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承東
自從1979年趙德明教授第一次在我國介紹《略薩其人》，繼而又在1981年將這位前國際筆會主席、秘魯著名作傢的《鬍莉婭姨媽和作傢》譯成中文發表，馬裏奧·巴爾加斯·略薩的名字就在我國讀者中似一聲春雷般地炸開來，短短十幾年中，他的主要作品，都相繼被介紹到中國來。
但如果從全面研究略薩的角度要求，我們在譯介他方面也尚有兩個小小的缺憾：他的四個劇本《塔剋納小姐》、《瓊加》、《卡蒂和河馬》、《陽臺上的瘋子》，我們衹譯了第一個；而他早期發表的七個短篇，即《首領們》、《挑戰》、《星期天》、《兄弟》、《祖父》、《來訪者》和《崽兒們》都完全被打入冷宮無人問津。
我本人過去也以為略薩寫孩子的那些短篇衹不過是些習作罷了。然而，在如今要把這些作品譯出放入《全集》時，就不可不認真地讀讀它們了。
略薩這些短篇寫於1953—1957年他在利馬聖馬爾剋斯大學讀書時期。當時略薩年紀輕輕就結了婚，生活的重負幾乎壓得他透不過氣，有時為了生計他不得不兼做幾項工作，文學衹不過是他的業餘愛好，照他的話說，儘管他“把文學看得比世界上的任何東西都重要，但都從未想到過有一天會成為作傢。”可是，沒想到就是這些他寫了又撕，撕了又寫的九死一生殘存下來的作品“將他無可逆轉地引嚮了文學之路，因為這些作品的成功（《挑戰》一篇當年即獲《法蘭西雜志》組織的秘魯短篇小說比賽奬，為此略薩得到了到巴黎旅遊15天的奬勵），表明了略薩還在青少年時期就顯露出非凡的文學天賦，從而進一步激發了他對文學的濃厚興趣，於是，他喜歡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歡上了亨利·米勒，喜歡上了福剋納、卡夫卡、加繆，把薩特當作偶像崇拜，刻意模仿海明威……結果，到了1959年略薩就明確宣佈：“文學是我選定的生活道路，我决不會再改變。”這就是說，略薩步入文壇的準備階段已經完成了。
由此不難看出，略薩早期的短篇小說雖然衹寥寥幾篇，卻對他走嚮文學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說是他1969年發表的成名作《城市與狗》（這部作品不僅一問世就轟動秘魯，而且很快被譯成20種語言，使略薩一鳴驚人，蜚聲世界文壇）的前奏麯，因此，要全方位、多層次、多角度的認識略薩的價值，這些作品就不可不讀，甚至可說是不可小覷的。
當然，既然是早期作品，說得再好，也衹能是略薩的練筆階段，就不可能十分成熟，不可能完美無缺。說句公平話，有的故事，如《挑戰》和《祖父》，頗給人以自然主義和空泛之感，寫得不免有些拖沓。
另外，我在上邊已說過，略薩這些短篇故事是第一次同中國讀者見面，坦白地說，本人深感自己的譯文並不理想，其原因有三：時間太緊，有點趕；近六十的老翁譯少年作品，從心理上很難完全進入角色，深感力不從心；略薩在這作品中用了很多秘魯土語，有些詞語請教西班牙文專傢也不懂，查遍詞典（包括拉丁美洲土語詞典）也難以覓見，走投無路，衹好依照邏輯“瞎編”，所以，很希望西文同行的高手專傢們點撥教正，更希望有人再重譯出版。（尹承東）1997年3月北京西斜街
自從1979年趙德明教授第一次在我國介紹《略薩其人》，繼而又在1981年將這位前國際筆會主席、秘魯著名作傢的《鬍莉婭姨媽和作傢》譯成中文發表，馬裏奧·巴爾加斯·略薩的名字就在我國讀者中似一聲春雷般地炸開來，短短十幾年中，他的主要作品，都相繼被介紹到中國來。
但如果從全面研究略薩的角度要求，我們在譯介他方面也尚有兩個小小的缺憾：他的四個劇本《塔剋納小姐》、《瓊加》、《卡蒂和河馬》、《陽臺上的瘋子》，我們衹譯了第一個；而他早期發表的七個短篇，即《首領們》、《挑戰》、《星期天》、《兄弟》、《祖父》、《來訪者》和《崽兒們》都完全被打入冷宮無人問津。
我本人過去也以為略薩寫孩子的那些短篇衹不過是些習作罷了。然而，在如今要把這些作品譯出放入《全集》時，就不可不認真地讀讀它們了。
略薩這些短篇寫於1953—1957年他在利馬聖馬爾剋斯大學讀書時期。當時略薩年紀輕輕就結了婚，生活的重負幾乎壓得他透不過氣，有時為了生計他不得不兼做幾項工作，文學衹不過是他的業餘愛好，照他的話說，儘管他“把文學看得比世界上的任何東西都重要，但都從未想到過有一天會成為作傢。”可是，沒想到就是這些他寫了又撕，撕了又寫的九死一生殘存下來的作品“將他無可逆轉地引嚮了文學之路，因為這些作品的成功（《挑戰》一篇當年即獲《法蘭西雜志》組織的秘魯短篇小說比賽奬，為此略薩得到了到巴黎旅遊15天的奬勵），表明了略薩還在青少年時期就顯露出非凡的文學天賦，從而進一步激發了他對文學的濃厚興趣，於是，他喜歡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歡上了亨利·米勒，喜歡上了福剋納、卡夫卡、加繆，把薩特當作偶像崇拜，刻意模仿海明威……結果，到了1959年略薩就明確宣佈：“文學是我選定的生活道路，我决不會再改變。”這就是說，略薩步入文壇的準備階段已經完成了。
由此不難看出，略薩早期的短篇小說雖然衹寥寥幾篇，卻對他走嚮文學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說是他1969年發表的成名作《城市與狗》（這部作品不僅一問世就轟動秘魯，而且很快被譯成20種語言，使略薩一鳴驚人，蜚聲世界文壇）的前奏麯，因此，要全方位、多層次、多角度的認識略薩的價值，這些作品就不可不讀，甚至可說是不可小覷的。
當然，既然是早期作品，說得再好，也衹能是略薩的練筆階段，就不可能十分成熟，不可能完美無缺。說句公平話，有的故事，如《挑戰》和《祖父》，頗給人以自然主義和空泛之感，寫得不免有些拖沓。
另外，我在上邊已說過，略薩這些短篇故事是第一次同中國讀者見面，坦白地說，本人深感自己的譯文並不理想，其原因有三：時間太緊，有點趕；近六十的老翁譯少年作品，從心理上很難完全進入角色，深感力不從心；略薩在這作品中用了很多秘魯土語，有些詞語請教西班牙文專傢也不懂，查遍詞典（包括拉丁美洲土語詞典）也難以覓見，走投無路，衹好依照邏輯“瞎編”，所以，很希望西文同行的高手專傢們點撥教正，更希望有人再重譯出版。（尹承東）1997年3月北京西斜街
作者：張永義
曾經競選秘魯總統的巴爾加斯·略薩被視為新世紀諾貝爾文學奬的有力衝擊者，他也是當今世界文壇碩果僅存的小說大師之一。六十年代，略薩和馬爾剋斯、富恩特斯等人引領了影響深遠的拉丁美洲“爆炸文學”運動；後來他又榮膺委內瑞拉的加列戈斯國際文學奬與西班牙簡明文庫奬等，可謂聲名日隆。
略薩受到中國讀者的青睞可以從兩部長篇小說談起，一是《鬍利亞姨媽與作傢》所記述的那段真實情感：年少輕狂的大學生愛上了比自己大10歲的鬍利亞姨媽，她擁有着尷尬的雙重身份——一個離過婚的女人和略薩舅舅的小姨子。但是，他們最終衝破了世俗的阻撓和封建傢長的恫嚇，兩顆心勇敢地走到了一塊；另一部作品《緑房子》（獲秘魯全國小說奬）則把關註的目光投嚮了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下層勞動婦女。事實上，略薩更多的創作觸角還是伸嚮了廣泛的社會現實，其鋒芒直指獨裁統治、教會的偽善與官僚們結黨營私、傾軋弄權的醜惡嘴臉。
略薩非但像茅盾的《子夜》那樣忠實記錄下了黎明前的黑暗，同時還念念不忘對私人道德的剖析。《情愛筆記》就是作傢改弦易轍後的嘗試，它的主題和納博科夫的《洛麗塔》以及戲劇大師曹禺的《雷雨》遙相呼應：保險公司經理的兒子與其繼母發生了曖昧關係，這名叫盧剋萊西婭的少婦在被趕出傢門數年之後，希望得到丈夫的原諒。而從中穿針引綫的人竟然是阿爾豐索———家庭倫理悲劇的製造者，那個扮演“周萍”角色的墮落天使。
使我感興趣的是略薩為什麽要選擇這樣一個屢見不鮮的故事主題，他的用筆相當老辣，語言不避“俗字俗句”，不排除這裏面有考慮到作品暢銷與否的因素，但更明顯的恐怕還在於略薩一改往日的寫法，朝着現實的反方向邁出了大膽的步伐，這對於他無疑是個挑戰。
在《情愛筆記》的扉頁上，略薩援引了蒙田隨筆中的名言：“我根據我的想象力來記錄我的生活。”而在接受西班牙一傢刊物的采訪時，略薩老人斷然否認了該書乃自己最後一部豔情小說，他說，“寫這部作品給我帶來了莫大的愉悅”，“性是重要至極的！”
作為結構現實主義流派的掌舵人，略薩的骨子裏終究不肯徹底放棄他的文學主張，隨處以一種先鋒的姿態繼續着自己的文本實驗，此外，略薩的某些看法太過執拗，例如宣稱一切閃光的事物都是醜陋的，所以他對維也納和巴黎這樣的城市不屑一顧，敢於把艾柯、米蘭·昆德拉與約翰·厄普代剋這些大名鼎鼎的當代作傢貶得一文不值等等。
曾經競選秘魯總統的巴爾加斯·略薩被視為新世紀諾貝爾文學奬的有力衝擊者，他也是當今世界文壇碩果僅存的小說大師之一。六十年代，略薩和馬爾剋斯、富恩特斯等人引領了影響深遠的拉丁美洲“爆炸文學”運動；後來他又榮膺委內瑞拉的加列戈斯國際文學奬與西班牙簡明文庫奬等，可謂聲名日隆。
略薩受到中國讀者的青睞可以從兩部長篇小說談起，一是《鬍利亞姨媽與作傢》所記述的那段真實情感：年少輕狂的大學生愛上了比自己大10歲的鬍利亞姨媽，她擁有着尷尬的雙重身份——一個離過婚的女人和略薩舅舅的小姨子。但是，他們最終衝破了世俗的阻撓和封建傢長的恫嚇，兩顆心勇敢地走到了一塊；另一部作品《緑房子》（獲秘魯全國小說奬）則把關註的目光投嚮了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下層勞動婦女。事實上，略薩更多的創作觸角還是伸嚮了廣泛的社會現實，其鋒芒直指獨裁統治、教會的偽善與官僚們結黨營私、傾軋弄權的醜惡嘴臉。
略薩非但像茅盾的《子夜》那樣忠實記錄下了黎明前的黑暗，同時還念念不忘對私人道德的剖析。《情愛筆記》就是作傢改弦易轍後的嘗試，它的主題和納博科夫的《洛麗塔》以及戲劇大師曹禺的《雷雨》遙相呼應：保險公司經理的兒子與其繼母發生了曖昧關係，這名叫盧剋萊西婭的少婦在被趕出傢門數年之後，希望得到丈夫的原諒。而從中穿針引綫的人竟然是阿爾豐索———家庭倫理悲劇的製造者，那個扮演“周萍”角色的墮落天使。
使我感興趣的是略薩為什麽要選擇這樣一個屢見不鮮的故事主題，他的用筆相當老辣，語言不避“俗字俗句”，不排除這裏面有考慮到作品暢銷與否的因素，但更明顯的恐怕還在於略薩一改往日的寫法，朝着現實的反方向邁出了大膽的步伐，這對於他無疑是個挑戰。
在《情愛筆記》的扉頁上，略薩援引了蒙田隨筆中的名言：“我根據我的想象力來記錄我的生活。”而在接受西班牙一傢刊物的采訪時，略薩老人斷然否認了該書乃自己最後一部豔情小說，他說，“寫這部作品給我帶來了莫大的愉悅”，“性是重要至極的！”
作為結構現實主義流派的掌舵人，略薩的骨子裏終究不肯徹底放棄他的文學主張，隨處以一種先鋒的姿態繼續着自己的文本實驗，此外，略薩的某些看法太過執拗，例如宣稱一切閃光的事物都是醜陋的，所以他對維也納和巴黎這樣的城市不屑一顧，敢於把艾柯、米蘭·昆德拉與約翰·厄普代剋這些大名鼎鼎的當代作傢貶得一文不值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