用亂臣美女迷惑其主。一般兵書大都重視戰場上的戰略戰術，對陰謀手段論述得較少。把陰謀論述得如此詳細的，《六韜》是最突出的。
在戰略戰術上，《六韜》有其獨到之處。《兵道》說：“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這是說，用兵的原則在於“一”。所謂“一”，就是事權要專一，兵力要集中，行動要統一，這樣才能獨往獨來，機動靈活，不受牽製，取得戰爭的主動權。《軍勢》載：“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敵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是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不製者，兵也。’”這裏強調的是“因敵之動”，“倏而和主，忽而來”，核心是突出機動靈活，不為敵人所牽製。能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就可以戰無不勝。
《六韜》還強調了用兵要見機而作，以謀略取勝，而不以力戰。“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與無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在《六韜》中，還論述到了步、車、騎三種兵種配合作戰的戰術問題。《均兵》指出了車、騎的地位及其不同作用：“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陣），要（邀擊）強敵，遮走北（敗軍）也。騎者，軍之伺侯也，所以踵敗軍。絶糧道，擊便寇也。”如果步兵與車、騎作戰，那麽，“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發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戰步》）。如果是平地作戰，方法是“令我士卒為行馬、木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步，闌車以為壘，推而前後，立而為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不解。”（《戰騎》）對車、騎、步的協同作戰及如何運用步兵對付敵人車、騎兵的辦法作了詳細的論述。
對於軍隊的建設，《六韜》認為首先應註意將領的選拔與培養。因為“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論將》）“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主將》）所以，對於將領的選拔、考察就不能不認真細緻。它認為：“將有五材十過。……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論將》）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長處與短處，應該有清醒的認識。它還提出了選擇考察將領的各種方法。值得註意的是，《六韜》還提出了建立參謀部的問題。
《王翼》載：“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為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帥師，以將為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和工，隨時變化，以為紀鋼。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這是說，國君率領軍隊，必須要有得力的輔佐。全軍的生命掌握在將帥的手中，但是將帥的職責是全面領導，不能局限在其一個局部，因此就應該建立一個由七十二人組成的參謀部，並根據各人的才能授予職務，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七十二人是些什麽樣的人呢？《六韜》的安排是腹心一人，謀士五人，天文三人，地利三人，兵法九人，通糧四人，奮威四人，旗鼓三人，股肱四人，通纔二人，權士三人，耳目七人，爪牙五人，羽翼四人，遊士八人，術士二人，方士三人，法算二人等等。這是我國軍事史上最早的見於明文規定的參謀部組織法，是《六韜》的一大創造。
《六韜》還係統地論述了將領的自主權問題。《立將》明確記述了國君於太廟誓師，以斧鉞授將，將受命出徵的具體儀式，而且還鄭重其事地論述了將帥應有的統率三軍，獨斷專行的權利。“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禦。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决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鬥，氣厲青雲，疾苦馳鶩，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這裏的核心是“軍不可從中禦”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意思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軍隊不能由國君在中樞機構中具體指揮，而應完全由將領根據戰場上的實際情況來指揮，這樣才能取得勝利。將領有自主權，就有了主動權。對於士卒，《六韜》也很重視其選拔與訓練。
《練士》說：“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為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陳（陣）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鈎、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絶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絶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鬥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與其將報仇者，取秋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贅婿人虜欲掩跡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有貧窮憤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廉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偉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這裏強調的是對士卒的因材施用與組織方法。士卒的才能、性格等是千差萬別的，把這些人按一定的原則組織起來，就可以充分發揮他們潛能，取得勝利。對於軍隊的治理，《六韜》提出了刑賞並重和“殺貴大，賞貴小”的原則。
《將威》中寫武王問太公怎樣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樹立將帥的威信，太公說：“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臣，是刑上極也；賞及牛竪馬洗廄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殺和賞都是將帥建立威信的手段，這一點在《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兵書中提到過，但明確地提出“殺大賞小”原則的以《六韜》為最早。所謂“殺大賞小”，就是殺位高者以震懾他人，賞位卑者以激勵衆幹。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六韜》雖然從總體水平來說趕不上《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但也有其獨特的價值。
近年的出土文獻大大豐富了上古史料。馬王堆帛書《老子》兩種和郭店竹簡《老子》三種，尤其是定州八角廊竹簡《儒傢者言》和阜陽雙古堆1號木牘，以及已公佈 與待公佈的上海博物館藏簡中與《孔子傢語》相關的部分，已經徹底打破了我們對相關知識的傳統認知框架。
1972年4月中國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和二號西漢墓出土的竹簡，內容包括《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等先秦古籍，還有西漢武帝元光元年 (134BC)歷譜等。這一大批竹簡的出土，特別是失傳一千多年的《孫臏兵法》等古佚書的重新發現，具有重大的科學研究價值。
竹簡出土時浸泡在爛泥污水中，朽壞殘斷情況十分嚴重，由中國大陸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山東省博物館等單位清洗整理。山東省博物館、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單位考釋校訂，已逐步將全部4,000多號整簡和殘簡編輯成書，由中國大陸文物出版社陸續出版。
全部竹簡分編3輯:第一輯為《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尉繚子》、《晏子》等；第二輯為其他古佚書；第三輯為殘簡和《元光元年歷譜》。 現已出版六開綫裝本，其中《孫子兵法》、《孫臏兵法》還另印行大三十二開簡註本各一種。綫裝本分圖版部分、摹本部分和釋文、註釋部分，摹本旁附分簡釋文， 每篇註釋前還有連寫釋文。
位於山東臨沂市銀雀山漢墓的發現，在當時也震動了中外。由銀雀山西漢一號和二號墓出土的《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竹簡書為主要內容的先秦古籍，驗證了中國史學界爭論多年的孫子、孫臏誰早誰先，他們是什麽關係等難題，被譽為中國當代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臨沂市區東南有兩座山崗，古代相傳此處遍生一種灌木，春夏之交，此木鮮花盛開，花朵形似雲雀，東崗為黃色，西崗為白色，故兩座山崗得名金雀山和銀雀 山，均係漢代重要墓地，自1970年以來，先後發掘墓葬百餘座，出土大批珍貴文物，現已在銀雀山西南麓建成我國第一座漢墓竹簡博物館，山東省重點文物保護 單位，臨沂市青少年教育基地。1982年2月動工興建，1989年10月落成的銀雀山漢墓竹簡博物館占地面積10000平方米，主體建築銀雀山漢墓廳和竹 簡陳列廳為仿古式、歇山鬥拱、灰陶瓦頂、赤柱丹梁。院內鬆柏花竹，長廓環繞，山水相映，整體設計融仿古建築與園林風格於一體，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堪稱魯 南參觀遊覽勝地。
步進博物館大門，沿長廓緩行就可來到位於院內南側的銀雀山漢墓廳，室內中央是復原後的一、二號西漢墓穴，所有隨葬物品復製後均按原狀擺放在棺槨內。橢圓形展廳周圍的墻壁上裝飾的玻璃櫥窗，展示着放大後的漢墓發掘現場和出土竹簡的照片。
墓室均在岩石上開鑿而成，為長方形竪穴。相距50釐米，地表至墓底深度，一號墓為2—3米；二號墓為3.5—4米。一號墓槨室南北長2.64米、寬 1.76米、高1米；二號墓槨室南北長2.14米、寬1.56米、高0.88米。兩座墓葬槨室結構基本相同，槨框四角以榫卯相接，扣合緊密，槨頂橫鋪蓋 板，分槨為東西兩側。一號墓槨室東側置棺，西側為邊箱，安放隨葬物品；二號墓則相反，西側置棺，東側為邊箱，棺身外髹黑漆。棺槨木質堅硬，周圍封閉嚴密， 隨葬物品保存良好。
兩座漢墓中共出土竹簡7500餘枚，不僅其數量實屬罕見，其質量也是首次發掘。其中一號墓竹簡內容有《孫子兵法》十三篇和孫子佚文五篇；《孫臏兵法》 十六篇；《尉繚子》五篇，《六韜》十四篇；《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論政論兵文章五十篇及陰陽、時令、占侯之類十二篇。更為難得的是其中一部分是現在還有傳 本的古書，而且大部分為佚書。二號墓出土竹簡32枚，係《漢武帝元光元年歷譜》，是迄今我國發現最早、最完整的古代歷譜。這批竹簡的出土對於我國軍事史、 文字學、古音訓、古簡册制度及古代歷法的研究，均有極其重要的價值。此外，還有陶器、漆器、銅器、慄子、核桃等98件隨葬品出土。據考證，兩墓均為西漢早 期墓葬，衹是姓氏缺乏確切的論證，難以確定，但從出土大批兵書，而未有兵器的情況來看，可以推斷墓主是位與軍事方面有關的文官，且酷愛兵法。《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兩部兵書的竹簡，均在一號墓的邊箱北端發掘出土，使失傳了近兩千年的《孫臏兵法》重見光明，從而澄清千餘年來關於孫武與孫臏 其人、其書爭論未果的問題。就此歷史學家研究認定，孫武是吳孫子，孫臏是齊孫子；分別是春秋、戰國人。孫臏乃孫武之後世子孫，各有兵法相傳，千年聚訟，一 朝得釋。
從銀雀山漢墓廳嚮北，過白玉橋，經銀雀亭便是雄偉壯觀的二層仿古建築——竹簡陳列廳。走進一樓序廳內，正面屏風上懸孫武浮雕像，兩側是用金文，漢隸、 英文、日文摘寫的《孫子兵法》開宗明文的第一句：“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警示人們：戰爭是國傢的大事，它關係到軍民的生 死，國傢的存亡，是不可以不認真考察的。左右板壁上為放大的兵法竹簡照片。序廳的東西兩側分別為《孫子兵法》展廳和《孫臏兵法》展廳。室內陳列采用圖文與 實物相結合的形式，集知識性、科學性、藝術性於一體，展示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兩部兵書竹簡、孫武和孫臏的作戰實踐、春秋戰國兵器、《孫子兵法》和《孫臏兵 法》的理論精華以及中外專傢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據考證：《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之間存在內在的師承關係，前者是後者的依據和基礎，後者是前者的闡述和繼承。兩者一方面成“一傢之言”，合“孫氏之道”；另一方面後者在繼承前者的基礎上，在戰略、戰術、治軍和軍事哲學方面都有新的發展。
《孫子兵法》《孫臏兵法》被世界推崇為“兵學聖典”，“世界古代第一兵書”和“東方兵傢鼻祖”，尊為智慧之源，製勝之寶。現已譯成幾十種文本，法、 俄、德、英、美等國傢先後把其定為軍事學院的必修課，海灣戰爭中，美軍海軍陸戰隊官兵人手一册。不僅如此，《孫子兵法》中精深的哲學思想及辯證關係已遠遠 超過了軍事範疇，其深奧的理念已被廣泛用於企業管理、商業競爭、外交謀略、體育比賽，成為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文化寶庫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智慧之源。
竹簡出土時浸泡在爛泥污水中，朽壞殘斷情況十分嚴重，由中國大陸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山東省博物館等單位清洗整理。山東省博物館、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單位考釋校訂，已逐步將全部4,000多號整簡和殘簡編輯成書，由中國大陸文物出版社陸續出版。
全部竹簡分編3輯:第一輯為《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尉繚子》、《晏子》等；第二輯為其他古佚書；第三輯為殘簡和《元光元年歷譜》。 現已出版六開綫裝本，其中《孫子兵法》、《孫臏兵法》還另印行大三十二開簡註本各一種。綫裝本分圖版部分、摹本部分和釋文、註釋部分，摹本旁附分簡釋文， 每篇註釋前還有連寫釋文。
位於山東臨沂市銀雀山漢墓的發現，在當時也震動了中外。由銀雀山西漢一號和二號墓出土的《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竹簡書為主要內容的先秦古籍，驗證了中國史學界爭論多年的孫子、孫臏誰早誰先，他們是什麽關係等難題，被譽為中國當代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臨沂市區東南有兩座山崗，古代相傳此處遍生一種灌木，春夏之交，此木鮮花盛開，花朵形似雲雀，東崗為黃色，西崗為白色，故兩座山崗得名金雀山和銀雀 山，均係漢代重要墓地，自1970年以來，先後發掘墓葬百餘座，出土大批珍貴文物，現已在銀雀山西南麓建成我國第一座漢墓竹簡博物館，山東省重點文物保護 單位，臨沂市青少年教育基地。1982年2月動工興建，1989年10月落成的銀雀山漢墓竹簡博物館占地面積10000平方米，主體建築銀雀山漢墓廳和竹 簡陳列廳為仿古式、歇山鬥拱、灰陶瓦頂、赤柱丹梁。院內鬆柏花竹，長廓環繞，山水相映，整體設計融仿古建築與園林風格於一體，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堪稱魯 南參觀遊覽勝地。
步進博物館大門，沿長廓緩行就可來到位於院內南側的銀雀山漢墓廳，室內中央是復原後的一、二號西漢墓穴，所有隨葬物品復製後均按原狀擺放在棺槨內。橢圓形展廳周圍的墻壁上裝飾的玻璃櫥窗，展示着放大後的漢墓發掘現場和出土竹簡的照片。
墓室均在岩石上開鑿而成，為長方形竪穴。相距50釐米，地表至墓底深度，一號墓為2—3米；二號墓為3.5—4米。一號墓槨室南北長2.64米、寬 1.76米、高1米；二號墓槨室南北長2.14米、寬1.56米、高0.88米。兩座墓葬槨室結構基本相同，槨框四角以榫卯相接，扣合緊密，槨頂橫鋪蓋 板，分槨為東西兩側。一號墓槨室東側置棺，西側為邊箱，安放隨葬物品；二號墓則相反，西側置棺，東側為邊箱，棺身外髹黑漆。棺槨木質堅硬，周圍封閉嚴密， 隨葬物品保存良好。
兩座漢墓中共出土竹簡7500餘枚，不僅其數量實屬罕見，其質量也是首次發掘。其中一號墓竹簡內容有《孫子兵法》十三篇和孫子佚文五篇；《孫臏兵法》 十六篇；《尉繚子》五篇，《六韜》十四篇；《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論政論兵文章五十篇及陰陽、時令、占侯之類十二篇。更為難得的是其中一部分是現在還有傳 本的古書，而且大部分為佚書。二號墓出土竹簡32枚，係《漢武帝元光元年歷譜》，是迄今我國發現最早、最完整的古代歷譜。這批竹簡的出土對於我國軍事史、 文字學、古音訓、古簡册制度及古代歷法的研究，均有極其重要的價值。此外，還有陶器、漆器、銅器、慄子、核桃等98件隨葬品出土。據考證，兩墓均為西漢早 期墓葬，衹是姓氏缺乏確切的論證，難以確定，但從出土大批兵書，而未有兵器的情況來看，可以推斷墓主是位與軍事方面有關的文官，且酷愛兵法。《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兩部兵書的竹簡，均在一號墓的邊箱北端發掘出土，使失傳了近兩千年的《孫臏兵法》重見光明，從而澄清千餘年來關於孫武與孫臏 其人、其書爭論未果的問題。就此歷史學家研究認定，孫武是吳孫子，孫臏是齊孫子；分別是春秋、戰國人。孫臏乃孫武之後世子孫，各有兵法相傳，千年聚訟，一 朝得釋。
從銀雀山漢墓廳嚮北，過白玉橋，經銀雀亭便是雄偉壯觀的二層仿古建築——竹簡陳列廳。走進一樓序廳內，正面屏風上懸孫武浮雕像，兩側是用金文，漢隸、 英文、日文摘寫的《孫子兵法》開宗明文的第一句：“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警示人們：戰爭是國傢的大事，它關係到軍民的生 死，國傢的存亡，是不可以不認真考察的。左右板壁上為放大的兵法竹簡照片。序廳的東西兩側分別為《孫子兵法》展廳和《孫臏兵法》展廳。室內陳列采用圖文與 實物相結合的形式，集知識性、科學性、藝術性於一體，展示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兩部兵書竹簡、孫武和孫臏的作戰實踐、春秋戰國兵器、《孫子兵法》和《孫臏兵 法》的理論精華以及中外專傢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據考證：《孫子兵法》與《孫臏兵法》之間存在內在的師承關係，前者是後者的依據和基礎，後者是前者的闡述和繼承。兩者一方面成“一傢之言”，合“孫氏之道”；另一方面後者在繼承前者的基礎上，在戰略、戰術、治軍和軍事哲學方面都有新的發展。
《孫子兵法》《孫臏兵法》被世界推崇為“兵學聖典”，“世界古代第一兵書”和“東方兵傢鼻祖”，尊為智慧之源，製勝之寶。現已譯成幾十種文本，法、 俄、德、英、美等國傢先後把其定為軍事學院的必修課，海灣戰爭中，美軍海軍陸戰隊官兵人手一册。不僅如此，《孫子兵法》中精深的哲學思想及辯證關係已遠遠 超過了軍事範疇，其深奧的理念已被廣泛用於企業管理、商業競爭、外交謀略、體育比賽，成為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文化寶庫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智慧之源。
一代大師南懷瑾評價《太公兵法》即《六韜》、《皇帝陰符經》、《反經》、《素書》為中國古代最為觀止的四大奇書。當年，張良在一古墓中幸得《太公兵法》及《皇帝陰符經》兩部奇書，使其得以二次挂帥印出山，聲名赫赫。《太公兵法》是周文王之後的歷代國君潛心研究的一部奇作。《太公兵法》為內藏宇宙之機。匯有天地之智。是先人實踐後的感悟。《太公兵法》——《六韜》：文韜、武韜、竜韜、虎韜、豹韜、犬韜，可治軍從政，為人處世，應有盡有。奇書一部，益者千古。
姜太公是齊國的締造者，周文王傾商武王剋殷的首席謀主、最高軍事統帥與西周的開國元勳，齊文化的創始人，亦是中國古代的一位影響久遠的傑出的韜略傢、軍事傢與政治傢。歷代典籍都公認他的歷史地位，儒、道、法、兵、縱橫諸傢皆追他為本傢人物，被尊為“百傢宗師”，這充分說明了其在中國歷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其思想理論的博大精深。
一、姜太公生平及其出生地之歷史考證
姜太公姓姜或呂氏，名望、尚，字子牙，號飛熊，炎帝神農皇帝51世孫，伯夷36世孫。為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代太師，齊王，妻名申薑，共有13子（丁、壬、年、奇、枋、紹、駱、銘、青、易、尚、其、佐），女邑薑封周武王妃、皇后。B.C.1211年，殷朝庚丁八年已酉年八月初三日出生於今山東省日照市；B.C.1072年戊辰年，周康王六年，卒於周首都鎬京，歲壽139 歲。陵塚位於陝西省鹹陽市周陵鄉，距離文王陵1km；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姜太公祠內設有衣冠塚。
姜太公半生寒微，擇主不遇，飄遊不定，但他能動心忍性，觀察風雲，等待時機，終遇明主，輔佐姬昌，修德振武，以求興周。周武王伐紂，太公為軍師，牧野大戰，滅商盛周，立了首功。周初分封，姜太公被封為齊國君主，他治國有方，創建了泱泱大國，遺風猶存，纍世相續，為後來的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五霸之首而奠定了基礎。
關於姜太公的出生地，文獻記載不一，主要是東海說和河內說。
《孟子·離婁上》說：“伯夷闢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闢紂，居東海之濱……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呂氏春秋·首時》篇說：“太公望，東夷之士也。 ”高誘註《呂氏春秋·首時》篇說：“太公望，河內人也。”《後漢書·郡國三》註引《博物記》雲：“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於棘津，其浦今存。” 《水經註·汶水》雲：“（汶水）又北過淳於縣西，故夏後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於公，號曰淳於國。”《水經註·齊乘》雲：“莒州東百六十裏有東呂鄉，棘津在琅邪海麯，太公望所出。”《水經註》引太公廟碑文曰：“太公望，河內汲人。”究竟何說為確，據史籍和當代有關專傢的考辨，認為東海說根據較為確鑿。東呂鄉當為姜太公出生地。古代呂、莒本為一字，莒為周代國名，即為現在山東省莒縣。東呂鄉、東呂裏在莒城東面，今屬山東省日照市。漢張華《博物志》明確標出：“海麯城有東呂鄉東呂裏，太公望所出也。”西漢的“海麯’則為現在的“日照”。今人楊伯峻對姜太公裏籍作了具體的考辨。他說：“閻若璩《四書釋地續》雲：‘後漢琅邪國海麯縣，劉昭引《博物記註》雲：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於棘津，其浦今存。又於清河國廣川縣棘津城，辨其當在琅邪海麯，此城殊非。餘謂海麯故城，《通典》稱在莒縣東，則當日太公闢紂居東海之濱即是其傢。漢崔瑗、晉盧無忌立《齊太公碑》以為汲縣人者，誤。”（《孟子譯註·離婁上》）所論有據、甚確。就是說，姜太公的出生地當今山東省東部黃海之濱的日照、莒縣一帶，亦正是司馬遷所說的“東海上人’之義。據齊國國都，當今的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史記記載姜太公出生地為現今日照市。據姜太公分支後裔盧氏宗親世界研究會（含韓國等國外盧氏）史記記載，姜太公出生地為山東日照市。當今中國研究姜太公的最高權威之一，中國國防大學著名教授，姜太公後裔薑國柱先生，經多年研究考證，確認姜太公出生地為山東省日照市。
還需要說明的是，在四千年前，日照市兩城鎮（距市區十八公裏），是亞洲最大的城市。這是美國考古專傢組同山東大學在實地聯合考察半年之久得出的結論。作為一代偉人姜太公出生在這樣的文化發達地區，應更合乎情理。經綜合考證分析認為，姜太公出生地應為山東省日照市。
二、姜太公的歷史地位
姜太公一生坎坷多磨而又轟轟烈烈、神秘莫測，確實稱得上是奇人、奇事、奇男子。綜觀太公一生的建樹，無論從軍事、政治、經濟思想等方面，都有卓越貢獻，其中尤以軍事最着，所以太史公言“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稱得上兵傢之鼻祖，軍事之淵藪。
姜太公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是中國文藝舞臺上一位“高、大、全”的形象，還是中國神壇上一位居衆神之上的神主。作為宗教的神仙，他是武神、智神，被奉為“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的護佑神靈。
周朝從古公亶父起，就盼望能得到一個聖人……一位武能安邦、文能治國的賢才，來輔助周國實現滅殷興周的任務，所以名太公為“太公望”，到武王執政時，又以“師尚父”相稱，尊寵權貴無以復加。文王所命太公之“師”即“太師”，是西周王朝“三公”中的最高長官，既主軍，也問政。時有“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之言，足見太公在周朝中的地位之重。
姜太公是一位滿腹韜略的賢臣和非凡的政治、軍事傢，一直受歷代統治者崇尚，這在《詩經》等唐朝以前的許多史料及文學作品中頌文頗多。
唐太宗即位後，外夷相侵，內患未除，政局動亂，國傢面臨着百亂待治，百廢待興的情況，為了達到“安人理國”的目的，便自稱他是姜太公的化身，便在磻溪建立太公廟，他用這一舉動告訴人們，他要象周文王訪賢並重用姜太公那樣的賢臣良將，他後來果然得到了一大批治世理國的人才，終於實現了“貞觀之治”。唐玄宗為求國內安寧，需要像姜太公那樣披肝瀝膽，嘔心瀝血，忠貞不二的勤勉事主的人才，便於開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敕令天下諸州各建一所太公廟。並要求以張良配享，在春秋仲秋月上戊日祭祀。每當發兵出師或各將領及文武舉人應詔，都要先去太公廟拜謁。開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謚姜太公為“武成王”，成為中華民族“武”聖人。宋神宗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為抵禦外冠入侵，下令要求各軍事將領必讀《太公兵法》。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周西伯昌之脫羑裏，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這就確立了姜太公是中華民族創立韜略理論開山祖的地位。
1972年從山東臨沂銀雀山漢武帝初年的墓葬發掘出的《六韜》殘簡，來校勘今天存世的各種《六韜》版本和本註，說明了《六韜》一書，在漢武帝以前就流行開了，否定了《六韜》是古人偽托呂尚所着的懷疑，進一步證實了姜太公在軍事理論上的著述是真實的。他在軍事理論方面，在政治、經濟鬥爭的策略思想方面，都為子孫後代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豐富的遺産，人們稱他是兵傢權謀思想的始祖是當之無愧的！
中國古代的兵論、兵法、兵書、戰策、戰術等一整套的軍事理論學說，就其最早發端、形成體係、構成學說來說，都始自齊國，源自太公，所以說太公為兵傢宗師、齊國兵聖、中國武祖是當之無愧的。可以說，沒有太公理論及其所建立的齊國兵傢，則不會有如此博大精深、智謀高超、理論完整、源遠流長、綿延不斷、影響巨大的中國兵學理論學說。今天，我們在研究中國古代的治國方略、用兵之道時，不能不重視太公的傑出貢獻、思想價值。中國古今著名的軍事傢孫武、鬼𠔌子、黃石公、諸葛亮等都學習吸收了太公《六韜》的精華，太公的文韜武略被當今世界上的政治、經濟、管理、軍事、科技等各個領域所藉鑒。
太公治國，確立了“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之利”的治國方針，在齊國數百年的發展史上，代代相傳，産生了巨大的影響，確立了齊文化的歷史地位。
太公已去世3000餘年了，人民處於崇拜他的高尚人格，悼念他的豐功偉績，以樸實的感情編造出他的很多神話故事歌頌他。說他曾在昆明山學道，後奉師命下山助周滅商，滅商之後又奉師命發榜封神。這在《太平御覽》和《封神記》等書上逐步把他神化了。到了明代許仲琳為崇敬太公無法形容時便以神面化之編着了一部《封神演義》，把他說成是管天下所有神的神了，太公的神奇和威嚴，成為驅邪扶正的偶像了。這些雖然超出了歷史的真實，但卻反映出姜太公在人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姜太公思想
呂尚（姜太公）的文治武略影響深遠。他不僅是開創西周的功臣，而且輔佐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朝之元老，積纍了豐富的治國經驗，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他的思想、理論、實踐博大精深。
1、韜略鼻祖，千古武聖。
姜太公作為中國韜略鼻祖、千古武聖，其文韜武略、經國治軍，理民化俗之論、之策、之術，都為後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並為華夏民族所稱頌、效法。
“兵聖”孫武及其《孫子兵法》飲譽中外，堪稱兵法之集大成者，其軍事思想亦不乏藉鑒太公謀略之處。舉例說明：如《孫子兵法·虛實篇》有“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之句，而以反映姜太公軍事思想的《六韜》論着中《文韜·兵道》記載即有“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之句；《孫子兵法· 計篇》中“將者，智、信、仁、勇、嚴也”與《六韜·竜韜·論將》中“將有五材十過”，“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相近；《孫子兵法·計篇》稱“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國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而《六韜·竜韜·論將》亦言“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等等。
有關姜太公軍事思想的著作有《六韜》、《陰符經》、《太公兵法》、《太公金匱》等，但現存甚少。其軍事韜略、戰爭謀略、戰法戰術、軍隊建設、戰爭準備等思想的高明、深邃、可貴之處，就在於他的全面性、創造性、開拓性，他不是單純地就軍事而論軍事，而是從哲人智能的高度，以聰明政治傢的眼光，將政治與軍事、治國與理軍緊密地結合起來，融為一體加以論述。這就使他的軍事韜略、謀略頗具全面性、深刻性、精闢性，因而為歷代的哲學家、政治傢、軍事傢所推重，並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六韜》作為中國古代偉大的軍事著作，在宋代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作為武學教本，成為武將們必讀的兵書。二千多年來，《六韜》與其它“武經”一樣，從先秦至現代，不斷有人註釋、講解、校勘、闡揚，挖掘其思想宏旨奧義，吸取其思想精華，經久不衰，至今愈盛，充分展現了其光輝的思想價值和不朽的生命力。我們應當珍惜這份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産，使之在新時代更加輝煌。
2、權謀思想。《六韜·文韜·文師》最後有一段姜太公的話：“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這是太公“陰謀修德以傾商政”，滅商興周的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權謀思想。因為，最大的權謀莫過於推翻商朝、建立周朝，奇取和建立國傢政權是軍事謀略的根本。這一思想，除《文師》外，在《發啓》、《文啓》、《順啓》等篇中也都反復論述這個道理。太公被封齊，建立齊國之後，推行的根本方針也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思想。可以看出，姜太公認為，人的本性是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給予人以生利的是道義，能行仁義道德者，則能使天下人歸服。因此，國君應當以天下之利為利，以天下之害為害，以天下之樂為樂，以天下之生為務。衹有以仁義道德為天下興利除害，使天下人與之共利害，同生死，共憂患，共苦樂，這樣便可以收攬、固結民心，使萬民歸心、歡心。基於這種認識，《六韜》強調國君要行仁修德，澤及百姓，不可暴民、虐民，為已而害民，。衹有這樣，人民才能與國君同舟共濟，擁戴國君。本思想亦在齊國的實踐中貫徹、實現了這一思想。這是其它所有軍事謀略傢所沒有的。可見，《六韜》一書的上述內容，與姜太公的軍事謀略思想相符。
3、愛民思想。愛民之道，就是以仁義之道，修德惠民，使民和服。如太公所言：“敬其衆，合其親。敬其衆則合，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絶之以力。敬之無疑，天下和服。”就是說，要尊重民意，敬愛民衆，聚合宗親，行仁舉義，就會受到民衆的擁護愛戴，這樣使天下和服，就可以守土、固國而王天下。因此，威服天下者，不必專任武力，不可橫暴百姓，而要以仁義為本，修德禁暴。這就是姜太公和《六韜》重視文韜而不輕武略，把經國與治軍作為整體而論的高明之處。他治國安民用仁道，施仁政，重教化，因民俗，順民情。這就充分表現了姜太公治政的出發點和歸宿地都是為了愛民。《六韜·文韜·國務》雲：“太公曰：‘利而無害，成而無敗，生而無殺，與而無奪，反而無苦，喜而無怒。’”從上我們不難看出，“ 愛民”思想之深，在先秦軍事、政治和諸侯君中，也衹有姜太公纔有如此深刻“愛民”思想。而且，也是由姜太公在齊立國之後，真正把“愛民”思想貫徹到建國的實踐當中去，這就是齊國的富民政策。
4、順民思想。姜太公深知“民為邦本，民固國興”的道理，有民則有國，無民則何國可言。因此，他力倡以民為本，仁政順民的思想。順民就是“重民”、“貴民”。如果國君、人臣和各級官吏，不以民為本，以民事為務，而敲剝、殘害民衆，就會使民衆離心離德，離之而去，叛之而反。姜太公通過自己長期生活在民衆中的親自實歷，不斷觀察，精心研究，對於民為貴、民為本的思想有深刻的認識，並樹立了牢固的民本意識，所以他在出山之前和立國治國之中，都始終堅持以民為本，實行仁政，收服民心，使萬民歸心。對如何安靜、安定天下，姜太公指出：天有其自己的運行規律，民衆有其自己的日常生活事業。君主能與民衆共同安生，天下就安靜，民衆就安定了。最好的政治是因民俗、順民心進行治理，其次是宣傳教化，感代民衆。民衆被教化、受感化，就會服從政令，所以說天道無為而能生長萬物、成就萬物，民衆無需給予而能自己富庶，這就是對人治理天下的高尚道德，亦是無為而無所不為的根本道理所在。
5、舉賢思想。《六韜·文韜》中《上賢》、《舉賢》兩篇，集中表現了姜太公的重賢、上賢、選賢、舉賢的聖賢治國論及其思想內容。所謂“上賢”，就是尊重、崇尚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尊賢尚功是姜太公“國本”的主要內容之一。姜太公認為，作為君主治理國傢，必須尊崇德纔兼備的賢人，抑製無纔無德的庸人；任用忠實誠信的人，除去姦詐虛偽的人；嚴禁暴亂的行為，禁止奢侈的風俗，因此，明君用人應當警惕六種壞事、七種壞人。六種壞事的危害是：“傷王之德”、“傷王之化”、“傷王之權”、“傷王之威”、“傷功勞之臣”、“傷庶人之業”。對七種壞人，絶對不可信用，即“勿使為將”、“勿與謀”、“勿近 ”、“勿寵”、“勿使”、“禁之”、“止之”。這就堵死了壞人幹壞事、危國傢、害民衆的路徑。
姜太公指出，要根據各級官吏的職能分工的要求條件來選取賢能，再依據各官職應具備的條件來考核官吏，鑒別其才智的高下，考核其能力的強弱，評定其政績的優劣，使之名實相當。因此必須堅持選用賢才、任用賢才的標準。關於選拔任用賢才的標準，姜太公提出了“六守”，即六條標準：仁、義、忠、信、勇、謀，具備這六個標準的則為賢人。姜太公還認為，國屬上賢、舉賢，旨在任賢、用賢，如果上賢、舉賢而不任賢、用賢，亦衹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這種停留在名義上的上賢、舉賢，是不會獲其功而救其亂的，相反則會使世愈亂，以至造成國傢的危亡，所以要上賢、舉賢、任賢、用賢，做到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名實相符。
《六韜·文韜·上賢》雲：“太公曰：‘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舉賢思想，在姜太公建立齊國之後，又正式列入建國方針之一，即“舉賢而上功”。
6、六守三寶。姜太公的理財富國、富民足民的發展經濟的思想主張是全面而周到、精闢而深刻的。《六韜·文韜·六守》載：太公曰：“人君有六守三寶。”六守：仁、義、忠、信、勇、謀。三寶：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𠔌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六守長則群昌；三寶完則國安。這三寶在齊立國之後，也是列入建國方針之一，即“通商工之業，便魚????之利”，農工商同時發展，重點又是發展工商業，因而，後來的齊國纔發展或為一個民富、國強的大國。
姜太公在“三寶並重”“本末並利”、“上下俱足”、廣開財源的基礎上，提出了他的貨幣政策，確保財貨正常流通、賦稅正常繳納，促進經濟發展、市場繁榮，這種開源節流的經濟、貨幣政策，實為國傢經濟發展的上策。姜太公深知，農、工、商三業對國計民生的重要意義。國無農無食不穩，國無工無器不富，國無商無貨不活，故要農、工、商並重，協調發展，使人民有業可從，衣食飽暖，器具足用，財貨流通，財政充裕。姜太公的“三寶”思想，不僅是周朝經濟發展的基本方針政策，而且為齊國的強大奠定了政治、物質基礎。此發展經濟的指導思想，延續至當今世界。
7、九府圜法
姜太公的貨幣政策，主要是他製定的九府圜法。所謂“九府圜法”，顔師古《註》雲：“《周官》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姜太公所建立的“九府圜法”，是用行政手段保證財貨的均衡流通和合理出入，使錢幣與布帛不斷流通，聚散適宜，無積滯，無匱乏。國以之富，民以之足。
“九府”是“掌財幣之官”。查《周禮》的“九府”之職能，就在於“通貨幣，易有無”。
姜太公的財政經濟政策和金融管理制度，不僅為周朝的經濟管理、經濟監督、賦稅收納、貨物保藏等建立了完整、嚴密的管理體係、管理制度，而且為齊國的強大，為齊桓公和管仲的“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霸業奠定了基礎。姜太公的生財之道，理財之策，即開源節流之製，是富民強國之道，為萬世治國興邦之正道，萬事不易之治道，故為萬世法。
四、千秋功業，後人稱贊
姜太公的道德功業，為後人所推崇、稱頌。有人把他由人變為神，列入神仙之首，說他能呼風喚雨、使神役鬼；有人把他尊為“兵傢鼻祖”；齊人稱他為“天齊至尊”等等。歷代文人墨客、哲人智士、兵傢武士，都在詩詞文論、兵書戰策中，抒發情懷，稱贊有加。他們或觀太公留下的歷史遺跡而抒發已志，或以太公事跡為據而引申已論，頌揚其功。
在《詩經·大明》中寫道：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在諸多贊詩中，對姜太公一生功績給予高度概括、評價的要算《封神演義》的作者許仲琳的《薑元帥贊》：
六韜留下成王業，妙算玄機不可窮。
出將入相千秋業，伐罪吊民萬古功。
運籌帷幄欺風後，燮理陰陽壓老彭。
亙古軍師為第一，聲名直並泰山隆。
對姜太公一生的千秋功業，不僅詩詞歌頌，而且經史文論，多有盛贊。
對姜太公人們不僅重視他的著作和智能的價值，還十分尊崇他高尚的人格和不懈奮鬥的精神，懷念他對正義，對文明的孜孜追求；睏難，他不退卻，不屈辱，不低頭；饑餓，也不理會；沉淪，他不屈服；年高，他不服老，而對自已的理想、信念和追求毫不動搖。是有志不嫌年高，大器晚成“使老者奮”的典範。他永遠是中華兒女的自豪和驕傲。
在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延綿不斷的中華民族傳統思想文化中，齊魯文化是主要來源，集中代表了炎黃這一思想體係的傳統文明。在遠古時代，炎帝、黃帝為首的兩個部落，已開始結合。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已融合成為一個民族。在周初，代表這兩個部族的兩個偉大歷史人物，一個是封於齊國的炎帝後裔姜太公，一個是封於魯國的黃帝後裔周公旦。我們說，假如沒有周公的文韜和姜太公的武略，作為“小邦周”是很難戰勝“大國殷”的，即使是戰勝了，也難以鞏固，並創造出那樣燦爛輝煌的周代文明。現在我們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認真研究姜太公的思想，正確評價姜太公的功業，對於深入研究探討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尤其占其主流的齊魯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太公與孫武
兵聖孫武是春秋時期傑出的軍事理論傢，歷史上一直把他看作“中國武學之父”，其所著的兵法十三篇飲譽中外，堪稱兵法之集大成者，其中，除了具體的徵戰之道外，還對事物的普遍規律作了精闢地闡述。可以說，《孫子兵法》不僅是一部兵書，更是一部思想巨著，是用之天下而皆準的萬能寶典。當今，有人將其應用於商界，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兵學思想的應用價值已受到社會各界的關註。
孫武出生在一個群雄逐鹿、烽火四起的戰亂年代，成長於齊兵傢文化日臻完善的歷史時期，因此有機會學習到許多優秀的軍事理論，並為其理論應用實踐、實踐提升理論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這是《孫子兵法》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就是他本人善於學習古人的兵學思想和理論，並勇於繼承和不斷發展創新古人的兵傢文化，形成了一部更為精湛、完整的中華兵學瑰寶。
齊兵傢文化是齊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創始於“中華武祖”姜太公。
為了更深入地研究、學習和應用這部不朽的文化遺産，進一步探究對《孫子兵法》的形成有着重要影響的更古老的我國兵學文化，使孫子的思想理論在當今的學習和應用中發揮更大價值。為此，本人就《孫子兵法》所受姜太公兵學思想的影響舉例簡述如下：
姜太公是商周時期著名的政治傢、軍事傢和謀略傢，周文王傾商、武王剋殷的首席謀主和最高軍事統帥，西周的開國元勳，齊國和齊文化的創始人。歷代典籍都公認他的歷史地位，儒、道、法、兵、縱橫諸傢皆追他為本傢人物，被尊為“百傢宗師”。有關姜太公思想的著述有《六韜》、《陰符經》、《太公兵法》、《太公金匱》等，但現存甚少。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發掘出了《六韜》殘簡，從而肯定了姜太公軍事思想的重要地位，說明《六韜》一書，於漢武帝以前就已流行了。宋代以後，《六韜》被列為《五經七書》之一，作為武學教本，成為武將們必讀的兵書，從而使姜太公思想得以更廣泛的宏揚。
現僅以《六韜》中的軍事理論與《孫子兵法》的相同、相近之處作以摘述，供商榷。
《孫子兵法?計篇》稱“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謀攻篇》有“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國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而《六韜?論將》言“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將有五材十過”，“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對於兵將之論，兩位軍事傢觀點相同，幾無二緻。
對於兵勝之道，孫子推崇“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太公重視：“全勝不鬥，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可以說，這與太公“陰謀修德以傾商政”的思想是相通的，牧野大戰以少勝多就是“伐謀”思想有利的佐證。
《六韜?兵道》雲：“凡兵之道，莫過於一。一者，能獨往獨來。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為兇器，不得已而用之”。而孫子在《軍爭篇》、《勢篇》和《謀攻篇》中均對爭取戰爭先機、造勢和君患等作了專門的論述。以“君患”為例，對於“君患”姜太公認為 “過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禦。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决戰，無有二心”。而孫子認為“君患”有三，為縻軍、惑軍、疑軍。“知勝之道”，“將能而君不禦者勝。”兩者之論，可謂有異麯同工之妙。
對於“道”。《六韜?文師》稱“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孫子兵法》言“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危者”。姜太公以“道”之論受文王重視而為師，孫子以“道”為先而致勝。
對戰爭中攻守策略的運用，孫子於兵法《虛實篇》中說：“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太公亦曰：“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六韜?軍勢》雲：“勢因敵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孫子兵法?勢篇》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二者對兩軍對壘時的軍勢之爭和奇正之用皆津津樂道。
武王以“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求教於太公，太公曰：“勝敗之徵，精神先見。”而孫子亦認為敵之虛實強弱，必然有種種跡象表明，需仔細觀察。這在《六韜?軍徵》和《孫子兵法?行軍篇》中均有縝密地論述。
對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孫子兵法?計篇》曰：“經之以五：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而姜太公則於《六韜?壘虛》中提醒君王，用將需使“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利，中知人事。”
於教戰之道，太公與孫子都認為金鼓、旌旗是必不可少的，太公曰：“凡領三軍，必有金鼓之節，所以整齊士衆者也。將必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法”。孫子曰：“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此用衆之法也”。
……
從上例可以說，孫子是師承於姜太公，而且對於太公的智慧、膽識和謀略也是非常佩服的，這從《孫子兵法?用間篇》中的一段話中不難看出：“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其對姜太公的尊崇之情油然流露於筆端。
《六韜》闡述了姜太公的為政之道、軍事謀略和經濟思想；《孫子兵法》展示了孫武的兵學精髓。兩者各有千秋，而又能融會貫通。讀《六韜》如聽老者循循善誘，親切而自然流暢；觀《孫子兵法》如吟誦詩歌而朗朗上口，清新而頗有教益。
中華兵傢學說源遠流長，正是由於在漫漫歷史長河中，有姜太公這樣的兵傢鼻祖和孫武這樣的集大成者的出現，纔使得我們的軍事理論更加完善和精深。孫子是我國古代兵學文化的總結、繼承、發展、創新的一位偉大的光輝典範。
一、姜太公生平及其出生地之歷史考證
姜太公姓姜或呂氏，名望、尚，字子牙，號飛熊，炎帝神農皇帝51世孫，伯夷36世孫。為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代太師，齊王，妻名申薑，共有13子（丁、壬、年、奇、枋、紹、駱、銘、青、易、尚、其、佐），女邑薑封周武王妃、皇后。B.C.1211年，殷朝庚丁八年已酉年八月初三日出生於今山東省日照市；B.C.1072年戊辰年，周康王六年，卒於周首都鎬京，歲壽139 歲。陵塚位於陝西省鹹陽市周陵鄉，距離文王陵1km；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姜太公祠內設有衣冠塚。
姜太公半生寒微，擇主不遇，飄遊不定，但他能動心忍性，觀察風雲，等待時機，終遇明主，輔佐姬昌，修德振武，以求興周。周武王伐紂，太公為軍師，牧野大戰，滅商盛周，立了首功。周初分封，姜太公被封為齊國君主，他治國有方，創建了泱泱大國，遺風猶存，纍世相續，為後來的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五霸之首而奠定了基礎。
關於姜太公的出生地，文獻記載不一，主要是東海說和河內說。
《孟子·離婁上》說：“伯夷闢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闢紂，居東海之濱……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呂氏春秋·首時》篇說：“太公望，東夷之士也。 ”高誘註《呂氏春秋·首時》篇說：“太公望，河內人也。”《後漢書·郡國三》註引《博物記》雲：“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於棘津，其浦今存。” 《水經註·汶水》雲：“（汶水）又北過淳於縣西，故夏後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於公，號曰淳於國。”《水經註·齊乘》雲：“莒州東百六十裏有東呂鄉，棘津在琅邪海麯，太公望所出。”《水經註》引太公廟碑文曰：“太公望，河內汲人。”究竟何說為確，據史籍和當代有關專傢的考辨，認為東海說根據較為確鑿。東呂鄉當為姜太公出生地。古代呂、莒本為一字，莒為周代國名，即為現在山東省莒縣。東呂鄉、東呂裏在莒城東面，今屬山東省日照市。漢張華《博物志》明確標出：“海麯城有東呂鄉東呂裏，太公望所出也。”西漢的“海麯’則為現在的“日照”。今人楊伯峻對姜太公裏籍作了具體的考辨。他說：“閻若璩《四書釋地續》雲：‘後漢琅邪國海麯縣，劉昭引《博物記註》雲：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於棘津，其浦今存。又於清河國廣川縣棘津城，辨其當在琅邪海麯，此城殊非。餘謂海麯故城，《通典》稱在莒縣東，則當日太公闢紂居東海之濱即是其傢。漢崔瑗、晉盧無忌立《齊太公碑》以為汲縣人者，誤。”（《孟子譯註·離婁上》）所論有據、甚確。就是說，姜太公的出生地當今山東省東部黃海之濱的日照、莒縣一帶，亦正是司馬遷所說的“東海上人’之義。據齊國國都，當今的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史記記載姜太公出生地為現今日照市。據姜太公分支後裔盧氏宗親世界研究會（含韓國等國外盧氏）史記記載，姜太公出生地為山東日照市。當今中國研究姜太公的最高權威之一，中國國防大學著名教授，姜太公後裔薑國柱先生，經多年研究考證，確認姜太公出生地為山東省日照市。
還需要說明的是，在四千年前，日照市兩城鎮（距市區十八公裏），是亞洲最大的城市。這是美國考古專傢組同山東大學在實地聯合考察半年之久得出的結論。作為一代偉人姜太公出生在這樣的文化發達地區，應更合乎情理。經綜合考證分析認為，姜太公出生地應為山東省日照市。
二、姜太公的歷史地位
姜太公一生坎坷多磨而又轟轟烈烈、神秘莫測，確實稱得上是奇人、奇事、奇男子。綜觀太公一生的建樹，無論從軍事、政治、經濟思想等方面，都有卓越貢獻，其中尤以軍事最着，所以太史公言“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稱得上兵傢之鼻祖，軍事之淵藪。
姜太公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是中國文藝舞臺上一位“高、大、全”的形象，還是中國神壇上一位居衆神之上的神主。作為宗教的神仙，他是武神、智神，被奉為“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的護佑神靈。
周朝從古公亶父起，就盼望能得到一個聖人……一位武能安邦、文能治國的賢才，來輔助周國實現滅殷興周的任務，所以名太公為“太公望”，到武王執政時，又以“師尚父”相稱，尊寵權貴無以復加。文王所命太公之“師”即“太師”，是西周王朝“三公”中的最高長官，既主軍，也問政。時有“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之言，足見太公在周朝中的地位之重。
姜太公是一位滿腹韜略的賢臣和非凡的政治、軍事傢，一直受歷代統治者崇尚，這在《詩經》等唐朝以前的許多史料及文學作品中頌文頗多。
唐太宗即位後，外夷相侵，內患未除，政局動亂，國傢面臨着百亂待治，百廢待興的情況，為了達到“安人理國”的目的，便自稱他是姜太公的化身，便在磻溪建立太公廟，他用這一舉動告訴人們，他要象周文王訪賢並重用姜太公那樣的賢臣良將，他後來果然得到了一大批治世理國的人才，終於實現了“貞觀之治”。唐玄宗為求國內安寧，需要像姜太公那樣披肝瀝膽，嘔心瀝血，忠貞不二的勤勉事主的人才，便於開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敕令天下諸州各建一所太公廟。並要求以張良配享，在春秋仲秋月上戊日祭祀。每當發兵出師或各將領及文武舉人應詔，都要先去太公廟拜謁。開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謚姜太公為“武成王”，成為中華民族“武”聖人。宋神宗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為抵禦外冠入侵，下令要求各軍事將領必讀《太公兵法》。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周西伯昌之脫羑裏，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這就確立了姜太公是中華民族創立韜略理論開山祖的地位。
1972年從山東臨沂銀雀山漢武帝初年的墓葬發掘出的《六韜》殘簡，來校勘今天存世的各種《六韜》版本和本註，說明了《六韜》一書，在漢武帝以前就流行開了，否定了《六韜》是古人偽托呂尚所着的懷疑，進一步證實了姜太公在軍事理論上的著述是真實的。他在軍事理論方面，在政治、經濟鬥爭的策略思想方面，都為子孫後代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豐富的遺産，人們稱他是兵傢權謀思想的始祖是當之無愧的！
中國古代的兵論、兵法、兵書、戰策、戰術等一整套的軍事理論學說，就其最早發端、形成體係、構成學說來說，都始自齊國，源自太公，所以說太公為兵傢宗師、齊國兵聖、中國武祖是當之無愧的。可以說，沒有太公理論及其所建立的齊國兵傢，則不會有如此博大精深、智謀高超、理論完整、源遠流長、綿延不斷、影響巨大的中國兵學理論學說。今天，我們在研究中國古代的治國方略、用兵之道時，不能不重視太公的傑出貢獻、思想價值。中國古今著名的軍事傢孫武、鬼𠔌子、黃石公、諸葛亮等都學習吸收了太公《六韜》的精華，太公的文韜武略被當今世界上的政治、經濟、管理、軍事、科技等各個領域所藉鑒。
太公治國，確立了“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之利”的治國方針，在齊國數百年的發展史上，代代相傳，産生了巨大的影響，確立了齊文化的歷史地位。
太公已去世3000餘年了，人民處於崇拜他的高尚人格，悼念他的豐功偉績，以樸實的感情編造出他的很多神話故事歌頌他。說他曾在昆明山學道，後奉師命下山助周滅商，滅商之後又奉師命發榜封神。這在《太平御覽》和《封神記》等書上逐步把他神化了。到了明代許仲琳為崇敬太公無法形容時便以神面化之編着了一部《封神演義》，把他說成是管天下所有神的神了，太公的神奇和威嚴，成為驅邪扶正的偶像了。這些雖然超出了歷史的真實，但卻反映出姜太公在人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姜太公思想
呂尚（姜太公）的文治武略影響深遠。他不僅是開創西周的功臣，而且輔佐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朝之元老，積纍了豐富的治國經驗，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他的思想、理論、實踐博大精深。
1、韜略鼻祖，千古武聖。
姜太公作為中國韜略鼻祖、千古武聖，其文韜武略、經國治軍，理民化俗之論、之策、之術，都為後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並為華夏民族所稱頌、效法。
“兵聖”孫武及其《孫子兵法》飲譽中外，堪稱兵法之集大成者，其軍事思想亦不乏藉鑒太公謀略之處。舉例說明：如《孫子兵法·虛實篇》有“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之句，而以反映姜太公軍事思想的《六韜》論着中《文韜·兵道》記載即有“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之句；《孫子兵法· 計篇》中“將者，智、信、仁、勇、嚴也”與《六韜·竜韜·論將》中“將有五材十過”，“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相近；《孫子兵法·計篇》稱“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國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而《六韜·竜韜·論將》亦言“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等等。
有關姜太公軍事思想的著作有《六韜》、《陰符經》、《太公兵法》、《太公金匱》等，但現存甚少。其軍事韜略、戰爭謀略、戰法戰術、軍隊建設、戰爭準備等思想的高明、深邃、可貴之處，就在於他的全面性、創造性、開拓性，他不是單純地就軍事而論軍事，而是從哲人智能的高度，以聰明政治傢的眼光，將政治與軍事、治國與理軍緊密地結合起來，融為一體加以論述。這就使他的軍事韜略、謀略頗具全面性、深刻性、精闢性，因而為歷代的哲學家、政治傢、軍事傢所推重，並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六韜》作為中國古代偉大的軍事著作，在宋代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作為武學教本，成為武將們必讀的兵書。二千多年來，《六韜》與其它“武經”一樣，從先秦至現代，不斷有人註釋、講解、校勘、闡揚，挖掘其思想宏旨奧義，吸取其思想精華，經久不衰，至今愈盛，充分展現了其光輝的思想價值和不朽的生命力。我們應當珍惜這份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産，使之在新時代更加輝煌。
2、權謀思想。《六韜·文韜·文師》最後有一段姜太公的話：“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這是太公“陰謀修德以傾商政”，滅商興周的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權謀思想。因為，最大的權謀莫過於推翻商朝、建立周朝，奇取和建立國傢政權是軍事謀略的根本。這一思想，除《文師》外，在《發啓》、《文啓》、《順啓》等篇中也都反復論述這個道理。太公被封齊，建立齊國之後，推行的根本方針也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思想。可以看出，姜太公認為，人的本性是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給予人以生利的是道義，能行仁義道德者，則能使天下人歸服。因此，國君應當以天下之利為利，以天下之害為害，以天下之樂為樂，以天下之生為務。衹有以仁義道德為天下興利除害，使天下人與之共利害，同生死，共憂患，共苦樂，這樣便可以收攬、固結民心，使萬民歸心、歡心。基於這種認識，《六韜》強調國君要行仁修德，澤及百姓，不可暴民、虐民，為已而害民，。衹有這樣，人民才能與國君同舟共濟，擁戴國君。本思想亦在齊國的實踐中貫徹、實現了這一思想。這是其它所有軍事謀略傢所沒有的。可見，《六韜》一書的上述內容，與姜太公的軍事謀略思想相符。
3、愛民思想。愛民之道，就是以仁義之道，修德惠民，使民和服。如太公所言：“敬其衆，合其親。敬其衆則合，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絶之以力。敬之無疑，天下和服。”就是說，要尊重民意，敬愛民衆，聚合宗親，行仁舉義，就會受到民衆的擁護愛戴，這樣使天下和服，就可以守土、固國而王天下。因此，威服天下者，不必專任武力，不可橫暴百姓，而要以仁義為本，修德禁暴。這就是姜太公和《六韜》重視文韜而不輕武略，把經國與治軍作為整體而論的高明之處。他治國安民用仁道，施仁政，重教化，因民俗，順民情。這就充分表現了姜太公治政的出發點和歸宿地都是為了愛民。《六韜·文韜·國務》雲：“太公曰：‘利而無害，成而無敗，生而無殺，與而無奪，反而無苦，喜而無怒。’”從上我們不難看出，“ 愛民”思想之深，在先秦軍事、政治和諸侯君中，也衹有姜太公纔有如此深刻“愛民”思想。而且，也是由姜太公在齊立國之後，真正把“愛民”思想貫徹到建國的實踐當中去，這就是齊國的富民政策。
4、順民思想。姜太公深知“民為邦本，民固國興”的道理，有民則有國，無民則何國可言。因此，他力倡以民為本，仁政順民的思想。順民就是“重民”、“貴民”。如果國君、人臣和各級官吏，不以民為本，以民事為務，而敲剝、殘害民衆，就會使民衆離心離德，離之而去，叛之而反。姜太公通過自己長期生活在民衆中的親自實歷，不斷觀察，精心研究，對於民為貴、民為本的思想有深刻的認識，並樹立了牢固的民本意識，所以他在出山之前和立國治國之中，都始終堅持以民為本，實行仁政，收服民心，使萬民歸心。對如何安靜、安定天下，姜太公指出：天有其自己的運行規律，民衆有其自己的日常生活事業。君主能與民衆共同安生，天下就安靜，民衆就安定了。最好的政治是因民俗、順民心進行治理，其次是宣傳教化，感代民衆。民衆被教化、受感化，就會服從政令，所以說天道無為而能生長萬物、成就萬物，民衆無需給予而能自己富庶，這就是對人治理天下的高尚道德，亦是無為而無所不為的根本道理所在。
5、舉賢思想。《六韜·文韜》中《上賢》、《舉賢》兩篇，集中表現了姜太公的重賢、上賢、選賢、舉賢的聖賢治國論及其思想內容。所謂“上賢”，就是尊重、崇尚有道德、有才能的人。尊賢尚功是姜太公“國本”的主要內容之一。姜太公認為，作為君主治理國傢，必須尊崇德纔兼備的賢人，抑製無纔無德的庸人；任用忠實誠信的人，除去姦詐虛偽的人；嚴禁暴亂的行為，禁止奢侈的風俗，因此，明君用人應當警惕六種壞事、七種壞人。六種壞事的危害是：“傷王之德”、“傷王之化”、“傷王之權”、“傷王之威”、“傷功勞之臣”、“傷庶人之業”。對七種壞人，絶對不可信用，即“勿使為將”、“勿與謀”、“勿近 ”、“勿寵”、“勿使”、“禁之”、“止之”。這就堵死了壞人幹壞事、危國傢、害民衆的路徑。
姜太公指出，要根據各級官吏的職能分工的要求條件來選取賢能，再依據各官職應具備的條件來考核官吏，鑒別其才智的高下，考核其能力的強弱，評定其政績的優劣，使之名實相當。因此必須堅持選用賢才、任用賢才的標準。關於選拔任用賢才的標準，姜太公提出了“六守”，即六條標準：仁、義、忠、信、勇、謀，具備這六個標準的則為賢人。姜太公還認為，國屬上賢、舉賢，旨在任賢、用賢，如果上賢、舉賢而不任賢、用賢，亦衹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這種停留在名義上的上賢、舉賢，是不會獲其功而救其亂的，相反則會使世愈亂，以至造成國傢的危亡，所以要上賢、舉賢、任賢、用賢，做到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名實相符。
《六韜·文韜·上賢》雲：“太公曰：‘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舉賢思想，在姜太公建立齊國之後，又正式列入建國方針之一，即“舉賢而上功”。
6、六守三寶。姜太公的理財富國、富民足民的發展經濟的思想主張是全面而周到、精闢而深刻的。《六韜·文韜·六守》載：太公曰：“人君有六守三寶。”六守：仁、義、忠、信、勇、謀。三寶：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𠔌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六守長則群昌；三寶完則國安。這三寶在齊立國之後，也是列入建國方針之一，即“通商工之業，便魚????之利”，農工商同時發展，重點又是發展工商業，因而，後來的齊國纔發展或為一個民富、國強的大國。
姜太公在“三寶並重”“本末並利”、“上下俱足”、廣開財源的基礎上，提出了他的貨幣政策，確保財貨正常流通、賦稅正常繳納，促進經濟發展、市場繁榮，這種開源節流的經濟、貨幣政策，實為國傢經濟發展的上策。姜太公深知，農、工、商三業對國計民生的重要意義。國無農無食不穩，國無工無器不富，國無商無貨不活，故要農、工、商並重，協調發展，使人民有業可從，衣食飽暖，器具足用，財貨流通，財政充裕。姜太公的“三寶”思想，不僅是周朝經濟發展的基本方針政策，而且為齊國的強大奠定了政治、物質基礎。此發展經濟的指導思想，延續至當今世界。
7、九府圜法
姜太公的貨幣政策，主要是他製定的九府圜法。所謂“九府圜法”，顔師古《註》雲：“《周官》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姜太公所建立的“九府圜法”，是用行政手段保證財貨的均衡流通和合理出入，使錢幣與布帛不斷流通，聚散適宜，無積滯，無匱乏。國以之富，民以之足。
“九府”是“掌財幣之官”。查《周禮》的“九府”之職能，就在於“通貨幣，易有無”。
姜太公的財政經濟政策和金融管理制度，不僅為周朝的經濟管理、經濟監督、賦稅收納、貨物保藏等建立了完整、嚴密的管理體係、管理制度，而且為齊國的強大，為齊桓公和管仲的“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霸業奠定了基礎。姜太公的生財之道，理財之策，即開源節流之製，是富民強國之道，為萬世治國興邦之正道，萬事不易之治道，故為萬世法。
四、千秋功業，後人稱贊
姜太公的道德功業，為後人所推崇、稱頌。有人把他由人變為神，列入神仙之首，說他能呼風喚雨、使神役鬼；有人把他尊為“兵傢鼻祖”；齊人稱他為“天齊至尊”等等。歷代文人墨客、哲人智士、兵傢武士，都在詩詞文論、兵書戰策中，抒發情懷，稱贊有加。他們或觀太公留下的歷史遺跡而抒發已志，或以太公事跡為據而引申已論，頌揚其功。
在《詩經·大明》中寫道：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在諸多贊詩中，對姜太公一生功績給予高度概括、評價的要算《封神演義》的作者許仲琳的《薑元帥贊》：
六韜留下成王業，妙算玄機不可窮。
出將入相千秋業，伐罪吊民萬古功。
運籌帷幄欺風後，燮理陰陽壓老彭。
亙古軍師為第一，聲名直並泰山隆。
對姜太公一生的千秋功業，不僅詩詞歌頌，而且經史文論，多有盛贊。
對姜太公人們不僅重視他的著作和智能的價值，還十分尊崇他高尚的人格和不懈奮鬥的精神，懷念他對正義，對文明的孜孜追求；睏難，他不退卻，不屈辱，不低頭；饑餓，也不理會；沉淪，他不屈服；年高，他不服老，而對自已的理想、信念和追求毫不動搖。是有志不嫌年高，大器晚成“使老者奮”的典範。他永遠是中華兒女的自豪和驕傲。
在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延綿不斷的中華民族傳統思想文化中，齊魯文化是主要來源，集中代表了炎黃這一思想體係的傳統文明。在遠古時代，炎帝、黃帝為首的兩個部落，已開始結合。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已融合成為一個民族。在周初，代表這兩個部族的兩個偉大歷史人物，一個是封於齊國的炎帝後裔姜太公，一個是封於魯國的黃帝後裔周公旦。我們說，假如沒有周公的文韜和姜太公的武略，作為“小邦周”是很難戰勝“大國殷”的，即使是戰勝了，也難以鞏固，並創造出那樣燦爛輝煌的周代文明。現在我們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認真研究姜太公的思想，正確評價姜太公的功業，對於深入研究探討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尤其占其主流的齊魯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太公與孫武
兵聖孫武是春秋時期傑出的軍事理論傢，歷史上一直把他看作“中國武學之父”，其所著的兵法十三篇飲譽中外，堪稱兵法之集大成者，其中，除了具體的徵戰之道外，還對事物的普遍規律作了精闢地闡述。可以說，《孫子兵法》不僅是一部兵書，更是一部思想巨著，是用之天下而皆準的萬能寶典。當今，有人將其應用於商界，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兵學思想的應用價值已受到社會各界的關註。
孫武出生在一個群雄逐鹿、烽火四起的戰亂年代，成長於齊兵傢文化日臻完善的歷史時期，因此有機會學習到許多優秀的軍事理論，並為其理論應用實踐、實踐提升理論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這是《孫子兵法》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就是他本人善於學習古人的兵學思想和理論，並勇於繼承和不斷發展創新古人的兵傢文化，形成了一部更為精湛、完整的中華兵學瑰寶。
齊兵傢文化是齊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創始於“中華武祖”姜太公。
為了更深入地研究、學習和應用這部不朽的文化遺産，進一步探究對《孫子兵法》的形成有着重要影響的更古老的我國兵學文化，使孫子的思想理論在當今的學習和應用中發揮更大價值。為此，本人就《孫子兵法》所受姜太公兵學思想的影響舉例簡述如下：
姜太公是商周時期著名的政治傢、軍事傢和謀略傢，周文王傾商、武王剋殷的首席謀主和最高軍事統帥，西周的開國元勳，齊國和齊文化的創始人。歷代典籍都公認他的歷史地位，儒、道、法、兵、縱橫諸傢皆追他為本傢人物，被尊為“百傢宗師”。有關姜太公思想的著述有《六韜》、《陰符經》、《太公兵法》、《太公金匱》等，但現存甚少。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發掘出了《六韜》殘簡，從而肯定了姜太公軍事思想的重要地位，說明《六韜》一書，於漢武帝以前就已流行了。宋代以後，《六韜》被列為《五經七書》之一，作為武學教本，成為武將們必讀的兵書，從而使姜太公思想得以更廣泛的宏揚。
現僅以《六韜》中的軍事理論與《孫子兵法》的相同、相近之處作以摘述，供商榷。
《孫子兵法?計篇》稱“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謀攻篇》有“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國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而《六韜?論將》言“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將有五材十過”，“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對於兵將之論，兩位軍事傢觀點相同，幾無二緻。
對於兵勝之道，孫子推崇“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太公重視：“全勝不鬥，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可以說，這與太公“陰謀修德以傾商政”的思想是相通的，牧野大戰以少勝多就是“伐謀”思想有利的佐證。
《六韜?兵道》雲：“凡兵之道，莫過於一。一者，能獨往獨來。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為兇器，不得已而用之”。而孫子在《軍爭篇》、《勢篇》和《謀攻篇》中均對爭取戰爭先機、造勢和君患等作了專門的論述。以“君患”為例，對於“君患”姜太公認為 “過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禦。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决戰，無有二心”。而孫子認為“君患”有三，為縻軍、惑軍、疑軍。“知勝之道”，“將能而君不禦者勝。”兩者之論，可謂有異麯同工之妙。
對於“道”。《六韜?文師》稱“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孫子兵法》言“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危者”。姜太公以“道”之論受文王重視而為師，孫子以“道”為先而致勝。
對戰爭中攻守策略的運用，孫子於兵法《虛實篇》中說：“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太公亦曰：“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六韜?軍勢》雲：“勢因敵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孫子兵法?勢篇》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二者對兩軍對壘時的軍勢之爭和奇正之用皆津津樂道。
武王以“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求教於太公，太公曰：“勝敗之徵，精神先見。”而孫子亦認為敵之虛實強弱，必然有種種跡象表明，需仔細觀察。這在《六韜?軍徵》和《孫子兵法?行軍篇》中均有縝密地論述。
對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孫子兵法?計篇》曰：“經之以五：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而姜太公則於《六韜?壘虛》中提醒君王，用將需使“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利，中知人事。”
於教戰之道，太公與孫子都認為金鼓、旌旗是必不可少的，太公曰：“凡領三軍，必有金鼓之節，所以整齊士衆者也。將必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法”。孫子曰：“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此用衆之法也”。
……
從上例可以說，孫子是師承於姜太公，而且對於太公的智慧、膽識和謀略也是非常佩服的，這從《孫子兵法?用間篇》中的一段話中不難看出：“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其對姜太公的尊崇之情油然流露於筆端。
《六韜》闡述了姜太公的為政之道、軍事謀略和經濟思想；《孫子兵法》展示了孫武的兵學精髓。兩者各有千秋，而又能融會貫通。讀《六韜》如聽老者循循善誘，親切而自然流暢；觀《孫子兵法》如吟誦詩歌而朗朗上口，清新而頗有教益。
中華兵傢學說源遠流長，正是由於在漫漫歷史長河中，有姜太公這樣的兵傢鼻祖和孫武這樣的集大成者的出現，纔使得我們的軍事理論更加完善和精深。孫子是我國古代兵學文化的總結、繼承、發展、創新的一位偉大的光輝典範。
一代梟雄任我行的外孫，任無邪，因修煉吸星大法出了岔子，而離奇到了禹神大6這一個世界。
在這裏，任無邪從卑微的奴隸開始，白手起傢，憑藉着無比的堅毅和自信，遇強越強，成功的建立起一個屬於自己的龐大的團隊——五行教。
“朝代不會永久不變，唯有信仰，纔會亙古流傳。”
終有一天，他要讓五行教的教旗，插滿蒼茫大地，永
在這裏，任無邪從卑微的奴隸開始，白手起傢，憑藉着無比的堅毅和自信，遇強越強，成功的建立起一個屬於自己的龐大的團隊——五行教。
“朝代不會永久不變，唯有信仰，纔會亙古流傳。”
終有一天，他要讓五行教的教旗，插滿蒼茫大地，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