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哈維爾
——後極權主義時代的人生哲學《哈維爾文集》序
李慎之
捷剋現任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是我們時代傑出的思想傢。他首先以戲劇傢著名，後來又成為突出的異議人士、哲學家，最後因為一九八九年底柏林墻被推倒以後捷剋斯洛伐剋與一係列中東歐國傢發生革命而被推為總統，到現在已經九年了。
雖然他擁有極其耀眼的頭銜，但是歷史將永遠記得他是一位促成了後極權主義結束的思想傢與實踐傢。他最大的功績就在於教導人們如何在後極權主義社會尊嚴地生活，做一個真正的人。
哈維爾出生於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不到兩年半，希特勒的鐵騎就占領了他的祖國。他十二歲的時候，也就是一九四八年，發生了二月革命。因此，哈維爾一生迄今為止六十二年的時間絶大部分都是在右的和左的極權主義之下度過的。雖然他幾乎沒有過過比較正常的生活，但是由於良知，由於他相信“潛藏於人民心底的人道的與民主的傳統”，他還是能夠對極權社會作出深刻的反思與批判，為爭取真實的生活而奮鬥。他堅持不懈地這樣做了，終於成功了。
哈維爾成年之後大部分時間所生活的社會是他所謂的“後極權社會”。哈維爾所用的“後”是西方文字中的POST，即後工業化社會與前工業化社會之“後”，相當於“在……之後” 的“後” 。 但是， 我認為這個“後”在西方文字中應是與EARLIER相對的LATER，相當於前漢與後漢之“後”。因為哈維爾所說的極權主義社會與後極權主義社會，在道統上與法統上並無改變，在性質上也沒有本質的區別，而且如果把他所描述的社會認為是極權主義之後的社會，那末捷剋在一九八九年底革命成功，他出任總統以後的社會，如果不算做極權主義之後的社會又是什麽社會呢？
還有一點，我對捷剋的歷史近乎無知。我不知道那裏的後極權主義應當從什麽時候算起。哈維爾的文章裏有一處把一九五六年人民起義被鎮壓以後的匈牙利稱做後極權社會。如果那樣，那麽在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給被處死的捷共原總書記斯蘭斯基平反以後的捷剋就也可以算作後極權主義社會了。但是捷剋情況的復雜之處在於它在一九六八年曾有一個被稱為“布拉格之春”的杜布切剋執政時期，後者很快又因為蘇軍的鎮壓與占領而歸於消失，哈維爾的論文絶大部分都是在那以後寫的。在哈維爾的心目中，是不是一九六八年以後的捷剋纔算進入了後極權主義的時代呢？
除了在用辭上我不能不提出異議和在時代劃分的界限上有一點不明白而外，我完全同意哈維爾對後極權主義社會所作的描述與分析。
什麽是後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就是極權主義的原始動力已經衰竭的時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車禍去世的蘇聯作傢阿爾馬裏剋的話來說，就是革命的“總發條已經鬆了”的時期。權力者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前輩所擁有的原創力與嚴酷性。但是制度還是大體上照原樣運轉，靠慣性或曰惰性運轉。權力者不能不比過去多講一點法製（註意：絶不是法治），消費主義日趨盛行，腐敗也愈益嚴重。不過社會仍然是同過去一樣的冷漠，一樣的非人性，“權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這個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穩定”。而為了維持穩定，它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慌言。彌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彌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
哈維爾屢次以下面的一個案例來開始他的分析：
某一個蔬菜店的經理在他的櫥窗裏貼了一個標語：“全世界無産者，聯合起來！”他這樣做的目的何在，他究竟要嚮人們傳達什麽信息？他是否對全世界無産者的大聯合真的十分熱衷？他當真覺得他的熱情強烈到非得讓公衆都瞭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過，這個大聯合該怎麽實現，實現了又怎麽樣？
哈維爾斷言：大多數商店經理對於櫥窗上的標語的意義是從來不會過問的。
標語是上面批發蔥頭和鬍蘿蔔時一起發下來的，經理衹有照貼不誤，否則便會有麻煩。他這樣做不過是表示“我，某某經理，懂得自己該作什麽，是個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應該過上平安日子。”如果這個經理奉命貼上另外一條標語：“我膽小怕事，最守本分。”雖然意思是真的，但是經理倒不會無動於衷，因為這樣做就表示了他是一個怯懦的人，而這有辱他做人的尊嚴。因此這個經理貼“全世界的無産者，聯合起來！”的標語，可以掩蓋他唯命是從的可鄙的心態，同樣也掩蓋了權力的可鄙的基礎。“它用某種高等的東西掩蓋基本的現實。這個高等的東西就是意識形態”。
為什麽一個蔬菜店的經理會被編織進意識形態的網中？因為恐懼。每個人都有東西可以失去，因此每個人都有理由恐懼：
“因為恐懼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學老師講授他自己並不相信的東西，因為恐懼自己的前途不穩；學生跟在老師後面重複他的話，因為恐懼自己不被允許繼續自己的學業； 青年人加入共青團參加不論是否必要的活動。在這種畸形的制度下 ，因為恐懼自己的兒子或女兒是否取得必要的入學總分，使得父親采用所有責任和‘自願’的方式去做每一件被要求的事。恐懼拒絶的後果，導致人們參加選舉，給推薦出來的候選人投票，並且假裝他們認為這種形同虛設的走過場是真正的選舉。出於對生計、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懼，他們投票贊成每一項决議，或者至少保持沉默。……”
怎樣才能打破這種出於恐懼而憑藉謊言生活的現實？
哈維爾的答案十分簡單：“在真實中生活”，或曰“在真理中生活”， 西方文字是LIVING IN TRUTH！
這話看起來太理想，太虛無飄渺，但是我倒也不想建議譯者改變譯文，因為如果用大白話來說，無非就是“過說真話的日子”或者是“生活在真話中”，“做一個說真話的人”而已。
不要把這樣簡單的話的涵義看得太簡單了。
在哈維爾看來，“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麽在真話中生活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正因為如此，這種罪行受到的懲罰比任何其他罪行更嚴厲。”說真話，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說話行事，這對極權主義是極其可怕的事。“真理的細胞逐漸浸透到充斥着謊言的生活的軀體之中，最終導致其土崩瓦解。”說真話的威力被哈維爾比喻做安徒生的童話《國王的新衣》裏那個首先衝着國王叫“他光着身子呢”的小孩子一樣，能得到所有的人道義上的支持，因此是威力無比的。
正因為如此，哈維爾說：“時機一旦成熟，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個整師的武裝。這股力量並不直接參與權力鬥爭，而是對人的存在這個難於揣測的領域發生影響（難以預料的是在何時、何地、何種情況下，和多大程度上這種影響得以産生）。一場突然爆發的社會動亂，表面上鐵板一塊的政權內部的劇烈衝突或者社會和文化界氣候發生無法壓製的轉變。因為所有的問題的關鍵被謊言厚厚的外殼掩蓋着。我們無法弄清楚什麽時間那最後一刻會來，那最後的打擊會來。”
哈維爾相信一定會來而又無法預言的最後打擊終於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到來了。
哈維爾的主張實際上是“人人說真話，人人做實事”。除此之外，他還加上了第一次大戰後捷剋斯洛伐剋第一任總統馬薩裏剋的號召：“從小處着手！ ”這是人人可以做到的，或者可以爭取做到的。這就是哈維爾所說的“無權者的權力”。
哈維爾很少研究和分析前期極權主義社會的結構和運作情況。在那個時期，生活的邏輯是“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我開腔，我一定滅亡。”例子多到不勝枚舉，布哈林、季諾維也夫還有哈維爾本國的斯蘭斯基都是的。哈維爾應該能夠認識到，從那個時代轉變到人們多少可以爭取“說真話”，“從小處着手”，橋下流過的水（不，是血）已經很多了。既然歷史已經走到後期極權主義社會，那麽也就可以套用中國人十分熟悉的雪萊的詩句：“如果鼕天已經到來，春天還會遠嗎？”
人們說真話，動因是什麽？哈維爾回答說：“良心”。
他認為政治不應僅僅被理解為對權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製人的權術和伎倆。也許陰謀可以使得某個人登上某個寶座，但這也就是他成功的頂峰了，因為不可能以陰謀改進和推動社會。在哈維爾看來，“政治是求得有意義的生活的一種途徑，是保護人和服務人的一種途徑”。“我們必須相信我們良心的聲音，甚於所有抽象推論的聲音，不去捏造任何企圖超越於良心的呼聲上的責任”。換言之，人們有權拒絶為適應政治需要而壓抑自己內心深處感到的道德要求。
在這裏，哈維爾有兩層意思：一層是針對後極權社會的。因為那是一個荒誕的道德淪喪的社會，要擺脫那樣一個社會，“必須回到政治的原點——有個性的個人，必須喚醒個人的良知” 。 另外一層是針對歷史翻轉以後的社會的。他的觀點是：“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像的最好的民主機構，如果不是由人性的和社會的價值所支持，也將不能在自身之內保證其合法性。”“沒有共同擁有的和普遍樹立起來的道德價值和責任，也就沒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場經濟也不能恰當地運轉。”
自從馬基雅維利以來，西方政治學一直把政治定義為權力的遊戲，而哈維爾卻提出要以道德，以良心作為政治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正因為如此，他把這樣的政治叫做“反政治的政治”。
“反政治的政治”初見於一九七七年的“七七憲章”。哈維爾是憲章的發起人之一，大概這個詞兒就出自他筆下，至少反映了他的思想。
幾十年間，哈維爾就是憑藉無權者的權力取得了行使反政治的政治的權力。人們現在期待他倡導的反政治的政治能取得進一步的成功。
哈維爾最初以荒誕劇作傢成名，我對他的劇作沒有看過一個字，因此也不能贊一字。但是我知道他所以要寫荒誕劇就是要在這個荒誕的世界上尋求意義。他的一生是追求意義的一生。
為了這種執着的追求，哈維爾曾多次被捕，幾度入獄，甚至在他當總統那一年的上半年也基本上是在牢裏度過的。他說：“監獄生活是我人生道路上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一個階段”。也許，他在一九七九年底到一九八三年初最長的一段鐵窗生涯期間給他的妻子奧爾加寫的幾百封信是他的哲學思維和生命體驗的最集中的呈現。如他自己所說：“這些信使我有機會用一種新的方式審視自己，並且檢驗我對人生根本問題的態度。”
因為，在哈維爾看來，他所處的後極權主義的世界是一個荒誕的世界。它是無姓名的，無面目的，沒有個性化的人，沒有“我”的。“人民”代表了一切，頂多再加上“祖國”、“階級”這麽幾個詞兒。因此，哈維爾直探本源，追求存在的意義。他說：“衹有我們從存在中分化出來，進入異化的世界，我們才能認識到存在的根源”。從存在分離出來的“我”，“衹能通過他自己在這個現實世界的存在，接近他所追求的那種存在（即存在的完整性）”。這些話也許有些拗口，但是其實同中國古代哲學所說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即是“分分不已”的命題相去並不很遠。世界各種哲學的初始命題和終極命題，大致都應該是差不多的。
哈維爾並不諱言他對存在有一種神秘的信仰。他說：“追求存在，作為一種精神狀態，也可以理解為一種信仰。一個追求存在的人在本質上就是對生活、世界、道德、事物的意義，對他自己持有一種信心。希望、驚奇、博愛、對存在的神秘性的本能的尊重，這一切揭示了他與生活的關係。”他還相信有“一個無所不在，絶對存在的地平綫，……它存在於任何事物的背後，又居於任何事物之上 ”。對此，人們永遠應當謙卑。
我們中國人幾十年來飽受唯物主義的思想訓練，也許會不習慣於哈維爾很少提到但是决不諱言的對神的信仰。 其實，中國哲學中本來有“敬畏天命”的傳統 。這是一切深思的人都不能回避的問題，衹是，也許是受了“無法無天”的思想的影響，近年來有人以“與自然交朋友”來對“天人合一”作極其庸俗的解釋， 使我們對中國哲學中最深刻的神秘性越來越生疏了。
哈維爾在存在與人的關係中看到了良心（即良知）這是我們中國人不難理解的。“天地良心”，“人心通於天心”，“良心即天理”這樣的話現在還存在於人們的口上筆下，可悲的衹是，這樣說，這樣想的人越來越少了。哈維爾的特異之處是他從人的同一性（IDENTITY，我譯“自性”）中看到了人的責任，每一個人對萬事萬物的責任。良心和責任構成了他的哲學的核心。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話“非常籠統、模糊和不現實”但是他保證“所有這些看上去樸素的字句來源於非常具體的對世界的經驗”。“實事求是”不也僅僅是兩千年前一個漢朝的皇子說過的相當模糊籠統的話嗎？但是在經歷過二十年極左路綫之後，又有多少中國人不懂得它在生活中到底是什麽意思呢？
比良心和責任更具體一些的是，哈維爾特別強調公民和公民意識，這未免使我感到一絲悲哀。我在二十多歲時曾當過一陣公民教員。在去年有次討論政治改革的會議上，我說，如果一個人還能有下一輩子，那麽我的最高願望是當一輩子公民教員。因為我知道在我們這個國傢，要養成十來億人民的公民意識，即使現在馬上着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趕上先進國傢。
哈維爾深受後現代主義的影響，因此行文晦澀冗雜，但是即使如此，讀他的著作也不能不感到一種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就在他出任總統時的就職演說——《人民，你們的政府還給你們了》——中，他在歷數國傢面臨的問題之後說：這些都還不是癥結所在。當前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生活在道德淪喪的環境中，我們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應心對我們來說已習以為常。我們已學會不相信任何東西，不再關心別人而衹顧自己…··（我這樣說時）我針對的是我們所有的人，因為我們全都已經習慣了，適應了這個極權制度，接受了這個制度是不可改變的事實，從而成全了它的運行。換言之，我們大傢都多多少少對這部極權機器之得以運行負有責任。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僅僅是這部機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運行，我們每個人都 曾出了一份力。
這些話同我們二十多年前還想要“解放全人類”的橫霸之氣和現在侈談中國哲學“可以拯救全世界”的虛驕之氣相比，反差何其鮮明！
他在肯定民主自由已經在勝利中之後又說：
“但是人間天堂還沒有得勝，它將來也不會得勝。衹有那些相信自己瞭解一切，相信在自己之上再沒有更高的主宰，相信自己可以操縱歷史的人才會安於得勝的觀念。人間天堂還沒有得勝。我們前面還有許多睏難的時刻，得勝的衹是一個真正的希望。”
對最高的存在的謙卑永遠是哈維爾哲學的一部分，也應當是每個人的哲學的一部分。哈維爾的反政治的政治當初甚至反對組織政黨，反對提出政綱，他唯一的主張就是人人憑自己的良心說真話，做實事，不過他始終強調要“幹”。他說：每件事情堅持或失敗就在於“幹”……。事情在“幹”，原則上總比“不幹”要強。他在給妻子的有一封信裏說：“我可以以我認為合適的的方式行動。我深信每個人都應該這樣，即擔負起自己的責任。有人會反對說這沒有用處。我的回答十分簡單：有用。”
這段話也許是哈維爾對現在在中國紅極一時的捷剋流亡作傢米蘭·昆德拉的又一次答復。昆德拉曾經認為哈維爾他們所幹的不僅徒勞無益，而且衹是為了表現自己，也就是出風頭。但是歷史在僅僅幾年之後證實了哈維爾的行動的價值：“有用”。
中國現在正處在後極權時期，哈維爾的思想和實踐對我們中國人有什麽藉鑒和啓發呢？
——後極權主義時代的人生哲學《哈維爾文集》序
李慎之
捷剋現任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是我們時代傑出的思想傢。他首先以戲劇傢著名，後來又成為突出的異議人士、哲學家，最後因為一九八九年底柏林墻被推倒以後捷剋斯洛伐剋與一係列中東歐國傢發生革命而被推為總統，到現在已經九年了。
雖然他擁有極其耀眼的頭銜，但是歷史將永遠記得他是一位促成了後極權主義結束的思想傢與實踐傢。他最大的功績就在於教導人們如何在後極權主義社會尊嚴地生活，做一個真正的人。
哈維爾出生於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不到兩年半，希特勒的鐵騎就占領了他的祖國。他十二歲的時候，也就是一九四八年，發生了二月革命。因此，哈維爾一生迄今為止六十二年的時間絶大部分都是在右的和左的極權主義之下度過的。雖然他幾乎沒有過過比較正常的生活，但是由於良知，由於他相信“潛藏於人民心底的人道的與民主的傳統”，他還是能夠對極權社會作出深刻的反思與批判，為爭取真實的生活而奮鬥。他堅持不懈地這樣做了，終於成功了。
哈維爾成年之後大部分時間所生活的社會是他所謂的“後極權社會”。哈維爾所用的“後”是西方文字中的POST，即後工業化社會與前工業化社會之“後”，相當於“在……之後” 的“後” 。 但是， 我認為這個“後”在西方文字中應是與EARLIER相對的LATER，相當於前漢與後漢之“後”。因為哈維爾所說的極權主義社會與後極權主義社會，在道統上與法統上並無改變，在性質上也沒有本質的區別，而且如果把他所描述的社會認為是極權主義之後的社會，那末捷剋在一九八九年底革命成功，他出任總統以後的社會，如果不算做極權主義之後的社會又是什麽社會呢？
還有一點，我對捷剋的歷史近乎無知。我不知道那裏的後極權主義應當從什麽時候算起。哈維爾的文章裏有一處把一九五六年人民起義被鎮壓以後的匈牙利稱做後極權社會。如果那樣，那麽在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給被處死的捷共原總書記斯蘭斯基平反以後的捷剋就也可以算作後極權主義社會了。但是捷剋情況的復雜之處在於它在一九六八年曾有一個被稱為“布拉格之春”的杜布切剋執政時期，後者很快又因為蘇軍的鎮壓與占領而歸於消失，哈維爾的論文絶大部分都是在那以後寫的。在哈維爾的心目中，是不是一九六八年以後的捷剋纔算進入了後極權主義的時代呢？
除了在用辭上我不能不提出異議和在時代劃分的界限上有一點不明白而外，我完全同意哈維爾對後極權主義社會所作的描述與分析。
什麽是後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就是極權主義的原始動力已經衰竭的時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車禍去世的蘇聯作傢阿爾馬裏剋的話來說，就是革命的“總發條已經鬆了”的時期。權力者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前輩所擁有的原創力與嚴酷性。但是制度還是大體上照原樣運轉，靠慣性或曰惰性運轉。權力者不能不比過去多講一點法製（註意：絶不是法治），消費主義日趨盛行，腐敗也愈益嚴重。不過社會仍然是同過去一樣的冷漠，一樣的非人性，“權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這個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穩定”。而為了維持穩定，它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慌言。彌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彌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
哈維爾屢次以下面的一個案例來開始他的分析：
某一個蔬菜店的經理在他的櫥窗裏貼了一個標語：“全世界無産者，聯合起來！”他這樣做的目的何在，他究竟要嚮人們傳達什麽信息？他是否對全世界無産者的大聯合真的十分熱衷？他當真覺得他的熱情強烈到非得讓公衆都瞭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過，這個大聯合該怎麽實現，實現了又怎麽樣？
哈維爾斷言：大多數商店經理對於櫥窗上的標語的意義是從來不會過問的。
標語是上面批發蔥頭和鬍蘿蔔時一起發下來的，經理衹有照貼不誤，否則便會有麻煩。他這樣做不過是表示“我，某某經理，懂得自己該作什麽，是個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應該過上平安日子。”如果這個經理奉命貼上另外一條標語：“我膽小怕事，最守本分。”雖然意思是真的，但是經理倒不會無動於衷，因為這樣做就表示了他是一個怯懦的人，而這有辱他做人的尊嚴。因此這個經理貼“全世界的無産者，聯合起來！”的標語，可以掩蓋他唯命是從的可鄙的心態，同樣也掩蓋了權力的可鄙的基礎。“它用某種高等的東西掩蓋基本的現實。這個高等的東西就是意識形態”。
為什麽一個蔬菜店的經理會被編織進意識形態的網中？因為恐懼。每個人都有東西可以失去，因此每個人都有理由恐懼：
“因為恐懼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學老師講授他自己並不相信的東西，因為恐懼自己的前途不穩；學生跟在老師後面重複他的話，因為恐懼自己不被允許繼續自己的學業； 青年人加入共青團參加不論是否必要的活動。在這種畸形的制度下 ，因為恐懼自己的兒子或女兒是否取得必要的入學總分，使得父親采用所有責任和‘自願’的方式去做每一件被要求的事。恐懼拒絶的後果，導致人們參加選舉，給推薦出來的候選人投票，並且假裝他們認為這種形同虛設的走過場是真正的選舉。出於對生計、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懼，他們投票贊成每一項决議，或者至少保持沉默。……”
怎樣才能打破這種出於恐懼而憑藉謊言生活的現實？
哈維爾的答案十分簡單：“在真實中生活”，或曰“在真理中生活”， 西方文字是LIVING IN TRUTH！
這話看起來太理想，太虛無飄渺，但是我倒也不想建議譯者改變譯文，因為如果用大白話來說，無非就是“過說真話的日子”或者是“生活在真話中”，“做一個說真話的人”而已。
不要把這樣簡單的話的涵義看得太簡單了。
在哈維爾看來，“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麽在真話中生活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正因為如此，這種罪行受到的懲罰比任何其他罪行更嚴厲。”說真話，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說話行事，這對極權主義是極其可怕的事。“真理的細胞逐漸浸透到充斥着謊言的生活的軀體之中，最終導致其土崩瓦解。”說真話的威力被哈維爾比喻做安徒生的童話《國王的新衣》裏那個首先衝着國王叫“他光着身子呢”的小孩子一樣，能得到所有的人道義上的支持，因此是威力無比的。
正因為如此，哈維爾說：“時機一旦成熟，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個整師的武裝。這股力量並不直接參與權力鬥爭，而是對人的存在這個難於揣測的領域發生影響（難以預料的是在何時、何地、何種情況下，和多大程度上這種影響得以産生）。一場突然爆發的社會動亂，表面上鐵板一塊的政權內部的劇烈衝突或者社會和文化界氣候發生無法壓製的轉變。因為所有的問題的關鍵被謊言厚厚的外殼掩蓋着。我們無法弄清楚什麽時間那最後一刻會來，那最後的打擊會來。”
哈維爾相信一定會來而又無法預言的最後打擊終於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到來了。
哈維爾的主張實際上是“人人說真話，人人做實事”。除此之外，他還加上了第一次大戰後捷剋斯洛伐剋第一任總統馬薩裏剋的號召：“從小處着手！ ”這是人人可以做到的，或者可以爭取做到的。這就是哈維爾所說的“無權者的權力”。
哈維爾很少研究和分析前期極權主義社會的結構和運作情況。在那個時期，生活的邏輯是“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我開腔，我一定滅亡。”例子多到不勝枚舉，布哈林、季諾維也夫還有哈維爾本國的斯蘭斯基都是的。哈維爾應該能夠認識到，從那個時代轉變到人們多少可以爭取“說真話”，“從小處着手”，橋下流過的水（不，是血）已經很多了。既然歷史已經走到後期極權主義社會，那麽也就可以套用中國人十分熟悉的雪萊的詩句：“如果鼕天已經到來，春天還會遠嗎？”
人們說真話，動因是什麽？哈維爾回答說：“良心”。
他認為政治不應僅僅被理解為對權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製人的權術和伎倆。也許陰謀可以使得某個人登上某個寶座，但這也就是他成功的頂峰了，因為不可能以陰謀改進和推動社會。在哈維爾看來，“政治是求得有意義的生活的一種途徑，是保護人和服務人的一種途徑”。“我們必須相信我們良心的聲音，甚於所有抽象推論的聲音，不去捏造任何企圖超越於良心的呼聲上的責任”。換言之，人們有權拒絶為適應政治需要而壓抑自己內心深處感到的道德要求。
在這裏，哈維爾有兩層意思：一層是針對後極權社會的。因為那是一個荒誕的道德淪喪的社會，要擺脫那樣一個社會，“必須回到政治的原點——有個性的個人，必須喚醒個人的良知” 。 另外一層是針對歷史翻轉以後的社會的。他的觀點是：“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像的最好的民主機構，如果不是由人性的和社會的價值所支持，也將不能在自身之內保證其合法性。”“沒有共同擁有的和普遍樹立起來的道德價值和責任，也就沒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場經濟也不能恰當地運轉。”
自從馬基雅維利以來，西方政治學一直把政治定義為權力的遊戲，而哈維爾卻提出要以道德，以良心作為政治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正因為如此，他把這樣的政治叫做“反政治的政治”。
“反政治的政治”初見於一九七七年的“七七憲章”。哈維爾是憲章的發起人之一，大概這個詞兒就出自他筆下，至少反映了他的思想。
幾十年間，哈維爾就是憑藉無權者的權力取得了行使反政治的政治的權力。人們現在期待他倡導的反政治的政治能取得進一步的成功。
哈維爾最初以荒誕劇作傢成名，我對他的劇作沒有看過一個字，因此也不能贊一字。但是我知道他所以要寫荒誕劇就是要在這個荒誕的世界上尋求意義。他的一生是追求意義的一生。
為了這種執着的追求，哈維爾曾多次被捕，幾度入獄，甚至在他當總統那一年的上半年也基本上是在牢裏度過的。他說：“監獄生活是我人生道路上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一個階段”。也許，他在一九七九年底到一九八三年初最長的一段鐵窗生涯期間給他的妻子奧爾加寫的幾百封信是他的哲學思維和生命體驗的最集中的呈現。如他自己所說：“這些信使我有機會用一種新的方式審視自己，並且檢驗我對人生根本問題的態度。”
因為，在哈維爾看來，他所處的後極權主義的世界是一個荒誕的世界。它是無姓名的，無面目的，沒有個性化的人，沒有“我”的。“人民”代表了一切，頂多再加上“祖國”、“階級”這麽幾個詞兒。因此，哈維爾直探本源，追求存在的意義。他說：“衹有我們從存在中分化出來，進入異化的世界，我們才能認識到存在的根源”。從存在分離出來的“我”，“衹能通過他自己在這個現實世界的存在，接近他所追求的那種存在（即存在的完整性）”。這些話也許有些拗口，但是其實同中國古代哲學所說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即是“分分不已”的命題相去並不很遠。世界各種哲學的初始命題和終極命題，大致都應該是差不多的。
哈維爾並不諱言他對存在有一種神秘的信仰。他說：“追求存在，作為一種精神狀態，也可以理解為一種信仰。一個追求存在的人在本質上就是對生活、世界、道德、事物的意義，對他自己持有一種信心。希望、驚奇、博愛、對存在的神秘性的本能的尊重，這一切揭示了他與生活的關係。”他還相信有“一個無所不在，絶對存在的地平綫，……它存在於任何事物的背後，又居於任何事物之上 ”。對此，人們永遠應當謙卑。
我們中國人幾十年來飽受唯物主義的思想訓練，也許會不習慣於哈維爾很少提到但是决不諱言的對神的信仰。 其實，中國哲學中本來有“敬畏天命”的傳統 。這是一切深思的人都不能回避的問題，衹是，也許是受了“無法無天”的思想的影響，近年來有人以“與自然交朋友”來對“天人合一”作極其庸俗的解釋， 使我們對中國哲學中最深刻的神秘性越來越生疏了。
哈維爾在存在與人的關係中看到了良心（即良知）這是我們中國人不難理解的。“天地良心”，“人心通於天心”，“良心即天理”這樣的話現在還存在於人們的口上筆下，可悲的衹是，這樣說，這樣想的人越來越少了。哈維爾的特異之處是他從人的同一性（IDENTITY，我譯“自性”）中看到了人的責任，每一個人對萬事萬物的責任。良心和責任構成了他的哲學的核心。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話“非常籠統、模糊和不現實”但是他保證“所有這些看上去樸素的字句來源於非常具體的對世界的經驗”。“實事求是”不也僅僅是兩千年前一個漢朝的皇子說過的相當模糊籠統的話嗎？但是在經歷過二十年極左路綫之後，又有多少中國人不懂得它在生活中到底是什麽意思呢？
比良心和責任更具體一些的是，哈維爾特別強調公民和公民意識，這未免使我感到一絲悲哀。我在二十多歲時曾當過一陣公民教員。在去年有次討論政治改革的會議上，我說，如果一個人還能有下一輩子，那麽我的最高願望是當一輩子公民教員。因為我知道在我們這個國傢，要養成十來億人民的公民意識，即使現在馬上着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趕上先進國傢。
哈維爾深受後現代主義的影響，因此行文晦澀冗雜，但是即使如此，讀他的著作也不能不感到一種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就在他出任總統時的就職演說——《人民，你們的政府還給你們了》——中，他在歷數國傢面臨的問題之後說：這些都還不是癥結所在。當前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生活在道德淪喪的環境中，我們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應心對我們來說已習以為常。我們已學會不相信任何東西，不再關心別人而衹顧自己…··（我這樣說時）我針對的是我們所有的人，因為我們全都已經習慣了，適應了這個極權制度，接受了這個制度是不可改變的事實，從而成全了它的運行。換言之，我們大傢都多多少少對這部極權機器之得以運行負有責任。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僅僅是這部機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運行，我們每個人都 曾出了一份力。
這些話同我們二十多年前還想要“解放全人類”的橫霸之氣和現在侈談中國哲學“可以拯救全世界”的虛驕之氣相比，反差何其鮮明！
他在肯定民主自由已經在勝利中之後又說：
“但是人間天堂還沒有得勝，它將來也不會得勝。衹有那些相信自己瞭解一切，相信在自己之上再沒有更高的主宰，相信自己可以操縱歷史的人才會安於得勝的觀念。人間天堂還沒有得勝。我們前面還有許多睏難的時刻，得勝的衹是一個真正的希望。”
對最高的存在的謙卑永遠是哈維爾哲學的一部分，也應當是每個人的哲學的一部分。哈維爾的反政治的政治當初甚至反對組織政黨，反對提出政綱，他唯一的主張就是人人憑自己的良心說真話，做實事，不過他始終強調要“幹”。他說：每件事情堅持或失敗就在於“幹”……。事情在“幹”，原則上總比“不幹”要強。他在給妻子的有一封信裏說：“我可以以我認為合適的的方式行動。我深信每個人都應該這樣，即擔負起自己的責任。有人會反對說這沒有用處。我的回答十分簡單：有用。”
這段話也許是哈維爾對現在在中國紅極一時的捷剋流亡作傢米蘭·昆德拉的又一次答復。昆德拉曾經認為哈維爾他們所幹的不僅徒勞無益，而且衹是為了表現自己，也就是出風頭。但是歷史在僅僅幾年之後證實了哈維爾的行動的價值：“有用”。
中國現在正處在後極權時期，哈維爾的思想和實踐對我們中國人有什麽藉鑒和啓發呢？
作者：哈維爾
——理解哈維爾
徐友漁
哈姆萊特是莎士比亞最著名的劇作中的最著名的角色，瓦茨拉夫·哈維爾是當代捷剋劇作傢、思想傢。我在閱讀哈維爾的作品時，常常由他想到了哈姆萊特。一個是經典劇作中的虛構人物，一個是現代荒誕派劇作傢；一個是為報殺父霸母之仇的王子，一個是在世紀性巨變浪潮中成為國傢領導人的公衆人物，二者有何關係？我看到的共通之處是：對存在的意義的不斷追索，對人間苦難悲天憫人的情懷，對流俗之見的質疑和挑戰，對當下經驗的超越。
在人們的印象中，哈姆萊特是延宕不决的典型，他遇事不能决斷，永遠沉浸於對自己的提問：“活，還是不活，這是一個問題。”其實，哈姆萊特並不缺乏行動的大智大勇，他要在行動中探求人生或存在的根本意義，他眼神迷茫，實際是力圖從周遭的紛擾中求索善惡的本質，他視自己面臨的血海深仇為小惡，斷定整個世界不過是一座太監獄。
哈維爾也是如此，他從社會生活的表面穩定和物質性追求與滿足中洞察全民族道德和精神的墮落與衰朽，他鄙棄經世不變的格言：“政治即權力的藝術”，他在鬥爭中堅守良心的維度，在行動中體現存在的意義。
當然，哈維爾並不全然等同於哈姆萊特，他並不時時耽溺於內心的思索與獨白，而總是體察社會生活的脈動，他長於自省，但行動上並不猶豫反復，他是有血有肉的劇本人物——他的劇本，莎士比亞的劇本——即典型的理想人物，他的生活曾與舞臺相關，然後從舞臺走嚮世界。
存在與責任
和哈姆萊特一樣，哈維爾始終擺脫不了“活，還是不活”這種問題的糾纏，他認為，人與動物——它們僅僅受生存本能的支配——的根本區別是用下面這個簡單的問題即對生存本能質疑：是否真應該活着，如果是，那又是為什麽？他知道，人們會找出各種理由，有物質方面的、有精神性的、有鄙俗的、也有理想的、說明生命值得留戀。哈維爾不滿意這樣的回答，因為上述種種生活的內容既可以賦予生命以意義，也可以使這種意義喪失，既可以成為活的理由，也可成為不活的理由，他不要從生活裏各種具體的價值和理想中找理由，而要人作為這些價值和理想主體即人類存在中找理由。
生活不時會給人極大的樂趣，使人自發地感覺到生命是有意義的，但這些事情不過是漂浮的虛無海洋上的“意義的島嶼”，其間的間隔會對意義構成威脅。另外，對生活中的樂趣也可以追問：“這又怎麽樣呢？”哈維爾感興趣的不是這些隔絶的島嶼，而是它們的底層，他想知道它們實際上是不是連綿的海底山脈的可見峰頂。
哈維爾的思考過程極其艱苦、麯折，他的結論具有形而上學的抽象性，晦澀性甚至神秘性，但思路還是清晰的。他認為，雖然人具有獨特性，即衹有人才是自己嚮自己發問的存在物，但他同時認為人在意義問題上並無特權，“歸於生命的每一種，‘存在性’意義在本質上都意味着與‘意義的總體’的神秘性，即存在的意義相關……”人應該與宇宙達成新的、深刻的、充分的統一。並不僅僅是我們渴望與存在的意義相關，存在的意義本身也趨赴我們。
在哈維爾的抽象思辯中，人生的意義和存在本身的意義是相通的，另一方面，人又是這樣一種奇特的存在物，被拋嚮存在的根源處和被拋嚮現實世界不是獨自分離的兩回事，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回事。“如果我們不是起源於存在，我們就不能得到被拋入現實世界的經驗，而如果我們不是存在於現實世界，我們便不能得知源於存在的經驗，”這就是人與存在的異化：不能停留於原地，要通過與現實世界的遭遇來規定自己，實現自己。
由此産生了哈維爾長久思考，總是對於他視野中心的另一概念：責任。在他看來，責任是人的身份 (IDENTITY，又叫“認同”，即人之所以為人，人區別於共他存在物的特性) 生成、持續和消亡的基本點，它是基石、根本、重力的中心。什麽是責任？說到底這是人與現實的二元關係：負責任的人和他對之負責任的人與事。
責任從何而來？宗教信徒將其理解為他與上帝的關係，其他人將其歸結為人與社會的關係：它來自教育、文化、傳統，等等。這些回答都不錯，但哈維爾並不滿意，他認為這是把責任（此處有缺漏）我曾說過，“人的身份不是一經選定就終生不變的道路，相反，它要不斷地重新確立。事實上，人永遠是‘無牽無挂的’，我說這話時想到的是，信念是一種精神狀態，不能具體化為完滿的，一旦得到就再也不變，不再成問題的東西，如果是這樣的東西，它就衹要求人們為此奉獻，而不要不斷地返回到出發點。“如果是這樣，就不是信念，而是狂熱的盲信，它對思想懶惰、性格懦弱的人有極大的誘惑力。還有這樣的人，”雖然可能本來確實不願意背離存在，但十分缺乏知識和道德的勇氣(包括不隨大衆特立獨行的勇氣)，沒有這種勇氣是不能真正面嚮存在的。抗拒不了自我欺騙的吸引力的人以特別極端的方式面嚮存在，在此假象之下卻掩蓋着對現實世界的屈服。這種人所做的是‘緊隨觀念’，盲目地為之服務……一個人越是狂熱盲信，他的‘信念’就越容易轉嚮另外的目標：可以在一夜之間變成信奉上帝，反之亦然，但獻身的激情卻是不變的。”
狂熱盲信使生活簡單，因為對意識形態、教義和宗派的熱愛代替了對真理、自由和正義的熱愛，對一個目標的熱愛代替了對人民的熱愛，但代價是對信念的毀滅，悲劇發生了，本來是要承擔和解救世界的苦難，結果則是增加了苦難，狂熱和盲信者參與了鎮壓民主和大屠殺，衹有在這時人們纔發覺事情不對，但為時已晚。
對於哈維爾來說，他的信念出自自身的力量，出自對生命意義的理解，而不是出自傳統的樂觀主義，即相信“一切都會好起來”。廉價的樂觀主義者可以被一個外在的偶然事情推入悲觀的深淵，他們總是在熱情澎湃與虛無主義之間循環。哈維爾認為，他比大多數人更少幻想，因為他有信念，他不是對勝利抱有信心，而是相信生活。他不在乎世界上發生了多少事，衹對事情是否有意義和有什麽意義感興趣，他認為，沉默地、始終不渝地支持自己的立場，比高聲喧嘩又很快放棄要好得多。
荒謬感
哈維爾被人們認為是荒誕派戲劇傢，當有人問到他的荒謬感和戲劇創作的關係時，他回答說，這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他強調意義與荒謬的互補性：荒謬即缺乏意義，這種感受愈深，對意義的追求就會愈積極；沒有同荒謬的經驗作殊死搏鬥，就沒有要追求的東西；沒有對於意義的內心深處的渴求，就會被無意義所傷害。
哈維爾曾經深入地談起自己對於荒謬的體驗：“人們可能以多種方式體驗到荒謬：通過個人的自省，或通過交談；它可能是一陣強烈而短暫的情緒，也可能是人一生中深刻的、主導性的情感。雖然不能說荒謬感是我最強烈、最深刻和最基本的感情，但我覺得自己一直有看到世界荒謬一面的強化傾嚮，因此我可能比別人對這種情緒更為敏感。”“在我的理解中，荒謬感决不是對生命的意義失去信念的表現，恰恰相反，衹有那些渴求意義的人，那些把意義當作自己存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的人，才能體驗到缺乏意義是痛苦的，更準確地說，衹有他們才能領悟到這一點，在令人痛苦的意義缺失狀態，它反而比在其理所當然、無可置疑存在時更真切地呈現出來，就像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麽是身體好一樣。我認為，真正的無意義和真正的無信念表現得不大一樣，後者表現為冷漠、無情、自暴自棄，把存在降低到植物水平。換句話說，體驗荒謬與體驗意義密不可分，衹有荒謬是意義的另外一面，就像意義是荒謬的另外一面一樣。”
由此看來，對於荒謬，哈維爾這位荒誕派戲劇傢和某些中國小說傢的理解大不相同，對他而言，荒謬是令人痛苦、焦慮、理不當此的事，對某些中國作傢而言，荒謬是世界的常態，是免去人的責任、令人寬慰的事，對哈維爾而言，荒謬和意義之間是一種既分又合、相離相依的辯證關係，而在某些中國小說傢筆下，二者的關係不過是有你無我、相互否定。
哈維爾下面的話更能證明上面對他的理解：“荒謬是這樣的體驗，某種東西有意義、應該有意義或本來能夠有意義，即它本質上是人性的，但它卻全然沒有意義，或喪失了意義。因此，荒謬是體驗到與存在脫離接觸，體驗到賦予意義的力量的瓦解，體驗到一種人性，它發現它欺騙了自己，‘迷失了方向’——正因為如此，它回歸自己正確的道路：意識到意義的缺失，渴望意義自己再次出現……荒謬是體驗到面對存在之‘我’與屈服於現世存在之‘我’的對照，是體驗到孤獨之人與他自身的對照……在荒謬中，世界的異化並不是必需的，我們並沒有被‘先在地’拋入荒謬中，相反，荒謬是這樣的東西，它並不已然存在，而我們將自己拋入其中。難道這不正是真正的荒謬開始之處？”
因為持有上述見解，哈維爾主張，不能把荒謬當成先天消極，甚至應當嚴加斥責的東西，在某些地方，荒謬的體驗可以推動事物前進。在許多情況下，正是這種對於世界的疏離和異化的感覺，這種拋棄了舊有的俗套體驗的感覺，打開了新鮮、銳利而有洞察力的眼界，這獨具一格的眼界使我們直面真理，並通過它的懷疑能力衡量出意義的真實份量。
生活在謊言還是真實中
哈維爾並不生活在精神世界和內心生活中，他關註現實，積極參與政治活動。與一般政治傢或政治活動傢不同，他從精神層面看待政治，以道德的標準評判社會和政治生活，他鬥爭的目的是人性的回歸。
1968年，以蘇軍為首的華沙條約國部隊突然襲擊，侵占了捷剋斯洛伐剋，“布拉格之春”被扼殺，推行改革的總書記杜布切剋被擄掠，然後靠邊。靠坦剋維持的蘇式政權大搞清洗和逮捕，然後推行“正常化”。表面安定的局面有了，人們噤若寒蟬，但這死水一潭的局面對整個民族意味着什麽呢？
1975年4月， 哈維爾寫下了緻總統鬍薩剋的公開信，揭示安定掩蓋下的危機和全民族付出的道德代價。哈維爾在信中說，如果衹看日常生活的表面，衹從統計數字和官方報告來衡量，國傢成功地獲得了安定，但如果從社會的道德與精神復興，人性和自由的擴展，人的尊嚴的提高這種角度看，社會並不是安定的，而是處於空前的危機之中。因為人民對政府的服從、社會表面的團结，根源衹是人們的恐懼。他們重複自己並不相信的話，做自己並不情願的事，是因為在這個國傢幾乎每個人都有生存的壓力，在本質上都很脆弱，容易受到損害，都有可失去的東西，因此每個人都有理由感到擔憂和恐懼。
與恐懼相聯繫的是善惡觀的淪喪和言不由衷。“在這些情況下，政府工作人員上上下下都在搞腐敗，他們隨時隨地敢於公開收受賄賂，寡廉鮮恥地為一己之私利和貪欲行事，這種情況在最近10年達到了空前的程度。現在真正相信官方宣傳和盡心支持當局的比任何時候都少，但虛偽之徒的人數卻在穩步上升，以至於每個公民都不得不變得口是心非。……無望導致冷漠，冷漠導致順從，順從導致把一切都變成例行公事——有人把這當成'群衆投入政治'的例證，現代的‘正常’行為的概念就是由這一切構成的。這個概念實質上是極可悲的。”
哈維爾指出，人們愈是徹底放棄全面改革的希望，不再對超越個人的目標和價值感興趣，放棄“嚮外”發揮影響的機會，他們就愈加把精力轉嚮阻力最小的方面，大練“內功”，把心思用在家庭、居室方面。他們裝修住宅、購別墅、買小車，他們滿意地享受着選購這種牌子或那種牌子的洗衣機、電冰箱的自由，而沒有分享經濟决策、參與政治生活和發揮才智的自由。人們把真實生活的無可奈何的替代方式當成人性的生活。當權者對待這些衹能自保的生物采用的手段是有效的，他們選擇了最不費力的路，但完全忽視了他們必須付出的代價——對人格的粗暴踐踏和對尊嚴的無情閹割。
哈維爾尖銳地指出，秩序建立了，但代價是精神的麻木、心靈的寂滅，表面的安定取得了，但代價是社會的精神和道德危機。人們匆匆放棄昨天還拒絶放棄的立場，社會良知昨天還認為不好的事，今天便被理解，明天就被視為理所當然，後天就成了楷模。在最近幾年，對於什麽是“自然的”和“正常的”，人們的評價不同了，社會的道德態度變了，這種變化比想像的更為嚴重，因為人們日趨麻木，對麻木的自知力也在下降。“誠然，國傢有安定的局面。但難道你不會說，它安定得像停屍房或墓地？”
在《無權勢者的權力》一文中，哈維爾用“後極權主義”來指稱他所在的制度，“後極權”並不表示不極權，而是說它與古典的極權方式有所不同。其特點之一是，這個制度起源於一個社會運動，它宣稱對於歷史發展和社會矛盾有“正確認識”。簡言之，後極權主義十分依靠意識形態，它的原則是將權力中心等於真理的中心。“在這個制度下，生活中滲透了虛偽和謊言；官僚統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名義下被奴役；把徹底使人渺小說成人的完全解放；剝奪人的知情權叫做政令公開；弄權操縱叫做群衆參政：無法無天叫做遵法守紀；壓製文化叫做百花齊放；帝國影響的擴張說成是支援被壓迫人民；沒有言論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鬧劇式的選舉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殺獨立思考成了最科學的世界觀；軍事占領成了兄弟般的援助。因為政權成了自己謊言的俘虜，所以它必須對一切作偽。它偽造過去，它偽造現在，它偽造將來。它偽造統計數據。它假裝沒有無處不在、不受製約的警察機構。它假裝尊重人權，假裝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裝什麽也不怕，假裝從不做假。”哈維爾的深刻之處在於他指出，後極權制度的出現和存在，並非歷史的錯誤，而在於現代人性中，明顯地有使得這個制度産生，至少是容忍這個制度的傾嚮。“人們被迫生活在謊言之中，但他們能被迫這麽做，衹是因為事實上他們可以這樣活下去。因此，不僅是這制度使人性疏離，同時，是疏離的人性支持了這制度……這成了人性墮落的寫照。人們作為人失敗了的見證。”
哈維爾主張反抗謊言，應付人性和道德危機的方式，就要鼓起勇氣真實地生活。這是要重新承擔責任，從自身條件出發，不放過每一個自由表達生命的機會，不指望今天的犧牲能帶來明日的收穫，人們衹能管耕耘，而不能問收穫。
道德與政治
蘇聯入侵以及隨之而來的高壓，毒化了社會生活的空氣，使人精神退化、心靈萎縮。哈維爾認為，社會和民族面臨的不僅是政治危機，也是道德危機。隨後爆發的“七七憲章運動”——哈維爾是其主要的領導者——目的不是要為危機求得政治解决，而是要表明一種道德立場。他強調，運動不是出自理智的計算，而是受良心驅使。這是公民對道德墮落真心實意的反應，堅持要憑自己的良心行事，反抗壓力，衝破個人利益和恐懼的約束，重新像一個人那樣挺起腰來。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者，那些剝奪了言論和行動自由的人，正在擡起頭來、拒絶謊言、勇敢地行動，力圖行使做一個負責任的人的權利，恢復人的尊嚴和身份。
為什麽這場運動的目標不是政權？哈維爾回答說，權力從來不會獨自存在，它支配人也來源於這些人。他說，我們這個社會的權力運作，並不簡單地是一些人以赤裸裸的權力支配另一些人，每個人都被迫成為權力機器上的一個部件，因此常常很難指出誰要為政權的所作所為負責。在每個人的內心深處，他一方面是奴僕，畏上司，另一方面又是奴隸主，想踐踏下屬。專製制度就是以這種方式把整個社會納入它的係統，使人不僅是它的受害者，又是創建者；人們既是囚徒，又是獄吏。當然，在參與和協助的同時，人們也有反叛之心。
在哈維爾看來，“七七憲章”運動的特色是公民意識的再生，是公民良知和自覺的蘇醒。沒有公民就沒有政治，政治不能刷新公民操守，相反，公民操守是政治的前提。這就像建房不能從屋頂開始，衹能從地基造起一樣，憲章運動出現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自由和權利是不可分割的：一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受到侵害，這意味着全體人的自由和權利受到威脅，如果一個社會人們因冷漠而孤立，對身邊發生的剝奪與迫害漠不關心，那麽任何人都休想從壓製中解放出來。
哈維爾申明，他所參與和領導的運動是要影響社會，而不是權力結構，它要嚮社會隱蔽的領域發出呼籲，指出人和社會的出路是生活在真實中。他把自己所欲達到的深刻變革稱為“存在的革命”，它應為社會和道德重建提供希望，這意味着要完全更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建成一種任何政治秩序都無法代替的“人性秩序”。
在這個制度之下，各種組織結構將由新的精神即人性因素發展起來，而非出於形成特定的政治關係和保證，問題是要復興諸如信任、開放、責任、團结、愛等價值。他表示，他衹相信那些目的不是在技術方面行使權力，而是追求行使權力的意義結構，它們結合在一起是因為對於某些共同體的重要性具有的感情，而不是對嚮外擴張具有共同的野心。這些結構是開放、動態、小型的，完成目的之後就會自行消失，不應該建基於悠久而空洞的傳統，不是為形成組織所作的戰略性結盟。衹有以共同體中每一個成員的充分存在為基礎，才能保證極權主義不會在不知不覺中蔓延。這些結構應該作為真正的社會自控組織的産物從下面自然地發展出來，它們應該同産生了自己的真實需要不斷對話，以獲得生命力，一旦這些需要不再存在，這些結構也要消亡。
當哈維爾發表上述見解時，他是被體製排斥的知識分子。若幹年後，他還能不能堅持以前的道德理想呢？他是在竭力做到這一點，在一篇為《政治、道德與教養》的文章中，他說：“我有責任再三強調所有政治的道德根源，重申道德價值與標準在所有社會生活領域，包括經濟活動中的意義。”他批駁衹用暴力革命和政權轉移來解釋歷史的觀點，說前政權是被生命、思想和人類尊嚴推翻的，“有人仍然宣稱，政治主要是操縱權力和輿論，道德在其中無容身之地，這樣說的人根本不對。政治陰謀其實不是政治……一個也許參與搞陰謀輕易當上總理，但他的成功也就是到此為止；人要使世界變得更好，不能靠搞陰謀……真正的政治——配得上政治這名稱，我唯一願意投身的政治——就是服務於周圍的人，服務於社會，服務於後代，政治最深的根基是道德……”
他在談到自己從政後的體驗時說：“儘管我每天都面對政治煩惱，但我仍然深信政治從根本上說並不是不光彩的事。要說不光彩的話，那也是不光彩的人弄的。我得承認，比起人類活動的其他領域，政治更能誘使人做出不光彩的事，因此它對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要說政治傢必須撒謊或搞陰謀詭計，那是完全不對的，有人散布這種說法是想打消別人參與公共事務的興趣。”
哈維爾堅信，“如果我們不建設一個人性的、道德的、尊重智慧、精神和文化的國傢，我們决不能建立於一個基於法治的民主國傢。如果不以某種人性的和社會的價值為基礎，最好的法律和設想得最好的民主機製也不能在自身之內保障法治、自由和人權……沒有共同擁有和廣泛確立的道德價值和責任，就沒有法律、民主政府，甚至市場經濟也不能正常運行。”
社會轉型和市場經濟
政治的巨大變化把哈維爾推上了重要位置，他執政期間，捷剋的經濟體製緩慢地、相對於其他國傢較為穩妥地由計劃和中央集權型轉變為以市型為主的多元經濟。最令人註目的地方是，這個國傢的體製轉軌在社會公正方面引起的問題是最小的。這當然是全體人民和經濟專傢共同努力的結果。而哈維爾的有關思想和言論，也是這個較平穩地發生根本變化的過程的一面鏡子。
在發表於1991年的“我相信什麽”中，哈維爾從原則上闡明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和舊體製的弊病。他說，雖然他一直有社會主義傾嚮，但他知道唯一行得通的經濟制度是市場經濟。這是唯一自然的、可以導致繁榮的經濟，因為衹有它反映了生活自身的性質，生活的本質具有無限的、不可捉摸的多樣性，因此它不能被任何集中性質的智力所包容和計劃。企圖把所有經濟産體聯合起來，置於國傢這個唯一的超級所有者的權威之下，使全部經濟生活聽命於中央(它自以為比生活本身還要高明)的聲音，這是企圖反對生活本身，這是現代人僭妄的極端表現，他以為自己對世界有透徹的瞭解，處於創造的頂峰，因此能夠支配全世界，他不知道自然、宇宙和存在和秩序是無限復雜的結構，他自己衹是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舊體製之下的經濟産生於一種狂妄自大的、烏托邦的理性，它使自己凌駕於一切事物之上，當這種烏托邦理性付諸實施時，它肅清一切與之不合的東西。與這種崩潰的中央經濟歷史現象相伴生的，是言論審查、恐怖和集中營。
哈維爾說，雖然市場經濟對人像空氣一樣自然和不言而喻，但他擔憂並認為危險的，是某些人的思想方式，他們把改革的某些方面變成意識形態，變成偏狹的教條和狂熱。有些人瘋狂相信市場可以解决一切問題，把市場和道德看成互相排斥的東西，有些人從左傾意識形態狂熱一下子變為右傾意識形態狂熱，有人像當年擁護革命口號“一切權力歸共産主義者”那樣，利用現在的權位化公為私。
哈維爾也清楚地看到，社會轉型期産生的錯綜復雜的問題，有許多是舊體積製遺留下來的，有不少人仍想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因為在前幾十年的建設過程中，自然的市場經濟機製被人為地中斷，因此，現在發育中的市場經濟的問題，不能純然靠它自身求得解决。政府在發展經濟方面還應當起到巨大的作用，簡單說來，它的主要責任有以下三方面：一、製定遊戲規則”的框架；二、作出宏觀决定；三、製定具體的日常經濟政策。而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成熟，國傢的經濟領域的作用會越來越小。
——理解哈維爾
徐友漁
哈姆萊特是莎士比亞最著名的劇作中的最著名的角色，瓦茨拉夫·哈維爾是當代捷剋劇作傢、思想傢。我在閱讀哈維爾的作品時，常常由他想到了哈姆萊特。一個是經典劇作中的虛構人物，一個是現代荒誕派劇作傢；一個是為報殺父霸母之仇的王子，一個是在世紀性巨變浪潮中成為國傢領導人的公衆人物，二者有何關係？我看到的共通之處是：對存在的意義的不斷追索，對人間苦難悲天憫人的情懷，對流俗之見的質疑和挑戰，對當下經驗的超越。
在人們的印象中，哈姆萊特是延宕不决的典型，他遇事不能决斷，永遠沉浸於對自己的提問：“活，還是不活，這是一個問題。”其實，哈姆萊特並不缺乏行動的大智大勇，他要在行動中探求人生或存在的根本意義，他眼神迷茫，實際是力圖從周遭的紛擾中求索善惡的本質，他視自己面臨的血海深仇為小惡，斷定整個世界不過是一座太監獄。
哈維爾也是如此，他從社會生活的表面穩定和物質性追求與滿足中洞察全民族道德和精神的墮落與衰朽，他鄙棄經世不變的格言：“政治即權力的藝術”，他在鬥爭中堅守良心的維度，在行動中體現存在的意義。
當然，哈維爾並不全然等同於哈姆萊特，他並不時時耽溺於內心的思索與獨白，而總是體察社會生活的脈動，他長於自省，但行動上並不猶豫反復，他是有血有肉的劇本人物——他的劇本，莎士比亞的劇本——即典型的理想人物，他的生活曾與舞臺相關，然後從舞臺走嚮世界。
存在與責任
和哈姆萊特一樣，哈維爾始終擺脫不了“活，還是不活”這種問題的糾纏，他認為，人與動物——它們僅僅受生存本能的支配——的根本區別是用下面這個簡單的問題即對生存本能質疑：是否真應該活着，如果是，那又是為什麽？他知道，人們會找出各種理由，有物質方面的、有精神性的、有鄙俗的、也有理想的、說明生命值得留戀。哈維爾不滿意這樣的回答，因為上述種種生活的內容既可以賦予生命以意義，也可以使這種意義喪失，既可以成為活的理由，也可成為不活的理由，他不要從生活裏各種具體的價值和理想中找理由，而要人作為這些價值和理想主體即人類存在中找理由。
生活不時會給人極大的樂趣，使人自發地感覺到生命是有意義的，但這些事情不過是漂浮的虛無海洋上的“意義的島嶼”，其間的間隔會對意義構成威脅。另外，對生活中的樂趣也可以追問：“這又怎麽樣呢？”哈維爾感興趣的不是這些隔絶的島嶼，而是它們的底層，他想知道它們實際上是不是連綿的海底山脈的可見峰頂。
哈維爾的思考過程極其艱苦、麯折，他的結論具有形而上學的抽象性，晦澀性甚至神秘性，但思路還是清晰的。他認為，雖然人具有獨特性，即衹有人才是自己嚮自己發問的存在物，但他同時認為人在意義問題上並無特權，“歸於生命的每一種，‘存在性’意義在本質上都意味着與‘意義的總體’的神秘性，即存在的意義相關……”人應該與宇宙達成新的、深刻的、充分的統一。並不僅僅是我們渴望與存在的意義相關，存在的意義本身也趨赴我們。
在哈維爾的抽象思辯中，人生的意義和存在本身的意義是相通的，另一方面，人又是這樣一種奇特的存在物，被拋嚮存在的根源處和被拋嚮現實世界不是獨自分離的兩回事，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回事。“如果我們不是起源於存在，我們就不能得到被拋入現實世界的經驗，而如果我們不是存在於現實世界，我們便不能得知源於存在的經驗，”這就是人與存在的異化：不能停留於原地，要通過與現實世界的遭遇來規定自己，實現自己。
由此産生了哈維爾長久思考，總是對於他視野中心的另一概念：責任。在他看來，責任是人的身份 (IDENTITY，又叫“認同”，即人之所以為人，人區別於共他存在物的特性) 生成、持續和消亡的基本點，它是基石、根本、重力的中心。什麽是責任？說到底這是人與現實的二元關係：負責任的人和他對之負責任的人與事。
責任從何而來？宗教信徒將其理解為他與上帝的關係，其他人將其歸結為人與社會的關係：它來自教育、文化、傳統，等等。這些回答都不錯，但哈維爾並不滿意，他認為這是把責任（此處有缺漏）我曾說過，“人的身份不是一經選定就終生不變的道路，相反，它要不斷地重新確立。事實上，人永遠是‘無牽無挂的’，我說這話時想到的是，信念是一種精神狀態，不能具體化為完滿的，一旦得到就再也不變，不再成問題的東西，如果是這樣的東西，它就衹要求人們為此奉獻，而不要不斷地返回到出發點。“如果是這樣，就不是信念，而是狂熱的盲信，它對思想懶惰、性格懦弱的人有極大的誘惑力。還有這樣的人，”雖然可能本來確實不願意背離存在，但十分缺乏知識和道德的勇氣(包括不隨大衆特立獨行的勇氣)，沒有這種勇氣是不能真正面嚮存在的。抗拒不了自我欺騙的吸引力的人以特別極端的方式面嚮存在，在此假象之下卻掩蓋着對現實世界的屈服。這種人所做的是‘緊隨觀念’，盲目地為之服務……一個人越是狂熱盲信，他的‘信念’就越容易轉嚮另外的目標：可以在一夜之間變成信奉上帝，反之亦然，但獻身的激情卻是不變的。”
狂熱盲信使生活簡單，因為對意識形態、教義和宗派的熱愛代替了對真理、自由和正義的熱愛，對一個目標的熱愛代替了對人民的熱愛，但代價是對信念的毀滅，悲劇發生了，本來是要承擔和解救世界的苦難，結果則是增加了苦難，狂熱和盲信者參與了鎮壓民主和大屠殺，衹有在這時人們纔發覺事情不對，但為時已晚。
對於哈維爾來說，他的信念出自自身的力量，出自對生命意義的理解，而不是出自傳統的樂觀主義，即相信“一切都會好起來”。廉價的樂觀主義者可以被一個外在的偶然事情推入悲觀的深淵，他們總是在熱情澎湃與虛無主義之間循環。哈維爾認為，他比大多數人更少幻想，因為他有信念，他不是對勝利抱有信心，而是相信生活。他不在乎世界上發生了多少事，衹對事情是否有意義和有什麽意義感興趣，他認為，沉默地、始終不渝地支持自己的立場，比高聲喧嘩又很快放棄要好得多。
荒謬感
哈維爾被人們認為是荒誕派戲劇傢，當有人問到他的荒謬感和戲劇創作的關係時，他回答說，這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他強調意義與荒謬的互補性：荒謬即缺乏意義，這種感受愈深，對意義的追求就會愈積極；沒有同荒謬的經驗作殊死搏鬥，就沒有要追求的東西；沒有對於意義的內心深處的渴求，就會被無意義所傷害。
哈維爾曾經深入地談起自己對於荒謬的體驗：“人們可能以多種方式體驗到荒謬：通過個人的自省，或通過交談；它可能是一陣強烈而短暫的情緒，也可能是人一生中深刻的、主導性的情感。雖然不能說荒謬感是我最強烈、最深刻和最基本的感情，但我覺得自己一直有看到世界荒謬一面的強化傾嚮，因此我可能比別人對這種情緒更為敏感。”“在我的理解中，荒謬感决不是對生命的意義失去信念的表現，恰恰相反，衹有那些渴求意義的人，那些把意義當作自己存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的人，才能體驗到缺乏意義是痛苦的，更準確地說，衹有他們才能領悟到這一點，在令人痛苦的意義缺失狀態，它反而比在其理所當然、無可置疑存在時更真切地呈現出來，就像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麽是身體好一樣。我認為，真正的無意義和真正的無信念表現得不大一樣，後者表現為冷漠、無情、自暴自棄，把存在降低到植物水平。換句話說，體驗荒謬與體驗意義密不可分，衹有荒謬是意義的另外一面，就像意義是荒謬的另外一面一樣。”
由此看來，對於荒謬，哈維爾這位荒誕派戲劇傢和某些中國小說傢的理解大不相同，對他而言，荒謬是令人痛苦、焦慮、理不當此的事，對某些中國作傢而言，荒謬是世界的常態，是免去人的責任、令人寬慰的事，對哈維爾而言，荒謬和意義之間是一種既分又合、相離相依的辯證關係，而在某些中國小說傢筆下，二者的關係不過是有你無我、相互否定。
哈維爾下面的話更能證明上面對他的理解：“荒謬是這樣的體驗，某種東西有意義、應該有意義或本來能夠有意義，即它本質上是人性的，但它卻全然沒有意義，或喪失了意義。因此，荒謬是體驗到與存在脫離接觸，體驗到賦予意義的力量的瓦解，體驗到一種人性，它發現它欺騙了自己，‘迷失了方向’——正因為如此，它回歸自己正確的道路：意識到意義的缺失，渴望意義自己再次出現……荒謬是體驗到面對存在之‘我’與屈服於現世存在之‘我’的對照，是體驗到孤獨之人與他自身的對照……在荒謬中，世界的異化並不是必需的，我們並沒有被‘先在地’拋入荒謬中，相反，荒謬是這樣的東西，它並不已然存在，而我們將自己拋入其中。難道這不正是真正的荒謬開始之處？”
因為持有上述見解，哈維爾主張，不能把荒謬當成先天消極，甚至應當嚴加斥責的東西，在某些地方，荒謬的體驗可以推動事物前進。在許多情況下，正是這種對於世界的疏離和異化的感覺，這種拋棄了舊有的俗套體驗的感覺，打開了新鮮、銳利而有洞察力的眼界，這獨具一格的眼界使我們直面真理，並通過它的懷疑能力衡量出意義的真實份量。
生活在謊言還是真實中
哈維爾並不生活在精神世界和內心生活中，他關註現實，積極參與政治活動。與一般政治傢或政治活動傢不同，他從精神層面看待政治，以道德的標準評判社會和政治生活，他鬥爭的目的是人性的回歸。
1968年，以蘇軍為首的華沙條約國部隊突然襲擊，侵占了捷剋斯洛伐剋，“布拉格之春”被扼殺，推行改革的總書記杜布切剋被擄掠，然後靠邊。靠坦剋維持的蘇式政權大搞清洗和逮捕，然後推行“正常化”。表面安定的局面有了，人們噤若寒蟬，但這死水一潭的局面對整個民族意味着什麽呢？
1975年4月， 哈維爾寫下了緻總統鬍薩剋的公開信，揭示安定掩蓋下的危機和全民族付出的道德代價。哈維爾在信中說，如果衹看日常生活的表面，衹從統計數字和官方報告來衡量，國傢成功地獲得了安定，但如果從社會的道德與精神復興，人性和自由的擴展，人的尊嚴的提高這種角度看，社會並不是安定的，而是處於空前的危機之中。因為人民對政府的服從、社會表面的團结，根源衹是人們的恐懼。他們重複自己並不相信的話，做自己並不情願的事，是因為在這個國傢幾乎每個人都有生存的壓力，在本質上都很脆弱，容易受到損害，都有可失去的東西，因此每個人都有理由感到擔憂和恐懼。
與恐懼相聯繫的是善惡觀的淪喪和言不由衷。“在這些情況下，政府工作人員上上下下都在搞腐敗，他們隨時隨地敢於公開收受賄賂，寡廉鮮恥地為一己之私利和貪欲行事，這種情況在最近10年達到了空前的程度。現在真正相信官方宣傳和盡心支持當局的比任何時候都少，但虛偽之徒的人數卻在穩步上升，以至於每個公民都不得不變得口是心非。……無望導致冷漠，冷漠導致順從，順從導致把一切都變成例行公事——有人把這當成'群衆投入政治'的例證，現代的‘正常’行為的概念就是由這一切構成的。這個概念實質上是極可悲的。”
哈維爾指出，人們愈是徹底放棄全面改革的希望，不再對超越個人的目標和價值感興趣，放棄“嚮外”發揮影響的機會，他們就愈加把精力轉嚮阻力最小的方面，大練“內功”，把心思用在家庭、居室方面。他們裝修住宅、購別墅、買小車，他們滿意地享受着選購這種牌子或那種牌子的洗衣機、電冰箱的自由，而沒有分享經濟决策、參與政治生活和發揮才智的自由。人們把真實生活的無可奈何的替代方式當成人性的生活。當權者對待這些衹能自保的生物采用的手段是有效的，他們選擇了最不費力的路，但完全忽視了他們必須付出的代價——對人格的粗暴踐踏和對尊嚴的無情閹割。
哈維爾尖銳地指出，秩序建立了，但代價是精神的麻木、心靈的寂滅，表面的安定取得了，但代價是社會的精神和道德危機。人們匆匆放棄昨天還拒絶放棄的立場，社會良知昨天還認為不好的事，今天便被理解，明天就被視為理所當然，後天就成了楷模。在最近幾年，對於什麽是“自然的”和“正常的”，人們的評價不同了，社會的道德態度變了，這種變化比想像的更為嚴重，因為人們日趨麻木，對麻木的自知力也在下降。“誠然，國傢有安定的局面。但難道你不會說，它安定得像停屍房或墓地？”
在《無權勢者的權力》一文中，哈維爾用“後極權主義”來指稱他所在的制度，“後極權”並不表示不極權，而是說它與古典的極權方式有所不同。其特點之一是，這個制度起源於一個社會運動，它宣稱對於歷史發展和社會矛盾有“正確認識”。簡言之，後極權主義十分依靠意識形態，它的原則是將權力中心等於真理的中心。“在這個制度下，生活中滲透了虛偽和謊言；官僚統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階級在工人階級名義下被奴役；把徹底使人渺小說成人的完全解放；剝奪人的知情權叫做政令公開；弄權操縱叫做群衆參政：無法無天叫做遵法守紀；壓製文化叫做百花齊放；帝國影響的擴張說成是支援被壓迫人民；沒有言論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鬧劇式的選舉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殺獨立思考成了最科學的世界觀；軍事占領成了兄弟般的援助。因為政權成了自己謊言的俘虜，所以它必須對一切作偽。它偽造過去，它偽造現在，它偽造將來。它偽造統計數據。它假裝沒有無處不在、不受製約的警察機構。它假裝尊重人權，假裝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裝什麽也不怕，假裝從不做假。”哈維爾的深刻之處在於他指出，後極權制度的出現和存在，並非歷史的錯誤，而在於現代人性中，明顯地有使得這個制度産生，至少是容忍這個制度的傾嚮。“人們被迫生活在謊言之中，但他們能被迫這麽做，衹是因為事實上他們可以這樣活下去。因此，不僅是這制度使人性疏離，同時，是疏離的人性支持了這制度……這成了人性墮落的寫照。人們作為人失敗了的見證。”
哈維爾主張反抗謊言，應付人性和道德危機的方式，就要鼓起勇氣真實地生活。這是要重新承擔責任，從自身條件出發，不放過每一個自由表達生命的機會，不指望今天的犧牲能帶來明日的收穫，人們衹能管耕耘，而不能問收穫。
道德與政治
蘇聯入侵以及隨之而來的高壓，毒化了社會生活的空氣，使人精神退化、心靈萎縮。哈維爾認為，社會和民族面臨的不僅是政治危機，也是道德危機。隨後爆發的“七七憲章運動”——哈維爾是其主要的領導者——目的不是要為危機求得政治解决，而是要表明一種道德立場。他強調，運動不是出自理智的計算，而是受良心驅使。這是公民對道德墮落真心實意的反應，堅持要憑自己的良心行事，反抗壓力，衝破個人利益和恐懼的約束，重新像一個人那樣挺起腰來。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者，那些剝奪了言論和行動自由的人，正在擡起頭來、拒絶謊言、勇敢地行動，力圖行使做一個負責任的人的權利，恢復人的尊嚴和身份。
為什麽這場運動的目標不是政權？哈維爾回答說，權力從來不會獨自存在，它支配人也來源於這些人。他說，我們這個社會的權力運作，並不簡單地是一些人以赤裸裸的權力支配另一些人，每個人都被迫成為權力機器上的一個部件，因此常常很難指出誰要為政權的所作所為負責。在每個人的內心深處，他一方面是奴僕，畏上司，另一方面又是奴隸主，想踐踏下屬。專製制度就是以這種方式把整個社會納入它的係統，使人不僅是它的受害者，又是創建者；人們既是囚徒，又是獄吏。當然，在參與和協助的同時，人們也有反叛之心。
在哈維爾看來，“七七憲章”運動的特色是公民意識的再生，是公民良知和自覺的蘇醒。沒有公民就沒有政治，政治不能刷新公民操守，相反，公民操守是政治的前提。這就像建房不能從屋頂開始，衹能從地基造起一樣，憲章運動出現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自由和權利是不可分割的：一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受到侵害，這意味着全體人的自由和權利受到威脅，如果一個社會人們因冷漠而孤立，對身邊發生的剝奪與迫害漠不關心，那麽任何人都休想從壓製中解放出來。
哈維爾申明，他所參與和領導的運動是要影響社會，而不是權力結構，它要嚮社會隱蔽的領域發出呼籲，指出人和社會的出路是生活在真實中。他把自己所欲達到的深刻變革稱為“存在的革命”，它應為社會和道德重建提供希望，這意味着要完全更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建成一種任何政治秩序都無法代替的“人性秩序”。
在這個制度之下，各種組織結構將由新的精神即人性因素發展起來，而非出於形成特定的政治關係和保證，問題是要復興諸如信任、開放、責任、團结、愛等價值。他表示，他衹相信那些目的不是在技術方面行使權力，而是追求行使權力的意義結構，它們結合在一起是因為對於某些共同體的重要性具有的感情，而不是對嚮外擴張具有共同的野心。這些結構是開放、動態、小型的，完成目的之後就會自行消失，不應該建基於悠久而空洞的傳統，不是為形成組織所作的戰略性結盟。衹有以共同體中每一個成員的充分存在為基礎，才能保證極權主義不會在不知不覺中蔓延。這些結構應該作為真正的社會自控組織的産物從下面自然地發展出來，它們應該同産生了自己的真實需要不斷對話，以獲得生命力，一旦這些需要不再存在，這些結構也要消亡。
當哈維爾發表上述見解時，他是被體製排斥的知識分子。若幹年後，他還能不能堅持以前的道德理想呢？他是在竭力做到這一點，在一篇為《政治、道德與教養》的文章中，他說：“我有責任再三強調所有政治的道德根源，重申道德價值與標準在所有社會生活領域，包括經濟活動中的意義。”他批駁衹用暴力革命和政權轉移來解釋歷史的觀點，說前政權是被生命、思想和人類尊嚴推翻的，“有人仍然宣稱，政治主要是操縱權力和輿論，道德在其中無容身之地，這樣說的人根本不對。政治陰謀其實不是政治……一個也許參與搞陰謀輕易當上總理，但他的成功也就是到此為止；人要使世界變得更好，不能靠搞陰謀……真正的政治——配得上政治這名稱，我唯一願意投身的政治——就是服務於周圍的人，服務於社會，服務於後代，政治最深的根基是道德……”
他在談到自己從政後的體驗時說：“儘管我每天都面對政治煩惱，但我仍然深信政治從根本上說並不是不光彩的事。要說不光彩的話，那也是不光彩的人弄的。我得承認，比起人類活動的其他領域，政治更能誘使人做出不光彩的事，因此它對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要說政治傢必須撒謊或搞陰謀詭計，那是完全不對的，有人散布這種說法是想打消別人參與公共事務的興趣。”
哈維爾堅信，“如果我們不建設一個人性的、道德的、尊重智慧、精神和文化的國傢，我們决不能建立於一個基於法治的民主國傢。如果不以某種人性的和社會的價值為基礎，最好的法律和設想得最好的民主機製也不能在自身之內保障法治、自由和人權……沒有共同擁有和廣泛確立的道德價值和責任，就沒有法律、民主政府，甚至市場經濟也不能正常運行。”
社會轉型和市場經濟
政治的巨大變化把哈維爾推上了重要位置，他執政期間，捷剋的經濟體製緩慢地、相對於其他國傢較為穩妥地由計劃和中央集權型轉變為以市型為主的多元經濟。最令人註目的地方是，這個國傢的體製轉軌在社會公正方面引起的問題是最小的。這當然是全體人民和經濟專傢共同努力的結果。而哈維爾的有關思想和言論，也是這個較平穩地發生根本變化的過程的一面鏡子。
在發表於1991年的“我相信什麽”中，哈維爾從原則上闡明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和舊體製的弊病。他說，雖然他一直有社會主義傾嚮，但他知道唯一行得通的經濟制度是市場經濟。這是唯一自然的、可以導致繁榮的經濟，因為衹有它反映了生活自身的性質，生活的本質具有無限的、不可捉摸的多樣性，因此它不能被任何集中性質的智力所包容和計劃。企圖把所有經濟産體聯合起來，置於國傢這個唯一的超級所有者的權威之下，使全部經濟生活聽命於中央(它自以為比生活本身還要高明)的聲音，這是企圖反對生活本身，這是現代人僭妄的極端表現，他以為自己對世界有透徹的瞭解，處於創造的頂峰，因此能夠支配全世界，他不知道自然、宇宙和存在和秩序是無限復雜的結構，他自己衹是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舊體製之下的經濟産生於一種狂妄自大的、烏托邦的理性，它使自己凌駕於一切事物之上，當這種烏托邦理性付諸實施時，它肅清一切與之不合的東西。與這種崩潰的中央經濟歷史現象相伴生的，是言論審查、恐怖和集中營。
哈維爾說，雖然市場經濟對人像空氣一樣自然和不言而喻，但他擔憂並認為危險的，是某些人的思想方式，他們把改革的某些方面變成意識形態，變成偏狹的教條和狂熱。有些人瘋狂相信市場可以解决一切問題，把市場和道德看成互相排斥的東西，有些人從左傾意識形態狂熱一下子變為右傾意識形態狂熱，有人像當年擁護革命口號“一切權力歸共産主義者”那樣，利用現在的權位化公為私。
哈維爾也清楚地看到，社會轉型期産生的錯綜復雜的問題，有許多是舊體積製遺留下來的，有不少人仍想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因為在前幾十年的建設過程中，自然的市場經濟機製被人為地中斷，因此，現在發育中的市場經濟的問題，不能純然靠它自身求得解决。政府在發展經濟方面還應當起到巨大的作用，簡單說來，它的主要責任有以下三方面：一、製定遊戲規則”的框架；二、作出宏觀决定；三、製定具體的日常經濟政策。而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成熟，國傢的經濟領域的作用會越來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