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邊文學
五十三歲壽辰全家合影（１９３３）
與蕭伯納等合影（１９３３）
書贈瞿秋白聯語
《自由談》、《動嚮》發表的部分文章書影Ⅹ魯迅全集·第五捲
偽自由書
本書收作者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五月間所作雜文四十三篇，一九三三年十月由上海北新書局以“青光書局”名義出版。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曾由上海聯華書局改名《不三不四集》印行一版。此後印行的版本都與初版相同。
前記
這一本小書裏的，是從本年一月底起至五月中旬為止的寄給《申報》〔１〕上的《自由談》的雜感。
我到上海以後，日報是看的，卻從來沒有投過稿，也沒有想到過，並且也沒有註意過日報的文藝欄，所以也不知道《申報》在什麽時候開始有了《自由談》，《自由談》裏是怎樣的文字。大約是去年的年底罷，偶然遇見鬱達夫〔２〕先生，他告訴我說，《自由談》的編輯新換了黎烈文〔３〕先生了，但他纔從法國回來，人地生疏，怕一時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幾回稿。我就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
對於達夫先生的囑咐，我是常常“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的。直白的說罷，我一嚮很回避創造社〔４〕裏的人物。這也不衹因為歷來特別的攻擊我，甚而至於施行人身攻擊的緣故，大半倒在他們的一副“創造”臉。雖然他們之中，後來有的化為隱士，有的化為富翁，有的化為實踐的革命者，有的也化為姦細，而在“創造”這一面大纛之下的時候，卻總是神氣十足，好像連出汗打嚏，也全是“創造”似的。我和達夫先生見面得最早，臉上也看不出那麽一種創造氣，所以相遇之際，就隨便談談；對於文學的意見，我們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罷，然而所談的大抵是空話。但這樣的就熟識了，我有時要求他寫一篇文章，他一定如約寄來，則他希望我做一點東西，我當然應該漫應曰可以。但應而至於“漫”，我已經懶散得多了。
但從此我就看看《自由談》，不過仍然沒有投稿。不久，聽到了一個傳聞，說《自由談》的編輯者為了忙於事務，連他夫人的臨蓐也不暇照管，送在醫院裏，她獨自死掉了。幾天之後，我偶然在《自由談》裏看見一篇文章〔５〕，其中說的是每日使嬰兒看看遺照，給他知道曾有這樣一個孕育了他的母親。我立刻省悟了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拿起筆，想做一篇反對的文章，因為我嚮來的意見，是以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卻也並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許倒成為更加勇猛，更無挂礙的男兒的。但是也沒有竟做，改為給《自由談》的投稿了，這就是這本書裏的第一篇《崇實》〔６〕；又因為我舊日的筆名有時不能通用，便改題了“何傢幹”，有時也用“幹”或“丁萌”。
這些短評，有的由於個人的感觸，有的則出於時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極平常，說話也往往很晦澀，我知道《自由談》並非同人雜志，“自由”更當然不過是一句反話，我决不想在這上面去馳騁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為了朋友的交情，一則在給寂寞者以吶喊，也還是由於自己的老脾氣。然而我的壞處，是在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而後者尤與時宜不合。蓋寫類型者，於壞處，恰如病理學上的圖，假如是瘡疽，則這圖便是一切某瘡某疽的標本，或和某甲的瘡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點相同。而見者不察，以為所畫的衹是他某甲的瘡，無端侮辱，於是就必欲製你畫者的死命了。例如我先前的論叭兒狗，原也泛無實指，都是自覺其有叭兒性的人們自來承認的。這要製死命的方法，是不論文章的是非，而先問作者是那一個；也就是別的不管，衹要嚮作者施行人身攻擊了。自然，其中也並不全是含憤的病人，有的倒是代打不平的俠客。總之，這種戰術，是陳源〔７〕教授的“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開其端，事隔十年，大傢早經忘卻了，這回是王平陵〔８〕先生告發於前，周木齋〔９〕先生揭露於後，都是做着關於作者本身的文章，或則牽連而至於左翼文學者。此外為我所看見的還有好幾篇，也都附在我的本文之後，以見上海有些所謂文學家的筆戰，是怎樣的東西，和我的短評本身，有什麽關係。但另有幾篇，是因為我的感想由此而起，特地並存以便讀者的參考的。
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連的不能發表了，我想，這是因為其時諱言時事而我的文字卻常不免涉及時事的緣故。這禁止的是官方檢查員，還是報館總編輯呢，我不知道，也無須知道。現在便將那些都歸在這一本裏，其實是我所指摘，現在都已由事實來證明的了，我那時不過說得略早幾天而已。是為序。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夜，於上海寓廬，魯迅記。
〔１〕《申報》舊中國出版時間最久的日報。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由英商在上海創辦，一九○九年為買辦席裕福所收買，一九一二年轉讓給史量纔，次年由史接辦。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以後，曾反映民族資産階級的抗日要求。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史量纔遭國民黨暗殺後，該報重趨保守。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時停刊。《自由談》是該報副刊之一，始辦於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原以刊載鴛鴦蝴蝶派作品為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起，一度革新內容，常刊載進步作傢寫的雜文、短評。〔２〕鬱達夫（１８９６—１９４５）浙江富陽人，作傢。創造社主要成員之一。一九二八年曾與魯迅合編《奔流》月刊。著有短篇小說集《沉淪》、中篇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遊記散文集《屐痕處處》等。〔３〕黎烈文（１９０４—１９７２）湖南湘潭人，翻譯傢。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起任《申報·自由談》編輯，一九三四年五月去職。〔４〕創造社新文學運動中著名的文學團體，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間成立，主要成員有郭沫若、鬱達夫、成仿吾等。它初期的文學傾嚮是浪漫主義，帶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後參加革命實際工作。一九二七年該社倡導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同時增加了馮乃超、彭康、李初梨等從國外回來的新成員。一九二八年，創造社和另一提倡無産階級文學的太陽社對魯迅的批評和魯迅對他們的反駁，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學問題為中心的論爭。一九二九年二月，該社被國民黨反動派封閉。它曾先後編輯出版《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日》、《洪水》、《創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以及《創造叢書》。〔５〕指黎烈文的《寫給一個在另一世界的人》。是一篇緬懷亡妻的文章，載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自由談》，後收入他的散文集《崇高的母性》。
〔６〕作者第一篇刊於《自由談》上的文章，是《“逃”的合理化》，收入本書時改題《逃的辯護》。
〔７〕陳源（１８９６—１９７０）字通伯，筆名西瀅，江蘇無錫人，現代評論派重要成員。曾任北京大學、武漢大學教授。“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是陳源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的《緻志摩》中說的話。
〔８〕王平陵（１８９８—１９６４）江蘇溧陽人，國民黨御用文人。這裏說的“告發”，見本書《不通兩種》附錄《“最通的”文藝》。〔９〕周木齋（１９１０—１９４１）江蘇武進人，當時在上海從事編輯和寫作。這裏說的“揭露”，見本書《文人無文》附錄《第四種人》。
五十三歲壽辰全家合影（１９３３）
與蕭伯納等合影（１９３３）
書贈瞿秋白聯語
《自由談》、《動嚮》發表的部分文章書影Ⅹ魯迅全集·第五捲
偽自由書
本書收作者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五月間所作雜文四十三篇，一九三三年十月由上海北新書局以“青光書局”名義出版。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曾由上海聯華書局改名《不三不四集》印行一版。此後印行的版本都與初版相同。
前記
這一本小書裏的，是從本年一月底起至五月中旬為止的寄給《申報》〔１〕上的《自由談》的雜感。
我到上海以後，日報是看的，卻從來沒有投過稿，也沒有想到過，並且也沒有註意過日報的文藝欄，所以也不知道《申報》在什麽時候開始有了《自由談》，《自由談》裏是怎樣的文字。大約是去年的年底罷，偶然遇見鬱達夫〔２〕先生，他告訴我說，《自由談》的編輯新換了黎烈文〔３〕先生了，但他纔從法國回來，人地生疏，怕一時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幾回稿。我就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
對於達夫先生的囑咐，我是常常“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的。直白的說罷，我一嚮很回避創造社〔４〕裏的人物。這也不衹因為歷來特別的攻擊我，甚而至於施行人身攻擊的緣故，大半倒在他們的一副“創造”臉。雖然他們之中，後來有的化為隱士，有的化為富翁，有的化為實踐的革命者，有的也化為姦細，而在“創造”這一面大纛之下的時候，卻總是神氣十足，好像連出汗打嚏，也全是“創造”似的。我和達夫先生見面得最早，臉上也看不出那麽一種創造氣，所以相遇之際，就隨便談談；對於文學的意見，我們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罷，然而所談的大抵是空話。但這樣的就熟識了，我有時要求他寫一篇文章，他一定如約寄來，則他希望我做一點東西，我當然應該漫應曰可以。但應而至於“漫”，我已經懶散得多了。
但從此我就看看《自由談》，不過仍然沒有投稿。不久，聽到了一個傳聞，說《自由談》的編輯者為了忙於事務，連他夫人的臨蓐也不暇照管，送在醫院裏，她獨自死掉了。幾天之後，我偶然在《自由談》裏看見一篇文章〔５〕，其中說的是每日使嬰兒看看遺照，給他知道曾有這樣一個孕育了他的母親。我立刻省悟了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拿起筆，想做一篇反對的文章，因為我嚮來的意見，是以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卻也並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許倒成為更加勇猛，更無挂礙的男兒的。但是也沒有竟做，改為給《自由談》的投稿了，這就是這本書裏的第一篇《崇實》〔６〕；又因為我舊日的筆名有時不能通用，便改題了“何傢幹”，有時也用“幹”或“丁萌”。
這些短評，有的由於個人的感觸，有的則出於時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極平常，說話也往往很晦澀，我知道《自由談》並非同人雜志，“自由”更當然不過是一句反話，我决不想在這上面去馳騁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為了朋友的交情，一則在給寂寞者以吶喊，也還是由於自己的老脾氣。然而我的壞處，是在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而後者尤與時宜不合。蓋寫類型者，於壞處，恰如病理學上的圖，假如是瘡疽，則這圖便是一切某瘡某疽的標本，或和某甲的瘡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點相同。而見者不察，以為所畫的衹是他某甲的瘡，無端侮辱，於是就必欲製你畫者的死命了。例如我先前的論叭兒狗，原也泛無實指，都是自覺其有叭兒性的人們自來承認的。這要製死命的方法，是不論文章的是非，而先問作者是那一個；也就是別的不管，衹要嚮作者施行人身攻擊了。自然，其中也並不全是含憤的病人，有的倒是代打不平的俠客。總之，這種戰術，是陳源〔７〕教授的“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開其端，事隔十年，大傢早經忘卻了，這回是王平陵〔８〕先生告發於前，周木齋〔９〕先生揭露於後，都是做着關於作者本身的文章，或則牽連而至於左翼文學者。此外為我所看見的還有好幾篇，也都附在我的本文之後，以見上海有些所謂文學家的筆戰，是怎樣的東西，和我的短評本身，有什麽關係。但另有幾篇，是因為我的感想由此而起，特地並存以便讀者的參考的。
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連的不能發表了，我想，這是因為其時諱言時事而我的文字卻常不免涉及時事的緣故。這禁止的是官方檢查員，還是報館總編輯呢，我不知道，也無須知道。現在便將那些都歸在這一本裏，其實是我所指摘，現在都已由事實來證明的了，我那時不過說得略早幾天而已。是為序。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夜，於上海寓廬，魯迅記。
〔１〕《申報》舊中國出版時間最久的日報。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由英商在上海創辦，一九○九年為買辦席裕福所收買，一九一二年轉讓給史量纔，次年由史接辦。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以後，曾反映民族資産階級的抗日要求。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史量纔遭國民黨暗殺後，該報重趨保守。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時停刊。《自由談》是該報副刊之一，始辦於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原以刊載鴛鴦蝴蝶派作品為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起，一度革新內容，常刊載進步作傢寫的雜文、短評。〔２〕鬱達夫（１８９６—１９４５）浙江富陽人，作傢。創造社主要成員之一。一九二八年曾與魯迅合編《奔流》月刊。著有短篇小說集《沉淪》、中篇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遊記散文集《屐痕處處》等。〔３〕黎烈文（１９０４—１９７２）湖南湘潭人，翻譯傢。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起任《申報·自由談》編輯，一九三四年五月去職。〔４〕創造社新文學運動中著名的文學團體，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間成立，主要成員有郭沫若、鬱達夫、成仿吾等。它初期的文學傾嚮是浪漫主義，帶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後參加革命實際工作。一九二七年該社倡導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同時增加了馮乃超、彭康、李初梨等從國外回來的新成員。一九二八年，創造社和另一提倡無産階級文學的太陽社對魯迅的批評和魯迅對他們的反駁，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學問題為中心的論爭。一九二九年二月，該社被國民黨反動派封閉。它曾先後編輯出版《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日》、《洪水》、《創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以及《創造叢書》。〔５〕指黎烈文的《寫給一個在另一世界的人》。是一篇緬懷亡妻的文章，載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自由談》，後收入他的散文集《崇高的母性》。
〔６〕作者第一篇刊於《自由談》上的文章，是《“逃”的合理化》，收入本書時改題《逃的辯護》。
〔７〕陳源（１８９６—１９７０）字通伯，筆名西瀅，江蘇無錫人，現代評論派重要成員。曾任北京大學、武漢大學教授。“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是陳源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的《緻志摩》中說的話。
〔８〕王平陵（１８９８—１９６４）江蘇溧陽人，國民黨御用文人。這裏說的“告發”，見本書《不通兩種》附錄《“最通的”文藝》。〔９〕周木齋（１９１０—１９４１）江蘇武進人，當時在上海從事編輯和寫作。這裏說的“揭露”，見本書《文人無文》附錄《第四種人》。
中國監獄裏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上月裏，民權保障同盟〔２〕曾經提起了這問題。
但外國人辦的《字林西報》就揭載了二月十五日的《北京通信》，詳述鬍適博士曾經親自看過幾個監獄，“很親愛的”告訴這位記者，說“據他的慎重調查，實在不能得最輕微的證據，……他們很容易和犯人談話，有一次鬍適博士還能夠用英國話和他們會談。監獄的情形，他（鬍適博士——幹註）說，是不能滿意的，但是，雖然他們很自由的（哦，很自由的——幹註）訴說待遇的惡劣侮辱，然而關於嚴刑拷打，他們卻連一點兒暗示也沒有。……”
我雖然沒有隨從這回的“慎重調查”的光榮，但在十年以前，是參觀過北京的模範監獄的。雖是模範監獄，而訪問犯人，談話卻很不“自由”，中隔一窗，彼此相距約三尺，旁邊站一獄卒，時間既有限製，談話也不準用暗號，更何況外國話。
而這回鬍適博士卻“能夠用英國話和他們會談”，真是特別之極了。莫非中國的監獄竟已經改良到這地步，“自由”到這地步；還是獄卒給“英國話”嚇倒了，以為鬍適博士是李頓爵士的同鄉，很有來歷的緣故呢？
幸而我這回看見了《招商局三大案》〔３〕上的鬍適博士的題辭：
“公開檢舉，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原無新式標點，這是我僭加的——幹註。）
我於是大徹大悟。監獄裏是不準用外國話和犯人會談的，但鬍適博士一到，就開了特例，因為他能夠“公開檢舉”，他能夠和外國人“很親愛的”談話，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他於是嚮外國人“公開檢舉”了民權保障同盟，“黑暗”倒在這一面。
但不知這位“光明”回府以後，監獄裏可從此也永遠允許別人用“英國話”和犯人會談否？
如果不準，那就是“光明一去，黑暗又來”了也。而這位“光明”又因為大學和庚款委員會〔４〕的事務忙，不能常跑到“黑暗”裏面去，在第二次“慎重調查”監獄之前，犯人們恐怕未必有“很自由的”再說“英國話”的幸福了罷。嗚呼，光明衹跟着“光明”走，監獄裏的光明世界真是暫時得很！
但是，這是怨不了誰的，他們千不該萬不該是自己犯了“法”。“好人”〔５〕就决不至於犯“法”。倘有不信，看這“光明”！
三月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傢幹。
〔２〕民權保障同盟全稱“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由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楊銓等發起組織的進步團體；總會設上海，繼又在上海、北平成立分會。該組織反對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積極援助政治犯，爭取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它曾對國民黨監獄中的黑暗實況進行調查並嚮社會揭露，因此遭受國民黨反動派的忌恨和迫害。
〔３〕《招商局三大案》李孤帆著，一九三三年二月上海現代書局出版。李孤帆曾任招商局監督處秘書、總管理處赴外稽核；一九二八年參加稽查天津、漢口招商局分局舞弊案，一九三○年參加調查招商局附設的積余公司獨立案，後將三案內容編成此書。招商局，即輪船招商局，舊中國最大的航運公司，清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十一月由李鴻章創辦的名為官督商辦的企業。一九三二年後成為國民黨官僚資本主義的産業。
〔４〕庚款委員會一九○○年（庚子）八國聯軍侵入中國，強迫清政府於次年訂立《辛醜條約》。其中規定付給各國“償款”海關銀四億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還清，年息四釐，通稱“庚子賠款”。後來，美、英、法、日等帝國主義先後將部分賠款“退還”，用以“資助”中國教育事業等，並分別成立了管理這項款務的機構。鬍適曾任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的中國委員及管理美國庚款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董事兼秘書，握有該會實權。
〔５〕“好人”一九二二年五月，鬍適曾在他主持的《努力周報》第二期上提出“好政府”的主張，宣傳由幾個“好人”、“社會上的優秀分子”“加入政治運動”，組成“好政府”，中國就可得救。所謂“好人”、“優秀分子”，實際是鬍適等資産階級自由主義者的自我標榜。一九三○年前後，鬍適、羅隆基、梁實秋等又在《新月》月刊上重彈老調，目的在於到國民黨政府中做官。
但外國人辦的《字林西報》就揭載了二月十五日的《北京通信》，詳述鬍適博士曾經親自看過幾個監獄，“很親愛的”告訴這位記者，說“據他的慎重調查，實在不能得最輕微的證據，……他們很容易和犯人談話，有一次鬍適博士還能夠用英國話和他們會談。監獄的情形，他（鬍適博士——幹註）說，是不能滿意的，但是，雖然他們很自由的（哦，很自由的——幹註）訴說待遇的惡劣侮辱，然而關於嚴刑拷打，他們卻連一點兒暗示也沒有。……”
我雖然沒有隨從這回的“慎重調查”的光榮，但在十年以前，是參觀過北京的模範監獄的。雖是模範監獄，而訪問犯人，談話卻很不“自由”，中隔一窗，彼此相距約三尺，旁邊站一獄卒，時間既有限製，談話也不準用暗號，更何況外國話。
而這回鬍適博士卻“能夠用英國話和他們會談”，真是特別之極了。莫非中國的監獄竟已經改良到這地步，“自由”到這地步；還是獄卒給“英國話”嚇倒了，以為鬍適博士是李頓爵士的同鄉，很有來歷的緣故呢？
幸而我這回看見了《招商局三大案》〔３〕上的鬍適博士的題辭：
“公開檢舉，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原無新式標點，這是我僭加的——幹註。）
我於是大徹大悟。監獄裏是不準用外國話和犯人會談的，但鬍適博士一到，就開了特例，因為他能夠“公開檢舉”，他能夠和外國人“很親愛的”談話，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他於是嚮外國人“公開檢舉”了民權保障同盟，“黑暗”倒在這一面。
但不知這位“光明”回府以後，監獄裏可從此也永遠允許別人用“英國話”和犯人會談否？
如果不準，那就是“光明一去，黑暗又來”了也。而這位“光明”又因為大學和庚款委員會〔４〕的事務忙，不能常跑到“黑暗”裏面去，在第二次“慎重調查”監獄之前，犯人們恐怕未必有“很自由的”再說“英國話”的幸福了罷。嗚呼，光明衹跟着“光明”走，監獄裏的光明世界真是暫時得很！
但是，這是怨不了誰的，他們千不該萬不該是自己犯了“法”。“好人”〔５〕就决不至於犯“法”。倘有不信，看這“光明”！
三月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申報·自由談》，署名何傢幹。
〔２〕民權保障同盟全稱“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由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楊銓等發起組織的進步團體；總會設上海，繼又在上海、北平成立分會。該組織反對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積極援助政治犯，爭取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它曾對國民黨監獄中的黑暗實況進行調查並嚮社會揭露，因此遭受國民黨反動派的忌恨和迫害。
〔３〕《招商局三大案》李孤帆著，一九三三年二月上海現代書局出版。李孤帆曾任招商局監督處秘書、總管理處赴外稽核；一九二八年參加稽查天津、漢口招商局分局舞弊案，一九三○年參加調查招商局附設的積余公司獨立案，後將三案內容編成此書。招商局，即輪船招商局，舊中國最大的航運公司，清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十一月由李鴻章創辦的名為官督商辦的企業。一九三二年後成為國民黨官僚資本主義的産業。
〔４〕庚款委員會一九○○年（庚子）八國聯軍侵入中國，強迫清政府於次年訂立《辛醜條約》。其中規定付給各國“償款”海關銀四億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還清，年息四釐，通稱“庚子賠款”。後來，美、英、法、日等帝國主義先後將部分賠款“退還”，用以“資助”中國教育事業等，並分別成立了管理這項款務的機構。鬍適曾任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的中國委員及管理美國庚款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董事兼秘書，握有該會實權。
〔５〕“好人”一九二二年五月，鬍適曾在他主持的《努力周報》第二期上提出“好政府”的主張，宣傳由幾個“好人”、“社會上的優秀分子”“加入政治運動”，組成“好政府”，中國就可得救。所謂“好人”、“優秀分子”，實際是鬍適等資産階級自由主義者的自我標榜。一九三○年前後，鬍適、羅隆基、梁實秋等又在《新月》月刊上重彈老調，目的在於到國民黨政府中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