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國八百年的興衰史，在人類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頁，且對後人總結興亡得失，亦具有一定啓示意義。這部書從楚國的建立、發展、崛起、稱霸、鼎盛至衰亡的全過程，敘述甚詳，史料翔實，立論有據，令人印象深刻。為楚國史的研究作了開創性的科學實踐。
楚文化璀璨奪目，博大精深，是人類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魏昌同志廣泛引用考古發掘資料結合古文獻，進行歸類評述，把楚國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闡述得頗為全面精當，成為本書的一大特色。
楚文化璀璨奪目，博大精深，是人類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魏昌同志廣泛引用考古發掘資料結合古文獻，進行歸類評述，把楚國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闡述得頗為全面精當，成為本書的一大特色。
《南明史》一百二十捲，乃紀傳體歷史書，分本紀、志、表、列傳等四部分。紀事自崇禎十七年五月至永歷三十七年止，其數十年間，雖偏隅一方，苟延殘喘，然而人事錯綜，瑣碎蕪雜，千頭萬緒，歷代治南明史者皆感其難，究其脈絡，蓋非易事；而錢海嶽先生畢四十餘年之精力，參閱3400餘種圖書文獻，鈎稽爬梳，細為條理，大凡政治、經濟、人物、戰爭等等，事無巨細，一概收入，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南明的歷史在我國史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包括了大順軍攻剋北京以及隨之而來的清兵進入山海關問鼎中原以來一直到康熙三年（1664）夔東抗清基地覆滅的各地反清運動的歷史。從不同的角度看，它是群雄爭霸，又是明朝的延續，也是清初歷史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稱之為南明，是因為以崇禎皇帝朱由檢為首的在北京的明朝廷業已覆亡，這段時期的戰鬥主要在南方展開，又是在復興明朝的旗幟下進行，而弘光、隆武、魯監國、永歷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但是，抗擊清朝的暴虐統治，並不僅僅局限於南方，陝西、甘肅、山西、河北、山東、河南等地的抗清運動連綿不斷，波濤疊起，清廷統治者多次感到患生肘腋，不得不動用重兵圍剿。這是就地域而言，南明史的覆蓋面並不衹限於南方。如果就時間來探討，南明史的上限過去和現在的史學家大抵是以弘光朝廷在南京繼統為標志，本書作者認為南明的歷史應該從甲申三月十九日北京被大順軍攻剋、崇禎朝廷覆亡開始。這是因為朝廷雖然覆亡，明朝政權仍然控製着江南半壁江山，儘管在具體時間上（即1644年三月至五月）相差不遠，但我們應該着眼於全國形勢的演變，而不能拘泥於南明帝位的繼統。如果因為甲申三月十九日到同年五月初三日明朝統治區沒有皇帝（或監國）而把這段時間排除在南明史以外，就會在後來的歷史敘述中難以自圓其說，因為弘光帝被俘在1645年五月，隆武帝繼統在同年閏六月；隆武帝被擒殺在 1646年八月，永歷帝繼統在同年十月，其間都有一兩個月的帝位空缺。“國統”三絶不等於南明史三絶，這是稍加思索就能明白的道理。同樣理由，南明史的下限不以1662年永歷帝朱由榔被俘殺告終，而是以李來亨茅麓山戰役作為結束。當然，把南明史的下限一直拉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進軍臺灣，鄭剋塽、劉國軒投降，也是一種認識和敘述的方法，因為鄭氏傢族在臺灣始終奉行明朝永歷正朔，雖然皇帝和朝廷早已不存在。本書沒有采取這種方法，原因是康熙十二年到二十年（1673—1681）發生了三藩之變，其間鄭經是參與了的。三藩之變同明清之際的一係列重大事件有密切關聯。三藩（若考慮到原定南王藩下的孔四貞、孫延齡夫婦、綫國安等人，也可以說是四藩）的形成實際上是由於滿洲貴族因自身力量不足以徵服全國不得不籠絡一部分漢族軍閥，而且這次變亂也確實帶有民族鬥爭的色彩；可是把三藩之變同南明史扯在一起畢竟不大合適。所以，在本書中敘述鄭氏傢族事跡僅限於鄭成功去世為止。
這本書同過去各種南明史著（自清初以來）相比較，有兩個主要的特點。一是它基本上是以大順軍餘部、大西軍餘部、“海寇”鄭成功等民衆抗清鬥爭為主綫，而不是以南明幾個朱傢朝廷的興衰為中心。二是貫串全書的脈絡是強調歷時二十年漢族和其他民族（如西北等地的回族、西南等地的多種少數民族）百姓反抗滿洲貴族徵服鬥爭終歸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內部矛盾重重、勾心鬥角，嚴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多爾袞、福臨等滿洲貴族不僅代表着一種比較落後的生産方式，而且兵力和後備兵員非常有限，單憑自己的八旗兵根本不可能徵服全國，漢族各派抗清勢力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打倒了自己。說得準確一點，明清易代，是中華民族內部一個落後的人數不多卻又是剽悍的滿族上層人士勾結漢族中最反動的官紳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漁翁之利，竊取了農民大起義的勝利果實。滿洲貴族入主中原以後，在較為先進的漢文化影響下，自身發展取得階段性的飛躍。清王朝在一段時期裏是朝氣蓬勃的，國勢相當強盛，對於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傢的奠定起了重要的積極作用。然而，就另一方面來說，滿洲貴族推行的民族歧視政策引起國內政局大動蕩，打斷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正常進程，也是不容忽視的。歷史進展的事實提供了最有力的證據。中國在明朝中期以前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中期以後在科學技術等方面已經逐漸落後，但是直到明朝末年中國同西歐國傢之間的差距並不大，被大順軍推翻的明朝最後一個皇帝朱由檢統治時期還是孜孜於引進西方科技，特別是火器和歷算，不少士大夫也拋除畛域之見，註意吸收西方的新知識，儘管他們的目的是為了輓救行將滅亡的明帝國。清朝統治的建立是以全國生産力大幅度破壞為代價的，穩定後的統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稱之為康雍乾盛世。正是當中國處於這種“盛世”的一百多年裏，同西方社會發展水平的距離拉得越來越大。“盛世”過後不到五十年（如果按照某些學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來看，乾隆之後在位二十五年的嘉慶也應該算是個勵精圖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說是無道昏君），爆發了中英鴉片戰爭，隨之而來一幕幕喪權辱國的悲劇，使大清帝國的腐朽落後暴露無遺。本書作者在所著《明末農民戰爭史》中以確鑿的事實證明了大順軍推翻明王朝接管整個黃河流域幾乎對社會生産沒有造成什麽破壞，並且掃蕩或狠狠打擊了那些嚴重阻礙生産力發展的貴族官紳勢力。如果這一勢頭不被滿洲貴族和變節的吳三桂等漢族軍閥官紳所打斷，中國社會將在明代已經取得的基礎上實現較快的發展，近三百來年的歷史也許是另外一種樣子。“以史為鑒”是中國的傳統，可惜過去絶大多數史傢製作的鏡子裏，侏儒們被拔高了，堅毅挺拔的形象被歪麯了，甚或被擠出了鏡框以外，成了道地的哈哈鏡。
本書作者力圖運用可靠的史實，重新描繪明清易代的這段歷史；由於材料的不足，肯定不能盡如人意。希望通過這部書的出版，給讀者提供一些較為接近真相的描述和論點。也許有人在看了這本書以後，會斷言作者批判的鋒芒衹是指嚮清朝統治者（包括滿洲貴族和漢族官紳中的擁清派），而對起自農民的大順軍和大西軍則出於偏愛而處處掩飾。這是不正確的。因為書中首先批評了李自成領導的大順政權在關鍵時刻在政治上和軍事部署上犯下了難以輓回的大錯，後面又指出了在李自成犧牲以後大順軍始終沒有形成一個較為穩定的領導核心，長期各自為戰，未能在抗清鬥爭中發揮更大作用。對張獻忠的非議在《明末農民戰爭史》內已說得很清楚；孫可望在前期是位出類拔萃的人物，後來飛揚跋扈，導致大局逆轉，終至衆叛親離，倉皇出降，本書毫無回護之處。至於南明政權的腐朽、內訌本書同樣作了如實的揭露。讀者不難發現，書中不僅鞭笞了朱由崧、朱常淓、朱由榔等南明統治者的昏庸懦弱，對一些直到現在仍備受人們景仰的人物如史可法、何騰蛟、瞿式耜、鄭成功都頗有微詞。有的讀者可能會問：你對南明許多傑出人物是不是指責得過分了一點？我的回答很簡單，如果這些著名人物都像歷來的史籍描寫的那麽完美，南明根本不會滅亡，這些人也將作為明朝的中興將相名垂青史。歷史進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史學界長期關心的問題。在我看來，必然性衹有一條：就是社會要發展，要前進；其間可能出現短期的逆轉和麯折。至於統治王朝的建立和統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屬於偶然因素。衹不過人們太習慣於把既成事實當作歷史必然，就本質而言，這同封建史籍中的“天命眷顧”沒有多大區別。明朝自萬歷中期以來，朝政日益腐敗，內憂外患紛至沓來，覆亡不可避免，接替的可能是大順王朝，可能是清王朝，甚至可能是孫可望掌握實權的朝廷，也不能排除在較長時間處於分裂的局面。本書作者着重分析的是各派勢力的成敗得失，而以哪一種勢力取勝對中國社會生産破壞最小，最有利於推動我國社會前進為褒貶的標準。講必然性，我認為在當時社會條件下，明朝覆亡以後，中國仍將建立一個封建王朝，社會仍將處於封建制度的框架內（商品經濟的發展或萎縮將視社會生産力的發展或破壞而定），衹有這一點是肯定的。差異在於各派勢力實行的政策和手段不同，對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的影響也將不同。如果把既成事實都說成是歷史的必然，那麽，學習和研究歷史就沒有多大用處。歷史科學的萬古常青，就是教導後來者藉鑒歷史上成功的經驗，避免重蹈失敗的覆轍，使我們的事業做得更順一些，不要倒行逆施，為中華民族的興盛作出貢獻。時髦了一陣的“史學危機”論可以休矣，明智的中國人將從自己豐厚的歷史遺産中汲取教益，把振興中華的宏偉事業推嚮前進。
南明的歷史在我國史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包括了大順軍攻剋北京以及隨之而來的清兵進入山海關問鼎中原以來一直到康熙三年（1664）夔東抗清基地覆滅的各地反清運動的歷史。從不同的角度看，它是群雄爭霸，又是明朝的延續，也是清初歷史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稱之為南明，是因為以崇禎皇帝朱由檢為首的在北京的明朝廷業已覆亡，這段時期的戰鬥主要在南方展開，又是在復興明朝的旗幟下進行，而弘光、隆武、魯監國、永歷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但是，抗擊清朝的暴虐統治，並不僅僅局限於南方，陝西、甘肅、山西、河北、山東、河南等地的抗清運動連綿不斷，波濤疊起，清廷統治者多次感到患生肘腋，不得不動用重兵圍剿。這是就地域而言，南明史的覆蓋面並不衹限於南方。如果就時間來探討，南明史的上限過去和現在的史學家大抵是以弘光朝廷在南京繼統為標志，本書作者認為南明的歷史應該從甲申三月十九日北京被大順軍攻剋、崇禎朝廷覆亡開始。這是因為朝廷雖然覆亡，明朝政權仍然控製着江南半壁江山，儘管在具體時間上（即1644年三月至五月）相差不遠，但我們應該着眼於全國形勢的演變，而不能拘泥於南明帝位的繼統。如果因為甲申三月十九日到同年五月初三日明朝統治區沒有皇帝（或監國）而把這段時間排除在南明史以外，就會在後來的歷史敘述中難以自圓其說，因為弘光帝被俘在1645年五月，隆武帝繼統在同年閏六月；隆武帝被擒殺在 1646年八月，永歷帝繼統在同年十月，其間都有一兩個月的帝位空缺。“國統”三絶不等於南明史三絶，這是稍加思索就能明白的道理。同樣理由，南明史的下限不以1662年永歷帝朱由榔被俘殺告終，而是以李來亨茅麓山戰役作為結束。當然，把南明史的下限一直拉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進軍臺灣，鄭剋塽、劉國軒投降，也是一種認識和敘述的方法，因為鄭氏傢族在臺灣始終奉行明朝永歷正朔，雖然皇帝和朝廷早已不存在。本書沒有采取這種方法，原因是康熙十二年到二十年（1673—1681）發生了三藩之變，其間鄭經是參與了的。三藩之變同明清之際的一係列重大事件有密切關聯。三藩（若考慮到原定南王藩下的孔四貞、孫延齡夫婦、綫國安等人，也可以說是四藩）的形成實際上是由於滿洲貴族因自身力量不足以徵服全國不得不籠絡一部分漢族軍閥，而且這次變亂也確實帶有民族鬥爭的色彩；可是把三藩之變同南明史扯在一起畢竟不大合適。所以，在本書中敘述鄭氏傢族事跡僅限於鄭成功去世為止。
這本書同過去各種南明史著（自清初以來）相比較，有兩個主要的特點。一是它基本上是以大順軍餘部、大西軍餘部、“海寇”鄭成功等民衆抗清鬥爭為主綫，而不是以南明幾個朱傢朝廷的興衰為中心。二是貫串全書的脈絡是強調歷時二十年漢族和其他民族（如西北等地的回族、西南等地的多種少數民族）百姓反抗滿洲貴族徵服鬥爭終歸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內部矛盾重重、勾心鬥角，嚴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多爾袞、福臨等滿洲貴族不僅代表着一種比較落後的生産方式，而且兵力和後備兵員非常有限，單憑自己的八旗兵根本不可能徵服全國，漢族各派抗清勢力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打倒了自己。說得準確一點，明清易代，是中華民族內部一個落後的人數不多卻又是剽悍的滿族上層人士勾結漢族中最反動的官紳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漁翁之利，竊取了農民大起義的勝利果實。滿洲貴族入主中原以後，在較為先進的漢文化影響下，自身發展取得階段性的飛躍。清王朝在一段時期裏是朝氣蓬勃的，國勢相當強盛，對於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傢的奠定起了重要的積極作用。然而，就另一方面來說，滿洲貴族推行的民族歧視政策引起國內政局大動蕩，打斷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正常進程，也是不容忽視的。歷史進展的事實提供了最有力的證據。中國在明朝中期以前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中期以後在科學技術等方面已經逐漸落後，但是直到明朝末年中國同西歐國傢之間的差距並不大，被大順軍推翻的明朝最後一個皇帝朱由檢統治時期還是孜孜於引進西方科技，特別是火器和歷算，不少士大夫也拋除畛域之見，註意吸收西方的新知識，儘管他們的目的是為了輓救行將滅亡的明帝國。清朝統治的建立是以全國生産力大幅度破壞為代價的，穩定後的統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稱之為康雍乾盛世。正是當中國處於這種“盛世”的一百多年裏，同西方社會發展水平的距離拉得越來越大。“盛世”過後不到五十年（如果按照某些學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來看，乾隆之後在位二十五年的嘉慶也應該算是個勵精圖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說是無道昏君），爆發了中英鴉片戰爭，隨之而來一幕幕喪權辱國的悲劇，使大清帝國的腐朽落後暴露無遺。本書作者在所著《明末農民戰爭史》中以確鑿的事實證明了大順軍推翻明王朝接管整個黃河流域幾乎對社會生産沒有造成什麽破壞，並且掃蕩或狠狠打擊了那些嚴重阻礙生産力發展的貴族官紳勢力。如果這一勢頭不被滿洲貴族和變節的吳三桂等漢族軍閥官紳所打斷，中國社會將在明代已經取得的基礎上實現較快的發展，近三百來年的歷史也許是另外一種樣子。“以史為鑒”是中國的傳統，可惜過去絶大多數史傢製作的鏡子裏，侏儒們被拔高了，堅毅挺拔的形象被歪麯了，甚或被擠出了鏡框以外，成了道地的哈哈鏡。
本書作者力圖運用可靠的史實，重新描繪明清易代的這段歷史；由於材料的不足，肯定不能盡如人意。希望通過這部書的出版，給讀者提供一些較為接近真相的描述和論點。也許有人在看了這本書以後，會斷言作者批判的鋒芒衹是指嚮清朝統治者（包括滿洲貴族和漢族官紳中的擁清派），而對起自農民的大順軍和大西軍則出於偏愛而處處掩飾。這是不正確的。因為書中首先批評了李自成領導的大順政權在關鍵時刻在政治上和軍事部署上犯下了難以輓回的大錯，後面又指出了在李自成犧牲以後大順軍始終沒有形成一個較為穩定的領導核心，長期各自為戰，未能在抗清鬥爭中發揮更大作用。對張獻忠的非議在《明末農民戰爭史》內已說得很清楚；孫可望在前期是位出類拔萃的人物，後來飛揚跋扈，導致大局逆轉，終至衆叛親離，倉皇出降，本書毫無回護之處。至於南明政權的腐朽、內訌本書同樣作了如實的揭露。讀者不難發現，書中不僅鞭笞了朱由崧、朱常淓、朱由榔等南明統治者的昏庸懦弱，對一些直到現在仍備受人們景仰的人物如史可法、何騰蛟、瞿式耜、鄭成功都頗有微詞。有的讀者可能會問：你對南明許多傑出人物是不是指責得過分了一點？我的回答很簡單，如果這些著名人物都像歷來的史籍描寫的那麽完美，南明根本不會滅亡，這些人也將作為明朝的中興將相名垂青史。歷史進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史學界長期關心的問題。在我看來，必然性衹有一條：就是社會要發展，要前進；其間可能出現短期的逆轉和麯折。至於統治王朝的建立和統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屬於偶然因素。衹不過人們太習慣於把既成事實當作歷史必然，就本質而言，這同封建史籍中的“天命眷顧”沒有多大區別。明朝自萬歷中期以來，朝政日益腐敗，內憂外患紛至沓來，覆亡不可避免，接替的可能是大順王朝，可能是清王朝，甚至可能是孫可望掌握實權的朝廷，也不能排除在較長時間處於分裂的局面。本書作者着重分析的是各派勢力的成敗得失，而以哪一種勢力取勝對中國社會生産破壞最小，最有利於推動我國社會前進為褒貶的標準。講必然性，我認為在當時社會條件下，明朝覆亡以後，中國仍將建立一個封建王朝，社會仍將處於封建制度的框架內（商品經濟的發展或萎縮將視社會生産力的發展或破壞而定），衹有這一點是肯定的。差異在於各派勢力實行的政策和手段不同，對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的影響也將不同。如果把既成事實都說成是歷史的必然，那麽，學習和研究歷史就沒有多大用處。歷史科學的萬古常青，就是教導後來者藉鑒歷史上成功的經驗，避免重蹈失敗的覆轍，使我們的事業做得更順一些，不要倒行逆施，為中華民族的興盛作出貢獻。時髦了一陣的“史學危機”論可以休矣，明智的中國人將從自己豐厚的歷史遺産中汲取教益，把振興中華的宏偉事業推嚮前進。
明末清初那些反抗民族奴役的烈士，會永遠成為我們中華民族不朽的榮光。正因他們的存在，中華國傢短暫的四分五裂，因停滯而産生的遍體鱗傷，甚至政權一時間的分崩離析，都能在強大的民族精神力量下得以愈合創傷。一個朝代土崩瓦解了，一代又一代鳳子竜孫被拋入了歷史的深淵，但鮮活沸騰的靈魂，卻從帝國死亡的軀體上騰然而起，引導我們進入更加光明的涅槃的另一端！
梅毅新作《亡天下——南明痛史》。一般讀者雖然知道明崇禎帝死後的南明小朝廷和史可法、瞿式耜、李定國、鄭成功等人物，卻不熟悉這一時期的歷史細節。書中涉及對李自成、張獻忠等人的評價，與主流觀點有所不同，再一次表現了其“另類歷史”的特點。
梅毅新作《亡天下——南明痛史》。一般讀者雖然知道明崇禎帝死後的南明小朝廷和史可法、瞿式耜、李定國、鄭成功等人物，卻不熟悉這一時期的歷史細節。書中涉及對李自成、張獻忠等人的評價，與主流觀點有所不同，再一次表現了其“另類歷史”的特點。
本書以鮮卑帝國中最強大的國傢北魏為主綫，通過對北魏王朝興盛、衰亡的描寫，讓朋友們瞭解從三國到隋唐這段不為人知的歷史。
北魏在中國歷史中占據148年的時間，卻一直默默無聞，史籍寥寥無幾，為什麽一個勝利並建立起自己王國的民族卻突然從華夏民族之林中消亡了呢？為什麽它能在匈奴、羯、氐、羌等少數民族所建之國經短暫輝煌之後，紛紛滅亡的嚴峻局面下而能保持住政權，不僅統一北方，還成功的實現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在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均取得輝煌的成就呢？然而就在改革卓有成效、北魏國勢日盛之時，卻遭六鎮起義，為什麽頃刻間又土崩瓦解？也是謎！本書欲解開的就是這一個接一個的謎團。
北魏在中國歷史中占據148年的時間，卻一直默默無聞，史籍寥寥無幾，為什麽一個勝利並建立起自己王國的民族卻突然從華夏民族之林中消亡了呢？為什麽它能在匈奴、羯、氐、羌等少數民族所建之國經短暫輝煌之後，紛紛滅亡的嚴峻局面下而能保持住政權，不僅統一北方，還成功的實現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在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均取得輝煌的成就呢？然而就在改革卓有成效、北魏國勢日盛之時，卻遭六鎮起義，為什麽頃刻間又土崩瓦解？也是謎！本書欲解開的就是這一個接一個的謎團。
本書論述萬歷，本在於說明皇帝的職位是一種應社會需要而産生的機構，而每一個皇帝又都是一個個人。又比如海瑞，這也是一個容易惹起是非的題目，15年前的一段公案，至今人們記憶猶新。在本書中專設海瑞一章，並不是要在這段已經了結的公案再來畫蛇添足，而意在嚮讀者介紹當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態。
太平天國史是羅璽綱精心結撰的新著。觀點重加琢磨，材料豐富詳細，洋洋百數十萬言。發揮一己心得，彙聚衆人成果。它不止在著者的研究工作中是帶總結性的，在新中國的太平天國史研究中，也可以認為是帶總結性的。
《帝國的終結》深刻探究了中國帝國制度形成和滅亡的原因，是易中天迄今為止最為用力也最為看重的一部著作。如該書副題“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批判”所昭示的，作者意在揭露和批判中國古代帝製的乖舛和荒謬。透過若幹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細節，作者對有着數千年歷史的帝國體製，給予抽絲剝繭式的剖析。該書承續了易氏著作生動、風趣、見解獨到的一貫風格，討論的是帝國體製命運這樣的問題。
歷史從來不缺精彩的篇章，然而不管歷史是如何的驚濤拍案、亂石穿空，本書作者始終保持着觀望者的冷靜與超然，或以縝密嚴謹、不動聲色的筆觸梳理金匱之盟、燭影斧聲的千古謎案，或以淡然難覓蹤跡的憂鬱鋪寫畫金刺綉滿羅衣的盛年景象和盛不下許多歡樂的柔美西湖，它們與杯酒釋兵權的大氣雍容、熙寧變法的銳意昂然、中興四將的慷慨悲歌、易安居士的凄凄慘慘戚戚連綴在一起，成就了三百年大宋帝國的滄海桑田。
作者站在當下關註千年的時空轉變。他談世界史中的中國，也談王朝疆界、都城和行政區劃的變遷。他用隨筆來說人論事更有對傳統節日和傳統文化的深思。他從社會與自然來談文化遺産並用自由的雙腳遊覽天下。他深深追憶故去的師友並在如煙的歲月中刻畫出自己的過去與現在。這就是一個歷史地理學者寫在時空縫隙裏的感悟。這是本雜文和隨筆集，是一個歷史地理學者寫在時空縫隙裏的感悟。
盛極一時的西漢王朝是怎樣建立的？其中隱藏着多少不為人知的傳奇故事？為什麽稱西漢為“被腰斬的王朝”？
在漢王朝興盛近二百年後，是誰謀逆篡國，竟將劉氏江山攔腰截為“西漢”為“東漢”？這究竟是歷史的巧合，還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是什麽造成了西漢王朝的衰落？是美色禍國，還是外戚幹政？
《被腰斬的王朝——西漢歷史的九個斷面》為您解讀另類的西漢歷史，破解種種不為人知的歷史謎團！
在漢王朝興盛近二百年後，是誰謀逆篡國，竟將劉氏江山攔腰截為“西漢”為“東漢”？這究竟是歷史的巧合，還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是什麽造成了西漢王朝的衰落？是美色禍國，還是外戚幹政？
《被腰斬的王朝——西漢歷史的九個斷面》為您解讀另類的西漢歷史，破解種種不為人知的歷史謎團！
秦始皇是一個暴君嗎？陳勝是一個好領導嗎？劉邦是一個地痞嗎？項羽是一個紳士嗎？李斯是一個小人嗎？焚書坑儒被歷史誤解了嗎？沙丘之謀究竟發生了什麽？巨鹿之戰項羽靠什麽以弱勝強？ …… 戰國末年，秦始皇吞併諸侯，統一中國。後焚書坑儒、大修長城，不出幾年，即在巡遊途中暴斃而薨；權臣趙高詐受始皇遺詔，擁鬍亥為秦二世，指鹿為馬，一手遮天；陳勝、吳廣不堪秦之暴政，於大澤鄉揭竿而起；秦之“比幹”李斯被趙高誣以謀反，腰斬鹹陽；西楚霸王項羽麋戰巨鹿，大破秦軍，後匯合劉邦，一舉推翻秦王朝。大秦十五年，每一年都驚心動魄、風起雲涌！本書將和您一起，透過作者瀟水筆下隨性散淡的文字，穿越2200多年的時空，和那段塵封已久的隱秘歷史扶手遙望。
用如此短的文章講述一個如此復雜的過程是非常睏難,但是作者基本把明朝的軍事失誤都寫清楚了.明朝的滅亡軍事上的失誤是直接原因.內政上的失誤是間接原因.
中國是個大國，皇帝建立強大軍隊和找有軍事纔的指揮官不難，但在通訊交通不如今天發達的情況下，保證軍隊效忠自己，不打內仗很難。從春秋到唐代，軍事將領都是內行，農耕社會從沒有被野蠻社會完全徵服，但內戰不斷，百姓受的痛苦恐怕也不少。軍隊是“尾巴”，皇帝要擔心尾大不掉。後來，皇族總結教訓，至少要保證不讓皇親外的將領掌握大權。如果有戰事，衹讓邊防綫的軍隊有實力，地方軍隊不能有太大實力，否則，地方軍隊造反了，對皇權來說，不比外族徵服的損失小。
這種方法對比北方遊牧民族並不差，北方遊牧民族軍事將領固然能力強，但武器差，一般完全可以應付，但野蠻民族首領一旦短期不能對文明社會獲勝，那自己很快就打內仗，被內部消滅掉。幾千年年來，北方遊牧民族內部殘殺數都數不清，比起中原衹有弱幹年遭到野蠻民族大屠殺的痛苦大得多。否則，為什麽北方遊牧民族徵服中原後，一律接受爭着華夏文明？
當然，這種製約自己軍隊的方法，有個致命缺點，就是一切控製歸皇權。皇帝把軍事力量衹保存在邊防綫，內部基本上非軍事化，地方領導人一定要有文治才能，但有軍事才能就危險。地方軍隊作用不能超過警察。這樣，如果皇帝過得去，百姓可不受野蠻民族騷擾。一旦皇權腐敗，邊防綫被突破，整個中國自然就全垮了。而讓邊防綫跨掉的是皇權腐敗沒有人能製約，而不是什麽中國文化、人民道德觀念等八桿子打不着的原因。其實，明朝漢族百姓比女真百姓幸福得多。明和平年代長，人口增加也快。而女真人因為不願被蒙古和自己內部相互屠殺，纔自動歸順明朝引入現在看來不太發達的文明機製。
（趙豐年）
中國是個大國，皇帝建立強大軍隊和找有軍事纔的指揮官不難，但在通訊交通不如今天發達的情況下，保證軍隊效忠自己，不打內仗很難。從春秋到唐代，軍事將領都是內行，農耕社會從沒有被野蠻社會完全徵服，但內戰不斷，百姓受的痛苦恐怕也不少。軍隊是“尾巴”，皇帝要擔心尾大不掉。後來，皇族總結教訓，至少要保證不讓皇親外的將領掌握大權。如果有戰事，衹讓邊防綫的軍隊有實力，地方軍隊不能有太大實力，否則，地方軍隊造反了，對皇權來說，不比外族徵服的損失小。
這種方法對比北方遊牧民族並不差，北方遊牧民族軍事將領固然能力強，但武器差，一般完全可以應付，但野蠻民族首領一旦短期不能對文明社會獲勝，那自己很快就打內仗，被內部消滅掉。幾千年年來，北方遊牧民族內部殘殺數都數不清，比起中原衹有弱幹年遭到野蠻民族大屠殺的痛苦大得多。否則，為什麽北方遊牧民族徵服中原後，一律接受爭着華夏文明？
當然，這種製約自己軍隊的方法，有個致命缺點，就是一切控製歸皇權。皇帝把軍事力量衹保存在邊防綫，內部基本上非軍事化，地方領導人一定要有文治才能，但有軍事才能就危險。地方軍隊作用不能超過警察。這樣，如果皇帝過得去，百姓可不受野蠻民族騷擾。一旦皇權腐敗，邊防綫被突破，整個中國自然就全垮了。而讓邊防綫跨掉的是皇權腐敗沒有人能製約，而不是什麽中國文化、人民道德觀念等八桿子打不着的原因。其實，明朝漢族百姓比女真百姓幸福得多。明和平年代長，人口增加也快。而女真人因為不願被蒙古和自己內部相互屠殺，纔自動歸順明朝引入現在看來不太發達的文明機製。
（趙豐年）
一個國傢的歷史，無論它有多少年代，如果常常因為虛幻情緻的浸染而被敘述和描繪得滿紙帝王將相，金袍青甲，才子佳人和柳絮飛花，那麽這個民族的世世代代也就不可能有文明的進步和光榮的傳承，更不可能有偉大的民族復興。1901年，這個世紀之交的歷史片段，是中華民族五千餘年的歷史過程中，最為恐怖，最為悲傷，最為痛心的年代……
這部《劍橋中國秦漢史》，原為費正清、崔瑞德共任全書主編的《劍橋中國史》的第1捲，於1986年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劍橋中國史》不是按捲次先後印行的，在這捲之前，第10、11和3捲業已先後問世，並且已經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翻譯出來，以《劍橋中國晚清史》、《劍橋中國隋唐史》為題出版了。現在歷史所的朋友們又譯成《劍橋中國秦漢史》，要我在書端寫幾句話，我既感欣幸，又頗為惶恐。我在秦漢史方面學力有限，本沒有着筆的資格，但承魯惟一先生盛意，在本捲出書後即行寄贈，得以成為國內最早讀者之一。細繹全捲，曾將一些感想寫作書評，發表在《史學情報》上，其中即呼籲趕快把這捲書翻譯出來。現在經過歷史所各位努力，這個願望實現了，寫一篇小序確實是我的義務。
《劍橋中國史》規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國史的許多學者的力量，本捲也不例外。全捲16章，原文多達981頁，分別執筆的學者大都對章節論述的範圍有長期深入的研究。例如第1章《秦國和秦帝國》的作者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退休教授卜德，30年代即已出版《中國的第一個統一者》一書；第3章《王莽，漢之中興，後漢》的作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畢漢斯，著有《漢朝的中興》；第6章《漢朝的對外關係》的作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餘英時，著有《漢代的貿易和擴張》；第9章《秦漢法律》的作者荷蘭萊頓大學退休教授何四維，著有《秦法律殘簡》、《漢法律殘簡》；第7章《政府的結構與活動》、第12章《宗教和知識文化的背景》等的作者英國劍橋大學東方學院魯惟一博士，著有《漢代的行政記錄》、《通往仙境之路》等書，諸如此類，不遑枚舉。還有的學者，如法國法蘭西學院的戴密微、日本東京大學退休教授西嵨定生等，更是大傢所熟悉的。因此，本捲的作者陣容在西方學術界可稱極一時之選，這部書也可謂西方研究中國秦漢史的結晶。
西方對秦漢史的研究有相當長的歷史。本捲《導論》對此有概括敘述，一直上溯到明清之際來華的傳教士衛匡國的著作。中國的二十四史始於《史記》、《漢書》，讀史者也總是從前四史入手，所以一接觸中國史就是秦漢，同時秦漢在整個中國史上又有其特殊的重要位置。西方學者研究秦漢史的較多，成績也較豐碩。看本捲所附參考文獻目錄，便可得到相當的印象。這部《劍橋中國秦漢史》，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加以綜合和提高的。不很熟悉西方研究情況的讀者，通過本捲不難知其涯略。捲中引用日本學者的論著也很多，足供讀者參取。
這部書有幾個特點，想在這裏介紹一下。
首先是秦漢史列為《劍橋中國史》的第1捲，這一點恐怕是國內讀者不易理解，而且是會有較大意見的。《劍橋中國史》的總主編序對此曾有說明，他們提到，在籌劃編著這部巨著的時候，本想從中國史的開端寫起，可是我國的考古發現日新月異，70年代以來更有進一步擴大的傾嚮，把中國史前史以至公元前第一千紀的歷史面貌幾乎徹底改變了，而現在還沒有能把嶄新的考古材料與傳統的文獻記載融會貫通而成公認的成果，因而全書衹好從有大量可靠文獻依據的秦漢開始。這種看法，和晚清以來疑古思潮的見解是有實質差別的。
《劍橋中國秦漢史》廣泛引用了文獻材料，而且很註意文獻的辨偽和考訂，這是不少西方中國學家一貫堅持的作風。大傢可以看到，本捲各章中的引文，大多註意了使用經過整理校訂的版本，包括中國、日本以及西方學者的各種註釋。捲中圖表也盡量做到有足夠的文獻依據。這是作者很重視文獻的一種表現。
這樣說，並不意味本捲的寫作不重視運用考古材料。相反的，本捲不少作者都徵引了中國考古學的重要成果。例如都城的發掘和一批大墓的發現，在書中好幾個章節得到介紹引用。尤其是有關經濟史和社會生活史的部分，涉及考古材料的地方更多。由於本捲作者有幾位是秦漢簡牘帛書研究的專傢，他們寫作的章節引用這方面材料，取得很好的效果。比如論法律時，徵引雲夢睡虎地秦簡；論屯戍時，徵引敦煌、居延等地漢簡，使這些專門的研究匯合到歷史的論述中去。中國的學者研究秦漢史，也是這樣做的，但當前還有人在談考古對歷史研究的貢獻時，總是過多地強調先秦，對秦漢考古重視不夠，應該說這是不很公平的。
秦漢時期中外關係史的研究，外國學者有不少成果。本捲在這方面的敘述能對這些成果作出概括，並有新的見解。雖然限於篇幅，不能詳細展開，但簡明扼要，適合一般讀者的要求。
捲中從第12到第16章，都是論述思想文化史的。在篇幅上占了全捲的三分之一。就這五章的內容而言，哲學、宗教以及政治思想、經濟思想等，都涉及到了。各章是從不同的角度敘述的，所以有的思想傢兼見於幾章，例如董仲舒。所論的人物有的前人罕加探討，例如班彪。思想文化史在全捲裏有這樣大的比重，反映了西方學術界強調思想文化研究的特色，與我國通行的幾部通史很不相同。這裏要指出，戴密微的遺作，本捲第16章《漢代至隋代之間的哲學與宗教》，加上倫敦大學巴雷特所增補的《跋》，原文長達70頁，簡直可作專著來讀。其中關於民間道教、佛教的傳入和佛、道二教關係等，有不少值得註意的論述。
《劍橋中國秦漢史》的觀點，在許多方面與國內學術界的看法不同，這是必然的。需要說的是，本捲雖有《導論》討論了一些具有理論性或方法性的問題，但各章節由於執筆者各異，不能有彼此呼應的一貫理論。即使同屬論思想文化史的五章，論點也多少有不一之處。這是按本書這種方式組織寫作的學術著作常見的現象。不過，這種現象的結果卻能使我們看到各位作者研究的個性，吟味其獨到之處，未始沒有它的優點。
這部書還有其不足之處。例如捲中插有若幹圖表，可是沒有一張插圖。當然這是《劍橋中國史》全書的體例，即以文字來表現。但是秦漢時期的考古發現太豐富了，有不少可直接與文獻相印證。如果書中能適當配備一些插圖，會有左圖右史之效。從歷史學與考古學的結合來說，這不止是一個書籍的形式問題。
《史記》、《漢書》，一為通史，一為斷代，然而都是縱橫兼顧，敘事與分析並重。相對來說，國內近作的一些史書每每分析部分較多，而敘述事實原委不足。《劍橋中國秦漢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這樣。特別是除了思想史的部分以外，對人物的描寫所用筆墨不多，很少對一個人物作多方面生動的敘述。在這裏，看來我們都應該從古代的紀傳體史籍吸取教益。
本捲編者曾經提到，由於條件不很成熟，未能多吸收文學藝術史和科技史的研究成果。但書中有些章節還是包含了這兩個學科的內容，不過這畢竟是一個缺憾。
在中國讀者看來，有一些頗有影響的中國學者的著作未能列入參考文獻目錄，未免可惜。例如陳直有好多種秦漢史研究專著，其特色是以考古文物材料與文獻相印證，頗多勝義，參考文獻目錄僅引有《兩漢經濟史料論叢》一種，未列入《史記新證》、《漢書新證》等書；劉文典的著作，引有《莊子補正》，但未列入《淮南鴻烈集解》；劉汝霖的《漢晉學術編年》，也沒有列入。總的說，材料方面所引較多，論著則較少。如我在書評中說過的，這種現象表明，中外學術界成果的彼此交流還有必要進一步加強。
本捲原文是三年前出版的，其中有的章節的屬稿還要早得多，因此有一些新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書中未能徵引。大傢知道，近年秦漢簡帛的發現和整理有突出的成果，其間大量的佚書對當時學術思想的研究更有巨大影響。還有幾項最新發現，如江陵張傢山漢簡中的《漢律》，極關重要，目前尚待公佈。相信本捲的編者在有機會修訂再版時，會將這些材料吸收進去，使全捲內涵更趨豐富。
《劍橋中國秦漢史》這樣的大型專門著作，翻譯是很不容易的。幾位譯者多是我的老友，他們富於學識和經驗，竟能在很短的期間完成這一譯作，將之紹介於國內學術界。我們讀者應嚮他們表示感謝。
李學勤
1989年10月
《劍橋中國史》規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國史的許多學者的力量，本捲也不例外。全捲16章，原文多達981頁，分別執筆的學者大都對章節論述的範圍有長期深入的研究。例如第1章《秦國和秦帝國》的作者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退休教授卜德，30年代即已出版《中國的第一個統一者》一書；第3章《王莽，漢之中興，後漢》的作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畢漢斯，著有《漢朝的中興》；第6章《漢朝的對外關係》的作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餘英時，著有《漢代的貿易和擴張》；第9章《秦漢法律》的作者荷蘭萊頓大學退休教授何四維，著有《秦法律殘簡》、《漢法律殘簡》；第7章《政府的結構與活動》、第12章《宗教和知識文化的背景》等的作者英國劍橋大學東方學院魯惟一博士，著有《漢代的行政記錄》、《通往仙境之路》等書，諸如此類，不遑枚舉。還有的學者，如法國法蘭西學院的戴密微、日本東京大學退休教授西嵨定生等，更是大傢所熟悉的。因此，本捲的作者陣容在西方學術界可稱極一時之選，這部書也可謂西方研究中國秦漢史的結晶。
西方對秦漢史的研究有相當長的歷史。本捲《導論》對此有概括敘述，一直上溯到明清之際來華的傳教士衛匡國的著作。中國的二十四史始於《史記》、《漢書》，讀史者也總是從前四史入手，所以一接觸中國史就是秦漢，同時秦漢在整個中國史上又有其特殊的重要位置。西方學者研究秦漢史的較多，成績也較豐碩。看本捲所附參考文獻目錄，便可得到相當的印象。這部《劍橋中國秦漢史》，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加以綜合和提高的。不很熟悉西方研究情況的讀者，通過本捲不難知其涯略。捲中引用日本學者的論著也很多，足供讀者參取。
這部書有幾個特點，想在這裏介紹一下。
首先是秦漢史列為《劍橋中國史》的第1捲，這一點恐怕是國內讀者不易理解，而且是會有較大意見的。《劍橋中國史》的總主編序對此曾有說明，他們提到，在籌劃編著這部巨著的時候，本想從中國史的開端寫起，可是我國的考古發現日新月異，70年代以來更有進一步擴大的傾嚮，把中國史前史以至公元前第一千紀的歷史面貌幾乎徹底改變了，而現在還沒有能把嶄新的考古材料與傳統的文獻記載融會貫通而成公認的成果，因而全書衹好從有大量可靠文獻依據的秦漢開始。這種看法，和晚清以來疑古思潮的見解是有實質差別的。
《劍橋中國秦漢史》廣泛引用了文獻材料，而且很註意文獻的辨偽和考訂，這是不少西方中國學家一貫堅持的作風。大傢可以看到，本捲各章中的引文，大多註意了使用經過整理校訂的版本，包括中國、日本以及西方學者的各種註釋。捲中圖表也盡量做到有足夠的文獻依據。這是作者很重視文獻的一種表現。
這樣說，並不意味本捲的寫作不重視運用考古材料。相反的，本捲不少作者都徵引了中國考古學的重要成果。例如都城的發掘和一批大墓的發現，在書中好幾個章節得到介紹引用。尤其是有關經濟史和社會生活史的部分，涉及考古材料的地方更多。由於本捲作者有幾位是秦漢簡牘帛書研究的專傢，他們寫作的章節引用這方面材料，取得很好的效果。比如論法律時，徵引雲夢睡虎地秦簡；論屯戍時，徵引敦煌、居延等地漢簡，使這些專門的研究匯合到歷史的論述中去。中國的學者研究秦漢史，也是這樣做的，但當前還有人在談考古對歷史研究的貢獻時，總是過多地強調先秦，對秦漢考古重視不夠，應該說這是不很公平的。
秦漢時期中外關係史的研究，外國學者有不少成果。本捲在這方面的敘述能對這些成果作出概括，並有新的見解。雖然限於篇幅，不能詳細展開，但簡明扼要，適合一般讀者的要求。
捲中從第12到第16章，都是論述思想文化史的。在篇幅上占了全捲的三分之一。就這五章的內容而言，哲學、宗教以及政治思想、經濟思想等，都涉及到了。各章是從不同的角度敘述的，所以有的思想傢兼見於幾章，例如董仲舒。所論的人物有的前人罕加探討，例如班彪。思想文化史在全捲裏有這樣大的比重，反映了西方學術界強調思想文化研究的特色，與我國通行的幾部通史很不相同。這裏要指出，戴密微的遺作，本捲第16章《漢代至隋代之間的哲學與宗教》，加上倫敦大學巴雷特所增補的《跋》，原文長達70頁，簡直可作專著來讀。其中關於民間道教、佛教的傳入和佛、道二教關係等，有不少值得註意的論述。
《劍橋中國秦漢史》的觀點，在許多方面與國內學術界的看法不同，這是必然的。需要說的是，本捲雖有《導論》討論了一些具有理論性或方法性的問題，但各章節由於執筆者各異，不能有彼此呼應的一貫理論。即使同屬論思想文化史的五章，論點也多少有不一之處。這是按本書這種方式組織寫作的學術著作常見的現象。不過，這種現象的結果卻能使我們看到各位作者研究的個性，吟味其獨到之處，未始沒有它的優點。
這部書還有其不足之處。例如捲中插有若幹圖表，可是沒有一張插圖。當然這是《劍橋中國史》全書的體例，即以文字來表現。但是秦漢時期的考古發現太豐富了，有不少可直接與文獻相印證。如果書中能適當配備一些插圖，會有左圖右史之效。從歷史學與考古學的結合來說，這不止是一個書籍的形式問題。
《史記》、《漢書》，一為通史，一為斷代，然而都是縱橫兼顧，敘事與分析並重。相對來說，國內近作的一些史書每每分析部分較多，而敘述事實原委不足。《劍橋中國秦漢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這樣。特別是除了思想史的部分以外，對人物的描寫所用筆墨不多，很少對一個人物作多方面生動的敘述。在這裏，看來我們都應該從古代的紀傳體史籍吸取教益。
本捲編者曾經提到，由於條件不很成熟，未能多吸收文學藝術史和科技史的研究成果。但書中有些章節還是包含了這兩個學科的內容，不過這畢竟是一個缺憾。
在中國讀者看來，有一些頗有影響的中國學者的著作未能列入參考文獻目錄，未免可惜。例如陳直有好多種秦漢史研究專著，其特色是以考古文物材料與文獻相印證，頗多勝義，參考文獻目錄僅引有《兩漢經濟史料論叢》一種，未列入《史記新證》、《漢書新證》等書；劉文典的著作，引有《莊子補正》，但未列入《淮南鴻烈集解》；劉汝霖的《漢晉學術編年》，也沒有列入。總的說，材料方面所引較多，論著則較少。如我在書評中說過的，這種現象表明，中外學術界成果的彼此交流還有必要進一步加強。
本捲原文是三年前出版的，其中有的章節的屬稿還要早得多，因此有一些新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書中未能徵引。大傢知道，近年秦漢簡帛的發現和整理有突出的成果，其間大量的佚書對當時學術思想的研究更有巨大影響。還有幾項最新發現，如江陵張傢山漢簡中的《漢律》，極關重要，目前尚待公佈。相信本捲的編者在有機會修訂再版時，會將這些材料吸收進去，使全捲內涵更趨豐富。
《劍橋中國秦漢史》這樣的大型專門著作，翻譯是很不容易的。幾位譯者多是我的老友，他們富於學識和經驗，竟能在很短的期間完成這一譯作，將之紹介於國內學術界。我們讀者應嚮他們表示感謝。
李學勤
1989年10月
《劍橋中國史》是劍橋歷史叢書的一種。本書為第3捲，論述隋唐時期的王朝歷史，作為《劍橋中國隋唐史》的上捲。原書於1979年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國外隋唐史研究的水平。本叢書的第4捲（即《劍橋中國隋唐史》下捲）將在以後出版。
本書是《劍橋中國史》的第6捲，英文原名是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直譯為《異族王朝和邊疆國傢》，於 1994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按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翻譯《劍橋中國史》的通例和本書涉及的內容，我們將本捲中譯本的書名譯為《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
本捲分為9章，遼、西夏、金朝的歷史各設一章；其他6章專述元朝的歷史，另有導言和書目介紹分置前後，全書原文共計864頁。
《劍橋中國史》規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國史的許多學者的力量，本捲也不例外。導言的作者是本捲的兩位主編，慕尼黑大學名譽教授傅海波和普林斯頓大學名譽教授崔瑞德。前者是著名的遼、金、元史研究專傢，著述頗豐，尤長於金史研究，在本捲中還擔任第3章金朝歷史的寫作；後者則多年來從事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亦是《劍橋中國史》秦漢、隋唐、明代等捲的主編，在本捲中還與剋勞斯-彼得·蒂茲合寫了第1章遼朝的歷史。第2章西夏史的作者是肯永學院教授鄧如萍，她已發表過一些有關西夏歷史的論著。特倫頓州立學院教授托馬斯·愛爾森主要研究早期蒙古國的歷史，故撰寫本捲的第4章。第5章的作者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學院教授莫裏斯·羅沙比，著有《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時代》等著作，所以專寫忽必烈一朝的歷史。第6章的作者蕭啓慶原為新加坡大學教授，現為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著有《元代的軍事制度》、《元代史新探》、《蒙元史新研》等著作，此次擔任元中期歷史的寫作，駕輕就熟。堪薩斯大學教授竇德士，主要研究元明思想史和政治史，著有《徵服者與儒士》、《儒學與獨裁統治》等著作，在本捲中撰寫第7章元後期的歷史。第8章作者是原在哈佛大學任教、現在米德爾斯伯裏學院任教的伊麗莎白·恩迪科特-韋斯特教授，她著有《蒙古在中國的統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等著作，所以專述與元代政府和行政管理的有關問題。普林斯頓大學名譽教授牟復禮研究中國史多年，在本捲中寫作第9章，專門討論元朝統治下的社會問題。如本捲原書序言所說，牟復禮還通讀了本捲全稿並提出了修改意見。
應該承認，本捲是《劍橋中國史》中難度較大的一捲，因為它所敘述的遼、西夏、金、元四個王朝，都是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在研究這些王朝的歷史時，既要面臨許多語言、文字問題，還要深入研究民族關係和國傢關係的發展變化、多元文化的構成及其相互影響、社會風俗的變化等一係列問題。本捲的編著者對這些問題作了許多值得重視的探討。
多元文化的構成及其相互影響，是10—14世紀中國歷史的顯著特徵，也是本捲各章的作者反復強調和深入探討的問題，由此構成了本書的一大特點。他們不僅較詳細地論述了在中原文化影響下各王朝統治制度的變化，討論了各族統治者和統治精英對儒學和漢文化的態度；還重點揭示了契丹人、党項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文化在各王朝歷史中所起的作用，各種文化的走嚮，以及這些文化對中國社會乃至中國文化的影響。此外，來自中亞和歐洲的文化因素，也受到了重視。文化史的研究，尤其是不同文化的比較研究，近年來頗受我國學者的註意，本書在不少方面可資藉鑒。
10—14世紀中國境內各個國傢之間的關係，在本捲中被視為國際關係，宋、遼、西夏、金、元乃至吐蕃、大理之間的通使、通貢和結盟等，均被視為外交關係。衆所周知，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傢，10—14世紀宋、遼、金、西夏、元及吐蕃、大理之間的關係，是國內各政權、各民族之間的關係，它們與日本、高麗、東南亞諸國乃至中亞、西亞、歐洲各國的關係，纔屬於對外關係。事實上，《劍橋中國史》的其他各捲，也采取了同樣的處理方法，對此我們是難以同意的。
民族的發展當然是本捲不可能回避的問題，對契丹、党項、女真和蒙古的來源和發展，作者都有專門的敘述，但是又不囿於各族族源和具體構成的繁瑣考證，應該說，這是本書值得註意的一個特點。在族源問題上學術界還有不同的看法，理清主要綫索，指出不同的學術觀點，給予讀者以清晰的印象，是難能可貴的。
本捲註意人物特徵和人物間的關係。對於重要人物，如耶律阿保機、嵬名元昊、阿骨打、成吉思汗、忽必烈等，不但敘述其本人的出身和經歷，還很註意他們的文化背景，並能認真分析促使其作出重大决策的各種因素。本捲各章經常使用“精英”一詞，用來指幫助最高統治者建國或進行統治的群體。對精英的民族構成、文化背景、社會地位、政治傾嚮等的分析，在各章中都占有一定的比重。這樣的敘述，不但使政治史的脈絡清晰，而且容易解釋各次政治鬥爭的前因後果。在這方面最突出的，是蕭啓慶教授撰寫的第6章。
對於這一時期的社會和經濟問題，本捲在遼、西夏、金三章都闢專節加以討論。儘管第4—7章所述元朝歷史中都涉及了經濟和社會問題，本捲還是專設了兩章討論元代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人口問題也引起了高度重視，儘管資料有限，作者還是盡可能地對10—14世紀人口的發展做出了估計。這方面的論述不乏精彩之處，當然，還大有可以探討的餘地。
與《劍橋中國史》其他捲相同，作者很註意收集以往的研究成果，並且在“書目介紹”中，分別介紹了所寫章節的主要史料來源和主要研究成果。“書目介紹” 和所附“書目”，對中國讀者瞭解國內外的研究情況，會有很大的幫助。需要說明的是，本捲各章成稿的時間差距較大，衹有少數作者吸收了本世紀90年代初的成果，大多數作者使用的是較早的研究成果。特別應該指出的是，近十餘年來我國遼、西夏、金、元史研究有很大進步，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在本捲中沒有得到足夠的反映，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儘管本捲主編在導言中專門談到了語言問題，特別指出應該註意各種文字資料的使用，但是本捲所用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資料並不充分，尤其是西夏史部分，對西夏文資料的應用顯然較少；遼、金時期的歷史，亦有類似的問題。做的比較好的是蒙古國和元朝的歷史，作者註意到了從波斯文、阿拉伯文、藏文文獻及歐洲文獻中尋找相關資料。國內考古學家近年來對遼、西夏、金、元時期的重要文化遺址進行了係統的發掘，發現了許多極有價值的文物。本捲編著者曾多次提到了考古和文物資料的重要性，但是在正文敘述中，使用考古和文物資料明顯薄弱，對社會生活和科技等方面，本捲的重視顯然不夠，幾乎沒有專門的論述，這可以說是一個缺憾。
在翻譯過程中，為了便於讀者閱讀，我們做了以下技術處理：
（一）書目重排
原書書目按作者英文名字排序，為便於中國讀者閱讀和檢索，我們將所有西文和日文書目仍按原書排序，保留原文，附以漢文譯名。中文書目則從原書書目中摘出，分編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古籍和史料，按成書時間先後排列；第二部分為近人研究著述，按著者姓氏筆畫排列。各書目錄給以統一編號。
（二）註釋化簡
原書註釋所引書目，大多註明了著作出版機構、時間、地點和論文所載刊物等。為減少重複翻譯，我們在註釋所引書目前均加上該書目的編號，保留作者、篇名、捲號和頁碼等，刪去了著作出版的機構、時間、地點和論文所載刊物。根據所加書目編號，讀者可以從書目中查到這些內容。書目介紹的註釋，則保留著作出版的時間和地點。
（三）對原書明顯錯誤之處的處理
本捲有一些明顯的錯誤。有的可能是印刷錯誤，如年代錯誤、數字錯誤和所引書的捲數、頁碼錯誤等；有的則是史實理解錯誤。對這些明顯的錯誤，在翻譯中，我們都進行了處理。原書中明顯的印刷錯誤，尤其是數字印刷錯誤，經反復核對後，由譯者直接改正，不另加譯者註。對翻譯過程中發現的明顯史實錯誤，仍按原文譯出，附譯者註加以說明。
（四）譯名
本捲作者大量使用China和Chinese，這是西方學者的習慣用法，有時指中國和中國人，更多則指中原或專指漢人、漢族，所以必須在翻譯中加以仔細斟酌，選擇合適的譯法。本捲作者用“滿洲”指今天的東北地區，“蒙古”主要指現在蒙古國的地區，即中國古代常說的“漠北地區”，在翻譯中一般改為東北地區和漠北。本捲作者習慣使用“夏國”或“夏”的稱呼，為避免引起歧義，一律譯為“西夏”。元朝皇帝在本捲中均稱為××汗，譯文完全照譯。其他譯名，采用《劍橋中國史》中文譯本的通例。
本書的翻譯，是從1996年1月開始的，翻譯的分工如下：
第六捲序言、圖表：史衛民
導言：馬曉光
第一章：劉曉、史衛民
第二章：吳玉貴
第三章：定宜莊
第四章：劉曉、陳煜
第五章：何峻
第六章：史衛民
第七章：王湘雲
第八章：王湘雲
第九章：王湘雲
書目介紹：史衛民
書目：陳高華、史衛民、馬曉光
審校：陳高華、史衛民、馬曉光、石曉
地圖：馬曉光、史衛民
製圖：朱力雅
我們應該特別感謝蕭啓慶教授，他不僅幫助我們解决了書目中的許多翻譯疑難問題，還審改了第6章的譯稿。陳學霖、陶晉生、陳得芝、楊訥、劉迎勝、耿昇、史金波、白濱、黃振華、李玠奭、堤一昭等先生亦幫助我們訂正了大量的書目譯名，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因為涉及的內容復雜，並包含了各種文字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可以說是已經出版的《劍橋中國史》各捲中翻譯難度最大的一本。我們雖然得到了許多國內外學者的幫助，但還是有一些問題無法解决，留下了少數疑點，並且很可能出現不少翻譯錯誤，希望批評指正。《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是反映90年代以前西方學者研究水平的集大成之作。我們希望該書中文譯本的出版，有助於國內學術界的研究工作。
本捲分為9章，遼、西夏、金朝的歷史各設一章；其他6章專述元朝的歷史，另有導言和書目介紹分置前後，全書原文共計864頁。
《劍橋中國史》規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國史的許多學者的力量，本捲也不例外。導言的作者是本捲的兩位主編，慕尼黑大學名譽教授傅海波和普林斯頓大學名譽教授崔瑞德。前者是著名的遼、金、元史研究專傢，著述頗豐，尤長於金史研究，在本捲中還擔任第3章金朝歷史的寫作；後者則多年來從事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亦是《劍橋中國史》秦漢、隋唐、明代等捲的主編，在本捲中還與剋勞斯-彼得·蒂茲合寫了第1章遼朝的歷史。第2章西夏史的作者是肯永學院教授鄧如萍，她已發表過一些有關西夏歷史的論著。特倫頓州立學院教授托馬斯·愛爾森主要研究早期蒙古國的歷史，故撰寫本捲的第4章。第5章的作者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學院教授莫裏斯·羅沙比，著有《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時代》等著作，所以專寫忽必烈一朝的歷史。第6章的作者蕭啓慶原為新加坡大學教授，現為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著有《元代的軍事制度》、《元代史新探》、《蒙元史新研》等著作，此次擔任元中期歷史的寫作，駕輕就熟。堪薩斯大學教授竇德士，主要研究元明思想史和政治史，著有《徵服者與儒士》、《儒學與獨裁統治》等著作，在本捲中撰寫第7章元後期的歷史。第8章作者是原在哈佛大學任教、現在米德爾斯伯裏學院任教的伊麗莎白·恩迪科特-韋斯特教授，她著有《蒙古在中國的統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等著作，所以專述與元代政府和行政管理的有關問題。普林斯頓大學名譽教授牟復禮研究中國史多年，在本捲中寫作第9章，專門討論元朝統治下的社會問題。如本捲原書序言所說，牟復禮還通讀了本捲全稿並提出了修改意見。
應該承認，本捲是《劍橋中國史》中難度較大的一捲，因為它所敘述的遼、西夏、金、元四個王朝，都是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在研究這些王朝的歷史時，既要面臨許多語言、文字問題，還要深入研究民族關係和國傢關係的發展變化、多元文化的構成及其相互影響、社會風俗的變化等一係列問題。本捲的編著者對這些問題作了許多值得重視的探討。
多元文化的構成及其相互影響，是10—14世紀中國歷史的顯著特徵，也是本捲各章的作者反復強調和深入探討的問題，由此構成了本書的一大特點。他們不僅較詳細地論述了在中原文化影響下各王朝統治制度的變化，討論了各族統治者和統治精英對儒學和漢文化的態度；還重點揭示了契丹人、党項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文化在各王朝歷史中所起的作用，各種文化的走嚮，以及這些文化對中國社會乃至中國文化的影響。此外，來自中亞和歐洲的文化因素，也受到了重視。文化史的研究，尤其是不同文化的比較研究，近年來頗受我國學者的註意，本書在不少方面可資藉鑒。
10—14世紀中國境內各個國傢之間的關係，在本捲中被視為國際關係，宋、遼、西夏、金、元乃至吐蕃、大理之間的通使、通貢和結盟等，均被視為外交關係。衆所周知，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傢，10—14世紀宋、遼、金、西夏、元及吐蕃、大理之間的關係，是國內各政權、各民族之間的關係，它們與日本、高麗、東南亞諸國乃至中亞、西亞、歐洲各國的關係，纔屬於對外關係。事實上，《劍橋中國史》的其他各捲，也采取了同樣的處理方法，對此我們是難以同意的。
民族的發展當然是本捲不可能回避的問題，對契丹、党項、女真和蒙古的來源和發展，作者都有專門的敘述，但是又不囿於各族族源和具體構成的繁瑣考證，應該說，這是本書值得註意的一個特點。在族源問題上學術界還有不同的看法，理清主要綫索，指出不同的學術觀點，給予讀者以清晰的印象，是難能可貴的。
本捲註意人物特徵和人物間的關係。對於重要人物，如耶律阿保機、嵬名元昊、阿骨打、成吉思汗、忽必烈等，不但敘述其本人的出身和經歷，還很註意他們的文化背景，並能認真分析促使其作出重大决策的各種因素。本捲各章經常使用“精英”一詞，用來指幫助最高統治者建國或進行統治的群體。對精英的民族構成、文化背景、社會地位、政治傾嚮等的分析，在各章中都占有一定的比重。這樣的敘述，不但使政治史的脈絡清晰，而且容易解釋各次政治鬥爭的前因後果。在這方面最突出的，是蕭啓慶教授撰寫的第6章。
對於這一時期的社會和經濟問題，本捲在遼、西夏、金三章都闢專節加以討論。儘管第4—7章所述元朝歷史中都涉及了經濟和社會問題，本捲還是專設了兩章討論元代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人口問題也引起了高度重視，儘管資料有限，作者還是盡可能地對10—14世紀人口的發展做出了估計。這方面的論述不乏精彩之處，當然，還大有可以探討的餘地。
與《劍橋中國史》其他捲相同，作者很註意收集以往的研究成果，並且在“書目介紹”中，分別介紹了所寫章節的主要史料來源和主要研究成果。“書目介紹” 和所附“書目”，對中國讀者瞭解國內外的研究情況，會有很大的幫助。需要說明的是，本捲各章成稿的時間差距較大，衹有少數作者吸收了本世紀90年代初的成果，大多數作者使用的是較早的研究成果。特別應該指出的是，近十餘年來我國遼、西夏、金、元史研究有很大進步，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在本捲中沒有得到足夠的反映，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儘管本捲主編在導言中專門談到了語言問題，特別指出應該註意各種文字資料的使用，但是本捲所用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資料並不充分，尤其是西夏史部分，對西夏文資料的應用顯然較少；遼、金時期的歷史，亦有類似的問題。做的比較好的是蒙古國和元朝的歷史，作者註意到了從波斯文、阿拉伯文、藏文文獻及歐洲文獻中尋找相關資料。國內考古學家近年來對遼、西夏、金、元時期的重要文化遺址進行了係統的發掘，發現了許多極有價值的文物。本捲編著者曾多次提到了考古和文物資料的重要性，但是在正文敘述中，使用考古和文物資料明顯薄弱，對社會生活和科技等方面，本捲的重視顯然不夠，幾乎沒有專門的論述，這可以說是一個缺憾。
在翻譯過程中，為了便於讀者閱讀，我們做了以下技術處理：
（一）書目重排
原書書目按作者英文名字排序，為便於中國讀者閱讀和檢索，我們將所有西文和日文書目仍按原書排序，保留原文，附以漢文譯名。中文書目則從原書書目中摘出，分編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古籍和史料，按成書時間先後排列；第二部分為近人研究著述，按著者姓氏筆畫排列。各書目錄給以統一編號。
（二）註釋化簡
原書註釋所引書目，大多註明了著作出版機構、時間、地點和論文所載刊物等。為減少重複翻譯，我們在註釋所引書目前均加上該書目的編號，保留作者、篇名、捲號和頁碼等，刪去了著作出版的機構、時間、地點和論文所載刊物。根據所加書目編號，讀者可以從書目中查到這些內容。書目介紹的註釋，則保留著作出版的時間和地點。
（三）對原書明顯錯誤之處的處理
本捲有一些明顯的錯誤。有的可能是印刷錯誤，如年代錯誤、數字錯誤和所引書的捲數、頁碼錯誤等；有的則是史實理解錯誤。對這些明顯的錯誤，在翻譯中，我們都進行了處理。原書中明顯的印刷錯誤，尤其是數字印刷錯誤，經反復核對後，由譯者直接改正，不另加譯者註。對翻譯過程中發現的明顯史實錯誤，仍按原文譯出，附譯者註加以說明。
（四）譯名
本捲作者大量使用China和Chinese，這是西方學者的習慣用法，有時指中國和中國人，更多則指中原或專指漢人、漢族，所以必須在翻譯中加以仔細斟酌，選擇合適的譯法。本捲作者用“滿洲”指今天的東北地區，“蒙古”主要指現在蒙古國的地區，即中國古代常說的“漠北地區”，在翻譯中一般改為東北地區和漠北。本捲作者習慣使用“夏國”或“夏”的稱呼，為避免引起歧義，一律譯為“西夏”。元朝皇帝在本捲中均稱為××汗，譯文完全照譯。其他譯名，采用《劍橋中國史》中文譯本的通例。
本書的翻譯，是從1996年1月開始的，翻譯的分工如下：
第六捲序言、圖表：史衛民
導言：馬曉光
第一章：劉曉、史衛民
第二章：吳玉貴
第三章：定宜莊
第四章：劉曉、陳煜
第五章：何峻
第六章：史衛民
第七章：王湘雲
第八章：王湘雲
第九章：王湘雲
書目介紹：史衛民
書目：陳高華、史衛民、馬曉光
審校：陳高華、史衛民、馬曉光、石曉
地圖：馬曉光、史衛民
製圖：朱力雅
我們應該特別感謝蕭啓慶教授，他不僅幫助我們解决了書目中的許多翻譯疑難問題，還審改了第6章的譯稿。陳學霖、陶晉生、陳得芝、楊訥、劉迎勝、耿昇、史金波、白濱、黃振華、李玠奭、堤一昭等先生亦幫助我們訂正了大量的書目譯名，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因為涉及的內容復雜，並包含了各種文字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可以說是已經出版的《劍橋中國史》各捲中翻譯難度最大的一本。我們雖然得到了許多國內外學者的幫助，但還是有一些問題無法解决，留下了少數疑點，並且很可能出現不少翻譯錯誤，希望批評指正。《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是反映90年代以前西方學者研究水平的集大成之作。我們希望該書中文譯本的出版，有助於國內學術界的研究工作。
本書是《劍橋中國史》第7捲的中譯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前此出版的多捲本《劍橋中國史》的中譯本有：第1捲，《劍橋中國秦漢史》；第3捲，《劍橋中國隋唐史》；第10、11捲，《劍橋中國晚清史》上、下；第14捲，《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年》。中華民國史的兩捲亦已列入近期出書計劃；其餘各捲在國外出書後也將盡快翻譯出版。
出版15捲的《劍橋中國史》，是一個大項目。在多數學術譯著印數不多，經濟和印製睏難的條件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承擔了這一項目，給予我們極大的支持和幫助，我們深表感謝。
本書的翻譯仍遵循忠於原文的原則。少數中文資料未能查到原文，照字面回譯，則刪去引號。為方便讀者查閱，在腳註的書名後用[ ]號標出相應的《書目》中的編號；並將《書目》所列條目譯為中文。
本書譯校分工如下：
張書生 譯第1、2、3章和第4章前半
楊品泉 譯第5、6章和第4章後半
思煒、張言 譯第7、8、9章，整理、翻譯《書目》；謝亮生參與了這部分的翻譯，並負責全書的統稿、校訂工作
黃沫 譯第10、11、12章和《書目評註》
我們水平有限，不妥及錯誤之處敬請指正。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前此出版的多捲本《劍橋中國史》的中譯本有：第1捲，《劍橋中國秦漢史》；第3捲，《劍橋中國隋唐史》；第10、11捲，《劍橋中國晚清史》上、下；第14捲，《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年》。中華民國史的兩捲亦已列入近期出書計劃；其餘各捲在國外出書後也將盡快翻譯出版。
出版15捲的《劍橋中國史》，是一個大項目。在多數學術譯著印數不多，經濟和印製睏難的條件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承擔了這一項目，給予我們極大的支持和幫助，我們深表感謝。
本書的翻譯仍遵循忠於原文的原則。少數中文資料未能查到原文，照字面回譯，則刪去引號。為方便讀者查閱，在腳註的書名後用[ ]號標出相應的《書目》中的編號；並將《書目》所列條目譯為中文。
本書譯校分工如下：
張書生 譯第1、2、3章和第4章前半
楊品泉 譯第5、6章和第4章後半
思煒、張言 譯第7、8、9章，整理、翻譯《書目》；謝亮生參與了這部分的翻譯，並負責全書的統稿、校訂工作
黃沫 譯第10、11、12章和《書目評註》
我們水平有限，不妥及錯誤之處敬請指正。
《劍橋中國晚清史》於1985年2月出版後，受到學術界重視，報刊上發表過多篇評論文章，引起了對一些問題的探討。出版後不久，書即售罄。近一兩年仍然有讀者詢問或函購此書，為滿足需要，决定重排出版。此次重排改正了編校方面的一些明顯錯誤。
本書上下兩捲為《劍橋中國史》第10和第11捲的中譯本。本社已出和正在印製的《劍橋中國史》其他捲次的中譯本有：
第1 《劍橋中國秦漢史》
第3 《劍橋中國隋唐史》
第7 《劍橋中國明代史》
第12、13 《劍橋中華民國史》上、下
第14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年》
第15 《劍橋中國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年》
其他捲次在國外出書後，我們也將盡快翻譯出版。
本書上下兩捲為《劍橋中國史》第10和第11捲的中譯本。本社已出和正在印製的《劍橋中國史》其他捲次的中譯本有：
第1 《劍橋中國秦漢史》
第3 《劍橋中國隋唐史》
第7 《劍橋中國明代史》
第12、13 《劍橋中華民國史》上、下
第14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年》
第15 《劍橋中國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年》
其他捲次在國外出書後，我們也將盡快翻譯出版。
隋帝國的短暫與輝煌：曇花王朝
隋朝在中華帝國的正午時分高調登場，卻匆忙謝幕，在中國歷史上書寫了一段宛如曇花般脆弱短暫的璀璨輝煌。本書中有隋文帝楊堅的奮鬥，萬邦來朝的盛世歡歌，隋煬帝楊廣的雄心，丞相楊素一傢的沉浮，唐公李淵的猶豫和程咬金的粉墨登場……
隋朝在中華帝國的正午時分高調登場，卻匆忙謝幕，在中國歷史上書寫了一段宛如曇花般脆弱短暫的璀璨輝煌。本書中有隋文帝楊堅的奮鬥，萬邦來朝的盛世歡歌，隋煬帝楊廣的雄心，丞相楊素一傢的沉浮，唐公李淵的猶豫和程咬金的粉墨登場……
本書對諸如以美色設計逼迫李淵晉陽起事，玄武門事變的復雜內幕，李世民因納隋煬帝之女為妾而貽害後朝，皇太子的同性戀問題，武則天專政的歷史邏輯、李隆基與楊貴妃的愛情始末等看似平常的歷史事件，因為都處在歷史的關鍵環節中，所以左右了李唐王朝起伏迭蕩，作者令人稱奇的心得和研判，可以說是扣住了歷史的脈門。
從朱元璋的洪武年到朱由檢的崇禎年，大明朝已歷經十七朝十六位帝王歷時二百多年。作為朱明王朝新接任的大掌櫃十七歲的崇禎皇帝衹是被他接手的爛攤子弄得捉襟見肘一籌莫展，似乎從來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顯得全無章法。文死諫武死戰，天地經義成了歷朝歷代文臣武將各死所死死得其所的千古宿命。在某種程度上打敗崇禎的其實就是崇禎自己。同樣的打敗李自成和他的大順的其實也是他們自己。一個王朝結束了又一個王朝也就是又一次輪回開始了……
這些文章除了唐代政治部分是有計劃地研究撰寫，還有一些是應人之邀而寫外，都是看書時有所發現纔動筆。其中又包括兩種情況：一是人傢沒有講過的作者來講，當然必須是事關緊要的有用的。不能寫”鄰貓生子”式的文章。再是人傢講錯了的作者來糾正，其中有些是糾正通行教科書的，而和陳寅恪先生異同處就更多。但從方法來講，仍是受了寅恪先生的啓發。而且撰寫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習見之書，要從習見書中看出人傢看不出的問題這一點，也是繼承了寅恪先生以及顧頡剛師等老一輩學人的做法。
劍橋中華民國史上捲 作者:崔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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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農民戰爭史：顧誠著作係列
《明末農民戰爭史》是歷史學家顧誠先生的經典之作。顧誠從1977年開始研究明末農民戰爭史事，1982年鼕寫成此書，1984年出版發行，廣受學界和讀書界推崇，初版已脫銷多年。
本書從明末農民戰爭爆發，敘至大順政權和大西政權失敗。基於對史料涸澤而漁式的爬梳（僅方志就參閱了近千部），作者屢有不刊之論推出，尤其對幾成定論的所謂“流寇主義”、“起義軍封建化”，以及“李自成敗退北京的真正原因”等重大歷史問題，均有精深獨到的見解。另對李岩其人的證偽，對“滎陽大會”的解構等，均不獨謹嚴，亦頗具趣味。
初版之後，顧誠本人曾對書中錯漏之處做過一番校訂，對書末所附《大順政權地方官員表》等做了大規模增補。本書再版之際，將上述內容完整呈現；並以代序的形式，收錄作者的一篇逸文《我的治學經歷》。經傢人同意，還精選了數幅照片置於捲首，以資紀念。
本書結構清晰，文字流暢，可讀性強，被公推為明清史研究領域之典範佳作。
《明末農民戰爭史》是歷史學家顧誠先生的經典之作。顧誠從1977年開始研究明末農民戰爭史事，1982年鼕寫成此書，1984年出版發行，廣受學界和讀書界推崇，初版已脫銷多年。
本書從明末農民戰爭爆發，敘至大順政權和大西政權失敗。基於對史料涸澤而漁式的爬梳（僅方志就參閱了近千部），作者屢有不刊之論推出，尤其對幾成定論的所謂“流寇主義”、“起義軍封建化”，以及“李自成敗退北京的真正原因”等重大歷史問題，均有精深獨到的見解。另對李岩其人的證偽，對“滎陽大會”的解構等，均不獨謹嚴，亦頗具趣味。
初版之後，顧誠本人曾對書中錯漏之處做過一番校訂，對書末所附《大順政權地方官員表》等做了大規模增補。本書再版之際，將上述內容完整呈現；並以代序的形式，收錄作者的一篇逸文《我的治學經歷》。經傢人同意，還精選了數幅照片置於捲首，以資紀念。
本書結構清晰，文字流暢，可讀性強，被公推為明清史研究領域之典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