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如此，精确一点讲是在上午8时50分，一辆长长的灰色旅游车，带着掀起的尘埃，一路飞驶而来。它隆隆地爬上桑塞特·博尔瓦德，进入了洛杉矶郊区，就是大家知道的布里阿斯。身着制服的向导，也就是这辆公共汽车的司机，把一个银质的话筒举在嘴唇前，调了调，又开始发出了催人入睡的嗡嗡声：“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正在穿过布里阿斯……”
这番话在乘客当中并没有拨动起什么激奋情绪，他们20分钟前刚从贝弗利山和贝尔埃尔影界名流居住处离开，已经饱览过那里的华丽的房舍。他们听到的这个布里阿斯，而且在听前就亦意识到，比起他们匆匆观光过的宾夕法尼亚、堪萨斯、佐治亚及爱达荷的繁华区域来，并不见得有更多的令人惊奇神往之处。就其外观而言，布里阿斯倒真是一处典型的普普通通的地方，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了。在他们等候汽车转到风光比较好的太平洋及它的马里布聚住处的时间里，旅客中的许多人，利用这段间歇来改变一下他们的位置，按摩一下脖子，点上香烟，或者与邻座交谈几句，但也有那么几个人，大多数为那些面嫩手老的妇女，继续朝窗外观看着，对郊区乡村那种恬静、悠闲的田园之美，艳羡不已。她们在心下揣摩着，那里的社交圈子会是个什么样子？成为她们孤高的居民中的一员又会如何？
在布里阿斯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类似这样的公共汽车，每天不知要过去多少辆。而且，对来去匆匆的过客看来，这种静谧的、隐蔽而又因袭旧习的表面景象，总是那样的盛行不衰；还有，的的确确，这些使人一目了然的建筑物和导游书上的统计数字，是那样的令人赏心悦目并为世人所熟知，因为布里阿斯之于洛杉矶，恰似福雷斯特湖之于芝加哥、斯卡斯代尔之于纽约城。
自从布里阿斯成为大洛杉矶的一个正式组成部分以来，因为没有它自己的政府自治权，它的边界，被当地的生意推销员、不动产经纪人，以及那些看后扔掉的一代代周报编辑们的共同努力，老早被搞得毫无规律、反复不定。大体而言，人们把它看作为坐落在弯曲的桑塞特·博尔瓦德的两边，处在东接韦斯特伍德，西邻太平洋帕利塞兹丘陵中间的一块8平方英里的地方。
此地区有这样的限制，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是特大号的。那些房屋，多数为一层的美国独立前的建筑，或者是现代的牧场主的住宅，座座都十分宽敞，都是在距离宽阔的铺设马路退后60英尺或者更远的地方建造的。几乎所有的房屋都部分地被遮掩起来，被那些绿色的风景点缀的土堆，或者被绕成圆圈的槟树，再不就是被本槿属植物的矮篱或一堵高高的石墙搞得稍露又掩，因而更加产生一种令人欲窥全貌而不能的逗弄劲儿。
有一处主要的商业区，广告上叫作“绿色的村庄”，主要是针对灵致古怪的商店结构（制鞋匠和理发师竟在一处淡毛棉宝塔底下干活），吸引人的舶来品，以及讨价过高的国产货而起的。这一商业区给本地带来了生机。其它与社会相协调的象征，是那4所小学，一所初级中学，一所高级中学。大概是出于维护的目的吧，布里阿斯的人们，似乎已经建造了过多的教堂：有两座天主教堂，一座近代的基督教堂，一座卫理公会教堂，一座基督教科学教堂，一座长老会和犹太教堂。在“绿色的村庄”的边缘，竖立着一所主要的邮电局，一所灯光暗淡、藏书不多的图书馆（布里阿斯的大多数人都自己买书看）。有一处美国军团礼堂，一处乐天派俱乐部，一处初级商会大楼，还有一所属于布里阿期妇女联合会的砖石结构装饰现代化的哥特式大厦。
除了几条新公寓街道外，多数房屋的人家则醉心于在室外搞些沉甸甸的黄铜装饰，而且居住者多数为到市内上班办公的白领工人。布里阿斯的街道，主要为他们的所有者所占据，而不是本地的服务到车上的路边银行。这些房屋的房主，每年挣2万至10万美元不等。相对来说，布里阿斯的社会属青年或中年人，很少有人工作到了退休的高龄。尽管布里阿斯的政策很自由，但是外表却足够庄重和保守，这使得从事娱乐业的人们打消了涉足其间的勇气。日渐萧条的电影业的人员，呆在贝弗利山的繁华地带，很少向西走得更远。而那些正处在兴旺扩展时期的电视行业的人们，宁愿选择更具都会气息的中心地带的活动和有刺激性的事情。
当地不动产的经纪人估计，布里阿斯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约有1万4千人。那本微不足道的年度电话簿的书页上，载列着房主的名字：一个布店老板，一位建筑工程师，一名精神病医生，一个房屋承包商，一位研究分析员，一名作家，一个干洗匠，一位汽车游客旅馆主，一位大学校长，一个广告董事，一位艺术经营商，一个宠物店店主，一位律师，一名会计师，一个建筑师，一名银行主，一位牙科医生。
这些就是该地的男子汉们。不过，每当他们离开到所从业的地方，通常是遥远的城市去了之后，布里阿斯的社交界便成了妇女们的天下了。
从每日观光旅游车的窗子后面，那些观光者——大多数是女性——带着羡慕的眼光，注视着那些他们在布里阿斯所瞥见的同性别的人。常常看见某个白肤金发碧眼的女人，身穿卡普里紧身短衬裤，滑进低卡门美洲虎轿车，缓缓地开离去的情景；或者是一个姿色动人的黑头发的主妇，身穿价格昂贵的奥纶罩衣，站在门前台阶与园丁领班聊天；或者是体形控制得很好的夫人，身穿紧身白色短裤，姿势优美、动作熟练地在私人网球场上奔跑、跳跃；或者是个红头发的女人，将头发束在丝巾里，坐在林肯大陆牌子的驾驶盘后面，把车开到商店拱廊前的停车点上去。
在旅游车上的这些乘客所没有看见的情境，她们在自己的脑子里也虚构出来，并且予以加工、润色。她们能够清晰地想象出这些布里阿斯的妇女是如何生活的。在早晨，这些布里阿斯的女性居民，把她们的小孩子送上包租的汽车，到空气流通的学校上学；或者懒洋洋地打发准备早餐的时光，翻阅着最新出版的《时髦》或《哈泼斯市场》杂志，等着黑人女佣把早餐摆好；或者穿着三角背心和短裤，在铺有石板的院子里的躺椅上进行日光浴；或者悠闲自得地穿着进口的毛线衫和裙子，在威尔希勒·布尔法德与那些举止文雅的朋友共进午餐。在下午，她们浏览逛遍主要的中、高档服装店，或在漂亮的沙龙里消遣，或者去参加茶会或茶园聚会。在晚上，如果她们不与在棕榈泉或拉斯维加斯或森瓦利的丈夫和朋友相聚，她们便呆在城里，看看艺术电影，看看戏剧，或到夜总会去，欣赏一下最近街谈巷议的喜剧演员的表演。有时候，她们在家里督办私人晚餐，或者，穿着山东绸紧身连衣裤便服接待客人（将他们的热烈的脸蛋供男客去吻，用冷淡的握手去应付女宾），并且毫不节制地狂饮，对掺杂在立体声唱机的喧嚣声中所开的轻佻的性行为玩笑，嘻笑不止。第二天早上，当佣人送丈夫去工作、送孩子去上学时，她们因晚睡晏眠，仍处在宿醉的迷糊状态之中，最后终于醒转来，心下隐隐约约地有些懊悔，竟找不出时间为即将开始的艺术欣赏夜校班下点功夫去准备。这便是那些观光车中游客眼中所见和脑中所想的。布里阿斯的妇女如何打发她们的时光，即便将她们每个人的趣味差异也考虑进去，这实际上便是她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然而，当然喽，在她们所围的丝巾、所戴的五光十色的太阳镜、所穿的宽松的毛线衫和紧身短裤的外表下，还有更多的东西；在她们所坐的外国运动车，所穿的短皮大衣以外情况还很复杂，在修剪整齐的树篱和精心整修的榆树以及那些宽敞、华丽的房舍背后，还掩盖着更多的事情。因为，对那些对此生活馋涎欲滴的旁观者来说，她们并未身临其境，不可能想象和理解。这里的现实，其困惑难熬的程度恰似其外表的平静安乐程度。她们不可能理解，对于布里阿斯1万4千居民中的许多人来说，此时正是他们最好的时光，也是他们最暗淡的日子。
布里阿斯的秘密气息，保持得如同任何一处共济会的仪式一样，局外人不得而知。对它的人多数妇女来说，是空虚、单调、令人厌烦和深感迷惑的。情况常常如同客厅中所流传的笑话所说的那样，这些当地人并不安宁。弊病出在美国人和已婚妇女身上。不过，布里阿斯的那些妇女宁愿相信，那纯属她们自己特有的。然而，她们很少直接公开地这样点出来，因为既然过着如此富足的物质生活，却又说感到无休止的困苦和不安，实在很难自圆其说。
当这些布里阿斯的妇女还是单身和满怀追求欲望的时节，她们所想要的就只有结婚和舒适，穿一件诸如最心爱的外套那样令人激动不已的保护衣，可以任意选购诸如一方面纱的购物财力和住进一套套间的乐园里等等，凡此种种的享受。现在，她们终于结婚了（或者曾经结过婚），且已过了2年或5年或15年，生活很舒服，很有规律，而且很安全，在社会上处处受到钦敬。不过，还是总有点不满足，有一股说不出的渴求更多的东西的味道，她们要求更多的东西——但是要让她们准确点说出她们想要什么，即便是对她们自己，她们也解释不清。
就这样，她们使自己沉湎在毫无意义的约会、聚会、慈善义举、各种活动、周末飞行等无所事事的迷惘之中。为了停止去想那里并不存在的东西，她们用伏特加、安眠药、安静丸、性试验，把自己的感觉弄得模糊迟钝起来。就这样，每一个可怕的早上延宕过去了，生活毫无变化地继续下去。要不是偶尔意识到一丝灰发竟敢冒了出来（很快被漂抹掉），发现双乳非常轻微地向下松垂（立即用最新的上托乳罩托起），臀部的肌肉不再那么富有弹性（快速地用机器手和瑞典敲击手敲打结实），看见孩子们越长越高（不过这时，时间这个敌人最终获得了胜利，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斗过这个事实，那就是生命越来越短了），要不是意识到以上的情况，生命倒像成了一个真空，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终止。
早上9时5分，那辆长长的、灰色的旅游车，从布里阿斯的风光秀丽的通行大道冒出来，转入桑塞特·博尔瓦德的行车道，沿着下坡公路向目的地海滩开去。
站在她那宽阔的乔治时代的一层楼前斑斑点点的沥青环形车道上，凯思琳·鲍拉德向坐在小型客车后座上的4岁女儿戴利达丽招了最后一次手。这辆公用的汽车，每天带她到韦斯特伍德的先进的托儿所学校去。
汽车绕过楼角消失之后，凯思琳在汽车道上逗留了一会儿。她仔细地看了一下附近的黄玫瑰花坛，特别留意那行枯萎了的玫瑰，提醒自己，一定别忘了请教艾托先生应用什么喷洒处理方法。起初，她在几天前就注意到了这些玫瑰的不正常状态，但是，因为触景生情，由花联想到自身，倒把这事很快忘却了——在不经心的旁观者眼里，没有注意到这外表的似锦繁花，竟掩盖了根底深刻的内在疾病，除非人们仔细观察，要不，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来。
她从玫瑰花坛上把视线移开，越过宽阔的绿色的草坪，透过能够隔断外界任何人，但却隔不断来自本身的侵扰的那层厚厚的簇叶，凯思琳仍然看见，那辆熟悉的灰色观光汽车缓缓离开走下山坡的最后景象。她没有戴手表——这天是艾伯蒂恩日①，夜里怎么也睡不着觉，天放亮时吃了一丸安眠药，竟一下子睡过了头，几乎来不及穿上早餐服和给戴利达丽穿衣上学。不过这时，一看见这观光汽车，才知道已是9点以后了，而且意识到，她必须去做昨夜前答应格雷斯·沃特顿自己应做的事情。
①以维多利亚女王的第4个女儿路易斯·艾伯塔公主命名的。
她怏怏地折转身走回前外通廊，在精美的修有沟槽的廊柱间向前挪动，越过那高高的盆栽丝柏，进入那山洞似的、空旷的、雅致的房屋。她对眼前的时光，怀着抵制、幽怨的心情。一旦走进厨房之后，便关闭炉子，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没有加糖，将它端着走向那张白色的胶木小餐桌。她将咖啡放下之后，又从电话机上端的食品橱里找到一盒香烟。她一手拿着香烟和格雷斯留给她的马尼拉文件夹，另一只手拿着电话，转回桌子边。
呷过第一口热乎乎的咖啡之后，接着便专心于早上开门第一支香烟的仪式之中。经过一番吞云吐雾，她感到暂时的慰藉。她继续吸着，她那拿着香烟的被尼古丁染黄了的细长手指，也抖动得轻一些了。过了一会儿，她把吃剩半支的香烟在瓷烟灰缸里碾死。那只烟灰缸上印着褪了色的富有传奇般的字迹“东京·帝国饭店”。它仍被放在桌子上，过去博伊恩顿把这只烟灰缸放在那里，好让自己时时想起过去的荣耀。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换上使她不那么受刺激的另一只烟灰缸。不过她知道，那是因为她没有这个勇气。
这时，咖啡仅仅有点温热，她立即一口气将它喝光。如此地武装了一下之后，她最后打开了那个马尼拉文件夹。文件夹中有两张纸。第一张上，格雷斯整整齐齐地用打字机打上了12个妇女联合会员的人名以及她们的电话号码。凯思琳扫视了这串名单，她们不是朋友，就是邻居或相识，没有一个不认得的。尽管如此，她仍然把派给她给每个人都打电话的任务搁置下来。
昨天晚上格雷斯扔下这个文件夹之后，在这位大岁数的女人那指派性的强人之意的热心肠面前，凯思琳立即感到无可奈何了。格雷斯·沃特顿已是50多岁的年纪了。她那灰色的头发，每周让一位男理发师整几次型，整成像是假发式样。她人小巧，爱搅和，说话唠叨。她的孩子结婚之后，有两年工夫，她曾经游移于是做一名雷西达的学者还是要做贝弗利山的心理学家，最后两者都放弃了，而去干了妇女联合会的主席职务。从此，妇女联合会主席一职便成了她的整个生活。在什么地方的某个银行，有个副行长，叫格雷斯·沃特顿先生。
尽管格雷斯最终使凯思琳表示出接受那份公事的意思，凯思琳的初衷并非是情愿的。她辩护说自己精疲力尽，并且不得空闲，另外，她也有好几个月没有见过她们中任何一个人的面了。自从上一次的妇女联合会的会议以来再未见过面，要给她们打电话，少不了花费工夫啰嗦一番。“哪里话！”格雷斯用她那刺耳的、一本正经的口气说，“这是公事，你也应以此态度对待它。给每人打电话时，你都说你还有十几个电话要打。再说，我想这对你也有好处。我不同意你过着像个隐士似的蛰居生活方式，这不利于身心健康。如果你不打算外出见人，起码和她们通通电话嘛。”
凯思琳不想告诉格雷斯或者任何人，她之成为一个避世隐居的人，并不是因为博伊恩顿的不幸造成的，其原因与人们所想象的并不是一回事。她结婚后，有他在家，正因为他经常在家，所以她唯一希望的是到这房子的外面去，消失在同伙们的喧闹的混沌之中，虽说这样做，有悖于她的本能。不过，自她寡居以来的一年零四个月中，外出躲避已无此必要了。她又回到、并享受起婚前她所熟悉的又爱又恨的那种孤寂的独立自在的生活。
突然，她意识到格雷斯又开始讲起话来。这时，她的这位来访者的声音稍稍变得柔和了些。“相信我，凯思琳，亲爱的。我们都知道你所经受的折磨。不过，如果你不自己帮助自己，没有什么人能帮上你的忙。你还年轻，长得又漂亮，且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正是前途似锦，有好日子不要错过。如果我认为你真的不舒服的话，亲爱的，我会是第一个理解你的人。当然喽，我倒可以找别的人代替你来打这些电话。不过，我们需要你，我是说，不管喜欢不喜欢，你仍然是我们当中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之一。由此你可看出，我为什么非要排出我们当中20个最受尊敬的成员打这些电话。我的原意，恰恰是为了使这些电话通知具有更重的分量。相信我，凯思琳，我们需要全体出动，我们这方面每个人都在内——特别是如果教会方面反对这次会议的话就更应如此。我还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反对，不过，有这种议论。”
凯思琳一心要想方设法去逃脱掉这项不愉快的任务，所以直至这时，她没有完全理解，或者，甚至连听也没法去听这次妇女联合会召开会议的真正目的。她重新问了一下，格雷斯对她眉飞色舞地解释了一番（格雷斯对这整个事情所具有的大胆和猥亵色情很难掩饰住自己的兴奋情绪）。这样一来，凯思琳更加感到不安起来。她哪里还有这份心思去与一伙妇女一起聆听一个男人讨论美国妇女的性习惯问题，不管它是以多么冷静的分析观点来探讨的。更糟的是——因为这时她突然意识到这场讲演所要引出的是什么——她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对一帮生人吐露她的私生活秘密，象征性地剥去自己的外衣，使自己暴露在一伙迷眼斜视、专爱偷看下流场面的男人面前。
整个的事情是疯狂和邪恶不堪的，然而，格雷斯都是如此之热情——“这将使我们的组织的知名度大大提高；这也是为什么阿克曼先生特意做这样的安排”——倒使凯思琳本能地感到任何反对意见难以让人理解了，而且甚至会引起对她在性生活方面的怀疑。所以她不再坚持不干，决定拖拖以后再说。
眼下，她快速地点燃了另一支香烟，面对着这令人诅咒的文件夹。她拿掉那张人员名单，看了看下面的那片纸。这是张油印的公告报道——在第二大“立即发布用稿”——而且是由格雷斯·沃特顿签署的。格雷斯曾对她解释过，在她打电话通知妇女联合会成员两天后出席这次特别会议时，这份发布稿将告诉她一切的有关内容。凯思琳一边沉着地吸着烟，一边读着这份新闻发布稿。
“5月22日，星期五上午10点30分，”这份油印的报道写道，“威斯康星州里尔顿学院的世界著名性权威，去年的畅销书《美国单身汉的性研究》的作者乔治·G·查普曼博士，将在布里阿斯妇女联合会的全体成员大会上做演讲。在大会之后的两周时间里，查普曼博士将就最近他对已婚妇女的研究和意图加以论述。查普曼博士偕同他的助手、均与里尔顿学院有联系的范·杜埃博士、卡斯·米勒先生、保罗·拉德福特先生等一组人员，将要会见布里阿斯妇女联合会中已婚的或曾经结过婚的成员。
“查普曼和他的小分队，历时14个月，游遍美国，会见了数千名代表每个经济阶层、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年龄的具有各种教育背景的已婚妇女。据查普曼博士讲，布里阿斯妇女是在他和他的助手们，在搜集他们的发现并准备下半年出版前要会见的最后一批。‘这次调查询问的目的，’查普曼说。‘是要把迄今为止仍秘而不宣的美国女性的性生活方式公诸于世，这样，通过统计数字，我们可以将很久以来使处在黑暗和无知状态下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领域，用科学的方法予以阐明。我们希望，后代的美国妇女能从我们的发现中受到教益。’”
“布里阿斯妇女联合会主席格雷斯·沃特顿夫人在电报中对查普曼博士的光临深表荣幸，并答应百分之百地出席他的演讲，并将在自愿的基础上，提供会见的话题。不过，沃特顿夫人预言，听了查普曼博士的演讲，了解到实际上的个人会见比过去吉尔伯特·汉密尔顿、阿尔弗雷德·金西、欧内斯特·伯吉斯、保罗·沃林等这些开先河的调查人所进行的那种会见更不点名道姓时，联合会中的220位已婚妇女，不会有什么人拒绝这个为了科学进步而做出贡献的机会。该联合会，在布里阿斯拥有自己的俱乐部和礼堂，成立已有15年之久，一直为社会、为慈善事业以及大洛杉矶西区的美化，不遗余力地工作着。”
读过这篇发布文稿之后，凯思琳怀着厌恶的心情继续瞅着它。看着这些话语，不禁无名火起，便自问道：“这个查普曼博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好偷看人的东西？”
她自然听到过他的名字，谁都听到过。他最近那本书的耸人听闻的题材（她知道，所有的妇女都读过他的书，读起来废寝忘食，尽管凯思琳予以蔑视，甚至于不屑去借一本来看），以及他最近的研究进展（所谓研究），一连几年把报纸和杂志的版面活跃得不亦乐乎，至少有十几家的封面刊登了他的照片。她估计，总有一天查普曼将会成为他这个年代以及这个年代的对性的着魔般迷恋的象征，这正如19世纪20年代的埃米尔·考艾成为不同的好奇流派的代表一样。
不过，凯思琳感到纳闷，是什么使得一个受过教育的成人献身于打听男人、妇女以及儿童们性史隐私的勾当之中？这种对所谓“科学发展”不停的挪揄，只是在高尚的目的掩盖下，不健康的服务的确是不健康的思想和引起性欲的情趣。或者更坏的情况，是由于某种卑劣的商业思想，决心去利用人们对禁区的反逆欲望。说句公道话，凯思琳记起读过某些报道，查普曼对自己的可观的收入是分文不取的。话虽这么说，在此种文化中，一个出了名的名字便等于任何的年金享受权，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到钞票。另外，他也可能是个宁要臭名而不要实利的人。
也许，她对查普曼太苛刻了，凯思琳想。也许，毛病出在她本人身上。她也变得古板、过时，如果说一个年方28岁的人能够真的变得过时了的话。然而，她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一个妇女的生殖器官是属于她自己的，并且只能属于她本人，它的使用和活动，除了她自己、她的配偶和她的医生外，谁也不能让他知道。
对这件自己不相信、深感厌恶的下流事情，非要自己去促成不可，这不禁使她皱起了双眉。凯思琳碾死了她的第二支香烟。她把那用打字机打好的人名和电话号码单取回来，摆在面前，拿起话筒，开始从厄苏拉·帕尔默往下的电话号码拨起来。
厄苏拉·帕尔默是个爱挑剔的、好“打破沙锅纹（问）到底”的人。说话尖锐，直截了当。假若她问“你好吗”时，她的意思是要知道，精精确确，你从早晨到晚上如何？还有，昨天过得怎么样？一点不容大而化之的回答，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其辞，要不，她是不会满意的。从她那闪闪发光的褐色的大眼睛里所观察到的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得是确切的、明了的，让人能理解的。
这时，她一只手放在打字机的间隔棒和键盘上，一只手拿着听筒对着耳朵，继续——这已经是这次电话的最后几分钟了——用一些对有关查普曼到布里阿斯考察的提问折磨凯思琳。
“说真的，厄苏拉，”凯思琳强压着怒气说，“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为什么查普曼博士挑选我们作为他的最后的实例，我所知道的只有摆在我面前的这份发布稿上所说的情况。”
“好吧，那就把它读一下我听，”厄苏拉说，“我只是想把事情原原本本地搞清楚。”
厄苏拉听得见电话对方凯思琳手中的稿纸翻动的沙沙声。她谛听着，当对方用发干的嗓音在电话上读着那文稿时，她把眼睛闭起来，以便使听力更集中。凯思琳读完后，厄苏拉睁开眼。“我猜想，”她对着话筒说，“就这些东西，可怜的查普曼博士。他会大失所望的。”
“你的意思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他从这帮自己根本不了解的冷淡的长舌妇身上打算了解什么？我能看到的是他问特丽萨·哈尼希她最愿当个什么，她肯定会告诉他，是当一个艺术经营商的老婆。”
“我想我们与其它地方的妇女相比并没有任何的不同。”
“也许有。”厄苏拉表示怀疑地说。
“我能告诉格雷斯你打算出席这次会吗？”
“当然啰。无论如何我不能失掉这个机会。”
厄苏拉挂上电话之后，又后悔自己惹得凯思琳不愉快。她似乎察觉凯思琳有点生气，而且常常如此。这样一来，事情就太糟了，因为她真诚地尊敬凯思琳，并且想要获得她的友谊。她所认识的布里阿斯的所有的女人当中，她感到只有凯思琳在智力方面能与自己相匹敌，更何况，凯思琳具有一种难于描述的气质——这是一种使妇女成为贵夫人的气质，一种良好教养的、人们口头上常说的仪态万方的风度。在这上面，或者在某一部分上面，还增添上一种具有财产的富贵气。谁都知道，凯思琳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财产，她的财产足以维生，不必去做工。有一次，厄苏拉在她为《家庭》杂志所写的每月一次的特写中，涉及城郊富裕妇女的平均情况时，用的模特儿就是凯思琳。她疾妒凯思琳惊人的美貌：她那泛着光亮的黑头发，修束得短而漂亮；她的富有挑逗性的绿眼睛；小而周正的鼻子；丰润的绯红色的嘴巴——所有的这些和莫迪格联尼①的脖子，安放在身材修长、童贞似的优美的躯体上。
①意大利画家（1884—1920）。
这番话在乘客当中并没有拨动起什么激奋情绪，他们20分钟前刚从贝弗利山和贝尔埃尔影界名流居住处离开，已经饱览过那里的华丽的房舍。他们听到的这个布里阿斯，而且在听前就亦意识到，比起他们匆匆观光过的宾夕法尼亚、堪萨斯、佐治亚及爱达荷的繁华区域来，并不见得有更多的令人惊奇神往之处。就其外观而言，布里阿斯倒真是一处典型的普普通通的地方，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了。在他们等候汽车转到风光比较好的太平洋及它的马里布聚住处的时间里，旅客中的许多人，利用这段间歇来改变一下他们的位置，按摩一下脖子，点上香烟，或者与邻座交谈几句，但也有那么几个人，大多数为那些面嫩手老的妇女，继续朝窗外观看着，对郊区乡村那种恬静、悠闲的田园之美，艳羡不已。她们在心下揣摩着，那里的社交圈子会是个什么样子？成为她们孤高的居民中的一员又会如何？
在布里阿斯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类似这样的公共汽车，每天不知要过去多少辆。而且，对来去匆匆的过客看来，这种静谧的、隐蔽而又因袭旧习的表面景象，总是那样的盛行不衰；还有，的的确确，这些使人一目了然的建筑物和导游书上的统计数字，是那样的令人赏心悦目并为世人所熟知，因为布里阿斯之于洛杉矶，恰似福雷斯特湖之于芝加哥、斯卡斯代尔之于纽约城。
自从布里阿斯成为大洛杉矶的一个正式组成部分以来，因为没有它自己的政府自治权，它的边界，被当地的生意推销员、不动产经纪人，以及那些看后扔掉的一代代周报编辑们的共同努力，老早被搞得毫无规律、反复不定。大体而言，人们把它看作为坐落在弯曲的桑塞特·博尔瓦德的两边，处在东接韦斯特伍德，西邻太平洋帕利塞兹丘陵中间的一块8平方英里的地方。
此地区有这样的限制，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是特大号的。那些房屋，多数为一层的美国独立前的建筑，或者是现代的牧场主的住宅，座座都十分宽敞，都是在距离宽阔的铺设马路退后60英尺或者更远的地方建造的。几乎所有的房屋都部分地被遮掩起来，被那些绿色的风景点缀的土堆，或者被绕成圆圈的槟树，再不就是被本槿属植物的矮篱或一堵高高的石墙搞得稍露又掩，因而更加产生一种令人欲窥全貌而不能的逗弄劲儿。
有一处主要的商业区，广告上叫作“绿色的村庄”，主要是针对灵致古怪的商店结构（制鞋匠和理发师竟在一处淡毛棉宝塔底下干活），吸引人的舶来品，以及讨价过高的国产货而起的。这一商业区给本地带来了生机。其它与社会相协调的象征，是那4所小学，一所初级中学，一所高级中学。大概是出于维护的目的吧，布里阿斯的人们，似乎已经建造了过多的教堂：有两座天主教堂，一座近代的基督教堂，一座卫理公会教堂，一座基督教科学教堂，一座长老会和犹太教堂。在“绿色的村庄”的边缘，竖立着一所主要的邮电局，一所灯光暗淡、藏书不多的图书馆（布里阿斯的大多数人都自己买书看）。有一处美国军团礼堂，一处乐天派俱乐部，一处初级商会大楼，还有一所属于布里阿期妇女联合会的砖石结构装饰现代化的哥特式大厦。
除了几条新公寓街道外，多数房屋的人家则醉心于在室外搞些沉甸甸的黄铜装饰，而且居住者多数为到市内上班办公的白领工人。布里阿斯的街道，主要为他们的所有者所占据，而不是本地的服务到车上的路边银行。这些房屋的房主，每年挣2万至10万美元不等。相对来说，布里阿斯的社会属青年或中年人，很少有人工作到了退休的高龄。尽管布里阿斯的政策很自由，但是外表却足够庄重和保守，这使得从事娱乐业的人们打消了涉足其间的勇气。日渐萧条的电影业的人员，呆在贝弗利山的繁华地带，很少向西走得更远。而那些正处在兴旺扩展时期的电视行业的人们，宁愿选择更具都会气息的中心地带的活动和有刺激性的事情。
当地不动产的经纪人估计，布里阿斯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约有1万4千人。那本微不足道的年度电话簿的书页上，载列着房主的名字：一个布店老板，一位建筑工程师，一名精神病医生，一个房屋承包商，一位研究分析员，一名作家，一个干洗匠，一位汽车游客旅馆主，一位大学校长，一个广告董事，一位艺术经营商，一个宠物店店主，一位律师，一名会计师，一个建筑师，一名银行主，一位牙科医生。
这些就是该地的男子汉们。不过，每当他们离开到所从业的地方，通常是遥远的城市去了之后，布里阿斯的社交界便成了妇女们的天下了。
从每日观光旅游车的窗子后面，那些观光者——大多数是女性——带着羡慕的眼光，注视着那些他们在布里阿斯所瞥见的同性别的人。常常看见某个白肤金发碧眼的女人，身穿卡普里紧身短衬裤，滑进低卡门美洲虎轿车，缓缓地开离去的情景；或者是一个姿色动人的黑头发的主妇，身穿价格昂贵的奥纶罩衣，站在门前台阶与园丁领班聊天；或者是体形控制得很好的夫人，身穿紧身白色短裤，姿势优美、动作熟练地在私人网球场上奔跑、跳跃；或者是个红头发的女人，将头发束在丝巾里，坐在林肯大陆牌子的驾驶盘后面，把车开到商店拱廊前的停车点上去。
在旅游车上的这些乘客所没有看见的情境，她们在自己的脑子里也虚构出来，并且予以加工、润色。她们能够清晰地想象出这些布里阿斯的妇女是如何生活的。在早晨，这些布里阿斯的女性居民，把她们的小孩子送上包租的汽车，到空气流通的学校上学；或者懒洋洋地打发准备早餐的时光，翻阅着最新出版的《时髦》或《哈泼斯市场》杂志，等着黑人女佣把早餐摆好；或者穿着三角背心和短裤，在铺有石板的院子里的躺椅上进行日光浴；或者悠闲自得地穿着进口的毛线衫和裙子，在威尔希勒·布尔法德与那些举止文雅的朋友共进午餐。在下午，她们浏览逛遍主要的中、高档服装店，或在漂亮的沙龙里消遣，或者去参加茶会或茶园聚会。在晚上，如果她们不与在棕榈泉或拉斯维加斯或森瓦利的丈夫和朋友相聚，她们便呆在城里，看看艺术电影，看看戏剧，或到夜总会去，欣赏一下最近街谈巷议的喜剧演员的表演。有时候，她们在家里督办私人晚餐，或者，穿着山东绸紧身连衣裤便服接待客人（将他们的热烈的脸蛋供男客去吻，用冷淡的握手去应付女宾），并且毫不节制地狂饮，对掺杂在立体声唱机的喧嚣声中所开的轻佻的性行为玩笑，嘻笑不止。第二天早上，当佣人送丈夫去工作、送孩子去上学时，她们因晚睡晏眠，仍处在宿醉的迷糊状态之中，最后终于醒转来，心下隐隐约约地有些懊悔，竟找不出时间为即将开始的艺术欣赏夜校班下点功夫去准备。这便是那些观光车中游客眼中所见和脑中所想的。布里阿斯的妇女如何打发她们的时光，即便将她们每个人的趣味差异也考虑进去，这实际上便是她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然而，当然喽，在她们所围的丝巾、所戴的五光十色的太阳镜、所穿的宽松的毛线衫和紧身短裤的外表下，还有更多的东西；在她们所坐的外国运动车，所穿的短皮大衣以外情况还很复杂，在修剪整齐的树篱和精心整修的榆树以及那些宽敞、华丽的房舍背后，还掩盖着更多的事情。因为，对那些对此生活馋涎欲滴的旁观者来说，她们并未身临其境，不可能想象和理解。这里的现实，其困惑难熬的程度恰似其外表的平静安乐程度。她们不可能理解，对于布里阿斯1万4千居民中的许多人来说，此时正是他们最好的时光，也是他们最暗淡的日子。
布里阿斯的秘密气息，保持得如同任何一处共济会的仪式一样，局外人不得而知。对它的人多数妇女来说，是空虚、单调、令人厌烦和深感迷惑的。情况常常如同客厅中所流传的笑话所说的那样，这些当地人并不安宁。弊病出在美国人和已婚妇女身上。不过，布里阿斯的那些妇女宁愿相信，那纯属她们自己特有的。然而，她们很少直接公开地这样点出来，因为既然过着如此富足的物质生活，却又说感到无休止的困苦和不安，实在很难自圆其说。
当这些布里阿斯的妇女还是单身和满怀追求欲望的时节，她们所想要的就只有结婚和舒适，穿一件诸如最心爱的外套那样令人激动不已的保护衣，可以任意选购诸如一方面纱的购物财力和住进一套套间的乐园里等等，凡此种种的享受。现在，她们终于结婚了（或者曾经结过婚），且已过了2年或5年或15年，生活很舒服，很有规律，而且很安全，在社会上处处受到钦敬。不过，还是总有点不满足，有一股说不出的渴求更多的东西的味道，她们要求更多的东西——但是要让她们准确点说出她们想要什么，即便是对她们自己，她们也解释不清。
就这样，她们使自己沉湎在毫无意义的约会、聚会、慈善义举、各种活动、周末飞行等无所事事的迷惘之中。为了停止去想那里并不存在的东西，她们用伏特加、安眠药、安静丸、性试验，把自己的感觉弄得模糊迟钝起来。就这样，每一个可怕的早上延宕过去了，生活毫无变化地继续下去。要不是偶尔意识到一丝灰发竟敢冒了出来（很快被漂抹掉），发现双乳非常轻微地向下松垂（立即用最新的上托乳罩托起），臀部的肌肉不再那么富有弹性（快速地用机器手和瑞典敲击手敲打结实），看见孩子们越长越高（不过这时，时间这个敌人最终获得了胜利，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斗过这个事实，那就是生命越来越短了），要不是意识到以上的情况，生命倒像成了一个真空，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终止。
早上9时5分，那辆长长的、灰色的旅游车，从布里阿斯的风光秀丽的通行大道冒出来，转入桑塞特·博尔瓦德的行车道，沿着下坡公路向目的地海滩开去。
站在她那宽阔的乔治时代的一层楼前斑斑点点的沥青环形车道上，凯思琳·鲍拉德向坐在小型客车后座上的4岁女儿戴利达丽招了最后一次手。这辆公用的汽车，每天带她到韦斯特伍德的先进的托儿所学校去。
汽车绕过楼角消失之后，凯思琳在汽车道上逗留了一会儿。她仔细地看了一下附近的黄玫瑰花坛，特别留意那行枯萎了的玫瑰，提醒自己，一定别忘了请教艾托先生应用什么喷洒处理方法。起初，她在几天前就注意到了这些玫瑰的不正常状态，但是，因为触景生情，由花联想到自身，倒把这事很快忘却了——在不经心的旁观者眼里，没有注意到这外表的似锦繁花，竟掩盖了根底深刻的内在疾病，除非人们仔细观察，要不，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来。
她从玫瑰花坛上把视线移开，越过宽阔的绿色的草坪，透过能够隔断外界任何人，但却隔不断来自本身的侵扰的那层厚厚的簇叶，凯思琳仍然看见，那辆熟悉的灰色观光汽车缓缓离开走下山坡的最后景象。她没有戴手表——这天是艾伯蒂恩日①，夜里怎么也睡不着觉，天放亮时吃了一丸安眠药，竟一下子睡过了头，几乎来不及穿上早餐服和给戴利达丽穿衣上学。不过这时，一看见这观光汽车，才知道已是9点以后了，而且意识到，她必须去做昨夜前答应格雷斯·沃特顿自己应做的事情。
①以维多利亚女王的第4个女儿路易斯·艾伯塔公主命名的。
她怏怏地折转身走回前外通廊，在精美的修有沟槽的廊柱间向前挪动，越过那高高的盆栽丝柏，进入那山洞似的、空旷的、雅致的房屋。她对眼前的时光，怀着抵制、幽怨的心情。一旦走进厨房之后，便关闭炉子，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没有加糖，将它端着走向那张白色的胶木小餐桌。她将咖啡放下之后，又从电话机上端的食品橱里找到一盒香烟。她一手拿着香烟和格雷斯留给她的马尼拉文件夹，另一只手拿着电话，转回桌子边。
呷过第一口热乎乎的咖啡之后，接着便专心于早上开门第一支香烟的仪式之中。经过一番吞云吐雾，她感到暂时的慰藉。她继续吸着，她那拿着香烟的被尼古丁染黄了的细长手指，也抖动得轻一些了。过了一会儿，她把吃剩半支的香烟在瓷烟灰缸里碾死。那只烟灰缸上印着褪了色的富有传奇般的字迹“东京·帝国饭店”。它仍被放在桌子上，过去博伊恩顿把这只烟灰缸放在那里，好让自己时时想起过去的荣耀。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换上使她不那么受刺激的另一只烟灰缸。不过她知道，那是因为她没有这个勇气。
这时，咖啡仅仅有点温热，她立即一口气将它喝光。如此地武装了一下之后，她最后打开了那个马尼拉文件夹。文件夹中有两张纸。第一张上，格雷斯整整齐齐地用打字机打上了12个妇女联合会员的人名以及她们的电话号码。凯思琳扫视了这串名单，她们不是朋友，就是邻居或相识，没有一个不认得的。尽管如此，她仍然把派给她给每个人都打电话的任务搁置下来。
昨天晚上格雷斯扔下这个文件夹之后，在这位大岁数的女人那指派性的强人之意的热心肠面前，凯思琳立即感到无可奈何了。格雷斯·沃特顿已是50多岁的年纪了。她那灰色的头发，每周让一位男理发师整几次型，整成像是假发式样。她人小巧，爱搅和，说话唠叨。她的孩子结婚之后，有两年工夫，她曾经游移于是做一名雷西达的学者还是要做贝弗利山的心理学家，最后两者都放弃了，而去干了妇女联合会的主席职务。从此，妇女联合会主席一职便成了她的整个生活。在什么地方的某个银行，有个副行长，叫格雷斯·沃特顿先生。
尽管格雷斯最终使凯思琳表示出接受那份公事的意思，凯思琳的初衷并非是情愿的。她辩护说自己精疲力尽，并且不得空闲，另外，她也有好几个月没有见过她们中任何一个人的面了。自从上一次的妇女联合会的会议以来再未见过面，要给她们打电话，少不了花费工夫啰嗦一番。“哪里话！”格雷斯用她那刺耳的、一本正经的口气说，“这是公事，你也应以此态度对待它。给每人打电话时，你都说你还有十几个电话要打。再说，我想这对你也有好处。我不同意你过着像个隐士似的蛰居生活方式，这不利于身心健康。如果你不打算外出见人，起码和她们通通电话嘛。”
凯思琳不想告诉格雷斯或者任何人，她之成为一个避世隐居的人，并不是因为博伊恩顿的不幸造成的，其原因与人们所想象的并不是一回事。她结婚后，有他在家，正因为他经常在家，所以她唯一希望的是到这房子的外面去，消失在同伙们的喧闹的混沌之中，虽说这样做，有悖于她的本能。不过，自她寡居以来的一年零四个月中，外出躲避已无此必要了。她又回到、并享受起婚前她所熟悉的又爱又恨的那种孤寂的独立自在的生活。
突然，她意识到格雷斯又开始讲起话来。这时，她的这位来访者的声音稍稍变得柔和了些。“相信我，凯思琳，亲爱的。我们都知道你所经受的折磨。不过，如果你不自己帮助自己，没有什么人能帮上你的忙。你还年轻，长得又漂亮，且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正是前途似锦，有好日子不要错过。如果我认为你真的不舒服的话，亲爱的，我会是第一个理解你的人。当然喽，我倒可以找别的人代替你来打这些电话。不过，我们需要你，我是说，不管喜欢不喜欢，你仍然是我们当中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之一。由此你可看出，我为什么非要排出我们当中20个最受尊敬的成员打这些电话。我的原意，恰恰是为了使这些电话通知具有更重的分量。相信我，凯思琳，我们需要全体出动，我们这方面每个人都在内——特别是如果教会方面反对这次会议的话就更应如此。我还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反对，不过，有这种议论。”
凯思琳一心要想方设法去逃脱掉这项不愉快的任务，所以直至这时，她没有完全理解，或者，甚至连听也没法去听这次妇女联合会召开会议的真正目的。她重新问了一下，格雷斯对她眉飞色舞地解释了一番（格雷斯对这整个事情所具有的大胆和猥亵色情很难掩饰住自己的兴奋情绪）。这样一来，凯思琳更加感到不安起来。她哪里还有这份心思去与一伙妇女一起聆听一个男人讨论美国妇女的性习惯问题，不管它是以多么冷静的分析观点来探讨的。更糟的是——因为这时她突然意识到这场讲演所要引出的是什么——她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对一帮生人吐露她的私生活秘密，象征性地剥去自己的外衣，使自己暴露在一伙迷眼斜视、专爱偷看下流场面的男人面前。
整个的事情是疯狂和邪恶不堪的，然而，格雷斯都是如此之热情——“这将使我们的组织的知名度大大提高；这也是为什么阿克曼先生特意做这样的安排”——倒使凯思琳本能地感到任何反对意见难以让人理解了，而且甚至会引起对她在性生活方面的怀疑。所以她不再坚持不干，决定拖拖以后再说。
眼下，她快速地点燃了另一支香烟，面对着这令人诅咒的文件夹。她拿掉那张人员名单，看了看下面的那片纸。这是张油印的公告报道——在第二大“立即发布用稿”——而且是由格雷斯·沃特顿签署的。格雷斯曾对她解释过，在她打电话通知妇女联合会成员两天后出席这次特别会议时，这份发布稿将告诉她一切的有关内容。凯思琳一边沉着地吸着烟，一边读着这份新闻发布稿。
“5月22日，星期五上午10点30分，”这份油印的报道写道，“威斯康星州里尔顿学院的世界著名性权威，去年的畅销书《美国单身汉的性研究》的作者乔治·G·查普曼博士，将在布里阿斯妇女联合会的全体成员大会上做演讲。在大会之后的两周时间里，查普曼博士将就最近他对已婚妇女的研究和意图加以论述。查普曼博士偕同他的助手、均与里尔顿学院有联系的范·杜埃博士、卡斯·米勒先生、保罗·拉德福特先生等一组人员，将要会见布里阿斯妇女联合会中已婚的或曾经结过婚的成员。
“查普曼和他的小分队，历时14个月，游遍美国，会见了数千名代表每个经济阶层、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年龄的具有各种教育背景的已婚妇女。据查普曼博士讲，布里阿斯妇女是在他和他的助手们，在搜集他们的发现并准备下半年出版前要会见的最后一批。‘这次调查询问的目的，’查普曼说。‘是要把迄今为止仍秘而不宣的美国女性的性生活方式公诸于世，这样，通过统计数字，我们可以将很久以来使处在黑暗和无知状态下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领域，用科学的方法予以阐明。我们希望，后代的美国妇女能从我们的发现中受到教益。’”
“布里阿斯妇女联合会主席格雷斯·沃特顿夫人在电报中对查普曼博士的光临深表荣幸，并答应百分之百地出席他的演讲，并将在自愿的基础上，提供会见的话题。不过，沃特顿夫人预言，听了查普曼博士的演讲，了解到实际上的个人会见比过去吉尔伯特·汉密尔顿、阿尔弗雷德·金西、欧内斯特·伯吉斯、保罗·沃林等这些开先河的调查人所进行的那种会见更不点名道姓时，联合会中的220位已婚妇女，不会有什么人拒绝这个为了科学进步而做出贡献的机会。该联合会，在布里阿斯拥有自己的俱乐部和礼堂，成立已有15年之久，一直为社会、为慈善事业以及大洛杉矶西区的美化，不遗余力地工作着。”
读过这篇发布文稿之后，凯思琳怀着厌恶的心情继续瞅着它。看着这些话语，不禁无名火起，便自问道：“这个查普曼博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好偷看人的东西？”
她自然听到过他的名字，谁都听到过。他最近那本书的耸人听闻的题材（她知道，所有的妇女都读过他的书，读起来废寝忘食，尽管凯思琳予以蔑视，甚至于不屑去借一本来看），以及他最近的研究进展（所谓研究），一连几年把报纸和杂志的版面活跃得不亦乐乎，至少有十几家的封面刊登了他的照片。她估计，总有一天查普曼将会成为他这个年代以及这个年代的对性的着魔般迷恋的象征，这正如19世纪20年代的埃米尔·考艾成为不同的好奇流派的代表一样。
不过，凯思琳感到纳闷，是什么使得一个受过教育的成人献身于打听男人、妇女以及儿童们性史隐私的勾当之中？这种对所谓“科学发展”不停的挪揄，只是在高尚的目的掩盖下，不健康的服务的确是不健康的思想和引起性欲的情趣。或者更坏的情况，是由于某种卑劣的商业思想，决心去利用人们对禁区的反逆欲望。说句公道话，凯思琳记起读过某些报道，查普曼对自己的可观的收入是分文不取的。话虽这么说，在此种文化中，一个出了名的名字便等于任何的年金享受权，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到钞票。另外，他也可能是个宁要臭名而不要实利的人。
也许，她对查普曼太苛刻了，凯思琳想。也许，毛病出在她本人身上。她也变得古板、过时，如果说一个年方28岁的人能够真的变得过时了的话。然而，她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一个妇女的生殖器官是属于她自己的，并且只能属于她本人，它的使用和活动，除了她自己、她的配偶和她的医生外，谁也不能让他知道。
对这件自己不相信、深感厌恶的下流事情，非要自己去促成不可，这不禁使她皱起了双眉。凯思琳碾死了她的第二支香烟。她把那用打字机打好的人名和电话号码单取回来，摆在面前，拿起话筒，开始从厄苏拉·帕尔默往下的电话号码拨起来。
厄苏拉·帕尔默是个爱挑剔的、好“打破沙锅纹（问）到底”的人。说话尖锐，直截了当。假若她问“你好吗”时，她的意思是要知道，精精确确，你从早晨到晚上如何？还有，昨天过得怎么样？一点不容大而化之的回答，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其辞，要不，她是不会满意的。从她那闪闪发光的褐色的大眼睛里所观察到的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得是确切的、明了的，让人能理解的。
这时，她一只手放在打字机的间隔棒和键盘上，一只手拿着听筒对着耳朵，继续——这已经是这次电话的最后几分钟了——用一些对有关查普曼到布里阿斯考察的提问折磨凯思琳。
“说真的，厄苏拉，”凯思琳强压着怒气说，“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为什么查普曼博士挑选我们作为他的最后的实例，我所知道的只有摆在我面前的这份发布稿上所说的情况。”
“好吧，那就把它读一下我听，”厄苏拉说，“我只是想把事情原原本本地搞清楚。”
厄苏拉听得见电话对方凯思琳手中的稿纸翻动的沙沙声。她谛听着，当对方用发干的嗓音在电话上读着那文稿时，她把眼睛闭起来，以便使听力更集中。凯思琳读完后，厄苏拉睁开眼。“我猜想，”她对着话筒说，“就这些东西，可怜的查普曼博士。他会大失所望的。”
“你的意思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他从这帮自己根本不了解的冷淡的长舌妇身上打算了解什么？我能看到的是他问特丽萨·哈尼希她最愿当个什么，她肯定会告诉他，是当一个艺术经营商的老婆。”
“我想我们与其它地方的妇女相比并没有任何的不同。”
“也许有。”厄苏拉表示怀疑地说。
“我能告诉格雷斯你打算出席这次会吗？”
“当然啰。无论如何我不能失掉这个机会。”
厄苏拉挂上电话之后，又后悔自己惹得凯思琳不愉快。她似乎察觉凯思琳有点生气，而且常常如此。这样一来，事情就太糟了，因为她真诚地尊敬凯思琳，并且想要获得她的友谊。她所认识的布里阿斯的所有的女人当中，她感到只有凯思琳在智力方面能与自己相匹敌，更何况，凯思琳具有一种难于描述的气质——这是一种使妇女成为贵夫人的气质，一种良好教养的、人们口头上常说的仪态万方的风度。在这上面，或者在某一部分上面，还增添上一种具有财产的富贵气。谁都知道，凯思琳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财产，她的财产足以维生，不必去做工。有一次，厄苏拉在她为《家庭》杂志所写的每月一次的特写中，涉及城郊富裕妇女的平均情况时，用的模特儿就是凯思琳。她疾妒凯思琳惊人的美貌：她那泛着光亮的黑头发，修束得短而漂亮；她的富有挑逗性的绿眼睛；小而周正的鼻子；丰润的绯红色的嘴巴——所有的这些和莫迪格联尼①的脖子，安放在身材修长、童贞似的优美的躯体上。
①意大利画家（1884—1920）。
厄苏拉将转椅摇转过来对着打字机，对着她书房的壁镜斜瞟了一眼，重对节制饮食暗下了保证。不过，从镜子里看自己，令人大失所望。她天造地设地赶不上凯思琳·鲍拉德。她是大骨架的身量，从腮到肩膀到臀部都如此，体重总是135磅。有一次，在一次聚会上，一个酒鬼就曾说她像一个身体过重的夏洛特·布朗蒂。她肯定，这是因为她把自己的暗褐色的头发从当中径直向下分开的缘故。尽管如此，她喜欢这种文学的引喻。对一个41岁的妇女——一个已经做了母亲的女人来说，她没有忘记提醒自己本周末写信给戴文，不知道为什么她从来没有像她的父亲，她保养得不错，并且对那双小手和完美的小腿颇有点沾沾自喜。再说，哈罗德喜欢这个样子。而且，除此之外，她是萨泼霍①而不是特洛伊的海伦，是木塞的萨泼霍，更不是莱斯博斯岛上的。她所具有的会更耐久。
①抒情女诗人。
她又砰砰啪啪地在打字机上干起来。还有一个小时她就得离开到机场，去会见伯特伦·福斯特和他的妻子阿尔玛。尽管从许多方面来说，福斯特并不是她的一个理想中的出版商——他的粗鲁和庸俗常常令人不愿接近。他办《家庭生活》杂志的兴趣，重在商业利益而不是文学，有时让人很感失望——不过，他确实是够精明的，能从他的众多的自由撰稿人中挑选了厄苏拉，并提拔为这份发行面颇广的家庭杂志的西方编辑。
这时，厄苏拉打好了她的概要，把它从打字机上抽下来，并开始进行校对。这份概要构想巧妙，措辞迎合了福斯特重金钱的偏见，并借此提高了自己所干工作的分量。概要包括了头半年她办公室的活动。它强调少花钱，办大事。它建议，花费很少的额外费用，采用某种具有诱惑力的方法大做广告，使她的部门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和更广的报道范围。
“最亲爱的？”这是哈罗德的声音。
厄苏拉望去，只见哈罗德·帕尔默犹犹豫豫地走进这间书房里来，手里端着早餐盘子，盘子里盛着鸡蛋、烤面包、咖啡。“你最好吃点什么，要不会头痛的。”
哈罗德把她的早餐盘子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然后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厄苏拉心不在焉地瞅着他。自结婚以来，虽说他几乎每天早晨都准备早餐，即使雇用了一个住家佣人后，他仍坚持这个习惯。他每次这样做，看上去倒像这样干是为了帮个忙似的。他个子挺高，行动不决断，说话口齿不清，面色发灰，四面脸，比厄苏拉大两岁。他长着的一副会计师式的外表，而事实上，他就是一位会计师。
他在厄苏拉对过的皮椅里坐下。“应该去换换衣服了吧？”他用询问的口气说，一边搅着咖啡，一边朝她的加衬的长罩衣点了点头。
“我已经化好了妆，里面的衣服也穿好了，只是穿上件裙子就行了。”
“他们要在这儿呆多久？”
“两周，我想。他们还要到火奴鲁鲁去。”
“就应该这样生活。”他喝着咖啡，“也许，如果我今天见到伯雷，下午我们就去夏威夷。”
厄苏拉的心思早已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谁是伯雷？”她尽本份地问了一句。
“伯雷，”哈罗德很理解她的话意，不好意思地重复了一下，“他拥有伯雷减价杂货店，这里的地面上有十处，对我是笔大买卖。在我那家旧商行干活时，我曾接触过他几次。”
厄苏拉记得，所谓旧商行是指贝弗利山上的凯勒公司。哈罗德从大学毕业后，一直与那些熙熙攘攘、工资付不足的众多会计们一起干。由于突然爆发出一种要自立的莫名其妙的念头，他于3个月前离开他们，自己开了一间办事处。他雇用了两个个伙计——不过，厄苏拉发现，现在要付钱的是她。她为此深感不快。
“好，祝你走运。”厄苏拉说。
“我很需要这笔生意，”哈罗德承认道，“我于5点在市区与他会面，也许晚餐回来得迟一点。”
“哈罗德，你知道我们要带福斯特夫妇去潘内罗处。你必须准时到达。”
“哦，我将尽力赶到。不过，伯雷先生是个重要人物——我不能半道中断，这次事关重要。”
“福斯特更重要，你不能去。”
哈罗德没有争辩。他站起身，慢慢地收拾起杯子和碟子，并把它们叠放在盘子上，然后走了出去，而这时，厄苏拉又重新校对起文稿来。哈罗德走到门口时停了一下。
“厄苏拉。”
“什么？”她把放在面前的那页纸的“不利”一词划去，在上面写上“有害”二字。
“我希望你能够下去到那间办公室里去一下，那里属于我的家具连一条腿也没有。我一直在等待你去看看。”
“我会去的，一旦能抽出身来就去。”她不耐烦地回答。一会儿，她抬头看着他，露出了笑容，语气也柔和了些，说道：“这你知道我一直多么忙。不过，我一定去。”
“我想，可不可以在星期五——”
“星期五我打算举行盛大的午餐会，招待福斯特夫妇——所有的宣传方面的人，还有演员……”突然，她拍了一下手，“我的上帝，我答应了凯思琳·鲍拉德，星期五早上我要去听查普曼博士的演讲。这可怎么办？”
“查普曼博士？是那位性专家？”
“不错——他要在联合会上演讲。我以后将告诉你这事的所有情况。我必须好好想想。”
哈罗德点了点头，离开她到厨房去，那位黑人佣人哈利正在那里给电冰箱除霜。厄苏拉坐回摇椅，闭上了眼睛。查普曼博士本应该是只百灵鸟，可是眼下成了个讨厌的东西。她是个干工作的妇女，抽不出时间去听他的有关性的胡扯淡。她干脆就给凯思琳或者格雷斯打个电话，以早有事务约会为理由辞掉它。到底，福斯特毕竟是先来的。
这样，她仍感不满意。她站起来，找了支香烟和银质烟嘴，把烟插上去，在沉思中点上了烟。她感到，她比她起初所想象的更加盼望着去见查普曼。她穿过房间，停留在书壁前，找到《美国单身汉的性研究》，把这册厚厚的书从架子上抽出来。她缓缓地翻阅着，在这儿或那儿停一停，去思考统计数字，或者一长段文字所表示的意思。恰像她第一次读到它时那样，她被迷住了——倒不是因为其中的人物与她有什么关系，而是由于他们所敞开的卧室的大门通向了其它的生活。
就是在她把这本书放回到书架上时，这篇文章的标题已在她的脑海中渐渐形成并显现出来。它应该这样写：“‘查普曼博士与我会见之日’，撰稿人：一个郊区的家庭妇女。”当然啰，这个所谓的郊区家庭妇女，应是厄苏拉她本人。这个题目登在《家庭生活》杂志上是再合适不过了。她应把它处理得格调轻松，文字幽默，语气俏皮，但是仍伴有足够的能使人引起争论的提问和回答，以便使这篇文章具有很高的引用性。而且更好的是，与查普曼博士或者他的小分队的某个成员的会见，可以为福斯特的杂志制造一篇绝妙的话题，进一步加强她在福斯特心目中的一个有能力、有智慧而又具有永恒女性的形象。
她在脑子里反复捉摸了一阵，又玩味了一番。在她将这次个人奇遇中数不清的轶事趣闻的细节，有血有肉地润色过之后，她甚至看得见伯特伦·福斯特的得意秋波。现在，她心里已没有任何怀疑了。她必须参加查普曼博士的演讲会，然后自愿进行一次及早的会见。一旦福斯特知道她为他和杂志所付出的代价后，他就会允许她迟一点出席他的午餐会。她能想象出她进门时的情景——她成了所有眼睛的注视中心，因为所有的人将会知道，是什么事使她来晚了——其后，看见她自己驾轻就熟，绘声绘色地把里面的性故事讲给她的雇主和著名的客人听。她肯定，福斯特会比以往更加赞赏她；它可能引来任何事情，甚至到纽约。
公共汽车的喇叭，在远离厨房洗涤槽上的窗口处高声地响了两次。因为发动机出了故障，早就把车搁在那里，过了一会，喇叭又响了两下。
“你能别放耳机稍待一会吗，凯思琳？”萨拉·戈德史密斯对着电话说，“学校的汽车来啦。”她用手捂住话筒，对着快喝完麦片粥的9岁的杰罗姆和正在大嚼着小甜饼的6岁的德博拉喊道：“快点，车来啦，够晚的了。别忘了带午餐盒。”
萨姆·戈德史密斯嘴里含着块热饼，放下晨报的商业版，把双臂伸出来，首先是德博拉，其次为杰罗姆，吻了吻他。
“当你在那儿出去休息时，一定要记住我告诉你的话，”他对杰罗姆说，“要把球棒离开身，举得高高的——像麦西尔那样——然后，径直地把棒朝下向球击去。这样不会错。”
杰罗姆点点头。“记住了，爸。”
两个孩子抓起了他们的餐盒，匆忙地在萨拉的脸上吻了一下，快步向前门走去。杰罗姆一路蹦蹦跳跳，德博拉手爬脚蹬，直到离开房子。大门在他们身后呯地一声闭上了。萨拉尖起脚尖，伸长脖子，透过那扇高高的窗子向外看，一直瞅着他们快步跑过车场前铺设的停车点并且爬上汽车。等汽车开始嘎嘎地离开后，她这才缩回身，把捂着的手从话筒上放下来。
“真对不起，凯思琳，每天早晨都是这样。”
“哦，我清楚。”
“呐，听说的那场演讲——你说每个人都打算去吗？”
“格雷斯是这么说的。”
“呐，好吧，我不想做个与大家不同的人，看来这演讲一定很重要。”
“按查普曼博士的话讲，是为了‘科学进步’。”凯思琳顿了一下，“当然啰，那全在于自愿，萨拉。在听过他的演讲之后，再决定或是进行会见，或是不同意。”
“我随大流，多数人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萨拉说，“我读了他最后的那本书，我想那是项很好的事业。就是有点那个——哦，想来有点太难为情。是不是真的不说出是谁来？”
“发布稿上是这么说的。”
“我的意思是——我曾经在一份文摘杂志上读过一份材料，说的全是那些调查的事情——是对他们的经历的调查，以及对这些调查材料保密的办法。不过我记得，就是金西也是采用与你对面相坐并且当面提问的方法。在金西以前还有一个人——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凯思琳查阅了一下面前的文件。“还能是汉密尔顿吗？”
“这名字很熟，可能是他，他用发给卡片的办法，所提问题都打在上面。不过，你仍然要当着他的面回答这些问题，这会搞得我非常不舒服。”
“是这样。”凯思琳表示赞同，几乎自动说出来。不过，尽管她同情萨拉的观点，她知道她却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尽管如此，我认为查普曼决不会一成不变地照搬这种方法。我想不起我所听到的有关他的方法的话，但有一点却是记得的，它是所有办法中最匿名的——你真的可以像上了封条似的和与会者一起参加，就像一位修女一样。我倒希望我能够告诉你具体如何做，萨拉。不过，格雷斯说，查普曼将在演讲中把一切都会解释明白的。”
“好吧，我一定出席。”
萨拉将话筒安放在电话机上之后，瞥了萨姆一眼。她拿不准他听没听到电话中的谈话。他仍深深地沉浸在最近的股票买进卖出指数中，而且显而易见，对刚才这一切并没有在意。她不吱声地注视着他，正像最近她常常这样做的一样。她那右手很有特性地放在心上（那里藏着那件秘密的事情）。她怀疑他有没有看见她比他们初次相遇时所见到的更多的情况。她想，如果他仔细观察一下的话，他也许会有所惊诧的。
萨拉·戈德史密斯把她的黑发很时髦地在后面挽成一个圆发卷。尽管她那沉重的黑框眼镜给她一种十分严肃的外表，但在她不戴眼镜时，她的脸衬上没有修拔的眉毛和宽鼻子，倒是像个典型的拉丁人，在上午初晨时分显得很柔和。她35岁。她那纵深的乳胸和浑圆的臀部仍然很坚挺并富有弹力。她不像萨姆，她从来没有让自己失去控制过，为此她感到很骄傲。即便结婚12年，并且有了两个孩子后，她的体重上下浮动没有超出过5镑。
这时，她叹了口气，向桌子移动过去，倒了一杯茶，对着她的丈夫坐了下来。越过他的报纸，她直盯盯地看着他的手臂和他那厚下颚脸看得见的那一部分，心里产生出一种超然度外的怜悯。虽说他只比她大4岁，但他却变成了一个——至少在她的眼里——肌肉臃肿的乡巴佬。她早已忘却早年她需要他的坚实，她对他为他们的安全所做出的顽强的奋斗所表示的赞许。她所记得的只有12年以后，他渐渐变成一个迟钝的、毫不敏感的、没精打采的、好坐不愿动的人，一个对他周围世界强烈刺激和了不起的进化不感兴趣的人。他所有的只是对他的男衣店、他的孩子、他的后花园和他的放在电视机前的高背椅的着魔般的关心。至于性爱，他像是尽义务，大喘粗气，每周一次，在星期六的晚上，从来没有使她满意过。对这一点，萨拉想，假若做爱时还有点浪漫色彩，或者至少有点乐趣的话，也许还可容忍。但是，它一直是对吃饭、睡觉和要干的家庭杂务单调需求的一种附加。呵，他当然是个好人，心地善良的人，这点毫无疑问。可是他是在那种松弛的、感情脆弱的、犹太人似的特殊方式中，是好的、善良的，难能道歉或者去喊或者表示感激，在这个活生生的世界里，他只是一具行尸走向。
她曾经读过《包法利夫人》，而且还记得其中几行：“她的内心深处在等待着要发生的什么事情。像遭受船难的水手一样，她把绝望的目光从她那凄楚孤寂的生活的上方转过去，一动不动地望着，寻找远处地平线上迷雾中的白色风帆……不过，对她来说，什么也没有发生。上帝的意志就让它这样。”从那之后，她总是想，她了解埃玛·包法利比她了解布里阿斯中任何女友更深刻。
“已经9点30分了！”她听见萨姆喊。他站立着，正在朝上推他的领带结。“如果我每天早上像这样迟到，他们就会把你掠夺得防不胜防。那些助手一旦发现你行动松弛，他们就会占便宜。我无时无刻不发觉这个问题。”他带上他的法兰绒上衣走了出来。“不过在家如此舒服，谁能离得开？我喜欢与我的妻子和孩子在一起，我喜欢我的家。”他站在萨拉的面前，整了整衣服，“这难道是罪过吗？”
“这很好。”萨拉说。
“这或许，因为我在变老的缘故。”
“你为什么总使自己比你实际年岁看上去还老？”萨拉说，话语比她原想表达的还要尖刻。
“这使你感到讨厌了吗？好吧，我再变成甜蜜的16岁。”他弯下腰，而她的脸两眼闭着在等着。她感到他的龟裂的嘴唇放在她的上面。“好啦，6点见。”他说，直起了腰。
“好。”
“今晚干什么？阿——哈，7点有胖丑角演出。也许我们应在起居室吃饭，这样还可以看。”
“好吧。”
他走到门口。“你今天有特别要干的事情吗？”
“逛商店，放学后还有杰丽的牙科约会——一大堆事情。”
“一切称心。”
她一动不动地坐着，谛听着他的皮鞋跟在水泥地上发出的声音，听着汽车门打开时的咯吱声响。稍过一会，轿车发出咳嗽似的响声，开始动起来。她听见它向后倒出车道，然后开走了。
她快速地喝完茶，摘掉围裙，走进卧室。她站在帝国牌梳妆台前，目不转睛地对着镜子。她的头发梳理得很好，格子花衬衫穿着合体。她打开她的草编手提包钩扣，掏出口红和镶镜粉盒。她仔细地搽了搽腮，然后在唇上涂上了柔和的胭脂红。她再次在镜中端详了自己一会，然后转身走到双人床中间台架上的电话前。
她拿起话筒，急促地拨动了一会儿，然后等待着。电话铃响了三声，传来了他的声音。
“喂？”
“我是萨拉，马上到那儿。”
她挂上电话，急得气也来不及喘地绕过床，走进洗澡间。她拉开澡盆边的抽斗，把手向里深摸过去，找那个带拉链的蓝色小包。她重新回到梳妆台前，用手抚摸了一下那个小包，触动了一下大膜片的边缘和那小管避孕膏。她把小包扔进草编手提包里，从抽斗里抓了一件桃红色的开司米卫生衫，急匆匆地走出房屋，朝停车场方向赶去。
玛丽·伊温·麦克马纳斯——她结婚还不到两年，不过她知道，每当她签署自己的名字时，这种使伊温处于随从的做法很使她父亲高兴——这时正坐在压皱了的床上，她那长长的细腿交叉在蓝色丝绸睡衣下。
“我想这恰恰是最要紧的，凯思琳。”她对着电话说。玛丽年方22岁，非常单纯，并且很爱她的丈夫，在早晨10点以前仍然精力充沛。“在我的名字后划上叹号。无论如何，我不会失去这次机会。”
“很好，玛丽。我希望每个人都这样痛快就好了。”
玛丽吃了一惊。“谁不想听查普曼博士的演讲？我是说，总是有可学的东西。”玛丽·伊温与诺曼相识、结了婚，是一位有钱的、生性快活、纯洁的年轻姑娘。虽说是用知识和慈爱培养起来的，但就方式而论，却一直是在受保护的环境中长大的。新婚第一夜之后的所有一切，对她来说都是新鲜的。她像在试验新的食谱和学做缝纫时那样，对性的通道、对如何打开它的秘密，以及对怎样学会其中的技巧，都充满了好奇。一天夜里，那是在第一年，在读过新婚手册中一章节后，整整一夜，她和诺曼用疯狂的欢闹，然后是无声的激奋，试验他们不同的性感兴奋区。
“查普曼博士原本并不打算教什么东西，”凯思琳说道，“他进行的是一项真正的非常严肃的研究。”
“呵，我晓得，”玛丽用一种有身份的成人口气说，“这像是历史上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某一点上说——有点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要来布里阿斯谈什么精神病学，或者卡尔·马克思来讨论共产主义。它是某些应该让你的孩子们知道的事情。”
“哦，”凯思琳未下断论地说，“我猜是，在某点上。”
“戴利·达丽怎么样？”
“很好，谢谢。”
“她很讨人喜欢。我很高兴你打电话给我。演讲会上见。”
挂上之后，玛丽把电话放在床头柜上。她因这项邀请感到异常激动，像是盼着过星期天一样，而且突然感到急不可待地要与诺曼分享这条消息。她竖起脑袋，听了听，听到的却是身后浴室里发出的低沉的浴水拍溅声。他走出浴室后，她要告诉他。
她放开交叉着的双腿，仰躺到枕头上，每个肢体都感到充满活力，心里非常高兴，白天是这样有朝气，夜晚亦在期待之中，淋浴继续响着，她想到诺曼在冷冰喷溅下的情景。她能够想见，其情景正如他们经常一起进行淋浴时她所见到他的情景一样。他那好玩的理得不长的发式，炯炯有神的黑眼睛镶在漂亮的方脸上，他那多毛的前胸以及扁平的腹部，还有他那肌肉发达的长腿。三年前他竟在那次女大学生联谊会上把她挑中，在她看来仍是一桩奇缘。那天夜里，他对比她漂亮得多的任何女孩子都不看一眼，从那之后任何一夜都没有放过。
玛丽·伊温·麦克马纳斯对自己的美貌倒有自知之明。尽管她那缠结的孩子似的褐色头发，使她看上去与彼得·潘的温迪①相似——诺曼还曾带着赞美的口气提到过好几次——尽管她是个活泼的外向型人，不熟悉哪怕一丝一毫的隐秘心情，她对自己的生理外观却不抱自欺的态度。她是个骨骼大，具有运动员体型，走路迈大步的高个子姑娘。她的褐色眼睛凑得太近。她的鼻子，虽说长得很直，但是过分的显眼（在毕业的那一年，当她学过帕斯卡尔说过的‘克娄巴特拉的鼻子若短一些，整个世界的面貌会不同的’这句话时，她在床头上钉上了一幅克·巴特拉②的浪漫画）。双唇虽说很丰润，白牙齿长得也挺整齐，但嘴却挺小。她的胸部扁平——用什么泡沫乳衬也遮不住——而且腚很尖瘦。胸瘪腚削，她倒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好看。她从小长大，被视为掌上明珠，全家的中心，处处受赞扬、时时受宠爱。她天生的神盛气昂，将那妖娆女子倒比得苍白无色，从来不愁没有男朋友。就在她想要个丈夫时，诺曼出现了，用成熟的爱情取代了童年的情感。
①苏格兰剧作家J·M·巴里所着剧本中的角色，系一永不长大的小孩。
②公元前51年——前30年的埃及女王。
从他们相遇的那一刻起。诺曼便成了她的宇宙的中心。起初，哈里·伊温温和而又体面地提出反对意见，借口她还年轻，而诺曼又比较穷（他刚刚被录用到一家加利福尼亚酒吧间做工）。因她崇拜自己的父亲，她认认真真地听他父亲的话，但不久又设法把他说服了。既然哈里·伊温对他女儿的要求从来都不拒绝，便转而同意她找这个丈夫了。因他也看出来，她无论如何要得到诺曼·哈里提出的唯一条件——对此玛丽和诺曼立即并且很感激地答应下来——是这样的，这对新婚夫妇搬到那所西班牙式涂粉的房屋中空闲的楼上套间去，住在伊温的屋顶之下，直到他们能够自立并有了自己的房屋为止。后来，因虑及将女人的婚姻建立在有保证的资产基础上，哈里·伊温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正当诺曼已经向几家合法的大商行提出求职申请，而且当他在认真地考虑与他的老同学克里斯·希里尔合伙在洛杉矶市区比较贫穷的地段做事时，哈里·伊温给他的女婿很大方地提供给一个位置。哈里制造建筑用预制构件，他的部门里有4个业务律师，有一个要离开。哈里要把这个位置给诺曼，开始时的工资是每周150美元。
玛丽对她父亲的慷慨感激不尽，诺曼反应并不多么强烈。不知怎的，他感到因为这份嫁妆自己却放弃了部分独立。更有甚者，在一个需要人手的地区，与克里斯一起，成为一个真正的与之奋斗的审判律师的前途，显得更具竞争性。可是，在短短的一两天的犹豫不决之后，他最后相信，哈里的空缺职位正是上百个的年轻律师渴望得到的（这点，他们真的垂涎三尺），并且他认为，在那些状况不景气的人们中从事律师业务是有点浪漫性和不切实际。说到底，玛丽应得到最好的报答。由于他被妻子的一腔热忱所感动，诺曼加入了她父亲的职员行列。
自那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玛丽渐渐看出，她丈夫对做一名文书和合同律师感到不耐烦。她曾经试图去减缓他的烦闷情绪，并私下告诉她父亲，恳求她父亲给诺曼某项审判室的工作。她父亲已经答应下来，一有机会就给他安排。此话是几个月以前的事情了，自那以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这时，玛丽在枕头上侧过身子去瞅电子钟，她看见已是9点40分。她父亲该到楼下去用餐了，10点就要吃完。他会盼着诺曼也准备停当，因为每天早晨他们一起坐哈里的卡迪拉克车到工厂里去。她早已决定最好提醒诺曼别误了时间，就在这时，淋浴声突然停止了。
玛丽即刻坐起来，滑离开卧床，光着脚轻轻地走到浴室门口。
她把头贴到门上。“诺姆？”
“怎么？”
“9点40了。”
“知道了。”
她记起凯思琳的电话来。“猜谁打来电话？”
“什么？”
“我说猜猜谁打来的电话。”她稍稍提高了点声音。“凯思琳·鲍拉德刚刚电话告诉我，查普曼博士来这儿会见我们。”
她转动了一下玻璃旋钮，走了进去。狭窄的浴室内很温暖，水汽沾满了墙壁和镜子。诺曼在房子中间，处在浴缸旁边，赤足站在一方大桔黄色的垫子上。他的肌肉发达的后背对着她，举着双臂，用毛巾擦脸和头发。他光着全身，背上仍有片片水渍。
在她随手轻轻关门时，她直瞪瞪地瞅着他。她重又感到昨天夜里所体味到的阴部里稍有疼痛的快感。他那时占有着她，那一阵既剧烈又妙不可言。这时，突然之间，她听到她的心跳。
她竭力使自己的声音变得漫不经心。“我刚才在说，诺姆……”
他转过身，对她笑了笑，而她的眼接触到了他那苗条的身体，眼睛里有一种占为己有的并且引以骄傲的神态。“嘿，亲爱的，”他说，“我想你打算睡觉呢。”
“有人打电话，”她有点气透不过来地说，“星期五查普曼博士要在妇女联合会上演讲。”
“查普曼？”
“你知道，那个查普曼作关于性的报告。他计划会见我们。”
“对你有好处。不要保守任何秘密。”他交给她那条毛巾，“帮我擦一下脊背。”
她接过毛巾，他转过身去。“我能告诉他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爱人吗”？
“说得委婉点倒无不可。”
她用毛巾触着他的躯干的弯曲部分。“你是，你知道。”她说。
“我说，你是如何知道的？”他重新转过身来面对着她，一边开玩笑地说，“或许，你们妇女告诉你们所有的男人都是这种话吧。”
她直挺挺地站着，那条毛巾很滑稽地悬在他们俩人中间。“我爱你，诺姆，”他说。
他的微笑消失了。他伸开双臂，将她拉过去。在她紧紧抓住他的光光的脊背时，那条毛巾飘落到瓷砖地板上。她紧紧地闭上了眼睛。“我要你，亲爱的。”他触着她的头发小声说。
“嗯，”她低应了一句，转而记起了什么，并想抽回身。“不行，诺姆，时间来不及——爸在楼下——”
“让爸见鬼去吧。”他说，吻起了她的脖颈。
“别这么说话。”她说，在话音完全消失之后，声音就小得几乎听不见了，而且这时也说不出更多的话。慢慢地，她向诺曼旁边的桔色小垫上沉下去；然后，身体被兜在他的手臂里，将她自己下落仰躺在地板上，几乎没有感觉到肩胛和大腿与瓷地板接触的凉意。她闭着眼睛，感觉到那毫不犹豫的手指在揿动她的睡衣，随之，那个令人渴望的可爱的压力在她全身扎下了营。一会儿她便完全消融在快感之中，哪里还能记起她的父亲正在楼下等着。
有一次，在厄苏拉和哈罗德家举行的晚餐会上，10来位客人在玩联词游戏。轮到厄苏拉那里，她抽出字条给一位男客，碰巧那字是“antiseptic①，那位男客应声回答，“特丽萨·哈尼希。”这一创造性大欢闹以及引伸的释义，并不带什么认真的结论，超出一般遵循的联词的贴切含义。后来，这种小插曲又重复引到特丽萨身上，而特丽萨这时并不在场。她一旦知道后，便立即在字典里查找这个字。当她看到这个字的含义是“防止腐败、腐烂、堕落”时，便高兴了起来，并没再去费心理解其中可能与她有联系的真正用意。
①词意为防腐的、异常整洁的、冷静的，这里联到特丽萨，是暗喻她外表上异常的好洁和整齐。
①抒情女诗人。
她又砰砰啪啪地在打字机上干起来。还有一个小时她就得离开到机场，去会见伯特伦·福斯特和他的妻子阿尔玛。尽管从许多方面来说，福斯特并不是她的一个理想中的出版商——他的粗鲁和庸俗常常令人不愿接近。他办《家庭生活》杂志的兴趣，重在商业利益而不是文学，有时让人很感失望——不过，他确实是够精明的，能从他的众多的自由撰稿人中挑选了厄苏拉，并提拔为这份发行面颇广的家庭杂志的西方编辑。
这时，厄苏拉打好了她的概要，把它从打字机上抽下来，并开始进行校对。这份概要构想巧妙，措辞迎合了福斯特重金钱的偏见，并借此提高了自己所干工作的分量。概要包括了头半年她办公室的活动。它强调少花钱，办大事。它建议，花费很少的额外费用，采用某种具有诱惑力的方法大做广告，使她的部门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和更广的报道范围。
“最亲爱的？”这是哈罗德的声音。
厄苏拉望去，只见哈罗德·帕尔默犹犹豫豫地走进这间书房里来，手里端着早餐盘子，盘子里盛着鸡蛋、烤面包、咖啡。“你最好吃点什么，要不会头痛的。”
哈罗德把她的早餐盘子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然后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厄苏拉心不在焉地瞅着他。自结婚以来，虽说他几乎每天早晨都准备早餐，即使雇用了一个住家佣人后，他仍坚持这个习惯。他每次这样做，看上去倒像这样干是为了帮个忙似的。他个子挺高，行动不决断，说话口齿不清，面色发灰，四面脸，比厄苏拉大两岁。他长着的一副会计师式的外表，而事实上，他就是一位会计师。
他在厄苏拉对过的皮椅里坐下。“应该去换换衣服了吧？”他用询问的口气说，一边搅着咖啡，一边朝她的加衬的长罩衣点了点头。
“我已经化好了妆，里面的衣服也穿好了，只是穿上件裙子就行了。”
“他们要在这儿呆多久？”
“两周，我想。他们还要到火奴鲁鲁去。”
“就应该这样生活。”他喝着咖啡，“也许，如果我今天见到伯雷，下午我们就去夏威夷。”
厄苏拉的心思早已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谁是伯雷？”她尽本份地问了一句。
“伯雷，”哈罗德很理解她的话意，不好意思地重复了一下，“他拥有伯雷减价杂货店，这里的地面上有十处，对我是笔大买卖。在我那家旧商行干活时，我曾接触过他几次。”
厄苏拉记得，所谓旧商行是指贝弗利山上的凯勒公司。哈罗德从大学毕业后，一直与那些熙熙攘攘、工资付不足的众多会计们一起干。由于突然爆发出一种要自立的莫名其妙的念头，他于3个月前离开他们，自己开了一间办事处。他雇用了两个个伙计——不过，厄苏拉发现，现在要付钱的是她。她为此深感不快。
“好，祝你走运。”厄苏拉说。
“我很需要这笔生意，”哈罗德承认道，“我于5点在市区与他会面，也许晚餐回来得迟一点。”
“哈罗德，你知道我们要带福斯特夫妇去潘内罗处。你必须准时到达。”
“哦，我将尽力赶到。不过，伯雷先生是个重要人物——我不能半道中断，这次事关重要。”
“福斯特更重要，你不能去。”
哈罗德没有争辩。他站起身，慢慢地收拾起杯子和碟子，并把它们叠放在盘子上，然后走了出去，而这时，厄苏拉又重新校对起文稿来。哈罗德走到门口时停了一下。
“厄苏拉。”
“什么？”她把放在面前的那页纸的“不利”一词划去，在上面写上“有害”二字。
“我希望你能够下去到那间办公室里去一下，那里属于我的家具连一条腿也没有。我一直在等待你去看看。”
“我会去的，一旦能抽出身来就去。”她不耐烦地回答。一会儿，她抬头看着他，露出了笑容，语气也柔和了些，说道：“这你知道我一直多么忙。不过，我一定去。”
“我想，可不可以在星期五——”
“星期五我打算举行盛大的午餐会，招待福斯特夫妇——所有的宣传方面的人，还有演员……”突然，她拍了一下手，“我的上帝，我答应了凯思琳·鲍拉德，星期五早上我要去听查普曼博士的演讲。这可怎么办？”
“查普曼博士？是那位性专家？”
“不错——他要在联合会上演讲。我以后将告诉你这事的所有情况。我必须好好想想。”
哈罗德点了点头，离开她到厨房去，那位黑人佣人哈利正在那里给电冰箱除霜。厄苏拉坐回摇椅，闭上了眼睛。查普曼博士本应该是只百灵鸟，可是眼下成了个讨厌的东西。她是个干工作的妇女，抽不出时间去听他的有关性的胡扯淡。她干脆就给凯思琳或者格雷斯打个电话，以早有事务约会为理由辞掉它。到底，福斯特毕竟是先来的。
这样，她仍感不满意。她站起来，找了支香烟和银质烟嘴，把烟插上去，在沉思中点上了烟。她感到，她比她起初所想象的更加盼望着去见查普曼。她穿过房间，停留在书壁前，找到《美国单身汉的性研究》，把这册厚厚的书从架子上抽出来。她缓缓地翻阅着，在这儿或那儿停一停，去思考统计数字，或者一长段文字所表示的意思。恰像她第一次读到它时那样，她被迷住了——倒不是因为其中的人物与她有什么关系，而是由于他们所敞开的卧室的大门通向了其它的生活。
就是在她把这本书放回到书架上时，这篇文章的标题已在她的脑海中渐渐形成并显现出来。它应该这样写：“‘查普曼博士与我会见之日’，撰稿人：一个郊区的家庭妇女。”当然啰，这个所谓的郊区家庭妇女，应是厄苏拉她本人。这个题目登在《家庭生活》杂志上是再合适不过了。她应把它处理得格调轻松，文字幽默，语气俏皮，但是仍伴有足够的能使人引起争论的提问和回答，以便使这篇文章具有很高的引用性。而且更好的是，与查普曼博士或者他的小分队的某个成员的会见，可以为福斯特的杂志制造一篇绝妙的话题，进一步加强她在福斯特心目中的一个有能力、有智慧而又具有永恒女性的形象。
她在脑子里反复捉摸了一阵，又玩味了一番。在她将这次个人奇遇中数不清的轶事趣闻的细节，有血有肉地润色过之后，她甚至看得见伯特伦·福斯特的得意秋波。现在，她心里已没有任何怀疑了。她必须参加查普曼博士的演讲会，然后自愿进行一次及早的会见。一旦福斯特知道她为他和杂志所付出的代价后，他就会允许她迟一点出席他的午餐会。她能想象出她进门时的情景——她成了所有眼睛的注视中心，因为所有的人将会知道，是什么事使她来晚了——其后，看见她自己驾轻就熟，绘声绘色地把里面的性故事讲给她的雇主和著名的客人听。她肯定，福斯特会比以往更加赞赏她；它可能引来任何事情，甚至到纽约。
公共汽车的喇叭，在远离厨房洗涤槽上的窗口处高声地响了两次。因为发动机出了故障，早就把车搁在那里，过了一会，喇叭又响了两下。
“你能别放耳机稍待一会吗，凯思琳？”萨拉·戈德史密斯对着电话说，“学校的汽车来啦。”她用手捂住话筒，对着快喝完麦片粥的9岁的杰罗姆和正在大嚼着小甜饼的6岁的德博拉喊道：“快点，车来啦，够晚的了。别忘了带午餐盒。”
萨姆·戈德史密斯嘴里含着块热饼，放下晨报的商业版，把双臂伸出来，首先是德博拉，其次为杰罗姆，吻了吻他。
“当你在那儿出去休息时，一定要记住我告诉你的话，”他对杰罗姆说，“要把球棒离开身，举得高高的——像麦西尔那样——然后，径直地把棒朝下向球击去。这样不会错。”
杰罗姆点点头。“记住了，爸。”
两个孩子抓起了他们的餐盒，匆忙地在萨拉的脸上吻了一下，快步向前门走去。杰罗姆一路蹦蹦跳跳，德博拉手爬脚蹬，直到离开房子。大门在他们身后呯地一声闭上了。萨拉尖起脚尖，伸长脖子，透过那扇高高的窗子向外看，一直瞅着他们快步跑过车场前铺设的停车点并且爬上汽车。等汽车开始嘎嘎地离开后，她这才缩回身，把捂着的手从话筒上放下来。
“真对不起，凯思琳，每天早晨都是这样。”
“哦，我清楚。”
“呐，听说的那场演讲——你说每个人都打算去吗？”
“格雷斯是这么说的。”
“呐，好吧，我不想做个与大家不同的人，看来这演讲一定很重要。”
“按查普曼博士的话讲，是为了‘科学进步’。”凯思琳顿了一下，“当然啰，那全在于自愿，萨拉。在听过他的演讲之后，再决定或是进行会见，或是不同意。”
“我随大流，多数人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萨拉说，“我读了他最后的那本书，我想那是项很好的事业。就是有点那个——哦，想来有点太难为情。是不是真的不说出是谁来？”
“发布稿上是这么说的。”
“我的意思是——我曾经在一份文摘杂志上读过一份材料，说的全是那些调查的事情——是对他们的经历的调查，以及对这些调查材料保密的办法。不过我记得，就是金西也是采用与你对面相坐并且当面提问的方法。在金西以前还有一个人——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凯思琳查阅了一下面前的文件。“还能是汉密尔顿吗？”
“这名字很熟，可能是他，他用发给卡片的办法，所提问题都打在上面。不过，你仍然要当着他的面回答这些问题，这会搞得我非常不舒服。”
“是这样。”凯思琳表示赞同，几乎自动说出来。不过，尽管她同情萨拉的观点，她知道她却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尽管如此，我认为查普曼决不会一成不变地照搬这种方法。我想不起我所听到的有关他的方法的话，但有一点却是记得的，它是所有办法中最匿名的——你真的可以像上了封条似的和与会者一起参加，就像一位修女一样。我倒希望我能够告诉你具体如何做，萨拉。不过，格雷斯说，查普曼将在演讲中把一切都会解释明白的。”
“好吧，我一定出席。”
萨拉将话筒安放在电话机上之后，瞥了萨姆一眼。她拿不准他听没听到电话中的谈话。他仍深深地沉浸在最近的股票买进卖出指数中，而且显而易见，对刚才这一切并没有在意。她不吱声地注视着他，正像最近她常常这样做的一样。她那右手很有特性地放在心上（那里藏着那件秘密的事情）。她怀疑他有没有看见她比他们初次相遇时所见到的更多的情况。她想，如果他仔细观察一下的话，他也许会有所惊诧的。
萨拉·戈德史密斯把她的黑发很时髦地在后面挽成一个圆发卷。尽管她那沉重的黑框眼镜给她一种十分严肃的外表，但在她不戴眼镜时，她的脸衬上没有修拔的眉毛和宽鼻子，倒是像个典型的拉丁人，在上午初晨时分显得很柔和。她35岁。她那纵深的乳胸和浑圆的臀部仍然很坚挺并富有弹力。她不像萨姆，她从来没有让自己失去控制过，为此她感到很骄傲。即便结婚12年，并且有了两个孩子后，她的体重上下浮动没有超出过5镑。
这时，她叹了口气，向桌子移动过去，倒了一杯茶，对着她的丈夫坐了下来。越过他的报纸，她直盯盯地看着他的手臂和他那厚下颚脸看得见的那一部分，心里产生出一种超然度外的怜悯。虽说他只比她大4岁，但他却变成了一个——至少在她的眼里——肌肉臃肿的乡巴佬。她早已忘却早年她需要他的坚实，她对他为他们的安全所做出的顽强的奋斗所表示的赞许。她所记得的只有12年以后，他渐渐变成一个迟钝的、毫不敏感的、没精打采的、好坐不愿动的人，一个对他周围世界强烈刺激和了不起的进化不感兴趣的人。他所有的只是对他的男衣店、他的孩子、他的后花园和他的放在电视机前的高背椅的着魔般的关心。至于性爱，他像是尽义务，大喘粗气，每周一次，在星期六的晚上，从来没有使她满意过。对这一点，萨拉想，假若做爱时还有点浪漫色彩，或者至少有点乐趣的话，也许还可容忍。但是，它一直是对吃饭、睡觉和要干的家庭杂务单调需求的一种附加。呵，他当然是个好人，心地善良的人，这点毫无疑问。可是他是在那种松弛的、感情脆弱的、犹太人似的特殊方式中，是好的、善良的，难能道歉或者去喊或者表示感激，在这个活生生的世界里，他只是一具行尸走向。
她曾经读过《包法利夫人》，而且还记得其中几行：“她的内心深处在等待着要发生的什么事情。像遭受船难的水手一样，她把绝望的目光从她那凄楚孤寂的生活的上方转过去，一动不动地望着，寻找远处地平线上迷雾中的白色风帆……不过，对她来说，什么也没有发生。上帝的意志就让它这样。”从那之后，她总是想，她了解埃玛·包法利比她了解布里阿斯中任何女友更深刻。
“已经9点30分了！”她听见萨姆喊。他站立着，正在朝上推他的领带结。“如果我每天早上像这样迟到，他们就会把你掠夺得防不胜防。那些助手一旦发现你行动松弛，他们就会占便宜。我无时无刻不发觉这个问题。”他带上他的法兰绒上衣走了出来。“不过在家如此舒服，谁能离得开？我喜欢与我的妻子和孩子在一起，我喜欢我的家。”他站在萨拉的面前，整了整衣服，“这难道是罪过吗？”
“这很好。”萨拉说。
“这或许，因为我在变老的缘故。”
“你为什么总使自己比你实际年岁看上去还老？”萨拉说，话语比她原想表达的还要尖刻。
“这使你感到讨厌了吗？好吧，我再变成甜蜜的16岁。”他弯下腰，而她的脸两眼闭着在等着。她感到他的龟裂的嘴唇放在她的上面。“好啦，6点见。”他说，直起了腰。
“好。”
“今晚干什么？阿——哈，7点有胖丑角演出。也许我们应在起居室吃饭，这样还可以看。”
“好吧。”
他走到门口。“你今天有特别要干的事情吗？”
“逛商店，放学后还有杰丽的牙科约会——一大堆事情。”
“一切称心。”
她一动不动地坐着，谛听着他的皮鞋跟在水泥地上发出的声音，听着汽车门打开时的咯吱声响。稍过一会，轿车发出咳嗽似的响声，开始动起来。她听见它向后倒出车道，然后开走了。
她快速地喝完茶，摘掉围裙，走进卧室。她站在帝国牌梳妆台前，目不转睛地对着镜子。她的头发梳理得很好，格子花衬衫穿着合体。她打开她的草编手提包钩扣，掏出口红和镶镜粉盒。她仔细地搽了搽腮，然后在唇上涂上了柔和的胭脂红。她再次在镜中端详了自己一会，然后转身走到双人床中间台架上的电话前。
她拿起话筒，急促地拨动了一会儿，然后等待着。电话铃响了三声，传来了他的声音。
“喂？”
“我是萨拉，马上到那儿。”
她挂上电话，急得气也来不及喘地绕过床，走进洗澡间。她拉开澡盆边的抽斗，把手向里深摸过去，找那个带拉链的蓝色小包。她重新回到梳妆台前，用手抚摸了一下那个小包，触动了一下大膜片的边缘和那小管避孕膏。她把小包扔进草编手提包里，从抽斗里抓了一件桃红色的开司米卫生衫，急匆匆地走出房屋，朝停车场方向赶去。
玛丽·伊温·麦克马纳斯——她结婚还不到两年，不过她知道，每当她签署自己的名字时，这种使伊温处于随从的做法很使她父亲高兴——这时正坐在压皱了的床上，她那长长的细腿交叉在蓝色丝绸睡衣下。
“我想这恰恰是最要紧的，凯思琳。”她对着电话说。玛丽年方22岁，非常单纯，并且很爱她的丈夫，在早晨10点以前仍然精力充沛。“在我的名字后划上叹号。无论如何，我不会失去这次机会。”
“很好，玛丽。我希望每个人都这样痛快就好了。”
玛丽吃了一惊。“谁不想听查普曼博士的演讲？我是说，总是有可学的东西。”玛丽·伊温与诺曼相识、结了婚，是一位有钱的、生性快活、纯洁的年轻姑娘。虽说是用知识和慈爱培养起来的，但就方式而论，却一直是在受保护的环境中长大的。新婚第一夜之后的所有一切，对她来说都是新鲜的。她像在试验新的食谱和学做缝纫时那样，对性的通道、对如何打开它的秘密，以及对怎样学会其中的技巧，都充满了好奇。一天夜里，那是在第一年，在读过新婚手册中一章节后，整整一夜，她和诺曼用疯狂的欢闹，然后是无声的激奋，试验他们不同的性感兴奋区。
“查普曼博士原本并不打算教什么东西，”凯思琳说道，“他进行的是一项真正的非常严肃的研究。”
“呵，我晓得，”玛丽用一种有身份的成人口气说，“这像是历史上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某一点上说——有点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要来布里阿斯谈什么精神病学，或者卡尔·马克思来讨论共产主义。它是某些应该让你的孩子们知道的事情。”
“哦，”凯思琳未下断论地说，“我猜是，在某点上。”
“戴利·达丽怎么样？”
“很好，谢谢。”
“她很讨人喜欢。我很高兴你打电话给我。演讲会上见。”
挂上之后，玛丽把电话放在床头柜上。她因这项邀请感到异常激动，像是盼着过星期天一样，而且突然感到急不可待地要与诺曼分享这条消息。她竖起脑袋，听了听，听到的却是身后浴室里发出的低沉的浴水拍溅声。他走出浴室后，她要告诉他。
她放开交叉着的双腿，仰躺到枕头上，每个肢体都感到充满活力，心里非常高兴，白天是这样有朝气，夜晚亦在期待之中，淋浴继续响着，她想到诺曼在冷冰喷溅下的情景。她能够想见，其情景正如他们经常一起进行淋浴时她所见到他的情景一样。他那好玩的理得不长的发式，炯炯有神的黑眼睛镶在漂亮的方脸上，他那多毛的前胸以及扁平的腹部，还有他那肌肉发达的长腿。三年前他竟在那次女大学生联谊会上把她挑中，在她看来仍是一桩奇缘。那天夜里，他对比她漂亮得多的任何女孩子都不看一眼，从那之后任何一夜都没有放过。
玛丽·伊温·麦克马纳斯对自己的美貌倒有自知之明。尽管她那缠结的孩子似的褐色头发，使她看上去与彼得·潘的温迪①相似——诺曼还曾带着赞美的口气提到过好几次——尽管她是个活泼的外向型人，不熟悉哪怕一丝一毫的隐秘心情，她对自己的生理外观却不抱自欺的态度。她是个骨骼大，具有运动员体型，走路迈大步的高个子姑娘。她的褐色眼睛凑得太近。她的鼻子，虽说长得很直，但是过分的显眼（在毕业的那一年，当她学过帕斯卡尔说过的‘克娄巴特拉的鼻子若短一些，整个世界的面貌会不同的’这句话时，她在床头上钉上了一幅克·巴特拉②的浪漫画）。双唇虽说很丰润，白牙齿长得也挺整齐，但嘴却挺小。她的胸部扁平——用什么泡沫乳衬也遮不住——而且腚很尖瘦。胸瘪腚削，她倒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好看。她从小长大，被视为掌上明珠，全家的中心，处处受赞扬、时时受宠爱。她天生的神盛气昂，将那妖娆女子倒比得苍白无色，从来不愁没有男朋友。就在她想要个丈夫时，诺曼出现了，用成熟的爱情取代了童年的情感。
①苏格兰剧作家J·M·巴里所着剧本中的角色，系一永不长大的小孩。
②公元前51年——前30年的埃及女王。
从他们相遇的那一刻起。诺曼便成了她的宇宙的中心。起初，哈里·伊温温和而又体面地提出反对意见，借口她还年轻，而诺曼又比较穷（他刚刚被录用到一家加利福尼亚酒吧间做工）。因她崇拜自己的父亲，她认认真真地听他父亲的话，但不久又设法把他说服了。既然哈里·伊温对他女儿的要求从来都不拒绝，便转而同意她找这个丈夫了。因他也看出来，她无论如何要得到诺曼·哈里提出的唯一条件——对此玛丽和诺曼立即并且很感激地答应下来——是这样的，这对新婚夫妇搬到那所西班牙式涂粉的房屋中空闲的楼上套间去，住在伊温的屋顶之下，直到他们能够自立并有了自己的房屋为止。后来，因虑及将女人的婚姻建立在有保证的资产基础上，哈里·伊温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正当诺曼已经向几家合法的大商行提出求职申请，而且当他在认真地考虑与他的老同学克里斯·希里尔合伙在洛杉矶市区比较贫穷的地段做事时，哈里·伊温给他的女婿很大方地提供给一个位置。哈里制造建筑用预制构件，他的部门里有4个业务律师，有一个要离开。哈里要把这个位置给诺曼，开始时的工资是每周150美元。
玛丽对她父亲的慷慨感激不尽，诺曼反应并不多么强烈。不知怎的，他感到因为这份嫁妆自己却放弃了部分独立。更有甚者，在一个需要人手的地区，与克里斯一起，成为一个真正的与之奋斗的审判律师的前途，显得更具竞争性。可是，在短短的一两天的犹豫不决之后，他最后相信，哈里的空缺职位正是上百个的年轻律师渴望得到的（这点，他们真的垂涎三尺），并且他认为，在那些状况不景气的人们中从事律师业务是有点浪漫性和不切实际。说到底，玛丽应得到最好的报答。由于他被妻子的一腔热忱所感动，诺曼加入了她父亲的职员行列。
自那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玛丽渐渐看出，她丈夫对做一名文书和合同律师感到不耐烦。她曾经试图去减缓他的烦闷情绪，并私下告诉她父亲，恳求她父亲给诺曼某项审判室的工作。她父亲已经答应下来，一有机会就给他安排。此话是几个月以前的事情了，自那以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这时，玛丽在枕头上侧过身子去瞅电子钟，她看见已是9点40分。她父亲该到楼下去用餐了，10点就要吃完。他会盼着诺曼也准备停当，因为每天早晨他们一起坐哈里的卡迪拉克车到工厂里去。她早已决定最好提醒诺曼别误了时间，就在这时，淋浴声突然停止了。
玛丽即刻坐起来，滑离开卧床，光着脚轻轻地走到浴室门口。
她把头贴到门上。“诺姆？”
“怎么？”
“9点40了。”
“知道了。”
她记起凯思琳的电话来。“猜谁打来电话？”
“什么？”
“我说猜猜谁打来的电话。”她稍稍提高了点声音。“凯思琳·鲍拉德刚刚电话告诉我，查普曼博士来这儿会见我们。”
她转动了一下玻璃旋钮，走了进去。狭窄的浴室内很温暖，水汽沾满了墙壁和镜子。诺曼在房子中间，处在浴缸旁边，赤足站在一方大桔黄色的垫子上。他的肌肉发达的后背对着她，举着双臂，用毛巾擦脸和头发。他光着全身，背上仍有片片水渍。
在她随手轻轻关门时，她直瞪瞪地瞅着他。她重又感到昨天夜里所体味到的阴部里稍有疼痛的快感。他那时占有着她，那一阵既剧烈又妙不可言。这时，突然之间，她听到她的心跳。
她竭力使自己的声音变得漫不经心。“我刚才在说，诺姆……”
他转过身，对她笑了笑，而她的眼接触到了他那苗条的身体，眼睛里有一种占为己有的并且引以骄傲的神态。“嘿，亲爱的，”他说，“我想你打算睡觉呢。”
“有人打电话，”她有点气透不过来地说，“星期五查普曼博士要在妇女联合会上演讲。”
“查普曼？”
“你知道，那个查普曼作关于性的报告。他计划会见我们。”
“对你有好处。不要保守任何秘密。”他交给她那条毛巾，“帮我擦一下脊背。”
她接过毛巾，他转过身去。“我能告诉他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爱人吗”？
“说得委婉点倒无不可。”
她用毛巾触着他的躯干的弯曲部分。“你是，你知道。”她说。
“我说，你是如何知道的？”他重新转过身来面对着她，一边开玩笑地说，“或许，你们妇女告诉你们所有的男人都是这种话吧。”
她直挺挺地站着，那条毛巾很滑稽地悬在他们俩人中间。“我爱你，诺姆，”他说。
他的微笑消失了。他伸开双臂，将她拉过去。在她紧紧抓住他的光光的脊背时，那条毛巾飘落到瓷砖地板上。她紧紧地闭上了眼睛。“我要你，亲爱的。”他触着她的头发小声说。
“嗯，”她低应了一句，转而记起了什么，并想抽回身。“不行，诺姆，时间来不及——爸在楼下——”
“让爸见鬼去吧。”他说，吻起了她的脖颈。
“别这么说话。”她说，在话音完全消失之后，声音就小得几乎听不见了，而且这时也说不出更多的话。慢慢地，她向诺曼旁边的桔色小垫上沉下去；然后，身体被兜在他的手臂里，将她自己下落仰躺在地板上，几乎没有感觉到肩胛和大腿与瓷地板接触的凉意。她闭着眼睛，感觉到那毫不犹豫的手指在揿动她的睡衣，随之，那个令人渴望的可爱的压力在她全身扎下了营。一会儿她便完全消融在快感之中，哪里还能记起她的父亲正在楼下等着。
有一次，在厄苏拉和哈罗德家举行的晚餐会上，10来位客人在玩联词游戏。轮到厄苏拉那里，她抽出字条给一位男客，碰巧那字是“antiseptic①，那位男客应声回答，“特丽萨·哈尼希。”这一创造性大欢闹以及引伸的释义，并不带什么认真的结论，超出一般遵循的联词的贴切含义。后来，这种小插曲又重复引到特丽萨身上，而特丽萨这时并不在场。她一旦知道后，便立即在字典里查找这个字。当她看到这个字的含义是“防止腐败、腐烂、堕落”时，便高兴了起来，并没再去费心理解其中可能与她有联系的真正用意。
①词意为防腐的、异常整洁的、冷静的，这里联到特丽萨，是暗喻她外表上异常的好洁和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