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以歷史進程和當下實踐為生命之源，學者以關註社會人文和現實生活為崇高責任。
在當今中國現代化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呼嘯前進的列車帶着人們閱盡新時代的輝煌景觀，與此同時，篳路藍縷的開拓也展現出前所未有的艱難，暴露了轉型道路設計的不足和空白。
這是一個社會急遽變革、世事不斷更新的時代，這是一個思想遭遇啓蒙、精神之花綻放的時代。哲學、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的研究者欣逢其時，理應對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社會思潮、輿論熱點表達深層的關註，並以學者的胸懷和視野作出學術性的解讀。
學術不能在象牙之塔中自足自美，它必須走嚮民衆。
自然科學需要普及，社會科學也需要普及。在心為物役、信仰缺失、精神貧乏、功利泛濫的時期，哲學、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的普及尤為重要。
在這個領域裏，以學者和專門研究者為對象的純學術著作汗牛充棟，而以廣大民衆為對象的思想性、學術性著作卻十分稀缺。以現實關懷和人文關懷為內容，以學術觀點解讀社會事件和社會熱點問題為特色，以跨學科分析為工具，以社會科學普及為目標，此為本叢書的宗旨。叢書設計之初，編者曾打算按社會科學的各學科分別編輯一本普及著作，但學術界的很多朋友建議我們不要那樣做，他們主張學術貼近社會、貼近實踐、貼近現實和普羅大衆更好，加上各地出版社都出了不少分科的普及讀物，我們就决定采取目前的形式。
拿到第一批書稿後，編委同仁對“學者論熱點”都有較高的評價，認為這應該是社會科學發展的一條路子。
當然，編輯這類叢書，我們還缺乏經驗，不可避免出些差錯。好在有幾位學界名傢欣然同意擔任本叢書的顧問和編委，使我們頗為感動。在此嚮他們緻以衷心感謝，同時也望讀者們多提意見和建議，使我們在今後的選題和編輯中做得更好。
李明華
石勇：
時間的刻度定格在2007年，中國社會越發撲朔迷離。與“社會結構轉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改革開放”仍然“在路上”，並且在返回的恐懼和前行的步履維艱中繼續着不確定性具有的混亂、無序、焦慮和瘋狂。經驗的觀察可以讓我們把一幅幅社會生活中的圖畫拼湊成21世紀初中國社會現實的大致圖景。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在城市打工，作為廉價勞動力承受着發達國傢的工人階級在今天已無法想象的一切。公務化暴力沒有遏止的跡象，城管、計劃生育人員、警察等“執法人員”的粗暴執法不斷遭到公衆的譴責。
富豪和權貴用資本和權力繼續着他們的“成功敘事”。
在當今中國現代化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呼嘯前進的列車帶着人們閱盡新時代的輝煌景觀，與此同時，篳路藍縷的開拓也展現出前所未有的艱難，暴露了轉型道路設計的不足和空白。
這是一個社會急遽變革、世事不斷更新的時代，這是一個思想遭遇啓蒙、精神之花綻放的時代。哲學、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的研究者欣逢其時，理應對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社會思潮、輿論熱點表達深層的關註，並以學者的胸懷和視野作出學術性的解讀。
學術不能在象牙之塔中自足自美，它必須走嚮民衆。
自然科學需要普及，社會科學也需要普及。在心為物役、信仰缺失、精神貧乏、功利泛濫的時期，哲學、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的普及尤為重要。
在這個領域裏，以學者和專門研究者為對象的純學術著作汗牛充棟，而以廣大民衆為對象的思想性、學術性著作卻十分稀缺。以現實關懷和人文關懷為內容，以學術觀點解讀社會事件和社會熱點問題為特色，以跨學科分析為工具，以社會科學普及為目標，此為本叢書的宗旨。叢書設計之初，編者曾打算按社會科學的各學科分別編輯一本普及著作，但學術界的很多朋友建議我們不要那樣做，他們主張學術貼近社會、貼近實踐、貼近現實和普羅大衆更好，加上各地出版社都出了不少分科的普及讀物，我們就决定采取目前的形式。
拿到第一批書稿後，編委同仁對“學者論熱點”都有較高的評價，認為這應該是社會科學發展的一條路子。
當然，編輯這類叢書，我們還缺乏經驗，不可避免出些差錯。好在有幾位學界名傢欣然同意擔任本叢書的顧問和編委，使我們頗為感動。在此嚮他們緻以衷心感謝，同時也望讀者們多提意見和建議，使我們在今後的選題和編輯中做得更好。
李明華
石勇：
時間的刻度定格在2007年，中國社會越發撲朔迷離。與“社會結構轉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改革開放”仍然“在路上”，並且在返回的恐懼和前行的步履維艱中繼續着不確定性具有的混亂、無序、焦慮和瘋狂。經驗的觀察可以讓我們把一幅幅社會生活中的圖畫拼湊成21世紀初中國社會現實的大致圖景。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在城市打工，作為廉價勞動力承受着發達國傢的工人階級在今天已無法想象的一切。公務化暴力沒有遏止的跡象，城管、計劃生育人員、警察等“執法人員”的粗暴執法不斷遭到公衆的譴責。
富豪和權貴用資本和權力繼續着他們的“成功敘事”。
“中産”和“小資”陶醉於他們的“審美趣味”，似乎現有的社會已成“消費”的樂園。金錢徹底成為中國人最聽得懂的一門語言——不管他是不是商人。
知識精英就改革、文化復興、左與右、公有製與私有製等還在進行緊跟政治社會變遷的激烈爭論。
而執政高層不斷地強調“構建和諧社會”的執政理念，希望通過一些政策的施行阻止嚴重的社會不公的繼續演化。這一切都是歷史的産物。
我們今天所置身的社會是經歷了一代人的改革的一個結果。而在我們可以直接觀察到的“形而下”的社會現實背後，是各種“形而上”的思想理論的存在和它們之間所展開的大搏殺。
在人們的生活以及他們在公共領域的互動中，不時可以看到這些思想理論的身影以及它們之間的較量。
由於中國特殊的政治－社會結構，這些思想理論不僅僅要化作觀念影響人們的思考和行動，而且希望作為理論依據影響國傢政策，最終構建某種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文化秩序。和十年來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樣，這些思想理論也不斷地演變。
由於人不可能生活於真空之中，他無法擺脫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製約，而社會政治經濟結構需要思想理論的合法性論證，或逃避不了它的否定性質疑，因此它們既影響一個人的生活前景、精神結構，又影響甚至决定一個社會未來的方向。
一個人不管有沒有理性，在作出某種行動時都需要對自己的行動進行“理性化的論證”，即在受到他有可能都沒有反思的觀念支配的同時必須證明行動的合理性，哪怕這是無意識的。這說明，僅僅就經驗表層觀察，而不分析思想理論的互動及它們對社會現實問題的回應，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社會圖景必然是殘缺的。
要解釋十年來中國社會的變遷，就必須對十年來的思想潮流的表現和它們的邏輯進行審視。
陳壁生：是的。如果說三十年前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最終達成的是一個國傢的基本共識，十五年前的“南巡講話”也是順應歷史潮流之舉，那麽，到了今天，再來看“改革”問題，所牽涉到的問題便要復雜得多。
如果時間可以用事件的密度來計量，那麽20世紀的世界史可以用“漫長的20世紀”來形容，而中國經過那個漫長的20世紀之後，至少還有一個漫長的21世紀初期。說它“漫長”，主要是因為一些歷史時間段，藴含着太多的可能性和復雜性，集中了太多的事件與思潮，容納了太多的期待與失望。
我們讀“文革”時期的作品，讀80年代的文字，讀90年代的文章，讀今天的報紙網絡上的文字，觀察不同的時期文字的文風、思想的差別，便會感覺到這個社會在短短的數十年間，發生了多大的變化。
知識精英就改革、文化復興、左與右、公有製與私有製等還在進行緊跟政治社會變遷的激烈爭論。
而執政高層不斷地強調“構建和諧社會”的執政理念，希望通過一些政策的施行阻止嚴重的社會不公的繼續演化。這一切都是歷史的産物。
我們今天所置身的社會是經歷了一代人的改革的一個結果。而在我們可以直接觀察到的“形而下”的社會現實背後，是各種“形而上”的思想理論的存在和它們之間所展開的大搏殺。
在人們的生活以及他們在公共領域的互動中，不時可以看到這些思想理論的身影以及它們之間的較量。
由於中國特殊的政治－社會結構，這些思想理論不僅僅要化作觀念影響人們的思考和行動，而且希望作為理論依據影響國傢政策，最終構建某種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文化秩序。和十年來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樣，這些思想理論也不斷地演變。
由於人不可能生活於真空之中，他無法擺脫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製約，而社會政治經濟結構需要思想理論的合法性論證，或逃避不了它的否定性質疑，因此它們既影響一個人的生活前景、精神結構，又影響甚至决定一個社會未來的方向。
一個人不管有沒有理性，在作出某種行動時都需要對自己的行動進行“理性化的論證”，即在受到他有可能都沒有反思的觀念支配的同時必須證明行動的合理性，哪怕這是無意識的。這說明，僅僅就經驗表層觀察，而不分析思想理論的互動及它們對社會現實問題的回應，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社會圖景必然是殘缺的。
要解釋十年來中國社會的變遷，就必須對十年來的思想潮流的表現和它們的邏輯進行審視。
陳壁生：是的。如果說三十年前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最終達成的是一個國傢的基本共識，十五年前的“南巡講話”也是順應歷史潮流之舉，那麽，到了今天，再來看“改革”問題，所牽涉到的問題便要復雜得多。
如果時間可以用事件的密度來計量，那麽20世紀的世界史可以用“漫長的20世紀”來形容，而中國經過那個漫長的20世紀之後，至少還有一個漫長的21世紀初期。說它“漫長”，主要是因為一些歷史時間段，藴含着太多的可能性和復雜性，集中了太多的事件與思潮，容納了太多的期待與失望。
我們讀“文革”時期的作品，讀80年代的文字，讀90年代的文章，讀今天的報紙網絡上的文字，觀察不同的時期文字的文風、思想的差別，便會感覺到這個社會在短短的數十年間，發生了多大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