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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小说。九卷三十五回。
  叙述杨少游建功立业的一生,以及同郑琼贝、秦彩凤、桂蟾月等八位佳人的爱情婚姻故事
  
  《九云记》是中国小说还是朝鲜小说?
  两派学者都说“铁证如山”
  
  □本报记者 张洁宇
  
    二十多年前,在韩国岭南大学中央图书馆的汶波文库里,一本9卷
  18万字的汉文小说被首次发现,封面题为《九云记》,署名“无名子
  添删”。这部小说以汉文写作,讲述了一些清朝的中国人的故事,其
  情节、描写深受《红楼梦》的影响。这样一部作品,无论从文化遗产
  整理的角度来讲,还是从中韩文化交流的方面来说,都无疑具有重要
  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这位未肯留名的“无名子”到底是谁?这究竟
  是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古代白话小说,还是由朝鲜人用汉文撰写的朝
  鲜小说?这样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到底是应该把它写进中国的清代
  小说史,还是将之纳入韩国的文学史?……
  
    这就是中、韩两国学者至今争论未休的、成为国际文化研究中一
  个小小“热点”的“《九云记》之谜”。
  
     韩国学者意见不一,我国学者多认其为中国小说,法国学者
  陈庆浩以“内证”说明:“《九云记》是朝鲜小说”
  
    《九云记》被发现的二十年来,已有不少韩国学者进行了专门研
  究。以尹荣玉、陆宰用为代表的一派学者认为,《九云记》是一部地
  道的韩国小说。它承袭了朝鲜著名汉文小说《九云梦》(作者为朝鲜
  人金万重),也受到《红楼梦》、《镜花缘》等中国古典小说的深刻
  影响,是一部在中韩文化交流研究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小说。而以丁
  奎福、崔溶澈二人为代表的另一派学者则认为,《九云记》是一部中
  国小说。它实际上就是史有记载、但目前尚未找到的中国清代文人梅
  花所作的小说《九云楼》的抄本。它的发现正可以说明,中韩两国文
  化史上不仅有中国小说对朝鲜小说的影响的关系,同时也有朝鲜小说
  反过来影响中国小说的关系,这种相互和交流的关系意义深远,甚至
  可以说填补了史料的空白。
  
    《九云记》之所以可能成为一个“谜”,还要从“汉文化圈”说
  起。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汉字不仅仅是中国人用以写作的工具,
  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地都大量使用汉字,这些地区就形成了一
  个“汉文化圈”。日本是到13世纪以后才使用本民族文字的,而越南、
  朝鲜则更晚,直至本世纪才停止使用汉字。因此,这些国家不仅保留
  了大量的汉文文献,同时也流传下来很多汉文小说、诗歌、诗话、戏
  剧等文学作品。有趣的是,朝鲜的汉文小说不像日本和越南小说那样
  只写本地的人和事,绝大多数朝鲜汉文小说描写的是中国境内发生的
  中国人的故事,并以此折射和反映朝鲜社会。正因此,作者不详、历
  史上没有记载的《九云记》到底归属哪方,成为了引发研究者争论的
  一则难解之“谜”。
  
    在韩国学者研究了十余年之后,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
  究所刘世德教授首次将《九云记》介绍给了中国学术界。他的论文
  《论〈九云记〉》,以及他在《文艺报》、《人民日报》(海外版)
  等报纸上发表的报道文章引起了中国学者们的重视。刘世德的观点与
  韩国丁、崔二位学者相同,即认为《九云记》就是《九云楼》,这是
  一部中国小说。支持这个结论的最重要的证据来自韩人金进洙的《碧
  芦集》:此书记载了《九云楼》作者的一段自序:“余官西省也,于
  舟中得见《九云梦》,即朝鲜人所撰也。事有可采,而朝鲜不娴于稗
  官野史之书,故改撰云。”刘世德解释说,“西省”指的是今天的山
  西省或陕西省,由此可见《九云楼》的作者是中国人。而且他所说的
  “朝鲜人不擅长于写小说,所以要自己来写”的话,更说明了他的中
  国人的身份。而《九云记》和《九云楼》只不过是同一部书的不同书
  名而已。
  
    1994年,由刘世德校点的《九云记》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中
  国的研究者和读者终于可以读到这部新发现的小说了。与此同时,刘
  世德关于《九云记》是中国小说的观点也被国内学者所接受。1996年
  出版的《清代小说史》(张俊著)收入了《九云记》,1997年出版的
  《韩国藏中国稀见珍本小说》也将之收了进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其他国内学者发表不同意见,看来,很多人已经认同了《九云记》就
  是我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部分。能在域外发现中国的古代小说,实现研
  究材料上的突破,学者们无疑都会感到兴奋和喜悦。
  
    但是,今年6月,在台北召开的“韩国汉文小说学术研讨会”上
  “杀出一个程咬金”,来自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陈庆浩教授“撇开外
  部的资料,直接从文本入手”,由“内证”得出肯定的结论:“《九
  云记》是朝鲜人的作品。”
  
    近日,陈教授在北京专门就此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陈庆浩:从文本入手、可以断定,《九云记》出自朝鲜人之手
  
    多年从事“汉文化整体研究”的陈庆浩教授最近正在进行域外汉
  文小说的研究。目前,他已主持收集出版了《越南汉文小说》,而
  《日本汉文小说》和《朝鲜汉文小说》的收集工作也正在进行中。在
  这项梳理汉文化历史的大工程中,《九云记》当然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也是令陈庆浩关注“《九云记》之谜”的一个直接原因。由于研究
  的需要,陈庆浩接触了大量域外汉文小说,他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刘世德也承认:“陈先生专门研究域外汉文小说,他看的很多,这其
  中有什么规律,他是掌握的。而我不掌握。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
  结论可以具有说服力的地方。”
  
    基于阅读和研究的经验,陈庆浩首先从语言的角度发现了问题。
  他说:“写作和思想一样,是一种潜语言,难免受到作者的母语影响。
  对不是以汉语为母语或经常使用汉语的人,用白话文写作是相当困难
  的,写出来的作品,留下母语影响的痕迹亦较多。因此,考察一部汉
  文作品是以汉语为母语还是别种语言为母语的人所写,文字是最重要
  的依据。”在《九云记》中,不规范的词句几乎是每一页都可以遇到,
  比如“这么一个好好的居”、“奉把礼物来了,摆两道分上”之类。
  有趣的是,陈庆浩曾请他的韩国朋友们来读这些句子,他们却认为这
  些都是通顺清楚的。陈庆浩说:“这是因为符合他们的语言习惯,他
  们习而不察的缘故。”从这一点不难看出,这种语言出自朝鲜人之手。
  
    在词句和语法以外,陈庆浩当然还有进一步的论证。他说:“生
  活环境、风俗习惯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自然也会在作品中表现出来,
  这也是我们判断的根据。”因此,他在称谓、制度、地理、风俗及其
  他几个方面都进行了详尽的文本考察,指出了《九云记》中有关方面
  的大量知识性错误。这些明显的例证可以说明,小说的作者并不十分
  熟悉中国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陈庆浩说:“一个外国人写中国,
  他肯定是要露马脚的。”
  
    从文本内部找到了不胜枚举的“马脚”之后,陈庆浩对刘世德等
  学者的那条外部证据也作出了解释。他说:“一个人说‘朝鲜人不善
  于写稗官野史,我来写’,这并不能说明他就一定是中国人。其实这
  样一句话,自然中国人可以说出来,但一个自负的、认为自己很行、
  可以写好小说的朝鲜人也是可以来说出来的。所以,这并不是最有说
  服力的证据。”外部资料的不明确,固然是陈庆浩直接从作品本身进
  行考察的一个原因,但事实上,即使有更明确的外部资料,他也还是
  认为“作品本身最为重要”。他说:“一个作品,就算有人证明它的
  作者是中国人,或者就算作者自己说他是中国人,但文本本身的特征
  这样明显,那就要考虑考虑。没有什么比文本本身更重要。所以,我
  现在就是从小说内部证明给大家看,《九云记》不可能是中国人写的
  小说。这简直是铁证如山。”
  
    刘世德:《九云记》就是中国古佚小说《九云楼》
  
    作为陈庆浩的好友,刘世德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以前已经读到了陈
  的文章。他告诉记者,他与陈庆浩已经有多次关于《九云记》作者问
  题的讨论了。但直到今天,仍然是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
  
    “从作品本身并不能判定它是中国人写的还是朝鲜人写的”,刘
  世德肯定地说,“因为现在看到的是朝鲜人的抄本,那么在抄的过程
  中是否有改动,现在看到的是否作品的原貌,这都是无法证明的。所
  以说,是中国作者还是朝鲜作者,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要最终判定
  作者的问题,必须另找证据。”
  
    最重要的一条外证已经证明:《九云楼》是中国人所作。因此下
  面的问题是:《九云楼》到底是不是《九云记》?陈庆浩对此是持怀
  疑态度的,而刘世德则认为这一点确凿无疑。
  
    在李树廷的《金鳌新话跋》里有这样一句话:“《九云梦》向为
  清人某评点成十卷,印行于世。”刘世德认为,这条材料可以证明
  《九云楼》确实曾有十卷印行于世,而首卷全是画像,这就和现在发
  现的九卷的《九云记》完全吻合。刘世德因此说:“如果没有外在的
  材料,陈庆浩先生从内证得出的看法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现在有外在
  的证据可以证明中国人受《九云梦》的影响写了《九云记》,一共十
  本,与现在的情况完全符合。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考虑,原来只从
  文本来考察得出的结论的可能性不是百分之百。陈先生现在不考虑这
  个因素,还是只从本文来论证,我觉得是有欠缺的。”
  
    此外,刘世德还解释说:“中国古代小说有一个传统,一本书有
  好几个名字,比如《红楼梦》也叫《金陵十二钗》,很多书都是这样。
  所以《九云记》和《九云楼》是一本书的两个名字,这是不足为怪的。
  可以看到的是,在朝鲜小说《九云梦》里并没有出现‘九云楼’这个
  名字,但是在《九云记》中,男主人公的家里有一座楼的名字就叫
  ‘九云楼’,书中好几回都写到男主人公与妻妾们一起在这座楼上游
  玩、作诗。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用楼的名字来作书名的有很多,《九
  云记》又叫《九云楼》,这是完全可能的。”
  
    对自己观点的坚持,刘世德与陈庆浩的态度同样不可动摇。他表
  示不同意陈庆浩关于“内证最重要”的观点,而是认为“没有外证时
  用内证是不错的。但有了外证,而且与你得出的结论相反,那就要考
  虑把内证与外证结合起来,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
  
    争论远未结束。方法论上的分歧也许更重于“《九云记》之谜”
  本身,这也许是一个影响今后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
  
    刘世德的观点已被不少国内学者所接受,这是事实。但同时记者
  也了解到有一些国内学者,他们虽未公开发表文章,但实际是支持
  “《九云记》是朝鲜小说”的观点的。例如记者在陈庆浩先生住处采
  访时偶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所的胡小伟先生就明确表示:
  “我同意陈庆浩先生的观点,《九云记》是朝鲜小说。”他认为陈庆
  浩在研究域外汉文小说过程中见到的此类小说很多,而我们国内的学
  者由于各种原因,见到的很少,因此陈庆浩的观点更能令人信服。看
  来,“《九云记》出自朝鲜人之手”的观点在国内学术界也决不是
  “孤掌难鸣”。
  
    显然,《九云记》的问题无论在中国还是韩国,都还处于讨论之
  中,虽然双方都认为结论是明摆着的,而且“铁证如山”,但目前仍
  无法得出最后的结论。在国内,早在1993年北京的“中国古代小说国
  际研讨会”上,刘世德第一次发表关于《九云记》的论文时,陈庆浩
  就已经提出异议,争论已然开始。l995年,当刘世德的论文译到韩国
  以后,持不同观点的陆宰用撰文《〈九云记〉研究现状及其问题商榷》
  进行了辩论。时至今年6月,在台北的“韩国汉文小说学术研讨会”上,
  与陈庆浩持不同观点的韩国学者崔溶澈又发表了论文《“九云梦幻九
  云楼”——韩中小说史上共受注目的<九云记>成书过程》进行商榷。
  两国国内及两国之间的争论依然热烈,看来,一场争论还远远没有结
  束。
  
    但是,记者在采访中感受到的是:在《九云记》归属上的分歧实
  在更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分歧。后者的意义实际已超越了问题本身。
  
    陈庆浩表示,他之所以提出《九云记》的问题,就是要强调内证
  的方法。他说:“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假如能够好好去想,好好去读
  这些作品,即使作者没有署名也没有关系,作品本身能够提供线索,
  外国人写的小说是完全可以看得出来的。问题是我们不要被发现新材
  料的兴奋和喜悦所影响,从而作出不够谨慎冷静的判断。学术研究是
  不应该受到这种好奇心的影响的。”
  
    据了解,《九云记》并非第一部有争议的小说。我国学者曾有过
  将著名的朝鲜汉文小说《谢氏南征记》和《红白花传》误认为中国古
  佚小说的错误,造成了“国际笑话”。至今,《红白花传》还收在中
  国社科院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中,没有在大范围内将错误
  纠正过来。据陈庆浩介绍,1997年出版的《韩国藏中国稀见珍本小说》
  不仅误收了《九云记》,同时也误收了另一部朝鲜小说《啖》。因
  此,陈庆浩强调,内证的方法不仅应被用来判定《九云记》的归属,
  它同时也应被运用到对其他小说的判定中去。他提醒国内学者:“以
  后假如再碰到这种情况,要用这种方式去思考,用这种方法去检验。
  不要再发生同样的错误了。”
  
    方法的不同当然不说明研究结果的对错。陈庆浩的说法无疑发人
  深省,刘世德的观点也引人深思。他一再强调“当内证不能说明问题
  的时候,就应该从外面找证据。内证、外证相结合,才能找到最合理
  的解释。”这种方法看起来并不与陈庆浩截然对立,但显然有着侧重
  点上的不同。
  
    “《九云记》之谜”的争论尚未落下帷幕,方法论的分歧也还有
  待于进一步的探讨。无论如何,掌握一种正确的、好的方法就是掌握
  了通往真理的方向。对正确方法的探索无疑将影响到今后的学术研究
  进程,而且,这也许将变成一个与研究本身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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