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收作者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所作雜文三十四篇，末附作於一九三二年的《魯迅譯著書目》一篇。一九三二年九月由上海北新書局初版。序言
我的第四本雜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來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編集此後的雜感。看看近幾年的出版界，創作和翻譯，或大題目的長論文，是還不能說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評，縱意而談，就是所謂“雜感”者，卻確乎很少見。我一時也說不出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這“雜感”兩個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厭惡，避之惟恐不遠了。有些人們，每當意在奚落我的時候，就往往稱我為“雜感傢”，以顯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視，便是一個證據。還有，我想，有名的作傢雖然未必不改換姓名，寫過這一類文字，但或者不過圖報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別有深心，揭穿反有妨於戰鬥，因此就大抵任其消滅了。
“雜感”之於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癥”，我自己確也因此很吃過一點苦，但編集是還想編集的。衹因為翻閱刊物，剪帖成書，也是一件頗覺麻煩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終於沒有動過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來了，越打越兇，終於使我們衹好單身出走，〔１〕書報留在火綫下，一任它燒得精光，我也可以靠這“火的洗禮”之靈，洗掉了“不滿於現狀”的“雜感傢”〔２〕這一個惡謚。殊不料三月底重回舊寓，書報卻絲毫也沒有損，於是就東翻西覓，開手編輯起來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時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臉，摩摩枯皺的皮膚似的。
我先編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數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講演〔３〕，原就沒有記錄外，別的也仿佛並無散失。我記得起來了，這兩年正是我極少寫稿，沒處投稿的時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４〕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裏。但我到了上海，卻遇見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了，創造社〔５〕，太陽社〔６〕，“正人君子”們的新月社〔７〕中人，都說我不好，連並不標榜文派的現在多升為作傢或教授的先生們，那時的文字裏，也得時常暗暗地奚落我幾句，以表示他們的高明。我當初還不過是“有閑即是有錢”，“封建餘孽”或“沒落者”，後來竟被判為主張殺青年的棒喝主義者了。〔８〕這時候，有一個從廣東自云避禍逃來，而寄住在我的寓裏的廖君〔９〕，也終於忿忿的對我說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來往了，說我和這樣的人住在一處。”
那時候，我是成了“這樣的人”的。自己編着的《語絲》〔１０〕，實乃無權，不單是有所顧忌（詳見捲末《我和〈語絲〉的始終》），至於別處，則我的文章一嚮是被“擠”纔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進去幹什麽呢。所以衹寫了很少的一點東西。
現在我將那時所做的文字的錯的和至今還有可取之處的，都收納在這一本裏。至於對手的文字呢，《魯迅論》和《中國文藝論戰》〔１１〕中雖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帶的禮堂上的陽面的大文，並不足以窺見全體，我想另外搜集也是“雜感”一流的作品，編成一本，謂之《圍剿集》。如果和我的這一本對比起來，不但可以增加讀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別一面的，即陰面的戰法的五花八門。這些方法一時恐怕不會失傳，去年的“左翼作傢都為了盧布”〔１２〕說，就是老譜裏面的一着。自問和文藝有些關係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實呢，我自己省察，無論在小說中，在短評中，並無主張將青年來“殺，殺，殺”〔１３〕的痕跡，也沒有懷着這樣的心思。我一嚮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對於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衹還他一箭。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並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後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後也還為初初上陣的青年們吶喊幾聲，不過也沒有什麽大幫助。
這集子裏所有的，大概是兩年中所作的全部，衹有書籍的序引，卻衹將覺得還有幾句話可供參考之作，選錄了幾篇。當翻檢書報時，一九二七年所寫而沒有編在《而已集》裏的東西，也忽然發見了一點，我想，大約《夜記》是因為原想另成一書，講演和通信是因為淺薄或不關緊要，所以那時不收在內的。
但現在又將這編在前面，作為《而已集》的補遺了。我另有了一樣想頭，以為衹要看一篇講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時香港的面目。我去講演，一共兩回，第一天是《老調子已經唱完》〔１４〕，現在尋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這《無聲的中國》，粗淺平庸到這地步，而竟至於驚為“邪說”，禁止在報上登載的。是這樣的香港。但現在是這樣的香港幾乎要遍中國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傢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並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１５〕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於別人——的衹信進化論的偏頗。但是，我將編《中國小說史略》時所集的材料，印為《小說舊聞鈔》，以省青年的檢查之力，而成仿吾以無産階級之名，指為“有閑”，而且“有閑”還至於有三個，〔１６〕卻是至今還不能完全忘卻的。我以為無産階級是不會有這樣鍛煉周納〔１７〕法的，他們沒有學過“刀筆”〔１８〕。編成而名之曰《三閑集》，尚以射仿吾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編訖並記。
BB
〔１〕一二八戰爭時，作者住在臨近戰區的北四川路底，戰事發生後即避居於英租界的內山書店支店，三月十九日遷回原寓。〔２〕“不滿於現狀”的“雜感傢”梁實秋在《新月》月刊第二捲第八期（一九二九年十月）發表《“不滿於現狀”，便怎樣呢？》一文，其中說：“有一種人，衹是一味的‘不滿於現狀’，今天說這裏有毛病，明天說那裏有毛病，有數不清的毛病，於是也有無窮盡的雜感，等到有些個人開了藥方，他格外的不滿……好像惟恐一旦現狀令他滿意起來，他就沒有雜感可作的樣子。”
〔３〕作者於一九二七年十月從廣州到上海後，曾先後應邀在一些學校講演。十月二十五日在勞動大學作題為《關於智識階級》的講演，現收入《集外集拾遺補編》。十月二十八日在立達學園作題為《偉人的化石》的講演，講稿未詳。十一月二日在復旦大學作題為《革命文學》的講演，有蕭立記錄稿，發表於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上海《新聞報·學海》。十六日在光華大學講演，有洪紹統、郭子雄記錄稿，發表於《光華》周刊第二捲第七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編者加題為《文學與社會》。十七日在大夏大學講演，題目和講稿未詳。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暨南大學作題為《文藝與政治的歧途》的講演，後收入《集外集》。此後，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五日在江灣復旦實驗中學作題為《老而不死論》的講演，講稿未詳。十一月十日在大陸大學講演，題目、講稿未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四日在暨南大學作題為《離騷與反離騷》的講演，有郭博如記錄稿，發表於《暨南校刊》第二十八——三十二期合刊（一九三○年一月十八日）。一九二九年五月，作者到北平省親，於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學作題為《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的講演，後收入本書。五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大學第二院、六月二日上午在第二師範學院、同日晚間在第一師範學院講演，題目、講稿均未詳。
〔４〕廣州“四一五”反革命事變發生時，作者在中山大學擔任教職，因營救被捕學生無效，忿而辭去一切職務，於九月間離廣州去上海。
〔５〕創造社新文學運動中著名的文學團體，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間成立，主要成員有郭沫若、鬱達夫、成仿吾等。它初期的文學傾嚮是浪漫主義，帶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後參加革命實際工作。一九二七年該社倡導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同時增加了馮乃超、彭康、李初梨等從國外回來的新成員。一九二八年，創造社和另一提倡無産階級文學的太陽社對魯迅的批評和魯迅對他們的反駁，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學問題為中心的論爭。一九二九年二月，該社被國民黨反動派封閉。它曾先後編輯出版《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日》、《洪水》、《創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以及《創造叢書》。關於革命文學論爭，參看本捲第６６頁註〔１〕。
〔６〕太陽社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學團體，主要成員有蔣光慈、錢杏鑨、孟超等。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太陽月刊》，提倡革命文學。一九三○年中國左翼作傢聯盟成立後，該社自行解散。關於太陽社和魯迅在一九二八年的論爭，參看本捲第６６頁註〔１〕。
〔７〕新月社以一些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為核心的文學和政治團體，約於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員有鬍適、徐志摩、陳源、梁實秋、羅隆基等。該社曾以詩社名義於一九二六年夏在北京《晨報副刊》出過《詩刊》（周刊），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創辦新月書店，一九二八年三月出版綜合性的《新月》月刊。新月社主要成員曾因辦《現代評論》雜志而又被稱為“現代評論派”。他們先是依附北洋軍閥，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轉而投靠國民黨，同時鼓吹“英國式的民主”，重提“好政府主義”的主張，在文學上竭力攻擊革命文學運動。“正人君子”，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事件時，擁護章士釗的《大同晚報》，稱現代評論派（後為新月派）的陳源等人為“東吉祥派的正人君子”。
〔８〕“有閑即是有錢”見《文化批判》第二號（一九二八年二月）李初梨的《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該文引用成仿吾說魯迅等是“有閑階級”的話之後說：“我們知道，在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有閑階級，就是有錢階級。”“沒落者”，見《創造月刊》第一捲第十一期（一九二八年五月）石厚生（成仿吾）的《畢竟是“醉眼陶然”罷了》：“傳聞他（按指魯迅）近來頗購讀社會科學書籍，‘但即刻又有一點不小問題’：他是真要做一個社會科學的忠實的學徒嗎？還是衹塗抹彩色，粉飾自己的沒落呢？這後一條路是掩耳盜鈴式的行為，是更深更不可救藥的沒落。”“封建餘孽”和棒喝主義者，見《創造月刊》第二捲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杜荃（郭沫若）的《文藝戰綫上的封建餘孽》：“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魯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說魯迅是新舊過渡期的遊移分子，說他是人道主義者，這是完全錯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Ｆａｓｃｉｓｔ（法西斯諦）！”按法西斯蒂，當時有人譯為棒喝主義。
〔９〕廖君即廖立峨，廣東興寧人。原為廈門大學學生，一九二七年一月隨魯迅轉學中山大學。
〔１０〕《語絲》文藝性周刊，最初由孫伏園等編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創刊，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係軍閥張作霖查禁，隨後移至上海續刊。一九三○年三月十日出至第五捲第五十二期停刊。魯迅是它的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並於該刊在上海出版後一度擔任編輯。
〔１１〕《魯迅論》和《中國文藝論戰》均為李何林編輯，上海北新書局分別於一九三○年三月和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前者收入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九年間關於魯迅及其作品的評論文章二十四篇，後者收入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學運動中各派的論爭文章四十六篇。
〔１２〕“左翼作傢都為了盧布”這是當時反動派對進步作傢的誣陷。如一九三○年五月十四日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刊載的《解放中國文壇》中說，進步作傢“受了赤色帝國主義的收買，受了蘇俄盧布的津貼”；一九三一年二月六日上海小報《金鋼鑽報》刊載的《魯迅加盟左聯的動機》中說，“共産黨最初以每月八十萬盧布，在滬充文藝宣傳費，造成所謂普羅文藝”等等。
〔１３〕“殺，殺，殺”這是杜荃在《文藝戰綫上的封建餘孽》一文中說的話：“殺喲！殺喲！殺喲！殺盡一些可怕的青年！而且趕快！這是這位‘老頭子’（按指魯迅）的哲學，於是乎而‘老頭子’不死了。”
〔１４〕按《老調子已經唱完》曾發表於一九二七年三月廣州《國民新聞·新時代》，後由許廣平編入《集外集拾遺》；又據《魯迅日記》，這篇講演作於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即作者去香港的第二天，第一天的講演是《無聲的中國》。〔１５〕蒲力汗諾夫（CAD艶GHIJKL，１８５６—１９１８）通移樟瀉號搗潁歡砉縉詰穆碸慫賈饕謇礪奐遙*後來成為孟什維剋和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首領之一。《藝術論》，參看《二心集·〈藝術論〉譯本序》及其註〔１〕。
〔１６〕成仿吾筆名石厚生，湖南新化人，文學評論傢，創造社主要成員。他在《洪水》第三捲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七年一月）《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一文中，說“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是一種“以趣味為中心的文藝”，“後面必有一種以趣味為中心的生活基調”；並說：“這種以趣味為中心的生活基調，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種在小天地中自己騙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
〔１７〕鍛煉周納意思是羅織罪名，陷人於法。語出《漢書·路溫舒傳》：“上奏畏卻，則鍛煉而周內之”。〔１８〕“刀筆”這裏指刀筆吏（訟師）羅織人罪的手法。《創造月刊》第二捲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九月）所刊剋興的《駁甘人的“拉雜一篇”》中說魯迅“拿出他本來的刀筆，尖酸刻薄的冷誚熱駡”。作者在這裏引用是給以反刺。
我的第四本雜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來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編集此後的雜感。看看近幾年的出版界，創作和翻譯，或大題目的長論文，是還不能說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評，縱意而談，就是所謂“雜感”者，卻確乎很少見。我一時也說不出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這“雜感”兩個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厭惡，避之惟恐不遠了。有些人們，每當意在奚落我的時候，就往往稱我為“雜感傢”，以顯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視，便是一個證據。還有，我想，有名的作傢雖然未必不改換姓名，寫過這一類文字，但或者不過圖報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別有深心，揭穿反有妨於戰鬥，因此就大抵任其消滅了。
“雜感”之於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癥”，我自己確也因此很吃過一點苦，但編集是還想編集的。衹因為翻閱刊物，剪帖成書，也是一件頗覺麻煩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終於沒有動過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來了，越打越兇，終於使我們衹好單身出走，〔１〕書報留在火綫下，一任它燒得精光，我也可以靠這“火的洗禮”之靈，洗掉了“不滿於現狀”的“雜感傢”〔２〕這一個惡謚。殊不料三月底重回舊寓，書報卻絲毫也沒有損，於是就東翻西覓，開手編輯起來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時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臉，摩摩枯皺的皮膚似的。
我先編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數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講演〔３〕，原就沒有記錄外，別的也仿佛並無散失。我記得起來了，這兩年正是我極少寫稿，沒處投稿的時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４〕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裏。但我到了上海，卻遇見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了，創造社〔５〕，太陽社〔６〕，“正人君子”們的新月社〔７〕中人，都說我不好，連並不標榜文派的現在多升為作傢或教授的先生們，那時的文字裏，也得時常暗暗地奚落我幾句，以表示他們的高明。我當初還不過是“有閑即是有錢”，“封建餘孽”或“沒落者”，後來竟被判為主張殺青年的棒喝主義者了。〔８〕這時候，有一個從廣東自云避禍逃來，而寄住在我的寓裏的廖君〔９〕，也終於忿忿的對我說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來往了，說我和這樣的人住在一處。”
那時候，我是成了“這樣的人”的。自己編着的《語絲》〔１０〕，實乃無權，不單是有所顧忌（詳見捲末《我和〈語絲〉的始終》），至於別處，則我的文章一嚮是被“擠”纔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進去幹什麽呢。所以衹寫了很少的一點東西。
現在我將那時所做的文字的錯的和至今還有可取之處的，都收納在這一本裏。至於對手的文字呢，《魯迅論》和《中國文藝論戰》〔１１〕中雖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帶的禮堂上的陽面的大文，並不足以窺見全體，我想另外搜集也是“雜感”一流的作品，編成一本，謂之《圍剿集》。如果和我的這一本對比起來，不但可以增加讀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別一面的，即陰面的戰法的五花八門。這些方法一時恐怕不會失傳，去年的“左翼作傢都為了盧布”〔１２〕說，就是老譜裏面的一着。自問和文藝有些關係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實呢，我自己省察，無論在小說中，在短評中，並無主張將青年來“殺，殺，殺”〔１３〕的痕跡，也沒有懷着這樣的心思。我一嚮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對於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衹還他一箭。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並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後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後也還為初初上陣的青年們吶喊幾聲，不過也沒有什麽大幫助。
這集子裏所有的，大概是兩年中所作的全部，衹有書籍的序引，卻衹將覺得還有幾句話可供參考之作，選錄了幾篇。當翻檢書報時，一九二七年所寫而沒有編在《而已集》裏的東西，也忽然發見了一點，我想，大約《夜記》是因為原想另成一書，講演和通信是因為淺薄或不關緊要，所以那時不收在內的。
但現在又將這編在前面，作為《而已集》的補遺了。我另有了一樣想頭，以為衹要看一篇講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時香港的面目。我去講演，一共兩回，第一天是《老調子已經唱完》〔１４〕，現在尋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這《無聲的中國》，粗淺平庸到這地步，而竟至於驚為“邪說”，禁止在報上登載的。是這樣的香港。但現在是這樣的香港幾乎要遍中國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傢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並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１５〕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於別人——的衹信進化論的偏頗。但是，我將編《中國小說史略》時所集的材料，印為《小說舊聞鈔》，以省青年的檢查之力，而成仿吾以無産階級之名，指為“有閑”，而且“有閑”還至於有三個，〔１６〕卻是至今還不能完全忘卻的。我以為無産階級是不會有這樣鍛煉周納〔１７〕法的，他們沒有學過“刀筆”〔１８〕。編成而名之曰《三閑集》，尚以射仿吾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編訖並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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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一二八戰爭時，作者住在臨近戰區的北四川路底，戰事發生後即避居於英租界的內山書店支店，三月十九日遷回原寓。〔２〕“不滿於現狀”的“雜感傢”梁實秋在《新月》月刊第二捲第八期（一九二九年十月）發表《“不滿於現狀”，便怎樣呢？》一文，其中說：“有一種人，衹是一味的‘不滿於現狀’，今天說這裏有毛病，明天說那裏有毛病，有數不清的毛病，於是也有無窮盡的雜感，等到有些個人開了藥方，他格外的不滿……好像惟恐一旦現狀令他滿意起來，他就沒有雜感可作的樣子。”
〔３〕作者於一九二七年十月從廣州到上海後，曾先後應邀在一些學校講演。十月二十五日在勞動大學作題為《關於智識階級》的講演，現收入《集外集拾遺補編》。十月二十八日在立達學園作題為《偉人的化石》的講演，講稿未詳。十一月二日在復旦大學作題為《革命文學》的講演，有蕭立記錄稿，發表於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上海《新聞報·學海》。十六日在光華大學講演，有洪紹統、郭子雄記錄稿，發表於《光華》周刊第二捲第七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編者加題為《文學與社會》。十七日在大夏大學講演，題目和講稿未詳。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暨南大學作題為《文藝與政治的歧途》的講演，後收入《集外集》。此後，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五日在江灣復旦實驗中學作題為《老而不死論》的講演，講稿未詳。十一月十日在大陸大學講演，題目、講稿未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四日在暨南大學作題為《離騷與反離騷》的講演，有郭博如記錄稿，發表於《暨南校刊》第二十八——三十二期合刊（一九三○年一月十八日）。一九二九年五月，作者到北平省親，於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學作題為《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的講演，後收入本書。五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大學第二院、六月二日上午在第二師範學院、同日晚間在第一師範學院講演，題目、講稿均未詳。
〔４〕廣州“四一五”反革命事變發生時，作者在中山大學擔任教職，因營救被捕學生無效，忿而辭去一切職務，於九月間離廣州去上海。
〔５〕創造社新文學運動中著名的文學團體，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間成立，主要成員有郭沫若、鬱達夫、成仿吾等。它初期的文學傾嚮是浪漫主義，帶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後參加革命實際工作。一九二七年該社倡導無産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同時增加了馮乃超、彭康、李初梨等從國外回來的新成員。一九二八年，創造社和另一提倡無産階級文學的太陽社對魯迅的批評和魯迅對他們的反駁，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學問題為中心的論爭。一九二九年二月，該社被國民黨反動派封閉。它曾先後編輯出版《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日》、《洪水》、《創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以及《創造叢書》。關於革命文學論爭，參看本捲第６６頁註〔１〕。
〔６〕太陽社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學團體，主要成員有蔣光慈、錢杏鑨、孟超等。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太陽月刊》，提倡革命文學。一九三○年中國左翼作傢聯盟成立後，該社自行解散。關於太陽社和魯迅在一九二八年的論爭，參看本捲第６６頁註〔１〕。
〔７〕新月社以一些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為核心的文學和政治團體，約於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員有鬍適、徐志摩、陳源、梁實秋、羅隆基等。該社曾以詩社名義於一九二六年夏在北京《晨報副刊》出過《詩刊》（周刊），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創辦新月書店，一九二八年三月出版綜合性的《新月》月刊。新月社主要成員曾因辦《現代評論》雜志而又被稱為“現代評論派”。他們先是依附北洋軍閥，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轉而投靠國民黨，同時鼓吹“英國式的民主”，重提“好政府主義”的主張，在文學上竭力攻擊革命文學運動。“正人君子”，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事件時，擁護章士釗的《大同晚報》，稱現代評論派（後為新月派）的陳源等人為“東吉祥派的正人君子”。
〔８〕“有閑即是有錢”見《文化批判》第二號（一九二八年二月）李初梨的《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該文引用成仿吾說魯迅等是“有閑階級”的話之後說：“我們知道，在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有閑階級，就是有錢階級。”“沒落者”，見《創造月刊》第一捲第十一期（一九二八年五月）石厚生（成仿吾）的《畢竟是“醉眼陶然”罷了》：“傳聞他（按指魯迅）近來頗購讀社會科學書籍，‘但即刻又有一點不小問題’：他是真要做一個社會科學的忠實的學徒嗎？還是衹塗抹彩色，粉飾自己的沒落呢？這後一條路是掩耳盜鈴式的行為，是更深更不可救藥的沒落。”“封建餘孽”和棒喝主義者，見《創造月刊》第二捲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杜荃（郭沫若）的《文藝戰綫上的封建餘孽》：“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魯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說魯迅是新舊過渡期的遊移分子，說他是人道主義者，這是完全錯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Ｆａｓｃｉｓｔ（法西斯諦）！”按法西斯蒂，當時有人譯為棒喝主義。
〔９〕廖君即廖立峨，廣東興寧人。原為廈門大學學生，一九二七年一月隨魯迅轉學中山大學。
〔１０〕《語絲》文藝性周刊，最初由孫伏園等編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創刊，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係軍閥張作霖查禁，隨後移至上海續刊。一九三○年三月十日出至第五捲第五十二期停刊。魯迅是它的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並於該刊在上海出版後一度擔任編輯。
〔１１〕《魯迅論》和《中國文藝論戰》均為李何林編輯，上海北新書局分別於一九三○年三月和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前者收入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九年間關於魯迅及其作品的評論文章二十四篇，後者收入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學運動中各派的論爭文章四十六篇。
〔１２〕“左翼作傢都為了盧布”這是當時反動派對進步作傢的誣陷。如一九三○年五月十四日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刊載的《解放中國文壇》中說，進步作傢“受了赤色帝國主義的收買，受了蘇俄盧布的津貼”；一九三一年二月六日上海小報《金鋼鑽報》刊載的《魯迅加盟左聯的動機》中說，“共産黨最初以每月八十萬盧布，在滬充文藝宣傳費，造成所謂普羅文藝”等等。
〔１３〕“殺，殺，殺”這是杜荃在《文藝戰綫上的封建餘孽》一文中說的話：“殺喲！殺喲！殺喲！殺盡一些可怕的青年！而且趕快！這是這位‘老頭子’（按指魯迅）的哲學，於是乎而‘老頭子’不死了。”
〔１４〕按《老調子已經唱完》曾發表於一九二七年三月廣州《國民新聞·新時代》，後由許廣平編入《集外集拾遺》；又據《魯迅日記》，這篇講演作於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即作者去香港的第二天，第一天的講演是《無聲的中國》。〔１５〕蒲力汗諾夫（CAD艶GHIJKL，１８５６—１９１８）通移樟瀉號搗潁歡砉縉詰穆碸慫賈饕謇礪奐遙*後來成為孟什維剋和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首領之一。《藝術論》，參看《二心集·〈藝術論〉譯本序》及其註〔１〕。
〔１６〕成仿吾筆名石厚生，湖南新化人，文學評論傢，創造社主要成員。他在《洪水》第三捲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七年一月）《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一文中，說“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是一種“以趣味為中心的文藝”，“後面必有一種以趣味為中心的生活基調”；並說：“這種以趣味為中心的生活基調，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種在小天地中自己騙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
〔１７〕鍛煉周納意思是羅織罪名，陷人於法。語出《漢書·路溫舒傳》：“上奏畏卻，則鍛煉而周內之”。〔１８〕“刀筆”這裏指刀筆吏（訟師）羅織人罪的手法。《創造月刊》第二捲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九月）所刊剋興的《駁甘人的“拉雜一篇”》中說魯迅“拿出他本來的刀筆，尖酸刻薄的冷誚熱駡”。作者在這裏引用是給以反刺。
西湖博覽會〔２〕上要設先烈博物館了，在徵求遺物。這是不可少的盛舉，沒有先烈，現在還拖着辮子也說不定的，更那能如此自在。
但所徵求的，末後又有“落伍者的醜史”，卻有些古怪了。仿佛要令人於飲水思源以後，再喝一口髒水，歷親芳烈之餘，添嗅一下臭氣似的。
而所徵求的“落伍者的醜史”的目錄中，又有“鄒容〔３〕的事實”，那可更加有些古怪了。如果印本沒有錯而鄒容不是別一人，那麽，據我所知道，大概是這樣的：他在滿清時，做了一本《革命軍》〔４〕，鼓吹排滿，所以自署曰“革命軍馬前卒鄒容”。後來從日本回國，在上海被捕，死在西牢裏了，其時蓋在一九○二年。自然，他所主張的不過是民族革命，未曾想到共和，自然更不知道三民主義〔５〕，當然也不知道共産主義。但這是大傢應該原諒他的，因為他死得太早了，他死了的明年，同盟會〔６〕纔成立。聽說中山先生的自敘上就提起他的，〔７〕開目錄的諸公，何妨於公餘之暇，去查一查呢？
後烈實在前進得快，二十五年前的事，就已經茫然了，可謂美史也已。二月十七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語絲》第五捲第二期。
〔２〕西湖博覽會當時國民黨浙江省政府建設廳主辦的一個交流物資性質的展覽會，一九二九年六月六日在杭州西湖開幕，內設“革命紀念館”。開幕前曾在報紙上刊登“徵集革命紀念品”的廣告。〔３〕鄒容（１８８５—１９０５）字蔚丹，四川巴縣人，清末革命傢。一九○二年春留學日本，積極宣傳反清革命，回國後於一九○三年七月被清政府勾結上海英租界當局拘捕，判處監禁二年，一九○五年四月死於獄中。
〔４〕《革命軍》鄒容著，章炳麟序，清光緒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刊行，全書共七章。它揭露了清朝政府的殘酷統治，提出了建立“自由獨立”的“中華共和國”的理想，起了很大的革命鼓動作用。作者在自序後署“皇漢民族亡國後之二百六十年歲次癸卯三月日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記”。
〔５〕三民主義孫中山為中國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所提出的原則和綱領，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在中國共産黨幫助下，改組國民黨，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即新三民主義。蔣介石叛變革命後，背叛了三大政策，三民主義學說也被竄改。
〔６〕同盟會即中國革命同盟會，資産階級的革命政黨。一九○五年八月在孫中山領導下，以興中會和華興會為基礎，聯絡光復會，成立於日本東京。它的政治綱領是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資産階級民主共和國。
〔７〕孫中山在《自傳》中談到清末反清運動時說：“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藉《蘇報》以鼓吹革命，為清廷所控，太炎、鄒容被拘囚租界監獄，吳亡命歐洲。此案涉及清帝個人，為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清朝以來未有也。清廷雖訟勝，而章、鄒不過僅得囚禁兩年而已。於是民氣為之大壯。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為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甚大。”（見《總理全集》）
但所徵求的，末後又有“落伍者的醜史”，卻有些古怪了。仿佛要令人於飲水思源以後，再喝一口髒水，歷親芳烈之餘，添嗅一下臭氣似的。
而所徵求的“落伍者的醜史”的目錄中，又有“鄒容〔３〕的事實”，那可更加有些古怪了。如果印本沒有錯而鄒容不是別一人，那麽，據我所知道，大概是這樣的：他在滿清時，做了一本《革命軍》〔４〕，鼓吹排滿，所以自署曰“革命軍馬前卒鄒容”。後來從日本回國，在上海被捕，死在西牢裏了，其時蓋在一九○二年。自然，他所主張的不過是民族革命，未曾想到共和，自然更不知道三民主義〔５〕，當然也不知道共産主義。但這是大傢應該原諒他的，因為他死得太早了，他死了的明年，同盟會〔６〕纔成立。聽說中山先生的自敘上就提起他的，〔７〕開目錄的諸公，何妨於公餘之暇，去查一查呢？
後烈實在前進得快，二十五年前的事，就已經茫然了，可謂美史也已。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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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語絲》第五捲第二期。
〔２〕西湖博覽會當時國民黨浙江省政府建設廳主辦的一個交流物資性質的展覽會，一九二九年六月六日在杭州西湖開幕，內設“革命紀念館”。開幕前曾在報紙上刊登“徵集革命紀念品”的廣告。〔３〕鄒容（１８８５—１９０５）字蔚丹，四川巴縣人，清末革命傢。一九○二年春留學日本，積極宣傳反清革命，回國後於一九○三年七月被清政府勾結上海英租界當局拘捕，判處監禁二年，一九○五年四月死於獄中。
〔４〕《革命軍》鄒容著，章炳麟序，清光緒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刊行，全書共七章。它揭露了清朝政府的殘酷統治，提出了建立“自由獨立”的“中華共和國”的理想，起了很大的革命鼓動作用。作者在自序後署“皇漢民族亡國後之二百六十年歲次癸卯三月日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記”。
〔５〕三民主義孫中山為中國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所提出的原則和綱領，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在中國共産黨幫助下，改組國民黨，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即新三民主義。蔣介石叛變革命後，背叛了三大政策，三民主義學說也被竄改。
〔６〕同盟會即中國革命同盟會，資産階級的革命政黨。一九○五年八月在孫中山領導下，以興中會和華興會為基礎，聯絡光復會，成立於日本東京。它的政治綱領是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資産階級民主共和國。
〔７〕孫中山在《自傳》中談到清末反清運動時說：“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藉《蘇報》以鼓吹革命，為清廷所控，太炎、鄒容被拘囚租界監獄，吳亡命歐洲。此案涉及清帝個人，為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清朝以來未有也。清廷雖訟勝，而章、鄒不過僅得囚禁兩年而已。於是民氣為之大壯。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為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甚大。”（見《總理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