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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京城乞丐
乞丐活动在一些城市的繁华地段，以车站、码头最多。这是一个复杂的群体，绝不能完全以穷困来解释这个群体形成的原因。其中不乏好吃懒做之徒寄生在社会，成为一个恶性扩散的毒瘤。治理与整顿社会秩序，不能忽略对这个特殊群体的整治，更应该采取有效的手段，但这是需要认真动动脑筋的。——主持人
“世上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条生活的道路。”——索尔仁尼琴《癌病房》
乞丐，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即使在被一些人称为人间天堂的美国，沿街行乞者也不难见到。在经济发展速度增长的中国，乞丐现象仍然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这是怎样一个群体？循着声声乞讨，我走进了乞丐的世界…
●强盗一般的乞讨者
长安街是中华第一街，然而，在这条令中国人自豪与骄傲的大街上，也有一些不协调的底色。
沿长安街东行，在外交人员公寓门前的人行道上，上演了乞讨者的百态图——
这条街５００米左右，隔几步就有一名乞丐，蓬头垢面，衣衫不整，有老人、儿童，也有妇女，有四肢发达的正常人，也有各种伤残人。有的跪在地上向行人不停地作揖，有的趴在路边伸出脏兮兮的双手。
一个被严重烧伤者，向一位碧眼高鼻的白人女子举起两只烧残的手，嘴里不停地叫喊着：“ｍｏｎｅｙ、ｍｏｎｅｙ”（钱、钱）。那白人女子见状，大叫一声，仓皇逃去。
如果说这位烧伤男子仅仅以自己的恐怖逼讨过往行人还算文明，那些拦住行人不停地磕头，抱住行人大腿不放的乞丐就与拦路截劫相差无几了。记者在长安街东单菜市场对面的人行道上目睹了这样一幕——
三个四五岁的女孩，个个小脸脏兮兮的，见到行人就伸手要钱，不给就扑上去抱住对方的大腿不放。一位小伙子被抱住了大腿也不愿给钱，小伙子拖着女孩走了十多米，才把她甩掉。更多的人被抱住大腿后没有办法，只好掏钱。
令人愤慨的是，女孩虽小，胃口却大，给她一角钱，她摇摇头不要，张口就要一元钱。过往行人象逃避瘟疫一样，躲避着三个小女孩。
此时，在不远处的地铁口，坐着三位晒太阳聊天的妇女，她们是三个女孩的母亲。
●乞讨者＝乞丐？
京城的乞丐主要分布在北京火车站、前门大街、西客站、市区内的地铁出口，以高档大宾馆、大饭店前门居多，而建国门外的外交人员公寓一带，又是乞丐们最为集中的地方。
据建国门外大街派出所介绍，１９９６年他们共收容７９６人，其中多数为乞丐。１９９７年４月９日，他们在外交人员公寓门前一带，一次就收容１９名乞丐，而最多时一次收容了四五十人。
从地域看，有北京人（包括远近郊区县），有外省人，以外省贫困农村地区居多，而河南、山东农村的乞讨者又居首位；
从身体状况看，有伤残人员，而在外省人中，则多为四肢健全者；
从年龄上看，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有中壮年人，还有三四岁的孩子，而以老人和孩子居多；从季节看，春暖花开时节外地乞丐涌入京城，冬季则少一些；
从行乞时间看，从早上九十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六七点才散去；
从他们的丐龄看，有外地入京的新手，也有四五年、十几年的“老油条”。
乞丐们有的在北京四处流窜，有的则固定在一个点乞讨。有的伤残人早晨被家里人送来，晚上接回去，每天象上班一样，把乞讨当成一种职业。
乞讨者并非都是乞丐。
多数乞丐并没有穷到吃不上饭的地步，他们中有的并不缺吃少穿，有的生活过得相当不错，甚至腰缠万贯。
记者在秀水街结识了一位自称姓王的乞丐，这家伙长发披肩，面黑如土，穿一件草绿上衣，身上散发出酒气。听出我的东北口音，他攀起了老乡。
“大哥不瞒你说，我哪天都喝两盅，日子过得还不赖。”他一边洋洋得意地说着，一边从衣兜里掏出一盒皇冠牌香烟，并递过来一支。他告诉记者，抽的都是好烟，赖的不抽。
这家伙绝不是乞丐中的富有者。
建外街道办事处李乃和副主任告诉记者，家住宣武区的残疾人张二平，前几年来乞讨时，由丈夫蹬三轮车送来。如今扔掉了三轮车，换成了机动车。
在公安机关收容的乞丐中，有一位自称家住双桥的老头，看上去干瘪瘦小，浑身脏兮兮的，有谁会想到，他竟会是万元户。他把一个８０００元钱的存折放在一个老乡那里，老乡不见了踪影，急得他团团转。
在一些乞丐的身上翻出存折并不少见。有一位乞丐，把５０００元的存折缝在内裤里，而更多的外地乞丐则将讨来的钱随时寄回老家。
●走到乞丐老家看究竟
为了解来京乞讨人员真实的家庭经济状况，北京市公安局派员于１９９７年５月深入到乞讨者的老家进行实地追踪调查。
他们对收容的７８名乞讨人员进行审查发现，其中河南籍６９人，收容暂押期间，公安人员对河南乞讨者的详细情况做了了解，并从中选择了有代表性的３人作为调查对象。
调查组通过走访乞讨人员家庭，与民政、公安部门座谈等形式，了解来京乞讨的主要原因。不以乞丐为耻的历史习俗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原因。民权县民政局局长梁立志说，旧社会生活贫困，部份乡、村就有外出乞讨的习俗，目前在一些村民的意识中，宁可让子女与外出乞讨人员的子女结婚，也不愿与修车、理发、种地人结婚的观念还存在。
把乞讨作为提高生活水平的一种手段，是一部份乞讨者认识上的误区。在个别乡至今流传着“外出乞讨转三年，给个县长都不干”的顺口溜。
这种“致富”手段在村民中产生的影响十分恶劣。民权县北关乡辛庄村的调查对象任某，就是听同村人说在北京乞讨能挣到大钱，便从４年前开始，带着一个残疾女儿长期在京乞讨，去年用乞讨所得购买了一台１６英寸索尼彩电，家中的部份房屋也进行了翻建。
还有不少乞讨者，农闲外出乞讨，补贴家用。公安人员在走访中发现，许多乞讨者缺乏致富手段，不掌握家庭副业的必要知识和技能，便利用农闲结伴来京乞讨。
乞讨者中有相当多的人好逸恶劳。以民权县为例，１９９６年全县人均年收入已达１６４２元，远远高于贫困县标准。县财政每年拨专款对孤寡老人予以帮助，各乡村也成立了富帮贫结对小组，全县不存在因吃不上饭、生活无着落而外出乞讨问题。被调查的３人均是壮年人，身体强壮，家中有麦地、果树、牲畜，如辛勤劳动，每年收入可达３０００多元。
民权县林其乡的杨某，４６岁，家有果树，但他不精心管理，长年不结果。其他村民种的果树则果实累累，生活得到了改善。杨某说：“种果树、种庄稼太麻烦、太苦了，不如到北京来讨钱，一伸手，就有人给，有时一天最多能要到５０多元哩，比在家种地可轻松多了。”
●遣返的困扰
常住北京的人都会发现，每当“五·一”、“七·一”、“十·一”等重要节日或重要活动，北京街头的乞丐就会不见踪影，而这些节日过后不久，乞丐便卷土重来。
公安部门每隔一段时间就“扫荡”一次，将乞丐们收容，遣送回原籍。可是，过不多久，乞丐们重又出现在首都街头。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治安处的王贵生告诉记者，这些年来，公安部门花了不少力气，每次收容之后，街面上就会干净几天，基层干警的任务很多，每天都有许多比清理乞丐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们，怎么可能天天守在那里呢。
据北京市信访、公安部门介绍，每年都有人民来信，呼吁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根治乞丐。外国人对北京的乞丐问题也十分关注。一位英国驻华使馆官员说，她１９８１年来北京时，几乎没有多少乞丐，如今北京街头特别是建国门外交人员公寓附近，乞丐明显增多，有的乞丐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抢东西，乞丐这么多，实在有损中国人的形象。
一位外商反映，他所住的建国饭店，门前的乞丐不仅多还特别凶，给钱少不干，还追着行人要钱，常常影响他的正常行走，中国政府应该好好管一管了。
●管理新机制——当务之急
基层的同志反映，旧的遣返制度没有得到有效坚持，目前的遣返办法作用又不大，是乞丐越来越多，越来越猖獗的重要原因之一。
过去收容乞丐和盲流，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对被收容的乞丐，首先要与他们原籍的有关部门联系，确有其人后，经市公安局１３处批准才能正式收容。将他们送到收容所，定期遣返。遣返时不仅要将乞丐送到家乡，还要将他们交给当地的民政部门，才算完成任务。
改革使农民对土地依赖程度减轻，人口流动量增加，乞丐和盲流大量涌入京城。公安部门收容的工作量急剧增加，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无法适应新的形势。
前些年，公安部门在收容审批程度上做了改革，将审批权由市局下放在分局。对外交人员公寓这一带给予特殊政策，审批权限下放到了建国门外大街派出所。
建国门外大街派出所所长马海算了一笔帐，全所干警５０人，最后一次收容出动了三位所长，２０多名干警，共收容１９人。每次收容都要借车或租车，在往返昌平收容所的途中还要向收费站交纳６０元钱，每次行动至少要花四五百元钱。而这方面的经费一分钱也没有。
由于人力、财力的限制，遣返工作程序也大大简化。收容单位把乞丐和盲流送上火车，车到郑州站后，将河南籍的赶下去；车到济南，将山东籍的赶下去，就算了事。以至于出现遣返工作人员还未回到北京，被遣返的乞丐已经回到了京城的怪现象。
在外交人员公寓门前一条街上，有的乞丐已经被收容遣返了四次，在这条街上乞讨四五年的乞丐并不少见。
惩治措施不得力，是一些乞丐不愿依靠劳动生存、致富的又一个原因。
他们热衷于街头行乞，是因为乞讨的钱得来的太容易。
建国门外大街这一带是商业发达、外国人聚居的繁华地段。各地乞丐蜂拥而至，把这一带当作“掏钱”的宝地。
记者调查了十几个乞丐，每当问到一天能讨到多少钱时，乞丐们都显得敏感起来，笑着说，没有多少，够吃喝的就行了。其实，这是一个无需任何投入，回报率最高的行当，以至于有的不法分子铤而走险。北京曾发生过不法分子将流落社会的孩子集中起来，租给那些成年人当乞丐赚钱的案例。
●综合治理依法办事
美国纽约为了治理乞丐，制定了《反乞丐法》，对乞讨者的行为作出种种法律规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目前在全国立法条件不成熟，至少可以先在首都实施地方立法，根据北京的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法规，有效地遏制乞丐猖獗的乞讨行为。
制定新的遣返办法，有效解决乞丐的回流问题，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多次收容遣返，又多次回流京城的乞丐，是管理工作的难点，有关部门应根据目前人口流动的新特点，与有关地区的民政部门建立联系，对乞丐进行有效遣返。
有些生活无依无靠的老人和残疾人，是真正的乞丐，对他们，社会应该承担义务。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要加强对残疾人就业的组织领导工作。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使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和老年人有人管，真正做到老有所养，不再流落街头。对那些还具有劳动能力、或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应该通过多种形式，广开就业渠道，组织他们通过力所能及的劳动，自己养活自己。对那些还有劳动能力，但多年屡教屡犯的乞丐，各地民政部门应该把他们组织起来，边劳动边教育，直至他们真正改变以乞讨为生的观念，建立起自食其力的信心，再把他们送回家。
□原载《中国质量万里行》（１９９８年第０１期）
“世上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条生活的道路。”——索尔仁尼琴《癌病房》
乞丐，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即使在被一些人称为人间天堂的美国，沿街行乞者也不难见到。在经济发展速度增长的中国，乞丐现象仍然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这是怎样一个群体？循着声声乞讨，我走进了乞丐的世界…
●强盗一般的乞讨者
长安街是中华第一街，然而，在这条令中国人自豪与骄傲的大街上，也有一些不协调的底色。
沿长安街东行，在外交人员公寓门前的人行道上，上演了乞讨者的百态图——
这条街５００米左右，隔几步就有一名乞丐，蓬头垢面，衣衫不整，有老人、儿童，也有妇女，有四肢发达的正常人，也有各种伤残人。有的跪在地上向行人不停地作揖，有的趴在路边伸出脏兮兮的双手。
一个被严重烧伤者，向一位碧眼高鼻的白人女子举起两只烧残的手，嘴里不停地叫喊着：“ｍｏｎｅｙ、ｍｏｎｅｙ”（钱、钱）。那白人女子见状，大叫一声，仓皇逃去。
如果说这位烧伤男子仅仅以自己的恐怖逼讨过往行人还算文明，那些拦住行人不停地磕头，抱住行人大腿不放的乞丐就与拦路截劫相差无几了。记者在长安街东单菜市场对面的人行道上目睹了这样一幕——
三个四五岁的女孩，个个小脸脏兮兮的，见到行人就伸手要钱，不给就扑上去抱住对方的大腿不放。一位小伙子被抱住了大腿也不愿给钱，小伙子拖着女孩走了十多米，才把她甩掉。更多的人被抱住大腿后没有办法，只好掏钱。
令人愤慨的是，女孩虽小，胃口却大，给她一角钱，她摇摇头不要，张口就要一元钱。过往行人象逃避瘟疫一样，躲避着三个小女孩。
此时，在不远处的地铁口，坐着三位晒太阳聊天的妇女，她们是三个女孩的母亲。
●乞讨者＝乞丐？
京城的乞丐主要分布在北京火车站、前门大街、西客站、市区内的地铁出口，以高档大宾馆、大饭店前门居多，而建国门外的外交人员公寓一带，又是乞丐们最为集中的地方。
据建国门外大街派出所介绍，１９９６年他们共收容７９６人，其中多数为乞丐。１９９７年４月９日，他们在外交人员公寓门前一带，一次就收容１９名乞丐，而最多时一次收容了四五十人。
从地域看，有北京人（包括远近郊区县），有外省人，以外省贫困农村地区居多，而河南、山东农村的乞讨者又居首位；
从身体状况看，有伤残人员，而在外省人中，则多为四肢健全者；
从年龄上看，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有中壮年人，还有三四岁的孩子，而以老人和孩子居多；从季节看，春暖花开时节外地乞丐涌入京城，冬季则少一些；
从行乞时间看，从早上九十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六七点才散去；
从他们的丐龄看，有外地入京的新手，也有四五年、十几年的“老油条”。
乞丐们有的在北京四处流窜，有的则固定在一个点乞讨。有的伤残人早晨被家里人送来，晚上接回去，每天象上班一样，把乞讨当成一种职业。
乞讨者并非都是乞丐。
多数乞丐并没有穷到吃不上饭的地步，他们中有的并不缺吃少穿，有的生活过得相当不错，甚至腰缠万贯。
记者在秀水街结识了一位自称姓王的乞丐，这家伙长发披肩，面黑如土，穿一件草绿上衣，身上散发出酒气。听出我的东北口音，他攀起了老乡。
“大哥不瞒你说，我哪天都喝两盅，日子过得还不赖。”他一边洋洋得意地说着，一边从衣兜里掏出一盒皇冠牌香烟，并递过来一支。他告诉记者，抽的都是好烟，赖的不抽。
这家伙绝不是乞丐中的富有者。
建外街道办事处李乃和副主任告诉记者，家住宣武区的残疾人张二平，前几年来乞讨时，由丈夫蹬三轮车送来。如今扔掉了三轮车，换成了机动车。
在公安机关收容的乞丐中，有一位自称家住双桥的老头，看上去干瘪瘦小，浑身脏兮兮的，有谁会想到，他竟会是万元户。他把一个８０００元钱的存折放在一个老乡那里，老乡不见了踪影，急得他团团转。
在一些乞丐的身上翻出存折并不少见。有一位乞丐，把５０００元的存折缝在内裤里，而更多的外地乞丐则将讨来的钱随时寄回老家。
●走到乞丐老家看究竟
为了解来京乞讨人员真实的家庭经济状况，北京市公安局派员于１９９７年５月深入到乞讨者的老家进行实地追踪调查。
他们对收容的７８名乞讨人员进行审查发现，其中河南籍６９人，收容暂押期间，公安人员对河南乞讨者的详细情况做了了解，并从中选择了有代表性的３人作为调查对象。
调查组通过走访乞讨人员家庭，与民政、公安部门座谈等形式，了解来京乞讨的主要原因。不以乞丐为耻的历史习俗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原因。民权县民政局局长梁立志说，旧社会生活贫困，部份乡、村就有外出乞讨的习俗，目前在一些村民的意识中，宁可让子女与外出乞讨人员的子女结婚，也不愿与修车、理发、种地人结婚的观念还存在。
把乞讨作为提高生活水平的一种手段，是一部份乞讨者认识上的误区。在个别乡至今流传着“外出乞讨转三年，给个县长都不干”的顺口溜。
这种“致富”手段在村民中产生的影响十分恶劣。民权县北关乡辛庄村的调查对象任某，就是听同村人说在北京乞讨能挣到大钱，便从４年前开始，带着一个残疾女儿长期在京乞讨，去年用乞讨所得购买了一台１６英寸索尼彩电，家中的部份房屋也进行了翻建。
还有不少乞讨者，农闲外出乞讨，补贴家用。公安人员在走访中发现，许多乞讨者缺乏致富手段，不掌握家庭副业的必要知识和技能，便利用农闲结伴来京乞讨。
乞讨者中有相当多的人好逸恶劳。以民权县为例，１９９６年全县人均年收入已达１６４２元，远远高于贫困县标准。县财政每年拨专款对孤寡老人予以帮助，各乡村也成立了富帮贫结对小组，全县不存在因吃不上饭、生活无着落而外出乞讨问题。被调查的３人均是壮年人，身体强壮，家中有麦地、果树、牲畜，如辛勤劳动，每年收入可达３０００多元。
民权县林其乡的杨某，４６岁，家有果树，但他不精心管理，长年不结果。其他村民种的果树则果实累累，生活得到了改善。杨某说：“种果树、种庄稼太麻烦、太苦了，不如到北京来讨钱，一伸手，就有人给，有时一天最多能要到５０多元哩，比在家种地可轻松多了。”
●遣返的困扰
常住北京的人都会发现，每当“五·一”、“七·一”、“十·一”等重要节日或重要活动，北京街头的乞丐就会不见踪影，而这些节日过后不久，乞丐便卷土重来。
公安部门每隔一段时间就“扫荡”一次，将乞丐们收容，遣送回原籍。可是，过不多久，乞丐们重又出现在首都街头。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治安处的王贵生告诉记者，这些年来，公安部门花了不少力气，每次收容之后，街面上就会干净几天，基层干警的任务很多，每天都有许多比清理乞丐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们，怎么可能天天守在那里呢。
据北京市信访、公安部门介绍，每年都有人民来信，呼吁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根治乞丐。外国人对北京的乞丐问题也十分关注。一位英国驻华使馆官员说，她１９８１年来北京时，几乎没有多少乞丐，如今北京街头特别是建国门外交人员公寓附近，乞丐明显增多，有的乞丐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抢东西，乞丐这么多，实在有损中国人的形象。
一位外商反映，他所住的建国饭店，门前的乞丐不仅多还特别凶，给钱少不干，还追着行人要钱，常常影响他的正常行走，中国政府应该好好管一管了。
●管理新机制——当务之急
基层的同志反映，旧的遣返制度没有得到有效坚持，目前的遣返办法作用又不大，是乞丐越来越多，越来越猖獗的重要原因之一。
过去收容乞丐和盲流，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对被收容的乞丐，首先要与他们原籍的有关部门联系，确有其人后，经市公安局１３处批准才能正式收容。将他们送到收容所，定期遣返。遣返时不仅要将乞丐送到家乡，还要将他们交给当地的民政部门，才算完成任务。
改革使农民对土地依赖程度减轻，人口流动量增加，乞丐和盲流大量涌入京城。公安部门收容的工作量急剧增加，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无法适应新的形势。
前些年，公安部门在收容审批程度上做了改革，将审批权由市局下放在分局。对外交人员公寓这一带给予特殊政策，审批权限下放到了建国门外大街派出所。
建国门外大街派出所所长马海算了一笔帐，全所干警５０人，最后一次收容出动了三位所长，２０多名干警，共收容１９人。每次收容都要借车或租车，在往返昌平收容所的途中还要向收费站交纳６０元钱，每次行动至少要花四五百元钱。而这方面的经费一分钱也没有。
由于人力、财力的限制，遣返工作程序也大大简化。收容单位把乞丐和盲流送上火车，车到郑州站后，将河南籍的赶下去；车到济南，将山东籍的赶下去，就算了事。以至于出现遣返工作人员还未回到北京，被遣返的乞丐已经回到了京城的怪现象。
在外交人员公寓门前一条街上，有的乞丐已经被收容遣返了四次，在这条街上乞讨四五年的乞丐并不少见。
惩治措施不得力，是一些乞丐不愿依靠劳动生存、致富的又一个原因。
他们热衷于街头行乞，是因为乞讨的钱得来的太容易。
建国门外大街这一带是商业发达、外国人聚居的繁华地段。各地乞丐蜂拥而至，把这一带当作“掏钱”的宝地。
记者调查了十几个乞丐，每当问到一天能讨到多少钱时，乞丐们都显得敏感起来，笑着说，没有多少，够吃喝的就行了。其实，这是一个无需任何投入，回报率最高的行当，以至于有的不法分子铤而走险。北京曾发生过不法分子将流落社会的孩子集中起来，租给那些成年人当乞丐赚钱的案例。
●综合治理依法办事
美国纽约为了治理乞丐，制定了《反乞丐法》，对乞讨者的行为作出种种法律规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目前在全国立法条件不成熟，至少可以先在首都实施地方立法，根据北京的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法规，有效地遏制乞丐猖獗的乞讨行为。
制定新的遣返办法，有效解决乞丐的回流问题，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多次收容遣返，又多次回流京城的乞丐，是管理工作的难点，有关部门应根据目前人口流动的新特点，与有关地区的民政部门建立联系，对乞丐进行有效遣返。
有些生活无依无靠的老人和残疾人，是真正的乞丐，对他们，社会应该承担义务。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要加强对残疾人就业的组织领导工作。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使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和老年人有人管，真正做到老有所养，不再流落街头。对那些还具有劳动能力、或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应该通过多种形式，广开就业渠道，组织他们通过力所能及的劳动，自己养活自己。对那些还有劳动能力，但多年屡教屡犯的乞丐，各地民政部门应该把他们组织起来，边劳动边教育，直至他们真正改变以乞讨为生的观念，建立起自食其力的信心，再把他们送回家。
□原载《中国质量万里行》（１９９８年第０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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