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六十一篇，一九三六年六月由上海聯華書局出版。
序言
我的常常寫些短評，確是從投稿於《申報》的《自由談》〔１〕上開頭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偽自由書》和《準風月談》兩本。後來編輯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擠軋得苦，到第二年，終於被擠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擱筆，但為了賭氣，卻還是改些作法，換些筆名，托人抄寫了去投稿，新任者〔２〕不能細辨，依然常常登了出來。一面又擴大了範圍，給《中華日報》的副刊《動嚮》〔３〕，小品文半月刊《太白》〔４〕之類，也間或寫幾篇同樣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寫的這些東西來，就是這一本《花邊文學》。
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在同一營壘裏的青年戰友〔５〕，換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給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為這類短評，在報上登出來的時候往往圍繞一圈花邊以示重要，使我的戰友看得頭疼；二，因為“花邊”〔６〕也是銀元的別名，以見我的這些文章是為了稿費，其實並無足取。至於我們的意見不同之處，是我以為我們無須希望外國人待我們比雞鴨優，他卻以為應該待我們比雞鴨優，我在替西洋人辯護，所以是“買辦”。那文章就附在《倒提》之下，這裏不必多說。此外，倒也並無什麽可記之事。衹為了一篇《玩笑衹當它玩笑》，又曾引出過一封文公直〔７〕先生的來信，筆伐的更嚴重了，說我是“漢姦”，現在和我的復信都附在本文的下面。其餘的一些鬼鬼祟祟，躲躲閃閃的攻擊，離上舉的兩位還差得很遠，這裏都不轉載了。
“花邊文學”可也真不行。一九三四年不同一九三五年，今年是為了《閑話皇帝》事件〔８〕，官傢的書報檢查處〔９〕忽然不知所往，還革掉七位檢查官，日報上被刪之處，也好像可以留着空白（術語謂之“開天窗”）了。但那時可真厲害，這麽說不可以，那麽說又不成功，而且刪掉的地方，還不許留下空隙，要接起來，使作者自己來負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責任。在這種明誅暗殺之下，能夠苟延殘喘，和讀者相見的，那麽，非奴隸文章是什麽呢？
我曾經和幾個朋友閑談。一個朋友說：現在的文章，是不會有骨氣的了，譬如嚮一種日報上的副刊去投稿罷，副刊編輯先抽去幾根骨頭，總編輯又抽去幾根骨頭，檢查官又抽去幾根骨頭，剩下來還有什麽呢？我說：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幾根骨頭的，否則，連“剩下來”的也不剩。所以，那時發表出來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現在有些人不在拚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１０〕麽，幸而他們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現在，他們的言行是誰也無從知道的。
因此除了官準的有骨氣的文章之外，讀者也衹能看看沒有骨氣的文章。我生於清朝，原是奴隸出身，不同二十五歲以內的青年，一生下來就是中華民國的主子，然而他們不經世故，偶爾“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釘子。我的投稿，目的是在發表的，當然不給它見得有骨氣，所以被“花邊”所裝飾者，大約也確比青年作傢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刪掉的地方倒很少。一年之中，衹有三篇，現在補全，仍用黑點為記。我看《論秦理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報館的總編輯刪的，別的兩篇，卻是檢查官刪的：這裏都顯着他們不同的心思。
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談》和《動嚮》，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經想過：凡是我寄文稿的，衹寄開初的一兩期還不妨，假使接連不斷，它就總歸活不久。於是從今年起，我就不大做這樣的短文，因為對於同人，是回避他背後的悶棍，對於自己，是不願做開路的呆子，對於刊物，是希望它盡可能的長生。所以有人要我投稿，我特別敷延推宕，非“擺架子”也，是帶些好意——然而有時也是惡意——的“世故”：這是要請索稿者原諒的。
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這纔看見了新聞記者的“保護正當輿論”的請願和智識階級的言論自由的要求〔１１〕。要過年了，我不知道結果怎麽樣。然而，即使從此文章都成了民衆的喉舌，那代價也可謂大極了：是北五省的自治〔１２〕。這恰如先前的不敢懇請“保護正當輿論”和要求言論自由的代價之大一樣：是東三省的淪亡。不過這一次，換來的東西是光明的。然而，倘使萬一不幸，後來又復換回了我做“花邊文學”一樣的時代，大傢試來猜一猜那代價該是什麽罷……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之夜，魯迅記。
〔１〕《申報》的《自由談》參看本捲第５頁註〔１〕。一九三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後，《自由談》一度停刊。
〔２〕新任者指繼黎烈文後主編《申報·自由談》的張梓生。他是浙江紹興人，與魯迅相識。
〔３〕《中華日報》國民黨汪精衛改組派辦的報紙，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一日在上海創刊。《動嚮》，該報副刊之一，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始辦，聶紺弩主編，常發表一些進步作傢的作品，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停刊。
〔４〕《太白》小品文半月刊，陳望道編輯，上海生活書店發行。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創刊；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停刊。〔５〕青年戰友指廖沫沙，湖南長沙人，左翼作傢聯盟成員。曾以林默等筆名寫文章。參看本書《倒提》一文的附錄。〔６〕“花邊”舊時銀元邊緣鑄有花紋，因此有“花邊”的俗稱。
〔７〕文公直江西萍鄉人，當時是國民黨政府立法院編譯處股長。
〔８〕《閑話皇帝》事件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新生》周刊第二捲第十五期發表易水（艾寒鬆）的《閑話皇帝》一文，泛論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涉及日本天皇，當時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即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為名提出抗議。國民黨政府屈從壓力，並趁機壓製進步輿論，將《新生》周刊查封，由法院判决該刊主編杜重遠一年二個月徒刑。這件事也被稱為《新生》事件。
〔９〕書報檢查處即“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一九三四月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上海設立。《新生》事件發生後，國民黨以“失責”為由，於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日將該會檢查官項德言等七人撤職。
〔１０〕文天祥（１２３６—１２８３）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大臣。他在南方堅持抗元鬥爭，兵敗被俘，堅貞不屈，後被殺。方孝孺（１３５７—１４０２），浙江寧海人，明惠帝建文時任侍講學士。建文四年（１４０２），惠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入南京，自立為帝，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詔書，他堅决不從，遂遭殺害。
〔１１〕新聞記者的“保護正當輿論”請願一九三五年底，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新聞界紛紛致電國民黨中央，要求“開放輿論”，“凡不以武力或暴力為背景之言論，政府必當予以保障”；同年十二月，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通過所謂“請政府通令全國切實保障正當輿論”的决議。智識階級的言論自由的要求，指一九三五年底，北平、上海等地文化教育界人士為開展抗日救國運動，紛紛舉行集會，發表宣言，提出“保障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絶對自由”的要求。〔１２〕北五省的自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本帝國主義為達到並吞我國華北的目的，策動漢姦進行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並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北五省指當時的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
序言
我的常常寫些短評，確是從投稿於《申報》的《自由談》〔１〕上開頭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偽自由書》和《準風月談》兩本。後來編輯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擠軋得苦，到第二年，終於被擠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擱筆，但為了賭氣，卻還是改些作法，換些筆名，托人抄寫了去投稿，新任者〔２〕不能細辨，依然常常登了出來。一面又擴大了範圍，給《中華日報》的副刊《動嚮》〔３〕，小品文半月刊《太白》〔４〕之類，也間或寫幾篇同樣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寫的這些東西來，就是這一本《花邊文學》。
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在同一營壘裏的青年戰友〔５〕，換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給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為這類短評，在報上登出來的時候往往圍繞一圈花邊以示重要，使我的戰友看得頭疼；二，因為“花邊”〔６〕也是銀元的別名，以見我的這些文章是為了稿費，其實並無足取。至於我們的意見不同之處，是我以為我們無須希望外國人待我們比雞鴨優，他卻以為應該待我們比雞鴨優，我在替西洋人辯護，所以是“買辦”。那文章就附在《倒提》之下，這裏不必多說。此外，倒也並無什麽可記之事。衹為了一篇《玩笑衹當它玩笑》，又曾引出過一封文公直〔７〕先生的來信，筆伐的更嚴重了，說我是“漢姦”，現在和我的復信都附在本文的下面。其餘的一些鬼鬼祟祟，躲躲閃閃的攻擊，離上舉的兩位還差得很遠，這裏都不轉載了。
“花邊文學”可也真不行。一九三四年不同一九三五年，今年是為了《閑話皇帝》事件〔８〕，官傢的書報檢查處〔９〕忽然不知所往，還革掉七位檢查官，日報上被刪之處，也好像可以留着空白（術語謂之“開天窗”）了。但那時可真厲害，這麽說不可以，那麽說又不成功，而且刪掉的地方，還不許留下空隙，要接起來，使作者自己來負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責任。在這種明誅暗殺之下，能夠苟延殘喘，和讀者相見的，那麽，非奴隸文章是什麽呢？
我曾經和幾個朋友閑談。一個朋友說：現在的文章，是不會有骨氣的了，譬如嚮一種日報上的副刊去投稿罷，副刊編輯先抽去幾根骨頭，總編輯又抽去幾根骨頭，檢查官又抽去幾根骨頭，剩下來還有什麽呢？我說：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幾根骨頭的，否則，連“剩下來”的也不剩。所以，那時發表出來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現在有些人不在拚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１０〕麽，幸而他們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現在，他們的言行是誰也無從知道的。
因此除了官準的有骨氣的文章之外，讀者也衹能看看沒有骨氣的文章。我生於清朝，原是奴隸出身，不同二十五歲以內的青年，一生下來就是中華民國的主子，然而他們不經世故，偶爾“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釘子。我的投稿，目的是在發表的，當然不給它見得有骨氣，所以被“花邊”所裝飾者，大約也確比青年作傢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刪掉的地方倒很少。一年之中，衹有三篇，現在補全，仍用黑點為記。我看《論秦理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報館的總編輯刪的，別的兩篇，卻是檢查官刪的：這裏都顯着他們不同的心思。
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談》和《動嚮》，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經想過：凡是我寄文稿的，衹寄開初的一兩期還不妨，假使接連不斷，它就總歸活不久。於是從今年起，我就不大做這樣的短文，因為對於同人，是回避他背後的悶棍，對於自己，是不願做開路的呆子，對於刊物，是希望它盡可能的長生。所以有人要我投稿，我特別敷延推宕，非“擺架子”也，是帶些好意——然而有時也是惡意——的“世故”：這是要請索稿者原諒的。
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這纔看見了新聞記者的“保護正當輿論”的請願和智識階級的言論自由的要求〔１１〕。要過年了，我不知道結果怎麽樣。然而，即使從此文章都成了民衆的喉舌，那代價也可謂大極了：是北五省的自治〔１２〕。這恰如先前的不敢懇請“保護正當輿論”和要求言論自由的代價之大一樣：是東三省的淪亡。不過這一次，換來的東西是光明的。然而，倘使萬一不幸，後來又復換回了我做“花邊文學”一樣的時代，大傢試來猜一猜那代價該是什麽罷……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之夜，魯迅記。
〔１〕《申報》的《自由談》參看本捲第５頁註〔１〕。一九三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後，《自由談》一度停刊。
〔２〕新任者指繼黎烈文後主編《申報·自由談》的張梓生。他是浙江紹興人，與魯迅相識。
〔３〕《中華日報》國民黨汪精衛改組派辦的報紙，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一日在上海創刊。《動嚮》，該報副刊之一，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始辦，聶紺弩主編，常發表一些進步作傢的作品，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停刊。
〔４〕《太白》小品文半月刊，陳望道編輯，上海生活書店發行。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創刊；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停刊。〔５〕青年戰友指廖沫沙，湖南長沙人，左翼作傢聯盟成員。曾以林默等筆名寫文章。參看本書《倒提》一文的附錄。〔６〕“花邊”舊時銀元邊緣鑄有花紋，因此有“花邊”的俗稱。
〔７〕文公直江西萍鄉人，當時是國民黨政府立法院編譯處股長。
〔８〕《閑話皇帝》事件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海《新生》周刊第二捲第十五期發表易水（艾寒鬆）的《閑話皇帝》一文，泛論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涉及日本天皇，當時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即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為名提出抗議。國民黨政府屈從壓力，並趁機壓製進步輿論，將《新生》周刊查封，由法院判决該刊主編杜重遠一年二個月徒刑。這件事也被稱為《新生》事件。
〔９〕書報檢查處即“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一九三四月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上海設立。《新生》事件發生後，國民黨以“失責”為由，於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日將該會檢查官項德言等七人撤職。
〔１０〕文天祥（１２３６—１２８３）吉州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大臣。他在南方堅持抗元鬥爭，兵敗被俘，堅貞不屈，後被殺。方孝孺（１３５７—１４０２），浙江寧海人，明惠帝建文時任侍講學士。建文四年（１４０２），惠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入南京，自立為帝，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詔書，他堅决不從，遂遭殺害。
〔１１〕新聞記者的“保護正當輿論”請願一九三五年底，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新聞界紛紛致電國民黨中央，要求“開放輿論”，“凡不以武力或暴力為背景之言論，政府必當予以保障”；同年十二月，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通過所謂“請政府通令全國切實保障正當輿論”的决議。智識階級的言論自由的要求，指一九三五年底，北平、上海等地文化教育界人士為開展抗日救國運動，紛紛舉行集會，發表宣言，提出“保障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絶對自由”的要求。〔１２〕北五省的自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本帝國主義為達到並吞我國華北的目的，策動漢姦進行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並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北五省指當時的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
公汗
現在對於一個人的立論，如果說它是“高超”，恐怕有些要招論者的反感了，但若說它是“徹底”，是“非常前進”，卻似乎還沒有什麽。
現在也正是“徹底”的，“非常前進”的議論，替代了“高超”的時光。
文藝本來都有一個對象的界限。譬如文學，原是以懂得文字的讀者為對象的，懂得文字的多少有不同，文章當然要有深淺。而主張用字要平常，作文要明白，自然也還是作者的本分。然而這時“徹底”論者站出來了，他卻說中國有許多文盲，問你怎麽辦？這實在是對於文學家的當頭一棍，衹好立刻悶死給他看。
不過還可以另外請一枝救兵來，也就是辯解。因為文盲是已經在文學作用的範圍之外的了，這時衹好請畫傢，演劇傢，電影作傢出馬，給他看文字以外的形象的東西。然而這還不足以塞“徹底”論者的嘴的，他就說文盲中還有色盲，有瞎子，問你怎麽辦？於是藝術傢們也遭了當頭一棍，衹好立刻悶死給他看。
那麽，作為最後的掙紮，說是對於色盲瞎子之類，須用講演，唱歌，說書罷。說是也說得過去的。然而他就要問你：莫非你忘記了中國還有聾子嗎？
又是當頭一棍，悶死，都悶死了。
於是“徹底”論者就得到一個結論：現在的一切文藝，全都無用，非徹底改革不可！
他立定了這個結論之後，不知道到那裏去了。誰來“徹底”改革呢？那自然是文藝傢。然而文藝傢又是不“徹底”的多，於是中國就永遠沒有對於文盲，色盲，瞎子，聾子，無不有效的——“徹底”的好的文藝。
但“徹底”論者卻有時又會伸出頭來責備一頓文藝傢。
弄文藝的人，如果遇見這樣的大人物而不能撕掉他的鬼臉，那麽，文藝不但不會前進，並且衹會萎縮，終於被他消滅的。切實的文藝傢必須認清這一種“徹底”論者的真面目！七月八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一日《申報·自由談》。
現在對於一個人的立論，如果說它是“高超”，恐怕有些要招論者的反感了，但若說它是“徹底”，是“非常前進”，卻似乎還沒有什麽。
現在也正是“徹底”的，“非常前進”的議論，替代了“高超”的時光。
文藝本來都有一個對象的界限。譬如文學，原是以懂得文字的讀者為對象的，懂得文字的多少有不同，文章當然要有深淺。而主張用字要平常，作文要明白，自然也還是作者的本分。然而這時“徹底”論者站出來了，他卻說中國有許多文盲，問你怎麽辦？這實在是對於文學家的當頭一棍，衹好立刻悶死給他看。
不過還可以另外請一枝救兵來，也就是辯解。因為文盲是已經在文學作用的範圍之外的了，這時衹好請畫傢，演劇傢，電影作傢出馬，給他看文字以外的形象的東西。然而這還不足以塞“徹底”論者的嘴的，他就說文盲中還有色盲，有瞎子，問你怎麽辦？於是藝術傢們也遭了當頭一棍，衹好立刻悶死給他看。
那麽，作為最後的掙紮，說是對於色盲瞎子之類，須用講演，唱歌，說書罷。說是也說得過去的。然而他就要問你：莫非你忘記了中國還有聾子嗎？
又是當頭一棍，悶死，都悶死了。
於是“徹底”論者就得到一個結論：現在的一切文藝，全都無用，非徹底改革不可！
他立定了這個結論之後，不知道到那裏去了。誰來“徹底”改革呢？那自然是文藝傢。然而文藝傢又是不“徹底”的多，於是中國就永遠沒有對於文盲，色盲，瞎子，聾子，無不有效的——“徹底”的好的文藝。
但“徹底”論者卻有時又會伸出頭來責備一頓文藝傢。
弄文藝的人，如果遇見這樣的大人物而不能撕掉他的鬼臉，那麽，文藝不但不會前進，並且衹會萎縮，終於被他消滅的。切實的文藝傢必須認清這一種“徹底”論者的真面目！七月八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一日《申報·自由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