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的小说不光好读、好看，而且好听。我们在读老舍作品的时候，可能往往在不经意间忽略掉了老舍先生那独具京白韵味的俗与白的语言的律动，老舍作品读着可以悦耳吗？范先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才子，有唱美声的甜美的嗓音，我们洗洗耳、恭听范先生为我们讲《悦耳的老舍》，大家欢迎。
老舍呀，是一个富矿，这矿啊，你从那儿挖呀，都能挖出好东西来。我读老舍也有很多年了，没有什么研究，但是喜欢读。读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最好读出声来，而且用北京话读，就是读着读着你会觉得进入一个音乐的世界，是一种美，是享受。你就觉得，就是从语音的角度就觉得特别舒服，舒服得入了神以后，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分析为什么那么美呀，就像你唱一首你喜欢的歌，越唱越好听，越省劲，你一分析呢，反而会肢解了你的感觉。
老舍的语言悦耳在什么地方呢？这问题有两个层次，一个就是北京话，一个就是老舍的艺术化了的北京话。老舍从小是不幸的，但是他有两个“天赐”，老舍不是写过《牛天赐传》吗？上天给他的好处，一个就是他是北京人，一个就是旗人。就是老舍作品的悦耳，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北京话是一个在音乐上特别讲究的方言。当然我们不排斥别的方言的美，各种方言都有它的美的地方，乡音对于每一个本土的人、本乡本土的人都有亲切的魅力。但是北京话有与众不同的地方，惟独北京话，它是经过了作为官话和国语、普通话几百年的格外地打磨和提炼，北京话有特别美的地方，这几百年的打磨和提炼呢，有没有这过程是不一样的。北京话在元朝的时候，就被定为四海同音的中原之音，1324年在元代的时候，编了一部《中原音韵》，《中原音韵》归纳当时共同语的语音系统，广义地说是北方话，具体地说呢，就是大都话，大都话就是北京话，以这个作为一个基础。到了明代北京话就被定为官话，清朝雍正皇帝那个时候，有官员来给他汇报工作，福建的、广东的，说了半天听不懂，他就火了，下了个命令，说凡是我的官僚都得会官话，也就是北京话，不然我的意思你传达不到下边去，还有你们之间也没法交流，所以凡是想当官得学会官话。那么到了民国，它再次被定为国语的标准音，好多国家定全国的共同语的标准音的地点方言都定在政治中心，可是北平不是政治中心，为什么还让它的话是标准音，我觉得除了各方面原因之外，一个就是它已经过多年推广，一个就是它好听。应该说外地人，全国的知识者，学了普通话。同样反过来，一方面继承，一方面又把他的文化精华反哺给了北京话，潜移默化地去梳理、去调整、去规范北京话让它更加悦耳，从这个意义上讲，北京话的音乐美是北京人和整个中华民族历史性的共同的创造。这是一个就是说老舍呀，他出生在这样一个多灾多难家庭，营养不良，但是他喝着北京的奶水长大，在这方面的营养特别丰富，这算一个天赐吧。
再有一个老舍是地道的旗人，旗人，它入关以前文化上没有什么优势，入关以后在这一点上它很开放，它把自己本民族的方言基本上放弃了，而同时他们就学北京话，同时因为他们的“铁杆儿庄稼”，所以他别的活儿不干，不干，这样就把这个民族挤向了艺术，成了一个在艺术上头特别偏好的一个民族。那么经过一代代满人对语音的锤炼，这样北京话就越来越漂亮了，越来越有表现力。当然也不能说改造北京话完全归功于满族，但是，就是这种全民的艺术化倾向的民族，满族，对语言的美有贡献。甚至有的满族朋友说，就是玩这个，好像有点儿玩北京京腔，他们就觉得特别舒服，特别美。
那么北京话有什么美的地方呢？语音有什么美的地方？一个，语音清脆；一个，四声匀调，特别匀；一个，有轻声，或者叫轻重有度；一个叫节奏明快。我想就两个问题谈一谈，一个就是声调，一个是轻重音。大家都知道中国古诗里头平仄非常重要，这个四声平仄对北京话有没有这么重要，也这么重要。中国的方言有的地方有五种调子，有的六种，广东大概九种。这个方言的声调都各有千秋，可是呢，这个北京话有它特别的优势，我曾经选过《正红旗下》、《我这一辈子》、《想北平》《北京的春节》，还有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当中一些段落，用北京话读，看看四声，统计一下四声都各有多少，找山西人读，找河南人读，找山东人读，找天津人读，统计一下，我不说别的了，说别的有点贬低人家，但是北京我统计了一下，一声占17％，二声占20％，三声20％，四声26％，轻声占 17％。当然这样统计也不全面，但是可以看出非常匀，基本上都差不多，天津话就不一样了，天津话老往下出溜，所以有人说北京话越说越高，北京人说天津话，越说越低，都往下走。这个北京话里头声调和降调出现的概率差不多，显得很和谐，很有律动感。比如我们唱歌的时候，老在高音区唱，你唱着是不是很累？听着也累，有高有低听着舒服，北京话没有这毛病，高了一会儿它就低下来。这个跟北京几百年的文化古都有没有关系，我看有关系。中国的古诗文很讲究声调之美，读书人写东西自然受这个影响，年深日久，这个影响就会渗透到语音系统当中去，整个社会的语音系统受这个影响。你看在北京，那是过去了，寻常百姓家门上贴门联，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事长，平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它第一句的最后是仄，第二句结尾一定是平。现在好多人不懂，贴对子老贴反。平常的成语也都是平仄搭配的，这个慢慢地年深日久成北京人一种审美习惯，审美需要。所以，那北京话就有一种，有的它不合这个怎么办，它就有一种变调，比如说两个上声在一块儿，必须就有一个要变。
对于老舍来讲，让平仄排列得抑扬有秩，既是刻意为之，又是出于自然。老舍说“白话本身不都是金子，得让我们把它炼成金子”。他写出的是地道的北京话，又是经加工的北京话。老舍说呀，即使是散文，平仄的排列也得考虑，也得考究。他说“张三李四好听，张三王八不好听”，说前头两个是两平两仄，有起有落，后头都是平，就没有抑扬，所以他写东西的时候，他很注意，他就说，我上下句的句尾要是能平仄相映，上字的末字，就会把下句的首字给叫出来，把下句给叫出来，让人听着舒服，甚至于可以运用四六句，用点儿排偶，让比较长的对话挺脱有力。比如讲这个福海，你看这一段，他说：“他长得短小精悍，既壮实又秀气，既漂亮又老成。”秀气轻声了，老成上去了，短小精悍，秀气老成，“及至一开口，他的眼光四射，满面春风，话的确俏皮，而不伤人，颇有道理，而不老气横秋。”就是让人读着觉得上下觉得特别地好听。
北京话还有一个好听，就是在所有方言里很特殊一点，它有轻声，你读老舍必须得该轻的地方轻下来，不然就不算北京话，就没有老舍味儿，就不美。比如《骆驼祥子》开头一句话，你们注意这里有多少轻声：“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随手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这里边52个字，轻声有20个，够多的。可是你如果把轻声都重读，就变味了，有点儿像广东人学普通话。轻声很重要，当然除了语音上它还有一个区别词义的作用，比如说孙子，“子”轻声，孙子是我儿子的儿子，可是你要说孙子，就是孙子兵法，那是军事家。大爷，重音放在“爷”上，我是大爷我有钱，大爷，可是这是我大爷，就是我爸爸的哥哥。有时候差别很大，比如说到商店我买帘子，帘子，我买莲子，吃的，回头你买回一个帘子没法吃，所以这个有一个区分语义的问题。北京话的轻声还有一个好处它省劲儿，我们说话的时候要每一个字音如果都是那么平均用力，音强不变，发音器官老是这么紧张，说着费劲，听着也费劲，听长了会让人觉得疲倦。所以这样有抑、有扬、有轻、有重这么交错就省劲儿，这个省力原则是一个很优越的地方。当然北京人我觉得说话不费劲，跟这个有关系。
读老舍如果注意了四声再加上轻声到位，那味就出来了。老舍在他的各种文章里头提到语言要悦耳，我们写的东西要悦耳。为什么这样，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甚至于很痴迷的艺术追求。有的散文作家对音乐美不像老舍这么在意，我随便翻一个大作家的作品，就有这样的句子，比如说“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我就替你们做代表吧”。像这样的例子在老舍的作品里头我翻了半天找不着，也许他写过，写完以后一读不对劲儿，改了，绝对没有。当然我也不认为这个大作家不高明，我说的是郁达夫，就是有些作家呀，他的作品就是要给人看的，没打算让人读。老舍的呢，既让你看，又打算让你读，这个咱也用不着有一个统一标准，统一要求。但是，既让你看，又让你听着美，总是个优点吧。他不能让文字只在纸上而且应该让它飞到空中去，他要在自然当中求得悦耳生动，甚至他说，“我留神音调的美妙远过于修辞的选择”，非常注意这个。他改了又改，有些字，一个虚词到底是用“呢”，还是用“了”呢，他都反复地去琢磨，而且他常常不满意。所以他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要把文字的义、形、音三个都联合运用起来，把文字语言的潜力都挖出来，就是让文字也应该变成声音，这样就打开了又一个空间，就是声音的空间。这个呢，是老舍的一个重要的艺术追求，并不是所有的作家、散文作家都注意到的。
那么老舍是怎么样做到这一点的呢？他没有一个模式，他凭着感觉、凭着修养、凭着感情的需要，自然而然出口成章，然后再去推敲。但是这里头呢，有一个核心，就是老舍十分看重的“律动”，他说“一段文字的律动音节，是能代事实道出感情的”，他把律动比做有声电影的配乐。这个律动应该怎么理解呢？在自然界里头有律动，音乐里有律动，舞蹈律动，体育律动，都有。这个词儿，老舍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用过，1949年以后就没见他用，但是实际上他说的就是这回事儿。比如我们举个例子，虎妞跟祥子结婚了，结婚以后特别高兴，小日子过得挺美，我们注意每一句的结尾。“虎妞很高兴，她张罗着煮元宵、包饺子，白天逛庙，晚上逛灯。”这几段句尾是仄平轻仄平，在音调上有两次起伏，听着很自然、很舒服，整句话落在平声上，晚上逛灯，他烘托新婚之后高兴的心情。你如果颠倒过来，晚上逛灯，白天逛庙，是不是就没那个劲了？论句式，节奏短促，这个就跟虎妞那忙活劲儿就互相配合，跟她的兴奋劲儿相合。还有“煮元宵”仄平平，“包饺子”，平仄仄，“白天”，平平，“晚上”，仄仄。这个词义跟平仄对仗得很工整，就是这个音乐性跟这个情绪表现得更完美。那么是不是都这样呢？你看那个祥子有一段在杨家干活，杨家使唤得简直就没法办了，他不能容忍，他就背着铺盖卷出来了，辞了工了。他这么写：“初秋的夜晚，星光夜影里阵阵的小风，祥子抬起头看着高远的天河，叹了口气，他的胸脯又是那么宽，可是他觉到空气仿佛不够，胸中非常憋闷。”这两句呢，节奏就比较舒缓，一个人走到大街上茫然无望，所以这个长句子从仄开始，落到仄，落到那个去声“气”上。为什么这样呢？祥子心情不好，你再往下看，他说，“拉着铺盖卷，他越走越慢，好像自己已经不是拿起腿就能跑个十里八里的祥子了。”这个头两句都是仄声，最后一句落在轻声“了”上面，而且很长，23个字，9个仄声，8个轻声，一读起来就觉得很沉重。
所以老舍自己说，他说：“我们若要传达悲情，我们就需选择些色彩不太强烈的字，声音不太响亮的字，造成稍长的句子，使大家读了因为语调的缓慢、文字的暗淡，而感到悲哀。”他不仅仅是注意到一句的律动，而且他告诉我们，考虑一句的律动的时候，要考虑到全段、全篇，就像我们作曲家作曲一样。你这一句子要整个乐段里头、乐章里头、全曲里头都能够有这样一个统一的调子。《骆驼祥子》虎妞找祥子去那段，说我有了，两人在北海大桥那儿溜来溜去，那里头特别讲究这个，讲究情绪跟语音的配合。那么律动是什么意思呢？咱们不讲音乐上或者运动上，就讲语音上，我想从外在的来讲，它是一种音节、音高、音强、气息，一种有规律的运动、起伏造成的听觉感受；从内在来讲，是内心情感、感觉的这种起伏、波动。前者是属于物理的、生理的，后者是属于心理的，老舍他最注意的就是要把自己的北京话提高到能够充分地表现人物感情的律动跟他一致，所以你读起来你就会感觉到在音乐性上是非常美的，而且就像那个电影的配乐一样，让你感觉到那个气氛，让你走进那个感觉的世界、音乐的世界里头去。这也是一种享受，也是他的作品特别能打动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
老舍呀，是一个富矿，这矿啊，你从那儿挖呀，都能挖出好东西来。我读老舍也有很多年了，没有什么研究，但是喜欢读。读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最好读出声来，而且用北京话读，就是读着读着你会觉得进入一个音乐的世界，是一种美，是享受。你就觉得，就是从语音的角度就觉得特别舒服，舒服得入了神以后，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分析为什么那么美呀，就像你唱一首你喜欢的歌，越唱越好听，越省劲，你一分析呢，反而会肢解了你的感觉。
老舍的语言悦耳在什么地方呢？这问题有两个层次，一个就是北京话，一个就是老舍的艺术化了的北京话。老舍从小是不幸的，但是他有两个“天赐”，老舍不是写过《牛天赐传》吗？上天给他的好处，一个就是他是北京人，一个就是旗人。就是老舍作品的悦耳，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北京话是一个在音乐上特别讲究的方言。当然我们不排斥别的方言的美，各种方言都有它的美的地方，乡音对于每一个本土的人、本乡本土的人都有亲切的魅力。但是北京话有与众不同的地方，惟独北京话，它是经过了作为官话和国语、普通话几百年的格外地打磨和提炼，北京话有特别美的地方，这几百年的打磨和提炼呢，有没有这过程是不一样的。北京话在元朝的时候，就被定为四海同音的中原之音，1324年在元代的时候，编了一部《中原音韵》，《中原音韵》归纳当时共同语的语音系统，广义地说是北方话，具体地说呢，就是大都话，大都话就是北京话，以这个作为一个基础。到了明代北京话就被定为官话，清朝雍正皇帝那个时候，有官员来给他汇报工作，福建的、广东的，说了半天听不懂，他就火了，下了个命令，说凡是我的官僚都得会官话，也就是北京话，不然我的意思你传达不到下边去，还有你们之间也没法交流，所以凡是想当官得学会官话。那么到了民国，它再次被定为国语的标准音，好多国家定全国的共同语的标准音的地点方言都定在政治中心，可是北平不是政治中心，为什么还让它的话是标准音，我觉得除了各方面原因之外，一个就是它已经过多年推广，一个就是它好听。应该说外地人，全国的知识者，学了普通话。同样反过来，一方面继承，一方面又把他的文化精华反哺给了北京话，潜移默化地去梳理、去调整、去规范北京话让它更加悦耳，从这个意义上讲，北京话的音乐美是北京人和整个中华民族历史性的共同的创造。这是一个就是说老舍呀，他出生在这样一个多灾多难家庭，营养不良，但是他喝着北京的奶水长大，在这方面的营养特别丰富，这算一个天赐吧。
再有一个老舍是地道的旗人，旗人，它入关以前文化上没有什么优势，入关以后在这一点上它很开放，它把自己本民族的方言基本上放弃了，而同时他们就学北京话，同时因为他们的“铁杆儿庄稼”，所以他别的活儿不干，不干，这样就把这个民族挤向了艺术，成了一个在艺术上头特别偏好的一个民族。那么经过一代代满人对语音的锤炼，这样北京话就越来越漂亮了，越来越有表现力。当然也不能说改造北京话完全归功于满族，但是，就是这种全民的艺术化倾向的民族，满族，对语言的美有贡献。甚至有的满族朋友说，就是玩这个，好像有点儿玩北京京腔，他们就觉得特别舒服，特别美。
那么北京话有什么美的地方呢？语音有什么美的地方？一个，语音清脆；一个，四声匀调，特别匀；一个，有轻声，或者叫轻重有度；一个叫节奏明快。我想就两个问题谈一谈，一个就是声调，一个是轻重音。大家都知道中国古诗里头平仄非常重要，这个四声平仄对北京话有没有这么重要，也这么重要。中国的方言有的地方有五种调子，有的六种，广东大概九种。这个方言的声调都各有千秋，可是呢，这个北京话有它特别的优势，我曾经选过《正红旗下》、《我这一辈子》、《想北平》《北京的春节》，还有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当中一些段落，用北京话读，看看四声，统计一下四声都各有多少，找山西人读，找河南人读，找山东人读，找天津人读，统计一下，我不说别的了，说别的有点贬低人家，但是北京我统计了一下，一声占17％，二声占20％，三声20％，四声26％，轻声占 17％。当然这样统计也不全面，但是可以看出非常匀，基本上都差不多，天津话就不一样了，天津话老往下出溜，所以有人说北京话越说越高，北京人说天津话，越说越低，都往下走。这个北京话里头声调和降调出现的概率差不多，显得很和谐，很有律动感。比如我们唱歌的时候，老在高音区唱，你唱着是不是很累？听着也累，有高有低听着舒服，北京话没有这毛病，高了一会儿它就低下来。这个跟北京几百年的文化古都有没有关系，我看有关系。中国的古诗文很讲究声调之美，读书人写东西自然受这个影响，年深日久，这个影响就会渗透到语音系统当中去，整个社会的语音系统受这个影响。你看在北京，那是过去了，寻常百姓家门上贴门联，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事长，平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它第一句的最后是仄，第二句结尾一定是平。现在好多人不懂，贴对子老贴反。平常的成语也都是平仄搭配的，这个慢慢地年深日久成北京人一种审美习惯，审美需要。所以，那北京话就有一种，有的它不合这个怎么办，它就有一种变调，比如说两个上声在一块儿，必须就有一个要变。
对于老舍来讲，让平仄排列得抑扬有秩，既是刻意为之，又是出于自然。老舍说“白话本身不都是金子，得让我们把它炼成金子”。他写出的是地道的北京话，又是经加工的北京话。老舍说呀，即使是散文，平仄的排列也得考虑，也得考究。他说“张三李四好听，张三王八不好听”，说前头两个是两平两仄，有起有落，后头都是平，就没有抑扬，所以他写东西的时候，他很注意，他就说，我上下句的句尾要是能平仄相映，上字的末字，就会把下句的首字给叫出来，把下句给叫出来，让人听着舒服，甚至于可以运用四六句，用点儿排偶，让比较长的对话挺脱有力。比如讲这个福海，你看这一段，他说：“他长得短小精悍，既壮实又秀气，既漂亮又老成。”秀气轻声了，老成上去了，短小精悍，秀气老成，“及至一开口，他的眼光四射，满面春风，话的确俏皮，而不伤人，颇有道理，而不老气横秋。”就是让人读着觉得上下觉得特别地好听。
北京话还有一个好听，就是在所有方言里很特殊一点，它有轻声，你读老舍必须得该轻的地方轻下来，不然就不算北京话，就没有老舍味儿，就不美。比如《骆驼祥子》开头一句话，你们注意这里有多少轻声：“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随手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这里边52个字，轻声有20个，够多的。可是你如果把轻声都重读，就变味了，有点儿像广东人学普通话。轻声很重要，当然除了语音上它还有一个区别词义的作用，比如说孙子，“子”轻声，孙子是我儿子的儿子，可是你要说孙子，就是孙子兵法，那是军事家。大爷，重音放在“爷”上，我是大爷我有钱，大爷，可是这是我大爷，就是我爸爸的哥哥。有时候差别很大，比如说到商店我买帘子，帘子，我买莲子，吃的，回头你买回一个帘子没法吃，所以这个有一个区分语义的问题。北京话的轻声还有一个好处它省劲儿，我们说话的时候要每一个字音如果都是那么平均用力，音强不变，发音器官老是这么紧张，说着费劲，听着也费劲，听长了会让人觉得疲倦。所以这样有抑、有扬、有轻、有重这么交错就省劲儿，这个省力原则是一个很优越的地方。当然北京人我觉得说话不费劲，跟这个有关系。
读老舍如果注意了四声再加上轻声到位，那味就出来了。老舍在他的各种文章里头提到语言要悦耳，我们写的东西要悦耳。为什么这样，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甚至于很痴迷的艺术追求。有的散文作家对音乐美不像老舍这么在意，我随便翻一个大作家的作品，就有这样的句子，比如说“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我就替你们做代表吧”。像这样的例子在老舍的作品里头我翻了半天找不着，也许他写过，写完以后一读不对劲儿，改了，绝对没有。当然我也不认为这个大作家不高明，我说的是郁达夫，就是有些作家呀，他的作品就是要给人看的，没打算让人读。老舍的呢，既让你看，又打算让你读，这个咱也用不着有一个统一标准，统一要求。但是，既让你看，又让你听着美，总是个优点吧。他不能让文字只在纸上而且应该让它飞到空中去，他要在自然当中求得悦耳生动，甚至他说，“我留神音调的美妙远过于修辞的选择”，非常注意这个。他改了又改，有些字，一个虚词到底是用“呢”，还是用“了”呢，他都反复地去琢磨，而且他常常不满意。所以他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要把文字的义、形、音三个都联合运用起来，把文字语言的潜力都挖出来，就是让文字也应该变成声音，这样就打开了又一个空间，就是声音的空间。这个呢，是老舍的一个重要的艺术追求，并不是所有的作家、散文作家都注意到的。
那么老舍是怎么样做到这一点的呢？他没有一个模式，他凭着感觉、凭着修养、凭着感情的需要，自然而然出口成章，然后再去推敲。但是这里头呢，有一个核心，就是老舍十分看重的“律动”，他说“一段文字的律动音节，是能代事实道出感情的”，他把律动比做有声电影的配乐。这个律动应该怎么理解呢？在自然界里头有律动，音乐里有律动，舞蹈律动，体育律动，都有。这个词儿，老舍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用过，1949年以后就没见他用，但是实际上他说的就是这回事儿。比如我们举个例子，虎妞跟祥子结婚了，结婚以后特别高兴，小日子过得挺美，我们注意每一句的结尾。“虎妞很高兴，她张罗着煮元宵、包饺子，白天逛庙，晚上逛灯。”这几段句尾是仄平轻仄平，在音调上有两次起伏，听着很自然、很舒服，整句话落在平声上，晚上逛灯，他烘托新婚之后高兴的心情。你如果颠倒过来，晚上逛灯，白天逛庙，是不是就没那个劲了？论句式，节奏短促，这个就跟虎妞那忙活劲儿就互相配合，跟她的兴奋劲儿相合。还有“煮元宵”仄平平，“包饺子”，平仄仄，“白天”，平平，“晚上”，仄仄。这个词义跟平仄对仗得很工整，就是这个音乐性跟这个情绪表现得更完美。那么是不是都这样呢？你看那个祥子有一段在杨家干活，杨家使唤得简直就没法办了，他不能容忍，他就背着铺盖卷出来了，辞了工了。他这么写：“初秋的夜晚，星光夜影里阵阵的小风，祥子抬起头看着高远的天河，叹了口气，他的胸脯又是那么宽，可是他觉到空气仿佛不够，胸中非常憋闷。”这两句呢，节奏就比较舒缓，一个人走到大街上茫然无望，所以这个长句子从仄开始，落到仄，落到那个去声“气”上。为什么这样呢？祥子心情不好，你再往下看，他说，“拉着铺盖卷，他越走越慢，好像自己已经不是拿起腿就能跑个十里八里的祥子了。”这个头两句都是仄声，最后一句落在轻声“了”上面，而且很长，23个字，9个仄声，8个轻声，一读起来就觉得很沉重。
所以老舍自己说，他说：“我们若要传达悲情，我们就需选择些色彩不太强烈的字，声音不太响亮的字，造成稍长的句子，使大家读了因为语调的缓慢、文字的暗淡，而感到悲哀。”他不仅仅是注意到一句的律动，而且他告诉我们，考虑一句的律动的时候，要考虑到全段、全篇，就像我们作曲家作曲一样。你这一句子要整个乐段里头、乐章里头、全曲里头都能够有这样一个统一的调子。《骆驼祥子》虎妞找祥子去那段，说我有了，两人在北海大桥那儿溜来溜去，那里头特别讲究这个，讲究情绪跟语音的配合。那么律动是什么意思呢？咱们不讲音乐上或者运动上，就讲语音上，我想从外在的来讲，它是一种音节、音高、音强、气息，一种有规律的运动、起伏造成的听觉感受；从内在来讲，是内心情感、感觉的这种起伏、波动。前者是属于物理的、生理的，后者是属于心理的，老舍他最注意的就是要把自己的北京话提高到能够充分地表现人物感情的律动跟他一致，所以你读起来你就会感觉到在音乐性上是非常美的，而且就像那个电影的配乐一样，让你感觉到那个气氛，让你走进那个感觉的世界、音乐的世界里头去。这也是一种享受，也是他的作品特别能打动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